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設於偉倫街長凳位置

政府將於偉倫街加設來往白田邨和九龍城碼頭的2E巴士站，此舉所引起的交通安全問題令不少居民疑慮。

新設的2E巴士站將設於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對面（偉倫街中段）。可是，由於偉倫街本身已經非常狹窄，在去年底因為重建工程改路，已將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則由行駛南昌街改為駛入偉倫街，進一步減少行車空間，威脅道路安全。最近就發生了兩次輕微的交通意外。

偉倫街中段沒有行人過路處，很多居民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地方橫過馬路，尤其是老人、媽媽帶著小朋友過路時，當有車輛高速駛過，實在險象環生。若果再於104站對面增設2E巴士新站的話，必定會有更多人橫過馬路，一旦司機看漏眼，就會發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偉倫街長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實可以設於偉倫街的長凳對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較大空間，亦與垃圾站處的104站有一定距離，減低交通意外風險。這樣，在偉倫街的小商戶及私人樓居民也不會因店外新設巴士站而受到影響。

停止政治恐嚇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顧安全，亦會危及偉倫街小商戶的生計，導致小店結業，但保皇黨還是執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偉倫街中段的其中一間商舖老闆曾在選舉期間公開支持二號參選人鄧美晶，並於店內貼上其海報。他最近表示，在選舉結束過後，一個月內曾有三名男子分別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為你之前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會在你（舖頭）門口。”我們強烈譴責政治恐嚇行為，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權表達不同政見，不容任何政治威嚇！

銅鑼灣書店老闆店長逐一失蹤　白色恐怖加劇

在香港售賣中國大陸“禁書”聞名的銅鑼灣書店在近月間先後有5名店長、職員、主管神秘失蹤！據悉早在去年十月，書店母公司巨流傳媒的股東和經理桂民海、張志平與呂波在大陸及泰國，以及店長林榮基相繼失蹤，被指遭中國方面拘禁。而及後十二月底，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其妻子報警求助，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失蹤，人卻後來出現在大陸，而沒有出入境紀錄，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國人員越境執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銅鑼灣書店出售的，是在大陸買不到、無法出版發售的政治“禁書”，尤以銷售中共時政和高層內幕書藉而著名，經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光顧，亦成為大陸人獲取官方以外政治資訊的一個途徑。

在銅鑼灣書店出版的中國政治禁書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書店五人接連神秘消失，有報導指是當局企圖要阻止桂民海的新書出版，公然打壓出版自由。

近年來北京試圖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假普選、網絡二十三條等惡法，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可謂是中共專制箝制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壓。而在中國，過去一年就有超過三百名維權人士及律師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輪的白色恐怖。

由於書店成員集體失蹤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民間社會相繼組織起抗爭行動，令本身三緘其口的港府不得不開腔回應。保安局表示會追查事件，雖然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顯然這是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的影響。而事件後來出現的疑似李波的傳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內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銷案，均是中共的慣常伎倆，以恫嚇和威迫手段試圖平息事件，這亦是政權受到抗爭壓力下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與出版言論自由緊密相連，亦顯示香港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無法獨善其身的道理。社會主義者捍衛出版、結社、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並要求當局釋放所有異見分子及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未來的抗爭需要更有力組織起來，團結中港兩地的鬥爭共同結束中共暴政。

彼特達林被捕標誌著中國鎮壓進入灰暗的新階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權分子彼特達林（Peter Dahlin）被中國公安拘留。較早前官方報道指，居於北京的達林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樣被捕。這案件代表著習近平的專制鎮壓進入令人心寒的新階段。此前香港五名書商被中國公安綁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國失蹤，五人現正被拘留於中國。

兩周以來瑞典當局被拒絕接觸達林，中國方面拒絕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獲得罕見疾病的藥物。與很多其他被國家鎮壓的受害者一樣，他不被允許會面律師。中國當局這些做法違反國家協議。“拒絕領事通信是直接違反中國法律以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再者，當局持續隱瞞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強迫失蹤，違反國際法。”彼特所屬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的聲明表示。

達林的案件顯然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與中國今天兩個趨勢有關連的：一、去年七月開始大量人權律師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習近平最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這法例是用來封鎖受海外資助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並進一步廢其武功。

這些都是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鎮壓措施中的一部分。正準備在瑞典國會舉行抗議、要求中共釋放達林的趙大華表示：“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進入鎮壓拘留的黑暗之夜。 ”

“（鎮壓的）目標是公民社會、博客、勞權分子和其他挑戰獨裁體制的人士──包括那些在體制內行動、沒有違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為所欲為，不用理會其他政府和媒體說什麼。”他表示。

中共獨裁體制愈來愈恐懼群眾動盪可能將會發生──鎮壓無疑與最近的經濟不穩──所有團體被以民族主義的修辭標籤為“西方價值”。因此，像達林般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分子成為中共大造“反外國人”文章的對象。“彼特作為外國人，表明著專業法援人士在中國被打壓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發言人向《紐約時報》表示。中國官媒報道協會是“美國非政府組織”，而協會則指這是完全不符事實。

鎮壓加劇 

自七月以來，超過三百名律師、律師事務所職員以及其他活躍分子被拘留及審訊。上周，十名律師被控嚴重罪名，意味著預料會被判有罪。在中國司法系統裡，98%的被告會被判有罪──在高調的政治審判中則是100%。

英國《衛報》發表一封由20名國際律師及法學家撰寫的公開信，表達合理的恐懼──被拘留的律師曾面對“高風險的酷刑和其他殘酷而不人道的對待”。

“顛覆國家政權”

最近十名律師及法律工作者面臨“顛覆國家政權”──這些指控極為嚴重，可判終生監禁。諾貝爾得獎者劉曉波在2009年被判監十一年，當時被控的罪名是相對較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習近平在國家鎮壓上加重注碼的措施。

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包括曾為“女權五姊妹”（她們去年三月被捕後引起全球抗議，期後獲釋）辯護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龍軍，以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周世鋒。鋒銳律師事務所因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協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權。

活躍分子大華表示：“鋒銳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團隊現正被獨裁者粉碎，這是大規模殺一儆百的詭計。”

達林的案件與當局迫害人權律師關係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經開始擔憂。“在被拘捕幾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對一名人權律師的審問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說。據瑞典的電台消息指，達林現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權不同意的行為。

香港綁架案

香港五名書商失蹤事件觸發起抗議行動，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機。事件代表著北京的鎮壓升級。與達林被捕一樣，這事件標誌著習近平鎮壓“全球化”，接近無視海外政府會如何反應。五名專門售賣關於中共領導層花邊身邊書籍的書商，過去四個月在詭異的情況下失蹤。據報道他們計劃出版關於習近平性生活的新書──可能因此而令他們被綁架。

新書的主腦桂民海，據其女兒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國被非法綁架。泰國軍方與北京關係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出現，明顯是依著講稿哭著說他是自願留在中國，呼籲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議和被媒體惡意炒作。

桂民海現身於電視的畫面上，情況就有著史大林大審判的一切特點──欠缺任何邏輯和可信性。他聲稱自願回到中國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車禍而被判緩刑兩年的案件自首。但為什麼他要路經泰國呢？為什麼他四個月行蹤不明呢？而如何解釋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時失蹤呢？眾所周知中國當局經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關押及其他施壓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願意“合作”招供認罪，可以獲得較輕的懲罰。有研究顯示，95%的訴狀中帶有濃厚的供認色彩。

瑞典緘默不言

中共獨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嚇勒索的方式來誣陷敵人，也延伸至對待其他國家政府的關係。《紐約時報》報道指，瑞典當局在達林失蹤及被捕事件上緘默不言。同樣，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順應整個趨勢。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經濟懲罰。挪威的經驗就是一樁案例，該國頒發諾貝爾獎予劉曉波後，中國凍結與奧斯陸的政治關係，並威脅會杯葛挪威產品。及後，挪威為了討好北京，拒絕藏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到訪。英國總理卡梅倫在2012年與達賴喇嘛會面觸怒北京後，承諾不會再犯。瑞典總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訪中國時做得更徹底，一名記者多次報道，勒夫文拒絕以“獨裁體制”稱呼中國，改稱之“一黨國家”。

一定要在國內及國際上作出抵抗中國的鎮壓升級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這場鬥爭中，中國活躍分子只能依賴世界各地的活躍分子及基層勞動者的支持和同情。諷刺的是，中共政權宣傳外國資本主義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國挑動抗議，但同時這些政府被證實是維穩的可靠盟友，不會向暴虐的專制鎮壓作出抗議。

抗議行動：不滿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在瑞典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國當局抓捕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書店的書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被中國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1月19日，達林現身於中央電視台畫面，稱自己對被捕“沒任何不滿，獲公平對待”，表示自己“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明顯是受威脅下依稿照讀。彼特達林身體狀況堪憂，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療尚不得知。對此，瑞典政府態度曖昧，閃爍其詞，不願意表態。

“中國已經進入了鎮壓人權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組織者，社正黨華人黨員趙大華指出：“中國政府想通過鎮壓社會上的公民和勞權人士維護其獨裁統治，並且不顧忌群眾不滿和批評為所欲為。”

社正黨瑞典籍黨員Per- Ake指出：“中國和瑞典之間有大量的經濟貿易往來，瑞典政府最關心的是在華商業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權利或者中國的人權狀況。”

抗議結束後，趙大華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國支部遞交抗議信，抗議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的狀況。

三大重設2E新站的理由

自從去年底2E站因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樓站搬至安田樓），白田的確需要一個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區內上落。可是，保皇黨區議員甄啟榮倉卒推行新站，位置沒有諮詢過大多數居民，也沒有權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還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說其位置帶來的危險。

保皇黨議員行事作風一向專橫獨斷，只求草草完工，好讓自己拉橫額出來炫耀自己“成功爭取”，但事前沒有周詳考慮符合整體居民利益的計劃。面對反對居民的意見和質詢，甄啟榮的唯一回應是指控我們“極端偏激”。這就是他一貫對待異見的態度。

新站釀成交通黑點

2E新站位置令該處淪為交通陷阱！該處偉倫街馬路極為狹窄，兩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與對車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於104站的正對面，在擁擠的環境下令危險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於消防通道對面，乘客下車後很自然在無燈位的地方橫過馬路，極為容易釀成意外。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新站應設於偉倫街長櫈位置，因為該處馬路寬敞得多，只要修建一個凹位讓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與對頭車碰撞的危險；第二，該處就在交通燈過路處旁邊，乘客下車後可以橫過過路處回家。

甄啟榮質疑這位置會造成交通阻塞，其實修建凹位只屬小型工程。甄生所屬的政黨經民聯，在區議會提出動用一億元，興建不切實際的“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現在居民只是要求花點資源改善交通設施，為什麽要怕麻煩呢？

抵抗政治恐嚇

甄啟榮指控社我們“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實上是保皇黨要向異見者進行政治報復。

有店主表示曾經收到恐嚇，有人到他的店舖說“因為你之前（選舉）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站會喺你（舖頭）門口”。保皇黨將社區政策公器私用，變成政治報復的工具。我們強烈譴責此等政治清算行為。任何人也應享有表達不同政見的權利，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嚇！

2E新站落成後，白田購物中心一帶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響，因此多名店主都聯署反對新站，要求重設於更合適的位置。甄啟榮選票至上，因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無視他們的權利。地區小店讓居民有更便宜的選擇，若果它們結業的話，居民只能光顧石硤尾邨的大型連鎖店。居民與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應團結起來對抗保皇黨的不義政策。

初一旺角爆發“夜市騷亂”

農曆新年初一，警察強硬趕走夜市小販，激發群眾不滿，釀成猴年夜市騷亂。警察高調打壓旺角朗豪坊一帶的熟食小販，顯然有意展示警隊作為鎮壓機器的權威。事件與民眾爆發衝突後釀成騷亂。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發言人表示會陸續逮捕更多人。據媒體報道，受傷人數超過120人。

農曆新年期間的小販夜市一向是香港傳統，但政府自去年起，開始大力打壓所謂“無牌經營”的小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間放寬管制，激發廣大市民不滿。今年政府變本加厲，對此不滿的民眾更有準備地動員起來支持小販，在旺角街道充斥對峙的火藥味。

晚上十時多，食環署人員在驅趕小販期間，被大批不滿的民眾包圍，開始醞釀衝突。至十一時許，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及揮動警棍襲擊示威者。零晨二時，當示威者於亞皆老街向警察拋擲雜物時，有警員突然向天開出兩槍，再用槍指向民眾，令群眾的憤怒上升至頂點，促發一連串的暴力衝突。香港警例對警務人員使用槍械有嚴格規定，並且不容許人員以向天開槍作為示警方法。開天槍事件意味著警權再一次衝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傘運動時的場景，不但多次出動胡椒噴霧，多名市民被圍毆十多秒至頭破血流，受傷倒地。凌晨四時，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開始從地上拆路磚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記者拍攝。示威者不斷向警察拋擲路磚，並擊碎一架警車的玻璃，警察亦拋擲路磚還擊。有示威者聚集在山東街與西洋菜街交界堆積紙皮及木皮等雜物縱火，旺角街頭多處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燒。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騷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及主流媒體將會利用今次騷亂，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為“暴徒”，藉以合理化擴張警權，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議所謂“勇武鬥爭”的本質就是暴動，雖然本土派團體成員在今次騷亂中只有約廿人左右，但主流媒體會誇大他們的角色，以便發動“港獨勢力發動暴動”的輿論攻勢，阻嚇廣大群眾投入民主鬥爭。

今次騷亂很可能有親政府黑幫在背後挑動，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製造“暴徒”畫面。但肯定的是，騷亂手法受到部分群眾的支持，被視為對黑警報仇的手法。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憤怒一直在積累起來，但由於感到“和平抗爭”沒有效果，卻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將運動升級，簡單地以為“暴力抗爭”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組織綱領才是關鍵。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況下，打砸行動與暴力對抗愈來愈受到一批激進的年輕人所支持。

社會主義者支持示威者自衛的權利，但我們強調必須以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進行，而通過民主工人組織來組織自衛力量。然而，騷亂或暴動並不是挑戰政權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衝擊體制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警察暴力，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制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成為了香港的一個政治炸彈。自梁振英政府進行新一論的退保諮詢，經已面對廣泛社會的口誅筆伐與抗爭行動，但這場鬥爭需要透過清晰的訴求組織起來。《社會主義者》在此討論我們對全民退保鬥爭的立場。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終於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兩個方案，而兩者的退保金額皆為每月$3230。其中，“不論貧富”是指無任何審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稅或開徵其他稅項來維持。至於“有經濟需要”則是指需要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單身長者的資產限額（包括儲蓄）為$80,000，夫婦二人的資產限額為$125,000，假若採納這個方案則只需象徵性地將利得稅調升0.4%。

實際上，政府早已對全民退保抱有預設立場，與其說是個諮詢，更多的是在嘗試污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諱言道，要“維持現行稅制和稅率”，而“引入‘不論貧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稅甚或開徵新稅種，都會偏離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稅率制度”。但香港的利得稅是全世界發達地區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稅，稅率仍然是英國的水平，甚至比美國（35%）丶日本（38%）還要低，難道這些國家沒有“競爭力”嗎？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寧可犧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對加稅以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當然這亦是要推動各財團已經染指的老年服務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間社會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會在五十年內出現赤字，用來藉詞反對全民性的養老金制度。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制度，以保障所有勞動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撓。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過私營的“強制性公積金”，並在2000年12月正式實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個月將工資的5%作為強積金供款，並交由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人與自由市場中投機博弈。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是充滿波動與危機，尤其是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勞動者的強積金往往蝕本，單在2008年就錄得了平均25.9%的虧損，而在2015年間每名打工仔的強積金就平均蝕了近萬元。勞動者只能於65歲後領取金額時往往不足以應對退休生活，但負責管理基金的銀行或金融公司無論升跌卻都穩賺管理費！與其說強積金是工人們的退休保障，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府對銀行金融界的利益輸送。況且，強積金也沒有包含外勞或者全職家庭主婦，導致貧窮長者中大多數都是女性。

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官方貧窮線下有超過一百三十萬貧窮人口，貧窮率達18.5%。而當中比例最高的年齡組別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於貧窮之中。政府的貧窮線訂立之低（單身人士的貧窮線為$3600），令到實際的貧窮問題被嚴重低估，許多低收入的長者都“被富裕”起來。解決年老長者的生活保障已經是破在燃眉的問題。

不計算強積金，現時港府提供給所有長者的社會保障就只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凡年滿70歲以上的長者可以領取$1180的生果金（這個名稱就是戲稱金額只足夠買水果之用），而65到70歲的長者甚至要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申領。至於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70歲以上的長者則可以領取$2390的“長者生活津貼”。但這個金額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長者的基本生活，難怪香港仍然有許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維生。要消滅老人貧窮，我們必須為全民退保鬥爭作為開始。

全民退休保障─錢從何來？

全民退休保障面對政府和資本家的輿論攻勢──錢從何來。為了作出回應，社會不同界別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需要提出一個改變經濟制度的方案，才能有長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間社會於過去數年間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這些方案提出讓每名65歲以上的老人家給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間提出的這些全民性養老金計劃，毋須翻復的官僚審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夠獲得比現時更好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大進步。

不過，有必要指出現時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學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間方案都存在著原則性的局限，社會主義者必須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團體包括全民退保聯席、公共專業聯盟、泛民支持的“學者方案”、甚至工聯會也包括在內，可謂五花百門，眼花撩亂。

不過，他們實際上均大同小異：全部都主張“三方供款”成立養老基金的做法，並儘量避免大幅加稅，分別只是在於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謂“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出資作為全民退保經費來源，而僱主及僱員的部分從現行強積金供款中抽調，即是說打工仔5%的供款額不變，只是一部分將會作全民養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繼續作強積金。至於政府則負責500-1000億的剩餘開支。

但問題來了。首先，這些方案都並沒有廢除強積金制度。這些方案即使嘗試改革強積金，降低其供款額，但實際上卻“默認”強積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說強積金制度將勞動者的血汗錢利益輸送到銀行家手中，因此我們主張全面廢除強積金，並將現有的強積金轉移作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資金。

第二，民間方案仍然要求工人們利用自己的工資一部份來作養老金供款。沒有減少現時勞動者的開支負擔。“自己供養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不過，香港一直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勞動者的保障與工資根本不足。被剝削的打工仔連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問題）都成問題，又如何有多餘的錢作退保供款呢？

同樣道理，退休長者在年輕的時候以勞動建設社會，讓資本財團獲得鉅額財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儲錢供養自己”的制度，而是財富再分配讓退休工人拿回應得的勞動成果，成本應該由富人和政府承擔。

第三，所有坊間方案都試圖在不大幅增加稅項下進行，並且花費大量篇幅證明該融資方案能在五十年內維持。實際上，這正正墜入了政府和資本主義的語境中，要維持簡單低稅率制度、政府財政要量入為出，間接承認了商界利益與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義制度的不可動搖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暴露了建制陣型中的嚴重分裂，一派代表著億萬富豪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嘗試回應普通市民的巨大壓力。

旺角騷亂後：梁振英與警察準備反撲

旺角在大年初一發生騷亂，至今42人被控暴動罪。事件始於政府大力打壓旺角的無牌夜市，激起警察與捍衛小販人士及本土派爆發衝突。衝突中警察向天開槍，成為了整晚騷亂的導火線。警察暴力毆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騷亂人士向警察拋擲雜物及地磚，總共124人受傷，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記者。

旺角騷亂是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本港首次定性公眾集會為“暴亂”。在某方面來說，年初一事件是給梁振英的一份大禮物，給予政府有藉口加強警察暴力鎮壓，也為未來更嚴厲重判示威人士鋪平道路。警察聲稱搜查到“武器庫”及撿獲“攻擊性武器”，但該儲物庫只是環保組織的回收中心，儲物品則是製作環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驅蟲的辣椒噴劑。警方亦逮捕在網上鼓吹參與暴動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時，有警長在網上聲稱要將無線記者“女奸男殺”，卻沒有被逮捕，可見警方執法的雙重標準。

建制派的發動空前的輿論攻勢，企圖通過打擊騷亂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激進暴力”。中國外交部將旺角騷亂事件定性為“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暴亂”，與西藏及新疆看齊。港澳研究會兩名副會長饒戈平及劉兆佳都促進23條儘快立法，港區人大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直言要為香港製訂反恐法。由於今年九月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政府很可能這些中共附庸力竭聲嘶譴責旺角“暴徒”，從而削弱對整個民主陣營的支持。建制派一方面譴責“暴徒”，但對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卻隻字不提，足見他們的厚顏偽善。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極為兩極化，梁振英很難從這場騷亂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製造社會分化，好一部分的群眾，不僅是年輕人，視梁振英為騷亂的始作俑者。雖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鬥爭的人士，都不應該在現時危險的局勢里盲目樂觀。

前線警員不滿警隊高層沒有批准用更強硬的手段鎮壓，這種情緒會為警察加強鎮壓提供“民意基礎”。網上流傳一段警隊WhatsApp群組對話，指控高層沒有派足夠的警力增援，令前線警員“用血肉之軀抵擋磚頭”；也抱怨警方高層沒有批准施用更強硬的手段，有警員表示當晚“應該可以開100槍以上”。

由於政府的長期暴政，這場騷亂得到了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同情。八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今次騷亂。而泛民主派雖然一直與激進派議員，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會衝擊替補機制論壇事件中，民主黨、公民黨譴責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於害怕得罪年輕選民，使自己在群眾運動中進中步被邊緣化。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示威者但做法低調，而當時譴責衝擊的李卓人，今次面對騷亂暴力時卻沒有譴責，可見他們的自相矛盾。

旺角騷亂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譴責示威者為暴徒，並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鎮壓力度，只會製造更多騷亂事件。但是，掟磚、縱火和打砸只是泄憤的行動，令群眾運動走向迷失的方向，只會降低群眾自我組織的意識，增加群眾的無力感。

現時本土派倡議的“勇武鬥爭”，愈來愈有機會走向暴動以及個人恐怖主義。本土派的崛起反映著群眾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的沮喪和焦躁情緒，今次騷亂不是群眾行動的升級，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現。由於目前的鬥爭欠缺一個具備戰鬥性綱領的群眾政黨，大部分群眾未能就雨傘運動的失敗經驗作出正確的總結（關於組織和綱領的問題：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本土派支持者無信心令多數群眾覺醒，說服群眾而加入鬥爭，唯有尋求秘密小組行動的捷徑取代群眾鬥爭。

本土派表面上主張“勇武”行動，但同時其綱領卻極為有限，與泛民軟弱的“改良”政策沒有根本性分別。在二月份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在競選政綱並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但只有一些泛民也會說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制”等體制內改革的訴求。相反，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政制改革之路已死。我們不支持盲目及無組織的騷亂或暴動作為鬥爭手段，而主張以革命的綱領和做法建立群眾鬥爭，以掃除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

梁振英並不會因為旺角騷亂而自我改革以紓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權加大鎮壓，泛民要求梁振英“仿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進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進行了顯著的社會改革的原因，是面對著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和政局不穩，即使是六七暴動之前，工人罷工和貧民示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後來運動走向恐怖手段不是運動高漲，而是運動退潮的表現。此外，當年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在準備起飛的階段，統治階級能夠忍受這些改革來換取穩定的營商環境，讓倫敦政府推動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將迎來空前的經濟危機，準備進一步削減公共開支及打壓工人保障，加上大陸政局的不穩定而加強鎮壓。統治階級往往將社會變革的動力來源矮化為一瞬間的暴力行動，企圖貶低自我組織和集體鬥爭的重要性，令群眾忘記教訓。

群眾運動在一些特定的發展階段時，當然會提出自我組織的防衛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群眾武裝自衛──例如抵抗法西斯獨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眾自衛需要通過民主的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有紀律地執行。以八九民運為例，在五月發展至准革命狀態時，工軍廠的工人與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軍部隊，開始給予學生武裝自衛。社會主義者相信，群眾通過嚴肅的組織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義的，這會是展示天安門群眾權力的重要一步，繼而吸引解放軍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這種武裝自衛旨在保衛群眾運動，但我們不會如本土派般將騷亂或暴動奉為鬥爭良方。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衝擊體制的方向。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條惡法，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制度的新一步。否則，民怨累積下去的話，更嚴重的騷亂甚至是暴動將會發生。

香港新界東補選：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結果對北京造成政治震盪。公民黨候選人楊岳橋以160,880票（37%）當選，擊敗獲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另一點矚目的是，曾經參選年初一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獲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選意味著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選舉後向傳媒表示：“本土派與泛民和建制三分天下， 九月選舉每區最少可奪一席是合理期盼。”無論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今次補選的成績已經重新劃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圖。

梁振英近年嚴厲打壓群眾反抗運動，終於在今次選舉付出代價。這次選舉結果對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中共政權、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選團。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生之後，中共及梁振英經常指控香港民主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並誇大“港獨勢力”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令公眾愈來愈注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為中共的強硬措辭和打壓手段，而視本土派為反對政府的激進道路。中共令預言自我實現，情況就如他們打壓“疆獨藏獨”一般。選舉成績令中共政權愈來愈擔憂香港局勢不穩，因而將會加速推動廿三條惡法。但是，這些做法只會令香港政局進一步兩極化，令工人與青年對中共政權更離心離德。

本土民主前線被視為策劃年初一騷亂的組織，其兩名帶頭人物都被逮捕並被控暴動罪。整個社會輿論焦點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徹底改變了本土派的選情。群眾不但沒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響，反而正確認知到建制當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對尋求改變的“熱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郵遞政綱因寫有“自治”、“自決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選舉事務處禁止寄出，公眾因感到言論自由被打壓而反感。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長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為群眾運動的煞車掣，在關鍵時候與政府談判並解散運動，令對抗政府的市民對他們失去信心。群眾急於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個擺脫老政客形象的新鮮候選人，本土派在這條件下被視為最“激進”的選擇。

楊岳橋似乎承認泛民的失敗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張泛民要進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謂“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關形象的小修小補，兼且在政治言辭上加一點本土派色彩，以重奪流失的選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獨裁者自我改革”的失敗路線。

雖然不能忽視排外緒在香港升溫，但票投梁天埼的六萬多張票中，明確支持排外主張的選民僅占少數。因為選舉時面對廣大的群眾，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張難以獲得支持，因此他們在網上和現實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綱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價值”是極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義，但梁天琦的政綱內容並沒有明刀明槍，反而與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綱沒有太大分別，只是提出體制內的改革訴求，僅在修辭上較為強調“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謂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制”，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沒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張。另外一點是，雖然本土派一向以強硬措辭攻擊泛民來贏取掌聲（而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選舉中對楊岳橋相當客氣，甚至在選舉後稱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與勇武抗爭道路並行，意味著可以與泛民“分工合作”。當然，這不過是選舉時的公關技巧。

本土派在選舉期間的團結表象並不會持久，他們的增長也不會穩定。而會因為派系利益而互相惡鬥和分裂。熱血公民和黃毓民在補選後急急召開記者會，宣布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安排，被本土派內部猛烈攻擊為“收割成果”。本土派內部有一股強烈的抗拒政黨、抗拒組織的情緒。黃毓民和熱血公民本來利用這種情緒獲益的，但他們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這股情緒的反彈。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後，所謂“中間路線”早已破產。強調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候選人黃成智，以17,295票慘敗，比他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落選時更低，再次證明“中間路線”已走到絕路。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來推翻政府。但改良主義的路線是不能達成此目的的，因為中共獨裁體制的本質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將香港以排外/ 種族主義孤立起來的做法，只會分裂及弱化中港兩地打倒獨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權的。雖然這場補選的結果向政府和現存制度作出了警告和譴責，但沒有任何黨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以挑戰資本主義和獨裁制度為目標，只有工人群眾的社會基礎才能有效填補現時的政治真空，帶領群眾鬥爭走向社會變革的方向。

【聲明】藍絲打人　無罪釋放　反對法庭不公裁決

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的鄧美晶出選深水埗下白田選區，挑戰建制派區議員甄啟榮。2015年11月12日，甄啟榮義工梁志成於一個競選街站毆打鄧美晶的選舉助理林先生。林受傷流血並送院驗傷，警方經調查後控告梁志成“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今早九時，鄧美晶及被襲者到觀塘裁判法院為本案作證，但被告最終被無罪釋放。我們對判決結果表示極度不滿，判決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制度所保護，在受害者有實際傷痕（見附圖）及醫院驗傷報告的情況下，此等暴力行為竟然不被制裁。

近年政治審判加劇，“藍絲”建制人士襲擊示威者及記者往往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來愈荒謬。這不但助長了親建制人士的暴力行為，更打壓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保皇黨大力譴責示威者是暴徒，但對藍絲的暴力卻默不作聲，足見其虛偽至極。

我們在此譴責保皇黨政治暴力，並表達對法院裁決的強烈不滿。我們要求律政司對此案提出上訴，要求公正裁決兇徒。

香港騷亂問與答

問：誰要為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負責？

在旺角騷亂之後，親政府的主流媒體發起了一波輿論攻勢，一方面指控本土派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將所有反政府的運動妖魔化為“暴徒”。

不過，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顯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趨向使用更專制措施，動用更強硬的打壓手段，加上其災難性的經濟政策，製造了政治計時炸彈。

問：社會主義行動對騷亂的立場是什麼？騷亂能帶來改變嗎？

我們譴責建制派的虛偽：親政府陣營一方面為中共殺人政權保駕護航，一方面譴責示威者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卻在掩飾、並拒絕譴責北京當局在八九六四屠殺過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們亦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鐵腕鎮壓。

與這些歷史性的罪狀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謂九牛一毛。我們當然明白年青人的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這個憤怒的爆發，但我們亦不認同騷亂。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或制度已被騷亂或暴動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變制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制制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此點，而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因為騷亂的本質只是“盲目”泄憤，沒有任何挑戰政府的實質計劃與綱領。而又因為騷亂不免會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販甚至工人階級的基層居民，騷亂或暴動會給予當局多一個鎮壓的藉口。

問：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鬥爭手段嗎？

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我們反對個人的暴力行為，包括恐怖主義，因為這會分裂並傷害抗爭運動。我們強調群眾需要透過如工會那樣的民主渠道來建立集體自衛，譬如組織工人糾察隊抵禦警察或流氓對罷工的攻擊。

在雨傘運動中，泛民主派領導將運動帶至窮途末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提出在各占領區中成立基層的民主委員會，來將運動的主導權由泛民手中奪回。這些民主委員會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組織占領區的防衛。

當時，我們的主張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擠，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擊。本土派只是關心如何在運動中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上位，但他們卻有取代泛民政客成為運動領導的雄心壯志。

在騷亂之後，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稱：“我們不喜歡使用暴力，但我們被迫這樣做，否則政府不會聆聽。”（《南華早報》2月21日）但問題是我們不是要政府聽到──我們不可能透過對話來教育對方（這正正是泛民的錯誤想法）。獨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個擁有清晰思想的群眾運動才能做到。

問：什麼鬥爭手段才能擊敗專制政權？

我們主張工人運動的傳統鬥爭手段：民主組織、集體行動、主張新政府與民主權利的政治性罷工、集體杯葛和罷交稅行動等。這些行動才能組織起數以萬計人參與的群眾運動並贏得勝利！

南韓的軍事獨裁政權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眾罷工所推翻──單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個新工會成立，並且發動了超過3,500次罷工。經濟被完全癱瘓，而專制當局自此以後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證明了此點──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領導革命鬥爭，反革命勢力和新的獨裁政府才得以回歸。

問：革命與改革有什麼分別？

革命不是拋擲磚頭，而是思想、綱領與策略。泛民主派過去三十年的“循序漸進”道路經以證實破產。

“革命”是一個飽受抹黑的詞語，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領運動中刪掉“雨傘革命”中“革命”這兩個字。革命代表民眾透過集體行動改變制度。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由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提出將經濟民主公有、民主控制的綱領，打破財閥的權力。這才能為大多數的勞動者帶來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進步。

高鐵超支200億　繞過程序強行通過

立法會財委會於周五（十一日）審議高鐵196億元超支撥款，財委會副主席、民建聯陳鑒林在不准議員提問、不讓議員有機會提臨時動議下，突然宣布直接進入表決程序，以不到一分鐘通過議案。建制派強行通過撥款惹起廣泛社會不滿，批評政府一方面將大筆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邊廂削減嚴重短缺的公共醫療開支。

建制派違反《議事規則》強行通過200億撥款

陳鑒林在立法會強行“剪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會議於周五下午三時許開始，陳鑒林表示不准議員提問，又規定新上任的公民黨議員楊岳橋只許提問七分鐘，惹起眾多議員不滿。事實上，繼上一次會議完結，仍有17人排隊等候發言，但陳鑒林不准提問外，亦把1200多條臨時動議減至36條。

多名民主派議員對此抗議，包括社民連梁國雄衝到主席台前向陳鑒林潑墨、人民力量陳志全搶占主席台等，陳鑒林將在場抗議的議員全部逐出會議廳。會議兩度暫停後，陳更改會議地點、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議員進入。會議廳內包括公民黨楊岳橋及其他泛民議員抗議之時，陳突然繞過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即時就撥款進行表決，在場建制派議員隨即“舉手”投票，連一向需要的記名表決都沒有提出。最後陳鑒林以不記名方式，強行投票通過高鐵撥款。

示威者遭抬走

撥款被強行通過後，議會內外均有抗議。被趕議員一度與保安推撞，要再沖入會議廳。議會外聚集一眾反高鐵撥款示威者，得悉撥款通過後沖入立會大樓，高叫“陳鑒林犯法！非法表決！”一度與在場警員及保安對峙，最終警方於晚上7時半展開清場行動，強行抬走示威者，並記下身份證，有可能被事後檢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樓外聚集，表示會通宵留守。

寧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醫療開支

高鐵超支撥款在混亂中被強行通過，激起社會熱烈討論政府寧起高鐵而不理會公共醫院嚴重爆滿的問題。近日天氣寒冷，公立醫院持續爆滿，所有內科病房入住率繼續超過100%。如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醫護人員表示，如屯門醫院內科“連洗手盆底也加了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也承認，公院情況之嚴峻“以往從沒試過”。

造價844.2億元的高鐵，足以建造21.6間天水圍醫院及2.8間啟德醫院！我們強烈要求停建高鐵，反對削減醫療開支，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公共醫療服務，立即增加醫療開支、增加臨時醫護人員，以解決迫切的急症室爆滿問題。

青衣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青衣長發街巿的商戶因不滿領展（前名為領匯）在商戶租約未滿前，把街巿外判予建華管理公司承辦，擔心未來鋪租會大幅上漲。2月15-21日，商戶罷巿一星期的行動，要求領展與商戶討論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罷巿行動結束後，儘管領展那張牙舞爪般的霸權和恃強凌弱的嘴臉曝露於公眾眼前，仍然絲毫不改其蠶食底層巿民謀生空間的暴虐行徑。

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6年前曾被領展瘋狂加租3成的長髮街巿，在1月尾突接獲通知，街巿的管理權將由外判商建華（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戶感到被領展出賣，而且根據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後的街巿經驗為例，街巿都會被瘋狂加租，最終小商戶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結業。故商戶決定在2月15日起發動罷巿一周的行動，總共130個街巿商戶參與。

罷巿其間，商戶聚集於街巿，高叫“毀我飯碗”、“領展無良”等口號。領展為破壞商戶的罷巿行動，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到鄰近街巿買餸，又找不明來歷的臨時商販進入街巿，企圖維持街巿運作。商戶齊心一致不甘被領展欺壓，築成人鏈阻檔臨時商販販賣貨物。發起罷市的長髮邨商戶聯會主席李錦源表示：“領展有心傾就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其後，商戶先後到領展總部和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抗議和請願。2月22日，罷巿結束，街巿恢復營業。領展方面沒有任何意欲與商戶對話，政府也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商會不排除未來會有行動升級。

領展霸權

事實上，領展擁有 90個街巿管理權，並陸續將管理權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華勒令關閉街巿並進行全面裝修，又拒絕賠償給任何商戶在事件中的損失，其後建華更要收取30萬入場費及5萬元裝修費才可續租。目的就是要趕走小商戶，引入大集團的連鎖商店，最後七成檔主結業。建華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鋪，令建華可以控制價格。

此外，在農曆新年期間，同樣是外判予建華公司的屯門良景商場，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稱“管理員”為了阻止街頭小販擺賣，封鎖商場外圍，並騷亂及襲擊小販和聲援的市民。其後被揭發“管理員”是由建華公司聘請，目的就是要趕絕小販，保障領展旗下商場的盈利。當時警方在場，但無視黑幫的暴行，曝露他們助紂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為印入民心。

與民生互相扣連

2004年領匯上市後，香港公屋街巿、商場落入大財團手中。領展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大企業欺壓小商戶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鋪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而且鋪租價錢相對便宜。大型連鎖店進駐後，趕走價廉物美的小商戶，街巿物價被大大拉高。小商戶被迫走後，最終巿民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光顧大企業，生活質素更見下降，成為最大的輸家。為了對抗領展霸權，全港領展的商販需要建立商販聯會，聯合在同一個組織，共同協調鬥爭行動。如果罷市運動蔓延至全港的領展街市，力量將會更為強大，可以迫使領展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長發罷市：

反對領展將街市管理外判予建華公司
要求徹查領展及建華
公營化領展公司，公屋商場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販民主管理

維珍員工抵抗資方打壓工會

維珍航空在年賺過百億的情況下，於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員，遣散以香港為基地的51名資深機艙服務員。公司在處理遣散香港員工時，並利用強積金對沖機制，沖走將被遣散的雇員應有的遣散費。在2016年2月25-28日，維珍航空工會發起一連四日的靜坐行動，並在3月1日遊行至英國領事館。

強積金對沖機制容許老闆使用強積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大大降低老闆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盜取工人的積蓄。據工會表示，被裁的51名服務員原本應獲得合共超過700萬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被對沖只剩下大約60多萬元。有工作超過22年的維珍員工，其中31萬被對沖，只獲2萬元遣散費，將來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維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稅優惠。

早在一月份時，工會已經發動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公司從英國聘用臨時空勤人員代替罷工員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壓罷工。到了二月份，維珍航空更針對工會成員的正常執勤，將他們的航班編配大幅削減超過六成。根據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HKCCF）表示，“維珍航空竟然紀律處分三位當時參與工會罷工的會員，完全無視香港勞工法例賦予工會的權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壓工人的前線，通過強迫放無薪假和外判制度、招聘無工會成分的員工、削減各項成本等措施，打擊工人的保障和權利。在這背景下，像維珍員工般的抗爭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為一個趨勢。最近，香港國泰工會快月發起工業行動，而在法國、德國和挪威等歐洲多個國家，航空業員工也起來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專訪兩位參與抗爭的員工，讓她們親身講述自己的處境：

受訪者一、林小姐：

我年資最低，只做了八年，因為遣散費全部被對沖，現在賠償是零元。暫時我未知有什麼工作可以做，維珍方面沒有對我們作出支援，所謂轉介我們到第二間公司的做法，實際只是給我們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廣告的網站連結，叫我們自己應徵工作。八年以來公司經歷了三次危機，三次叫我們做一些措施，像削減自己工時，幫公司渡難關，我們都有幫手。一來是CUT工時，做一年至兩年兼職，我們都有幫手。但現在被對沖後我什麼都換不到。

受訪者二、李小姐：

我在維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員我是一毫紙的額外賠償都拿不到。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們放無薪假一兩星期，我們有共渡難關；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無薪假年；到08年金融風暴要炒人，要我們轉做PART TIME，我當時飛半價，返一個月放一個月，工資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們的存在是我們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因為很多英國華僑不懂英語，我們也做很多大陸人生意，所以英國空勤員是不能完全取代我們的。我已到41歲，其他亞洲航空公司空勤員的退休年齡是35-40歲，所以怎會再聘用我呢？我們只能做一些文職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這麼久，是會脫節的。

FULL TIME一個月飛四班機，包括房屋津貼、語言津貼，大概有2萬6千元。但現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現在我們很多時飛兩班機，來回一次我們有460（英）鎊，每個月只有一萬至萬一元。我有一個八歲小朋友，正在讀小學，要靠我們老公了。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志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志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牆”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採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採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制。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採取什麽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藉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殭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繫”。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儘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裡，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制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盪。

巴拿馬文件：八名中共領導上榜

沒有哪個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隱瞞“巴拿馬文件”所揭露的破壞性內幕。“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稅區和虛假公司（據報告所說約有20萬家）來隱藏自己的財富，對全世界都有著潛在的爆炸性影響。

當今全球不平等現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樂施會（Oxfam）的一項研究，62個最富有的資本家所擁有財富，頂得上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的總財富。巴拿馬文件被公開，令全世界的權貴難以入眠。該報告是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一批記者編制的，資料來自從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行盜取的大批文件。

在這批偷稅漏稅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領袖特別受到關注，其中包括八名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權力人物）。在“巴拿馬文件”榜上有名的，還有英國右翼親華派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親曾為了避稅而在巴拿馬設立公司。另一個受醜聞衝擊的是法國極右翼組織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包括勒龐父親在內的一眾名人，被懷疑為了避稅而向國外轉移巨額財產，大大破壞了該黨的愛國主義形象。

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政治災難發生在冰島總理西格蒙杜爾．戴維．貢勞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眾在國會外抗議，迫使他宣布辭職。自從冰島經濟在2008年全球銀行危機中崩潰以來，該國人民經受了多年痛苦的緊縮政策。貢勞格松家族在離岸避稅區藏富的內幕曝光，導致群眾的怒火爆發。

空前的新聞封鎖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鎖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新聞。“巴拿馬”這個詞在網絡搜索引擎上已經被屏蔽，而所有媒體都收到了禁止報道的嚴厲指令。根據位於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所獲得的一份副本，一個省級網絡審查機關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請找出並刪除關於巴拿馬文件的相關平面報導。請勿針對相關內容進行追蹤，無一例外。如果外國媒體攻擊中國的文章在任何一個網站上被發現的話，將會被嚴厲處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報道“巴拿馬文件”時，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論調來詆毀。《環球時報》儘管承認“巴拿馬文件”可能是真實的，但卻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報章絲毫沒有提到文件與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聯繫，卻為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辯護——後者是與“巴拿馬文件”最有關聯的人物。

中共政權向來慣用這種誤導手段。從冰島的例子可見，“巴拿馬文件”的確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為其服務的政客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在許多西方經濟體經歷了近十年的痛苦緊縮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後，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雙重標準，而統治精英如何隱藏其巨額財富，以逃避公眾監督。涉及文件的許多政客都是戰爭販子，往往打著民族旗幟吸引公眾支持，但而其家族卻想盡辦法規避國家的法律和稅收制度，以免自己的財富受監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國情況亦然。國家主席習近平愈來愈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支撐自己的統治，而來自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文件則指出，他的姐夫鄧家貴和姐姐齊橋橋與兩家位於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有關。關於習近平家族的內幕不是什麼新聞。《彭博社》於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習近平家族的金融資產高達3.76億美元。

總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馬文件”上榜。除了習近平之外的兩人是劉雲山和張高麗，另外還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類似的內幕新聞經常在黨內權鬥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派官僚總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醜聞。因此，政府不顧一切全面封鎖媒體報道。

要空前封鎖媒體的另一原因，是中國涉及此事的規模。通過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成立離岸公司，來自中國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報道指，自2000年以來，介乎1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產以不明途徑離開中國。

因此中國不可能在“巴拿馬文件”醜聞中獨善其身。文件被公開的時間，正值中國經濟危機不斷加重，而且統治精英也隨著經濟脫軌而發生分裂。專制政權擔心在國內也會發生冰島式的反抗行動。

巴拿馬文件：香港抗議行動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抗議，於捲入“巴拿馬文件”醜聞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尖沙咀辦公室外示威。約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稅”和“增加利得稅”等口號，要求取締避稅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稅。

巴拿馬文件泄漏出來後，揭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腐敗。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很多出現在巴拿馬文件里各國政客辯稱這做法是“合法”的。這個講法反而觸發了全世界的眾怒。

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相對來說，讓全世界獲得潔淨水源和衛生只需要每年100億美元，而一年140億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萬兒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經是個避稅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美國也有35%）。英國的利得稅已經是低得可憐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隨這一稅率的話，過去一年庫房會增加203億港元的稅務收入，足以興建5所新醫院。

香港也是中國黑錢流出的主要中轉站。過去15年，中國的腐敗權將大約4兆美元的資金暗中轉移出國。在巴拿馬文件曝光後，中共專政下令媒體封鎖有關消息，因為文件中的內容直指政權高層，對其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傷害。

示威者亦提出銀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馬文件中500間銀行上榜），因為各大銀行都有積極協助逃稅。

社會民主連線及“長毛”梁國雄亦參與支持這次抗議行動。

民主黨支持預算案的背後

民主黨竟然表示決定支持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全部六名議員將在表決時投下贊成票。這是民主黨走向建制的又一鐵證。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劫貧濟富，向富人派糖的預算是向窮人派糖的十倍。曾俊華繼續寬減利得稅和差餉，但沒有理會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費教育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民主黨的投票取向被解讀為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該黨立法會議員讚揚預算案“講出香港人心聲”，在議會對曾俊華示好，自以為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與曾俊華之間製造分化。但與其說這是民主黨的策略，倒不如說它今次實實在在為自己代表的階級利益投下了誠實的一票。

曾俊華是北京屬意的候選人之一，因為中共經過梁振英時期的慘痛教訓後，會希望有一個香港資本家信賴的人選，以穩定香港的統治。曾俊華較接近傳統資本家“唐營”，民主黨一向與這批大資本家關係良好（例如地產商恒基），梁振英則較接近中資資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與新自由主義教徒曾俊華有所衝突。當然梁振英上任以來完全沒有通過政府干預改善民生，但他的樓市辣招也沒有降低樓價，但足以令地產商忐忑不安。

近來，曾俊華刻意營造愛港本土形象，扮演開明君主，在一些小問題與梁振英表態有別，例如高調支持香港足球隊、認可本土意識，對港獨思想的批評也較為溫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強硬獨裁的大格局，任何對下屆特首會自願改革政制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過去的泛民對建制局面，漸漸走向香港民族主義對中華民族主義局面。如果局勢更為動盪，統治階級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遠的將來會出現由香港資本家會支持本土派勢力，與愛國資本家勢力對立，如此的話工人階級的團結會更艱難。一個團結起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才能防止鬥爭運動被民族主義分化。

二千人機場集會　抗議特首“特事特辦”

訪問國泰空中服務員

4月18日（日），空勤總工會發起集會，抗議梁振英濫權讓自己女兒繞過行李安檢，有二千多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現場訪問一位空中服務員。

記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黃小姐（國泰空中服務員）

麗：為什麼要參加“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發起在機場的集會行動？

黃：我很憤怒。因為我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接受過八星期的安檢及其他航空安全學習，一直以來的訓練和知識都是要我們確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論乘客的身份、職位有什麼特殊，他們都必須要通過行李安全檢查的規定，確保行李沒有任何違禁品。這是個大眾安全的問題，如果作為特首可以有特權而不需跟從，那他日如有客機因有人利用這個特權而攜帶炸彈、甚至威脅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蘭國也可通過這個漏洞而引發航空危機，那應是誰人負責呢？

麗：對於民航處、機管局的回應，你有什麼想法？

黃：機管局聲稱，由航空公司職員代替乘客帶行李通過安檢，是沒有違反機場保安程序。我想問一下，機場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現在出了亂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則被當局打破，我們都變得無所適從時，機管局是否可以公開這個程序？現在當局所有的解釋，都是與我們空中服務員所學的完全相反。而民航處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這顯然是推卸責任予我們。

麗：有沒有聽說因這次“特事特辦”事件而有人被解僱？

黃：我有聽說過，是保安公司的人員。相信是保安公司將消息泄漏出去才觸發社會關注的，我都希望他能夠復職，因為這是公眾安全的問題，沒有他的話，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嚴重性呢。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台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儘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麼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盪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台。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制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壞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過多場鬧劇！梁振英女兒梁頌昕因乘搭飛機時遺忘行李于禁區外，並涉嫌以特首的權力向機場人員施壓，引發社會關注特首家人為何享有特權並可繞過行李的安全檢查。事件引發梁振英政權下的政治炸彈，保安局、民航處、機管局等接連回應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員工會則批評民航處漠事航空安全，呼籲業界和巿民參與4月16日在機場的抗議行動。

梁振英一家公開否認有向機場職員施壓及“特事特辦”，但是早前《蘋果日報》記者親身到機場測試可否如梁頌昕一樣透過機場職員取回在禁區外的行李，結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堅拒，顯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權。雖然機管局的聲明稱，此舉並沒有違反保安程序，但其實已是嚴重違反一直嚴守的國際安全守則，對行李的安全檢查形同打開一個缺口。而民航處稱“航空公司可視乎實際情況，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企圖將責任推到執勤員工身上。

保安公司職員被解僱

這次事件牽涉的是公眾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眾的利益，但各大傳媒報道，一名將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機場保安公司職員因而被解僱。機場保安是由機管局和政府共同擁有，機管局董事內也充斥“梁粉”，解僱員工分明是政治打壓，剝奪工人權利。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讓工人復職。

連中共官媒報章《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認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民望極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棄，社會隨時能一觸即發地爆發大規模示威。

建制派抹黑難民

政府、媒體和保皇黨正在煽動反難民情緒，令香港難民這個小群體感到恐懼。他們製造“假難民”這個假議題，無視這一現實：全球愈來愈危險，宗教、種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們逃離家園。

《東方日報》等建制媒體刻意煽動反難民輿論。“假難民”一詞在今年二月於中文報章出現過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黨＝政治暴徒

南亞裔人多數是香港居民而非難民，但這族裔成為了代罪羔羊，可見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難民的8倍，比全體南亞裔人口更多，但是建制派沒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黨將罪案的增加歸咎於難民。但連元朗警區指揮官霍樂生也否認這一點，他提供的數字完全推翻了自由黨的觀點。

建制派在群眾中製造大量難民來港的恐懼。事實上，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別接收了270萬和150萬人。

種族主義（對特定膚色或種族的群體的歧視）總是被專制政權用來分化和統治被壓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現在為了緊握權力而打“反難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報告，他故意將此議題帶入立法會選舉的政治權鬥。這是為了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公共服務崩潰、住房價格高企和工作崗位短缺等現實問題上轉移開。

保皇黨跟隨梁振英的尾巴，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們相互競爭，力圖成為最狂熱的反難民勢力。葉劉淑儀、梁美芬和李梓敬是這群瘋狗中的佼佼者。她們要求將所有尋求庇護者拘押在禁閉營內，包括兒童在內。那些打壓難民的政客，同時也支持廿三條立法以打壓民主權利，可見打壓難民與政府專權之間有著明顯的關係。

梁振英甚至威脅要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如果實現的話，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鮮和津巴布韋等有系統侵犯人權的“流氓國家”的行列。

拒絕種族歧視，不要被建制派愚弄！所有被壓迫者和底層群眾要聯合鬥爭，從而打倒現有制度，實現真正的變革。

香港醫療猶如“第三世界”！

香港醫療響起嚴重警號，資源貧乏得猶如第三世界國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醫院迫爆，有公立醫院病床占用率高達130%，輪候時間超過24小時。有醫生表示，多出來的病人需要睡在廁所門口、洗手盆底！

面對醫療危機，政府竟計劃再進一步削減醫管局經常性撥款二億五千萬。這令一眾醫護人員忍無可忍，香港護士協會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開信，形容前線護士工作壓力已達臨界點。

床位人手嚴重不足

國際一直以85%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標準，當住用率超過85%，便會增加病人風險，如危急時未獲收納進入病房接受適當護理、增加感染病菌機會等。以現時香港約720萬人口計算，本港需要約4萬張病床，但現時公私營病床總數不足32,000張，欠約8,000張病床，政府所承諾的“10年內新增約5,000張病床”遠遠不足。

現時香港有13,000名醫生，醫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醫生，比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3.2位及新加坡2.7位醫生少得少。
缺乏醫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減醫科學生人數，令近年本港畢業醫生數目大幅減少。

醫護人員不足　工時極長

全香港只有4成醫生於公立醫院任職，但這些公營醫生卻要照顧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醫生照顧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醫院醫生超時工作情況嚴重，一項調查指出醫生的每周平均工時達65小時，其中12%醫生說，每周工時80小時以上。八成受訪醫生稱，曾因長時間工作影響臨床判斷、四成醫生更透露曾因長時間工作出現醫療失誤。有一成四的醫生曾於手術中“打瞌睡”！

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必須立即增撥大量公共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並將醫療系統全面公營化，反對牟利的私營醫療機構才能保障大眾的權利。

大白象工程謀財害命！

港珠澳大橋是一條殺人橋，自2010年動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職，超過600人受傷。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為第八位殉職工人，他在人工島的橋躉工作時，一輛吊臂車意外撞斷圍欄，令其身上安全帶連圍欄跌落海，最終搶救無效而身亡。社會主義行動在此表示沉痛哀悼。

香港工傷情況極為嚴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業工傷意外率是日本建造業的10倍，而建造業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業傷亡事故，而那僅僅是有向勞工處呈報的數字，比真正的數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傷不呈報的情況，不少工人在老闆威脅利誘或者不認識法例保障的情況下，不敢申報工傷，通常在賠償不足的情下與老闆私下調解。因此，勞工處數字不能反映實際香港工傷問題的嚴重性。去年錦上路高鐵地盤有工人因工受傷，在上司的壓力下沒有報工傷，禮頓公司答應他會支付薪水和醫藥費，但最後不了了之。他最終上吊自殺。

承建商為了獲得政府的工程合約，往往製造所謂“零工業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盤的所謂職安部門實質上是維穩部門，每當有工傷發生時就向工人施壓，迫其隱瞞事件和私下解決。政府規定，違反安全條例五次的承建商會從政府工程的名單中除名，但過去五年竟然沒有一間承建商被除名！

事實上，工業意外最為普遍的行業是飲食業。這與飲食業的超長工時及過勞關繫緊密。在2013年本港發生的工業意外中，接近一半與飲食業有關（5,740宗，48.6%），分別是建造業（3,232宗，27.3%）和製造業（1,775宗，15.0%）工業外意外個案的約兩倍和三倍。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實施八小時工作制以消滅過勞問題，由工人民選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工業傷亡事件，迫使資本家給予足夠的賠償，嚴懲妄顧職安的老闆。只有強大的工會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資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職安健。

學民思潮解散　黃之峰另組“香港眾志”

黃之鋒宣布成立“香港眾志”，並宣布派至少三人參選。該黨“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並主張2026年舉行自決公投。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黃之鋒成為了民主運動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眾志的年輕面孔、進取形象，加上雨傘運動帶來的知名度，會吸走很多傳統泛民的選票。

三月時，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將分別成立政黨和新學生組織“分工合作”（好像校園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學民並沒具有民主架構的學生群眾組織，而不少加入過的學生亦批評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紛紛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學生愈來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學民也不免出現內部分歧，黃之鋒想與極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斷這也是學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黃之鋒批評泛民的民主回歸論過時，泛民失敗的戰略造成民主運動多年的災難，這批評實在不夠入肉。“香港眾志”提出聲稱為全新的綱領：在2026年前發動公投決定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這方案看似激進，但制訂公投時間表背後的思維，其實只是仿效泛民過去失敗的“普選路線圖”概念，被法制框架拖延群眾鬥爭。在中共統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選、自決權或獨立，就如中國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題是要一場推翻中共專政的鬥爭，而香港群眾鬥爭可鼓動大陸群眾鬥爭，共同反對中共。沒有這個前題，自決還是獨立也只是延續老泛民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葉劉淑儀

今年九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建制陣營透過抹黑難民，製造話題以撈取選票和分裂泛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島嶼設立難民禁閉營，稱此措施可發揮很大的阻嚇作用。

這不是葉劉淑儀第一次發表特朗普式的言論。去年，葉劉在報章指有外籍婦女責當局“縱容菲籍女傭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這番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激起外勞團體多次示威，最後被迫撤回言論。

葉劉過去一直都反勞工、反民主。2011年時有人司法覆核爭取外傭居港權時，她是其中一名反對的建制政客。剛巧當時正值區議會選舉，可見葉劉等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來撈取選票。

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

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雇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雇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雇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在1999年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沉論。事實上這段時期根本沒有多麼人移民來港。

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強推廿三條惡法，促發50萬人上。最終法案被迫撤回，葉劉下台。她後來抱怨當時自己被迫留在美國，“離開家園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國的“假難民”！

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最近又重提要為23條重新立法。

去年葉劉淑儀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後，外勞不但透過媒體回應，也立即組織集體行動和抗議，迅速作出清晰的反擊。這是揭露種族歧視政客、建立反種族歧視民意的正確做法。

香港：學聯退出六四維園晚會

專上學生聯會正式退出舉辦六四維園晚會的組織。這決定並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個壞決定、一個退步的決定。此外，學聯亦退出每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

社會主義行動對於支聯會一向有很多批評。支聯會刻意將晚會去政治化，將八九民運與今天的鬥爭分開切割，令很多年輕人感到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此外，支聯會以由上而下的模式運作，沒有開放讓其他團體民主參與。這種組織手法反映到溫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敗共產黨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者對此絕不認同，相反我們認為共產黨政權已經進入了嚴峻的政治及經濟困境，因此當局才要大肆製造白色恐怖，對付罷工工人、維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今年，中共甚至綁架在國外的人士，將恐怖輸出至其他國家。

六四晚會的群眾性質

然而，學聯退出六四晚會帶來了負面的效果，不僅因為學聯是其中一個支聯會的創會團體，也因為學生在八九鬥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然，學生在八九運動的作用被泛民領袖和支聯會誇大了。支聯會予人八九民運只是一場學運的印象，但其實學生發起運動後，其角色漸漸被工人和廣大群眾所取代。正因為工人和群眾的參與令中共當時敲起警鐘。

學聯退出六四晚會的做法，完全沒有糾正支聯會的政治弱點。維園晚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群眾性質，每年讓15-20萬人集會，而且近年每年有多達2萬人（主要是內地人）跨境來港參加，表達了八九民運在香港群眾意識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即使大會在晚會只是訴諸情緒，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會具備群眾性質，始終是今天反獨裁鬥爭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學聯提出了什麼替代方案？他們批評晚會行禮如儀，這點固然正確，但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開舉辦一場更零散、更小規模的集會，這有何進步可言？這做法不但沒有將行動升級，也沒有為六四注入鬥爭力量，只是舉行另一場更少人參與的儀式！

遊行不足夠

學聯的決定表現了香港學運最近的轉折。本土派近來開始控制了八間大學的學生會，將靠攏泛民的舊學聯領導層踢走。目前只有四間大學留在學聯，其餘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制。

本土派將自己裝扮成“激進”的新選擇，將軟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們的“激進主義”中毫無實質內容，只有空洞的裝腔作勢，就如在六四晚會主張以小儀式取代大儀式，從群眾鬥爭的立場來看只是一種退步。

很多年輕人，但不僅是年輕人，都因為泛民領袖的鬥爭方法和戰略（或說沒有什麼戰略可言）沒有發揮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敗。現在群眾運動中有一種很流行的想法：“遊行示威都試過了，但根本無用。”但這種結論是片面的、錯誤的。遊行示威是必要的，在鬥爭中絕對是關鍵的元素，以凝聚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來推翻獨裁體制。所有革命運動都由遊行示威開始，當然單靠一場或多場遊行是遠遠不足夠的。

香港民主運動的問題是，主導多年的泛民領袖往往將之局限於一次性的行動，然後儘快叫群眾解散。遊行從來沒有連結至一個以推翻政府、改變制度為目標的戰略。如果要做到這點，當然一定超越遊行示威，因為過去幾年多場大型遊行都沒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階級要在強有力的工會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而工會則以工人政黨這一個政治力量為首，以進行推翻獨裁體制的革命為目標。

工人運動的鬥爭方法經歷過150多年的考驗，包括罷工、堵路堵門、總罷工，並號召國家機器背叛政權、投向人民的一方。這才是打倒專制政權所需要的方法。不僅如此，今天資本權貴徹底站在中共統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過社會主義政策及公有制來消滅資本家的權力，從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的房屋、創造優質就業，以及提高工資。

“先建設民主香港”

本土派學生會揚棄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從這點足以表現右翼本土派得勢後所帶來的反動效果。學聯表示不再支持中國民主是因為要“先建設民主香港”。

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國民主會對香港民主鬥爭有負面影響似的。如果以此邏輯來推論，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對國外戰爭的運動也會削弱香港民主鬥爭的力量。事實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國民主的話，就意味住面對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綁架異見人士時採取中立的立場。例如，最近本土派組織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五月訪港時將不會舉行抗議，因為事件“與香港無關”。單憑這說法就可見右翼本土派立場何等荒謬。

本土派的立場會令中國群眾覺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國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綁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員。對香港群眾也同樣發放錯誤的訊息：中共這個世上最財雄勢大的獨裁集團是否繼續存在，與香港的鬥爭無關。本土派經常激烈抨擊泛民主派，但自己卻採取一樣的鴕島政策，主張單單在香港一城就可以爭得民主。

背棄了中國千千萬萬的工人階級，等同背棄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獨裁體制的力量。將鬥爭碎片化，並以裝腔作勢的“激進”取代認真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只會令中共獨裁體製得益。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鬥爭，是時候告別偽激進的、裝腔作勢的反動本土派！

三百人參與撐難民大遊行　反對設立禁閉營

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難民聯會今天（30日）發起遊行，譴責政府及建制派政客抹黑難民，製造種族分化。約三百人響應，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遊行隊伍於下午兩時出發，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主辦者焚燒抹黑難民的建制報章《東方日報》。

遊行隊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沒有假難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閉營，不要監獄）”等口號 。到達政府總部後，難民聯會代　上前發言，反對政府及建制派政黨所提倡的禁閉營政策。一眾團體代表發言，代表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表示支持難民，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保自聯代表Donald表示，難民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不容隨便剝奪。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對種族主義，聲援不但是香港，還有全球的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為九月立法會選舉撈取選票。另一成員Jaco指，《東方日報》大肆抹黑難民，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難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來愈多戰爭和動亂，令難民人數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保皇黨最近提倡以禁閉營拘禁難民，連兒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對待難民，是極度專制獨裁的手法。

撐難民大遊行訴求：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重奪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醫療及教育資源）
發起團體：香港難民聯會、社會主義行動
參與團體：社會民主連線、居留權大學、跨性別權益會、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反惡法！不認罪！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四月十四日，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於粉嶺裁判法院抗議，反對港鐵濫權及無理檢控。鄧美晶被港鐵檢控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今早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絕認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審。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

大多數人在庭上表示港鐵職員“好像有牌的爛仔一樣”，態度非常惡劣及具挑釁性。

自去年年中開始，港鐵大力打壓乘搭港鐵的市民，拒絕乘客攜帶超過行李規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車。

職員權力有如警察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杆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公司以不同惡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車廂飲水要罰款二千！港鐵與民為敵，連樂器和體育用品都阻止上車。作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層人士和學生根本無經濟能力選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鐵作為一間私人企業，其職員竟有警察般大的權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侵犯市民的私隱，極之不合理。

我們強烈抗議港鐵的不公條例，捍衛私隱權，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權利。面對不公義，必定抗爭到底！

強烈譴責《東方日報》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

4月30日，250人遊行反對建制媒體及政客種族歧視難民。《東方日報》顯然氣急敗壞，在專欄文章“功夫茶”以性別歧視來攻擊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文章末段寫到“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過去建制媒體一向肆意物化及貶低參與社運的女性。

《東方日報》為了幫政府護航，抹黑難民議題，煽動種族歧視，企圖想群眾視線轉移到少數族裔身上。該報一隻是另一份大公文匯。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該章卻抹黑所有被拒絕的是“假難民”。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該報渲染南亞裔為罪犯，沒有任何實質數據。但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香港人不會被《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梁振英政府！

聯署團體：

社會主義行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跨性別權益會
文化監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會民主連線
香港難民聯會
新婦女協進會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獨立現實嗎？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將於五月訪問香港。預料他屆時會嚴厲攻擊港獨思想。從港獨議題成為社會討論話題，可見自2012年胡錦濤訪港後香港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在張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經向“分離主義”作出一連串的警告，有些說香港獨立不現實、不可行，有些說港獨違法、叛國。如果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麼為什麼要立法禁止呢，這邏輯真是自相矛盾。

連正在訪問中國的英國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稱獨立“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正如社會主義者們已經多次解釋過的，相比於對前殖民地的緬懷，英國資產階級更加關心同習近平簽訂的商業合同。

港獨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價。強硬的專制政策，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義上升為香港政治版圖中的重要因素。

建制陣營的力量沒有加強，但是北京方面嚴重削弱了溫和民主派。近幾年來，溫和泛民的軟弱及其對群眾鬥爭的恐懼被充分暴露出來。

泛民主派一直發揮著遏制群眾鬥爭和激進運動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削弱了一支過去對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問題上保持強硬立場，是因為擔心民主運動會在中國引發政治連鎖反應，最終威脅到政權的存亡。

在北京切斷了政改之路後，香港青年陷於沮喪，脫離中國似乎成為了他們的另一條道路。

所以，北京現在是自食其果。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認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學最近的一份調查中，18-29歲支持本土派的比例達到29.8%。但是同時，這些相互競爭的本土派團體總是在“自決”、“自治”和“獨立”這些概念之間搖擺，但是各口號的實際含義都相當不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機會主義，但也因為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更大的問題是右翼乃至極右翼主導了香港本土運動。本土派宣揚針對中國人、部分甚至針對南亞裔移民及難民的種族主義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思想，也會很容易被建制派操弄。大多數本土派組織也是資本主義市場制度的捍衛者，甚至視之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支持民族自決權

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個民族被強迫束縛在其所不想從屬的國家之中。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無法作為獨立經濟體”等理由都不具有決定性，因為在許多現存的民族國家身上這些理由並沒有生效。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還是軍閥割據，可見當時中國尚未形成強大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可以發展出來的。北京的強硬政策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刺激香港發生這樣的變化，台灣的這一進程則走得更遠。

今天，儘管大多數人擔心香港的自治權正在萎縮，但他們還不想獨立。不過如果大多數人希望香港獨立，那麼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標？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組織和“香港眾志”等政團的一大弱點。他們不明白，獨立或者重新確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戰中共這個世界第二大國、坐擁全球最龐大軍隊的政權。

若果認為可以迫使北京當局參與某種形式的談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見，只不過是把普選權換成了獨立。

資產階級反對獨立

在中共和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無論民主還是獨立都不可能實現的。看看李嘉誠的斥責，就知道資產階級反對獨立，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在中國的市場和經濟利益。台灣資產階級大力支持馬英九親中經濟政策，他們對即將擔任下屆總統的蔡英文施壓，使她不敢改變馬英九時期的兩岸政策。可見，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的獨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國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麼幼稚。

只有通過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真民主和自決權的鬥爭才能成功。廣大中國群眾具備完成這任務的力量，因此必須與他們聯繫起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各民族以及整個地區都能民主地決定採取怎樣的國家形式，可以是我們倡議的亞洲各國自願組成的社會主義邦聯，同時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可以自由選擇自治乃至獨立的。

本土派的立場站得住腳嗎？

本土派組織準備參選立法會，以目前他們的走勢，今屆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會。梁振英及中共的強硬路線挑起了年青人的敵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強硬也揭露了溫和泛民欠缺鬥爭的準備、方法和戰略，因此群眾正渴求激進的新選擇。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進或新選擇嗎？我們社會主義者對之要作出批評：

中國民運與香港無關？

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只要顧好香港一地的抗爭就可以，他們甚至稱內地人都是蝗蟲，因此中國有民主是對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卻自相矛盾地舉行六四晚會，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聲援中國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者主張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而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作為催化劑。

熱血公民提出所謂全民制憲的口號，並自誇這是革命思想。但黃毓民提出的全民制憲只是要求政府司長局長總辭，在現政權的框架底下重新談判，提出一部新的憲法。沒有打倒中共的鬥爭路線，而期望在政權框架下會容許一部“民主憲法”是不現實的。

本土派不主張港獨

真正的革命議會需要提出打倒中共專政、一人一票普選議會代表、議會代表領取工人薪金、落實八小時工作制和公有化銀行及企業的訴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斷誇大港獨勢力，引起公眾注意本土派組織，他們推動港獨輿論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組織其實並不主張港獨，而想乘著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熱血公民向來支持“維護高度自治”，但最近又開始含糊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獨立，而陳雲主張的城邦自治論是反對港獨的，而主張在基本法框架里爭取自治權，與中共和平共處。

實質上本土派只是將泛民的“民主”綱領加上種族主義。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民主運動必須連繫至中國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

五一“反水貨”行動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的召集人梁金成發起反水貨活動，大批人聚集於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動未開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動開始前，突然宣布由於活動被城邦派的陳雲滲透，會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動。

“反水貨”只是幌子，行動實際上是針對內地人的排外行動。活動當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鐵站舉起“驅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這種族主義的標語。而陳雲是前嶺南大學教授，他經常發錶針對內地人的種族歧視言論，又多次以性別歧視言論侮辱參與社運的女性，比美國總統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當日活動開始前，陳雲在Facebook上表示反對支持者參與行動，因為會被政府及旅遊業界藉機“誣衊本土派損害香港經濟”。但這並非實際原因。陳雲過去一直倡議反水貨行動，今次突然反對，真正原因是梁金成與他都有意競逐九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過反水貨行動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動時表示，本來有意參與立法會新界東選舉，但現在要“重新考慮”，認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暗指如果參選並與“城邦派”撞區，人身安全可能會用到威脅。

今次並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內鬥。在今天二月新界東補選後，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會參選的五人名單（陳雲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組織抨擊，指他們騎劫本土民主前線梁天埼的選舉成果，企圖壟斷本土運動。本土派雖然聲稱反對“大台”，但其內部卻相當專制。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抨擊泛民大台壟斷運動，但他們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確由上而下控制運動、遏制運動發展，但本土派則以謾罵乃至暴力手段，攻擊運動內的其他派系。由於極右民族主義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對民主的辯論並無興趣，其組織運作往往專制獨裁。

本土派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多個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獨派、歸英派等等，但具影響力的組織都沒有清晰的立場，往往在“自治”及“港獨”之間遊走。就如熱血公民大多數時間都支持維護“基本法賦予的自治權”（其實就是泛民的立場），但最近他們愈來愈多用港獨的措辭，務求在立法會選舉前突出自己“激進”的形象。形象歸形象，他們是不敢宣傳港獨的政治內容的。最近他們派發一張傳單，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續香港主權，穩固內政（?!），確立香港自治”。

極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著香港群眾運動陷入小反動的局面。一方面群眾憤怒沒有息止，因此想尋求更激進的手段對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但同時傘運失敗後的挫敗情緒令部分群眾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證明他們不會得逞，而且分裂將會陸續有來。如果有強有力的左翼力量，組織一場與中共不妥協的鬥爭，將可以提供一個種族主義本土派以外的選擇。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支持中港群眾團結鬥爭，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專政及剝削制度。

再回應《東方日報》對社會主義行動的攻擊

《東方日報》於五月四日再度攻擊本會，在A2版以“揭假難民罪行　《東方》遭針對　議員斥團體干預新聞自由搞死香港”為標題的報道中，大幅引用建制派議員的言論，為自己抹黑難民的言論開脫。一如既往，該報沒有讓本會作出回應。《東方》的立場與民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一致，從來都是反民主、反基層的。

本會正尋求法律意見，追究該報於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論誹謗本會主席鄧美晶的責任。

《東方》之所以怒氣沖沖，是因為本會組織四月三十日的撐難民大遊行，並在一片歡呼聲中焚燒這份種族主義的報章。我們嚴正挑戰《東方》種族歧視及侮辱女性的言論，絕不會有任何歉意。民建聯議員葛佩帆竟指燒報紙是“暴力行為”，她所屬的正是擁護中共殺人政權、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黨！而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竟掛起“新聞自由”的幌子反對我們，是誰在立法會拒絕捍衛新聞自由？《東方》越靠建制政客保駕護航，只會證明他們抹黑難民是為了服務權貴的利益。

澳洲難民營的真相

最近，筆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體和建制派政客表態支持澳洲當局的難民政策，實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難民政策既昂貴又殘暴，而且充斥著種族歧視。過去，澳洲當局將許多來自斯里蘭卡的塔米爾難民遣返回該國，又將越南難民遣返到越共專制政權。當局更任由難民遇海難中喪命。上星期，一名來自伊朗的難民，在一個位於太平洋島國瑙魯的澳洲難民營中自焚身亡，結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關在禁閉營三年，他留下了遺言：“我已經受夠了！”兩日後，另一名來自索馬里的難民也在瑙魯的難民營中自焚，現在情況危殆。

現時，澳洲政府將大約2,000名難民拘押在禁閉營中，其中兩所位於澳洲境外，環境與監獄無異。澳洲當局收買了巴布亞新畿內亞和瑙魯政府，獲允許在其國土上設立禁閉營。最近，巴布亞新畿內亞的最高法院判處澳洲設立的難民營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該法庭指出，難民是“被強迫帶進巴布亞新畿內亞”的，並被關閉在“鐵絲網之內”。澳洲的禁閉營一直被稱為“酷刑”。一些難民被囚禁數年，往往受到欺凌，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離開時已經患上精神疾病。過去就有至少一名難民因醫療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數十人自殺，而自殘的行為亦很常見。

澳洲政府每年花費超過100萬澳元營運禁閉營，用公帑資助外判私人公司，當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擁有的衛遜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說，澳洲當局每年對每名被囚禁的難民花費23.9萬到40萬澳元，相當於八名全職工人的工資！

澳洲社會主義黨（香港社會主義行動的姐妹組織）主張難民融入社區。我們要求花費在難民禁閉營的資金應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難民的工作、高質公共房屋以及社會服務。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澳洲民眾抗議，反對囚禁難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難民嬰兒在布里斯本被送院就醫，政府企圖將她送到一個離岸禁閉營，但遭到院方人員反對。整個社區的居民組成人鏈保護醫院，並阻截車輛進出，確保當局沒有帶走Asha。最後政府妥協，暫時擱置遣返Asha。

種族主義的歷史

澳洲統治階級有著種族歧視、反移民的歷史。在1850年代，當局立法限制華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實施“白人澳洲”政策，限制所有非歐裔的移民。政客經常將“黃禍”等歧視亞裔人的詞語宣之於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國移民為目的的“單一民族黨”成立，其領導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們正處於“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中。當時，我們澳洲社會黨組織反對“單一民族黨”，領導學生罷工，參與反對歧視亞洲人的示威。

種族主義一直被用來分化勞動者，轉移澳洲人的視線，將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失業率高企、福利、醫療及教育開支被削減──歸咎於外來人。最近，針對中東人的種族主義也開始冒起，令難民成為受害者。

去年，社會黨組織了3-4,000人的遊行，對抗滋擾穆斯林人的種族主義政黨。香港的親中右翼勢力的立場，與“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單一民族黨”的反華種族主義是如出一轍的，實在相當諷刺！他們抹黑香港難民，實際上是與澳洲統治階級的最壞分子站在一起。他們支持澳洲的難民苛政，實際上是反對澳洲及香港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是國際性的，我們的戰鬥也一定要是國際性的。我們自傲地站在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勞動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來到澳洲尋求庇護及改善生活的難民。

抗議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　反對種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為首的自由黨及遣返難民大聯盟，舉行反難民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與香港難民聯會到場進行反抗議，反對設立禁閉營，反對種族歧視。

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是剝奪人身自由、加強警權，以及鼓吹暴力。社會民怨沸騰，梁振英及建制派都受到人民唾棄，唯有製造“假難民”議題轉移視線，並且為立法會選舉造勢。李梓敬此等權貴為了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窮人，而玩弄數字抹黑難民為罪犯。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他們卻抹黑所有被拒絕者都是“假難民”。聲請者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

不論強迫難民進入焚閉營，還是拘留難民在惡劣環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強警權。上周分別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馬里籍的難民自焚身亡，因為不滿澳洲政府將他們拘禁在瑙魯共和國的禁閉營，引起國內聲討政府嚴厲的難民政策。

建制派支持設立難民營，另一原因是這盤是有利可圖的生意。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透過離岸公司控制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則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額合約，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劇的難民營。現在建制派支持在港設難民營，也是為了讓財團開拓多一盤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難民“浪費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屬的自由黨卻支持將公帑用於興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費數千億的公帑，又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時工作制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實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高鐵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283年援助！他們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於豬場雞場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難民曾經大火喪生。

香港人不會被自由黨及《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建制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奪回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機會示威】要求解僱東方涉事編輯

5月10日，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多個團體代表，到平機會辦事處示威，要求公正處理《東方日報》侮辱女性的言論。我們認為東方應立即解僱撰寫5月1日“功夫茶”專欄的編輯。社會民主連線、難民聯會、民生議政、香港蕩婦遊行以及新婦女協進會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譴責東方日報”、“性別歧視可恥”、“解僱涉事編輯”，並將請願信遞交至平機會主席陳章明。社會主義行動於4月30日舉行撐難民大遊行後，《東方日報》翌日於專欄侮辱鄧美晶，寫道：“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尋求法律意見，並發起社會抗爭行動，繼續對抗《東方日報》的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言論。

巴拿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隱瞞什麼？

震驚全世界的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稅避稅醜聞，至少八名中國政府領導層牽涉在內，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捲入其中。在風波核心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現在該醜聞越揭越大，連理工大學都被揭發本別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屬處女島開設兩家離岸公司，將一個理工大學有份合資的科網公司“新華理大”的股份轉移到海外，而這些交易都一直沒有紀錄在公開的財政帳目上。“新華理大”被指經營困難，有報導指理大後來秘密地將公司股份賣給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額不詳，資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沒有就此公開解釋或回應。

批准成立離岸公司的，正是時任理大行政副校長、現任創新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在海外成立離岸公司，多是財團或政客隱藏財富、規避賦稅的伎倆。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

除了理大，現揭發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屬處女島開設離岸公司，而當中港大更開設有五間公司。

理工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所有師生乃至公眾都是持分者，理應受到公眾民主監督。理大校方秘密開設海外離岸公司，故意不記帳完全是黑箱作業，更不知道有沒有相關人等因此交易而獲得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開有關離岸公司的狀況與帳目，並且結束有關的公司。
成立公眾民主委員會獨立調查事件，對於涉及利益輸送和黑箱作業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懲處。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係，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制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採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制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捲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制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制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制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時許，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二樓電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燈箱搖搖欲墜，警察封鎖現場。石屎碎跌至一樓。呼籲各位各位居民請出入小心！

翌日，社會主義行動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購物中心查看情況。天花倒塌幸好沒有傷及途人，但商鋪負責人均表示非常危險，由於購物中心經常有學生下課後進出上補習班，由下午四時到晚上八時多都會有學生進出商場，昨日沒有傷人是萬幸。

中興洋服的老闆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時多，在鋪內突然聽到巨響，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壓住電梯，他立即按停電梯，期後消防及警察到場封鎖現場。對面鋪的姜小姐指沒人受傷非常幸運，因為這裡是補習學生上下課經常使用的電梯。他倆均指，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八號風球時商場會水浸。姜小姐指窗戶會滲水，更曾見過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們正等待負責商場的法團負責人回覆，並跟進維修事宜。

十二萬五千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香港維園再次舉行的燭光晚會，紀念八九年那場為期七周的民主鬥爭，並悼念被中共獨裁血腥殘殺的民眾。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為全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萬人參與香港的燭光晚會，再一次凸顯出港人對這個集會和紀念1989民運的重視。

雖然今年晚會的參與人數比起去年 （13.5萬）稍微減少，但港人所發出訊息仍然強烈。香港在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社會瀰漫著一股無助和失意的氣氛，群眾情緒陷入複雜境地。而今年的晚會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張種族主義思想，混雜著香港自治／獨立的修辭）的杯葛壓力下進行，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中國的民主和反一黨專政的鬥爭與香港“無關”，這完全是個反動的立場。

杯葛運動是由本土派控制的學生組織所發起的。他們的舉動未能大幅減少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而自己所獨立舉辦的活動參與人數亦不多，這個結果對於本土派來說是個打擊。

不過，在支聯會和泛民領袖的控制下，維園的六四晚會多年來不斷去政治化，而變得行禮如儀。縱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參與晚會，反映了香港群眾對中共專政的憤怒，並且希望堅決守護八九民運這個重要的遺產。

工人國際委員會中國及香港（包括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運動，並強調這個新運動應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和組織力來推翻一黨專政。我們反抗中共及其資本主義政策，並為推動社會主義替代而奮鬥。

上街撐林榮基－－國安滾出香港，打倒中共專政！

銅鑼灣書店被綁架五人之一的林榮基，在被失蹤八個月後首次露面，控訴中共非法綁架書店五人。

林榮基受盡中共威脅下，仍然堅持站出來控訴中共暴行，實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綁架的書商──李波、呂波、張志平及林榮基──分別返港向警方銷案，令很多人以為事件已經以諷刺小說《一九八四》的悲劇告終──被迫害者選擇沉默，自己的意識完全被毀，並甘心馴服於當局──豈料林榮基的勇敢作風改寫了結局。

極權者滿口謊言

林榮基的控訴證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謊，而建制派至今仍為中共護航而滿口歪理，激起了群眾義憤。林表示被擄人士根本不是“自願返回內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專案組”人員擄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觸過李波時，對方承認被擄返內地。此外，林被威脅要交出售書紀錄。但他堅稱沒有屈服和出賣讀者。銅鑼灣書店出版揭露中共醜聞及權鬥的禁書，過去一直將書本封面偽裝，寄到中國內地讀者手上。中共顯然要追蹤並打壓購書者。這已造成寒蟬效應，已有其他獨立書店表示會銷毀自己會員的購書紀錄。

國家恐怖主義式迫害

早前，被綁架的三名書商被迫在電視機面前認罪，明顯是中共執導、強迫受害人照稿宣讀。林榮基在記者會透露“認罪影片有導演有台詞”，證明了將中共的手段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完全不誇張。身處英國的桂民海之女兒，近日拍片上網指自己的父親被綁架，而其父親一直叫她保持沉默，再次證明認罪畫面是編導出來的。

林榮基被綁架的過程同樣駭人聽聞。首先，他表示禁錮他的不是國安、公安、派出所或軍方，而是隸屬“中央專案組”。多名中國研究學者都表示這機構是文革產物，本來用於中共內鬥時整治政敵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時被11人帶走，其後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車13小時到達寧波。他被迫簽字承諾“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然後被拘禁在一個做足防止自殺措施的小房間內五個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綁架引起了港人譁然，令人憂慮在極權之手的干預下，發表異見會動輒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內地公安行事，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臉。林也認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領期間“喺金鐘出催淚彈，學生手無寸鐵”。事實上，內地國安在香港秘密行動已不是新鮮事。

目前，林榮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擔憂。《星島日報》引述寧公安局，稱會適時啟動與香港警方的工作機制，將林榮基引導回大陸接受“法律制裁”。林在內地被指控的“非法經營罪”明顯是政治打壓，再者香港並沒有引導犯人返內地的法例，但沒有可預知中共將如何踐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剛在六四周年悼念時，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組織反對關注中國民主，因為這是“別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銅鑼灣書店綁架案一再反證他們的謬論，中共消滅異見的爪牙已經遍及國際，桂民海就是在泰國這個獨立國體被逮捕的。近月在緬甸和寮國也有發生類似事件，在肯亞更有台灣公民被帶回中國！可見，香港人面對中共爪牙不能獨善其身，而採取無視中共這種鴕鳥政策，只會坐以待斃。標榜捍衛“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對兩難，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別國事件？還是關乎本土利益？很明顯這是假命題！香港民主鬥爭需要與中國的群眾鬥爭連結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為目標，才能徹底勝利。

同時，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泛民領袖有從今次綁架案得出必要的結論嗎？泛民正確的指責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徑，但只在質疑政府有無守法。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不應旨在教育中共“文明倫理”，而應動員群眾鬥爭以推翻中共為目標。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　打倒中共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釋放桂民海，並停止政治迫害銅鑼灣書店五人，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為了制止跨境違法事件再發生，我們主張由群眾委員會的代表獨立調查綁架案，研究內地國安機構在港違法行動的情況，並驅逐所有中共國安出港。

病房緊絀　何不用特權？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症隱患的雙重壓力下，公共醫療系統早已不敷應用，基層民眾每每聽聞甚或親歷久候“輪街症”或“等上房”之困境，長期病患的治療排期時間更是以年計。此外，醫護人員亦面對極其沉重的工作壓力。兩項因素造成現今本地公共醫療系統效率低下，醫護人員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療救護。

只是，最近的消息顯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制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聯譚耀宗被揭發獲安排在伊利莎伯醫院打尖插隊，獲優先安排進行割除瘜肉手術。此項手術對於我等基層民眾而言，最快也要輪候31星期，即超過半年，而新界東醫院聯網的病患輪候時間更長達104星期，足足兩年！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鑌亦被揭其妻準備分娩之時安排以一般病床的價錢（每日一百元）入住獨立病房並被指其主動指定醫生照料。與之相比，一般產婦面對因不斷削減醫療開支而緊張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醫院走廊過道產子。因為香港醫療系統已經陷入崩潰，公立急症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達到118%，其中六間醫院更逾120%。

另一邊廂，在一系列醫療特權消息此起彼落之時，一位元朗的裝修工人工作其間發生意外事故，工地圍欄鐵枝穿臂而過，畫面駭目驚心，但最後竟於屯門醫院等候36小時方能進行手術將鐵枝取出，等候其間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藥，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為政府搖旗吶喊的建制派議員們享盡經濟與社會特權，就不難明白為何他們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減醫療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個醫生一張病床，他們及與之雞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獲得最優先的照料，為此承受惡果的，就是我們這些“沒那麽平等”的民眾。

醫療資源已經嚴重不足，但梁振英卻要削減多2.5億醫療開支。2013/14年度，醫管局各聯網共有註冊醫生5,365名，以其時全港人口計，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醫院醫生。比例少於英國丶新加坡和美國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遜於大部分經濟合作組織（OECD）成員。根據國際標準，護士對病人比例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達1比12，夜更護士平均更要照顧23名病人。

難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間，公立醫院整體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輪候急症室的平均時間不斷增加約半小時。次緊急病人平均輪候時間5年間增加逾31分鐘，由2011年度76分鐘增至2015年度107分鐘；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亦增加近27分鐘，由2011年度103分鐘增至130分鐘。

在貧富懸殊的香港，大多數病人都只能光顧公立醫院，但醫療資源卻集中在私立醫院之上。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聘用本地約六成的醫護人員，但他們需要照顧近九成病人；私營醫療系統雇用餘下的四成醫護人員，卻只需照顧約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動醫療產業化，只會令更多公院醫護人員流失至私院，公院資源進一步萎縮。大部分窮人還是光顧不起，只能等死！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反特權！公共資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
取消外判制度，直接聘用全體醫護人員
醫療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
削減高官及議員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蝸居夢何時了？

最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九月起加租一成，影響全港七十多萬公共住戶。

為表達租金上漲的聲音，“基層住屋大聯盟”於7月10日早上的10時發起大遊行，約 60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檢討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恢復租金管制等訴求。隊伍呼喊著“無處容身、越住越貴”、“反對剝削住屋權、爭取檢討保家園”、“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制”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沿途訪問了4位基層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們的住屋及生活狀況。

現年66歲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現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區一個100平方呎的㓥房單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職保安工作的，他稱現時無穩定收入，只能靠積蓄、生果金和打散工過活。“租金占我生活費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實在很難負擔。”江先生稱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為膝蓋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難，他已在1年前申請單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對何時能上樓感到遙遙無期。他認為如果能落實租金管制，是有效並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貴租”的。

遊行上遇到從中國大陸來港兩年的陳小姐，攜著兩幼子遊行的她今年30歲，租住的是西環一個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陳小姐說︰“房間細小，沒有廚房，只能將煮食電磁爐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陳小姐稱來港兩個月後，居於香港的丈夫突然離世，令她頓失經濟支柱，對前路感到仿惶無助。每月的伙食費、水電費及上學開支每月起碼需要$4,300。“我最擔心是我的小孩子，他們年幼我一定要負責照顧他們，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現在只能靠我的積蓄過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開4戶的，環境擠迫，隔壁住戶曾發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擔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儘快上公屋、實施租金管際，如果有托兒服務就可以減輕我的負擔，但托兒服務也需要約$1,000，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經濟能力。”

任職地盤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戶，月租連水電費需要$6,000，這小小的100呎空間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請上公屋達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這顯然與政府所說只占1成有很大距離。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盡所有收入，無法儲蓄。曾先生的訴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復租務管制。

遊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訪問，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觀塘一個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居住用途的違法“㓥房”單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單位，因為加租$500，令她迫於無奈遷到偏遠的新居所。這名女士是一名領取綜援的單親媽媽，育有一名11歲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孩。居住地方狹小令她照顧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尋找工作。“我認為這居住地方實在太小，連我的小朋友也這麼認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們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較大外，也因為公屋有合資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較安心讓小朋友獨自在家，現在我住的㓥房沒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離開我的小朋友。”綜援的幫補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這隻足夠她家中如水、電、伙食等開支。

跨國企業L’Oreal向中共叩頭

法國化妝品公司Lancôme原本計劃與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韻詩合作舉行演唱會。但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狠批Lancôme“支持港獨藝人”後，該公司宣布與何韻詩割席，更以“安全因素”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樂會。事件激起群眾公憤，牽起聲討Lancôme的浪潮。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利潤先於民主人權，為了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只會屈服於人民幣之下。中國市場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2015年L’Oreal總營業額為243億歐羅，其中亞太市場占55億歐羅，近 23%，是相當重要的市場。

何韻詩曾經參與雨傘運動，中共顯然就此作出打壓。中共控制國家市場龐大，可以審查世界各地藝人的言論，阻止不聽話的藝人演出，從而控制國際社會的輿論。早前，韓國女子團隊的台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是台灣人，由於受到經紀公司JYP的壓力，她被迫在鏡頭面前公開道歉認錯。香港九成九藝人在壓力下早已噤若寒蟬，當年聲援八九民運的熱情已化為煙火，剩下人民幣的銅臭。但中共愈強硬審查，愈顯得其財大氣粗，受到全球民眾憎惡。

殺人企業

L’Oreal屬於雀巢公司旗下企業。如果中共是殺人政權，雀巢公司也絕對是一間殺人企業。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丶虐待與強制勞動。在落後國家，雀巢為了鎮壓工人運動，一直雇用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菲律賓雀巢工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權愈來愈大力操控新聞媒體及演藝事業，不但靠官媒控制輿論，也愈來愈與私營媒體及企業勾結起來，在香港丶台灣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見，僅僅打碎黨國官媒是不夠的，也要打破私營財團對藝術及媒體的操控，才會有真正的表達自由。

鄧美晶上庭自辯：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7月1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到屯門法院自辯。事由她被控告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當時正值港鐵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制，有乘客攜帶的古箏、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鐵站抗議。鄧美晶就是這次政治旋渦的受害者之一。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杆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動用八人的律師團隊控告鄧美晶，包括一名姓張之大律師，就是為了控告一個沒有錢聘用律師的普通市民。年賺百億，年年加價，維修服務外判而事故頻生，又被發現在知情下購入次貨列車。賺錢後並不用於回饋市民，而是用於欺壓乘客。政府擁有港鐵76%股權，所以這筆錢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於控方證人全是港鐵員工，加上港鐵表示當日事發時閉路電視片段已被銷毀，所以鄧美晶合理懷疑證據不中立，要求傳召其他證人上庭。鄧美晶表示，當日港鐵職員並沒有出示委任證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絕向其出示身分證，並在警察到場後才向警員出示身分證。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撤銷對鄧美晶的控罪
捍衛乘客私隱權，港鐵無權截查身分證
增設大型行李車廂，放寬對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制

南海衝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儘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制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衝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儘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係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麽？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衝突。近幾年來，這場衝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衝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衝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衝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麽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伙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儘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衝。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儘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制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麽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制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制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制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伙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牴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台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台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複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台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台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台灣控制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採取任何可能破壞台美和台日關係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衝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岩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里。兩種做法都會加劇衝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注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釐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衝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衝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100名救生員再次發起罷工

今日早上11時半，約100名救生員響應香港拯溺員工會號召，聚集沙田康文署總部發起罷工行動。救生員指康文署的編制問題令人手長期不足丶職系方面的訴求亦一直沒有解決，故救生員再次發起抗爭行動。上月初工會進行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是康文署拒絕回應之餘反而更加大打壓，表示會撕毀有關罷工的字條，並會向工會收回有關的行政費用，可見康文署的嘴臉如何噁心。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救生員罷工的抗爭，並在罷工現場訪問了救生員黃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罷工的理由。

“我已經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參加罷工的原因是救生員人手嚴重不足，而我們仍然是屬於“技工”的職系，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的。首先，在香港要成為救生員先要考獲 12個章，由急救丶銅章丶沙灘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沒有新人會願意花那麽多時間丶金錢去考取那麽多的專業資格，而且在政府眼裡，我們居然只是“技工”的職系，這點會令新人失去入職意欲，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對此感到不受尊重。我們起薪點是$14,000，續年遞升至$18,000，但救護員起薪點已是$18,000了。”

“現在康文署對人手不足的回應其實是在“砌數字”，因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額，但沒有公布實際聘請了的數字。人手不足明顯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編制慣例是有一定的全職救生員數目去負責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灘服務，而夏天服務需求較高所以需要聘請兼職人員，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泳池會提供暖水服務，令冬天變得需要兼職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願意改動制度，這最終令我們工作疲於奔命，泳池沒有足夠救生員，最終受害的就是巿民大眾。”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員人手
滿足救生員的職系訴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制訂各項考核等事務

香港社會主義者於比利時機場遭警察粗暴對待

比利時“左翼學生行動”現正於魯汶市舉辦國際夏令學習營。來自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雲集當地，參加這項為期一個星期的活動，進行政治討論、教育和經驗交流。當中獲邀參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龍（Jaco），活躍於中港民主運動，在布魯塞爾機場入境之時遭受到無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攜帶的政治宣傳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關沒收。當林詢問有關方面的依據的時候，更被警方再一輪粗暴對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們就事件訪問林子龍。

“我從香港出發，經伊斯坦布爾到達這裡，參加左翼學生行動的夏令營。在布魯塞爾機場，海關攔截我並要求我打開行李。他們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還有刻有馬克思語錄的USB手指。他們指控我攜帶這些物件去進行商業行為。而作為一名政治活躍分子，我只是參加一場政治會議，並與其他朋友交換這些政治宣傳品。

“由於我問了太多問題，他們召喚了警察。警員隨即要求了我交出電話，我嘗試關掉手機，他們就說我在‘反抗’。他們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銬，並帶我到另一間房間，要求我脫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後他們詳細審問我所屬的組織，及其政治思想。不過我帶來的社會主義T恤和馬克思USB手指都已經顯示了我的政治立場。警察懷疑我屬於極端組織，我則解釋我曾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而看來他們覺得這樣也有問題。警察說這並不關於民主權利，而是有關非法行商。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要回去香港。”

“他們總共扣留了我兩小時，並斷絕了我跟我比利時同志的聯絡。雖然我不斷要求，他們依然沒有向我發出官方文件。最後他們要我簽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寫的是法語還是荷蘭語。他們說我要贖回那些被沒收的物件，需要繳付超過500歐元的稅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個USB手指，這個稅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價值還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時與中共專制之間的經濟利益顯然影響到民主權利。比利時當局不但沒有向中國施壓保護人權，他們更學習了中方打壓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手段。我當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來跟其他參加夏令營的同志和朋友們分享。而比利時當局也應該為他們的政治打壓暴行道歉。”

政治篩選不斷　立會選舉淪為鬧劇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日，但今屆與過去不同，隨著社會反對政府情緒日益高漲，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聲明擁護“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至今已經有至少六名候選人因被指不擁護基本法而遭取消參選資格，包括於二月立法會補選時奪得超過六萬票的梁天琦。這是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立會候選人因為政治立場原因被褫奪參選資格，是公然的政治審查行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支持極右民粹派，但對政治篩選表示強烈抗議。

專制政權利用政治篩選來打壓本土派，反而會讓他們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黨這個被傳媒嘲諷為“一人黨”的組織，在事件後號召了數千市民於金鐘集會，證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獨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指責候選人支持港獨而不擁護基本法。但對梁振英來說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當選，而是開一個先例，日後讓政府更大力操控議會選舉。

政府未來可以依樣畫葫蘆指所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國安法）的人不能夠參選。實際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與港英資本家制訂的憲法，而且十分傾斜於資本家，例如基本法內就明文香港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第五條），政府財政需要維持低稅率政策（一百零八條），而立法會議員又不能夠提出任何增加公帑運用的議案（七十四條），雨傘占領所反對的特首假普選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四十五條）。社會主義者反對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條文，根據政府的邏輯，可能一樣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社會主義者並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們一些排外、反基層勞動者的主張，譬如反對全民退保、反對租金管制等。但是，專制當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篩選只是為了進一步操控選舉，令立法會最終淪為橡皮圖章，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統獨自決問題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如果大多數港人認為有獨立的需要，社會主義者予以支持，並將之連結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審查使當局撕掉謹余的民主面紗，更證明了中共專制一天存在，香港要實現民主是難過登天，獨立亦然！不幸的是，無論是泛民主派對中國民運只是表達口頭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對中國民主，兩者都不會爭得真正的民主或自決權。現在的當務之急，勞動者和受壓迫的大眾要組織起來，反抗作為資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並且連結中國的工人民主鬥爭，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難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國衛報》披露了超過兩千多份的報告，揭發澳洲的私營離岸難民營，特別是位於太平洋上島國瑙魯共和國的難民營，存在虐待難民的極端狀況。正當香港右翼建制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難民營時，此報告作出了斬釘截鐵的回應。

事件極其嚴重，且牽涉廣泛層面：難民遭襲擊、難民兒童遭虐待、年輕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殘、自殺和試圖自殺，以及生活條件惡劣。除此之外，他們被剝奪了醫療的權利，上廁所的次數受限制，蟑螂等害蟲在住處滋生。

尤其是難民兒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衛報》披露大約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針對兒童的，包括被警衛毆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務換取數分鐘的淋浴時間。

2014年9月，在其中一個難民營里的教師指出，有一名年輕女性難民要求淋浴時間由兩分鐘增加至四分鐘。報告指：“在以性服務為交換條件下，她的請求被接納了。對方是一名男警衛。她沒有說最後有沒有發生性行為。警衛想觀看男或女洗澡。”

兒童精神備受創傷，還要面對更悲慘的情況。一名女童把自己雙唇縫上以示抗議，受到了警衛們的無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情報是由難民營里的雇員自己提供的，當中包括教師、警衛、醫護人員、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超過100名難民營的現任或前任工作人員，最近發動了一場抗議，要求將難民遷離營地，因為兒童的生命已被“摧毀”。

從悲劇中收割利潤

這些離岸難民營由澳洲承包給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營運。公司宣稱已經改善了難民營的條件，提高了難民的生活質素，但事實卻剛好相反。較早前的報道揭露，難民營充斥著欺凌，設施簡陋，並且曾發生多宗自殺案，自殘行為亦相當普遍。很多難民被關押多年，造成極為嚴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種族主義政客葉劉淑儀、梁美芬之流所倡議的，就是這種不人道的離岸禁閉營。建制派政客打著“反對假難民”的選舉議題，用以掩飾他們的親財團、親專制立場。

在澳洲，難民營每年花費納稅人大約七十億港幣，就像香港的私營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營運公共服務，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單。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難民營的實況，這些流出的消息嚴重打擊了政府。政府宣稱，消息屬於“無法確信的報告、陳述和宣稱，而不具有真實性”。然而，面對愈來愈廣泛的批評，這不過是笨拙的說法。但單單口頭批判是不足夠的。

全球充斥著不人道的難民政策，社會主義行動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結束這種暴政而鬥爭。無論是資源短缺還是恐怖主義，資本主義造成的大量災害，但責任卻被嫁禍到難民身上。建制派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和反難民宣傳，合理化其加劇貧富懸殊的政策。當今發生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之失敗，是因為這制度造成不停的戰爭和侵略，是因為跨國企業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

為了對抗這一切，必須建立一場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團結運動，為所有被壓迫的群體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立法會選舉：選民踴躍投票　抵抗中聯辦選舉機器

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選舉。雖然選舉成績結果錯綜複雜，但總的來說建制派受到了挫敗。梁振英未能剝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也未能削減反對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議員），而且讓自決派及本土派這一不穩定因素進入議會。下屆立法會將會更難被政府控制，他的選舉攻勢可謂全盤失敗。梁振英將更不受傳統資產階級的信任，連任將會受到來更大來自社會乃至資本家的阻力。

最終投票率高達58%，打破了香港選舉史的紀錄。在投票日晚上多個票站大排長龍，不少選民等待至凌晨才能入場投票。梁振英在選舉前多次向民主權利宣戰，先有篩選“港獨”候選人，再禁止校園討論港獨，加上投票當日建制派各種種手法，反倒激起選民的投票意欲。

反對派（包括泛民、自決派及本土派）共獲得19席直選議席，建制派則獲得16席。政局愈來愈動盪，舊政團紛紛出現分裂和危機，而新勢力也往往內部不穩、曇花一現。上屆的“激進票”（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共26萬張，今屆增加至接近51萬張（計算激進泛民、本土派及自決派）。溫和泛民方面，雖然民主黨和公民黨在直選保住了每區一席，但工黨的直選議席由三席減至一席，而民協失去全部議席，陷入滅黨危機。

自決派及本土派的選票加起來有約19%，成為了立法會內一股新勢力。但這股勢力的內部矛盾卻是各陣營中最尖銳的。極右的本土派雖然獲得了三席（約10%選票），但熱普城聯盟的“教主”黃毓民落選，對他們帶來了一擊重挫。本土派進入議會後，將不能像以往單靠批評泛民獲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會曝露於民眾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內部出現互相攻擊，可見其內部極不穩定。這些都是本土派將會受到的現實考驗。

現在還不能排除當局會取消本土派的當選資格，當然這做法會引起激烈反對。正因為梁振英不斷攻擊本土派而令他們坐大，所以愈來愈多人相信：政府剝奪六名本土派候選人的資格，是為了讓其餘入局的本土派參選人得到社會同情，以利用他們來分薄泛民主派的選票。

代表“自決派”的新界西朱凱迪、九龍西劉小麗及香港島羅冠聰成功當選。三張新面孔進入立法會，代表著香港人求變心態。三名候選人都靠突出“單一議題”勝出，卻避開提出完整政綱這一被視為“過時”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沒有成形的組織，比以往的激進派更強調個人色彩。他們都迎合了普遍選民在雨傘運動後的抗拒政黨、偏好所謂“政治素人”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在選舉中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候選人，併集中於新界東為梁國雄（長毛）拉票。長毛連任為重建民主鬥爭邁前一步。當今動盪的政局更突顯出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需要，以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結在一起，從而擴建公共服務、解決住屋及就業問題。

香港立法會選舉改寫政治版圖

立法會選舉於9月4日舉行，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選舉。選民改寫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並狠狠教訓了政府一頓。即使梁振英故作鎮定，選舉結果造成的衝擊是不容小覷的。反對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制派無法奪走其否決權，全面控制立法會。去年，反對派運用立法會否決權擋下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與中共政權一直想除去這顆眼中釘。

建制派的得票率從2012大選的44.1%跌至40.3%，這些數據不能比照其他國家選舉的讀法：因為香港並非民主社會；立法會基本上是跛腳鴨，僅有一半席次為直選，所以建制派必然取得多數議席。在有利的條件下，他們今次贏得的席次並不夠多。

立法會選舉本身就充斥操控與扭曲：服膺於財團利益的“功能組別”，由裙帶利益網絡組成的配票機器，但建制派仍是慘澹收場。正在尋求連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對今次強差人意的選舉成績，將會成為被怪責的主要對象，本已犯眾憎的他再次受到衝擊。

今次投票率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會直選開始以來的最高。由於選民害怕反對派選舉失利，在最後時間涌到票站投票，最後高投票率粉碎了親政府陣營精心布陣的選舉機器。按規定投票應於10點半結束，然而許多選區在最後一小時湧現人龍，部份票站被迫開放至清晨2點。

除了建制派未能褫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之外，由於梁振英打擊民主的惡行，製造了政治兩極化及民怨沸騰，反對派相對穩定的格局已經一去不返，而變得更為動盪不穩、碎片化和不可預測。

新興反對勢力在選舉中崛起，在建制派與傳統泛民之外，出現了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社運年輕人。各個新人並非同一陣營，而是屬於從極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種派別。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稱為“自決派”的激進社運人士。但他們有個共通點：被視為更加激進勇武、挑戰中共專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選擇。

“溫和派”人氣銳減

選舉結果反映了傳統“溫和派”的徹底幻滅。前年的雨傘運動未能取得北京的絲毫讓步，最後在失望與挫折中落幕，成為了其中一個轉捩點。

工國委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與中國支部一直解釋過：民主鬥爭若果不力圖打破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共同統治香港，我們需要一場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會主義政策來破除這個制度。資產階級泛民相信民主與專制能夠在一國內並存，但所有歷史都反證了這一點，其中一方必須垮下來！

曾經在反對派占壟斷地位的傳統泛民，如今在立法會卻僅剩11個直選席次，而“激進派”各方則共占8席。多名泛民資深議員沒有連任，民協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會。工黨則從上屆的3席直選議席變成1席。在雨傘運動後，有溫和派人士組成兩個“中間派”新組織，希望讓與中共協商的路線復活，但選舉成績卻不盡理想，沒有拿到任何議席。 據《南華早報》所述：這個現象“再次證明在急速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溫和派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

鎮壓加劇

因此，選舉成績表明群眾強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干預，並尋找更具戰鬥性的新反制策略。今年發生的種種事件，令人們更擔憂中共逐漸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諸如五名銅鑼灣書商遭綁架，並囚禁於中國；警察暴力引發了一場暴動，為五十年來首次；港獨派的梁天琦在暴動後的補選獲得6萬6千票等等。

立法會選舉開跑時，包括梁天琦在內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參選，理由是主張港獨有違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動後，我們曾說梁振英成為了本土派在補選中的助選經理。他越大力攻擊本土派，他們的聲望與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選舉對本土派的攻擊變本加厲，讓他們的候選人獲得23萬7千票（11%），並首度進入立法會。政府封殺獨派參選人，被視為對民主權利的嚴重打擊，因而引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彈。事件成為了本土派當選的關鍵因素。

激進勢力總共獲得了超過56萬7千票（25%），超過上屆選舉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加起來的激進票（26萬）的兩倍。傳統泛民則獲62萬5,600票（27%）。親政府的陣營獲得87萬1,016票（40.2%），而獨立候選人（建制派占多）則獲10萬3,334票（4.8%）。

這對中共專制政權而言是慘痛的教訓：它的強硬態度反而為上次選舉時幾乎不成氣候的政治勢力奠定了群眾基礎。

“激進派”奪得25%選票：

本土派奪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決派奪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聯盟奪兩席，156,019票（7.2%）

*人社聯盟有時被歸類為泛民。

反政府陣營的版圖全面改變，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證據。一些在上屆選舉還沒出現的勢力，在今屆獲得廣泛支持，是政府強硬專制統治的結果。

立法會的反對派新人座落於整個政治光譜，屬於“一人黨”人士或“無黨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場很不同，分別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環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們都主張“民主自決”，刻意地含糊其辭，但他們不主張反對外來移民，而且會被本土派攻擊為“左膠”。在雨傘運動失敗後，政治版圖變遷的過程十分錯綜複雜，而且充滿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響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選項，以及欠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

本土派得勢，然後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派出兩條對立的名單參選，結果分別奪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不代表他們主張的反移民右翼立場具備堅實的群眾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會出現更有凝聚力的組織或政黨。本土派會繼續作為一股具網上動員力的潮流，而非穩固的群眾運動。

特別在年輕世代廣為傳播的仇恨內地人情緒，無疑是本土派獲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兩個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獨支持度升溫，儘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確主張港獨，又例如經常不加解釋地使用自治及自決等詞語，故意把議題模糊化，但他們目前仍對港獨握有壟斷權。第二則是本土派虛有其表的激進形象。

三名本土派議員進入立法會後，將會面對公眾壓力，要表現得更為與別不同、更為勇於對抗政府。目前看來他們沒有什麼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會議員被問到會如何抵抗政府時，表示他們會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東的梁頌恆則表示會占領立法會主席位。

這兩招都不是什麼新策略，社民連梁國雄（長毛）等人已經用過。除非有大型民主運動在立法會外配合，這種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但沒法提出一個鬥爭的綱領及方法，而他們的種族主義立場會成為建設運動的嚴重障礙。

港獨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調顯示，超過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獨立，年輕受訪者的數字更上升至40%。不到幾年之前，港獨的聲音可說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鐵腕策略之下，卻成了香港政治永遠存在的元素。不過，在近幾次選舉中，選民為了對政治篩選與政治迫害表達抗議，即使不支持港獨也票投本土派候選人，另外也有選民認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還擊。

社會主義者支持自決權（一個現在常遭誤用的詞語），包括順應多數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獨立。任何獨立鬥爭都要連結到反資反帝的鬥爭，團結境外更廣泛地區（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勞動群眾，才有成功的可能。這個問題之所以極為複雜，絕不只是關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類的論戰（事實上獨立小國的確存在），而是關乎港人基於各種理由不支持獨立，尤其是港獨可能引來北京的武力鎮壓。

很多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總結到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實現民主，於是走向支持港獨。這也是各本土派組織持有的論點，然而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戰略來達成其目標。中共專制這個核心問題如何解決？如果北京拒絕讓香港行民主選舉，又怎麼會同意獨立呢？將“民主”變成“獨立”並不會抹去核心問題：全球最大的專制政權、第二大軍事強國壓在我們頭上。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解釋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將香港的鬥爭連結到中國大陸正在萌芽的群眾運動、連結到整個亞洲，推翻資本主義與獨裁制度，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會主義行動在今次選舉為社民連的梁國雄助選，支持這位真正左翼的少數代表。在錯誤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選民相信他相當穩陣，因而轉投其他反對派候選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屆的35,595票，幸能僅僅保住議席。

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有些是反動的，有些是絕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亂，是一種對舊路線的強烈抗拒。但要建基於這形勢，並把不滿情緒引領至一場成功的新民主運動，需要建設強有力的工會及工人群眾政黨。過去一切歷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證明圍繞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是打倒獨裁政權的決定性要素。

統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尋求明年3月連任特首。雖然只有1,200名特權選民有權投票揀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統治階級內部也愈來愈反對梁振英，將政局不穩歸咎於他的硬派作風；也因為梁振英將中國大陸財團的經濟利益置於香港富豪之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的中共政權，尚未宣布其屬意人選－－究竟是要擁護梁振英，或者更傾心於其他新面孔，例如較親港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緘默，可能與中共內部權鬥激烈有關，因為習近平搶在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前鞏固權位，也因為要等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才要評估態勢。

斯諾登感謝香港難民的協助

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斯諾登揭露美國收集情報的惡行，及後逃至香港避難，期間藏匿於難民的居所。一直備受港府歧視和抹黑的香港難民，成為了全球新聞故事的英雄。

斯諾登在2013年5月潛逃香港，揭發美國政府對全球的大規模竊聽和監控，對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國家領袖，例如法國、德國、巴西及墨西哥。

斯諾登在香港最初向聯合國尋求庇護，但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苛，他和許多其他難民一樣最終都失望而回。當時他十分擔憂被美國當局追捕，有機會像李波等人被中共違法綁架一樣，甚至遇上更惡劣的狀況。美國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國。

後來，他戴著黑帽墨鏡，在一名知名的難民人權律師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於香港的難民社區之中。

對於難民冒著人身風險，即使物資匱乏卻仍慷慨援助他，斯諾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發帖寫道：“三年前這幾個勇敢的家庭保護我藏匿香港。至今他們仍在等待庇護。”

菲律賓難民Vanessa：“我讓他睡在我床上。”

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Vanessa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也活躍於難民聯會（一個於2014年成立、捍衛難民權利的組織），她是其中一位接濟過“全球第一通緝犯”、泄密者斯諾登的無名英雄。在斯諾登告密震驚全球後的首幾天，他住在Vanessa位於深水埗一所狹小的單位，居所還有她的母親和女兒。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緝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國《每日郵報》訪問稱，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報章，才得知那個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諾登當時顯得相當哀傷和擔憂。“他沒有什麼衣服，所以我們幫了點手。”她甚至讓出自己的床鋪來讓他好好休息。“我們為他煮食，幫他購買所需的電腦用品。”她更笑說他愛吃麥樂雞！

斯諾登也提及了他對在成為國際通緝犯之初，為他雪中送炭的難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們的恩情，我的故事結局很可能會不一樣。他們教懂了我，無論你是誰，無論你擁有什麼，有時候一點點的勇氣都足以改變歷史。”

正當由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執導、哥頓．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電影《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之際，斯諾登在香港藏匿的經歷將會浮面。

不斷抹黑難民為“罪犯”和“假難民”的香港政府，同樣沒有為斯諾登提供保護，反而是社會上最貧困、最備受壓迫的一群對他伸出援手。

“保衛斯諾登”

2013年5月，社會主義行動聯同其他18個團體，組織“保衛斯諾登”的千人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是遊行的第一位發言者，我們並派發了數以百計的傳單，要求香港政府為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向港府施壓，尋求當局將其引渡回國。我們在傳單中解釋道，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政府都不可信賴，皆因兩國都在大規模地對人民作出非法監控，以保護權貴的既得利益者。

斯諾登告密的要點：

美國主要的電訊公司及科技公司為國安局提供所有客戶的通話紀錄。
情報機構猖獗竊聽其他國家政府首腦
國安局動用高級駭客團來進入全球的電腦
國安局每天竊取全球2億條短訊

候任議員朱凱迪受死亡威脅

高票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的朱凱迪受到死亡威脅。他在當選後數天，在警署外召開記者會，聲稱在當選以後收到死亡恐嚇，威脅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報警求助。事件令人憂慮香港政治暴力不斷升級。9月11日將會有聲援朱凱迪的集會。

朱凱迪在選舉工程中，打著“反對官商鄉黑”的旗號，挑戰新界鄉事勢力的利益。他過去活躍於鄉郊土地運動，曾經與村民對抗發展商強行收地、揭發承建商在天水圍非法倒泥等。他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橫洲村興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嚇。有傳他今次觸動鄉事派神經，是因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資料。

梁振英對事件表示重視，，但朱凱迪之前低。建制派新界西候任議員何君堯表示：“你知道有人販毒，你會不會周圍同人講你知道邊個販毒？”這就是鄉事勢力的嘴臉！

梁振英上任以來，黑幫勢力愈來愈活躍於政壇。雨傘運動期間更出現黑警合作打壓占領人士。今次事件證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了！

鄧美晶港鐵案──“法律面前，窮人含忍”

9月2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於港鐵九龍塘站攜帶3枝白色膠棍，超出130厘米的長度限制，並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分證，被港鐵票控“攜帶禁止攜帶的行李”及“沒有提供身份證”兩項罪名。

她於在屯門法院被裁定兩項傳票罪成，共罰款2000港元。判決當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窮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權貴的利益，表示不服判決。

鄧美晶辯稱，港鐵規列限制單邊行李長度限制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嚴苛，根本不合理。同為港鐵公司營運的深圳地鐵龍華線、以及斯德哥爾摩的地下鐵、澳洲墨爾本鐵路，行李限制都遠較香港寬鬆。雖然港鐵專家證人沒有就此提供反駁論點，但裁判官卻說“不能一概而論”。

港鐵曾傳召其雇員陳新國以所謂“專家證人”身分上庭。陳稱根據專家報告，一個乘客如果舉高旗杆有可能會造成觸電。鄧美晶反問，那麼一個成年人在港鐵內抱起一個高過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會造成觸電，為什麼港鐵附例沒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鐵年賺百億，但民脂民膏卻用於欺壓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師團隊（當中包括大律師張錦榮）控告一名自辯的市民。港鐵害怕今次打輸官司的話，等同去年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制是打壓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檢控。

鄧美晶表示，在她於粉嶺裁判處上首次上庭否認控罪當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從聆訊中得知，他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有長者為了謀生在港鐵站外擺賣。在香港被港鐵控告的傳票案，辯方並不能申請當值律師。很多窮人因為沒錢聘用律師，也害怕審訊過程影響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認罪。

鄧美晶不港鐵在2000年上市後，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運作，但卻有如警察般擁有公權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證。可見港鐵附例之不堪。

在港鐵霸權下被欺壓的窮人只會無日無之，社會主義行動一定要繼續抗爭！

梁振英會被北京紅牌趕出場嗎？

2017年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梁振英會否連任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奇高，擊倒了建制派的投票機器，最後的成績單對梁振英來說是個大災難。梁振英在統治陣營里的政敵更有牙力，遊說北京將他踢走。

曾俊華在杭州G20峰會與習近平握手，外界猜測中共為他的參選開綠燈。曾俊華營造“香港人”的形象以爭取民意支持，他與傳統資本家關係良好，又是“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主義者。另一可能的候選人曾鈺成，最近頻頻向公眾塑造開明形象，對民主派表示友好、對“港獨”年輕人表示諒解。

四年前的特首選舉中，唐梁之爭的激烈不但震驚了港資階級，也讓群眾看穿小圈子制度之荒謬而群起反抗。此後，唐梁兩營的裂痕沒有就此縫合，今屆選戰將會延續這場權鬥。過去四年中共派系鬥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特首選戰也會成為其戰場。

習近平發動猛烈鎮壓

梁振英的個人性格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共面對經濟衰退，習近平獨攬大權，對群眾運動發動猛烈的鎮壓，對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軟手腳，否則會有損其強人形象，在中共敵對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華或曾鈺成這種較溫和的特首上任，他們在言辭上可能會較為溫和，但在關鍵的民主制度和經濟政策上與梁振英不會有大分別，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長期穩定的局面。

過去五年梁振英執政下民怨騰沸，統治階級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仿效習近平，在換屆前採用了獨攬大權及民族主義這兩招來鞏固權力。他將行政權力集於一身，削弱任何制衡其權力的機關，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統和立法會。這做法將令行政機關更為僵化，要轉交權力至下任特首將更為困難。權力交接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公開的政治鬥爭。曾蔭權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成為香港史上最高級被控的前官員，而他的密友、同屬港英官僚系統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亦因貪污而被判監五年。相信沒有讀者會天真以為這是為了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貪運動”搬到來港，意味著司法機關更為直接由國家機器操控。

同時，他大力鼓吹愛國主義，利用反港獨議題來製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權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制報章《成報》開始多日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推銷港獨，“事實上，‘港獨’在香港並無‘市場’，‘大力打擊港獨’完全是偽命題。梁振英處心積慮助長‘港獨’，以鞏固他和鷹派人士的管治權威。”

梁振英很可能樹立“港獨”的稻草人作為攻擊目標，企圖分裂反對派的得票，令部分選民被“極端分子”嚇怕倒向支持建制派，但這策略顯然帶來了反效果。港獨議題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選承諾後民情反彈的結果，但也不能說是單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終還是北京的鎮壓措施製造了這一隻失控的“巨獸”。無論下屆誰任特首，這議題都會纏繞政府。

傳統資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衛他們的利益，而欠缺資本家支持基礎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權力、依賴共產黨在港勢力來獲得支持。去年，李嘉誠被《人民日報》的社論批評“撤資是忘恩負義”。當然李氏撤資部分是因為經濟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兩營的政治鬥爭。

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衝突

梁振英較為親近在港擴張的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發生衝突。在今屆立法會選舉，與唐營關係密切的自由黨打著“ABC”（Anyone but CY）的口號，打倒梁牌來爭取對梁振英不滿的中上階層的支持。

只要中共發號施令，選委會內的各派勢力最終都會團結起來，大比數投票支持中央屬意的候選人。但是，統治階級愈分裂的話，中共在政治分贓的過程中更難各方利益。現在各派都在組織自己的勢力來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中聯辦要避免任何一方勢力獨大，以較容易控制局面。《成報》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力捧契仔女搞‘親西環黨’”、“撕裂建制陣營”，也是有其道理的。但這做法的代價是建制勢力走向碎片化，長遠造成不穩局面。

香港群眾在雨傘運動一度面臨失望與沮喪情緒，但中共及香港統治階級的分裂將力量對比有利於受壓迫階級一方，群眾必定會奮起抗爭，走出困局！

還我校園民主 捍衛言論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殺中小學校內任何有關“港獨”的討論，打壓教師及學生的言論與思想自由。局長吳克儉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許學生宣傳港獨，可以尋求警察“協助”打壓！此舉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條一樣。白色恐怖瀰漫校園，學生和老師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便面臨被處分、趕出校或辭退的危險。

2016年梁振英的打壓來勢洶洶，由銅鑼灣書店的書商被綁架、加強媒體的審查，到現在要鉗制校園的言論空間。學生絕不能容忍！

不許獨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學校里宣傳港獨並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將討論港獨比喻為講粗口，屢勸不改會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規”來混淆視聽，合理化政治打壓，實在荒謬。政權不許我們思考、不許我們反抗，要學生做默守成規的奴隸，服從洗腦的機械教育！

由反洗腦教育到雨傘運動前的罷課，中學生一直是民主抗爭的先鋒，因此梁振英勢要除去這顆眼中釘！

梁振英政府專制獨裁，引致民怨沸騰，他愈要年輕人愛國，就激起更多“港獨”的情緒反彈。港獨勢力本來不存在，但梁振英卻弄假成真，現在全港“本土學會”紛紛在學校成立。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港獨，都要學生組織起來，捍衛校園思想、言論和組織自由。為了拉闊抗爭戰線，不能局限於本土組織來發起運動。任何捍衛言論自由的學生都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抗爭：

先向同學宣傳及解釋->收集連署凝聚民意組織學生會議->共同決定抗議的行動計劃

如果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學生應該發動一天的罷課，作為將抗爭行動升級的起點，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讓步。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站在工人階級的一方對抗財團、反對專制。若要有足夠力量推翻一個統治13億人的中共政權，民主民生的抗爭不能局限於香港，而要串聯中國內地的民主鬥爭，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罷工力量。香港的群眾運動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們敵人的爪牙遍及中港兩地，所以我們要跨境聯合鬥爭才會成功。中國與香港的群眾要團結鬥爭，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與中國乃至亞洲的勞苦大眾一起奮鬥，積極串聯各地的鬥爭，以推翻中共專政及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我們與本土派的分別。

我們主張：

梁振英下台！吳克儉下台！
討論港獨無罪，停止打壓言論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

9月2日，多達1.8億的印度工人罷工，抗議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工會領導人稱這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一個雇主集團估計，這次罷工造成的損失高達1,800億盧比（216億元港幣）。

銀行、電廠、政府部門、公共交通、學校和醫院的工人都罷工，加入了示威。印度電視台報道，在很多地方抗議者堵塞了鐵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會聯盟稱，這次罷工反對莫迪政府自25年前開始追隨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會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到18,000盧比（2,160元港幣），提高退休金，並結束打壓勞權的法律。

自從新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被引進印度後，數以千萬計的印度工人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蹟”背後的現實。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勞動保護所覆蓋，但印度的資產階級還不斷削弱勞動保護。必要的社會公共服務開支卻被大幅度削減。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印度支部已經發起了每小時100盧比（12港幣）的最低工資運動，並強調今年早些時候在印度很多地方發生了充滿戰鬥精神的罷工，特別是四月份在班加羅12萬服裝業女工罷工。這場罷工是關於工人領取退休基的問題，大部分罷工的是非工會成員。這使國家和地方的工會人員徹底目瞪口呆，並且成功迫使他們迅速背離了莫迪政府的立場。

這些工會的官僚們，包括隸屬於印度共產黨的“印度工會中心”和“全印度工會大會”遠遠落後於工人在今次罷工中展示的憤怒情緒。的確，九月份號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罷工，剛好在去年罷工一天后一年後，目的是為了緩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壓力，而不是為了動員工人將行動升級來挑戰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對於工會領導人而言，他們缺乏進一步行動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階級的巨大潛能已經在這次罷工中展示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在群眾中紥根、內部民主化的工會運動，並採用一個清晰的綱領以反對莫迪政府，建立一個真正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取代被新自由主義資本集團主宰的“全國民主聯盟”和“團結進步聯盟”。

香港新聞短打

快樂地球指數　香港接近包尾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發表最新“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140個國家或地區中，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獲評為“最快樂國家”。香港在140個地區中僅排第123位，倒數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數發表以來最低名次。

香港環境污染惡劣，而貧富懸殊是發達城市中最嚴重。2016年政府數字顯示，香港每戶平均每月開支是2萬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卻說發表“9千蚊養家論”，說月入9千也可養得起一頭家。他自己月薪卻40萬，真的“堅離地”！面對著這種貧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社會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會快樂呢？

家務勞工遊行爭權益

數以百計的外籍家務勞工在9月4日遊行到灣仔勞工處，要求當局提升家務勞工的最低工資以及提供更多保障。發起抗議行動的亞洲外勞協調組織（AMCB）指出勞工的工作安全問題，尤其是當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潔玻璃，這項工作本不應屬於工作範圍以內。8月，一名35歲菲律賓籍的家務勞工在將軍澳工作期間墮樓身亡。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今年已經有至少6名家務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殺死亡。

許多報導都指出香港家務勞工的困境。非政府組織正義中心（Justice Centre）發表報告，指外籍家庭勞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時，近72%工人的工資低於現時每月$4,210的最低工資水平。報告亦發現，約四成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亞洲外勞協調組織要求將外籍家庭勞工的最低工資調升至每月$5,000。

籠屋豪宅？

單位越細，利潤越大！香港住宅單位越縮越細。恒基地產在北角的新樓盤“尚譽”以天價390萬售出一個163平方呎的單位，其面積和一般停車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島最細房屋的紀錄！

樓市放緩，但平均樓價遠超一般中產買家的負擔能力，在幾年前開始出現“微型單位”的趨勢。為維持銷售額，地產商開始將房屋單位縮小來吸引買家。跟租務市場的邏輯一樣，業主將單位分間成“㓥房”來獲得更多租戶和租金！這些單位小到只能擺放特製的家私，跟本不適合人類健康居住。

不過根據測量師行仲量聯行，地產商正不斷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資本主義地產霸權底下，儘是這些根本負擔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間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間嚴重缺乏。一項研究分析各個城市，發現香港人均公共空間僅2平方米，即只相等於約一副棺材或一個廁格的大小！對比國際，香港公共空間少得可憐：新加坡有7.5平方米，約三分二個私家車位；紐約有29平方米，幾乎是香港15倍，約等於一個310呎單位。

為了讓財團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變成私家用地，如商場、酒店、地鐵上蓋私人住宅平台等，令大眾不能享用。大型商場為了強迫市民消費，鮮有設立公眾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貧困老人為了節省冷氣費，又不想到公園日曬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鐵站的窗台休息，卻經常被保安和職員驅趕！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資本主義連空間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難民運動失敗

一項新的調查發現，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該調查由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進行，結果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26%）受訪者支持興建難民禁閉營。在葉劉淑儀、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不斷煽風點火下，26%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難民擁有工作權（32%）。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兩年。研究人員指出，大部分人對難民持有中立態度。可見，建制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社會主義行動活躍於難民抗爭，並主張所有勞動人民團結鬥爭，共同捍衛就業機會、住屋，以及爭取增加公共服務資源。

影評：《斯諾登風暴》揭露美國的“深層國家勢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諾登揭露了政府龐大的監視活動，包括每天收集兩億條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諾登風暴》可謂在美國“深層國家勢力”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激怒了其代表。在電影裡，斯諾登說，他明白美國情報機關為什麼入侵中俄的電腦系統和監聽電話，但入侵奧地利的又如何解釋呢？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擊這部電影“荒謬”。是的，他當然會這樣說。斯諾登目前居於俄羅斯（他沒有如一些報道所說去尋求庇護，也沒有獲得庇護權）。他一旦回到美國，就可能被控“間諜罪”而判處三十年監禁。

監控無孔不入

這部電影沒有教我們什麼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沉悶的語言告訴我們，全球性的監控無孔不入，確實令我們不安。這部電影若能向公眾範圍傳播這種意識，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電影所演示的那樣，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機或者手提電腦，都可能被入侵並轉化成為一個監視設備。斯諾登應對的辦法是把手機的攝像頭貼上膠布，並放進微波爐里（似乎是很實用的做法）。在小布殊總統任期和“反恐戰爭”期間，禁止竊聽的法律被廢除，並以秘密法庭制度取而代之。面對著這個不受民主監督的系統，斯諾登愈來愈感到恐懼。

電影用圖文表現美國國家情報局如何利用臉書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來進行監控。戲裡的一幕，斯諾登入侵一個十多歲女孩的臉書帳戶，並提取了一些信息，結果令她企圖自殺。擔任電影非官方技術顧問的斯諾登，及後公開承認電影情節太過貼近現實，因此令他感覺不舒服。

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以及美國中情局和國安局，才是電影裡的超級惡棍。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樣，國家是一個特殊的武裝隊伍，包括監獄等等，目的是讓主宰經濟的階級壓迫其他所有階級。在我們的時代，這個特殊的武裝隊伍獲得了網絡科技的戰堡。

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在美國的組織“社會主義替代”要求解散美國國家安全局，廢除《愛國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輕人要為了全面民主控制政府和國家機關而戰鬥，以廢除現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體制。

奧利弗‧史東向來以拍攝批判美國建制（尤其是軍事政策）的電影而著稱，包括《華爾街》，《七月四日誕生》，和《薩爾瓦多》等。《斯諾登風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製作面對美國電影界的反對。“大製作公司都不接這部戲”他說：“基本上存在一種恐懼，不敢提及那個故事。”導演不得不轉向德國和法國籌集拍攝電影的資金。

主角喬瑟夫‧高登－李維是一名既出色、又有點偏執的電腦痴，堪比朱克伯格。這部電影涵蓋了2004年至2013年，從斯諾登開始成為國家安全機器一員（他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僱於美國國安局、中情局和私營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決定，攜帶數千頁機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諾登的政治轉變

電影描繪了斯諾登從維吉尼亞洲開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從布殊戰爭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奧巴馬政府未能帶來任何改變而絕望，成為了一位告密者。這部電影加插了真實的新聞片段，當中奧巴馬聲稱主張政府增加“透明度”，實在相當尷尬。2004年斯諾登加入了陸軍特種部隊，他相信這是“幫助人民擺脫壓迫”的好辦法。在安全機構內部，斯諾登發現他的政府恰恰做著反對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國國安局的行為是“民主的存在威脅”。

斯諾登的政治理想很難被壓制。根據盧克‧哈丁的書本描述，斯諾登傾向自由主義右翼政客羅恩‧保羅（美國共和黨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競選活動，之後斯諾登決定同美國安全當局決裂。

美麗華酒店

電影的很多鏡頭在香港的美麗華酒店拍攝。斯諾登在此處把大量的電子文件交給英國《衛報》的格倫‧格林沃爾德（由扎克瑞‧昆圖[Zachary Quinto]飾演）和伊萬‧邁克阿斯克爾（湯姆‧威爾金森[Tom Wilkinson]）。奧利弗‧史東的作品是電影《第四公民》為基礎的。後者為獲獎的紀錄片，由在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執導，梅麗莎里奧（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戲於2013年在美麗華酒店內拍攝。

《斯諾登風暴》的首映剛剛上畫，社會主義行動安排了多位難民入場觀賞，以突顯八位尋求庇護者在保護斯諾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斯諾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國《衛報》記者公布後，他被迫裝扮成一名電視攝影記者，偷偷走出美麗華酒店，並向在港的難民中尋求隱身之所。這一幕也出現在電影裡。

出席電影首映禮的難民包括，來自菲律賓的雲妮莎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來自斯里蘭卡的難民阿吉特（Ajith）。對於雲妮莎和阿吉特來說，他們在2013年英勇的行為沒有為其家庭帶來任何改變。“就像斯諾登一樣，他們沒有國籍”，斯諾登的律師文浩出席首映禮時說道。

不僅斯諾登公開表示支持在港難民，喬瑟夫‧高登－李維也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表聲明，支持我們在香港聲援斯諾登和難民的示威。電影末段出現2013年6月社會主義行動有份協辦的保衛斯諾登遊行，我們的橫額也出現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諾登

電影上映的時間，剛好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屆滿，社會上出現了要求總統赦免斯諾登的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曾經多次提出這點，包括歐洲議會的前任議員以及愛爾蘭議會現任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電影無疑會引起公眾關注這議題。在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之中，目前只有綠黨吉爾‧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諾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聲稱自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良好，有助於兩國達成協議，以間諜罪將斯諾登引渡回國審判。三年前希拉里說斯諾登是一個“雙手沾滿了鮮血的叛徒”，但迫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競選運動帶來的激進浪潮，她淡化了立場，說斯諾登必須“承擔責任”(？)。

這些問題曝露了資產階級建制的雙重標準。歷屆美國總統都赦免了不少惡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遜；喬治布殊為做偽證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車”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減刑；嘉能可公司創辦人里奇（Marc Rich）因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逃稅案而被通緝，卻獲得克林頓的赦免。

徹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嚴懲性侵罪犯！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強姦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為受害者精神狀況不宜出庭而撤銷控罪。張健華被揭發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眾質疑為何在證據足夠的情況下仍未能將罪犯制裁。社工及市民發起了連串行動，社會福利署最終在社會輿論及群眾壓力下，決定對康橋之家院釘牌。

制度性壓迫

事件反映這些悲劇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制度下對殘障人士的嚴重壓迫，令他們在受到性暴力時如此無助。這包括了政府的公營殘疾人士院舍嚴重短缺、社會福利署包庇違法院舍而疏於監管及執法、司法制度無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歲女受害者為智障人士，被性侵時住在康橋之家，受害人指，院長張健華曾用陰莖插入其下體，後來又給她糖果以圖平息事件。院友親人發現後報警，警方在院長辦公室內找到有張健華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紙巾，張被控“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為智障及患上創傷後遺症，被評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後律政司決定撤銷控罪。法官陳廣池亦指出，這是社會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說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實上這是資產階級司法制度造成的人禍。

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被告張健華為涉案校舍的院長，亦是社工，曾於2002至2004年被指非禮兩名21及35歲嚴重智障女院友，被控兩項非禮罪，最終法官認為兩名女院友證供前後矛盾，基於“司法制度要寧縱毋枉”原則，裁定張無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這宗悲劇揭露了制度性的壓迫，在現今的法律制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無保障。即使搜到足夠物證，法庭仍然由於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終止審訊撤案。這種法律制度明顯讓有表達能力障礙的人士無法得到公平的對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無法上庭指證的弱點從而脫罪。

現時的法律程序規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須經雙方律師盤問，但受害人因心理創傷無法出庭。外國法律制度則可由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代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出庭作證，相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國等國家，智障人士在無能力作供的情況下，曾聽過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議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學家進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盤問過程迫使受害者不斷重覆自己被侵害的經過，以及將受害者的過程曝露於公眾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壓力，因而往往害怕審訊而不敢報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處於弱勢。

八個月六人死亡　康橋慘劇反映社署包庇惡行

事件揭發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兇，長年縱容私人的院舍違法，並無所監管，只求將社會服務推給私人企業，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才能讓性暴力罪犯為所欲為。

康橋之家院舍被揭發原來在八個月內，已經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剛剛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歲自閉男院友墮斃，但社署卻對此事毫無反應。而前院長張健華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橋之家仍然被社署獲批為期18個月的豁免證明書！此舉等同包庇助長院舍的惡行，讓智障人士繼續在惡劣、不人道的環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選擇私營院舍

社署在續牌時，明顯沒有將性侵案件考慮在內，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不想負責，若果吊銷康橋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數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馬虎了事續牌予康橋之家！

本來應該是公營的公共服務設施，就是因為政府不願提供足夠的公共院舍，才變成今天眾多無監管的私營院舍，以牟利為目的，為了最大化利潤而節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們的發財工具！有康橋之家前員工揭發院舍長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智障人士、私營護老院的長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業賺錢的工具。不能相信資產階級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權利，需要由下而上抗爭的社會壓力抵抗不公義的司法制度。

我們主張：

重新審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屬、院友、醫生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
立即吊銷張健華社工牌照，嚴懲性侵罪犯
全面公營護理服務、醫療系統，結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殘疾人士

抗議西班牙領事館暴力及搶劫行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時，社會主義行動到西班牙駐港領事館門外進行抗議，聲援西班牙學生將於兩天后（26日）發起的全國大罷課。

示威人士進入領事館遞交信件，期間總領事馬卡羅（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絕接信，且突然襲擊正在拍攝的示威者並強行搶去其手機，職員帶走手機至禁止進入區域。事件中兩部含襲擊片段的手機被搶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傷，需要由救護員包紮及到醫院驗傷。

兩名示威者的手機被扣留於領事館職員範圍內超過一小時。警察到現場介入事件，領事館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諾刪去手機影片，才會歸還手機，遭示威者拒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聲援，示威者拒絕離開，領事館最終在壓力下歸還手機。

馬卡羅曾被媒體形容為“香港首名億萬富翁的總領事”。這種暴力行為是前所未見的，西班牙政府明顯非常害怕全國總罷課會得到國際關注。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西班牙領事的暴力行為，定當追究到底。我們將會再發起抗議反對馬羅卡的流氓行為。

反對人大干預立法會宣誓風波

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意味著中共再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發動襲擊。繼政治空間被收窄、媒體被整頓、經濟被操控、司法制度受到干預、民主權利受打壓後，中共又再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務之急是號召大規模示威作為起點，建立一場強大群眾運動，並且務必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才有機會成功迫使中共退讓。

今次立法會危機由10月12日開始。當日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用“支那”一詞。政府及建制派如獲至寶，指控兩人倡議港獨及違反基本法，趁機利用此事去動員數千人的“反辱華運動”，並將輿論攻勢升級。他們的目的是打壓整個反對運動，合理化加強專制統治。

今次將會是人大第五次釋法，簡單來說就是一錘定音詮釋香港法律，以“反港獨”的名義阻止梁游二人上任立法會議員。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進中共的陷阱，讓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緊香港。

現在建制派不但要堅決阻止青政兩人上任，更趁機操弄政治辯論的議程，以阻止港獨分子“禍港辱國”為名打擊整個反對運動。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來加強對香港的操控和干預。在今次人大釋法前，兩年前已經有“一國兩制白皮書”表明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也有否定真普選的八三一大決定。北京不僅想透過人大釋法來干預香港政局，更藉此為剛成為“黨核心”的習近平樹立黨內的權威。對中共來說，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凌駕地方（特區）政府，壓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個民主運動都只是次要目標。事件也反映到中共黨高層的權鬥正在進行，各派正在為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而競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權威的做法始終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觀一點去看，這場鬧劇對梁振英連任特首的工程來說也是一份大禮。就任四年來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沒有改善任何貧窮問題及民生疾苦，強硬的統治手段亦令建制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受到挫折。面對建制派對手的“Anyone but CY”攻勢，他現在利用這場“反辱華”運動來表現自己“平定港獨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連任。

青政為何能夠當選？

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遭遇到挫敗，是由於社會及政治危機惡化導致群眾的倒梁情緒升溫。梁振英大力打港獨，在立會選舉作出政治篩選，剝奪了幾名本土派參選人資格，燃點了年輕群眾的怒火。這做法等同將本土派捧為最大敵人，反倒激起選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訓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綁架、政治檢控等惡行，令群眾更強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干預，港獨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傘運動沒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讓步，反映中間溫和的路線早已破產。在政治出現真空的情況下，群眾所尋求的真正激進替代選擇並未出現，故此各本土組織雖然規模細小而且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響力都有所擴大。本土派營造激進鬥爭的形象，滿足了群眾對年輕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機會主義”的極致代表，他們只在適當時候及適當地方出現，在傘運動後跑出來代表“傘兵”參選，但青政游蕙禎等人根本沒有在傘運中出現過！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據事實解釋，本土派並沒有提出任何鬥爭的綱領及方法，只有煽動排外主義及反新移民。他們是團結反中共民運的一大障礙。很多票投青政的選民視他們為激進新勢力，但卻未清楚他們反動的反工人主張，包括反對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場。此外，雖然港獨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內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議題模糊化，一味叫喊叫空洞無內容的口號，，沒有明確主張港獨，更沒有解如何爭取港獨的問題。

民族問題

由於香港群眾擔憂中共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對獨立的態度會變得愈來愈開放。但諷刺的是，從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現可見，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問題。“支那”一詞具有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正好為中共輿論機器所利用來抹黑香港民運，削弱國內的反專制鬥爭。正當世界各地的經濟陷入危機時， 民族主義往往被各國的統治者利用。歸根究底民族主義是操弄恐懼的工具，用以模糊階級分野，從而避免99%人民起來反抗挑戰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個如此有用的武器，讓人覺得這份誓詞是中聯辦所撰寫的！

宣誓風波突顯了本土派的致命弱點，他們無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綱領及鬥爭方法來帶領鬥爭，因此只能靠驚人言語和花招噱頭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為了重建民主運動並抵抗中共對香港干預，我們必須從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民主運動需要組織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及具戰鬥性的領導層。從立法會宣誓的鬧劇可見，小丑式個人表演對反獨裁鬥爭毫無用處。中共獨裁體制在各層面加強鎮壓，面對這場艱苦的鬥爭，抗命行動是必須的，但這些行動需要以強化群眾組織和提高政治意識為目標。而種族主義的言辭不但無助香港的鬥爭，甚至適得其反。

唯有數百萬人群眾團結在一場運動之中，延伸至中國大陸，並串聯至因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出路！正當中共輿論機器不斷抹黑香港民主運動是“反中國”時，香港民主運動一定要作出清晰回應，而不是以“支那”等詞語來加以附和，才能為香港的鬥爭爭取中國內地人的同情。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以打破權貴和獨裁者的權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1月7日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展開了對立法會民選議員乃至整體民主權利的深遠打擊。建制派及梁振英虛偽地自稱“守護立法會規則和宣誓的莊嚴”，但事實上他們正在用專制手段扭轉對他們不利的選舉結果。

假如他們成功的話，將會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使數以萬計的選票成為廢紙，並令立會淪為不經民選產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顯然視這次大清洗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跳板。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場政變，不過是由當權者所發動的”。這些發展代表了中共專制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要將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來的民主權利都要奪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來處理排外本土組織青年新政兩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青年新政種族歧視中國人的言論，也反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不過，二人宣誓時的宣示行為被當局無限放大，作為打壓“分離主義”的藉口，同時也是用來攻擊整個反對派與民主運動。這次攻擊不單針對立法會，而是先發制人地壓制雨傘運動的重演，下次運動可以演變為革命運動挑戰政府。

為什麼北京加強鎮壓？

中共專政的黨內鬥爭正越演越烈，習近平上個月被加冕成為“習核心”，這反映出至少兩件事情：一是習近平仍然在擴展自己的個人權力來控制明年的領導人換屆安排，二是他與中央領導層還在面對國內（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極反抗。

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對全國的影響為依歸。近年來，北京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打壓香港的民主鬥爭，因擔心香港會“感染”全國。

這使中共政權不斷加強鎮壓，去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名店員被綁架的事件，今年則禁止所謂“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華盛頓郵報》社論（11月26日）指出：“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課堂，讓人學會了打壓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這麼看，在其眼中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統治有可能叛變的13億人口。

當局害怕革命，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將空前的權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或江澤民還要多。驟眼看，北京對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步，最近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還不是太清楚究竟習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進行更全面的打壓，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懾下本土派。但這反映了中國政制的矛盾，雖然表面上是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北京的指令往往會在底下被扭曲和改變，以滿足地方權貴的利益。剝奪本土派的議席只會增加港獨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視在國內製造輿論，要在國內人民面前展示反對“外國勢力分裂中國”的強硬決心。

梁振英的盤算

正因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獨強硬表態，特首梁振英正利用這點來為自己盤算，達到連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個需要建制派組成“統一戰線”的狀況，藉此讓北京更難於來年的特首選舉中欽點另一候選人與梁振英打對台。

另一個有關中央政府的複雜因素，就是全國人大是黨內排第三的張德江所控制的，而張德江與梁振英一樣同屬中共的江派。自上台以來，習近平不斷嘗試打壓其他派系，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不，能夠排除江派會在香港煽風點火製造危機，並突顯江派比習派更“堅決保衛祖國”，從而幫助梁振英連任。不過我們亦不能夠想一些評論員那樣將派系鬥爭過份解讀，並幻想中央政府會阻止這場大清洗、甚至會尊重香港的民主權利。無疑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但是他們之間對於鎮壓的分歧只在於力度與速度。

無論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給予了梁振英和建制的瘋狂分子法律與政治上的彈藥。這些人希望加劇現時的危機，並策動更廣泛的清洗，至今已經有高達15名立法會議員被針對，占立會反對派的一半。人大釋法列出了一條非常廣泛的違例清單，使議員可以事後被指其宣誓“不真誠”和“不莊重”而喪失議席，就連“停頓太久”也可以被視為宣誓無效。人大釋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違反宣誓規定，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也因為宣誓時撐起黃傘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決與獨立一樣，都是不合法的，並稱議員需要為這些言論而“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公然打壓，反映出當局的攻勢並不止於青政的兩個議席。梁振英在《新華電視》的訪問中表示“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制”，而甚至在學校討論也不准。他亦再次強調“須按法律處置好”港獨分子。

建制的進攻

人大釋法後的數天，兩名愛國分子對8名和11名反對派立會議員申請司法覆核。這顯然是有計劃而行的。而11月13日，愛國組織一如所料地出錢聘用3萬人上街集會，反對“港獨”並支持人大釋法。顯然親中陣營裡面已經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現分歧，部分派別害怕進一步的清洗會導致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他們主張“克制”並希望將清洗局限到兩名青政議員。

人大釋法是否“越權”而違憲亦成為了法律界的爭議。今次釋法顯然超越了“解釋法例，而是變相修改了立法會中有關宣誓的規定，因此在“一國兩制”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權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決出現相牴觸時，法律後果亦不明的。

不過，就基本法憲制與法律技術細節的辯論，並不能夠阻止當局的攻勢。群眾鬥爭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專制的經驗，我們應該花1%的精力去準備法律層面的辯護，而99%的精力應該集中於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反擊。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對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不單是普通民眾，而且還有許多資本家菁英也視他為負資產。最近《明報》一項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為五位可能參選人之末，不過其餘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參選。

部分菁英發起了個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運動，希望說服北京選擇一個較不具爭議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傳統財團勢力與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僚都不滿梁振英的經濟政策，因為梁允許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侵入本地資本家的壟斷地位。這派別的資本建制亦認為梁振英需要為近年來的經濟動盪和社會激進化（包括雨傘運動及之後爆發的獨立情緒）負責。香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北京的壓迫加大下之結果，並導致本土組織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這堆本土派組織都是建基於右翼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能夠提供任何對於爭取“自決”的策略，甚至連“自決”的明確定義也沒有說出來。他們主張的“勇武抗爭”不過是高喊種族主義的口號和謾罵，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時的行為那樣。他們的兒戲行為正好墮入中共與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組織是被建制所滲透、甚至扶植的，用以為推動反革命提供藉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機

今次立法會宣誓事件讓本土派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考驗，結果落後一敗塗地，突顯了本土派的內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點。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們因為社會存在巨大的不滿情緒，加上欠缺真正的戰鬥而爭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讓本土主義乘勢抬頭。自2014年中共一錘定音拒絕香港落實普選，而後來雨傘運動陷入僵局後，本土派就開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擊對手來取得支持，當中尤以網上攻擊最為明顯。他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的軟弱和被動作出批評是正確無誤的，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組織起任何有建設性的力量。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呼籲群眾“勇武抗爭”，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決心爭取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由所謂“傘兵”組成的青年新政被發現雨傘運動期間幾乎沒有參與過運動。青政的游蕙禎亦暗認自己從沒有踏足過占領區。最近的危機，三名本土派議席之中有兩個被剝奪，而他們陷入分裂與癱瘓的狀態，甚至淪落到要他們一直鄙視的泛民及“左膠”組織示威來去保衛他們。

在今次危機揭露出本土派“紙老虎”的相貌。政府顯然要褫奪梁游二人議席，如果本土派無法動員群眾去保衛自己的席位，哪他們又何以領導群眾打倒中共和爭取港獨呢？游蕙禎宣布她去信英國政府要求當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禱可能更有效吧！誠然，以本土組織的性質來看他們註定充斥分裂與危機，但香港的民族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建制當局加強打壓“獨立”，反而保證了這種思想的支持度只會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雖然受挫，但在這政治真空的狀態下，本主主義作為一個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繼續增長。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支持一個所有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的清晰綱領，並在這綱領的號召下團結抗爭去擊敗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是可以削弱本土主義的支持度的。

擴大清洗反對力量

今屆立法會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議席，三名議員所取得的11.1%的選票。另外三張的新面孔以“自決派”自居議員以7.8%的總票數當選，而屬於激進泛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選票並贏得兩席。 如果梁振英擴大清洗的行動，對象將會是這八名不同的“激進”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對派議席的話，就可以奪走反對派的否決權。建制派也可以強硬修改議事規則，阻止一直以來建制派與財團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補選時可以收緊選舉條例，以篩走反政府的候選人，又或是同一時間將“獨立”的司法制度置於公開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釋法後明顯推進了上述發展。“這等同由中國直接挑選立法會議員一樣。”工黨主席李卓人對《時代雜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將來可能連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會違反參選資格。”總結來說，今次清洗立法會是八三一人大決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選制度要入侵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何反擊？

清洗行動已經剝奪了青政兩人的議員資格，現時仍未能預測會否發展至全面鎮壓的地步。未來發展最取決於群眾壓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頭、學校和工作場所內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大。最惡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愛國團體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這正正就是泛民領袖自11月6日反釋法大遊行後的策略。其中一個因素是，泛民害怕遊行變成本土派與警察衝突的平台，造成11月6日那樣不必要的衝突。但這才突顯到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並且需要民主決定運動策略及糾察工作，而不是以此為藉口取消示威！更嚴重的問題是，泛民領袖眼光只有選舉，害怕清洗行動會禍及自己，因此不願意奮力抗爭。甚至有泛民中人會因為有機會在補選競逐本土派失去的議席而暗笑了。

現在所有反釋法的組織應該召開大會，不單討論再次舉辦遊行，而且要達成一個罷課、罷工及其他抵抗行動的戰略。值得再注意的一點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會都由本土派控制，但他們卻沒有在這事件上鼓動學生罷課，哪怕是一場校園示威。2014年以泛民為首的學聯領導層最少也有號召罷課，雖然當時已經時機太遲，而且準備不足。
社會主義者反對清洗立法會，也反對建當局加強對司法部門的政治操控。這些機構都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而且與民意非常隔絕。但政府現時的進攻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群眾對這些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影響力，並且令其更為融入專制制度之中，就如中國內地一樣。

因此，我們捍衛所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席，反對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權篩選議員，甚至扭轉選舉結果。我們反對司法制度及基本法凌駕於港人民主選舉的權力之上，因為前兩者根本不受民主監督。立法會雖然是一個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議會，但在腐敗的建制之中民主議席對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來說仍然是一個揭露及對抗統治精英政治黑幕、發動群眾鬥爭的重要平台。現在是不受政府干預自由選舉的權利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與民主抗爭

社會主義者為每步的民主寸進而奮鬥。我們捍衛現有的權利，但我們並不甘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離真正民主仍然遙遠。一場捍衛現有民權的群眾運動需要一個綱領來爭取全面民主。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廢除不民主的架構，如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制度。

部分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應該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議會所取代，由人民普選產生，普選權包括外傭，並將投票年齡限制下降至16歲。這議會應該有實權──可以挑選政府、落實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提升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並透過將大財團及銀行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他們的經濟權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工資應該要削減致香港平均工資。

現時抗爭必須要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群眾運動若果局限在香港一個地區，其力量是不足以勝利的。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經濟實力和軍力，單憑香港一地抗爭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他稱六四事件為暴亂，並讚揚中共鎮壓）或其他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去支持對抗中共的抗爭是徒勞的。相反，西方政府在過去廿年對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頭批抨，他們暗地裡都希望維持一個可與他們長期營商的獨裁政權。

過去成功打倒獨裁政權的民主抗爭，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南非民主運動，都是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的工會，是中港兩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勝利的關鍵要素。而資本家依賴獨裁體制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因此打倒中共也連繫至打破資本家的權力。只要群眾抗爭接受這一綱領，在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下，民主抗爭將會是勢不可擋的。

青政二人被剝奪議席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

政府及建制派媒體不斷幸災樂禍，並企圖進一步踢走更多立法會中的反對派。至於青政二人被指“違反基本法”，不過掩蓋政治獵巫煙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制派的陷阱，宣誓時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失去社會大眾的同情而備受孤立。本土派政客並沒有針對政權作出攻擊，反而煽動種族歧視情緒來攻擊同為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中國平民。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一直反對這種立場。不過，我們認為要踢走他們的話，就應該在公開民主的辯論下揭露他們的右翼政治主張，並於下一次選舉由人民眾踢走他們。但相反，當局正利用謊言與脅迫來策動一場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終只會引起反彈，增加港獨的支持度。

尊貴議員是誰選出來的？

梁游二人的命運竟然是由一眾從沒有民主授權的人所決定的：特首、法官、媒體老闆以及全國人大。這些人想剷除我們的民主權利，並將立法會變成港府和中共的“傳聲筒”。青年新政不過是這個大算盤下的一隻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權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時站出來抵抗這場大清洗。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決，實在可恥！《香港自由新聞》（HKFP）報導，民建聯政客葛佩帆稱她希望這個判決會成為案例，作為未來案件參考的根據，用來挑戰其他議員的宣誓效力。她這番話正好描述當下實況。

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對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個公然的政治裁決，而這會對其他案件帶來深遠影響。他將過去法院無權干預立法會內務（包括宣誓儀式）的原則一掃而空。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這個判決“減低了立法會的憲制地位”。

基本法雖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經民主授權的憲法，但也在第79條列名立法會議員只能在“行為失當或背離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會議員票投通過”而取消其議員身分。但這個滿口謊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竄改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區慶祥法官以指梁游二人的宣誓行為違反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這說法與人大修法的立場一脈相承。人大修法後，要求公職人員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只要求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誓詞內容不同。法官的判決可能會有深遠的法律後果。

青政反抗無力

政府和法院正趕緊完成這場政治判決的程序並啟動補選。法庭公然成為了當局打壓立法會反對派的政治工具。社會主義者並不相信資產階級的法庭。今天的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制度是設計來維護這個社會的“秩序”。這個系統嚴重傾斜於權貴，窮人和被壓迫者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社會主義者將法庭視為平台，用以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以及為自己的政治思想與行動進行辯護。

但青政二人卻顯得垂頭喪氣而不知所措，並將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可能的法律奇蹟中。可笑的是，梁頌恆指今次裁決會令更多倡議自決的人重新考慮。似乎他從沒預計到會有這一結果。青政二人上訴的訟費將高達數百萬元，而法官裁決他們要邀付80%堂費，但他們的法律團隊沒打算將審判政治化，並將內里的事實說出來──這是專制政權策動的政治獵巫行動。

百人“蕩婦遊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開始主張反對性暴力的國際“蕩婦遊行”運動（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來到第五屆。十月三十日，過百人在遮打花園出發，沿高等法院遊行至中環蘭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體，我話事”丶“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啲人咪強姦！”。

遊行發起人之一鄧美晶指，近日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闆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戶被輕判一案，都反映司法制度縱容施暴者，導致性暴力持續地發生。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康橋之家性侵案作出調查丶護理院舍服務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務等。

這屆蕩婦遊行亦非常國際主義，有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代表丶來自印尼的在港難民婦女丶一些來自加拿大及歐洲等地的大學及中學生等。

責備受害者文化依舊

發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論是香港或其他先進國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騷擾丶強姦等）及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指責依舊存在。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Gabriella代表發言指，香港的外勞政策非常苛刻，例如僱傭同住條例丶中介公司的剝削等等，都是讓外勞女性暴露於性暴力的危險下，而且無法求助。

中四學生Jasmine Chan，亦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她指希望可以透過抗爭行動來指出社會現時不平等的男女觀念。

“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女性長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體被商品化等。我聽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時服務令後很震驚。”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義的審判，揭露了資產階級法治內里的父權主義本質。只有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制，才能根本性消滅男女不平等及隨之而來的性暴力。

長毛評釋法：“CY製造一個敵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法庭於11月15日裁決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二人敗訴。繼游梁被取消議員資格後，還有15名議員可能會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剝奪資格。

長毛梁國雄在高等法院聲援劉小麗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頒令褫奪其議員資格，則漠視選民意願，而整個民主陣營的民選議員亦汲汲可危。長毛笑稱，他本人就是最有機會下一個被取消資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節目上曾提到，忠誠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讓當局去搜集那人曾作過的言行，則是言論審查丶思想審查。“例如搜查那人兩年前曾講過的言論，指控與誓言不符丶不擁護基本法等，這可以是後患無窮。”

“以劉小麗為例，（當局）可追溯她在網上講過的話，指控她宣誓無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場）來作為證劇去來檢舉她。”

長毛認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資本，製造了一個敵人，而聲稱這個敵人是共產黨的敵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這個中共的敵人，於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這是他發動的權力鬥爭的一環。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到爆竊

12月6日（星期二），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於香港的旺角辦公室遭到爆竊。

事發於日間時分，當時辦公室正值無人（由於該單位亦被用作住所，無人的時間是非常少的），竊匪破門爆鎖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開，水龍頭被打開導致屋內水浸。辦公室位於一棟以劏房貧窮戶為主的唐樓內，過去很少會發生盜竊案件。現估算包括電腦和金錢在內，總計損失超過港幣5萬港元。

“我們懷疑這不是普通爆竊案，可能背後另有內情。”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我們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國國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動有所增加。匪徒將辦公室里所有的水喉打開故意導致水浸，令我們損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記錄，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檔案。”

“這單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擊，或許是內地國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為什麼匪徒要偷走全部電腦？幾部電腦加起來十分重，二手賣出去也賺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機，但也被盜取。唯一解釋是他們想偷看裡面的資訊。竊匪在離開前打開水龍頭導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為求財的竊匪並不會這樣做，似乎他們想對我們儘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壞。”

該辦公室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同志所用，也是一些難民活躍分子的資源中心和會議地點，而一些中國大陸的異見者也會不時到訪。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乃一合法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但由於主張推翻專政，其在中國大陸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國成員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顯著加劇。

旺角是香港工人階級密集的地區，大多是陳舊的唐樓。有鄰居指過去二十年都未聞發生過入屋爆竊案。

“由於辦公室位於舊樓，保險公司拒絕受保，所以被盜竊的物品和金錢都沒有賠償。”鄧美晶續指：“部份電腦是屬於義工本人的，用來作製作雜誌和網頁。”

社義行動在眾籌網站YOUCARING 上展開“捍衛社會主義行動”募捐呼籲，目標金額為最少5萬港元（$6,500美元）以填補失竊金額。當中的3萬港元將用以重新添置電腦設備。另外，為了加強保安裝置，包括為辦公室加裝厚門、安全鎖、防盜鏡頭系統等，也需要額外開支。水浸也造成相當於數千元的破壞。

“目前最重要是儘快令我們辦公室恢復正常工作。”鄧美晶說：“這對反政府的民主鬥爭來說非常重要。現在抗爭形勢踏入了險峻時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動，準備剝奪包括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在內的更多民選議員席位。我們需要回應中共政權新一輪的打壓，我們不能耽誤時間，可惜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連租金也負擔不了。”

我們懇請各位不論在香港、中國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及支持者們，都到我們的“捍衛社會主義行動”網站捐款支持我們。

2016同志大遊行：反資本主義與性平權鬥爭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今年將再一片彩虹旗飄揚香港。香港普遍的社會觀念對同志已經愈來愈開放，反對歧視性小眾已經是社會共識。平機會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55。7％）贊同應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堅拒為《性傾向歧視條例》及同志婚姻權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也表明不會立法。可見，對同志的歧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親商體制乃至父權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同志運動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更強大的組織，更鮮明的高舉群眾鬥爭的彩旗幟。

陳章明是歷屆以來最劣質的平機會主席，他集性傾向歧視丶種族歧視與反民主的立場於一身。他在上任謔稱性小眾為“老同”引起強烈反彈，又表示將民主運動扣連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興建不人道的難民禁閉營。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同運本身就是民主鬥爭及反資鬥爭的其中一環，統治階級是多麽害怕我們的綱領！

另一項壓迫同志的法例，是21歲以下男子之間的肛交行為是觸犯刑事條例。異性戀者的合法性交年齡為16歲，法律視同性戀者的交合行為特別“危險”，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如男子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終身監禁！社會主義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兒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資產階級法制充斥保守反動的勢力，因此法例根本無法與時並進，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視與壓迫。

最明顯不過的是立法機關，代表資本家和保守勢力的功能組別議員是非民選的，但可以否決任何推動性平權的法案，甚至連在議會內討論相關議題也竭力禁止。這堆反動勢力害怕同志平權會衝擊資本主義的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因為傳統家庭制度可以幫助他們維護社會現行制度，而同志成家後也會爭取同志家庭的福利制度，甚至衝擊既有男性主導的財產繼承關係。不難預料的是，這股勢力也反對一人一票真普選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產假等進步改革的。

國家機關充斥歧視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除了充斥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眾。今年，2名從泰國到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在機場入境處在沒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後被譴返泰國。其間入境處職員對她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不會聽你解釋”，及後又問當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這根本是性騷擾！但造成歧視不只是個別職員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後的制度問題所致。執法機關往往歧視性小眾和少數族裔，而現今的《種族歧視條例》並不會規管政府及執法人員的行為，令他們權力無限大而肆無忌憚。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經與同性伴侶結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戀者，嘗試為配偶申請居港權，行使這個異性伴侶擁有的權利，但是遭到入境處拒絕。政府害怕一旦開了先例會鼓勵香港同志也爭取同樣的權利。可見同志婚姻權利與人身自由的問題也扣連在一起，必須反對整個政府落後腐敗的體制。

粉紅財團的虛偽

可恨的是，當同志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這一政策，並邀請13間贊助同志遊行的，遭到其中的11間拒絕！那些跨國投資銀行年年牟利暴利，贊助同志遊行的資金本來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為他們打造“同志友善”的虛偽品牌，又可以借勢宣傳同志遊行。但是，當同志平權令他們與政府當局及現行體制有衝突時，他們就會害怕失去市場而斷然拒絕。就如今年贊助同志遊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銀行丶渣打銀行丶高盛集團等，在香港他們穿上粉紅偽裝同志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國家他們卻以“文化差異”為由對同志平權緘默不言，乖乖與當地的獨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場徹底的同志解放運動要與資本家決裂，由工人階級與同志團體組織起來，以反資本主義作為群眾的鬥爭路線，例如支持工會反對職場歧視丶支持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校園欺凌，而不是燈紅酒綠的嘉年華會。

香港恐同勢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制派政客與權貴勾結的保守教會，可見同志運動本來就是一場挑戰資本建制的鬥爭。資本主義的壓迫除了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包括歧視同志丶婦女丶少數種族等等。面對近年政治鬥爭激化的浪潮，建制派也加強反動保守的宣傳攻勢，包括動員教會反對同志丶煽動反難民的種族主義等。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以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並且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所以同志運動本來就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有社會主義世界才能達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競逐連任特首。幾百萬港人在慶祝！正當梁振英想剝奪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之時，他自己卻被中央DQ，可說是相當諷刺！過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製造了大災難，民主權利被瘋狂打壓，社會兩極分化，貧窮問題惡化，房屋短缺更為嚴重。由國民教育、加強警察鎮壓、清洗立法會，到準備為廿三條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強內地對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個體制仍維持不變，民主鬥爭要升級！無論官方說法是什麼也好，梁振英離任的真正原因是群眾壓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從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對他們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慘敗。第二、梁振英的離任也是雨傘運動的遺產。他雖然沒有被運動全面擊倒，但已經傷痕累累。

權力鬥爭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賭註上止蝕，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測，中央想要一個沒有那麼好鬥、沒有那麼愛搞派系的特首，以圖緩和香港的政治緊張局勢。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選舉，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傳統財團支持的曾俊華。梁振英與內地“紅色資本”關係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資支持。

香港近幾個星期，香港立法會被大清洗，多名議員因宣誓“不符規定”而被剝奪或準備被剝奪議席。現在很清楚這場政治危機是梁振英博取連任的絕望一擊，並似乎得到了全國人大主席張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後他的謀略還是失敗了。至於清洗行動往後如何發展，以及包括社民連梁國雄在內的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命運如何，還是一大問號。

當政客的政治生命結束時，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為下台階，而否認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眾壓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聞》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連任。梁振英又名“大話特首”，部分民眾甚至懷疑他放棄連任是否在講大話！

幾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決定是由習核心及中央領導層作出的，當中反映出北京的權鬥形勢。政治化的氣氛加上群眾頑強的抵抗結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會選舉成績在內造成的群眾壓力獲得了勝利！

這是雨傘運動遲來的果實。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二次因為群眾鬥爭而縮短了統治時間，上次則是2003年董建華面對反廿三條遊行而“腳痛下台”。

這次教訓對重建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鬥爭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還是非民選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協”和“調和”方案，但整個腐朽的不民主制度卻維持不變。梁振英只是專制政權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們若果要實現真正民主權利，一定要推翻整個建制——資本主義獨裁制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選舉！打倒財團專政！

特首選舉開始進入激烈階段，這是雨傘運動及梁振英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特首選舉，中共務必要欽點合適人選以挽救過去幾年的治港之災。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意味著廣大選民沒有投票權，註定這場選舉只會選出代表統治階級的特首。過去四年梁振英的統治，對中共造成嚴重災難。從剛上台後推動國民教育失敗、民生議題上開空頭支票，到催淚彈引爆雨傘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受挫。最後立法會的政變不過是他的垂死掙扎的最後一擊。

目前可能出選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及胡國興。林鄭月娥被稱為“女版689”，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梁振英路線，但她比梁振英明顯少了共產黨員的色彩，沒有明顯所屬的政治派別。她是典型聽命上級的官僚代表，對中共來說好處是易受控制，就如曾蔭權般毫無政治目光的短視政客。從政府過去兩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鬥爭中，可見她執行親資本政策絕不比曾俊華輸蝕，中共可信賴她得到資本家的歡心。

中共正考慮讓林鄭還是曾俊華參選，因為兩人同時出選的話在選委的支持會重疊，所以曾俊華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閘。從緩和局勢的目的來說，中共理應挑選形象親民的曾俊華，以平息689之災，至少換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在香港坐大，作為在政治操控以外干預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華與傳統港資過於“親密”的關係反而成為負累。而葉劉淑儀可說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統中勢力最強，是最專制獨裁及種族主義的政客，但目前她當選的可能性最低。

簡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紛亂的大環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人選。矛盾和衝突註定在未來兩三個月乃至換特首後爆發出來。最終來說是群眾壓力拉他下台的。梁振英在任期間面對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並以雨傘運動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換人。自主權移交以來的三屆特首都無法完成兩個任期，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共體制根本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線”就此消滅？

上屆選戰起初風平浪靜，後來才局面失控並引爆群眾示威，但今屆選舉統治階級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準備內鬥。距離選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中共仍未決定誰為兒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在拉鋸之中，可見北京比五年前更沒有把握。顯然在複雜的權鬥中連，有媒體報導民建聯選委將不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讀為中央開綠燈。

中共內部權鬥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選戰上。上屆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貽人笑柄，突顯了鳥籠選舉的荒謬，大大削弱政治的統治權威。中共現時不想有超過兩個（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參選，以免分薄選票。從統治階級的利益來看，中共應該想換上一個較能緩和緊張局面、安撫香港商家的特首。單從這點來看曾俊華會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部分保守泛民寄望習近平會“撥亂反正”，讓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國兩制統治。

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制度設計，加上其組成充斥代表大資本家及中共附庸，確保了中共屬意的候選人才能出閘。今屆選委會組成的多了一群立場青年中產專業人士，與泛民加起來取得325張選委票，占了當選門檻所需的一半票數。保守泛民的選委可能會全數或部分投票給唐營候選人，確保他當選，妄想通過“造王”可以換到一些讓步（例如重啟政改）。但在中共強硬專制的統治的大局面下，這些都只是不設實際的幻想。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民主只能由群眾鬥爭贏過來，而不是靠上層之間達成的“協議”。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會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的鬥爭手段，而《成報》過去數月對他的指控看來至少有一定真確性。梁振英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員一樣，形成了一個不受中央直接空制的集團，為保權位而自把自為發動派系鬥爭，犧牲了中共長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屆政府上任後，中聯辦及港澳辦都將會換人。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清洗。

但我們不能寄望人變後路線會徹底改變，或者以為香港會返回前雨傘運動的“童年時代”。中共始終需要香港推動廿三條立法及有利中資的政策，總的來說“梁振英路線”只會調整而不會就此消滅。再者，如果中共要徹底消滅梁振英路線，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強硬的林鄭月娥參選。要記得過往幾年的動亂並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來，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干預的，最明顯的是銅鑼灣書店綁架案。而反港獨鬥爭及洗腦教育也與習近平民族主義的宣傳一脈相承。此外，雖然在青政被剝奪立會議席以來本土派組織受到挫折，但港獨情緒已經醞釀在群眾心中不會就此消失。當中共再發動另一波攻擊香港自治權的鬥爭時，港獨勢力可以以其他組織形式出現。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對小圈子權貴選舉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召開真正的人民議會來制訂親工人的經濟政策，才會有真正的改變！

二零一七年

鄧美晶考慮參與立法會補選

本會主席鄧美晶正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香港需要一個左翼力量，作為重建群眾鬥爭的支柱，向中共政權作出反擊。民主鬥爭此刻兵凶戰危，未來立法會選舉將有更多人被禁止參選。除非再發動一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否則今次可能是在立法會選舉中高呼“打倒中共專制”的最後機會，我們務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為雨傘運動令北京不能讓他繼續執政。這終究是我們遲來的勝利，證明群眾鬥爭才是變革出路。我們拒絕與建制任何的政治交易。我們與泛民主派不同，絕不幻想下屆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華等“開明專制者”，我們堅持徹底鬥爭的路線。

中共及港府企圖清洗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數萬張選票變為廢紙，分明是一場無血政變。我們反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種族歧視及右翼意識形態，但梁振英剝奪青政二人的議席，是為了清洗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將立法會全面變成人大式的橡皮圖章！即使不認同本土派也要反對清洗。

中共從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會，每次的政變都在變本加厲。幸好有港人的集體反抗才令當局不敢更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條立法，我們希望能成為民意代表，在這場鬥爭中與各位站在前線。

過去廿年來，民主權利毫無寸進，溫和的妥協路線早已破產。我們與泛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直不願意面對此現實，還在幻想可以“循序漸進”逐步改革，企圖限制群眾鬥爭的發展，不敢提出爭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韓到南非的歷史都可見，只有集體罷工，加上基層工人與青年的積極鬥爭才可以贏得民主權利。歷史可鑑，這是唯一的出路。同時，新興的本土派卻無法為群眾帶來出路。本土派主張的“勇武抗爭”只是空洞口號。青政更被揭髮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傘運之中。鄧美晶活躍於雨傘運動，曾在旺角被藍絲暴徒襲擊。在選舉工程中，我們會鮮明打出黃傘旗號，不會因害怕藍絲而隱藏自己的立場。

今次青政兩名議員被清洗時，本土勢力陷於癱瘓，無法動員群眾捍衛自己的議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張往往與建制派一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制及增建公屋。

觀望美國選民也是渴求變革，早已厭倦希拉里這種建制代表，但由於沒有左翼候選人予人選擇，讓特朗普這種極右勢力打著“反建制”旗幟成功當選，但他不會為勞苦大眾帶來任何出路。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轍，必須緊急建立一個代表勞動者的反專制力量。這就是鄧美晶的參選目標。

我們主張鮮明的左翼政綱，包括立即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選民年齡下限降至16歲、削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如果我有幸當選，將只會領取香港平均的工資水平，其餘收入撥入支持社運抗爭。我們主張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資至45元、標準工時40小時、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資公共服務、大量增建公屋，將公共事業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經濟權力。

國民教育2.0：洗腦教育捲土重來

洗腦教育將在中學捲土重來，初中學生將首當其衝！在11月16日立法會會議通過民建聯議員的議案，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列為必修科。新科目為名中國歷史，實為向年輕人洗腦，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隻字不提。

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

此次對歷史課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的鐵腕手段之一。過去幾年學生在民主運動發揮先鋒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過鎮壓與洗腦兩招把這股力量壓下去。加上剛上任時國民教育面對群眾壓力而被迫擱置，立法會清洗事件後梁振英似乎視現在為進攻的時機。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一篇《港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國播獨”為推動中學中史科獨立成科的藉口。

教協對中史教師作出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是次修訂“有政治考慮”。過半數人認為修訂後的政治史過於著重“大一統”和“民族和諧”。五成人認為修訂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學，認為“有幫助”的僅占6%。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制訂課程（而不是由腐敗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

汲取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教訓，單靠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讓，需要組織起一天的全港師生罷課，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現在學生和老師有需要在學校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制訂罷課日子和運動策略。

桂民海被綁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於2015年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他是五名被中共綁架及分開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綁架案突顯了北京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

綁架案顯示中共獨裁者的爪牙不僅伸延至香港，更遠至海外更遠的地區。桂及他的四名同事開設巨流傳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書籍。且中共國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動的。

其中三人是在內地被捕的，但桂則被國安在泰國政府縱容的情況下非法“引渡”回中國，而李波則在香港被帶走。因此，正如瑞典報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運到邊境到柬埔寨（柬國更加親中），並從那裡飛往中國。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證了習近平將鎮壓全球化。中國政府分別在緬甸綁架了一名維權律師的16歲兒子鮑夢萌，還有在寮國綁架了異見記者李信，在泰國最近也有綁架案例。

失蹤一年後仍沒被起訴

桂民海女兒Angela一直為她的父親討說法。瑞典記者和人權活動家越來越擔心，瑞典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太小。在他失蹤的一年後，桂仍然沒有被起訴，無論是瑞典官員還是桂的女兒都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麼地方。

“瑞典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桂民海。”居於瑞典的異見者王偉指出：“他們希望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商業聯繫。”他向《社會主義者》雜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國家電視台上認罪。“電視審判”已成為習近平常用的打壓手法。通常異見者電視認罪時，其家屬被扣押為人質。因此，當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個群體──包括維權律師以及非政府組織分子，從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絕會見律師所帶來的威懾效果，並迫使他們在電視面前認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戀，一位72歲的烏坎村委會的民選委員，也遭到了同樣流氓手段的對待。他被控貪污罪名，被判超過3年的刑期。

從桂民海案可見，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鬥爭必須升級。從各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取態可見，他們將企業利益遠遠凌駕於人權之上。

香港未來的討論

香港：暴風雨前夕

1.梁振英時代在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之中結束，群眾向建制說不，並在尋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氣氛相當複雜，群眾對中共獨裁制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滿爆炸性的憤怒，同時被恐懼和擔憂的情緒所抑制，對於改變現狀充滿無力感。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獨裁體制相應的危機，憤怒情緒將必然會加強。在現今局勢中註定會有新的政治衝擊，鬥爭將會突然爆發。

2.以下原因造成這種矛盾的情緒：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群眾替代方案引領出路，而泛民領袖毫無政治腰骨。以下現象反映了上述狀況：群眾沒有因為梁振英下台而自信大增，也沒有認知到這一事實──中共與香港建制在風頭火勢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們是少數能解釋這一點的組織：梁振英統治的崩潰是2014年雨傘運動遲來的結果。傘運鬥爭展現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點：欠缺一個打倒中共獨裁體制的綱領，戰略單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領一個手段。

4.雨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退讓，但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宣解釋過，它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但由於反政府鬥爭欠缺清晰領導這一“主觀因素”，因此政治發展過程表現得混亂而不完整。傘運也令北京在香港維穩變得極其複雜了。

5.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這場歷史性鬥爭令梁振英遍體麟傷。習近平阻止他連任的決定證實了這一點，即使他在最後一刻為了轉移視線而製造一場憲政危機（清洗立法會）。中共旨在繼續推動強硬的政策以延續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控制，並驅除民主鬥爭的幽靈。中共對港繼續走“梁振英路線”，但換一張新面孔，並容許一些次要的調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壓倒群眾抵抗的力量。

6.我們對雨傘運動的成績表指出以下幾個重點：政府成功阻止了實現真普選，但付出的代價大大破壞了社會上的政治幻想──政府當局和其國家機關（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實現民主只是時間問題”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眾散播對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傘運動中受到不可逆轉的打破。

經濟：“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

7.隨著政治急劇兩極化，政府機關陷入歷史性危機，香港極端的壟斷資本主義奉行新自由主義為教條的經濟模式，並進入了空前動盪和充滿挑戰的時期。中國經濟因負債纍纍而放緩，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經濟學”的雙重衝擊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經濟學將會吸納投機性資本回流美國，使美元及與美元掛勾的港元匯價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話，將會對香港過熱的房產市場造成風險。

8.這情況也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遊業。此一行業非常依賴內地人的消費，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加速貶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下跌7%）。零售丶進出口貿易丶酒店及飲食業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勞工，人數幾近110萬人，但已陷入麻煩。根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資料，2016年總零售消費額下跌了8%，但今年預計將再下跌3%。內地及海外旅客消費占整體30-40%，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會向零售業造成下行壓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裡，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間，造成爆炸性的影響。“香港可怕的貧富懸殊是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enLhatoo寫道：“如果讓它（貧富懸殊）繼續不受制約，會造成歷史性規模的社會動盪。”從五十萬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的2003年，到雨傘運動爆發的2014年，香港的億萬富翁人數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時，30萬兒童每日三餐不繼。雖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紓解貧困”，但情況只有每況愈下。最近政府數據顯示，2015年活在官方貧窮線底下的人數比2014年增加2萬人，達到134萬，是2009年以來最高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已經被刻意低估了，因為政府將個人貧窮線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貧窮人口之中在職貧窮人數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經超過47.7萬人，當中包括1.42萬名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

11.工人階級青年乃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青年都面對著暗淡的經濟前景。在此一大前題下，青年世代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愈來愈異化，並愈來愈反對中共獨裁強硬地維護這秩序，都不會令人驚訝的。香港兒童貧窮率在2015年為23.2%，而超過7.3萬名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率則高得多，達到33%。

12.歷史上香港工運疲弱以及工會組織碎片化，加劇了社會危機的深化。現在有緊急需要動員工人投入工會運動，例如以最低工資作為議題。就如我們在美國所見的15美元運動（CWI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罷工。這些運動可以贏得社會上廣泛支持，引發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戰鬥性的工會組織。

13.現時32.5港元/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考慮到過去幾年的通漲比率，現時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資初實施時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聞》的MingChunTang表示：“華盛頓州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資達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辯證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辯證法所推動。北京對民主的打壓刺激了群眾（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識及敏感度，變相令僥倖存活的獨裁體制更為不穩。中共獨裁體則以更為強硬的措施回應。

15.中共的輿論宣傳往往離不開“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但現實上當局政權更恐懼貨真價實的工人階級反抗，不是“外國翻版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勢會再爆發，在某一階段會有更大型的運動爆發，令2014年的香港傘運相形見絀。在元旦遊行里，一名警察就細小的遊行規模作出評論，向我們同志表示：“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於其政治弱點現正陷入危機。他們利用簡化及詭辯的言辭丶烈士情意結丶在口頭上反對泛民的妥協路線，尤其在青年之間得到了選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會法第一次接受考驗時就崩潰了。

17.我們反對本土派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右翼經濟綱領。他們對香港獨立矛盾的主張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錯誤──採取非革命的路線。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但這塊大陸早已被泛民蹂躪至陸沉了！這路線不惜一切避談需要推翻中共獨裁的問題，而要達到這點就要一場在中國丶香港乃至更廣泛地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

18.泛民為了避談這一問題，向群眾散播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務實並進退有時，不要過火，就可以與中共達成民主協議。在這路線下泛民不斷煞停群眾鬥爭丶在政治上限制群眾鬥爭。

19.本土派則施用另一種騙術。他們散播一個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表示想要獨立，並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發動騷亂和以種族歧視的言詞宣誓），中共就會心不甘情不願的容許港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會在不同情況下奇怪地將英國丶特朗普丶聯合國等“民主衛士”視為這場鬥爭的盟友。可見他們的天真無知，不知道這些親資政客和機關的原則和作風都是受市場和金錢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機

20.在立法會選舉後的危機發生後，本土派現正陷入危機丶癱瘓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並一定程度上緩衝了政府危機和梁振英下台所帶來的影響。雖然民意歡迎梁振英下台，但事件並沒有明顯振奮社會的作戰士氣。很多人視之為統治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而不是群眾壓力造成的結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制或左右的。

21.這見解是單方面和錯誤的：資本家與親中共權貴之間的派系權鬥是在群眾壓力的影響下加劇的。這種作為旁觀者而無力改變政治狀況的感覺，是雨傘運動的後遺症之一（“我們已付出一切了”），而現在本土派的崩潰和消沉正加強這一感覺，因為當對泛民幻想破滅達到新高峰時，很多人（尤其是最激進的青年）曾經將希望轉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選人在雨傘運動後首次的立法會選舉拿到24萬票（11%）。但隨後的事態發展顯示本土派沒有根基，只是乘著選舉的順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選擇的形勢，但受到攻擊時根本不能捍衛自己的議席。

22.本土派在選舉上獲得進帳後，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針對“分離主義”發動攻勢。資產階級媒體丶法庭和警察鎮壓等正被動用來打擊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團體至今都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回應，表明了他們政治及組織上的弱點：混亂和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麽類型的鬥爭以及怎樣的鬥爭水平才能成功丶無政府主義鬆散和“自發性”的傾向而反對真正的組織和政黨。

23.短期內這會令2017開始時鬱悶的情緒，遊行規模會較小，而群眾情緒會較為複雜和低沉。由於上述各種原因，這種情緒可能在青年之間尤為強烈。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來也可以再次反彈，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現。正如我們所解釋，港獨情緒這份梁振英留給下屆政府的禮物，不會被警察打壓消滅，在未來會令統治階級自食其果。

後梁振英時期的展望

24.雖然梁振英下台而且親北京陣營之間相互公開開火，但泛民領導再次竭力在龍門面前射失。他們現在聚焦在選舉謀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發臭的選舉委員會之中與建制派進行政治交易，進一步遠離群眾鬥爭的道路。泛民領導人物企圖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名支持曾俊華作為下屆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鄭月娥當選。

25.欽點誰人為下屆特首是為了損害控制。現在這成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屆比起2012年兩名候選人相互毀滅的惡夢更為惡劣。這情況打破了中共隻手遮天的形象。中共為了重新集權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機，因此用以行使權力的機關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對小圈子選舉的控制力。《南華早報》引述的一個匿名消息來源指，中共現在只能控制選委會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現在似乎要竭力避免歷來最險勝的選舉結果，這樣會比2012年梁振英獲得689票更為尷尬，甚至要避免流選的情況發生，因為這等同將小圈子選舉變成一場荒誕劇。因此，不能排除曾俊華會被勸退。

26.香港統治菁英內部的衝突，在支持曾俊華的傳統權貴與親梁振英的“紅色資本家”之間，是中共政權激烈權鬥的一面鏡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體，在這場權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共各派系散播謠言和互相攻擊的平台。親北京陣營的內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親北京報章《成報》發動反梁攻勢，與我們一樣預計他會下台，並指控中聯辦的“四人幫”集團。這預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輪派系鬥爭的攤牌，這事件對香港有產生重要的影響。

27.長毛表示有意參選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利用選舉平台來動員群眾反對建制的所有派系。這想法應該受到支持。他的參選有潛力改變政局，與美國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運動有相近之處。社會主義者及堅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對參選政權的小圈子選舉，但提名長毛參選（需要325名泛民選委之中的150名），並通過向公眾收集提名，動員群眾反對小圈子選舉，抨擊所有建制候選人的政綱，有可能改變現時的群眾情緒，為創造一場戰鬥性反獨裁運動提供一個凝聚點。這也可以向泛民施壓，揭露他們企圖與曾俊華一派達成交易的犯罪惡行。

28.雨傘運動後，我們組織和整個民主運動都經歷了頗為困難和考驗的時期，造成了鬥爭急劇下跌，對於如何恢復運動充滿混亂。現況中有著反動的特徵，但也與持續激進化的特徵相結合，而且鬥爭有潛力會突然爆發。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時期急促發展，而我們一定要準備迅速適應形勢的新轉變。未來時期似乎對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戰鬥性替代選擇更為有利。

29.最重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將會爆發的階級鬥爭──在工人階級及窮人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使這其必然發生。當五億中國工人階級決然走上反資本主義和反中共政府的鬥爭道路的時候，將會等同一個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駕臨。雖然這一進程將會充滿複雜和矛盾之處，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將會削弱種族及族群分化，為階級團結（而非“民族”團結）製造新的推動力。對香港將發揮不可遏制的影響，啟蒙工人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組織起來鬥爭，並回應很多香港群眾的疑惑和問題──如何對抗獨裁體制丶什麽手段才能致勝。我們一定要與我們的敵人一樣，為暴風雨作預料和準備。

香港：旺角騷亂的一年後

去年農曆初一的2月8日旺角發生騷亂。這場香港五十年來首見的騷亂，是梁振英暴政遺下的歷史痕跡。看看今年農曆新年，當警察在旺角管制小販的手法變得小心克制後，氣氛頓時變得緩和，可見去年騷亂是他們強硬手法招致的。

兩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而失敗告終後，社會充斥著緊張氣氛，瀰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結果去年對“違法”小販的打壓造成了反彈。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據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從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來跌了20%。房屋問題更是惡夢，據一項全球研究香港房價是367個主要城市中最難負擔的。

130人受傷

2月8日晚至9日凌晨，青年與警察爆發大。衝突，造成130人受傷。當晚警方出動800名警員，超過20處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縱火。至今總共90人被捕，57人的審訊已經開始。

對大部分在港民眾來說，騷亂象徵強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機及兩極化。為騷亂製造社會條件的梁振英，嘗試從騷亂中收割輿論及政治資本。政府去年進一步加強警隊武裝──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隊數目丶增購“維持公眾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進的橡膠子彈。自騷亂發生以來，警察更為政治化，更公開地成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圖煽動公眾對騷亂的憤怒，從而抹黑反政府陣營為“暴徒”，政治打壓所有抗議行動，但這計劃失敗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發生過騷亂的國家，香港群眾更為大力拒絕這種論調。

立法會補選

梁振英政府因為太過受人唾棄，從一開始這種宣傳就徹底失敗。代表這場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在騷亂後三星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了66,000票，可見政府與人民之間隔著多麽大的鴻溝。

本土派（無政府派的種族主義者）誇耀騷亂為“勇武抗爭”的典範。諷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風今天已被最消沉的失敗主義所取代。去年他們錯，現在也錯。本土派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丶組織和聯繫，他們亦沒有被當局大舉拘捕丶取消資格和檢控的準備。要勝利，需要有更高的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相信通過騷亂能夠贏得政治變革。我們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應負上責任。但是我們要用另外的思想與手段──根據工人階級歷史上的鬥爭傳統──以有效地挑戰專制當局。一年前，我們說過：“要想改變制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制制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這點。”

長毛特首選舉運動問與答

長毛參選會分薄選票， 益了林鄭月娥？

答：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保證特首由中共欽點，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共和資本家。泛民選委自以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錢與曾俊華作政治交易， 實在天真無知。根據過往經驗，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後，政府完全背棄改革的承諾。只有群眾組織鬥爭才能保證可以迫使政府退讓。

長毛選舉運動就是為了反對泛民支持建制任何一方。泛民選委為曾俊華背書， 只會向群眾散播對下屆政府的幻想，扼殺未來群眾鬥爭的發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眾壓力而被迫否決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現在想鬼祟轉身了。曾俊華上任特首後，泛民想與建制達成交易以重啟政改方案，將假普選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讓它死灰復燃，還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個輕量版的廿三條方案。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眾，背叛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後的民主鬥爭。泛民在誇大曾俊華與林鄭的分別，合埋化他們不戰而降的犬儒路線。他們也散播對習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習派支持的曾俊華當選，香港就會雨過天青一樣，事實上梁振英近年習權於一身、強硬打壓民主、打港獨與愛國主義，都是習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為什麼之前又反對泛民參加小圈子選舉？

答：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及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分別都有參與特首選舉。但他們競選中對建制候選人只作輕描淡寫的批評，完全沒有發動群眾鬥爭，以證明自己也有“競爭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納。就如公開說：“阿爺，泛民特首也不會威脅你的獨裁統治的，請你放心實現普選吧。”根本是為小圈子制度塗脂抹粉！

長毛的選舉運動有什麼作用？

答：在小圈子制度下長毛並不可能當選。但反對陣營可以將選舉運動化為激發群眾鬥爭的平台，有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發起群眾示威、街頭宣傳甚至是公民抗命。選舉工程將收集三萬個公民提名，鼓動民意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們要迫使泛民選委支持長毛，阻止他們票投曾俊華。泛民選委將會受到巨大壓力， 被揭露他們害怕激進力量多於害怕建制派。長毛選舉運動造成社會壓力，要求泛民選委投白票，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會削弱政府的統治權威。

林鄭VS曾俊華：蘋果斗爛之爭

特首小圈子選舉將至，現時兩位最熱門的候選人為林鄭月娥及曾俊華，他倆所代表的是甚麽？

林鄭月娥作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選及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是眾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強硬派，亦獲得中聯辦支持。最近林鄭月娥更宣布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被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參選時強調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意味著會延續過去的親資政策， 特別是她擔任社福署署長時將社福服務市場化。她沒有曾俊華的香港商家人脈，比曾俊華更需要依仗中聯辦勢力來爭取支持。

林鄭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來也是中共屬意人選，但中共最後也願意保送梁振英，因為兩人根本上都代表建制和中共利益。同樣今天的林鄭與曾俊華也是如此。曾俊華營造開明形象，標榜自己想香港“休養生息”。曾俊華的語言偽術比梁振英實在更勝一籌！在中共今天強硬統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屆誰上任都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最多作出些微調整。曾為向中共表明心跡，承諾支持廿三條立法及八三一人大決定，與林鄭月娥及梁振英毫無差別。正如他說過“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無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調中，曾俊華以超過35%居首。這種調查只是容許民眾兩個爛蘋果之間挑選一個，根本毫無意義。但民主黨議員最近企圖以此“民意”為掩護，合理化支持曾俊華的惡行。大家別忘記， 2011年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當時的民意一度超過4成！相反當時在無約束力的民間投票中，超過54%選民投棄權票。

曾俊華曾作為任期最長的財政司司長， 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曾俊華就是主要元兇之一！香港利得稅率全球最低， 是有錢人的避稅天堂，但曾俊華十年來從不增加稅率，為資本家的利益護航。林鄭與曾俊華最近可笑地在否決全民退保的責任上互相推卸，但兩人一直堅定反對這項政策。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儲備達至9083億元的新高。即使庫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醫療丶社會福利等卻沒有增加，曾俊華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就削減了醫管局開支2.5 億元！曾俊華10年來幾乎每年計錯數， 經常低估財政盈餘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興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制候選人都不值得信任，社會主義者主張藉長毛選舉運動發動群眾鬥爭，挑戰小圈子選舉，打倒中共及財團專政。

警隊罪行上升是權力無限大的結果

過往一年警員犯案被捕超過四十宗，包括嚴重毆打、詐騙、盜竊、非禮、強姦、妨礙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隊佐級協會長回應時表示“聖人也難免犯小錯”，就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慈母論”般諷刺。

代表政權的腐敗

此外，三名警員涉嫌收受黑幫數以十萬計的賄款及嫖妓服務，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記高級督察陳嘉健更是處理衝擊公民廣場及旺角騷亂事件的主管。警隊高層受到壓力，故此下達加強警員戒律的指令，例如不准同袍在當區酒吧消遣。但警隊的墮落是權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隊侵略小國的帝國軍隊即使軍例嚴苛也很難不奸淫擄掠的。

警隊的腐敗代表著政權的腐敗。在雨傘運動結束以來，沒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毆打示威者而受懲罰，包括朱經緯警棍毆打旺角途人800天以來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去年旺角騷亂向天開槍的警察被頒發“紅雞繩”。政權為警察暴行賦予合法性，他們自然更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為了。

因為感到有權力的庇蔭而自以為處於“安全區”，使警察以為犯案不用付出代價，很多時只是為了貪小便宜或行個方便。例如高級警員盜取扣押車輛在價值百多元的八達通被判盜竊罪，也有警車撞車後捏造事實而犯上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警長盜取百多萬保釋金到澳門賭博，然後要求保釋者放棄追回保釋金。

警察是權力最集中的統治機關，統治階級的墮落自然最明顯地反映在警隊身上了！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民主控制警隊，從警隊經費、招聘、提拔以至運作決策都應由民選公眾委員會控制。

港學生焦慮抑鬱 香港教育怎麽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內發生超過六名學生自殺事件，而2015/16學年的首半年，半年內亦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自殺的有大學生丶中學或以下，都無分年級。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中學生有輕微至非常嚴重的抑鬱傾向；在經常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中，近半數每日或每周都有超過一半時間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並感到沮喪或絕望。

最近有醫生揭發名校不少學生的家長向醫生施壓，給學生開服治療ADHD的藥物，提升專注力，有精神科醫生表示，這或會對兒童的健康構成傷害，強迫服藥可算是虐待兒童。

香港的學生壓力非常大，功課量為全球第二高，而諷刺的是，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丶自信力丶學習興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這反映在一個強迫性的環境下，不但無助學生的學習，反而令年輕人陷入焦慮抑鬱，甚至發生自殺的悲劇。

事實上，香港的教育開支遠遠追不上全球發達地區，僅占GDP約3.4%，是OECD國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單一式的機械操練是為了維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為了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香港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遠低於歐美國家的50%。

政府坐擁8千億財政儲備，絕對能夠增加教育開支，推行小班教學丶增聘教師丶社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縱使超過8成教師反對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來的學生壓力再增加。這就像2012年時的國民洗腦教育，由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視民意而爆發起占領政總行動。

我們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反對教育私有化，學位全由公帑資助，確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要改變現時千瘡百孔的教育制度，這需要在學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學生組織作為開始，反對不民主教育制度的抗爭。

國際婦女節行動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將有數百萬人上街及罷工。數十年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加上特朗普上台，激起了空前大規模的抗爭，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三月八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發動婦女罷工。各地女性藉此機會抗議特朗普的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壓性小眾、外勞及難民的權利。

在香港，為響應全球國際婦女節行動，我們發起這場抗議，連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難民、外傭、本地女性，爭取我們基本的權利，反對性暴力，反對對女性的壓迫。今天是我們上街抗爭的一天，不是逛街購物或舉行晚宴的一天。我們要建立一場戰鬥性的新女權運動，反對不民主的財團統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發大規模女性運動，包括在波蘭、冰島、阿根廷、愛爾蘭及美國，為今年歷史性的國際婦女節示威鋪下道路。在中國，女權分子被政治打壓、被逮捕、被言論審查，最近更被禁止宣傳國際婦女節罷工。中共獨裁者害怕女權吶喊是有其道理的，畢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國女工展開反對沙俄獨裁政權的罷工，一星期後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來對抗性暴力，挑戰暴力背後的權力架構──不公義的法律、主張性別歧視的政客以及制度性的歧視。去年阿根廷一名16歲少女被殘忍地姦殺，激起了一百萬女工罷工遊行反對性暴力。

消滅女性貧窮　為男女同工同酬而戰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貧窮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資幾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婦女較男性多出一倍。我們要求增加公共開支，提供充裕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保障就業和女性經濟獨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屬於99%的新女權主義

近年婦女節被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扭曲為刺激消費的日子，鼓勵婦女節應買花送給女士、或推出減價的美容優惠！我們要重奪婦女節，用今天作為反對制度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對何宗教的歧視、反對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從前婦女節是屬於勞動婦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為所有被制度欺壓的男女及跨性別人士而鬥爭。我們主張一個草根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團結鬥爭捍衛工資、工人權利、公共服務、庇護權利和環境保護。

聲援全球三八婦女節罷工
停止性暴力！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消滅女性貧窮，男女同工同酬
設立富人稅！落實全民退保！
捍衛難民及家務外勞的權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對性別歧視，反對種族主義！

香港：婦女節遊行反性別與種族歧視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國際婦女節香港站的燭光晚會，有超過70人參加。集會人士站在美國領事館外的鐵馬前大叫口號，反對特朗普及其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全球女性罷工與抗爭。

“中國的女權分子被當局禁言和拘禁。”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她們的微博被專制當局封鎖，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婦女罷工，被禁止聲援全球的激進女權運動，所以我們為她們發聲。”鄧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國革命作為例子，指：“中共政權懼怕婦女的聲音不無道理，因為100年前的今天，俄羅斯的婦女發起了罷工，並於一星期後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當時世界最殘暴的專政。”

參與晚會的婦女來自不同國籍，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香港和美國，而當中難民占最多數。來自印尼的難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過的性暴力。“家內強暴與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大問題。”她說：“但很多婦女不敢出聲，因為她們害怕執法機關不會站在她們的一方，並可能會失去兒女的撫養權。”她引用了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當中就有1 位曾經遭受過一般或性暴力。Mira說：“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反對這個制度。”

許多在港的難民婦女曾經遭受過強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對她們的困境充耳不聞，港府的庇護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隨世界各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抹黑難民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圖煽動種族主義來對工人階級全體作出打擊。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難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參與者在領事館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圍牆、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發言人士指出特朗普來周將會實施新禁令，將禁止敘利亞的難民進入美國，當中78%的是婦孺。特朗普稱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遊行人士亦要求落實男女同工同酬，並開徵富人稅來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島電視台》在內的多家媒體亦有到場採訪。

正如鄧美晶所說的：“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不是購物、慶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們上街的日子。我們要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女權運動，反對1%富豪們的不民主統治。”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

號稱“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被欽點為下屆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強硬路線會延續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淨值負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來幾年政局埋伏炸彈。建制派高呼林鄭高票當選，炫耀建制派大團結。中共暫時壓制了建制派之間的糾爭，但不代表他們的統治穩固起來，表面的團結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屆唐梁分裂的教訓，今屆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選舉。中共首次支持建制之中其中一名候選人，暗示中共有權不任命林鄭以外的人選，中共喉舌報甚至出現攻擊曾俊華與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攏唐營商界，難以相信當中沒有包括龐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傳統資本家勢力的唐營今屆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轉投林鄭月娥，但從李嘉誠不願提名予任何候選人的表現，可見當中必然有摩擦發生。中共比過往更大力干預選舉，不是因為另一名候選人曾俊華會為中共統治帶來威脅，而是因為中共希望林鄭高票當選，維護下屆政府的權威。

特首小圈子選舉結束後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傘運動政治人物 。建制陣營發放出清晰的政治訊息。泛民主派當初以中共會與港人“休養生息”為由，製造曾俊華有望當選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建制候選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們聲稱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支持曾俊華，相當於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及廿三條立法。他們的立場實踐起來就是呼籲港人只能選擇中共接受的候選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假普選的篩選邏輯。與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樣，泛民今次與曾俊華的交易是什麼也換不到回來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將民主運動的大權交給了建制派，連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於曾俊華是他們的代表？”

長毛嘗試參選特首並批評泛民的錯誤立場，這是正確的。可惜在選舉後，他卻公開向泛民道歉並呼籲“團結”。事實上無論是林鄭還是曾俊華當選，泛民向群眾散播對建制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對民主運動有害的。他們呼籲群眾寄望於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和動員力。我們不能排除林鄭會實踐一些曾俊華的選舉承諾，例如為廿三條立法作白紙草案諮詢，從而收編溫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對“休養生息”的寄望換來了林鄭月娥當選翌日的雨傘運動大清洗，林鄭更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固然支持行動上團結一致反對政治打壓，但這不代表要放棄在運動內的辯論和批評，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行動上團結對抗建制，與民主辯論運動的出路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至未來民主鬥爭。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將臨，建設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是當務之急。

林鄭上台　新一場戰役開始

林鄭月娥被中共正式欽點為特首。中共大力干預這場假選舉，製造林鄭高票當選的假象，以確保下屆政府的面子和權威。但對群眾來說只會造成反效果，市民對假選舉的憤怒更深，林鄭未上任， 民望淨值已得負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林鄭政府民望極低之餘，亦現正面對組班的困難，建制人士對加入新政府非常猶豫，現任的局長也有人請辭，主動不留任。這反映林鄭可能是一個弱勢政府。

大致上林鄭會延續以梁振英為標誌的中共強硬路線，繼續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決定，更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個階段推動廿三條立法鎮壓民主權利。同時，為了服務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她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制分裂未完

這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中共透過大力背後操控及干預，令很多本來支持曾俊華的建制派選委最後臨時轉向公開支持林鄭。這包括了鄉事派及代表香港傳統資本家利益的李嘉誠。難以相信這次轉軑沒有牽涉威迫利誘。就好像債務一樣，在選舉時借了選委的票，林鄭需要在她的任期內“還債”，代表她需要保衛這群既得利益集團及勢力的利益，進行改革的空間將會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權的特權就不會被撼動、保障資本家財團的利得稅也不會增加。

這次小圈子選舉後，中央企圖製造一個“建制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制各陣營能不互相攻擊，繼續維持政府統治。由於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壓服建制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制派的分裂沒有像2012年唐梁之爭那般激烈。但建制派的裂痕還是藏不住，這反映在特首選舉期間無法入閘的葉劉淑儀，在選舉後揭露中共背後操控選舉結果的行為。建制派不惜將內部的醜惡公開，反映陣營內部分裂的嚴重性。葉劉的新民黨分裂，田北辰宣布與數名議員退出新民黨，也有可能會另組新的或選舉平台。

林鄭會有蜜月期嗎 ?

極低民望的林鄭在上台後會嘗試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表示自己不會請求中聯辦幫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態無實際的，作為北京欽點的傀儡，她還是會受到牢牢控制。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補的姿勢挽回民望，例如採納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在選舉時某部分政綱。林鄭月娥在選舉時一直拒絕對TSA表態，但當選後翌日立即改變立場，由拒絕表態變成認為需要取消小三TSA，這曾經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綱。林鄭可能會跟從這個路線，以極有限的口頭承諾來製造“傾聽民意”的形象， 但實際上在真正影響民生的議題如大白象工程、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響現有財團利益議題上，則絕對無可能有退讓空間，所以林鄭難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樓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瘋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內地的刺激政策支撐的，但長遠以債務推動的經濟面臨危機時，將會波及香港。同時，當前香港經濟狀況並不正面，面對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酒店及旅遊相關行菜的利潤及銷售量也下跌。李嘉誠最近也指出，長和公司的全世界1.3萬公司中，香港的表現最差，零售額及盈利在過去一年下跌30%。中國的經濟與香港緊密相連，若果中國面臨經濟危機，香港將會無法倖免。

另一邊廂，民主派在小圈子選舉中的分裂更為重要，民主派在選舉中支持建制的曾俊華，是徹徹底底的投降。群眾本對曾俊華無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將不會就止停止，在林鄭的時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條立法等民主權利上站在群眾對立面。

民主運動如何走？

從過去南韓及南非過去的民主革命可見，只有革命鬥爭威脅到獨裁者的統治時，政權才會被迫實行民主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獨裁者自我改革，這不過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為了建立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需要依賴基層工人為核心力量，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屬於工人階級左翼的政黨， 將民主鬥爭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支持曾俊華就是繳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是一次徹底的投降。曾俊華是中共專制和大資本家的代表，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在選舉期間表明維護八三一人大決定。連梁振英和馮煒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選舉泛民不是根據信念和原則做人”，反問“曾俊華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經歷了人大釋法、議員資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檢控和審判，本土派組織陷於土崩瓦解，民主運動的士氣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沒有了群眾鬥爭的壓力，也沒受到其他非建制勢力威脅下，沒有了後顧之憂，妥協以至投降路線走得愈來愈大膽、公然。

泛民散播對小圈子選舉的幻想，降低了群眾的士氣和意識，誤導群眾以為可以在專制制度中選擇一個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選擇曾俊華是害相權取其輕，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他們與曾俊華握手言歡。在支持曾俊華的集會當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紙牌歌頌曾俊華，實在是一大諷刺！曾俊華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滅，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緒瀰漫在“薯粉”之間。

更嚴重的是，通過支持建制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養生息”，但正是因為他們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國家機關現在可以更為所欲為，結果換來了更大的政治打壓。

泛民對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對於中央政府和習近平抱有幻想。

他們指過去五年香港的亂局只是由於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干預所致，因此相信習近平將會出手撥亂反正，恢復過往和諧的一國兩制。事實上，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中國最大力鎮壓反對聲音、最獨攬大權的獨裁者，梁振英的統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揚棄了改變小圈子選舉的立場，變成寄望商界支持的“開明建制派”會成為抗衡中共統治的力量。由於中共近年扶持中資在香港坐大，威脅傳統港資的既得利益，泛民以為港資會轉而支持民主派來抗衡中共勢力。

事實上無論是哪派的資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變革，因此這會喚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

泛民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覺醒，他們的投降並不會止於選今次舉中，而會繼續下去。林鄭月娥當選後，泛民突然180轉駄，停止攻擊林鄭是CY2.0，他們相信林鄭會“修補社會撕裂”，因此要給她一點時間空間，甚至反對未來一段時期採用“林鄭下台”口號。只要林鄭稍為採納曾俊華的公關技巧，即使實際政策上完全沒有進步，已經可令他們俯首稱臣！此外，如果以曾俊華為首“開明建制派”日後組黨參選，泛民會否在他與強硬建制派之間“兩害取其輕”呢？泛民與建制的劃線只會愈來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論激起群眾反彈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於4月18日提出“特赦論”，建議下屆特首林鄭月娥特赦被檢控的傘運人士，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公民黨楊岳橋也表示贊同。他們試圖將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與暴力鎮壓的警察等量齊觀，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權的暴力。這番言論激起民情反彈，傘運人士尤其反感，最後兩人在群眾壓力下收回言論。

“大和解”並非僅僅胡楊二人的看法，而是溫和泛民亮起向林鄭政府投降的訊號。“特赦論”也是他們試水溫的手段而已，結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彈。這同時也反映泛民多麼脫離群眾，他們以為群眾已經遺忘雨傘運動，因此可以任意騎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為向政權政治交易的籌碼！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溫和泛民在特首假選舉中支持曾俊華，不是策略問題而是背棄過去的立場，徹底向政權投降。

建制派反對泛民妥協派的大和解，但是出於維護國家機器打壓民主權利的立場。曾經在立法會批評七警案判決、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聯議員以及經民聯梁美芬等人，現在就180度轉軚，以“損害法治”為由反對特赦雨運人士，可見建制派的偽善可恥！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建民主鬥爭，以抵抗正在來臨的白色恐怖，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並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才是帶來勝利的出路。

香港：抗議“漢莎天廚”解僱工會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應公司LSG漢莎天廚，在上月無理解僱旗下廚師員工、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志輝（細輝），明目張胆地打壓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及表達政見的自由。

抗議林鄭後翌日被解僱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志輝曾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到論壇抗議，質問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僱，總經理丘炳仁在無任何原因下解僱了過去工作表現良好，從未收過警告信的細輝。漢莎天廚承包香港各大機構及學校的飯堂及餐廳，包括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抗爭，過去一個月，我們到不同的學校發起抗議行動，揭露漢莎的惡行。這不單是捍衛細輝一人的職位，這是捍衛所有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工人權益、表達政見的基本權利。細輝對我們的聲援表示十分感激。

吳志輝自2015年5月任職漢莎天廚二廚。他成立了香港廚師聯盟，主張團結工人爭取權利。去年他曾協助其他廚師向公司追討加班的費用，追討成功後立即被經理調職。細輝指，每次參與過公開抗議行動後，翌日上班都遭到經理的無理要求，做合約以外的額外工作。入職以來，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嚇，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漢莎天廚是漢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過300億。這間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曾經因違反最低工時薪法而遭罰款260萬港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讓吳志輝立即復職！

組織工會無罪！捍衛表達政見自由！不容政治打壓！

國際聲援吳志輝，捍衛勞動者組織工會權利

香港：為什麼難民應有工作權？

社會主義行動為爭取難民權利而抗爭，反對政府極端種族歧視且不公義的政策。香港的庇護審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約150人中只審批1人。難民的“援助”服務被外判至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令難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變賣汽水鑵判囚24個月

爭取工作權是難民的主要訴求。這使他們有錢過活，擺脫貧窮與依賴。但政府現時禁止他們工作，違法者最高判監三年。在二月，政府突擊搜查，兩名尋求庇護者被揭發在餐廳工作，被判監15個月，亦有難民因為執撿汽水罐變賣而被控“非法開辦業務”判囚24個月。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

為什麼政府如此強硬？有些歐洲國家接收難民的數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瑞典單在2015年接收了超過16萬名難民（香港難民總數只有1.1萬人），失業率卻因此下降，經濟增長數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絕讓難民工作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

代表鉅富權貴和中共獨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難民隔離於本地人口之外，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雖然很多難民滯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學的兒女，但政府不容許他們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離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懼難民如果進入勞動市場，就會讓雇主有另一個壓低工資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勞動市場的結構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議價的能力很低，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社會主義者認為，答案在於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家，要求改善本勞外勞的待遇。我們要一起建立強大且具戰鬥力的工會。最低工資應該提升至每小時45元，包括本勞外勞在內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受此保護。所有工人都應有權加入工會，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八小時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條重臨 群眾如何迎戰？

下屆林鄭月娥的政府很可能會為廿三條立法，抵抗惡法將會是未來的民主鬥爭的重要一環。梁振英時期大力攻擊“外國勢力”及“港獨勢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議員資格，就是為了廿三條立法推波助瀾。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企圖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陸化，大力打壓任何反抗的權利。適逢零三年沙士疫症爆發，經濟一片死寂，基層勞動者以至中產都民不聊生，最後促發了50萬人參與了七一大遊行。巨大的壓力下最終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第二屆的董建華政府則“腳痛”下台。

基本法廿三條要求就有關保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訂立法律。當中涵蓋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泄露國家機密、防範、制止和懲治叛國等法律。這意味著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會成為非法組織，甚至連有時觸及政治議題的國際特赦組織或其他環保團體，也很可能無一倖免！2003年的經驗，若有本地組織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遭取締，法院甚至有權進行秘密審訊。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基於保障國家安全的理由禁制某組織運作後，香港保安局也同樣可基於相同理由，取締其在港的從屬組織。

近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世界各國的政局都變得緊張，各國都訂製或加強實施國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據《多維新聞》的報導，單在2013年，中國大陸就有2318人因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數字是過去10年平均人數的近10倍。2015年中國就曾發生過“709大抓捕”事件，多達319人因維權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馬來西亞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賦予首相單獨宣布特定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可在該區實施宵禁，並在無授權狀況下逮捕、搜索民眾。而鄰近的新加坡一直以來亦有《內部安全法》，容許政府不經審查下，可以將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市民無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於泛民主派奉《基本法》為聖經，他們一向視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較為寬鬆即可接受。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強硬，以免引起群眾反抗運動而令他們失去下台階。他們亦公開承認只要有普選就可以接受廿三條立法──“只要讓我選擇哪個劊子手，我不介意給他一把利刀。”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鎮壓受壓迫階級的工具，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接受國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華聲稱，為免香港引入《國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動廿三條立法。曾俊華提出立法廿三條會以白紙草案、較為開放的進行諮詢。這正是民主黨及公民黨2003年時的立場。泛民主派希望政府會既然泛民今天可以兩害取其輕票投曾俊華，明天在廿三條與國安法之間取其輕也不足為奇了。在實踐上這是消極投降的藉口。

相比2003年胡溫時期的中共及董建華港府，今天中港的統治集團強硬了極多，一場五十萬人的遊行恐怕遠遠不足以粉碎廿三條。反廿三條的群眾鬥爭要更有組織力量。首先不同類型的公民抗爭也應該開放和容許討論，例如抗稅、罷課、罷工等集體行動。而民主運動要徹底拋棄過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參與決策的組識方式，運動只有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的委員會定立方向、策略和組織。香港的資本家亦會支持廿三條立法，作為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工具，反廿三條立法的鬥爭自然是基層勞動者的階級鬥爭。泛民的妥協退縮證明這場鬥爭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泛民以外的勞動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制民選立法會議員面臨DQ

中共正加強以各種各樣的法律手段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繼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青年新政兩人去年被踢出立法會後，現在還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國雄（長毛）、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提出司法覆核，名議上要求議員合乎“莊重、真誠”等相關宣誓條件來作政治打壓，企圖取消其議員資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貴之一的兩名資深大律師及有經驗的律師團隊來針對四名議員，而四名議員若果輸掉官司，不但會失去議席，更或會被刑事檢控，最高可判入獄6個月。

長毛梁國雄指，政府利用龐大公帑、濫用司法程序針對案中四名議員，假若議員輸了，將失去議席；即使議員贏了，也可能因為官司而破產，導致自動失去議員資格。政府是要用“纏訟”的方式褫奪他們的議席。

中共越來越依靠法律制度來進行對非建制派民選議員的政治打壓，在林鄭3月26日當選後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活躍人士（詳見下文）。現時面臨被取消議席的非建制派議員共九人，這就是中共的盤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來進行立法會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中，雖然建制派動用大量資源及恐嚇宣傳（反港獨、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勝，因此他們要推翻九月選舉結果，從而未來也可以篩走反對派候選人。由此反映所謂的“法治”實際上只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提供極小保護，往往為權貴的利益服務，並愈來愈成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現時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眾抗爭，才能捍衛民選議員的議席及選舉權。

全球聲援行動

“我們來到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向中國及香港政府表達立場。”帶領示威的澳洲社會主義黨發言人Anthony Main表示：“當局對香港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指控全屬莫須有，只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而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組織了全球行動，包括在澳大利亞、奧地利、瑞典到斯里蘭卡，示威者到當地的中國使館要求法院撤銷對四名議員的指控。

雨傘運動九人被捕　法律淪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選舉剛剛落幕，當局最新一輪的政治檢控，並掀開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當局隨即拒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政治人物，當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眾妨擾罪”作為控罪，比過去常用的“非法集結罪”較嚴重，最高刑罰為7年。這個控罪無論在入罪機會抑或是最高刑罰都比，反映當局有意識要為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作出政治報復。過去幾年梁振英干預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為此作準備。

除雨傘9人，本土派立會議員鄭松泰亦因倒插國旗及區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拘捕。包括青政兩名議員，現在可能會被當局取消資格的立會議員高達9人。

另外，法院在過去數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動罪”判處旺角騷亂的4名參與者3到4年的重刑。當局正學習新加坡那樣，利用法律和法院來進行政治檢控，來打壓反對派運動。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單上人數多達40人，未來白色恐怖的浪潮將會繼續。

這次一連串政治檢控，嚴重打壓了香港的民主權利，而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亦越來越明顯。惟泛民各派卻仍然死抱“司法獨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於動員社會抗爭。當務之急，反而是要號召群眾上街抗爭，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引狼入室

廣深高速鐵路除了耗資接近一千億、浪費公帑之外，更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政府強調為了保持車速，避免高鐵要在深圳停站進行邊境檢閱，因而企圖通過“一地兩檢”政策，在西九龍同時處理中港兩地的出入境程序，讓內地的邊境人員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

從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到人大釋法DQ案，中共干預的恐懼瀰漫在社會之中，若果內地國家機關人員公然進駐香港，必然遇到香社會的抵抗情緒。
中共過往用盡所有方法蠶蝕香港民主權利，因此當然有理由懷疑在一地兩檢之下同樣情況會繼續發生。

一旦落實一地兩檢，內地國家機關人員有權在西九龍站的口岸區範圍內實行中國法律，也包括拘捕權。

近日有報章揭發高鐵西九邊檢設施將興建10多個羈留室。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更可明正言順“執法”了，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為名強推“一地兩檢”，但《明報》去年報道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兩檢能快多少？

民主黨涂謹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將部分土地撥予內地，以解決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可見他們的妥協是無底線的。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停止這項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兩地落實全面民主權利，否則我們一定反對一地兩檢政策。

香港：平機會陳章明公開歧視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嚴重，公共護老、托兒或殘疾人士服務嚴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棄全職工作成為家庭的照顧者，只能從事兼職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時更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導致貧窮人口大多為女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制下對女性的壓迫。

就在剛過去的婦女節，被委任將滿一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3月8日婦女節竟然公開發言歧視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兩條‘事業線’，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務等等。”

“在香港職場上，男性沒有公平對待女性，但又會要求婦女在家庭擔當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從未計較過人工。”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女性細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顧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會叫女兒照顧，不會叫兒子照顧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這些言論令人深感憤怒及震驚，陳章明的致辭合理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女性擔任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面對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揚這種不平等的處境！陳更指女性天生較細心，就這樣合理化了女性照顧長者的無薪勞動！

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

這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定性女性的身分為“女兒”、“母親”、“太太”然後才是“職業女性”，並將照顧家庭的負擔壓在女性身上，讓政府逃避建設公共托兒及安老服務的責任。

陳章明的這番言論不單單是個別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個政府官僚體制都充斥著壓迫少數群體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政府支持難民禁閉營、阻礙同志平權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壓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戰鬥性女權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並且要鏟走陳章明這些危害性別平權的社會毒瘤！

香港：學童自殺，還是被制度殺害？

過去兩年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自殺。不斷有家長及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取消TSA制度。什麼是TSA？政府04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需要額外操練試卷，令學生在本來的功課、準備考試增加更多負擔。

林鄭圖少修少補挽民意

TSA惡名昭彰，不論學生或家長都起來反對，組織起眾多反TSA的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如罷考及發起示威行動抗爭。教育局的回應是將TSA改為“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但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激起更大憤怒！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表示希望擱置5月開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絕，指需要在7月林鄭上任後。連建制派議員也贊成取消TSA時，林鄭希望透過少修少補來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擱置小三TSA也遠遠不足夠，需要全面廢除此制度。

據基督教團體的調查顯示，有84%受訪者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與考試壓力有關。年輕人患上焦慮、抑鬱症，惡化成自殺輕生。中小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巨大的功課量及TSA、DSE考試。香港的教育制度只著重操練試卷，令學生變成一部考試機器，無非是為了剔除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教育以外，維持低水平的教育開支。香港，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為62小時，中學生更長達77小時，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這種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由全面取消TSA及BCA開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來增加學校的資源、實施小班教學。

教育制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須大量增設在校的社工和輔導資源，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所有的教育政策制訂都應由教師、家長及學生民選產生的代表委員會決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壓教育制度只是社會環境的反映，要解決青年出路、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需要徹底社會制度的變革。

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周日也沒有），被解僱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台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污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制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制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制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僱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后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台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制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係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係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係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台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採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係，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係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制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欲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衝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周一天強制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制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麼癱瘓和分裂，要麼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註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廢除外勞“僱傭同住”條例！

根據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現時香港聘請有超過34萬外傭，主要來自印尼及菲律賓。
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地牢、櫥櫃、廁所、儲物室甚至陽台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
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僱傭同住規定所帶來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稱：“我們與同香港其他外勞運動組織，一起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讓她們可以自行解決，而不是被迫接受報告所指的待遇。”
外勞社群Kobumi成員Ilalang Victoria同樣極力反對僱傭同住。“這些非人道的狀況其實並不是個新問題。例如，如果一名外傭要睡在客廳，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許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傭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傭睡在廁所或附近，亦對她們的健康很有影響。”

隔離與社會控制

外傭的外出居住的權利，是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當時之前已經與同一雇主達成連續僱傭關係的勞工。入境處會定期進行突擊巡查，檢查一些被懷疑不與雇主同住的外傭。一經定罪，對工人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港元，而對雇主的最高刑罰只是終身不准聘請外傭。

“這個法例的目的是為了隔離與社會控制。”鄧美晶指：“這是為了防止外傭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時數、私人時間，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僱主操控。這個政策導致了報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諸如每天工作16小時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環境是世界最擁擠的，根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住房單位的平均大小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國紐約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外傭要被迫住進廚房或儲物室，許多家庭根本容納不了僱傭合約中所要求的“合適居住”。政府完全知道這個問題，但仍然堅持僱傭同住的規定。

政府部門幾乎從來不檢查外傭的居住及工作環境，而仲介公司作為雇主及外傭之間的中間人，卻反而令問題火上加油。這些仲介公司經常違法地向外勞濫收仲介費。

違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過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學生的研究報告指70%仲介公司超額濫收仲介費，法例的上限為$431，但實際費用往往高達1.5到2萬元。

研究亦確認外傭長期以來的投訴，仲介公司往往會違法地沒收工人的護照或其他個人文件（甚至銀行卡），來作為迫使外傭償還仲介費用債務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傭工來照顧家中長幼的基層家庭亦面對嚴重的經濟壓力，他們所生活的狹小空間根本不可能另為外傭準備獨立房間。由於政府政策，香港長期缺乏公共托兒及長者安老服務。每年有超過5000名長者在輪候公共的長者宿位時過身，而社會福利署卻利用這個來低估平均輪候時間，指只有3年。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利用公帑來興建鉅額的基建項目上，來利益輸送到大財團手中，卻不會投資於嚴重缺乏的公共服務中。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從其他亞洲地區中輸入廉價勞工，到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稱為“現代奴隸制”社會裡。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
取締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來取代，負責招聘工人和監督，並讓外勞民主參與其中
立刻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350增加至$5000，並爭取將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34.50）覆蓋包括外勞及殘疾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發展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安老及社會服務：廢除大白象基建，徵收富人稅！
建立強大的外勞工會，與本地工人共同團結反對香港和外勞本國政府的親財團、反工人階級政策

悼念六四等於“愛國”嗎？

今年六四大遊行及悼念晚會爭議不斷，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現況。由於支聯會將六四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為了與“愛國主義”保持距離，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動，而今年在立法會內部分的自決派團體亦選擇杯葛或刻意低調參與。可是這做法是錯誤的。

天安門運動是由中共走市場化及獨裁統治引爆的。實際上愛國主義與運動本身並無關係，只是中產意見領袖強加的標籤。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裡，最多北京抗議者高唱的是《國際歌》而不是愛國歌曲。在廣場飄揚的旗幟之間，國旗只占非常少數，但支聯會保守派卻將之放大。今天中國內地的各種抗議場合也會見到示威者舉國旗，很多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中共指控為顛覆政權。

自八九年以來，支聯會的保守派（包括司徒華等人）綁架民意，將八九革命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一來是為了表明香港的聲援運動主張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專制。因為當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與中共保持和好關係，祈求專制者可以在主權移交時寬大一點，賜予更多權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進的勢力並不“愛國”，從而將他們篩選在決策層之外。但到了今天，由於中共在“愛國”名義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壓香港民主權利，香港群眾（尤其青年）對愛國主義反感，令支聯會屢屢受盡抨擊。他們當年的政治機會主義成為了今天的絆腳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批判支聯會各種錯誤的做法。他們令悼念運動脫離今天的群眾鬥爭，並以專橫、官僚的方法組織（香港絕大多數抗議行動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會近年都有十多萬群眾參與，是一個大型運動，並且成為了反中共統治的象徵，得到國際上的關注。杯葛是不分輕重的做法。支聯會的政治缺陷無疑相當嚴重，但六四悼念活動的重要性乃在群眾的參與，而非在於“主辦單位”那些沒人理會的“愛國論”。社會主義行動會在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獨立的聲音，我們在內地進行地下組織工作，內地成員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們會提出未來打倒中共所需的戰略，挑戰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領導。

杯葛六四活動不會增加對支聯會的壓力，也不會改變活動儀式化、與今天的鬥爭分隔開的現況。我們希望“自決派”團體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改為參與未來六四的悼念活動，同時公開否定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論”。如果有團體不公開糾正之前杯葛六四遊行的錯誤，而只參與六四晚會（當晚很多團體會籌款）是搬龍門的做法。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被扼殺的革命運動、只有將今天民主運動內部民主化，改換其領導層，並緊記當年的教訓，將之連繫至今天打倒中共的鬥爭，才能重奪八九革命的遺產。

工人追討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諾支付50萬欠薪及遣散費

在港九新界超過10間分店，專門籌辦婚體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發拖欠工人薪金丶不願支付遣散費，受影響的員工多達11位。被欠薪員工昨（7日）與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及與資方談判，期間遭資方管理層不停辱罵及試圖阻止抗議行動。最後公司在抗議行動及工會壓力下承諾，發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費。

有錢裝修無錢出糧　拖欠工人50萬欠薪及遣散費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業裝修，11位廚房工人分別在被誤導丶冒簽的情況下“被自願辭職”。資方沒有發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費。

廚盟及街工一同與工友在6月6日找資方談判，但資方竟然要求員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須簽署文件，承諾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討任何損失或賠償，否則不能領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後談判破裂，工會帶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並準備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議。資方得悉抗議行動一事，更一度騷擾及恐嚇廚盟主席吳志輝，致電吳志輝指“我哋已經準備咗十一封律師信俾你哋”。

工人追討欠薪　反被資方恐嚇

昨日，工友與廚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在到達門口前，已被數名大漢尾隨，期後彩福公司行政及財務總監鄧家麟一度沖向工人，並不停以粗言辱罵“X你老母”，場面一度混亂。工人拉起“有汗出，無糧出，還我遣散費”橫額進入酒樓抗議，再與資方進行第二輪談判。最後，彩福婚宴集團董事總經理何健代表資方承諾向所有受影響工友支付遣散費，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職二鑊廚師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對談判結果滿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簽“自願離職”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討過程非常波折，資方態度惡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絕談判。他指工會很幫助很大，為工友們提供所需要的資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見。

工人團結抗爭　終獲勝利

而在彩福當雜工一年多的黃小姐，由於任職不夠兩年，根據勞工法例無法得到遣散費，但她站出來為了支持其他受打壓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們一直為公司真心貢獻及辛勤工作，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她又表示，基層工人的團結很重要，而工會在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譚亮英會在上怒斥資方，除了幾位被主管冒簽的工人外，幾位“自願辭職”的工人是在被誤導及上級施壓的情況下而簽署自願離職的。工人只是合理地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嚇。廚盟主席吳志輝表示，資方明顯是因為有媒體在場的壓力，才表現出良好態度。今次談判成功，是因為工友的團結抗爭。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及各團體到場聲援。

香港國際家務工人日遊行：團結抗爭　反對種族主義

6月18日（星期日），為響應“國際家務工人日”這個全世界家務工人捍衛勞權的日子，香港一眾外勞團體，包括KOBUMI（印尼外勞社群）、JAWA、BKB、SERPAN與社會主義行動於發起遊行。街坊工友服務社及廚師聯盟都有到場支持。今年的主題為｢保障外傭　團結反對種族主義　結束現代奴隸制｣。

約60名外勞及本地人都有參與是次遊行，首先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集合，然後遊行至印尼駐港領事館，隊伍沿途高叫“停止種族主義”、“抗議仲介公司”、“八小時工作制”、“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發言指：“現時香港政府奉行僱傭同主規定，強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這導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時的剝削，老闆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時起床，工作到凌晨12時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過16小時的工作，是現代奴隸制！因此我們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制。”

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補充：“法例訂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費用，但工人面對的仲介費卻往往過萬，這相當於他們半年的工資。但香港政府從不執法，任由有色人種被宰割，非常種族主義。我們要求取締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這些外傭，停止剝削。”

另外，剛剛成功為本地工人討回欠薪的廚師聯盟主席細輝表示，外傭遠洋而來到香港打工並付出勞動，換來的卻是剝削，本勞外勞應該團結抗爭共同反抗資本家。

遊行人士最後向領事館代表遞上抗議信後結束行動。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里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徵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徵，亦駁斥了建制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麼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係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游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鍾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複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衝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同志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制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麼，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僱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志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志，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制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捲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捲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隻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制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制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里。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制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划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制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制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裡，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盪”，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甦。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衝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衝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台，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制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朴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盪。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台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制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弔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蹟，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制，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採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僕”，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制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鈎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台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制，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制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衝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徵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係，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採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制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衝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衝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制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 美國採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牆”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鬆）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甦，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鬆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盪、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複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台。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係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制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制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餘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症。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制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制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徵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制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制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里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扎。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制組織干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台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制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台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污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制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制，以免自己下台後受到制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複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捨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捨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制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繫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藉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台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制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制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制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制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恆與游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痴”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諮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裡？”關注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制，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彙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麼，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制，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注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迴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乾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台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台。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制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制。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癒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捨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注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瀰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注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制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制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制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制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制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繫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制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制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制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制，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制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制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讚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制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制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志，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凶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制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儘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制度──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制，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制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麼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衝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干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里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嚮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里。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一黨專制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採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制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徵”。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捨，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污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姦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姦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姦；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姦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注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係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制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姦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姦”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污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姦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慾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慾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繫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製造性暴力的溫床。

四議員遭取消資格　千人集會抗立會政變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兩名本土派議員游蕙禎與梁頌恆，再有議員被當局取消資格，至今總計六人。泛民黨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時於政府總部門外發起集會，抗議法庭裁決。當晚有約過千名市民到場聲援。

大會打出“政治打壓可恥　抗議人大釋法”的主題，泛民各黨的代表在台上輪流發言。另外，明顯有許多青年人參與集會，是雨傘運動結束後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見青年人仍懷有鬥志，當有迫切的鬥爭時還是站在最前線。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我們指出是次裁決與去年梁游案件一樣是一次議會政變。政府以沒有民主授權的機構（法院）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舉動。現在必須要發動新的群眾運動來抵抗這場政變，有不少參與民眾與我們討論到民主派議員總辭、抵制補選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鄭新政府進一步進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與政治檢控，顯示當局根本無意“和解”。現除了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外還有三名議員有案件在身，立法會的政變在未來可能會繼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一場群眾大會，由下而上組織群眾行動委員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及策略。

台灣同婚平權報捷　對香港的啟示？

5月24日，台灣“婚姻平權”議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後，這被普遍視為同志平權的一大勝利，也意味著台灣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 亞洲區的同志固然為平權邁進一步為之喝采。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同志平權分子卻仍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上與政府拉鋸。保守教會製造恐慌輿論，親資本政客則通過不民主的議會功能組別頑固抵抗立法。

為何台灣同志平權可以走得這麼遠、運動可以具如此規模，而香港性平權的現狀是什麼和同志運動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執行幹事，他表示：“對於台灣同志平權的突破，我認為是由於整個社會風氣，而且平權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爭才造就出來的。社會意識漸強，當遇到歧視發生時群眾都會公開譴責，這間接鼓勵了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同志議題，建立了一種多數人支持同志權利的共識。這點是香港的政界、演藝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視的情況仍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跨性別的人士，社會裡的歧視令他們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無理解僱、甚至連家人也不接受他們，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是十分普遍的。其實LGBT 群體都是一般的勞工，他們遇到的壓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志運動有需要向不同的範疇，例如勞工、婦女權益等作連結，令受到壓迫的小眾團結起來，才有機會爭取到平等的權利。”

台灣同婚平權將會衝擊資本家所維護的核心家庭福利體系，使同志家庭更有信心爭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無論是公共社會保障、性平權都需要與民主鬥爭連繫起來，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會、親財團政客和政府施壓，挑戰資本主義體制，才可贏得徹底勝利。

香港：發動群眾運動　抵抗立會政變

7月14日，區慶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取消其議員資格，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這完全是建制大右派發動的一場政變，無疑是對香港民主鬥爭的重挫，也是對中國民運的打擊。

這場政變代表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最嚴重的打壓，18萬張選票淪為廢票，為了有利政府而改變選舉結果。同時亦使建制派在分組點票中獲得絕對多數，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議事規則。本來只是半民主的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反對派今後將難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動的親財團、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被公然濫用，換句話來說法庭像中國大陸般淪為政權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更嚴重的是，取消議員資格的裁決，代表專制當局會更加猖狂，打壓民主的“野心”將會越來越高。如今建制派自信十足，正公開慶祝政變。問題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鬥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們需要一場強大而有組織的抗爭運動，來迎擊當局對議員的攻擊。運動應要求恢復議員的資格，並且廢除所有不民主的限制（包括參選權、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與傀儡港府所強加的法律限制）。我們認為，立法會是民主運動的“最後底線”，而我們不能夠讓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謂的百分百的政治審判，裁決基於宣誓是否所謂“真誠”問題，就如同卡夫卡小說里的荒誕情節一樣。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那些議員，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問題，中共專制一直想增加對香港的控制，並扼殺民主運動。中共當局視民主如病毒，害怕其會從香港擴散到全中國。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權利，以及過去群眾鬥爭所贏得的讓步。他們不單想決定特首人選，更想控制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並通過這樣來操控誰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代言人。

“長毛”

梁國雄“長毛”是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資歷最深、最廣為人知的，他可謂是左翼在立法會中唯一的支柱。當局對他的攻擊是一個非常有預謀的行動。北京想通過打壓來顯示誰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標準由他們所任意決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無殺傷力的“和解派”，這派需要透過遠離群眾鬥爭來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則是當局現時針對打擊的“非和解派”。不過，假若激進派議員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將會蔓延至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這就是打壓的邏輯，歷史從來都是如此。

“長毛”是這次大清洗的頭號目標，其他人不過是不幸的陪葬品，來製造“宣誓無效”的表面法律依據，以遮掩其政治打壓真正本質。現在總計有六名受害議員。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制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

必須以群眾集體行動來反抗這個反民主的陰謀。民主鬥爭已經不能容許任何的猶豫、恐懼、對妥協的幻想或者以為建制派中將會有“開明派”出來解決危機。我們必須要拋棄這些童話狂想！

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透過法律途徑繼續抗爭（包括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支持參加補選。但這遠遠不足夠，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權所操控，所以結果很可能會失敗。因此，法律的抗爭不能純粹地進行，而是應該作為動員群眾運動的平台。討論的焦點亦不應只集中在補選的時間與方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耽誤寶貴的時間，現在就要開始做出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反擊？

數百萬香港群眾義憤填膺，但同時也滿懷憂慮。他們正在尋找反抗這次攻擊的方法。只有群眾才能抵擋政府的攻擊，但是他們需要動員、組織，需要看到能夠打敗政府、保衛民主權利的可行方案。

由於現在局勢非常嚴峻，我們必須動員儘可能大的反抗行動，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過更廣泛的計劃，來發動和升級大規模公民抗命。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新路線，改變現時民主鬥爭由少數泛民領袖和依附於其身上的NGO控制的局面，在每個地區、學校和職場所建立民主的基層群眾組織。

泛民領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議，既無法徹底實現民主，也無法捍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就連浩大的雨傘運動也未能趕梁振英下台。如果能擺脫溫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猶豫與退縮，雨傘運動本有可能勝利。雨傘運動的重要教訓就是，鬥爭須要由群眾民主控制。另外同樣關鍵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戰鬥性民主綱領，指明中國獨裁政府是問題所在。只要這個獨裁政府繼續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國都不會得到民主。雨傘運動的許多參加者迴避這個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這樣是不夠的。

近期，親民主的群眾明顯出現挫敗感。但活動者和年輕人能夠影響群眾、帶領群眾參加鬥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認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頭上譴責建制派；單單再發起一場遊行也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會白白消耗群眾的鬥志。遊行固然重要，但是遊行本身不足以改變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們想知道“鬥爭方案是怎樣的？下一步如何反擊？”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議該如何組織運動，並主張民主鬥爭參與者作出討論。

9月28日（雨傘革命三周年紀念日）是發起群眾抗爭的好時機，進行罷課、罷工等公民抗命。我們強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公開呼籲群眾在這一天走上街頭。罷工是全球民主運動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鬥爭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領”可以在抗議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樣，有其局限性（難以維持較長的時間；不能像罷工那樣打擊經濟和統治精英的控制權）。

罷工（即使只是罷課）對於整個制度的打擊要有力得多。 但是罷工、罷課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不是待在家裡），需要把學生、工人和白領凝聚成一股有紀律的強大力量。隨著林鄭打算重推洗腦國教，大學生及中學生須要組織起來奮起反抗，而反洗腦鬥爭當然是和反立法會政變的鬥爭緊密聯繫的。

通過認真準備和集會，再加上每個大學校、中學校的運動和基層罷課委員會，928可以變成群眾抗議的新一日，證明民主鬥爭汲取之前的教訓，已經學到了一個有力策略：政治罷課及罷工！由學生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團體。這將警告政府：撤銷反民主的命令，否則我們就將鬥爭升級！

有人問：本土派控制的學生會怎麼可能會同意罷課？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本土派學生會的地位本就越來越不穩，如果他們反對群眾抗議，將會受到巨大的壓力。罷課能夠引起年輕人的極大興趣。如果學生會表面被動甚至試圖阻攔，學生乾脆越過學生會的架構自行組織。必須直接面向大學生和中學生，呼籲建立罷課委員會，以便開始組織。

聯合各方面的鬥爭，不管是取消議員資格，還是即將到來的其他攻勢——例如洗腦教育和廿三條，都是獨裁政府打壓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運動必須認知到這一點，然後施行統一的政治反擊。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反立會政變的鬥爭聯繫至反對新自由主義、親財團政府的運動，針對其包括反對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時工作制和合理最低工資等的工人基本權利、犧牲公共服務推動大白象等等的政策。這就需要超越單一議題的廣泛運動：動員所有想參加鬥爭的人，在地鐵站、工作場所和學校散發大量傳單，告訴群眾政府在打壓立法會後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

我們應召集各社運分子舉行一場“應戰大會”， 邀請所有想抵抗的團體、工會、政黨和個人，舉行一場為期一天的會議。大會不是用以泛泛討香港民主，而是要制定反擊行動的具體計劃，包括如何發動群眾抗議、928遊行和罷課罷工。大會能展示運動的認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鬥爭需要基層的民主參與，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動者所壟斷所有決定。

應該由誰來召集大會？ 作為這次政府打壓的直接受害者，長毛等四名激進派議員既有較高的威信，也有這樣的歷史責任。他們可以號召928群眾抗議，也可以召集“應戰大會”。泛民陣營需要團結，但這不應該成為拒絕現在開始反擊的藉口。如果四名議員挺身而出，他們會得到響應。然後局勢會推動較保守的人跟上來。

如果採取大膽的做法，可以成為重啟民主鬥爭的契機。但我們認為，絕不能讓兩名本土派前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參加這場運動——他們混亂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做法，並不利於組織反擊行動。的確，我們保衛他們的權利、反對政府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但是不能給他們平台來散播反工人階級和排外思想。他們可以跟隨我們，但是隊伍必須分開！

小心屠城木馬　反對一地兩檢！

中共與港府推行高鐵一地兩檢，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線。這不是單一事件，連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準備重推洗腦教育及廿三條立法，都可見林鄭月娥政府正在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是徹底徹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的時機非常巧妙，是法庭剛剛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會議員的資格之後。若從政府的大戰略來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釋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議員的資格，建制派獲得分組點票的優勢，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始部署修改議事規則，奪走反對派拉布的能力，讓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現在以“一地兩檢”來試水溫，假若沒有群眾反抗運動的話，政府勢必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條！

“一地兩檢”就是屠城木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再次引爆高鐵的政治炸彈。這個方案將高鐵香港總站的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區內則視作中國大陸的管轄地，並由公安執法、實施中國大陸的所有法律。

這將不單單是有關不能夠在月台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問題而已，內地口岸區設在市中心，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更可明正言順“執法”，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若然大家認為這異想天開，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稱中共會越境綁架異見人士返大陸拘禁，大家都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共專制根本不可信賴。

再者，中共的法制遠比香港的專制，包括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隨便行政拘留高達15天。這相當於開了先例讓專制的法律在香港實施，變相打壓民主空間。中共今次明顯是想打開一個缺口，當逾越了香港群眾的底線後，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

“一地兩檢”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縮短通關時間，但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數小時車程來算，一般十多分鐘的通關手續根本杯水車薪。 “一地兩檢”可謂連糖衣都沒有的毒藥。

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

另外，高鐵造價昂貴，由最初的669億，多番超支後現時的總開支高達853億。以香港段26公里計算，每公里造超過32.8億，比歐洲、日本的高鐵項目還要貴（香港高鐵更是德國科隆－法蘭克福高鐵造價的近12倍），冠絕全球！

這筆巨額全數由香港政府出資，但另一邊廂在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住屋、醫療、教育、老人等問題上卻一毛不拔。就算認為項目是既成事實，花掉的錢不會再回來，但高鐵所謂的“經濟效益”根本與普羅大眾無關，而且還會對大眾造成長期的負擔。

只要到西九高鐵總站周遭一看，周圍的土地包括車站上蓋都是超貴价的私人豪宅，一般單位呎價都在2.5萬元以上，部分更超過4.5萬元一呎。從高鐵總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區、九龍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奧運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條連綿不絕的“豪宅鏈”，而當中一間公共房屋都沒有！當政府每天埋怨沒有土地建公屋時，我們不禁一問為什麼香港卻有那麼用來興建豪宅的土地？

高鐵項目帶動了當區樓市的炒賣，負擔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則貴，當中許多的更是中國大陸的貪腐富豪，而高鐵正正是為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會大費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貴的高鐵往返大陸。

政府以公帑興建高鐵，但成事後卻讓占三成私人資本的港鐵營運獲利。當然，假若高鐵乘客流量低下，可能會出現虧蝕。政府估算在通車第一年的乘客人數為9.9萬人，但根據過往政府誇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灣公路大橋）的紀錄，高鐵實際乘客數目估計會是每年2萬人左右。事實上，中國高鐵幾乎全部虧損。

港鐵主席馬時亨坦然要與政府商討“有關虧本的問題”，顯然打算由公帑墊付。高鐵的無底深淵，賺的歸他們，蝕的卻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的項目。

歸根究底，中央與香港政府皆為資本主義專制政權。他們利用高鐵與“一地兩檢”來輸送利益、打壓民主。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抗爭與其他議題不同，可以讓群眾有機會作出還擊，可以為抵抗政府各種攻擊、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這場運動必須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起來，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制的運動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夠重建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台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麼？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注，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台，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裡，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裡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裡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注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纍纍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麼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注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裡，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麼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制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係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衝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制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裡，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台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制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複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麼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污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衝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里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裡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裡，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制。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症。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裡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制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制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制）。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係。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儘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麼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麼嚴厲。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制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捲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台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台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台灣的控制並遏制港獨和台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對一地兩檢　踢走中共國安

8月11日，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宣稱前一天在旺角砵蘭街被中共國安迷暈綁架至西貢。在獲釋前的8丶9個小時裡，林子健除了遭到毆打，大腿也被打上21個釘書釘。綁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將球員美斯的簽名照片交給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從中共政權今年加強對香港的打壓以及專制政權一貫的做法，絕對有理由事件是真確的。

林子健被綁架的地點距離高鐵西九龍總站只有一公里！更加說明反對一地兩檢的重要性。如果劃定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的法律，國安將會藉助這個橋頭堡開展更大範圍的活動，跨境“執法”丶施虐的行動將會更加猖狂。如果沒有有效的抵抗運動，專制政府不僅會實行一地兩檢，更會將公安管轄的範圍擴大，進一步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權利。

作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壓民主的工具，警方在過往調查李波案時明顯聽令於內地公安，今次也將會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國安的罪行。建制當局已經開動輿論戰。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暗指林子健沒有及時報案是他自己責任，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建制派議員也開始進行人格謀殺，將綁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導自演”。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事件公開後僅僅兩天，就高調表示“未有證據證明事件發生”！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倆。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壓香港民主的延續。一年半前，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內被綁架回內地。不久前習近平訪港時，警察縱容大量黑社會暴動攻擊社運人士，再加上取消議員資格和對傘運成員進行政治檢控，可見自覺受到威脅的專制政府正在不顧一切地鎮壓丶恐嚇反抗力量。中共的鎮壓手段是要證明它的強硬和不可動搖，但只會激發了反抗情緒，特別是在一地兩檢已經引發群眾憤怒的時候。今次事件可說是國安為林鄭政府添了麻煩，專制政權愈加獨裁的背景下，國家機關很可能會做出失控丶過火的行為，反倒為自己的統治帶來更大矛盾。這意味著中共全面鎮壓的統治手法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

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警方的調查，我們主張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並向群眾公開調查過程和所有發現。我們捍衛言論及表達自由，反對對中港兩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求取消一地兩檢，並且把所有國安人員踢出香港。要想實現這些訴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鄭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場群眾鬥爭：在職場丶學校丶社區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委員會，通過民主的討論，準備反對一地兩檢和政治打壓運動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眾怒火丶啟動抵抗運動的契機，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一場積極行動罷坐高鐵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成立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綁架事件；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停止打壓香港民主權利
通過罷坐高鐵重建群眾運動，要求取消一地兩檢。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專政

香港：建制步步進迫 接連打壓民主

林鄭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將香港打得暈頭轉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獄13個月（其中一人＂認罪”，被判8個月），為政府的打壓樹起一座新里程碑。在這13人中有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25歲的嚴敏華（過去是曾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這些政治犯中最年輕的只有21歲。

這13人因在2014年反東北撥款示威中衝擊立法會而被捕。震動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嚴厲的判決，還有政府對審判過程的明顯操縱。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會服務令，但政府上訴說刑期“過輕”。最後上訴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強硬立場，實際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動罪”。這份判決違反了“雙重危境”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

習近平的統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謂的“法治”只不過是謊言。法庭並不是獨立的，它已經變成了中國獨裁政府在香港推行專制的工具。正如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所說：“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

另外，還有針對前其他學生領袖的審判，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議引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而這個案件很可能會重複：推翻“過輕”的判決，然後改成監禁。3名被告包括20歲的著名青年活動者黃之鋒和24歲的前議員羅冠聰（不久前他與另外三人被另一場高度政治化的審判取消了議員資格）。

如果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他們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這明顯就是政府提出這些訴訟的原因之一。如果敗訴，羅冠聰就無法參加之後的補選奪回自己的席位。

“震懾式”打壓

林鄭7月1日才剛剛就任特首。她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她只是由777個精英選民在專制的假選舉中“選”出來的。她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鄭會是“CY2.0”，她會延續前任梁振英的強硬打壓政策。

事實上，林鄭的統治比梁振英還要高壓。短短六個星期之內，民主權利已經遭到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丶就連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擊。政府明顯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民主派。時間的安排明顯是為了震懾反對派，令他們喪失鬥志：

7月14日：四名激進派議員（累計已有六個）因為“違反宣誓規定”這一偽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證實大陸公安將進駐香港。

8月1日：蔡若蓮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證明林鄭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腦國教。蔡若蓮是親北京的強硬派，她長期以來都在為推行國民教育而活動。

8月15日：史無前例地將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為將來更嚴厲的監禁判決打下基礎，用以打擊群眾抗議並“狙殺”將來參加選舉的激進派泛民候選人。

8月17日：三名前學生領袖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

這些打壓加在一起，是對香港民主權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聯合攻擊。顯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戰略（甚至是路線圖）壓制丶瓦解中共多年來視為眼中釘的民主鬥爭。

林鄭政府或者在政治上與它結盟的司法系統每一次新的進攻都受到建制派政黨的喝彩。現在社交媒體上滿是建制派的宣傳（只要有無限的財政資源，操控社交媒體並不是很難的事）。而且建制派政黨還組織了一些針對受迫害者的抗議，以圖造成公眾支持政府打壓民主的假像。這些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傳。

反對派癱瘓

不幸的是，反對派和主要的泛民黨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些攻擊和捍衛民主權利。相反，這些領導人已經多次落入圈套，誤以為林鄭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務實”，甚至以為能夠和政府達成交易。這種對局勢的災難性誤讀令他們非常消極，不願支持群眾反擊。他們在口頭上譴責打壓，但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幾乎是行禮如儀的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行動了。

強大的雨傘運動曾震撼中港統治精英，但現在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它們把大部分打壓“外判”給英式司法體系。這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有許多律師成員的泛民領導）仍在幻想“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們需要用最近明顯政治化的判決來戳破這些幻想，向群眾解釋法庭其實是國家用來保護權貴的工具。

現在香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來打擊民主運動，特別是打擊青年活動者和較激進的階層，包括許多未來可能參選半民主的立法會的人。

而且從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案件里我們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來從經濟上摧毀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法庭不僅驅逐了議員，撕毀了18萬張選票，還判他們1800萬港元的罰金（包括要求他們償還9個月的議員工資和人事開支）。

像這樣使用法庭來鎮壓和從經濟上癱瘓反對派，是“新加坡式”一黨專政的標誌。這表示“溫和專制”（假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的大計

很明顯，這些攻擊都是北京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政治審判和越來越嚴厲的判決聯繫到清洗立法會和補選，政府希望至少不會六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全都參加補選。否則政府的反民主計劃就會遭到巨大衝擊，但正因為如此，這極不可能發生。有些人覺得，政府還沒有費那麽大力去趕走所有反對者，所以我們還有可能通過選舉來推翻政府。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會是為了強行通過有爭議的專制政策，例如國民教育和高鐵一地兩檢。親政府陣營現在擁有“絕對多數”，可以改寫立法會議事規則，禁止像拉布這樣的民主標誌（拉布曾被用來挫敗政府計劃）。

政府說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旅客的時間，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讓香港人適應大陸公安在香港（站內和高鐵上）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

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內行駛時，高鐵上也施行中國的法律。對當局的政治批評或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例如64屠殺）理論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還沒有明確答覆，在高鐵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國被屏蔽的網站（例如臉書）。而且高鐵也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會主義行動呼籲群眾罷坐高鐵。

如何反擊

香港目前的嚴重局勢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丶有組織的反擊。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滿，也有對專制政府收緊控制的擔憂。林鄭的支持度從本就很低的起點急劇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運動也出現了領導危機。

大多數泛民政黨還在固守過去的路線，而當局已經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來攻擊丶分化並孤立一部分反對派。前幾年香港爆發過大規模群眾抗議（2013年7月超過50萬人上街，後來又有120萬人參加雨傘運動），可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大型示威反對清洗立法會丶一地兩檢和整個政治打壓。

8月16日，《南華早報》的政治評論員Andrew Fung準確地描寫道：“反對派政黨的堅定支持者瀰漫著挫敗感和困惑，而且沒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後面說的這段話卻與事實大相徑庭：“人民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起義’。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審的激進派和正面臨檢控的占領運動領導人”

現實是，仍然期望與林鄭政府“和解”的泛民領導實際上禁止了群眾抗議。毫無疑問的是，在現在這樣不安的氣氛下，如果認真地號召群眾出來抗議，會有數千人響應。但最近幾年的經驗讓人們明白，“再一次示威”（儘管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不足以抵擋政府的攻擊。我們需要一個通盤戰略來重建並在政治上重組民主鬥爭。

將‘928’變成全港抗爭日

在8月16日晚上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面對以年輕人為主的超過2000名抗議者，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作為鬥爭戰略的提議。她指出這場抗議只是提前24小時召集就有這麽多人參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動員更多人周末去監獄外示威！”

“這些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我們不能各自為戰！”

“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將‘928’[9月28日]定為全港抗爭日，動員所有人在雨傘革命三周年發起抗議。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動員群眾抵抗打壓。我們懇請這裡的所有人和所有團體討論這倡議。”

鄧美晶的演講得到了非常好的迴響，並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那麽‘928’可以變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議，包括一場核心示威丶在港鐵站派發大量傳單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話）學生罷課，以聲援政治犯並捍衛民主。這將成為重燃香港群眾鬥爭的轉捩點。鬥爭的訴求應該是：

釋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檢控！
反對清洗立法會！
反抗打壓和習近平統治！
罷坐高鐵。大陸警察和國安滾出香港！
捍衛民主權利，打倒非民選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決不妥協！
反對林鄭的親富豪專制計劃。徵收富人稅，增建廉價公屋。打倒富豪統治，建立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民選政府。
中港群眾聯合鬥爭，推翻中共專政！

聲援東北十三名政治犯集會的發言稿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了8月17日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主席鄧美晶獲邀上台發言，得到台下不少掌聲，以及群眾表示認同。以下是她的發言稿：

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新界東北這十三名年輕人為了反對不公義的制度丶反對不民主的議案，犧牲了自己的自由。現在我們必須比過去更清楚地討論：如何反擊這個政府和這個制度。

林鄭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僅僅6個禮拜，我們就經歷了DQ議員；然後林鄭推動一地兩檢；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準備重推洗腦國教；現在還判13名年輕人入獄。所有這些打壓都是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如果我們不反抗，鎮壓只會陸續有來！

但我們不能只是依賴上訴，因為法庭越來越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操控。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建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這裡應該成為一個民主的平台，讓我們所有人一起討論反擊的策略。

大家還記得幾位議員被DQ後的集會嗎？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做甚麽？相信今天這裡所有的人和我一樣，都有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想知道：現在該做什麽？

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這個方案，而且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來討論。這個周末，我們需要在監獄外發起示威集會。我們需要重新動員所有人。我們要告訴那13個人，他們並不孤獨。他們背後是香港人民！

我們也倡議9月28日，也就是雨傘運動三周年，作為全港抗爭日。這不僅僅關於取消議員資格，也不只是關於這13名示威者，我們還要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反對中共警察進駐香港，反對洗腦國教。如果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鬥爭聯合起來，發動一天的群眾抗議做出反擊，那麽928就是最合適的時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丶教育丶宣傳。928應該變成捍衛民主丶反抗中共專政的日子。那天晚上應該有群眾示威，遊行到監獄。

我們懇請這裡的所有人丶所有團體及政黨討論這倡議。重點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如果現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鬥爭就會輸！只要鬥爭，我們就能贏！！

千人政總外集會　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過千人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外集會，聲援因反東北計劃而被重判入獄的13名年輕人。集會開始時，東北支援拉起“撤回東北規劃”及“明益地產商”等橫額，高喊“抗議三權合作丶撒回東北爛計劃”等口號，不同人士上台發言讚揚13名勇敢的年輕人因反對不民主的制度而遭到政治打壓。集會氣氛沉重，不少人落淚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將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社運人士被判監8至13個月，即時入獄，成為香港歷來“非法集結”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立法會外有群眾集會，當時有人嘗試闖入立會大樓，13名社連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他們雖已全部完成服務令，但律政司卻不滿刑期過輕，上訴申請加刑至即時監禁，上訴庭最後裁決8至13個月監禁。13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丶社工梁曉暘丶劉國梁丶梁穎禮丶前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丶朱偉聰丶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丶周豁然丶嚴敏華丶招顯聰丶郭耀昌丶黃根源及陳白山。

歷來非法集結罪最重判刑

東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結”，今次判決是香港歷來非法集結控罪中刑期最長的！過往同樣罪名只會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罰款。此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來公眾集會被檢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針對所有反對人士上訴，將過往被判無罪或沒有監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鄭上台後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見到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香港的政治檢控及民主打壓經已不停升級，從DQ事件丶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丶洗腦國民教育捲土重來丶高鐵一地兩檢，到東北案13名政治犯，證實林鄭就是CY 2.0，根本沒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迫害“新常態”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圖創造一種“新常態”，企圖讓社會習慣和接受專制鎮壓。法庭利用了旺角騷亂對示威者的重判，將所有抗爭行動扣連至旺角騷亂，例如今次控方將東北示威形容為暴動的臨界點。在司法迫害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奪公民廣場”這句口號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眾接受，反對派議員必然會被剝奪資格或阻止參選；示威者必然會成為階下牢；同時親中藍絲組織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動發起“反集會”丶網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罵社運人士及政團。我們必須阻止政府讓這種鎮壓變成“新常態”！

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條，但在執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機關上徹底“大陸化”，變相就是等於正在實踐廿三條，而這個過程已在步步進迫！

香港“法治”淪為“習近平人治”

東北案再一次證實，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根本盪而無存。現今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東北案件裁決和DQ判決一樣，是百分百的政治審判。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東北的示威者，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專制的政府！

當前之急　重新動員組織起來

取消議員資格案丶東北案件不會是打壓的終點，林鄭政府正在進行如獵巫行動般的政治清算，將雨傘運動後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蟬效應。單靠補選和上訴是絕對不夠的！因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剝奪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將其監禁（根據現行法例，一旦被判超過3個月監禁，5年內將失去參選資格）。革命與反革命是同時進行的，現在是反動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時群眾憤怒情緒正在積極至沸騰點，只差一個爆發的缺口，使力量引領至衝擊專制政權的方向。當務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場反抗運動，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東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革命三周年之際，正是重啟群眾鬥爭的好時機，我們認為在此前作出準備，在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將九二八定為全港群眾抗爭的一天，以政治罷課一天為開始，繼而擴展至罷工。

黃之鋒羅冠聰等被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訴庭將香港眾志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判處三人監禁6至8個月。加上日前的東北案，這是一星期內共16名社運人士被律政司上訴判監！

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9月26日號召“重奪公民廣場”，期後被裁定非法集結丶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3人即時收監。上訴庭今天裁定黃之鋒改判囚6個月丶羅冠聰判囚8個月丶周永康判囚7個月，即時收監。

威脅社會運動參與者

這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一場政治大清洗及報復行動。裁決惹起了社會各界的深深憤怒丶恐懼及沮喪。大部分群眾已經認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制度及所謂的“法治”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並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或傷人，上訴庭判詞仍指他們“涉及大規模暴力及嚴重非法集會，要施懲罰性與阻嚇性刑罰的元素占較大比重”，但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並阻嚇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時監禁。”政府意圖“殺一儆百”，恐嚇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這次判決為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開了新的先例，警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就會落得如此下場”。正如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這重新為社會運動刑期制定標準。

是次政治判決也引起國際關注，《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層消息稱，高層檢控人員原本不建議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終令三子入獄。雖然律政司強調事件“絕無政治考慮”，眾所周知，此次判決就是中共進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壓之舉。

“香港 = 一黨專政” 激進派失參選權

香港法例規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禁止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在立法會政變的DQ議員事件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後，港島議席懸空，羅冠聰現在就連參加補選的機會也被剝奪。而將於10月年滿21歲的黃之鋒也因為被判監而無法參立法會補選丶2019年區議會丶以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後是政治審判來阻擋任何激進派透過選舉而進入議會。這意味著長毛梁國雄也可能會在未來被判入獄而失去選舉資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參選人確認書”（確認書聲明要求參選人擁護基本法丶效忠特區政府）而禁止其參選。

行動需要升級　全港罷課罷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大家到監獄外聲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參與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但面對中共暴政，單靠集會遊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行動升級，否則未來將會是陸續而來的鎮壓，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主張全港一天罷課罷工，並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呼籲及鼓動工人作政治罷課及罷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獄，香港淪為一黨專政，我們應如何反抗？

香港成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體，令全世界社會震驚。林鄭的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所謂“大和解”根本是欺騙人民。政府的打壓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的，今後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脅。立法會和法院已經大陸化。立法會補選和以後的選舉都會被篩選，激進民主派分子會被投進黑牢而不能參選。社運人士被收監，激進民主派政黨則會被迫至破產。

當務之急是組織起來反擊。今日的遊行只是開始，我們需要更多行動。社會的憤怒，但為什麼卻未有有力的反擊？為了重建群眾反抗運動，我們要有一個將公民抗命升級的清晰方案。

制訂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罷課罷工一天

面對今天的暴政，單靠集會遊行遠遠不夠，行動必須升級，否則鎮壓將會陸續有來，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倡議全港一天罷課丶罷工，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鼓動政治罷課及罷工。年輕人可以擔任先鋒，以全港大罷課一天來聲援多位學生領袖及政治犯，並警告政府必須讓步，否則群眾反抗將會升級！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制和監督。在我們全港抗暴日的計劃里，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即使是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

立即釋放16名社運分子，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習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議員的資格
罷坐高鐵，撤回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14萬人上街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連丶香港眾志丶大專政改關注組丶東北關注組等團體發起。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遠遠超出主辦單位的預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號召如此龐大的人數，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

8月20日的遊行具有多個歷史意義。英文《虎報》寫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規模反對法院裁決的遊行”，可見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將會令公眾不再視法庭為“獨立”機關。另一點很重要的是，遊行是由規模較小的激進派政團發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隨。這證明了社會主義行動自7月14日取消議員資格事件發生以來一直強調的一點──如果“激進派”領頭髮起行動，可以得到群眾迴響，故此他們不應該感到要依賴溫和泛民才能獲得支持。今次社民連掀頭髮起了自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

此外，外勞團體亦參與了示威行動，足見民主運動不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時間，林鄭月娥政府的官員卻在舉行大食派對，突顯了統治者的傲慢並與群眾脫節，亦可見當局低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翌日，林鄭月娥強硬回應示威群眾，表示政治檢控的指控“全無理據”，又表示沒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對民主權利的一連串重擊，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丶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地全面鎮壓民主運動，並以為自此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令反對聲音消失。但群眾沒有如政府預料中的泄氣，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鬥爭丶不妥協的精神。證明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方案的話，可以將這股力量凝聚並引領至撼動體制的方向，對中共專制政權作出有力的還擊。

北京及港府的盤算是，既然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志，局勢會再次緩和，因此通過淡化事件以圖安然渡過風浪。現在機不可失，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的歷史性機會。我們不應讓群眾鬥爭的民氣消散，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

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鬥爭陷入了一段低潮時期，各場遊行集會的人數大減，年輕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群眾的義憤和鬥志不但沒有消失，而是因為未有一個強有力的平台讓其組織起來丶表達出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堅定的領導，讓群眾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場大規模鬥爭的。此外，今次遊行由激進民主派團體發起，溫和泛民並沒有作為動員的核心，比過往的大型遊行中低調得多，可見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之外的行動仍可具有巨大的號召力！相信現在溫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眾壓力，被迫延緩或更低調地與林鄭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鬥爭之中，以免失去群眾支持。

行動升級的好時機

今次遊行鼓起了群眾信心，但應該只是反擊的開始。單靠這場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單憑林鄭回應的言論已經知道中共的強硬態度。所以要達到抗爭的目的──釋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資格議員議席丶取消一地兩檢──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制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並公之於眾前。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應戰大會，號召所有反對專政的社運組織丶政黨丶工會及個人參與，具體制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們認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訪問時的說法，現在需要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重建民主鬥爭（HKFP，8月21日）。運動內部必須具備全面民主，讓所有團體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運動作出提議。過去由少數泛民黨派壟斷丶欠缺內部民主丶排擠其他團體參與的壞作風必須被徹底改變。

制訂928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以8月20日遊行的成功作為基礎建設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應該只是重覆今次的遊行，而要有新的行動。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為了吸引更多工人參加鬥爭，我們還應該提出8小時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訴求。正是親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會一直拒絕實施這些有利於勞動者的政策。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制和監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而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然而，如果在一次遊行之後沒有升級行動，民氣並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甚至因為一次遊行沒有結果而感到失望，讓政府有可能作出更嚴厲的反擊。

泛民丶本土大團結？

面對專制政權的全面打壓，近年反建制勢力碎片化，群眾不想重覆雨傘運動時反建制力量分裂及內耗的景況，並各非建制派系團結行動，壯大抗爭的力量。然而，行動上的團結並不代表不容許各團體在運動內民主辯論丶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平台允許從下而上民主討論及決策，才能達致行動上的團體。容許民主的辯論，並且對待不同議案採取開放態度，不會弱化鬥爭丶而可以強化鬥爭。

在8月20日的遊行里，一些團體表示要與本土派大團結，連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掩蓋本土派過去對民主運動的破，他們煽動種族主義，分化鬥爭的團結，對左翼發動惡毒攻擊，專搞派系內鬥，攻擊其他非建制團體，並杯葛六四集會等大型行動。這一切客觀上往往幫助了政府陣營，並讓當局有了鎮壓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親財團的民生立場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制等政策。此外，他們鼓吹排外與族群仇恨來分化中港兩地團結鬥爭，讓中共將香港民主運動抹黑為與內地人敵對，削弱內地群眾對運動的支持。他們過去以惡言甚至暴力手段攻擊其他非建制派團體，使民主討論根本不可能發生。例如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本土民主前線抹黑長毛襲擊。本土派目前因為組織潰散丶士氣低落，因而暫時溫和化他們的反動主張，藉以獲得“庇護所”。如果他們錯誤的右翼種族主義立場和鬥爭手法只會再次窒礙民主鬥爭的發展。現在，即使他們參與運動，最多也只應跟隨我們，彼此作出明確劃分的界線，並不為彼此的政治立場或行動負責。

國際聲援行動

三名前學生領袖被判入獄之後，政治檢控引發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內的國際聲援。一些國家當局相繼譴責中共與香港政府打壓民主的做法。美國國會和中國委員會指北京當局正在利用司法制度打壓新世代民主運動。

來自國際的壓力和曝光固然理應受到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不應信任親資政客及政府，也不應寄望這群政客是反中共專制的可靠盟友。他們過去30年來大體上與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並與中共進行貿易。

真正的國際聲援應該是向國外勞苦大眾及青年尋求支持，而不是那些當權的政客和企業家。在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國領事館請願，又向白宮遞交聯署，但是最終沒有從它那裡得到任何具體回應。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會重覆這些沒有結果的行動。在更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綁架的李波與桂民海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國籍，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出面譴責中共的野蠻行徑。而且這些政府也正因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國群眾的憎惡。

像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的右翼政客長期對中共打壓民主及人權的犯罪行動緘默不言，現在為政治犯發聲，不過是因為他們面對群眾的壓力。

香港民主運動是包括歐美在內全球群眾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國際聲援來自其他國家面臨類似打壓的社運分子丶工會丶勞動群眾及青年。所以我們社會主義者向多國的左翼組織作出呼籲，通過他們號召各國工會丶工運分子丶激進青年和所有反壓迫群眾一同聲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們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迫害，無罪釋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將928定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丶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香港：14萬人示威反對政府打壓

8月20日，多達14萬人湧上香港街頭，成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只用了5天的時間動員，就有多到難以置信的群眾參加這場反對監禁16名青年民主活動者的示威。

參加人數遠超過召集人的預期。香港人民以壓倒性的人數做出回應，和故步自封丶猶豫不決的泛民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就算面對親北京政府逐漸加劇的打壓，仍在猶豫要不要召集抗議。在過去幾個月裡，這些傾向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一直把自己的遲鈍歸咎於群眾“情緒低落”丶“意志消沉”。現在我們看到，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學生領袖）入獄令群眾的怒火噴涌而出。愈發嚴峻的打壓明顯是為了操縱未來的選舉，因為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內不得參加競選。面對這種情況，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起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不滿還沒有找到公開表達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壓包括將一部分民選議員逐出立法會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議者。這明顯是北京當局在背後指揮，以滿足中國獨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強有力的群眾反應會讓建制派不得不考慮：在不引發更激烈的群眾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的計畫還能走多遠？正如《華爾街日報》在頭版標題中正確指出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再度點燃民運之火”。從潛力上來說，確實是這樣。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勝利，爭取民主的群眾鬥爭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復興。

周日的組織者沒有給出最終的遊行人數，但是他們宣布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雨傘運動是持續79天的占領和群眾抗議行動，參與者多達120萬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組織者本以為人數會少得多，所以選擇了灣仔修頓球場這樣一個狹小地方作為集合地，令我們更難估計周日的人數。

人群在36度的酷熱中遊行至現在聲名狼藉的終審法院（上周16名年輕人就是在這裡被無恥改判6到13個月監禁）。當前面的人結束遊行回家時，後面仍有許多人走出地鐵站來到出發點加入示威。

眾所周知，香港員警一貫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規模。他們這次估計有22000名參與者。粗略地計算，實際人數通常是警方數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陸化”

有許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歷史意義。它是香港第一場反對法庭裁決的群眾抗議遊行（說明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動搖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幻想）。為政府辯護的AlexLo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不管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許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們說我們的法庭已經‘變紅’了或者正在‘大陸化’”。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法庭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判決16人入獄，為以後監禁更多示威者打開大門。

林鄭政府被迫採取守勢，試圖裝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林鄭堅持說香港沒有政治犯，還說猜測法庭裁決背後存在政治動機是有害的。但是群眾的介入令這些假裝可憐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沒有人相信這套說辭：政府的忠實支持者“藍絲帶”也不信，因為他們正希望法庭進行政治打壓；大多數普通群眾也不信，因為他們看出來林鄭是想躲在越來越服從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統後面。政府顧問丶律師及前泛民政客湯家驊荒唐地說，批評法庭裁決本身就可因“藐視法庭”而受到處罰。

泛民領導人試圖採取騎牆立場，想方設法與林鄭政府和解，但現在的局面給他們增加了困難。由於群眾的介入，政府如果繼續對其他活動者判重刑（這明顯就是它的計畫）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周日的自發動員是一個警告，讓政府看到如果將更多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送入監獄以阻止他們參加補選，可能會發生什麽。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遊行是由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和團體發起的，包括傾向左翼的社民連和學生領導的香港眾志。主要的泛民組織被迫跟隨他們。這證明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支部）說的是對的：“激進派”如果帶頭髮起抵抗打壓的行動，而不是依賴泛民中較保守的階層，他們會得到群眾的回應。

進一步行動

現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採取進一步行動。香港和北京政府覺得無心戰鬥的泛民領導人會讓局面冷卻下來，所以他們打算先捱過這段群眾憤怒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而應該把握住現在這個歷史性的機會重建民主鬥爭。但是這需要一個清晰的計畫來升級群眾行動。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和抗暴青年陣線派發了數千份傳單。

這份傳單概括地介紹了我們對於如何重建民主運動和下一步應該採取什麽行動的建議。我們的橫幅和材料著重說到應該號召罷課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行動；至少以中學和大學為起點，將各方面的鬥爭聯合起來，並採用一種新的方式（罷工罷課）去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行動還強調，我們需要把民主鬥爭同反抗資本主義（它造成了住房危機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鬥爭聯繫起來，也要同中國的反獨裁鬥爭聯繫起來。

蔡若蓮上任　洗腦教育重臨

新政府林鄭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的人選，最備受爭議的是有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銳意推行國民洗腦教育時，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的畫面。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制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 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丶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這次任命呼應著林鄭月娥指需要重推國民教育的立場。林鄭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國民洗腦教育，此次更要擴展至幼稚園學生，而初中課程就會有中國歷史科並變成必修科目。這些課程都與中共的愛國宣傳工程緊密扣連。

蔡若蓮一直以來就是親建制的代表，她亦曾擔任親中福建中學的校長，經常與中聯辦官員交往，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繫。蔡若蓮去年自稱“獨立”身份去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教育界議席，其政綱支持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丶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儘管最後落選，但現在卻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測那些政綱根本不是面向選民，而是刻意為了今日教育副局長一職而鋪路。任命蔡若蓮消息一出，已有教師於網上呼籲聯署反對，短短兩星期內聯署人數已經達1.7萬人，顯示出她在業界如何不受歡迎。

葵青區讀書的中學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躍進丶六四屠城丶劉曉波事件都不提，那麽國民教育教會教什麽呢？是否只教我們共產黨有幾偉大？是否要我們擁護共產黨？唱紅歌？真正的國民教育應該要講政權的過失，否則就是偏面的洗腦教育。中共口講法治，但無法無天……所以我旗幟鮮明反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被分拆推動

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政府暗地裡分拆國民教育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丶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丶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近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制下去。最近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受訪時，不滿青年視國家為敵人，並將之歸咎為教師“反共”。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不難想像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門，要令持有獨立政見的教師噤聲。

又一次反洗腦教育運動 ? 

林鄭月娥是名符其實的CY 2.0，重推洗腦教育是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個部署。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青年抗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壓。Anson滿懷鬥志說道：“現在要凝聚學生力量，進行抗爭行動，如果政府不聽我們訴求，就要動員已準備好的人馬進行罷課，以及號召老師罷教。我們更要引申至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房屋丶標準工時丶最低工資，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罷課罷工。”

澳門風災是人禍

8月23日，強颱風“天鴿”吹襲廣東南部沿岸地區，香港與澳門幾乎遭受正面吹襲，當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訊號近五小時。香港雖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並造成121人受傷，所幸情況並不嚴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其傷亡與災情卻令人震驚－共10人死亡，超過150多人受傷，市內多處地區嚴重水浸，更令人錯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電供應中斷整整近一天才陸續恢復，全市徹底癱瘓。黑沙環的千萬豪宅“寰宇天下”風災後玻璃大窗盡碎，畫面觸目驚心。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擔憂中資企業已把豆腐渣工程輸出至港澳甚至更遠地方。風暴過後，澳門政府請求駐軍協助救災，是港澳主權移交後首次解放軍離開駐地執行任務。及至行文之時（8月26日），災後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個密集而現代化的城市遭風暴如此重創，實屬罕見。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局長馮瑞權災後在一片指責聲中請辭下台，批評主要集中於指責其颱風訊號發布時機失當－－澳門雖然比香港距風暴路徑稍遠，但所處的位置卻比香港離風暴中心更近，理應更早及更謹慎地作出準備，然而澳門卻在23日早上9時才發出八號風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以致於絕大部份澳門工人明知風暴臨近仍不得不硬著頭皮出門上班，而剛到達工作場所卻又被告知八號風球已掛可回家避風。但市內天氣環境已極其惡劣（澳門政府稱“天鴿”是53年來吹襲澳門的最強颱風，創下了澳門市內持續風力的最高紀錄），不少人因而被困於工作場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於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浸丶而被困於地下停車場內或商店的地下倉庫內，被沒頂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設想，假如風暴訊號能及時發出，讓民眾提早回家避風，這些慘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於2003年受颱風“派比安”吹襲時，市內天氣惡劣，但天文台堅持只掛三號風球，被批評只為照顧商界利益不願讓民眾停工避風，置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而澳門這次的訊號延誤則釀成了更慘重的傷方和後果。

然而更令澳門民眾對政府不滿的，是政府對災害應變的無能。澳門與香港同為亞熱帶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個海洋風暴影響，理應防災經驗豐富且準備充份。但澳門政府各部門對這一個直撲澳門的風暴似乎毫無警覺，據稱政府災前根本沒有在各部門做好協調與溝通之工作，連預先疏通渠道都沒有進行，進一步引發市內水浸加劇，損毀珠海往澳門的供電系統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災難的骨牌效應──電力中斷令通訊系統效率驟降，造成救援部門失能，供水機組因停電和水浸而停轉斷水。而這些城市運作的關鍵位置竟然沒有應急後備能源系統！民眾遇險求救無門，直至次日凌晨，澳門特首崔世安才發表電視講話，更令飽受折磨一整天的民眾感到氣憤，由此可見此政府的日常運作是何等鬆懈。

澳門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沒有計劃面對一場波及全城的災難，使各部門的人力物力足襟見肘。澳門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對風災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遠不足，颱風過境時救災隊伍人手與裝備俱見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時機，大量報導指出遇險民眾往往要苦候三四個小時才盼來救援人員，而即使救援人員到來，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排險裝備去展開救援工作。此外，災後的善後前展也相當緩慢，災後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雜物丶碎片丶積水隨處可見，加上風暴過後天氣炎熱，疫症風險大增，以致於澳門政府甚至要求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創下港澳兩地主權移交以來首個先例。

過去澳門一直被中共視為“一國兩制”的模範，社會上整體風氣偏向建制，建制派亦在社會各方面包括議會中取得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與控制力。但社會中仍暗流洶湧，如在2014年曾爆發過反離補法案示威包圍立法會以及我們報導過博彩業基層工人組織抗爭等。而這次風災加深了對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門政府對災難應變之無能以及應變部門資源嚴重缺乏，我們支持港澳及中國內地共同民主鬥爭，我們支持居民組織救災委員會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制機制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此外，通過由受難者及其家屬丶居民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災中人命傷亡的責任，懲治失職和腐敗的官員和財團，要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建立優質的災害應變救援隊伍，整頓市政設施，確保當地民眾面對災難時的安全。

政府企圖將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鄭新政府成立不久，剛剛入閣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到今年將推出所謂的“良心劏房”計劃，即由社會團體租入舊唐樓單位，改裝成劏房後以市價轉租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以應對長久未能解決的公屋短缺問題。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設，反而以劏房來搪塞群眾，無疑是繼梁振英減少公屋建設數量之後，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連續七年成為全球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勞動者難以負擔，而且私宅租金也節節攀升丶最近連續7個月創新高。與此同時公屋落成數量卻遠達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冊數字已將近30萬人，但是政府計劃未來10年修建的公屋單位卻只有28萬間。到今年6月底時，平均上樓時間已增加到4.7年，單身人士更是遙遙無期。在住房危機之下，許多底層群眾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積不到50呎）甚至籠屋之中。香港現有約9萬間劏房，住戶約二十萬人，而且這還沒有算上工廈和商廈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資資訊機構推出課程，教授業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賺取更多租金。該機構大言不慚地說，與其任由業主不依消防條例和樓宇安全亂殺，不如教業主合法劏房，與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轍。可見所謂的良心劏房也只會讓業主賺得更多，而住戶仍然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之內繼續苦苦等待上樓。而且政府在變相將劏房合法化的同時，卻無意禁止無理逼遷丶濫收水電費丶呎租甚至高過獨立單位等劏房住戶常見的問題，等同於幫助業主壓迫租戶。

陳帆聲稱政府無力在短時間內解決公屋短缺問題，可是親商的港府卻花費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陳帆同時也是機場三跑諮委會主席）。現在正引發群眾怒火的西九高鐵總站占地11公頃，而且周邊儘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為反對新界東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該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見政府的說法只是藉口和謊言。

社會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興建公屋丶改善公立醫療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制以及其他有利於普通勞動者的項目。同時亦要將地產商及銀行公有化，置於民主管制底下，才能打破富貴權貴的經濟權力，從而沒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鄭政府成功地全面鎮壓香港的民主權利和民主運動，將香港從半民主變成完全專制，那它將更肆無忌怛地施行親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會主義者呼籲在職場丶社區和學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組織，民主地討論和決定如何反擊林鄭政府的一連串政治打壓，通過積極鬥爭爭取有利於底層群眾的政策。

反對國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對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已經停不下來。當局加強嚴刑峻法，配合愛國主義的言論及思想箝制，以圖消滅任何冒犯專制政權的行為。

內地國歌法的草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曲丶貶損方式奏唱國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謂“莊重”丶“歪曲”丶“貶損”等字眼定義根本極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蟬，變成一種由政權任意使用的鎮壓工具。但是，惡法在香港會引起廣大民眾的反感，特別是因為近年的專制打壓令港人抗拒中國的意識愈來愈高漲。2015年港中大戰奏國歌時，有球迷噓國歌表示不滿，香港足球總會曾發聲明指事後被國際足協罰款約7.7萬港元。

內地的《國歌法》草案列出，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又要成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並且硬性規定每間學校每日升掛國旗，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可見，林鄭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也勢將以此為指導。國歌法亦會打壓創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愛》，開首就插入國歌的旋律，作曲及編曲的雷頌德曾公開說過，該首歌是“擺明玩國歌”。在國歌法立法後勢將變成違法。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壓制民主空間，所作所為已經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為林鄭政府比中國更直接地受到社會壓力，所以一部分建制派對於鎮壓不斷升級仍心存猶豫，因為他們擔心激起大規模群眾反抗會威脅到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乃至整個制度。所以中共不斷下達的指令強硬打壓民主，無疑會令部分建制派感到疑惑和不滿，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公開表示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中共這種做法長遠來說會加劇建制派內部分裂，為林鄭政府造成更大危機。

主張與林鄭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經表示不會根本性反對國歌法，也不視國歌法為政治打壓的措施。郭榮鏗原則上同意有《國歌法》，只要“確保港人自由不受剝削”！ 如果套用這思維在廿三條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將會不戰而降，只會哀求中共推行一個較寛松的立法。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終審法院裁決梁游翻案無望

青年新政兩名議員（游蕙幀及梁頌恆）早前被法院取消議格，其上訴被終審法院駁回，斷定了翻案無望。梁游表示不打算參加補選。去年全國人大常委事後解釋基本法，指明議員宣誓若果“不真誠”丶“不莊重”就會喪失資格。今次終審法官以游蕙幀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且將China讀成“支那”，而梁頌恆宣誓時手持聖經丶但手指呈交叉狀，來證明兩人宣誓不真誠。這是用非民選的法院來取消群眾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選票，無異於政變。

終院的決定具強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確認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凌駕性及追溯力，對香港而言是災難性的。凌駕性的意思，是終院法官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後任意改變法律並作出秋後算帳，例如日後國歌法通過後，法院可以重新檢控那些在球賽中向國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只有梁國雄（長毛）打算上訴。但今次裁決將會成為案例，可預計其餘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申請上訴時更大可能被駁回。而建制當局儘量想將所有空缺議席的補選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制派可以當選，因為如果在同一區內有兩個議席補選，很大機會是建制和非建制派各取一席，使建制派有機會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機關三權合作夾擊香港的民主權利。政府已經通過政治檢控使香港眾志的羅冠聰不能參與補選，也通過法庭的巨額訟費使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破產，甚至可能再用確認書阻止“違法”前議員補選。立法會迅速追討梁游二人180萬薪金。中共企圖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壞，人治當道。上訴和補選雖然都是必要的抗爭手段，但關鍵在於群眾有組織的鬥爭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聞稿：林鄭下台！袁國強下台！抗議律政司政治檢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3名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明顯是要對反建制示威者作出報復。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內部反對覆核，惟袁國強一意孤行，而袁國強對此並無否認，令選擇性檢控的政治意圖更加明顯。

主審法官楊振權對雙學三子在判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實際上，真正的歪風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壓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劇，年輕人因為追求理想而被判監，政府更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擊傘運人士的案件中，親建制分子都被法院輕判甚至逍遙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沒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傘運動期間，裝修判頭張偉明駕車直闖旺角占領區，僅被判罰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員馬希郁在占旺區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機揚言“大家一鑊熟”，威脅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藍絲集會”，多名記者被毆傷，當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獲無條件釋放。律政司都沒有提刑期覆核，明顯是親疏有別，對反政府分子就嚴刑峻法，對親政府分子則從輕發落。

習近平早年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現在更強調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企圖加強對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壓頂之下，法庭早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香港所謂的“法治已死”，淪為全面的習近平人治。從處理議員DQ案、一地兩檢、刑期覆核案，都見到律政司成為了打壓民主空間、迫害反建制人士的工具。

為了阻嚇公眾對判決進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對司法機構進行攻擊，甚至有建制聲音指批評法庭會構成“藐視法庭罪”。事實上是建制當局藐視我們的言論自由！8月20日的14萬人遊行是自傘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眾的憤怒。面對中共與林鄭政府有部署、有計劃地全面打壓民主，我們需要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集結更廣泛的組織和民眾，在820的遊行之上將運動升級，聲援所有政治犯。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否則將會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獨裁統治的時代。

我們的抗議訴求：

林鄭下台！袁國強下台！
立即撤銷對所有示威者的檢控
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遊行聲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國強下台

9月3日，抗暴青年陣線與社會主義行動發起遊行，聯同社民連、香港眾志、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十數團體，約200人下午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辦公室，抗議律政司早前對東北及傘運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並與法院合作將其全部判監。種種政治迫害證明香港正進入獨裁統治的時代。

遊行人士沿途高叫“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國強下台”、“假法治，真人治”等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兩名成員鎖上手鐐頭銬，身上掛著“唱錯國歌”、“批評法官”的“罪名”牌子，諷刺香港的司法大陸化。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制派政黨喊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下台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嚴敏華、朱偉聰的家屬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連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轉達訊息。其中嚴敏華的母親感激大眾的支持和聲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讀出其獄中的書信，提到希能夠像過去南韓政治犯一樣，不斷再有抗爭行動、不斷升級，社會大眾會一直支持聲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志全、朱凱迪以及被DQ的“長毛”梁國雄亦有出席。梁國雄在發言時展示一張建制派晚宴照片，袁國強、是次主審法官楊振權與民建聯陳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權合作”打壓民主。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則呼籲市民繼續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議員以及黨派的運作經費。朱凱迪則表示會在立法會對袁國強作出不信任動議，陳志全則表示支持。

發起人鄧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被囚16人，顯示反映社會大眾非常憤怒，現時應該升級抗爭運動，不能讓民氣消散。她並提出928雨傘運動三周年將會是很好的上街抗爭契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制訂全民抗暴日，討論罷課罷工等行動升級的方案。

至於抗暴青年陣線的代表Pasha則表示，青年學生應該發揮抗爭前鋒的角色，組織起來並由下而上建立校園的罷課委員會，以發起一天的全港大罷課為始，繼而發展至全港的抗暴運動。

最後，遊行人士及團體輪流發言後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制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裡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志。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制，而法治制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復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倡議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中文大學生因為掛起“港獨”橫額而被校方強行拆除，之後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大學亦有出現港獨標語，被政府強烈譴責。十大校長會更發起所謂“反港獨”連署。建制派亦向香港大學校方施壓，企圖開除傘運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謂開放自由的學府里，廿三條國安法實際上已經推行。所以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

中共及林鄭發動了連串政治打壓，包括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兩檢政策、訂立國歌法，現在更將打壓之手伸入校園。 8月20日十四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對中共專制政權還擊的歷史性機會。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抗暴青年陣線，為推動、組織罷課作準備。

行動升級　建設罷課

單靠8月20日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制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過去幾年，年輕人都是鬥爭行動的先鋒，今次通過罷課，帶領運動升級！罷課是有一個有力的抗爭武器。我們走進中學及大學建立罷課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通過委員會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許。

如何組織罷課？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青年抗暴陣線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以下僅為行動指引，實踐時會因具體情況不同，可以與我們持續討論：

1.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一開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午飯時間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行動包括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擴大罷課委員會至其他班級/學系同學

5.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製造織熱氣氛。召開記者會，號召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各罷課召開大會決定罷課日的具體日子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在2014年我們就曾經在將軍澳與三間中學學生組織午飯時間的遊行，迫使校方退讓。

抗暴青年陣線主張：

•討論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傘運人士，捍衛戴耀廷教席

•無罪釋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割地兩檢

•準備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洗腦教材湧現，國民教育重臨

林鄭月娥上任後洗腦教育已準備還魂。她首先任命一個備受爭議、擁有著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繫。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制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最後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立場處處維護建制，妖魔化公民抗命，誤導學生。有教材稱，“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也有教材比擬不倫，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為了公義，決定不遵守法律對獨立屋的建築限制，私下擴建豪宅，並以公民抗命為辯護藉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大亂，明顯教育局已經為其定下立場並向下一代去灌輸。在通識科的教學示例中，提議教師應“提示學生宜從正面態度出發，並考慮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以免使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有負面影響。

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制下去。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暗地裡將國民教育分拆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

習近平七一訪港時，對特區政府表示要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最近亦開腔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隨後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腦教材，內容明顯維護建制，令人窺探到國民教育已準備重臨。僅僅推行教程並不足夠，最近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受歸咎教師“反共”而令青年敵視中國。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教師，不難想像政府還將會規限教師的教學自主，務求令教師緊縮黨中央的教學路線，要達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門。

下一次反國教如何勝利？

現在就要準備另一場更反國教運動。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抗暴青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抵抗政治打壓。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圖強行推行國民教育科洗腦政策，令一眾學生與家長不滿，尤其是中學生反對的聲音與力量最大，引發十二萬人日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十天，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方案。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亦被視為反國教運動的代表，為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政治勢力奠下基礎。當年梁振英剛剛上任，這場壯濶的運動讓群眾給梁振英一個下馬威。

運動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當梁振英表示擱置國民教育，作出些許讓步時，反國教大聯盟（包括學民思潮和泛民組織）突然未經與群眾商討而解散運動。政府在隨後多年不斷地嘗試將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滲透入各科之內，可見2012年的勝利並不徹底。

在運動過程中，教協遏制反國教運動的政治化，不願意呼應群眾對吳克儉和梁振英下台的要求，極力想之置於其控制下。當時的運動絕對有可能繼續升級，徹底取消國民教育，並擴大戰線至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挑戰政府和制度。學生無從提出獨立的綱領和策略，只能依附於泛民和教協的策略之上。

後兩者實際上主張與政府妥協，但學生沒有與之切割。學民思潮卻以維護學運“純潔性”作為藉口，繼續只讓自己壟斷的控制權，拒絕使運動受到群眾由下而上控制，窒礙了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群眾運動只停留於政總集會的階段，而未能號召起罷課行動從中進一步擴大學生的組織力，並號召基層群眾參與。

私有化陰謀下醫療體系崩潰

今夏爆發的流感高峰期，已經有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發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使用率一直處於104%的飽和水平，部分醫院更高達 150%，而急症室輪候時間更加高達15小時。

就算非疫潮時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療系統一直處於飽和狀態。以專科門診新症為例，最短的兒科也要等約20星期，而最長的骨科更要輪候超過184星期，相當於3.5年！急症室爆棚、看症輪候過長成為了香港醫療的新常態。正所謂對症下藥，立刻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理應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過，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卻大開倒車，推動醫療私有化。

醫療融資、強醫金與自願醫保

面對公共醫療資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開始討論“醫療融資”。所謂的“融資”，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大眾自己出錢，負擔起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醫療責任。

政府最初提出“強醫金”，想仿效強積金那樣強迫所有勞動者將部分工資（原本建議3-5%）用來購買私營的“醫療保險”，來應付自己日後的醫療支出。 “強醫金”方案後來在社會一面倒反對下不了了之，不過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願醫保”。政府透過“規管”、“優化” 醫療保險行業，希望鼓勵民眾購買醫療保險，轉而使用私營醫療系統。

因此，無論強醫金抑或是自願醫保，說到底政府就是試圖讓民眾增加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變相推動醫療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險公司和私營醫療機構。

當然，要讓民眾更“自願”使用私營醫療，最陰險的方法就是讓公共醫療服務變得更加不堪。這就是為什麼去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削減了2.5億的經常性醫療開支。 2014年，全港有2.76萬張病床，比2003年還少了831張，這是名副其實的緊縮政策。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甚至連中國的3.1%也不如。而現時香港有接近1.4萬名醫生，當中在衛生署和醫管局工作的醫生，約占全港註冊醫生總數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們正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務，意味這4成醫生需照顧全港9成住院病人。單看公立醫院的求醫人數與醫生比例，現時每1,000個病人僅有0.67名公立醫生，遠比發達地區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醫生過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醫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於人手短缺而工作壓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問超時多長皆統一津貼為3,500元，沒有超時補水。因此，每年公營系統都會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場，這亦是政府可意推動私營化的結果。

停止私有化　醫療民主公營

既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資源太少，為什麼坐擁近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卻坐視不理呢？歸根究柢，資本主義政府與資本財團勾結。假設公共服務妥善並滿足社會需求的話，資本就少了一個圖利的行業，所以政府要抑公營以利私營，要勞動者把血汗錢上呈給醫療集團與保險公司。醫療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買不起醫療保險、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基層病人，長期輪候得不到醫治，醫療私有化根本就是殺人的政策。

醫療本身應是民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者主張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並開徵富人稅來提供資金。要立刻增加公共醫療的床位及醫生人才，亦需要將私家醫院及醫療集團全面公有化，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從新大量聘請私人執業的醫療人員，才能滿普羅大眾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

親北京政客威脅要“殺死”港獨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權利正面臨一場由親北京政府精心組織的前所未有的攻擊。最近幾個月裡，當局已經判16名青年活動者入獄，並利用站不住腳的“法律”藉口將6名民選議員逐出半民選的立法會。

8月份有十幾萬人遊行反對鎮壓，但是親政府陣營也在加緊對親民主陣營和民主權利的猛烈攻擊，特別是對於港獨支持者。

隨著中國專制鎮壓加劇並蔓延至香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支持港獨，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六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25至39歲的群眾中有21.9%支持香港獨立，比2016年的23.9％有輕微下滑。但顯然，建制派和主流媒體將“港獨”妖魔化的激烈運動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親民主政黨反對獨立。一些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雖然採取模糊的立場，將其列為“選擇之一”，但沒有提出系統性的策略來實現它。

儘管如此，親政府陣營卻不斷利用“港獨”議題來為更猛烈的鎮壓提供藉口，這與北京當局的民族主義叫囂有關。

9月份開學時，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支持港獨的橫幅，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其他幾個大學隨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橫幅。在親北京建制派的壓力下，校方強硬地移除了橫幅並誓言懲處張掛橫幅的人。

號召罷課一天

親政府陣營將橫幅事件當作限制校園政治活動的藉口。領導抗議反對打壓的學生活動者已經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制學生會的活動。學生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正面臨威脅。

校方所採取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香港目前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宣傳或討論港獨。但這顯然是統治階級中更瘋狂的一翼所想要改變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堅決捍衛學生和所有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納，我們認為討論獨立是民主權利，而不是犯罪。為抵抗新的打壓，學生要在校園內積極組織起來。大學生罷課一天會是對政治打壓的最有效回應，因為可以通過罷課發動進一步的群眾抵抗。正在動員罷課以捍衛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權利的西班牙學生聯盟為我們提供了鏡鑒。

利用支持獨立的活動者（例如香港“本土派”）為鎮壓提供藉口，是中國當局慣用的伎倆。取消六名民選議員的資格、推翻去年9月的選舉結果，就是從踢走青年新政（一個小規模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的兩名本土派議員開始的。政府通過打擊這兩人來試水，而事實證明兩人絲毫沒有抵抗的準備。

看到公眾沒有強烈反應，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資產階級）政黨袖手旁觀，建制派便有信心擴大攻勢。它把槍口轉向激進泛民派，清洗掉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等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

藍絲集會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藍絲帶”（包括一些黑幫）組織了一場集會。這些就是中國和香港政府用來（有時是雇來）騷擾和恐嚇民主運動的力量。他們未來有可能變成身披中國民族主義旗幟的准法西斯勢力。

在這次集會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親政府人物叫囂要“殺死”支持港獨的活動者。何君堯補充說：“殺豬殺狗沒什麼大不了”。律政司後來聲稱，何君堯的公開言論並不是煽動暴力！可是與此同時，和平的民主抗議者卻因所謂“煽動暴力”而坐牢。

何君堯也在對2013-14年“占中”運動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進行政治追殺。何君堯認為，不應該允許戴耀廷在香港大學教法律，因為他宣傳公民抗命。何君堯發起一項要求開除戴耀廷的聯署，據稱有8萬人簽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為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指控（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審。開審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傘運活動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會被判入獄。監禁判決正變成香港政治審判的“新常態”。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中國當局的鎮壓機關的一部分。在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動者於8月份被判入獄，刑期高達13個月。另外還有至少40宗政治審判秀正在準備之中。政府意圖將民主鬥爭斬首，特別要消滅其中最激進的成員，例如社民連和以學生為主導的香港眾志。

中國的麻煩

中國獨裁政府指揮的香港鎮壓，與對內地異議人士更為殘酷的打擊相呼應。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自由的新聞傳播、部分公開的選舉以及集會和言論自由等權利是數十年來的群眾鬥爭贏得的。雖然選舉制度會保證建制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但在本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9月）中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席位得到增加。這成為政府開始系統性反撲（政治反革命）的啟動信號。現在就連泛民領導人也說香港已經變成了“威權統治”。

北京顯然擔心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可能會擴散到中國大陸，進而激發內地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要求。儘管中國當局對外展示其巨大的權力和經濟實力，但“共產黨”黨國及其“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毀滅的挑戰：如山的債務負擔、迅速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全球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爆發群眾騷動的可能。

當局害怕香港頑強地捍衛民主權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達十四萬人遊行聲援被判入獄的青年活動者那樣）可能會引發全中國的政治劇變。

社會主義者譴責當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動者。我們發起了多場抗議反對香港的鎮壓，而且也在組織一場全球運動聲援民主鬥爭。我們正在準備全球抗議日的活動，時間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網站將持續報道運動的最新進展。

但同時我們也指出，不幸的是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遏制了群眾鬥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害怕更“激進”的力量會奪得領導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溫和”立場能夠贏得一些民主讓步並同中國獨裁政府達成協議。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鎮壓表明，與獨裁政權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就是徹底放棄香港的民主權利。

只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才能打敗目前的猛烈鎮壓。鬥爭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制度取代中國和香港的獨裁統治，但只有與腐敗的資本主義和1%億萬富翁的獨裁統治果斷決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理大同學：舉辦論壇可能會受校方處分

9月21日，理工大學的學生組織“理事庭”舉辦“威權下的大學管治”論壇，邀請了四位嘉賓，包括法律學者戴耀廷丶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丶嶺大校友關注組鄭司律丶理事庭成員鄭國漢。

鄭國漢同學表示，因為舉辦這場論壇可能會受到校方紀律處分。單憑這點已可以證明威權統治早已在校園出現。台下多名學生亦表示大專院校的自由空間比兩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學同學因為張貼反對取消議員資格的海報而被校方施壓。

張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萬張選票，是一場小型政變。他認為雖然港獨離現實很遠，但大學不可能禁止討論。戴耀廷正被建制派政客威脅，因為發起占領中環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從法律觀點解釋，即使廿三條立法後也無法律依據禁止討論港獨。此外，他表示雖然基本上認同香港正步入威權統治，但卻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在台下發言時，表示認同台上嘉賓所說立法會發生了一場政變，香港的確正進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園。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視乎這幾個月的群眾鬥爭的力量。如果群眾鬥爭力量大而有組織，可以阻擋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進入全面獨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亞例子，當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壓獨立公投後，學生會將發動罷課反擊，而香港學生可以從中借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理大學生討論港獨丶舉辦政治論壇的自由。我們支持理大學生的抗爭捍衛民主權利。

打倒威權統治！抵抗政治打壓！

重建民主鬥爭，但運動若要勝利，方向一定要改變！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十一遊行中派發的傳單內容。4萬人參加了這場遊行，反對鎮壓，聲援政治犯。

香港已進入威權專制的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有力的鬥爭進行反抗！中共與林鄭月娥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我們一定要重建民主鬥爭，否則民主權利會大大倒退！林鄭月娥所講的“修補撕裂”是欺騙群眾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會聽令於中共打壓民主權利。中共需要一張溫和面孔，掩飾其最嚴厲的專制政策。我們不要對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民主運動要清晰表達一個訴求──林鄭立即下台！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政府和校方大興“港獨”文字獄，猶如先在學校推行廿三條立法。無論是否贊成港獨，我們都要捍衛言論自由，高呼討論港獨無罪。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如果學生發動全港大罷課一天，可以向大學審查機器及藍絲打手發出有力的警告──我們不會將民主權利拱手相讓。

不但是袁國強本人，整個司法制度現已被中共控制。我們不能幻想司法制度會為我們捍衛民主權利，現在要靠的是群眾鬥爭！政府害怕群眾，害怕專制政策會激起新一波運動爆發，就如2014年那樣。8月20日出現了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令政府內部出現猶豫和分裂，因為對於推動專制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現分歧。

如何挑戰香港的新威權政府？

重建民主鬥爭是捍衛我們權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遊行展示了潛力。我們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單單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說的“堅持下去，等待轉機”是不足夠的。港人一次又次證明，他們願意響應號召，支持群眾行動。一場嶄新的民主運動需要處理以下三點：

•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制政權的唯一力量。罷課罷工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運領袖從沒有嘗試過丶甚至沒有好好討論過罷課罷工；

•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制在一個城市裡，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制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制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丶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我們能否打倒中共獨裁體制？

若要勝利，香港民主鬥爭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務：打倒中共政權。否則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權統治的現實，出現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選舉操控丶更多政治鎮壓。中共獨裁者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對香港的控制權。歷史經驗證明，民主權利不是賦予的，而是奪回來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與中共妥協，寄望中共會自我改革丶自願讓步。他們想限制運動的規模，避免運動過於激進而失去他們的控制。但世界歷史證明，獨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個人口750萬的城市，如何對抗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呢？唯有將鬥爭蔓延至香港以外。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主義分子。若要勝利，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的鬥爭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對抗1%富豪的專制統治。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和香港這麽多億萬富翁身居政府職位。中港兩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會危機。中國群眾與香港人忍受著同樣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壓丶長工時丶剝削丶居住危機和污染空氣。所以事實與香港本土派所講的相反，內地群眾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聯合起來鬥爭，共同反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

香港本土派從來不認清現實，他們反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丶反對團結性的六四集會（指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等立場，對民主鬥爭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現在運動中有一股渴望“團結”的情緒，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調和”的本土派也開始談起團結。雖然我們希望團結，但不能因此而放棄討論本土派的政治立場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族群歧視丶山頭主義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罷課罷工曾經創造歷史

香港民主運動至今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原因是單靠遊行丶甚至占領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鬥爭武器──罷課罷工。我們要從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現正發生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在當地的勞動人民和青年，不論是西班牙人還是加泰隆尼亞人，都聯合起來鬥爭，爭取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鎮壓。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學生，在社會主義行動在西班牙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大規模的一天罷課，抵抗政府的鎮壓。

有組織的罷課罷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擁有經濟權力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可以有效癱瘓政府和經濟的運作。因此，罷課罷工無論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亞，還是多年前在南韓丶巴西和南非的反專制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現罷課罷工，也會撼動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心臟。

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財團與中共獨裁體制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專制制度會幫助他們擊潰群眾運動，也希望更大力控制政府，推動更多親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鄭就為財團大幅減稅。所以，若果民主運動要全面勝利，就一定要打破資本家對政制的操控丶以及對經濟的操控。

如果爭取民主而不挑戰資本權力，就相當於綁起自己一隻手與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將政府的政治打壓與重判政治犯，與為財團保駕護航的惡行連結起來，例如建制如何反對租金管制丶八小時工作制及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稅丶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將大財團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擺脫財團的經濟操控。在中國和香港，我們要一個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極權資本主義政府。

如果你認同社會主義行動，請加入我們。歷史是在我們一方的！

至少二十國發起抗議，聲援香港政治犯，反對取消議員資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獨立民主農場勞動者工會”的總書記，有份參與今次聯署，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者，包括愛爾蘭國會團隊“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議員，還有從印尼到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社運分子，當中包括了現任議員、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聯署信表達了“聲援香港、中國乃至全球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也批判“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聯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聲援香港行動的其中一環，也是非民選的港府開始清洗立法會、取消六名議員資格的一周年。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是行動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釋道：“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後，就開始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動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攻擊。今年政治審判越來越多、重判示威者，並多番打壓言論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現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鎮壓，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13個月的幾天后，有超過10萬人上街，震驚了香港政府。

她說：“只有群眾反抗才能停止鎮壓，但是香港的鬥爭也需要國際支持。國際聲援也可以改變香港民主鬥爭的願景，使運動不再聚焦在香港一個城市。為了贏得勝利，現在愈來愈需要將鬥爭全球化，尤其是是我們正在對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會服務令而毋須入獄，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令他們成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來越多的政治審判

另外20名社運人士被控於雨傘運動中占領旺角時違反法庭禁制令，將要上庭受審。這20名答辯人之中包括了社民連與香港眾志的成員，恐怕當中至少數人將被判入獄。建制派的目的是將示威罪名化，令民主運動噤聲。這是中央政府給予港府的政治任務。

香港與中國

“這場全球聲援行動也將香港民主鬥爭扣連至中國。”鄧美晶再說：“如果中國的體制不改變，香港根本不可能贏得真民主。只要一黨專制還存在，香港就會從所謂的“局部民主”轉向威權政體。”

她說：“鎮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政權害怕香港的民主抗爭會蔓延至中國大陸。所以某方面來說，他們也讓我們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鎮壓就需要做什麼。”

代表左翼組織、工會和社運的抗爭者，將會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機構，例如中國大使館與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進行抗議。

鄧美晶：“在10月12日，將會有橫跨各大陸的20個城市舉行抗議，當中包括科倫坡、溫哥華、維也納、莫斯科、柏林、里斯本與吉隆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望運動會一直發展下去。”

視頻《反對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個城市發起示威，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這場運動由“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組織，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在推動運動開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多個國家的左翼社運分子、議員和工運領袖一同進行了網上聯署。

從三藩沖、溫哥華到科倫坡和吉隆坡，都有聲援人士在中國大使館或香港經貿辦事處外舉行抗議，要求港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縱選舉，並讓被取消資格的民選議員復職。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傘運人士有罪。被名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制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會像之前那16名社運青年一樣被判入獄。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和社民連長毛主講，觀看量已達數萬次。

二十國抗議 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10月12-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起了20個國家丶22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以及香港經貿辦公室外舉行抗議。這是歷史上最廣泛的聲援香港民主的行動。眾多城市舉行抗議，包括台北丶科倫坡丶倫敦丶柏林丶維也納丶布魯塞爾丶墨西哥城丶里斯本丶斯德哥爾摩丶巴黎丶紐約丶舊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爾本和溫哥華。

印度邦加羅爾的示威者無視警察禁令，堅持進行抗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由於法例不容許一人以上的抗議，嚴厲打壓表達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輕女示威者在大使館外抗議。

10月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記者公布了各國的抗議狀況，並發表了聲明。三位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錄製了影片，強調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議，而運動只是剛剛開始，並將會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聲援運動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內就有超過2萬次觀看量。

“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權統治，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記者招待會的影片中說道：“6 名議員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了議席,卻被褫奪資格，包括像‘長毛’這樣的資深民運人士。今次分明是選舉舞弊，推翻對政府不利的選舉結果。”

組織聲援運動的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壓是史無前例的。她解釋說：“各國的左翼議員丶勞權分子和工會代表組織了一系列國際聲援行動，幫助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當媒體問到國際聲援取得什麽成果時，鄧強調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擔憂政治打壓會引起全球的關注和批評。她說，全球的基層組織和平民表達聲援，可以鼓舞香港群眾繼續反抗打壓，也能鼓舞中國群眾反抗中共獨裁統治。

政治犯

出席記招的還有社民連前議員梁國雄（長毛），以及四名現任議員，包括工黨的張超雄丶社工復興運動的邵家臻等。聲援運動要求釋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斷然否認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運人士入獄（包括許多社運青年和傘運人士）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打擊民主運動丶禁止群眾抗議。政治清洗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運動中較激進丶較願鬥爭的派，例如社民連和香港眾志。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運人上庭受審。被告因為在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禁制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壓氣候之下，判決結果是意料之內的。法庭將於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里大多數會被判入獄。

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丶《東方日報》丶《南華早報》和美國政府的喉舌《美國之音》也作出了報導，連結請見文末。“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發起了聯署，有超過15個國家的議員丶左翼政黨和工會分子參與聯署。聯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生組織領袖。聲援運動呼籲更多人聯署，尤其是參與群眾鬥爭的個人和組織。.

鄧美晶說，尋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組織支持是自然不過的，因為建制政黨和親資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權，與獨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達了相同意見，她說：“各國政府對中國當局的批評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更看重商業利益，而非人權和民主。”

巴西：工會聯盟抗議香港的政治打壓

巴西工會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左翼獨立工會聯盟（CSP-Conlutas）在聖保羅州蘇馬雷市舉行了全國大會，約有2千名代表參加。大會投票贊成簽署“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信。聯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讓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復職，同時也指出：“正當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時，政府卻諷刺地高舉‘法治’”。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代表教師工會的Jeferson Faccin動議大會支持聯署。與會代表舉手通過動議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300萬成員

CSP-Conlutas由250個組織組成，代表約300萬名巴西工人，其成員包括制車業、金屬業、建築業、交通業、教育界、醫療界和銀行業的工會，也包括無地農業工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群眾組織。“有拉美第一大國這個重要的工人群眾組織支持我們，實在令人非常高興。”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全球聲援香港”運動的召集人鄧美晶表示。

“我們昨天成功發起運動，組織了全球20個國家抗議中港政府的打壓，現在就得到了一場民主大會的表達的聲援。”鄧美晶補充道：“面對中港民主權利大倒退，各國親資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評，十分可恥。巴西工會對我們的支持，證明全球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的盟友。”

“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昨（22日） 發起“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約百人舉起寫有過去兩年間74個學童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腳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以悼念過去兩年自殺的學生。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支持。

大會的訴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學童自殺問題丶落實休整日丶及小學社工常規化。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鄭月娥正視，而非忽視問題。家長聯盟亦於上周發起聯署，譴責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漠視學生自殺的言論，至今已經有超過120個團體及超過4000人參與聯署。

現為小學社工丶也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的陳虹秀指出，現時教育局沒有小學常駐社工的規定，而即使部份小學有社工，也形同“打雜”，會被指派分擔其他工作例如代課丶監考丶派飯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學生，連記住他們的名字也很困難，令學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參加遊行的麥小姐指，是教育制度的問題令這麽多學生自殺。她身邊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周末也要做，時間比成人上班還要長，而且課程愈來愈難，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題目連家長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廢除小三BCA。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此次遊行，同時認為必須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並對社會制度實行徹底的變革，才能改變現時對學生壓迫性的制度，給予兒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立法會公聽會】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會內舉行“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討論香港貧窮兒童的人權狀況。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趁此會議舉行前，於立法會外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正視跨代貧窮丶捍衛兒童權利，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丶開徵富人稅和抗議政府漠視兒童發展等。抗議行動上有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受貧窮困擾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滯留的難民更是被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所害，有七歲的難民兒童不能上學讀書，那些原本可以助兒童就學的金錢被政府虛耗至建設大白象基建上，實在令人憤怒。社民連徐可儀就指有兒童在劏房內成長根本難以接受，呼籲要捍衛兒童權利。

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多個部門如勞工及福利局丶社會福利署丶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等都有派官員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聯黨員的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在職權上較為有代表性外，其餘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經理出席。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丶兩名成員和兩名難民成員都積極發言。鄧美晶指：“香港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貧窮的根源，少數的有錢人利用這個制度剝削大多數人來賺取利潤，普羅大眾就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兒童就是制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謂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只是一個神話，特區政府聲稱今年會落實十五免費教育，讓公眾有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但原來只是涵蓋部分幼稚園，換句話說並不是免費，是欺騙公眾！”她續指出沒有公營幼稚園服務下，私營的幼稚園每年加學費，令基層父母要每月繳交二千七百多元學費，根本難以負擔。

成員Nathan 表示香港公營醫療被批抨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兩成兒童根本不能負擔醫療開支，公營醫療服務惡劣，基層工人根本無時間精力虛耗在散慢的公營醫療，最終被迫使用昂貴的私營的醫療系統。

另一成員 Griffith 提到樂施會和中文大學的研究報告，約三分二的貧窮家庭面對飢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貧窮家庭已經需要從所餘無幾的積蓄里，去抉擇應花在購買食物還是購買藥物之上了。

成員 Juriyah 是一名難民，育有一名就讀幼稚園二年級的五歲女兒。她向著官員說：“我們被迫依賴政府的經濟援助，因為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麽樣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過100呎的劏房內，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負擔？”“每月的幼稚園學費需要2,800元，而學資處處經常延遲三丶四個月批出撥款，因此我常常遲交學費，我怎麽可能有錢先繳交學費？女兒因此差點被趕出校園而不能讀書。”她要求學資處將一整年的學費批出，那可以紓緩她在經濟上的困擾。

另一位成員 Mira 亦是一名難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歲的女兒，正在就讀幼稚園二年級。Mira 與 Juriyah 遇上一樣的情況，學資處經常拖延批出學費，令女兒差點失學。Mira 說：“兒童應該有權利去讀書學習，但貧窮家庭就沒有這樣權利。”“我的兒子很愛閱讀，但常問我為什麽他不能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圖書館是不容許難民借閱書藉的，那如何談兒童權利？”“社會福利署應該增加我們的租金和食物援助，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給予我們難民工作的權利！我們都想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邊站著一名6歲的印尼藉難民女童，會議主席指示她可以發言時，她說出了短短五個字：“我想有書讀。”，頓時整個會議變得鴉雀無聲，震撼在場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靈。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被踢出幼稚園，自此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連最基本的讀書寫字也不會，她的個案突顯出政府對貧窮家庭兒童的打壓。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社會福利署和學資處對貧窮兒童權利的打壓，一直無視他們家庭面對種種的貧窮壓迫。我們認為這個公聽會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為受壓迫的基層巿民得到一個發聲的渠道， 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抗腐敗官僚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平台。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未來定必掌握每一個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更好權利的機會，以此為目標。

2017：鎮壓之年

由於親中共的港府對於打擊民主的行動正在迅速升級，因此我們發起了發起“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以突顯事態的嚴重性。

社會主義行動與幾個國家的左翼組織和工運分子討論過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旗下的政黨和組織遍布40個國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運動提供了重大的幫助。

在2017的嚴酷鎮壓中，6名議員被不民主地取消資格，讓建制派得到“超級多數”，得以改寫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對自己有利，完全違背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的意願。去年選舉，投票率是20年來最高，建制派遭遇了嚴重失利，反對派政黨總共得到60%的選票，高於2012年的56%。

激進派面臨清洗

建制派清洗立法會，並不是因為什麼“條例”或者“誓詞”。這些只不過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煙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民主鬥爭中最激進的派別，例如“長毛”。但他們的計劃不會得逞，反而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增加公眾對於“激進派”的支持。

由於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會從香港蔓延到內地，北京向港媒體施壓，使之日趨成為一黨專政的傳聲筒。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降到了180個國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來，香港的排名從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壓手段之一，就是愈發公然地操縱法庭。在陸續有來的政治審判案中，可能會有更多社運人士變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稱225人因雨傘運動而被捕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運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領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對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從最高刑期達五年的“非法集結”到最高刑期達七年的“公眾妨擾”。政府推翻了法庭對黃之鋒和羅冠聰等16名青年社運人士的裁決，使法庭改判成入獄以收威攝作用。阻嚇民眾參與示威之心可謂路人皆見。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說：“律政司異乎尋常地要將社運人士判囚，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其背後隱藏著怯懦的政治動機，即阻止[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並遏止未來的抗議。”

這一說法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政府所針對的不只是香港眾志的領袖。政府通過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參選，例如被改判入獄13個月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政府的計劃是將較為激進的泛民政黨和團體篩走丶取消資格，並從財政上扼殺他們。但是，群眾抗爭能夠而且將會打敗這一專制陰謀。

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議取消民選議員資格——通過2018年補選建立群眾抗爭，抵抗政府打壓！
全球基層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國獨裁政府收編，只有人民站在我們一方！

海外同性伴侶上訴得直，獲居港簽證

在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女同性戀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視，法庭於9月裁定她們勝訴，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收養人名義獲得居港簽證。

案情指QT與SS早年於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獲得相當於婚姻的權利及法律地位。其後SS獲本港公司聘用來港工作，入境處6年來卻多次以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絕批准其伴侶QT以受養人身分獲得簽證。其伴侶多年來只能以旅遊簽證留港，期間沒有工作權。

今次QT案件上訴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過，對於整個同志平權來說只是一個小勝利。首先法庭的判決只承認外國同志伴侶可獲得留港簽證，並清楚指出這並非“本港承認婚姻”獨有的權利。判決變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立場。

再者，裁決的影響範圍狹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數，只包括申請受養人資格外國同性伴侶。本地的同志伴侶完全不會受惠，其婚姻權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會保障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志，也只有較富裕的同志才能受惠，對負擔不了到外國結婚的基層勞動者同志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雖然連同今年4月的公務員同性伴侶享配偶福利的裁決，法庭在同性伴侶權利上看似比較“開放”，但是政府與建制立場依然強硬，不但不承認同志的婚姻權利，甚至連性傾向歧視條例也反對。

如果沒有群眾鬥爭的話，單靠法庭司法覆核爭取同志平權，往往只能“擠牙膏”式地逐項逐項地贏取個別同志權利，亦只有少數同志有足夠資源可以提告，政府卻可花費大量公帑不斷上訴，令問題一拖再拖，證明單靠司法去挑戰政府的方法並不足夠。同志的平等權利是政治權利，跟民主權利一樣，更重要的其實是議會和法院外的群眾抗爭，包括在街頭上遊行以至在職場上建立工會。在歐美丶台灣等地同志平權的進步都是多年來政治和工人抗爭的結果。

同志運動應勿忘初衷，同志遊行不應是商業化的嘉年華，而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應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聯合勞動者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議題和抗爭，共同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

在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政治打壓不斷加強，香港走向威權統治的局面。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表現強勢，在國內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強化國家鎮壓機器，亦在大會上表示“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一說出自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當時很多中共打手還刻意掩飾其重要性，指控反對群眾“上綱上線”，但今天這句話已公開成為中共對港的統治方針。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制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制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制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沉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制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台，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制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淨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制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制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范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制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制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准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制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制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沉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制訂下一步具體的斗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制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垮台。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制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制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繫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制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制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採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麽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採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麽聯繫？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制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繫。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麽？它和中國的關係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裡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制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儘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制，並壓制這裡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複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採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制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麼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制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麽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繫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制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志，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制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繫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制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藉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制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裡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裡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制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制里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范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范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制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裡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恆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制，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注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捨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制，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后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制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制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制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制度並不是存有什麼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台，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注。我們不求什麼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麼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注。”

廢除外勞“僱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制！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僱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制，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僱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制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台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繫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闆可以隨意控制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僱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制”。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制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制”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採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麼？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衝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麼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裡，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裡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儘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麼？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制。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僱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沉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麼是帝國主義”和“什麼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繫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制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制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制，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台，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制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台。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制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制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制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注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制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麼民主運動的內部機制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制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制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制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据，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儘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准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裡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制和種族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