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台，與警方發生衝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制，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台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台。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制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制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沉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闆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採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採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闆們利用這個對沖機制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制，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制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志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志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制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台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剷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志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志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志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台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台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志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志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志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志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制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志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志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制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制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制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制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志沒有聯繫，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志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志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制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志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志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制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制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制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儘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制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制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裡。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志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志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儘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制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制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儘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台。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制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里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志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志）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志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制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里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迴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麼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制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讚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志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志。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勳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係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里·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係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制”。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制”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沉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制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里一位關注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后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制政府的關係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制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注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制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制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制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制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游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游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制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游叔笑笑說。游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游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制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制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弔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价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麼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制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霉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制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制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制議員發言和限制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制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制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台，因此建制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制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制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制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制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餘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餘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制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制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衝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麼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制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制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台。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麼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制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台，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制，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衝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複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制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制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凌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制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制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制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徵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制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注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制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制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制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併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制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制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制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建立戰鬥性工會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聯會及建制派工會領導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沒有支持工人抗爭，更惡言攻擊罷工工人，汽總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指工人“白痴”，而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更謂行動“騎劫公司”及比喻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會雖然沒有攻擊行動，但也沒有動員參與這次抗爭，令這次抗爭未能達到最強大的效果。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亦擺出“不支持丶不反對”的消極態度，失去了一次壯大工人抗爭的機會。雖然職工盟對於今次罷工準備不足的批評有其正確之處，但如果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必然會儘量參與其中並提供正確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採取消極態度。

司機工人站出來發起罷工爭取勞工權益，各工會理應支持並參與介入。發起工業行動的大聯盟在罷駛行動的時候只是個剛剛成立了4天的網上群組，但已經對資方造成壓力，足見工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罷工。資方只是做出口頭上的“承諾”，工人還未有贏得實質改善，同時更要嚴防公司對抗爭工人秋後算帳。可見，未來需要進一步建立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將現時四分五裂的巴士工運統一起來，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抗爭，並連結各界工人反對長工時丶私有化的鬥爭才能勝利。

九巴出爾反爾 解僱四名罷工車長

今日，九巴解僱四名曾於上月底參加罷駛行動的車長，其中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及其丈夫劉卓恆。劉卓恆在九巴工作5年，卻只被補償7日的工資。葉蔚琳表示不接受解僱，並拒絕簽收解僱通知書以示抗議。

九巴聲稱罷駛行動“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險”，因而將四人解僱，但這顯然是在報復罷工司機丶企圖讓其他司機工人不敢再發動抗爭的藉口。自罷工結束以來，九巴一直安排讓葉蔚琳“留廠休息”，實際就是變相處分。而且“月薪車長大聯盟”已打算正式註冊為工會，九巴此時解僱大聯盟召集人，無疑也為了打壓工會發展。

工黨指責九巴公司一錯再錯，不單不願意正視車禍問題，反而向提出建議的員工進行滅聲。而建制派的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則繼續站在資方一邊，為解僱決定背書。

今晚九巴荔枝角車廠舉行集會，聲援被解僱的車長，抗議九巴打壓罷工司機和工會，社會主義行動亦到場聲援。我們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僱決定，並呼籲所有九巴司機工人一同反擊資方的打壓。此次解僱事件表明，九巴公司無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諾”，而是想要拖延時間，踢走敢於抗爭的司機工人，所以司機工人必須要有一個團結丶民主的戰鬥性工會，才能實現抗爭的勝利。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報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發起的。現時，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國際行動正在廣泛地傳播開去。

“全球聲援香港”的聯署信翻譯了10種不同語言，聯署者包括英國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會領袖。聯署信寫道：“審判將會陸續有來，判刑可能會更嚴苛，只是為了服務中共的利益， 摧毀香港過去艱難爭得的民主權利。 而且中國當局在內地的打壓也是自八九民運以來最嚴厲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內，德國左翼黨的五名國會議員已經聯署，，另外亦有六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簽署。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計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舉辦會議，讓人們了解香港現在的政治打壓。去年10月，全球22個城巿舉行聲援香港的抗議，未來數月將會繼續有聲援行動。

陳茂波下台！預算案劫貧濟富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財政盈餘創下1380億的紀錄，財政儲備將超過一萬億。但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繼續劫貧濟富，惹起群眾極大的憤怒。港大民研計划進行的民調顯示，預算案評分僅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紓困措施“加碼”至515億，但大部分都是優惠高收入人士及業主的。退差餉的開支達至178億，每個物業獲退高達1萬元，即擁有越多物業的業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劇貧富懸殊。在上個年度，獲派糖最多的10名業主，平均每名獲退差餉1千2百多萬元！今年這個數字必然更加誇張。預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稅，上限由以往的2萬元提升至3萬元，但全港超過200萬名收入低到無需納稅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優惠，獲得退稅3萬元的僅是極少數的年薪過百萬人士。

基層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謂扶貧只是一次性津貼，例如發放額外2個月的綜緩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貼，完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房屋丶教育丶醫療丶退休保障此類長遠計劃完全沒有改進。香港極端新自由主義之下，要領取上述社會保障都門檻極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綜緩的低收者“N無人士”，他們當中很多在職貧窮人士。但預算案中發放給N無人士的津貼僅約6.5億。最可笑的是，預算案撥款3億予海洋公園，派發一萬張入場券予中小學生，即每張入場券花費納稅人3萬元。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什麼！

由於民怨沸騰，加上三月補選在即，連建制派為了爭取民意也在口頭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錢”，而葉劉淑儀亦批評。當然他們並不會支持對抗財團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們最後也會在預算案投贊成票。

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至少500億元，其中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已占達200億元，另外100億撥款予科技園公司。大部分開支將用於土地平整丶基礎設施等，似是建築項目遠多於科研發展。

公共服務不足

公立醫療系統幾近“逼爆”，不但前線醫護造成極大壓力，亦令輪候時間不斷增加。現是各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到110- 130%。政府投放資源在公立醫療占香港GDP的總值只有2.8%，遠低於其他富裕歐洲國家如德國丶瑞士等超過10%。政府不願大幅提高公立醫院開支，而是推動自願醫保計劃，企圖用公帑補貼私人保險業，並將更多人推向私人醫療市場，讓資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潤。

面對著安老院舍問題，政府只撥款增加593個宿位，但目前有4萬人正輪候宿位，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在這個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每年有約6千名長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連續第 8 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地區。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業。但政府拒絕增建公屋，今年林鄭曾經一度提出“公屋封頂”，但因為民情反彈而被迫收回言論。現在政府推動的“綠置居”計劃就要進一步將公屋推入私人市場。

港府希望配合中國金融資本和中共的海外擴張計划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預算案亦特別強調推動債市發展，推動吸引內地財團的綠債，以及“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底下，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資本輸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財金政策將會更加容許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鄭力推幫助中資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因此將會加強對勞動群眾的資本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預算案，要求陳茂波下台。我們不能寄望資本主義政府會還富於民，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我們主張大幅增加醫療及教育開支，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實施租務管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向富人徵收重稅。為了打破財團對經濟的操控，必須要將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群眾享有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

大埔車禍不是意外　而是財團兇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傷，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乘車安全的問題。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運輸署一直以來漠視巴士工會的訴求。九巴為求節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機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機長期面對人手不足丶工時過長（可達每日14小時）丶工資過低等問題。而運輸署為保障財團利益，縱容九巴公司剝削員工的安排，接二連三釀成慘劇。

九巴雇員工會的主席郭志誠質疑九巴在去年取得專營權後，開始有大量節省成本的措施，例如節省維修成本和改裝巴士安全裝置，變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發生後，運輸署修訂巴士車長工時指引，名義上縮減每日駕駛時間至10小時，但卻容許特別更車長每日最長工作14小時，被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林錦標批評為“大倒退兼開壞先例”。新巴職工會會長鍾松輝向《蘋果日報》表示：“佢哋系玩弄數字……朝早繁忙時間做幾個鐘，放工繁忙時間又做幾個鐘，中間嗰段時間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個鍾瞓覺錢”。

此外，九巴威脅解僱209名兼職車長，企圖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逃避責任。及後公司要求他們全部轉為全職，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時，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沒有改善工時問題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對車長的培訓，根本不會解決駕駛危險問題。

今次車禍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為追求利潤而造成的兇案。這是私人財團管理公共交通的惡果。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車長抗爭改善待遇，並且要將九巴民主公營化，交由車長民主控制。

訪問兩位東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數十名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反對大搞利益輸送的東北發展規劃，上年律政司對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權統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案件其中兩人，郭耀昌及嚴敏華，了解一下這名抗爭者對案件和社會的看法。

記：你對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對入獄都已有心理準備，亦很快地適應監獄生活，影響都只是我自己學音樂丶和去日本聽音樂會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現在仍是上訴階段，法庭會否減刑，或像“雙學三子”一樣可以維持原審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詞，就知道這案明顯是政治打壓。但對我們13名抗爭者來說，加刑至13個月這結果當然是十分差，因為反東北案本身是反對政府利益輸送丶破壞村民家園等等，但政府卻是要懲罰我們，政府是要向公眾表達抗爭的代價是十分嚴重。

記：你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麼看法？

郭：其實我們抗爭者就是明白到透過立法會抵抗政府的惡法並沒有作用，因為存在著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這不公平的制度。泛民常說要守著“關鍵議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勞的，所以主要的抗爭仍然在議會外，動員巿民向議會內的議員施加壓力。對於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就正如我所說一樣，大體上我是支持泛民贏回議席，但始終依靠立法會議席是不能改變些什麼的。

記：對於現時貧富懸殊越來越劇烈，或社會普遍士氣低落，你有什麼看法？

郭：這與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係，現時媒體由大財團壟斷，對事件的報導並不公正，例如無線電視的偏頗報導，只集中對於抗爭者的衝擊行動上，而選擇性地忽略背後的內容和動機。

我們應該要重新反思舊制度。一直以來的抗爭都是被動的，由政府主動打擊巿民權利，然後巿民動員起來反擊，但我認為要真正改變，就更需要主動地出擊，從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對現今資本主義對我們自身的束縛。

嚴敏華同樣是反東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監13個月，至2月7日暫時被保釋，等候終審法院開庭上訴。

記：你對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嚴：現時法官立場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鐵馬撞爆政府建築物，有保安受傷，因此指控我們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嚇性懲罰。政府現時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蟬效應，提高抗爭者的成本。今後公民抗命的代價是以月計的監禁，不再是社會服務令。律政司的加刑，台灣的講法叫“司法追殺”，與中共對敵人的打擊手法是同一套路。

記：監倉內的生活是如何？

羅湖監獄有三個不同部分，一個叫主翼，囚禁不吸煙人士，另外有東翼及西翼，囚禁吸煙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慣犯。主翼的規訓更嚴格。

監獄聲稱飲食很有營養，但食物都經過大量加熱，例如炸魚丶烚菜，營養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樣，不能吸引足夠營養，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潔職員恤衫。

監房夏天很炎熱，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覺地方試過只有2度，說話時口會噴煙。環境是嚴酷的，但習慣了就不算什麼。裡面有公家報紙看，包括大公丶文匯丶南早丶明報丶星島。但環境嘈雜，難以專心看書丶看報紙。我通過無線電視看到新聞，外面的抗議對自己都算有點支持，總算窩心。

記：入獄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現在我被老闆解僱了，在等候上訴期間只能做兼職。我經濟狀況不算困難，坐牢其實不用花錢，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萬元的經濟支援給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擔心我。我現在於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說他的國家與大陸一樣也陷於獨裁，總統由兒子繼承，最近出現反政府暴動。因此我不用說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麼。但始終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輕舉妄動而令人擔心。

問到敏華對港人有什麼寄語，她說到：“不要問別人可以付出多少，問問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輪全球聲援香港抗議日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計劃在5月4日星期五，舉行全球抗議活動。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全世界的讀者參加抗議，一同反對香港和中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壓迫。可以在運動的網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運動所需的材料。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是於去年10月發起的，當時全球22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它明確地以爭取左翼活動者和工人組織的支持為目標，並解釋了資產階級政客和右翼與中共政權存在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係，而且他們也在本國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時，特朗普對習近平表示了讚許，並在一場集會上公然說：“也許什麼時候我們也可以試試！”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運動的聯署表上簽名。最新的聯署人有作家及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2016年被中共當局以編造的罪名逮捕並被驅逐出境）丶以及丹麥紅綠聯盟國會議員和外交事務發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愛爾蘭和德國的國會議員，以及巴西丶英國和南非知名工會會員在聯署表上簽名。

今年五月的國際抗議，是要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禁止民主派候選人和政黨參選丶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丶以及為了強迫人們服從中共專政而新出台的壓迫性法律。

反習近平抗議

這場全球抗議，同時也是為了聲援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華人抗議者，他們以出人意料的勇氣反對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取消任期限制將中國中共政權從“一黨獨裁”轉變為“一人獨裁”。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校園裡張貼了許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習近平”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在晚上張貼的，而且學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國後遭到政治報復。在中國，儘管政府大肆審查網絡言論，並屏蔽了30多個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修憲”丶“吾皇”和“1984”），但還是出現了大批反對習近平集權的帖文。中共政權沒有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繼去年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近平對於政權的掌控之後，今年3月17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偽議會全國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主席任期。習近平實現了他的高壓統治，是通過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推進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同時強化國家鎮壓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和個人崇拜丶並提出越來越民族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習近平連任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億萬富翁。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中國超級富豪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多（2012年有251人，現在有819人），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中共政權對於批評者的打壓已經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最嚴重的程度”。隨著習近平延續他的統治，鎮壓很可能會繼續升級。

香港的政治打壓

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徑。政府通過清洗立法會丶操控選舉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來踢走和恐嚇泛民議員，並利用這種被“閹割”過的立法會以及媒體和法庭來打壓民主抗爭。

現在有超過四十件針對雨傘運動（2014年長達11個星期的群眾占領運動）著名活動者的訴訟正等待過堂。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擾”。如果法院判決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獄21年。2017年，16名年輕社運人士因“非法集會”被監禁長達13個月。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首度出現政治犯。

新的國歌法即將頒布，“不尊重”中國國歌的香港公民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像這樣的嚴厲立法當然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年輕人的獨立和反中情緒。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猶豫具體什麼時間重啟廿三條國安立法，他們擔心再次爆發2003年推動立法時那樣猛烈的反抗。

廿三條

但是“習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壓。即使沒有廿三條，香港的民主空間也在急劇縮小，最近那些主張香港“自決”的人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

泛民派候選人在此次補選中遭遇挫敗。他們失去了原本預期會贏回來的一個席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由於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聞封鎖（整個選戰期間沒有舉辦過任何一次民意調查）丶剛剛好有利於建制派政黨的低投票率（建制派打選戰並非真正基於政治，而是基於龐大的動員機器）丶社區資源和賄選（由中共和香港的億萬富翁提供資金）。

但關鍵的是，還有很大比例的人放棄投票。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願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並未指引一條道路來反擊當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擊丶和伴隨而來的政府緊縮政策和親財團政策。

新一波的打壓

自3月份泛民補選失利以來，親北京的建制派陣營高興得飄飄然。泛民沒有在競選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壓民主權利的本質，也沒有揭露政府如何通過打壓民主來推行兇惡的資產階級政策，導致富人愈富丶窮人愈窮。親北京的民建聯前領導人丶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忠的一次公開講話表明，他們計劃要加劇政治鎮壓的強度。在民主人士在補選中失勢之後，譚耀忠呼籲，應對香港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更嚴格的政治審查，禁止任何呼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參選。

泛民主黨派最明顯的反應不是發動強烈的反擊，卻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來參選資格。“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強調，只有群眾反抗運動才能擊敗當前的鎮壓攻勢。這是國際上無數次反專制鬥爭的教訓。

海外中國留學生張貼反習近平的海報和在twitter社群網站上發起反對習近平的運動，說明中國青年的抗議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是表明情勢正在改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也是在中國和香港建設團結的反威權鬥爭的機會。

5月4日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是1919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這場運動要求民主丶反對帝國主義丶並反對保守派集團的統治，因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時的願望。“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工人階級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開端。

《國歌法》製造恐怖氣氛 箝制言論空間

政府公布的《國歌條例草案》指當奏唱國歌時，參與及出席者必須肅立莊重，違反者會被視為侮辱國歌，並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罰款5萬元，改動歌詞亦有機會被視為歪曲貶損而被檢控，但何謂莊重和貶損實屬主觀，法例界線模糊不清會致使執法者隨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執法，變成侵害言論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制派政客經常以“中國有中國國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國”為藉口竭力反對港人爭取民主及普選權利。但現在訂立國歌法時，他們卻又指外國也有國歌法，因此不是什麼洪水猛獸。但事實上，在美國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國歌時的指引，而沒有任何罰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違反國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別只有1個月和半年，遠遠低於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將國歌法納入中小學教育，顯然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更將白色恐怖滲入校園。連建制派的教師工會教聯會也似乎感到恐慌。該會建議學校減少校內奏唱國歌的次數，以免有學生因貶損國歌而要負刑責。本來強迫學生愛國，卻實在相當可笑！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特首林鄭月娥就職禮時，曾發表涉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言論。及後林鄭提出2018/19年度中國歷史要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顯會控制和審查教材，分拆和滲透“國民教育”於學生課程內，使課程緊隨中共的政治路線。最近，教育局要求刪去歷史教科書內關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和“中國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辭不恰當。學生需要組織起來抵抗洗腦教育！

《國歌法》下，言論自由勢必再受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中共攻擊戴耀廷　打壓言論自由

統治陣營打港獨是為廿三條立法造勢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制派政客大肆攻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台北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國現在的專制政權有一天會結束，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港人屆時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

統治陣營將戴耀廷的言論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調向傳媒發聲明，譴責戴耀廷違反基本法及企圖分裂國家。何君堯丶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甚至誣衊戴“勾結外部勢力”丶“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並指必須對他作出檢控及逐出校園。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指，儘管香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並不等於現行法律規章無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兩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條例。過往煽動條例只是針對暴力或武裝行動，現今更用來打壓發表政見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條立法之前，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廿三條般的嚴刑峻法。

戴耀廷在臉書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縱及拍攝，並懷疑是國安所為。他表明如果自己現身澳門或大陸，必然不是自願回去，意味著他是憂慮自己會被國安綁架，成為下一個銅鑼灣書店五子。鑑於政權過往幾年來的打壓行為，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溫和泛民派

戴耀廷並不是港獨支持者。在2014年占領運動爆發前他一直希望拖延運動的發生丶局限運動的規模。在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不得不尾隨群眾，同時希望儘快可以結束運動。他的政治立場是溫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行動與戴耀廷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多分歧，但我們捍衛他的發言權。我們也不認同他在台灣論壇對爭取中國民主的看法。因為戴暗示專制政權倒台是“自動到來”的過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會倒台。可惜他無視了群眾鬥爭在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知，專制政權不會自然消失，而需要群眾鬥爭打倒它的。

現時根本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議或討論港獨。即使是建制派亦對于禁止討論港獨的界線出現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現已成為中共鷹犬的湯家驊緊跟《人民日報》的論調，指可以用煽動罪調查戴耀廷。過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即使根據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戴耀廷的言論亦沒有觸犯法例。

今次當局明顯有部署地發動輿論攻勢，企圖通過對戴耀廷殺一儆百，從而製造寒蟬效應，合理化加強威權統治。同時，當局為廿三條立法造勢，可以預計未來廿三條立法的內容將比2003年時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兩會結束後，突然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立法會。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選人都可以被剝奪參選權，而泛民議員可以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因此在泛民立法會議員之間引起了一陣恐慌。可惜泛民領導並沒有果敢地號召群眾鬥爭，挑戰譚耀宗的荒謬言論，反而被嚇得驚惶失措。其後，譚作出退讓，改口指這只是他的個人立場。統治陣營其實正在試水溫，探測港人的民情反應。

將鬥爭升級

港大民主牆湧現了多張反對打壓戴耀廷的大字報，並有內地生表示支持。早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制後，很多在美國及澳洲的中國海外生張貼海報。現在這股海外倒習的浪潮正通過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學生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如果戴的教席受到進一步威脅，學生理應通過發起罷課一天的運動將行動升級。因為這不但是對一個人的威脅，而是威脅至整個校園以至整個香港的民主權利。對戴的攻擊只是中共及港府一連串打壓民主的一環，其他還包括篩選參選人丶操控選舉及制訂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抹黑及監控戴耀廷，反對剝奪他的教席，反對以言入罪。我們捍衛言論自由，堅持捍衛討論港獨的權利。單靠遊行集會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尤其是作為單一事件並在短時期內號召出來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是象徵意義大於真正動員群眾作長期的鬥爭。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制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這場鬥爭需要動員工人階級，並將民主權利的鬥爭連結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時工作制丶租金管制丶大幅提高基層工人薪水的鬥爭。這場鬥爭必須聯繫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制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丶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丶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丶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丶組織工會權丶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志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僱。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僱。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丶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約制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制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制。當雇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雇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制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雇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雇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丶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爭取全民退保丶反專制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丶高工時丶被虐待丶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雇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雇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雇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雇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僱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雇主解僱，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繫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后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丶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丶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里。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僱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制，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纍纍。這不是奴隸制又是什麼？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制”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制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僱。我們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制”。

林鄭月娥被欽點上台一周年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超過一年，她在小圈子選舉時的承諾完全落空。親富豪的政策變本加厲，未來政府將推動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項目包括河套區丶蓮塘口岸丶新界北丶東大嶼，都是配合一帶一路的國策。香港的貧窮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萬人，樓市繼續瘋狂上升，現在愈來愈多“納米樓”出現，而樓價連續八年為全球最難負擔。以平均收入來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到房屋。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政府反而通過“綠置居”推動公屋私有化，而群眾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繼續落空。今年是財政預算案歷年來盈餘最多丶並且最優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騰。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競選時，表示要處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領展丶港鐵和強積金對沖，現在卻又反口表示沒有公開提及過。林鄭月娥評論道：“回購領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將公屋商場私有化，導致現時社區物價飆升及小商戶被趕走的災難。而在所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計劃中，政府動用百億元補貼財團，並把計劃攤分十多年來執行。至於港鐵，去年賺取百億利潤卻繼續加價，可說是香港公用事業的一大毒瘤。

現在政府展開所謂的“土地大辯論”，根本無意解決地產商壟斷和囤積土地所造成的問題。政府過去一直編造謊言，指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因為土地短缺。林鄭月娥興建公屋的數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時政府正在製造輿論，指因為社會上有團體反對填海丶反開發郊野公園丶反對利益輸送的發展計劃，因此造成所謂公屋斷層的問題。林鄭月娥企圖將輿論攻勢升級，指責反對派阻礙政府興建公屋丶破壞民生發展云云。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打港獨的攻勢比梁振英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她將任務外判給法院和建制派政黨，而自己則裝扮溫和的形象。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也都勢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壓加快推行廿三條立法。林鄭表示現在社會氣氛尚未適合立法，但建制派正在大力施加輿論壓力，包括譚耀宗表明今屆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而最近誣衊戴耀廷在台灣“鼓吹港獨”也是一個例子。習近平廢除連任限制丶改為一人獨裁，並且全面加強對香港的箝制。今次推行廿三條立法的版本，相信會比十五年前的更為苛刻和強硬。中共以為自己處於強勢而可以一舉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令香港變為另一個新加坡，但未來廿三立法必然會喚起港人的鬥爭記憶而引發反彈，就如習近平稱帝引發內地民眾反彈一樣。

十五年前任職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媒體面前評論廿三條立法，就表示2003年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時，只是包括牽涉暴力的行為，但如果現時為國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慮實際情況”，即規管發表言論等行為，日後發表支持港獨或者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可能亦會負刑責。

現時，中共甚至愈來愈不需要通過中聯辦指揮香港建制派執行政治任務，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員直接干預。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經直接頒布一地兩檢的決定，完全無視反對聲音和關於它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在未來我們不能排除中共採取更強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頒布廿三條國安法。

結束一黨專政

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顯是要針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反中國憲法。如果反對派真的取消此一綱領，無疑將淪為純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譚耀宗在兩會後表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參選。最近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度表示有權禁止參選，林鄭月娥則表示很難保證。中共正在試水溫，測試群眾對於事件的反應，並且希望不斷重覆相關輿論而令民眾麻木。雖然現在群眾未有大規模反抗，但潛藏在社會的憤怒始終是會爆發的。

這一度令泛民政黨驚惶失措。泛民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街工議員梁耀忠呼籲其他泛民議員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時，因為多位議員不敢喊口號而造成尷尬畫面。雖然泛民主派實際上對於“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實際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開放民主，但至少他們還在口頭上反對一黨專政。

泛民主派妥協

泛民主派面對威權統治完全沒有能力和意願動員群眾鬥爭，反而一再表現出軟弱妥協的姿態。除了上述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事件之外，民主黨的妥協更進一步走得更遠。最近該黨黨慶晚宴更邀請了林鄭出席。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上台更為她獻唱一曲，則林鄭就馬上捐款三萬元以示支持。事件觸發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憤怒。民主黨去年的黨慶晚宴已經被揭發由領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會初選候選人，也被揭發與領展高層吃飯。

各泛民政黨內部都有進一步走向建制派和右傾的情況，造成各黨派的分裂。最近民主黨議員許智峰因為搶奪立法會職員的手機，黨內其他領導紛紛與他公開割席。許智峰在政治綱領上與民主黨其他政客雖然無大分別，但過去在抗爭行動上比較進取，因而被民主黨的保守領導視為負累。民主黨領導想利用事件制約許智峰，使他們的黨更加容易與林鄭“大和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運動，由基層群眾控制民主運動，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這在2010年中共和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時丶以及在2014年雨傘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了雨傘運動，並希望儘快結束運動。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丶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自由派的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崩潰。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但事實上，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可以不靠群眾鬥爭就實現民主變革，無論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制政權。而且在這些群眾鬥爭中，工人組織丶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是香港群眾的反抗運動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未來中國的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儘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丶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派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變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丶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由工人階級所領導，才能挑戰專制政府和資本主義。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白色恐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賺百億事故頻頻　港鐵加價激起民憤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168億，但卻準備於今年6月加價3.14%，加幅連同去年凍結的票價一併計算。是次加價亦令本來因多次乘車延誤的罰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車費優惠全部抵銷。今年加幅遠超通脹率1.7%，可見票價一如過往地帶動物價升高。港鐵推出的所謂“97折票價優惠”，只占每年近百億元利潤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數字的技倆。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提出要“移除港鐵大山”，現在卻反口覆舌，證實為撈取民意支持的技倆。連她當初提出將政府收取的40億股息稅用於補貼市民票價，都已經無下文了。

公共資產私有化

政府擁有七成港鐵股權，是最大股東，但鐵路公司卻以炒賣房地產為主要業務。港鐵去年在客運的盈餘逾10億元，但來自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盈餘卻有近40億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徵式地價，將高鐵的地皮和建築物租予港鐵營運，可見官商勾結之可恥。

政府堅持港鐵使用“可加可減”機制，讓其只要有通脹就可以提高票價，而不考慮其年年牟取暴利，變相確保可以年年加價。林鄭月娥更曾表示，港鐵作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制港鐵加價與否，但2007年上市時實施的“可加可減”機制，卻是政府提出並在建制派護航底下通過的！

港鐵事故頻生，這與越來越多將維修服務外判，以及使用廉價國產列車有關。自2008－16年，港鐵平均1.4天發生一宗延誤8分鐘以上的事故。過往6年來，港鐵因嚴重延誤被罰款至少1.07億元。但罰款由公司繳交而不是扣減高層薪酬，對那些管理層根本不痛不癢。所以，港鐵主席馬時亨還有可以囂張地否認事故問題，更指社會上的批評聲音只是“口頭禪”！

服務質素不斷下降，但港鐵高層卻繼續家肥屋潤。行政總裁梁國權去年人工升2.7%至1520萬元，整個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薪酬則由9090萬元升至去年的1.02億元！

社會主義行動抗議港鐵加價，我們主張人人免費享用公共交通。我們要踢走港鐵腐敗的高層。管理層應由港鐵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並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鐵應該全面民主公營港鐵，以公共利益為先發展交通網路，服務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為目的。

譴責有線高層漠視記者被性騷擾

香港國際欖球七人賽於4月8日舉行決賽，有線電視直播期間，現場的女記者郭海?突然遭兩名外籍男觀眾強吻雙頰，女記者隨即推開兩人並繼續直播。郭海?及後表示“無奈卻不能做到什麼”。

這種無能感源於職場父權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在現行制度下也投訴無門，甚至被合理化。有線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曾回應對事件“一笑置之”。有線電視發表聲明指事主不擬追究，但很難令人不懷疑員工是受到公司壓力以下為免“節外生枝”而採取這態度。整個過程足見性別歧視充斥職場，而父權主導的管理層往往輕視員工女權問題。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權主義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大量責備受害者的言論。部分人指記者當時表現冷靜，因此根本沒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構成性騷擾。在現今父權文化下，資方往往濫用“專業精神”作為藉口，迫使記者面對種種不公狀況都要啞忍。

平機會根本是無權力的跛腳鴨，只是一個用作裝飾的花瓶。主席陳章明公開表示，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不涵蓋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騷擾。類同案件也曾發生。2016年，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因為批評《東方日報》抹黑難民，受該報以性別歧視的言論作出攻擊，但向平機會投訴時卻被拒絕受理。

相對來說，法國發生了類同案件，但犯案者卻得到相對合理的懲罰。去年法國網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賽後，強抱和強吻歐洲體育女記者，結果他被大會褫奪比賽成績，並禁其出席餘下賽事丶所屬球會被罰款。這是近年歐美me2運動和女權鬥爭所帶來的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有線電視漠視員工被性侵的態度。記者需要組織工會起來鬥爭，在職場內反對性侵犯的行動，並挑戰資方漠視甚至加強性侵文化的態度，反對父權資本主義。

全球25個城市抗議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抗議人士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篩選參選人，反對打壓言論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權利。抗議人士亦舉起反對習近平稱帝丶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對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反對政治迫害前議員梁國雄。

舉行抗議的國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時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亞丶英國丶法國丶德國丶馬來西亞丶墨西哥丶蘇格蘭丶西班牙丶瑞典丶台灣丶美國等。抗議地點包括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愛丁堡丶聖保羅丶哥德堡的中國領事館，以及在倫敦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在比利時丶英國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議人士亦大學及華人社區向內地人派發中文傳單。

今次是第二輪的國際抗議行動，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舉行。國際聲援運動的聯絡人林子龍表示，今次參與抗議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們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層人士丶學生和工會領袖向中共施壓。我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係太友好，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而不關心民主權利。”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網上聯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和工會人士簽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Noam Chomsky，也有愛爾蘭社會黨丶丹麥丶德國的國會議員，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運領袖，以及英國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會領導。

過半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居港權

儘管近年建制派政黨及報章大力抹黑難民為“假難民”和“罪犯”，超過六成人表示對難民的態度中立。這是2016年來，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難民的民調。對難民觀感正面或中立的民眾今年的比率都要比兩年前稍為增加。

52%受訪者支持讓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獲得居港權。在港難民人數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獲得居港權也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在現今的制度下香港難民是不可能獲得居港權，即使極少數通過政府審核機制的難民（約0.02%）也只能被批准轉送至其他國家。而現時有約200名難民兒童在港，他們在港長大，既沒有父母所來自國家的國籍身分，也因為沒有居港權，因而成為“無國籍孤兒”。

另外，支持難民獲得工作權的數字亦上升至34%。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三年，難民被迫依賴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貼度日。

建制派煽動種族歧視

只有24%受訪者支持設立難民禁閉營，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丶自由黨及新民黨為了煽動種族歧視撈取選票，極力鼓吹興建禁閉營。但在社會主義行動發起的反擊下，建制派的種族主義運動沒有取得效果。

結果顯示，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建制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以轉移本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視線，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

泛民黨派一直不敢公開支持香港難民運動，也不敢正面回應建制派攻擊他們“撐假難民”。除了因為難民沒有選票之外，泛民也沒有信心爭取港人支持難民抗爭。過去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難民多次抗議行動，也只有社民連願意參與。

但是今次調查證明，難民運動是可以爭取大多數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層群眾和少數族裔都受到政府的親財團政府所壓迫，理應團結鬥爭要求增加公屋丶醫療和教育，並且實現包括本地人和難民的八小時工作制。

爭取工作權難民立法會抗議

3月26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舉行少數族裔就業問題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約70名難民到立法會外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要求所有人獲得生活工資及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及印尼難民成員Mira進入議會發言，

Mira發言感嘆道：“我的孩子問我為什麼要努力讀書，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其實他們即使考得最好成績，畢業後就是失業。”她又說：“很多難民被迫留在香港超過10年，因為要等待極為緩慢和苛刻的審核過程。我們很多已經在這裡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兒女，所以要工作維持生計。”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勞動市場讓大部分工人過勞，同時又不讓難民工作。如果容許難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縮短工時及享有更長假期。香港工人應該與難民團結一起抗爭，一起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反對財團牟取暴利。

難民Ani為工作權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獄

Ani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也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2012年，她因為工作而被逮捕，結果被判監4個月。在香港的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接受政府極為微薄的津貼渡日。

她已經與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冊結婚五年，曾多次申請合法居留，但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她首次在2013年3月開始申請，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處回信，但最後被拒絕。2016年5月，她再次嘗試申請，但等待八個月後再被入境處拒絕。

由於她只能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分證，經常被朋輩的歧視和嘲笑。在深感絕望的情況下，她購買了一張虛假身分證。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證，在三月被判監入獄12個月。事實上Ani一早就應該獲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難民中的一例。難民審批機制極為緩慢和苛刻，令很多難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為求生存不得不冒險打工，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卻將他們定為罪犯。我們要求立即釋放Ani，並給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結束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台，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台，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制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制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餘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制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土地不足乃謊言　收回粉嶺高球場

林鄭政府一再延續過去政府的作風，無視民眾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會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謊言。近日土地問題的關注焦點集中在將於2020年租約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據調查指出，超過90%的民眾要求收回用地重新發展，然而政府官僚卻一心與民為敵，力保這個富豪遊樂場。

權貴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多年來以賤價出租，以招待僅僅二千權貴玩樂。林鄭政府為討好權貴富豪不惜睜眼說瞎話，稱這塊面積相當於荃灣市區的地皮僅能興建一萬多個房屋單位。事實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築密度興建新型公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興建超過十一萬五千個單位，容納超過二十八萬人，已可基本滿足現時輪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環保理由指高爾夫球場有三萬棵樹木是一個重要的綠化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維護球場草皮耗水量極大且需施放大量農藥和化肥，並隨著下滲作用破壞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聲音，以“環保”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說項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香港除粉嶺外尚有其餘五塊高爾夫球場用地，總占地380公頃，據估計共可建55萬個公屋單位。另外還有大量被新界鄉黑勢力破壞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產商囤積的超過七百公頃的土地，足以滿足香港長遠發展和住屋所需。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公共房屋，並收回棕地丶廢除丁權丶肅清新界鄉黑勢力，沒收發展商囤積的土地作長遠民主的規劃，同時要將銀行及地產商民主公營化，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制。但這隻有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連主席遭政治審判　還押候審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前年向廉署舉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及其丈夫涉嫌貪污，但卻涉披露調查進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三項罪名。吳文遠被法院裁定罪成，現時還押等候至5月28日判決。

根據法官在庭上的說法，吳文遠很可能會被判入獄三至四個月，是極為嚴厲的判決。參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據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Facebook專頁的資料顯示，2003年前民政事務局局何志平的司機向無線電視製作部助理總監何麗全通風報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此外，入獄三個月以上者的參選資格會被剝奪。種種跡象可見今次審判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林鄭政府明顯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嚴厲打壓激進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攏溫和民主派使他們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國雄（長毛）的議員資格，通過政治檢控將社民連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投入監獄，使他們不能參加選舉，務求使他們失去議會的資源和發聲平台。社民連現時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國雄被控普通襲擊罪，將於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緣去年四月立法會外有長者抗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間受到親政府人士辱罵和推撞，梁國雄因而上前理論，與之發生衝突。此外，副主席黃浩銘在2014年占領旺角期間違反禁制令而被控藐視法庭，被判監4個半月，現時已服刑完畢。而在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抗議中他被控非法集結，被判入獄13個月，現時尚未服刑完畢，正在申請保釋上訴。而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及羅冠聰雖然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衝擊公民廣場案中上訴成功，避免了因入獄而被剝奪參選資格，但日後政府很可能以他們的“自決綱領”為由禁止他們參選。

同一天，極右種族主義組織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頌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事緣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議員資格後，被保安阻止進入議會重新宣誓期間與保安發生衝突。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要求撤銷所有對政治犯的控罪，並且釋放所有政治犯。威權統治降臨香港，反對派與林鄭並不會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壓只會陸續有來。現在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擊。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麵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里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里後每公里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衝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里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藉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制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工人團結抗爭   打倒專制政府和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不單撰寫社會主義的分析和傳播理念，我們也組織起來，將思想帶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里去。今年首季我們雜誌的銷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們的人數也在增加，反映了我們在實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長。

三月四日，我們在香港的同志──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團體KOBUMI一同發起了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和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約一百人參加了此次行動，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丶難民丶女權主義者和社運動人士。我們支持席捲全球（包括中國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騷擾運動，同時將此進一步聯繫到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丶“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 等口號。

香港過去沒有深厚的國際婦女節傳統，沒有視這天為鬥爭的日子，但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和外勞團體數目都比去年更多，確實是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這說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工人團結抗爭的口號正在積聚起越來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們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 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建立起名為“自由與戰鬥”的社會主義女權平台，率先發出婦女節罷工罷課的倡議，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學生和80%的大學生的響應， 並成為推動今次西班牙婦女節百萬人大罷工的重要因素。

難民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繼續在香港難民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3月27日，立法會舉行關於少數族裔權益的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在公聽會外舉行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並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制及生活工資。而且我們也到公聽會發言，譴責親資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陷入極為貧困的處境，而且還刻意製造種族歧視。

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積極投入抗爭， 反對中共獨裁政權與傀儡港府打壓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在台灣出席論壇時說到，在中共專政倒台之後，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者成為聯邦的一部分。這番言論本來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論上標下註腳，但中港當局和建制派政客藉此指責戴耀廷“宣揚港獨”，並威脅要採取懲處措施。這不過是專制政府繼續打壓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兩千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喊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口號，並強調群眾鬥爭以及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議者的熱烈回應。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台灣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現在正積極參加反對勞基法改惡和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運動，並在運動中提出戰鬥性的社會主義綱領和策略。而且今年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行了關於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丶國際婦女運動和如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青年和左翼的參加。在資本主義走入死巷的今天，社會主義將得到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認同和支持！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國家鎮壓的風險和壓力，但最近一段時間見到反對習政權和資本家的抗議正在升溫。習近平三月“稱帝”引發反彈，超出當局意料之外。即使勞權分子受到打壓，工人鬥爭數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報導的廣東工人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積極宣傳這些議題，並在儘可能的情下組織起來，故此我們於5月4 日與20多個國家的海外社會主義者及勞權分子舉行抗議。

若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制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丶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丶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儘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台，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儘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跡，但他們想要限制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污丶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丶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丶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願景。許多（儘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儘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煉，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麼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裡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衝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複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儘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丶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繫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時工作制丶生活工資丶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丶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採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丶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係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丶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採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制（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兇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讚。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注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丶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一地兩檢強行通過　立法會淪橡皮圖章

高鐵與一地兩檢弄得滿城風雨，面對社會的普遍不滿與懷疑，當局仍然決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會二讀及三讀。政府顯然希望能於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務求讓高鐵於今年第三季前通車。

為確保方案能夠如政府所願速速通過，立法會的建制派與政府內應外合，立會主席梁君彥強行限制議員辯論丶審議修正案及發言時數。梁君彥使二讀在6月7 日一天內以8小時完成，時間倉促根本不足以讓所有議員完成原本15分鐘的發言，變相連議員基本議事權也剝奪。除了梁君彥，早前5月初在一地兩檢委員會中，主席葉劉淑儀同樣強行“剪布”。不但將議員提問時限縮至1分鐘，又不合理地趕走4名議員離開會議室，最後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決。

一地兩檢乃中共的“屠城木馬”，用意是開設兩個先例，首先是讓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可以進駐香港直接執法。另外，港府本來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因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繞過港府和法院，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頒布決定，以展示中共可以凌駕香港所有統治機關的權力。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全面管治權”。

若果將一地兩檢理解為中共的政治任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如此著急於通過。早前高鐵的試行多次出現包括出軌等的問題，當局依然堅持項目會如期開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眾的安全於不顧。近日港鐵屢屢傳出各種醜聞，從沙中線紅磡站月台鋼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覺卻於最近東窗事發才推三阻四，最近歸咎於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滿；土瓜灣站被揭發未依圖則建造，鋼筋結構偷工減料；高鐵因建造時顧問誤算而導致路軌變形偏離丶列車出軌丶又被傳出列車未達歐洲列車防撞標準丶缺乏安全系統；高鐵西九龍車站暴雨期間出現滲漏，驚現水簾洞；到工程主管考試被揭大規模提示作弊，種種工程問題多不勝數。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現兩層外判的情形，訊息更難流通丶各方難於協調之餘，又因外判的剝削性質而損害工人權益，工程及其責任層層外判而相互隱瞞，掩耳盜鈴，終致今日諸多破綻表露，終致惡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為猛烈的政治打壓，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衝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眾陷入沮喪，因而可以趁著沒有群眾壓力下而急急通過一地兩檢。但這必然是會造成更大的民怨並在未來引發更大規模的鬥爭。群眾將會再次反抗威權統治而令當權者付出沉重代價。

梁天琦被判監六年令人驚憤

曾經的本土派成員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讓香港人無論老少都感到震驚和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樣被裁定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將入獄七年。

這些判決是史無前例的。許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動領導人還要長。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並使用了過千枚炸彈。

社會主義行動從未鼓吹或者支持說暴動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我們不接受政府對於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絕像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之後那樣，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事件真相。

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被忽視者的語言”。暴動的發生往往意味著，有組織的集體鬥爭由於各種原因遭到失敗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於對民主運動的敵視，當時定性初一騷亂為“暴亂”。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進而打擊整個反對派。更有甚者（但並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說旺角騷亂是“恐怖主義”。當時梁振英在Facebook上發表狠毒的言論，指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警察極可能槍殺暴動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將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槍口下。這是因為他們鬆散丶缺乏組織，而且也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社交媒體上的鍵盤戰士的人數並不能反映參加有組織的抗爭運動的人數）。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團體都敵視其他群體，例如以種族主義對待內地平民丶以宗派主義對待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令他們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為上庭辯護和製造輿論以減輕判時，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本土派，轉而向泛民尋求支持。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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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輕人當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建制派無休止的政治打壓而壯大起來。但是本土派很可能會保持無組織丶“無領導”的狀態，無法真正威脅到獨裁政權。

儘管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方法，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譴責“旺角暴動案”的嚴厲判決。

政府不僅想要擊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嚇整整一代年輕人。無論是國歌法還是重推洗腦教育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府想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激進主義”會受到懲罰，不要無謂抵抗威權統治。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都使用這種方法，但從未成功。

“旺角暴動案”審判：對司法公義的嘲弄

香港法院對於“旺角暴動案”的判決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

不同於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旺角事件並沒有造成死亡，也沒有搶劫或者嚴重損毀財物的行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針對警察，因為在雨傘革命里，警察執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擊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參與旺角騷亂而被裁定罪成，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多達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動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為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動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兩年。

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的莫嘉濤在被捕時只有十七歲。法官無視感化官的建議，判患有自閉症的吳挺愷入獄兩年零四個月。

林鄭表示這場審判“完全沒有政治成分”，除了建制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沒有什麼人會相信。中共想利用這場審判猛烈打擊整個香港民主鬥爭。

就像所有鎮壓性的統治制度一樣，這些措施最終也會對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彈。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議會”（如果它稱得上是議會的話）丶以及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等國家機器都是殘酷丶貪腐的政權的鎮壓工具。警察在雨傘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毀其公眾形象。

同樣，法院被公然用來打擊民運人士，嚴刑處罰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司法制度感到憤怒並失去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重建群眾性的民主鬥爭。這場鬥爭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有革命的丶社會主義的鋼領，讓人們看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和國家機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補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擊敗現在的鎮壓。

學生會杯葛六四晚會有什麼意義?

大約11.5萬人參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其中包括數千名內地遊客。今年的人數比去年更多，出乎建制派的預料。

這場集會有力地表達了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態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紀念29年前那場幾近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運動，也是經歷了兩年來對民主空間的打壓丶通過壓迫性的惡法丶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丶政治檢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壓之後，表達出自己爭取民主的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八間大學學生會連續第四年拒絕參加六四晚會，就顯得更加荒唐和脫離現實。

自2015年以來，本土派領導下各間學生會說杯葛晚會是因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丶對於支聯會和泛民的不滿丶以及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今年，學生會的杯葛行動再次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親政府的媒體說杯葛行動反映出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體也大肆報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它們錯誤地認為學生會領袖在年輕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廣泛的媒體報道實在抬舉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動。事實上，大量年輕人無視學生會的立場，參加了今年的六四晚會，可見杯葛行動並沒有得到那麼多支持。而且學生領袖也沒有像往年那樣組織其他的六四活動（儘管那些活動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聯會竭力將每年的晚會去政治化，使其脫離鬥爭，這的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但是學生會所謂的杯葛只不過是跟隨在這種不滿情緒之後，而沒有將它組織起來或給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為無力，因為學生會除了發出聲明之外沒有做其他任何事。這說明右翼本土主義沒有前途。它指責泛民領導人不願鬥爭（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但卻沒有給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鄭就任特首已來，大學校園裡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當局利用港獨橫額事件進一步限制學生的言論自由。在浸大普通話事件中，校方懲罰抗議學生，以此來恐嚇其他活躍學生。本土派領導的學生會沒能動員起認真的鬥爭來抵抗這些攻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過自相矛盾的是，六四當晚學聯在集會場地外為自己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他們做得很低調，而且依然沒有提出與泛民領導人和支聯會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與115,000名抗議者一同勇敢地反對當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對打壓校園言論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義嗎？所謂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

香港學生不能接受這樣被動丶缺乏戰鬥性的學生會。社會主義者認為，面對政府的接連打壓，學生們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戰鬥性的領導層，將學生會變成真正的鬥爭組織。

背景資料：學生會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會主義者就曾警告過，大批學生對親泛民的學聯領導人感到不滿，而且雨傘革命沒能帶來改變也讓學生感到沮喪和失望，這會讓本土派從中得益。在學生眼裡，過去那些親泛民的學生會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組織。

在過去那些學生領袖的控制下，從來都沒有成為具內部民主的組織，這一點在雨傘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明顯。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真正具有戰鬥性的學生會本應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去動員和組織學生丶討論運動的政治任務，但實際上學生會卻自甘於次要角色。

儘管個別學生領袖的確成了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背後往往沒有任何實際的組織力量。

在雨傘運動次年，本土派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奪取學生會的領導權。但是本土派領導下，過去的那些問題（官僚主義丶缺乏基層參與和內部民主丶缺乏群眾動員）變得更加嚴重。沒有人會說現在的學生會比過去強大。

香港：五萬人七一上街 呼喊結束一黨專政

七一遊行已連續舉行16年，今年亦有數萬人參加。示威者無視獨裁政權的威脅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七一是香港結束156年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周年紀念日。但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阻止廿三條立法之後，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現在政府試圖重啟廿三條立法，同時還在推行其他許多打壓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鄭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選舉委員會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數將她“選”為特首。在林鄭當政的一年裡，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民主權利受到空前打擊。就在七一前，港府將反民主火力開到最大。

警方的刁難

警方將以往的遊行集合地點批給親中團體，不允許遊行隊伍使用，然後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線將會被捕。在七一前的幾周里，許多媒體都認為遊行者會和警方爆發衝突。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大公報》宣稱七一遊行“違法違憲”、應被取締。

不過遊行當日並未發生衝突。警方擔心如果挑起衝突，自己將會受到公眾指責。可見警方幾周來的威脅恐嚇不過是一場心理戰，為的是讓群眾不敢參加遊行。

儘管今年的遊行人數只有5萬，少於去年，但仍然是一場有力的抗議。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有115,000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紀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殺的青年和工人。

導致遊行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嚇，而是主流泛民政黨自林鄭上台以來便全線退縮，沒能承擔起領導責任。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新的鬥爭策略去抵抗威權政府”，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評論說：“不過儘管泛民領導層軟弱，今天還是有5萬人上街。如果在運動中明確號召罷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總罷工，同時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一同鬥爭，將會更大的反響。”

禁止參選

政府和主流媒體宣稱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說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正在消散。過去幾年裡，港府對七一遊行的反應都比較謹慎低調，而且會發布聲明說它“理解”公眾的憂慮。但是今年港府卻囂張地說遊行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政府的新聞公告說道：“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制秩序、譁眾誇張、不實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香港的發展。”這裡所說的“一國”是指中共政府對於“一國兩制”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擁有主權。

政府正在加緊打壓“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反對派候選人如果不放棄這句口號，就會被禁止參選。這種做法對於普通工人和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他們的怒火仍在增長，但是會讓溫和泛民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想看到群眾鬥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和政府發生衝突。

空前的打擊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斷對香港民主權利發起新的打擊，試圖消滅民主運動。自2003年以來（或者說自1989年以來），在香港這個有73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數百萬人次參加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在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有120萬人參加了集會、占領和反政府抗議。雨傘革命是1989年之後中共獨裁政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政府現在實行種種打壓措施，以圖避免重現當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會失敗。而且現在中國的群眾鬥爭也正在趕上（而且很可能會超過）香港。

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沿途設置街站，售賣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我們的口號是‘重建戰鬥性民主運動’和‘打倒獨裁政權’。同時我們也提出，需要建立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群眾政黨，並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說：“我們認為，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獨裁政權。”

林鄭執政第一年大事記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習近平訪港發表講話，警告香港人不要觸碰北京的“底線”，並再次攻擊港獨思想。

2017年7月14日：繼2016年底踢走兩名本土派議員之後，政府再次清洗立法會，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資深社運人士、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林鄭政府將五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事實上推翻了2016年的選舉結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面上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時間”，實際上是打開了大陸警察和邊境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審有關雨傘運動和反新界東北發展抗議的兩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運人士被判處嚴厲刑期。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和社民連的黃浩銘等16名被告儘管已經完成之前判處的社會服務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僅僅幾天之後，14萬人上街抗議法院判決和政府操控法院。遊行並非主流泛民政黨發起的，他們只是被迫跟隨，而且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多人參加遊行。

2017年10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侮辱”國歌將會受到處罰。香港政府宣布將會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打壓反對中共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球賽現場噓國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後，建制派取得立法會絕對多數，得以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反對派拉布的權利。

2018年：政府對民主派示威者的檢控變本加厲。一月有6場審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場，27人；三月8場，46人；四月5場，27人；五月3場，21人。今年以來，已有4場有關雨傘運動的審判，共47名被告。因參加雨傘運動而受審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制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獄，包括已經因“占領公民廣場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獄的黃之鋒和黃浩銘。16人均已提出上訴。

2018年1月27日：香港眾志的周庭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聲稱，周庭被禁止參選是因為香港眾志要求“自決”。但2016年眾志羅冠聰參選並當選立法會議員時，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表示反對。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會後留下六個空缺席位，其中四個在今年三月進行補選。總共有三名候選人被禁止參選。泛民和建制派各贏得兩個席位，意味著泛民丟掉了上次選舉贏得的兩個席位。補選過後，香港唯一一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宣稱，任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參選。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國歌者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及判監三年。

2018年3月17日：習近平宣誓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此前全國人大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為習近平的“終身統治”鋪路。中共從過去的“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強化了習近平當局的壓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大規模網路抗議。

2018年3月30日：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幾周前在台灣一個論壇上的講話，儘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說到港獨作為其中一個政治願景。建制派要求檢控他並開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講話變成了建制派用來打擊言論自由、為重推廿三條立法造勢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向廉署舉報一名高官涉嫌貪污，但卻因披露調查進度而被判監四個月。吳文遠辯護說此事關乎“公眾利益”，自己有責任向公眾交待，但法院卻不予承認。吳文遠所受的嚴厲判決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證明政府將較激進的社民連視為重點打壓目標。

2018年6月11日：法院對“旺角暴動案”做出空前嚴厲的判決，將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監6年。“旺角暴動案”被定罪人數增加到25人，總刑期長達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建制派使用前所未有的專制手段打壓泛民議員，強行通過了一地兩檢法案，事實上將即將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鐵站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鐵建築醜聞變成政治危機

承辦本港多項基建項目的港鐵最近接連爆出工程醜聞，繼高鐵工程不斷超支延誤丶試車出軌外，醜聞更擴散至本地多項鐵路工程，當中以沙中線的工程最為嚴重。

五月中，傳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爆料，新紅磡站工程用來支撐月台的部分鋼筋被剪短。鋼筋的支撐力度不足，隨時會導致月台崩塌。據報港鐵公司早已於2015年8月悉知工程問題，卻沒有通報公眾，更向分判商施壓要求噤聲。

到了六月，沙中線再次爆發醜聞，土瓜灣站的通道牆壁工程偷工減料，牆身厚度被削減。6月17日，沙中線前線工作人員揭發會展站挖掘工程問題。事件發現工程偷工減料，沒有放置足夠的支撐架，事件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整個施工地盤倒塌。這個工程同樣由禮頓負責，並與中資的中國建築聯營。根據路政署報告，港鐵早在五月初發現問題，同樣沒有主動公開通報。

禮頓至截稿前仍然沒有公開回應事件，而港鐵主席馬時亨卻坦然對其“無符”，甚為鬧劇。政府只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不過委員會只限於調查紅墈站的事件，不會過問其他工程醜聞。

香港基建項目頻頻揭發醜聞，可見造假並非個別事件，而很可能是長期的腐敗問題。政府近年來大興土木，建設大白象工程，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興建。判上判的模式，讓政府丶港鐵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時將問題諉過他人丶推卸責任。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林鄭月娥上月還維護馬時亨，但現今政府開始表達對港鐵通報機制的不滿，企圖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責任。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政府甚至可能會更換港鐵高層。

對於當下的工程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徹查全部問題並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不過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制，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鐵等的大白象項目，將資源重新投入並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時代廣場移除劉曉波銅像　 政治打壓趕盡殺絕

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

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聯會及社民連六月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劉曉波的銅像，以喚起公眾對中國民主的關注。然而，時代廣場方面以活動“滋擾商戶”為由阻止，更威脅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以作驅趕。

但實際上，商場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間。且該空間同時卻擺有商場主辦而占地更大的動漫展覽，卻沒有被趕走。時代廣場由九龍倉集團所持有，老闆吳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商場明顯要政治打壓，避免“政治敏感”議題。

由於挑戰禁制令需耗十數萬訟費，最後支聯會及社民連無奈決定撤出時代廣場，搬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繼續活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剝奪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林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報告提及，美國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鄭月娥應北京政府要求拒絕引渡，並將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這是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疑犯為澳門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門入侵兩間美國律師行的內聯網盜取上市公司的信息，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國政府申請引渡疑犯，但在10個月後，香港政府拒絕引渡申請，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檢控。

港府最後將該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再就如何處理該名逃犯提供任何資訊。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極為受中國干預。去年十九大期間，英國維權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顯在敏感時期中共接管了入境處。中共對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當然美國政府也是大力干預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達到政治目的，例如針對斯諾登。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操控香港邊境。只有邊境控制權由人民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縮水 地產商錢包發水

香港樓價連年不斷打破世界“最不可負擔”的紀錄

超過20萬窮人居住於比監倉更細小的劏房內。但即使是較富裕的買家（通常是家長幫孩子付首期）也開始搶購納米樓。

這些單位的面積大部分小於200平方呎，但平均售賣卻高達4百萬元，以呎租來計算比大單位更貴，因而獲得地產商的青睞。地產商是香港的真正統治者。對他們來說，房屋是用來讓他們發水，而不是用來為群眾提供舒適的家，現在連較富裕的買家都成為了受害者。地產商愈來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昂貴。

據《福布斯》雜誌的資料顯示，香港最有錢的頭50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00億，達到3070億，即在一年內上升了24%。這也打破了世界紀錄！

林鄭的威權統治一周年 鬥爭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制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布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制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制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繫。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讚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制，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占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干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制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制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採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制，強制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制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儘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剎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制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證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宏光護老院外勞罷工抗爭　追討欠薪加班費

6月14日，位於觀塘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工人抗爭，共10名來自中國廣東的外勞女工集體辭職，抗議資方長期對工資及工時的嚴重剝削，以及對員工做出的恐嚇行為，要求追討百多萬元的欠薪，。由於所有外勞本來居住於公司宿舍，故她們發起抗爭後無家可歸，並搬到政府總部外紮營留守抗議。6月16日，工人在政總外發起抗議行動，社會主義行動丶工黨丶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我們支持工人的抗爭並聆聽她們的憤怒聲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參加了印尼及菲律賓外勞的國際家務勞工日集會，展示了工人階級可以不分國族團結鬥爭。

超剝削的工作環境

這些女工大多都來自廣東省，來港後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雖然合約訂明的工時為每天9小時，但實際上她們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超時工作至少3小時，有時公司更要求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另外，公司亦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鄉探親，也就是說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剋扣了至少35天。

這些外勞是經過政府的《補充外勞計劃》來港工作的。雖然政策訂明同工同酬：“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資。但實際上資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給勞工署的工作合約上的工資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費為由將實際工資減至$10,800。另外，工人每兩年簽一次合約，每次公司都會巧立名目徵收2.1萬人民幣和2萬港幣的“勞務費”，變相每月剋扣約$2,000的工資。

以工人實際月入約$8,800來算，每月沒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時，工人們的時薪只有$24.4，遠遠低於最低工資的$34.5，可見雇主其實在一直在違反法例。據了解，資方多年來剋扣工人工資丶休息丶超時工作補水等的金額合共約700萬元。今次工人抗爭的基本目標就是追討全部欠薪。

無故解僱丶人身恐嚇

這次鬥爭的觸發點，源於公司最近無故解僱其中一名工人。被辭退的黃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於5月28 日在沒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僱。“公司要求我簽署‘糧單’，又威脅不簽署的話會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陸，並甚至報復在鄉下的家人。”事實上，資方過去曾多次對工人惡言相向，威脅工人不要到勞工署或工會投訴。事件發生後，令其他外勞工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勞決定一同集體離職抗議。

政府縱容私營院舍

這次宏光護老院剝削外勞事件，連同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來毫無監管，縱容私人院舍欺壓院友和工人。而問題更甚的，是政府不斷在推動安老服務的私營化，現時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營比例為37:63，而且公共資助的宿位嚴重不足，輪候時間高達37個月，每年有約6千名老人在輪候宿位期間死亡。私營院舍為了牟利，往往會輸入外勞來剝削工人，同時以高昂的收費提供參差的服務。私營院舍的每月收費動輒過萬元，一般基層家庭根本難以負擔。這些院舍很多環境惡劣，每名老人擁有的空間只有6.5平方米，在晚間一名護老員甚至要照顧40名老人。

現時私營院舍大多聘請廉價外勞，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外傭發表中介調查報告　揭露政府假監察真縱容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自去年1月起在港實施以來，政府指用意是規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來守則被證明根本是無牙老虎。最近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進行調查，訪問了452名外傭，發現中介濫收費用丶剝削外勞的情況十分猖獗。

新來港外傭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費，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傭來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調查顯示56%受訪外傭被僱傭中心違例，另有三成人須在獲發首月薪金前繳費。

團體曾以外傭身份到十八間僱傭中心放蛇，有七間表明經他們尋找新雇主時，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萬元費用。另一點是，24%受訪外傭被沒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做法違反守則。這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嚇外傭的行為，使她們即使面對中介或雇主違法時也不敢發聲。

亦有約百分之十的受訪外傭指中介機構曾安排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逃避直接參與非法收費的罪行。很多外傭來港後為了繳交中介費而負債纍纍，首半年根本上是無償勞動，也因為負債的壓力，即使收到剝削和壓迫也不敢發聲。

政府事事以財團利益行先，這些擺明車馬違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縱容。勞工處自守則實施以來，九成中介公司違反至少一項條例，但只有七間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則或法例根本毫無實權規管吸血中介公司。外傭需要組織起來積極鬥爭，並且與本地工人階級一起團結鬥爭，要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取締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制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僱。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奴隸制”。

新民黨容海恩攻擊外傭    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占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衛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制”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勒一般種族歧視。

建制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占據假日路面，是因為僱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僱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纍纍，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僱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打倒“貴族學校”！打倒階級歧視！

近日，私立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宣布將於明年新學期取消中文科繁體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簡體中文課程，引發爭議。據報導稱，香港本地學生家長對此反應激烈，認為學校並未事前諮詢家長。此事亦觸動了部份人對於中港兩地對立的神經，認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權打壓香港語言及文字的地位。毫無疑問，哈羅作為一所私立學校必然盡一切手段迎合中共與香港政府的好惡。而政府優惠貴族學校的政策，令教育資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階級傾斜。

現時全港約有五十間此類私立“國際學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傾斜下，這些學校更成為“精英”“優質”教學的代名詞。當然，入學的費用同時亦相當 “精英”和“優質”。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為例，學校發行所謂的“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及“個別債券”，認購金額分別為300萬及60萬港元，供家長認購作為子女必要入學條件，2016年“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金額更增至500萬，另外學費約15-18萬一年，還未包括每年6萬元的住宿費用，相當於一個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遠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擔。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類私立學校傾斜，哈羅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頃，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還有6間國際學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絕大多數學生的公立學校所得的待遇卻慘不忍睹，政府投放於公共教育系統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處於墊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亞，不但堅決拒絕推行小班教學，連學位安排都毫無章法得過且過，以致個別公立學校出現數年間由收生不足幾乎被“殺校”、轉眼間新學年擴編至一級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況。政府對公立教育系統不僅欠缺長遠規劃，連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塗。

社會主義者故然支持學生、家長和學校民主地決定教學政策；學生有選擇接受哪一種語言和文字教育的權利。但在此之前，我們亦同時要求廢除一切私立貴族學校，所有學校全面公營，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費優質公共教育。

社義行動致力重建工人鬥爭　反抗專制政府

中國內地正走入瘋狂鎮壓的“習帝時代”。正當中共政權正在收緊對香港控制，建立群眾抵抗的戰略和綱領變得更加迫切。社會主義行動努力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而我們每天的抗爭行動都是為了這目標而前進。

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及難民聯會舉行反種族主義遊行。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及廚師聯盟主席吳志輝亦有出席。這是勞動節唯一一場集結不同國族的國際主義遊行，當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國、蘇格蘭、香港人等。隊伍約一百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打出“團結抗爭　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口號。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勞動節遊行不單是為了表達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麼理念來提高香港以至亞洲地區鬥爭的水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內地工人鬥爭。內地龐大的工人階級如果得以組織起來，中共獨裁政權的生命將會進入倒數。因此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將不同鬥爭連結起來，並學習當中的教訓。5月15日，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和八小時工作制。

6月16日，社會主義行動、工黨、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宏光護老院的內地外勞在政總外發起的抗議，反對公司剋扣工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發言時表示，罷工工人是婦女、外來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壓迫。我們支持工人一切訴求，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種族分化。

社會主義者一直站在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線。5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Kobumi、社民連、工黨及其他外傭團體，到以色列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抗議，反對屠殺加沙人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反對種族主義及國家暴力。6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外勞團體舉辦的國際家務勞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別是六四的周年遊行及燭光晚會。今年是威權主義攻勢以來的首個六四。社會主義行動打出“打倒習帝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由於中共企圖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出版“結束一黨專政違禁品”T恤以作諷刺，大受抗議者歡迎。

維園燭光晚會有11.5萬人參與，這反映了群眾對去年以來政治打壓的憤怒，也見到港人沒有為民主鬥爭感到灰心。對專制政權和親商政策的不滿是前所未有地高漲。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基層群眾是準備站出來的。但現在欠缺的正是一個引領群眾鬥爭前進的領導力量及組織方法。社會主義行動正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作為連結這場鬥爭的鎖鏈，因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鬥爭目標。群眾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領導一次又一次的猶豫不決，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攻擊，並將鬥爭限制在司法挑戰以及立法會的衝擊畫面內。

社會主義行動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勞、女性和民主鬥爭之中，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鋪路。工人階級政黨可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反專制鬥爭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政黨被取締   標誌著鎮壓的新階段

今年7月，中共指揮的政治打壓繼續擴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社團條例》取締尋求港獨的民族黨。種族主義的香港民族黨自吹自擂，為自己造勢，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政府明顯是用它來試水，準備更嚴厲地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在過去兩年裡，政府發起一系列政治攻勢，頒布新的壓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對派參加選舉，並將參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運人士投入監獄。

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該條例第一次被用來打擊政治組織，標誌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發出禁令，以民族黨成員身分參加活動或者向該組織捐款均會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款十萬元及入獄三年。

政府一開始給了民族黨三周的申訴期，但司法程序只會是一場表演。不過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代理律師提出抗議後，申訴期延長至七周。儘管延期不太可能對最後的結果造成太大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開始過於自信，誤判了形勢。政府每一次攻擊民主權利，都可能引發群眾的憤怒和抗議，儘管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沒有任何反擊。延長民族黨的申訴期，說明政府意識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締，或者至少會推遲審理，而這會令政府大失顏面。

反擊林鄭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為政府的工具（除了個別情況下會表現出一些“公正”）。不過政府猛烈打壓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甚至已經令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感到驚慌。取締民族黨就是最新的警號。

政府於外國記者會（FCC）之間的衝突就是一個例子。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於8月14日進行演講，而政府則威逼它取消這個計劃。前特首梁振英作為政府的非官方發言人，政府可能會收回租給記者會的辦公室。而且政府還阻止記者會直播陳浩天的演講。

不過對於林鄭政府來說，這樣做代價高昂。它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取締像民族黨這樣一個根本算不上政黨的政黨。而且政府的行動反而宣傳了陳浩天，讓他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國際知名人物。就算取締了民族黨這樣一個只是名義上的政黨，陳浩天還是可以照常演講和發聲明，而且現在他的關注度比過去更高。所以政府的嚴酷舉措明顯不是針對民族黨，而是為了抓“大魚”。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民族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它的種族主義立場和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幻想。民族黨要求把所有大陸人趕出香港，體現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極為反動的種族主義。這只會幫助同樣這只會幫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中共政權分化香港和內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群眾團結鬥爭，一同對抗真正的敵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權統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標不是民族黨，它明顯是想要以此為先例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打擊其他反對政府及其反民主計劃的組織。

政府將這樣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組織作為第一個打擊目標，顯然是為了製造先例，為將來使用同樣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對派組織作準備。它首先攻擊港獨支持者，因為中共和港府認為“獨立”是一個連討論都不可以的話題。

接著政府會全面擴大攻擊範圍，將其他政治主張也列為不可討論的禁忌。“結束一黨專政”是民主鬥爭的根本訴求，現在也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最近林鄭拒絕承諾那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會面臨法律後果。那些公開支持這一訴求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民主派政黨）未來都可能被禁止參選。

政府曾採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頌恆和游蕙禎兩人的議員資格，然後又踢走了四名較激進的民主派議員。可見政府已經在變相實行廿三條，再一次證明法律和司法制度已變成打壓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發出一份長達700頁的文件，詳列陳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證明”民族黨違反了《社團條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徹底消滅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締民族黨以及港府過去的所有政治打壓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抓住民族黨的一些言論，說它是以“暴力”威脅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民族黨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小組織，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

獨裁政權向年輕人的政治權利“宣戰”。但是就像在中國大陸一樣，威權政策不可能消滅民主訴求和反抗鬥爭，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推動年輕人更加激進化、政治化，進而引發更多抗爭，但在反民主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本土派和他們的右翼思想無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的右翼親資思想，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任何成功的政治反擊。

新一輪的威權攻勢說明現在須要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抗議政府的每一次攻擊，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發起越來越多的打壓。反民主攻勢不會自動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才能挫敗政府的計劃。而且群眾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組織，由民選發言人和基層委員會來決定行動方針和訴求。

同時民主鬥爭須要聯繫到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聯合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工人鬥爭。這些工人正組織起來，反抗減薪、緊縮和各種親富人政策，反對昂貴的教育和住房。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將這些鬥爭聯繫起來，能夠將民主鬥爭變成可以撼動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眾性運動。

當前的“土地大辯論”以及沙中線醜聞表明，資本家將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當做自己的保護傘，他們會竭力對抗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從而保護自己的利潤。因此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反資本主義綱領和能夠實現這一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以此擊敗中共和富豪的獨裁統治。

威權政府外強中乾

港鐵沙中線建築醜聞爆發，政府的無能赤裸裸揭露於群眾眼前，多年來縱容包庇港鐵腐敗令其誠信破產，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大大加深。林鄭政府一年以來雖然發動猛烈的威權打壓，但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沒有強化起來，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統治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今次主力揭發沙中線醜聞的是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顯是有部署、有計划行事的。幕後誰是更大的操盤者故然無從考究，但從中可判斷統治陣營之內的派系分裂相當嚴重，才會有建制派政客不惜為政府製造麻煩也要成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聯指責田北辰領導的實政圓桌不打招呼就落區準備來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民建聯撞區，可能會讓反對派“漁翁得利”，而田北辰則反駁稱民建聯是“以大欺小”。社會危機深化和統治不穩造成統治階級的權鬥和分裂，因而讓底層群眾更能看穿他們的外強中乾而起來反抗。

取締民族黨

脆弱的林鄭政府為了處理港鐵醜聞已經疲於奔命，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壓的任務。近期取締民族黨明顯是中共治港的強硬派命令下執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締民族黨的兩星期前，中國國務員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面，強調要處理民族黨以及對港獨“零容忍”，明顯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須果斷、強硬。這可能正是因為中共對於港府兩次同意延長申訴期感到不滿。

在習近平全面威權統治的大環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緊步伐。林鄭至今不敢切實談到廿三條立法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但基本法委員會及全國人大等鷹派分子公開施壓，要求她加速立法進程。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里地胡亂叫囂。此外，早在1999年通過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最近更準備複雜內地的模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以針對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政策明顯是為了向港府作出示範效應。在這種壓力下，林鄭在8月27日被記者問及廿三條立法時稱：“亦有些工作現正在進行”，但特首辦公室當天立即矢口否認。可見現在港府對於是否加強政治打壓左右為難。

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陳浩天發言的事件上，整個統治陣營雖然都“團結一致”攻擊港獨，但不同派別的論調並不盡相同。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張大力攻擊外國記協，企圖要政府拒絕向他們續租辦公室，顯然他是代表強硬派。而林鄭月娥雖然表明反對“港獨”，但似乎並不想向外國記協窮追猛打。外國記協與西方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繫，他們今天在港府的威嚇下仍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明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在中美衝突升溫的大環境下，西方國家想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來向中共施壓，藉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林鄭月娥想香港儘量避開貿易戰，以免香港資本家的利潤受損，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問題成為西方國家在中美衝突中的輿論戰場。

貿易戰

香港作為轉口港，內地的出口占到香港總出口的55%，香港對內地占比達到48%，難以在貿易戰中獨善其身。內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40.2%，因為港資企業也極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利潤。此外，大灣區作為在粵港澳的一帶一路政策，宣傳愛國主義和祖國經濟強大，也因為貿易戰而拖延了出台時間。這些都是香港資本家不想見到、也不是中國要員想見到的。

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共與港府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寄望於林鄭政府會維護基層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權利。但我們要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揭露於群眾面前，讓群眾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面對陷入危機的政府，泛民主派近來甚至更顯得無所作為，更加沒有動員群眾反攻的準備。由於溫和泛民政黨行動緩慢，民陣恐怕要等到10月才舉辦首場針對沙中線醜聞的反政府遊行，白白浪費了良好的時機。這種延誤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錯誤。去年七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被取消，標誌著林鄭剛實施新威權統治。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要求釋放3名學生領袖和13名因反對新界東北計劃而被判入獄的政治犯，遠遠超於各大黨派的預期。

當時是民主運動自傘運結束以來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制訂明確的鬥爭戰略，可以改變整個政治局勢，大大成功反擊的機會。然而溫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低調參與遊行，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完全沒有把握機會提出任何行動升級的方案。在群眾鬥爭高漲時，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極力主張制訂“全民抗暴日”，著手組織群眾重建民主運動，並開始認真討論和準備罷課、罷工作為行動升級的手段。

泛民領導層阻礙抗爭

泛民的遲鈍、庸懶最終是源於其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和群眾激進化，寄望與林鄭大和解，以換取個別業界的小恩小惠。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擔心民主鬥爭如果激進化，可能會變成要求推翻富豪階級的群眾運動。例如林鄭上任新增所謂50億教育經費，就使教協今年會慶邀請她做嘉賓。泛民在口頭上還是會批評政府，但觀其實際行動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議一下向選民交代了事，並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由於去年劉小麗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於十一月舉行。建制方面派出前官員出選，明顯想突顯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立意味，有信心通過擊敗民主派從而進一步打擊民主運動的士氣。候選人如果針對政府的核心問題，展開積極的進攻，在對抗威權統治以及港鐵醜聞的問題上予以有力的回擊，從而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上的腐敗，將可以有效動員群眾、重建民主運鬥爭，並且贏得選舉。姚松炎在三月補選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他沒有將選舉工程政治化，動員群眾對抗威權統治，反而將自己包裝為社會精英，完全脫離九龍西的基層選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勢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主張集中做區議會式的地區工作，淡化選舉運動的政治意味。這種策略只會招致更多失敗。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阻礙香港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正在迅速改變的中國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儘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鬥爭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正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主動尋求內地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挑戰專制政府和資本主義。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重劃選區操控選舉　需要群眾鬥爭反擊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圖操控民主選舉區議會選舉。預計會像立法會選舉那樣引入“反港獨確認書”和篩選反對派議員。今年早些時候，選舉事務處已表示區議會參選人需要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且去年及今年的兩次區議會補選已引入確認書制度。可以預料，一些較激進的民主派成員將被禁止參加區議會選舉。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還將大幅重劃選區，打擊泛民選情。這證明妥協和後退只會招致更多打壓。

選區重新劃界

來屆區議會選舉將於2019年舉行，政府表示因人口變動將128個選區重新劃界。今次重劃明顯是針對反對派，並影響多個反對派區議員，包括四名“雙料”議員：民主黨鄺俊宇、林卓廷，新同盟范國威和泛民區諾軒。其中鄺俊宇所屬的元朗北朗選區，本來就沒有超出法定人口範圍，然而卻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後再併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變。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區選大勝，當年拿下15席（現時有12席），當選率超過9成，成為泛民在區議會中的第三大黨。今次有5名新同盟區議員受劃區影響，其中袖范國威的西貢運亨選區同樣在法定人口範圍以內被修改，而且被划走的是根據過去投票紀錄的“票倉”住宅，顯然是當局故意的針對行為。另外重劃影響的選區，不外乎是被划走或劃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變其選區原本的人口結構。

政府宣稱重劃選區是建基於人口的改變，但實際上有12區選區超出人口基數標準（16,964人）而沒被修改，當中11個屬建制區議員選區，相反不少反對派選區超過人口基數便馬上分拆重組。眾多社區被荒謬地一分為二、為三，令泛民票倉被划走。此外，反對派政黨及議員一般資源較為有限，相較有北京及財團支持的建制派，一旦重劃選區都會影響過去所建立的地區基礎。而且有跡象表明，建制派事先便已得知選區重劃方案，因而提早落區準備選舉。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劃計劃公布數個月前已經在新選區展開工作，顯然得到當局在背後幫助。因此，這些選區的劃分並非如政府所說的那樣“沒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擊反對派在來年的選情。這種選區操作被稱之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

泛民領導層無力抵抗

在3月補選失利後，泛民領導層明顯陷入悲觀情緒，面對操控選舉和取締政黨的攻擊並沒有提出還擊方案，也沒有在港鐵沙中線醜聞上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由於他們對政治化的選舉工程沒有信心，因而更傾向所謂“地區服務”而避談政治議題和群眾抗爭，妄想這樣可以與資源豐厚的建制派選舉機器競逐議席。這顯然對有中共和大企業在背後支持的建制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預計反對派會有10-20人會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不過他的應對方案卻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當Plan B。實際上，2004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進帳，就是因為2003年反廿三條群眾運動後，群眾對中共和港府的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試圖繼續操控選舉，再次反映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迫切性，我們要了解到建制當局未來將會發動更多的打壓。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僅僅依靠選舉無法抵擋威權統治。必須將選舉運動作為平台建設戰鬥性的基層群眾運動，而且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決定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同時民主鬥爭須要反對那些在背後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業，終結由少數富豪精英控制整個社會的不民主制度，並呼籲中國內地和全世界工人群眾一同鬥爭，反抗獨裁統治、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環署清潔工人罷工抗爭 打倒外判制度

八月六日，食環署旗下的外判工人發起罷工，參與人數達到300多人，抗議食環署對苛刻的要求。約100名主要負責觀塘、牛頭角、油塘的清潔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巿聚集，舉起“無良食環署、迫死老員工”的標語。罷工人數占食環署在當區內外判清潔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歷時5小時後，食環署與外判公司進行會面，並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環署拒絕工會參與會議，貫徹政府無視工人聲音的囂張態度。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持續監督食環署落實改變的情況。若果食環和外判商違反承諾，就需要再次行動起來。

這次罷工清潔工時薪僅僅36元，月薪約8000元左右。這批滿頭白髮的清潔工人罷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潔投訴後45分鐘內處理。食環署企圖辭退65歲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處處刁難，包括喝止飲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稱，揚言會向承辦商罰錢。工友有時不需要時脫下反光衣，同樣會被苛責，變相增加中暑風險。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稱“餿水”的垃圾水和處理泥頭垃圾等額外工作。

香港外判制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帶頭引入，目的是削減公務員人手並削減公共開支。政府的外判制度鼓勵外判商價低者得，依靠壓榨工人來投標。現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制度中，工人工資及工時只各占整體評分的1.5%，相反價格卻占70%。

由於工資壓得太低，只有議價能力低的長者、少數族裔甚至是殘疾人士願意任職。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勞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雇合約等。例如今年年初長沙灣海麗邨的清潔工就因為被外判商威脅簽署“自願離職書”而被騙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最後促發罷工行動追回公道。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廢除外判制度，所有企業直接聘用工人，設立每小時50元的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長者晚年免於受吸血公司所剝削。

港鐵醜聞不斷　政治危機加劇

港鐵沙中線醜聞越爆越大！繼5月及6月媒體揭發沙中線紅磡、會展、土瓜灣站建築偷工減料的醜聞，媒體再踢爆原來港鐵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沉降。港鐵的工程醜聞再次揭露官商勾結的黑幕，引爆了社會對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彈。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應，甚至令政府在威權打壓方面轉為守勢。建制派亦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大肆包庇港鐵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對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民建聯和經民聯改口稱“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只是因為建制派看到“火勢”越燃越大，不得不軟化調門，以免影響未來的選情。

林鄭月娥早幾個月前醜聞剛剛爆發時還處處維護港鐵主席馬時亨，但到八月沉降事件後港鐵則宣布高層人士變動。主席馬時亨將不會連任，並與今年年底離任。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則會辭職。政府希望都過撤換高層來平息民分，不過這並不是在懲罰他們，而是實際上“放生”高層，讓他們可以安然帶著退休金或酬金離職。幾年前，因高鐵超支醜聞下台的港鐵前主席韋達誠，在離職後仍穩袋3,000萬約滿酬金！

土瓜灣沉降

八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並隱瞞工程問題。根據港鐵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土瓜灣站地盤周遭多達23幢樓宇發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沉降。附近多幢建築物外牆及內隴，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縫。居民表示經常感受到大廈搖晃震盪。

至2017年7月區議會會議，港鐵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隱瞞真相。而沉降被揭發後，建制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沉降數字乃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據報，土瓜灣站的沉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更隨時有爆炸的風險。然而，港鐵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灣站的工程。

而另一邊廂，早前已爆出工程醜聞的會展站同樣亦發現沉降問題。會展站被揭發50個涉及公共設施位置的沉降幅度達至指標，當中包括道路、煤氣管、水管及冷卻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沉降角度變形。而會展站及金鐘站連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亦出現多條大裂縫，最長近3米。直到醜聞曝出後路政署才下令叫停會展站的施工。

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里的造價已經增加到目前的971億，平均每公里工程成本逾57億元，比高鐵香港段每公里32.47億元造價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項目（最貴的是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公帑近千億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統性腐敗

顯然，沙中線工程醜聞並不是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腐敗問題。港鐵乃上市公司，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公司實際是個“獨立王國”以牟利作為其首要目標，並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護。去年港鐵的純利為168億，但卻依然連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台的各人，行政總裁梁國權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有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不需要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就獲得了170萬元董事袍金。原來港鐵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中間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著這些“寄生蟲”。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沒有準備在今次事件上動員群眾抵抗，只會被動地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調查事件，被建制派否決後就慨嘆“無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個林鄭政府施壓的好機會，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鬥爭，政府完全有可能因為陷入嚴重醜聞和危機而拖延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以免群眾的怒火連串爆發。

我們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政府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有權徹查和公開全部問題，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制，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應該由民主的基層群眾委員會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費公帑的大白象項目，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長毛繼續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鄭政府的威權攻勢並未有停止下來。今年中共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而政府又歷來首次強硬回應今年以該口號為主題的七一遊行。近期政府準備取締民族黨，標誌著政治打壓劇烈升級。政府真正要打擊的對象並不是民族黨，而是激進民主派力量，而當中站在抗爭前線的梁國雄（長毛）可說是頭號打擊對象。

政治檢控

近年來長毛屢屢受到政治檢控。長毛於2015年一個校際辯論比賽中向林鄭月娥示威，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訴，案件預計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時，在立法會示威區因為爭取全民退保而抗議，期間疑與藍絲團體“珍惜群組”發生衝突。藍絲誣衊長毛踢他左腳，然後一再於庭上搞錯左右腳，錯漏百出。如果這樣也能罪成，實在是對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連失去了長毛的唯一議席後，缺少了重要的經費來源。立法會向梁國雄追討議員薪金及辦事處開支，合共298萬元。長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訴，在法理上他的議員資格並未被取消，立法會根本無權追討他的議員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動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想要令長毛破產，使他未來五年喪失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勢下，長毛上訴案很可能會敗訴，屆時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將會啟動。如果長毛順利參選的話，由於他具有高知名度並承載著政治打壓的群眾憤怒，相信建制派難以奪走他的議席。因此現在政府正準備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參選，例如判刑、破產以至篩選。在十月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劉小麗很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議格，作為定下一個先例，以便日後取消梁國雄的參選資格。

社民連備受攻擊

此外，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為向傳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調查高官而被判監4個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訴。如果最終判決維持在監禁三個月或以上，吳文遠也會被剝奪參與議員資格。至於副主席黃浩銘也因為反新界東北示威和傘運占旺而分別被判監13個月及4個月，因此也喪失參選資格。

政府自以為威權統治的氣焰在囂，可以大力重挫整場民主運動以一勞永逸。但他不會如此簡單地達到目的，因為指揮打壓的習近平當局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始終未擺脫危機的陰影；中美的貿易和地緣政治衝突將會長期持續下去；內地的工人和群眾鬥爭已進入更高水平的新階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運動。現在習近平正處在上台六年以來最里外受敵的時刻。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的、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高鐵強行通車　無底深淵後患無窮

高鐵香港段會於9月23日正式開通，這條興建歷時10年、耗資853億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來強行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

過去10多年來，高鐵項目不斷引爆爭議，包括不斷的超支延誤、強拆菜園村、一地兩檢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試營運期間，甚至更爆出先後發生多宗事故，包括車輪“出軌”、米埔段滲水影響信號系統一度暫停試車，以及多個隧道段出現滲水情況。不過這無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務”，在今年底前通車。

高鐵的開通並不代表爭議的結束，高鐵的營運問題已經成為了新的噩夢。早前，政府私下與港鐵公司簽署為期10年的營運權，並設有所謂的“乘客量上下限機制”，擔保假若高鐵的乘客量比預期少超過15%，政府將會承擔七成的虧蝕，名符其實是“賺的歸港鐵，蝕的歸政府”！我們早已指出高鐵沒有實際的經濟效率，而政府亦將內部回報率由最初的6%降至為2%，顯然為高鐵長期虧蝕做準備。高鐵定價被指比飛機更昂貴，基層民眾根本不會乘搭。高鐵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虧蝕也不會廢止，這樣下去高鐵很可能會是公帑的無底黑洞。

我們更不要忘記，高鐵開通後一地兩檢將會正式實行，打開了公安進駐香港執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帶來深遠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現在高鐵的安全問題和高昂票價已經令普通市民卻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將抵制高鐵的聲音轉化為積極的抗爭力量。高鐵的低載客量以及虧本可以作為有力的數字，削弱政府的權威，證明它不過是利益輸送以及政治滲透的工具。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罷坐運動，並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制的運動模式。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高鐵和一地兩檢的罷坐運動可以成為群眾反擊威權攻勢的機會，為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

反對國歌法 需要戰鬥性群眾運動

10月立法會復會後，政制局可能將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由於建制派已控制立法會，再加上如通過一地兩檢時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國歌法很可能會通過，給香港民主權利造成新的打擊。中共政權想要用國歌法箝制言論自由，培養所謂的“民族歸屬感”，打壓對威權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和反抗意識。

8月13日，澳門的傀儡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新的《國旗丶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計劃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而且“不尊重”國歌者將被罰款2,000-10,000澳元。與香港一樣，澳門國歌法對於“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為懸在言論自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是中共在為香港林鄭政府樹立“榜樣”，向它施壓。

中共急切地想要繼續向香港民主權利發動攻勢。國歌法立法和一地兩檢都表明，現在中共更加傾向于越過香港當局直接制定鎮壓性政策，然後交由港府和立法會通過丶執行。而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港府則較為猶豫。政府原本計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進行國歌法首讀，但到6月時又突然宣稱因為“一些技術性細節”而推遲。它可能擔心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反彈，甚至像梁振英那樣成為“替罪羊”。

表面上國歌法立法是因為香港球迷在賽場上噓國歌。政府和建制派宣稱，普通市民無需擔心因為走音丶普通話發音不準等“無心之失”而招致刑罰。但現在有消息稱，在新疆有維吾爾族人因為用唱國歌發音不標準而被送進集中營。雖然在現階段中共還不太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白色恐怖複製到香港，但可見政府是將國歌法作為廣泛的恐嚇和鎮壓工具。

社會主義者反對國歌法，支持廢除國旗法。國歌法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習近平政權試圖“全面管制”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條文，而是以戰鬥性的群眾運動反對整個惡法。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建設一場群眾反抗，並向群眾展示國歌法與其他威權打壓是連繫在一起，而不是分開個議題。由於溫和泛民沒有真正組織反抗行動，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中更強大。為了取勝，這場運動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控制和決策，並聯合內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眾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仰賴它保護的富豪專政。

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

“狀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縫七月考試放榜都會遍布報章頭條，仿佛正在告訴我們這些”菁英”的出類拔萃就是未來社會的典範。灌輸式教育制度生產這一小撮”菁英”，同時也製造了為人垢病的學習文化。學生創意思維被扼殺，學習態度往往被動，變成考試機械。香港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令學生面對重重考試功課壓力丶債務纏身，”精英教育”和巿場主導排除學習能力和經濟能力較低的學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資本主義制度令社會裹足不前，學生在這制度下成為犧牲品。

巿場化與學生自殺率飆升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訪問了3,000多名中學生及大專生，發現有超過一半人有抑鬱的情緒問題，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殺個案。政府自2004年開始推行TSA系統評估，社會一直存在極大反對聲音，家長指TSA令學生不停操練試題和加大考試壓力，有研究更顯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園丶小學和中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增至62小時。

林鄭政府漠視社會反對TSA的聲音，重推小三TSA考試，目的是利用高壓考試制度將學生分成不同階級，並且迫使學生在課外參與私人補習，促進每年數十億元的補習市場獲利。

教育開支不足

香港擁有龐大盈餘，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卻非常吝嗇，教育占政府的總開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現時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憐的3.3-3.4%，對比起英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與危地馬拉丶毛里裘斯等國家齊名。

每年大學的資助學位只有15,000個，只是報考人數的一半，令未符合條件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被迫”走向自資院校市場，承受昂貴的學費，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只能借貸求學。但從各大專院校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每年盈利達數億元以上，根本與”學店”無異。教育質素遠高於香港的國家如芬蘭丶德國都提供免費教育，實行小班教學，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丶丹麥的大學教育也是全免學費。這都能提高教育質素，並保障每名學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中小學教育私有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61間。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可見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

“國際學校”數目上升

去年，”國際學校”數目達到51間，當中有15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占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制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稱本地學生數目不斷減少而合理化其”殺校”政策，但卻不願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公共教育開支，為大財團的私有化和巿場化鋪平道路，基層巿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自然製造跨代貧窮，學生自殺數字飆升等社會危機。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群眾抗爭，反對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學債，將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學生免費讀書。

親資政策釀成青年住房危機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字，香港樓價和租金連年上漲。香港已連續8年位居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廬的青年投身社會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棄置業，否則註定難逃樓奴宿命。但租屋等於受到任由業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無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難求局面已久，加上學債難填，置業對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與父母同住已成常態，亦無從保證可以長久安居。對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給予應有的安身之所，只顧要求他們無條件奉獻一切心力與時間，為與日俱增的房租疲於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蝸居與辦公室之間循環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樓價超越瘋狂境界之際，新建的住宅則漸次縮小，以至於面積不足二百呎的“納米樓”應運而生，更出現以地台為建築面積灌水的“奇則”。

早在2011年，曾蔭權曾表示要興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個項目開工，而且只有80個單位。就算所有項目落成，總共也只有不到3,000個宿位，顯然是杯水車薪。每個人租期不得超過5年的規定更是脫離實際。

親資港府浪費大筆資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卻無意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現時全港有28萬宗公屋申請，可政府歷年的公屋建成量卻少得可憐。更何況林鄭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減少公屋供應。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預計只有14400間，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計分制，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輪候冊已有27萬戶，創下18年來新高。

要想解決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問題，我們需要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社會主義者主張大量興建公屋，並取消入息審查，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設立租金管制丶徵收富人稅，取消大白象基建，為優質且廉價的公共設施丶服務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必須挑戰這個一心保護大企業和富人利益的威權政府，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基層群眾自己規劃丶管理社會生產和建設。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威權打壓

始於2017年的“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致力於組織全球抗議，反對香港政府日益加劇政治打壓。目前已有25個國家舉行了抗議。

今年暑期，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幾名成員參加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全球30個國家，當中許多人都在密切關注中港的局勢進展，而且已經開始組織聲援運動。

有60人參加了一場關於香港政府政治打壓的討論會，參加者計劃繼續舉行國際抗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基層社運人士得知相關的消息。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尋求世界工人階級的聲援。爭取民主權利丶言論自由丶組織政黨和工會的自由，是工人階級運動的悠久傳統。要想得到這些權利，不能等待統治精英“施捨”，必須要自己去爭取！而且就算在美國丶西班牙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權利也正受到打壓。

我們須要在更強大的基礎上重建香港民主運動，而學習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丶並與之建立緊密聯繫正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大企業和歐美政府絲毫不關心民主權利，不能再對它們抱有任何幻想。我們需要的是來自基層的國際聲援！

鎮壓升級 《金融時報》記者被驅逐出境

《金融時報》高級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工作簽證遭拒，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不民主控制已經蔓延至香港。

馬凱已被要求七天內離開香港。這起“簽證門”醜聞並非單獨的事件，而是林鄭政府廣泛進行威權鎮壓的一部分。港府過去已經禁止過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參選，取消了當選議員的資格，並增設了嚴酷的新法律。

馬凱之所以受到當局懲罰，是因為他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記者會曾邀請右翼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民族黨已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取締的政黨。

“零容忍”政策升級

這起事件表明，北京當局打擊“港獨”時，不會放過外籍人士或媒體。右翼親政府的中堅分子梁美芬支持驅逐馬凱，她說這起事件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對港獨相關討論的零容忍政策，已經升級到國家層面。

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潘嘉偉說，這起事件將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金融時報》是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時幾乎不去批評中國一黨專制（甚至還在一些文章中稱頌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國政府鎮壓的真正目標。

實際上，政府對“港獨勢力”發動攻擊，是為了打擊香港更廣泛的民主鬥爭，對政治抗議定罪， 以圖阻止追求民主權利的呼聲傳到群眾抗議正在增長的中國內地。

反對新聞自由倒退

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國獨裁政權開始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的時候。監督新聞自由的NGO“無國界記者”提到，香港新聞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02年首次排名時的第18位降到現在的第73位。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國特工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5名老闆和員工，導致批評獨裁統治的新書大幅減少。

今年年初香港記者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十分之七的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一年有所惡化。

驅逐馬凱只是最新的警訊。政府的專制攻擊不會自行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夠迫使當局轉向。如果像泛民領導人那樣，懇求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來“重啟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異想天開。

必須建立群眾運動，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政治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鬥爭必須直指問題根源──與中國工人和青年結成共同陣線，一同反抗一黨專政的獨裁資本主義。

反對東大嶼人工島　需要抗稅運動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5000億財政儲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政府更提出興建公路和鐵路連接人工島至大嶼及港島，估計令整體工程開支達到1.2萬億元。

10月14日，過萬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東大嶼人工島，參與人數遠遠超於預算，而且與近年其他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是，今次參與的年輕人相當多。除了因為政府倒錢落海，也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打壓，包括幾天前劉小麗被以支持“自決”的名義取消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各大政黨、環保組織及基層NGO都有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萬億公帑用之於民　打倒威權資本主義”的口號。

大白象基建

林鄭月娥指人工島可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過去政府不願意將公帑用於增建公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醫院床位，導致公共資源極之匱乏，但歷年來不斷累積工程儲備基金，現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島上，因而激發起全城憤怒。5000億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興建約80萬間公屋、或讓全港大學生免費讀書71年。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比以前更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億的財政盈餘，創下歷史高峰。財政司司長面對巨大壓力下仍死不願意還富於民，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權力者控制的傀儡。

林鄭在早幾個月發起所謂“土地大辯論”，表面是就土地問題進行公眾諮詢，實質上是製造輿論推動讓財團掠奪土地的方案。現今諮詢報告仍未出爐，林鄭卻泰山壓頂般提出人工島計劃。負責處理這場“辯論”的土地供應小組亦表達不滿。成員之一曾鈺成表示，連主席黃遠輝事前都不知道林鄭會提出1700公傾的填海計劃，更批評市民未必會支持這一方案。可見土供組由始至終只是一個花瓶，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場假辯論。

林鄭月娥聲稱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將會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農地“公私合營”發展計劃提到同樣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實所謂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車盤、綠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單位的比例將遠低於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單位而非土地面積計算，意味著更寬敞的私人住宅會占大得要多的面積。人工島很可能也會用同一技倆搬弄數字，愚弄大眾。

國家任務

東大嶼人工島明顯是中共給予港府的國家任務，以配合中共一帶一路國策。中共在全球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向其他國家借出巨額貸款，大興基建工程，以加強在亞洲、中東乃至歐洲的政經及軍事影響力。董建華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提出，人工島可藉著與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連接，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人工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消耗內地企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中國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令企業利用廉價信貸擴充投資和產能，其中鋼鐵、鋁、水泥的庫存堆積尤其嚴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過度投資已導致負債纍纍，根本無力再消化過剩的建築材料。中共依靠掠奪香港豐厚的財政儲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總而言之，反人工島必須要扣連至反中共專政的政治鬥爭、並聯繫到內地迅速發展的群眾鬥爭才可成功。

同時人工島問題再次暴露出建制派內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權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線醜聞的田北辰和他的“實政圓桌”支持東大嶼人工島計劃。而新民黨主席、廿三條旗手葉劉淑儀則表示政府如果不將成本預算交代清楚，難以得到立法會支持。社會主義行動不支持建制派內的任何派別。葉劉也只不過認為應該將填海地點改到藍塘或者內地水域。但是統治集團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們受到巨大的壓力，可使群眾鬥爭更有信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反對人工島的重點在於階級問題。人工島計劃不會解決土地問題，而只會是另一個讓富人牟利的工具。我們並在遊行演說中指出，萬人遊行是戰爭的開始，反對人工島等於對抗整個地產霸權以及中共專政，聽令於中共的林鄭不會單單因為一場遊行而停建人工島。群眾運動必須要升級。正當愈來愈多市民感覺到交稅給政府等於倒錢落海之際，罷交稅運動可以是打擊親資政府的有力武器。這需要建立一場受群眾監督的運動，容許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團體和個人參與，由下而上組建群眾委員會，在職場、社區和學校積極宣傳和組織起來，癱瘓為少數富豪服務的不民主的親資制度。

林鄭月娥面對外憂內患

林鄭政府的危機正在不斷加劇，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鐵丶港珠澳大橋丶港鐵沙中線等）揭示政府親資立場，而且中共及港府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出提出萬億興建人工島的計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三天內引發了過萬人上街，給予政府響起警號。林鄭明顯以為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謂“土地辯論”已經成功製造輿論，因此走了過於自信的一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今年以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雖然減少，但民怨只是潛藏在地下等待爆發。

此外，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斷製造鬧劇，由於使用量遠低於政府預期，令民眾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質。而且諷刺的是，若從香港市區坐直通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兩項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達東涌及西九龍，由於欠缺規劃而造成大混亂，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貧富懸殊正在不斷加劇。

林鄭政府的民望極為低迷，淨值為負5分。自從發表施政報告丶提出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後，林鄭的支持率淨值一直是負數。3名司長的支持率淨值都下跌，8名局長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下來。“大館”古蹟及藝術館一度拒絕向流亡作家馬建借出場地演講，後來在群眾壓力下才撤回禁令。馬建的諷刺小說《中國夢》影射習近平極權民族主義。此外，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惟主辦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國當局有關巴丟草的威脅”，故因“安全考慮”取消展覽。林鄭月娥為免事件升溫，公開否認政府與今次事件有關。然而我們清楚知道正因為近年中共與港府打壓言論及出版自由，特別在前年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之後，社會瀰漫白色恐怖，自我審查的程度越來越嚴厲。林鄭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獨，暫時緩和對整體反對陣營的攻擊，以免掀起更大規模的群眾反抗。本刊於第6頁的《劉小麗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制派當選》文章再作詳細分析。

中美衝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美國商務部不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並收緊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意味著貿易戰會蔓延香港。中國和美國都是香港兩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資本家及建制派政黨的恐慌，害怕會損害企業的利潤。

自中美衝突爆發以來，香港統治階級非常擔憂衝突會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貿易戰的論調上一直比較中立，強調要維護香港自由貿易和經濟穩定，沒有作為中國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中共至今也默許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緩衝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香港向來奉行零關稅政策。現時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立關稅區，特朗普向中國施加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本來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此，林鄭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議題會成美方用來實現其經濟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別在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演講的事件上傾向保持低調。但很矛盾的是，林鄭也必須聽令於中共政治打壓的命令，也面對中共治港的強硬派的施壓。這批政客一來主張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港府緊隨黨中央路線；二來他們與港資沒有緊密的關係，主要靠攏來自中國的紅色資本。貿易戰升溫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中共正加強國家對私人企業的控制（即大陸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有助紅色財團地位提升，正符合這一派政客的利益。這就是香港統治階級的內鬥原因，而這情況也反映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在本刊第7頁的《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會作用詳細分析。

工聯會指控事件是港獨勢力勾結美國破壞，企圖利用事件加強打港獨和推動廿三條立法。更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黨，則要求政府到美國進行遊說。 香港眾志等自決派政黨以為在中美衝突的形勢下，寄望美國可以向中共施壓，以幫助香港爭取民主。這無疑是天真至極的幻想。美國只會利用這些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貿易和經濟上有利的條件，但不會支持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美國更不會想中共倒台。

委員會的報告指責港府在2013年拒絕移交斯諾登。斯諾登當時因為揭露美國中情局侵犯民眾私穩的惡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兩星期。當時幾名赤貧的難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裡。美國政府政治迫害斯諾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徹底反民主的行為。

中美衝突不會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有可能讓習近平得到了進一步集權的機會，並動用更加鐵腕丶更加民族主義的統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倖免。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正確的願景做好抵抗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在中美衝突中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相互攻擊丶謀取私利的衝突。所有這些政府都在削減工人權益丶穩定工作和工資。我們主張獨立的群眾鬥爭反對中共獨裁和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削弱本國工會，而且一直依賴中共獨裁政權鎮壓中國工人鬥爭，以確保他們在中國投資的利潤。

自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由於泛民領導人無沒任何反擊習近平威權鎮壓的策略，香港民主運動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泛民領導人從不相信群眾鬥爭，他們害怕“激進行動”，而且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制度，沒有獨立於香港和國際資產階級富豪，所以他們無法真正領導群眾反抗威權統治。而工人階級則不同，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國的工人建立起強大的組織（例如民主工會），這些組織註定會為重建真正的民主運動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反對瘋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無休止的苦難。這會讓群眾明白，我們需要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同志遊行要轉化為鬥爭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志大遊行有超過12,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20%，創下遊行舉辦1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態度的轉變和性小眾更敢於公開追求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受到台灣平權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志QT案勝訴的鼓舞。香港社會對於性小眾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據香港大學去年的調查，50%的18歲以上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個百分點；支持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從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卻依然以“沒有社會共識”為藉口拒絕同志平權和反歧視立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違背就任時展開同性婚姻諮詢的承諾，表示政府將繼續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否決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圖書館在恐同勢力的壓力下將涉及性小眾議題的兒童圖書下架在內，港府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英籍女同志QT以她的同性伴侶受養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與工作。案件勝訴是一個可喜的結果，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強調，這份判決不意味著承認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決修訂的新入境政策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說，香港政府承認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侶在香港無法享有配偶權利和保障。就在QT勝訴前一個月，上訴庭裁決高級入境處主任梁鎮罡無權與和他在新西蘭結婚的同性伴侶獲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評稅，儘管該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決。

在QT案終審時，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銀行和法律公司對曾表示想要介入該案幫助QT。一些媒體乃至一部份性小眾團體散播一種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跨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同志平權的旗手。但是當QT一審敗訴時，同志團體曾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內的11家受邀銀行都拒絕聯署！後來它們看到QT二審勝訴，終審勝訴的可能性比較高，才順水推舟，裝扮成支持同志平權的形象。放寬入境限制有助於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們不願與政府作對以免損失市場，更不願看到一場群眾性的基層性小眾運動，以免擾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視立法，並實現徹底的同志平權，不僅包括性小眾婚姻權，也包括性小眾家庭享有與異性家庭相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大幅提升社會服務和保障，並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提高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租金管制等措施，使基層群眾（無論是異性戀還是性小眾）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單身生活。在QT案勝訴後，建制派表示，不可以讓同志伴侶在公屋、福利和兒童領養等方面享有和異性家庭一樣的權利。建制派企圖將性小眾描繪成搶奪資源的競爭者，其實不過是害怕同志平權會打開缺口，衝擊極低的福利保障制度，因為資本家一直依靠傳統一男一婚姻制度維護保守公共政策。

集體行動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鬥爭固然重要，但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組織與行動不可或缺，同時也只有依靠這些集體行動才能贏得法律上的變革。性小眾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歧視，還有來自父權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壓迫。性小眾挑戰了資產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時資產階級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徵去分化群眾反抗力量。反對平權的建制派和保守教會同時也反對全民退保、租金管制、八小時工作制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

反同團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於十月發起聯署，指同志遊行“有傷風化”，應將其取締。面對群眾壓力，相信政府難以在短期內完全禁制同志遊行，但同運不能忽視這種威脅。恐同勢力企圖乘著威權政府打壓民主的浪潮，順便打壓同志權利。同志權利與民主權利是密不可分的，同運也是反專制的運動。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將繼續加強對於香港立法會和法院的控制，阻止有關同性婚姻和性小眾平權的法律。出於和香港保守的資產階級精英相同的目的，習近平正在加大打壓中國內地的同志平權運動，例如指揮新浪微博刪除關於同性戀的內容，以及打壓性小眾活動團體。香港同志遊行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公開的同志遊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同志參加。去年同志遊行有五分之一參加者（約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中共擔心如果香港落實同性婚姻，將使中國性小眾更有勇氣追求平權，這勢必會挑戰禁止的中共獨裁統治，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香港以及中國為了實現性小眾平權，必須提出一個反專制、反資本主義的願景。

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制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儘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制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炮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衝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儘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里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制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制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和“維護國家政治體制”，，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儘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制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　 資本主義製造的惡夢

上月樂施會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06-16年間，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增加了47%（$112,400），而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只增加了17%（2,560），兩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貧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於富者工作1個月收入。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在兩年前已達到“高級別”的0.539，創下45年來的新高。相比起其他發達地區，香港的財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樂施會港澳台項目主管曾迦慧稱，現時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資產總和，已等於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

根據全球調查報告（Wealth-X）更顯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多身家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的超級富豪，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1萬人。與此同時，即便按照低得可憐的官方貧困線來算，貧困人口也已高漲到135萬人，其中又有高達7成是在職貧窮。

裙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危機之下，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況更為極端。《經濟學人》的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裙帶富豪”的財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設置的所謂“低稅率”和“簡單稅制”，說穿了就是為財團商家的利益而設。香港名符其實是個避稅天堂，利得稅率只有極低的16.5%，比英美等國更低，大財團享受著極低的投資成本。香港亦不設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無恥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實質他透過股息已可賺取13.9億元。政府政策以財團富豪利益為先，將公共服務私有化，變成企業謀利的門路，同一時間將公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上的經常性開支削減。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開支只占GDP的14.4%，遠落後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民生、民主、社會主義

資本家一方面打壓民主權利，控制行政、立法以確保最大化財團利益，另一方面阻擋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而現在政府甚至將龐大公帑通過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輸送給資本家，也不願投放在公共服務和保障上，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富豪獨裁的制度。要打破財團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香港極需要集體性的行動。工人階級是驅動社會經濟的齒輪，是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獨裁、資本主義的運動必然需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的血汗製造出來的，資本家只是掠奪成果的寄生蟲。大企業和銀行理應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作為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一步！

立法會公聽會：抗議保安局收緊難民審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制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制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制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沉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制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丶“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丶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制政權的關係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丶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英航大裁員向員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國航空突然宣布將英航於10月31日關閉香港英航基地，並即時解僱85名香港員工英航英航英。在關閉基地前一個月突然解僱員工並調動英籍空中服務員來港接替，顯然是為了避免發生罷工，從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為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達到150億元，卻聲稱在港業務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營運指標而將其關閉。英航為了削減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計於不顧，做法極為可恥。

不顧工人權益和生計

有報導指出，此次裁員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解僱那些年資較長丶工資和福利較高的長工。這些工人因為年齡較大，離開英航後難以再找到類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和員工曾在機場抗議，高叫“英航無能丶可恥”丶“盈利裁員”等口號。

英航威逼利誘，要求員工三日內簽署不及法定標準的賠償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和得到位於英國的英航聯合工會協助向英航總部施壓，資方才最後給予第13個月糧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員工所得賠償較原有方案多8至10萬元，大部分員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資本家為追逐利潤，往往不顧工人的權益和生計。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減少2.5億英鎊的開支，目前已解僱近800名員工。今年3月，英航削減退休待遇，一次性減少6.8億英鎊的支出。英航香港過去也曾因強制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壓工會多次遭到工人抗議和起訴。香港資本家通過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反對通過有利於基層工人和群眾的法例。打工仔多年來欠缺集體談判權丶標準工時。親資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實際卻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員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終於決定取消為人垢病的強積金對沖，但卻用公帑300億元補貼雇主裁員。最近更有國際評級將香港勞工權益評為零分，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實質上是剝削勞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鬥爭表明工人的集體鬥爭能夠迫使資本家讓步。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聲援才能抵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它所仰賴的獨裁管治。

宏光護老院外勞抗爭結束　工人僅討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營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外勞的抗爭，抗議公司無理解僱員工及長年剋扣工資、假期。經過4個月的鬥爭追討，工人最終於十月初與資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司答應賠償工人約300萬元。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全部欠薪約700萬的不足一半。
宏光護老院的中國外勞一直以來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資微薄，工人需要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需要每兩年繳交超過4萬元的“勞務費”，情況猶如現代奴隸制。面對資方的違法行為，當工人求助於政府時，勞工處卻置若罔聞。

由於這些外勞沒有居港權，而過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後流離失所，難以留港長期鬥爭，而勞工處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單，著工人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政府又聲稱為工人配對新工作，卻是裝模作樣地問其他私營院舍會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後當然沒有院舍肯聘請。

政府縱容私營資本

政府的所作所為伸張正義，面對生活和經濟困難，工人最後只好無奈接受公司的“協議”，但賠償金額不足欠薪的一半，變相讓資方白賺3百萬。而且由於是“和解”，政府更不會追究宏光的法律責任，所謂勞工保障的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宏光護老院的事件更加凸顯了政府縱容私營資本的本質。推動社會服務的私營化、並利用外勞來分化打擊工人階級是香港政府一貫以來的政策。林鄭月娥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明言要為“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而長者照顧服務券不過是杯水車薪、優惠私營院舍，所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也只是將安老責任推向非政府組織。

在資本主義下，政府利用外勞是充當廉價勞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本勞外勞應當團結一致，共同組織工會及鬥爭，捍衛同工同酬，並將矛頭指向資本家。

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優質的長者照顧服務。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污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制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台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症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裡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麼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制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制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制了，人太多空氣變得侷促，醫管局亦沒有制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症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症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症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複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麼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制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制，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著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制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裡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制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制，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淨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制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制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制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台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制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隻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藉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儘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麼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台。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衝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制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衝。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麼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麼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制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制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制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採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採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制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繫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制在一個城市裡，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制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任何時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敗。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制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爭取資源分配權的鬥爭。

瑞典駐華大使捲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捲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注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裡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藉口離開，然後聯繫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採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覆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制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採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麼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儘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讚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僱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制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著，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牆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制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制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制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成立由基層群眾丶交通業和建築業工會及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真正獨立且民主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沙中線丶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質疑的公共工程，並完全公開調查結果；
這個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所有有罪的公司丶資本家和政府官員；
陳帆立即下台；
將建築公司公有化，與港鐵均交給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

警察違法被捕數字上升 權力造成腐敗

警務處公布去年總共有45名警務人員因違法被捕，較2017年上升55%，當中涉及警員報假案丶盜竊丶妨礙司法公正丶詐騙銀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發生兩宗警務人員濫權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發在保護證人用的“安全屋”幽會情人。另一宗是臥底警員在涉及酒吧性交易進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動，多次主動與酒吧服務生進行身體接觸，明顯占盡便宜。過去亦曾發生過多起警員借“掃黃”之名免費接受性服務的事件，即使警員的做法違反內部指引也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無阻嚇力。關注性工作者團體紫藤指出，2016年該會總共收到600多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占總數八成。

警權膨脹

儘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這都是少數害群之馬和“個別事件”，但被捕警員人數升逾一半，根本問題在於威權政府之下警權嚴重膨漲，以致腐敗成風。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訴均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調查。儘管投訴警察課須提交報告給監警會審核，但若監警會不認可調查報告，也只能要求警隊重新調查。因此所謂的監管機制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期間，時任《明報》記者鄧力行稱採訪期間遭警員毆打，警察投訴課經過逾兩年調查，決定指控無效。另外，警隊訂立的“不恰當行為介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誠信管理特別工作小組”不受公眾監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威，賦予警權巨大權力執行政治任務，助長了警隊的氣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在占領旺角時以警棍毆打途人而被判入獄，員佐級協會的回應是要求政府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試圖協助雨傘運動期間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脫罪名，又舉辦集會聲援犯法警員，變相鼓勵濫權犯法。

社會主義者反對警察濫權，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對辱警罪立法。我們認為，根治整個警隊腐敗需要成立由普通勞動群眾丶工會等工人組織和社區組織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民主地控制警隊指揮權，獨立丶公開地調查投訴和警隊違法案件，懲處違法犯罪的警務人員。

建立強大的外傭運動　挑戰性暴力的制度

香港制度對34萬家務外傭的剝削被形容為“現代奴隷制”，與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剝削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病態。

上月一宗外傭僅上班5日即被僱主兒子強姦，最終法庭判決被告入獄十年。這種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制度所造成的。根據法例，外傭必須與傭主同住，否則有機會面對最高刑罰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元。外傭外出居住的權利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取消，這導致外傭沒有固定上班時間，面對每日工時長達16小時。很多外傭被迫與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隱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許使用電話、自己外出，最極端的例子是上廁所也要經僱主批准。在極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同住條件無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變得更容易發生。

統治階級的歧視

猶記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維護僱傭同條住例，法官甚至指僱傭同住與否與受到侵犯無關。可見這些社會精英如何與工人的生活脫節，他們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是如何歧視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傭Erwiana而轟動國際 的僱主羅允彤，原本被判監6年，最後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釋放。直到現時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羅允彤仍拖欠81萬對 Erwiana 的賠償。Erwiana 對此表示“傷心和失望”。工人階級和女性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指望司法制度的審決，必須組織持續的群眾鬥爭才能勝利。

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3月10日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讓不同國籍的女性參加，挑戰製造性別歧視和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落實全體工人的八小時工作制
不分性別種族，工人同工同酬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擴建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女性庇護所及社會服務
取消外勞的兩星期條例，允許一個月待僱期，讓外勞自由轉換僱主
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反對親財團和反工人階級福利政策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香港38萬外勞家務工人做著長工時的苦工，且需要將錢寄回菲律賓或印尼維持家庭生計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外勞女工舉行過多場示威和集會，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贏得香港工會與政治組織的一些支持。但她們得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中大調查

中文大學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外勞的處境還需要很大改變。在2,000名受訪者中，超過70%的外勞每日工作超過13小時。近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每日工作超過16小時，5.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無法依法周休一日。

僱傭同住條例是造成外勞家務工人過勞的主要原因。當工人住在雇主家中，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務丶清潔或照顧孩子時，工時是不可能得到管制的。

調查顯示僅43%的外勞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廁所丶儲藏室，甚至與孩子共睡一張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間裡的城市，現實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勞死亡，大多數死於與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外勞組織多年來一直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該條例頒布於2003年，意在防止外勞得到更有力的經濟地位，從而限制其作為工人的議價能力。違反僱傭同住條例可被取消工作許可丶遭受刑事起訴與判監14年。

驚人低薪

中大調查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資水準。2017年該數字為每月4,277港元——低於外勞的法定最低工資（調查期間為4,310港元，後來上調了100港元）。

對外勞的這種殘酷剝削，也反映了政府不願投資養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務，令這些部門缺錢，卻肥了地產大亨與其他資本家。因為許多原因，外勞女工與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聯合起來對抗不公制度，而且必須將國際婦女節作為鬥爭的集結點。

香港：經濟危機初見端倪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香港經濟已初見危機端倪。特別在中國經濟增長創下28年來最低，加上中美衝突大環境陰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樓市和零售業都受到影響。香港經濟愈發虛弱，而且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意味著林鄭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即將面臨暴風驟雨。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將迫使香港工人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抵擋資本家更猛烈的攻擊；而且香港工人將更加需要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和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替代方案。

貿易戰

經濟及商務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現時的關稅僅會減低GDP增長0.5%。然而，貿易戰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稅本身。因為國內經濟放緩丶貿易戰降低民眾對經濟的信心丶而人民幣對港元的匯價降低，更直接降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欲。香港零售業極為依賴內地來港旅客，零售業總銷貨價去年12月按年僅微升0.1%，而可預計今年首季難有大反彈。去年內地來港旅客人數雖然創新高，但消費力卻在下跌。2016年中國旅客平均花費在購物的開支為8,000元人民幣，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樓價自去年七月歷史高位起連續下跌五個月，跌幅達 9.2%。在農曆新年前後，香港新盤都以較低價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場的購買力。地產界大力宣傳“樓市小陽春”，意圖製造市場向好的氣氛。但由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今年樓市仍可能受各種因素衝擊。德銀預計到2019年中期，房價將下跌15%；長江實業一名主管預計房價會下跌20%。

在中共打擊金融業和限制資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資在港的擴張受到挫折。仲量聯行早前數據顯示，中資於中環寫字樓新租約的占比在經歷至少連續六年上升後驟降，以樓面面積計，中資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現在林鄭政府顯然將應對經濟危機的希望押在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項目之上，但相關的基建項目都難以產生利潤，長遠來說耗盡香港的財金資源。雖然香港經濟看似未面臨2003年那種即時性的崩潰，但各種潛伏因素令危機漸見端倪。統治階級亦清楚這一點，因此也採取更多措施保護資本主義體制，一方面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案，並儘可能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補貼方式，推動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資丶向地產商分發土地助長炒樓。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反擊危機。

國際婦女節：香港要勞動者的#ME2運動

近十年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固然打擊整體工人階級，但女性更加是首當其衝。過去10年男女間每月入息中位數差距不斷擴闊，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資差距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托兒服務處於災難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嬰兒後，男女工資往往急速擴大，因為在職媽媽往往要改做兼職甚至停止工作，導致45-54歲的差距更高達6000元。

全港現時全港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托嬰兒園名額，根本嚴重不足。政府一直不願意提供公共托兒服務，同時對大部分托兒園的資助由只占營運成本約一成，服務提供機構難以營運。在人手不足下，勞工及福利局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2歲以下幼兒比例定為1比6。有婦女團體批此為1976年水平，促請調整為1比3.5。現時幼兒中心月費為四千至六千元，託管兩名幼兒的開支已近萬元，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負擔。有婦女團體主張由政府資助，將月費減低一半。

性騷擾泛濫

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男女的經濟地位不平等，而社會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操控，使職場丶校園和家庭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嚴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課堂上作出口頭性騷擾，如“我教英文口試，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著少啲，可能都會畀高啲分你呢”，但這些教授沒有受到處分。

校園的反性騷擾機制嚴重不足，對投訴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譴責受害人的現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學投訴，曾選擇報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據新婦女協進會的調查，不少大學及院校均沒有制定對性騷擾行為的罰則，如8大中僅3間列明會解僱施害的員工，僅4間列明會開除涉性騷擾的學生學籍。

權勢性侵

權勢性侵除了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外，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以至丈夫與妻子之間都相當普遍。社會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錄得的性暴力個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說明性暴力是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而不只是個人行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與受害者是互不相識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與雇員的關係。雇員舉報上司等同丟失工作，而且在職場內搜集性侵證據相當困難，很多時根本沒有申訴途徑。在配偶受虐的類別上，亦錄得2213宗個案，當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公共服務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護所等嚴重不足，女性面對婚內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離丶只能啞忍。

香港的校園需要一場組織起來的＃ME2運動，團結起來建立有力的反性騷擾機制，由學生獨立運作和監督，積極舉行宣傳和抗議行動。這場運動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兒服務和家暴庇護中心。要實現上述訴求，就要挑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丶以至資本主義制度！

香港：落實全民退保　取消經濟審查　提高保障水平

從2月1日開始，林鄭政府將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從60歲提高到65歲。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撤銷這一項打擊貧窮老人的惡政。不過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無需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才能保證基層老人享有體面的老年生活。

現時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為長者綜援丶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丶高齡津貼，不僅保障水平極低，而且均需嚴苛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現時65歲以上的單身長者每月綜援標準金額僅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戶貧困線（4,000元）。而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和高齡津貼分別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樂施會已估計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約為5,000元。可見現在的公共退休保障無法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許多老人即便領取綜援，仍不得不靠撿紙皮維生。

資產限額

儘管政府於2017年開始不再要求領取綜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但仍然保留以家庭為綜援申請單位。這意味著若要申請長者綜援可能不得不與家人分居，否則可能會超過低得不合理的資產限額（兩名成人丶一名兒童丶兩名65歲以上長者組成的家庭若要申請綜援，資產不得超過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後，一名60-64歲的老人若申請綜援，不僅資產限額從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單身）/21,500元（作為家庭成員），而且他們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納入資產計算的豁免範圍。

林鄭政府一面將萬億公帑投入東大嶼人工島，另一面繼續壓低本就低得可憐的退休保障。我們要求實行免審查的60歲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時提高保障標準，使退休者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為了給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資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稅和開徵富人稅（李嘉誠每年可得十數億股息收入，卻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稅而無需納稅）；而不是實行“三方供款”，降低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讓退休保障基金成為金融投機者的工具。

進一步需要將地產公司丶銀行丶其他大企業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收歸公有，交給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不僅可以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資金，也將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

香港：學生罷課 要求立即應對氣候危機！

“我們要行動！”是今天反氣候變化抗議最受歡迎的口號。一千多名中小學生從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的行動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3月15日的這場罷課抗議，是響應瑞典16歲女孩Greta Thunberg號召的全球反氣候變化罷課。而且從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個國家也會舉行類似抗議，這可以成為全球青年抗議的里程碑。

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率先行動。澳大利亞至少有15萬年輕人參加抗議，而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據報導有3000人參加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參加了香港的抗議遊行。我們在抗議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在所有學校建立民主的學生會，從而準備在不久之後採取新一輪行動。許多學生和家長簽署了社會主義行動的聯署，購買了《社會主義者》雜誌。許多人都自發認同我們所說的“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香港是一個海濱城市，因此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打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2018的超強颱風山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強的颱風，但這不過是一個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據《南華早報》所說，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近乎於無”。

大企業

非民選的林鄭政府服務於億萬富豪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不願採取猛烈、但必要的減碳措施，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利潤。對於大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第一位的。

資本家試圖矇騙公眾，讓公眾以為可以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來解決氣候危機，例如隨手關燈和少用塑膠吸管。但這不過是揚湯止沸。自1988年以來，全球71%的碳排放來自僅100家公司。僅中國國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們需要民主控制這些嚴重影響氣候的大公司，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我們迫切需要轉向零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罷課是民主權利！

有些人說學生不應該罷課遊行。這些人對於氣候危機的嚴重性非常無知，而且他們也害怕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為自己的信念而抗爭。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對學生罷課，並稱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但是學生們正確地無視了這些壓力，發起罷課行動。學生們明白，這些官員和政客的言論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一些學校向家長和學生發出警告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罷課。至少有一間學校呼籲學生不要罷課，而是在學校用餐時自帶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校方的這些做法是為了轉移視線，而且說明他們完全低估了氣候危機的嚴重性。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群眾集體行動，而不只是呼籲人們改變個人生活習慣。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發布的報告警告說，如果我們不在未來12年裡採取激進措施，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全世界將面臨災難。

組織起來！

3月15日的全球罷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但只是開始。每間學校的學生都需要組織起來，將運動擴大。許多國家的學生正在組織每周罷課，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英國，因為一次性的抗議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而且各個學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學生會，並聯合成全港的群眾性學生會。每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派發傳單和組織集會，招募同學加入學生會。為了推動鬥爭繼續前進，群眾性的學生會不可或缺，而且學生會必須要有活躍成員和民主架構；學生會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行動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這樣的罷課行動可以對香港以及其他工人運動薄弱、少見罷工的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張採取政治罷工/罷課來對抗政府，儘管工人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

因此3月15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不只是耀眼的環境運動，更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動。參加罷課的主要是英文學校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樹立的榜樣可能會鼓舞華人學生採取行動。

反氣候變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和億萬富豪的統治。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使用清潔能源的免費公共交通，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汽車使用量。徵收富人稅和將主要經濟部門民主公營可以為此提供資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我們就可以大筆投資綠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罷課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我們需要新的行動保持運動勢頭，而為此則需要在學校里建立民主組織，並聯結到工作場所，一同討論和計劃未來的行動。社會主義者會繼續積極參加氣候鬥爭，闡明和深化鬥爭所需的訴求，並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拯救地球。

財政預算案不顧基層生死

林鄭政府發布2019年財政預算，一方面大舉投資科技和基建，同時多項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減糖”，在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舉措也明顯不足，被批評是不顧基層生死。有劏房戶說，對於預算案，“十分滿分我只會給兩分”。

由於公立醫院爆煲引發的近期醫護人員抗議，預算案中有關改善公共醫療的舉措尤為引人矚目。雖然政府的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但這是醫護人員抗議所取得的成果，證明即便是小規模的抗議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讓步。

群眾抗爭可以贏得勝利

《南華早報》評論說，削減長者綜援點燃的群眾怒火使林鄭政府陷入2017年上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建設起一場更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進行罷工）， 能夠贏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預算案，2019年公共醫療支出將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億用於更新和購置醫療設備，7.2億用於提高醫護人員的薪資津貼和增加人手，但醫護人員計劃淨增長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新置的醫療設備可能沒有足夠人手操作。

提高醫生候召津貼也是一個荒謬措施。候召醫生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三十四個小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馮德焜說：“醫生因為錢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貼無助於扭轉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的問題。

而所謂100億“醫療穩定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花招。政府稱基金只是作為未來經濟不景氣時凍結或者削減醫療支出的情況下的備用資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醫療開支。而且按照2015年醫改儲備金和今年房屋儲備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會收回資金。

這份不顧基層生死的預算案源自政府的親資立場和大財團對於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同時也與打壓民主權利的威權統治相輔相成。為了爭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窮人生活狀況的措施，需要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挑戰整個威權資本主義制度。

政府“劫貧濟富”　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決一起老人殺妻案，被告為一名八旬老人。他擔心自己死後，癱瘓在床的妻子會因為無人照顧而孤獨餓死，但又沒有錢聘請私人看護或者讓妻子入住私立醫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長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將妻子殺死，然後自首。

貧窮率創9年新高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香港貧窮人口已增加至138萬人（20.1%），創9年來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數為在職貧窮。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總資產高達到2.3萬億港元。

根據樂施會去年底發布的報告，在香港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將於今年5月實行的新法定最低時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約107萬就業者沒有達到“生活工資”（包括近4萬名政府外判雇員），超過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親資政府拒絕大幅提高工資與企業稅及改善社會保障，反而將大筆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與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將令香港極端的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港鐵相撞災難——踢走腐敗高層

3月18日，港鐵於凌晨3時測試新信號系統時，因系統故障，令兩列列車於近荃灣線中環站相撞，其中一位車長的右腳擦傷送院。列車在中環站隧道攔腰相撞至出軌，損毀嚴重。荃灣線中環至金鐘站要停駛2日搶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經荃灣線由金鐘往中環的市民需要於金鐘站轉港島線，以致地鐵站大擠塞。

現場有百多人搶修，據報道有港鐵員工即使放假亦調休返工，連日來只睡了八小時，亦有員工受傷流血仍堅守崗位。由於毀壞車廂在隧道內傾側，消防出動了搜救專責協助求援，將近40噸重的車卡抬高，其間車廂更有隨時翻側的危機。與此同時，港鐵主席馬時亨他被揭發在記者會後隨即坐飛機到上海打哥爾夫球！

預計港鐵在此次事故中被罰金額2500萬元，但港去年牟取160億暴利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馬時亨企圖把所有責任推給信號系統軟件提供商法國Thales公司。2017年，同樣由於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鐵信號系統出現故障，新加坡兩輛正在載客的地鐵相撞，造成38人受傷。不過港鐵自己亦有份參與開發今次事故發生時正在測試的信號系統。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來，港鐵醜聞和事故不斷，說明今次撞車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線和高鐵醜聞外，去年10月16日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將軍澳線因信號故障分別停駛61-114分鐘。港鐵票價只加不減，並通過地產開發大賺特賺，同時近年卻削減維修部門開支、人手、資源，令維修部門士氣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緩慢，導致事故頻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鐵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主要為港鐵及承辦商的代表，意味著“左手查右手”，根本不會揭露港鐵製度性的問題，也不會懲處理應負責的港鐵高層。政府擁有接近八成的港鐵股權，卻一直將利益嚴重傾斜於財團。連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也批評政府極力“迎合”港鐵利益，並說讓港鐵上市是一個錯誤。

現時需要一場群眾鬥爭，要求由鐵路員工、救援人員、獨立專家及民主的工人組織成立的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撞車事件和沙中線豆腐渣工程，並且懲治涉事的港鐵高層、承辦商和政府官員。這場運動應要求將港鐵全面公營，由員工進行民主控制，踢走腐敗的港鐵高層；同時以徵收富人稅作為資金來源，實現免費且更加優質的公共交通。真正運作鐵路的是前線員工而不是高薪厚祿的寄生蟲，而鐵路本應屬於所有民眾共同享有，不是財團的牟利工具。

傘運算帳並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審判

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並未停止，政府企圖通過政治檢控製造寒蟬效應，以更大力推動威權統治的政策。2014 年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丶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項或兩項罪名成立。法官將於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陳健民請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獄，因為朱耀明的身體難以承受即時監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訴。

寒蟬效應

主審法官陳仲衡的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抗辯理由。現屆政府上台以來，群眾運動的浪潮雖然遠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溫期，但絕不代表政府的權力穩固。林鄭月娥現時面對廿三條立法這項中共委託的政治任務。一方面她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惡法會激起群眾抗爭，因此左右為難。林鄭月娥想利用今次審判作出震懾效果，並以為這樣可以徹底壓制群眾反抗運動。

其中一項荒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項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網站呼籲人上街，已經可以定罪。檢控方連戴耀廷在2013年報章刊登的“占中”構思文章也視作“煽惑”。這罪項可以用作打壓言論自由，任何人有份宣傳和鼓動公民抗爭，甚至在社交網站上呼籲網民發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陳淑莊及邵家臻兩名立法會議員。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以被解議席。由於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關鍵議席，此一機會不大。但倘二人最終被判囚超過三個月，五年內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失去下屆參選資格。

此外，最後陳仲衡又認為，三子聲稱如果有一萬人參與占中，政府的最大關注就會由拘捕示威者，變成關注如何推進真普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維穩的角度，貶低整場雨傘運動的價值。然而，法官確實道出了統治階級的想法。“占中三子”從來不是雨傘運動的真正發起人，因為是北京的假普選方案激起群眾自發鬥爭。

阻礙運動

整場運動期間，中環從來沒有被占領過。占中三子沒有計划過如此大規模的占領行動，而只是希望發起一萬人在遮打道靜坐數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應。從一開始，占中主辦方提出要限制運動的參與人數，有意排拒激進的政治力量，並要求每個參與者簽署誓約，承諾會聽從大會的指示隨時解散。占中三子認為只要稍為向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贏得普選權。直至雨傘運爆發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絕啟動占領中環。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學聯代表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判，然後發起一場假公投解散運動。與其說占中三子是運動的帶動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壓制運動發展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和審判，要求無罪釋放所有傘運人士及政治犯。現在需要重建一場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聯合中國內地的工人群眾反對整個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

修訂逃犯條例是廿三條前哨戰

林鄭借陳同佳台灣兇殺案匆匆提出《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容許港府引渡從內地及台灣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審。港人陳同佳由於在台灣殺害了女朋友後潛逃回港，以至台灣司法機關無法作出制裁。林鄭月娥以“主持公義”為名要引渡陳同佳回，以合理化條例。

如傳媒組織的聯合聲明所說，中共當局曾偽造“藏毒”、“行賄受賄”、“走私”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和言論自由。這些罪名均屬逃犯條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訂案亦無禁止中共在引渡後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訂案通過，實際上將由傀儡特首一人決定逮捕和引渡；法院雖然可以審查，但無法調查控罪是否真實，更何況“占中九子案”再次說明法院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以預見法院只會順從特首的意見。

屠城木馬

4年前的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入境案猶然在目。如果修訂案通過，猶如在香港設下屠城木馬，中共可以羅織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調查中國“敏感事件”的記者。批評中共政府的外國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間被捕。資深記者胡力漢說，一些外國媒體已準備撤離香港。

記者、教師、律師等組織紛紛發表反修例聲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遊行，有抗議者打出“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的橫幅。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之一林榮基在遊行隊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頭上一把刀，為咗保命，我冇得唔諗離開”。

諷刺的是，林鄭政府以陳同佳兇殺案為名修訂條例，但台灣陸委會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台灣將發布旅行警告，以免台灣人在香港被捕然後送至中國受審。2017年台灣親綠營的社運人士李明哲在中國被捕，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5年。

商界轉軚

富豪精英擔心自己因為行賄、逃稅等等罪行而被引渡，體現出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所有在中國經商的資本家或多或少都曾違法、行賄。其中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他在澳門“歐文龍世紀貪污案”中被控洗黑錢及行賄，被裁定罪成並被判監5年。他潛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條例通過，他害怕自己會被引渡至澳門受審。

這讓一些人誤以為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為反對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從修訂案中刪去9項可引渡的經濟罪，並改為只有在香港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總商會、廠商會和中華總商會隨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與富豪精英相互勾結的面目。富人和窮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對專制惡法只能依靠基層群眾的鬥爭。

引渡條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鄭，目的是打擊轉移內地資產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及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打擊向海外大筆投資的金融大鱷。海外投資讓這些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擋住中共政權的壓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對資本勢力並不如中共那樣擁有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強大鎮壓機關，而只是一個侍服財團利益的弱勢政府，因此面對資本家的阻擋時舉步維艱。中共推動香港威權統治不但會造成底層群眾的反彈，也會與香港資本家發生更大衝突，造成統治的內部矛盾，因為香港資本家不想失去現在的特權。

廿三條前哨戰

中共可能視現時的強烈抗議為重大挑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律師會代表時力撐修例，看起來中共已準備為修例強力背書。建制派則於4月16日發起“萬人撐修例大聯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鄭完成廿三條立法，現在更有消息稱人大準備直接就廿三條釋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權威”大受打擊，民主鬥爭的士氣大受鼓舞，廿三條立法會更加困難。這或許可以解釋林鄭現在“不再啟公眾諮詢，不做更多讓步”的強硬立場。

反對修例和洶湧而來的威權攻勢不能局限於立法會拉布。在建制派已全面控制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議會外的強大群眾運動，修例幾乎必然通過。

現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爭勢頭，召集公開會議，討論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重建民主運動，並討論採用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方式，挑戰整個威權統治和中共獨裁政權。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醫療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個案已增加至66人，僅僅4個月就打破過去11年的紀錄。現在已可以肯定出現第二輪傳播，疫情將持續下去。麻疹傳染性強，可造成肺部和腦部感染等嚴重的併發症。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資本主義醫療制度的嚴重漏洞。

輕視疫情

麻疹爆發“重災區”的香港國際機場，衛生署設立疫苗注射站，但接種疫苗諸多限制，例如必須未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者無麻疹抗體，但有員工曾接種3劑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種名額又限制每日500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當初有機場員工染病、出現群組爆發時，政府本應無條件為所有員工補種疫苗，以減少傳播機會。政府輕視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樣難辭其咎。多名機場員工出現病徵之後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對待（例如限制帶薪病假）有很大關係。在首宗機組人員確診麻疹後多天，國泰航空沒有發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無全面消毒。由於公司反應緩慢，國泰空服務員工會曾威脅集體請病假。

公共醫療崩潰

政府醫療開支長期嚴重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無論醫療人手、設施及藥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面對疫情爆發根本無法應付。今年財政預算也沒有實際改變。

本港醫院連最基本的隔離措施也為人垢病。本刊曾訪問一名前線護士，了解公立醫院的情況（第51期）。她指出醫院過份擠逼的情況已難以做到感染控制，言猶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沒有隔離的情況下於急症室等足9小時。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醫療

香港近年沒有麻疹的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也於2016年確認香港已成功中斷麻疹病毒於本地傳播。但本月出現了未曾外游或接觸確診患者的病人，帶來社區爆發的擔憂。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藥品被少數跨國大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離不開一場全球性的工人運動。只有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親資政府，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們才能制定出以需求為本的醫療服務，增加醫療開支、生產更多疫苗和設備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眾怒火開始沸騰

4月28日，超過13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2014年雨傘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扭轉了香港的政治局勢。這場遊行在11天內號召出來，已演變為一場挑戰整個林鄭政府的運動。

廿三條

起初溫和泛民曾對舉辦遊行猶豫不決，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對巨大群眾壓力，才使“民間人權陣線”成功發起這場遊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議有1.2萬人參加。在過去3年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中，溫和泛民鮮有動員群眾抗爭。這些所謂的民運領袖過去30年來，從未帶頭髮起眾運動去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在運動爆發時趕上尾班車，以免被群眾邊緣化。4月28日遊行中，溫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動的角色。

葉劉淑儀在遊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圖複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絕對不能撤回修例。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因50萬人上街而迫被下台。的確，逃犯條例修訂與廿三條可以相提比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向林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條，而林鄭對此猶豫不決，正是因為擔心重燃群眾民主鬥爭。

當年建制派遭遇歷史性挫敗，葉劉的言論表明，統治階級意識到反逃犯修例鬥爭的潛力可與零三年反廿三條相提並論，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以來，政治檢控和取締政黨，現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注一擲，更加寸步不讓。

包圍立法會

很多示威者認為僅僅遊行並不足夠的。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隊伍中發言，指出行動要升級，因為即使有13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就此讓步。這番言論在遊行中產生了相當的迴響。運動必須同樣堅定回應政府，我們絕不讓步！

但是，怎樣才能推進鬥爭？

民陣提出了包圍/占領立法會。我們支持這一行動，應該儘早行動。但就算這樣還不夠。鬥爭需要升級至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釋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鄭威權政權、贏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起點，可以想像群眾的迴響會有多麼熱烈。所以，現在應該一鼓作氣，立即號召罷工罷課，以免運動的士氣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而最近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革命中，罷工正是推翻獨裁政權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萬人上街後，建制派更加頑固地想要通過修例。林鄭已表示不會撤回修訂案。民主運動必須切實組織起來，表明群眾不會讓步。我們要將鬥爭升級，徹底打敗林鄭威權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層

近期媒體報導顯示，香港不但社會結構貧富懸殊，連一些宣稱提供“社會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機構（NGO）內部薪酬差距也極其“貧富懸殊”。

近期許多NGO的管理層被揭發享有高薪和巨額津貼，當中最高薪者為“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社服總主任，年薪高達275萬元！獲政府撥款6,600萬元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在2017年虧損逾130萬元，但20名高層的薪酬總共高達1,300萬元，占總開支的14%。

另外，32間NGO高層共獲發放788萬元的現金津貼，最高為保良局兩名總幹事，一共得到超過76萬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據公務員事務局NGO薪級表顯示，基層員工年薪頂點只得15萬6千餘元！以保良局為例，一名總幹事發放一次“津貼”就等於撈取一個基層員工超過兩年的薪金！有NGO基層員工說：“前線工作量有增無減。但永遠只是高層加巨額人工，員工就低過標準。”

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的失明工人收入極其微薄，據報導薪金最多僅為6000-8000元，甚至低見1000元。失明工人淪為被肆意盤剝的廉價勞動力。而《香港01》報導指上年度盲人輔導會內16名最高薪的員工就支取了1400萬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達160多萬。現在工廠計畫重建，這些工人又將被隨意解僱。

一眾宣稱“慈善”、“扶貧”、“非牟利”的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一方面肥上瘦下壓縮基層員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資助公帑與善款。

香港政府將安老、幼托、殘疾人援助乃至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外判與一眾NGO，變相私有化這些社會福利服務，而且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穩賺不賠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資助2,754個NGO單位，撥款167.475億元，但對這些NGO的監督睜一眼閉一眼，令每年資助的津貼撥款屢屢成為被高層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們主張把公共服務全面公有化（無論它們過去是被外判給NGO或是已被徹底私有化），置於社服工人和民主工會的民主管理之下，並且課徵富人稅，為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香港現在各項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為社服工人提供體面的收入和工作條件。

反對打壓許智鋒案　停止政治監控

3月底，法院裁決許智鋒搶手機案表證成立，許智鋒於4月1日出庭自辯。去年4月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期間，許智鋒在立會內搶走一名保安局職員的手機，被指控“不誠實使用電腦”、“普通襲擊”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現正準備受審。該職員屬於“全程監察小組”，負責記錄立會內議員行蹤。而建制派也承認該小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過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來拉布。這做法分明是操控議會丶侵犯議員私隱，而打壓許智鋒顯然是變相的政治檢控和打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案發當天的小組組長於3月底作供稱，事發後小組立即刪除了用於紀錄的Google試算表，但此前被搶手機中保存了數月的資料。政府顯然是有意隱瞞紀錄內容。此前許智鋒也曾說到，他見到手機中存有議員的詳細資料，懷疑並非只是為了點算人數，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監控

近年立法會被建制派全面操控，加上激進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溫和泛民並無意願抗爭，議會抗爭的力量不斷收窄。政府明顯要利用打擊許智鋒來進一步震懾議會抗爭，以圖清除議會僅餘的反對勢力。

許智鋒若被判監超過一個月，可以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罷免；如果被判監超過三個月，那麼五年內都不可以參加選舉。政府和建制派有意迴避被揭露出來的政治監控問題。

許智峰向來是民主黨之中比較站在抗爭的一人，雖然他在政治立場上還是傾向溫和泛民的立場，但多次的抗爭行動對民主黨領導來說是麻煩和負擔。去年事發後，民主黨領導立即向許智峰施壓，要求他召開記招公開作出道歉。該黨一直也沒有積極支持許智鋒，反而是較激進的民主派作為這場抗爭的核心。

“全程監察小組”是威權政府操控立法會的一部分，它並非正式部門，而是由各政府部門職員秘密組成（被搶手機的梁諾施正職為禁毒處行政主任）。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支“秘密部隊”的存在。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由基層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小組的全部活動、紀錄資料和經費來源，徹底公開政府的政治監控內幕，並立即停止相關行動。我們要求無條件撤銷對許智鋒的控罪。同時也需要在立法會和法院外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反擊新的威權攻勢。

國歌法即將通過　思想警察監控全城

國歌法預計將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去年，政府可能因為擔心群眾情緒的反衝，再加上為了迅速通過一地兩檢，而推遲國歌法立法。現在則打算在7月前通過國歌法和修訂逃犯條例兩項惡法，說明威權攻勢變本加厲。

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所說，議員若“侮辱”國歌，將不受特權法保護其言論自由。可以預見不尊重國歌的議會也會受到取消資格的威脅。這是議員宣示儀式播放國歌之後又一操控立法會的做法。侮辱國歌的檢控期長達2年，將造成被秋後算賬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開發布噓國歌的影像片段均屬違法，而且呼籲其他人杯葛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呼籲球迷在國歌播放結束之後才入場）亦可能被控煽惑。這些都旨在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被質問國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學校教導“愛共產黨”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閃爍其詞，國歌法作為洗腦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思想警察

國歌法還有相當多模糊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國歌的場合里，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但工作人員會否受條例規範，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至於如果有人表現出不屑表情或搖晃身體，是否屬於不莊重，

政府的回應強調“按常識理解”，這正正是極權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謂常識任由統治者自己定義，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任意羅織罪名。

中共通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國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開了“立法後門”，再次衝擊香港司法機關。

抵抗威權攻勢

現在部分泛民在立法會內試圖通過拉布阻撓國歌法。議會鬥爭固然重要，但林鄭政府和已經控制立法會的建制派正展開更猛烈的威權攻勢，更何況此前民主派議會召集人毛孟靜已經表示泛民“原則上不反對”國歌丶只是反對“刑事化”，若僅依靠議會拉布，國歌法通過已成定局。

現在需要將反國歌法和反修訂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權鬥爭連結起來，建設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討論用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鬥爭方式反抗整個不民主制度，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聯繫到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抗爭，對抗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與之勾結的富豪專政。

加入全球抗爭浪潮 反抗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

2019年全球群眾運動風起雲湧。3月8日國際婦女節，許多國家舉行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反抗父權資本主義壓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個國際150萬學生和年輕人參加反氣候變化罷課。社會主義行動介入這些運動，指出運動需要反對資本主義，並提出將鬥爭升級的方法。

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10日，我們聯合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和其他社運團體舉行了國際婦女節遊行。作為香港唯一的國際婦女節示威，我們打出“將#MeToo運動帶上街頭”的口號，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要求取消對外勞的種種不公制度和殘酷剝削，實現本外勞平等待遇和團結抗爭。我們也特別要求中共政府釋放中國的女權工運分子，呼籲中港群眾聯合反抗中共獨裁統治和習近平政權大肆鼓吹的父權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們還於3月6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非常的公開講座，反響非常熱烈。我們邀請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社會主義行動在愛爾蘭的姊妹組織）、愛爾蘭國會議員Ruth Coppinger介紹愛爾蘭女權運動的成果經驗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氣候罷課

3月15日，香港舉行了傘運以來的第一場罷課行動。主要來自國際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加入全球200多個城市的反氣候變化抗議。我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得到許多抗議學生和家長的贊同與歡迎。當晚以及4月11日，我們分別在理大和中大舉辦公開討論會，解釋為什麼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終結資本主義，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和工人參加氣候行動，對抗危機。我們在台灣的姊妹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行動舉辦的講座吸引到台外學生和工人，許多參與者踴躍提問發言。

社會主義行動努力在香港建設一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參加所有鬥爭，並嘗試將這些鬥爭聯繫起來，建設更強大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我們將香港的鬥爭和國際群眾運動聯結起來，合力對抗造成貧窮、壓迫、專制以及其他種種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想要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眾的團結行動。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議會再次政變！抵抗送中惡法　行動需要升級

在4月28日13萬人遊行後，政府立場顯得更為強硬，企圖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連立法會行政機器也已公然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見今次威權攻勢來勢洶洶，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式！民陣號召5月10日在金鐘政總外集會，抵抗建制派操控立法會。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響應！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應該儘快開始，更需要政治罷工罷課一天，重建群眾性、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涂謹申根據議事規則主持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制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裡自導自演通過一份“指引”，由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會議。這是一場小政變，也是為建制派進一步操控立法會打開先例。這種做法明顯違反議事規則，但卻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制派議員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開法案委員會並選出民主黨涂謹申為委員會主席。然而立法會秘書處明顯站在建制派一方，杯葛當場會議。建制派議員稱他們會在5月10日召開自己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因此，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鬥爭和打壓將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會嘗試通過司法途徑（例如禁制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制派的非法會議。但建制派掌握著議會多數以及秘書處，因此單靠司法上的鬥爭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況法院已經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現在建制派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手法粗暴，不排除會直接將法案提交至大會，只要建制議員做舉手機器就可通過。群眾運動迫切需要動員起來抵抗，並將行動升級至罷工，才有足夠力量抵抗這條惡法。

通過近年來的政治清洗，建制派已占直選議席多數，控制整個立法會，無論誰主持會議，法案最終也會通過。但建制派更要牢牢操控審議程序，確保修例可以迅速通過。因為他們害怕泛民會拉布拖延法案審議，而立法會的辯論平台將會動員大批群眾。

立法會秘書處的偽中立被揭露出來，激起群眾憤怒。最近，有已辭職的前立法會保安召開記者會，揭露秘書處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報書上填寫自己屬於“黃”還是“藍”的。當她拒絕表態後受到上司的針對和打壓，以至她在今年較早不忍壓力辭職。她也被要求不可以與一些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交談。

中美衝突的因素

林鄭也面對資產階級中的一些派別反對，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和香港較小的資本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去年年底的僭建醜聞，為免引起民情反彈，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後，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作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勢嚴峻，連鄭若驊也要開腔表態。

由於中美衝突持續升溫，甚至有可能談判破裂，美國加強利用人權、民主的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談判籌碼。美方甚至發出威脅，指逃犯條例有可能令香港捲入中美貿易戰。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支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等中共資本輸出政策，但特別是在中美談判重新陷入危機時，他們擔心自己像華為孟晚舟那樣成為中美衝突的犧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內地經商時，行賄以及洗黑錢可謂常態，故此他們擔心引渡條例會威脅他們。另外，在轉向親美的蔡政府統治下，台灣行政院陸委會更表示，即使香港通過法案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回台灣，明顯與林鄭作對。

有一種說法指，逃犯條例並非中共交給林鄭的政治任務，而似乎是林鄭為取悅中共、減緩為廿三條立法的壓力。因此推論林鄭有機會撤回修例。然而，不管這是否事實，現在事態發展而令逃犯修例變成廿三條立法的預演。林鄭認為如果今次修例失敗，未來更難推動其他打壓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並不會因為大規模上街而讓步，除非行動升級至威脅政府的統治。

鬥爭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圍立法會，都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給中共、林鄭和支持修例的大財團造成最大打擊。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必須汲取過往失敗的教訓。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

民陣希望將六四連繫至反逃犯條例，並藉著六四三十周年的大台，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參與反逃犯條例的鬥爭。如果真的如此，可說是大大改變了支聯會領導的一貫做法。溫和保守的支聯會過去都想限制六四集會為純粹的悼念，而不想與今天的鬥爭連繫起來。

然而，觀乎現在形勢的迅速發展，不排除建制派會在六四前已經通過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儘快動員群眾，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包括發動罷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積極宣傳罷工作為鬥爭升級的方案。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新起點，將可以成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跳板。

數千人再集會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動升級

民主派和建制派將於5月11日分別召開各自的修訂逃犯條例會議，雙方發生發生衝突。10日晚超過，1000名反修例抗議者在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修訂案和林鄭下台。由於建制派和立法會秘書處的“政變”，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形勢十分緊張。為防止會議受阻，多名民主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會議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指泛民議員反送中惡法的論點都是“廢話”。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台上發言時表示， 保皇黨無視白紙黑字的議事規則，政府官員做人肉錄音機， 泛民議員上台發言，故決定今日發起集會，向政府和保皇黨表明香港人會“企硬”。工黨張超雄提到台灣當局表明即使“送中”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可見港府修法只是為了政治打壓。

社民連梁國雄號召反修例者參加六四晚會，“逼爆維園”。如果六四晚會除了只是悼念死難者外，也能連繫至今天的群眾鬥爭，將會是一個進步。 六四晚會可以成為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台，但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由少數人控制大台。

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中宣傳鬥爭需要升級，需要政治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和打敗威權統治，得到許多抗議者認同。群眾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個能夠指明鬥爭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領導。集會示威不足以打敗來勢洶洶的專制打壓。如果泛民領袖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可以得到強烈反響，成為重建新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起點。

但是，鑑於政府的強硬立場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制派會在六四前通過修例。因此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動員群眾，召集公開會議，在工作場所丶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討論如何將鬥爭升級和考慮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手段。我們的運動要向林鄭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反擊！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制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制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裡里，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牆”，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裡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裡，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制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鬆媒體管制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繫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制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儘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儘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制，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制。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制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制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台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制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制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採樣和強制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儘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急劇升級，這波衝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制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採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採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干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儘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污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儘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釐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香港百萬人遊行 需要政治罷工

6月9日，1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人數創下1997主權移交以來的最高紀錄（只有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示威才能與之媲美），展現出巨大民憤。香港的“抗議文化”由來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遊行，將抗議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現在深陷政府危機和群眾抗議。林鄭政府愚蠢固執至極，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眾運動。從雨傘運動失敗至今還不到5年。

林鄭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讓中共獨裁政權能夠“合法”綁架身處香港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只是途經香港機場的人）。中國沒有公平審訊，99%的判罪是基於口供而非客觀證據。香港幾十年的群眾鬥爭才爭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權利，而且在過去幾年已被嚴重破壞，而送中條例是迄今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最大攻擊。

2014年，雨傘革命創下大城市群眾占領運動的世界最長紀錄（79日），至今沒有被打破，但因沒有前進方向、精疲力竭而失敗。自那之後，反革命和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占了上風。

所以，6月9日的遊行相當於“決堤”，群眾怒火一下子洶湧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緒和過去的群眾抗議有多方面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複，反送中運動也不是從零開始。群眾毅然上街，儘管許多人都知道政府不會撤回法案。

事實也已證明政府會採取強硬立場。在遊行當晚，在仍有數千示威者尚未抵達終點的時候，林鄭就宣布仍會在6月12日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遊行之後，政府的立場愈發強硬，緊張局勢一再升級，因為中共和林鄭如果不能如願通過送中條例，其統治將遭受嚴重打擊。林鄭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不過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而且通過清洗立法會和禁止反對派參選，建制派有足夠票數通過送中條例，更何況林鄭背後還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經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國安立法。但顯然今次不會是2003年的簡單重演。

反廿三條運動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而林鄭受群眾憎恨之深更甚於董建華。過去16年的政治鬥爭令港府權威千瘡百孔，但林鄭卻加力推動送中條例，因為她害怕如果放棄修例，政府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眾對中共獨裁政權的恐懼將大大削弱。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中共都是以“無敵”形象和群眾的恐懼作為關鍵的統治工具。

69遊行之後，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讓步”，但另一方面卻將立法會表決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制派議員對香港《南華早報》說，政府認為以強硬立場嚇退群眾運動是目前損失最小的方案。親中共的資產階級建制感覺自己已經無法回頭：既然已經遭受損失，不如現在想通過條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會被群眾壓力撼動。

反送中鬥爭也和中美衝突交織在一起。中美衝突正從貿易戰和科技戰迅速升級成全面的地緣戰略角力。外國公司已經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誰的主意？

是林鄭政府自己發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觀望。林鄭迫切想要討好習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擋其他親中派系的壓力，以拖延廿三條立法。林鄭明白，雖然民主鬥爭在過去5年遭受諸多挫折，但如果重啟廿三條立法，可能會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但她最終還是扮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送中條例同樣激起強烈的群眾怒火。可見政府的愚蠢上了一個新台階，而且林鄭已註定無法連任。看起來中共要等更長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任兩屆的特首，儘管實際上特首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一個僅1200人的委員會“選”出的。

送中條例激起的群眾抗議令建制派內的分歧愈發嚴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制派，讓他們支持林鄭修例。從此時開始，中共和習近平就已經和修例掛上了鈎，既不能繼續袖手旁觀，也不能容忍修例失敗。

獨裁的“好處”和“壞處”

中國一句諺語說：“天高皇帝遠”。內鬥是中國獨裁制度的固有成分。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衝突。中國許多省份的經濟規模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也是為了壓制政權內強大的離心力。

所以，在送中條例問題上，習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為群眾壓力而退卻，將立即激化現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且還會鼓舞中國的群眾鬥爭。現在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強烈。

這也突顯出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之間的區別。過去10多年，中共不禁覺得保持高壓統治是正確的，而且還大大收緊管控，因為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例如英國政府搖搖欲墜、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冒起、以及其他嚴重問題。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強化威權統治的做法得到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欣賞。

但是中國的體制缺乏靈活性，不像資產階級民主制有許多政治“安全閥”來釋放群眾壓力。面對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經常利用選舉來平息或誤導群眾鬥爭，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來爭取時間，儘管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資產階級的喘息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中共威權體制愈發陷入一個死循環，它只能不斷加強鎮壓和強硬統治，例如新疆關押過百萬人的集中營和香港變本加厲的政治打壓。當然，到了某個時間，不斷升級的鎮壓必將引爆社會抗爭。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劇烈的社會動盪將會持續幾日乃至幾個星期。

中國和台灣的關係顯然也是上述狀況。中共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但大多數台灣人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中台關係的影響也已變得非常重大，因為台灣已經成為中美衝突的關鍵棋子。

香港現在的政治危機正對台灣造成重大影響。明年今年1月台灣將舉行總統選舉。這將是解嚴30年來最兩極化的大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眾抗議，並利用香港局勢攻擊中共政權和國民黨。

習近平對香港採取強硬立場，導致中共不僅沒能從經濟和政治上拉攏台灣、削弱民進黨和蔡英文，反而令台灣人民更加排斥中共。習近平不得不對台灣採取更加強硬的言論和軍事威脅，而這又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罷工呼籲是轉折點

香港的局勢發展非常快。6月4日，18萬人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晚會。5天之後，1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和林鄭政府。政府沒有做出讓步，反而更加強硬，暗示要進一步打壓民主派，令局勢大幅激化，反送中鬥爭進入緊要關頭。

69遊行之後不到24小時，就有許多小商戶、藝術家、社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罷工號召。一天之後，3000名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個教師工會）發動罷工。航空公司雇員也發起同樣的聯署。巴士司機宣布怠工行動。學生和其他許多團結也開始討論罷工、罷課、罷市。

儘管罷工對於希臘、法國、韓國等國家來說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但對於香港來說則是歷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群眾政治覺醒，民主鬥爭才是採用一個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運動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現在這一直是香港群眾鬥爭的致命弱點。

民間人權陣線號召在6月17日舉行一日罷工、罷課、罷市。這是必要的一步，我們對此非常歡迎。如果民陣堅定地向這一方向邁進，並進行真正的組織和準備，那麼三罷的號召能夠得到巨大迴響，而且會成為鬥爭的轉折點。

如果堅定地組織和領導罷工，不再只是跟在群眾鬥爭後面，那麼親民主的職工盟有機會在鬥爭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儘管香港工人缺乏組織和經驗，而且工會參與率低，但是昂揚的鬥志可以推動工人在職場建立罷工委員會、召開罷工會議、加入或建立工會。

雨傘運動沒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讓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討論過罷工。這是嚴重的弱點。從反送中鬥爭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呼籲全港政治罷工，因為中港政權將自己的權威押在送中條例上，要想打敗他們必須要有大規模政治罷工。

在69遊行中，我們在橫幅和演講中呼籲罷工罷課，並為此派發了1萬份傳單。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個呼籲罷工罷課的組織。現在罷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眾，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與民主鬥爭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香港工人運動來說，反對壓迫性法律、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鬥爭也關繫到中國大陸支持新興工人運動和反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的鬥爭。

過去30多年，香港民主鬥爭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階級”運動。參加群眾抗議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掌控運動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與他們觀念類似的一眾NGO。這些運動領導本身組織規模比較小、自我封閉、沒有真正的內部架構、而且主張去政治化的路線。香港民主鬥爭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領導無法為運動提供真正的領導。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民主運動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萬人大遊行時工會橫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領導人（例如職工盟）只會跟在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的後面，不去為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而戰。

這更突顯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份子能夠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第一次考慮採取罷工的情況。開始將罷工作為武器，是群眾意識的決定性轉變，我們對此做出了貢獻。

一些宗派主義團體拒絕參加民主鬥爭，因為他們認為這無關工人的利益。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介入民主鬥爭，努力發揮重要作用，同運動最激進的成員建立聯繫並為我們的綱領而戰。我們主張將戰鬥性的民主訴求聯繫到終結資本主義、施行社會主義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香港這一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危機。

根據樂施會的報告，在林鄭治下，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到45年來最嚴重的程度。香港資產階級不支持民主訴求，因為這個威權體制就是在保護他們的利潤，保持極低的稅率，抵擋“邪惡的福利主義”。

自9前成立以來，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所有民主鬥爭。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包括罷工），並解釋需要怎樣的鬥爭才能打敗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後的中共獨裁政權。我們也明確指出泛民領導人政治軟弱、沒有戰鬥性的戰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眾對送中惡法的怒火，一直落後於群眾運動。他們依附於資本主義，看不到資本主義正是港中實現民主權利的一大阻礙。所以他們總是猶豫不定，害怕群眾鬥爭激進化、脫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罷工罷課罷市，但是他們並沒有領導和組織三罷，只是迫於群眾壓力而做出敷衍。

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現今中共政權和傀儡港府面臨多重危機。如送中條例一樣，許多危機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回應挑戰的策略是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因此現在香港和中國都在醞釀爆炸性的緊張局勢。

今天香港群眾討論以罷工對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著群眾鬥爭進入了歷史性的新階段。無論未來鬥爭進展如何，現在關於罷工的討論都會帶來重大影響。香港群眾鬥爭應該採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是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近幾年本土派思想令這種狀態更加嚴重），聯結到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面臨著更加殘酷的鎮壓，但也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有一個新的工人政黨領導中港工人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清晰的綱領將革命的民主訴求聯繫到徹底終結資本主義，那麼獨裁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譴責警察開槍殺人!

林鄭執意推進送中惡法，數萬名示威者占領金鐘, 罷課罷工。警察盡顯政權鷹犬本色，動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暴力襲擊和平示威者, 令學生頭破血流。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惡法，林鄭下台！

現在我們已迫使立法會大會推遲，可說是小勝利！但要消滅送中惡法，罷課罷工要擴大起來，全面癱瘓經濟, 讓林鄭看到勞動者才是社會的主人！

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占領不能拖長時間，現在需要進一步將行動升級! 罷課的同學要回到學校號召老師同學罷課，罷工者請立即號召同事加入罷工，並一同出來參與示威。請在學校和職場組織罷課罷工委員會，大力宣傳！

占領運動需要建立民主的防衛委員會，更有組織地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占領行動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和問責制度，民選的行動委員會，讓所有參與者民主決策，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領和三罷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泛民領導人沒有提供過領導，只是跟在群眾後面。我們的運動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具戰鬥力的政治領導！

今天的鬥爭已比傘運再升一個層次。我們要持續升級，直至撤回惡法，林鄭下台！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眾

香港警察首次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動用前所未見的極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傘運動2.0的爆發。林鄭將示威的年輕人定性為“暴徒”，企圖利用暴動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們需要持續的運動，捍衛612行動中勇敢、和平及有紀律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憤怒已到臨界點，政府無視103萬人上街反送中，已經完全沒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獨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因此不能允許我們有勝利。而且在中美衝突下，習近平視推動送中惡法為國家層面的任務，因此會更加強硬執行。香港群眾已經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單靠抗議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群眾自發的罷工罷市行動，已經令鬥爭升級至新的階段。

政治罷工

現在部分行業正在討論需要罷課罷工。罷工將可以大大改變香港群眾鬥爭的面貌。雨傘運動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罷工，是當時的一大弱點。政府可以無視百萬大遊行甚至占領，但當經濟被癱瘓、社會運作停擺時，政府的統治會受到更大威脅，而勞動群眾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從鬥爭開始一直倡議政治罷工。我們是在六九大遊行里唯一個組織主張罷工反惡法。慶幸現在罷工的想法得到了群眾的響應。

過往多數人覺得在香港發起罷工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但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踏出第一步。現時自發的罷工開拓了行動升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發日後更有組織的罷工運動。

罷工要組織起來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而需要組織起來。現時圍繞罷工的討論可以作為開始，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但如果罷工真的要有實力，就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一方面，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面推動罷工。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反送中罷工委員會”，發起聯署、召開大會、進行罷工投票。

為了向真正的罷工邁進，需要有組織的領導。我們認為民陣、職工盟和教協立即召開罷工大會，邀請職場、工會、學校和各政團派出代表參加，決定何時及如何組織罷工，制訂真正罷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罷工得以有效組織起來，將會向林鄭政權發出嚴重警告，更大規模及更持久的罷工將會陸續月來，直至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鬥爭甚至可以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響應，動搖中共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撤回送中惡法，打倒林鄭殺人政權

跛腳林鄭還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令整個地區都大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報《進攻報》就此採訪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規模創下香港歷史新紀錄。6月9日100萬人上街；然後到了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遊行人數超過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中國，這場運動的意義都非常重大。”

港府讓步有多大意義？

“政府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紐約時報》說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之後最大的政治敗退。習近平過去被視為‘無敵強人’,所以今次讓步是一個轉捩點。

“中共獨裁政權說送中條例是林鄭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許的確如此，但林鄭一定得到中共的許可，否則港府絕不敢這麼做。同樣，現在林鄭做出讓步暫緩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等中共高官趕赴深圳，會見林鄭等港府官員，要求他們讓步，以解決眼前的危機。”

群眾反應如何？

“群眾認為政府的讓步太少、太遲。林鄭政府深受憎恨，絲毫得不到群眾信任。為了推動送中條例，政府散布謊言。6月12日，當7萬名學生和青年包圍立法會時，政府甚至採取令人髮指的警察暴力、槍擊示威者。群眾擔心政府再耍陰謀詭計，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條例。

“6月12日早上6點，大批年輕人占領了立法會周圍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誤判了形勢。數萬名示威者通過社交媒體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工具組織行動。因此當天Telegram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駭客攻擊。

“年輕人的鬥志令統治精英大為震驚。《南華早報》新聞主編寫到：‘年輕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彈，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有何不同？

“反送中運動從傘運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2014年雨傘運動沒有贏得任何成果就結束了。自那之後的4年裡，港府採取猛烈的政治打壓，中共獨裁政權加強對香港政治制度的控制。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現像傘運那樣的占領局面，因此決定開始鎮壓。警方當天發射的催淚彈多過傘運79日的總數。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兩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擊中頭部，另外兩人身受致命重傷。警方還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彈。上述武器都是在傘運之後購入的，但是沒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為可以用武力嚇退年輕示威者和整場運動，但是年輕人奮勇抵抗，反過來嚇倒了統治精英（更何況在那之前不久才剛剛有100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中共才決定讓步。

“中共獨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對抗，無力同時應對這麼大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們想要通過些許讓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但是不僅沒能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拒絕撤回條例和為警察暴力辯護，令群眾更為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抗議。”

未來局勢將會如何？

“現在群眾正在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政府必須完全撤回條例。今天（6月18日）林鄭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後，林鄭每天都在‘道歉’。但是這些所謂的道歉沒有任何新的讓步，只是一再重複過去的空話。林鄭是天主教徒，‘道歉’對她來說就像去教堂懺悔。也許上帝會原諒她，但人民不會原諒。

“她沒有說會撤回條例，也沒有說會辭職。實際上，無論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會允許她這麼做。

“暫緩修例還不足以平息民憤，所以現在中共和港府想要採用拖延戰術，消耗運動的精力，從而避免做出更大讓步。

“即便只是‘暫緩’也已大大打擊習近平獨裁政權的權威，如果撤回條例而且讓林鄭下台，會是中共的大潰敗。對於中共來說，迫於群眾運動而讓步，是最危險的事，因為這不僅會鼓舞香港民主運動，而且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

“由於中共不會滿足群眾的要求，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星期一，民主黨林卓廷在集會上發言說現在運動對政府是應了‘5比0’，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群眾行動，結果被在場示威者喝倒采。群眾不接受政府現在的讓步，他們認為還沒有贏得勝利。”

為什麼林鄭不辭職？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個代理人嗎？

“林鄭現在不過是行屍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台，否則中共自己會大難臨頭。香港不是民主國家，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大富豪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員會‘選’出來的。特首‘選舉’完全受中共操控。

“這些精英選民把票投給誰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資產階級鍾意這種制度，因為他們只不過放棄些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就可以得到中共關照，在中港得到各種特權和豐厚的商業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中國工人群眾，不讓他們組織起來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所以社會主義者主張爭取民主、反對威權制度的鬥爭也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權力。

“中共不想在發生這麼大的群眾運動的時候舉行特首‘選舉’。雖然現在群眾還不清楚如何才能贏得勝利，但是當前局勢已帶有前革命特徵，如果此時舉行‘選舉’，可能會刺激群眾運動進而要求真普選，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做出更多讓步，所以鬥爭很可能繼續升級。”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如何介入這場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投入運動。而且，直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都只有我們呼籲政治罷工。為了宣傳全港一日政治罷工，我們派發了25,000份傳單，並在橫幅、雜誌和演說中強調這一主張，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迴響。

“從1920年代之後，香港就沒有過政治總罷工，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遺忘的工人傳統鬥爭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為運動不能停滯。這場激動人心的運動必須迅速找到能夠徹底打敗獨裁政權的方法和綱領。如果群眾運動錯失機會，中共將‘反攻倒算’。”

反送中鬥爭如何向前走？

林鄭月娥今天在記者會“道歉”，完全沒有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政府死不跪低，明顯是聽命令中共，不可以讓民主運動有一次徹底的勝利。現在我們要組織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對付中共拖延戰術。所以，我們也要串聯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他們與我們有共同敵人，一起反對中共政權和財團專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運動勝利會鼓舞士氣，以致提出真普選等進一步的訴求，甚至令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威脅整個中共政權和財團專制的統治。我們要習近平這個惡夢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內部嚴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許林鄭作更大讓步。我們距離成功還差一段直路。運動應一鼓作氣，持續升級，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戰術消耗。至今運動沒有領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壓制運動的擴張和激進化。但單靠自發運動是不足以應付中共這個強而有組織的國家機關。時間長了運動就需要明確的決策，因此運動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架構，為運動提供方向。在當下形勢，組織起來，制訂行動升級的計劃，是成敗關鍵。

現在單靠示威和占領並非可行策略，記得五年前的雨傘運動里，我們在占領馬路後讓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斷受到黑警和黑社會攻擊，加上媒體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轉。當運動進入更複雜的局面，在沒有清晰網領和明確領導的情況下，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和內耗，最終失敗收場。

行動升級的方向應該要罷課罷工。現在我們要組織罷課罷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職工盟和民陣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罷工，然後在群眾的期望和壓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於欠缺組織和準備，很多工人在雇主壓力下只能個別請假，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仍未發生。個人行動恐怕難收成效，消耗罷工這一策略。團結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體行動，運動才能向前走。

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香港財團向來為專制政府護航，不民主的制度正正保障他們的低稅率、壟斷地位和暴利。

現在反送中運動要制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6月28日。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心全力動員罷工，不應再猶豫不決。此外，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罷工委員會”，串聯起來。職工盟和民陣可以徵召義工，擴大人力資源，動員群眾在大型職場派發傳單，推動工會行動。路是人行出來的！

反送中運動要成為2003年反廿三條以來最大的勝利！經過了四年的打壓，從DQ立法會議員、政治檢控示威者、推動國歌法，我們的鬥爭終於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們說過“We will be back!”，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雙倍奉還給統治者，奪回雙普選，打倒獨裁政府和財團專制。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不撤回、不罷休，林鄭下台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嚴懲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停止清算罷課教師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建立罷工委員會，阻止解僱罷工工人
串聯中港兩地工運，打倒中共專政，打倒富豪專政

G20峰會要行動升級　6月28日再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反送中運動把握G20峰會的機會將行動升級，例如在6月28日發動罷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注意，藉以向習近平和中共施壓。將G20峰會作為鬥爭平台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G20峰會上的各國政府是我們的盟友，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政府也在壓迫本國人民，他們反而和習近平與林鄭更契合。

反送中運動若要勝利，就先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參與G20的各國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國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樣代表各地的大財團和權貴，當中不乏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殺，而且公開稱讚習近平和普京的鐵腕統治；巴西爆發數百萬人示威，反對總統博索納羅打擊退休保障，與香港一樣遭到催淚彈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現正全面封鎖一人以上的集會；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去年下令處死異見記者卡舒吉。沙特軍隊介入也門戰爭、屠殺平民，他們的武器正是來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納羅和薩勒曼都是美國政府的盟友。

各國政府首腦關注的是自己國家的財團和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權利。基本上，他們對林鄭“暫緩”方案感到滿意，想儘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會不穩而影響他們的營商利益。

這種國家過往都中港的民主問題緘默不言，只顧與中國進行經貿來往。最近由於中美衝突升溫，美國才高舉所謂“人權”、“民主”旗幟，向中國施壓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特朗普已經講過，香港示威者與林鄭會“解決問題”（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腦不會G20峰會上提起香港問題，以免觸怒習近平。就算他們提出香港問題，也只是將香港當作大國博弈的棋子，想要藉此迫使習近平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決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權鎮壓。

真正的國際團結只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會分子、工人組織、青年和學生，因為他們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樣的邪惡政權，像我們一樣為民主權利而戰。我們要將行動升級，推動真正的罷工，向中共政府施壓。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

中共和威權港府害怕現在的群眾運動繼續壯大，進而反對地產霸權和東大嶼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極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增加公共醫療和教育資源。香港房價對年輕人來說遙不可及。現時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比2010年還要低。港府只顧和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在公共支出上極為吝嗇，令公共服務體系早已千瘡百孔。而且，反送中運動需要真正的群眾罷工，也體現出建設更為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它們也是反對親富人政策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和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挑戰資本主義富豪統治。

香港：將腐敗港鐵民主公營！

醜聞纏身的港鐵於6月30日再度加價，加幅達3.3%！這是根據所謂“可加可減機制”下的最高容許的封頂加幅，但港鐵票價從來是只加不減。每程車票加幅最多達$2，對於生活離不開公共運輸的基層民眾來說，可謂百上加斤。港鐵自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加價，只有2017年曾凍結票價一年。短短9年間，累計增幅已經達33%！

所謂的“可加可減機制”，是與社會的通脹物價掛勾計算的，理論上在社會嚴重通縮情況下會減價。然而，由於消費物價指數都會包含如港鐵、巴士公司等公共事業的價格，公共事業的收費亦會影響到物價指數。因此港鐵加價，就會推高物價指數，而港鐵就會根據機制進一步加價，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011年來，港鐵盈利從未少過100億。2018年，港鐵總盈利為160億，就算扣除物業地產業務，盈利仍然高達113億元，比去年增加7%。港鐵高層壓榨民脂民膏和基層工人，大筆財富流入高管和禮頓這類黑心建築商的銀包，卻給群眾留下一連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線醜聞

沙中線的醜聞仍未落幕，反而越調查越揭發更多問題。而且調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車，為了港鐵的利潤而置乘客生命安全於不顧。在紅磡站，禮頓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門基利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鋼筋與螺絲帽，鋼筋最多只可扭入螺絲帽約兩、三圈，導致隧道連接縫滲水。港鐵和禮頓最遲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問題，但港鐵卻從未展開調查和糾正，禮頓工程師則告訴工人“扭得幾多就扭”。

在醜聞爆發之初，雖然整個項目多個車站出現問題，但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只允許有限度地調查紅磡站月台建築以及剪短鋼筋的問題。後來紅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紀錄缺失，更有設計被擅自改動等醜聞，政府才被迫擴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重啟調查。

然而就連最初揭露醜聞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開聲明不相信單憑調查委員會便能查明真相，並質疑中期報告所信納的文件有誤。中科更稱事件仍有三大疑點未解決：車站結構設計、螺絲帽使用數目及南北線月台涉嫌以“不正規方式”建造。顯然，沙中線現時已爆出的腐敗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由於港鐵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實際成了“獨立王國”，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受社會大眾的民主監督。可見，港鐵私營化後，非但沒有如資本主義評論員聲稱所謂改善“服務質素”，更讓其變成一個謀取暴利、瘋狂加價、剝削工人、腐敗的吸血巨獸。

港鐵工人抗議

港鐵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員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鐵工會發起抗議行動，指責公司“高層發大財、基層做到呆”、“漠視年資、變相減薪”，要求根據生產力指數及今年通脹率至少加薪8%並改善員工福利。根據工會聲明，現時工資水平無法吸引新人留職，令人手長期不足，但列車班次及各項服務有增無減，令員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樣是由港鐵公司營運的高鐵，於3月底突然解僱了200名外判員工。工人發起了靜坐行動，斥港鐵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棄”。涉事的外判公司“國際永勝”，負責高鐵的車站助理、車上服務員、客務中心、內部會計等服務。據員工估計，裁員是因為高鐵的載客量不足。

事實上，2000年港鐵上市時定明如果公司發展新鐵路項目如果未能達至一定的商業回報率，政府便會資助港鐵。因此，港鐵的生意根本是穩賺不賠。換句話說，由民眾出資的大白象基建，賺錢時歸財團，虧本時卻要讓基層市民及工人買單，足見公共事業私營化對勞動大眾根本毫無益處。

因此，我們需要將港鐵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透過港鐵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民主管控，我們可以監督企業的票價、工程、甚至沿線土地的發展，確保所有勞動大眾都可以得到廉宜而優質的基本社會服務，並廢除外判制等剝削制度，提高工人薪資和福利待遇，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壟斷！

香港：幼兒園教師承受高工時、大壓力

教聯會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揭示出幼稚園教師的惡劣工作條件。45%受訪者表示每周工時達61小時或以上，甚至遠高於香港每周平均工時52小時。五分之一更表示達 71小時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師的薪資少得可憐。按照免費幼教計劃的規定計算，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半日制幼稚園教師每月僅基本只獲得約18,000元，尚未達到政府建議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費幼教學額為半日制。

如此長的工時，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資金過少導致幼師人手短缺。由於工作過於勞累，再加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薪資，2018/19學年幼師流失率高達12.3%，創近年新高，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服務部門人手短缺已成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才剛剛因為壓力爆煲而舉行抗議。港府在學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產總值的0.17%，是經合組織中(OECD)其中一個最少的。歐盟顧問建議各地政府的支出應最少為1%。香港的各項幼兒教育發展指標均列經合組織之末，政府難辭其咎。

政府從2017年開始施行免費幼教計畫，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但免費幼教計畫導致教師需處理大量額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園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為加長教師工時的直接原因之一。過半數受訪幼師表示，施行免費幼教計畫之後，其教學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師極度勞累、資深教師不斷流失的狀態下，顯然難以維繫教學質素。而且在免費幼教計畫下，真正免費的大部分只是半日制幼稚園，愈來愈大需求的全日制的學童們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數約7,900元的學費。

為了解決幼師長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同時為全港所有兒童提供優質的幼托服務，我們要求把幼稚園全面公有化，由教師、家長和工會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在提高幼師薪資的同時立即實行8小時工作制。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建設具戰鬥性而民主的教師工會和工人政黨，對抗這個只顧和地產商、財團利益輸送，無視基層群眾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縱容工時殺人

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被追問，要有多少人過勞死政府才會推動標準工時，羅致光竟然回應說“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羅致光還說，政府要花3年時間去研究是否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親資政府只會考慮資本家的利潤！

立法會最新數據顯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過百人在工作中離世，當中極有可能涉及過勞。政府更本是縱容工時殺人，草菅人命。

過勞死

年初，一名64歲的工人為養家身兼數職，下班之後又要再趕往另一份工作，為節省車資和時間在海邊長椅休息，結果一睡不起。3月，瑪嘉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說：“佢身體一路都唔好，成日話醫院壓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話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點、2點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約晚上10點11點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稱要“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至今已整整過去六年還是白紙一張，而且標準一降再降，從“標準工時”鬼鬼祟祟的改頭換面成“合約工時”，有意不就工時規管進行立法。

近期中國程序員發起反對996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網絡抗議，大批飽受996之苦的工人紛紛聲討所屬公司的剝削壓榨，展示出工人抗爭的巨大潛力。

我們要求立即落實最高工時每周40小時制度（包括外勞），並大幅調升最低工資，保證工人在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享受8小時工作制。現時林鄭政府因送中條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設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性工會運動和工人政黨，提出針對冷血富豪權貴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我們能夠贏得8小時工作制，並打破整個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威權制度。

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7月1日的大遊行及占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已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衝擊事件改變了局面。儘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衝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制派會利用立法會衝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採取衝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周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衝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採取這種無計劃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藉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衝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採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採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儘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衝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台），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周沒有開會。建制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台？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台了。可是在香港，儘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麼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台，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裡，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占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台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這意味著，軍事干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里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藉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里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著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制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衝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周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衝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採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複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複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里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台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制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制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儘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裡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儘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麼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麼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儘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劃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僱。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採取這種措施。但是採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份，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儘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台，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儘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制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麼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繫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麼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複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衝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衝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衝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衝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讚。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衝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划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凌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麼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劃，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台灣學生和青年占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占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麼（《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裡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台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衝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衝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鬥志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儘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制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藉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麼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儘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繫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制。

香港：紙皮價格暴跌 拾荒長者無以為生

近期，前線廢紙回收價格預計將跌到僅1毫/公斤，這會是20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還沒有算上20年來的通貨膨脹），4萬名拾荒者深受打擊，其中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的長者。大批貧窮長者甚至無法依靠執紙皮勉強度日，生活更加惡劣，同時香港可能出現“紙皮圍城”的局面。“紙皮婆婆”成為香港極度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貧窮問題的最悲涼寫照。

今次回收價格暴跌，是因為中國龍頭紙廠“玖龍紙業”將從香港進口廢紙的價格壓低三分之一（從每噸港幣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紙廠接連壓價，情況會更加嚴重。

出口價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國出口6萬噸廢紙，占本地廢紙總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廢紙會被用來製造再生紙或者紙皮箱。去年底，香港對大陸的廢紙出口價格為1,100-1,200元/噸，當時拾荒者執一公斤紙皮可從回收商處得7-8毫。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廢物進口標準，在6月前廢紙價格已經跌到4-5毫/公斤，執一天紙皮還不夠買一餐飯。有關注團體指，依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的貧困長者收入減半，部分長者要動用“棺材本”過活。

廢紙價格下跌部分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由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大筆關稅，中國製造業出口和生產減少。相應的，用於包裝的紙皮箱用量也減少，進而波及香港廢紙回收業。

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繼續上漲的物價，貧窮長者不得不依靠執紙皮拾荒維生，每日工作10多小時只得數十元收入。我們要求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保證長者能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同時也需要將回收業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紙工廠滿足本地回收需要（生產應該符合環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證至少66元/小時的生活工資和8小時工作制，從而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崗位。

保障住房權利 消滅地產霸權

今年早些時候仁濟醫院提出一項“社會房屋實驗計畫”，準備在荃灣海角街及海興路交界天橋下安放100多個水泥管屋，租給輪候公屋超過3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者。不出意外，該計畫受到普通市民嘲諷。除了天橋下惡劣的空氣質量，還有網民稱水泥管屋有如貧民窟，“衰過以前啲安置區”，並哀嘆“香港人點解搞到咁折墮？”

如此荒謬而且根本無助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的計畫卻得到政府支持。房價持續飆升，親資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惡法，卻無心保障基層群眾的住房需要，只會做出此類裝飾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協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畫”至今沒有任何成功出租個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會清洗

香港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平均一個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儲夠錢買房，遠超過排第二名的溫哥華（12.6年）。買房者要將近70%的收入用於償還住房按揭。還有21萬人住在平均面積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供應遠不及需要，而且林鄭上台之後還繼續推進綠置居，試圖私有化公屋，減少公屋供應，助長樓市炒賣。綠置居不斷蠶食市區公屋，這是變相的社會清洗，將窮人逼入較遠的新界地區。綠置居能於數年後通過補地價進入私樓市場，價格較高的市區房屋便會淪為投機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輪候公屋的戶數超過25萬，平均輪候時間增長至5.5年，創1997以來新高，被諷刺是“等到死”。政府稱將把未來10年新建公私營房屋單位（而非面積）的比例從6：4提高到7：3，但同時預計未來5年內每年只能供應14,500個公共住房單位，而私人住房單位則有13,500個，遠遠達不到承諾的比例。政府連6：4都未曾達到，新的承諾當然更是空話！

《南華早報》一篇專欄文章寫道：“香港住房問題需要政治性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改進制度就必須有勇氣對抗強大的地產大亨。地產大亨仍在繼續炒高房價，或是囤積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這樣的房子真的能滿足生活需要。”

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必須消滅的地產霸權，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這些譁眾取寵的政策，也不能靠實為利益輸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鄭和親資港府沒有挑戰地產商的“勇氣”，反而助長樓市投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靠經營劏房和炒賣地皮致富！

社會主義者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丶地產商囤積的土地丶棕地丶閒置軍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萬間公屋；停止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加徵富人稅和資本利得稅，為興建公屋提供資金；也需要進一步將地產商和銀行公有化，由基層群眾和工人組織民主管理，才能徹底消滅地產霸權，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權利。

性小眾平權再接再厲 打倒專制父權資本主義

最近，國泰航空一個兩名男子手牽手的廣告被港鐵和機管局拒絕展示，港鐵廣告商暗示說該廣告“不道德”，引發眾多抗議。有同志團體在港鐵和機場手牽手拍照以示抗議。最終港鐵和機管局被迫改變決定。兩周之後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志伴侶福利案上訴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許他及其在新西蘭註冊的同性配偶享有醫療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務員福利，也不允許他們採用配偶合併報稅丶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梁鎮罡提出司法覆核。該案幾經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鎮罡的要求才得終審法院認可。幾乎與此同時，終審法院裁定4條男男性罪行條文違憲，予以廢除。

儘管香港離真正的性小眾平權仍然非常遠，但這幾宗性平權鬥爭成果令人鼓舞。贏得這幾項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台灣同婚合法化（儘管仍不是徹底平權）給香港當局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一些讓步，緩和香港性小眾的不滿，以免香港性小眾更大聲地要求同婚權利。這從側面說明，平權運動如果建設起國際聯合鬥爭，能夠擁有更大的力量。

維持對性小眾歧視

香港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訪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而林鄭和港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拒絕性小眾平權。相反，保守港府丶建制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正是在維護恐同觀念和各種針對性小眾（以及女性丶外勞等等）的歧視與壓迫。

民建聯周浩鼎對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勝訴表示“擔心裁決會引起漣漪效應，由公務員福利引伸至社會各項福利政策”。這正正說穿了建制與大財團懼怕性小眾贏得平權會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投入更多資金，不得不提高現在極低的稅率。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訪問時則公開說，在香港“研究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是浪費時間和沒有可能。朱敏健對展開“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立場則是左閃右避，只是重覆說要“先進行廣泛諮詢”。朱敏健擁有豐厚建制背景，曾任職廉政公署35年執行處處長及加入過監警會，他的表態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加上本就殘缺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持續受到打壓，香港政府和建制傾斜於大財團的利益，寧願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數萬億公帑輸送給財團，也不願意滿足同志伴侶的社會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同婚，維持對於性小眾的歧視。而且如民主問題一樣，大力打壓性小眾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會容許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則會激勵內地平權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獨裁統治。香港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舉行同志遊行的城市，每年會吸引大批內地性小眾參加。

連結民主鬥爭

這也是香港廣泛基層群眾所面臨的狀況。資本家和親資政府打壓勞動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和保障，例如剝奪議員資格丶削減公共房屋丶打擊最低工資丶綜援等，所以性平權鬥爭是與民主鬥爭互相扣連，只有最大化勞動者的團結，才能贏得平權。

現時香港仍有五宗有關同志權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審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任何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推動性平鬥爭最主要戰場應是群眾運動。正如台灣同性婚姻權也是經歷長期群眾鬥爭贏取回來，而蔡英文政府實際上壓低了台灣同志本來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現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於性小眾的判決，但這實際上仍然是迫於香港內外同志運動的壓力。香港極需要更有組織丶更具戰鬥性的性平權鬥爭運動，這需要連結到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共同挑戰獨裁中共和資本主義父權制度。。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實視同志平等權利丶消除性傾向歧視丶婚姻全面平權。
職場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志族群和所有人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醫療丶教育丶住屋丶退休保障等，實現真正的選擇權和實質解放。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制度和專制獨裁中共。

香港：反對示威禁令 ！抵抗漸進“戒嚴”！

林鄭政府已經比送中條例更加“壽終正寢”。但中共不准許林鄭下台，否則會被視為習帝的大敗退，而且可能導致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如果現在更換特首，將會激發大批香港群眾要求真民主，反對被富豪財團把持的威權制度。

所以群眾鬥爭的立足點已經改變。現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鄭，而是以反抗中共獨裁政權為主。據報導，中國副總理韓正已經坐鎮深圳，指揮港府每日的行動。警察已經淪為中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警方和建制派正想辦法煽動市民“暴動”，從而有藉口鎮壓運動。新城市廣場發生的瘋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戰略”是要圍堵年輕示威者，故意引發衝突，這種不顧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導致有人死亡！他們想以此為藉口禁止抗議遊行。政府聲稱會考慮分區戒嚴，正是要試水溫。如果分區戒嚴成功，他們就會試圖全港戒嚴。運動必須反對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許，我們還是照樣遊行！我們要捍衛神聖的集會和示威權！

為了打敗中共和香港警方的這種戰略，我們必須從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升級鬥爭：

我們必須把革命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群眾共同反抗中共獨裁政權。中港兩地都面臨著中共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
我們的鬥爭必須超越“五大訴求”，要連結到結束整個香港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要提出實行真普選，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以真正完全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操控的立法會的；另外要求由群眾民主管理經濟，打破富豪對地產、銀行和大企業的控制，因為正正就是富豪專政造成了貧窮、過長工時和住房危機。
我們必須認真組織一日的總罷工來將政府拉下台，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在所有工作場所和學校組織罷工/罷課委員會和工會。
我們的運動已經開始撼動習近平獨裁統治，令中共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共一定在認真準備反擊。群眾鬥爭需要群眾組織，通過在所有地區建立民主的群眾委員會，將所有人團結起來，防止運動碎片化，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

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香港群眾運動仍然像2014年那樣孤軍作戰，政權可以拖垮運動。把鬥爭擴展到中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為了進行如此廣泛的鬥爭，運動必須擁有真正的組織和民主架構。鬆散的網絡和“自發”行動是不夠的！所以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新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工會。通過這兩者將鬥爭組織起來，能夠打敗獨裁政權及其所保護的經濟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組織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壓力，同時勢必會令更多中國和全球群眾關注和了解香港的現在鬥爭，令中港群眾更有信心對抗中共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超越“五大訴求”；我們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國實行全面民主！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作為群眾運動的下一步主要行動；建立罷工委員會，建設強大的戰鬥性工會，阻止雇主迫害、解僱罷工工人；
打倒中共獨裁政權和財團專政，踢資產階級富豪！
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將爭取真民主的鬥爭聯繫到反對工人惡劣的生活處境。我們反對現在這個由資產階級富豪掌控的制度，資產階級仰賴殘暴的威權政府保護他們的億萬財富。所以我們主張社會主義，主張由群眾完全民主地控制政府和經濟。

元朗黑社會襲擊：一切都已改變！

7月21日星期日晚，數百名身著白衫的黑社會暴徒在元朗西鐵站瘋狂攻擊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記者）。我們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黑社會的襲擊直指群眾運動核心。過去兩個月數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已經令中共獨裁政權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黑社會使用鐵通和藤條無差別地毆打地鐵站內的乘客，至少45人受傷，其中至少兩人受重傷。一名眾志成員他的頭部被毆至破洞，頭頂傷口長達6cm，後腦傷口則長達3cm。一名孕婦也被瘋狂的白衫暴徒毆打。

警察很晚才到場，而且絲毫沒有阻止黑社會暴行，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任何關注反送中運動的人對此都不會感到驚訝。群眾普遍懷疑警方和黑社會暴徒勾結。一段現場視頻顯示，警方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對暴徒表示感謝，儘管他也說不想黑社會的“幫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採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過高度組織的恐怖團伙試圖製造恐慌，打擊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抗爭信心。不久前蘇丹軍政府也使用類似的方法試圖打敗反威權群眾運動，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軍和希特勒的褐衫隊，來支持獨裁政權。他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如果群眾運動不做出堅定的回應、展現出更強的意志、更緊密的組織和更高的紀律，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兇殘、危險。

元朗“白衫軍”大部分都是收錢做事，並不是特別受某種政治立場驅動。而群眾鬥爭的優勢正是在於強得多的號召力（反抗腐敗、殘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數。但是群眾需要真正組織起來，才能把這些優勢變成實際力量。元朗事件已經向我們發出警號，有組織的自衛已成為群眾運動獲勝的關鍵，刻不容緩。

在中國大陸，腐敗的中共官員也經常勾結資本家，用黑社會暴徒恐嚇罷工工人或反徵地的農民。現在政府把這種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於送中條例遭遇慘敗，中共獨裁政權的“香港戰略”也已崩潰。現在林鄭比“無用”更加糟糕，因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會令群眾更加憤怒。中聯辦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數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現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他們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動消耗運動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製造“混亂”和“暴力”令群眾疏遠運動。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群眾對政府的怒火極為高漲。

由於整個社會都鄙視警察，警方內部也出現危機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顧一切地利用黑社會來攻擊運動。在五年前雨傘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藍絲對占領者的攻擊越來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開、更危險的水平。所以群眾運動須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應，否則反動威權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記者在元朗事件後迅速發聲。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元朗黑社會襲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一些記者計劃在未來幾天舉行示威。

在社交媒體上，已有人呼籲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舉行示威。這是重要且值得歡迎的一步。不過元朗示威必須採取自衛措施，包括保護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現在迫切需要切實組織自衛。

組織自衛 刻不容緩

群眾運動有權保護自己，抵擋法西斯式暴力。這已成為鬥爭最迫切的問題。自衛需要有組織。李小龍的“如水”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但是“如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元朗事件已經說明，“如水”作為一種鬥爭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當前這種長期的鬥爭不能僅僅依靠自發行動，必須要有計劃和組織。而只有通過民主的基層渠道才能有效地組織鬥爭（從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會破壞運動）。運動需要領導，但領導必須由群眾選舉、受群眾監督。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應該在每個工作場所、學校和地區建立民主的基層委員會，來組織群眾鬥爭。

為了反擊有組織、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會襲擊，最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構組織自衛力量，保護群眾運動。如果工會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自衛力量的骨幹，那麼效果會是最好的。這樣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建設工會。在當前鬥爭中，建設工會是另一項迫切任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強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例如罷工）是打敗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如果工會幹部不採取上述行動，那麼基層工人和年輕人就必須採取行動。這是為了保護基本的民主權利，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於7月22日星期一發布的聲明解釋說：

“群眾受到黑社會近乎法西斯式襲擊後，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我們有權保護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這是我們的人權。自衛需要有組織，以保護抗議者和普通市民為目的，不是為了攻擊……

“在727之前應該召開群眾大會，選舉產生自衛委員會，選出認真、有紀律的代表。代表應該將示威者和公眾安全放在第一位，當示威者遇襲時組織強硬的防衛行動。”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後的政治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的報導，親政府陣營希望煽動暴力事件，從而有藉口實行戒嚴，禁止群眾抗議。過去幾周，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斷升級。如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得聯合聲明所說，有明顯跡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會暴徒勾結。

毛孟靜說：“999打唔通，警署落閘，有警察見到暴徒就視而不見。”

民主派議員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辭職，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元朗黑社會襲擊。這是正確的，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群眾自己須要如何捍衛示威權和繼續鬥爭。就算盧偉聰下台（中共對此堅決反對），我們仍顯然不能指望警方保護我們的權利。元朗事件說明，有組織的自衛是群眾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警方為了裝扮出所謂的“公平處理”，可能會逮捕一些元朗黑社會暴徒，同時繼續升級警察暴力。在他們眼裡，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脅。警方針對右翼勢力的任何一絲行動主要都是為了防止群眾運動因元朗事件採取自衛措施。

政府的虛偽

右翼建制派和元朗事件的關係也已顯而易見。在黑社會暴徒進入西鐵站攻擊乘客的同時，和許多黑社會暴徒一樣代表新界封建勢力的建制派議員何君堯被影到向暴徒舉起大拇指並和他們握手。何君堯對暴徒說：“辛苦曬”。因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堯於次日試圖撇清自己和暴徒的關係。但在一場記者會上，何君堯仍然說到暴徒只是在“保護家園”。

更廣泛的親政府政客以及林鄭和高級警務人員的虛偽言論表明他們有份參與元朗黑社會襲擊。大話連篇的林鄭在記者會上假裝對元朗事件感到“震驚”，但其主要發言卻是關於同晚中聯辦外的反送中抗議，並將這兩起“暴力事件”相提並論。

但元朗發生的恐怖襲擊，造成多人受傷，而中聯辦外的抗議只不過是破壞了一些設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髮指的是，林鄭拒絕把元朗事件定性為“暴動”，但以往許多年輕示威者卻被控告此罪名。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說：“嚴厲譴責塗污中聯辦國徽的暴徒！這些敗類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長期鬥爭？

中共獨裁政權正竭力應對香港群眾運動。它完全沒有預想到反送中運動的爆發，說明它花費巨資在香港建立的情報系統根本是沒有用的“大白象工程”。這是因為在中共獨裁政權的體制下，官員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樣報喜不報憂。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員也需要取悅“獨夫”習近平。中共這樣的制度不歡迎批評或獨立的聲音。所以獨裁政權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香港爆發史上最大的群眾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務一項是防止香港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

中共不准許林鄭辭職，否則會被視為習近平的大敗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爭奪香港控制權的長期鬥爭，而“香港政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放棄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勢必削弱它對未來局勢的預見力，也會削弱它在危機中的權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現在的政治危機會變成長期對峙。

儘管部分中共強硬派想要動用解放軍，但目前來看軍事鎮壓幾乎不可能，因為軍事鎮壓會在香港和台灣引發極為嚴重的連鎖反應，並且會成為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新戰線。儘管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香港民主鬥爭幾乎沒有興趣，但如果解放軍接管香港，他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美帝國主義在亞洲和全球的權威會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美國政府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猛烈回應。

因此，中共獨裁政權目前只能試圖拖延，希望群眾會像雨傘運動那樣耗盡精力。但是反送中運動比傘運的層次更高，更具戰鬥性，規模也更大。今天群眾對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不滿（尤其是年輕人）。群眾的怒火被總結成一句話：“無錢，無房，無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就解釋說，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只有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所以必須爭取中國群眾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認為的那樣，只需要以行動觸怒中共政權（中共已經生氣了）。

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繫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機場工人接力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訪問航空業界抗議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機場集會總共約有1萬5千人參加，抗議警黑勾結製造元朗恐襲。無數向機場湧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並展示出“警黑勾結 無法無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鄉黑警”等標語，顯示巿民對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的巨大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在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群眾自衛組織抵抗警黑暴力、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准、備真正的罷工行動、以及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近千航空界工人聯署譴責警黑勾結，民航署航空管制人員更發出聲明，指為保障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會考慮將不合作運動升級。可以想像香港客貨運量驚人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罷工，將會對整個經濟造成龐大影響，給政府造成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在機場集會訪問了數名航空業界工人，嘗試了解他們的看法：

記：你們為什麼要參加這次集會？

Bred : 我由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時已參加，其後的遊行示威等都沒有缺席。今次參加是因為作為國泰空中服務員一直都關心社會，積極以行動表達訴求，政府的無能令我們要團結起來。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未有作出升級行動，我相信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來。

Twister : 我都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感到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十分可恥。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正在換屆而未選出幹事，這可能因此而影響工會對運動的參與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國泰航空擔任空中服務員已經有8年，我參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訴求，政府無視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來。我所知道工會未有參與今次的集會，其實工會都有一直跟進勞工權益，例如新入職的空中服務員薪金比我們少2-3%，這方面應該要繼續爭取，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繼續不聆聽訴求，就應該要罷工了。

727元朗遊行展現抗爭決心

7月27日28.8萬人參加元朗遊行，抗議上周瘋狂的黑社會襲擊。如此龐大的人數對黑社會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結做出了有力回應。儘管警方試圖禁止該場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衝突和黑社會襲擊恐嚇群眾，讓群眾不敢參加示威，但群眾運動再一次展現出抗爭到底的決心。

面對勇敢的示威群眾，警方採取更加兇猛的暴力鎮壓，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發射催淚彈，乃至將催淚彈射上一間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鐵路軌，威脅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記者在現場所說，是警方首先發起攻擊。當晚警方亦沖入港鐵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會暴徒一樣瘋狂毆打正在撤離的示威者。遊行申請人鍾建平亦於隔日因“煽動非法集會”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和混亂。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鬥爭和分裂已公開化。數百名公務員在網絡上譴責警黑暴力。面對政府內外的壓力，張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試圖緩和群眾的高漲怒火，卻被兩個警察協會猛烈攻擊。警方高層需要暴力行動來鞏固警隊的“士氣”。

在當日遊行中，許多青年拿著盾牌防衛，並展開自衛性的反擊來保衛遊行。面對警黑暴力，群眾運動需要組織自衛。這是運動當前的迫切問題。但是要對抗瘋狂的警察和黑幫暴力，需要透過民主架構建立有組織、有計劃的自衛隊伍，經過民主討論來決定行動，才能團結和保衛整場運動，並避免被警方煽動落入圈套，讓警方找到反攻的機會。

727遊行證明，警黑暴力未能終止群眾鬥爭，反而只會加劇群眾抗爭的憤怒。為了打敗警黑聯手鎮壓，贏得徹底的民主，除了組織民主的群眾自衛力量外，急需在職場上建立罷工委員會和戰鬥性的工會來組織一場能夠有力挑戰威權政權的全港總罷工，爭取真普選，以屬於工人和窮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獨裁政權和資產階級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會，同時必須團結中國工人鬥爭共同打碎中共財團專政！

八五大罷工　工人階級團結鬥爭　推進逆權運動

罷工又再成為運動的焦點，得到大批年輕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熱烈討論。連登網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罷工，得到越來越多人支持。由於各行各業工人的壓力，職工盟26個屬會現已表示會參加八五罷工，這一進展值得歡迎。

經過八個星期的鬥爭，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但送中條例尚未撤回，其他訴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鎮壓群眾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而群眾和年輕人不斷發起英勇、果斷的鬥爭，整個社會涌動著反政府、反黑警情緒。

我們要打破過去八個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樣做？看看蘇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進行的群眾鬥爭已經證明，罷工是群眾打敗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階級是社會運轉的基石，而罷工可以組織起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以一日總罷工為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這比單純的街頭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萬工人罷工，成功推翻了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見，香港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中堅力量，才能推動逆權民主運動取得勝利。

大多數年輕示威者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如果我們發揮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像十號颱風一樣讓香港停擺，將比我們作為“示威者”或“請願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強大。

群眾鬥爭關鍵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職場上組織起來，在不同職場間串聯起來，一起建設罷工行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組織起一支工人力量，連登網民率先號召的八五大罷工正是向此方向前進的第一步。

群眾奮勇前進，可職工盟幹部卻袖手旁觀，這種狀況需要改變，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但是它必須將聲明轉化成行動：召開職場會議、張貼海報、派發傳單、以及在網絡上呼籲所有工會會員參加罷工。職工盟也應該開通法律諮詢熱線，為遭受僱主威脅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強化弱小的工會運動，使之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反對送中惡法、警黑暴力、威權政府聯繫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低薪、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以及工人權利所受的種種限制。

正是這個不民主的制度（非民選的特首、被建制派和財團操控的立法會等等）拒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大量興建公屋、八小時工作制、全民退休保障、免費公共醫療和教育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反而通過一連串大白象工程將輸送公帑給一班大財團。

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制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制權的民主制度。親富豪的建制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毀香港。必須踢走他們，代之以民選的工人階級代表。

工人對罷工仍有憂慮，害怕力量不夠而被孤立。雖然法律保障罷工權，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僱罷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權移交時送了香港資本家一份大禮——廢除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勞工在一對一面對資方是最不利的。反觀十九世紀，工會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工人階級尚未充分組織起來，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奪財富，中共和港府才膽敢無視民憤、採用警黑暴力鎮壓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應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大罷工，打倒林鄭殭屍政府！
工人組織起來，組織工會和職場罷工委員會，讓群眾鬥爭再上一層樓！
在五大訴求之外，民主鬥爭應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以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通過真人民議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大量興建公屋，提供可負擔住房；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大白象工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重建公共醫療和教育；對巨富徵重稅，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眾鬥爭”

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員。

兩個月來，香港群眾為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接連舉行大型示威，並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攻擊。這些示威起因於政府打算修改法律，從而允許將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國大陸，以圖進一步迫害社運分子。

就算政府說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但示威仍在繼續。群眾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條例。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爭取自由表達和政治結社的權利，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並撤銷對他們的檢控，要求民主選舉香港政府，並反對中共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大的控制。

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說明“一國兩制”已經走入死胡同。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未見過的嚴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眾運動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合起來。儘管我們難以獲取香港的資訊，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體對群眾鬥爭的猛烈攻擊暗示危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久前，警方縱容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攻擊示威者、記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繼續升級。類似的，警方加大鎮壓並且迫害示威者，也顯示出群眾運動面臨的危險。

我們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支持香港年輕人抵抗威權統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罷工是運動轉捩點

八五全港大罷工絕對是反威權運動的轉捩點。面對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檢控消耗我們的運動，大罷工可以及時突破運動的膠著狀態。罷工可以癱瘓經濟，影響大企業、銀行的利潤，政府不能無這股壓力。

這會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當時正是香港工人階級身處革命形勢，第一次要求普選。今天罷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現在我們這場反威權運動需要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獨裁的革命。而革命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罷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資本家和政府的利潤會大受打擊，比工人的損失大得要多。罷工不但是避免前線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從近來蘇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證明這一點，罷工可以成為打敗暴政的“核武器”。一日總罷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我們知道，林鄭似乎不會因為一天半天的大罷工而讓步，但當香港勞動階級站起來，動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並且準備再次罷工，政府勢必被撼動 。因此，下一步的具體措施是，建設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在未來數天或數周內準備新場更大規模的全天總罷工。

我們樂見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加工會，單靠現有工會力量並不足以建設全港總罷工。我們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大規模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即200萬人遊行兩個月，是發動更有組織的總罷工的合適日子。這場總罷工需要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在各行各業里發起運動、舉行職場會議，說服更多工人參與罷工，加入工會。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逆權運動聯繫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罷工的訴求應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恢復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60元、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停建萬億人工島，並用公帑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制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制權的民主制度。

資本家們會永遠記得，正是愚蠢、頑固的中共和林鄭點燃了群眾罷工浪潮！總罷工也可以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作出示範效應，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不人道的剝削和獨裁政權。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罷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發動總罷工

八月五日全港罷工創下了香港的歷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29萬人參加七區的罷工集會，單單在金鐘有15萬人。林鄭月娥自上月22日 以來一直龜縮，到罷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會面傳媒，指罷工是“拿香港經濟對賭”，並指控示威者企圖“革命”。但這做法實際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罷工並參與集會。

35萬人罷工

職工盟估計全港有35萬人參與罷工。八五全港罷工以機場工人的罷工最有力量。職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員總工會雖然沒有組織工會成員罷工，而只是發聲明呼籲工人自發性參與。在這情況下，仍然有大批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飛機維修員集體請病假曠工，就連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員也有三分之一人員加入。估計約2千名空中服務員、320名地勤人員、200名飛機維修員參與罷工，其中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公司有一半工人罷工。

建制派的工聯會一如所料呼籲工人不要罷工，指控罷工“阻礙經濟發展”。但民主派的職工盟的力量相當薄弱，也沒有積極動員工人參與罷工，只是希望擔當“支援”和“呼籲”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參與工會，而少數工會會員則表示工會並無發動罷工。受訪的徐先生是飛機工程人員，他的公司有約6000人 ，而自己部門的100人中有過半響應罷工，所有員工均是自發罷工，沒有經過任何方式組織。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個人曠工的方式參與罷工，而尚未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廿多位罷工工人，大部分人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群組聯絡，然後決定曠工。工人自發罷工展示了無比的決心，而且希望可以發動更有力的大罷工。不少工人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例如在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梁小姐，從事製造及物流業工作，她說自己公司有100名員工經過討論後，決定一起發動罷工。

可見，工人罷工的意志和力量已經遠遠比工會組織走得更前。由於職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職場中實際的工人組織，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選舉工會幹部、建設民主架構，在大罷工中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其工會領導也顯得猶豫不決，沒有藉著罷工強化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力量。

建立更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罷工委員會

現在，工人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是再發動總罷工的好日子，這段時間工人可以在公司內進行組織和宣傳，派發傳單和召開會議，招攬更多同僚再次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Nathan作為銀行業工人，在金鐘集會現場宣傳組織起銀行工人，建設強大的工會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歡迎。我們的網上群組在一天內吸引過百名金融銀行業員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討如何集結這股力量推動更有組織的宣傳，為再次發動總罷工作出準備。

在8月5日早上，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在荔景、鑽石山、炮台山等多個車站阻礙車門關閉，導致觀塘線、荃灣線及港島線全面癱瘓。在鯉魚門、元朗及黃大仙龍翔道，各處有數十架車輛慢駛阻塞交通。事實上，很多工人由於被雇主針對甚至被解僱的風險，而不敢直接罷工。不合作運動癱瘓了地鐵和多處馬路，某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工人“被罷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抗爭方式是難以持續的，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併集體罷工。

在七個罷工集會點，下午時分很多年輕人開始占領、堵路及包圍警署。直接行動的模式開始掩蓋了罷工作為鬥爭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會暴力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示威者感到極為憤怒，因此出現向警署投擲石頭及燃燒彈，在屯門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縱火。不排除部分行動由冒認示威者警方臥底和黑社會所為。網上流傳警察換上黑衣，似乎是企圖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衝突，為他們暴力鎮壓提供機會。8月5日晚，荃灣和北角的福建幫黑社會手持武器襲擊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斬傷一名年輕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

在欠缺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目前罷工仍被視為是年輕人抗爭的輔助力量。但長期來說，不合作運動是難以持續的，並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罷工運動。工人罷工不僅僅是“支持學生”，而是這場運動致勝的關鍵，因此應該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工人如果有組織起來發動罷工，其經濟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為了打破工人對罷工的顧慮，我們也需要準備跨公司、跨行業地聲援那些因罷工而被處罰乃至解僱的工人，向那些為虎作倀的雇主發起抗議。這同樣需要有工人組織和有計劃的集體行動才能發揮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組織起罷工委員會，成為民主決策運動的機關的一部分，計劃下一步的運動方向和政治訴求。這也是幫助整場運動組織起來，改變運動“沒有領導”的狀況，打破目前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勇氣，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所以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責任，而且擁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潛力。工人和整場運動必須組織起來。

扣連至勞工議題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香港威權制度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權利，讓財團賺取更多利潤。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制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制權的民主制度。

林鄭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記者會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戰國家主權，明顯改變了對運動的定性，為更強力的鎮壓鋪路。較早前，林鄭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極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圖分化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這招分化技倆明顯失效，在政權完全失去民意的情況下，廣泛社會同情年輕人的衝擊行動，認為衝擊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辦亦發表類似的聲明，而且深圳2萬名公安高調大練兵，模擬處理鎮壓香港的情況。這種言論明顯是講給中國大陸人聽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運動，避免其獲得大陸民眾的支持。

中共感到驚慌

可見，大罷工給中共發出了強烈的警號。中共極為害怕香港會發展真正癱瘓全城的總罷工，因此開始亮起了加強鎮壓的訊號。政權也害怕香港長期陷入騷亂狀態，因為這會大大損害習近平的權威，並且害怕香港的運動會蔓延至中國大陸。

由於中共出動解放軍將會引起全面的反抗、統治階級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是恫嚇多於實質行動。當然我們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權受到威脅時，不能排除出動解放軍這最後手段。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存在，香港並不像“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樣，可以改頭換面換上新政府緩和民憤、繼續統治，因此對於香港群眾來說，最終來說還是“要不革命、要不鎮壓”。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運動需要走向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並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連成一線，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繫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運動已持續超過兩個月。林鄭和中共曾希望能夠拖垮運動，但是運動到現在仍然保持強大的勢頭。實際上群眾的怒火已經超過五大訴求，指向整個威權制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說，就算現在林鄭下台或者允許獨立調查警察暴力，也無法平息運動。

有消息稱，習近平因無力控制香港局勢，而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受諸多批評；至少現在，習近平決定不派出解放軍，因為這將給中共自己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裝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行動採取更猛烈的鎮壓，“多抓人並加重判刑”，以圖恐嚇示威者，平息運動（不過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共未來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已經不小）。

黑警暴力變本加厲

更加殘暴的鎮壓已經開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場遊行，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推近戒嚴，同時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彈擊中失明；太古地鐵站，警方在下行扶手電梯入口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除了胡椒彈的直接傷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慘劇；警方在荃灣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可能給乘客遭成長期傷害；飛虎隊員被揭發假扮示威者在銅鑼灣放火，給警察提供藉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灣有黑幫無差別襲擊塗人。警黑暴行數不勝數。

但中共和香港政權很可能是再次誤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結果是，之後兩日抗議者在機場舉行大規模抗議，導致兩日分別有180和400個航班被取消（香港機場每日約有800個航班），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這場“沒有領導”的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依然聲勢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瘋狂的警黑暴力觸發越來越大的群眾怒火。林鄭對群眾的蔑視以及6月12日立法會外的激烈衝突促使200萬人上街抗議，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會襲擊事件推動基層公務員在網絡上抗議，並促成了歷史性的八五大罷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個遊行，但大批群眾和年輕人仍湧上街頭，並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在鎮壓推動更猛烈的警察鎮壓很可能會令運動進一步升級。

自一個月前中聯辦外的示威之後，中共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港澳辦接連三次召開記者會，譴責香港群眾運動，並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以及威脅說如果運動繼續下去，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同時中共也要求林鄭不要繼續躲在幕後。示威者和群眾諷刺林鄭是“躲在警察背後罷工”。現在林鄭重新表現出的“強勢”與“自信”只是出於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為政府和運動的力量對比真的改變。

林鄭得到財團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財團歸隊。不同於五年前傘運時，在過去兩個月裡，香港財團罕見地保持沉默。它們不想觸怒中共，但同時對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廣場員工為警察帶路襲擊示威者之後，大批群眾前往新城市廣場抗議。這也是為什麼最近海港城在門口貼上告示：“除非有罪惡發生，警察請勿內進”。

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不久前，中國民航局警告國泰，禁止參與或支持示威的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隨後，國泰警告雇員，如果參加未經警方批準的示威，可能會被開除；同時國泰開除了兩名地勤人員，只不過因為他們泄露了警隊足球隊前往中國參加比賽的航班信息；國泰也讓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停飛，實際上意味著認定該機師有罪。與此同時，林鄭帶領一眾商界代表參加記者會，正是為了顯示她已得到資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脅更多的資本家表態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產商和國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支持林鄭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這顯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鳳凰網刊文，指責香港四大家族集體沉默。

香港的大財團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國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國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是國泰第二大股東，有五個董事席位。國泰第一大股東香港太古集團本就是以中國為主要市場。而且這些大財團一直都仰賴中共維持香港的不民主制度，讓它們肆意壓榨勞動者，大發其財。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CNBC）採訪時說，極高的房價是觸發香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從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升了兩倍，而工資停滯不前，年輕人很難看到。謝國忠說，中共要想解決香港的社會危機，必須把權力從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當然不會這麼做，因為財團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國《環球時報》（2019年8月13日）所說，中共已經將香港的控制權“外判”給這一小群主導香港經濟的寡頭。

大財團依靠這個不民主的制度打壓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權利，抵制八小時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對大量興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造成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大財團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所以，這場運動不僅要對抗威權政權和警黑暴力，也要對抗和政權站在同一條陣線的資本家。這更加說明，運動需要新的前進方向。要想打破現在的政治膠著狀態和變本加厲的警察暴力，並把權力從這些大財團的手中奪過來，實現由基層工人群眾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須要讓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核心。

準備再次總罷工罷課

35萬人參加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罷工。運動需要準備新一場總罷工。新的總罷工應該通過職場裡的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通過組織的力量。同時，現在正在醞釀的罷課行動也具有重要意義。大規模的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的鬥爭。新的罷工罷課行動，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對整場運動至關重要。

近期關於“大台”的爭論表明運動出現了領導危機。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泛民在運動中沒有權威。但泛民在嘗試利用現在的局勢重奪領導權。許多示威者開始對過去幾個星期的不斷衝突感到疲憊。這不代表運動在失去動力，而是因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衝突並沒有目標、也沒有實際效果，而且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警員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衝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例如8月13日在機場兩名中國人被攻擊的事件）。許多示威者開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發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議活動都是運動可以採取的行動方式。我們需要強烈抗議警察暴力和濫捕，而且實際上衝突絕大多數是警方主動挑起的。如示威者諷刺的：“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運動需要組織和領導，為運動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從未為香港民主運動提供過真正的領導，反而一直嘗試煞停運動，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們想和政權做交易，所以擔心運動“走得太遠”，超出自己的控制。泛民失去權威，正是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運動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民主的架構選舉和改選領導，防止如傘運時那樣，由少數泛民政客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制運動。

在運動中建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可以為組織整場運動提供關鍵幫助。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抵抗日漸增加的解放軍威脅。8月15日，有解放軍軍車出現在香港市區。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時刻，這絕不會是“無心之舉”。前一日，特朗普也已發推文說，美國情報部門證實，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邊境調遣軍隊。雖然習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動解放軍，但他不會徹底放棄這一選項，因為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中共無法僅僅依靠警察控制局面，那麼他們會“別無選擇”。

運動的敵人是中共這一世界上最龐大的獨裁政權，所以必須準備中共直接的鎮壓。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抵擋解放軍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國公安武警的威脅。同時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向中國的工人群眾發出真誠呼籲，聯合對抗兩地群眾共同面對的這個獨裁政權。顯而易見，香港群眾運動無法獨立打敗中共。

不能指望美歐政府

我們不能指望美歐或者台灣政府真正幫助香港的群眾鬥爭。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內，西方以及台灣政府正在本國執行反民主、反工人計劃。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直用美歐政府的警察暴力為中港兩地的國家鎮壓辯護。特朗普此前稱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暴動”，得到中共稱讚。在6月底G20峰會上，特朗普為了避免惹怒習近平，有意避談香港問題。

在中美衝突下，美歐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壓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說：“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但同時他也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對於中港群眾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更諷刺了。如果中共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不會介意“出賣”香港。

香港群眾運動唯一的戰友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基層勞動者。我們需要呼籲正在進行抗爭的中國工人和年輕人，一起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消滅中港工人和年輕人共同經受的壓榨和所有社會不公。

運動需要新方向 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中共準備更猛烈地鎮壓香港反威權運動，黑警暴力已變本加厲。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打敗威權政府的新一輪攻勢。

以工人階級為重心

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運動的重心，以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癱瘓經濟，相比於單純的示威和占領，能夠對政權造成更大威脅。同時，我們要將革命輸出大陸，呼籲眾多不滿中共貪腐特權官僚的大陸基層群眾和我們一起抗爭。

35萬人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開始。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罷工不應只是支援年輕人，更應該成為運動的主軸。

這一武器不只是對抗政權，也是對抗為虎作倀的大財團。本來連建制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林鄭明顯己經與財團達成枱底交易，使他們全面轉駄。一眾財團和地產商也登報支持警察暴力。

財團本就仰賴威權制度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權利，賺取更多利潤。國泰解僱兩名機師，除了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報復八五罷工。我們必須對威權制度背後的大財團做出強硬反擊！

航空業工人再發動大罷工能徹底癱瘓機場，給政府和財團造成更大壓力！更不用說總罷工的威力！讓工人運動成為運動核心，也能為運動提供前進方向，打破現時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機動力，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前幾周，占領和包圍警署的行動沒有清晰目標，反而令年輕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動運動繼續向前。無組織的前線行動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致勝的關鍵手段，可以打破膠著狀態，成為運動的突破口。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行動。我們相信全港大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鬥爭。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

現在，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和政治訴求。

為了發動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

運動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制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制權的民主制度。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組織基層工人反抗殘暴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並為鬥爭指出方向。依靠群眾的參與，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動群眾鬥爭前進，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擊親共財團，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抵抗新一輪白色恐怖，停止暴力鎮壓及政治檢控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在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準備九二總罷工罷課 運動需要新方向

組織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818超過170萬人上街，證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權的分化奸計沒有得逞。林鄭月娥過去幾周嘗試籠絡財團，企圖重新鞏固權力，但政權內部仍然分崩離析。連親建制的監警會主席都公開支持撤回修例。林鄭政府現在外強中乾，勢孤力弱。

但運動仍處於膠著狀態。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更派臥底製造分化，令前線示威者受到打擊。我們要推動運動升級。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鬥爭作為主線。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為運動的突破口。

航空業工人遭到打壓

航空業的工人在八五罷工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驚動了中共政權，引來報復。全港航空業至少有14人已被解僱，其中更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的主席。即使國泰工會沒有發動八五罷工，而只是讓工人自發請假，但國泰資方還是企圖藉機瓦解工會。所以，政治罷工不但挑戰政府，也要挑戰財團。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全港大港罷的學生響應9月2日的罷課，相信大罷課可以鼓舞工人大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自發模式已達極限

沒有領導的自發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再難令運動向前走。運動需要民主的組織和領導，提供清晰的前進方向。泛民趁著運動陷於膠著狀態，企圖建立不民主的“大台”以控制運動，但至今仍然失敗。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沒有真正領導向前行，不斷嘗試煞停運動。我們不要泛民壟斷的大台，但我們也要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組織，讓所有人公平參與和決策，為運動提供方向。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制制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準備九二罷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反擊親共財團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並支持工人鬥爭，反對財團專政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清洗抗爭工人 國泰港龍工會副主席被解僱

國泰港龍解僱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施安娜，這是過去兩個月香港反威權群眾運動中航空業工人所受的最嚴重攻擊。中共獨裁政權向國泰施壓，要求它清洗參加鬥爭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僱或者辭職。

這場浩大的運動震撼了整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大公司經濟霸權和住房危機的群眾起義。

臉書帖文

8月21日國泰港龍管理層叫施安娜開會，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臉書上三則評論的截屏圖片，然後問她這些評論是不是她發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些截屏圖片是國泰港龍一名前雇員提供的，而這名前雇員是一個高級警司的親戚。一開始，這名告密者把截屏圖片發到了藍絲臉書群組裡，呼籲藍絲向中國民航局“檢舉”施安娜。

不久前中國民航局出台新的“安全”規定，禁止支持抗爭的香港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其實這只是為了迫害抗爭工人。8月中的機場抗議之後，中國對香港航空公司的壓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說：“今次被解僱，不單關乎我自己，而是關乎整個航空業，更打擊所有香港人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先停？”

顯然，施安娜被解僱是威權政府打壓整個群眾運動的一步，特別是要打擊航空業工會。航空業工人擁有強大力量，是香港工人當中關鍵的一部份。他們多次表示支持群眾抗議，所以中共想要他們噤聲。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國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辭職正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共認為何杲“太過放任”雇員參加抗議。《金融時報》（8月26日）說：“中國媒體向它們［香港的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解僱所有爭取民主的雇員。”

打壓航空業工人和工會主要是為了報復機場抗議和占領。這些示威儘管並非工人或工會組織的，但向人們展示了癱瘓機場可以對親政府的公司造成嚴重損失。8月12-13日，約5萬名示威者占領機場接機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飛，據估計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國泰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職工盟屬會。職工盟共有19萬名會員。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告訴“香港自由媒體”（HKFP），航空業工會現在成為政府的攻擊目標，是因為航空業是工會會員參加八五大罷工比例最高的一個。

八五罷工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場由群眾運動點燃的罷工。35萬人參加了這場罷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會會員。

大企業支持一黨專政

國泰及國泰港龍的大股東太古集團是香港主要財團之一，它主要經營地產、交通、工業和飲食。太古集團生產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其主要市場在中國、亞洲和美國13個州。

國泰打壓工會和言論自由，甚至限制雇員在私人臉書上的言論，可見國泰老闆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香港群眾抗議的政治工具。

儘管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工會並未在群眾鬥爭中發揮突出作用，但航空業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明白，工會擁有巨大潛力：它們能夠發揮更加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癱瘓經濟運作，因而衝擊公司利潤。所以現在看起來，親中共的財團是要“先發制人”，以圖避免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進而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幾周，中共加強對香港商界的壓力，要求它們向四面受敵的林鄭政府表忠並譴責群眾抗議。富豪們已經在報紙上登了諸多整版廣告來表示忠心。

太古集團於8月13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務必立即行動起來，反對暴力，恢復安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全力支持國泰航空嚴格執行中國民用航空局關於確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對非法活動採取零容忍態度。”

需要再次罷工

香港的工會現在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攻擊。國泰解僱施安娜，明顯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這一最有組織、最有潛力的工會。職工盟現在必須號召航空業罷工，並呼籲其他行業工人以罷工作為聲援，要求讓施安娜復職，並停止針對航空業工人的白色恐怖。

職工盟說它會提出法律訴訟，但是對於工人組織來說，法律訴訟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訴訟會消耗寶貴的時間，而行動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職工盟應動員國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臨類似打壓的工人全力支持罷工。現在香港正處在至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罷工將得到大力支持。

必須立即以罷工回應施安娜、其他航空業工人和工會所受的打壓，否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

•    立即讓施安娜復職！

•    捍衛工會和工人權利！

•    立即號召國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罷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業雇員復職，停止財團白色恐怖！

•    全球工會組織聲援抗議。

香港：“八三一決定”五周年

香港現在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起因於中共想要將由少數精英把持的威權資本主義永遠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五周年。“八三一決定”觸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和今天一樣，傘運同樣是由警察暴力推動的，不過今天的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當時“八三一決定”引爆了整個香港社會。許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糊承諾：會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泛民對中共的錯誤信任尤其深。最終“八三一決定”讓所有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兌現它的“承諾”。

在“八三一決定”出台之前，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和中國勞工論壇（CWI在中國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說，中共獨裁者絕不會容許香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他們過去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的所言所行不過是在拖延時間。

反對“西方意識形態”

與中共有關的工業及金融寡頭掌控著中國資本主義。他們需要一個獨裁政權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來奴役工人群眾，以工人階級的血汗換取自己的財富。中共宣傳說“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是美歐用來製造社會混亂、分裂中國的陰謀。

習近平上台後，這種宣傳變本加厲，中共的威權統治也更加嚴酷。繼“八三一決定”否決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後，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嚴厲的壓迫性法律，清洗民選的反對派議員，操控議會選舉，對社運人士提起政治檢控。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類似：工運人士、左翼學生、人權律師和激進的網絡寫手遭到接連鎮壓。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准林鄭向香港群眾運動做出哪怕微小的讓步，以免自己的“權威”受損。

不僅如此，香港的資產階級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強烈敵視和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群眾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之後會威脅他們收益豐厚但不可告人的商業合約、避稅特權和巨額利潤。正因如此，這些富豪最近幾個星期公開向政府表忠，並要求群眾停止抗議。

民主是如何贏來的？

在歷史上，所有民主權利都是群眾革命鬥爭贏來的，而且近百餘年來，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工人組織在這些鬥爭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資產階級則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獨裁。社會主義者正是因為了解這些歷史經驗，才能預見中共的“民主承諾”完全是謊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們周圍的學者則聲稱，“開明的”資產階級政府會捍衛和推進民主權利。他們指望特朗普、約翰遜、默克爾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國國會“拯救香港”，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近三十年來，泛民領導人錯誤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騙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尋求和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達成協議，並為此一再煞停群眾鬥爭，唯恐群眾運動“太過激進”。他們認為這是在香港實現民主權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決定”令泛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傳徹底落空。

工國委國際執委會討論國際願景

國際執委會首先就國際願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釐清了很多問題。CWI臨時委員會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開場演說，而來自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的Tom Crean負責回應其他同志的發言和提問。在一天半的時間裡，來自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香港、台灣、希臘、德國、愛爾蘭、義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蘭、魁北克、俄羅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美國的同志都作了發言。

討論的三個主要議題均對當前世界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可能再度衰退；帝國主義對抗急劇升級，尤其是中美新“冷戰”；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問題，及其對世界政治和數百萬群眾的巨大影響，將成為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階級鬥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強調，CWI各支部和成員在上一時期進行的“政治革命”使我們的國際免於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墮落。這對我們在政治上做好準備、以介入激動人心且充滿挑戰的新時期來說非常關鍵。

世界經濟再現衰退

所有最新數據都顯示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再次衰退。中國經濟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歐洲，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接近或者已經處於衰退之中。

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成為人們記憶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危機。中美貿易衝突以及英國脫歐造成世界經濟成長放緩（儘管後者影響相對較小），體現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密切的辯證關係，同時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衝突）在阻礙經濟發展。

IEC會議就未來經濟衰退的性質及其影響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導火索，但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與2007/8年危機相同，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盈利能力面臨根本性的危機。這反映在自2008年以來惡化的巨大債務問題，投機性經濟泡沫增大，生產性投資的長期缺乏。

討論強調的另外一點是，世界經濟還未從上次危機中恢復。國際統治階級為對付2007/8年危機已使用了渾身解數（包括降息和關鍵的國際協作），所以如果再出現新的衰退，他們的迴旋餘地已大不如從前。

新一輪危機對工人階級、青年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影響也將與2007/8年不同。人們不會忘記過去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攻擊、貧困和鬥爭。雖然新一輪經濟危機、失業和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可能暫時削弱工人的鬥爭意願，但是經濟再次衰退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無疑將加深過去10年的激進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鬥爭。

中美新“冷戰”

在國際關係方面，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激烈衝突不斷升級。這場歷史性的衝突遠遠超出了“貿易戰”，並正在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經事件。中美在經濟、政治和技術上出現“脫鈎”的趨勢，雙方都在尋求鞏固和發展各自的勢力範圍。

關於歐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討論也提出相關例子。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危機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華為事件所涉及的“5G”技術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民用意義。

中美衝突不是重複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經制度間的衝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戰”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歷史性決鬥。不過，與上一次冷戰一樣，中美衝突正在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集團，而且愈發所有世界關係的主線。

幾位同志評論道，中美之間雖然是“冷”戰，但其影響非常嚴重。的確，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中美之間這樣的衝突很可能已經引發“熱”戰。

中美衝突在未來幾年會有起伏，但導致衝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主義之下得到解決，所以雙方不可能達成持久的協議。

衝突還反映出兩國內部的發展。美國的同志解釋到，美國經濟明顯在失去動力，罷工數量在回升，“社會主義”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從伯尼·桑德斯的初選競選活動中可見一斑）。在西雅圖，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正參加市議會選舉，迎戰以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為首的資產階級聯合攻勢，爭取莎瑪·薩萬特（Kshama Sawant）連任。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極其關鍵的一場戰役。

香港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預示著中國革命

香港和台灣的同志深入解釋了當前香港群眾運動的影響。在過去10多個星期里，香港群眾不斷走上街頭，每個星期至少會有一次超過10萬人的遊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萬人參加示威！

各國統治階級的代表正在討論中共是否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製造另一場“天安門屠殺”。同志們在討論中說，儘管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採取軍事鎮壓，但是中共做出軍事威脅反映出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發群眾革命。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活躍在運動當中，目前正在推動學生罷課。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導”，這反映出群眾對於香港資產階級泛民反對派的不信任。我們的同志主張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行動為核心，並主張運動需要蔓延到中國大陸。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場群眾運動都是新一場中國革命的開端。中共嚴控媒體並大肆製造假新聞，將香港群眾運動描述成西方反動勢力的陰謀，以避免大陸群眾聲援香港的抗爭。但是中國大陸也在經歷群眾鬥爭和激進化的浪潮。接連不斷的中國工人群眾鬥爭可能升級，並和香港群眾運動聯合起來。

非洲的革命起義

儘管CWI在蘇丹的成員未能拿到簽證，因而無法參加會議，但我們仍深入討論了今年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革命運動。

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群眾推翻了已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震驚了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並令整個地區的統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時也鼓舞了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由於近年來中東部分地區遭受反革命的殘酷蹂躪，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起義更具重要意義。

蘇丹的鬥爭是21世紀最先進的革命鬥爭之一。蘇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層抵抗委員會，作為動員群眾的核心力量。軍政府及其民兵武裝在6月3日發動大屠殺，但未能消滅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眾反擊，包括歷時3日的總罷工和6月30日的“百萬人遊行”。

不幸的是，雖然蘇丹群眾展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運動領導層反而落在群眾後面。反對派“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幹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已與反革命軍政府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但這份出賣革命的協議遭到越來越多群眾的反對，很可能會因革命的繼續發展而破裂。舊獨裁者被推翻之後，腐敗的統治集團更大力地控制經濟，並向沙特主導的也門內戰派出更多軍隊，而群眾則要承受物價上漲和食品、燃料、藥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鬥爭正在醞釀。

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政治穩定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最鮮明地顯示出，歐洲資本主義自2008年危機之後深陷無休止的動盪，絲毫無法恢復穩定的政治局勢。歐洲同志報告了歐洲各國普遍的政治動盪和兩極化，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等“核心”歐洲國家。

儘管英國和歐洲資產階級都反對英國無協議脫歐，但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推動局勢不可避免地向這一方向發展。鮑里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工黨和保守黨都深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找不到任何能夠解決困局的代理人。歐盟建制也不得不對英國採取強硬態度，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這麼做，歐盟就會瓦解。

在歐洲大選中，許多國家的群眾更加兩極化，而且綠黨的選票驟然上升。這說明統治階級未能恢復群眾對傳統資產階級政客的信心。相反，歐洲經濟正再次進入動盪期，傳統政治版圖將更加難以維持。

拉美的情況也與歐洲類似，過去幾年右翼勢力贏得多個主要拉美國家的大選。但無論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馬克里），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儘管備受大企業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納羅是1980年代末獨裁政府下台之後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總統，而且博索納羅政府深陷於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和軍方的內鬥之中。在阿根廷，馬克里政府面臨著工人和女性的鬥爭浪潮。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初選中，馬克里的得票率落後其主要對手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總統之後，工人階級則更勇於發起鬥爭。

未來一段時期，各種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會受到考驗。而CWI的任務就是呼籲和組織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終結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長期危機、不平等、壓迫和混亂，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處境，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儘管我們在IEC會議上也專門討論了性別壓迫、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環境問題，但我們在本場討論中也強調，上述議題是我們討論世界願景的關鍵內容。這些議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也關繫到我們的全球行動計劃。CWI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中經常扮演著領導角色。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反過來推動了工人鬥爭。而且在各類階級鬥爭中，女性工人和年輕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全球青年反氣候變化運動得到工人階級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國成員將積極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罷工。

今次這場令人振奮的討論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決心和革命樂觀精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國際活躍在群眾鬥爭當中，準備迎接挑戰和革命機遇。

不要假讓步 小心緊急法

向中國輸出革命是致勝關鍵

林鄭宣稱將撤回送中條例，但拒絕其他四項訴求。林鄭只是作出假讓步，試圖分化運動，以為可以孤立堅持五大訴求的示威者，並且順勢推動《緊急法》，變相實行全面獨裁。假讓步、真鎮壓是中共一貫的奸招。回顧2011年廣東烏坎村的教訓，當時村民為爭取民主選舉而抗爭，但誤信了中共舉行選舉的承諾而停止抗爭，最終村民的訴求無一實現，只是換來恐嚇、搜捕和激烈鎮壓。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傷害黨的權威。這會鼓舞大陸群眾仿效港人反抗，造成連鎖效應，讓革命蔓延全國。所以，中共不可能單純撤回惡法，而必須配合暴力鎮壓清場，撲滅運動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權威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更複雜的階段。我們現在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抗爭，要麼全贏，要麼全輸。香港示威者通過了勇氣和意志的難關，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戰方向和協調。現在更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產生、受群眾監督、由群眾民主控制的領導，超越過去數月的自發、沒有領導的模式。

需要工人組織和鬥爭

財團害怕示威浪潮持續，招致利潤受損，因此一早希望林鄭讓步。最近一眾達官貴人與林鄭會面後，竟紛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統治陣營在危險中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財團在中國市場和權力的利誘下，一致擁護威權體制，並協助政府發動白色恐怖。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滙豐銀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誘下監視、恐嚇、解僱抗爭工人。

社會主義行動在滙豐銀行工作的成員梁禮邦因組織工會而被解僱，我們正開始在香港以及國際上發動聲援行動，要求滙豐撤回解僱決定。

財團擔心群眾鬥爭會催生強大的工會運動。隨著香港經濟正再次走向危機，財團已準備大批裁員、打擊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準，讓工人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買單。因此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反對財團，捍衛工會和保護抗爭工人。八五和九二罷工是工人初次演練，未來的總罷工要更有更強大的工會和罷工委，才能真正癱瘓經濟。

連結國際群眾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中共及親中政客施壓。林鄭撤回惡法也因為緩和西方政府的施壓。但切記美國統治階級只是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換取經貿以及地緣政治談判的讓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政府，他們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只想擴大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勢力，不會真正顧及民主與人權。

特朗普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親富人政策備受美國群眾憎惡，我們絕不能寄望這樣一個政府來保護民主權利。

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都是為了騎劫群眾鬥爭。例如在2014年，美國介入烏克蘭的群眾運動，將腐敗的親俄政府推翻之後，支持另一個可能更加腐敗的親美政府上台，讓另一批無賴騙子奪取了政權，繼續寡頭專政。

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親資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國示威者群眾也起來捍衛民主權利，反對約翰遜發動政變架空議會。這些反對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鬥爭，他們正是我們連結的對象。而舉英美國旗只會使他們誤以為香港示威者為英美政府搖旗吶喊，隔絕國際基層的群眾連結。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中港團結鬥爭，並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我們不只要爭取五大訴求，也要反抗貪婪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終結中共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

香港：嚴酷鎮壓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機出現重大轉折。經過三個月歷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讓的林鄭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條例。

這一決定必然事先得到習近平的許可。雖然中共謊稱“支持、尊重”港府自行決斷香港事務，但實際上香港的真正統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別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權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港府只不過是中共命令的執行者。

自6月反威權群眾運動爆發之後，香港政府早已癱瘓，真正的決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深圳領導的專責小組。

送中條例早已不是群眾運動最主要的議題。群眾的怒火現在主要是針對警察暴力和中共對香港的威權打壓。所以林鄭現在撤回條例是“太少，太遲”。大部分抗爭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鄭的假讓步。如黃之鋒在英國《都市報》上的文章所說：“這支橄欖枝背後的真相絕不是和解，而是收緊控制”。

其他許多群眾和年輕人也都認為，林鄭做出這一表面讓步，是為了分化運動，借勢採取更嚴酷的鎮壓，包括可能動用英殖時代留下的緊急法（這部法律最初是為了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制定的）。

現在看起來，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用香港警隊和本地法律來鎮壓運動，而非出動解放軍，因為前者的政治經濟後果相對較小。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繼續惡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來說，出動解放軍只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中共身陷危機

雖然撤回條例只有象徵意義，但仍然體現出群眾運動給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這場運動的爆發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眾的毅力更令中共震驚，。

林鄭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令中港的親中共勢力都大吃一驚。事先被蒙在鼓裡的香港建制派（服務於非民選港府的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對林鄭再次表示強烈不滿。他們過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讓”的強硬立場，儘管有時比較猶豫，而現在林鄭突然宣布撤回，令他們顏面大失。建制派政黨害怕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會遭遇慘敗，失去對這些不民主而且無實權的區議會的控制權。所以政府有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取消今年的選舉。

更重要的，林鄭撤回條例對內地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香港《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說，這是“一個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險的決定”。他特別提到：“就算在林鄭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還沒有任何相關跡象或者傳言”。

王向偉指出，港澳辦在前一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給出任何改變政策的跡象，而是繼續督促所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抗暴徒，將‘止暴制亂’作為‘當務之急’。”

內地媒體對於撤回條例的報導也非常低調，與過去幾周關於“暴徒”和“顏色革命”的激烈宣傳形成鮮明對比。

右翼民族主義網民對撤回條例的決定大加批評。這些右翼民族主義網民是中共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強烈批評撤回條例是“向顏色革命投降”，並警告說這會鼓動中國群眾效仿香港的激進抗議。

撤回條例雖然沒有實質意義，但對中共來說仍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可見中共政權和習近平正身處危機。中共的大麻煩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官方數據），以及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衝突。

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抗議無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群眾挑戰。從6月9日開始，香港已經舉行了三場100-200萬人的大型示威。英國《衛報》說，從抗議人數與人口的比例來說，香港的抗議規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舉行過三次大罷工，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工人自發參加。工會幾乎沒有為組織這些罷工做過努力。香港的工會幾十年來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更是被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進一步削弱。在罷課方面，9月2-3日開學時，約有4萬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無懼警察鎮壓參加罷課。

除了大資本家和親中共陣營的核心力量之外，幾乎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群眾抗議及其“五大訴求”：

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林鄭下台
撤銷暴動定性，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獨立調查警察暴力
雙真普選（即特首和立法會均由民選產生）
運動得到如此穩固的群眾支持，正是因為警察暴力一再升級，而政府也包庇警方的所有暴行。所以年輕人的激進行動也廣為群眾接受，而且這些激進行動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抵擋警方的殘暴攻擊。因此，雖然政府不斷指責示威者是“暴徒”，想要分化運動，但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公務員、律師、記者、社工、醫護人員和建築師都已公開反對警察暴力、聲援示威青年，說明就算部分被視為“建制”的群眾也被抗爭情緒感染。另外，8月底舉行的一場反對警察性暴力的集會有3萬人參加；在林鄭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萬人參加了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集會。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眾的激昂鬥志。現在民陣發起9月15日遊行，會再次有不計其數的群眾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個能反映出群眾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層居民在深夜毫無裝備地走上街頭，阻止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攻擊示威青年。他們高喊：“滾出去，這裡不歡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兩間醫院的警崗，因為醫護人員非常敵視他們。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鐵站、商場或其他地方內無差別地攻擊、圍捕示威者，以圖嚇倒年輕人，讓他們不敢再參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鐵站中截查年輕人，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和手機。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盤查所有乘客。其情景類似於如監獄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眾憎恨的是“速龍”（一支準軍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殘暴的一些鎮壓行動就是由他們執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傳言說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義憤填膺的群眾每晚在站外和鄰近的警署外抗議。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複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級鎮壓，包括縱容黑幫攻擊示威者，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新疆和香港兩地狀況完全不同：新疆深處內陸腹地，並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監控、囚禁當地居民；而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雖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制），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制派政客說抗議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實際上這也是公眾對於警察的看法。警隊已經徹底失去群眾的信任。

中共的頑固態度

香港群眾抗議持續時間越長，習近平精心打造的強人形象就越受打擊。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以恐嚇的手段阻止群眾發起抗爭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如果政權權威受損，或者群眾發現其實際力量並不如表面那麼大，那麼其統治可能會面臨存亡危機。

香港資產階級建制雖然堅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獨裁政權，但也對中共的這種頑固態度感到不信任和震驚。儘管香港資產階級富豪一致反對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利，但他們願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讓步以緩和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

中美衝突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之時，現在這場危機正令旅遊、零售和地產業雪上加霜。據英國《金融時報》估計，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十大富豪總共損失了150億美元，主要是因為股價下跌。因此在林鄭宣布撤回的當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香港資產階級的不滿無疑是林鄭撤回條例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共也希望緩和西方媒體以及美歐帝國主義政府的壓力。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西方政府並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民主，他們只是想要利用這些議題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中共過去將香港政府作為統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親自管控香港，從而令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現在由於群眾抗議的壓力，這種狀況已經改變。林鄭政府沒有實權已是越來清晰的事實。

根據流出的一條秘密錄音，林鄭在八月底閉門會見商界代表時說，她的權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認：“如果我有得選，我會第一時間辭職。”

儘管政府對這次泄密非常憤怒，但並沒有否認其真實性。林鄭已經“上了賊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對抗中共這一幕後黑手？

社會主義者對錄音揭示出的中港實際權力關係並不驚訝，但錄音對香港群眾的意識造成重大影響。這場鬥爭的首要敵人從來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為後者才是香港的實際統治者。那麼香港的750萬群眾如何才能打敗這個強大的獨裁政權？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唯一的取勝之道是吸引中國群眾加入戰鬥。

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中國群眾支持香港鬥爭，而是需要積極地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建設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中國群眾參加鬥爭比香港要危險得多，例如去年佳士鬥爭的工人和年輕人為爭取組織獨立工會而遭到猛烈的國家鎮壓。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解放香港”，因為這種局限於一城的訴求不可能得到廣大中國群眾的響應。

中國的工人或者學生可能會同情香港的鬥爭，但如果香港群眾鬥爭只著眼於本地，那麼他們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眾鬥爭如果要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必須要發出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們必須呼籲兩地群眾一起對抗中共政府殘酷的親資政策：終結住房危機（將開發商國有化，開始建設大量公共住房）；建設強大且民主的工會爭取工人權利，以工人階級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資終結低薪、過勞且不穩定的就業狀況；推翻獨裁政權及其所服務的富豪階級，停止國家鎮壓和媒體管制。

如果香港群眾鬥爭明確、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張，可以打破中共在內地的抹黑宣傳，得到中國群眾的巨大迴響，將鬥爭蔓延到中共獨裁政權的腳下。

實行緊急法？

如前面所說，現在是中共和內地安全部門在指揮香港警隊。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而且未來政府可能會正式宣布戒嚴，並採取更加嚴酷的鎮壓。現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數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來，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過100人被控暴動罪（最高刑期為10年）。還有其他許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同樣可能被判處嚴厲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處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頭的警察巡邏已經減少。3萬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軍警）已純粹變成鎮壓工具。

香港政府還威脅要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上次動用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動時。如果啟動緊急法，特首將成為獨裁者，可以隨意進行媒體審查、監禁、遣返、取締政黨和禁止集會。政府甚至考慮過局部關閉互聯網，以封停示威者用來組織行動的網絡論壇，不過政府不太可能真的採取這一行動，因為會給香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政府“考慮”採取這一行動，本身足以說明危機之深。不過群眾並沒有被緊急法的威脅嚇倒。在林鄭撤回條例之後，政府的恐嚇宣傳無疑會變本加厲，可是現在年輕人的鬥志非常高漲，整個社會對政府空前不滿，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可能也無法改變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如果在緊急法啟動之後迅速出現大型群眾抗議，政府的權威反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危機會繼續加深。

中美帝國主義衝突

雖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出動解放軍，但是目前來看，軍事鎮壓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我們過去已解釋過，雖然中共有能力進行軍事鎮壓，但是現今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正在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衝突）讓它不敢肆意而為。當然特朗普政府不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動用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徹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麼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會受到威脅。

美國如果不做出強硬的外交和經濟回應，那麼美帝國主義及其遏制中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將面臨歷史性危機。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反中鷹派約翰·博爾頓警告說：“國會此刻[對香港問題]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所以只要中國政府做錯一步，我認為就會讓整個國會大爆發。”

美國的激烈反應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多變態度令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滿。7月，特朗普說香港的群眾抗議是“暴動”。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還有一次，特朗普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甚至有一個支持中共的說唱樂隊把特朗普的發言放進他們的歌里。

美國的亞洲政策立足於赤裸裸的金融和強權利益，絕非要推進各國的民主權利。美國曾在亞洲扶植眾多獨裁者：韓國的朴正熙，台灣的蔣介石，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當這些獨裁政權被革命運動或者群眾壓力打垮之後，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和外交手段確保新政權依然親資和親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對美國統治階級報有幻想，認為美國政府會幫助香港的運動獲勝。但實際上美國統治階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當作迫使中共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的棋子。

就在林鄭宣布撤回條例前幾天，中美決定於十月重啟貿易談判。這並非巧合。儘管貿易戰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但重啟談判的決定說明雙方都想淡化香港問題。

如何前進？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政府面對如此巨大的群眾壓力必然早已垮台（其實可以說“香港政府”的確已經“垮台”，眼下真正統治香港的是中共）。

為了發動全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打敗中共獨裁政權，香港“革命”需要再進一步。自發的運動模式已經達到極限，現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綱領和戰略，並且需要將運動組織起來從而執行戰略。運動也需要明白哪支社會力量能夠將運動組織起來，並將鬥爭輸出到中國內地──不是“納稅人”、“消費者”、“市民”，而是“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所以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罷工為跳板，建設真正的總罷工。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真正的組織，需要建立民主的罷工委員會和新的工會。

香港群眾運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習近平政權過去奉行強硬路線，不容忍任何挑戰，但現在已經受到重重一擊。

香港以及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高壓鍋，階級矛盾已經沸騰，只不過暫時被獨裁政權和警察暴力壓制下去。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正預示著明天的中國。我們需要為群眾鬥爭找出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美國操控香港抗議”是荒謬謊言

自6月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便大肆鼓吹說這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挑動的“顏色革命”，旨在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支持國家鎮壓，同時也想藉此壓制香港抗議者、外國媒體和西方政府。

國際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在兩年前伊朗100多個城市爆發反獨裁抗議時，他們也說那是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上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們說：“美國警察比這惡劣得多”。這的確是事實，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國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虛假宣傳的人說，黃之鋒、李柱銘等泛民政客以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美國右翼建制政客有來往，所以證明香港群眾運動是受美國操控的。但其實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上述這些人物從運動一開始就被激進的年輕示威者趕到一邊了，因為這些泛民“領導人”在過去的鬥爭中一直奉行軟弱的妥協路線，令年輕人趕到失望甚至憤怒。正是因為泛民被邊緣化，運動才能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不過運動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建立民選的、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層）。

童話故事

甚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權的“顏色革命”，否則中共勢必不會和美國繼續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中美宣布將於今年10月舉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兩國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啟貿易談判，而現在推遲到10月，是為了讓習近平能夠安心舉行十一慶典。特朗普顯然是藉此向習近平示好。

十一慶典不只是紀念建國七十周年，更是為了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挽救身處重重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中共黨內權鬥重新激烈化，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也接連受到打擊，所以習近平想要藉助民族主義來穩固政權。美國如果真的想藉香港問題打擊中共，那它就會要求在十一之前舉行談判，令中共面臨更大壓力。但其實美國統治階級只是想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和打開中國金融市場。

“毛派”青年慘遭迫害

中共政權一慣將自己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歸咎於“外國勢力”。例如，去年爭取獨立工會的佳士鬥爭也被中共官媒說成是“受境外勢力操控”。

參與佳士鬥爭的年輕人大多是“毛派”。雖然他們在經受過幾個月的監禁和酷刑之後被迫“承認”自己是受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說他們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報部門勾結，那真是太荒謬了。

美歐等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中港的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只想儘量擴大本國銀行和大企業的海外市場。

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各帝國主義勢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競爭世界經濟和政治霸權，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經貿和地緣政治衝突才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西方政府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向中共施壓。但這也不過是美歐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做出更多讓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國主義

在五年前人大出台“八三一決定”時，英國外交部曾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八三一決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中共審核。當時英國保守黨外交大臣施維爾說，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適的民主”，中共開出的方案“總好過什麼都沒有”。英國政府當時迫切想要吸引中國的投資，所以採取了上述的親中共立場。

美國的立場也是類似。今年7月2日，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其離職演講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抗議者的暴力和破壞感到“失望”。作為美國駐港高級官員，唐偉康稱讚林鄭的“道歉”非常真誠。他還說：“我認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誠對話，並讓所有人相互溝通”。這顯然不是在支持群眾抗議。

特朗普甚至發表過更加親中共的聲明，將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並說香港問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內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權政權，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並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說中國的八九民運也是“暴動”，並讚賞天安門屠殺：

“學生大批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差點控制不住局面。學生很兇狠，很可怕，但中國政府強力將他們壓了下去……這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美國《花花公子》雜誌採訪特朗普，1990年3月]

現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國2020年大選前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所以香港群眾運動對他來說只是件小事。

現在那一小部分揮舞美英國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國主義的政治陷阱。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參與九三罷工被解僱

發聲支持群眾抗議的工人和工會分子被解僱丶監視和恐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滙豐銀行的外判職員，他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採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隨後便被解僱。

財團白色恐怖

滙豐銀行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銀行。不過其80%的業務都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滙豐與中共獨裁政權關係密切，中國國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是其最大股東。

近幾星期，香港多間大公司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運動，但也受到處罰。這顯示出香港大企業與威權政府間的緊密聯繫。和其他許多大公司一樣，滙豐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譴責群眾抗議。這也反映了資本家害怕目前的群眾抗議會強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會並使之激進化。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群眾可能面臨大規模裁員丶減薪與進一步的緊縮措施。今年八月，滙豐宣布在全球裁員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現時的威權鎮壓來削弱工會。最近幾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業工人遭解僱，其中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

國際聲援

CWI與“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呼籲世界各地的工運和社運人士於10月2日到各國滙豐銀行外抗議滙豐解僱梁禮邦。我們正請各國工會丶左翼組織和社運組織參加抗議，並請他們發信給滙豐銀行和當地媒體抗議香港工會和民主權利的所受攻擊。

運動致勝兩大關鍵

林鄭和中共撤回送中惡法，企圖通過假讓步分化運動，但完全沒有得逞。中共為了維護獨裁政權的權威，不甘向反抗的群眾示弱，將會繼續加強黑警暴力，甚至推動《蒙面法》打壓示威者。“黨鐵”配合黑警戒嚴，又拒絕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鎮壓的全部錄影。現在即使林鄭否認當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眾信任，可見政權誠信已徹底破產。

中共至今不敢出軍隊全面鎮壓，一來中共非常依賴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作為大陸接通全球資本的窗口，以舒緩中國的債務危機；二來解放軍接管意味著群眾將拋掉“一國兩制”的幻想，有可能釀成革命局勢；三來中共害怕與歐美的衝突會惡化。但同時我們波瀾壯闊的運動已持續了三個多月，陷於膠著狀態。現在需要改變運動的模式，才能打開突破口。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為組織銀行業工會而被滙豐銀行解僱。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剝奪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由於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樣的經濟危機將會重臨，資本家正準備大規模裁員丶減薪和壓低工人待遇，要我們為危機埋單。他們現在打壓工會，是為了削弱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力量。因此，工人鬥爭是民主鬥爭的致勝關鍵。

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滙豐動大手術。在八月，滙豐更登報“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見滙豐等大財團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我們反對滙豐等大企業的無理解僱，支持員工組織起來鬥爭，並協助聯絡世界各國工會進行國際聲援。

如何輸出革命？

香港無法獨力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會丶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

美歐政府現在在香港問題上頻頻向中共施壓，包括威脅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但這只不過是為了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加上西方群眾大多數也支持香港運動，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眾壓力。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反對民主丶親財團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丶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的政權。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丶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丶釋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丶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丶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捍衛工會權和言論自由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組織戰鬥性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反擊警黑暴力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徹查警察暴力 懲處殘暴警隊

群眾對香港警隊已經完全失去信心。現在看起來，香港警隊應該已由中共直接指揮，其中混雜著大量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者乃至路人採取令人髮指的暴力攻擊，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視頻至今仍未公布，雖然警方稱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眾無法相信謊言不斷的警方和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運動和大多數普通勞動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揭露警方的暴行，從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組警隊。

監警會沒有實權

政府現在只同意讓監警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真相。在撤回惡法後，中共害怕再退讓的話等同示弱，會令示威者有信心爭取餘下訴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鄭與商家閉門會議的錄音中，林鄭表示自己除了三萬警察什麽都沒有，可見政府不敢得失警隊。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統的，包括拒絕出示編號及委任證丶假扮示威者搗亂，獨立調查意味著要由決策的高層來承擔。加上大量中國武警滲透香港警隊，明顯受中聯辦指使，林鄭豈敢成立一個機構調查自己的上級。

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現在林鄭關於通過監警會調查警方行動的種種承諾都是空談。專家組成員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格里·邁克尼利曾在一起調查中包庇警方。而監警會新增的兩名委員林定國和余黎青萍全都屬建制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鄭競選辦顧問。她加入監警會之後更是說，警方不是“無端端”施暴！監警會尚未開始調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場就已表現出來！

需要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面對持續的群眾運動和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用來暫時平息群眾怒火的幌子，不會觸及那些有罪的官員和制度，現在的沙中線調查和四年前的鉛水事件調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會盡力只拿少數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隊高層下台，他們還是會領取豐厚的退休津貼作為補償，整個警隊依然會是中共用來鎮壓香港民主鬥爭的工具。類似的現象我們已在港鐵醜聞中見過。

真正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示威者丶基層市民丶支持民主鬥爭的學生和工人組織丶獨立的法律和人權人士等代表組成，而非由站在運動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組成，更不應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國能。兩年前，李國能曾說：“香港社會需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中共對香港的威權統治和打壓。

委員會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接受群眾的控制和監督。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有調查事件和檢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權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為法院已明顯成為威權政府用來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組警隊

香港警隊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中共的鎮壓工具。必須重組警隊並將它置於群眾的民主控制之下，並踢走所有支持威權統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隊的現任高層）。

就算林鄭和中共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也不可以停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說，在運動平息之後，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用假承諾欺騙群眾停止鬥爭，然後發動反撲，是中共獨裁政權鎮壓內地群眾鬥爭的一貫伎倆。2011和2016年的廣東烏坎抗爭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運動一旦解散，就難以再重新聚集起來。屆時政府會有更大的空間操控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絕對不能為了政府毫無可信度的“承諾”就停止當前的群眾鬥爭，而必須繼續擴大運動。必須成立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絕不讓步！

香港民主鬥爭中的女性戰士

除了街頭抗議之外，女性工人在機場丶公立醫院以及公務員的抗議重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運動更為活躍。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越加針對向女性施暴，來恐嚇參與抗爭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上街進行抗爭的群眾都是三十歲以下，其中近一半（約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運動前線擊破了社會對她們的性別壓迫與不平等對待，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丶發揮的作用可以更重要。這也是一種國際趨勢。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運動，例如今年發生在蘇丹的抗議行動，成功地推翻了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站在反送中運動前線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丶來自警方與反對者的性暴力與迫害。在互聯網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塗改，寫上污辱性的話語，以及各種極為歧視性的言辭。

“他們不會攻擊我的觀點或其他東西，他們只是攻擊我，因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學生表示，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攻擊。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現在這場鬥爭的第一線。如果這場運動失敗了，女性所受的損失也會是最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權利和公義被打壓，也是因為威權統治和富豪專政會令女性面臨更大的歧視和壓迫，例如政府掠奪公共資金來填滿財團的錢包，導致幼兒托育丶長者照護和其他公共服務缺乏資金，而這些重擔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別態度和性別壓迫紮根於威權資本主義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須徹底打破性別壓迫。

香港：十一上街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

隨著這場歷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個月，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大陸，挑戰其統治權力，只能靠警察作為統治工具，酷刑及濫權正不斷上演。

輸出革命至群眾　不靠外國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嚇來消耗運動。香港無法獨力打敗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應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對人權民主的“關注”只是騙術。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國訓練的，水炮車也是從德國購入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我們不可將希望寄託在它身上。連推動法案的共和黨右翼政客魯比奧也承認，就算法案得以通過，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無視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鄭等官員入境美國或在加洲買樓，只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最關鍵是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人的政權。大陸已陷入經濟危機，也有傳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將會在十一上街。因此習近平才要加強鎮壓，大力禁止大陸工人組織工會，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腐朽統治。最近新疆集中營照片曝光，維吾爾族人被剃光頭、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運是連成一線的。

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

在警察戒嚴的狀態下，一切和平遊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瘋狂鎮壓示威者，製造暴力衝突的畫面，企圖阻嚇普通市民上街。過去三個多月以來，609、616和818的大遊行是支撐著運動的骨幹，現在是時候再次聚集民氣，向政權展示強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運動持續下去，並且再推動真正的總罷工，將行動升級。

為了擊敗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開號召群眾抗命，堅持繼續上街，高呼黑警無權決定遊行是否合法。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開說明，不能隱晦。雖然民陣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溫和泛民的壓力下，召集人只是呼籲自發“行街”。單靠這策略是不足夠的，只會將抗命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現在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由於831和915遊行沒有做到這點，令運動欠缺集中的領導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機。欠缺領導層和集體方向，是運動成功的障礙。

運動踏入四個月，沒有大台的“流水式”運動已經到達了極限。這模式阻礙了運動成功。我們的運動需要集結一個民主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無論採取什麽策略避免刑責，民陣都要公開號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動委員會應該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民主產生運動代表，讓所有示威者及團體民主決策，制定運動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台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台港生向台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台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台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藉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台”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藉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台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藉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台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台商包機送他們的台籍雇員回台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制台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係的台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台灣問題干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台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台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台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台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台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台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台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台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台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制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台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台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台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台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制，而非將希望託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台政治難民在台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通過《禁蒙面法》，企圖阻嚇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徹底攻擊我們的示威權（最高刑期一年），並大大升級香港威權政府的鎮壓力量。而且林鄭政府也是想藉此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緊急法。政府顯然是用禁蒙面法試水溫，準備推出更多的壓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抵擋高科技監控和人面識別。如果沒有獨裁政權的統治，那麼我們本沒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連參加罷工或者批評政府的工人和工會分子也會被解僱，所以我們無疑有權保護自己免於威權政府的監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們蒙面，那麼它為什麼不禁止使用催淚彈，為什麼不停止警察暴力？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命令警方將暴力鎮壓升級到比過去更加危險的程度，以此顯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個人身分，不可調查警暴事件，不可讓警方為自己的罪行而受罰。四個月來的群眾抗議令獨裁政權大受羞辱，但中共又無法大敗群眾運動，所以便以不斷升級的警察暴力作為報復。

政府為禁蒙面法辯護說，“民主”國家（例如法國）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恥！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已經失控的、瘋狂的警察國家，並進一步削弱示威權。但是他們不會得逞。

群眾應該公開抵抗威權惡法，就好像我們需要公開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們需要群眾性的集體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依靠個人行動，否則會分散抵抗的力量。群眾應呼籲全民蒙面做出反擊！

禁蒙面法明顯是想要分化運動，孤立前線示威者。為了反擊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決策開始群眾反抗。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群眾抗議更有組織。由於群眾不信任軟弱、搖擺不定的泛民領導人，自發分散的鬥爭方式在四個月前抗議開始時大受歡迎，但現在這種鬥爭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為了贏得鬥爭，關鍵是要組織起來，並將鬥爭方向轉向在工作場所和學校里建立組織，建立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以癱瘓經濟，並呼籲內地群眾和我們團結反抗獨裁政權。

需要組織罷委會　準備新一輪罷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罷工無疑創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工人階級是致勝的關鍵，但要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要改變現在運動的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在欠缺組織的情況下，過去兩場的政治罷工都沒有任何工會領導，所以工人未能發動集體的行動，而只是作為個人去請假。民主派的職工盟只是呼籲工人“自發”罷工，卻沒有真正組織和帶領工人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民主討論和決定行動計畫。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在財團白色恐怖下，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都受到打壓。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滙豐的外判員工，因為成立金融及銀行業工會而被公司無理解僱。我們正在發動國際聲援行動，抵抗滙豐的白色恐怖。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制制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

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而不是指望美歐政府。特朗普為了和習近平繼續貿易談判，未對十一香港警察的殘暴行徑做出任何指責，而是向中共的慶典表示祝賀！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香港：全球聲援 反對無理解僱工會分子

梁禮邦因支持民主運動，並呼籲香港銀行業工人組織新的、真正的工會而被滙豐解僱。抗議活動還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威權鎮壓，譴責香港大財團勾結威權政府以攻擊、恐嚇和開除梁禮邦這樣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

當天，16個國家聲援者在當地的滙豐辦公室和分行外設起糾察線，亦有其他國家的聲援者傳來聲援照片和訊息。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聲援行動。在這場由CWI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帶頭的國際行動中，引人注目的包括來自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聲援影片（點擊此處查看影片）。不久前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工人成功阻止企業主關廠，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門薩那的工會分子儘管飽受戰爭、饑荒和貧窮的極度摧殘，也挺身聲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圖恐嚇、分化和消耗香港運動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而獨裁政權的打壓越來越激烈，抗爭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再次遇襲，嚴重受傷。同一天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並不斷轉移視線，借民生問題去“拓樓市”。政府企圖逐步將緊急法升級，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審判示威者。港鐵胡亂關站，配合政府變相實施宵禁。然而鎮壓不會平息運動，反而只會激起更大憤怒。

抗爭的致勝關鍵

黑警現時的策略是要不斷將鎮壓升級，禁止和平遊行，刻意造成各區的零星衝突。縱使群眾多月來的不懈、果敢抗爭，現時運動沒有真正的組織、民主產生及受問責的示威領導，使抗爭正面臨零散化、碎片化的風險，失去互相的協調和明確的方向，難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氣。

當務之急是要從無大台的抗爭方式，轉為更有明確組織、更集體的抗爭方式，並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用以互相協調示威行動，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級號召。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亞運動，因為這些地方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占的角色較為重要，得以號召有力的大罷工。

中共不允許香港有民主，是因為中共害怕引起大陸民眾爭相仿效香港抗爭。因此，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外強中乾，只是在掩飾經濟問題造成的大危機。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全球基層群眾團結　不要各國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沒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園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集會。社會主義行動要對香港抗爭開始萌起這種親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權法本身只是無牙老虎，即使通過也難以對中共造成威脅。而且習近平可以借運動的親美立場向中國人煽動愛國情緒，抹黑示威者受“外國資助”。這樣只會削弱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眾對香港運動的國際聲援。

中美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開權鬥。特朗普沒有重視香港問題，因此有時說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時恭喜中共建國70周年，並呼籲香港示威與政府坐下來談！特朗普上周才與中共達成臨時貿易協議，並在表示該協議對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顯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國豬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發反政府運動，香港示威者當然應站在外國反抗群眾的一方，而不是外國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與香港運動命運共同的，那麼反對加獨運動的美國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獨派分子13年的歐盟，怎麼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香港的抗爭就要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之外，並且要轉向爭取國際間的被壓迫者、工會、社運等支持。早前因為組織工會及發表政治立場而被滙豐打壓的梁禮邦，獲得有300萬會員的巴西左翼獨立工會的邀請，於他們的全國大會中發言，解釋香港的抗爭與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個城市的工運人士和左翼組織在當地的滙豐抗議，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推動這個方向的鬥爭和組織，如果大家都認同的話，歡迎聯絡和加入我們，一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盜竊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辦公室於10月17日凌晨遭遇入室盜竊。6部電腦、手機、3張信用卡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物品被竊。現金和信用卡被盜，損失超過20,000港元。事件發生於凌晨3點，當時辦公室有兩名同志在熟睡。如果他們醒來並驚動到賊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相信賊人是利用大樓外臨時搭建的棚架，從窗戶進入6樓的辦公室。我們事前已經架設了金屬窗花，並在門外和室內安裝閉路電視等防盜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賊人進入，賊人是拆除貯藏室的窗花後得以入屋。

這次爆竊可謂社會主義行動在四年半反對獨裁政權的歷史性群眾運動期間遭遇的極沉重打擊。說社會主義活動者在此時承受巨大壓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當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鎮壓橫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淚彈。警察野蠻毆打示威者，並自6月份以來逮捕超過2500人。非民選的林鄭政府已經實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抗議者抹黑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動被禁，並遭到嚴厲打壓，數以萬計對抗禁令的民眾遭警察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許多其他反對派團體和政黨一樣，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會”等政治罪名的風險，亦面對鎮壓、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脅。政府未來會越來越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權力”，並進行網絡封鎖、新聞審查、禁止出版等，法院會進一步淪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會更多。

香港社會的這場鬥爭的複雜性（沒有群眾組織，沒有工人階級政黨，薄弱且躊躇不定的工會運動的情況下，對抗世界上最強大、擁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獨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該群眾運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這次群眾鬥爭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混合體，一方面有著英勇的群眾反抗、鼓舞人心的自發和直接行動，但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組織，而思想也非常混雜。政治意識混亂的一個體現是部分群眾出現了一定的親美傾向，尋求美國政客支持，而這些政客大多為選票譁眾取寵，並非真心支持民主鬥爭。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某程度上鼓勵這種親美傾向，以證明自己“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說法。中共也明白美國是無法幫助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 – 工人階級的替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是唯一一個致力於令是次群眾運動轉向以工人階級組織與方法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罷委會來進行罷工）、反對中美帝國主義、主張要有意識地將群眾運動輸出中國內地的組織。社會主義行動解釋道，除了五大訴求外，我們還要連結到工人階級與青年（香港與中國在這方面都一樣）的訴求：爭取可負擔房屋、穩定工作、終結奴役般工作條件與大規模投資公共服務，不要為資產階級大亨賺取更多利潤的可恥且浪費的大白象基建！

我們向各地民運人士、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呼籲給予緊急財政支援。這是為填補是次爆竊造成的損失，並加強辦公室保安，社會主義行動需要籌集70,000港元（約8,000歐元或8,900美元）。我們需要儘快這樣做，以避免在我們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重要鬥爭中錯過關鍵時刻。若不能購置6部新電腦，我們將無法繼續製作我們四個版本（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和英文版）的雙月刊雜誌。我們日常的組織遭遇嚴重破壞的風險，不僅存在於香港，也存在於我們正努力發展的、於中國內地地下進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這次爆竊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社會主義者進行不懈的反極權鬥爭所面臨的問題和壓力。由於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會主義行動不得不在一個貧窮的、較高犯罪率的基層地區租房。我們不能向保險索償，因為這需要向警方報案，而現在的香港警察不斷向抗爭者實行白色恐怖，因此讓他們調查我們的辦公室、質問我們的人員，會進一步危及我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與民主運動的同志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對滙豐打壓工會 要求撤回解僱決定

本人梁禮邦是滙豐客戶服務團隊的外判員工，我在參與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罷工期間，呼籲成立銀行業工會，並接受了傳媒採訪，因而被滙豐解僱。自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 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剝奪工人的罷工權。

九月五日早上，滙豐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職員約見本人，表示滙豐決定將我解僱。該職員表示，滙豐不接受員工在外間參與政治活動時透露公司的名字。這種說法根本荒謬至極。凡是組織工會必然需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樣的限制代表剝奪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香港的法律條文保障下，我擁有的組織工會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剝奪。

該外判公司提出給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崗位，條件是我不能抗議滙豐無理解僱，並停止提到滙豐這間公司的名字。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壓， 放棄成立銀行業工會。本人絕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堅決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並要求滙豐撤回解僱決定，還我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

面對中共的收編和壓力，滙豐近年不斷跪低。滙豐銀行在中聯辦的壓力下不敢再在《壹傳媒》刊登廣告。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滙豐動大手術。

白色恐怖瀰漫公司

八月，中共國企中國平安銀行大筆入股，成為最大股東。及後公司傳出3名高層下台，然後更在八月登報表忠，“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本人已經開始派發傳單，籌組工會。公司本來沒有向我施壓，但公司經歷了內部大清洗後，白色恐怖開始瀰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滙豐等各大銀行的員工日後的言論自由和工會權利恐怕會盡一步受到剝奪，沒有員工能獨善其身。我等員工若不甘屈服於中共和財團的威權打壓，必須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奮勇抗爭。

為何群眾憎恨港鐵－－鎮壓、謀殺、白色恐怖

港鐵已受到抗爭群眾的深深憎恨。港鐵管理層密切配合中共領導的警方鎮壓，關閉車站、停止服務，絲毫不為乘客考慮。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鐵站發生過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會襲擊（請見地圖）。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壞港鐵設施。逾四成車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據稱損失超過5000萬元港幣。9月1日港鐵關停機場快線、配合警方壓製機場抗議時，一名股票經紀人在接受訪問也指責港鐵管理層：“我覺得港鐵不負責任。很多人像難民一樣走幾個小時才能離開機場。”社會主義行動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這正是港鐵協助警察鎮壓的代價。防暴警察在港鐵站內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根本是違反安全指引。”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憤怒與沮喪，但破壞港鐵設施不是贏取支持的好辦法。罷工才真正能夠防止公共交通系統淪為鎮壓工具。政府手握港鐵75%的股權，但港鐵從未被置於民主公有制之下、接受群眾的民主控制。正因如此，在今次運動爆發之前，港鐵就一直推出對基層群眾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產投機，催谷房價；2) 工程醜聞，反映出港鐵高層腐敗和漠視公共安全；3) 破壞環境，令香港生態更加惡劣；4) 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投票給林鄭月娥。

社會主義者主張由群眾民主控制港鐵等大公司，並為此不懈鬥爭。這些大公司的董事會應由工人和普通選民選舉產生，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享有高額薪水與獎金。工會應該控制港鐵的日常運作，而管理人員應由公眾與工會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監督。

群眾鬥爭需要提出議題，才能贏取更廣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夠體諒破壞港鐵的行動，因為群眾對這個殘暴的制度感到非常憤怒。但是破壞港鐵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政府可能藉此抹黑、分化運動。運動需要面向工人階級的戰略，需要著眼於組織真正的罷工，並呼籲港鐵以及其他所有部門的普通工人團結鬥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爭取民主公有制和工人階級控制，因為這是終結財團專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同志集會

11月16日香港同志集會，共有六千人參加，包含許多中國人也前來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也參與其中，可惜今年同志遊行因警察不批准路權、打壓主辦遊行自由，因此今年並沒有遊行——這是十年來首次遊行改為集會。

名叫Prima上台發言，她帶著頭盔與彩虹口罩反對警察不批准此次遊行，並說政府推動《反蒙面法》導致同志在集會中不能戴口罩隱藏身分，對於同志參與集會自由的來說是一大打擊，呼籲大家向政府說任何人都有權匿名出席遊行集會。也有參與的內地人表示，他很關心香港的反威權運動，也有向親友解釋香港五大訴求並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聞。

由於香港正處於緊急狀態，內地的審查變得更為嚴厲，能從內地來港參加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 中共害怕香港鬥爭的訊息會傳播到大陸，鼓舞大陸人也共同鬥爭反對專制。

儘管主辦單位沒有強調香港反威權運動，在集會尾聲，群眾自發聚集起來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根據中大調查，有88%性小眾因身分被歧視，因此需推動《反歧視法》來反擊歧視性的行為與言論。同志權利就是民主權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小眾同樣遭受民主權利的打壓，1990年前肛交還屬於刑事罪，性小眾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廳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眾性工作者還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集會，提出“1969石牆暴動 2019香港鬥爭，同志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號。石牆暴動當時因為反對警察暴力而引發大規模同志平權運動，最終取得重要的勝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爭同樣也是捍衛同志平權。在中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獨裁國家，同志權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壓。

1969年美國石牆，警察臨檢同志酒吧、打壓同志，最初只有200人的同志突然一反常態的反擊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釁。圍觀的群眾向警察丟瓶子、石頭。暴動維持五天，並在暴動結束後，成立“同志解放陣線”，此命名是有意識銜接到當時反戰運動，聲援越南反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我們是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廢除現存的社會制度，全民徹底的性別解放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需向石牆暴動學習，把同志運動銜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訴求及工人階級鬥爭，團結其他議題與地區的受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壓迫。運動需團結中國工人與性小眾，他們同樣都受到專制獨裁的迫害，沒有集會自由，我們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財團專制，全面徹底的民主權利與香港同志平權是不會實現的。

民建聯曾鈺成爆建制派嚴重分裂

曾鈺成是民建聯的創黨成員，亦是香港建制派的重量級人物，不過他亦以相當程度的獨立思想而見稱。他最近接受法國學者Jean-Philippe Béja訪問，期間透露了統治階級當中的嚴重分裂。

根據曾的講法，現時的危機當中有4個主要參與角色：示威者、公眾、港府與北京。訪談在10月進行，那時政府剛剛通過《禁蒙面法》。曾鈺成表示“社會相當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港府是4個角色中最弱的一個。現時沒有強力的決策機制。特首依賴強硬派，但沒有政治人物能夠承擔責任。”

曾鈺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運動”，並指出馬後炮來說，沒有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政客們“早應該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為經濟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對政府感到憤怒。

曾鈺成在學生時代曾參加毛派發起反抗英殖統治的六七暴動。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個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樣，曾和整個民建聯都緊貼在中共背後，支持中共轉變成一個推動資本主義，但有著超壓迫的“黨國”機關。民建聯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這是由於中共本身在香港沒有正式組織及活動。

曾鈺成承認親北京的建制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傘革命後採取白色恐怖來打壓民主運動，播下了今日危機的種子：

“過去5年，香港政府和許多我的建制派同事都以為我們能夠不斷勝利，但每一次，民眾都變得更憤怒。”

在這段期間，6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數以百計的人被政治審判，而且新的惡法亦被通過。

建制派促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呼籲作出政治讓步來化解示威，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警隊。不過，這個訴求被“強硬派”否決，實際上暗指中共政權。

他說“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聯領導層（只在私底下），都在遊說林鄭月娥採取這種策略。曾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滿足的訴求”，當然這變相說真普選的訴求是天方夜譚。

“其實並不是警察不讓她這樣做。林鄭月娥解釋警察的士氣已經非常脆弱，政府其實做不了事麼事情能夠進一步打擊（他們的）士氣。可能她對北京說要提升警隊士氣，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調支持警察。”

實際上，中共政權現時視任何對警察的質疑都是紅線。警察成為了禁衛軍，負責慢性推動六四鎮壓，以免需要動用解放軍。因此，雖然大多數本地資產階級建制派都想接受這個訴求（當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終方案都被北京否決。

香港的統治菁英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幻想他們能夠帶來改變的出路。真正的民主變革只能夠透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戰鬥來實現，並將權力從資產階級及捍衛他們的獨裁政權手中奪取過來。

建制派在區選慘敗

反威權運動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得勝。民主派贏得了388席（上屆有126席）而建制派只得59席（上屆298席）。選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奪得57%選票，而建制派奪得41%。在單議席單票制下民主派奪得九成議席。

沒有六月爆發的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旗開得勝。運動爆發至今超過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齡低於18歲。受傷人數超過二千，有三名年輕人被槍傷，其中一人只有14歲。現在反對警察暴力成為了運動的重點訴求。

歷史性選舉成績

今次投票率高達71.2%，遠高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47%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投票人數方面，今次人數為294萬，上屆區選則為147萬。大量年輕人成為新登記的選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經出現人龍。

上屆泛民在十八區議會裡都是少數，現在控制了十七區議會。除了有8席非民選當然議席的離島區外，其餘十七區都由泛民奪得多數議席。在西貢、大埔和黃大仙區，泛民奪得全部議席。過去幾個月，警察多次在黃大仙區瘋狂發射催淚彈以及施用暴力，引發多次警民衝突，因而民怨沸騰。

區議會向來權力弱小，而且各黨派都在選舉中淡化政治，只關注所謂“地區工作”，讓建制派容易用蛇齋餅粽及地區網路收買選票。今屆選舉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選舉傳統，變相成為了一場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對政府鎮壓的公投。所以選舉結果可謂摑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對更大麻煩

政府和中共更難結束現時的政治危機。在十月四中全會後，北京明顯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強硬對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計劃製造一場香港版六四，務求達到震懾效果以結束運動。但在建制派選舉大敗後，短期內這計劃難以實現了。

由於特首小圈子選舉的1,194票中，區議員選委占了117席。在全票制下建制派之前控制了這117席，現在將由泛民控制。有傳中共本來打算在2020年要林鄭辭職，並安排一名民意相對較高的人上任。但現在中共更難操控小圈子選舉，使其如意算盤更難打響。

過去六個月由硬推送中條例開始，政府不斷計算錯誤。林鄭承認自己的錯失造成“大災茌”。在區選大敗後，她又指政府會認真從選舉結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鄭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讓步，我們絕不能指望政府會作出改善。

習近平政權害怕作出讓步等同示弱，會鼓勵大陸群眾組織起來並提出自己的訴求。中國工人和青年的民怨與香港幾乎一樣：低薪、就業不穩定、不人道的工時、瘋狂的樓價、污染問題嚴重、打壓所有反對派的獨裁政權。

建制派怪責林鄭

政府及建制派如期舉行選舉的決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預算。在區選前一刻，政府及建制派還在猶豫是否取消選舉（這變相是一場政變），但因為害怕取消選舉再引發對示威運動的同情，並增加國際壓力，因此最後如期舉行。建制派都知道選情不利，但沒想過會發生如此大災難。建制派在今次明顯也有部署作出大動員，因此得到117萬票（比上屆多了33萬票），而上屆全港投票人數也只有147萬，可見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制派慘敗的關鍵。現在可預計建制派落選人會相繼譴責林鄭令他們“失業”，並造成這場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建聯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瓊提出辭職，但由於無人想接任而被勸阻。工聯會更由27席慘敗至4席，比小黨自由黨的5席更少，喪失建制派第二大黨的地位。

今次選舉結果對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會波及中國大陸的民眾和中共黨內權鬥。中共經常將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沒有社會大眾支持，但今次選舉結果徹底證明這是錯。現在無論中共如何封鎖網路，大陸網民都會看到香港的選舉結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會有助於當局重新挽回局勢。部分泛民主派的領袖可能會受到當局和資本家的壓力所影響，會去為抗爭運動降溫。在今次區選中，泛民之中大贏家就是拿下了91席（從上屆的43席）的民主黨。該黨過去有著與中共代表台底交易，並阻礙民主運動的的黑歷史。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要修補社會撕裂，這反映了該黨的心態。我們要小心泛民的妥協派（雖然暫時被運動邊緣化），會利用現在自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擴大影響力，嘗試將運動從群眾行動引導至“談判”的方向。抗爭必須要防範這個威脅，因為他們會將運動帶回過去失敗的道路之上。而我們以下會解釋道，為什麼運動要有基層的民主組織才能真正防範這個威脅。

將鬥爭升級

香港的群眾抗爭需要升級，並利用區選的有利結果乘勝追擊，為抗爭注入大量力量。只有打敗中共獨裁，才能實現五大訴求並終結香港的專制統治，但要做到這點，運動僅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夠的。

抗爭需要擴散到中國大陸，並連結起那些受壓迫頗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的力量），同時亦向全世界爭取聲援。這是全球普羅勞動者的大團結，特別是那些同我們一樣正在進行偉大的群眾鬥爭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們不能對特朗普或者歐美其他右翼資產階級政客存有幻想，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都是取決於商業交易而非民主權利。這條道路只有被出賣與背叛一途。

今次選舉地震正好是一個機會去重啟群眾鬥爭，現時運動急切需要一個新方向才能有勝機。抗爭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這是最有能力癱瘓並推翻獨裁制度的社會力量。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職場、學校和社區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員會，來以更實在並有效的方法組織抗爭。

這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方向，將民主運動聯繫到工人、窮人的權利，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並需要將五大訴求擴大，包含工人和年輕一代的各種訴求，譬如：每年10萬間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標、大幅增加工資、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時工作制等。

打破財團專政

資本權貴一直抵抗這些訴求。我們要普選政府的權力，讓所有16歲以上的人有投票權。而大企業及銀行將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上，阻止社會政策的進步，我們要將其置於民主管控下。香港權貴在中港專制制度護航下榨取巨額利潤。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權富豪坐擁3千億美元的財富，而香港GDP是3620億美元

我們要將反專制鬥爭升級，認同上述方案的人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我們為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奮鬥，在香港、中國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中，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體制。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麼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台：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繫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制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徵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制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制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制，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制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制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制裁，但普京（台：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制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衝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麼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衝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麼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注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麼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麼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麼反應？

學：在家裡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制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麼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麼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力。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徵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注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麼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凌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注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改變的機會！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衝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淚彈，再到布袋彈、水炮車，最近已經毫不忌諱地開實彈，警方真的是想屠殺人民。而港府不但無所作為，甚至多次稱示威者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制亂”，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裡？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制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凌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制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著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藉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凶，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藉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採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係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制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藉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隻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藉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滙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僱。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裡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后，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裡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制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里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麽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麽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麽多人關注，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著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注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制’”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讚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制”、“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制外來干擾”云云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制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制”、“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制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台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瀰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藉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制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鬆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覆讚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胆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里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麼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制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制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著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制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繫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