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49年2月8日

【胡志明号召越南人民　摧毁反动派残存势力】

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胡志明顷发表广播演说称：“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胡志明总统在演说中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之压倒胜利的重要性。胡志明总统在广播中揭露：帝国主义者现正企图争取越南“一部分准备妥协的人”，以便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在人民的胜利进攻面前作垂死的挣扎。他特别提到越南废王保大最近与法国的谈判，并警告称：保大于一九四五年逊位时，曾宣誓将永远不再叛卖越南人民，如果他自食其言成为卖国贼，“他将受到卖国贼应得的惩罚”。

《评论》

1949年，此时越南的大部分地区尚在法国统治下。中共建政前就以各种形式支援越南劳动党，该党1976年改名为越南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的前身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为了获得所有阶层人士的认可和支持，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民族色彩比较浓厚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后来成为北越政府的国防部部长的武元甲和成为北越政府总理的范文同曾去过延安，武在延安接受中共的军事训练。1944年12月12日越南解放军成立，最初只有31名男战士和3名女战士，1挺轻机关枪、17支步枪和2支左轮手枪。①就这些武器是不足以对抗法国殖民政府的军队。

越盟迅速的发展得自中共的支援。中共建政后，中共政府就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成了越盟的大靠山。不仅给予武器，也给予医药品等各种支援。这些援助成就了越盟，才使得越南共产党独霸越南半壁江山。看到越盟迅速崛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大了在印度支那的影响，美国开始担心亚洲的共产主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除了毛泽东在中国、胡志明在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也相继在印度尼西亚、新近独立的缅甸、马来亚和菲律宾爆发”。②

除了越南的越盟之外，中共同样在口头或者在具体行动上支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游击队。党报毫无忌讳地宣称，“今年纪念二月二十一日是在中国人民已经战胜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力量，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越南、缅甸人民的解放战争获得重大的战果，解放了大部分的国土；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坚持着艰苦游击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印度、伊朗等国家的人民在极端残酷的恐怖与迫害下，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与人民最基本的权利。”③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就放手进行 “输出革命”。“输出革命”的具体措施有，宣传上的声援，以及物资上的支援，鼓励各国的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所在国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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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著《战争的余烬》“第六章 火花”中“一”一节

②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著《战争的余烬》“第九章 ‘冷战中心’”中“二”一节

③《人民日报》1950年2月5日“青年团全国青联学联发出通知 纪念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 展开广泛宣传鼓舞反帝斗争”

【在世界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张琴秋、汤桂芬、李蓝丁访问记】

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从布达佩斯归来了，记者向代表团的张琴秋、汤桂芬、李蓝丁作了一次访问。她们兴奋而愉快地向记者畅谈了这次大会的情形，一致盛赞这是一个成功的会议。

《评论》

文章中的张琴秋（1904年-196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建政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第一任丈夫系茅盾（沈雁冰）之弟沈泽民。沈泽民病逝后，与红四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因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后漂泊到湖北一段时间，张与其离婚，与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结婚。文革中张琴秋受到迫害，自杀身亡。她的前任丈夫陈昌浩（1906年-1967年）也在文革中自杀。

文革结束后的悼词这样介绍张琴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此期间，她曾任彭扬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务。”“西路军”，是中共组织一支西进（向黄河以西挺进）的部队，目的是“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①

因为中共红军从江西等所谓“苏区”撤离后，一路流窜，最后到达陕北，只剩下几万余人。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堵截和打击下，中共认为如果不西进取得苏联的援助的话，很难维持延安一带的武装斗争。这支西进的中共军队称为“西路军”，由2万多人组成。但是西进的计划最终失败。失败的原因，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的很清楚，“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②为什么“飘忽不定”呢？那是因为“西路军”在进军西部的途中，“西安事变”爆发。有关“西安事变”对西进的影响，徐向前在书中也写得很清楚，“西安事变，不仅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我们党的预料。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③所谓“友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流产”指中共打算利用东北军对中共的友好态度，获得“友军”的允许，可使中共军队偏安一隅。但是因为蒋介石来到陕西，这个计划破产了。“新的战略转移”，指中共一方面打算西进,打通西北，取得苏联的支援；另一方面打算像长征一样转移到其他地区。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与蒋介石谈判的过程中，迫切期望达成协议，这样中共就可以避免“新的战略转移”。重要的是，所谓“战略转移”不过是避开蒋介石的追杀，像之前的长征一样，纯粹就是流窜，目的性不强，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个选择。而这时“西路军”已经跨过黄河，驻在甘肃宁夏一带。西进与否必须服从能否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而定。在与蒋介石谈判过程中，中共给予“西路军”的指示忽东忽西，这是因为“忽东忽西”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筹码。这使得“西路军”陷入既不能西进，亦不可回撤的窘迫境地。而且在西北马步芳骑兵的打击之下，整个情势非常危急。不能西进是因为这时继续西进会被蒋介石看成中共要占领西北，这可能导致谈判的破裂；不能回撤是因为——像徐向前所说——回到延安地区将“缺衣少粮”，陕北是贫瘠的地区无法提供这支军队的衣服与粮食。中共搜肠刮肚一心考虑与蒋介石做成交易，对处于进退两难的“西路军”根本无暇顾及。最后，2万多名“西路军”的指战员——大多数人像张琴秋一样经过长征考验——被消灭了，可以说全军覆灭。他们是中共与蒋介石谈判中的棋子。张琴秋被俘后，几经磨难辗转被押解到南京。这时正值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共通过各种关系将张琴秋解救，但留下张是否叛变的疑影。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响应毛的号召，在到处揪“叛徒” ④的狂潮下，张琴秋被揪出批斗，她选择了自杀。

“西路军”的悲剧，无疑是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一次失败而产生的悲剧。如果真的像中共党史阐述的那样，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⑤的话，那么“西路军”的西进与否和西进的成败，毛泽东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毛是一个从来都把成绩算成自己的，而失败则算在他人头上的人，徐向前的书中也沿用了这个套路，把失败的责任扣在陈昌浩身上。徐抱怨说，“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而且指责陈“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⑥“唯上”指陈昌浩一切听从中央的指示，没有敢于自作主张。“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中共中央给予“西路军”的指示和命令，陈昌浩可以置之不顾吗？徐向前在书中不是也承认，陈之所以有“包袱”是因为在长征途中，陈没有“唯上”听从中共中央北上的指示，而是随同张国焘“南下”一事吗？⑦在文革批斗中，陈昌浩自杀身亡。像许多文章介绍的那样，“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赓、陈再道、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们，当时都是她的部属。”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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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中“西渡黄河”一节

②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中“兵败祁连山”一节

③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中“第二次西进”一节

④《人民日报》1967年7月11日“打倒叛徒哲学”

⑤《人民日报》1960年3月29日“喜读‘星火燎原’第三集”

⑥同上②

⑦同上②

⑧《品略 图书馆》“西路军唯一女将领张琴秋的悲情人生”

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8/09/1510/5771819325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