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49年2月8日

【胡志明號召越南人民　摧毀反動派殘存勢力】

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統胡志明頃發表廣播演說稱：“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我們將贏得最後的勝利”。胡志明總統在演說中強調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反動派之壓倒勝利的重要性。胡志明總統在廣播中揭露：帝國主義者現正企圖爭取越南“一部分準備妥協的人”，以便重新組織他們的力量，在人民的勝利進攻面前作垂死的掙扎。他特別提到越南廢王保大最近與法國的談判，並警告稱：保大於一九四五年遜位時，曾宣誓將永遠不再叛賣越南人民，如果他自食其言成為賣國賊，“他將受到賣國賊應得的懲罰”。

《評論》

1949年，此時越南的大部分地區尚在法國統治下。中共建政前就以各種形式支援越南勞動黨，該黨1976年改名為越南共產黨。越南勞動黨的前身是印度支那共產黨，胡志明為了獲得所有階層人士的認可和支持，將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民族色彩比較濃厚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後來成為北越政府的國防部部長的武元甲和成為北越政府總理的范文同曾去過延安，武在延安接受中共的軍事訓練。1944年12月12日越南解放軍成立，最初只有31名男戰士和3名女戰士，1挺輕機關槍、17支步槍和2支左輪手槍。①就這些武器是不足以對抗法國殖民政府的軍隊。

越盟迅速的發展得自中共的支援。中共建政後，中共政府就更是不遺餘力地支持他們，成了越盟的大靠山。不僅給予武器，也給予醫藥品等各種支援。這些援助成就了越盟，才使得越南共產黨獨霸越南半壁江山。看到越盟迅速崛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大了在印度支那的影響，美國開始擔心亞洲的共產主義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真的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那麼“除了毛澤東在中國、胡志明在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起義也相繼在印度尼西亞、新近獨立的緬甸、馬來亞和菲律賓爆發”。②

除了越南的越盟之外，中共同樣在口頭或者在具體行動上支持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游擊隊。黨報毫無忌諱地宣稱，“今年紀念二月二十一日是在中國人民已經戰勝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力量，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越南、緬甸人民的解放戰爭獲得重大的戰果，解放了大部分的國土；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堅持着艱苦游擊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的統治；印度、伊朗等國家的人民在極端殘酷的恐怖與迫害下，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與人民最基本的權利。”③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就放手進行 “輸出革命”。“輸出革命”的具體措施有，宣傳上的聲援，以及物資上的支援，鼓勵各國的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所在國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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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著《戰爭的餘燼》“第六章 火花”中“一”一節

②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著《戰爭的餘燼》“第九章 ‘冷戰中心’”中“二”一節

③《人民日報》1950年2月5日“青年團全國青聯學聯發出通知 紀念反對殖民制度鬥爭日 展開廣泛宣傳鼓舞反帝鬥爭”

【在世界婦女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張琴秋、湯桂芬、李藍丁訪問記】

出席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從布達佩斯歸來了，記者向代表團的張琴秋、湯桂芬、李藍丁作了一次訪問。她們興奮而愉快地向記者暢談了這次大會的情形，一致盛讚這是一個成功的會議。

《評論》

文章中的張琴秋（1904年-1968年），畢業於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建政後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第一任丈夫系茅盾（沈雁冰）之弟沈澤民。沈澤民病逝後，與紅四軍政委陳昌浩結婚。因陳昌浩離開“西路軍”後漂泊到湖北一段時間，張與其離婚，與後任衛生部副部長的蘇井觀結婚。文革中張琴秋受到迫害，自殺身亡。她的前任丈夫陳昌浩（1906年-1967年）也在文革中自殺。

文革結束後的悼詞這樣介紹張琴秋，“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在此期間，她曾任彭揚學校政治部主任、紅四軍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團政委、團長，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務。”“西路軍”，是中共組織一支西進（向黃河以西挺進）的部隊，目的是“占領寧夏及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①

因為中共紅軍從江西等所謂“蘇區”撤離後，一路流竄，最後到達陝北，只剩下幾萬餘人。在國民黨軍隊的不斷堵截和打擊下，中共認為如果不西進取得蘇聯的援助的話，很難維持延安一帶的武裝鬥爭。這支西進的中共軍隊稱為“西路軍”，由2萬多人組成。但是西進的計劃最終失敗。失敗的原因，任“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的很清楚，“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原因。”②為什麼“飄忽不定”呢？那是因為“西路軍”在進軍西部的途中，“西安事變”爆發。有關“西安事變”對西進的影響，徐向前在書中也寫得很清楚，“西安事變，不僅使國民黨統治集團亂如麻團，同時，也完全出乎我們黨的預料。原來，我黨與友軍聯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計劃，因蔣介石親臨西安大力‘剿共’，已瀕臨‘流產’危局。加之，當時陝甘寧邊的數萬紅軍，在敵人重兵封鎖下，缺衣少糧，不得不準備進行新的戰略轉移。”③所謂“友軍”指張學良的東北軍；“流產”指中共打算利用東北軍對中共的友好態度，獲得“友軍”的允許，可使中共軍隊偏安一隅。但是因為蔣介石來到陝西，這個計劃破產了。“新的戰略轉移”，指中共一方面打算西進,打通西北，取得蘇聯的支援；另一方面打算像長征一樣轉移到其他地區。

“西安事變”後，中共在與蔣介石談判的過程中，迫切期望達成協議，這樣中共就可以避免“新的戰略轉移”。重要的是，所謂“戰略轉移”不過是避開蔣介石的追殺，像之前的長征一樣，純粹就是流竄，目的性不強，是不得已情況下的一個選擇。而這時“西路軍”已經跨過黃河，駐在甘肅寧夏一帶。西進與否必須服從能否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而定。在與蔣介石談判過程中，中共給予“西路軍”的指示忽東忽西，這是因為“忽東忽西”是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籌碼。這使得“西路軍”陷入既不能西進，亦不可回撤的窘迫境地。而且在西北馬步芳騎兵的打擊之下，整個情勢非常危急。不能西進是因為這時繼續西進會被蔣介石看成中共要占領西北，這可能導致談判的破裂；不能回撤是因為——像徐向前所說——回到延安地區將“缺衣少糧”，陝北是貧瘠的地區無法提供這支軍隊的衣服與糧食。中共搜腸刮肚一心考慮與蔣介石做成交易，對處於進退兩難的“西路軍”根本無暇顧及。最後，2萬多名“西路軍”的指戰員——大多數人像張琴秋一樣經過長征考驗——被消滅了，可以說全軍覆滅。他們是中共與蔣介石談判中的棋子。張琴秋被俘後，幾經磨難輾轉被押解到南京。這時正值日軍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變”爆發，中共通過各種關係將張琴秋解救，但留下張是否叛變的疑影。文革爆發後，紅衛兵響應毛的號召，在到處揪“叛徒” ④的狂潮下，張琴秋被揪出批鬥，她選擇了自殺。

“西路軍”的悲劇，無疑是在毛澤東軍事指揮下一次失敗而產生的悲劇。如果真的像中共黨史闡述的那樣，自從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⑤的話，那麼“西路軍”的西進與否和西進的成敗，毛澤東有着無可推卸的責任。但毛是一個從來都把成績算成自己的，而失敗則算在他人頭上的人，徐向前的書中也沿用了這個套路，把失敗的責任扣在陳昌浩身上。徐抱怨說，“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而且指責陳“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⑥“唯上”指陳昌浩一切聽從中央的指示，沒有敢於自作主張。“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中共中央給予“西路軍”的指示和命令，陳昌浩可以置之不顧嗎？徐向前在書中不是也承認，陳之所以有“包袱”是因為在長征途中，陳沒有“唯上”聽從中共中央北上的指示，而是隨同張國燾“南下”一事嗎？⑦在文革批鬥中，陳昌浩自殺身亡。像許多文章介紹的那樣，“張琴秋曾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陳賡、陳再道、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王新亭、劉華清等這些共和國的大將上將們，當時都是她的部屬。”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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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中“西渡黃河”一節

②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中“兵敗祁連山”一節

③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中“第二次西進”一節

④《人民日報》1967年7月11日“打倒叛徒哲學”

⑤《人民日報》1960年3月29日“喜讀‘星火燎原’第三集”

⑥同上②

⑦同上②

⑧《品略 圖書館》“西路軍唯一女將領張琴秋的悲情人生”

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8/09/1510/5771819325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