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解颜 写于 二零二二年

本文试图探讨学者的思考活动的几个特征以及被强权传统塑造的学者的一些表现。本文中提到的“学者”与中文语境中常见的“知识分子”含义相近，同是指以智识活动为主要日常活动、以发现真理为主要生活目的的人。两个说法的不同之处是“知识分子”通常是个群体指称，而“学者”多用来指个人。本文沿用这样的用法，在讨论这些人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思考和生活时，使用“学者”的说法；而在讨论这些人构成的群体时，使用“学者阶层”或“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以及真理的一般概念性讨论，请读者参考文后列出的陈嘉映的几篇文章。
一．思考活动的一些特征

首先来比较人的两种思维活动：想象和思考。

想象是搭建空中楼阁。以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前途的憧憬为例，这个想象的初始动力是他的某种欲望，其内容有一些客观世界的现实基础，如他的某种长处、某个兴趣、社会的某种需求等；其情节可能也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因此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但想象者更看重的是故事情节的精彩纷呈而不是其中的细节是否与现实接轨，所以想象的内容可以与客观世界的现实相去甚远。因为客观世界独立于想象者的主观意愿而存在，想象可能很快会被现实击碎。比如，即使是最简单的挑战如解一个魔方，如果只靠想象中的能力，而不去花功夫探究解魔方的规律，是不可能成功的。

想象仍然自有其价值。伟大的事业通常都始于想象。但想象变成现实的前提条件是想象者愿意以客观世界的现实为标准来不断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思考是试图以自己的思维来理解客观世界；或者说，试图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创造一个客观世界的映像。客观世界包括现象，即通常所说的真相，也包括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通常所说的真理。说一个人聪明、睿智，是说他脑中的映像世界是客观世界中的真相和真理的较为准确的反映。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思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有一个独立于思考者而存在的客观标准。思考者需要将自己认知中的版本与客观世界的版本相对照，并不断作出修改来更新自己的认知。换句话说，思考的本质是求真，这里的“真”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世界的现实，而求真则是依照这些客观现实来改变自己。想象则不需要求真。

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有强大的思考能力。他们把思考能力用来服务于各种目的：

人首先把思考用于谋生。可以设想，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善于思考的捕猎者和农耕者能得到更充足的食物，得以存活、繁衍，这样的优胜劣汰在数百万年之中成长了人类的思考能力。在当代，任何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多多少少搞清楚自己的工作背后的内在规律。家庭主妇要管好家中的收支，需要把握菜市场的行情。这都是思考、都需要求真精神。

其次，人把强大的思考能力用于博取权力。简而言之，权力是抑制他人意愿、行使自己意愿的能力。服务于权力的思考可以称为权术。成功的权术需要弄权者的认知准确反映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形：他的各种计策的执行情况、他的追随者的忠实程度、对手的各种动作等。只靠想象，权术不会成功。

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控制他人的欲望，所以不只有掌大权的人才是弄权者。一个试图控制自己的孩子的生活起居的家庭主妇也是弄权者，她在喝令孩子“你给我穿棉袄！”时，潜台词是：你穿棉袄这个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服从我的意愿。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权力。一个人或许在当下看起来无权无势，但这不等于他没有权力欲。他可能是把炽烈如火的权力欲暗藏于心底的潜在的弄权者。土改时期的许多农民在施用权力的机会到时对地主富农无比残忍。

最后，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人类作为智能生物的天性的一部分。爱逛街的女性在商店的五光十色中徜徉时经常并没有特别的购买目标；逛街的过程就是她的目的。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人，爬山野营、忘我于高山大川和日月星辰之间的过程就是他的目的。同样，一部分人的思考活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真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这说明真理带给一些人的愉悦可以强烈到让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对于这些人，求真的过程本身即给他们以足够的愉悦，他们不需要其它的报偿来进行这样的思考活动。这种过程与结果一致的思考可以称为学者式的思考。

由于人的强大的惯性和惰性，改变自己经常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如果客观现实与自己的成见和愿望南辕北辙，改变自己就更为痛苦。所以人通常更喜欢用想象来代替思考。他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开始思考，尤其是那些动摇他的现有认知基础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地思考，当他最终获得突破时，他的认识会发生飞跃，他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会成长，这给他带来喜悦和满足。所以可以说思考是个“先难而后获”的过程。成长的喜悦会激励思考者进行更多的思考，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只靠想象来理解世界的人则将会一直在原地踏步，并且可能被接踵而至的挫折感彻底浇灭了前行的勇气。
二．两种思考活动的不同

同是思考活动，学者式的思考与弄权者式的思考有几个基本的不同，这一节对此给以讨论。需要指出，学者式的思考并不是职业学者的专利。每个人在某些场合中都可能作学者式的思考。一个体力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潜心看顾他的花园时，一个爱好足球的孩子在改进他的球艺时，一个观众在废寝忘食地追看悬疑剧时，其思考都是学者式的思考。反过来，职业学者的许多思考活动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鉴于两种思考活动的这种重叠，为了讨论的清晰起见，以下在比较两种思考活动的特征时，主要是在两个理想化的人群之间展开：以求真为价值导向的学者与以权力为价值导向的持有权力者。
1. 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以真理为意的学者的最高生活价值就是领略这个世界的深邃和奇妙。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如一个旅行者与一座壮美的国家公园的关系：世界是主，我是客；世界是永恒的、奇妙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渺小的见证者。他们愿意根据客观世界的现实来随时修改自己的认知、去除自己的先入之见。世界无穷无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因此以真理为意的学者对客观世界也永远保持敞开、谦卑。

在弄权者的眼中，世界是他的征服对象，控制他人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他的思考是获取权力、保卫权力、享受权力的手段；只有在服务于这些目的时，其思考活动才需要求真。在求真精神与权力欲发生矛盾时，求真就显得多余、碍事。权术高手如毛泽东在盘算如何击败其对手时有高度的求真精神，但在国人福祉的问题上则完全放任了想象力的驰骋。

弄权者只有在弱小的时候才需要谦卑：“卧薪尝胆”、“守愚藏拙”、“韬光养晦”、“口蜜腹剑”。在势力稳固时，他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是丛林中动物的典型特征；用鲁迅的话说，是“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2. 同行之间的关系

现实世界浩瀚无比、精微无比，任何一位真正的学者都会承认自己不懂多少。因此每个学者都只能工作在真理大厦的一个小小的局部。另一方面，人的想象和观念可以有无数个版本，而客观世界只有一个版本；这好像是赝品和真迹的关系：赝品可以有无数的版本，而真迹只有一幅。所以试图准确解释客观世界的学者之间的目标是共同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局部的真理之间互相交流、互相纠正、共同向更大的真理接近的关系，如同试图从迷宫中脱围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每发现一点真理，发现者和听闻者都感到高兴。

弄权者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排他的。两个弄权者相遇，就像有领土纷争的两只老虎相遇。他们会开始算计、蓄积力量、准备出击，然后有一天打得头破血流。

俗话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表达的就是真理和权力在社会中的不同互动方式：这里的“文”可以泛指对真理的探究、表达、交流活动，“武”则是权力。由于文无第一，一个社会中可以容纳无数的“文”。由于武无第二，一个山头上只能容纳一只老虎，一个社会中只能容纳一个皇帝。
3. 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

虽然学者是世界的冷静、客观的观察者，他们并不是超然世外的不食人间烟火者。学者生活中的两个主要成分都是与世界的交流：首先，如“学者”这个称谓所示，他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学。他不仅独自去观察自然和社会，也不断从先贤和同辈人那里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相，领会到真相之间的诸多内在联系。其次，他要将其理解的世界表达给大众。表达真理并不比发现真理容易许多，但他在表达的过程中也得到回报：他发现自己思路中的漏洞、意识到还有更简单明了的方式来理解当初走了许多弯路才理解的道理。表达是真理的再创造。

善于表达的学者还能把他们知道的真理表达得美而有趣。如同学者因为世界之美和有趣而投身于治学，大众也因为学者的表达的美和有趣而愿意亲近真理，从而成长自己对真相和真理的判断力。这是学者可以为社会贡献的善，所以这给他们另一种精神满足。

弄权者对他关心的那一部分世界可能有极为敏锐的观察，但他的知识是私有财产、是他所有权术赖以生长的沃土，他并不感兴趣将它们忠实地与其他人分享。他的表达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和扩张权力，为此他有意误导大众。

学者发现的真理经常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但真理有比学者自己更长的寿命，而不同局部的真理会慢慢累积、连接、构筑成一个平台，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过程有如珊瑚礁的形成：每个珊瑚虫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它们的分泌物可以不断积累、无限生长，构成唯一在外太空可见的生物结构：绵延数千公里的珊瑚礁。三百多年前，伯努利发现流体力学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理时，没人知道它有什么用。今天，圆了人类的飞翔梦想的不是在胳膊上绑羽毛，而是一些重达几十吨的金属制造的庞然大物。它们的飞翔靠的就是伯努利原理。

权力是塑造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大力。弄权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强力去塑造世界，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极为成功，成就了宏大的功业。最成功的弄权者是得到喜爱弄权的学者辅佐的那一些：学者帮助弄权者将其个人的权力欲包装为群体的权力欲和利益，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感召于旗下。

弄权者的功业经常并不是大众的福祉。人类许多最深重的苦难都是源于弄权者的恣意妄为，尤其是得到了学者辅佐的弄权者的恣意妄为。
4. 思考成果被大众接受的方式

如果把学者比喻为一棵树，他的精神产品就是树的种子。种子有独立于其母体的生命。每一颗种子在漂流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与阳光、水分和土壤的机缘。这些种子之中的一部分最终在一些遥远的地方生根发芽、开始其新一轮的生命循环。种子之中蕴含的真理越多，种子的生命力就越强。

每个人对他所接受的思想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接受者的诠释可能与生产者的初衷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而思想的生产者对此没有控制权。热爱自由的孔子的学说被架上神坛，捆绑了后世数十代中国人的自由。优秀的学者马克思一生憎恨剥削压迫，其精神产品最终成为世界上剥削压迫最严酷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石。

人对食物中的营养的吸收方式是把食物分解为可以吸收的小分子，然后把这些小分子吸收、再重新合成为人体可用的各种成分。所以人吃猪脚并不会长出猪脚。人对精神营养的处理方式也类似。自由之中的人接受外界的信息的方式通常并不是直接接受他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接受自己可以理解的事实判断，然后用这些事实判断为原材料来合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即使是父母也很难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孩子，陌生人之间就更不必说。因此一个人，不管才智如何超卓，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他人的价值观，或代替他人思想。换句话说，如果不靠某种显性或隐性的暴力的帮助，一个人能直接改变的人只有一个：他自己。

虽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独立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也由此生出敏锐的判断力。当足够有趣的真理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认得、记下。他们的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行动力会因此增加，社会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坚固起来。

弄权者则是直接使用权力来使大众接受其观念。其方式包括威逼、利诱和强制洗脑。弄权者迫使或诱使大众接受的观念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相信的观念，也经常与真相和真理想去甚远。
5. 两种思考者在社会中的位置

发现真理固然是极为艰难的事，而理解别人发现的真理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努力即可信手拈来。这里可以分析几个因素：

首先，世界本身无限复杂，所以学者给大众呈现的世界的那个版本也是复杂的。翻开任何一本学术专著或期刊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虽然学者会力图简化他的表达，试图使最多的听者理解，但世界本身的复杂决定了听者不可能不费任何力气、没有任何背景知识就轻易能理解学者的表达。

其次，接受别人施舍的财物不需要接受者的任何努力，而接受别人发现的真理则需要接受者的主动参与。别人说的事实，不经过自己已有知识框架的检验，就变不成自己认可的事实；别人说的道理，不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重新合成，就变不成属于自己的道理。如果别人发现的真理与接受者的成见南辕北辙，接受起来就更为困难。

最后，真理经常没有当下的实际用处。对于普通大众，浏览一本科学专著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进益。

这些因素导致了不管学者如何努力去传播其学术成果、其讲述方式如何生动有趣，结果通常总是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接受，也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钱钟书说：“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并不是学者自命清高，要决意将大众隔绝于学问之外，而是由真理的内在规律所决定。反过来，真理的复杂而缺乏实用价值的特点也决定了学者阶层是经常被大众忽略甚至蔑视的一个边缘群体。

比起完整版的真理，大众不费任何力气就能接受、所以也更乐于接受的是黑白分明的简单价值判断。王小波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优秀的弄权者对大众的这个心理特点了如指掌，所以他们给大众呈现的世界总是最简明的二分式图景：我们正义、敌人邪恶；我们欣欣向荣、敌人水深火热；我们的铁流滚滚向前，敌人不配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接受了弄权者的图景的大众就成为他们的炮灰。

一个社会不被弄权者领向毁灭的唯一希望是忠实于真理而能与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学者阶层。他们知道“我们”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伟大和正确，“我们”的敌人也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邪恶和不堪。他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些认知。不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将在愚昧和苦痛中不断轮回，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则可少遭受一些磨难。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学者的思考与弄权者的思考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权力较为分散的社会中，两个阶层在社会中分别据有一席之地，它们之间的互相制衡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在极权特色浓厚的社会中，弄权者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学者被挤压到无足轻重的角落，无法对社会的健康生存作出应有的贡献，而这样的社会也更容易陷入动乱。

三．权力文化传统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学者和弄权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志趣不同、思考的动机不同、社会功能也不同。但中国的极权传统历史悠久，权力是流淌于其肌体中每个层级，上至朝廷庙堂、下至每个普通人家庭的血液。这对在其中长大、受教育、度过一生的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把他们几乎尽数打入弄权者的行列。以下试对此作一些讨论：
1. 治学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例外，不存在独立于体制的学者阶层。学者通常是体制中人，或渴望进入体制之人。进了体制，就有了权力，而权力是一切幸福之源。古语说：“学而优则仕”，学得好，就可以当官，高居人上、光宗耀祖，所以治学的功利回报极为丰厚。这样的激励机制把权力置入绝大多数学者的价值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学者关于治学的另外一句金科玉律是“学以致用”，即“学”只是手段，“用”才是目的。“用”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这通常最终都指向两个方向：（1）个人的权力，如古代读书寒士的金榜题名，当代知识分子的职称、项目资金、在体制中的话语权；（2）群体的权力，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华之崛起”、“弯道超车”。

以“用”来作为“学”的导向有几个后果：

首先，既然学要致用，那么与“用”无关的东西都不重要。这与求真精神是矛盾的：一种学问的理论地基是否牢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清晰、陈述是否合乎逻辑都不指向某个特定的“用”。于是信仰学以致用的学者们在这些地方便毫不犹豫地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补齐。在中国，从执政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到各路宗教领袖、营养大师、国学泰斗的理论体系之中经常可见几个问题：概念堆垒而不给出清晰的定义；判断推演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结论宏大而不去限定其适用范围等。为时人诟病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浮躁也可归因于这种功利心态。

其次，以“用”为导向来治学是向已知的方向去寻找，这就脱不开人的已有视野的窠臼，就像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找的人只知道在那几个老地方去找，那么如果东西被藏在了不同的地方，他便无计可施。未知的大千世界的真理一定是藏在人的已有视野所不能及的角落：概念的细微处、逻辑的断开处、“蓦然回首”才能瞥见的“灯火阑珊处”。这需要人对未知世界的谦卑、对意料之外的事物的开放心态、对自己已有认知的质疑。很多时候，真理不符合直觉，如一个几十吨重的金属庞然大物能飞在天上的事情是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因此以“用”为导向的学问经常走不了多远。

最后，一个人只有能享受其工作的过程，其事业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优秀的运动员都有对他从事的运动的不可遏止的热爱。只为了钱和名去踢球的球员不可能踢得出色，只把学术当作名利的手段的学者也难得与真理有缘。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实际上，以真理为意的学者完全不以学为苦。只有把学问当作功利的手段的人才会以学为苦。

近代学者和政治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是只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保卫权力、获取权力的利器，而忽视了创造出这些利器的原始动力：求真精神。
2. 恐惧感

中国的学者有两个命脉被紧紧拿捏在权力阶层的手中：他们的个人命运和他们思想的内容。

在明君的时代，知识分子是被皇帝利用的工具。古代首屈一指的英主李世民出宫私访 ，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只有知识分子在皇帝的“彀中”，全心全意为皇帝的权力服务，皇帝的心里才踏实。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需要子民百分之百地顺服和仰慕，而那些“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学者让他们芒刺在背。

在暴君的时代如秦朝和前清，知识分子甚至性命堪虞。

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看来，没有什么主张、思想或行动是不可质疑的。而在极权统治者那里，许多东西都是不可质疑的，这包括政权的合法性、支持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权删改和剪辑的历史、官方肯定的权威和英雄人物、官方口径控制的新闻、官方制定的政策等。学者在长大、成熟的过程中，这些高墙和铁丝网在他们每日生活的周围虎虎环伺，迫使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不敢去追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无法从概念的源头开始思维，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铁丝网的周边绕行、在政权给定的狭小平台上起舞。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最开始是装糊涂；长时间不去思考，他们就变成真糊涂。这些缺陷对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来说或许并无大碍，对于一个合格学者的学术前途而言却是致命的，好像是鹰隼身体还未长成，翼梢的大羽毛便被剪掉，一生便再也飞不起来。

政权的权力越集中，设置的思想禁区就越多，学者的个人命运和思想内容就被政权攥得越紧，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就越薄弱。一个例子是，前清比明代对思想的钳制更严酷，而前清知识分子的成就也不及明代。到了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左支右绌，对思想的钳制大大松弛，一个思想灿烂的时期也随之开启。

从学者工作的领域来看，离思想禁区越近，学者越难以使用求真精神和创造力，其成就也越受限制。工作领域离思想禁区较远的学者则更容易取得成就。

耶稣说：“你们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即财利）。”对于学者而言，真理就是他们的神，而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是他们的玛门。为权力欲和恐惧感所困，就与真理无缘。
3. 等级观念

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其中的学者们也没有能力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评价时事云：“才者蚤（通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大意是：有才能的人日夜盼望天下大治，却盼不到；刁民日夜盼望天下大乱，他们的愿望看起来快要实现了。在他的眼里，社会只有“治”和“乱”两种可能性；“治”是理想的天堂，“乱” 是人间地狱。

但所谓“治”，就是极权体制君临天下；普通人，包括龚自珍自己，要从肉体到灵魂依附于这个体制。鲁迅对此的解读是：“治”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治世和乱世都是由绝对权力运行的社会。其不同只是：治世是一个绝对权力一手遮天的社会，乱世是许多个绝对权力火拼的社会。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在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治世”中，大众蒙受的苦难不比1949年前的半个多世纪的“乱世”少。

八九天安门运动之后，多数中国人最终认可了政权的镇压，也是因为对“乱”的恐惧，而选择了作沉默的顺民的“治”。

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只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龚自珍的好友、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魏源有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蛮夷的先进科学技术，最终目的是要制服他们，让他们归顺天朝、齐颂万岁。他们想不到国与国之间可以有以诚相见、不卑不亢、平等互利的关系。

龚自珍和魏源都可谓不世出之奇才，而其思维能力和视野仍然跳不出丛林法则的窠臼，无法发现另一些可能性。同时期的其他普通学者的认识水平可想而知。

陈嘉映认为，要想接近真理，人需要克服两个障碍：利益和成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权力欲和恐惧感定义了他们的利益，等级观念则是遮蔽了他们大半视野的成见。被这些障目时，学者连自己理论地基中的最大的裂缝都视而不见。福泽谕吉批评孔子道：“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孔子的理论和实践有这样的缺陷有情可原。不可原谅的则是这样的缺陷在其后两千多年中，被几十代的学者绵延相传而未被广泛地质疑。到了近代，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学者开始觉醒，最终引领日本转型为现代文明制度，而中国只有少数的学者如谭嗣同等人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且未能对大众的思想惯性有稍许撼动。

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学者和许多国民对西方强国的心态也是一方面明里暗里“师夷长技”，一方面悄悄盘算著“制夷”。这同样是在以自己习以为常的权力思维来看待世界，意识不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不卑不亢、开诚布公、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及与之相应的许多拿不上台面的做法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
4. 理念权力欲

中国传统之中的学者有浓厚的救世情结。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而这种意识一直保持到现代。葛兆光说：“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甚至作为这种情结的旁观者的葛先生本人也身陷这种情结之中而无法冷静下来。“多灾多难”并非唯近代所独有。与其说“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是因为“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不如说古代中国同样多灾多难，只是当时的文人学人对同胞的灾难麻木不仁；只有到了近代，因为羞辱是来自于外部，才触碰了文人学人的痛觉神经。陈恭禄说：“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这恐怕是“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以分析一下一句听起来相当美好的学者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背后的逻辑：

首先，一个学者发愿要“为天地立心” ，当是他认为自己的意愿高于众生的意愿。正如一个人财产多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一个人读书多、知识多也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比起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皇帝梦，“为天地立心”的理念权力欲少一些血腥味，但仍然是皇帝梦，是学者版本的皇帝梦。

其次，要“为天地立心”，却不愿意屈尊去了解农民、工匠、商人和家庭妇女的喜怒哀乐、其价值观如何形成和演化、是否有任何可能性被外界强力塑造，这背叛了学者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说自己不懂的话。

最后，千万众生不需要别人来给自己“立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一个自由之中的人不会愿意被他人指手画脚，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那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要实现“为天地立心”的理想，他只能去依附于皇帝、靠皇帝的暴力来一展抱负。于是他成为皇帝的御前弄臣，他的理论被皇帝随意扭曲解读，他自己也丧失了独立人格。

类似的提法还有许多，如“做社会的良心” 、 “启蒙大众”、“重建价值观念”、“重塑国人精神”等。自封“社会的良心”，就把自己提上了神坛，开始用公兔子都会的价值判断来开设道德法庭。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居高临下的对大众思想的直接改造，这与“为天地立心”一样是一种权力欲。从历史上看，直接改造大众思想的最成功者都是暴虐成性的极权统治者，而改造的那些结果不是有意于真理的学者想要的。

把自己提上神坛，那个大大的“我” 就堂皇立在视野的正中央。于是他们在浑然不觉之中将自己的各种成见、利益、虚荣心都掺杂入对世界的认知。在现实生活中，以“道”为保卫权力、攻击他人的道德大棒的学者远远多于以“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者。这就是为什么“道”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以并不那么美妙的角色出现：卫道士、假道学、道貌岸然。学者的理念权力欲并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受欢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不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人，就压制了别人与真理的缘分。不能以客观和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世界，就斩断了自己与真理的缘分。

学者的理念权力欲与弄权者的赤裸裸的权力欲出于同样的动机。两者都至少部分来自于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心理补偿。心理学家发现，一些孩子的霸凌行为经常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要以对弱者施用权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不那么渺小的存在。成年人将弱者玩弄于股掌之中、学者要“为天地立心”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既然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等级关系，学者自然要仔细衡量自己在这个等级阶梯上的位置。他们自知惹不起拿捏了他们的命门的有权者，于是无权无势、智识不足的芸芸众生就成了他们施用理念权力的“立心”对象。

学者的理念权力得到最充分的施展机会的时候是与野心家的赤裸裸的权力一见钟情、珠联璧合的时候。卓越的西方学者马克思的思想于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经过中国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推介，与中国野心勃勃的弄权者一拍即合，最终发酵为席卷全中国的巨潮。

在西方，求真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天性，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阶层那里得到坚守，并成为平衡政权权力的一股强大力量。陈嘉映说：“每一种文明都供奉过仁人志士，杀生取义不是西人的特长。然而，各族人民是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西方人却为一种叫作‘爱真理’的激情赴汤蹈火。而这里所谓真理，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如果让我只用一条线索勾勒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一定会说：对真理的崇尚。”同样的精神则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悠久的权力文化导致了学者阶层对权力趋之若鹜而对真理不求甚解。这样的学者阶层无法有效提升大众对真相和真理的识别能力，而愚弱的大众保证了极权体制的权力更加不受限制。强权 – 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阶层 – 愚民三者互为因果，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怪圈。

四．学者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不可一世的统治者是弄权者，而许多弱小、被欺凌、看起来值得同情的挑战者也是弄权者。受害者与加害者经常只是得到的机会不同，而不是内在道德准则不同。受害者是潜在的加害者；机会到了，受害者就变成加害者。看起来令人同情的弱者一朝权力在握时，可能比强者更邪恶。不难想象，所有最邪恶的政权在其萌芽期都是弱者。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变、陕甘回变等动乱中，中国约有一亿人死于非命。到了二十世纪，在历次战争、土改、镇反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又有约一亿人死于非命。这些周期性发生的人间惨剧就是老的和新的弄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结果。他们不断抛出将现实世界极度简化的宣传和扭曲真相的口号，而情绪亢奋的大众信以为真：我们的敌人是“妖”、“贼”、“恶霸”、“反动派”，都不配活在这世上；大同世界的降临就在把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消灭的那一天。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阶层站出来告诉大家：事情不是这样简单。

这些历史虽然没有过去多久，但在当代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都不存在。他们只知道他们正活在盛世之中，而中国很快要将美国“取而代也”，当上世界的皇帝。

人的习惯的力量极为强大。如果一个人不有意去改变自己的某些习惯，它们将不会从他的身上自动消失。事实上，即使他有意去改变这些习惯，其过程也将相当费力。一个社会的传统也是这样。如果这个社会的多数成员不对某个传统进行反思，这个传统就会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所以，虽然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在日思夜想著现政权的倒台，他们的心愿实现的那一天不见得是中国人的幸事。在强权倾覆之际，唯一能阻止中国社会再一次陷入人间地狱的力量是大众辨识真相和真理的能力，而中国没有西方社会中那个由真相和真理撑起来的坚实的维度。当现在的强权倾覆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是血流成河，然后是另一个强权浴火而生，中国在极权王朝的循环中继续下去。

如果说有一个社会阶层应该担负起帮助中国人反思传统的责任，那应该就是忠于真理的学者们。

他们还有另一个责任。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农耕社会，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精微之处的准确认知不再是可有可无。现代社会的每一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 新闻、法律、医疗、教育、科技、商业、金融等，都离不开求真精神。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训练都是得自于以求真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学者阶层，所以学者阶层或许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地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学者阶层劣质、锈蚀、被弄权者边缘化、被大众冷落，这个社会就成了弄权者骄横而短视的想象力的实验室，如1950 – 1970年代的中国那样；虚假的新闻和统计数字、不公正的司法、假药和毒疫苗、审查和告密就会在这个社会中泛滥。

忠于真理的学者也有承担起这些责任的条件：

首先，他可以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收获愉悦、得到精神享受，所以他无求于掌握权力者。

其次，权力可以锁住人的身体自由，但无法锁住人的思想自由，所以他有空间不断成长自己、不断生产出含金量更高的精神产品，只要他愿意向真理敞开自己。

第三，他可以把对世界的敏锐的观察能力用来观察自己、改变自己。他可以试著做一个普通人，多下功夫挖掘真相、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他可以不把另一只脚踩在弄权者的那只船上、不通过控制他人的生活来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不为了在权力的盛宴上分一杯羹而背叛了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事。

将自己降为普通人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察觉到经常遮蔽了自己视野的道德优越感、自我正义和先入之见。

最后，面对一个不可一世的强权，人本能的反应  – 自命崇高、满腔义愤、在安全的远处控诉、鼓噪、喊打喊杀、抢占道德高地 – 不是最有效力的反应方式。学者也有能力做得比这更好。要想飞翔在天空，人的本能反应是在胳膊上粘上羽毛，而一个好的学者则会去学习流体力学。从伯努利发现其著名的流体力学原理开始，成百上千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经过两百年的实验和改进才发展出成功的商用飞行技术。这是真理的工作方式。

士兵的职业是施用暴力，革命家的职业是争夺权力。学者的职业与他们的不同。一个学者投笔从戎或许是条不错的新闻；一个所有的学者都投笔从戎的社会是个人间地狱。学者可以做的事是安居于社会的边缘，搞清楚几个力所能及的小问题，再将他的发现诚实地呈现给大众。他给大众呈现的世界是复杂、多元、充满矛盾而没有简单粗暴的解法的世界，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拿出耐心来理解的世界，但他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他发现的真理并不能直接给他以回报，也不能直接促成社会的改变。他的受益者是他可能将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他的工作是为社会大厦修筑不会轻易腐烂的地基。这就是他工作的维度。

学者自己的身体是速朽的，但他挖掘出的真相和发现的真理不会很快腐烂。虽然社会中的大众可能没有独立发现某个真理的能力，但当学者将这个真理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中的一些有足够认知准备的人一眼即可将它认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和柏拉图至今仍然有人在读。真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社会中薪火相传。

另一方面，李白的读者不会变成李白，孔子的读者也不会变成孔子。他们吸收了其中可吸收的成分，将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李白和孔子并没有为他们“立心”。他们从李白和孔子那里，也从自己的父母朋友那里、从当代的电影、小说、互联网中吸取各种营养，然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将所有这些营养合成，“立”起来自己的“心”。

忠于真理的学者需要面对生活的困苦和青灯古佛的寂寞，但这不等于他们可以遁身世外。如研究天体轨道的布鲁诺会触怒罗马教廷，学者发现和传播的真理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干预社会生活，所以以真理为意的学者避免不了与权力对峙。他们要对此有心理准备，并拿出勇气来面对。
结语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指的是他生长的那个年代。他的文章里提到过那个年代中许多知识分子的血泪斑斑的例子。

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理智程度与王小波生长的年代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

王小波的话反过来也成立：不理智的年代最需要知识分子。不是需要他们来弄权，而是需要他们的理智。

但理智对社会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一个学者完全有可能在其有生之年看不到他的研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任何可以触摸到的贡献。所以希望为社会增加一些理智的学者需要一点信仰。这信仰如同农夫对大自然的信仰：他在春寒料峭中播下种子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定会在在秋天看到果实累累、在冬天看到仓廪充实。未来或许会发生旱灾，或许会闹蝗虫，或许自己的耕种之法会出差错；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发生，他都将食不果腹。但他只能凭著信仰戴月荷锄、最精心地耕耘好每一寸土地，然后安然领受大自然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