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章小舟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引言

目前，中共江蘇省級調查組針對徐州豐縣“鐵鏈女”（八孩母）事件調查結果已出，僅就效率而言，還算尚可。但是，短時間的調查效率和長時間、大範圍的不作為、負作為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的懶政庸政惡政和專制權力傲慢再次讓廣大海內外人士為之憤懣，加劇對中共的不信任，將使中共進一步深陷“塔西佗”陷阱。

關於這個調查結果，筆者此前已經有所預測：對一些不會影響黨國根本利益的涉案人員進行抓捕。如今果不其然。為使這一耗費巨大專製成本得來的“調查結果”最大限度地發揮愚民作用，“黨媽”號令之下，在信息高牆內外，早就雙目冒光、延頸企踵的千萬土五毛和洋五毛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為此“調查組”大聲叫好，他們操練許久的“變憂為喜”“轉斥為贊”“化諷成諛”的輿情引導術和護主“基本功”終於大有“用武之地”，或賣力狂吠，或搖尾乞憐，巴望著“習大大”“彭媽媽”多賞幾根骨頭。

此後不難預測：黨國會在鋪天蓋地的“頌黨頌警”之聲的伴奏之下送她回家，同時大肆吹噓警方如何破案有功、黨的各級領導如何英明、如何關心婦女權利和民眾疾苦之類，同時五毛們還一定會再度藉此良機對“韭菜生育觀”進行變相鼓吹，以“留言”“頂貼”等隱蔽性的宣傳方式將“八孩之家”塑造成“生育榜樣”，欺騙、誤導底層民眾為“三胎”“多胎”“人丁興旺”的黨國權貴之家的利益擴大和窮奢極侈多生廉價勞力。

由於導致“鐵鏈女（八孩母）”悲劇的根源在於損農利城、損弱利強、損民利官、損民利黨、損不足以奉有餘、不斷加劇貧富分化的專制獨裁體制，而習共當局早就失去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觀動力和客觀條件，因此，即便有一萬個此類調查組同時行動，亦必如習氏標榜的所謂“反腐”那般，只是守著制度的茅坑打蒼蠅，只是護著腐臭的體制除蛆蟲，絕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導致“鐵鏈女”悲劇的禍根。

只要專制獨裁制度不變，仍有千萬“鐵鏈女”依舊在“中國夢”聒噪下的陰暗角落中無助掙扎，在充斥“盛世”頌歌的被拐之路上受難呻吟。下面，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

一、中共專制獨裁統治導致分配極端不公和社會中下層積貧積弱，進而造成未婚性別比的嚴重失衡，形成了“拐賣婦女”的社會基礎。

（一）制度性分配極端不公，製造了大量極端貧困群體。
中共專制獨裁統治導致資源高度壟斷和分配極端不公，就連李克強這樣的飽受習近平約束、素來言辭謹慎的中共領袖亦不諱言中國大陸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鑑於中共素來喜功忌過、遮掩真相，因此貧富懸殊的真實情況只能更嚴重。

（二）“城鄉二元制”加劇農村的制度性貧困。
而且，由於中共長期推行“城鄉二元制”，通過壓榨農民（收“公糧”以及刻意壓低農產品價格，戶籍制，等）換取城市和工業的發展，進而加強專制統治，這就不斷加劇農村的制度性貧困和積貧積弱，導致低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農村。

（三）制度性分配極端不公的另外體現：社會保障和福利資源的分配極端不公。
收入過低，再加上中共專制獨裁體製造成的“福利分化加劇”“社會保障分化加劇”（這與“貧富分化加劇”是一個性質，都是專制獨裁統治所導致的極端分配不公在不同層面的體現），大陸中低收入民眾所能獲得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十分薄弱或形同虛設，治病、養老等問題就成為他們的重大難題。

（四）制度性的貧富差距和人口激增，加上傳統因素，導致多數女孩外嫁，貧困家庭為減少養老、治病等困境不得不“重男”。
制度性貧富差距的地理現象為：城鄉的貧富差距，以及：因專制政策的傾斜性扶持、區別性對待等原因產生的地區中心城市和本地區其他縣、區、市的貧富差距，省會城市和省內其他城市的貧富差距。沿海城市、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相對富裕，固然部分得益於地理因素、資源因素、歷史因素，但與中共專制體制也密不可分。沿海城市的相對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專制政策的傾斜性扶持和引入大量國內外投資，以及中共以大陸為血汗工廠、以大陸民眾為廉價勞力、以低人權和負福利的專製鐵腕“保駕護航”、以沿海為加工運輸出口基地的所謂“外向型經濟”。沿海城市在畸形的專制“外向型經濟”體系中以“水過地皮濕”的方式“分一杯羹”，因此相對富裕。所以，“人往高處走”，大批女性由“貧”趨“富”，越是相對富裕的城市與地區，現居人口的性別比失衡狀況就越輕微。

與大陸相對富裕的城市和地區的性別比失衡輕微的情況相對應的是：越是富裕地區和城市，“重男輕女”思想越輕微，不少中產城市家庭甚至偏愛生育女孩；反之，越是貧困地區和農村，“重男輕女”思想越嚴重。這是一個普遍事實。長期在大陸生活的人都有此類經驗與體會。

在內地農村，因中共在毛時代基於維護專制統治之目的（製造大量備用炮灰和極權奴才）而長期放縱生育導致人口密度過大、家庭人均土地和住房少，也普遍缺少招贅傳統風俗，女兒婚後一般會離開娘家。如果孩子都是女兒，出嫁後就加重了父母在治病、養老等方面的困境。

因此，制度性的極端分配不公所涵蓋的貧富分化加劇、缺少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障，才是底層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重男輕女”的根本原因。

（五）“重男輕女”、制度性貧困，加上政治、經濟等國際差距，促使女性流向國外。

國際婚姻在鄧小平掌權後就大規模興起，對於緩解國家性的性別比失衡狀況有著重要作用。

不過，據各方資料，大陸國際婚姻的主角，主要是大陸女性，而且多是綜合條件比較優秀的大陸女性。國際婚姻的主角為什麼不是大陸男性？原因很複雜。

由於“重男輕女”因素使然，大陸男子在家庭中承擔著“養老”“傳宗接代”等重要責任，很難離開父母去異國他鄉擇偶。此其一。

其二，國外男子普遍不受“重男輕女”的影響，來大陸擇偶的動力相對較強。而國外女子普遍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未必願意跨越千萬里嫁入一個“重男輕女”且並不富裕的中國家庭。

其三，由於大陸“剩男”多為制度性貧困者，因此，在“男娶女嫁”的國際婚姻中的選擇餘地很小，大致限于越南、老撾等國家。而且，即便耗盡血汗錢暫時實現了跨國婚姻，因家庭太窮，也不容易留住外籍老婆，往往是老婆偷偷回國，人財兩空，自己還落得一個“被騙”的名聲，今後娶妻更加困難。

其四，大陸和周邊的台灣、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等周邊國家、地區在政治制度、社會自由度、經濟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周邊國家、地區的未婚人群多半也男多女少，因此促使大陸女性流向國外，加劇了大陸（未婚）性別比的失衡。

（六）“一胎化政策”並非導致（未婚）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胎化政策”或“一胎制”長期被很多人視為導致未婚性別比嚴重失衡的首要原因。在筆者看來，這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絕對稱不上是根本原因。其一，雖然“一胎化政策”十分嚴苛，但事實上，在“一胎化政策”推行過程中，絕大部分家庭寧願被罰款也要生育二胎甚至三胎。以“鐵鏈女”所在的“八孩之家”為例，雖然異常貧窮，但“一胎化”政策依舊對其形同虛設。而且，最關鍵的是，八孩居然是七男一女，性別比如此離譜，其父虐殺女嬰的可能性極大。這就是一個“多生”依舊加劇性別比失衡的絕好反例。而且，由於拐賣婦女犯罪規模大、時間長，由此可反推，類似於此的“多生依舊加劇性別比失衡”情況廣泛存在。
因此，制度性極端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養老難、治病難等現實生活困境、生存困境，才是“重男輕女”之根本原因。

二、中共基於維護專制統治目的對外國人的（潛在）排斥，導致國際婚姻在中國大陸嚴重受限。

如上所述，相較大陸女性，大陸男性在國際婚姻中缺少優勢。但，仍有一部分大陸男性找到了外國女友並努力促成對方留在大陸、結婚生子。

如果政府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持續有效地支持此類國際婚姻，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大陸本土的性別比嚴重失衡情況。

然而，中共當局對外國人申請居留的普遍態度是（變相）排斥的。

因為，如今世界上，像中國大陸如此專制高壓、嚴酷打壓人權的地區越來越少了，絕大多數外國人的權利意識和自由觀念都強於大陸民眾。

由於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人家老外在本國可以安然於物質匱乏的生活；由於臉書、推特、谷歌、Youtube等可以自由使用，不存在信息交流困境，故而精神生活比較豐富；還可以通過遊行示威等方式爭取自己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自由、尊嚴和一些實惠。

人家老外如來大陸，即便為了真愛打算長期在華居留、直面貧困處境，也會被信息封鎖、言論管控無處不在的交流困境和人權處處受打壓的屈辱感所折磨，或者，被迫回國，或者，被逼迫出維權意識，不同程度地訴諸於維權行動，成為中共眼中的“不穩定因素”。對比大陸“韭菜”的維權，中共處理“洋人”維權的難度與代價更大。

外國人的增多，還會增加大陸文化、宗教、思想的多元性、包容性，這也是推行文化、宗教專制主義並高度重視思想鉗制的中共難以忍受的。

因此，中共對於因婚申請居留的外國人並不歡迎，雖然有一些法律規定，但是事實上對於“男娶女嫁”的國際婚姻是處處設障和變相刁難。

三、專制制度之惡（變相）強化了“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歷史遺毒。

“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類的皇權專制思想的歷史遺毒，依舊廣泛存在，且被專制制度之惡（變相）強化。

其一，如上所述，中共專制獨裁統治下，制度性貧富分化和制度性貧困導致了現實生活、生存困境，生男孩比生女孩更有利於緩解現實生活、生存困境，（變相）強化了源遠流長的男權文化思想，助長了“多子多福”等觀念。

其二，由於中共為了增加炮灰和極權奴隸而長期縱容生育（例如，毛時代為增加戰爭資本、廉價勞力和準備進行大規模人海戰術，鼓勵多生造奴），加上對鄉村社會道德的顯隱破壞（例如，推崇無神論和物化文化，打壓良性宗教，黨權至上導致各種不公和惡性競爭意識，等等），故而，農村人多地少、道德普遍下滑，自閉性的內卷異常激烈，為了爭奪一點灌溉水源和土地，為了獲得些微好處，群起吵罵甚至大打出手者比比皆是。而男性在這樣的惡性鄉村生態中無疑占有體力等方面的優勢，因此，“重男輕女”就成了普遍選擇。

其三，習共當局為了加強專制統治，就要鞏固既得利益集團和加強階層分化。既然權貴官僚之家紛紛響應習皇帝的“偉大號召”生育三胎乃至更多，為了維持並擴大他們的家族利益（加強專制統治根基），就要相應地增加廉價勞力和專制奴隸，就要愚弄底層民眾多生多育，（變相）宣揚“多子多福”之類的歷史遺毒、非理性思想，同時加強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不斷封堵底層的上升通道、加重底層自閉和內卷，迫使底層民眾的三胎後代直接性或間接性地淪為權貴官僚的奴隸和造韭工具。

四、“男多女少”導致的不穩因素和大規模人口（婦女）拐賣產生的巨大利益，使得拐賣人口犯罪所受的懲罰過輕，並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當局的庇護。

（一）“男多女少”對“維穩”的壓力，使中共（地方）當局選擇犧牲被拐女性人權。
未婚性別比失衡會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對比而言，“男多女少”遠比“女多男少”更為嚴重。根據犯罪學、社會學的有關研究，男性在強姦、搶劫、盜竊等方面的潛在犯罪動機和體力等資本遠超女性。縱覽世界各國，擇偶困難的單身男性的犯罪幾率一直很高，而且參與社會群體活動和群體維權的動力相對較強。隨著人權思想在全球的廣泛傳播，激發了擇偶困難的單身男性的人權意識和維權動力。在參加遊行示威、集體維權的群體中，單身男性比例往往較高。中國大陸亦不例外。因此，“光棍村”和擇偶困難的單身男性聚集之地，往往是當局最大的治安隱患所在。因此，對此心知肚明、素來罔顧人權和輕視女權的中共當局，基於維穩需要，必然將這些情況作為大陸拐賣人口（婦女）犯罪立法的重要考量和依據，面對“專制政權穩定”和“維護婦女權益、嚴懲拐賣犯罪”兩個選項，必然選擇前者、放棄後者，或者，重視前者、輕視後者。在中共中央“維穩”壓力有增無減、“維穩”效果成為重要政績指標的情況下，地方當局為消除“光棍村”等不穩因素，更是傾向於不擇手段，對拐賣人口（婦女）犯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二）大規模人口（婦女）拐賣產生的巨大利益，使得拐賣人口犯罪不同程度地受到專制當局一手遮天式的庇護。
中國大陸人口（婦女）拐賣規模龐大，歷時久遠。1989年大陸出版的《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中引述官方數據：1986-1989年，從大陸各地拐賣到徐州市轄區的婦女共48100名。其中，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被拐婦女在全村已婚青年婦女中占比高達三分之二。由此一斑，可略窺大陸拐賣婦女之全貌。中共喉舌《法制日報》2012年3月29日報導稱，2009年以來，全國共有拐賣婦女案件23341起被偵破，被拐婦女45702人得到解救。《法制日報》2015年2月16日報導稱，2014年共有30000多被拐賣婦女得到解救。但是，未被解救的被拐婦女不知多少？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規模人口（婦女）拐賣產生了巨大黑色利益。這一黑色利益鏈的始作俑者，以各種賄賂方式將中共各級官僚拉下馬。很多地方官員從拐賣婦女犯罪活動中找到了長期性、穩定性的權力尋租空間，甚至主動投身其中。這就使得拐賣人口犯罪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地方當局的庇護，拐賣團伙與專制權力共同分贓。

《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一書中舉出相應案例：貴州女子李小蘭被拐到徐州，人販子明目張胆的將她捆綁著送往買主家。她向路過的警察求救。這名警察將她帶給自己的堂兄弟蹂躪，之後又把她賣掉，獲利1800元。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鐵鏈女”事件背後，中共基層政府的一干人等犯有包庇窩藏等罪行。

大陸前公安董廣平稱：“在中共治下，這種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存在了幾十年。”據他所知，充當拐賣婦女的保護傘可以獲取暴利，但是，“打拐”會讓地方當局耗費很多資金且無法“回本”，因此辦案積極性很差。時評人長平稱，2006年其所主持的《南都周刊》派記者調查全國失蹤兒童，發現中國大陸每年記錄在案的失蹤兒童數以千計，但絕大多數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絕提供現成的監控錄像。

董廣平稱，對於“打拐”，大陸警方只是象徵性辦案，充作宣傳資本。

由於利益使然，基層組織很多官員不僅不重視“打拐”，反而參與拐賣婦女的犯罪行動。董廣平說：“拐賣婦女是一系列的團伙作案，包包括一些計生人員，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基層幹部、民政局都參與其中，它都是勾結在一起團伙做案。”

習近平上台後，習共當局的口號異常響亮、但是尺度非常保守、結果極其有限的選擇性反腐，非但不能遏制官僚腐敗，反而因為習近平整體上不斷加強黨權、官權而使權力愈發集中、外界監督力度越來越弱、權力尋租自由度越來越大，因此腐敗愈演愈烈，腐敗官員對拐賣人口犯罪的庇護力度也隨之愈來愈強。

結語：

綜上，中共專制獨裁統治是導致類似“鐵鏈女”（八孩母）事件的主要禍根。只要中共專制獨裁不滅，民主憲政不立，今後不論中共組建多少“調查組”，不論“調查組”的級別如何，不論“調查組”成員的能力和品質如何，充其量只能對類似“鐵鏈女（八孩母）”事件畫上一個只有個案意義的句號，無法剷除導致“鐵鏈女（八孩母）”們的無盡悲劇的專制禍根。“鐵鏈女（八孩母）”們依舊會在“中國夢”聒噪下的陰暗角落中無助掙扎，在充斥“盛世”頌歌的被拐之路上受難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