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人道灾难。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二十年前，当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坚定地选择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年来一直依然是萦绕在中国人脑际的问题。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前仆后继地坚持著走向共和的道路，并最终在台湾建立了共和体制；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步亦趋一脉相承地坚持著走向极权的道路，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极权体制。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宏观分析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范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国家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国家。她以这两个国家所经历的人道和政治灾难作为政治观察的出发点，归纳出传统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是：(1) 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 实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3）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盘效仿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 在毛泽东时代初期，极权主义以杀戮生命、消灭生命和没收私有财产为主要使命，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这个时期，治国以镇压敌对势力并使用恐怖手段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中期，极权主义以禁锢思想和推动公有化为主，中共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党外的反右运动、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还有四清运动。这时期，治国以清除异己分子，剥夺话语权和灌输意识形态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极权主义以消灭个体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义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的极权主义也相对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时期，治国以个人迷信、谎言和思想煽动为主。

极权主义的治国之道就是不间断地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将人们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无法喘息最终不得不跟著一起沉浮。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引发了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被杀戮，被肃整和被饿死的人无以计数。

胡耀邦和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并试图引导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回归，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始终还是极权主义的。当邓小平，这个协助毛泽东创建极权主义体制的帮凶，当时的极权主义掌门人，便轻而易举地利用“六·四”屠杀粉碎了威权主义回归的幻想，以极权主义的铁拳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堵死了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杀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动用正规武装力量屠杀人民的罕见的极权主义罪恶。

邓小平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六·四”屠杀将使他终身背负骂名时，他可能意识到胡赵的威权主义道路未必不可取，从他废除党内终身制，提倡党内集体领导看来，他并不反对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即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个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遏制了极权主义的进程，从而为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创一个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时代预备了条件。

江泽民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寻找理论基础。然而他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为中共极权主义历史记下了浓重的一笔罪恶。

胡锦涛发明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试图为极权主义开创一个以谎言奠基科学的时代；但是，他残酷地镇压了民主知识分子发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并迫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不仅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固守僵尸的决心，也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恐惧的制造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决绝。

习近平创建了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明显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选择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乃是出于其红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还要远。他不仅继承了毛的传统极权主义：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极权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并且借助科技的进步，利用信息时代下的特殊手段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 利用“防火墙”将中国建成一个封闭的信息体系，全面封锁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信息；
- 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人民于恐惧之中；
- 利用“脸相识别技术”记录国民的喜怒哀乐，并将其翻译成政治术语，作为呈堂供证迫害国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时代全新的权力概念，不仅依靠庞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红色大妈，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动态以及更深层的反抗，将对党内和党外的监控微观化。
- 利用网络和媒体神化领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绝对权威，将领袖视作党的化身，推动领袖的权力恶性膨胀，操纵政府，包揽大权。习近平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当年。
- 利用反腐，消灭异己，任人为亲，逆向选拔，从而建立一个簇拥在领袖身边的特权阶层和太监阶层。这些人愚蠢，奸诈，腐败，除了祸国殃民，别无它能。高新养腐，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协都充斥著这样那样形形色色唯命是从拿著高薪不务正业的庸才。
- 知识分子被整体犬儒化，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人性曲扭现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说和行动，原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识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为耻，而是甘之如饴。极权主义成功地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 建立并丰富了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文化，毁灭了基本人性。把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培养成清一色的颂圣之徒，张嘴必称“习近平“。
- 鼓励告密原本就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是将培养告密者纳入基本国策，却是一种“创新”。在学校，在街道，在事业单位，在企业，推动告密文化，从孩子抓起，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一个个小告密者。

统一思想：极权主义下的思想控制

有人将邓小平– 胡温时代称为后极权主义时代，由于政治体制的贯性，中国的极权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极权主义的轨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杀之后，变得相对温和而已，否则习近平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向著毛时代回归。习时代并非如后极权时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靠惯性在运转，也并非如苏联东欧极权主义那样在垮台时“原动力已经衰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权主义有了充裕的经济基础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实力，科技的发展向极权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人不是大工业生产培养出来的远见卓识者，而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熏陶下培养出来的目光短浅的农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这些都使得习近平完善极权主义有了可能。

如果阿伦特还活著，她一定会将当下的中国归入她极权主义的范式，与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列。习近平不能容忍任何党内异议的声音，取消了任期制，实质上就已经踏上了完善极权主义的征途。

极权主义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邻域渗透并对国民实行全面控制：

权力结构：一人独大，一人独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体制：仅存一个全能的政党。政党外部，没有第二个政党；政党内部，没有第二个派别。政治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

领袖：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领袖具有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威。国民无不患上领袖崇拜妄想症。继承和发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传统，身著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党：政党高于宪法，领袖高于政党；党藐视法律，党就是法。

国家：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恐怖，政体的本质就是恐怖。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废除自由。国家是党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国民。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实施恐怖统治和全面控制。国家暴力可以让一切它不喜欢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国民意志的象征，而是党权的外部装饰，是受党操纵的虚设机构。

宪法：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国民没有自由言说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所谓宪法，不过一纸空文。

法律：极权主义藐视法律。极权主义之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恐怖统治，不须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据党的意志判案。党说有罪，无罪也有罪；党说没罪，有罪也没罪。党说要抓人，没罪也要抓；党说不抓人，有罪也逍遥。司法是党打击异己镇压民众的手段，是制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源头。

监狱：是使用暴力摧毁人的意志的屠宰场。是关押政治异见者、政治反对派、思想犯、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政治：与宪政无缘。在宏大的谎言叙事里，没有一丝丝人性。

意识形态：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大成。意识形态成为主要统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一切与党不一致的思想皆为异端。极权主义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尊严，禁止人们自由地言说和思考。它要求个体成员对领袖对党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忠诚。它通过强制的思想灌输以曲扭人性。但是，统治者的思想却是一片死水枯源。

终极理想：极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疆域内获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范围的胜利，最后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一个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极权政府。

外交：战狼式外交，收买式外交，输出革命，渗透各国，向世界呈现本政府最恶劣、最无知、最泼赖、最无礼的形象。
媒体：扮演极权主义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复谎言并使之变为“真理”为己任。

宗教：极权主义批判一切宗教，诋毁宗教，消灭宗教，砸烂教堂，取缔教会，抓捕神职人员。宗教若要在中国生存，必须在其内部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比如佛教协会党支部，基督教协会党支部。和尚尼姑要入党，念佛经，必须先读党史。

经济制度：崇尚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财富向红二代手中聚集，对经济实行中央控制。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故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将不被容忍。当下的国进民退合乎极权主义逻辑。

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防火墙，摄像头和脸部识别系统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内涵，人们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会：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公民社会成长的土壤。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选举权，因而没有正真意义上的公民，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公民意识体现在国民的维权运动中，而维权运动大都逃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

哲学：死了，主要用于欺骗。当哲学揣摩权力的意志，跟随权力的意志，以造神为己任，哲学就变成了一具僵尸。当其为极权主义的存在编造哲学基础，摧毁传统的人文、伦理和道德，哲学已沦为权力的帮凶。

艺术：死了，主要用于撒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服从极权主义美学和审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于培养没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个人，分子与分子之间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就像是“一个人”，以便构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化：颂圣文化，指鹿为马的文化，编纂伪史的文化，剽窃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维权的文化，强拆文化，遏阻上访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礼收礼的文化，还有干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妇文化，……，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都是些鼓励一个民族堕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发言权。农民阶级更是土崩瓦解，分裂为农民工阶级和留守阶级。工人和农民，在名义上，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清除出了国家管理体系。把某个阶级定义为劣等或黑类然后将其整体消灭是极权主义的传统。

民族：以汉化政策为导向，灭绝种族文字，种族文化。尤其是对维吾尔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时而鼓励生育，时而控制生育，时而又开放生育，粗暴干涉国民的私人生活领域。

知识分子：除少数脊梁未弯的，大都没有了风骨，自我阉割，集体堕落，没有良心、缺乏善良、毫无勇气，甘为犬儒。这是一群经不起利益收买和名利收买的毫无廉耻之徒，这里是一片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行动能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买傻的麻木的荒漠。

干部：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机制下混入国家干部队伍的投机分子们。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鄙视公众，谄媚上级，溜须拍马，胸无正义，甘为极权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标志著极权主义的成熟度。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极权主义后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踪。无论极权政府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导致国民坠入人道灾难的深渊。

在1950-1952年间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多达158万，被管制的多达120万。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保守的估计）：被捕的总人数多达260万，被枪决的约71.2万（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两倍）。所谓敌对势力基本被杀光。

在1950-1953年间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血腥和暴力，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具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 (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7 - 15倍)。从此，私人无土地。

在1951-1952年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工商企业者和大小资本家均被肃整，无人幸免。被迫自杀者众，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仅上海一地，在运动初期的头两个月内，就有876人自杀。从此，私人无资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方阵亡人数在100万左右。这些年轻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

在1955年发动的肃反运动中，据解密档案公布，大约140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5.3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数字是大约317万‘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时，只有55万人被摘帽，其中262万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识阶层遭到残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扩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杀者众，被迫害至死者众。被劳改，被发配到边缘地区者，命运更加悲惨，客死他乡者众。从此，党外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万之多。从此党内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大饥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在1500 – 5500 万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单单四川一个省就饿死1250万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将近30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披露是4000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4600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5500万。荷兰历史学家冯客认为是4500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是4000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3000-5000万之间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为甚。这是一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错误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中，共有530万基层干部被整，77.5万人被整死逼死（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残酷的斗争手法来巩固其在基层的统治。

被中共政权杀害后还要索取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死刑、武斗、私刑、自杀、大屠杀和批斗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约在170万 至2000万不等（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6 - 60倍以上）。据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费正清估计被迫害者大约100万，而丁抒教授估计在200万左右。来自中共官方的数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够触目惊心。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内蒙古内人党屠杀事件、广东文革集体屠杀事件、云南沙甸屠杀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北京文革屠杀事件（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比如大兴屠杀，昌平屠杀）、江西瑞金屠杀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杀中被害的人大约有16-30万（相当于日军南京大屠杀）。

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中，武装部队与北京市民和学生正面对峙，以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借口，将坦克从学生身上碾过，用机枪向著人群扫射，造成大量伤亡。但由于官方拒绝提供死亡人数资料，各界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出入较大。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万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英国国家档案解密文件也显示大约有1万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死者名单，至今只有202人，不过这是确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记录。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学生在抗议中丧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晓军：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龚纪芳：女，被坦克碾死……
吴国锋：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近距离射击致死；
王卫萍：女，颈部动脉中弹而亡；
罗维：肾、脾、十二指肠全部被子弹炸坏，死亡；
李浩成：被击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击中太阳穴，死亡；
袁力：子弹将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是六四屠杀的见证者，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都将以历史的悲苍感召后人。

六四过去已经32年了，政府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六四难属的生活状况。癌症，正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在六四难属这个群体中，癌症并发率之高，极其惊人。至2021年年中的统计，三十一年来在180多人的难属群体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数被诊断出癌症。发生在六四难属身上的病变，绝非仅仅是生理细胞的病变，而是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引起的病变，精神长期受到到打击引起的病变。亲情损失长期得不到补偿，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尊重，拮据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歧视长期得不到缓解，不治之症当然就长驱直入了。痛哉！正是这个制度的癌症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缔法轮功，并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在监狱，法轮功学员是最大关押群体。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对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数民族犯人，实施强摘活体器官，按需杀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据法轮功自己的统计被迫害至死者大约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宪章》发表后，随即遭到中国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签署人遭拘留、传唤、和逮捕。共同发起人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在狱中被迫害至死。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肆虐，并传播至全世界。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造成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除中国外）3百50万人死亡，对此人道主义灾难，中共难辞其咎。李文亮医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汉病毒“人传人”的真相，却以“发布不实信息”而被训诫；陈实秋，方斌因报导武汉疫情的严重性而被消失；记者张展因传播武汉疫情实况录像而被判刑4年，……，删帖，封号，信息封锁，国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权力被剥夺，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前期控制失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体制将人道灾难撒向全世界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综上所述，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足以构成反人类罪。受国家暴力和其红色恐怖主义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高达4000-5000万，远远超过受到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487-589万）的10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除中共政权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迫害的人数的总和（600 – 1500万）的7-3倍，远超日军在二战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总数(370万)的12倍，更是超过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的140倍。

杀戮是可以用统计数据来估计的，虽然有误差；但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却是无法统计的。极权主义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国民的失语和沉默、麻木和冷漠，谄媚与犬儒，谎言和恐惧，无不显示著中国极权主义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的程度。

一个极权政党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党员
一个极权政府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群众

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是全世界极权主义发展的晚期，虽然极权主义的沙暴还在肆虐，但已经是尾声。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极权主义与酷刑

酷刑是指官方为了获取口供或为了惩罚而对某个个体蓄意实施的令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的行为。酷刑的目的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

酷刑受到联合国绝对禁止，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为其作辩护。

提起酷刑，人们就会联想到极权主义；提起极权主义，人们就会联想到酷刑。因为极权主义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恐怖统治，对国民，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囚禁、斗争、折磨、酷刑、以及种种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甚至死亡威胁和杀戮恐吓，来迫使其就范。

酷刑体现为国家机器的暴力行为。实施酷刑的往往是公职人员和官方机构，比如警察、国安、军队、监狱等，并以政治的名义将酷刑的实施正当化。

以任何借口将酷刑正当化都是政府犯罪行为，都是公权犯罪行为。任何为酷刑辩护的行为同样是犯罪行为。
1949年联合国制订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1966年联合国制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公民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

1987年6月26日联合国正式颁布《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并设“禁止酷刑委员会”以监督该公约的执行。

至此，关于酷刑的定义已经很清晰，不仅包括肉体摧残，而且包括人格和精神摧残。

联合国将6月26日定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以声援那些受到酷刑所伤害的心灵、肉体和精神。

中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还曾经出任“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但是，酷刑在中国并未正真得到禁止。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对政治异见者的打压，手段都极其残忍。尤其是发生在新疆的针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语言、文化和宗教清洗，将近一百万维吾尔人被监禁，包括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这些都因灭绝人性而构成了反人类罪。

笔者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一文中指出：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极权主义对国民实施酷刑的四个特点是：夺命，封喉，挖心和残脑。

夺命：消灭生命与肉体，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强摘法轮功活体器官等，杀人无数。

封喉：扼杀言论自由，比如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建立防火墙，都属于禁声运动；彻底剥夺了国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请愿自由和结社自由。

挖心：消灭宗教，强行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灵魂深处闹革命，对人进行公开的羞辱，煽动群众自相残杀，剥夺人的亲情和善良；如今又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全天候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国民于恐惧之中。

残脑：摧残人性，阉割思想，在镇压《零八宪章》之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奴化运动。哲学、艺术、教育、文化和宗教无不沦为权力的帮凶。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陷国民于窒息之中。

酷刑是维护极权统治的基本手段。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怎么可能没有酷刑？死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大约有4000-5000万，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杀的140-160倍。除部分死于饥饿外，大多数被肃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要消灭酷刑，首先要消灭极权主义。

在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谨以此短文，表达对酷刑受害者的同情。

极权主义与愚昧

什么是愚昧？对客观世界缺乏认知和了解而陷于不清醒的状态称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没有开化的状态。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就处于这样的愚昧状态，那个时代称作愚昧时代或蒙昧时代。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愚昧则指薄德无智而不自知的状态，指普罗大众完全没有理性思维、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的状态。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不具备思想和言说的自由。当人的思想被意识形态所强行控制，人的话语权被强行剥夺，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乃至判断的能力。党云亦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以意识形态对人实施洗脑，使人变得越来越愚昧，正是极权主义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当普遍的愚昧成为社会常态之时，就是极权主义稳坐江山之日。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二个特征是以恐怖手段实施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不具备免于恐惧的自由。极权主义统治以生命相威胁，从而剥夺人的思想权利；以饭碗相威胁，从而令人闭嘴；以亲人安危相威胁，从而令人放弃抗争。总之以专制的手段迫使人们就范，迫使人们接受愚昧。让人们在被愚昧与被迫害之间作选择，人不想被愚昧都不行，只有被迫作出愚昧状，才有生路。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们如同生活在一个大监狱中，所有的信息渠道都被封锁，所有的言论和行为都被监控。人们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中，长期不能与外界交流，不得不远离文明，因而整个社会和文化变得越来越愚昧。原本发光的，铿锵的，睿智的，经不起窒息的环境折磨，暗淡了，疲软了，愚钝了，渐渐地陷入愚昧的泥潭。

极权主义特征的每一条都指向愚昧，每一条都指向强制性愚化，每一条都在扼杀理性思维，扼杀批判性思维。在极权主义之下，还可能有智慧的清醒的大脑存在吗？没有了，即便有也能以生存。

自从习近平在党庆上发布了他的极权主义宣言之后，媒体立即配合，全面实施愚化教育，全国迅速进入愚昧状态。回归极权主义就是回归愚昧。从此，一切都回返愚昧时代。

随便上网翻一番，可见诸多新鲜的愚昧案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最新微信群规出台了，伴随著一场全国性扫黑除恶运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得发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信息。共有十个不发规定，并明说有后台监控管理，有网警追责，一旦发现违规，可判一至八年牢狱，就高不就低，群主连坐。翻墙也是非法的，高频次翻墙将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封喉群规一出，言论自由立即被封杀被剥夺。于是乎，真假善恶美丑都从群里消失了，微群陷入言论麻木状态，愚昧状态，除了聊天气，聊吃喝，别的都忌了，禁了。百姓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不可有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政府的欲望，而这正是党所期望的党所要求的全民愚昧状态。

江苏省扬州市正在进行拉网式核酸检测大排查，除了实施多轮次全员核酸检测外，还举行“有奖举报”未测人员。扬州警方提示，凡不参加检测的人，将被作为“失信”的个人品质信息记录在案，直接影响今后个人信贷、消费、从业、任职；并根据“失信”的不同情节，给予警告、罚款、拘留，乃至以妨碍传染病防治罪惩处。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于是乎，恐惧中举报如潮，检测如龙；恐惧中打一针无效疫苗，建立起“安全”的心理暗示。人们在恐惧之下进入了被操纵生杀大权而不自知的心理愚昧状态。

北大副校长梁柱说：“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再聪明的人，听了这话也会懵，历史虚无主义按的上吗？怎么追求真理就一定盲目？由此，网上有人编了一个段子：某人给老婆下跪，“老婆，你得告诉俺真相，儿子到底是谁的？”老婆回答说：“老公，你是孩子他爹，这名分还不够吗？再说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是书记的还是厂长的，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啊！”于是乎，戴绿帽子忍了，两口子在不求真相的愚昧状态中浑浑噩噩地活著。不求真相怂恿罪恶的愚昧状态，这正是党所期望的老百姓的思想愚昧状态。

平民医生张文宏的博士论文剽窃案一时闹得纷纷扬扬，人们一头雾水，这不就是那个说武汉病毒是土产，人类要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的人吗？如何整一个敢于逆风说真话的人呢？张文宏医生不嫖不赌不贪不腐，想整他还真不容易，于是乎想到了剽窃，这一毒招对于知识分子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说真话的人被打到了，真相也就没了，人们进入了被虚假信息所笼罩的愚昧状态，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疫苗究竟有多有效，全然不知所云，人们被剥夺了疫情知情权而不知所措，这正是党所期望的社会愚昧状态。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传部大肆宣传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学习达人”郭艳云。《学习强国》是中宣部为便于全国人民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建立的平台，四字中的“习”为习近平的习。那个每晚上床之前一定要丈夫陪学“习语录”的郭艳云获学习积分第一名，被誉为太原市“学习标兵”。这个荣誉与文革中的“学毛选标兵”可以媲美。这既是对个人崇拜的推动，又是被洗脑的犬儒表现。这预示著新一轮的群体愚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某个人的顶礼膜拜正是党所期望的思想愚昧状态。

教育部门号召开展“争作新时代好少年”活动，提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18项，其中包括“忠君”，并指出这些美德标志著中华民族的“形”与“魂”。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宣扬“忠君”？何为“君”？那就是皇上，一国只此一人为君，全国百姓只忠于此一人。此人是谁？那不就是习近平嘛！如此愚忠教育，误人子弟，贻害社稷，拉开了一个愚昧教育的新时代。各级教科书都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因为培养愚昧的下一代更便于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白皮书，声称中共百年来“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显著增进了全球人权的进步”。可是谁都知道，中国在篡改《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权的定义。中国的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77，中国惯用国家安全法封杀言论和结社自由，中国的宗教活动受国家监视和压制，新疆维吾尔人被监视和强制劳动，被施以酷刑和性虐待。可是中共居然声称这些所作所为是“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弥天大谎来愚弄国人和世界，要人们相信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在增进人权进步。这是一个用谎言打造金身，以海市蜃楼蒙骗单纯者的愚昧时代。

河北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声称已经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目的是宣传真理。该项目获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据说还有人要推翻牛顿经典力学。极权主义刚刚拉开序幕，反科学的愚昧运动就已经吹响了冲锋号，开始攻城掠池。且不说民间的愚昧如何，学界的愚昧，正展示著中国科技的未来和远景。

某个超市门前挂著一幅横幅，上面写著“热烈庆祝伟大领袖习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何时习变成了中共缔造者了？又何时变成了党的主席了？何时党史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改了？还是说这是愚民的又一新招？还是说这仅仅是调侃？

由上海祺修文化和苏州旅游协会联合举办“周末自由恋爱集市”（可否理解为“恋爱交易所”？）隆重推出350名苏州丽佳在现场集体设摊挂牌向上海帅哥征婚。力求“速恋爱，速结婚，速生育”，以“三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愚昧景象？据说是开放生育了，为了打击不利于生育的社会因素，于是乎，课外辅导和校外培训机构首当其冲，同时开始打击学区房房价，这又是哪门子愚昧政策？又胡来了。该内卷的还在内卷，想平躺的接著平躺，管你吹的是东风还是西风，愚昧还在继续。

网友高度概括了当前的社会乱象：拆你老舍，打你田汉，刮起胡风，删你从文，非常矛盾，一切巴金，千万莫言，早已冰心。被愚昧，被冰心，这就是老百姓在当下的生活写照。不多说了，离奇愚昧之事比比皆是，令人乍舌。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都是愚昧化的表现形式。

人类社会总是试图努力摆脱愚昧，试图从相对低级的文明走向更为高级的文明，唯有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两大怪胎反其道而行之，摧毁文明，制造愚昧。

人类文明提升的步伐受到极权主义的遏制和重创，唯有消灭极权主义，人类文明才可能消灭愚昧，才可能升华。

极权主义美学

极权主义美学是一门为极权主义作伪美包装的学问。极权主义美学是对美学的反动，是“伪美学”。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这句话简练地将法西斯主义的所有纲领和意识形态用美包装了起来。表面上，极权主义美学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追求力量，追求唯美；但是实际上，极权主义美学以否定人的自由、剥夺人的尊严和人格、剥夺人追求幸福的权力为审美原则，强制灌输伪善的、奴化的、旨在征服人心的伪艺术。

极权主义美学在政治领域将政治行为审美化，比如暴力美学，权力美学和控制美学；而在艺术领域将艺术行为政治化，比如政治绘画，政治音乐，政治雕塑，政治诗歌，……。

暴力美学：又称恐怖美学，战争美学。其将暴力，恐怖和战争以美学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以征服和占有为美感。对以战争扩展帝国疆域、以杀戮震慑反抗力量、以暴力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等等暴力行为予以美化，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以暴力和展示暴力为美感。

权力美学：当权力缺乏制衡与监督时，权力往往是肮脏和丑陋的；为了使权力显示出美感，在构建绝对权力，追求权力崇拜的同时，都会赋予权力以审美意义，赋予权力以强烈的审美话语权。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不论是否信奉尼采的“权力的意志就是美的意志”，都毫无例外地美化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以最高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全社会的审美格局，以“万民仰视”“万民跟随”营造权力的威严和巅峰，营造极权不可挑战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

控制美学：这是极权主义进入晚期的美学特征。在极权主义初期，暴力美学展示的是一种征服的力量；在极权主义中期，权力美学展示的是一种威慑和崇拜的力量；在极权主义晚期，极权主义已经堕落到的这样的地步，如不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便不能生存。因为对自由的追求，已经在人们心里萌发，各类谎言已无法蒙蔽醒觉的人们，唯有控制与窒息的社会才能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唯有对全社会进行奴役才能展现国家意志，唯有控制公共话语的走向才能感受一丝安稳。因此，控制美学展示的权力本质是奄奄一息的苟延残喘，是无奈的自悲和巨大的不自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强颜欢笑。

艺术包装：当艺术失去独立意志而沦为政治的附庸时，艺术便可悲地沦为一种为极权主义作伪美包装的技能，沦为传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颂圣、歌德、膜拜、粉饰。当艺术被赋予了政治秉性时，艺术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灭了。绘画如此，音乐如此，诗歌如此，表演艺术如此，艺术变得徒有形式，而内核则填充进了肮脏的政治，不得不服从极权主义的美学趣味。艺术变成了一具丑陋的空壳，变成了权力意志的一部分。

极权主义之下，人们充满恐惧，因而无法从客体获得愉悦身心的美感。极权主义之下，人们没有自由，身处奴役之下，因而无法获得美的体验；极权主义社会充斥著丑恶，美无地容身。极权主义之下，社会生活被全面控制，灵魂被戴上了枷锁，没有自由翱翔的灵魂也就无法从事美的创作。

极权主义美学与极权主义者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它是在极权主义的构建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美学形态。极权主义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分别以当时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字命名：（1）希特勒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2）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3）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希特勒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希特勒时代以法西斯主义的审美建立了暴力美学和战争美学，这是以暴力和战争为内涵，以杀戮和征服为手段，以崇尚绝对服从的政治狂热为追求的美学风格和形态。美学被纳粹化，还给出了一个诱惑人的名字：“迷人的法西斯”，以此炫耀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和荣誉。

希特勒说：“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的”，“战争就是生活”。抓住人性中对力量的崇拜，对崇高的追求，对征服的满足，并以此激发国家主义的豪情壮志。戈培尔干脆说：“我们自己同时也是艺术家”。他们在挥舞军刀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用艺术来添彩。

法西斯美学是男性崇拜的翻版，其将男性荷尔蒙激发到高点，然后贴上军人气概的标签，把人类的色欲冲动成功转换成对领袖的疯狂热爱。据说党卫军制服就是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精致的服料，完美的剪裁，咄咄逼人的英气，再佩戴上闪烁的勋章，足以体现法西斯的癫狂。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一定要把军装做到最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青人穿上它，然后让他们上战场”。对极权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希特勒还说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使投身于它的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显然，这是在以审美激发生命的原始冲动，激发崇高感和使命感，以便为极权主义效力。

电影《意志的胜利》第一次将国家意志与美学联姻，以征服，占领，摧毁人的反抗意志为美学出发点，宣扬纳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向强权致敬，把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电影《奥林匹亚》通过记录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力量和强度宣示纳粹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两部电影均以令人震撼的力量，鼓舞著军国主义躁动。

希特勒深谙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地位相关，他仗著自己略懂的一点绘画艺术便借助军事的力量在欧洲各地大肆掠夺和霸占艺术品，以其对艺术的征服来炫耀其权力的威慑力。他赋予权力意志以特定的形式感，却最终将艺术锻造成了毁灭艺术自己的武器。

希特勒早在征服世界之前就曾策划建造一个“世界之都”，并与他的御用建筑师策划了都市规划和极权主义建筑风格。“世界之都”宣示著多少法西斯主义称霸世界的梦想。

希特勒善用音乐来鼓舞法西斯军人的士气。瓦格纳是德意志的骄傲，也深得希特勒喜爱，他在所有巨大的庆典上都使用瓦格纳的作品，以此煽动民族狂热和军事叫嚣，致使瓦格纳的作品蒙上了“法西斯音乐”的标签。

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在斯大林时代以及较后的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来源既不是君主制下的“君权神授”也非民主制下的“公权民授”，而是极权制度下凭籍暴力维持的“权力私授”。希特勒的权力来源尚有一定程度的“国会授权”和“选民认同”的成分，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权力则完全源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公民赋予。权力来源严重缺乏合法性或完全没有合法性基础。权力的赋予，权力的内涵，权力的使用，都具有难以掩饰的血腥、腐败、肮脏和丑陋，因此对于“私私相授”的权力人为赋予美丽的光环就显得十分必要。

斯大林在希特勒暴力美学和战争美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权力美学，它以绝对权力和个人崇拜为内涵，以人格摧残和恐惧为手段，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和英雄赞歌表达极权的精神气质。它用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美学对权力进行包装。

毛泽东则继承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遗产，将权力崇拜和领袖崇拜发展到了顶峰，跨越了威权时代崇尚的国家美学和帝国美学，创造性地深化了极权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极权政治化，并以此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极权主义美学。

极权政治的审美化，这是权力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通常使用的拙劣手段有两个，一个是滥用“最”字来表达极端状态，以此建立权力的崇高感和圣神感。但凡与权力有关，都冠以“最高”，“最大”，“最强”，“最广”，“最红”、“最亮”，比如“最高指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且不说此处文字的语言表达之贫乏，其不过是凭籍自我感觉的良好集帝王的霸气和风骚于一身而已。另一个手段就是滥用“为了”，以此将人们圈入使命感和献身感。“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理想而献身”，“为了革命路线而赴汤蹈火”，迷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为之奉献。

专断的权力被称之为“民主”，腐败的权力被称之为“清廉”，肮脏的权力被称之为“公正”，总之，权力需要伪装，需要以丑为美的价值判断；而伪装的手段通常是冠以“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人民的名义”。他们在杀戮，肃整，曲扭人性时都会这么说。

审美的极权政治化，是权力美学的另一特征，它以权力主导公共审美的走向，以对权力，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绝对忠诚为美学出发点，对艺术赋予了政治秉性，抑或赋予极权主义秉性。艺术功利化，审美革命化，题材暴力化，伦理虚伪化。所有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诗歌，影视，戏剧，建筑，无不投机政治，投靠权力，背离艺术真谛，背离真诚。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必须绕开“文字狱”，谨慎地行走，以免触雷。以平庸、谄媚、犬儒、奴性、虚伪、谎言、沉默、贪婪、利己为美感。将遵命艺术、犬儒艺术、马屁艺术、奴才艺术、附庸艺术，一并纳入极权艺术体系。

由于弥漫著政治的腐臭，真、善、美被窒息，艺术唯有堕落为政治工具方可生存。艺术的这一生存法则使得中国艺术之秉性之品质大规模变异，使得整个中国成了极权主义艺术的垃圾场。

暴力美学的显赫表达在于声势浩大的阅兵式，通过宏大的场面，正步走展现出的意志，兵器方阵炫耀的武力，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压力，以此叙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神化故事，以产生震慑人心、收复人心的美学效果。

权力美学的显赫表达在于超巨幅的领袖肖像和雕塑。从列宁、斯大林、金日成直到毛泽东，都喜欢将自己的肖像无限放大地呈现给大众，以展现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清廉政治家的高大形象，魅力改革家的坚定意志，并用以掩饰其暴君、独裁者、刽子手的真实面目，以及权力背后隐藏的冷血与无情。

无处不在的海报和广告牌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窗口，除去不断闪现的领袖形象，就是充斥著当下政治口号的巨幅标语。这是极权主义美学引领大众传播实施思想奴役的前沿阵地。

尼采说：“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建筑成为权力的图腾和外在的张扬，旨在彰显权力的野心，渲染权力的傲慢，美化权力的暴虐。比如毛泽东纪念堂，展现著一个权力的幽灵。

小说家浩然将饿殍遍野的“人民公社”描述为“金光大道”；作曲家李劫夫歌颂“社会主义好”；画家刘春华捏造历史作“毛主席去安源”；诗人胡风即便写出“时间开始了”也难免一死；戏剧家老舍写完赞美生活的“龙须沟”便投了湖；钢琴家殷承宗在“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里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八个样板戏更是以杜撰故事和情节攀登了戏剧美学的“高峰” ……，这些作品的美学动力均来自当权者编织的美丽谎言。这些向权力献媚的作品，最终不是被权力宣判了死刑，就是跟著权力一起走向坟墓。

极权主义习惯在自己阵营内部制造敌人，然后将他们斩尽杀绝。毛泽东为了消灭异己和政敌，总是首先以“个人崇拜”为自己树立起不可撼动的地位，然后对政敌极尽丑化或矮化之能事，以便与自己的高大形象形成反差。毛给异己和政敌贴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标签，带上高帽，挂上牌子，极尽人格侮。仅仅从画面感上看，这些人就已经输了。毛泽东无法无天，以各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其政敌一一迫害至死。残酷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都需要美学包装，并美其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极权主义权力挥之不去的是接班人焦虑，是权力的断代。权力的接班人越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美化。需用浓墨重彩，诸如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你办事，我放心”，隔代指定接班人，取消任期制等等，都不同程度反映出权力的焦虑和躁动。

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为内涵，以信息化时代可以使用的所有科技为手段对全体人民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控制和监督，以媒体、电影、宣传手册、领袖语录对人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将党的支部建立在社会基层组织里，利用街道大妈和班级辅导员建立告密机制，将人彻底奴化为毫无美感的空壳。

金家王朝是朝鲜极权主义政权对大众社会生活全面控制的典范，而习近平充其量不过是金家王朝的模仿者，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扼杀自由，扼杀人性，扼杀多元方面，习走得更远。

习时代的极权主义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集中营，除了把权力放在了笼子之外，其他都被关进了笼子里；把人关进了笼子里，把信息关进了笼子里，人们在高墙之内被窒息，而无从知道高墙之外的世界。

此时的暴力形式已经逐步由实枪荷弹的军队转向公安、国安、秘密警察、保安和城管，以形成一个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相结合的阵线，并以此对公民施加恐吓与散布恐惧，使整个社会生活笼罩于无所不在的摄像头之下，个人生活和行动被大数据所掌握和控制，人们没有隐私可言。随意拘留、抓捕、判刑，成为司法对待维权人士的常态行为。和平时期的暴力美学以对全体国民的征服和控制为美学出发点，实行恐怖主义统治。

此时的权力品质集中体现在由于权力绝对化所造成的绝对腐败上。权力虽然依然显赫，但已经从上到下都烂透了，难以再博得人们的青睐与认可，权力的美的光环已经褪去。虽然依然有人对权力趋之若鹜，但权力崇拜已被大众所唾弃，代之以对权力的鄙视和反感。权力为了维持它显赫的地位，抓住了人们的生存命脉，使用强制手段剥夺人们的就业机会、工作和饭碗，并以此来强迫反抗者就范。在权力美学的字典中没有人道主义一词。

当暴力美学和权力美学走向巅峰，极权不需要以取悦于大众来获得支持，反之，大众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取悦于极权。一方面，极权主义者们主宰著美学的话语权：暴力美学、权力美学和控制美学；另一方面，芸芸众生以自己的社会行为也在充实著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作为生存手段，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均发展出了丰富的内涵。

面具美学，人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即戴上面具，应景因时，随时变换，把两面派手段玩的炉火纯青。台上台下、当面被后、使用不同的面具，以掩饰内心的真实。对上级是一付阿谀奉承的热面孔，对下级则是一付傲慢骄横的冷面孔。在权力面前，心是红的；在金钱面前，心是黑的。在台面上，满口优雅的革命词汇，在台面下，满口污言浊语。

媚俗美学，原本是指西方文化中媚俗大众的商业文化。但在极权主义社会媚俗文化改变了谄媚的对象，它把视线从大众身上转移到了权力身上。以伪善和猥琐作自我掩护，以揣摩圣意和谄媚权力为使命，唯权力马首是瞻。为了一份嗟来之食，可以放弃尊严和人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样令人肉麻作呕的话居然能在当今久盛不衰。

犬儒美学，以平庸为人生追求，躺平，内卷，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甘为奴才。如果权力指鹿为马，他便附和这是马；如果权力指马为鹿，他便附和这是鹿，对美丑是非麻木不仁，对邪恶保持沉默。

其它如遵命艺术、太监艺术、弄臣艺术、附庸艺术和谎言艺术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极权主义艺术的盛殿，也注定其要成为极权的殉葬品。

如果说极权主义初期的暴力美学崇尚的是为了“理想”而赴汤蹈火牺牲自己的精神，那么极权主义晚期所遵循的则是保全自己整肃他人的哲学，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和性命，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和所谓“幸福”。不仅是个人道德伦理的丧失，更是个人尊严、人格和意志的丧失。极权主义晚期的这些特征，已经具有了后极权主义意味。

当极权主义把人们锻造成这副德性时，失去对真、对善、对美的判断，把个体融入极权体制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此时个体被分子化。个体完全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被视为一种光荣。囊括尽可能多的人进入极权体制，是这个体制能继续运转的保证。

极权主义发展到晚期，开始由盛而衰。当其显露破落和衰败时，其美学动力也已消耗殆尽。此时的审美变得更为荒诞，那就是以丑为美，以恶为美，以假为美，以低俗为美。非理性审美和审美趣味的低俗化作为抵制和解构主流审美的生力军而登上舞台。“我是流氓，我怕谁”，审美庸俗化，世俗化，宣泄化。以审丑取代审美，相争献丑，社会已是一盘丑陋的大杂烩。生活在丑和黑暗中，是极权社会的常态。

当极权主义走向萧条的时候，盛世美学便是一剂兴奋剂。盛世美学向全世界展示“大国崛起”，“中国站起来”，“中国梦”。讴歌盛世，粉饰盛世，更像是一剂给与心理暗示的强心针，却不能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和灾难。盛世美学展现的恰恰是权力和体制的极度不自信。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极权主义常用的兴奋剂，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用它来指点江山，凭借其个人魅力尚能迷惑部分中国人；但是胸无点墨的习近平用它来掩饰新殖民主义和煽动对外扩张，就难免弄巧成拙。虽然习近平喜欢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来证明自己的学识，如此笨拙的举动只能说明他不学无术。

极权文化产品的规模化和流行化是极权主义美学的晚期特征。它迎合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需要。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使得极权文化的传播更为快捷，使得谎言和媚语能更为有效和快速地抵达目标。

媒体作为权力的衍生物与权力合谋，参与权力所有的意识形态勾当，并为权力掩饰罪恶。媒体化解大众对权力的反抗，诱导大众进入权力的审美圈套，使其浸淫在媚俗和庸俗中不可自拔。极权之下，不存在以暴露、讽刺、监督和批判为使命的媒体。

张艺谋，极权主义美学大师，他的电影《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推销著强权崇拜和国家主义权力，是展现极权主义美学的高端作品。他的奥运开幕式，从朝鲜团体操《阿里郎》那里获得灵感，通过宏大的场景，壮丽的画面，将抽取了灵魂的人群，机械扭动的躯体语言，一一浓缩为美的符号，向著极权主义致敬。

以歌曲颂圣，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但是将情欲与颂圣结合，那是习近平时代的产物，“要嫁就嫁习大大”，意淫也就算了，还要编成歌公开唱，那就是露骨的煽情和挑逗了。以煽情的方式，张扬个人崇拜，也算是一种创举。

中国的摩天大楼无论数量和高度都雄居世界之首，北京央视的“大裤衩”，上海东方明珠的“大肚婆”，苏州东方之门的“秋裤”, 杭州奥体博览城的“比基尼胸罩”，广州的塔楼“小蛮腰”，这些奇葩建筑无不象征著权力的帝王品质，雄起的男性荷尔蒙和变态的情欲想象。

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56根“民族柱”，金红相间，艳俗无比，如同雄起的阳具，忠诚地为毛守尸。朱大可评论说：“金色是财富的象征，红色则是权力的象征，夸张的金红二元色谱，制造了财富和权力的双重狂欢”。

反叛艺术在地下暗暗涌动，充分使用流氓痞子的审美视角，对政治进行反讽、邪喻，以痞话、色语挑战权力，以流氓美学抵制和解构那些虚伪的伟光正，以符合大众低俗口味的审美趣味与国家主义审美争夺观众，由于他们大隐于市，时隐时现，权力也拿他们无奈。济济一堂，好一桌流氓艺术的盛宴。

极权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才的逆向流动，无人格无才华无智慧的人靠谄媚和溜须拍马就能上位，而人格高尚正直且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人则被压在社会底层。揭示了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反向升迁动力学：只有丑才能向上流动，而美只能被压抑在底层的。

行文只此，传来了徐州丰县铁链女悲惨的性奴故事，拐卖妇女，群奸成孕，虐生八孩，何其丑陋。这个人间地狱般的经历彻底扒去了国家主义和权力的最后遮羞布，让民众看清了政府与权力乃是此案背后的共犯。恐吓与谎言已经挡不住民众的愤怒和觉醒。这是极权主义彻底崩溃的前兆。

随著中国新时代的极权主义日臻没落，无论政府如何翻新控制的手段，升级谎言的级别，用尽新的科技，极权主义的光环都在褪去。任何美化都将不再发生作用。人们终于看清了赤裸裸的国家机器的狰狞和无耻。

过去，极权主义制度会对它的子民们厚颜无耻地说：我虽丑陋，但量你不敢嘲笑我！否则我将掐死你。今天，固然极权主义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人们终于敢说：极权主义就是丑陋，所以要结束它。是的，为极权主义掘墓的时代正在到来。

从拒绝极权主义美学作起，坚持审美的独立性和本体性，坚持审美必须与政治剥离，回归美的本质，回归美的艺术秉性。建立一个私人的、个体的、远离现实政治的审美空间。鼓励人们培养健康的美学品味，养成美学深度提问的习惯，毫无恐惧地自由地去感受美，审视美，和创造美。

只有结束极权主义，美学才能获得新生，美才能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