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時間，在中華大地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為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的人道災難。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二十年前，當清帝國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孫中山和蔣介石先生堅定地選擇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年來一直依然是縈繞在中國人腦際的問題。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前仆後繼地堅持著走向共和的道路，並最終在台灣建立了共和體制；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亦步亦趨一脈相承地堅持著走向極權的道路，並最終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極權體制。

阿倫特在其成名作《極權主義起源》一書中，通過對現代政治的宏觀分析給出了極權主義國家的兩個範本：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國家和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國家。她以這兩個國家所經歷的人道和政治災難作為政治觀察的出發點，歸納出傳統極權主義作為政治統治的基本特點是：(1) 強制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2) 實行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3）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制。

極權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全盤效仿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

- 在毛澤東時代初期，極權主義以殺戮生命、消滅生命和沒收私有財產為主要使命，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這個時期，治國以鎮壓敵對勢力並使用恐怖手段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中期，極權主義以禁錮思想和推動公有化為主，中共進入一黨專政時代。比如黨外的反右運動、黨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人民公社運動、還有四清運動。這時期，治國以清除異己分子，剝奪話語權和灌輸意識形態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的後期，極權主義以消滅個體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義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時期的極權主義也相對發展到了較為成熟的時期，治國以個人迷信、謊言和思想煽動為主。

極權主義的治國之道就是不間斷地發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將人們捲入政治漩渦之中無法自拔無法喘息最終不得不跟著一起沉浮。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這些運動都毫無例外地引發了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被殺戮，被肅整和被餓死的人無以計數。

胡耀邦和趙紫陽深刻認識到極權主義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並試圖引導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回歸，但是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觸動政治體制改革，因而中國政治體制的本質始終還是極權主義的。當鄧小平，這個協助毛澤東創建極權主義體制的幫凶，當時的極權主義掌門人，便輕而易舉地利用“六·四”屠殺粉碎了威權主義回歸的幻想，以極權主義的鐵拳所製造的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堵死了中國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殺是中共在和平時期動用正規武裝力量屠殺人民的罕見的極權主義罪惡。

鄧小平畢竟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當他意識到“六·四”屠殺將使他終身背負罵名時，他可能意識到胡趙的威權主義道路未必不可取，從他廢除黨內終身制，提倡黨內集體領導看來，他並不反對在政治上有所鬆動，即提倡黨內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個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遏制了極權主義的進程，從而為後繼者江澤民和胡錦濤開創一個相對溫和的極權主義時代預備了條件。

江澤民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試圖為極權主義的存在尋找理論基礎。然而他殘酷地鎮壓了法輪功，為中共極權主義歷史記下了濃重的一筆罪惡。

胡錦濤發明了所謂的”科學發展觀“，試圖為極權主義開創一個以謊言奠基科學的時代；但是，他殘酷地鎮壓了民主知識分子發動的“零八憲章”運動，並迫害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這不僅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固守殭屍的決心，也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恐懼的製造者們對自由和民主的決絕。

習近平創建了一個具有習近平特色的極權主義國家。習近平明顯缺乏政治家的氣度和睿智，選擇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乃是出於其紅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還要遠。他不僅繼承了毛的傳統極權主義：強制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極權主義一黨專制下的恐怖統治，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制；並且藉助科技的進步，利用信息時代下的特殊手段將極權主義發展到了極致：

- 利用“防火牆”將中國建成一個封閉的信息體系，全面封鎖自由、民主和正義的信息；
- 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人民於恐懼之中；
- 利用“臉相識別技術”記錄國民的喜怒哀樂，並將其翻譯成政治術語，作為呈堂供證迫害國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時代全新的權力概念，不僅依靠龐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紅色大媽，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準確地把握政治動態以及更深層的反抗，將對黨內和黨外的監控微觀化。
- 利用網絡和媒體神化領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絕對權威，將領袖視作黨的化身，推動領袖的權力惡性膨脹，操縱政府，包攬大權。習近平今天所擁有的權力，已經大大超過了毛澤東當年。
- 利用反腐，消滅異己，任人為親，逆向選拔，從而建立一個簇擁在領袖身邊的特權階層和太監階層。這些人愚蠢，奸詐，腐敗，除了禍國殃民，別無它能。高新養腐，不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協都充斥著這樣那樣形形色色唯命是從拿著高薪不務正業的庸才。
- 知識分子被整體犬儒化，乃是中國曆朝歷代都未曾有過的人性曲扭現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說和行動，原本是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識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為恥，而是甘之如飴。極權主義成功地從根本上摧毀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 建立並豐富了極權主義之下的諂媚文化，毀滅了基本人性。把黨員、幹部和群眾都培養成清一色的頌聖之徒，張嘴必稱“習近平“。
- 鼓勵告密原本就是極權主義的特色，但是將培養告密者納入基本國策，卻是一種“創新”。在學校，在街道，在事業單位，在企業，推動告密文化，從孩子抓起，把孩子們從小就培養成一個個小告密者。

統一思想：極權主義下的思想控制

有人將鄧小平– 胡溫時代稱為後極權主義時代，由於政治體制的貫性，中國的極權主義始終沒有離開過極權主義的軌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變得相對溫和而已，否則習近平不可能那麼輕而易舉地向著毛時代回歸。習時代並非如後極權時代特徵所描述的那樣僅僅依靠慣性在運轉，也並非如蘇聯東歐極權主義那樣在垮台時“原動力已經衰竭”，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權主義有了充裕的經濟基礎作為其賴以生存的實力，科技的發展向極權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國人不是大工業生產培養出來的遠見卓識者，而是農耕文化幾千年的薰陶下培養出來的目光短淺的農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這些都使得習近平完善極權主義有了可能。

如果阿倫特還活著，她一定會將當下的中國歸入她極權主義的範式，與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並列。習近平不能容忍任何黨內異議的聲音，取消了任期制，實質上就已經踏上了完善極權主義的征途。

極權主義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鄰域滲透並對國民實行全面控制：

權力結構：一人獨大，一人獨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體制：僅存一個全能的政黨。政黨外部，沒有第二個政黨；政黨內部，沒有第二個派別。政治沒有監督，沒有制衡，沒有自我更新的機制。

領袖：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已成為一種政治宗教。領袖具有無限權力和絕對權威。國民無不患上領袖崇拜妄想症。繼承和發揚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傳統，身著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黨：政黨高於憲法，領袖高於政黨；黨藐視法律，黨就是法。

國家：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恐怖，政體的本質就是恐怖。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廢除自由。國家是黨的私有財產，不屬於國民。國家機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報機關，實施恐怖統治和全面控制。國家暴力可以讓一切它不喜歡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國民意志的象徵，而是黨權的外部裝飾，是受黨操縱的虛設機構。

憲法：完全剝奪人的公民權。國民沒有自由言說的權利，沒有選舉的權利，沒有追求個體幸福的權利，所謂憲法，不過一紙空文。

法律：極權主義藐視法律。極權主義之下，法律失去了嚴肅性。恐怖統治，不須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據黨的意志判案。黨說有罪，無罪也有罪；黨說沒罪，有罪也沒罪。黨說要抓人，沒罪也要抓；黨說不抓人，有罪也逍遙。司法是黨打擊異己鎮壓民眾的手段，是製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源頭。

監獄：是使用暴力摧毀人的意志的屠宰場。是關押政治異見者、政治反對派、思想犯、維權律師和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
政治：與憲政無緣。在宏大的謊言敘事裡，沒有一絲絲人性。

意識形態：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大成。意識形態成為主要統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極權主義制度的特色。一切與黨不一致的思想皆為異端。極權主義剝奪人的思想自由和尊嚴，禁止人們自由地言說和思考。它要求個體成員對領袖對黨必須完全地、無條件地、絕對地忠誠。它通過強制的思想灌輸以曲扭人性。但是，統治者的思想卻是一片死水枯源。

終極理想：極權主義的終極目標並不滿足於在一個特定國家疆域內獲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範圍的勝利，最後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一個征服和統治世界的極權政府。

外交：戰狼式外交，收買式外交，輸出革命，滲透各國，向世界呈現本政府最惡劣、最無知、最潑賴、最無禮的形象。
媒體：扮演極權主義喉舌，以千百次地重複謊言並使之變為“真理”為己任。

宗教：極權主義批判一切宗教，詆毀宗教，消滅宗教，砸爛教堂，取締教會，抓捕神職人員。宗教若要在中國生存，必須在其內部建立中國共產黨黨支部。比如佛教協會黨支部，基督教協會黨支部。和尚尼姑要入黨，念佛經，必須先讀黨史。

經濟制度：崇尚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將財富向紅二代手中聚集，對經濟實行中央控制。極權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故民營企業存在的合法性最終將不被容忍。當下的國進民退合乎極權主義邏輯。

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是社會生活的常態。防火牆，攝像頭和臉部識別系統構成社會生活的主要內涵，人們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會：極權主義制度下沒有公民社會成長的土壤。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選舉權，因而沒有正真意義上的公民，公民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公民意識體現在國民的維權運動中，而維權運動大都逃脫不了被鎮壓的命運。

哲學：死了，主要用於欺騙。當哲學揣摩權力的意志，跟隨權力的意志，以造神為己任，哲學就變成了一具殭屍。當其為極權主義的存在編造哲學基礎，摧毀傳統的人文、倫理和道德，哲學已淪為權力的幫凶。

藝術：死了，主要用於撒謊。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服從極權主義美學和審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於培養沒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個人，分子與分子之間沒有區別，所有的人都是一樣，就像是“一個人”，以便構建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文化：頌聖文化，指鹿為馬的文化，編纂偽史的文化，剽竊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維權的文化，強拆文化，遏阻上訪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禮收禮的文化，還有乾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婦文化，……，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都是些鼓勵一個民族墮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階級：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復存在，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發言權。農民階級更是土崩瓦解，分裂為農民工階級和留守階級。工人和農民，在名義上，他們還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清除出了國家管理體系。把某個階級定義為劣等或黑類然後將其整體消滅是極權主義的傳統。

民族：以漢化政策為導向，滅絕種族文字，種族文化。尤其是對維吾爾族實施的種族滅絕。時而鼓勵生育，時而控制生育，時而又開放生育，粗暴干涉國民的私人生活領域。

知識分子：除少數脊梁未彎的，大都沒有了風骨，自我閹割，集體墮落，沒有良心、缺乏善良、毫無勇氣，甘為犬儒。這是一群經不起利益收買和名利收買的毫無廉恥之徒，這裡是一片沒有思考能力、沒有行動能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買傻的麻木的荒漠。

幹部：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機制下混入國家幹部隊伍的投機分子們。貪污腐化，無惡不作，濫用權力，謀取私利，鄙視公眾，諂媚上級，溜須拍馬，胸無正義，甘為極權主義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標誌著極權主義的成熟度。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已經日臻成熟與完善。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極權主義後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蹤。無論極權政府處於哪一個階段都導致國民墜入人道災難的深淵。

在1950-1952年間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多達158萬，被管制的多達120萬。時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說（保守的估計）：被捕的總人數多達260萬，被槍決的約71.2萬（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兩倍）。所謂敵對勢力基本被殺光。

在1950-1953年間發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血腥和暴力，將近2000萬人受到打擊。具費正清編撰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被鎮壓的地主富農有200萬。而其他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有470萬 (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7 - 15倍)。從此，私人無土地。

在1951-1952年間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的工商企業者和大小資本家均被肅整，無人倖免。被迫自殺者眾，冤假錯案比比皆是。僅上海一地，在運動初期的頭兩個月內，就有876人自殺。從此，私人無資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鮮戰爭中，中方陣亡人數在100萬左右。這些年輕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中。

在1955年發動的肅反運動中，據解密檔案公布，大約140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21.4萬人被捕，2.2萬人被槍決，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僅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運動中，中央政治局給出的數字是大約317萬‘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時，只有55萬人被摘帽，其中262萬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識階層遭到殘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擴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殺者眾，被迫害至死者眾。被勞改，被發配到邊緣地區者，命運更加悲慘，客死他鄉者眾。從此，黨外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判並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00萬之多。從此黨內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1961年間發生的大饑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死亡人數在1500 – 5500 萬之間，取決於研究的時間跨度。單單四川一個省就餓死1250萬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將近3000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披露是4000萬，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秘密報告認為是4600萬，中央黨校余習廣研究結果為5500萬。荷蘭歷史學家馮客認為是4500萬，美國獨立學者丁抒認為是4000萬。因此將大饑荒餓死人數定在3000-5000萬之間較為可信（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發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肅、山東、青海為甚。這是一出餓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間慘劇，它由中共一系列錯誤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間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中，共有530萬基層幹部被整，77.5萬人被整死逼死（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殘酷的鬥爭手法來鞏固其在基層的統治。

被中共政權殺害後還要索取5分錢子彈費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死刑、武鬥、私刑、自殺、大屠殺和批鬥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約在170萬 至2000萬不等（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6 - 60倍以上）。據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人，另有703萬餘人傷殘。費正清估計被迫害者大約100萬，而丁抒教授估計在200萬左右。來自中共官方的數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夠觸目驚心。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大屠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屠殺事件、廣東文革集體屠殺事件、雲南沙甸屠殺事件、湖南道縣屠殺事件、北京文革屠殺事件（紅八月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比如大興屠殺，昌平屠殺）、江西瑞金屠殺事件，等等，在全國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殺中被害的人大約有16-30萬（相當於日軍南京大屠殺）。

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事件中，武裝部隊與北京市民和學生正面對峙，以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為藉口，將坦克從學生身上碾過，用機槍向著人群掃射，造成大量傷亡。但由於官方拒絕提供死亡人數資料，各界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出入較大。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萬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英國國家檔案解密文件也顯示大約有1萬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門母親收集到的死者名單，至今只有202人，不過這是確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記錄。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學生在抗議中喪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曉軍：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龔紀芳：女，被坦克碾死……
吳國鋒：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近距離射擊致死；
王衛萍：女，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羅維：腎、脾、十二指腸全部被子彈炸壞，死亡；
李浩成：被擊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擊中太陽穴，死亡；
袁力：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過去已經32年了，政府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六四難屬的生活狀況。癌症，正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在六四難屬這個群體中，癌症並發率之高，極其驚人。至2021年年中的統計，三十一年來在180多人的難屬群體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數被診斷出癌症。發生在六四難屬身上的病變，絕非僅僅是生理細胞的病變，而是心理長期受到壓抑引起的病變，精神長期受到到打擊引起的病變。親情損失長期得不到補償，人格尊嚴長期得不到尊重，拮据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社會歧視長期得不到緩解，不治之症當然就長驅直入了。痛哉！正是這個制度的癌症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締法輪功，並綁架和拘留法輪功學員。在監獄，法輪功學員是最大關押群體。在押期間，對法輪功學員實行酷刑：毒打、電擊、體罰、窒息、燙傷等等，對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數民族犯人，實施強摘活體器官，按需殺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權貴提供活體。據法輪功自己的統計被迫害至死者大約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憲章》發表後，隨即遭到中國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簽署人遭拘留、傳喚、和逮捕。共同發起人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在獄中被迫害至死。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漢肆虐，並傳播至全世界。由於中共隱瞞了病毒的發源，傳播和擴散，造成全世界200多個國家（除中國外）3百50萬人死亡，對此人道主義災難，中共難辭其咎。李文亮醫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漢病毒“人傳人”的真相，卻以“發布不實信息”而被訓誡；陳實秋，方斌因報導武漢疫情的嚴重性而被消失；記者張展因傳播武漢疫情實況錄像而被判刑4年，……，刪帖，封號，信息封鎖，國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權力被剝奪，防疫科學被政治利益所裹挾，是前期控制失誤，導致疫情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國政治家中認為極權體制將人道災難撒向全世界的罪惡已構成戰爭行為的不乏其人。

綜上所述，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足以構成反人類罪。受國家暴力和其紅色恐怖主義殺害和迫害的人數高達4000-5000萬，遠遠超過受到納粹法西斯殺害的猶太人的總數（487-589萬）的10倍，遠遠超過迄今為止除中共政權之外的共產主義政權所迫害的人數的總和（600 – 1500萬）的7-3倍，遠超日軍在二戰中殺害的中國人的總數(370萬)的12倍，更是超過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的140倍。

殺戮是可以用統計數據來估計的，雖然有誤差；但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卻是無法統計的。極權主義晚期的特徵，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國民的失語和沉默、麻木和冷漠，諂媚與犬儒，謊言和恐懼，無不顯示著中國極權主義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的程度。

一個極權政黨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黨員
一個極權政府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群眾

具有習近平特色的中國極權主義已經是全世界極權主義發展的晚期，雖然極權主義的沙暴還在肆虐，但已經是尾聲。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極權主義與酷刑

酷刑是指官方為了獲取口供或為了懲罰而對某個個體蓄意實施的令其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和痛苦的行為。酷刑的目的在於摧毀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

酷刑受到聯合國絕對禁止，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為其作辯護。

提起酷刑，人們就會聯想到極權主義；提起極權主義，人們就會聯想到酷刑。因為極權主義是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怖統治，對國民，尤其是對持不同政見者使用囚禁、鬥爭、折磨、酷刑、以及種種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甚至死亡威脅和殺戮恐嚇，來迫使其就範。

酷刑體現為國家機器的暴力行為。實施酷刑的往往是公職人員和官方機構，比如警察、國安、軍隊、監獄等，並以政治的名義將酷刑的實施正當化。

以任何藉口將酷刑正當化都是政府犯罪行為，都是公權犯罪行為。任何為酷刑辯護的行為同樣是犯罪行為。
1949年聯合國制訂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1966年聯合國制訂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公民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

1987年6月26日聯合國正式頒布《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簡稱《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並設“禁止酷刑委員會”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

至此，關於酷刑的定義已經很清晰，不僅包括肉體摧殘，而且包括人格和精神摧殘。

聯合國將6月26日定為《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以聲援那些受到酷刑所傷害的心靈、肉體和精神。

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簽署國。還曾經出任“禁止酷刑委員會”成員。但是，酷刑在中國並未正真得到禁止。對維權律師的迫害，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對政治異見者的打壓，手段都極其殘忍。尤其是發生在新疆的針對維吾爾的種族滅絕，語言、文化和宗教清洗，將近一百萬維吾爾人被監禁，包括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這些都因滅絕人性而構成了反人類罪。

筆者在《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一文中指出：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極權主義對國民實施酷刑的四個特點是：奪命，封喉，挖心和殘腦。

奪命：消滅生命與肉體，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土改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強摘法輪功活體器官等，殺人無數。

封喉：扼殺言論自由，比如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建立防火牆，都屬于禁聲運動；徹底剝奪了國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請願自由和結社自由。

挖心：消滅宗教，強行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靈魂深處鬧革命，對人進行公開的羞辱，煽動群眾自相殘殺，剝奪人的親情和善良；如今又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全天候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國民於恐懼之中。

殘腦：摧殘人性，閹割思想，在鎮壓《零八憲章》之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奴化運動。哲學、藝術、教育、文化和宗教無不淪為權力的幫凶。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陷國民於窒息之中。

酷刑是維護極權統治的基本手段。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怎麼可能沒有酷刑？死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大約有4000-5000萬，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殺的140-160倍。除部分死於飢餓外，大多數被肅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要消滅酷刑，首先要消滅極權主義。

在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謹以此短文，表達對酷刑受害者的同情。

極權主義與愚昧

什麼是愚昧？對客觀世界缺乏認知和了解而陷於不清醒的狀態稱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沒有開化的狀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前就處於這樣的愚昧狀態，那個時代稱作愚昧時代或蒙昧時代。當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愚昧則指薄德無智而不自知的狀態，指普羅大眾完全沒有理性思維、沒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追求的狀態。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一個特徵是以意識形態控制人們的思想。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思想和言說的自由。當人的思想被意識形態所強行控制，人的話語權被強行剝奪，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乃至判斷的能力。黨雲亦云，黨說什麼就是什麼，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正邪不分，善惡不分，美醜不分。以意識形態對人實施洗腦，使人變得越來越愚昧，正是極權主義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當普遍的愚昧成為社會常態之時，就是極權主義穩坐江山之日。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二個特徵是以恐怖手段實施統治。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免於恐懼的自由。極權主義統治以生命相威脅，從而剝奪人的思想權利；以飯碗相威脅，從而令人閉嘴；以親人安危相威脅，從而令人放棄抗爭。總之以專制的手段迫使人們就範，迫使人們接受愚昧。讓人們在被愚昧與被迫害之間作選擇，人不想被愚昧都不行，只有被迫作出愚昧狀，才有生路。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三個特徵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們如同生活在一個大監獄中，所有的信息渠道都被封鎖，所有的言論和行為都被監控。人們被限制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體系中，長期不能與外界交流，不得不遠離文明，因而整個社會和文化變得越來越愚昧。原本發光的，鏗鏘的，睿智的，經不起窒息的環境折磨，暗淡了，疲軟了，愚鈍了，漸漸地陷入愚昧的泥潭。

極權主義特徵的每一條都指向愚昧，每一條都指向強制性愚化，每一條都在扼殺理性思維，扼殺批判性思維。在極權主義之下，還可能有智慧的清醒的大腦存在嗎？沒有了，即便有也能以生存。

自從習近平在黨慶上發布了他的極權主義宣言之後，媒體立即配合，全面實施愚化教育，全國迅速進入愚昧狀態。回歸極權主義就是回歸愚昧。從此，一切都回返愚昧時代。

隨便上網翻一番，可見諸多新鮮的愚昧案例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最新微信群規出台了，伴隨著一場全國性掃黑除惡運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不得發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信息。共有十個不發規定，並明說有後台監控管理，有網警追責，一旦發現違規，可判一至八年牢獄，就高不就低，群主連坐。翻牆也是非法的，高頻次翻牆將受到行政降級處分。封喉群規一出，言論自由立即被封殺被剝奪。於是乎，真假善惡美醜都從群里消失了，微群陷入言論麻木狀態，愚昧狀態，除了聊天氣，聊吃喝，別的都忌了，禁了。百姓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甚至不可有哪怕是一點點批評政府的欲望，而這正是黨所期望的黨所要求的全民愚昧狀態。

江蘇省揚州市正在進行拉網式核酸檢測大排查，除了實施多輪次全員核酸檢測外，還舉行“有獎舉報”未測人員。揚州警方提示，凡不參加檢測的人，將被作為“失信”的個人品質信息記錄在案，直接影響今後個人信貸、消費、從業、任職；並根據“失信”的不同情節，給予警告、罰款、拘留，乃至以妨礙傳染病防治罪懲處。這是明目張胆的恐嚇。於是乎，恐懼中舉報如潮，檢測如龍；恐懼中打一針無效疫苗，建立起“安全”的心理暗示。人們在恐懼之下進入了被操縱生殺大權而不自知的心理愚昧狀態。

北大副校長梁柱說：“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再聰明的人，聽了這話也會懵，歷史虛無主義按的上嗎？怎麼追求真理就一定盲目？由此，網上有人編了一個段子：某人給老婆下跪，“老婆，你得告訴俺真相，兒子到底是誰的？”老婆回答說：“老公，你是孩子他爹，這名分還不夠嗎？再說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孩子究竟是書記的還是廠長的，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啊！”於是乎，戴綠帽子忍了，兩口子在不求真相的愚昧狀態中渾渾噩噩地活著。不求真相慫恿罪惡的愚昧狀態，這正是黨所期望的老百姓的思想愚昧狀態。

平民醫生張文宏的博士論文剽竊案一時鬧得紛紛揚揚，人們一頭霧水，這不就是那個說武漢病毒是土產，人類要與病毒長期共存的的人嗎？如何整一個敢於逆風說真話的人呢？張文宏醫生不嫖不賭不貪不腐，想整他還真不容易，於是乎想到了剽竊，這一毒招對於知識分子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說真話的人被打到了，真相也就沒了，人們進入了被虛假信息所籠罩的愚昧狀態，疫情究竟有多嚴重，疫苗究竟有多有效，全然不知所云，人們被剝奪了疫情知情權而不知所措，這正是黨所期望的社會愚昧狀態。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傳部大肆宣傳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學習達人”郭艷雲。《學習強國》是中宣部為便於全國人民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建立的平台，四字中的“習”為習近平的習。那個每晚上床之前一定要丈夫陪學“習語錄”的郭艷雲獲學習積分第一名，被譽為太原市“學習標兵”。這個榮譽與文革中的“學毛選標兵”可以媲美。這既是對個人崇拜的推動，又是被洗腦的犬儒表現。這預示著新一輪的群體愚昧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對某個人的頂禮膜拜正是黨所期望的思想愚昧狀態。

教育部門號召開展“爭作新時代好少年”活動，提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18項，其中包括“忠君”，並指出這些美德標誌著中華民族的“形”與“魂”。這都什麼時代了，還宣揚“忠君”？何為“君”？那就是皇上，一國只此一人為君，全國百姓只忠於此一人。此人是誰？那不就是習近平嘛！如此愚忠教育，誤人子弟，貽害社稷，拉開了一個愚昧教育的新時代。各級教科書都已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因為培養愚昧的下一代更便於黨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白皮書，聲稱中共百年來“創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奇蹟，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顯著增進了全球人權的進步”。可是誰都知道，中國在篡改《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人權的定義。中國的新聞自由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77，中國慣用國家安全法封殺言論和結社自由，中國的宗教活動受國家監視和壓制，新疆維吾爾人被監視和強制勞動，被施以酷刑和性虐待。可是中共居然聲稱這些所作所為是“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他們就是用這樣的彌天大謊來愚弄國人和世界，要人們相信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在增進人權進步。這是一個用謊言打造金身，以海市蜃樓矇騙單純者的愚昧時代。

河北燕山大學教授李子豐聲稱已經推翻愛因斯坦相對論，目的是宣傳真理。該項目獲河北省科學技術獎提名。據說還有人要推翻牛頓經典力學。極權主義剛剛拉開序幕，反科學的愚昧運動就已經吹響了衝鋒號，開始攻城掠池。且不說民間的愚昧如何，學界的愚昧，正展示著中國科技的未來和遠景。

某個超市門前掛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熱烈慶祝偉大領袖習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何時習變成了中共締造者了？又何時變成了黨的主席了？何時黨史可以隨心所欲地篡改了？還是說這是愚民的又一新招？還是說這僅僅是調侃？

由上海祺修文化和蘇州旅遊協會聯合舉辦“周末自由戀愛集市”（可否理解為“戀愛交易所”？）隆重推出350名蘇州麗佳在現場集體設攤掛牌向上海帥哥徵婚。力求“速戀愛，速結婚，速生育”，以“三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積極貢獻。這又是怎樣的一出愚昧景象？據說是開放生育了，為了打擊不利於生育的社會因素，於是乎，課外輔導和校外培訓機構首當其衝，同時開始打擊學區房房價，這又是哪門子愚昧政策？又胡來了。該內卷的還在內卷，想平躺的接著平躺，管你吹的是東風還是西風，愚昧還在繼續。

網友高度概括了當前的社會亂象：拆你老舍，打你田漢，颳起胡風，刪你從文，非常矛盾，一切巴金，千萬莫言，早已冰心。被愚昧，被冰心，這就是老百姓在當下的生活寫照。不多說了，離奇愚昧之事比比皆是，令人乍舌。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都是愚昧化的表現形式。

人類社會總是試圖努力擺脫愚昧，試圖從相對低級的文明走向更為高級的文明，唯有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兩大怪胎反其道而行之，摧毀文明，製造愚昧。

人類文明提升的步伐受到極權主義的遏制和重創，唯有消滅極權主義，人類文明才可能消滅愚昧，才可能升華。

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主義美學是一門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學問。極權主義美學是對美學的反動，是“偽美學”。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說過：“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這句話簡練地將法西斯主義的所有綱領和意識形態用美包裝了起來。表面上，極權主義美學帶有理想主義色彩，追求力量，追求唯美；但是實際上，極權主義美學以否定人的自由、剝奪人的尊嚴和人格、剝奪人追求幸福的權力為審美原則，強制灌輸偽善的、奴化的、旨在征服人心的偽藝術。

極權主義美學在政治領域將政治行為審美化，比如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制美學；而在藝術領域將藝術行為政治化，比如政治繪畫，政治音樂，政治雕塑，政治詩歌，……。

暴力美學：又稱恐怖美學，戰爭美學。其將暴力，恐怖和戰爭以美學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以征服和占有為美感。對以戰爭擴展帝國疆域、以殺戮震懾反抗力量、以暴力全面控制社會生活等等暴力行為予以美化，炫耀軍國主義，炫耀警察國家，炫耀對人的奴役，炫耀對它民族和國土的征服，以暴力和展示暴力為美感。

權力美學：當權力缺乏制衡與監督時，權力往往是骯髒和醜陋的；為了使權力顯示出美感，在構建絕對權力，追求權力崇拜的同時，都會賦予權力以審美意義，賦予權力以強烈的審美話語權。所有的極權主義者不論是否信奉尼采的“權力的意志就是美的意志”，都毫無例外地美化獨裁、專制和個人崇拜；以最高權力的審美取向主導全社會的審美格局，以“萬民仰視”“萬民跟隨”營造權力的威嚴和巔峰，營造極權不可挑戰不可動搖的絕對地位。

控制美學：這是極權主義進入晚期的美學特徵。在極權主義初期，暴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征服的力量；在極權主義中期，權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威懾和崇拜的力量；在極權主義晚期，極權主義已經墮落到的這樣的地步，如不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制便不能生存。因為對自由的追求，已經在人們心裡萌發，各類謊言已無法蒙蔽醒覺的人們，唯有控制與窒息的社會才能維持搖搖欲墜的政權，唯有對全社會進行奴役才能展現國家意志，唯有控制公共話語的走向才能感受一絲安穩。因此，控制美學展示的權力本質是奄奄一息的苟延殘喘，是無奈的自悲和巨大的不自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強顏歡笑。

藝術包裝：當藝術失去獨立意志而淪為政治的附庸時，藝術便可悲地淪為一種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技能，淪為傳播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頌聖、歌德、膜拜、粉飾。當藝術被賦予了政治秉性時，藝術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滅了。繪畫如此，音樂如此，詩歌如此，表演藝術如此，藝術變得徒有形式，而內核則填充進了骯髒的政治，不得不服從極權主義的美學趣味。藝術變成了一具醜陋的空殼，變成了權力意志的一部分。

極權主義之下，人們充滿恐懼，因而無法從客體獲得愉悅身心的美感。極權主義之下，人們沒有自由，身處奴役之下，因而無法獲得美的體驗；極權主義社會充斥著醜惡，美無地容身。極權主義之下，社會生活被全面控制，靈魂被戴上了枷鎖，沒有自由翱翔的靈魂也就無法從事美的創作。

極權主義美學與極權主義者們的社會實踐緊密相連，它是在極權主義的構建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美學形態。極權主義美學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並分別以當時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字命名：（1）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2）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3）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以法西斯主義的審美建立了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這是以暴力和戰爭為內涵，以殺戮和征服為手段，以崇尚絕對服從的政治狂熱為追求的美學風格和形態。美學被納粹化，還給出了一個誘惑人的名字：“迷人的法西斯”，以此炫耀日耳曼人的種族純潔和榮譽。

希特勒說：“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的”，“戰爭就是生活”。抓住人性中對力量的崇拜，對崇高的追求，對征服的滿足，並以此激發國家主義的豪情壯志。戈培爾乾脆說：“我們自己同時也是藝術家”。他們在揮舞軍刀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用藝術來添彩。

法西斯美學是男性崇拜的翻版，其將男性荷爾蒙激發到高點，然後貼上軍人氣概的標籤，把人類的色慾衝動成功轉換成對領袖的瘋狂熱愛。據說黨衛軍制服就是希特勒親自設計的，精緻的服料，完美的剪裁，咄咄逼人的英氣，再佩戴上閃爍的勳章，足以體現法西斯的癲狂。希特勒毫不掩飾地說：“一定要把軍裝做到最帥，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年青人穿上它，然後讓他們上戰場”。對極權藝術懷有濃厚興趣的希特勒還說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使投身於它的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顯然，這是在以審美激發生命的原始衝動，激發崇高感和使命感，以便為極權主義效力。

電影《意志的勝利》第一次將國家意志與美學聯姻，以征服，占領，摧毀人的反抗意志為美學出發點，宣揚納粹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向強權致敬，把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推向極致。電影《奧林匹亞》通過記錄了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以力量和強度宣示納粹德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這兩部電影均以令人震撼的力量，鼓舞著軍國主義躁動。

希特勒深諳藝術品的地位與國家政治地位相關，他仗著自己略懂的一點繪畫藝術便藉助軍事的力量在歐洲各地大肆掠奪和霸占藝術品，以其對藝術的征服來炫耀其權力的威懾力。他賦予權力意志以特定的形式感，卻最終將藝術鍛造成了毀滅藝術自己的武器。

希特勒早在征服世界之前就曾策劃建造一個“世界之都”，並與他的御用建築師策劃了都市規劃和極權主義建築風格。“世界之都”宣示著多少法西斯主義稱霸世界的夢想。

希特勒善用音樂來鼓舞法西斯軍人的士氣。瓦格納是德意志的驕傲，也深得希特勒喜愛，他在所有巨大的慶典上都使用瓦格納的作品，以此煽動民族狂熱和軍事叫囂，致使瓦格納的作品蒙上了“法西斯音樂”的標籤。

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在斯大林時代以及較後的毛澤東時代，權力的來源既不是君主制下的“君權神授”也非民主制下的“公權民授”，而是極權制度下憑籍暴力維持的“權力私授”。希特勒的權力來源尚有一定程度的“國會授權”和“選民認同”的成分，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權力則完全源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不是公民賦予。權力來源嚴重缺乏合法性或完全沒有合法性基礎。權力的賦予，權力的內涵，權力的使用，都具有難以掩飾的血腥、腐敗、骯髒和醜陋，因此對於“私私相授”的權力人為賦予美麗的光環就顯得十分必要。

斯大林在希特勒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的基礎上創建了權力美學，它以絕對權力和個人崇拜為內涵，以人格摧殘和恐懼為手段，以宏大的歷史敘事和英雄讚歌表達極權的精神氣質。它用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美學對權力進行包裝。

毛澤東則繼承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遺產，將權力崇拜和領袖崇拜發展到了頂峰，跨越了威權時代崇尚的國家美學和帝國美學，創造性地深化了極權政治的審美化和審美的極權政治化，並以此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政治的審美化，這是權力美學的基本特徵之一。通常使用的拙劣手段有兩個，一個是濫用“最”字來表達極端狀態，以此建立權力的崇高感和聖神感。但凡與權力有關，都冠以“最高”，“最大”，“最強”，“最廣”，“最紅”、“最亮”，比如“最高指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且不說此處文字的語言表達之貧乏，其不過是憑籍自我感覺的良好集帝王的霸氣和風騷於一身而已。另一個手段就是濫用“為了”，以此將人們圈入使命感和獻身感。“為了共產主義而奮鬥”，“為了理想而獻身”，“為了革命路線而赴湯蹈火”，迷倒了多少熱血青年為之奉獻。

專斷的權力被稱之為“民主”，腐敗的權力被稱之為“清廉”，骯髒的權力被稱之為“公正”，總之，權力需要偽裝，需要以丑為美的價值判斷；而偽裝的手段通常是冠以“以革命的名義”或者“以人民的名義”。他們在殺戮，肅整，曲扭人性時都會這麼說。

審美的極權政治化，是權力美學的另一特徵，它以權力主導公共審美的走向，以對權力，對領袖的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絕對忠誠為美學出發點，對藝術賦予了政治秉性，抑或賦予極權主義秉性。藝術功利化，審美革命化，題材暴力化，倫理虛偽化。所有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文學，詩歌，影視，戲劇，建築，無不投機政治，投靠權力，背離藝術真諦，背離真誠。藝術家們和文學家們，必須繞開“文字獄”，謹慎地行走，以免觸雷。以平庸、諂媚、犬儒、奴性、虛偽、謊言、沉默、貪婪、利己為美感。將遵命藝術、犬儒藝術、馬屁藝術、奴才藝術、附庸藝術，一併納入極權藝術體系。

由於瀰漫著政治的腐臭，真、善、美被窒息，藝術唯有墮落為政治工具方可生存。藝術的這一生存法則使得中國藝術之秉性之品質大規模變異，使得整個中國成了極權主義藝術的垃圾場。

暴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聲勢浩大的閱兵式，通過宏大的場面，正步走展現出的意志，兵器方陣炫耀的武力，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心理壓力，以此敘述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神化故事，以產生震懾人心、收復人心的美學效果。

權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超巨幅的領袖肖像和雕塑。從列寧、斯大林、金日成直到毛澤東，都喜歡將自己的肖像無限放大地呈現給大眾，以展現革命領袖的個人魅力，清廉政治家的高大形象，魅力改革家的堅定意志，並用以掩飾其暴君、獨裁者、劊子手的真實面目，以及權力背後隱藏的冷血與無情。

無處不在的海報和廣告牌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窗口，除去不斷閃現的領袖形象，就是充斥著當下政治口號的巨幅標語。這是極權主義美學引領大眾傳播實施思想奴役的前沿陣地。

尼采說：“建築是權力的雄辯術”。建築成為權力的圖騰和外在的張揚，旨在彰顯權力的野心，渲染權力的傲慢，美化權力的暴虐。比如毛澤東紀念堂，展現著一個權力的幽靈。

小說家浩然將餓殍遍野的“人民公社”描述為“金光大道”；作曲家李劫夫歌頌“社會主義好”；畫家劉春華捏造歷史作“毛主席去安源”；詩人胡風即便寫出“時間開始了”也難免一死；戲劇家老舍寫完讚美生活的“龍鬚溝”便投了湖；鋼琴家殷承宗在“黃河大合唱”鋼琴協奏曲里加入“東方紅”和“國際歌”，八個樣板戲更是以杜撰故事和情節攀登了戲劇美學的“高峰” ……，這些作品的美學動力均來自當權者編織的美麗謊言。這些向權力獻媚的作品，最終不是被權力宣判了死刑，就是跟著權力一起走向墳墓。

極權主義習慣在自己陣營內部製造敵人，然後將他們斬盡殺絕。毛澤東為了消滅異己和政敵，總是首先以“個人崇拜”為自己樹立起不可撼動的地位，然後對政敵極盡醜化或矮化之能事，以便與自己的高大形象形成反差。毛給異己和政敵貼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標籤，帶上高帽，掛上牌子，極盡人格侮。僅僅從畫面感上看，這些人就已經輸了。毛澤東無法無天，以各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其政敵一一迫害至死。殘酷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政治鬥爭都需要美學包裝，並美其名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極權主義權力揮之不去的是接班人焦慮，是權力的斷代。權力的接班人越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美化。需用濃墨重彩，諸如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你辦事，我放心”，隔代指定接班人，取消任期制等等，都不同程度反映出權力的焦慮和躁動。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以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為內涵，以信息化時代可以使用的所有科技為手段對全體人民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控制和監督，以媒體、電影、宣傳手冊、領袖語錄對人的思想進行意識形態控制，將黨的支部建立在社會基層組織里，利用街道大媽和班級輔導員建立告密機制，將人徹底奴化為毫無美感的空殼。

金家王朝是朝鮮極權主義政權對大眾社會生活全面控制的典範，而習近平充其量不過是金家王朝的模仿者，然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扼殺自由，扼殺人性，扼殺多元方面，習走得更遠。

習時代的極權主義將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集中營，除了把權力放在了籠子之外，其他都被關進了籠子裡；把人關進了籠子裡，把信息關進了籠子裡，人們在高牆之內被窒息，而無從知道高牆之外的世界。

此時的暴力形式已經逐步由實槍荷彈的軍隊轉向公安、國安、秘密警察、保安和城管，以形成一個顯性暴力和隱性暴力相結合的陣線，並以此對公民施加恐嚇與散布恐懼，使整個社會生活籠罩於無所不在的攝像頭之下，個人生活和行動被大數據所掌握和控制，人們沒有隱私可言。隨意拘留、抓捕、判刑，成為司法對待維權人士的常態行為。和平時期的暴力美學以對全體國民的征服和控制為美學出發點，實行恐怖主義統治。

此時的權力品質集中體現在由於權力絕對化所造成的絕對腐敗上。權力雖然依然顯赫，但已經從上到下都爛透了，難以再博得人們的青睞與認可，權力的美的光環已經褪去。雖然依然有人對權力趨之若鶩，但權力崇拜已被大眾所唾棄，代之以對權力的鄙視和反感。權力為了維持它顯赫的地位，抓住了人們的生存命脈，使用強制手段剝奪人們的就業機會、工作和飯碗，並以此來強迫反抗者就範。在權力美學的字典中沒有人道主義一詞。

當暴力美學和權力美學走向巔峰，極權不需要以取悅於大眾來獲得支持，反之，大眾為了生存卻不得不取悅於極權。一方面，極權主義者們主宰著美學的話語權：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制美學；另一方面，芸芸眾生以自己的社會行為也在充實著極權主義美學的內涵。在極權主義的綁架下，作為生存手段，面具美學，媚俗美學和犬儒美學均發展出了豐富的內涵。

面具美學，人人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生活方式，即戴上面具，應景因時，隨時變換，把兩面派手段玩的爐火純青。台上台下、當面被後、使用不同的面具，以掩飾內心的真實。對上級是一付阿諛奉承的熱面孔，對下級則是一付傲慢驕橫的冷麵孔。在權力面前，心是紅的；在金錢面前，心是黑的。在檯面上，滿口優雅的革命詞彙，在台面下，滿口污言濁語。

媚俗美學，原本是指西方文化中媚俗大眾的商業文化。但在極權主義社會媚俗文化改變了諂媚的對象，它把視線從大眾身上轉移到了權力身上。以偽善和猥瑣作自我掩護，以揣摩聖意和諂媚權力為使命，唯權力馬首是瞻。為了一份嗟來之食，可以放棄尊嚴和人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樣令人肉麻作嘔的話居然能在當今久盛不衰。

犬儒美學，以平庸為人生追求，躺平，內卷，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甘為奴才。如果權力指鹿為馬，他便附和這是馬；如果權力指馬為鹿，他便附和這是鹿，對美醜是非麻木不仁，對邪惡保持沉默。

其它如遵命藝術、太監藝術、弄臣藝術、附庸藝術和謊言藝術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極權主義藝術的盛殿，也註定其要成為極權的殉葬品。

如果說極權主義初期的暴力美學崇尚的是為了“理想”而赴湯蹈火犧牲自己的精神，那麼極權主義晚期所遵循的則是保全自己整肅他人的哲學，以犧牲他人的利益和性命，換取自己的苟延殘喘和所謂“幸福”。不僅是個人道德倫理的喪失，更是個人尊嚴、人格和意志的喪失。極權主義晚期的這些特徵，已經具有了後極權主義意味。

當極權主義把人們鍛造成這副德性時，失去對真、對善、對美的判斷，把個體融入極權體制並成為它的一部分，此時個體被分子化。個體完全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被視為一種光榮。囊括儘可能多的人進入極權體制，是這個體制能繼續運轉的保證。

極權主義發展到晚期，開始由盛而衰。當其顯露破落和衰敗時，其美學動力也已消耗殆盡。此時的審美變得更為荒誕，那就是以丑為美，以惡為美，以假為美，以低俗為美。非理性審美和審美趣味的低俗化作為抵制和解構主流審美的生力軍而登上舞台。“我是流氓，我怕誰”，審美庸俗化，世俗化，宣泄化。以審丑取代審美，相爭獻醜，社會已是一盤醜陋的大雜燴。生活在丑和黑暗中，是極權社會的常態。

當極權主義走向蕭條的時候，盛世美學便是一劑興奮劑。盛世美學向全世界展示“大國崛起”，“中國站起來”，“中國夢”。謳歌盛世，粉飾盛世，更像是一劑給與心理暗示的強心針，卻不能真正帶領中國走出危機和災難。盛世美學展現的恰恰是權力和體制的極度不自信。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極權主義常用的興奮劑，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用它來指點江山，憑藉其個人魅力尚能迷惑部分中國人；但是胸無點墨的習近平用它來掩飾新殖民主義和煽動對外擴張，就難免弄巧成拙。雖然習近平喜歡開出一個長長的書單來證明自己的學識，如此笨拙的舉動只能說明他不學無術。

極權文化產品的規模化和流行化是極權主義美學的晚期特徵。它迎合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制的需要。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使得極權文化的傳播更為快捷，使得謊言和媚語能更為有效和快速地抵達目標。

媒體作為權力的衍生物與權力合謀，參與權力所有的意識形態勾當，並為權力掩飾罪惡。媒體化解大眾對權力的反抗，誘導大眾進入權力的審美圈套，使其浸淫在媚俗和庸俗中不可自拔。極權之下，不存在以暴露、諷刺、監督和批判為使命的媒體。

張藝謀，極權主義美學大師，他的電影《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十面埋伏》，推銷著強權崇拜和國家主義權力，是展現極權主義美學的高端作品。他的奧運開幕式，從朝鮮團體操《阿里郎》那裡獲得靈感，通過宏大的場景，壯麗的畫面，將抽取了靈魂的人群，機械扭動的軀體語言，一一濃縮為美的符號，向著極權主義致敬。

以歌曲頌聖，在毛澤東時代就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但是將情慾與頌聖結合，那是習近平時代的產物，“要嫁就嫁習大大”，意淫也就算了，還要編成歌公開唱，那就是露骨的煽情和挑逗了。以煽情的方式，張揚個人崇拜，也算是一種創舉。

中國的摩天大樓無論數量和高度都雄居世界之首，北京央視的“大褲衩”，上海東方明珠的“大肚婆”，蘇州東方之門的“秋褲”, 杭州奧體博覽城的“比基尼胸罩”，廣州的塔樓“小蠻腰”，這些奇葩建築無不象徵著權力的帝王品質，雄起的男性荷爾蒙和變態的情慾想象。

放置在天安門廣場的56根“民族柱”，金紅相間，艷俗無比，如同雄起的陽具，忠誠地為毛守屍。朱大可評論說：“金色是財富的象徵，紅色則是權力的象徵，誇張的金紅二元色譜，製造了財富和權力的雙重狂歡”。

反叛藝術在地下暗暗涌動，充分使用流氓痞子的審美視角，對政治進行反諷、邪喻，以痞話、色語挑戰權力，以流氓美學抵制和解構那些虛偽的偉光正，以符合大眾低俗口味的審美趣味與國家主義審美爭奪觀眾，由於他們大隱於市，時隱時現，權力也拿他們無奈。濟濟一堂，好一桌流氓藝術的盛宴。

極權主義制度決定了人才的逆向流動，無人格無才華無智慧的人靠諂媚和溜須拍馬就能上位，而人格高尚正直且具有非凡才華和智慧的人則被壓在社會底層。揭示了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反向升遷動力學：只有丑才能向上流動，而美只能被壓抑在底層的。

行文只此，傳來了徐州豐縣鐵鏈女悲慘的性奴故事，拐賣婦女，群奸成孕，虐生八孩，何其醜陋。這個人間地獄般的經歷徹底扒去了國家主義和權力的最後遮羞布，讓民眾看清了政府與權力乃是此案背後的共犯。恐嚇與謊言已經擋不住民眾的憤怒和覺醒。這是極權主義徹底崩潰的前兆。

隨著中國新時代的極權主義日臻沒落，無論政府如何翻新控制的手段，升級謊言的級別，用盡新的科技，極權主義的光環都在褪去。任何美化都將不再發生作用。人們終於看清了赤裸裸的國家機器的猙獰和無恥。

過去，極權主義制度會對它的子民們厚顏無恥地說：我雖醜陋，但量你不敢嘲笑我！否則我將掐死你。今天，固然極權主義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人們終於敢說：極權主義就是醜陋，所以要結束它。是的，為極權主義掘墓的時代正在到來。

從拒絕極權主義美學作起，堅持審美的獨立性和本體性，堅持審美必須與政治剝離，回歸美的本質，回歸美的藝術秉性。建立一個私人的、個體的、遠離現實政治的審美空間。鼓勵人們培養健康的美學品味，養成美學深度提問的習慣，毫無恐懼地自由地去感受美，審視美，和創造美。

只有結束極權主義，美學才能獲得新生，美才能得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