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普京和川普：三個強人傻瓜

托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外交事務方面的專欄作者，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三次獲得普利策獎。

過去五年堪稱是比較政治學的大師班，因為前所未有的事情就在我們眼前同時上演：普京、習近平和川普，這三位全世界權勢最大的領導人，只為在規定任期之外繼續掌權，各自都走了極端。一人失敗了。另外兩人取得了成功。而他們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我們當今世界的樣貌。

川普因為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失敗了：儘管他試圖詆毀選舉結果，並煽動支持者恐嚇議員，脅迫他們幫助自己扭轉選舉失利，但美國的制度、法律和規范迫使他在四年任期結束後放棄了權力——哪怕是勉強為之。

到目前為止，普京和習近平走得要更順利一些。他們不受制度和民主規范制約，制定了新的法律，讓自己成為了實際上的終身領袖。

他們的國家真值得同情。

誰都知道民主國家如今遇到了問題，但它們仍擁有專制國家所缺乏的東西——比如改變路線的能力（通常是靠更換領導人完成），以及在採取行動之前公開審議和辯論不同觀點的能力。在這個科技與氣候變化都持續加速的年代，這些特質也尤為珍貴。普京和習近平都年近七旬，隨着他們越來越老且越來越成為孤家寡人，決策能力越來越強的可能性是極低的。

然而，普京還是在2020年挾杜馬以從實質上取消他的任期限制，讓他能在2024年再度競選總統，並有機會一直任職到2036年。習近平在2018年推動他的人大代表們修改中國憲法，徹底廢除了主席任期的限制，讓他得以永遠正式留任——假如他在2023年的全國人大上連任主席的話。可以預計他能做到。

鄧小平在1982年對中國的主席任期設下了連任兩屆的限制，就是為了防止出現另一個毛澤東，後者的專權和個人崇拜導致中國長期貧苦孤立，殘酷禍亂時有發生。習近平已經突破了這個障礙。他覺得自己是不可或缺且永遠正確的。

但正如我們清楚所見，普京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表現堪稱一個生動活現、耳目昭彰的宣傳廣告，證明了一個相信自己不可或缺且永遠正確的終身總統是多麼危險。

烏克蘭戰爭是普京的戰爭，而他在所有問題上都出了錯：他高估了自身武裝部隊的實力，低估了烏克蘭人為自由而戰、不惜犧牲性命的意志，也完全誤讀了西方政府和企業團結一致支持烏克蘭的意願。要麼是害怕揭露真相的助手在給普京灌輸胡話，要麼是普京對他的永遠正確過於自信，以至於他從未質疑過自己，也沒有讓政府或社會做好准備，應對他的發言人所謂的西方制裁挑起的“前所未有的”經濟戰。我們能夠肯定的是，他封鎖了所有媒體批評，讓俄羅斯人幾乎不可能用投票權懲罰他的野蠻愚昧。

中國則更正經一些，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已有約8億中國人擺脫了極端貧困。然而，專制的危險正在顯現。習近平不願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很可能在武漢——進行嚴肅調查，連與全世界分享任何發現都不行，他似乎在擔心這樣做會反映出他領導能力的不足。他對封鎖策略以及中國疫苗——針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效果似乎不如其他疫苗——的依賴，如今已經嚴重影響了他的經濟。

習近平與普京的俄羅斯結盟的賭局很快也形勢不妙起來。這兩位領導人於2月4日在中國冬奧會開幕式上會面之時，發布了一份聲明，宣稱“中俄友誼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

普京必然將這沒有止境的友誼當作中國對他入侵烏克蘭的認可，但這顯然讓習近平舉棋不定、頓足不前。中國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石油、玉米和小麥的主要進口國，因此，俄羅斯的入侵推高了這些產品和其他食品的進口成本，同時也打擊了中國股市（不過它正在反彈）。此舉還迫使中國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肆虐行徑表現得無動於衷，讓北京與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歐盟的關係出現裂痕。

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北京官員在竊竊私語道：“如果這就是有一個終身主席的下場„„”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外交政策中最陳詞濫調的說法之一已被視作無稽之談，即中俄領導人無比精明，總像國際象棋大師一樣玩博弈游戲，而對外策略乏味簡單的愚蠢美國人只知道如何下跳棋。

實際上，在我看來，普京可不是在下國際象棋，而是在玩俄羅斯輪盤賭，而且他氣數已盡，直接給俄羅斯經濟的心髒打出一個洞。習近平則似乎動彈不得，搞不明白該玩什麼游戲，因為他內心想要對抗西方，但頭腦卻告訴他承受不起這麼做的後果。因此，面對“二戰”以來歐洲遭遇的最嚴重戰爭罪行，中國保持了中立。

與此同時，角落裡“瞌睡喬”一直在玩樂高——有條不紊地迭加一個又一個因共同價值觀和威脅而團結的盟友，建立了一個穩固的聯盟來應對這場危機。

簡而言之，至少在目前，權力定期更替的混亂民主國家在謀略上勝過了終身領袖，後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扼殺所有異見來源。

在全球各地的民主運動都停滯不前的當下，這種反差來得正是時候。斯坦福大學民主研究專家、《逆風：在俄羅斯的憤怒、中國的野心和美國的自滿中拯救民主》一書的作者拉里·戴蒙德認為，自“二戰”以來，全球民主的演變經歷了幾個階段。

“二戰”後，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上升勢頭強勁，民主也在全球傳播，直至冷戰才陷入停滯，並在上世紀60年代出現實質上的倒退，這是亞非拉美軍事和政府政變浪潮的結果。但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獨裁政權倒台之後，另一波民主浪潮於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也蔓延至亞洲，並差點來到中國的天安門。此後，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在東歐、中歐以及俄羅斯都掀起了另一波民主浪潮。

但戴德蒙告訴我，自2006年開始，由於中東的兩場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還有中國經濟的驚人崛起，美國的實力被削弱，民主進入了“全球衰退”。“中俄反覆推動這樣一種敘事：‘民主國家軟弱無力，在道德和政治上都十分腐朽。它們解決不了問題。威權主義才是未來趨勢。’”

戴德蒙補充說，現在的問題變成了：習近平和普京在2月4日的宣言——“闡述他們的‘民主’制度優於已經破產、軟弱無力的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切理由”——難道已經是他們專制統治的巔峰嗎？

因為有一點已經再明確不過，戴蒙德打趣道：普京和習近平近來的失算“讓威權主義的名聲變差了”。

但要持續地扭轉這股威權主義浪潮，兩個重要前提必不可少。一是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以失敗告終。這可能導致他失去權力。誠然，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也許不會更好——甚至可能更糟。但若是看好的那面，如果克林姆林宮有了一位更像樣的俄羅斯領導人，這個世界都會變得更好。

第二個前提則更為關鍵：美國需要證明自己不僅善於結成海外同盟，而且也能在國內重新建立起健康的聯合體——實現政府良好治理、經濟增長、無爭議的權力轉移以及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正是因為過去曾擁有這樣的能力，我們才得到了世界的尊重與效仿。我們曾是那樣的——現在也可以那樣。

若真能如此，音樂劇《漢密爾頓》裡我最喜歡的歌詞就完全能派上用場了。那是喬治·華盛頓向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解釋他為什麼自願離任而不再競選第三個任期的一幕：

華盛頓：“如果我們把這件事做好/我們就能教會他們該如何離開，/你和我——”

漢密爾頓：“總統先生，他們會說你軟弱。”

華盛頓：“不，他們會明白我們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