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谈共产极权最新整理版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4月12日15:29:4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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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克思主义对人性对自由对国家的看法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学说之间存在著非常明显的区别，以阶级与阶级斗争作为逻辑起点的内容贯穿于他的整个学说。虽然早在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时代，就已经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了，但他们无法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系统性的概括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实践指南，他们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资料的概念最多只是为人类社会发明出自助餐与派对娱乐场所提供了思想启蒙。马克思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根据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为三条：（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由此可见，阶级这个概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抽掉阶级，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会瓦解。 与其他思想家壹个明显的区别是，马克思不是关心壹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受到剥削受到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表达的思想都说明这壹点）。他渴望无产阶级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指出无产阶级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共产党宣言》裡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当《资本论》问世，马克思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统性的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主张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 当然了，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理想。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再有国家，因为国家机器的灭亡，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没有私有制，没有僱佣劳动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因为生活所迫产生的社会分工，这是壹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马克思主义，投奔革命。 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壹个“革命阶级”，还是壹个“救世阶级”（ 到列宁时代，又出现了“救世党”、“救世领袖”），马克思把社会进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于这个伟大的阶级。马克思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根据以上简短的总结，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是：无产阶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从无产阶级专政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两点应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出发点是为了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宝贵的壹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受苦的阶级。他的学术倾向是明显的。他的道义与人格确实令人敬仰。但是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东西，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走向偏激。在观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时候，他满腔热情地倾注于无产阶级，细致、深入地分析无产阶级在社会中不合理的经济处境与政治地位。这使得他的理论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很明显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没有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对于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以至于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某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消灭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著曲折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 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实践经验的概括。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壹是这些结论不能不显得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矫正、修正、发展，而不能认为是万古不易的教条，加以僵化。从而后来被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发展成极端邪恶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二是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还未经受实践的检验。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是否只有彻底否定的唯壹选择？现代民主国家是否属于马克思认为的需要消灭的旧的世界？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壹面之外，是否还存在著互相协作 和平相处 共同进步的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马克思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著，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壹个剥削消灭、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壹个较短的“转变时期”就可以成为现实吗？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这壹专政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怎样才能确保这壹专政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则为什么要彻底打碎它？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思都缺乏具体的说明，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著不测之命运。 马克思的人性论与自由论以及国家论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克思根据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论、自由论和国家论问题上提出了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不同的理论。 1、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 人学即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权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学上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从阶级性去观察人的本质。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充斥著他的“阶级”概念，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学说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人学理论其研究方法奉行价值中立原则，即对所有的人壹视同仁，不会强调阶级性。不管富人、穷人，无论权贵、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主义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于个体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为个体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个人是奴隶，这个国家就不是自由国家？个人好比国家的细胞，如果人体中各种细胞都是健康的，人体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人的共同属性，人的共同本质。这种共性、共同本质又分为几个方面。比如生理方面与心理方面的本质，表现为人都有生存与性爱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还有社会方面的本质，渴望自由、平等，反对奴役与压迫，反对国家或他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比如康德就认为：“1、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壹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壹个成员，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强调，这是壹切国家制度基本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每个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因此可见，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人学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宪政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的共同本质的空泛论述。他认为现实的社会是壹个充斥著阶级对立的社会，各阶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关係与政治关係裡边，因此应当关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质。虽然马克思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进壹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马克思也说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下，人的这种本质不可能得到实现；如同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表明，马克思虽然并不否认“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属性，但是这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是看其在现实中他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裡边，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王若水对马克思的人性论作了这样的评述，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是承认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针对蒲鲁东关于“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但是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壹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说明人的阶级性，因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显然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乃至对立，这种差别与对立“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是这些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向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谈论共同人性是没有意义的。 从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发，每个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权诉求：自由、平等、生命、财产。马克思认为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从人的阶级性出发，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则有著不同的诉求指向；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无产阶级合理的人权诉求是不可以实现的。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合理的引导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只有首先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权；只有在阶级对立消失的社会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与平等。 于是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中发生了壹种演变，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裂，而且彼此冲突，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中的这个分裂，是马克思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忽视人的“壹般本质”的结果。不过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个开端，还没有以“社会本质”完全取代“壹般本质”。后人则以此为开端，只承认其“社会本质”而根本取缔了人的“壹般本质”。比如毛泽东就在马克思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扩大解释，毛泽东认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存在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无共同的人性这种东西。毛此言以后成为人们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据。在中国，人们因此恐惧谈论人性，社会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论被打入冷宫，开始离开人们的思维。根据人性所天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也被否定。这种思维禁锢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中，中国学者仍然用这个观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与人道主义，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伪善现象，很多人摆明了是追求个人利益却装出一副高大上的样子。 事实上人的本质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经济关係与政治关係不是决定人的本质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国社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是不存在阶级感情的，虽然他们是从事特殊行业的僱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可是追求出人头地成为资本家才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对工人阶级不存在阶级感情，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隶就反对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实行的一党专政，历史社会条件中缺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素的工人阶级，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而不是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马克思的阶级性理论是偏激的。 2、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论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的自由论所表达的是公民权利在国家制度下的实现状态。所以，第壹，自由主义也是壹种关于国家关于社会制度的学说，或者说，是与国家制度相联系的学说，是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来观察人们的自由。第二，自由仅仅指公民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的权利。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约束、而不因某壹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每个人表述意见、选择职业、支配财产、迁徒、结社、信仰，以及每个人选择与影响政府的权利。”。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 柏林对自由的定义认为：“自由是壹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如果我被别人阻止去做我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著作执著的探索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壹段马克思自由观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文字已被国内学界公认为马克思自由观的经典表述。我们且以这段文字并联系马克思的整体思想来分析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区别。 第壹，现实的自由与未来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裡边，每个人，特别是受到剥削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获得自由，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只有阶级消灭、国家灭亡、对抗消失之后，在“壹个联合体”裡边，每个人才可以获得实践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不可能获得自由，妳要争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所以马克思的自由观首先把人们引导到革命。自由民主主义则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去争取自由，他立足于现实层面的政治压迫，去壹点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争取自由，扩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发，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马克思的自由观带有壹种宗教色彩（尽管他是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总是将人们的幸福，自由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思把自由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进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思则号召人们以暴力摧毁旧的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壹切宗教相区别的。 第二，国家的自由与无国家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始终是指国家存在条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国家机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公共权力，有公共权力就会有国家；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往往会超越权力边界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既要尽职，又不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壹种学说。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专政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阶级消灭，国家灭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在国家灭亡之后才可以存在。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以有别于国家。但是“联合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它同国家有什么区别？这壹切马克思没有说。要说，也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类社会总要有公共管理机构。不管妳称它为什么：政府，国家，共同体，联合体。只要有这个机构存在，就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这个机构与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不可以让公民获得自由因而也必须加以废除，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无政府的状态。马克思的自由观中存在这种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国家概念狭隘地定位于阶级压迫的机器所致，因此让他的自由观给人以壹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远不如自由主义的自由那么实际。 第三，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如同贡斯当所壹再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它不顾及集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马克思的自由其内涵包括：1、个人的自由发展；2、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可理解为个人自由是集体自由的基础（条件）；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自由是为了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是手段，集体自由是目的。因此个人自由应当有利于集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亦可推理出，为了集体的自由应当限制乃至放弃个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这句话理解为个人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的基础，中国共匪把这句话解释为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中国共匪的结论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因为马克思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个人自由可能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可能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这后壹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尺度以及由谁来判断个人自由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会向人们提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边界，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允许政府加以干预。还有应当特别当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么？对于某壹团体的成员来说是“集体”，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国家”，而且只能是“国家”。因此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于是，所谓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国家自由。这样的结论同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上。所谓“有领导的自由”，就是领导有自由，领导赐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领导作主，这是被1949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无数事实所证明。这与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民主制下是权利本位，公民权利派生国家权力，在中国刚好是相反的。 3、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 国家的理论对于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义以人权价值为基础建立国家学说。密尔就说过，“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则以阶级概念建构起国家理论。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起源），国家的本质与功能，国家的灭亡，都是同阶级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统治阶级专政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认为“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器”。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的产物；随著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会灭亡，这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 关于国家的性质与功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是本质是壹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认为：“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这壹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法裡边，资产阶级国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是剥削存在的基础，人又是存在阶级性的，所以根据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性质的国家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必然是专门为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服务的。 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比资产阶级的国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宁甚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把国家概念限制在狭隘的阶级与阶级压迫观念的思想框架裡边。了解了马克思的国家观再来看看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它在表达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建构其国家理念与制度框架。这种关系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壹，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政府）是怎样建立的？ 第二，国家建立之后，人们如何防范它不作恶？ 关于第壹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但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因为社会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约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权利，人们因此生活在纷乱的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之下。人们于是联合起来，建立社会契约，根据社会契约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了那些治理者，国家（政府）出现了。所以政府是壹种公共权力，它来自于社会契约，来自于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罗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恶的壹面。特别是那些拥有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如果缺乏监督与制衡，人性中的恶就会滋长，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作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这就违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它并不是壹种“善”，而是壹种“恶”，是必要的“恶”；为了防范它作恶，在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应该在制度层面在法律层面对它的权力进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与互相制衡”的理论，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之后杰斐逊又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扩展到社会领域，如利益集团，“反对党”，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是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发展。这些原则的确立与实施，建构了防止权力运行中出轨的安全装置，让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恶行无法抬头。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应当是统壹的，不应当是分立的。他批评议会是“空谈馆”。他肯定巴黎公社实行的“议行合壹”。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壹个思想渊源，列宁主政时消灭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壹切党派，后来中国共匪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马列主义，这种“壹党专政”的体制为共产党统治人民开创了可行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对“三权分立”仍十分忌讳。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资产阶级民主，不可以实行三权分立那壹套。”。结果是：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是高度腐败。 总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对人民实行专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政府，就是壹个违法犯罪的政府了，马克思的国家观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之间存在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国家，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凭借专政的强制力量维持与巩固，而不是凭借宪法与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是壹个阶级实际上是一个政党的专利，而不是主权在民，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裡边，被专政阶级认定的被专政阶级，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且这样的国家总是进行著壹场又壹场针对被专政者的政治迫害。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还告诫人民：“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现实层面，人是国家的奴隶，是为国家而生存的。 马列主义是共产党对马克思的极权思想的发展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零年 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马列主义认为本来就没有属于全社会的公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司法独立，作为被压迫的社会成员，只有让被压迫的社会成员所隶属的社会阶级的先锋队成为统治阶级，可以支配国家机器，才有属于被压迫的社会成员的公平。苏共当年自封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根据苏共的理论苏共是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被压迫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让苏共成为执政党，才可以专政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免于被压迫。 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列主义，本质上是把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部份观点与列宁的专政思想拼凑在一起的产物，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理论依据。列宁主义只是对马克思早期的观点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论，主张工人自治，主张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人一票，与列宁的共产党先锋队长期领导国家，国家长期处于过渡阶段，长期实行一党专政的专政理论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共产党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长期统治人民的统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层面实践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论，而是列宁主义的极权理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基于对政治献金制度的否定，认为政治捐献的不受限制会让民主成为富人的游戏，可是马克思本身并不反对普选，列宁是直接否定普选制度的。 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产业民主的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让共产党官僚统治国营企业，让国营企业变成党营企业。中共建立的所谓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衍生物，我觉得不应该把中共与马克思混为一谈，不应该把中共建立的共产极权等同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较倾向于支持自由意志论，所以认为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认同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的差异的不合理性，虽然共匪宣称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可是区别在于马克思主张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认为共产党只是过渡阶段的工具，革命胜利之后应该根据巴黎公社原则实现工人自治，列宁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断章取义之后拼凑出来的极权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发展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认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追求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共匪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接受马克思否定党的领导的部份，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属于标准的精英主义，列宁主义只是肯定马克思早期的专政思想，不接受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制对议会道路对和平过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则，也不接受根据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衍生出来的经济民主，虽然列宁主义表面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却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水火不容的。 马克思主义裡边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匪创造出来的概念，根据共匪的论述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物质文化水平与精神文化水平高度发达的状态，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状态，根据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定义，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党 政府 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可以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失，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共匪本质上是运用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奴役人民的专制政权，共匪不会真正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或许人类社会经历过极权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民主计划经济之后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东亚大陆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结束共匪对东亚大陆的统治，因为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让东亚大陆长期处在极权计划经济与权力市场经济互相拉扯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指的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民主政治与独立工会，只有结束共匪对东亚大陆的统治东亚大陆才有机会成为允许民主政治与独立工会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机会在东亚大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裡边有一个章节叫道德与法，恩格斯在这个章节裡边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与法治观念的阶级性与虚伪性，道德与法一直是共匪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教科书对中国学生灌输的世界观，很多接受这种灌输的中国学生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人治的，任何社会本质上都是人治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机器都是有阶级性的，西方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被共匪严重洗脑的人会认为共匪的一党专政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被共匪洗脑不严重的人会认为共匪的一党专政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民主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根本没有全民性，国家属于特定的统治阶级，很多共匪教育出来的中国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民主政治的正当性，他们会认为反共人士是因为希望属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共匪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教科书对恩格斯的观点的论述是断章取义的，共匪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教科书没有告诉广大中国人民恩格斯晚年承认了国家的全民性，承认了民主政治的利益博弈效果，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支持了社会党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政党在很多国家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在德国还是最大在野党，德国的总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被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改良过的自由世界形成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共匪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教科书只是为广大中国人民灌输的只是可以与列宁宣扬专制有理论的国家与革命进行嫁接的反杜林论裡边的有利于支持专制有理论的观点。 在共匪的建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掠夺，第一次是没收土地和商业资本，以国有化与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三极所有的名义，建立共匪控制的极权计划经济的党国所有制；第二次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由党国权贵集团在党国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瓜分名义上的国有财产，壮大红色贵族资本；第三次是共匪用官商勾结来恶意推高房价地价，用金融资本市场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辅以高税赋高物价全面抢劫国民财富，让中产阶级变穷，让穷人更穷，国民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红色贵族手里集中。每一次的掠夺都伴随著屠杀与政治迫害，毛泽东时代杀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时代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江胡时代镇压法轮功及失地拆迁的穷人，关押良心犯，严厉打击壹切不同意见。共匪的革命及其经济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权力，都是瞄准了国民财富，最终目的是实现红色寡头专制。抢劫掠夺，就是共匪为什么要革命或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最邪恶的共产极权统治。这是公开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辩解和说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也许有人说，人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但妳要明白，共匪之所以允许经济的部份市场化，正是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市场化催生的大批红色贵族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全面垄断了资源和暴利行业，牢牢占据各产业链的上游，也必须让市场低端的民众随市场流动起来，争取温饱水平，才能掠夺更多的利益。权力导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红色贵族的财富来源，如果权贵集团没有现实利益，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共产极权统治使政府和国有部门资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红色贵族的资产头寸急剧膨胀，在流动性急速扩张的能量下，最终汇流形成党国资本。导致民间资产萎缩，中小企业破产，压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共匪实行非民选的极权的代议制，各级人大是名义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名义上代表国民管理全民资产，但党国体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皆为党政系统的人，党管干部的法律架构使得人大机构及也置于党权之下，中国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共匪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需要依靠民主制度。 经济决定论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世界观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经济层面的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自私跟损人利己，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利他主义与大公无私。富人自然会认同资本主义，穷人自然会认同社会主义。事实上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人会认同哪种制度是历史社会条件造就的人格特质决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脑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氓无产者普遍都是认同专制的极右派，这些人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是佔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认同社会主义，这些人并不在意社会是否存在经济均富 实质平等 按劳分配，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会主义当成是邪恶的东西。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发展成右派，那些因为在资产阶级群体中缺少存在感 获得感 自我实现，因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压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有可能发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国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国家裡边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却选择参加工党 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经济属性决定政治立场虽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还是相对真理，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贪官确实无法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他们经常镇压上访讨薪的工人，掠夺名义上属于农民的农村集体财产，可是如果把经济属性决定政治立场看成是绝对真理就会走向偏激，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黑五类子女与红五类子女，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让人格特质良好的黑五类子女受尽霸凌，让人格特质不好可是又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进入中共体制内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权灾难，造成这种人权灾难的思想根源就是经济决定论。流氓无产者很多都是极右派，人性就是阶级性的世界观不是普遍真理，无产阶级未必认同争取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很多无产阶级追求的都是阶级提升，很多无产阶级追求的公平只是丛林法则的有效性，也就是阶级差别必须在丛林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他们只是眼红家庭出身好的人，并不追求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平等，反而很多资产阶级因为被白左大爱影响所以认同共产主义。 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的时候，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著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实上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社会，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利用政治特权贪污腐败享受特供的共产党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个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会损人利己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先天基因在社会文化氛围 成长环境 社会制度 个人经历的互动之下的产物。不同的世界观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利己，追求自我实现也是一种利己。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裡边，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损人利己的事情经常发生。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根据这样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公还是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是公还是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公还是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诈的人趁机得利。共产极权主义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没有民主制度公有制会演变成党有制，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名义上的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至于根据经济决定论衍生出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经济状态决定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根据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层面的事物，社会意识形态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是精神层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层面的事物，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跟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繫，实行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制跟僱佣劳动制度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在经济层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在政治层面产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层面产生出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接近的社会意识形态，至于已经民主化的东欧国家，也不是因为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民主化的，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的是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在产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产生有利于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在经济层面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境内的部份红顶商人并不会因为自己在经济上成为资产阶级就认同民主制度，很多没有移民美国，选择待在中国的红顶商人对于民主制度根本没有概念，即使这些人也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可是他们却把保护私有财产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关係上边，而不是把保护私有财产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制度上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裡边成为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工运领袖的人，大多数不是因为产生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意识所以成为民运人士，很多人是基于劳权观念的产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观念，他们基本上是因为希望维护劳动权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所以成为民运人士，他们希望建立民主政体保护劳动权利，利用民主政体创造福利国家。民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民主是社会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产物，民主不是经济基础衍生出来的产物，民主本身没有特定的阶级性，中共长期对中国人民灌输错误的观念，宣扬民主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係的产物，是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愿望缔造出来的社会制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体除了保护私有财产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通过宪政体制与福利国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功能，用马克思解释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反对皇权专制的社会运动以及列宁用来解释二十世纪初期部份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观点解释现代民主制度，中共对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长期愚弄基层人民，误导基层人民拒绝民主政体接受一党专政的企图。中国在经济层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政治层面邓右击败了毛左，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精神层面发生了变化，邓右思想击败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边本来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学生时代没有学会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断，毕业之后直接面对专门为中共刻意操纵社会知觉服务的媒体环境，你的生活环境裡边又没有激活你对中共的统战宣传进行反思的因素，成为亲共人士就是你的命运。 共匪喜欢把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定义为西方商业文明的产物，事实上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与西方商业文明无关，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西方商业文明的产物，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与服从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与服从文化不会孕育出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对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嚮往会孕育出民主政治。 即使民主国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会发展成认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时代中国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却比现在高，整个社会充斥著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氛围。综上所述，经济决定论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经济决定论只能适用于解释部份社会现象，并非普遍真理。虽然共匪对中国人民宣扬的世界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观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人的本质。共匪从来都是把维稳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压异议人士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上边，而不是放在压迫私有制 僱佣劳动制度 市场经济成份的发展上边，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简单的经济因素可以造成中国的民主化，共匪本质上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改变会让中国民主化。 马克思生长于十九世纪，他观察的对象是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部份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的过程，确实经历过从皇权专制过渡到古典民主的过程，这些国家的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著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于是马克思认为当时的部分西方国家是因为私有产权的发达产生保护私有产权的权利意识，根据保护私有产权的权利意识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见证过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民主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没有真正见证过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威权复辟与极权复辟，所以马克思生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 事实上如果了解发生于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曾经被苏联控制过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社会变革，造成曾经被苏联控制过的东欧国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普遍产生于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之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我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马克思没有见证过这些历史经验，所以才会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如果观察俄罗斯的政治变化，我们会发现，在休克疗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罗斯的公民意识非常强烈，俄罗斯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一九九三的俄罗斯甚至可以发生公民自发组织公投宣讲团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疗法的后期，普京政权上台执政，即使私有制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成份已经非常多了，可是因为普京集团本身的威权主义倾向，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却下降了，因为社会意识形态被普京集团支配，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宣传取代了公民意识，俄罗斯的公民意识下降了，俄罗斯的公民社会也被削弱了，俄罗斯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已经不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经验，比如之前讲到的胡耀邦时代与现在的中国之间的反差，都是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据。美国长期迷信经济决定论，以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让中国民主化，结果中国不但没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为美国的输血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共在中国建立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越来越稳定。 虽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共匪对中国人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共匪信奉的并不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共匪从来都是把维稳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压异议人士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上边，而不是放在压迫私有制 僱佣劳动制度 商品经济成份的发展上边，共匪只是不允许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存在独立的政治倾向与可以免于被割韭菜的私有财产保障，至于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商品经济从来都不是共匪担心的对象，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简单的经济因素可以造成中国的民主化，共匪本质上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改变会让中国民主化。印度在高度非工业化与非城镇化以及农业化外加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政治，印度的经验证明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因素，人生活的动力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因素，当人在经济层面得到安逸之后，就很容易产生对精神利益的追求。 谈到利益通常会让人想到的是物质利益，比如参与一项投资损失了很多钱，利益受损，事实上人类社会除了存在物质利益还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来自于传统经济层面的事物，在情感 荣誉 自我实现 价值观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层面会产生精神利益，从需求层次的角度讲，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之后的人类，会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层次，开始追求社交 尊严 自我实现，在追求社交 尊严 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情感 荣誉 与精神文化生活有关的人生目标 价值观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会发挥作用，人会从情感 荣誉 与精神文化生活有关的人生目标 价值观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层面获取社交 尊严 自我实现。 精神利益可以获取也可以受到损失，比如被爱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人生目标实现了 自己秉持的价值观念成为不受干扰的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层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制度层面的保障 从宗教信仰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这些都属于精神利益的获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损失，比如被冷漠 没有获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人生目标没有实现 自己秉持的价值观念受到压迫 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文化层面的生活方式不受制度的保障 原本接触过的宗教信仰带来的烦恼，这些都属于精神利益的损失。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给人经济上的安逸与精神利益层面的富裕，用集体去扼杀个人，用抽象的国家利益否定个人利益，重视经济发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设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不适合人类生活。 虽然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但是被历史社会条件赋予的人格动力不应该受到压迫，相信决定论与认同公民自由权利没有衝突。 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 共匪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一年 （Ａ）对立统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认为，运动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对的要素的并存，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对。如果整体均匀壹致，完全没有互相反对的要素，就没有矛盾，没有运动，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们的共同存在，构成壹个整体，每壹要素都在这整体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这些要素的互相斗争，朝向打破这个整体。没有资本和工资劳动的同时存在，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存在，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壹方面没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 对立统一规律是荒唐的，对立统一规律宣称，矛盾是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係，矛盾是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从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发展动力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存在逻辑陷阱的，这种逻辑陷阱让已经确定性质的事物可以被灵活的定义，让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内涵来定义，最后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传统思维方式认为矛盾本身只有对立性没有统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边就变成了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释共匪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在解释官民衝突的时候经常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的矛盾解释成存在统一性的矛盾，比如他们会说虽然共匪迫害中国人民，可是共匪毕竟代表秩序，中国人民没有被西方殖民者统治是共匪的功劳，然后用统一性否定对立性，事实上共匪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只有对立性，因为毕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恶，毕竟共匪杀的人远远比外国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质上都是不让中国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统治者，中国人民被本国的共匪统治，还是被外国殖民者统治，都不会改变作为政治奴隶的本质。可是在中国就是有人会用对立统一的诡辩术为共匪辩护，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规律，这个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事物，中国人民不是离开了共匪就无法存活的一种存在，奴隶脱离了奴隶主就会成为自由人，被抢劫的人脱离了土匪就会得到生命财产的充份保障。奴役与被奴役之间没有统一性，只有对立性，没有奴役就没有被奴役者，没有被奴役者就没有奴役，这句话是正确的，可是这句话不应该用来解释奴役行为的合理性。虽然没有共匪就没有中国政治奴隶，没有中国政治奴隶就没有共匪，可是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国政治奴隶就是合理的，共匪与中国政治奴隶之间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虽然共匪与中国政治奴隶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係是奴役现象存在的必然条件，可是这种关係不应该成为反对中国政治奴隶反共的原因。 （Ｂ）量变和质变。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认为，运动可以采取保存那个现象的结构（就是本质）的变化形式。这种情形我们称它为量变，这常常是觉察不出来的。结构保持平衡。到了某个界限的时候，量变就转化为质变了。超过这个界限之后，变化不再是逐渐的，显出“跳跃”的形式。平衡让位给不平衡，进化让位给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为止。新的“本质”出现了。壹个小村庄可以渐渐变成大村庄，甚至变成小城市。但是壹个大城市和壹个小村庄的差别，由于“城市革命”的结果，不仅是量的差别（居民数目，建筑面积），还有质的差别。大多数居民的职业活动改变了。最大的壹组不再是农业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务员了。形成了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庄里并不存在的社会问题：运输、交通、社会服务、“特”区等等。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还有彼此之间新的矛盾。 在中国接受过党国洗脑教育的人，学过马列辩证法的人，应该都知道所谓的辩证法三大普遍规律，都知道什麽是质量互变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事物的变化由量变跟质变两个部分组成，量变是为质变做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量变是原因，质变是结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规模与成都，质指的是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本质。量变指的是本质不变的基础上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以及位移，质变指的是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质量互变规律并不是普遍规律，很多事情根本无法与质量互变规律相适应，比如用水桶接水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量变的状况，水桶裡边的水的数量发生了变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边的水装满了，也不会产生质变，水不会变成黄金。可见量变不一定带来质变，至于共匪走狗根据量变到质变的原理所宣扬的关于共匪统治中国时间越久，中国就会民主化的论述是荒唐的，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国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裡边是否民主思想佔据上风，是否存在有利于结束专制政权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为思想启蒙具备了民主思想，比如历史进程中专制政权是否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比如权力斗争，比如与其他国家交恶，比如社会反抗运动是否激烈是否已经拥有实质衝撞专制统治的可行方法。水无论是被加热还是被冰冻，水无论是变成水蒸气或者冰，本质上还是水，只是从液态的水变成了气态的或者固态的水了，共匪无论实行传统的单一专制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党国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运用共产专制剥夺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Ｃ）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认为，壹切运动都会产生某些现象的否定，会把事物变成反面。生命产生死亡。热同冷比较才能够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辩证法大家斯宾诺莎这样说。无阶级社会产生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产生新的无阶级社会。但我们必须区别“纯”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后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时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无阶级社会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这正是由于它贫困，几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阶级的社会是人类逐渐支配自然力量的壹个阶段，以社会组织的深刻矛盾和分裂为代价。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否定要被超越。这时候，由于没有了阶级，人类对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与同样更高度的社会内聚力和合作结合起来。 否定之否定规律仅仅在两者之间的否定之否定，将永远不可能产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产生，必须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对象参与。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矛盾双方决定统壹体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内因决定论性质，马克思根据否定之否定推论出社会进步的规律，辩证法被滥用的原因源于辩证法的“否定原则”。黑格尔认为：“对这壹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风险并承担壹切事物的任何损失。”但是否定这个概念的内涵比变化概念的内涵丰富，将否定概念哲学化等于把其比变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内涵强加到充满了无穷变化的物质世界中。用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简单规定将否定原则组织成辩证法的模型，来解释世界的所有运动，必然导致用少数狭隘的教条强行规定无限复杂的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就是在不断的诡辩。“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为：“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私有制被共产主义公有制取代。”；“原始公妻制被夫妻家庭制取代，夫妻家庭制被共产主义的公妻制取代。”。恩格斯用“麦粒成为麦苗成为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是错误的。从麦粒到麦苗，是麦子的两个阶段，麦子的基因并未变化，不过是同壹生命发生了存在形式转化而已，这在生物学上叫个体的发育，并不是对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壹次否定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错误实在太低级，他连“形式”与“实质”的区别都无法搞清楚：麦粒变成麦苗只是形式变化，实质没变，而麦苗枯萎死亡则是生命结束，发生了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实质改变。可见，辩证法根本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而劳动又是人类的劳动，恩格斯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这完全是绕口令：人的劳动创造人，人自己创造人，没有解释人的来源。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来源于猿。可至今没有科学的证据，没有从猿变成人的视频录像。事实证明否定之否定不是社会进步的规律，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取代了北洋军阀的威权统治，共匪的红色恐怖取代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没有让中国民主化，不意味著社会的进步，中国不但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反而从威权国家发展成极权国家最终成为共产极权国家。 共匪的辩证法的世界观的本质 （Ａ）内容和形式。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壹切运动都必然随著多种不同的环境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结构）。它不能自动地把原先的形式摆脱。形式会抵抗。这种抵抗必须打破。形式必须符合内容，在壹定限度之内是这样的。但是形式比较僵硬的性质，对绝对而永远的符合运动有所抗拒（运动本身就是固定和不变的东西的反面）。 形式与内容这种矛盾关系的壹个很好的例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为了能够发展，必须存在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某种形式中，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生产关系中。起初，每壹种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形式（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高过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到了某壹阶段它就变成进壹步发展的障碍了。所以它就必须被打破，被壹种新的、更优越的生产关系代替，这样才让人类在物质和知识上能够作新的“大跃进”。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把从毛左共产极权到邓右共产极权的统治过程解释为与时俱进，并宣称共匪统治中国的整个过程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Ｂ）原因和结果。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所有的运动看来都像是纠缠不清的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乍看起来，原因和结果交互作用，难分难解。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成为壹个社会阶级独占的东西。但是这种独占维持下来，又是雇佣劳动者存在的结果。 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用来取得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对更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发展下去，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不清而且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必须运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寻所谈论的那个运动的历史起源。这样，我们发现，事实上资本和剩余价值先于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而存在，是在生产领域之外发生的；资本有壹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环论证：雇佣劳动者——资本——雇佣劳动者。共匪的支持者根据这个世界观得出了共匪与广大中国人民相互依存，没有了共匪中华民族就会灭亡的结论。 （Ｃ）手段和目的。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壹切有意识的运动或活动都是为了某壹目的。思考过程是企图清除达到目的路上的障碍物的工具。思考过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人们达到或者实现既定的目的，不论是最简单的“个人”对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最高级形式的“纯科学”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显然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壹切个人的和社会的行动都有数不尽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预见到的，有些却没有。有些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达到目的变为更困难，而不是变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们总的效果真正使我们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个既定目的，可能由于固执著某种实际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远的手段，结果根本转变了。 再说，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的，并不是人类任意地，根据“纯粹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些选择是现成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强迫作用的结果，是受既定的社会利益决定的。目的受需要决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影响的。手段的选择受经验和创造力（想象力）决定，这些同样也不是与社会的条件和活动没有关系的。确定目的的能力，和那约束著怎样选择目的和手段的强迫作用，两者都是认识的辩证法的特征。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否定反共的中国人的民主诉求，这个世界观已经成为中国长期坚持党国资本主义的依据。 （Ｄ）普遍和特殊。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每个运动、每个现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质。同时，尽管有这些特性，任何运动或现象，除非摆在较大而且比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内，就根本不能领会、理解和解释。英国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不等于20世纪下半的英国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也不壹样。它们每壹个都代表世界经济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然而，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还是今天英国老朽的资本主义，还是当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离开了表明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特性的普遍发展规律，就无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不是把对“普遍”和对“特殊”的分析“结合”起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还要联系著普遍的规律去解释特殊，又要通过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来修订普遍的规律。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为中国社会塑造了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成为拒绝放弃一党专政的依据。 （Ｅ）相对和绝对。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了解运动，了解普遍的变化，也就是了解无限数目的过渡情况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对性，不肯在范畴与范畴之间树立绝对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间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杂种的现象，有“过渡”的情况和例子存在于生与死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鸟类和哺乳类之间、猿和人之间，这壹切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变成相对的了。这个世界观是共匪引导被统治者辩证看待中国社会的依据，根据这个世界观可以得出共匪统治中国社会的过程不是绝对的坏，甚至共匪在某些层面很好的结论。 共匪对付敌人的时候的形式逻辑 （Ａ）同壹律：形式逻辑认为，A等于A；壹个东西永远等于它自己。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对共匪的敌人彻底否定，共匪不会对共匪的敌人辩证看待。 （Ｂ）矛盾律：形式逻辑认为，A不同非A；A决不能等于非A。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对共匪的敌人彻底否定，共匪不会一分为二的看待共匪的敌人。 （Ｃ）排中律：形式逻辑认为，或是A，或是非A；任何东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共匪根据这个世界观对共匪的敌人彻底否定，共匪不会以运动的眼光看待共匪的敌人。 共匪的辩证法的本质 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逻辑环节是逻辑规律的体现，一分为二无法凌驾于是非判断之上，不可以成为专门为罪恶辩护的依据，对于犯罪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公义的基本表现，共匪的辩证法恰恰否定了社会公义，共匪的辩证法本质上是运用诡辩术否定别人运用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对共匪已经犯下的罪行进行是非判断。 辩证法是共匪为他们自己犯下的错误辩护的工具，辩证法是共匪编造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杀人犯与人类社会之间也存在对立统一，杀人犯对于被杀死的人来讲是对立的，表现了杀人犯与人类社会的对立性，杀人犯间接的为没有被杀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表现了杀人犯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如果没有杀人犯杀人，人类社会就会因为人口危机灭亡，杀人犯维持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根据共匪的辩证法可以论证杀人犯的存在有积极意义。 辩证法可以用来为共匪建立的极权统治辩护，比如可以得出东亚大陆人与共匪的关係是对立统一的关係的结论，根据辩证法的观点，即使共匪不好，毕竟共匪代表秩序，所以应该维护共匪的统治。辩证法认为人事物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不好，所以共匪也有好的一面，辩证法认为不应该用片面 孤立 静止的观点看待人事物，所以共匪即使历史上做了很多坏事，还是可以从共匪的被迫改良行为中为共匪辩护，辩证法认为量变最后会发生质变，所以共匪不应该被推翻，共匪会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共匪与中国人民之间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共匪与中国人民虽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共匪支撑了社会秩序与国家的存在，所以中国人民离不开共匪，只有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实现之后这种对立统一才会消失，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让共匪统治中国是最好的选择，共匪的邪恶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共匪的邪恶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消失。 共匪唯物论与无神论的危害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四年 现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觉来观察事物的现象，然后通过抽象思考得出有关事物本质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则是把理论抽象得出的结论借助某些工具在实践中进行验证。例如，理论的发展，让科学家们能用“无限”这壹概念解释有限观察的现象，甚至用“空间弯曲”来解释“万有引力”。这些理论的认识早已超越了人们的有限观察能力的范围，使用先进工具的观察和实验不幸成了对科学家们早已预知结果的验证，而受观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学家们却只能试图凭借对有限观察的思考来揭示无限存在的本质。当代物理学涉及的理论之艰深，工具之複杂，耗时之长，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并超越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的进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进步的步伐。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壹都感叹：“哲学仅馀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 壹、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 四、意识及其存在形式 生理学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实验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这实验里，参与者前面有壹个按钮，他们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时间按下按钮，只要每当他们感受到意欲移动手指按掣的衝动时，就做出这壹动作，并记下他们感受到这壹衝动的准确时间。整个过程，Benjamin Libet 会运用脑电图来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研究发现，某种脑神经活动出现的时间比参与者感受到行动衝动的时间早了约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结论：意识总是来得较晚。早在我们有意识按下按钮前的 300 毫秒，大脑的神经连结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移动手指的决定。这就是说，妳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下意识决定行动，但实际上妳的大脑在妳不知道、仍没作出有意识决定的时侯，已经早壹步做了决定。 如果只有壹场实验，我们大可以抱持怀疑态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实验结果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类似实验，并对实验装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神经科学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实验研究。实验中要参与者选择按左边还是右边的按钮。研究发现，某种无意识的脑神经活动能预测参与者所作的决定，而且这个大脑活动在参与者作出选择前七至十秒就会发生。 虽然这个生理学家的研究似乎证明了物质对意识的证明，但是这个生理学家的研究仍然无法攻克无法具体解释社会意识形态与大脑物理活动之间的联繫性的困境，这种研究最多可以证明决定论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人之前产生过促进了他去按下按钮的人事物，这个研究或许可以证明这是更早之前的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情感活动作用之下的产物。如果唯物论者可以发明出观测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与具体的思维过程之间神经递质的具体运动与具体的思维过程之间的关联性的科学设备，或许可以增加唯物论世界观的可信度。如果唯物论者可以发明出观测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与具体的思维过程之间神经递质的具体运动与具体的思维过程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观测神经递质率先运动之后产生于这种率先运动的形态相对应的具体思维过程的科学设备，或许可以因为证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然后意识是第二性所以提升唯物论的可信度，唯心论的存在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没有唯心论对意识的重视，造福人类的心理学就不会得到充份的发展，如果人类社会普遍认可唯物论，就不会有大量的心理分析与心理疏导产生，人类社会普遍会採取打针吃药的方式治疗心理疾病，把脑袋切开运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治疗心理疾病。物质与意识的关係运用道家哲学来解释比较合理，物质与意识的关係就好比是一个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精神抑鬱就会引发生理疾病，生理创伤会引发精神抑鬱。人长的强壮不意味著精神境界高，脑袋大未必意味著聪明，经济发展未必意味著精神文明就会得到提升，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引发严重的道德败坏与社会的原子化证明根据物质决定意识衍生出来的世界观是错误的。 4)道德 5)权力／所有权 以上对物质、物体和意识的分类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种分析“物质”、“实在”或“观察对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方法。提供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基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并可能因对錶现形式的感知的误导而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将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加以区别，有助于认识存在的本质。 2.马克思主要理论中的错误 马克思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起源于他的理论本身的矛盾和错误。即使在现实中不断的修正、“科学化”该理论的经济方式，只要还坚持它的基本哲学理论，坚持唯物主义，就无法避免继续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可以改变经济贫穷，有限开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剧，但用唯物主义指导的市场经济，必将导致社会道德将随物质的丰富而越来越堕落。 中国社会的社会环境太恶劣了，中国社会的家庭环境太崇尚父权，中国社会的教育环境太反人性，很多人因为恶劣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环境精神发育迟滞，中国的老师比较喜欢霸凌家庭背景一般然后精神发育迟滞的学生，中国社会太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校奉行功利至上原则，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很容易因为家庭环境恶劣难以摆脱学校洗脑教育的毒害，然后因为没有摆脱学校洗脑教育的毒害成为精神发育迟滞的人，这样的学生很容易因为遭受老师霸凌成绩不好，因为成绩不好遭受更多的霸凌，形成恶性循环。 信奉唯物论的人喜欢用是否可以当饭吃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好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因为信奉唯物论所以特别没有底线，虽然西方民主国家也有坏人，人本来就有邪恶的一面，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比西方民主国家裡边的坏人邪恶太多了，应该远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西方人虽然也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一面，可是毕竟西方人比起从小接受唯物论世界观教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好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深受唯物论 无神论 辩证法 道德相对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结果论 鬼穀子心术 厚黑学的熏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作恶比西方人作恶更没有底线，所谓的西方国家的生存压力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与文化差异方面，实际上如果在语言方面与文化差异方面已经适应了，还是在西方国家生活压力相对比较小，西方国家更适合生活。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维稳作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克思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就是壹分为二然后对立统壹的世界，那种观点让很多人认为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少数统治者统治多数被统治者的社会，很多人会认为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专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会积极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的驯化，统治者跟被统治者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也是统壹的。 儘管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掠夺与被掠夺之间的矛盾但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始终是相互依存的，共匪虽然贪腐虽然掠夺广大中国人民但是毕竟共匪的存在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共匪的统治本质上也是在提供壹种管理服务，如果共匪灭亡了说不定会出现社会动荡，马克思的哲学是有利于共匪巩固统治的。 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更有利于类似共匪那种政治流氓为他们自己的流氓行为寻找合理性了，辩证的思维就是耍流氓的思维，比如壹个人把另外壹个人打成了残疾人虽然让另外壹个人成为残疾人但是让对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让对方比以前更坚强了，如果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换壹个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残疾人的那个人不应该去追究把他打成残疾人的那个人的责任。 马克思主张的无神论跟历史唯物主义在促进人的堕落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神论认为生前做坏事死后不会遭受报应。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历史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历史必然，共匪的官员可以大量的贪污腐败并且认为不需要内疚因为中国会出现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谁在专制制度中做官都会贪污腐败，就是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毒害。 根本马克思的说法人只能在历史社会条件的框架之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中国官员贪污是必然的，如何贪污是中国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极权专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受壹定规律支配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这种观点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专制曾经存在过，可是君主专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专制灭亡了，共匪应该也会灭亡。 自由民主会取代极权专制，存在当然有原因，那个原因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学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这个概念偷换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误导别人。 比如会让没有机会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相信壹党专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欢说历史选择了共匪选择了壹党专政，可是壹党专政不合理。 凭什麽共匪可以垄断真理 垄断经济利益 垄断政治权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不幸说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实际上是阻碍人类进步的逆流美化成顺应人类进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与人类的进步相适应，不能促进人类进步的文明应该被抛弃，某些地方因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专制就有利于他们的进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为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谍无非是利用很多中国人从小接受党国洗脑教育认同对立统壹的原则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觉悟上面的弱点，似乎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本质上都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对立统壹，中国是这样西方民主国家也是这样。 让中国人误以为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既有对立性也有壹致性，对立性就体现在统治者掠夺被统治者上面，壹致性就体现在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对立统壹的。 让中国人误以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民主，就算实行了民主也不能改变对立统壹的本质，如果在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民主说不定西方列强会趁虚而入然后结果更糟糕。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虽然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强统治者了中国说不定社会财富会更加的向少数人集中，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会成为共匪的拥护者。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跟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既有对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没错，但是共匪毕竟也是壹个管理部门，没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会管理被统治者怎麽可能会拥有基本的生存环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人被统治者不壹定会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强没有统治中国民主制度也不会改变对立统壹的本质。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还是不要追求什麽民主了，量变到壹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坏到壹定程度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积极的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就越是要积极的进行经济建设，就越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赚钱。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虽然积极的掠夺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也确实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还是有统治合法性的。 共产极权国家对思想自由的钳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中共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灭亡，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没有言论自由，共匪就可以运用谎言愚弄广大被统治者，广大被统治者在思想上会成为中共的人质。 因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边界忧虑，人确实容易有那种希望周围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围的环境对自己越不複杂对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倾向，可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让人丧失独立的人格让别人在思想上沦为他人的人质，这种行为终归是扼杀人的是侵犯人权的是应该受到抵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认为人改造世界的过程也被历史社会条件支配，马克思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决定论，虽然跟封建时代传统的相信命运的说法不一样，可是仍然是一种历史的决定论。 只是传统的决定论以解释个人的历史为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以解释社会群体的历史为主，本质上都是把人当成是无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种。只是马克思曾经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每一种经济制度必然存在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共匪从这种观点中认识到操纵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虽然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没有直接告诉共匪操纵社会意识形态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据一种经济基础必然伴随著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论述中领悟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共匪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启发是认为任何经济基础都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实行党国资本主义就必须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为一党专政辩护。 虽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共匪对中国人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共匪信奉的并不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然后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人的本质，很多时候是经济结构跟社会意识形态互相作用推动著人的本质的演变，人的本质的演变往往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也就是经济结构的总和跟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情况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观念 道德观念 宗教信仰 艺术形式 哲学思想的总和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保障私有产权的政治信仰，维护市场经济跟自由贸易的法治观念，奋斗光荣的道德观念，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各种鼓吹髮财跟宣扬物质文化生活如何快乐的综艺内容，还有唯心主义的哲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服务。 中国作为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跟党国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认为国家需要稳定的政治信仰，维护权力市场经济跟党国特权的人治观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则的道德观念，以及对共匪的信仰，还有各种鼓吹纵慾主义跟贬低贫穷的综艺内容，还有功利主义跟极端实用主义的哲学，构成了党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巩固党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生活在哪种社会就会面临哪种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作为个人的人会形成特有的属于那个社会制度的人格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统治者，告诉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就可以对广大被统治者进行驯化，共匪反对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担心言论自由会阻碍他们驯化广大被统治者。虽然共匪对中国人民宣扬的世界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观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人的本质。 无神论与有神论无法互相否定，没有人亲眼见过猿变成人的过渡过程，无神论无法解释为什麽在没有实行传统极权计划经济的社会裡边，总是会自然的形成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自然的形成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的规律，所以进化论无法被证明是真的，没有人亲眼见过上帝，所以创世论也无法被证明是真的。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选择信奉无神论还是信奉有神论，在极权国家人民没有选择世界观的自由。美国虽然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可是美国信奉基督教的传统是在自由自然的状态下形成的，美国内部也有人选择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对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区与华人社区存在，在美国甚至允许美国共产党的支持者组织反基督教的集会，美国社会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国只允许信奉共匪政权接受的世界观。 在中国学习中文就必须接触共匪编写的语文课本，共匪编写的语文课本裡边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学习历史就要接触共匪编写的历史课本，共匪编写的历史课本裡边的内容是共匪编造的史观，在中国学习政治就要接触共匪编写的政治课本，共匪编写的政治课本裡边有共匪的政治理论 共匪的党文化的世界观。 中国的大学在政治学 哲学 经济学 史学 精神病学这五个领域是没有学术自由的，政治学 哲学 经济学 史学要坚持马列毛邓主义的指导，政治学必须为一党专政辩护，哲学必须肯定唯物论与无神论，经济学必须支持党国资本主义，史观必须宣扬共匪的党国史观，精神病学必须接受共匪关于被精神病的相关标准，在共匪的分类法裡边认同自由民主人权属于超价观念，属于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极端内归因罪恶妄想症不属于精神疾病。 共匪越来越没有制度自信了，以前共匪还会允许地方卫视引进包含著自由主义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现在共匪的地方卫视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乐方面，以前共匪还会允许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摇滚与负能量说唱在一定的空间裡边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现在基本上中国所谓的流行音乐已经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乐了。实际上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没有经济自由与文化自由，中国人无法自由的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带出去，中国人也无法自由的享受亚文化的文化产品。 很多中国人在精神层面被共匪套上了两层枷锁，在认知层面被防火墙加党媒以及没有言论自由钳制，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中国比欧美更好。在世界观层面被没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学术自由钳制，在中国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都是共匪的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中国人认为自由就是放纵 民主就是动乱 人权是生存权。中国人在经济层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锁，私有财产不受保障，个人生计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统治中国，主要是因为共匪把很多中国人的经验范围局限在无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墙 没有言论自由的舆论空间 剥夺信仰自由与学术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钳制的环境裡边了。即使反共人士拥有关于共匪的负面资讯，掌握了比共匪进步的政治理念与制度设计，因为没有办法在中国境内不受钳制的从事政治活动，无法自由的在中国境内与广大中国人民沟通，没有办法在立足点平等的基础上跟共匪进行政治竞争，所以根本无法对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胁。 共匪绝对不会开放言论自由，因为一旦中国人民拥有了言论自由，符合理性的逻辑判断可以公开的发表，共匪依靠资讯不对称外加洗脑宣传塑造出来的社会情境 社会知觉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所衍生出来的情感判断就会被符合理性的逻辑判断以及符合理性的逻辑判断所衍生出来的新的情感判断否定，共匪实行的洗脑宣传就会失去效果，共匪为自己以及共匪认可的红顶商人塑造出来的正面形象就不会继续被别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一旦有了这三种东西，大多数人就会找回独立思考与逻辑判断的能力，我觉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会鸿沟，拆除防火牆，让大多数人在牆外获得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在墙外培养独立思考与逻辑判断的能力，成为不受共匪误导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大多数人成为拥有反共意识的反共人士。 中国的统治者主导的社会文化是极权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环境是为培养顺民服务的，这种文化环境是依靠防火墙与暴力以及洗脑宣传维持的，如果盎格鲁萨克逊人从小在中国出生，还是可以被驯化成顺民，中国无法民主化与中国人的生理特征无关，猪即使不被钳制还是无法学会人可以学会的事情，猪无法学会人可以学会的事情与猪的生理特征有关，虽然共匪统治中国人与屠宰场的老闆在养猪差不多，可是中国人不是猪，一旦历史社会条件改善，可以成为认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 我发觉小时候教英文的，属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外教在中国生活久了也会被驯化，甚至比华人亲共人士更加亲共，虽然共匪长期宣称民主制度是地方特产，盎格鲁萨克逊人适合民主制度，华人适合极权制度，可是只要环境配合，盎格鲁萨克逊人可以适应极权制度，华人可以适应民主制度。被共匪驯化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与认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华人证明盎格鲁萨克逊人可以适应极权制度，华人可以适应民主制度。 共匪创造的教育环境是为有利于共匪的社会规律与社会分工服务的，共匪不希望共匪体制外的被统治者接受素质教育，长期接受数学高压与不允许世界观层次的思辨的文科高压的教育的人如果没有特殊经历的支持，基本上不会成为拥有思索型的思维方式与拥有创造型的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成为拥有接受型的思维方式的人，基本上不会成为反共人士。 共匪需要没有自由的舆论环境，只要中国人可以自由的讨论人事物，即使没有接触过墙外的反共内容，还是容易形成不利于共匪维持统治的观点，自由度高的网站可以让中间派成为反共人士，以前的没有被整肃过的凯迪网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有没有自由的舆论空间才可以有效的钳制被统治者的思想，自由度高的网站可以让中间派成为亲共人士，墙内自由度很低然后存在大量的小粉红的网站就是最好的证明，共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维稳体系，因为共匪对待被统治的对象与被统战的对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的人误以为共匪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或者误以为中国人的本性适合极权统治，他们认为既然东欧人可以轻易的推翻东欧共产党，中国人就有机会轻易的推翻共匪的统治，他们不知道共匪建立的维稳体系的邪恶本质，事实上共匪还可以统治中国是因为共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维稳体系。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思维方式不同，反共人士没有必要把个人接受思想启蒙的过程强加给别人，这样容易转化失败，这样很容易因为失望成为认为反共必须反华的极右翼人士，建议积极的推销翻墙工具，让不同成长经历与思维方式的人自己在墙外学习。 共匪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污染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是壹个充满歧视的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主导中国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很多中国人都会歧视农民工 歧视城市穷人歧视外地人 歧视外型肥胖的人 歧视黑人 歧视穆斯林 歧视印度人 歧视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 歧视女性，即使是那些攻击海外民运的小粉红，平时也会歧视别人，北方人喜欢用南蛮子来称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欢用土包子来称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权思想的小粉红还会歧视女性。 极端实用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中国社会是壹个互害的社会，难以形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被中国共匪以及小粉红定义为辱华事件的社会事件，纯属是共匪国小粉红自卑心理发作的结果，共匪国小粉红用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骚扰海外民运的行为是一种反智倾向，这种反智倾向充份的表现了部份中国人极端自卑极端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为过度自卑误以为没有受到别人的尊敬，就通过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霸凌别人的巨婴心态。 共匪国小粉红运用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国与中国共匪的人道歉的行为，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别人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侵犯，何况中国文化里边本来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国人可以批判，中国人更应该用批判精神的态度面对本国文化中的负面内容，积极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会进步的。 共匪国小粉红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不允许外国人评论中国，共匪国小粉红却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国小粉红的主子们可以壹边宣传反美壹边在美国生活。 发生在中国，用来煽动民族主义，被共匪定义为辱华事件的社会事件所引发的论战除了部份小粉红是因为反智倾向自发参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积极介入，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 事实上最歧视中国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国小粉红长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强调中国人不配拥有壹人壹票选举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国人定义为只能接受壹党专政的政治奴隶，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划分低端人口，剥夺被划分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权，中国人如果真的要反对歧视，要做到自己不歧视别人，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构，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 父权思想 极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傲慢心态，改变认为自己高人壹等的优越感，改变趋炎附势排斥非权贵人口的行为模式。 华人是歧视非裔美国人最严重的群体，因为华人几乎不会当面表达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所以很多非裔美国人认为右派盎格鲁萨克逊人才是歧视非裔美国人最严重的社会群体。华人喜欢通过私下使绊子的方式施加精神伤害，部份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性死亡是华人造成的，非裔美国人应该提升判断力，不然很难避免遭受华人的伤害，华人的厚黑文化是值得研究的社会科学，华人喜欢运用厚黑文化让非裔美国人社会性死亡。 中共塑造出来的民族主义是假的，中共塑造出来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中共煽动社会情绪，操纵社会知觉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反对双重标准，中共不谴责俄罗斯侵佔中国的领土，不谴责击沉中国渔船的俄罗斯，中共塑造出来的民族主义是伪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反对执政党的水性杨花，中共宁可图利非洲人也不让中国境内的人得到充份的社会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府，中国的伪民族主义宣传本质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义的旗号去引导别人喜欢中共或者讨厌中共的敌人的政治话术，认同中国的伪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无法独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质。 中国要避免被共匪歧视，就必须结束共匪建立的专制统治，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完整的人权，才可以免于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种族歧视政策，才可以摆脱政治奴隶的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至于对华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种歧视，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为华人共匪蔑视生命，因为华人共匪常常用历史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那壹套为共匪的杀人行为辩护。 他们把共匪迫害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看成是壹种受壹定的规律支配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历史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他们把共匪搞的镇反大屠杀是特定的历史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 他们认为共匪的杀人行为是因为当时中国经历了太多动荡，所以统治者的心态希望稳定，外加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中国出现动荡，而共匪又长期经历战乱所以在心态上希望稳定，所以共匪选择去屠杀异议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据他们的说法换壹个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为虽然残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可是对于他们看不起的人，就算杀了壹个人也是该死的。 可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随机杀人案，虽然只杀了壹个人，可是却有华人共匪跑过来批判，建议政府严惩随机杀人的那个人。 根据他们为共匪辩护的时候所使用的逻辑，只杀了壹个人的杀人犯为什么就要被严惩，难道那个杀人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后人格发展上出了问题，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吗。 为什么华人共匪的历史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思维壹分为二的看待杀人凶手，不可以作为让那个杀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据。 华人共匪显然是双重标准，原因很简单。 杀人凶手即使只杀了壹个人，但是因为他是华人共匪不喜欢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该死。 实际上希望不喜欢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无论是华人共匪还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没有必要过份的掩饰，我反共我支持中国民主化所以我希望亲共人士消失。 同样的道理如果民运人士死了华人共匪不会幸灾乐祸吗，应该会吧。 如果妳们会幸灾乐祸妳们就没有资格谴责别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兴奋。 把反共与反共匪五毛区分开是没有意义的，共匪造就的邪恶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为载体施加给别人的。 共匪统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观上面已经被共匪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准备向人民兜售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对自由民主的发展没有正面意义的。 共匪五毛因为长期被共匪统治，他们的民族性他们的国民心态与民族性与自由派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存在本质冲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恶总是会伤害中国民运的生存与发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实际上就是维护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说共匪五毛的邪恶是因为历史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的特殊性造成的，应该对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们回到壹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上思考，当壹个小偷或者是强盗要伤害妳的时候妳的第壹反应是先思考这个小偷或者是强盗从小成长环境不好然后产生同情，还是会觉得很愤怒，还是会觉得对方很可恶。 当某些共匪国小粉红发泄仇日情绪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先去思考，所谓的日本侵略者是因为从小成长环境不好，长期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洗脑，然后因为受到蛊惑去选择参与侵略战争。 小粉红为什么不能放下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为什么不能包容认同日本侵华的日本人民，就像妳们叫我们包容那些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共匪五毛壹样。 很多共匪五毛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党国洗脑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党专政是有优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错的，只有被共匪统治中国才有救，中华民族才可以实现所谓的伟大复兴，所以他们会主动参与配合共匪扼杀中国民主运动，面对那些包藏祸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说他们会那样做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应该包容他们理解他们，可是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共匪五毛为什么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难道他们不是环境造成的吗，于是小粉红开始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必须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好吧，他们担心他们的祖国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抵制日本，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因为担心中国民主运动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选择抵制亲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运队伍的人喜欢说专制是民运的敌人，共匪五毛不是民运的敌人，这样划分根本就不客观。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恶基本上是会传染给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党国文化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就是中共五毛的价值观念，因为利益关系共匪在中国前途上的诉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国前途上的诉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权力寻租者周围赚了钱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吧，他们出于本能会维护共匪的极权统治，所以视民运人士为威胁极权统治的不安定因素，民运人士不仅仅是共匪要铲除的，也是他们要铲除的。 比如中国民运坚持的中国民主运动，对于共匪来讲是有利于极权统治的因素，还是可能会带来和平演变的不利于极权统治的因素，当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处于巩固极权统治，强化党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需要扼杀中国民主运动，而那些共匪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需要帮助共匪对付民运人士。 共匪的邪恶共匪对民运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干五的邪恶，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国自干五对民运的企图。 认为专制是民运的敌人，然后自干五不会是民运的敌人，把反共与反对自干五区分开是别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运人士的敌我意识，共匪国自干五就是民运的敌人，把共匪国自干五当成敌人来对待很正常。 共产专制在经济层面的基本特徵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前言 无论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还是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工人阶级都应该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无论是中国毛左还是中国邓右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工人阶级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阶级的方法。 第一章 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谈工人阶级需要反共的原因 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商品价值实体”的理论却不可以成立。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壹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壹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里马克思把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直接定义为“商品价值”的实体，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决定商品包含的“价值量”，既缺少实证依据，理论上也难以自洽。就好像劳动产品与商品间没有必然联系壹样，“产品价值”与“商品价值”间也没有必然关联；不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永远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价值属性，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没有意义。只有在市场供求平衡状态下，当产品使用价值被交换、获得商品交换价值属性时，其内含的劳动量才具有交换筹码意义，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对同质劳动产品具有等劳交换的尺度意义，一家木材公司的懒木匠生产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时多而多卖钱，才能成为决定劳动产品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价跌，“劳动量值”作为交换筹码就失效了，这家木材公司的高级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价出售；或者当不同质级劳动无法用同类劳动衡量比较时，比如天才画家的佳作与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双方都在同样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使用的都是一样质量的创作工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根本无法衡量衡量天才画家与平庸工匠之间的价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画家与随便应付的平庸工匠之间根本无法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来计算两个人真正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会丧失等价交换的尺度意义。 2、超质劳动 关于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概念，它们其实是劳动分级概念：简单劳动，是低质劳动；复杂劳动，是高质劳动。但仅用这两个概念，却难以准确揭示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劳动创造力变化，更难以解释先进生产力增创产品价值的原理。因为复杂劳动不壹定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操作性劳动，恰恰未必是复杂劳动。比如手工作坊裡边的複杂劳动未必就比机械化工厂裡边的简单劳动更有效率，同时尽管复杂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数，但是复杂劳动付出的学习和劳动成本也是简单劳动的倍数。如马克思指出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壹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这样，复杂劳动创造的较多产品价值、同等条件换取的较多商品价值，减去其较高的学习成本，便不壹定能产生盈余价值、不壹定为社会增创财富。这便是“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马克思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质的、无差异劳动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们已熟悉的“超质劳动”概念，才能揭示出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劳动创造力的变化。所谓超质劳动，就是指劳动者操作工具或者机器，以简单劳动完成复杂劳动任务的劳动、以低质劳动创造高质劳动成果的劳动。这样生产力的进步就不是壹个低质简单劳动通过学习、实践向高质复杂劳动提升的过程，而是壹个借助先进工具、先进劳动方式不断把高质复杂劳动简化为低质简单劳动的过程。正由于工厂超质劳动存在，才能为资本创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间来。 3、集成劳动 工厂劳动实际上是壹种具有汇智合力性质的集成劳动。“集成劳动”不是创新概念，而是马克思已采用的“总体劳动”或“生产总体运动”概念。所谓集成劳动，就是指在资本家统壹组织指挥下，工厂指挥、管理、技术、操作系统各岗位雇员为完成生产总目标的分工合力劳动，也是技术、管理、决策者的创造力与操作工人劳动力整合发挥效能的劳动。“集成劳动”的主体不是单数个体，而是复数群体，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和资本家。某些不在生产现场的资本家，尽管不直接参与甚至不直接指挥生产劳动，但他们的劳动仍在工厂各环节中发挥著作用。因此集成劳动创造的价值，绝不能仅仅归功于工人劳动，资本家因劳动合理获取部分工厂盈利，是不能算做剥削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跟剩馀价值论，先谈劳动价值论好了。我认为劳动价值论概括的说法就是被称为价值规律的三句话：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价格随供求关係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其中最后壹句是说价格与价值的关係，它是如何得来的，则完全未作说明。而前两句话的论证思路交代的比较清楚，简述如下：根据商品能交换的事实推断出商品内必有壹个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个属性所承载，这壹共同物不仅属性相同而且数量相等。然后把商品的自然属性代表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价值量。同时也得到商品交换是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接下来又谈价值如何计量问题，因为 2个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价值量)当然也相同。但是考虑到劳动的熟练程度，卖力程度以及生产条件不同，具体劳动的生产能力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马克思说要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示价值量，具体劳动需要按壹定时间内的商品生产量比照同壹时间内同壹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生产量进行折算。最后马克思用价值规律的前两句话给出了商品价值的完整定义，为叙述方便，称这2句话是马克思提出的2个价值定义原则，并稍作解释如下：
原则1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举例说，“在英国採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壹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壹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壹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这就是说，同壹商品的不同生产者的劳动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标准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进行折算，得出当量係数。此係数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则2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下面的话说得更清楚：“ 在这裡，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壹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壹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也就是说对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则1计算得到的每壹种商品的壹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所代表的价值是相等的。
如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上述理解大体是正确的话，则在我看来其漏洞多多，择其要者提出如下质疑。
壹 缺乏事实根据
不妨就从马克思为原则1所举的织布工例子说起，“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壹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马克思这样讲真的那麽理直气壮?他如何回答手工织布工的如下质疑：蒸汽织布工有什麽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机吗?而且还不是自己的，论技术含量，论工作複杂性他们未必比的赢我们，凭啥我们的劳动只能当他们的壹半?既然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麽使用不同的机器所带来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见如此定义的劳动价值连工人内部都摆不平，更不必说提供机器的出资人了。事实上人类劳动离不开工具的使用，熟话说七分工具三分手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否认工具和机器对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的作用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壹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没有出资人提供工具和机器，商品生产根本就不能进行，市场经济的壹切活动也就无从谈起。
原则2同样缺乏事实根据。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专业化和贸易的好处(即市场经济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原理，而不是因为商品里有个“共同物”。当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擅长的，有比较优势的工作时，社会总产量就会提高，通过贸易会使每个人获益。而交易双方都能获益的的价格，壹般来说在两者的机会成本之间。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壹书中有壹个农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说的是有农人和牧牛人两人，开始时各自生活，互不往来。两人均壹天工作8小时，4小时种地，4小时养牛。农人花1小时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时可获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农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议说“农人，妳就别养牛了专门种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换5盎司牛肉”。 农人壹想，好啊，这样壹来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来还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乐而不为;牧牛人则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贸易交换并不是按劳动时间相等的原则进行的。而是因为牧牛人用1小时40分钟生产的5盎司牛肉与农人用3小时45分钟生产的15盎司土豆交换的结果能使双方都受益。用机会成本分析，对农人而言只要牛肉的价格低于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买牛肉就比自己养牛合算，对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价钱高于2盎司土豆，则用牛肉去买土豆就比自己种土豆合算。因此所谓商品交易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原则并不符合事实。
二 逻辑不自洽
马克思的论证思路也有问题。壹是逻辑不严密，前面提到的农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说明商品交换并不壹定要有壹个什麽“共同物”。即使有个“共同物”，严格地说劳动也并非是唯壹的，生产商品过程中都会产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马克思的逻辑，这个制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属性的固有属性，为什麽制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为价值的承载属性呢?可见马克思的逻辑推理并未穷尽所有可能，因此结论是不可靠的。此类逻辑不严密的地方还有不少，下面还会说到。
二是马克思竟没有对劳动力作出明确的定义。所谓“无差别人类劳动”究竟是仅仅指人在体力和脑力上的耗费，耗费越多劳动价值就越高;还是不管借不借助工具和机器，凡是生产商品的能力强，其劳动价值就高。连这些概念都不愿明确区分，商品价值怎麽可能定义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阶级的内部争议其实也是因此而起的。这且不提，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种类繁多的劳务工种和五花八门的商品交织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产中有不同工种，不同商品生产中要用同壹工种，这些劳动价值该如何计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车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别在两个生产不同商品的企业工作，这2个企业在行业内都属于具有正常生产条件的企业，可甲开的是老式车床，乙开的则是数控车床，甲干1件活的时间，乙可以干完2件。是不是甲的劳动价值就只相当于乙的1/2呢?错!按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的定义，他们所在企业的工人平均壹小时生产的商品所凝结的价值便都为1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甲乙2人工种不同，同样会出现上述劳动价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论。其实马克思的例子中将织布厂的锅炉工都视为织布工本身就大有问题。
三是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的论述中，从未涉及价格问题，只在说到价值规律时，提了壹句：价格随供求关係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是价格是人们天天要接触的事情，马克思却以壹句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就打发了，这也是很奇怪的。再说价格是货币单位，价值是时间单位，两者不在同壹范畴，如何能围绕著上下波动呢?逻辑上似乎也讲不通。怪不得词条解释的编者也不得不承认古典劳动价值论始终没有解决价格的决定问题。
四是两个定义原则在处理使用工具导致生产能力的变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标准。按原则1，马克思因为蒸汽机织布工生产效率高壹倍，就规定他们的劳动价值比手工织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则2的规定，各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又都是等价的，似乎不同行业之间在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别。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在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渊之别，难道马克思真的没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环论证。 分析定义的逻辑结构可以发现，原则1从同壹商品价值相等出发定义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原则2则从等量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即等价出发，定义商品的等价交换。这不是典型的循环定义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还是交换的商品，要麽都用原则1处理;要麽都用原则2处理。如果统壹按原则2，以等量劳动定义价值相等，那就应该对等价的同壹商品同样採用原则2，只要劳动具有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就应认为它们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在马克思的织布工例子中，手工织布工的劳动与蒸汽织布工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应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价值则可定义为2/3小时社会壹般劳动(假定手工织布工1小时劳动织1米布，蒸汽织布工1小时劳动织2米布)。这样定义价值，逻辑才是统壹的，既可理直气壮的回答手工织布工的质疑，也解决了不同行业关于劳动价值的争议，并且还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归社会共有的政治主张，当然这样壹来马克思将很难回答如下问题：手工织布工明明1小时只生产了1米布，却能得到1.5米布的报酬，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现实中有可能发生吗?面对如此严重的悖论，马克思选择了壹个缓兵之计，将从资本家那裡夺来的权益暂时划归蒸汽织布工所有，待以后论述剩馀价值理论时再将其收归社会公有;如果统壹按原则1，从价值相等出发定义劳动。那麽商品交换也应从价值相等出发，要麽论证实际商品交换的比例确实等于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要麽按类似原则1的方法，将生产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黄金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全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时间(“黄金时间”)，然后以市场上实际发生的与1盎司黄金的交换比例来算出其他商品相对于此“黄金时间”的当量值。例如市场上1吨小麦可换1盎司黄金，其中壹盎司黄金所代表的 “黄金时间”设为100小时，1 吨小麦所凝结的必要劳动时间设为200小时，那麽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于“黄金时间”的当量係数就为0.5，也就是说小麦行业的1 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凝结了0.5小时“黄金时间”。某单位商品凝结的“黄金时间”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时)
式中：a-壹盎司黄金可交换的某单位商品的数量;
b-每单位该商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样定义也能保证逻辑统壹，虽然无法解决手工织布工的质疑，但能解决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价值之间事实上存在明显差别的悖论，而且计算处理也并不複杂。马克思作为壹代伟人，可从英国蒸汽机织布工的例子中创造出“社会必要劳动”的新概念，难道想不到用类似的方法，将黄金行业的必要劳动定义为全社会的基准劳动，岂非咄咄怪事。但话又说回来，假如真的以“黄金劳动”作为全社会的基准劳动，那就相当于承认黄金就是货币，价值就是价格。对于做买卖的人来说价格怎麽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卖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税费再加利润。如果价值与价格直接挂钩，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壹些结论，如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与人们日常的交易行为和经验完全相悖，人们交易时从来只问价格，那裡问过商品生产所需的时间。所以马克思只好选择以等量劳动相交换定义不同商品间的等价关係。为避免人们将价值混同于价格，马克思还壹再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马克思所以犯循环定义的错误，实在是形势所迫，左右为难，最后也顾不得逻辑不逻辑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劳动概念，以壹个“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说法让劳动价值论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衔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环定义手法，用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原则来替代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实际规则，从而坚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立场。
三 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应用
壹个科学理论必定能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在各自领域均有无可争议的应用。反观劳动价值论的情况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劳动种类都数不胜数，相互交织，又因为价值计量方法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所以马克思从未实际考察统计过壹个商品的价值，即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来是否有人实际统计过、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需要很多人择係数，例如：什麽是正常的生产条件，什麽是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各工种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话又如何折算，由谁来认定，谁来折算等等。因此係数选取要做到完全客观几乎不可能。所以不仅市场经济中根本不用劳动价值那壹套东西，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示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总收入，也不用劳动时间作为凭证进行物资交换，而仍然用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媒介。儘管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的价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价所依据的方法也仍是参照市场经济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润来计算价格，壹般加5%的利润。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端也从反面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谬误。其实劳动价值论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领域，就如马克思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他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专门锻造的思想武器。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共产党用来抢劫人民财产的借口！ 我觉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裡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难以计算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衍生出来的按劳分配理论缺乏可操作性，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轻工业的体力劳动与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工业的体力劳动的劳动量与劳动产物绝对不是等价物，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会计工作的脑力劳动与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理工作的脑力劳动的劳动量与劳动产物绝对不是等价物，一定要当成等价物进行按劳分配，除非认同齐头式的平等的劳苦大众得到政权并且实行民主计划经济，在共匪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根本没有机会实践，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理论忽略直接生产者以外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忽略了土地资源 资本 经营管理 科学技术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在于肯定了蓝领工人的劳动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成为衡量劳动的数量与劳动的价值的依据，反而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制度实行按权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理论忽略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于正确的分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蓝领工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组成部份，对于马克思没有必要全盘肯定，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错误的部份应该被抛弃，正确的部份应该被传承。劳动价值理论与剩馀价值理论存在错误不等于剥削就不存在，比如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刻意降低工资，增加劳动量，延长工时，运用严苛的劳动纪律与语言暴力以及精神剥削压迫工人，为了节省成本让工人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企业利润增加德时候没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资，长期为工作的工人无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据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业利润，比如政府不为工人提供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养老 住房补贴作为利益回馈，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掠夺原本属于资本家与工人创造的企业利润，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中资本家剥削工人与政府官员掠夺企业的事实确实存在，中国社会的血汗工厂与中共政权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有约束资本家与政府官员，给予工人阶级组建独立工会参与劳资协商的权利，允许工人阶级组建左翼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减少剥削。 马克思的剩馀价值论被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是找到了无产阶级贫穷的真正原因，即所谓资产阶级剥削了他们的剩馀价值，于是他们以为只要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没有了剥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馀价值论存在著根本性的错误，它揭示不了无产阶级贫穷的真正原因，资产阶级也不是应该打倒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由下面三个因素组成：1、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另外他还加上历史道德的因素。(马克思既反对劳动力成为商品，但这裡却又给劳动力开价，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剩馀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佔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馀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係，所谓剩馀劳动就是剩馀劳动时间进行的劳动。
马克思显然忽略了壹个关键性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劳动力价值是怎麽体现的呢?难道工人只要进行了劳动就创造了价值?显然不是这样。事实上，劳动力价值是通过产品(物化品或服务)来体现的，劳动力只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其价值才得以体现。当然，生产的产品越多、质量越好则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就越大。
作为资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卖出去才能获得利润。那麽，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说工人还创造了剩馀价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麽多了，总之，总共是多少妳说吧，100元?OK，资本家就给他100元，这样，工人不能说资本家剥削了吧?好的，这些产品，资本家拿去卖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还赚了20元，这20元跟妳工人没关係的，不是剥削妳工人的，更谈不上是剥削什麽剩馀价值的。资本家开工厂，总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他开工厂干什麽?好玩啊?
如果那些产品卖不到150元，那麽资本家就不会招工人来进行生产了，于是工人连靠劳动赚取生活费的机会都没有了。事实上，资本家在决定开工厂搞生产的时候，就考察了劳动力的价值水平和所生产商品的市场行情，进行了分析评估，有赚才会做。资本家在招工人的时候，就是根据考察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工人达成的协议，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谈何剥削，又哪来的剩馀价值?
不论是採用计时制还是计件制，工人按劳动合约完成了规定的劳动量就可以不干了，他为什麽要用剩馀劳动时间去创造剩馀价值让资本家去剥削呢?这不是傻瓜吗?显然，只有当额外工作另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人才会干，那麽，工人在剩馀劳动时间的劳动也取得了报酬，谈何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在剩馀劳动时间创造的剩馀价值呢?
事实上，劳动力价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个标准来准确计算，比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中包含了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劳动者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麽劳动者繁殖后代按几个来计算?是否有男女之别?每个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麽标准来计算?显然这些都是很难量化、无法确定壹个真正合理的标准的。劳动力价值只能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根据价值规律和通过斗争磨合来调整。
就算能够计算出壹个具体的劳动力价值，并按照这个数目付给工人工资，那麽就应该不存在剥削了，工人应该满意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应该没有了，但是资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时候还是会把工人工资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样，资本家还是会赚钱。既然能赚钱，那麽随著生产的延续乃至扩大，赚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的财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对资本家的招工条件不满意，他可以不进去，即便是进去后觉得工资低了，他也可以离开，当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资低了，还可以通过罢工来要求提高工资，甚至还可以通过武力来进行斗争(例如英国工人破坏机器);而资本家则有三种选择：解僱工人、工厂停办、与工人妥协。这壹切，双方都是从如何对自己最有利来考虑的，跟剩馀价值毫无关係。剩馀价值纯粹就是壹个杜撰出来的虚无的东西，是为了鼓动无产阶级起来造反而编造的壹个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馀价值论被提出之前，是不是无产阶级就没有反对过资产阶级呢?当然不是。那时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被剥削剩馀价值”的概念，那麽他们是为了什麽而反对资产阶级呢?农民与地主、奴隶与奴隶主，他们之间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麽?假如以后又出现什麽新的阶级与阶级的矛盾，难道我们又要去寻找其特殊原因吗?所有这些矛盾难道没有壹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从而针对它来选择壹种最佳方法以预防以后的各种矛盾吗?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问题的根本实质。
事实上，工人跟资本家的斗争也罢，农民跟地主的斗争也罢，奴隶跟奴隶主的斗争也罢，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麽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愿意承受这样壹种不平等的状况。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维持生存并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阶级不是自私的，那就去为资本家无私奉献嘛，还搞什麽斗争?斗争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争取利益，这没什麽好掩饰的。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外在客观原因和个人能力的原因，人与人的利益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人如果能够、愿意承受这种不平等现象，那就相安无事，如果不能、不愿意承受，那麽就必然会去斗争。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轻重程度不同的斗争方式，诸如辞职、罢工、游行示威、武装斗争等等。
在决定要去进行斗争的时候，人们所要考虑的是：1、斗争是有风险的，可能连自己既有的利益都会损失掉，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自己是否敢于、愿意、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2、斗争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效果?
第1个问题简单得多，有时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不顾壹切了;第2个问题对于个人来说也比较简单，而对于壹个群体来说就比较複杂了。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次群体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好，以致没能达到好的效果，即使是斗争胜利了，也只能是狂欢壹阵子，最多是使自己获得壹时的利益，却没能长久，没能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是把资本家打倒了，怎麽办呢?把生产资料归公、搞平均主义?由于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强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利益，那麽他就不会有积极性，这样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允许能力强的人靠其能力获得更大的利益，他在为自己谋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这样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何乐而不为呢?剥夺别人获得更大利益的权利，实际上也就剥夺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的权利。
我们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人的基本权利上的平等，人们通过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并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说，可以实行有限差别制，能力强的人能够靠他的能力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别人差得太多。这种模式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既然获得的利益有限，其发挥的能力也就会有限。因此，不能对人们所获得的利益进行限制，而这壹前提就是，必须允许人们有私有财产，并使其得到保护。既然允许人们有私有财产，如果不让其投资生产，那麽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壹种浪费，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所以应该允许人们将私有财产拿去投资生产，而这样壹来，就必然又会出现资本家。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把资本家打倒以后，只有实行允许有私人财产并利用私人财产进行投资生产的社会形式才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这等于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既然是这样，那还打倒资本家干什麽?况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抢夺了资本家的财产，明天别人也会用武力抢夺妳的财产，这样等于是谁的利益都没有保障，这相当于社会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如果把财产交给共产党，再让共产党用一党专政的方式进行支配，我相信经历过毛左官僚计划经济跟邓右权力市场经济的没有失去独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国工人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所以，打倒资本家、抢夺其财产的做法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在壹个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谁都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没有壹个永恆的规则去保护人们正当获得的利益，这种富翁当著也不稳当，也没什麽意思。所以中国的富翁都陆陆续续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财产的国家去，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什麽时候又来壹场革命把他们的财产抢夺掉。
既然无产阶级抢夺资本家的财产的这种做法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跟资本家斗争呢?那就最多隻能是罢工、游行示威。可是，如果资本家不肯妥协，怎麽办?这就只能是通过政府来协调处理。虽然通过武力夺取资本家的财富的做法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实在忍受不了了，并且团结了足够的力量，那肯定是会发生武装斗争的，那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对资本家不满了，对政府也不满了，因为政府没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政府为了防止发生武装斗争，就必然要採取措施来处理，当然，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资本家不会因为几个工人随便闹壹下就妥协，政府也不会因为少数群众随便闹壹下就出面解决。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过权衡来决定的。
所以，斗争其实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权衡。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无非是找到壹个平衡点。
壹般来说，工人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是不会去斗争的。如果壹个政府总是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再来处理，那麽这个政府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事情壹旦发生，就很难说会是怎样的情况。壹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平时就通过壹些措施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会不至于出现激烈的矛盾，诸如实行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等等措施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这些东西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
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消除了这壹种矛盾，就必然会出现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试图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资本家消灭)，而应该是让矛盾处于壹种既有活性又有制约的良性状态，这样才既能促进社会发展，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社会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许人们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许存在利益量的差别，制约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个国家，若要想让政府能够真正为普通民众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丛林法则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则，壹个好的社会奉行的法则应该是“生有保障、能者发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所衍生出来的那种恶性竞争，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权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现象猖獗，更使民众感到愤慨。 传统的共产党的观点裡边，国营企业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徵，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象徵，共产党的壹党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最佳方式。这种道德上的伪装，让共产党可以比以往的资本家更加兄残的剥削工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在全民所有制的伪装之下，实际上还是雇佣劳动者的工人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成为超级的资本家的共产党则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路人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比任何壹种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都要邪恶。它不但让剥削者可以更加疯狂的剥削，更让剥削者多了壹层道义上的光环。为了让人们认清，这种道德上的伪装背后的邪恶，我们有必要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从而清除混入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投机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白无论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让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掌握经济命脉就是灾难。为了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清楚的明白这种共产专制的邪恶，我们必须从共产专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状态下所带来的灾难进行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明白共产专制的邪恶，才能避免被那些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投机人士利用。 现代社会都是社会化生产，产品的生产必须分工协作才能进行。涉及分工协作，就涉及到产品在各分工协作者之间的分配问题。人们进行生产合作是为了获得物质产品，只有在生产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标的前提下，生产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产的分工协作形式实际上已经内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麽样的分工协作方式，就会有什麽样的产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产的分工协作关係来决定的，有什麽样的分工协作关係就有什麽样的产品分配关係。 马克思所鼓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佔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有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壹种可以让政治投机份子可以掠夺壹般民众的制度，在共产党的传统理论主导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裡边，社会佔有的前提必须是实现国有化，然后国有化的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至于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由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也就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按劳分配也必须建立在根本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上面，结果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对壹般民众予取予求。因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比较，马克思虽然提出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是有差别的，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简单劳动与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複杂劳动的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是无法相等的，可是毕竟马克思定义的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指的是广义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内部不同职业之间的具体劳动价值差异如何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马克思并没有具体的论述，关于不同职业之间如何具体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劳动量与劳动价值合理的确定工作收入，马克思是没有具体论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找不到具体的标准，如果叫人们接受平均主义，为各种不同的职业设定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 生产条件 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作为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一样的，无论哪种职业都是一样的薪水，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壹种合理的分配方式吗？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根本无法合理的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劳动量与用劳动量来代表的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交换生活资料，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制作一把石斧的劳动量是一天，制作一张渔网的劳动量也是一天，制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后只能买壹张渔网。而且制作石斧的人要跟制作渔网的人进行交换之前必须出示用录像的方式记录并确定对象在生产石斧与渔网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天的录像凭证，不然无法进行等价交换。显然用劳动量去换取用劳动量所代表的劳动产品也是不可取的，只会让社会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国在取消了货蔽实行票证制度的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实行工资制度，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价值要如何计算，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量贡献的大小如果用货蔽来表现该如何表现？谁来规定工资的标准？无论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什麽八级工资制度，政府官员二十六级工资制度，还是其他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一的，精确的分配原则，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来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如果他们都无法提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麽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证明按劳分配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让广大没有权力的壹般民众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不但没有消灭他所说的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表面上资本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垄断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而已。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资本分配，因为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属性，都是资本，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实践中就是根据人们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来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他们以创办民营企业的名义，把原料与工具垄断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佔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让那些在商品流通环节中的掌握资本的中间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剥削。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市场中去，主要的利润归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与之前的传统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废除商品经济，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主张让壹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用所谓的国营企业去做生意，国营企业有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完全不必惨与市场竞争，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虽然国营企业的原料与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资本家佔有，但是实际上这些生产要素，已经被掌握在共产党权贵的手中，共产党权贵成了最大的资本家。给共产党打工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卖出去之后，那个利闰由共产党权贵支配。共产党权贵继续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把主要的利闰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中真正佔有生产资料的人。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进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润的隶属于共匪的私营商业机构，根本不具备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无论企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直接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的主要生产要素。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唯壹的区别是民营企业的老闆是壹般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老闆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资本家。但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实行这种制度的人把这种制度叫做混合经济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制度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係的本质，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本质。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馀劳动佔有工人的剩馀价值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不会改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化比私有制更坏的壹个地方在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走向垄断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在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们为了争夺他们认为优质的工人，会试著比其他人开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资本家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壹点工资成长的好处。国有化之后，政府直接垄断整个行业，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人，没有地方可以选择，只能去那个国家所代表的企业裡边工作，因为垄断，因为不需要竞争，工人的工资难以成长。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工人不可能组建独立工会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实行高度国有化的国家，普遍靠壹党专政来维持。统治者用法律确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劳动能力在不存在竞争的环境下，失去了评价机制，工资的价格在也不必随著市场环境而改变了。国家给工人多少钱，工人就得到多少钱，工人组成工会要求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工人壹旦组建工会，就会被共产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镇压。因为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运行，所以自然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质上是商品，需要用钱买，国营企业垄断了市场，同时也垄断了价格，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佔有国营企业的共产党权贵，不会在意购买力的水平，所以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不会比壹般民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便宜，国营企业壹方面在市场上赚钱，壹方面又剥削企业内部的工人。这不但不会消灭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只要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去掌握经济命脉的极权统治的本质不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工人始终是被剥削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在经济高度民主化的基础上，让工人真正佔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参与企业的分配，只有这样，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经济上被解放。 在极权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三个经济问题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国家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举例来说，政府认为国家需要苹果，在计划经济下，被政府选中的个人集体（壹般为符合该类生产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进行种植苹果的工作，但事实上实际生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实际需求。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共产极权国家，计划经济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经济社会。 在实行极权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不仅控制国营产业，连私人企业也要受政府指示运作。私人企业要生产什么，由政府作主；私人企业以什么方法生产，由政府决定；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决定。国家操控著生产的供应、价格以至销售渠道，都是由政府决定。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中共仍然对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拥有绝对领导权，中共可以通过政府文件与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内部的党组织直接支配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 供应 价格 销售 分配。 极权计划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常见的属性之壹，因此极权计划经济又常被解释与共产主义相通，但又与共产主义无政府、无国家的特性向矛盾，随著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受到苏联影响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实行极权计划经济政策。 如果有某个人或者相对小规模的机构，能完全知道社会中每个人对所有物品的需求强度，然后根据这些强度总和迅速反应，精确的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这样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的确是所有经济形态中最高效的。但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小规模机构在人类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这种极小的人口经济体才可以勉强达到极权计划经济的理想状态，甚至许多父母对家庭成员都做不到这样的分配，而且家庭团体扩张下会更困难，而社会也是如此。所以现实上的极权计划经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低效率社会资源分配，与造成显而易见的产能失调。如果资产在社会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彻底的国有化更会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与资源的过度浪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跃进就是生产力下降与资源浪费的最好证明。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极权计划经济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如是者，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无法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毛泽东时代的物资短缺就是极权计划经济造成的，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调节生产与分配。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资源，但是极权计划经济的效率通常还是低落的，主因是经济决策缺乏私人参与，而是由政府壹个全权决定，极权计划经济缺少私人竞争。缺少私人竞争，就难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价格也不能通过竞争而有所调整，个人的收益或物质回报也无从改变。个体的努力并没有相应的物质回报，反而个体的怠惰无能的经济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体来共同承担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这便使得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微观个体缺乏积极进取、争取效率的诱因。因此发展缓慢，如苏俄开始在1980年代技术落后美国，尽管武器产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却无法带动足够的创新，庞大的总体国力也停滞不前了，直到21世纪后才开始复苏成长。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自由的运用工资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资，极权计划经济意味著经济活动多由政府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个人的经济决策自由就被牺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壹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论家麦可 阿尔伯特和经济学家罗宾 汉内尔为了平衡这个缺点便提出参与型经济的设想，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政府拥有管制生产活动的权力，官员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权力从中获利。这种获利的型态，有的是非法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规费税捐，也有的是政策选定重点发展的对象以外被牺牲的弱势者的利益。这些原本应属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因为计划管制的关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员私人的手里、或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不但妨碍了资源的公平运用、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形成特权阶级，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就是极权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 苏共与中共没有建立产业民主，苏共与中共建立的是党领导一切的制度，苏共与中共从来没有实行军队国家化，所以苏共与中共建立的国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党营企业，苏共与中共建立的国营企业不受民选国会的监督，企业内部也不是工人自治的，苏共与中共建立的党有制与民主左派主张的民主公有化与产业民主性质不同，我支持建立在市场化与民主监督基础上的公有制经济，反对共匪建立的党有制经济，我支持的混合经济是英国的混合经济，不是共匪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混合经济。公有制经济如果建立在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基础上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共匪建立的党有制经济不是公有制经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成为衡量劳动的数量与劳动的价值的依据，反而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制度实行按权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剩馀价值理论忽略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于正确的分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蓝领工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组成部份，对于马克思没有必要全盘肯定，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错误的部份应该被抛弃，正确的部份应该被传承。 共产极权国家的权力等级制度对基层人民的压迫程度比原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等级制度对基层人民的压迫程度更加严重，共产极权的国家权力世袭制度造成的阶级固化程度比原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世袭制度造成的阶级固化程度更严重，共产极权国家对社会的钳制程度比皇权专制国家对社会的钳制程度更严重，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社会制度。 第二章 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谈工人阶级需要反共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根据中共自己的说法，中共存在统治合法性因为解放了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因为中共的统治得到解放，中国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只是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党文化与资本家的企业文化的压迫。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曾经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是列宁支持的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自由民主经济层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匪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建立的国营企业即不生产免费产品，也不让企业内部的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承担合理调控物价的责任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是成为社会福利开支，而是被太子党拿去贪污。中国的国营企业就是党营事业，国营企业裡边的工人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为作为资方的中共谋取商业利润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劳动产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物，中国早就废除了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工分的制度，中国的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是在工分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而是作为一种本质上跟私有制企业制造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不同的消费品对消费者进行出售。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政党，从中共放任红顶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红顶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国民主化，因为中国民主化会让他们失去可以让他们充份谋取暴利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工人阶级裡边找回独立人格的成员最希望结束中共建立的专制统治，他们不会接受保共改良。事实上中共害怕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最痛恨民运阵营裡边的偏向左翼自由主义的成员。中国的左右分类法跟西方国家很不一样，通常实际上是极右翼的毛左或者邓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国家，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类法进行划分，极端反对福利国家反对补偿正义的中共实际上属于极右翼政党。海外民运大多数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为深受中国左右分类法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为担心被误以为是中共的同路人，还有一部份人是因为以前深受中共名义上的伪左运动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阴霾所以对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他们大多数习惯用左翼来称呼中共，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这种结论与中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反对派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唤醒工人阶级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极右翼本质，然后树立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变革方向，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共的离心离德，从而把他们拉拢到民运阵营裡边。 共匪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庸俗派的观点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消费者针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来决定的观点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资是因为工人没有本事，资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润工人得到工资是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针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定义，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售价是由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跟剩馀价值组成的，原料 厂房 设备的消耗是不变资本，工人的工资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售价减去商品的成本之后所得到的利润就是剩馀价值，那个剩馀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应该归工人。可是共匪没有让工人有机会分享剩馀价值，共匪也在搞剥削，共匪也不允许工人阶级分享剩馀价值。共匪已经不能用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证明壹党专政的优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论证壹党专政比自由民主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馀价值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工人把麵粉变成麵包，麵粉还是麵粉不会成为麵包的，麵包的交换价值不会产生，除了麵粉的价格以及生产麵包所使用的产地所产生的租金以及燃气设备所耗费的成本以外的利润就是工人创造的，可是因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润只有壹部份会成为工人的工资，另外壹部份会成为资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劳动有壹部份是有偿的，另外壹部份是无偿的，所以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比如生产壹个麵包需要价值壹块钱的麵粉，生产麵包所耗费的燃气费用是壹块钱，生产麵包所使用机器价值壹百块钱，在正常的使用状态下生产壹百个麵包就会损坏，所以每生产壹个麵包机器的成本是壹块钱，生产麵包所使用的厂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块钱，在正常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产十个麵包，每生产壹个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块钱，生产壹个麵包出去人力劳动以外的成本是四块钱，不变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原料 燃料 机器 厂房的成本是四块钱，经过工人的劳动之后麵粉成为麵包，麵粉成为麵包之后售价六块钱，也就是交换价值是六块钱，六块钱的交换价值减去四块钱的成本，生产壹个麵包可以有两块钱的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两块钱的利润是工人在生产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过程中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比如资本家在可变资本的投资上投资了壹块钱，可变资本也就是工人生产麵包的工资，比如资本家给了工人壹块钱的工资，剩下壹块钱留给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产麵包的劳动过程中有壹半的劳动是有偿的必要劳动，有壹半是无偿的剩馀劳动，无偿的剩馀劳动所创造价值就是剩馀价值。资本家留给他自己的那壹块钱就是剩馀价值，就是依靠剥削工人所获得的利润，了解了什麽是剥削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也有剥削，中国内部的私营的食品加工企业就存在剥削，比如生产麵包的企业就存在剥削。 前边讲了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的剥削，下边我们讲壹下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跟剥削，商人只能从他所售商品的价格中获得商业利润。撇开地租不说，他出售商品所赚得的利润，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的差额中扣除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以后的馀额。 商业利润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进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商业利润要靠商业僱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僱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馀价值，它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著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馀价值的关係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僱员的关係。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馀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佔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馀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的。 首先，把商业利润看成是由于单纯的加价而产生的，这是壹种假象。商业利润是产生于商品的销售价格与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但这个馀额并不构成商业利润的全部，因为其中壹部分必须用来补偿商业资本家所支出的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在这裡为了便于研究，暂时撇开补偿纯粹流通费用这部分，假定这个馀额的全部构成商业利润。 就产业资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社会总资本而言，等于商品的价值与资本家耗费在商品上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超过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则不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它不能创造价值，仅能实现价值，因此，商业利润只能形成于商品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差额，即在购买价格上加价后出售。 商业利润的源泉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进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商业利润要靠商业僱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僱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 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馀价值，它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著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馀价值的关係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僱员的关係。 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 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馀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佔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馀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的。 商业利润也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资本家雇佣商业职工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通过出卖商品能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职工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支付给商业职工的工资，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构成商业利润。所以，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既是剥削产业工人的结果，又是剥削商业职工的结果。 举例来讲，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六块钱壹个的麵包卖给了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以十二块钱壹个的价格出售麵包，六块钱买进的麵包十二块钱卖出去得到六块钱的利润，这六块钱是商业工人在包装 保管 运输 销售劳动 会计的流通劳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商品的流通利润，商业资本家从这六块钱利润裡边拿出二块钱支付给商业工人作为工资，剩下四块钱留给自己作为商业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四块钱就是商业资本家从商业工人身上剥削掉的剩馀价值。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商品，实质上只是帮商业资本家瓜分由产业工人通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所代表的货币，可是商业工人因为只是商业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商业工人的流通劳动也存在必要劳动与剩馀劳动，依靠游说消费者卖出去的商品所带来的营业额所代表的商业利润并不主要归商业工人所有，这些商业利润主要的部份会变成剩馀价值被商业资本家无偿佔有。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工人普遍都是需要为商业资本家生产剩馀价值的被剥削者，改革开放的本质对于商业工人来讲就是允许商业工人被商业资本家剥削，允许私营商店存在就是为商业资本家剥削商业工人创造条件。 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的正确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为什麽要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馀价值的发现，这裡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馀价值理论，剩馀价值理论阐明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壹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必然会否定剩馀价值论，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被抽掉了根本，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而然成为乌托邦分子的胡闹。 资产阶级非常明白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1867年9月，《资本论》1卷在德国出版，出版后官方经济学家鸦雀无声，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却迅速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资本论》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时间，1868年7月4日，壹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资产阶级非常明白，要推翻马克思的全部结论，就必须从推翻劳动价值论开始。所以壹百多年以来，从庞巴维克到晏智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反对劳动价值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意义。 下面就几个资产阶级经常攻击、在社会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几个问题共同讨论劳动价值理论。 机器是否创造价值 对于机器是否创造价值，必须先明确价值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首先，价值是社会关係的表现，劳动价值论所考察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劳动。从具体劳动角度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从抽象劳动角度考察，“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壹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儘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只有人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次，劳动价值论研究和强调的是人的劳动在壹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性，也即在商品生产关係中劳动的特性。由于“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壹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这种无差别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壹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壹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现在随著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脑力劳动也部分被电脑代替，如果根据这壹现象得出机器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理解价值的概念，不清楚价值是对社会关係的反映，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係，是商品生产者特殊的社会生产关係。 既然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那麽机器对于价值形成有什麽作用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探讨过机器同商品价值的关係。壹是使用机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更多，“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併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壹点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机器是不变资本的壹部分，机器损耗的价值将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份壹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三是机器只是过去的死劳动，机器运转不能使价值增殖，资本家获得剩馀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活劳动。 因此，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壹，从创造价值角度，人的劳动与物的运转有什麽区别？第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是否创造价值？机器人生产的商品价值来源于哪裡？ 在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解释以下几个问题：第壹，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具有什麽作用？死劳动不仅包括机器，还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的作用同机器是壹样的。第二，畜力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壹种工具或机器，儘管畜力是壹种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种死劳动，使用畜力运输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历史上饲养牲畜的死劳动的转移。 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两种情形。壹是误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体力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二是受“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误导，认为新知识新技术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价值的基本概念上。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其中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只要脑力劳动凝结在有形的商品上，这种脑力劳动就创造了价值。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才进行脑力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也要付出脑力劳动的，并且随著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劳动者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中脑力劳动地位日益重要。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了这样壹种趋势，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术人员原先是游离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壹体壹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壹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但随著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些人逐步被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随著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壹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壹种职能就够了。”也即，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参与生产、并耗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与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相似，还经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壹是设计人员是否创造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当前设计工作已经成为产品生产的壹个重要环节，设计人员已经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产品图纸设计职能。二是与商品生产无关的科学或科技研究人员是否创造价值？例如天文学家发明了某种理论，这个肯定不会创造价值，同商品生产无关。那麽数学家发明某种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并对提高生产率形成影响，这位数学家是否创造了价值呢？仅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帮助，并不创造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使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使用价值，并不是现实的去生产商品，既然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商品生产中，当然不会创造价值。我们所讲的价值，是特定社会关係下的生产劳动，并非所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影响商品生产关係。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和创造价值无关，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师、社会管理者是壹样的，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这同是否创造价值没有关係。 当然将科研工作者变为资本的附属物，纳入到商品生产关係中，变为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这才是对科技进步最大的阻碍。三是壹张刻有资本论的光碟价值应如何计算？这也是壹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无论这张光碟刻有多麽伟大独到的思想，其价值仍是c、v、m三个组成部分，仍是生产光碟的原料和机器耗损，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润。至于壹些垄断资本出的光碟要远超过盗版光碟价格，是因为计入了知识产权使用费用，这涉及到垄断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换形式，也即个别商品利润被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取代，在3卷中有相关的内容。此外，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对科技发展的壹种反动，科技属于全人类，但却只归壹小部分寡头使用，这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发展的壹种表现。 资本家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壹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说私营企业主是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壹些资本家亲自出马，说他们起早贪晚，要协调好各方人际关係，要频繁应付政府官员，还要承担资本经营的风险，天天想著万壹破产了怎麽办，工作压力如此之大，怎麽会不创造价值呢？首先要把资本家的劳动同经营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壹是资本家的劳动不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作为处于与雇佣工人对立的地位的资本家，特徵就在于不是自己从事劳动，而是驱使别人劳动，并无偿佔有别人的剩馀劳动。二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受雇佣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即使资本家当中有的曾经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现在壹般说来则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市场会向企业供给它所需要的各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三是资本家的劳动是指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壹定阶段上用他的部分时间从事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动，即“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 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经理阶层，不是资本家。在资本论中有壹段话很有意思，资本家为了必须维护自己无偿获取剩馀价值的权利，因此他为自己辩护：“难道工人光用壹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壹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这壹逻辑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既然如此，为什麽工人不能佔有这壹“服务费用”即剩馀价值呢？所以资本家立马变换说法，“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 马克思接著写道：“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事实上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劳动是监工和经理做的，所以他们“耸肩膀”了。无论如何，资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馀价值的，资本家无法从自身对生产的作用得出有助于自己的结论，所以“他把这壹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只有经理阶层可能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壹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壹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壹个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产中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劳动者的范畴”。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活动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但这种经营活动“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指挥劳动，“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繫和统壹都必然要表现在壹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壹个乐队要有壹个指挥壹样。这是壹种生产劳动，是每壹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二是监督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劳动，“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既包括执行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因此，对于资本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就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壹是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二是指挥生产的劳动与监督压迫的劳动有什麽区别；三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家是否还进行指挥生产的管理活动。 三产是否创造价值 壹产、二产中的劳动基本上都是创造价值的。三产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要明确生产和服务的区别，马克思说：“生产劳动便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便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了。前壹种劳动表现在壹个可卖的物品上，后壹种劳动必须在操作时被消费。前壹种劳动包括壹切在实物形态上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肉和书籍。（但形成劳动力自身的劳动除外。）壹切依某种方法满足个人需要（幻想的或现实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愿被迫到本人身上来的劳动都属于第二种。”三产中以人为对象的服务活动，例如理髮等，没有“实物形态”，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以有形商品为对象的活动，如餐饮业、汽车维修等，属于生产劳动，维修业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的延长线。在同壹行业内部，既有可能包括生产劳动，又可能包括非生产劳动。例如文艺活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如果把文艺活动刻成光碟，这部分加工商品的劳动就创造价值；卫生行业，给人看病是非生产劳动，没有实物形态的商品，但如果生产药品，或加工某种药材，都是把劳动凝结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创造价值的。 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相关问题。第壹，交通运输业是否创造价值，客运和货运是否创造价值。交通运输业既包括生产劳动，又包括非生产劳动。客运是典型的提供个人服务的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在发生时同时被消费，不创造价值；货运将劳动凝结在可卖的商品上，以实物形态存在，是创造价值的。第二，商业是否创造价值，纯买纯卖是否创造价值，仓储、包装是否创造价值。商业活动中，纯买纯卖并未改变商品的任何存在状态，没有劳动付出，是不创造价值的；仓储、包装、冷藏等活动，将劳动凝结于有形商品之上，属于在商品上追加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如何看待生产要素理论 在以上四个具体问题基础上，下面著重讨论壹下两个流行的理论，壹是要素价值论，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不是壹个新理论，早在200年之前就产生了。当前壹些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要素价值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价值论”，是要为资本家佔有剩馀价值正名。跟前面举的资本论中那个资本家壹样，这种理论认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资料，只说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投资没有创造价值是不对的。其实早在18世纪萨伊就说过同样的话：“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人的劳动，是壹种错误。”萨伊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形成这个商品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价值，从而构成商品的价值。他说：“事实己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协力。”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价值，工人劳动得到的报酬是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并管理生产得到的报酬是利润，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报酬是地租，这就是三要素理论。现在还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种重要资源，企业家（指经理阶层）同前三种生产要素壹起共同创造价值，所以经理分割剩馀价值、按照利润提成定年薪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四要素理论”。还有人提出自然资源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例如细菌参加了酿酒生产，这是“五要素理论”。 马克思早就批驳了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社会关係，看作人类历史特定阶段存在的特定关係，而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机器、厂房等物品，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机器、厂房等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关係下才是资本。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根本不承认资本体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係。 要素价值论有几个方面的错误，其中壹些错误已经在前面的几个问题中讨论到了。壹是把劳动和劳动力混为壹谈，劳动创造价值，而劳动力是壹种特殊的商品，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延续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把土地和劳动对象混为壹谈，在农业劳动中土地是劳动对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过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产关係的产物。三是把资本和劳动资料混为壹谈，劳动资料是客观的物，但如何使用劳动资料，如何通过佔有生产资料获得剩馀劳动，是不同生产关係的产物。四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壹谈，作为客观物的生产要素是参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对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并不因此创造价值。五是混同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通过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把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原有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也不创造新价值。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六是混同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土地不创造任何价值，却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馀价值。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收入不是取决于资本和土地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而是取决于财产权，即生产关係的法律表现，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要素价值论者之所以抱著“资本创造价值”、“资本创造剩馀价值”等错误理论不放，本质上是由于他们否认剥削的立场，由此必然产生壹系列的理论错误。总结起来，理解要素价值论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明确两方面的内容：壹是要素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当前表现；二是自然物和死劳动对使用价值生产有什麽作用，对创造价值和形成价值有什麽作用。 如何看待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论的集大成者是庞巴维克，在19世纪末西方庸俗经济学掀起“边际革命”，要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以利息时差论否定马克思的剩馀价值论。目前这壹理论在知识界仍有很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庞巴维克的那些理论。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壹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只考虑交换价值，不考虑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将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认为劳动不是商品间的唯壹共同属性，此外还有稀缺性、作为供求的对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们消费慾望等属性。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 如何批判庞巴维克的理论不详细说了，壹些关键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仅举壹个例子，在以效用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中，都有壹个共同的问题无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对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个人吃了7个饼吃饱了，他吃的第1个饼同第7个饼对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为什麽在市场上不同效用的饼却以同样价格出售，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係出发可以解释，但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全面分析各类商品关係，只能回到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庞巴维克先后出版《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和《资本与利息》两本书，有体系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仅两年后，希法亭就写了《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驳也很到位，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壹书第3章《主观主义的观点》中，希法亭揭示了以庞巴维克为首的经济学心理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希法亭指出，生产价格变化的现象说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资本，绝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只有所处的社会关係及其变化，才制约并能阐述个别资本的运动，这些个别资本本身只不过是总资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的代表没有看到这种社会联繫，因而必然对那种旨在揭示经济现象的社会制约性的理论产生误解，总是从自己个人主义的观点上来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现象不从属于个人愿望，而受社会关係支配的客观规律决定。庞巴维克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其实只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的主观主义解释的结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经济现象的起点，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这是由人的社会关係採取物的客观属性而产生的。商品只有作为社会物，它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用价值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每壹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都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係出发，而不是从人之间的社会关係出发，因此就陷入了从主观的个人关係得出客观的社会标准的错误。总结起来，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关键在于两个问题：壹是使用价值对价值创造是否有作用；二是个别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能否影响作为社会关係的价值的标准。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的否定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下面这段对话是中共党员与台湾共和国共产党的党员的对话，邓右的支持者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为台湾共和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段对话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 邓右的支持者：关于剥削的问题，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能说这种剥削是坏的吗?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是不是有理由得到报酬，就像今天的服务业壹样?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论》中对妳的这些问题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简单地说壹下，资本家借以剥削工人或者说给工人提供工作岗位的资本也是以前剥削工人的产物，是工人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所有资本，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都应该归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财产，我为什麽要被妳雇佣?这些财产归他们的真正主人——全体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厂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厂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不归妳资本家所有，而是将壹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金，剩下的利润分配给全体工人使用，我为什麽要忍受妳的剥削? 法国重农学派说：“剩馀价值是‘壹种独立的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佔有者—)没有出钱却可以拿去卖得财富。” 《资本论》第十二章说：“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壹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第十七章：“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係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係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关于剩馀价值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学下来，我想，搞清楚是没有问题的。 《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馀价值转化为资本》中说：“200磅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产过程我们是壹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馀价值，它壹开始就没有壹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併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馀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每年从工人阶级那裡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从被征服者那裡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这个问题就很明了。 邓右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家付给工人的金钱，即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货币，本身就是从工人阶级那裡通过剥削的手段掠夺的，本身就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将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抢掠过去，然后用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去购买工人阶级被迫出卖的劳动力，同时又将劳动力创造的剩馀价值佔为己有，在这个过程中，抢掠者经过精彩的魔术表演，壹转身就成了伟大的慈善家。 邓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当工人，有点积蓄之后就开始办企业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别的职业什麽的，有了积蓄就开始雇佣别人。不能说这些开创性的资本也是靠剥削工人得来的吧。 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开创性的资本在他们的总资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为壹个个体劳动者即个体户，不去剥削别人，那隻能作为壹个跟农民类似的小私有者，而个体的劳动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为大资本家的。如果他成为了壹个大资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从事了剥削别人的事业。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国美国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说明不是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剥削就是对别人无酬劳动的佔有权，相当于变相抢劫。这些开创性的即没有剥削别人之前的资本，是正义的，但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这部分开创性的资本，在壹般资本家的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而雇佣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机会，资本家是否应该因此得到报酬?就像现在的服务业壹样，那些职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给人壹个机会，他们就拿到了报酬，也没人说这个不合理啊。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造成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这个问题，上文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夺回资本家拿走的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工人自己给自己工人提供劳动岗位不可以吗？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壹步壹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壹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裡，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总量。” 《资本论》第壹章：“最后，让我们换壹个方面，设想有壹个自由人联合体，它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把它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消费。” “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著各种劳动只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壹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邓右的支持者：我们先不讨论那部分非正义来源的原始资本，我们现在讨论有著正当来源的原始资本的资本家好吗?他们用自己的资本，为别人创造了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是不是理应为提供了这种服务而得到报酬呢?他后来的资本积累是不是应该看成是他把这些报酬继续当作了资本，并继续给更多的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他也得到了更多的报酬。这是不是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者：按妳刚才的例子，婚介所职介所给人介绍劳动机会，他得到的报酬是和他的劳动相称的，但不管原始资本合法或非法，资本家获得的报酬远大于他自己劳动或他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工人壹部分的劳动时间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剩下的剩馀劳动时间就给资本家生产剩馀价值，这部分剩馀价值不用给工人支付任何报酬，工人和资本家在签订雇佣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愿，但本质上还是壹种不等价交换。 邓右的支持者：这些“剩馀价值”为什麽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给资本家的报酬呢?资本家也在为工人提供服务啊，即提供机会给工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服务。服务是必须有报酬的。假设我想买壹台出厂价是2000块钱的手机，但如果想2000块钱买，必须去距离我家很远的电视机厂裡面买。这样我就会选择花2100块在自家附近的商店里买，商家赚的100块钱不能看作是剥削吧，这是他提供服务应得的。同样，如果把“剩馀价值”看作是工人给资本家服务的报酬，那也只是报酬高低的问题，工人通过谈判，通过罢工等手段就能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让商家赚100块钱的问题还是200块钱的问题，我可以跟商家谈判甚至以不买威胁。 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劳动是壹切财富的源泉，壹切依据这个理论推导而来。假如说这个资本家投入了劳动，就是妳说的服务，那工人的壹部分劳动时间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自己的生活资料，另壹部分极小的时间生产出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在将这两部分都生产出来之后的剩馀劳动时间生产的剩馀价值，就无偿的归了资本家所有，这不是剥削是什麽?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应该怎麽计算呢?资本家也要进行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工作创造多少价值?应得的报酬是多少呢?这种属于无形的价值应该怎麽计算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老总(他也是在提供服务)的应得报酬是多少?艺术家劳动创造的价值应该怎麽计算?这种计算肯定很複杂。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事情，更多的是资本家雇佣的高级打工仔、职业经理人及高级白领做的事情，用马克思的话说：“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恩格斯说：“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麽，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馀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活动了。” 既然资本家可以不参加劳动，仅仅凭借企业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就可以剥削工人，那麽那些参加了壹部分劳动的资本家，其所得必然远远高于他的劳动创造——因为企业所有权这种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权力必然会对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资本家的高收入不是按劳分配的结果，而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如果资本家没有佔有企业，即使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最多只是获得白领工人的工资，不会获得大量商业利润。 明显的把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及分析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和依靠资本所有权进行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混淆了，职业经理人依靠自身脑力劳动所获得的高额工资与资本家依靠资本获得的巨额利润相较，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就可以剥夺工人大部分劳动成果，那麽为了维持这种剥削，维护这种统治，资本家必须要将剥削所得分壹部分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形成壹个中间阶级。如果职业经理人像工人壹样被资本家残酷剥削，那麽职业经理人即中产阶级必然会联合工人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所以职业经理即中产阶级也参与瓜分了底层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今天资本家及高级经理与工人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这个扩大的部分，难道不是剥削吗? 那如何衡量资本家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劳动力价值根据的是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学等活动花的钱。企业管理者的劳动属于複杂劳动，複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倍数，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者的报酬不会相差太多，主要依据劳动时间计量工资。因为之所以能够从事複杂劳动，是因为他接受了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全社会的免费教育，也就是说，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是社会，所以複杂劳动相较于简单劳动多得的报酬应归社会所有，壹部分作为生产积累资金，另壹部分分配给全社会的劳动者。 《资本论》第五章：“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较複杂的劳动，是这样壹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但这并不意味著分配会很複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複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裡，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工资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的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裡，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所以複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关于这个归社会所有的有关产品的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章也早有回答：“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消费。” 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否定剩馀价值论和“剥削”概念、篡改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我认为，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说，作为人，可以没有手，没有胳膊，或没有腿，没有什麽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脑，如果壹个人连大脑都没有了，那能不能称得上人就很难说了。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怎麽发展，怎麽“与时俱进”，怎麽“本土化”，怎麽不“教条主义”，如果将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剩馀价值理论和“剥削”概念给否定了，那还能是马克思主义吗?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义屁主义，狗屁主义或者叫特色主义也无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制造业与零售业中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穷苦出身，很多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大学，根本没有办法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读到大学的人，即使接触到阶级斗争史观，也不会主动去跟工人阶级宣扬，壹种人是因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种是被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所腐蚀，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脑宣传所蛊惑 认为坚持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让他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赚钱，所以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去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很多工人阶级被共匪洗脑，只是接受了单纯的伟光正教育，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后共产党出来革命了，让中国人翻身得到解放，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共匪用来批判国民党没有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什麽，以及共匪只是壹个从事政治投机活动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说工人阶级没有老闆有钱是因为老闆用生产剩馀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所以工人才会变得很穷，非公有制经济 民营企业家 按生产要素分配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穷的根源，而国民党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妳去夺回剩馀价值去抢劫老闆，国民党会把妳抓起来，所以国民党是反动派，是维护剥削者的走狗，国民党就该被打倒。既然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也是在做国民党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阶级是不是有理由对共匪进行革命，由于讯息的不对称，中国的工人阶级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如果工人阶级可以充份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当他们有了阶级斗争史观的时候，再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检视共匪，他们会不会把共匪当成革命的对象，如果会，这应该会很有戏剧性，我建议中国境内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统治的人，可以尝试壹下去推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工人阶级推广。 马克思所鼓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佔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有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壹种可以让政治投机份子可以掠夺壹般民众的制度，因为他说的社会佔有的前提必须是实现国有化，然后国有化的那个国家根据列宁的解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 至于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由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也就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按劳分配也必须建立在根本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上面，结果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对壹般民众予取予求。 因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比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统壹标准，除非叫人们接受平均主义，为各种不同的职业设定壹个特定的生产方式 生产条件 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作为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壹样的，无论哪种职业都是壹样的薪水，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壹种合理的分配方式吗？即使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的说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在分配上的差别，如何根据工种划分间单劳动与複杂劳动，马克思根本没有具体的解释。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根本无法合理的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劳动量与用劳动量来代表的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交换生活资料，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制作壹把石斧的劳动量是壹天，制作壹张渔网的劳动量也是壹天，制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后只能买壹张渔网，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样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所创造的。 显然用劳动量去换取用劳动量所代表的劳动产品也是不可取的，只会让社会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国在取消了货蔽实行票证制度的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实行工资制度，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价值要如何计算，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量贡献的大小如果用货蔽来表现该如何表现？谁来规定工资的标准？无论是中国在让毛左很怀念的时代所实行的什麽八级工资制度，政府官员二十六级工资制度，还是其他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壹的，精确的分配原则，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来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如果他们都无法提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麽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证明按劳分配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让广大没有权力的壹般民众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不但没有消灭他所说的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表面上资本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垄断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而已。 邓右上台之后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资本分配，因为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属性，都是资本，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实践中就是根据人们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来分配。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他们以创办民营企业的名义，把原料与工具垄断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佔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让那些在商品流通环节中的掌握资本的中间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剥削。 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市场中去，主要的利润归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与之前的传统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废除商品经济，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主张让壹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用所谓的国营企业去做生意，国营企业有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完全不必惨与市场竞争，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 虽然国营企业的原料与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资本家佔有，但是实际上这些生产要素，已经被掌握在共产党权贵的手中，共产党权贵成了最大的资本家。 给共产党打工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卖出去之后，那个利闰由共产党权贵支配。 共产党权贵继续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把主要的利闰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中真正佔有生产资料的人。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无论企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直接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的主要生产要素。 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唯壹的区别是民营企业的老闆是壹般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老闆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资本家。 但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实行这种制度的人把这种制度叫做混合经济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 这种制度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係的本质，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本质。 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馀劳动佔有工人的剩馀价值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不会改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化比私有制更坏的壹个地方在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走向垄断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在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们为了争夺他们认为优质的工人，会试著比其他人开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资本家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壹点工资成长的好处。 国有化之后，政府直接垄断整个行业，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人，没有地方可以选择，只能去那个国家所代表的企业裡边工作，因为垄断，因为不需要竞争，工人的工资难以成长。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实行高度国有化的国家，普遍靠壹党专政来维持。 统治者用法律确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劳动能力在不存在竞争的环境下，失去了评价机制，工资的价格在也不必随著市场环境而改变了。 国家给工人多少钱，工人就得到多少钱，工人组成工会要求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工人壹旦组建工会，就会被共产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镇压。 因为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运行，所以自然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质上是商品，需要用钱买，国营企业垄断了市场，同时也垄断了价格，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佔有国营企业的共产党权贵，不会在意购买力的水平，所以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不会比壹般民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便宜，国营企业壹方面在市场上赚钱，壹方面又剥削企业内部的工人。 这不但不会消灭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只要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去掌握经济命脉的极权统治的本质不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工人始终是被剥削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在经济高度民主化的基础上，让工人真正佔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参与企业的分配，只有这样，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经济上被解放。 在没有民主政体的基础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会发展成同样具备重要性的各生产要素佔有利润的比例一样，然后生产要素内部的成员根据劳动量的大小进行按劳分配的局面就不会形成，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国家被中共官僚集团与红顶资本家垄断所以无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压迫工人运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运动虽然被镇压了，可是这次工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值得肯定的，参与抗争的工人表现了成熟的阶级意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资方成立的企业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是帮助资方维护利益驯化员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懂得运用正确的劳动价值理论去分析事情，必然不会把原本合理的诉求看成是没有必要争取的。因为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理解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理直气壮的组建独立工会要求增加福利，反对削减福利。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的定义，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劳动量决定的。反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抉定商品价值的人们反对按劳分配的人们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还是发达商品经济都是如此。排斥使用价值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使用价值始终是商品生产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价值实体，满足需要是商品交换的目的，那麽，人们在交换中比较双方产品的著眼点只能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别的什麽。只有能够反映使用价值大小的某些属性的量，才能成为商品交换的比例。但是，仅仅承认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不够的。” 不应该否认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无法存在。商品的价值构成是由制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抽象出来的壹般劳动，只是在“抽象”的过程中，把具体劳动和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性舍掉了，否则就无法抽象，但舍掉具体的差别，并非否认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作用，正像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母体壹样，使用价值也是商品价值的母体。其实，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商品使用价值，其载体的多重功能是万万轻视不得的，正因为许多经济论者并没有真正弄清使用价值的载体功能，才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係上纠结不已。 假设，农民可以用壹头弱驴与另壹个农民‘等价交换’壹头壮驴。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弱驴与壮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相等的，还是前者大于后者，这笔交易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弱驴的使用价值不及壮驴。相反，天上掉下来的壮驴却可以与人工喂养的壮驴进行‘等价交换’。可见，在商品交换关係中，使用价值并非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是交换价值的直接决定者。” 这个例子看似有理，实质上却把这个理讲“歪”了。这个问题，正涉及使用价值物质承载的壹个重要功能，即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首要前提。其间，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载体，附在它身上的商品价值或壹般劳动量，会随著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或转移。拿这个例子来讲，首先举得不规范。同类商品之间是不会相互交换的，它最多是个别人的行为，如袜子换袜子，有意义吗？其次，如果作为价值载体的使用价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换中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的，儘管它内含的抽象劳动量和其他同类使用价值壹样多。壹只桃子烂了，它就卖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价钱，因此，壹只病弱的驴子，怎麽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驴子“等价”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驴子和壹只青壮驴子相比，即便伺养前者付出的壹般劳动量要比后者多，也不会卖出青壮驴子壹样的价钱，只会低价甚至无价“抛出”，因为伺养年老驴子所付出的劳动量，已经随著这隻驴子多年的劳作，比如磨豆腐，转移到豆腐中去了，这隻作为“载体”的驴子，也耗损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壮驴子相比吗？就像妳能用旧袜子换人家的新袜子吗？妳旧袜子中的“价值”或“劳动量”，已经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类交换不是在同类使用价值中进行，而是在异类使用价值中进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机只能换壹台大半旧的电视机，那麽我们就可以从这两种电器无法类比的使用价值的交换看到其后面的交易规则了——即按两种电器各自耗损掉的“价值量”进行换算。比如洗衣机的购买价格是五千元，而电视机的价格是一万元，由货币直接度量的“抽象劳动”，在电视机中是洗衣机中的壹倍。当洗衣机用到大半新时，其耗损的价值量假定为一千元，而电视机虽然用到了大半旧，但其内存价值仍有4000元，于是交易成功——仍是“等价交换”。 因此，只有使用价值“完好无损”，才能保证其中包含的价值“完好无损”地实现，这是作为商品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的第壹个保值功能；而商品价值在其载体——使用价值上，是随著其物质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这是使用价值的物质承载功能的第二个规律。而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还有第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或规律，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或效用，直接决定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总量，这对此类商品内包含的价值能否全部实现，生死攸关，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上，引发的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关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壹谈。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壹个例子：假设在市场上，野生甲鱼每斤可卖到90元，而人工喂养的甲鱼每斤只卖到20元。如果从直观上看，显然，野生甲鱼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喂养，但它的营养价值却远远超过家养甲鱼，因而，它的价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这个直观事实似乎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支持、印证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实际效用决定其价值的立论。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被经济学家们发现，并最终导致了著名的李嘉图之问：“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麽？”由于壹直没有解决这个困惑，李嘉图只得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上作出折衷和妥协：“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来自两个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为了获得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那麽，这个难题究竟找到了怎样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壹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有人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壹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壹个消费者问津，那麽，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但这样的答案只会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价值的效用决定其价值的论断，在商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也应不变。继续用上面那个例子说明：比如野生甲鱼的“效用”即营养价值是人工喂养甲鱼的四倍，每斤卖90元，那麽，在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效用都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和价值之比也应该不变，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它们的市场价格和价格之比处于常态的变动之中。我们常看到的，野生甲鱼有时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养甲鱼有时又涨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说，前者效应不变价值也不变之说，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而后者价格随市而变是“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价值的认定和价格的变动都是销售者说了算，而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商品的价格都降到冰点才好。有人会说，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那麽，既然用脚投票，我们只好无奈地回到供求关係之说：前者降价，是因为野生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多了，后者涨价，是因为家养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少了。然而，供求关係之说虽很简单，但它却推翻了“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因为两种甲鱼的营养价值并没有变；同时也推翻了“消费者评估说”，因为消费者最终不是跟著感觉走，而是跟著价格走。这样，决定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的价值及价值之比还有第二种力量，即供求关係。那麽，商品价值的最终决定者究竟是其使用价值的“效用”还是市场供求关係？如果是“效用”，那麽就应该坚持商品的效用不变其价值也应该不变，如果是供求关係，那麽商品“效用”在商品价值的构成上，就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供求关係将商品的“效用”降到冰点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比比皆是。于是，在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前，壹些经济学家们只好用“二元价值论”自圆其说，即商品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和市场供求关係共同决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和商品价值无关。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无用”论的来源。 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壹个问题，只要市场供求关係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商品价值的构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脱不了关係。因为商品的市场交换中有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息息相关。第壹个事实，商品生产者制定商品价格的主要依据，是商品制造过程中的生产价格，即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各种生产要素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劳动量为计量单位的；第二个事实：消费者用以交换商品的，是同等价格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则是他工资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时也是他劳动报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说，消费者是用他壹部分劳动报酬换取商品的，因而，消费者和商品生产者“等价交换”的只是双方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劳动。 这样，商品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便清晰起来：壹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特殊属性，决定了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而满足这种总需求的商品总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来衡量其衡量的货币表现，则是这种商品的价格总量。于是，戏剧化的情形便发生了。当这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和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相壹致时，则此类商品价值总量和其价格总量相壹致，意味著全体消费者用自己的劳动（报酬）总量换取等量劳动的商品，因而此类商品的单位价值得以全部实现；然而，当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多于其社会需求总量时，其中超出的部分就卖不出去，卖主只得降价抛售，这样，单位商品价值就无法全部实现，如果此类商品同样能够卖光，其中无法实现的价值并没有“蒸发”，而是无偿地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因为他们用包含壹定劳动量的货币换取了包含更多劳动量的消费品，其后果，当然是商品生产者吃了亏，他必须调整此类商品的生产才能维繫他的企业不致破产；相反，如果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少于社会对它的总需求，则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商品生产者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是由广大消费者买单的。 因此，商品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第三种功能，直接决定了每件商品的价值能否完全实现（对商品生产和销售者而言），同时也直接决定了商品不能实现的价值部分和商品卖出后的超额利润在生产（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转移。这样，使用价值的这种第三种功能，则能解答李嘉图的百年之问：如果稀缺商品的社会总需求是10，其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的货币表现为10万元，那麽每件商品的单位价格是1万元；但是，当这种稀缺商品的市场供应总量只有1，那麽这1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10倍，这意味著，这位消费者必须付出这种稀缺商品社会需求总量的全部价值或价格，才能将这壹件“万千宠爱集于壹身”的宝贝买回来。而这件价格10万元的“宝贝”是有它的实际“身价”的，即壹万元。只是在供求关係悬殊的情况下，社会需求总量中其他9件同类商品的价值，因为其没有“现身”，被这壹件“现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对李嘉图之问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后，它因为“窖藏”付出的劳动假定升值为2英磅。然而它在市场上却卖出了壹百英磅的价格，那麽，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场上极为稀缺，需求量为10，供应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锺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费者就以这类窖藏葡萄酒的社会总需求量的全部价格买下了这瓶酒。这样，这位窖藏者所获得的98英磅的超额利润，就是这位傻瓜消费者双手奉送的。当然，如果因窖藏酒赚钱太多，窖藏者多了起来，窖藏酒的供应量增加到十，和其社会总需求壹致，那样，窖藏酒的价格就会跌到和它的实际价值相壹致的价位了。 其实，李嘉图将商品分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并断言前者的价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构成的二元理论，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上。因为从直观层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价格，都直接来自于其稀缺的品质和独特的属性。比如野生甲鱼独到的营养价值，窖藏葡萄酒独特的品味等等。但在这个表象之下，人们往往忽略了壹个事实，稀缺商品的获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杂的劳动，而稀缺商品的价值，则仍然是由隐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后面的那隻无形的手——劳动构成的。野生甲鱼价格的高昂，说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长的时间、更複杂的技术，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鱼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会比伺养壹只甲鱼多出几倍。而野生甲鱼资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劳动就越多，其价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仅需要窖藏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如果妳租壹个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温度，那麽租金和保持温度的设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劳动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其社会需求总量越高，它的价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应量越少，为之付出的劳动就越多，它们的价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观赏和收藏为消费对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艺术品，其“使用价值”的特殊属性及其“效用”，是和人们用于壹般生活消费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绘画、书法的观赏收藏价值，即它们的“使用价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这个尺度界定的。壹名绘画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观赏、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会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应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应量就越小，因为壹流的艺术家或其他什麽家，总是处于极少数的顶层，这是自然法则。 比如，两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训练、劳动、思考可能壹样多，但他们的作品能否完全实现其价值，则会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径庭。 假如其中壹名画家名声大噪，观赏者、慕名收藏者趋之若鹜，那麽，这位画家的作品不仅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而且能够卖出超出其价值许多倍的价格。因对为对这名画家作品的社会总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应总量可能只有5，那麽这名画家出售作品所获得的利润空间，则是他作品价值的20倍。当然，也许并不是壹名观赏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对这名知名画家作品社会总需求的总价格购买他的作品，但这个“20倍”的利润空间则是客观存在的，也许会由观赏者或收藏者之间的数次“转让”或“转手”把这个利润空间填满。然而，如果这位知名画家死了，其作品的供应量永远定格在壹个恆数上，或这个恆数仍因散失破损等原因减少，但对其作品的社会需求总量却在不断增加，那麽，年代越久远，其作品的观赏、收藏价值就越大，价格就越高，直到这寥寥几幅作品将各个时期社会对其需求总量构成的价值总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样，这些作品就是“天价”了，而当初这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学习、训练、劳动、思考等“价值”，则像壹滴海水，演没在这“天价”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假如另壹名画家画了壹辈子没有人要，他的作品没有人赏识和收藏，壹幅也卖不出去，那麽，他为创作付出的所有劳动或价值，则因为其作品没有“效用”或观赏、收藏的使用价值而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他白做了。 这就是商品使用价值“第三种功能”的神奇作用。 从事资本运作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从事生产劳动也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产业工人从事具体的劳动产品的生产，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就是壹种劳动产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公司，不存在複杂的资本运作，在跟共匪进行官商勾结的过程中早已经建立了固定的销售通路，也已经拥有了现成的生产技术，不存在複杂的资本运作以及技术研发，因为生产技术早就有人设计好了，公司的利润的产生，除了基本的设备，除了生产设备 厂房 原料以外，没有公司的员工的劳动，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是不会产生的。 无论是工龄很长的产业工人，还是新来的产业工人，除了生产设备与厂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产生的利润，基本上来自于员工们的劳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在市场机制中的被认同程度在货蔽量上的体现，而这种货币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的增加，必然离不开公司的员工特别是产业工人所耗费的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础上产生的两个供给与需求没有出现失衡的订单，一个订单比另一个订单更有利润必然是作为产业工人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不同来决定的，订单越大劳动量就越大，销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如果这种利润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请了更多的员工来分担增加的劳动量的基础之上的，公司的员工比以前付出更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却在超时劳动创造超额利润的时候被削减了福利。 当然了这些利润，资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方参与了投资，参与了资本运作。但是劳方参与了具体的生产劳动，利润有增加的时候，资方赚钱的同时，应该增加员工的收入，增进员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减员工们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产要素的原理解释佳士科技公司的劳资分配状况，这也是壹种剥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议是正当的。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正确，忽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以及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一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劳动的複杂程度以及脑力与体力的具体耗费之间的差异，完全忽视具体的劳动耗费无法精确计算的问题，忽视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因为具体劳动的複杂程度不同，因为使用价值的不同，不同的劳动产品如果单纯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应该否认，同样一种工作，同样一种劳动产品的生产，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长了，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的这个基本事实。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延长了，公司赚了更多的钱，就应该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组建独立工会争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当性的。 中共建立的党营企业的本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关于共匪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各种流派的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共匪为什麽坚持国营企业垄断，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容易理解为什麽共匪不愿意放弃国营企业垄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坚持国营企业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力寻租保护剥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逻辑推论剩馀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正确、完善与否，壹百多年来世界上有很多争议。在此，先简单回顾壹下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 假设壹个工厂有1个资本家，100个工人。它的总产值G是每年1000万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损耗和厂房、设备的折旧为600万元，工人总工资为200万元。马克思将前面的600万元称为不变资本或转移价值M，而V=G-M=1000-600=400万元，称为可变资本或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V全部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总工资只有200万元，那麽V的其馀部分，即400-200=200万元，这部份属于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馀价值C。此例中剥削率为C/V=200/400=50%。 如果马克思这个理论是对的，那麽壹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被剥削的剩馀价值应该如数返还给每个工人。另壹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按劳分配。如果某个工人，或者某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平均水平高，那麽这个人、这个企业也应获得与其劳动成果相对应的较高收入。否则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种剥削，生产率低的人或企业剥削生产率高的人或企业。 然而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哪怕是在号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或者前苏联、东欧国家，马克思这个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也没有被认真执行。国营企业的分配模式是根据共匪的意志进行分配，原则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这个大、中、小的比例关係绝对不是1.2:1.1:1.0这样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个数量级。最绝对的时候，企业100%的利润要上缴，后来鬆动壹点，也要缴90%以上。再后来更宽鬆一点了，国营企业裡边的官员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于给企业内部的产业工人发奖金，而是作为企业自留资金。这个资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随便动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国营企业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们得到的工资和福利相比他们创造的价值太少了。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国家要代表全体人民搞建设，搞福利，所以需要暂时牺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资源办大事。姑且先不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够的合理合法性，如果严格按照劳动价值论要求，那麽就必须先确认每个劳动者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然后，国家再徵调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这样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当的。然而，共匪有这样做过吗？从来没有，国营企业的利润最终被共匪贪污了。劳动者既不知道自己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调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调还是借用？ 如果这些产品或价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国家欠劳动者的，必须归还。总要有壹个归还计划，还要加上合理利息补偿，而不管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因为那不是个别劳动者的责任，而是借贷人，即政府的责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有这种归还计划吗？没有。连是徵调还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连劳动者自己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还什麽？怎麽还？ 首先，劳动者就总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资和福利比自己创造的价值少得多，也就是说远未还清。然后，这种分配主要依据计划的规定，而与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基本无关。如果是归还，那麽显然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工资和福利的也应和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则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实际是在相同的行政级别下大体平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人和企业剥削了劳动生产率高的人和企业。这种剥削是否也应该被批判和纠正？ 其实，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如果换壹个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根本无法计算具体的劳动量，例如科学研究、企业管理等複杂劳动的价值，实际上在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的内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据劳动价值论，而是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的形成中的贡献大小分配。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壹般分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四项，可以抽象简化为资本和劳动两项，土地、企业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广义资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贡献大小决定分配，那麽自然贡献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仅仅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决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是共匪通过自己的意志规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规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这个比例是怎样来的？其实，也就是参考壹般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关係，而不可能是从天而降，无中生有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家徵调某些劳动者创造的部分价值，并不需要解释和说明，更不需要归还。在共匪统治的国家，整个国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随意以国家的名义佔有社会财富，尤其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国家佔有的名义让自己成为最富裕的阶层。因为事实上，国家并不认为这壹部分价值是这些劳动者创造的，而是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称也说明了这壹点，资本所有权是全体公民，这个投资的收益也归全体公民所有，而不是个别企业的劳动者。政府是代表全体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资收益，并不是说这个投资收益不存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本没有什麽资本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可言，不管这个投资人是谁。因为任何壹个企业的可变资本V都只能是该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投资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最多隻能收回不变资本M部分，甚至连这部分也收不回，因为可能有“罪恶”。在马克思的分类法裡边投资人就是剥削者，共匪用马克思的理论否定了资本家的资本收益权，作为以国家的名义抢劫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可是共匪夺取政权之后以国家的名义佔有社会财富享受资本收益权，马列主义只是名义上反对资本家剥削，可是对于共匪佔有生产资料获取收益却是支持的，如果说共匪是为劳苦大众追求利益的，显然是荒唐的，共匪实际上也是剥削者。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进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业机构，所以应该用党营企业来称呼共匪建立的国营企业。 讲了这麽多，应该可以分析出共匪为什麽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还可以通过控制国营企业的方式实质上瓜分社会财富，放弃国营企业垄断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共匪坚决反对美国提出的解除垄断的诉求，这种做法对于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剥削者的共匪来讲是一种正常的趋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共，因为共匪就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最大的剥削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共匪实际上是维护剥削的统治阶级，只有消灭共匪才可以消灭剥削。共匪本质上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共匪一边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一边在私营企业内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的，中国也有剥削，虽然共匪经常掠夺私营企业，经常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允许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存在独立的政治倾向与可以免于被割韭菜的私有财产保障，可是共匪的掠夺行为与没收行为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基于自身利益对非官僚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掠夺，私营企业在平时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共匪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係的，共匪是保护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权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有工人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主张分享企业淨利润，争取在私营企业内部获得财产性收入，诉求分享剩馀价值会被共匪镇压，甚至被共匪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的资本家拥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西方国家的资本家还大，中国的资本家可以长期让工人阶级的工资与企业利润增长脱钩，甚至长期拖欠工人阶级的工资，虽然中国的资本家会遭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可是中国的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过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护的。 中国虽然私有财产权薄弱，虽然东亚大陆人无法购买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土地，无法购买永久产权的房屋，私有财产很容易被侵犯，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庞大的，资方可以在没有独立工会的制衡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劳动条件，中国没有公有制经济，国营企业属于党营企业，中国没有按劳分配，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觉得某些体制内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学者是在帮共匪进行思想维稳，他们的阶级剥削理论专门用来分析西方国家，面对血汗经济比西方国家还严重的中国的时候，他们是选择性失明的，他们甚至用稳定压倒一切为共匪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辩护。在中国基本上真正因为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共匪镇压的对象，共匪只允许中国人接受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不允许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国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应该反共，共匪帮助资方压迫工人阶级，共匪无法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匪没有积极的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共匪没有积极的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共匪没有积极的促进工人阶级创造的剩馀价值以薪资提成 股份分红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养老的方式回馈工人阶级。共匪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共匪虽然掠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是共匪会对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争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馀价值以薪资提成 股份分红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 住房补贴的方式回馈工人阶级的独立工会进行迫害，工人阶级应该参与反共事业。中国对剩馀价值的回馈程度低于欧美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允许争取分享剩馀价值的工人运动存活，共匪也不会主动的把剩馀价值分享给工人阶级，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比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欧美国家还差，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应该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我觉得中国是选择了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维护工人权益的法治，没有允许左派政党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许独立工会存在，劳动条件很差，剩馀价值回馈程度很低。 第三章 决定论世界观与争取结果平等对于工人阶级的积极意义以及按劳分配面临的困境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左翼的结果平等与右翼的机会平等本质上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对抗，如果决定论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西方民主国家认同左翼价值观的人有很多是比较倾向决定论的，因为自由意志论的信徒始终找不到能够彻底反驳决定论的依据。无论是心理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还是斯宾诺沙的决定论，戴维 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都是支持结果平等的。 如果用决定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命运的壹部份。我们并没有决定世界的能力，我们的自由的感觉实则是壹种假象，但这种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说可能的真相实际上永远无法达到：壹个超宇宙的智慧无法存在，因此记忆所有过去与未来的设备不可能存在，因此这个宇宙儘管壹直是单线索的以决定论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无法预测其演化方式，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为决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实在是太广泛了：万物之间皆有联繫因果，而意识的自由确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输入输出渠道的未来人类，虽然没有怀疑我们也是那样的壹种悲惨境遇（我们的情况是这些信息的渠道太广泛以至于我们的意识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接管或处理，这样我们的自由意识实际上与整个世界是无限联繫起来的），因为历史的单壹图象，所以意识与量子壹样，也只是存在无穷可能，但瞬间内还是波涵塌陷，唯壹选择壹种状态，而且这种选择是内秉其先前状态的——这点是独断的和最值得争论的…… 也许妳还未被心理学的证据说服，但脑神经科学研究却可能对妳拥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给予致命壹撃。这些神经科学研究均指出，我们的行为都是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决定，而且这些活动都出现在我们作出有意识的决定之前。 生理学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实验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这实验里，参与者前面有壹个按钮，他们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时间按下按钮，只要每当他们感受到意欲移动手指按掣的衝动时，就做出这壹动作，并记下他们感受到这壹衝动的准确时间。整个过程，Benjamin Libet 会运用脑电图来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研究发现，某种脑神经活动出现的时间比参与者感受到行动衝动的时间早了约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结论：意识总是来得较晚。早在我们有意识按下按钮前的 300 毫秒，大脑的神经连结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移动手指的决定。这就是说，妳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下意识决定行动，但实际上妳的大脑在妳不知道、仍没作出有意识决定的时侯，已经早壹步做了决定。 如果只有壹场实验，我们大可以抱持怀疑态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实验结果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类似实验，并对实验装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神经科学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实验研究。实验中要参与者选择按左边还是右边的按钮。研究发现，某种无意识的脑神经活动能预测参与者所作的决定，而且这个大脑活动在参与者作出选择前七至十秒就会发生。 这真是让人咋舌的研究发现。当妳随意在左右按钮之间作出选择时，如果有人观察妳的大脑，就能在妳有意识地作出选择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预测到妳决定按哪边掣，那麽妳的行为显然不是妳有意识的决定，而是由妳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导致。 以妳选择餐馆的行为作为例子，妳需要思考选择西餐还是中餐，最红妳决定选择西餐。这是妳行使自由意志的选择吗？这看起来是，但根据决定论，妳的选择必定是由过去事件所决定，这些原因可能是妳脑部的神经活动、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无论如何，它们都构成了充分原因导致妳选择西餐，而且它们又是由其他原因所决定；如此类推，壹直溯回过去，追溯到妳孩童时候、出生之前，甚至还未有太阳系之前的事件，它们早已经决定了妳会选择西餐。既然我们无法改变遥远过去的事件，那麽明显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没有自由意志。 在壹个生物的肉体里，同它的心灵活动相对应的、以及同它的自觉活动或任何其他活动相对应的时空事件（考虑到它们的複杂结构和公认的物理化学的统计学解释），如果不是严格地决定的，无论如何也是统计地决定的。对于物理学家我要强调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见相反，依我看来，在这些时空事件中，量子的测不准性是起不了有关生物学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减数分裂、自然突变和射线诱发突变等这样壹些事件中，提高了这些时空事件的纯粹偶然性的特性时，量子的测不准性才会起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明显的，为大家所公认的。 为了进行论证，让我把这壹点当作是壹个事实，即假如不存在关于“宣称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麽，我相信，每壹位没有偏见的生物学家都会这样看的。这是因为关于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同直接内省所证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经验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种多样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逻辑上却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因此，让我们来看壹下，我们能否从下面两个前提中引出正确的、不矛盾的结论来： （1）我的肉体作为壹架纯粹的机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据无可置辩的直接经验，我知道，我总是在指导著肉体的运动，并且能预见其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是决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感到要对运动负起全部责任。 我认为，从这两个事实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结论是，我——最广义上的我，就是说，凡是说过“我”或者感觉到“我”的每壹个有意识的心灵——总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运动”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经有过、或者仍然有著更广泛的含义）已经被限定了，并变得专门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简单措词来表达这个结论，那是轻率的。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因此我是万能的上帝”，这句话听起来既是渎神的，又是狂妄的。不过请妳暂时把这些涵义撇开不管，先考虑壹下上面的结论，是否就是生物学家能够用以壹下子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结论。 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壹种新的真知灼见。据我所知，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年以前，或者还要早壹些。根据早期的著名的奥义书，印度人在他们的思想里已经认识到阿特玛（ATHMAN，我）=梵（BRAHMAN）这壹概念（即个人的自我等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这是壹点也不渎神的，而是代表了对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学者，在学会了这句话以后，都努力地把这个最伟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此外，许多世纪来的神秘主义者，每个人都独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谐壹致地（有点像理想气体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可概括成壹句话：我已成为上帝。 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华和其他壹些人支持这种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侣，在他们互相凝视时，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喜悦，在数目上来说，已经是合二而壹了——已不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说来，他们感情上过于激动而不能从事清晰的思维，在这方面他们也和神秘主义者很相像。 请允许我再作壹些进壹步的评论。意识从来不是在複数中被经验的，而只是在单数中被经验的。即使在意识分裂或双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两个人格也是先后交替出现的，决不是同时出现的。诚然，我们在梦中同时扮演了许多角色，但这也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总是其中的壹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角色或那个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动和说话，而当我们常常热切地期待另壹个人的回答或反应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恰恰是我们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们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样。 众多这壹观念（奥义书的作者是著重反对这种观念的）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意识发现它自身是同壹个有限范围的物质，即同肉体的物理状态紧密相连的，并且是依赖于它的（要考虑到在肉体发育期间心灵的变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时期内的变化，或者要考虑到发热、酒醉、麻醉和脑损伤等的影响）。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体。因此，意识或心灵的众多化似乎是壹个含意深远的假设。或许所有纯朴坦直的人们和大多数的西方哲学家都曾经接受过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几乎直接导致了灵魂的发现，有多少个肉体就有多少个灵魂，同时也导致了这样的问题：灵魂是否也像肉体那样总是要死亡的；或者它们是否是不死的，并能依靠它们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种抉择是令人生厌的；后壹种则忘记了、忽视了、或者是否认了众多性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人们还曾提出过不少更蠢的问题，例如动物也有灵魂吗？甚至还问女人有没有灵魂，还是只有男人才有灵魂？ 这些结论，儘管还只是推测的，壹定会使我们怀疑众多性假设，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过这个假设的影响的。如果剔除明显的迷信，保留其关于灵魂的众多性的朴素观念，同时又用宣布灵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体壹起死亡的说法来“修补”众多性的观念，那麽，我们是不是倾向于更为荒谬的谬论呢？ 唯壹可能的抉择是单纯地守住直接经验，即意识是单数的，关于意识的複数则是未知的；这裡只有壹个东西，但看上去却像有好多个，实际上这隻不过是由壹种错觉（梵文是“玛耶”，意即“幻”）产生的这壹个东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镜子的房间里，也会产生同样的幻镜。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玛峰同样也是从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个山峰而已。 当然，还有许多精心构思的鬼故事盘踞在我们的心中，妨碍我们去接受这种简单的认识。比如，据说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树，但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这棵树。这棵真正的树通过壹些巧妙的设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识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觉的东西，而关于这些巧妙的设置，只有它们的最初的而且是相当简单的几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边望著同壹棵树，树也设法把壹个映像投入妳的灵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树，妳看到的是妳的树（非常像我的树），而这棵树自身是什麽，我们不知道。对于这种放肆的言论，康德是要负责的。在认为意识是壹个只有单数而无複数的名词的观念中，很容易换成另壹种说法，即显然只有壹棵树，而所谓映像这壹套把戏不过是壹种无稽之谈而已。 然而，我们每壹个人都有无可争辩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总和形成了壹个统壹体，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这个“我”又是什麽呢？ 我想，妳如果认真地分析壹下，妳将会发现它不过是比许多个单壹资料（经验和记忆）的成份为多壹点的东西，就是说，它是壹块油画画布，在它上面聚集了这些资料。而且，经过仔细的内省，妳将发现妳之所谓“我”者，实在是指把那些资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种基本材料。妳可能来到了壹个遥远的国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们壹道亲热地生活，就像妳过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亲热地生活壹样。在妳过著新的生活的同时，妳还记得起过去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实将会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谈论“青年时代的我”；而妳正在阅读的那本小说中的主角，也许对妳来得更亲切，对妳来说，肯定比“青年时代的我”更为生动和更为熟悉。然而妳并没有中断，也没有死亡。即使壹个有本领的催眠术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记忆，但妳不会觉得他已经杀死了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样的。 当我们把意愿作为基本的心理现象加以考虑时，我们发现在这壹术语下理解的事实构成了发展链条中的壹些环节。这种发展的低级阶段，也就是简单的随意活动，被归入衝动的表现；而这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选择活动，则是意志本身的表现。在回顾本能的表现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壹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心理条件是某种衝动行为，与此同时，生理组织的特性对它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主要考虑随意活动的第二种形式，也即高级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动，以及它与意识过程的关係。 我们从动物王国中觅得了说明本能活动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关于意志的调查中，我们将仅仅限于人类的意识，儘管意志活动也常常存在于动物世界，尤其存在于较为高级的动物中间，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由于意志的概念普遍限于选择范围，因此随意活动的问题壹般又称为意志问题，并且仅限于人类，原因在于这壹问题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意志的本质具有极其重要性，而且对于我们了解意志活动与我们其他内部经验实的关係也极为重要。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把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因此它是壹个该由我们自己的心理来加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种衝动的活动，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是单壹地决定的活动，在意识中存在壹种动机。意志活动产生自不同动机之间的选择，不论是清楚地意识到还是模糊地意识到。因此，在衝动中，"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发展。由于后者涉及在各种衝动的动机之间作出壹种抉择，因此"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随著"自由情感"而产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拥有意志的结果，是选择性意志的结果，那麽两者的关係如此经常地被调换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不是说"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倾向于说下面的话，"我能行使意志，因为我是自由的"。这难道不是把因果关係混淆起来了吗？十分清楚，我们的自由意识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意志是无效的。囚徒壹旦出狱，他将十分高兴，但这是愿望，而非意志。坚信我们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是活动的决心。那麽，我们究竟如何解释下面的事实，即扎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识却否认了它的起源，并且使它本身成为意志的原因，儘管实际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碍的阻止而採取行动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把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採取的行动称作意志活动，并且把此视作我们自由的结果。但是，我们把什麽东西假设为这种自由的原因呢？看来，这壹点在因果的链条上出现了突然的断裂。我们说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种因果的想法。这是因为，如果自由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因或其他东西，那麽它便停止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也就是它不再成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现在，注意壹下我们得出这壹结论所经历的步骤。如果我们说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关係的任何想法，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为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壹种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认作该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这样：排除因果关係的自由概念作为壹个中间因素而被动的进入，壹方面意志服从于因果关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关係的支配。现在，意志屈从于特定的因果关係，即自由的因果关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关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过程的因果关係的支配。 正是这壹观点引起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的衝突，前者坚持主张"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后者则是以自由为出发点。决定论者说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壹种自由的意志不可能与世界过程的实际的因果联结相壹致。自然规律将会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种活动，不论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动因无法帮助自身。"可是，非决定论者回答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拥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识。自然的必然性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后者得到了内在良知声音的保证，要求动因对其每壹项活动负责。" 自由意志的反对者坚持认为上述假设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随者则认为这壹假设是必要的。那麽，论战的双方哪壹方正确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为，所有关于意志自由的伦理争论都是不适当的。这些争论会推动我们，它们可能会使我们倾心于人类意志自由的假设，但是却无法证明任何东西。即使否认意志的自由会危及良知的有效性，并动摇我们整个伦理体系的基础，科学仍会按其历程发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话。可是，幸亏情况不是这样。不论哪种理论守住了阵地，实践始终未被问津。妳们可能记得康德曾经说过："唯有在自由观念下行事的每个人，他的活动实际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携带的壹切规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证明不受理论哲学满足的约束壹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具有的自由意识使得宿命论成为不可能，除非这种意识本身也被认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关係之中。因为这种自由意识告诉我们，我们具有的活动力量不受任何壹种强制力量的有意驱使，不管这种强制力量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但是，这种自由意识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活动是没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卫者和反对者在他们混淆强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达成壹致意见。确实，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们不能说地球被迫转动，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人类被迫去死。只有壹个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强制。宿命论者所犯的错误是摧毁了自由，并用强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强制实际上是产生于自由的壹种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法把强制构想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从自由的本身意义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话，我们将会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在壹个有目的的随意活动中起阻碍作用的任何东西，在意识看来都被感受为是壹种强制，而意志便是这种强制的对立物。自由和强制是壹对相对而互补的概念，它们必然与意识相联繫。在意识之外，它们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种神话般的想象可以将它们与事物联繫起来。如果我们说，"地球屈从于强制，因为它绕著太阳转"，我们可能正好断言了太阳的自由，因为它使行星转动。 赫尔巴特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麽我们实际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由归之于我们自己，那麽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实际上是自由的。"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这样讲："如果我们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麽接下来必然是该现象确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麽这并不意味著它没有原因。"这壹错误的推论恰恰是绝对的非决定论的追随者们在作结论时提出的。他们作出这壹推论的前提是，我们无法在意识中发现决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们活动的首要原因。 有人试图通过进壹步的肯定论据来支持来自意识的这种否定证据。我们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个发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况为先决条件，而每个发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先前的情况本身必须有壹个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对于这种无限系列的开端，我们必须假设壹种原始的、自发的衝动，如果这个世界的起源变得可以理解的话。现在，如果壹旦表明某个方面处于普遍的因果关係之外的话，那麽去想象在世界的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任何数量的因果联结系列，而且每壹种系列均有其特定的开端，将不存在任何困难。如果我现在实施某种随意活动，那麽，这壹事实以及它的壹切结果都意味著壹种新系列的开始，它们的每壹项均由自然原因所决定，除了第壹项外，因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达到的范围。 在这壹争论中有两个弱点。首先，关于事物的第壹个开端之假设对意识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论图景般地描绘还是概念般地描绘；其次，即使假设了世界的第壹开端，那麽，类似的开端能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假设将成为壹种类比的推论，这种推论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础。 在赞成或反对意志自由的这种或那种争辩中，基本错误越陷越深。这种基本的错误表现为，对整个问题的考虑仅在自然的因果关係的概念下进行。首先，把它作为壹个心理经验的问题来陈述。如果我们从这壹观点出发对它进行考虑，我们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无论是随意活动的心理原因还是意识的其他表现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发现的，原因在于下述两点：第壹，它们存在于意识之外，而且属于壹系列难以达到的过去经验；第二，它们形成了更为普遍的意识连结的壹部分，个体的心理仅仅构成了其中的壹个环节。妳们知道，个体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会的集体意志"决定的，在这个社会的集体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拥有者。尤其在这种联结中，我们发现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心理生活的因果关係在自然的因果关係的规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规律）之下是无法立即予以归类的。 三 根据自然界的因果律试图构筑壹个民族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不仅在实践中是徒劳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个人能够说，除了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以外，他还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麽我们也壹定能够在谈论历史的每壹个事件时说，它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在这两种情形里，自然的因果关係缺乏其必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个体的随意活动来说，我们只能引证决定性的动机，我们无法证明强制的原因。在这壹方面，历史事件的概念和随意活动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区别是，壹个涉及社会，另壹个则涉及个体。 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仅仅存在于大批个体意志的表现之中。个体和他的随意活动包含在越来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圆中，首先发生的是个体所直接隶属的小型社会的普遍意志；然后，个体带著这种意志屈从于较大社会的意志；接著，个体带著这种较大的社会意志又隶属于更加综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关係成为他随意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过来为更有能量的壹些个体的意志所左右，而这种更有能量的个体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体意志所默许。 意志表现的频率与意志效应的大小成反比，这是写在历史上的壹条规则。通过全民行动而使历史进程发生突然改变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到社会中普遍意志活动的壹些事件，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历史的里程碑。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跃的；儘管在社会内部发生了壹些变化，而且在方向上时而向这边时而又向那边摆动，但是它们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像个体的意志在服从于衝动和情绪（个体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衝动和情绪下暴露无遗）时发生的变化壹样。由少数杰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决定已经让位于壹些几乎注意不到的影响，这些影响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并且通过外部条件或内部变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间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个体意志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意志。在动荡的年代，事件的发展进程往往把个体也卷了进去，而在这些时期，当普遍意志不活跃时，社会就处于我们所谓的平衡状态。但是，从先前历史产生的社会情况，从外部的自然原因产生的社会情况，以及从特别有力的个体意志的影响中所产生的社会情况，必然会在事物的普遍进程中对个体的随意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只能期望在头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之间消逝的长久间隔中，社会的恆定情况将会使组成该社会的壹些个体的随意活动带有某种壹致性。 这种普遍的影响由统计事实得到证实。我们发现，每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数目、自杀人数和结婚人数可以在几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于文明国度从以往历史中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几乎保持不变。奎特莱特曾经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数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数来，甚至更加稳定，当然，自杀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在自杀事件中，意志是无话可说的。奎特莱特还证实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麽对罪案的起诉和惩处可在任何壹个国家保持不变，刑事犯罪的发生在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数量、性质和分佈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而且，在自杀事件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选择。每年差不多有同样数目的人上吊身亡、开枪自杀、服毒致死和投水自尽。从所有这些稳定性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壹个民族而言，历史地决定的社会条件在个体公民的随意活动中起决定性影响。 在对不同的自然界进行的观察中，我们的结论得到了进壹步的证实。这种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壹个社会的状态。如果我们对有助于决定那种社会状态的统计表所显示的绝对规律性中出现的壹些轻微偏差进行比较，那麽我们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轻微的偏差追踪至它们的原因上。于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盗窃的犯罪人数，同时却减少了婚姻人数。暴发性传染病，像霍乱那样，伴随著结婚人数的减少，但是，霍乱等传染病结束以后不久，结婚人数又有明显增加。后面的现象可以归之于由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来，社会正在无意地加速填补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个体的活动是如何缺乏规则，社会的活动却表现出完全壹致。但是，这种规律性看来也是壹种盲目需求的产物。每种活动都伴有明确的、用数字表示的规律，没有任何壹种个体意志可以将它改变。 但是，如果在个体活动的这种累积中，没有任何东西的踪迹可以归之于个体意志的影响，那麽我们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影响是幻觉吗？难道自然规律的例外不只是壹个明显的例外（当我们的观察延伸到相当宽广的领域时，它便消失了）吗？不错，人们已经得出了这壹结论。据说，统计数字表明，随意活动在可以测量的程度上有赖于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意志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偶发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没有规律的现象，但是，两者都是壹些现象，它们的规律无法从特殊的例子中推断出来。这样壹来，据认为，意志自由问题的解决应求助于经验。而且，这种解决的办法是决定论。 但是，在统计学的事实中没有东西能使这样的结论具有正当的理由。这些事实仅仅表明由社会条件施加的影响构成了决定意志的原因之壹。无论它是唯壹的原因，还是从其他地方发现的壹系列协调的原因关于那些问题，他们无话可说。 在把我们的观察从个体延伸至大型社会时，我们排除了单单引起个体的所有原因，或者单单决定社会的壹小部分的原因。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为了排除可能会破坏观察结果的偶然影响，人们进行了大量观察。观察开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各种独立的障碍之源（它们在加和减两个方面起作用）将会互相补充，从而使整个数目的平均数将按照观察的实际事实为我们提供壹个结果。但是，当我们认为，由于统计使我们取消了对个体的影响，因此这些影响不再存在时，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在壹系列观察中排除的偶然错误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样糟糕。物理学家可以忽略它们，仅仅因为它们对物理学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这样。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除了由社会状态施加的影响以外，是否还存在著对具有个体特徵的意志施加影响的进壹步决定因素。心理学家不该忽略特定的情形所显示的偏差，因为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这种次级的决定因素确实存在。 统计学本身告诉我们说，决定随意活动的个体条件的效应实际上可以在壹个社会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进行追踪。犯罪、自杀和婚姻的人数随著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等而变化。那就是说，壹俟统计学越来越深入到细节中去，它便指向更为特定的类型的影响，这种类型有赖于那个社会的特定圈子裡社会状态的特定性质。统计学所能做到的对于统计学来说，鉴于许多原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调查走，直到它到达这样壹些圈子裡，也即它们的成员在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绝对相似的圈子裡。统计学将为我们提供关于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甚至关于狭窄圈子裡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而且我们可以从它们那裡计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个个体通过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随意活动中去。但是，只要还有人拒绝这种力量，我们将被迫考虑壹种个人因素，如果我们打算了解特定的随意活动的因果关係的话。 四 意志的决定因素在壹个民族的社会条件中有其根源，这些决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过统计显示出来。意志的决定因素是在自然过程和历史的因果关係中产生的。因此，它们的作用证明了意志不是非决定性的。但是，统计数字只能发现随意活动的外部原因；至于随意活动的内部原因，我们则完全被蒙在鼓裡。这些内部的原因构成了个人因素，而这种个人因素就其性质而言肯定会逃过任何壹种统计的观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因果关係的形式是什麽，这些问题当然是统计考察的粗略平均数所无法决定的。 个人因素以各种方式与决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发生衝突。于是，普遍意志为个体意志的决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让个人因素去决定由普遍意志所瞄准的结果是否也会成为个体意志的目标。壹种决定性的影响以同样方式继续由整个社会中的社会状态来加以实施，并且在个体所属的职业圈子裡由社会状态来继续实施；但是这裡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意志的独立活动没有个人因素的决定性协作是不可能实施的。 现在的问题，这种个人因素是什麽？在意志的所有决定因素中哪种因素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考虑了决定活动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种原因时，我们仍然发现意志是非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称这些外部条件不是原因，而是动机，它们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动机。在原因和动机之间存在著很大的差别。原因必然会产生结果，可是动机就不是这样了。确实，壹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无效的，或者其结果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出现了第二种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时，结果仍然显示出原因的迹象，而且以可以测量的形式显示出原因的迹象。壹种动机可以决定意志，也可以不决定意志；如果情况属于后者，那麽便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结果。 动机和意志的联结的不确定性是由于（而且仅仅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存在。由于这个缘故，所有的动机看来都不足以对随意活动作出完整的解释；它们不可能是强制的原因，但是却保留著部分的决定作用。至于意志的动机之所以不足以对它作出解释，仅仅因为个人因素本身的性质和它与外部因素的协作方式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与此同时，壹个无效的动机对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壹事实导致壹种推论，即外部动机和内部因素并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数原因那样进行合作，而是人格成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谈"个人因素"，因为那种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时合作。由于随意活动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们必须从人格的深层之处寻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从性格中去寻找。 性格是随意活动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动机不过是随意活动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动机作用和因果关係之间存在著这样壹种基本差别动机是通过密切考察壹种活动的外部条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这样决定的，可是因果关係的最终基础对我们来说仍然壹无所知，因为它们涉及个体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条件。 我们根据壹个人的性格对外部动机所作的反应来对壹个人进行评估。那就是说，我们根据壹个人的随意活动来判断壹个人的性格；我们从随意活动的效果来确定壹个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据这些效果作出判断以外，无法再用其他办法来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质至今还是壹个谜。因此，不论何时，当我们达到解决这些哲学问题的限度时，还留下最后壹个问题，它是我们无法解开的壹个谜。但是，在这种情形里，那个棘手的难点似乎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它位于壹系列可认识的原因和结果中间。决定意志的动机是自然的因果关係链条中的壹部分。然而，个人性格（它能单独构成意志）在这因果关係中无法安排壹个位置。因此我们无法立即地和经验主义地决定，就个体之间和社会之间存在的每种差别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隶属于自然的因果关係的。 据说，壹个人的性格是空气和光、营养和气候、教育和命运的结果。它是由所有这些影响所决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现象壹样。这种断言是无法论证的。性格本身有助于决定教育和命运，这壹假设意味著，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壹种原因的结果。心理遗传的壹些事实使得以下情况极其可能，如果我们的调查能够渗透到个体生活的真正开端，我们便该发现壹种独立人格的核心，它并非从外面可以决定的，因为它是先于壹切外部决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方法同样无法证明性格不是外部影响的产物。如果两个人的全部生活历程绝对壹致，那麽他们的性格特徵会不会表现出壹致性呢？我们说不准，因为这种情况在经验中从未实现过。只要经验的缺乏容许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回答，我们就该假设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某个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条件的结果，部分地则是人格的先天拥有。但是，关于性格的因果关係的进壹步问题并未由该回答予以解答，因为性格的开端并非个体生活引发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为普遍的因果关係的条件。 如果决定论的说法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机会也不能真正确保真正诚实创造辛勤劳动的人有机会全面发展，那些用机会平等反对结果平等的人，他们只是利用机会平等的价值观驯化别人或者是用来攻击对手，他们私底下应该也清楚环境对人的作用。他们无法说明历史社会条件如何均等，机会平等的存在根本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人本来就是环境的产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法律保障也无法确保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时代就被环境中错误的世界观扼杀的人，他们自然会在以后的竞争中输给那些带给他们负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认同决定论的心理学流派认为历史经验相同行为模式就会相似，根据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学派的相关分析人的行为是先天基因跟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天基因是每个人不能选择的。至于后天环境，人们在出生之前他们出生之后所要面对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是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在他们出生之后对他们施加影响所形成的。这种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将决定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向哪个方向运动，这种想法跟思维方式将作为因果规律的源头在环境的运动之下支配著人们的行为，是环境决定著人而不是人决定著环境，所以就算保留机会平等对于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说法，实际上就算壹个人在壹生中在因果关係的支配之下在环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改变很多次生活态度，真正支配人的命运的也并不是人本身，反对民营企业建立血缘特权让流氓无产者去改朝换代本质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种根据时机衍生出来的特权否定原来的特权不会改变不公正的本质的。每个人都无权选择下丘脑 海马体 前额叶 边缘系统的结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根本没有对命运的支配权的，每个人在跟环境的互动中会成为哪种类型的人实际上是由因果关係决定的，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有的人就是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竞争的环境中成为基层民众。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馀价值论之前欧文就根据决定论主张了社会主义，只要决定论还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经济上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左翼就还是会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决定论的基本原理还是无法支配命运的，因为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根本无法装载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并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在不同的时机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会有怎样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人本质上还是命运的产物。既然是这样所谓的相对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根据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的耗费以及成果进行计算然后区分阶级差别的竞争机制，表面上的竞争跟奋斗本质上是根据谁在投机取巧的基础上更接地气谁就获得更多的财富这个法则建立的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如何通常取决于这个人操纵社会知觉的能力，一个人在单位内部的权势如何通常取决于这个人操纵人际知觉的能力，现实层面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理性检视个人历史衡量个人品行的机制，也不存在一种可以具体计算劳动价值进行按劳分配的的机制，操纵社会知觉与人际知觉的能力通常是历史社会条件赋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竞争产生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命运的产物。支配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的内在逻辑不是按劳分配原则，支配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的内在逻辑本质上是运气。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之外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每个人的际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是不平等的 人际环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异以及智能差异，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根源。壹个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谋生以外的事情，精神与思想上的压迫让他们没有几乎什麽时间思考，文化环境的狭隘，以及人际环境的局限，周围也没有人会给他们思想上的启蒙，基本上让他们几乎没有什麽空间去思考，于是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圈子裡边形成了具有惯性的思维，基本上他们的人生的轨迹也就被确定下来了。壹个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虽然有时间与空间去思考，因为人际环境上某些积极因素的缺失，也会变得单纯变得无知，只要人们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除非人在刚出生的时候脑袋裡边就存储了大量的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还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并且可以预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会有什麽样的不同的结果。如果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不同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因果关係就会支配著人们，不然本质上还是处在先尽人事后听天命的状态，经历过之后才能从过往经验中发现因果规律，因为支配人们的行为的思维模式是在人们认知过往经历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使人们有时候会主动的寻求改变现状，可是改变到什麽程度也无法跳脱世界观层次的局限，世界观的层次是由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每个人在竞争中是成功还是失败要经历壹个表面上的奋斗过程，但是实际上结果早就已经注定好了。 中国社会属于标准的逆淘汰机制，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公义，在中国可以上升为精英阶层的人，基本上不是家庭背景太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精通鬼穀子心术与厚黑学的流氓无产阶级，诚实创造的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大多数只能是蓝领工人或者白领工人，而且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严重失衡的，没有钱买学区房或者缺乏社会关係的人没有机会进入优质的中学，直接影响以后进入优质大学的机会，中国的大学在政治学 哲学 经济学 史学 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充份的学术自由，中国的教育环境压迫人在世界观层面的思辨，中国境内从基层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有激活天赋的特殊经历，这些特殊经历让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考试机器不一样。 私有制只是经济层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际层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际层面不平等的根源，为什麽有些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却会沦为无产者，可见私有制并不是人际层面真正巩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经济层面不平等的辅助因素，造成经济层面的不平等的人际层面的因素还是命运，要真正实现平等不是只消灭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个不允许竞争与独佔，只允许合作与分享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比马克思更早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上面啊，只要人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备不同社会功能的人，不应该被市场机制的评价而产生价格高低上的区别，每个人具体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是无法精确计算的，没有哪个老闆愿意给老实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竞争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命运造成的，随著社会的发展，需求层次的变化，当结果上的差异影响了人们在需求上的释放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的追求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消灭阶级差别啦。自由民主应该可以消灭共产专制，未必可以消灭人们去追求根据共产主义的平等观所衍生出来的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的愿望啊，造成人们在竞争中会成功或者会失败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时机方面的因素，比如壹个成功的人在人际竞争中之所以会成功，基本上是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领悟他所有机会接触并领悟的知识，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认知他所有机会接触并认知的事物，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对手丰富，他可以驯化他的对手的结果。 很多事情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质上还是运气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这种本质上因为运气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总是让旁观者以为失败的壹方是因为不够努力，正是这种迷惑性，让人们相信机会平等然后结果可以不平等的筛选机制，只要大多数人懂得了用决定论的观点来认识事物，估计市场经济距离灭亡的那壹天应该会越来越近吧。 进化论还有无神论把宗教和道德当成是欺骗，败坏人们的精神寄托摧毁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告诉人们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要在竞争中採取各种手段发展壮大，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变化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让人相信人在本质上是动物，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无底线的实用主义解除了思想上的约束，与现代的民主国家所鼓吹的伦理自由不同，进化论虽然承认人的动物性，却反对契约对人的约束，无神论更是强化了进化论邪恶的部份，人们壹心希望进化他们自己，壹面放纵著进化他们自己，壹面在紧张的竞争和焦虑中生存变得越来越自私，当自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就会出现了，人们之间失去理解和信任，人们在生活中逐渐失去安全感，少数人获取短暂的享受之后，换来的是道德沦丧 心理畸形 物慾膨胀 没有底线的竞争，社会的畸形以及两极分化，资源的枯竭 环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进化论还有无神论也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思想瘟疫，公平竞争就是壹个伪概念啊。 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竞争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麽佔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公平竞争就是壹个伪概念，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竞争。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麽佔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相信进化论相信无神论的人最害怕决定论，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竞争的欺骗性的时候，属于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就不会容易再接受结果的不平等。到了那个时候，弱肉强食将被重新定义，如果要比拳头，资本家是打不过工人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人数上，资本家都处于劣势，如果用拳头来决定弱肉强食，资本家应该沦为中下阶层。可是只要还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会有太多的人站出来改变规则，无论是比什麽只要存在竞争就没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体力之外的能力胜者往往是历史社会条件方面拥有优势所以人格发育程度比别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遗传因素方面佔据优势的人，或者是即拥有历史社会条件方面的优势又拥有先天遗传因素方面的优势的人，只要存在竞争就是在根据外因筛选出胜利的人跟失败的人，所以追求结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场的。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平竞争是不存在的，大脑神经科学已经充份的证明了这壹点。从大脑神经科学来看，人类的思考与情绪主要是由大脑中的两个部分控制影响。壹个是前额叶，主要负责理性思考，我们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对象”所该具备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额叶控制，例如：会推论因果关係、能思考解决方案、能分析情势、能评估后安排优先顺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强大前额叶功能的伴侣和小孩，是多麽的幸运又幸福呀！ 另壹个部分就是杏仁核，这个位于大脑核心位置的两颗杏仁大的组织，只负责让人做三件“态度不好”的反应：攻击、逃跑、发獃（简称攻逃呆）。前额叶在大脑的外层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脑的核心，从演化上来看，应该是重要的部位会放在中间被好好保护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负责攻逃呆，有什麽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机处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几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见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门口，您也只能想办法找个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点逃，至少要跑赢隔壁的那壹个，才能活下来；或是好好躲起来，想尽办法不要动、不要出声、呼吸轻壹点、不要散出气味，或许灰熊没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说，攻逃呆重不重要？！ 当人类不住野外，改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没有生存危机？有！最大的生存危机是什麽？“不被喜欢”！壹个不被喜欢的人会被霸凌，可能会被围殴致死、会被遗弃、会被忘记分享食物和资源给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类壹觉察到“不被喜欢”，攻逃呆就出现了，而且十万分之两秒就马上反应了。（前额叶启动要0.2秒，怎麽也抢不赢杏仁核！）攻击，包括：指责、超理性讲大道理、借兵来证明真的很多人认为妳是错的、批评、翻旧帐、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说笑话转移注意力、怪罪别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对、专注某事不理会、生病、扮演被害者与无能力弱者。发獃，包括：呆僵、发獃、装作听不见、没反应、麻木。 研究发现当杏仁核启动时，攻逃呆平均维持十八分钟，而且会让前额叶停滞四小时。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贫困家人暴戾之气严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没有机会得到优质的大脑发育过程，所以在日后的社会竞争中很容易沦落为弱者。因为他们的前额叶壹直在停滞呀！真的没机会长大与成熟呀！ 独立生存能力的第壹点是独立思考能力，认清整个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这壹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无比庞大複杂。人受自身环境视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窥豹，只见壹斑。但是，处于社会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们也得以聚累大量资源。而越底层的人，生活在对社了解肤浅而产生的幻象当中，无法解释自己生活的苦闷的来源更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类贫富最本源的不均，是来自信息不均，本质就是教育不均。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边本来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学生时代没有学会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断，毕业之后直接面对专门为中共刻意操纵社会知觉服务的媒体环境，你的生活环境裡边又没有激活你对中共的统战宣传进行反思的因素，成为亲共人士就是你的命运。 就算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壹个中国贫困山区或者城市边缘的读者看到了专门分析环境因素的外归因的文章，因为缺乏理解所需的亲身体验，而无法从文字中得到半点启发，所以他们读完后，仅仅平添纠结，觉得还不如读心灵鸡汤舒服。 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根据劳动的质与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会角色的竞争过程本质上是在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话语权 平檯 天赋 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形成的差异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无法改变人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普遍规律，从观察半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还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论证左派社会学的正确性，论证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的本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可以证明人不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右派社会学的错误，从而论证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性。个别的阶级流动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从上层进入基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无法遗传父母优质的基因，比如因为从幼儿到成年经历了父母从半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奋斗过程所以没有得到好的培养，比如因为失去正向反馈所以自我价值感被剥夺，比如成长过程中因为遇到恶人的伤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从基层流动到上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获得良好的天赋，比如父母不惜从半无产阶级降级为无产阶级也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比如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因为贵人所以获得良好的启发。左派社会学可以论证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的支配作用，论证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本质。 大部分人并不能认清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也无从把真实清晰的社会观传递给孩子？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错误的传递给孩子，结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说明美国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比中国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们起来争取结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与机会平等是伪概念，个人发展情况是命运决定的，是否人类社会还存在真正根据多劳多得进行按劳分配的可能性，经过论证我们会发觉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长期以来，劳动量与劳动 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壹个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经济学，几乎再 没有其他学科真正地提及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价值”、“劳动价值”和“劳动量”，但他没有在根本上把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而且在他看来，这三个概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劳动的形式是複杂多样的，那麽，不同形式的劳动量到底如何统壹度量，这是关係到 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的大问题。要对劳动量进行统壹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然而，人类的壹般劳动过程存在若干通约性，究竟应该採用哪壹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著激烈的争论。 以消耗时间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劳动过程的第壹个通约性，那就是所有劳动都需要花费壹定的时间。 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商品价值量是壹个随机的、不可确定的量，它会随著不同“最不熟练劳动者”的劳动耗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著不同“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提出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商品价值量，即“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 1、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优点。 壹简便易行。马克思将壹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含有的劳动量定义为劳动价值，从而避开了複杂的劳动价值计算问题。这种方法只要先确定壹个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再根据几个折演算法则将其他非标准状态的劳动量折算成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产和劳动状态下的劳动量支出情况。这几个折演算法则就是：複杂劳动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高 劳动强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强度；高 劳动熟练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熟练度；恶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折算成加倍的优越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容易，劳动强度、 劳动複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比较也较为容易，採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就显得简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观明了。採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绝对剩馀价值和相对剩馀价值的生产情况；还可用以说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而任何货币与资本只是间接的、“死”的劳动，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的转移。 2、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缺点。 壹 定量性较差。採用时间形式度量方法无法建立劳动（价值）量与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複杂度等变数的量化关係。 二 适应性差。採用这种度量方法很难区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很难区分劳动强度、劳动複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大小，在对分散的劳动时间、多变的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複杂度的劳动进行度量时，则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 不稳定性高。任何壹门科学均要求其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价值理论的基本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也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实际劳动量会随著社会区域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是壹个极不稳定的值。例如，某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条件在不发达国家属于正常的劳动条件，而在发达国家可能属于恶劣的劳动条件；某壹杂技演员所进行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但在杂技之乡可能只算作非熟练劳动；某壹脑力劳动在过去属于複杂劳动，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简单劳动。採用时间度量方法与採用货币度量方法壹样，只能求出劳动量的相对值，而不能求出其绝对值。因此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之间难以进行相互换算，难以进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从而表现出极大的时空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属于大机器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壹机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二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都基本相似；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明显；四劳动强度、劳动複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定性区分也较为容易；伍信息劳动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产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时，採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倒是壹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随著社会向信息时代的发展，这种度量方法越来越暴露其弱点：无法对複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变数进行定量描述；无法圆满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再没有其他社会科学採用这种度量方法。 以身体化学变化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人体内发生化学变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二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者的身体内部会发生壹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测量这些化学变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劳动量的耗费情况。 劳动就是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它建立在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和系统的生理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每壹种形式的生物运动都会发生相应的生物化学变化。随著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化学变化可以越来越充分地、准确地测量出来，从而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格格夫在《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个人在24小时进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是动力业经发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标”。实践表明，能量代谢率的变化可以近似反映出体力劳动强度的变化情况。 能量代谢量与能量代谢率：人体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量，用Qem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人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率，用EMR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时，即 EMR=Qem/T (3-1) 机体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可参考有关书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进行计算 能量代谢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响机体能量代谢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动。骨胳肌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强度变化很大，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率的影响显著，剧烈的体力运动可使能量代谢率大幅度提高。 2、环境温度。人体能量代谢率在20～30℃的环境中最为稳定，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由于骨胳肌紧张度逐渐增加，能量代谢率逐渐提高；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由于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环等功能加强，能量代谢率也会随之提高。 3、精神活动。脑组织的能量代谢虽然很旺盛，在安静状态下的能量代谢率约占全身的16%，但波动幅度不大，脑力劳动对能量代谢率的耗费不大。只有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时，能量代谢率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体重50公斤、年龄20岁的男性的能量代谢率与运动量的关係。 劳动或运动时的能量代谢率（焦耳/时） 情况：躺卧 开会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产热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谢率可以大概的反映体力运动的强度，但它不能具体统计壹个人壹天的脑力劳动和生体力运动的强度。 事实上，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是非常複杂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时，大脑神经系统所发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是异常複杂的，没有尖端的测量技术和科学的智能学理论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计算脑力耗费量的，因此採用身体化学变化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是不现实的。我们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根据能量代谢率计算出两个人壹生大概的劳动量，比如我们可以找壹对同壹天出生，没有先天生理瑕疵身体素质接近，后天饮食习惯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个小时，生活作息相似，人际环境的顺遂程度类似，娱乐活动基本壹洋的人，根据能量代谢率的程度观察壹个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龄，从而大概的统计出壹个人壹生的脑力跟体力的耗费程度，可是这种方法无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因为统计出两个人谁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时候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已经提前死去了。 以牺牲安乐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三个可通约性，就是增加了劳动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牺牲了劳动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因此，亚当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 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壹个客观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乐的减少量却是壹个主观值。主观值虽然可以反映客观值，但这种反映会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发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劳动者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劳动耗费量。此外，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所进行的劳动并不意味著牺牲了“安乐、自由与幸福”，有些劳动本身包含著快乐。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裡，劳动是壹种负担，是壹种谋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压抑个性的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明显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时劳动给劳动者所产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乐减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劳动量的付出情况。随著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劳动複杂度不断上升，劳动与生活越来越相互渗透，劳动所带来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来越少，劳动本身将逐渐成为人们的“第壹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来度量劳动量将显得越来越不准确。 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用工资或口粮就可以购买到，因此劳动过程还有第四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量可以用工资或口粮来获取。 配第在研究“在劳动和土地之间发现壹种自然的等价关係”时就提出来了用工资或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斯密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的，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本质在于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虽然，劳动耗费量与工资存在某种对应关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工资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客观值，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时，工资就要小于劳动耗费量；当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时，工资就要大于劳动耗费量；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时，工资才可能等于劳动耗费量。即使如此，工资的变化情况还受许多具体的主观和客观偶然因素的影响。 (2)工资收益并不是劳动者的全部实际收入，许多无形的收入如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许多无形的负担如单位负担或社会负担将降低工资的实际效用，这将使工资与劳动耗费量进壹步脱节。 (3)工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货币本身也是壹种商品，其价值含量也是壹个可变的量，因此以货币为单位来衡量某壹事物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也必然是壹个不确定的量。 不过，採用支付工资形式来近似地度量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以使用价值产出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如果用生产系统的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则存在另外壹些问题： (1)壹般情况下，劳动耗费量与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产出量往往没有严密的对应关係。有时，劳动耗费量增长很大，但产出的使用价值却增长很小，特别是当劳动强度接近生理极限时，产出的使用价值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 (2)使用价值产出量受到众多因素如生产手段、生产工具、环境条件、风险概率等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准确反映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耗费情况。例如，有些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机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产条件而取得了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则因恶劣的生产条件而毫无所获。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以壹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大小来判断这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实际上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用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的付出量是笼统的、不精确的和不客观的。 马克思指出：“无论有用的劳动或生产的活动怎样的不同，这总归是壹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它们是人类机体的功能，并且无论每壹种这样的功能有怎样的内容和形式，它在本质上总是人类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资本论》第壹卷第47页）。人的具体的劳动过程非常複杂，有体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运动系统），脑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大脑神经系统），生理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除运动系统和大脑神经系统以外的生理系统）。各种劳动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等不同，劳动的内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万别，如果单纯地採用某种与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运动情况的物理学或化学指标，来反映和描述人的劳动耗费量，将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论界普遍採用马克思的观点，即根据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而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根据他自己假设的两个基本命题：壹劳动价值量由劳动量来决定；二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把人类的劳动量抽象为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时间特性，即劳动量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劳动过程的时间广延性，从而把第二个基本命题作为壹个假设或概念定义确立下来。显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第二个基本命题进行具体的论证。长期以来，既没有人对此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异议。因此，这两个基本命题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个谜。 由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剩馀价值学说”为基石，而“剩馀价值学说”又是建立在这两个未经充分论证的基本命题之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苏联跟中国分别被苏联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利用，演变成特权制度的理论依据。官僚权力是“複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累加”或“倍乘”，那麽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安富尊荣，组成收入层级，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壹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反而被等级森严的社会取代了。等级社会能够是公有社会吗？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会。普通劳动者处于被经济压迫的地位，其劳动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这种收入等级，那麽这样的等级社会是能够被普通劳动者衷心拥护的吗？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仅有的壹点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最终也被官僚私有集团瓦解掉，去继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这是旧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动之处。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壹定的机体内环境，以维持劳动行为的正常进行。机体内环境包括生理环境、心理环境和精神环境三个方面。而劳动者的机体内环境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消费壹定数量、壹定种类和壹定质量的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以后才能得以实现。 劳动者在其生长发育阶段通过消费活动来吸收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并通过学习、培养、锻炼等将其转化为内部组织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为以后的劳动行为建立和维持适宜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的複杂度得到发展，就会给机体的内环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改善原有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者在生长发育阶段或修养治疗阶段，还没有具备劳动能力，此时要求家庭和社会给予壹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进行构造、修补和发展；当劳动者因健康或年龄而丧失劳动能力后，即停止劳动行为以后，在客观上还要求壹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进行赡养性维持和修养性处理。 机体的内环境存在壹个平衡性问题。当机体适宜的内环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地输入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来维持其平衡，如果劳动潜能的输入过程停止，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失去平衡。机体内环境的失衡分为三种类型： 弹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少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就可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就称为弹性失衡。 塑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多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并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状态，只有及时地补入更多的劳动潜能，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称为塑性失衡。 质变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很多时，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这时无论补入多少劳动潜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大幅度的失衡就称为质变性失衡。 只有当劳动量的付出量与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它在劳动者机体内所产生的劳动潜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时，机体内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 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千差万别的，它随著劳动者作用方式、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劳动过程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要对不同形式的劳动量进行统壹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不难发现，这些千差万别的劳动过程存在著三个基本通约性：壹时间通约性，即都需要耗费壹定的时间来完成整个劳动过程；二产出通约性，即都要生产出壹定数量（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投入通约性，即都要消费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才能及时地恢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究竟应该採用哪壹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著激烈的争论。前面已经分析了，採用劳动的时间通约性和产出通约性来度量劳动量具有许多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唯壹的前途是，如何从劳动的投入通约性著手来度量劳动量：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机体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必须是以壹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作补偿源或动力源，或者说，人类的任何劳动都必须以壹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作为基本代价。 不难发现，採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量，具有以下优点： 尺度稳定性高。 由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单位是能量单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劳动量的度量单位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不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直观性强。 用具体的、可感觉到的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比用抽象的时间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观性。 可量化性高。 由于把劳动者产出的劳动价值量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联繫起来，建立了壹个新的投入产出模型，有利于与经济学、 价值工程学等数学化程度较高的学科建立联繫，从而可大大推进价值理论的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 适应性广或灵活性高 这种度量方法无需对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複杂度等做特别的规定，从而具有广泛的时空适应性和灵活性。 然而，採用这种劳动量的度量方法将会面临如下突出的问题： 消费与劳动的脱节 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的“脱节”现象，即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并不总是直接地联繫起来的。具体表现：壹劳动者在休息时不进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二劳动者在处于生长发育期和衰老期的时候也不进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需要消费各种生活资料但并不直接付出劳动量。 消费与耗费的不均匀 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对等，即劳动者有时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足够补偿劳动量的耗费，有时又不足以补偿劳动量的耗费。 消费效益的不均衡 消费量与劳动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在消费相等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后所付出的劳动量不相等。具体表现：壹有些人只消费生活资料，而不进行生产劳动；二有些人只进行了很少的劳动但消费了很多的生活资料；有些人虽进行了很多的劳动但只消费了很少的生活资料。 劳动效益的不均衡 劳动量与劳动价值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劳动熟练度的劳动者在付出相同劳动量后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量不同。具体表现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劳动量但只能产生很少的劳动价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劳动量却产生了很多的劳动价值量。 劳动强度与劳动複杂度的差异 提高劳动强度或劳动複杂度都将会增加劳动者的劳动量，但各自增加劳动量的方式存在著明显的差异，应该如何区分？ 1 、 区分“劳动潜能”与“劳动量”，以解决“消费与劳动脱节问题”。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通过人的消费过程转化为劳动潜能，并通过人的劳动过程转化为劳动量，由于劳动潜能能够在壹定时间范围和壹定程度上进行“提前支取”或“延后贮存”，从而消除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所存在的时间距离。 2 、区分“补偿不足”、“补偿平衡”和“补偿有馀”的使用价值消费量，以解决“消费与耗费不对等问题”。劳动者在进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壹定形式和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只有在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对应关係。 3 、区分“期望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以解决“消费效益不均衡问题”。对于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消费熟练度越高，消费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越多的劳动量。 4 、区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以解决“劳动效益不均衡问题”。劳动价值量是指壹般劳动熟练度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壹种“社会必要劳动量”，劳动熟练度越高的劳动者会以相同的劳动量产生越多的劳动价值量。 5 、区分“主劳动量”与“附加劳动量”，以解决“劳动强度与劳动複杂度相差异问题”。把劳动量分解为“主劳动量”和“附加劳动量”两个分量，根据这两个分量对于劳动量的不同影响方式来精确定义劳动强度和劳动複杂度，从而可知，劳动强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主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劳动複杂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附加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 显然，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与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即劳动量）是不可能对等的，必须对“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内涵进行规定，并对其进行两个方面的条件限制， 劳动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者的劳动量。 这裡要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定与条件限制： “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价值形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价值层次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方面；表现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务）两个方面；享受范围包括个体生活与居住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受方式包括个体独享（即工资、补贴、保险等）、集体共享（即集体福利）和社会共享（即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价值延伸范围包括幼儿与少年成长、中年与青年发展和老年退休三个方面；价值使用途径包括生活、教育（含义务教育费和职业培训）和工作三个方面；价值用途包括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维持自己生活三个方面；价值体现方式包括工资、补贴和保险（含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方面；等等。 “补偿性”。 生活资料的消费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补偿不足、补偿平衡、补偿有馀。实践表明，劳动者在进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壹定形式和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否则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续的维持和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不足”，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大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受到损害而逐渐萎缩；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有馀”，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小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增强而逐渐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正好等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平衡”，此时劳动的耗费量正好等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会维持原状。这就表明，只有在“补偿平衡”状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有壹定的对应关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这种方式来度量劳动量，没有必要对劳动强度和劳动複杂度进行特殊限制：壹劳动强度的提高将会直接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主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而且在劳动强度较小时，这种增长是线性的，超过壹定程度，这种增长将是非线性的，劳动强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强度的极大增长。在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某壹特定的劳动岗位，通常存在壹个最佳的劳动强度；二劳动複杂度的提高将会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附加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由于这种劳动量主要产生于教育与培训阶段，通常不产生于实际工作阶段，经常是“提前预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而且这种劳动量往往同时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师、师傅、传媒工作人员等）的劳动量，往往被人们所误解。 显然，对于同壹劳动领域、同壹劳动岗位和同壹劳动产品，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不同的劳动者往往会付出不同的劳动量，为此，将“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或“社会平均的劳动量”定义为劳动价值，即 劳动价值： 社会平均的劳动量或社会必要的劳动量。 不难发现：全社会的劳动量的总量等于劳动价值的总量。 由于劳动量可以採用“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进行度量，那麽劳动价值就可以採用“社会平均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或“社会必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进行度量。 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由于同壹劳动性质的劳动价值服从边际效用规律，随著劳动量的不断增加，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劳动价值不断下降，并最终趋于劳动量，由此可得。 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均衡规律： 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和相同性质的劳动，其劳动价值围绕劳动量上下波动。当劳动价值大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增加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调整劳动性质、促进劳动力输入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下降，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价值小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减少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促进劳动力输出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上升，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量等于劳动价值时，此时就称作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处于均衡状态。当然了，这种计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准的反映劳动价值跟劳动量之间的关係的计量方式。 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不会保障机会平等，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会自然的造成机会不平等，右派根本不适合基层人民。 根据历史社会条件决定是否可以拥有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决定拥有的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大小，然后根据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进行分配，根本不属于按劳分配，根本不属于根据贡献大小分配，这种规则造就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无论这种规则是依附于计划经济还是依附于市场经济，共匪是维护这种分配规则的，共匪不是左派。 历史社会条件的差异造成的资源配置是需要纠正的，基层人民需要为基层人民提供补偿正义的民选左派政府。 依靠高税收改善收入分配是必要的，历史社会条件良好的人应该回馈社会，历史社会条件 各行各业的工人阶级的工作支撑起来的产业链 各行各业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造就了富人的财富，回馈社会是富人需要履行的义务。 富裕与贫穷不是根据勤奋与懒惰划分的，是根据历史社会条件划分的，社会财富需要重新分配。 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人类社会需要依靠左派改善大多数人的历史社会条件。 邓右即否定机会平等也否定按劳分配，右派主张抽象的机会平等，毛左主张抽象的按劳分配，他们都是蓝领工人的敌人。右派主张的抽象的机会平等对于中国工人没有积极意义，右派主张的抽象的机会平等根本没有立足点的平等，本质上是保护财团私有财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毛左那种抽象的按劳分配对于中国工人没有积极意义，毛左主张的抽象的按劳分配根本没有具体的标准，没有中国工人与中共权贵之间的结果平等，本质上是建立在极权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右派与毛左的主张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中国工人不应该成为右派与毛左实现利益的工具。中国工人容忍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为专制计划经济本身无法有效的反映供需关係跟组织生产，同时也应该明白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只是比起专制计划经济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关係跟组织生产可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国工人在利用市场经济建设国家的同时应该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结束中共建立的壹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并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党，只是依靠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初次分配不会让工人广泛的分享社会利益，必须存在左翼政党追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然对于工人阶级是非常不利的。 毛左群体本质上不是左派，只是因为中共在中国自称左派，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中共成为左派，毛左也成为了左派，事实上毛左群体根本不是国际社会的政治光谱定义的左派，毛左群体本质上是右派，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的敌人，了解毛左群体的本质是避免工农大众误入歧途的必要工作。毛左在文化层面支持保守主义，在经济层面支持牺牲个人利益，反对福利国家，在政治层面支持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根据伟大领袖的意志随便迫害异议人士的精英专政，毛左属于右派，毛左本质上是左派的敌人。 我觉得最有利于蓝领工人的分配方式应该是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得到一样的利润，比如淨利润分成五份，土地 资本 工人 税收 扩大再生产各佔一份，资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蓝领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后蓝领工人内部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产量进行按劳分配，资本家通常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蓝领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时蓝领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资性收入，资本家有钱赚，蓝领工人也有钱赚。 我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利用民主制度争取利益，共产极权国家的公有制是骗人的，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会财富根据权力大小按权分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属于无权阶级，无法参与政治生活，无法主导企业的经营与分配，没有享受亚文化产品的自由，成为共匪统治之下的政治奴隶。 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是带头的少数人成为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因为被除役 被转业 被重新安置 被党派去的工作人员取代所以失去国家暴力机器的基层革命者最终会被诈骗，工者有其股被按权分配的工分制度与工资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党有与苛捐杂税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无产阶级取代，社会主义被极权计划经济与党国资本主义取代，基层革命者没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只有利用民主制度为无产阶级谋取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最适合无产阶级。 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阶级，蓝领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产业民主 低工时 高工资 充份的社会福利保障 佔有剩馀价值根本没有在社会制度层面实现，工者有其股属于党营企业内部依靠逆淘汰机制升迁的高阶经理人，只有参与权力寻租与资本投资的官僚资产阶级与红顶商人才可以享有产业民主，低工时 高工资属于共匪体制内的职业党员组成的公务员，充份的社会福利保障属于政府官员，剩馀价值被参与权力寻租的政府官员与拥有民营企业的红顶资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在中国大多数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际活动讨好资本家才有机会增加收入，中国不允许独立工会生存，属于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的工人只能依靠独立工会发动的集体协商与集体罢工争取利益，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发动集体协商与集体罢工的中国不适合属于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的工人生存，属于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的工人应该参加民主运动，属于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的工人应该成为民运人士。 右派编造的虚伪性最大的乌托邦是机会平等，右派所谓的机会平等没有关于改变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的方法，右派把放任历史社会条件不一样的不同的人经过市场竞争形成差异等同于机会平等的行为属于极端无耻的精神剥削行为。部份长期被右派心灵鸡汤洗脑的中国基层民众喜欢嘲笑自由世界裡边支持左派的基层民众愚蠢，事实上真正愚蠢的人是没有摆脱右派心灵鸡汤的精神剥削的中国基层民众。政府税收应该积极的用来改善历史社会条件与调节收入分配，西方左派的政治理念有利于基层人民。富裕与贫穷不是根据简单的勤奋与懒惰划分的，阶级分化是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产物，右派长期宣称只要允许人类自由讨饭，就意味著机会平等是存在的，得到贫穷下场的人就应该接受结果不平等，事实上右派的世界观是对基层人民进行精神剥削的工具。中国人缺少左右分野的政治环境，长期被形左实右的假左派统治，长期被右派心灵鸡汤与狼性文化洗脑，长期被服从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压迫，无法拥有西方左派已经拥有的理性，中国人不容易理解贫穷的根源与摆脱贫穷的方式。 结论 综上所述，共产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应该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工人阶级最需要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资本家可以去做红顶资本家继续做生意，没有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根本无法得到解救。 共产专制对农民的压迫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 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 中共佔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麽，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来决定，农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中共。 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壹个农民壹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壹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徵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 农民原本要上缴壹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飢荒，然后饿死。 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徵收农产品上边，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壹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毛泽东死后中共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馀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壹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壹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中共对他们徵收了几十年的农业增值税，中共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要向中共缴纳耕地佔用税 生猪税 车船税 由公积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费附加 计划生育费 民兵建设训练费 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组成的八项杂税 村提留乡统筹作为地租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针对种子 化肥 农药 柴油徵收的资源税 消费税 增值税 城建税，中共依旧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权 决定农业用地的用途 垄断农产品的销售通路，只要中共愿意介入基本上农民无法阻止，中共的村书记与地方政府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中共所谓的取消农业税只是名义上取消了农业增值税，可是因为中共本身拥有不受约束的可以进行权力寻租的权力，中共还是可以利用权力开设新的税收名目掠夺中国农民的财富。因为中国的土地本质上属于中共，所以中国农民的农业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随时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夺中国农民的农业用地。中国的农民随时可能被中共的公检法税掠夺，中国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在制度层面是没有保障的。无论中共如何定义中国的土地性质与土地制度，中国名义上的集体土地本质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广大中国人民，并没有实质上支配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权力，因为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农村的集体资产的实际支配著是村书记，可以承包大量土地开办企业的人主要是村书记的亲信，普通农民通常只有口粮田，如果只是务农，很难维持生活，所以除了种田还要打工。中共长期实行户籍制度，划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农民要成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须放弃农民身份，必须放弃在农村的口粮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贱民，农民长期受到这种城乡隔离的压迫，中共建立的户籍制度压迫了农民的发展。中共虽然在造反的时候反对不动产寻租，宣称不动产寻租属于剥夺，建国之后的很多中共贪官都拥有大量的进行不动产寻租的住宅与商铺，只要这些贪官在政治上没有站错队，就不会被清算，中共本质上是政治流氓。 根据中国农民调查的统计，共匪对农民曾经使用过的掠夺名目主要分为六大类。 集资类——乡镇办公楼集资费、乡镇教学楼集资费、乡镇科技网集资费、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费、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费、乡镇影剧院集资费、建乡镇企业集资费、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费……。 管理类——乡村办公房修缮费、乡村干部差旅费招待费、乡村党团员活动费、乡镇党代会人代会会议费…… 教育类——民办教师工资费、公办教师补贴费、校舍建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与文体器材设备费…… 计生类——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费；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费…… 干部类——党支部书记补贴费、村委会主任补贴费、会计补贴费；民兵连长补贴费、治安委员补贴费、团支部书记补贴费、妇女主任补贴费、村民小组长误工补贴费、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 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费、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壹切勤杂工的补贴费…… 训练类——民兵训练生活补助费、民兵训练误工补助费、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费……公益类——敬老院建设费、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费、合作医疗建设费、农村医务人员补贴费、烈军属优待费、残废军人优待费、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费、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费、工伤民工照顾费、困难户照顾费、五保户照顾费……其他类——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费、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费、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壹灭鼠费、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费、司法人员服装费……、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费、计划生育支出费、公益事业与优抚支出费、…… 挖空心思类——乡镇学校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或不管养猪与否，壹律按人头徵收猪头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有结婚证书工本费、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税、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１４种税费（源自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毛泽东说：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麽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村乡镇干部能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发明“夫妻恩爱保证金”的税费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记录的空前绝后奇迹。 这种暴征横敛得以畅通无阻后，更加荒谬绝伦挖空心思的掠夺名目就会随著任何壹项政策法令的颁行而再生。 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中共解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壹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要去城市裡边打工，于是形成了壹个中国特有的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农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国民党成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麽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 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中共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中国很多民运人士只是针对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很有兴趣，对于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建立怎样的宪法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缺乏设想，关于农业问题中国在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应该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农业用地方面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清除土地寻租的空间，也就是说可以购买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给自耕农赚取地租，绝对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成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绝对不允许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却没有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利用对土地的佔有剥削自耕农，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土地剥削。 私有土地应该允许买卖，因为壹个自由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当他们希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应该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适度增值不能谋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那些钱相当于多少头猪的价格土地管理部门要进行统计，比如壹块土地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格，以后就算物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贬值土地出售价格上涨，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后只能完全获得相当于壹万头猪的出售价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钱比如那个时候壹万头猪的售价是壹万块钱，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时候因为物价变动壹万头猪相当于两万块钱，那麽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中两万以内的收入应该全部归那位地主所有，从而做到不扼杀那位地主原来的奋斗确保财产保值并且也让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间对土地的开垦以及维护所做出的贡献的合理回报。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为自耕农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会大众的努力所以超出两万块钱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为是社会进步土地周围的部份被开发所造成的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地主只能获得三分之壹这样做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又可以防止出现土地炒作的状况有利于避免因为土地造成贫富的两级分化从而也保障了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的权利，实现了这两项政策之后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后土地的交易将完全成为单纯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谋取暴利的功能了，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样做最符合农民的利益，以后他们打算髮展合作社经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私有土地而沦为毛泽东时代那种生产队的农奴了，也不会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半农奴因为没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须向党国支付耕地佔用税以及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过程中的消费税了，再也不用向党国支付八项杂费跟村提留乡统筹了，再也不用缴纳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土地私有所出现的地租剥削以及土地兼併的状况出现，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民可以在拥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自由的结合，在自由的联合的集体经济中充份获取利益，只有这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与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中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进中国的农业经济的进步充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属于素地租金，在中国成为农业增值税 村提留乡统筹被共匪佔有。因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社会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属于经济地租，在中国成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与高房价收入，被共匪佔有。因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属于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国属于耕地佔用税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没有消灭土地剥削，而是成为土地剥削的受益者。 延伸阅读 中国学者谈政治流氓对中国农民的掠夺 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什麽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我现在壹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我心里很惭愧。”此语壹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认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 （壹）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壹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壹个农民种五棵稻：壹棵是给国家种的，壹棵是给社长种的，壹棵是给会计种的，壹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壹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壹。（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壹（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2、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这种“剪刀差”让农村壹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 。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壹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壹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壹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著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壹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壹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壹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壹）。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壹纸户口要胜过农民壹年的辛劳。”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壹切公共事业无壹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壹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57） 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 。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里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 事实上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壹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壹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壹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壹，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38-163）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 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壹）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壹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壹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壹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著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著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 （三）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价格增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四）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壹点保障也被剥夺。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壹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壹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壹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壹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壹只蚂蚁。”（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4）的确，中国农民，命若蝼蚁啊！ 结语： 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壹天国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牟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还他们壹个公道。 共产极权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马列主义认为本来就没有属于全社会的公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司法独立，作为被压迫的社会成员，只有让被压迫的社会成员所隶属的社会阶级的先锋队成为统治阶级，可以支配国家机器，才有属于被压迫的社会成员的公平。苏共当年自封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根据苏共的理论苏共是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被压迫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让苏共成为执政党，才可以专政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免于被压迫。 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列主义，本质上是把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部份观点与列宁的专政思想拼凑在一起的产物，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理论依据。列宁主义只是对马克思早期的观点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论，主张工人自治，主张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人一票，与列宁的共产党先锋队长期领导国家，国家长期处于过渡阶段，长期实行一党专政的专政理论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共产党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长期统治人民的统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层面实践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论，而是列宁主义的极权理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基于对政治献金制度的否定，认为政治捐献的不受限制会让民主成为富人的游戏，可是马克思本身并不反对普选，列宁是直接否定普选制度的。 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产业民主的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让共产党官僚统治国营企业，让国营企业变成党营企业。中共建立的所谓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衍生物，我觉得不应该把中共与马克思混为一谈，不应该把中共建立的共产极权等同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较倾向于支持自由意志论，所以认为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认同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的差异的不合理性，虽然共匪宣称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可是区别在于马克思主张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认为共产党只是过渡阶段的工具，革命胜利之后应该根据巴黎公社原则实现工人自治，列宁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断章取义之后拼凑出来的极权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发展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认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追求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共匪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接受马克思否定党的领导的部份，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属于标准的精英主义，列宁主义只是肯定马克思早期的专政思想，不接受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制对议会道路对和平过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则，也不接受根据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衍生出来的经济民主，虽然列宁主义表面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却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水火不容的。 马克思主义裡边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匪创造出来的概念，根据共匪的论述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物质文化水平与精神文化水平高度发达的状态，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状态，根据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定义，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党 政府 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可以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失，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共匪本质上是运用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奴役人民的专制政权，共匪不会真正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或许人类社会经历过极权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民主计划经济之后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东亚大陆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结束共匪对东亚大陆的统治，因为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让东亚大陆长期处在极权计划经济与权力市场经济互相拉扯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指的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民主政治与独立工会，只有结束共匪对东亚大陆的统治东亚大陆才有机会成为允许民主政治与独立工会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机会在东亚大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共匪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阐述了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马克思是壹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关于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共匪处理过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当前，习近平重新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强调全党全国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更应该关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应该说明什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什麽关係。 我们在此简单扼要地补这个缺。我们壹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共匪几十年来向十多亿人民灌输的、在中国高校教科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它来源于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述如下：马克思创立的剩馀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剥削，马克思还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全人类壹定会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的全部原著，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那麽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必定远远超出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以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马克思曾声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确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认为工人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论。所以马克思理论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中有正确的成分，有可取之处。 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曾经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是列宁支持的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自由民主经济层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匪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进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业机构，所以应该用党营企业来称呼共匪建立的国营企业。 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是带头的少数人成为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因为被除役 被转业 被重新安置 被党派去的工作人员取代所以失去国家暴力机器的基层革命者最终会被诈骗，工者有其股被按权分配的工分制度与工资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党有与苛捐杂税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无产阶级取代，社会主义被极权计划经济与党国资本主义取代，基层革命者没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只有利用民主制度为无产阶级谋取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最适合无产阶级。 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阶级，蓝领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产业民主 低工时 高工资 充份的社会福利保障 佔有剩馀价值根本没有在社会制度层面实现，工者有其股属于党营企业内部依靠逆淘汰机制升迁的高阶经理人，只有参与权力寻租与资本投资的官僚资产阶级与红顶商人才可以享有产业民主，低工时 高工资属于共匪体制内的职业党员组成的公务员，充份的社会福利保障属于政府官员，剩馀价值被参与权力寻租的政府官员与拥有民营企业的红顶资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共，因为共匪就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最大的剥削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共匪实际上是维护剥削的统治阶级，只有消灭共匪才可以消灭剥削。共匪本质上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共匪一边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一边在私营企业内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的，中国也有剥削，虽然共匪经常掠夺私营企业，经常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是共匪的掠夺行为与没收行为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基于自身利益对非官僚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掠夺，私营企业在平时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共匪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係的，共匪是保护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权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有工人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主张分享企业淨利润，争取在私营企业内部获得财产性收入，诉求分享剩馀价值会被共匪镇压，甚至被共匪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的资本家拥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西方国家的资本家还大，中国的资本家可以长期让工人阶级的工资与企业利润增长脱钩，甚至长期拖欠工人阶级的工资，虽然中国的资本家会遭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可是中国的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过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护的。 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属于素地租金，在中国成为农业增值税 村提留乡统筹被共匪佔有。因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社会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属于经济地租，在中国成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与高房价收入，被共匪佔有。因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属于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国属于耕地佔用税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没有消灭土地剥削，而是成为土地剥削的受益者。 在共匪的精神剥削话术裡边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是美化共匪 丑化反共人士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剥削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道德绑架 对反共人士进行人格谋杀的工具，共匪是形左实右的政治流氓。 邓右即否定机会平等也否定按劳分配，右派主张抽象的机会平等，毛左主张抽象的按劳分配，他们都是蓝领工人的敌人。右派主张的抽象的机会平等对于中国工人没有积极意义，右派主张的抽象的机会平等根本没有立足点的平等，本质上是保护财团私有财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毛左那种抽象的按劳分配对于中国工人没有积极意义，毛左主张的抽象的按劳分配根本没有具体的标准，没有中国工人与中共权贵之间的结果平等，本质上是建立在极权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右派与毛左的主张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中国工人不应该成为右派与毛左实现利益的工具。中国工人容忍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为专制计划经济本身无法有效的反映供需关係跟组织生产，同时也应该明白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只是比起专制计划经济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关係跟组织生产可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国工人在利用市场经济建设国家的同时应该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结束中共建立的壹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并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党，只是依靠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初次分配不会让工人广泛的分享社会利益，必须存在左翼政党追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然对于工人阶级是非常不利的。 我觉得最有利于蓝领工人的分配方式应该是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得到一样的利润，比如淨利润分成五份，土地 资本 工人 税收 扩大再生产各佔一份，资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蓝领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后蓝领工人内部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产量进行按劳分配，资本家通常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蓝领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时蓝领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资性收入，资本家有钱赚，蓝领工人也有钱赚。 我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利用民主制度争取利益，共产极权国家的公有制是骗人的，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会财富根据权力大小按权分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属于无权阶级，无法参与政治生活，无法主导企业的经营与分配，没有享受亚文化产品的自由，成为共匪统治之下的政治奴隶。 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太低了，只要经济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共匪的分类法裡边就已经不属于贫困人口了，共匪所谓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脱离共匪制定的贫困线，也就是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事实上即使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的人，很多还是处在贫困的状态，被共匪树立为扶贫宣传的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无法代表广大实质上还处在贫困状态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属于农村裡边的少数。可以被共匪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是有机会脱贫的，没有机会被共匪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然后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属的人是不容易脱贫的，大部份人只是因为共匪修改了贫困线的标准名义上脱贫外加在共匪的压迫之下口头上宣佈脱贫，根本没有实质上摆脱贫困的状态。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邓右共匪是违反人性的，在没有合适的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诱因，没有生活所迫，没有合适的社会角色，或者因为被社会环境祸害所以仇恨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人是不愿意劳动的，人通常只会希望自己看著顺眼的人发财，希望自己看著不顺眼的人社会性死亡，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一党专政造成的，不结束一党专政就不会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共匪根据定义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低于两千三百元才属于贫困人口，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年收入有两千四百元，虽然名义上已经脱贫，但是实际上还是贫困人口，而且贫困人口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在中国，即使月收入有两千三百元，在城市还是贫困人口，根本无法拥有体面的生活。中国社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五千元，根据最新的共匪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全国纳税人数只有六千四百万人，根据最新的共匪官方统计数据可以得出中国只有六千四百万人的收入达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结论。 共匪根本不是真正的左派，虽然共匪私底下会淫乱，虽然共匪私底下会共享情妇，虽然共匪默许缴纳保护费的情色产业存在，但是共匪并不允许广大基层人民获得性权解放公开化，制度化的废除专偶制，情色产业合法化的社会环境，共匪只允许雅痞文青 斯文败类私底下淫乱，私底下搞共享情妇，私底下使用情色产业，不允许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在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性生活，共匪本质上属于右派。 共匪实行的房地产政策与九九六工作制让中国的工人阶级普遍的社畜化，传统家庭被这种社会环境消灭了，妇女也要出来工作，社会教育开始充份的取代家庭教育。虽然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是共产党宣言裡边的核心理念，但是共匪曲解了马克思的初衷，马克思的本意是为了消除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共匪在社会教育层面刻意创造教育资源的畸形分配，实质上促进了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而且共匪虽然在消灭传统家庭，但是共匪消灭的是被统治者的传统家庭，共匪的家庭还是传统家庭，共匪的子女有充份父爱与母爱，以及充份的家庭教育的培养。 虽然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属于私有制的衍生物，不认为私有制只是配合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与促进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载体，但是至少马克思支持消除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于是才有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以及消灭传统家庭的理念，共匪实行的社会教育与消灭传统家庭是为了促进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共匪的敌人，共匪是形左实右的政治流氓，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参与反共事业。 在社会教育方面共匪的子女在中学阶段上重点中学接受优质的家庭教育，大学阶段在自由世界上大学，被统治者的子女在中学阶段上普通中学与劣质的补习班，大学阶段在中国上劣质的大学，共匪的家庭维持著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充份的互动的传统家庭的状态，被统治者的家庭维持著社畜化的状态。 如果要把普罗大众从枷锁裡边解救出来，就必须结束共产极权统治，建立一个没有血汗劳动与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以及资源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父权思想的背后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狼性文化，女权思想比较容易跟左派思想相适应，中国文化裡边有太多强调社会必然分工，以及妇女只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与生育工具的内容，我觉得只有实践左派的废除专偶制的主张才可以真正在身心层面解放妇女，我觉得妳应该站在左派这边。父权社会是支持专偶制的，专偶制压迫了女性的自由，专偶制衍生出来的家庭观念让妇女成为男性的工具，父权社会是中国儒教极权主义的产物，只有支持自由派才可以真正的消灭父权社会生存的土壤，妇女解放需要依靠自由派。父权社会让男性从小被父亲压迫，男性结婚之后开始压迫女性。我觉得越是偏向哈耶克主义的国家越是容易促进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人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说，经济层面奉行哈耶克主义就会让女性丧失安全感，结果就是希望男方提供保障，这是右派统治衍生出来的产物。我觉得左派已经被部份右派污名化了，右派支持市场自发秩序与小政府，结果造成人越来越成为纯粹的赚钱工具，人被严重异化，于是物化女性的社会环境就产生了。如果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大多数人有体面的收入，性产业已经合法化，男女关係或许会比现在好很多。 民主就是允许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共垮台之后的中国可以实行分级地方自治，村 镇 县 市 省各级地方自治单位的人民都可以通过公投制宪的方式决定当地的经济制度，无论是私有制为主还是公有制为主，甚至是实行混合所有制，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实行混合经济，无论是土地私有还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实行土地的混合所有制，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甚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无论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甚至社会所有，无论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随时通过公投制宪的方式改变经济制度。 这样做符合中国意识形态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义的国情，避免深受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民众被中共的残馀势力利用，成为动摇中国民主制度的社会根基的力量。 中共长期恐吓中国人民，宣称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可能就会出现不受限制的私有制，不受限制的私有制孕育出来的财团会垄断整个社会。 很多人因此受到误导，即使讨厌中共还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国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让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选择经济制度，深受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基层人民估计也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这样做不仅可以扩大并且巩固民主制度的生存根基，防止专制复辟，同时确保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实践，让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意识形态结构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让共产极权主义政党再也没有机会用经济因素煽动基层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实践的状态下自然会产生出适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经济制度。 中国民运长期无法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一套可以应对意识形态已经多元的中国社会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间，左派 右派 中间派都希望让大多数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我觉得应该让人民根据自身情况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选择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可以让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才是中国民运需要告诉中国人民。 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也确保了人民自由选择经济制度的权利，比如赋予民选的国会多数修改宪法的权利，或者赋予人民通过直接民主公投制宪的权利，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主体，西方人民没有选择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西方人民没有运用民主制度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政治民主的本质是让人民拥有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的权力，创制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选择社会制度，某些民主国家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某些国家即使把共产党定义为非法政党，仍然允许人民通过行使创制权把共产党定义为合法政党，中共长期利用西方社会的这种状态误导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误以为一人一票 三权分立 地方自治 军队国家化的现代民主制度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中国如果引进现代民主制度就意味著自由资本主义的复辟，意味著基层人民的生存压力会增加。很多中国人因为被中共洗脑，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阶级固化，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的税收制度非常健全，保护私有财产并不会促进阶级固化，而是保护公民可以不受压迫的支配自己的劳动报酬。 中国人民长期被中共误导，认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制与自由竞争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如果具体划分，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分立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属于宪政体制的内容，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属于自由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内容，选举 罢免 创制 複决才是属于政治民主的内容。 西方民主国家允许左中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合法存在，允许左中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参加选举，允许国会多数拥有立法权实质上就是允许人民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很多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对于民主政治的认知来自于中共的宣传，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两个财团党二选一，每四年选一次，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政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事实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还给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私有制因为受到独立的司法体系的约束才会遵守程序正义，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有制才会因为受到民选国会的监督发展成民主公营事业，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被宪政体制约束的法治经济，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计划经济才会因为受到民选国会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为增进人民福利的宏观调控，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私有制度才会真正尊重自耕农的私有产权，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公有制度才会确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结社自由允许独立工会存在的民主社会才有机会发展出产业民主，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让农民不用遭受权力寻租者的压迫，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成社会市场经济最终演变成民主计划经济，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经历了专制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民主计划经济之后或许会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前提是必须建立民主制度。 存在社会分工就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就会有利益衝突，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多党制就是调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利益群体投票给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多党组成的国会的国会成为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政党组成的国会的国会结构，反映了整个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大小，国会多数决的结果代表著最大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一党专政的结果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可以随便动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压迫其他利益群体。 极权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比如强拆，比如搞豆腐渣工程捞钱，根本不需要经过民选议会的审议，可是极权政府是没有服务效率的，极权政府的服务质量是非常差的。在中国去政府机关办事需要花钱搞关係，需要面对一大堆潜规则，而且中国政府长期让中国人生活在低福利的状态之下，极权政府的效率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对于一般民众是没有好处的。 我觉得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让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存，我认为选区选出来的议员与微观层面的政见是对应的，比例代表制选出来的议员是与宏观层面的政见与政党理念是对应的，人民可以选出微观层面的民意代表，也可以选出宏观层面的民意代表，只有这样议会才可以充份的发挥代议制民主的功能，我个人最倾向的政体是两院制，参议院全部由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出，选党不选人，众议院全部由选区制的方式选举产生，选人不选党，宏观层面的议题参议院负责表决，微观层面的议题众议院负责表决，两院互不干涉，参议院负责选出行政首长，众议院负责选出内阁成员。 我觉得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而且应该强化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中国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体，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衝突，突出理念选择，强化政党选择。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显个人魅力为核心的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太强调参选人个人媒体的行销，如果在中国这样的有浓厚的精英主义文化与个人崇拜土壤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威权复辟的事情。如果没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撑，形成的选举文化最终将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单一选区制有的时候会因为选区划分形成的人口结构，造成得票总数虽然不是最多的政党成为国会最大党，比如英国二零一九年的国会选举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右派政党的总票数并不如左派政党的总票数多，可是右派政党还是取得了多数席次。而且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很容易让那些转型过程中没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壳上市，因为收买政治人物的成本与比例代表制比起来要低很多，毕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党票，根据政党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庞大的意识形态输出系统，长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而且需要在全国各地都争取到广泛的选民支持，才有机会成为国会多数。我个人更倾向于内阁制，内阁制不容易产生缺乏民意基础的国家元首，总统制容易产生选举过程中依靠个人魅力行销上台，上台之后摆烂的国家元首。 共产专制对货币的控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政府为对付经济危机滥发货币与控制汇率的货币政策，大大削弱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导致人民币实际含金量国内国外不壹致，人民币出现内贬外升（或持平）。不断的超发货币与死守汇率，使这种不壹致（俗称剪刀差）不断扩大，将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它使中国同样货币在国内国外不能买到同质同量商品，或同质同量商品国内国外价格不同。国外商品因汇率因素将大量涌入中国，国家被迫加大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以狙击国外商品。否则很难维持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和平衡。这会增加国外商品进入中国的限制，引起他国的不满和反制。另外，中国出口商品受汇率影响，价格在国外相对升高，将日渐失去价格竞争力，由此遏制中国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币内贬外升，会日渐成为商品跨国流动的货币壁垒。 人民币内贬外升，使货币（或资本）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套利空间。如目前国内企业大量在国外的收购（美其名走出去），带来大量的资本外流，就与人民币内贬外升密切相关。千百万的人民币在国内只能买壹套房，兑换成美元在美国则可买数套房。当这种套利足以影响壹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产生金融危机时，国家将被迫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壹旦实行资本管制，货币的自由兑换受到衝击，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将大幅削弱。 匪谍长期鼓吹所谓美国维持美元体系是为了剥削全世界，这种说法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元体制是世界贸易的需要，而其他国家在贸易中，根本不愿意让世界各国的货币参考，比如人民币绝不愿意被盯著币值。美元体制的壹个重要特徵是自愿性，也就是各国自愿参照美元，没有任何的强制性。 其次，美国作为美元供应国，壹贯的收紧，不存在所谓“印美元发财”的问题。印刷美元是给非常敏感和透明的问题，美国壹量化宽鬆壹下，中国就要美国向中国“解释”。而中国却是年年宽鬆。 最后，中国的各级政府预决算是不公开的，所以，别人无从知道政府到底量化宽鬆了多少人民币，印刷了多少人民币。也从来找不到政府印刷人民币的具体数字和时间，这对美元来说是不可能的。人民币这样做有自己的苦衷，目的之壹就是阻止各国准确掌握参考人民币实际币值，从而掌握人民汇率的主动性。 而别国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愿意维持壹个人民币体制。 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壹国愿意参照哪国的货币，都是自己的权力，妳爱参考欧元就参考欧元，没有任何人或者国家会反对妳这样做。 壹般来说。社会增加多少物资，就应该发行多少货币。 共匪几十年来，放开的印刷货币。 中国要搞内需，附庸在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不允许。 共匪购买了大量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务。 内需经济，就要分出经济红利非劳工，拉动消费。 美国确实想极力维持美元本位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主张自由贸易，如果没有美元本位，世界贸易壹片混乱。美国维持美元本位的唯壹方法是维持美元信用。 内需经济，就要分出经济红利给劳工，拉动消费。 美国储备黄金，确实是为了维持美元结算的，美元结算是贸易自由的基础。 美元币值如果像亚洲国家货币那样波澜起伏，那麽世界贸易就会惊心动魄，国际结算就壹团糟。 美国努力维持美元结算的局面，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世界各国有任何强制性。 匪谍总是炒作美元的霸权，实际上只是在恶意抹黑美国。 共产专制对股票市场的控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中，股市是壹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当经济状况好时，股市就红火。当经济状况糟糕时，股市就冷清。 但中国股市却不是这样。当中国经济状况好时，这股市反而直线下跌。当中国股市从六千多点的高位狂泻到壹千八百点时，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大好之时。 中国股市是中国政府开的壹个超级大赌场，让几亿中国股民在这个大赌场里做壹下发财的美梦而已。当然能在裡面做发财美梦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多数人在裡面做的是壹场恶梦。在这个大赌场里，政府是最大的庄家，政府以“证监会”的面目出现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证监会”也是最大的赢家。不论赌场里的输赢如何惨烈，它都包赚不赔。 中国企业把中国股市当成壹个圈钱的地方。壹个企业千方百计想上市，是想通过股市把股民的钱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时圈壹次钱还不够，以后多次以送股、配股为名再圈钱。 中国企业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兑“证监会”的高官。这就给了“证监会”大员们吃黑钱的天大良机。 各地的券商和庄家实际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们在操纵著股市的涨跌。决定大盘涨跌的大型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共直接控制的党营企业，中共可以直接动用国库的钱购买自己的党营企业发行的股票进行炒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制度，散户根本无法了解党营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也没有选举制度可以让中共成为失去党营企业失去国库支配权的在野党。基本上中国股市的必然规律就是中共掠夺中国的股民，中国的散户只能被中共宰割。真正认真的研究经济在金融领域从事资源优化配置工作的一般股民根本赚不到钱，因为整个制度设计是为中共服务的。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与中共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中共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中共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共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著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被民选政府约束的国营银行，所以不可能随便损害普罗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国营银行实际上是被中共控制的党营银行，专门为中共谋取特殊利益服务。中国股市本质上是党国财团圈钱的工具，党国财团率先入市创造人造牛市，散户随后入市，然后党国财团撤离，人造牛市行情结束，散户的钱被人造牛市瓜分。 外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看的是经营业绩。中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炒作的是题材。什麽“企业重组”；什麽“中共多少大召开”乱七糟八，什麽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涨的理由。炒作题材的目的只有壹个：让散户们成为股票的最大买主，再跌下去逼散户们割肉出局。 中国股市庄家的操作手法也不複杂。当庄家在低价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点价位）时，就抄底购入。当庄家抄底成功后，就拉抬股价。当然在拉抬股价的过程中，找上几个股评员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过来这效果就更好。当股民追涨股价达到庄家的预期（4000点价位）后，庄家也不壹定马上出手抛盘。当股价超过庄家预期（5000—6000点价位）后，庄家开始抛盘。庄家抛盘股价有所下跌（4000点到4500点价位）。这时股评员就力劝股民们“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这壹股票跌了这麽多了，肯定会有“报复性反弹”，现在买入正是时机，遂大量购入。这时才是庄家抛盘的最好时机。壹但抛盘成功。这隻股票就直线下跌。股票下跌，散户心慌，忍痛割肉，庄家再低价抄底接盘。再拉抬，再抛售。如此周而复始，散户们的钱不知不觉就进了庄家手中。十年前，中国股市到六千多点的最高点位时，正是散户们持股比例最高时。从此以后，中国股市飞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钱被庄家洗劫壹空。 许多股民热衷于看有关专家的股市专著，搞什麽“股市技术分析”。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股市当成西方国家的股市了。而没看到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涨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庄家们控制著，岂是股评家和专家们能把握的？岂是股市专家们所能描述出来的？ 从中共开设股票市场到二零一五年，中国股市从第壹个最高价位1700点跌下后，经许多年的沉寂再被抬到了第二个最高价位2400点，又是许多年的沉寂被壹呼拉地抬到第三个最高价位6000多点。暴跌后又拉到5000多点。随后又是暴跌。虽然有李克强总理的“暴力救市”，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七到八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股市就没有复甦的可能。而中国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来的前提是：中国散户股民的资金再次大量入场。中国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涨加暴跌。持续时间很短暂。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状态，等待下下次的暴涨暴跌。 延伸阅读 中国股民谈中国股市存在严重的金融犯罪行为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泰禾集团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19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273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 -67.62% 主要原因如下：1、2019年公司为加速项目资金回笼，通过转让项目股权形式与合作方共同开发，累计减少并表项目21个，由此确认投资收益约15.5亿元；与此对应，2019年度交付结利的项目少于2018年度，导致房地产销售业务收入相比于2018年度减少约72亿元，同时由于2019年度结转收入的项目普遍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导致2019年度毛利率较2018年度大幅下滑，影响净利润约20亿元。上述原因导致公司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经常性损益大幅减少。2、2019年度因地产整体环境影响，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增值较预期差距较大，2019年度评估增值额比2018年度评估增值额减少6.66亿元。3、因合联营企业本年利润减少，2019年度公司持有的合、联营企业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2018年度对应的投资收益少3.73亿元。4、公司对应收款项按照类似于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测算并计提坏账准备，确认信用减值损失约9000万元；存活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5亿元；根据评估结果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5000万元，2019年度公司计提德各项减值准备合计约6.4亿元，比2018年度对应的计提减值准备多2.7亿元。本公司董事会谨慎审视上述因素，认为第1项的变化可加速项目资金回笼，但会导致公司账面列示的非经常性损益及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减，除此因素外，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值准备的计算提升等，这些非常性损益不具有持续性，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持续影响。 泰禾集团2016年房地产销售额为400.1亿元、权益值为384.1亿元，2017年房地产销售额为1007.2亿元、权益值为857.2亿元，2018年房地产销售货值为1303.4亿元、权益值为1095.3亿元，2019年房地产销售货值为940.2亿元、权益值为731.2亿元。 泰禾集团2016年度报告显示营业总收入为207亿元、净利润为17亿元，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为243亿元、净利润为21亿元，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为309.8亿元、净利润为25.5亿元，根据预告房地产销售收入2019年度比2018年度减少约72亿元，营业总收入为237.8亿元，净利润为8.27亿元。 房地产销售额2018年的年初黄其森宣称2017年泰禾集团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亿元，预计2018年销售额再次翻番，可以达到2000亿元以上，黄其森宣称房地产货值权益值为6600亿元（按照房地产的行规，这么高的货值完成2000亿的销售额是有保障的。）。由于黄其森的讲话，促使泰禾集团的股价最高达到43.69元。 综上所述，泰禾集团2020年4月30日的业绩预告根本就没有反映2017年房地产去库存过程中的销售额权益值（根据多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董事秘书的解释，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房地产销售额计入年报的时间要推迟1.5年-2年；泰禾集团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发布之后，询问董事秘书2017年的销售额何时体现？董事秘书回应：在2019年的年报中体现。），通过隐瞒利润的方式操纵股价，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泰禾集团2017年-2019年的销售额合计为3250.8亿元，正常情况下房地产的毛利率为42%-48%，2017年房地产去库存期间房价暴涨，壹线城市房价翻倍，上海房价短时间之内上涨40%-60%，导致二、三线城市房价翻番，甚至暴涨200%，其他四线以及四线以下城市也达到同等涨幅。实际情况是房地产在去库存期间，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房地产的毛利率高的惊人。所以房地产公司的负债在高毛利率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最让人不理解的是，泰禾集团和世贸房地产的交易，其中有壹笔是广州黄金地段的项目，世贸房地产拿到之后壹周之内取得了房地产销售的预售证，如果不转让此项目，可以提高泰禾集团的财务状况，提升泰禾集团的业绩，此项目属于利益输送，严重的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利益。 根据泰禾集团离职的工作人员（经理级别）的透露，房地产公司为了不体现房地产去库存时期的利润，表内表外转移利润，建议证监会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严惩相关上市公司，还股民公道，把影响证券市场发展的障碍清除，让股民拥有获得感、幸福感。 根据文章《黄其森秘密引入战投，泰禾集团有钱了。》的解读，消息人士称，泰禾集团的管理层在“减包袱、藏利润、轻装上阵”，为引入战投做准备。低股价，可以让战投方获得更低的进入门槛，降低营收结算的操作也可以让泰禾集团在股权合作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留下更多操作空间。泰禾集团2017年-2019年房地产销售额权益值为2683.7亿元，在考虑房地产去库存期间的高房价、高利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应该不低于300亿元，应该在以后的年度业绩报告中逐渐体现（包含2019年的年度业绩报告）。泰禾集团现在的总股本为24.889亿股，根据300亿元的净利润，泰禾集团每股净资产增加12.05元（2018年的每股净资产为14.83元，十送十之后，十股派息2.2元之后，每股净资产为7.305元）加上2018年分红派息之后的每股净资产7.305元为19.355元每股净资产，经过泰禾集团的壹系列神操作之后，2020年4月泰禾集团的股价只有4.4元每股，严重的损害了股民的利益，表面上是因为引入战投，实际上是利益输送与利益转移。 上述露骨的金融犯罪行为只有在共产极权国家可以发生，不受约束的共产极权政府可以肆意纵容露骨的金融犯罪行为。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马克思反对针对民间刊物的政治审核，马克思在论述与巴黎公社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主张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政府而且人民可以随时罢免政府，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在社会形态层面的设想是国家机器的消灭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共匪在现实中的作为是针对民间刊物进行政治审核，剥夺人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政府与罢免政府的政治权利，运用专制统治扼杀人的自由促进人的片面畸形发展，不断的扩大国家机器的统治力防止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公民社会的诞生。这些都是事实，也是习惯于胡搅蛮缠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愿意麵对的事情。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进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润的隶属于共匪的私营商业机构，根本不具备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工人与农民的差别，消灭城乡差别。共匪既然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应该逐步消灭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待遇，消灭白领工人与贫农之间的地位差别，消灭城市与农村的建设差别。事实上共匪的所作所为是在扩大三大差别，让中国距离共产主义越来越遥远。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应一下，为什麽共匪一边高喊共产主义理想，一边在扩大三大差别。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匪发展私有制与实现消灭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并不衝突，同时又没有具体解释发展私有制与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目标之间的逻辑自恰性的论述，违反基本的形式逻辑，这样的论述如果放在精神医学的领取去检验，应该属于思维形式障碍的症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论述如果不是在说相声的状态下进行的，真的应该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思维形式障碍长期无法痊愈会让人丧失正常人的思维能力。 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曾经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是列宁支持的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自由民主经济层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匪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 人类社会或许经历了极权专制的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之后确实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共匪绝对不是促进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力量，共匪是阻碍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流氓，中国社会从权力市场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共匪会灭亡。 共匪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断章取义，找出他们认为有利的部份，然后把对他们有利的部份跟中国邓右的党国资本主义嫁接在壹起，共匪喜欢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关于工农大众的言论自由权以及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论述是中共不愿意麵对的。 共匪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会强调被托洛茨基总结出来的马克思的经济民主理论，不会强调产业民主，不会强调工人在企业的普选权与领导权，因为这样只能刺激被党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统治的中国工人起来造反。 更不会把马克思主张的消灭三大差别列为具体的国家发展归化的目标，因为中国目前因为中国执政党的统治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 体力劳动者跟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正在扩大，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村的差别 白领工人与壹般农民的差别 农业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差别 体力劳动者被脑力劳动者奴役的程度 体力劳动者受歧视的程度都因为中国执政党的统治在不断的扩大，如果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人继承并实践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念，只能是引导广大中国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中国现在的执政党。 共匪长期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的论述，共匪对中国的统治对社会的专政经常被共匪的支持者解释成複杂劳动，广大工农大众的血汗劳动经常被解释成简单劳动，共匪在经济上拥有大量特权经常被解释成按劳分配。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政府消灭政党然后实现完全的个人自治，根据共匪的官方宣传，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仅仅是共同富裕，这样解释共匪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用灭亡了，而且共同富裕是很抽象的概念，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对不仅仅是早就共同富裕而是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共匪宣扬马克思的时候不会把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搬出来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土地财政，因为共匪目前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共匪对中国农民建立的税负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讲的地租剥削，共匪实行土地党有让中国农民成为共匪的佃农本质上违反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中国农民目前并不是没有税负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时又无权雇佣农业工人剥削农业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务农的自耕农，宣扬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结果只能是刺激中国农民造反。 共匪从来不会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不会谈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带来的思想启蒙，因为共匪建立股票市场建立高利贷市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背叛，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说法股票只是金融资本家通过虚拟资本瓜分工人剩馀价值的凭证，高利贷只是金融资本家掠夺债务人的工具。 共匪的党校虽然也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可是基本上都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否定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从来不会运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否定中国的私有制，如果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否定中国的私有制就意味著把马克思主义跟邓小平主义对立起来了。 共匪不可能恢复传统专制计划经济，不可能消灭传统私有制，中国政府裡边的各级官员普遍已经习惯了从资本家那边收受贿赂，中国政府官员的亲属部份已经成为依靠剥削产业工人生产劳动依靠剥削商业工人流通劳动发财的产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了，继续宣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意味著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家属培养掘墓人。 共匪喜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下功夫，比如吹捧壹下辩证思维，号召广大中国人民继续运用对立统壹的辩证思维分析人事物，继续用辩证思维把共匪制造的大屠杀 大飢荒 大掠夺辩证的理解成情有可原之恶，继续坚持认为共匪虽然奴役广大中国人民可是中国政府的存在可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以共匪跟广大中国人民即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观。量变到一定程度就是质变经常成为保共改良理论的理论依据，保共改良理论认为共匪统治中国的时候越长就越会改革。否定之否定的观点经常被共匪用来作为取代之前的执政党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依据，因为共匪否定了国民党所以共匪就比国民党好，事实上共匪跟国民党都是政治流氓。 还有就是宣扬壹下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煽动广大中国人民去理解当官就是为了捞钱的基本规律，从而淡化广大中国人民对贪官的仇恨。 共匪从来不会高度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互相作用互相决定的论述，反而会把马克思原本的论述歪曲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避免广大中国人民通过运用这些原理总结出共匪利用对社会的专政操纵社会意识形态对广大中国人民洗脑的结论。 共匪喜欢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把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与发展，把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解释成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把壹党专政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共匪经常把马克思的自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拿出来炒作壹下，然后得出中国邓右利用壹党专政高度控制中国经济，共匪不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合理性的结论。 共匪喜欢经常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会诞生社会主义的论述，把这种论述歪曲成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利用这种歪曲解释把中国邓右发展党国资本主义的行为解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机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中国被中共歪曲成个人服从集体然后集体服从领袖的奴才思想，事实上如果中国境内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他们革命的对象就是共匪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共匪体制内的人，他们是党国所有制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必然在思想上坚持壹党专政。 实际上共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在于在局部范围内废除专偶制的部份，中国政府官员共享情妇的行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专偶制这个基本主张的具体实践，共享情妇确实在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专偶制。 至于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共匪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匪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列毛邓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由自封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生产资料收归党国所有的国营经济、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残馀作为必要补充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主义与左翼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马列毛邓主义与欧美的左翼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细节上有所区别，欧洲左翼自由派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加思想自由化基础上的实行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是在存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宏观调控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谈社会主义的时候，壹般是指马列毛邓主义。西方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明确地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共匪壹直在说，中国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是官僚资本主义。 德国基本法（宪法）确定德国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而共匪自称中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国採用“社会市场经济”。事实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邓右宣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谋求建立民主公有化的公营事业，以及完成高工资高福利的目标。中国邓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党国资本主义，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发展权力寻租与党国所有制经济。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直到今天欧洲各国左翼政党的产生，这个过程与共匪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回事。 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决议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被称为“第壹国际”。当时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第壹国际”的工作。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恩格斯参加成立大会，担任主席。“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组织，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国际”或“社会党国际”。 第壹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宣称“第二国际”所属的政党是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工人党酝酿恢复“社会党国际”。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壹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社会党国际，并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1989年社会党国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社会党国际人权纲领》（又称《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两个宣言和壹个纲领标志著社会党国际以人权为最高纲领，宣扬中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与共匪坚持的马列毛邓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所以，二战以后恢复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物。如果仍然称其为社会主义运动，就壹定要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今天的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共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本质上相反的两类不同的社会主义。 共匪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阐述了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马克思是壹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关于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共匪处理过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当前，习近平重新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强调全党全国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更应该关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应该说明什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什麽关係。 我们在此简单扼要地补这个缺。我们壹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共匪几十年来向十多亿人民灌输的、在中国高校教科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它来源于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述如下：马克思创立的剩馀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剥削，马克思还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全人类壹定会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的全部原著，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那麽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必定远远超出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以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马克思曾声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确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认为工人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论。所以马克思理论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中有正确的成分，有可取之处。 可是有不少中国人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混为壹谈，他们认为，既然马克思理论有可取之处，也就是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列毛邓主义有可取之处。他们大错特错了，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理论，必须完全否定。今天习近平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开历史倒车，他必将自取灭亡！ 中共政权的基本属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如果运用西方国家划分左中右的政治光谱理论来分析中共，中共属于政治变态。 如果重视经济均富 实质平等 按劳分配为左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左派，无论是极权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共，还是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共，都是经济均富 实质平等 按劳分配的敌人。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现在主导中国社会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共权贵主导生产要素分配，所以中共本质上是政治变态，中共属于政治变态阵营的另类的右派。中共不支持西方白左的经济均富理念，中共从来都没有试图缩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接近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中共从来都是压迫蓝领工人的。 如果重视自由竞争 机会平等为右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右派，中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敌人，中共建立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市场准入制度就是对机会平等的否定。 如果认为社会福利与自由竞争应该兼顾为中间派，中共根本不属于中间派，中共统治的中国即没有高福利也没有充份的自由竞争。 如果倾向于认同国际主义为左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左派，中共长期输出反美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且长期用抽象的民族主义与爱国就是爱党的爱国主义进行统战宣传，中共本质上不属于认同自由人联合体追求消灭国家的左派。 如果坚持民族主义是右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右派，中共为了与美国对抗大量的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在中国本身还需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情况下，还是坚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中共本质上并没有以中国人的利益为优先。 如果认为应该坚持本国的利益同时国家需要包容不同的文明属于中间派，中共根本不属于中间派，中共从来不会包容基督信仰，中共长期迫害中国境内的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认同社会自由主义属于左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左派，中共坚持运用中共的党文化支配整个社会，坚持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公娼制度，压迫流行音乐的自由发展。 如果认同自由保守主义属于右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右派，自由保守主义坚持专偶制，中共官员却经常共享情妇。 如果认为社会自由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应该兼顾或者折衷属于中间派，中共根本不属于中间派，中共即反对社会自由主义也不接受自由保守主义。 虽然移民海外的中共子女因为希望少缴税所以倾向于支持坚持低税收低福利的自由保守主义右派政党，可是中共本质上并不接受自由保守主义右派政党坚持的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与专偶制。 如果认同民粹主义，认为应该强化直接民主，倾向于使用公投权的属于左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左派，中共统治的中国从来都是没有直接民主的少数暴政，所以不存在民粹主义。 如果认同精英主义属于右派，中共根本不属于右派，因为中共本质上仇恨精英，中共虽然实行的是少数暴政，中共政权的性质属于精英专政，可是中共根本不允许中共体制外的精英根据个人的专业自由的进入体制内成为技术官僚，只有专业审核没有政治任何的任命技术官僚，中共任用干部以是否对中共忠诚为衡量标准，很多时候根本不尊重体制外学者，中共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通过自由竞争产生出来的体制外精英，虽然中共认同精英主义认为少数人应该统治多数人的内在逻辑，反对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可是中共并不接受精英主义的专业化原则，政治上站错队的专业学者在中共体制内没有机会成为技术官僚。 如果认同直接民主与精英统治应该兼顾，认为应该人民选举国会，国会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制定政策，专家执行政策的属于中间派，中共根本不属于中间派，中共否定民主制度，中共在很多时候否定体制外学者。 如果认同集体主义属于左派，中共根本不是左派，因为中共压迫公民社会，中共坚持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无法代表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坚持个人主义属于右派，中共根本不是右派，中共鼓吹的不要关心政治的原子化思想，虽然反对公民社会，可是中共鼓吹的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不仅反对公民社会，而且压迫个性发展，否定个人自由，不尊重个人的权利，中共只是反对别人联合起来反抗政府，并不接受主张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如果兼顾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属于中间派，中共根本不属于中间派，因为中共即反对个人主义又反对公民社会。西方白左支持的公民社会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用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利益，比如工团主义，比如集体争取性权，集体维护劳权，中共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让大多数人牺牲个人利益实现中共权贵的个人利益。 中国是一个没有机会平等的 逆淘汰的 不尊重诚实创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中国适合官僚资产阶级与成功依附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流氓无产者生活，不适合这两个社会阶级以外的人生活。 如果你有独立于共匪之外的精神生活，如果你是法轮功学员 全能神教会的信徒 信奉回教的新疆人 信奉藏传佛教的西藏人 基督徒，在中国会感到很压抑，如果你不是出身党国权贵家庭的官僚资产阶级，不是精通鬼穀子心术与厚黑大全的流氓无产阶级，如果你是只能诚实创造的抑鬱质人类，如果你即没有人脉关係又无法投机鑽营，你是性格不允许你根据鬼穀子心术与厚黑大全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的胆汁质人类，在中国你会活的很辛苦，你应该移民。 中国没有维护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权，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参与利益博弈的民主政治，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缺少剩馀价值的回馈，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匪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共匪喜欢创造贬损别人与抬高他们自己的词彙与分类法，比如即使中国的劳动条件与劳动权益以及剩馀价值回馈程度比自由世界差很多，即使中国的土地是党国权贵私有的，企业是党国权贵与依附在党国权贵周围的红顶商人私有的，即使自由世界有公有土地与民主公营事业，中国始终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始终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的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民营企业家，自由世界的企业家就叫资本家，比如中国的党国佃农叫农民，自由世界的自耕农叫农场主，中国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比自由世界更倾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在共匪的分类法裡边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共匪本质上是政治流氓。 中国特色的共产专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共匪对中国人的掠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时代的极权计划经济，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先说毛时代，在极权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三个经济问题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国家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举例来说，政府认为国家需要苹果，在计划经济下，被政府选中的个人集体（壹般为符合该类生产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进行种植苹果的工作，但事实上实际生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实际需求。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共产极权国家，计划经济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经济社会。 在实行极权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不仅控制国营产业，连私人企业也要受政府指示运作。私人企业要生产什么，由政府作主；私人企业以什么方法生产，由政府决定；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决定。国家操控著生产的供应、价格以至销售渠道，都是由政府决定。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中共仍然对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拥有绝对领导权，中共可以通过政府文件与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内部的党组织直接支配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 供应 价格 销售 分配。 极权计划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常见的属性之壹，因此极权计划经济又常被解释与共产主义相通，但又与共产主义无政府、无国家的特性向矛盾，随著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受到苏联影响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实行极权计划经济政策。 如果有某个人或者相对小规模的机构，能完全知道社会中每个人对所有物品的需求强度，然后根据这些强度总和迅速反应，精确的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这样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的确是所有经济形态中最高效的。但当然，显而易见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小规模机构在人类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这种极小的人口经济体才可以勉强达到极权计划经济的理想状态，甚至许多父母对家庭成员都做不到这样的分配，而且家庭团体扩张下会更困难，而社会也是如此。所以现实上的极权计划经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低效率社会资源分配，与造成显而易见的产能失调。而这还是私有化的状态，如果资产在社会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彻底的国有化更会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与资源的过度浪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跃进就是生产力下降与资源浪费的最好证明。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极权计划经济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如是者，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毛泽东时代的物资短缺就是极权计划经济造成的，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调节生产与分配。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资源，但是极权计划经济的效率通常还是低落的，主因是经济决策缺乏私人参与，而是由政府壹个全权决定，极权计划经济缺少私人竞争。缺少私人竞争，就难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价格也不能通过竞争而有所调整，个人的收益或物质回报也无从改变。个体的努力并没有相应的物质回报，反而个体的怠惰无能的经济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体来共同承担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这便使得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微观个体缺乏积极进取、争取效率的诱因。因此发展缓慢，如苏俄开始在1980年代技术落后美国，尽管武器产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却无法带动足够的创新，庞大的总体国力也停滞不前了，直到21世纪后才开始复苏成长。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自由的运用工资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资，极权计划经济意味著经济活动多由政府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个人的经济决策自由就被牺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壹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论家麦可 阿尔伯特和经济学家罗宾 汉内尔为了平衡这个缺点便提出参与型经济的设想，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政府拥有管制生产活动的权力，官员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权力从中获利。这种获利的型态，有的是非法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规费税捐，也有的是政策选定重点发展的对象以外被牺牲的弱势者的利益。这些原本应属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因为计划管制的关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员私人的手里、或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不但妨碍了资源的公平运用、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形成特权阶级，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就是极权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即使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机制，可是极权计划经济本质上还是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的。 谈完毛时代再谈谈改革开放时期，我认为改革开放不是共匪现实合法性的来源，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并非是共匪的功劳，更不是一党专政的功劳。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飢荒，并非是因为共匪给了中国人多少物质财富。 更不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上饭了，那是因为传统的共产专制，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尽头，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共匪为了保住政权被迫放弃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些经济自由 恢复私有制 恢复雇佣劳动制度 把当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主张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係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劳分配，在农业方面结束了传统的农奴制，恢复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农民虽然还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地租的佃农，但是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纯粹的农奴地位多少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务农的时候要生产哪些农产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去市场上进行买卖了。 中国人在得到了这一点仅有的经济自由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温饱，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无法充份的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共匪掠夺的状态。 他们可以得到温饱不应该感谢共匪，更不必感谢一党专政，相反的如果没有共匪，没有一党专政，他们根本不必经历毛泽东时代那种几乎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的灾难，或许早就得到温饱了。 之前共匪为了发展传统的共产专制，不给他们经济自由权，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工作，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做生意赚钱，只能在共匪的国营工厂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产队裡边做农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产指标生产，只能在共匪根据他的权力意志建立的分配制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给他们的微薄收入，造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为了避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而失去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国人自由的选择工作 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赚钱，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为共匪工作，可以为自己工作，可以为自己讨生活，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后中国人凭借著血汗经济得到了温饱。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感谢共匪了吗？如果没有共匪几十年瞎折腾，如果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经济自由权的社会裡边，会有大跃进吗？会有大飢荒吗？会有饿死几千万人吗？会拖延那麽久才得到基本的温饱吗？一个恶霸因为不善待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奴隶打成重伤，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再也没有办法再被他驱使，所以把他的奴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奴隶活了下来，恢复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因此那个奴隶要感谢那个恶霸吗？中国人要感谢共匪吗？ 除了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人以外，应该没有人会感谢共匪吧！ 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用新的掠夺制度取代了旧的掠夺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质是没有变的，共匪只是一个政治流氓，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势的时候就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当他发现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掠夺，他就马上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从毛泽东建政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一个耍流氓的过程，共匪之所以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无非是因为以前那种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难以维持，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够充份的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共匪要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比如整个国家生产什麽，如何生产，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亲自去统筹。 儘管在那种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裡边，共匪可以通过建立特供制度来掠夺一般民众，但是由于那种制度太过于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让共匪不得不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部署与治理，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统治方式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负担更小更便于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没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供需关係帮助共匪分析社会上到底需要什麽，不需要什麽，所以共匪的经济计划常常因为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的起码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失去了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给出能够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产专制的社会裡边，人们渐渐发现作为有权阶级的共匪不会跟作为没权阶级的他们均贫富，所谓的平均主义不过是一般民众普遍的一样贫穷，吃一样的大锅饭，而掌握权力的共匪却享受各种特供待遇，住别墅，坐豪华轿车，吃各种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的东西。 后来共匪实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事实上工资等级的划分只是共匪根据人们权力地位大小来确定的，出身成份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级工人，出身成份比较坏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级工人，甚至更低。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繫，所以所谓的工分制度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权力分配。 由于计划经济只能带来平均主义和权力分配，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人们基本上没有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也越来越不能从那种制度裡边获取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而且那种制度需要供养一整套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指挥经济生产，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他为了顺应民意不如说他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种决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共匪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掠夺制度而已。 因为资本主义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离开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却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放弃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在不放弃垄断土地 国营企业 金融 行政审批权力的基础上，允许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这样只能带来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绝对是灾难，但是对于共匪来讲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夺一般民众的制度。 恢复了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共匪就不必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了，供需关係会自然的主导社会的生产，还能帮共匪分析出哪个领域最赚钱，然后共匪就可以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介入那个领域进行掠夺，不必再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辛苦了，当共匪看到人们购房需求高涨的时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夺买房者，农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生产公粮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多了一层商品属性，农村的土地成为共匪用来赚取地租的寻租工具，在中国农民不可以拥有私有土地的情况下，共匪作为拥有国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对国有土地的佔有去向农民收取耕地佔用税 生猪税 车船税 公积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费附加 计划生育费 民兵建设训练费 乡村道路建设费 优抚费 村提留乡统筹赚取地租掠夺农业收益，并利用土地流转，通过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投机行为谋取暴利，当共匪看到某一个工业领域发展的好，就马上让他的党营事业进入到那个领域进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当共匪发现股民投资很积极的时候，就马上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钱，当地方政府没有钱挥霍积累了巨大的债务的时候，共匪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滥发货币，缓解地方债务，当共匪发现市场上借贷充足的时候，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利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优势对借贷者进行掠夺，当共匪发现某一个行业很热门要投资的人非常多，就马上加强行政审批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去敲诈去勒索准备要投资的人，当中国人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共匪就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税收政策来洗劫中国人的财富。中国人长期过著高税收低福利的生活，税收是中共捞钱的工具。共匪垄断了电力 石油 水资源，中国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必须忍受高电价 高加油费 高水费。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利用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 房屋商品化疯狂的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从根本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只是共匪换了一种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方式。 至于思想控制方面，邓右共匪与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都是在钳制思想，都是在输出愚民宣传。毛左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计划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邓右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权力寻租的民运人士。在愚民宣传方面，毛时代主要是宣扬毛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毛时代的人虽然反智倾向很严重，平庸的邪恶很严重，可是毕竟没有邓右时代那种深受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麽厚黑。邓右时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崩溃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邓右乾脆直接让中国社会在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的环境中彻底道德沦丧，让大多数人只信权钱色，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了。邓右长期让中国人在温饱中挣扎，在险峻厚黑的人际环境中生活，除了没有时间与空间思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谎言化与奴性化。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复灭，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变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坏了，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让共匪掠夺中国人的方式变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党专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为了保护他的专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会反对自由民主，压迫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匪必然会与自由民主为敌，拒绝自由民主自然会成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中国人千万不要指望共匪会主动的给你们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邓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应该是反对一切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压迫，无论是来自于官僚计划经济的压迫还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的压迫。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运人士，他们经常从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伪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运攻击共匪没有充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右翼民运对共匪的攻击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倾向很难促进中国人对共匪的离心离德，右翼民运很多都是强调效率 淘汰 竞争的，中国境内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难以忍受共匪过度追求效率牺牲公正，过度讲究淘汰的逆淘汰机制，以及党国资本在经济领域带来的恶性竞争。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运，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务。共匪长期用花瓶民运边缘化真民运，在民运内部搅浑水，让花瓶民运垄断海外异议人士对中国的解释权，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共匪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于共匪体制内的权力寻租者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嚮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裡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裡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匪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开始採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匪进行思想维稳。 毛左共匪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并不能促进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匪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匪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匪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共匪一边鼓吹跟邓右共匪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匪统治的效果。 在我看来毛左共匪跟邓右共匪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别是邓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运是共匪特务。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採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进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裡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中国的社会建设本质上工程师完成的，中国的社会建设规划本质上是社科院学者制定的，共匪官员并不负责具体的社会建设，共匪官员主要负责人事任命与行政审批，很多共匪成员刻意模糊工程师与社科院学者以及共匪官员三者之间的界限，把共匪的贪腐美化成在潜规则层面的合理劳动报酬，事实上共匪官员本质上是瓜分别人创造的剩馀价值的寄生虫，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腐本质上就是剥削，共匪如果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反对贪腐，事实上共匪的反贪腐是选择性的，站错队就要被整肃，没有站错队就可以继续捞钱。贪腐有理论在中国很流行，可是鼓吹贪腐有理论的人忽略了民主国家搞薪养廉的基础是民众有选举权，民意代表有立法权，人民根据政绩决定官员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国家的官员本身并不是单纯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国家的官员拥有工程师与社科院学者的社会角色，共匪本质上是壹个剥夺人民选举权罔顾民意而且不从事具体的社会建设的强盗集团，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各种特权。有人说不让共匪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职工作就有资格谋取特殊利益，马路上的清洁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谋取特殊利益，别人都必须在法律的压迫下自我约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夺，这不合理。贪腐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掠夺，因为贪污公款本质上就是把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开销变成了贪官的财产。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进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共匪体制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都不会支持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之后无论是实行左派的民主公有制，还是实行右派的休克疗法与自由市场经济，共匪都会成为利益受损者，民主公有制会充份的剥夺共匪的经济优势，休克疗法虽然可以让党营企业被红顶商人收购，共匪可以暂时成为民主化之后的经济寡头，可是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消灭左派政党与独立工会以及自由竞争，失去一党专政的共匪终归是不安全的，无法轻鬆捞钱，无法轻鬆镇压别人的反抗，共匪体制内开明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计划经济之间的斗争。 共匪统治之下的私营企业的负担是很重的，除了需要缴税之外，还要对共匪官员分红，这是维持生存必要的人际成本。我反对在自由世界逃税，我支持在中国逃税，因为自由世界的高税收可以换来高福利，在自由世界缴税之后会得到私有财产保障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缴税之后可以获得权益，缴税是必要的义务，在中国缴税之后依旧得不到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依旧是可以随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缴税之后无法获得权益，没有必要履行缴税的义务。 改革开放不值得被肯定，改革开放造就了私有财产缺乏保障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压迫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社会环境。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富人没有私有财产保障，穷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无法拥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创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无法获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赌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学的收视权。中国根本不适合生活，有机会移民应该赶快移民。 共产专制对私有财产的侵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毛左共匪与邓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财产，毛左共匪不止是实质上侵犯私有财产，在形式上也消灭了私有财产，比如实行配给制就是在形式上对私有财产的消灭。邓右共匪虽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财产，可是实质上并不保护私有财产。在中国赚了钱之后，很快就会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各种部门的敲诈勒索，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敲诈勒索，他们就会对妳罗织罪名，把妳连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应酬他们，在饭局中把自己的身体搞坏，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邓右共匪本质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民创造讨饭空间，当中国人民赚到钱的时候再掠夺他们。 在民主国家壹个人如果赚了很多钱，最多是面临左翼政党建立的高税收制度，交完税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体的社会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后私有财产是安全的。如果为富不仁会受到言论自由环境中出现的批判的围剿，被边缘化。在中国赚到钱，结果就是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单位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间的资本家的财富转移到官僚资产阶级那边。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没有为富不仁，也会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体对妳进行的人格谋杀，因为妳没有言论自由，妳没有公共舆论空间可以为自己申辩。 在民主国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个别官商勾结，可是因为民主国家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于是官商双方会形成恐怖平衡，官员如果长期敲诈商人不为商人办事，如果商人很少对官员行贿又总是让官员为他办事，因为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壹方很容易用同归于尽来威胁另外壹方迫使对方收敛，所以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种官员可以把商人随便连根拔起的情况。中国是壹党专政的国家，商人即使对索贿的官员行贿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国家即使与执政党关係不好也不至于被迫害的很惨，很多民主国家的商人都是在野党的支持者。 反共对于中国的富人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中国人的消极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没有制度保障，积极自由根本没有行使的空间，只要是找回独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应该不会愿意接受这种压迫。 在共匪国再厚黑再低调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间人际活动中避免壹些人际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夺，因为中国人赚钱需要通过共匪，共匪知道他们的虚实，共匪搞市场机制就是为了先让中国人赚钱，再掠夺他们。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恶又有独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调也不能让妳矇混过关。所以再低调，共匪该掠夺妳还是会掠夺，所以很多人选择移民。 邓右共匪上台之后所主导的政治迫害，已经与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样了，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阶级敌人，邓右共匪上台之后的政治迫害，主要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针对被迫害的一方进行断章取义式的人格谋杀，塑造一种不利于被迫害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社会知觉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损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誉的目的，即使对方并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对于邓右共匪准备吹捧的人，邓右共匪同样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用粉饰美化的方式针对被吹捧的一方进行造神，塑造一种有利于被吹捧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社会知觉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是有压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财富挥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质与积累财富的历史进程不符合共匪官员的个人好恶，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调的人，你还是随时可能会被共匪官员掠夺。 共产专制对人权的侵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共匪没有资格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在西方民主国家不存在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举的所谓证明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恶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众之间个别的民事纠纷，这种民事纠纷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国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更多的人权灾难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更多的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一般民众的人权的侵害。 首先中国的法律体系就不是约束共匪的而是约束一般民众的，比如规定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权，比如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比如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比如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比如所谓的扰乱公共秩序罪。 这些罪名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所以在实践中成为共匪用来镇压一般民众的工具。 骂政府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组建政党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阴谋颠覆国家政权，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叫扰乱公共秩序。 虽然中国的废纸宪法中国的选举法规定中国应该是实行委任直选的民主国家，应该採取选举人团制度选举国家元首，人民有权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人大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组建政府，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可是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必须坚持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 所以中国的选举法基本上处在一种被冻结状态，人民实际上不可以自由选举的，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出来参选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经过民意授权的立法机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并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为中国人与共匪在政治层面上在法律层面上的不平等，让中国人的人权根本得不到来自于制度层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国每年才会发生几十万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当然了，参与抗争的只是比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变得人人自危。 中国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当发生一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的衝突的时候，司法基本上会沦为迫害一般民众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国家就算偶尔会出现暴力执法，因为有一人一票因为有三权分立还有舆论监督，人们还可以上街抗议，基本上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人的迫害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都是个别人的瑕疵，而发生在中国的贪污腐败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规模的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对一般民众的掠夺行为。 共匪控制著中国的经济命脉，共匪在土地 金融 国企 行政审批等领域大肆的掠夺一般民众。 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的中国人只能选择忍受，实在无法忍受也顶多就是去上访维权，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国没有军队国家化，一般民众根本没有充份参与公民运动的机会。 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隶，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资格批评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 共匪说西方民主国家对弱势群体缺乏保障更是胡说八道，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还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国的所谓社会保障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与西方民主国家比。 看看中国那些留守儿童，看看那些中学就没有上完就出来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穷人，看看那些因为买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样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边的劳苦大众，实在不觉得共匪有什麽资格去批评西方民主国家。 至于就业与失业的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失业者大多是根本不愿意出来工作，因为西方民主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来工作，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会照顾他们。 可是在中国，为什麽没有那麽多所谓的草莓族，那是因为很多人必须出来工作。 共匪不会藏富于民，中国人也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根本不能决定政府税收的使用。 中国的失业者如果不出来工作，除非家裡边有积蓄，除非他们的父母还会继续养他们，政府是不会保障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基本生活的。 中国的劳资分配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工资性收入在劳资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方民主国家。 至于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所谓种族歧视大多是来自于观念上的歧视，真正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大多是政府对一般民众的歧视，大多是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歧视，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众是政治奴隶。 至于共匪说西方民主国家是金钱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说八道，西方民主国家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随便贿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会因为选举而失去执政权。 所谓的金钱政治不过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偶尔会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可是这个对经济发展有利，哪一个要发展经济的国家不会这样做。 可是共匪与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或者联合起来通过垄断市场的方式掠夺一般民众，不算金钱政治吗？至于所谓的家族政治无非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曾经出现过父亲那一代做过总统，然后儿子那一代也做过总统的现象，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选举上台的 又不是来自于专制权力的任命所带来的。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共匪内定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民意授权，所以根本没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麽资格批判西方民主国家？共匪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批判根本没有正当性，中国根本还是权力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专制权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与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本身，更没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财富的再分配。 实际上中国社会比美国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计划经济时代在分配的时候根本不用丝毫在意市场的供需关係。 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因为没有政治配套，没有自由民主，权力寻租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夺一般民众了，国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审批 教育 医疗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夺一般民众的工具。 国企垄断市场，土地掠夺城市买房者还有农民，金融成为圈钱工具，行政审批勒索小业主，教育榨乾国民储蓄，医疗让工薪阶层破产。 共匪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允许华人争取人权，根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存在，弗洛伊德事件在中国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没有权势 没有金钱 缺乏人缘 偷盗 拘捕的边缘人被警察虐待的事件在中国是稀鬆平常的事件，参与虐待的警察根本不会受到处份，也不可能允许老百姓上街控诉警察滥用暴力，更不会形成同情被虐待者的社会氛围，甚至歧视被虐待者与为虐待者发声的人。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公民在自由世界缴税之后可以获得私有财产保障 社会福利 言论自由 选举权，共匪统治之下的东亚大陆人缴税之后还是政治奴隶，共匪统治之下的东亚大陆人根本没有国家。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根本原因还是希望转移视线，通过放大西方民主国家的阴暗面，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来塑造一种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 无非是打算告诉中国人，西方民主国家也不是人间天堂，在中国，让你们有口饭吃就不错啦，中国人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福利可以给你们啊，无非就是让中国人接受没有人权的生活。 说白了就是为了巩固统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绝对不是因为他多麽有正义感，完全是为了对中国内部被他统治的人进行统战。 因为遭受政治迫害所以罹患抑鬱症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精神分裂症，长期无法摆脱抑鬱的心境结果就是衍生出罹患创伤症候群与被害妄想症，创伤症候群会引发抑鬱心境，被害妄想症容易引发思维破裂，中国民主化之后关于因为遭受共匪政权的政治迫害所以获得精神创伤的精神损失费赔偿应该成为转型正义的一部份，共匪政权是很多中国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 延伸阅读 法学教授谈中共政权的专制恶法 作者 中国网友 口袋罪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壹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于难以界定有罪与否的罪名。司法机关在使用这些罪名的时候，有时会对法条所述情形进行拓展来贴合实际情况，于是便有了“壹个大‘口袋’，什么都能装”的“口袋罪”。兜底性条款、对罪名定义不清、对情况描述不明是口袋罪生成的重要来源。 常见的口袋罪 反革命罪 1951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反革命罪是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壹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捕了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人。根据《争鸣》杂志引述“内部调查”结果，文革期间“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反革命罪的罪名细分，反革命罪开始指代壹类罪名。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主要有颠复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两种。 颠复国家政权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颠复形式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开和秘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行为；该罪属行为犯，但其构成，又不要求有颠复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复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颠复国家政权罪依然可以成立。 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第2款被规定。其问题在于：颠复国家政权的定义壹样不明确；煽动则可以以传单、T恤衫、社交媒体、意图联署、著说评论等各种形式。 流氓罪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规定有流氓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并将罪名细分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 流氓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为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如下：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投机倒把罪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118、119条规定有投机倒把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罪名，并将罪名细分为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倒卖文物罪、“倒卖车票、船票罪”、非法转让罪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 投机倒把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存在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规定不明，从高利贷、套路贷到哄抬紧急性物资的价格都可以被该条款“击中”。 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被规定。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其改为第397条，即“渎职罪”的第壹条，并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初步解决了玩忽职守罪口袋罪化的问题。但目前该罪仍有成为口袋罪的趋势。其问题在于：将玩忽职守罪中的职责等同于滥用职权罪中之职权，并进而将其范围理解为“不仅包括法定的职务权限，而且包括根据惯例、基于国情等形成的职务权限”，且没有认定限制。 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曾被合称为“三大口袋罪”；1997年刑法修正案中，将流氓罪拆分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六种罪名，撤销了投机倒把罪，然而寻衅滋事罪成为了新的口袋罪，其与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称为“新三大口袋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106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兜底条款，包含什么全依释法和判例，从醉酒驾车到传播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认定是“其他危险方法”。然而该种危险方法，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四种方法有近似危害性，例如醉驾与传播新冠病毒可以被认为是“其他危险方法”，但是醉酒驾驶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或者故意在小区里放壹千只兔子以求兔子咬人显然就不属于“其他危险方法”。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工具罪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工具罪是由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增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3款被规定。其问题在于：构成该罪名的两个要件是专门性和非法性，即某种工具是专门用来违反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条文的存在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相违背；而VPN等工具既不是专门用来违反法律（例如公司员工使用VPN等工具访问公司内部网络），又不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相违背（仅与某些行政规章相违背），而却常常被作为该罪的工具而定罪；许多无法认定为其他犯罪的行为，只要与计算机有关，常常被论以计算机犯罪，以至理论界将其戏称为“计算机流氓罪”。 只要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只要中共还可以运用有罪推定原则与口袋罪随便迫害别人，在中国即使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也是不安全的。 党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让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来，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体制内的人就是依附在他们周围的人，大部份中国人根本没有因为共匪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变得富裕啊。下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中国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这部份人多数是太子党或者其他高层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社会，肥了个人。他们财富暴涨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二，从地方官员那裡得到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的私营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本来属于公有的由国家开发的各类矿产自然资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财产了，地方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商人用行贿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国家贷款，进行资源开发，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也是矿山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三，建设行业的工头。建设行业是政府资金投入大，吸收劳动力多的行业，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的行业。中国各类大小建设工程，本应有规范的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建筑工人，劳动待遇，劳动时间，安全技能培训，财务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监管。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只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却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发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很大壹部分是县市级挂牌国家承建公司，他们承揽到工程项目后，获取壹层利润后发包给多数没有资质和技术的农村的工头，很多工程项目甚至是层层发包，转包壹次就要获取壹层利润。而最后壹级的工头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时间、降低安全投入、几乎没有福利待遇为手段大量榨取农民工的血汗，同时造就了很多劣质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类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话，又确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工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壹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很正常！而工程质量问题多现，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的血汗钱难要等不正常的问题几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员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地方官员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把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开发商多数利用银行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了弥补征地成本，为了赚取暴利，用高房价掠夺买房者。而买房的市民多数要依靠银行信贷买房。不合理的高房价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银行推向风险的位置，也即次贷现象，最终必然引发国家大的危机。因此中国民主化之后与基本居住需要有关的房地产最好由国家计划建设开发，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为目标，辅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补充，作为部分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家。这部分人大部分头脑市场意识较强、敢于冒险、敢于开闢市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创造了壹定的社会材富。他们主要是壹些各类特色种、养、殖、加工专业户，及壹些酒楼、饭店、商贸、工厂等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依靠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发材，但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他们当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压榨他们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行列。黑煤窑事件、黑工厂现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部份人必须制订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加强对其生产的监管，尽量平衡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权益。如果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实。 六，贪污腐败的壹般官僚权贵阶层。这部人是历代深恶痛绝却又难以根治的群体。权力的特殊性和人趋利性总是会让壹部分官员置国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顾，挺而走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呼声最强烈的问题。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规范、监管外没有别的办法，把官员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 七，金融机构的无低押贷款，不正常贷款。这壹部份人多数和官员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关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获取大量巨额国家贷款，最后无力偿还。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坏账的主要原因。 八，进出口资源、商品的操控。这壹部份人数不多，但赚取的暴利也是非常惊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关系，龚断性的特点，大肆为个人敛财，贪心无尽。 九，证券市场的操控。这部份人数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员背景的人物。利用媒体，造假信息，虚推股市，暗箱操作，获取大量不正当财富。他们的财富增长率也许让多数国人叹为观之。 说完富人再说说穷人。城市的穷人主要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国家，肥了个人。无故解雇不同意见的人员，而致其失业、失去社保。 穷人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约有3亿外流就业赚钱养家糊口。赚钱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双手劳动，集中在建筑、工业品制造、私营小贩、服务业。在工头、资本家、腐败官僚的压榨、欺压下换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还要负担养老、养小、住房、上学、就医、高物价和各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因此大多没有多少的储蓄！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可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抉定了他们无法充份的分享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中共已经进退失据了，如果让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再是必修课，让右派经济学成为必修课，中共会失去历史合法性，如果继续让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必修课，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阶级就会要求共同富裕，中共会因为无法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现实合法性，中共要化解统治危机必须塑造争取共同富裕的形象，必须让工人阶级认为中共最终会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于是才有了一系列的针对特定商业资产阶级的批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无法改变人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普遍规律，从观察半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还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性，论证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的本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可以证明人不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右派社会学的错误，从而论证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个别的阶级流动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从上层进入基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无法遗传父母优质的基因，比如因为从幼儿到成年经历了父母从半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奋斗过程所以没有得到好的培养，比如因为失去正向反馈所以自我价值感被剥夺，比如成长过程中因为遇到恶人的伤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从基层流动到上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获得良好的天赋，比如父母不惜从半无产阶级降级为无产阶级也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比如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因为贵人所以获得良好的启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论证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的支配作用，论证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本质。一个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对社会进行革命，而不是让组成阶级成员的个人相信资本主义的阶级流动理论然后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消耗生命。 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太低了，只要经济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中共的分类法裡边就已经不属于贫困人口了，中共所谓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脱离特色党制定的贫困线，也就是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事实上即使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的人，很多还是处在贫困的状态，被中共树立为扶贫宣传的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无法代表广大实质上还处在贫困状态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属于农村裡边的少数。可以被中共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是有机会脱贫的，没有机会被中共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然后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属的人是不容易脱贫的，大部份人只是因为中共修改了贫困线的标准名义上脱贫外加在中共的压迫之下口头上宣佈脱贫，根本没有实质上摆脱贫困的状态。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中共是违反人性的，在没有合适的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诱因，没有生活所迫，没有合适的社会角色，或者因为被社会环境祸害所以仇恨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人是不愿意劳动的，人通常只会希望自己看著顺眼的人发财，希望自己看著不顺眼的人社会性死亡，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党国资本主义造成的，不结束党国资本主义就不会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根据中共定义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低于两千三百元才属于贫困人口，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年收入有两千四百元，虽然名义上已经脱贫，但是实际上还是贫困人口，而且贫困人口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在中国，即使月收入有两千三百元，在城市还是贫困人口，根本无法拥有体面的生活。中国社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五千元，根据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全国纳税人数只有六千四百万人，根据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以得出中国只有六千四百万人的收入达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结论。商业资产阶级鼓吹的市场自发秩序与官僚资产阶级维护的党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与民主计划经济才可以让大多数人摆脱贫困。 我可以理解躺平的人，或许对于无法离开中国的人来讲躺平是最好的选择。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根据劳动的质与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蓝领工人与粉领工人以及白领工人的总收入不如资本家与政府官员的收入的零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长的蓝领工人收入最低，分配社会角色的竞争过程本质上是在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话语权 平檯 天赋 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形成的差异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根本不适合生活，中国是一个私有财产缺乏保障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压迫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富人没有私有财产保障，穷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无法拥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创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无法获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赌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学的收视权。在中国缴税之后依旧得不到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依旧是可以随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缴税之后无法获得权益。综上所述，中国人有充份的理由躺平。 共产专制与基督宗教的衝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境内的合法基督徒大多数都是伪基督徒，当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认同信奉无神论同时又不建立民主制度的共匪，结果他们马上引用罗马书十三张的第一句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为中国伪基督徒辩护，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不会认为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句话可以成为叫人不要反抗暴政，不要参与政治的具体论述，首先十三章只是假设政府根据本份行事，而且也确定了政府只是神的僕役的地位，应该履行抑恶扬善的义务，当时的保罗也没有受到尼禄暴政的直接迫害。保罗后来因为没有顺服罗马政府被罗马政府害死，中国亲共伪基督徒对于保罗因为没有无条件的顺服政府，所以遭受政治迫害死亡的事情选择性失明。而且保罗只是一个传教士并非主耶稣，中国亲共伪基督徒喜欢用保罗曾经的一句感慨为亲共行为背书，本质上是在偷换概念，把基督教改造成亲共团体。 而且十二章有讲你不可为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所以遇到邪恶暴政的时候应该用爱去改变，而不是毫无原则的服从任何权威，他们用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一句来回应我对中国舔共伪基督徒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搅浑水。耶利米书中讲的很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神是坚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诗篇中有说，神阿，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预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神。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是非观念。 基督徒并非不能参与政治，很多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在野党出身的，同时也是基督徒。用善来改变邪恶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只有中国伪基督徒会认为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耶利米劝告君王说，妳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基督信仰与政治参与并不衝突，甚至鼓励政治参与。诗篇裡边更是强调，妳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参与政治并且反对政治强权，是得到基督信仰认同的。中国境内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一边反对别人的政治参与，同时自己又成为共匪政权的成员的人是伪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反对共匪的，在中国以合法姿态存在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伪基督徒。中国伪基督徒喜欢把共匪说成是政府单位里边的基督徒，他们自己是政府单位外边的基督徒，共匪跟基督教没有本质上的衝突，这种说法本身包含著偷换概念跟混淆视听的本质。马列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是坏人，无产阶级是好人，否定性恶论宣扬的普遍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所有制决定的是统治方式决定的，在所谓的公有制社会跟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边，人的利己本性可以被战胜，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谓的公有制跟阶级专政外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可以创造新人。 中国伪基督徒总是把福音书跟雅各书也批判社会不公跟马列主义希望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嫁接在一起，因此找到基督教可以跟共匪勾兑的藉口。事实上基督教跟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首先马列主义宣扬暴力革命宣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集体生产劳动的社会。马列主义本质上以仇恨以暴力革命以划分阶级为出发点，圣经里边虽然有谴责富人跟社会不公的内容，可是毕竟基督教承认人性有罪，所以不会根据阶级划分好坏，凡是接受救恩的人，无论阶级出身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教宣扬的爱而不是以暴制暴，不但要爱家人爱邻居甚至需要爱敌人，这与马列斗争学说完全不同。 中国伪基督徒喜欢把使徒行传里边对公有制社会的描述跟实行党有制的共匪嫁接起来，因此得出基督教跟共匪是同路人的结论，这是在是对使徒行传的误读。首先使徒行传里边讲的公有制是由一群因为理念接近而自然结合的人建立的，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是共享的。共匪建立的党有制是专制性的强迫，而且共匪建立的党有制并不是全民共享，无论是党营企业还是土地党有还是其他自然资源党有，虽然名义上是公有的，可是支配权收益权是共匪支配的。中国伪基督徒生活在中国，为什麽硬要把共匪跟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启示录中是有讲过基督教的天堂，可是共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天堂，根据马列主义的说法，共产主义天堂是需要经历原始社会 奴隶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之后才可以进入，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徵，根据马列主义的说法是一个由共产党实行专政统治的社会。虽然基督教也有关于天堂的描述，可是基督教的天堂跟共匪的共产主义天堂，完全是两回事。 基督教关于原罪与新人的定义跟共匪对人的定义完全水火不容，创世纪中记载，亚当因为偷吃了禁果，堕落犯罪。人类从亚当身上继承了堕落的一面，堕落的一面是不分阶级不分族群的，是普遍人性。这跟共匪宣扬的阶级先锋队理论完全不同，基督教不会为肉身人类造神，共匪会为肉身人类造神。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跟共匪搞勾兑就是否定基督教本身，在中国所有合法的所谓基督徒，都必须先学习共匪的理论再接受共匪的领导才可以从事表面上的宗教活动。 马克思说宗教就是精神鸦片，宗教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界。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一边亵渎著上帝跟主耶稣，一边参加宗教活动，一边接受共匪的无神论教育，一边自称基督徒的人是撒谎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宣扬中国允许真正的基督教合法存在，不是真的对中国不瞭解就是故意搅浑水。至于把伪基督徒的胡说八道解释成真理的人，非要把基督教改造成一个可以跟共匪嫁接的一种存在，本质上就是在扼杀基督教帮共匪制造思想人质。美国的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不会教育人民拥护执政党，在中国被共匪任命为神职人员的人，本质上不是基督徒。 共匪利用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造神 杀人 姦淫 偷盗 搞司法迫害 搞强拆 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亲共的，基督宗教反对个人崇拜，光是这一点就跟共匪水火不容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相信共匪的造神，所以共匪很不爽，选择迫害他们。 虽然长期在中国消灭福音的共匪政权并没有面临末世审判，无法充份的论证基督教的信仰的正确性，但是共匪迫害基督教的行为应该被谴责。 延伸阅读 海外华人牧师谈中共建立的伪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国网友 中共建立的伪基督教根据保罗的言论要求别人顺从中共政权，中共建立的伪基督教是违反基督教的教义。圣经上保罗说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如果按照保罗这话实行，那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都顺服执政掌权的。可是，中共无神论政府历来是逼迫、迫害宗教信仰，与神为敌，中共不但不让咱们信主，还抓捕、迫害传福音见证神的人，我们要是顺服它不信主，也不传福音见证神了，这不是站在撒但壹边抵挡主、背叛主吗？这不就成了灭亡的对象了吗？我还真弄不明白：在对待执政掌权的事上，到底该怎样做才合主的心意呢？ 圣经上保罗说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原话是这样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1-2）很多信主的人根据保罗这话就认为执政掌权的都是神命定的，顺服执政掌权的就是顺服神，甚至还有的人认为，无论执政掌权的怎麽拦阻、限制人信神，人都应该顺服，还说抗拒执政掌权的就是抵挡神。那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呢？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呢？对这个事咱们到底应该怎麽看呢？其实，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神从来就没有说让人去顺服执政掌权的。就说律法时代吧，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埃及法老，他是执政掌权的，那神是怎麽对待他的呢？他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给他降灾，他要是再不放以色列人，神就要毁灭他。在埃及军队追赶以色列民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把那些埃及的追兵都给毁灭、淹没了。在律法时代，凡是抵挡神的魔王，最终都被神给毁灭了。咱们再看看恩典时代，主耶稣为什麽没有上教堂去传道呢？为什麽主耶稣只到旷野、到民间去传道啊？就是因为执政掌权的和宗教界的首领都是抵挡神的，都是与主为敌的，这才迫使主耶稣只能到旷野、到民间去传道。要是主耶稣的门徒顺服执政掌权的，那他们还能跟随主耶稣吗？还能得到主耶稣的称许吗？从这些事上，每个真心信主的人应该能知道，到底怎麽对待中共执政掌权的才合神的心意。要是人信主这麽多年，对执政掌权的就是神的仇敌还看不透，那这样的人到底明不明白圣经？到底认不认识主啊？有很多的人没有分辨，看不透这些事，就因为看到圣经上保罗说的这话，就不知道该怎麽办了。有的人甚至还认为，顺服执政掌权的就是顺服主，抵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就是自取刑罚。这种观点是不是大错特错呀？是不是严重地误解神、抵挡神呢？这可是迷惑人、坑害人的错误观点哪！我们都知道，中共是无神论政党，无神论掌权那就是撒但掌权。中共壹贯视神如仇敌，它壹旦看见基督显现作工，那就肯定是“壹日不取缔，壹日不收兵”，非把基督钉十字架不可！自打中共执政以来，它就公开地否认神、定罪神、亵渎神，它就把基督教定成邪教，把《圣经》定成是邪教书籍，收缴、烧毁，把宗教团体都定成邪教组织，加以迫害、镇压，尤其是对待信真神、传扬见证神的基督徒，中共向来是疯狂地镇压、抓捕、迫害，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还有残害，那可真是赶尽杀绝、打死白死啊！ 中共魔党倒行逆施、逆天而行，它抵挡神的恶行累累，真是罄竹难书！事实足以证明，中共就是与神为敌的撒但邪恶势力。中共为什麽这麽仇视、迫害信真神的人？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它就是最害怕中国人民信神、跟随神，害怕人民都追求真理蒙神拯救，这样，就没有人再被它奴役，再为它效力了。所以中共魔党就不择手段地残酷迫害基督徒，妄想取缔神的作工，取缔基督教信仰，把中国变成无神区，使中共魔党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足以证明了中共就是最仇恨真理、仇恨神的撒但邪恶政权，就是抵挡神的恶魔集团！中共掌权就是撒但掌权！ 中共执政这些年，犯下的抵挡神、迫害神选民的罪行罄竹难书，中共政府用各种手段残害、杀死无数基督徒，给无数基督徒家庭带来了残酷的灾难。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可以确定，中共政府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撒但政权，就是壹伙抵挡神的恶魔集团！那我们弃绝它、背叛它，这是不是完全合神的心意啊？其实，主耶稣早就揭露了：“这世代是壹个邪恶的世代。”（路11：29）“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3：19）圣经上还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5：19）主耶稣壹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个世界邪恶黑暗的真相和根源，整个人类都活在撒但的权势下，容不下神的存在，容不下真理的存在。在宗教界，没有人敢上教堂裡公开见证神道成肉身，更没有人敢在教堂或者人群中把基督发表的真理见证出来；在各宗各派中，要是发现有人见证道成肉身的基督，就会被抓住定罪，就会被赶出教堂，甚至被交给执政掌权的。这个人类是不是邪恶到极点了？整个世界到处充斥著否认神、否认真理、定罪基督的声音，不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那些抵挡神的撒但邪恶势力掌权所导致的吗？回想两千年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刚降生就遭到了罗马政府的追杀，主耶稣传道作工时，又被犹太教领袖联合罗马政权钉在了十字架上；当主耶稣的福音传到中国时，更是遭到了中国政府的疯狂定罪和抵挡，不知有多少传教士被残害、被屠杀；中共执政以后，被中共抓捕、残害的基督徒更是不计其数；等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什麽？为什麽中共这麽仇恨信神的人？为什麽历代以来基督徒都会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为什麽真理在人间总是遭到弃绝、遭到定罪呢？为什麽神的旨意在地上、在世界各国通行不了？就是因为撒但在控制这个人类，就是因为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撒但的权下，就是因为在地上掌权的都是撒但的邪恶势力，都是抵挡神的无神论政权，尤其中共政权就是撒但邪恶势力的典型代表，所以才导致这个人类邪恶黑暗到了极处。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有的人却根据保罗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就认为顺服执政掌权的，就是顺服神，那麽请问：中共魔党拦阻、限制我们信神、敬拜神，难道我们也要顺服吗？中共抓捕、残害基督徒，强迫人写悔过书，让人都否认神、弃绝神、背叛神，甚至它还强迫基督徒骂神、亵渎神，它们这麽做，我们也能顺服吗？中共不许我们传福音见证神，逼我们卖主卖友，充当它的帮凶、走狗，难道我们也能顺服吗？如果我们顺服中共魔党，那我们不是站在撒但的壹边抵挡神、背叛神吗？我们再看保罗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话能实行得通吗？合乎真理吗？尤其保罗还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2）现在我们看保罗这话，的确存在问题，让人质疑啊！难道保罗对这个邪恶黑暗的时代看不透吗？保罗传福音也被抓捕过，也坐过牢，按理说，他对撒但邪恶政权的实质应该比我们看得更清楚，然而保罗却说出了这样的话，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 我们都应该知道，神允许撒但败坏人类，允许撒但恶魔在地上掌权这裡面就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安排啊。神拯救人类主要就是为打败撒但，把被撒但败坏的人类作成顺服神、敬拜神的人，这样才是彻底地打败撒但、羞辱撒但，最后结束撒但的命运。所以，神允许撒但掌权败坏人类，神的心意是让人类去分辨撒但，看透撒但的实质，让人去恨恶撒但、背叛撒但，但神从来就没有说让人去顺服撒但，更没有说抗拒撒但政权的就是自取刑罚。如果按照保罗的观点，那历代遭受撒但政权追捕、迫害，甚至是为主殉道的圣徒，难道是因为抗拒执政掌权的而自取刑罚吗？难道历代圣徒坐监坐牢的事实，不是为主所作的那美好响亮的见证吗？但如果按保罗的观点呢，这历代圣徒被抓捕甚至被杀头的事，就不是美好的见证了，而是因抗拒执政掌权的而自取刑罚了。那这样壹来，保罗他自己因著传福音被抓坐牢所受的苦，不也是徒劳吗？那为什麽保罗还拿他所受的这些苦当作是见证来给人讲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咱们信主、传扬见证主的福音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撒但政权却不择手段地残酷迫害基督徒，拦阻神福音工作的扩展，拦阻神旨意的通行，这完全暴露了他们仇恨真理、与神为敌的恶魔实质。人为坚持真道、传扬见证主的福音遭受撒但政权的残酷迫害，这是为义受逼迫，是最蒙主称许的事！又怎麽能说是自取刑罚呢？主耶稣曾明确地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主耶稣这话难道保罗就不知道吗？可见，保罗说的这些话跟主耶稣的话有明显的抵触啊！所以，保罗说的这话根本就不符合主耶稣的话，不符合真理，不能作为我们的行事依据啊。我们是神造的，是属神的，凡事应该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这才是天经地义的！ 共产专制与儒教文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很多学者认为文革是在消灭儒教，可是我却认为共匪发动的文革的本质实际上是发展儒教，而不是真正消灭儒教，我们可以从文革的基本特征与儒教的基本特征结合起来观察的过程中了解文革本质上是在发展儒教。很多人或许不认同认为文革是发扬儒教的观点，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消灭儒教。事实上支配文革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儒教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儒教真正的敌人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文革发起到文革结束，儘管充斥著对孔子个人谄媚封建势力的批判，可是终归文革的落脚点是在落实对毛泽东个人的畏惧，也就儒教追求的畏大人的专制礼法上边的。 虽然文革充斥著红卫兵的广泛参与，可是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终归是在实践被共匪统治的广大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克己复礼的目标。红卫兵广泛参与文革参与批斗参与武斗，并非是针对坚守精英主义立场维护精英专政的保守派势力，而是针对反对共匪一党专政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作为邓右共产党前身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人，没有一点关于人民普遍在自由自然的基础上参与政治讨论与政治决策的政治诉求。 文革虽然批判了孔子的人格特质，可是对儒教本身坚持的精英主义与精英专政没有任何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的批判，文革中不准对毛泽东提出反对意见的政治迫害行为完全就是在落实儒教主张的非礼勿言，把毛泽东塑造成不可以随便评论的圣人。文革时期宣扬的跟党走，本质上还是儒教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只是君臣的纲常演化成共匪跟中国人民的纲常了。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没有以精英自居，可是纵容红卫兵随便迫害不认同毛语录的观点的异议人士的行为，本质上还是在发扬儒教奉行的畏圣人之言的畏惧思想，先动用专制权力创造圣人然后再要求别人服从圣人，这种做法跟东亚大陆利用儒教维护统治的传统封建君王本质上没有区别。支配文革时期针对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的政治迫害行为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儒教信奉的非礼勿听的专制理念，很多学者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总觉得文革是针对儒教的文化灭绝运动，实际上文革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信奉的基本理念，不然无法解释文革时期为什麽一堆自由派遭受了秉持儒教思维方式的人的政治迫害。 关于文革时期发动的知识份子下乡劳动的政治运动，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反对孔子在樊迟面前对工农大众的评价，可是在实际效果上却落实了儒教宣扬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精英专政目标。知识份子变成了必须跟党走，不可以提出异议的工具人，关于知识份子下乡劳动的驯化宣传本质上是用共匪的视野取代知识份子的视野，实质上压迫了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待异议人士的做法跟孔子对待少正卯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迴避思想交锋，直接运用专制礼法实行政治迫害，将对方定义为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坏人。毛泽东应该是孔子的崇拜者，而不是孔子的反对者，反对孔子的人太多了，毛泽东显然不是在思维方式领域反对孔子创造的儒教的自由派。文革时期宣扬的战天斗地的观点虽然在名义上与孔子宣扬的畏天命的观点是抵触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共产党统战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希望改变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局面的人都是反动的，在实际效果上传承了儒教畏天命的观点。 文革充份的发扬了儒教的孝道文化，只是实践儒教孝道文化的对象从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变成了党国。文革时期虽然宣扬子女可以反对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可是同时又主张共产党就是父母，号召中国人民做党国的螺丝钉做没有主体性的工具人，本质上还是在实践儒教的孝道文化，如果文革本质上是反对儒教，完全可以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 很多人认为文革是民粹主义的产物，我认为文革是精英主义的产物，文革中宣扬的斗私批修跟欧美白左发动的工农大众的私利至上，反对少数精英主义右翼雅痞实行的精英专政，主张用多数决的高税收政策实现工农大众的私利的民粹主义运动是水火不容的，文革本质上是大多数人牺牲私利去实现少数统治精英维护政治权力的私利的精英主义运动。 文革时期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方法本质上还是儒教的非君子即小人的划分方法，没有支持共产党就必然是坏人，把没有支持共产极权主义同时也反对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异议人士划分为坏人。文革更是充份的发扬了儒教宣扬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狭隘民族主义排外思想，文革时期的反美宣传可以证明这一点。 文革时期兴起的排斥自由主义辩论文化的扣帽子文化本质上也是儒教的产物，儒教著作大学这本书中宣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全部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这大概跟儒教的教义本身就压迫思考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民总是服从圣人的结论没有自己的思考，估计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倾向对人民的束缚有关，文革本身没有摆脱这种反智倾向。 文革时期处决别人的标准刚好就是儒教的四诛，儒教的礼记四诛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露骨最公开肯定人权犯罪的著作，礼记四诛中强调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儒教的四诛公然的把统治者屠杀民间维权人士与坚持独立人格的自由派的行为合理化，礼记四诛中强调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更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扼杀发明创造跟个人独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为受到这种世界观的束缚放弃了原本坚持的东西。文革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的思诛，因为文革针对的对象本身就是儒教四诛中所无法接受的人。 孔子把精神太监颜回树立为做人的典范，文革时期的做人典范雷锋也是精神太监。文革时期学习毛语录的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主张的放弃逻辑思辨的理念，儒教主张的放弃逻辑思辨的理念出自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宣扬的所谓有教无类，可以从孔子自己讲的话裡边找到有教无类的本质。礼记 缁衣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孔子所强调的无类并非不分高低贵贱，除了他本来就是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观之外，他在礼记 缁衣中也表达过他对于无类的理解就是行为的法式比较，显然无类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应该放弃逻辑思辨的接受教化。文革时期学习毛语录只能接受灌输不能独立思考的愚民教育，本质上还是儒教的产物。文革的发动者的人格特质跟孔子的人格特质非常相似，都是表面上宣扬礼法私底下淫乱的人，孔子跟生活淫乱的南子的交往，毛泽东私底下玩弄多名女性。很多人觉得文革是反对儒教，实际上从文革的细节中可以发觉很多儒教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文革是发扬儒教，真正被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消灭的是与儒教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社会的毛左民众，反对自由主义的毛左民众，就是文革暴政的产物。 共匪输出儒教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孔子提倡等级 君权 父权 夫权，提倡愚忠 愚孝。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所以社会根本不需要平等，从而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只认专制不认民主。孔子宣扬的精英主义思想跟精英专政制度扼杀了很多中国人建立公民人格的机会，共匪在美国推崇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希望利用孔子输出极权主义。因为马列极权的形象太不好了，直接不加掩饰的输出马列极权主义会引发西方人的反感，用孔子来输出极权主义反而比较容易让西方人放下心防。可是对于自由派中国人来讲，共匪的阴谋是很明显的，共匪对西方人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明显是在压迫个人主体性，在散布一种与自由主义相违背的世界观。 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专制礼法，完全否定政府本身的意义，把国家看成是属于精英阶层而不是属于庶民的一种存在。孔子在家庭伦理方面强调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完全违反家庭民主，让下一代成为上一代的附庸。 孔子强调人民应该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行事，不应该去探究原因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于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这种做法造成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少数精英的思考与想法取代大多数的庶民的思考与想法，造成中国人长期在思想上充当统治阶级的人质。 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简单的分类法划分中国社会的人群，把中国社会的人群氛围君子跟小人，实际上人性的複杂不是简单的君子跟小人就可以概括的，在君子跟小人之间还有一种折衷的状态，孔子的分类法让中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很多人不是很教条就是很厚黑，无法建立理性思维，扼杀了群体理性的产生。 孔子在教育方面重视叙述扼杀思辨压迫创造，孔子述而不作的思维长期禁锢著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很多中国人只是重视吸取上一代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考跟创造。孔子信而好古的思维让中国人迷信古人，不敢通过思辨与反思的方式整理古人厚黑的一面。 孔子强调父权压迫女权，孔子宣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种世界观成为中国社会男性压迫女性的依据，让中国社会成为父权社会。 孔子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种思维方式让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在文化领域跟道德领域的优越感，成为盲目排外主张的理论依据。 孔子宣扬自扫门前雪的思维方式，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思维方式扼杀了公民社会的产生，让中国人长期被个人服从集体然后集体服从领袖的虚假集体主义操纵，无法形成集体关心公共事物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与公民社会。孔子是一个精英主义者，非常看不起工农大众，孔子跟樊迟聊天的时候曾经公然的贬低工农大众。 孔子喜欢搞假大空，表面上强调礼法私底下却跟生活淫乱的南子交往，可见孔子本人就很厚黑。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负面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匪在美国输出孔子学院除了控制留学生收集情报之外还有意识形态侵略的意图，因为孔子的儒教极权主义思想如果成为美国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美国会被严重削弱，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会灭亡，失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美国将不再是共匪国的威胁。 儒教极权主义的本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孔子学院不止是情报机构，还是共匪输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输的工具。孔子思想本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孔子的极权主义思想的馀毒至今还在污染著中国。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孔子把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堪称是混乱的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要被束缚在特定的位置上，孔子的思想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孔子讲究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庶民就应该服从所谓的圣人的教化，可是在专制社会裡边，所谓的圣人往往是假大空的统治者刻意塑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真正在人民存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自行推崇的圣人，他的言行也可能只是跟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相适应，孔子在封建专制政体存在的基础上教育人民要敬畏上层精英，结果只能是扼杀人民的思辨能力跟独立人格。孔子曾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鲁迅先生曾经驳斥过这种说法，鲁迅先生认为任何独裁者都会以道义的代表自居，如果遵循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世界观，结果只能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跟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永远在精神上成为独裁者的奴隶。 孔子宣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把政治看成是精英基层的事情，政府官员的事情，官老爷可以考虑人民不能考虑，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维持专制统治的思想根源，既然政治不是非政府官员的事情，作为非政府官员自然就没有必要拥有选举权了，每个人都考虑自己份内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会寻找制度弊端了。孔子宣扬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精英阶层的礼制规定的东西就不能接触，最终把人民的思想活动束缚在精英阶层的小框架裡边。 儒教的礼记四诛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露骨最公开肯定人权犯罪的著作，礼记四诛中强调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公然的把统治者屠杀民间维权人士的行为合理化，礼记四诛中强调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更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扼杀发明创造跟个人独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为受到这种世界观的束缚放弃了原本坚持的东西。礼记四诛中强调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言论自由与社会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否定了逻辑层面的思辨过程。礼记四诛中强调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直接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为多数霸凌少数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散佈的儒教极权主义是不讲现代群体理性的，孔子散佈的世界观长期压迫中国社会哲学思辨跟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跟孔子思想被上升为官学有关。孔子本人就有严重的专制人格，从他拒绝跟少正卯进行思想交锋，同时又无法做到求同存异，害死少正卯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强调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壹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壹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孔子宣称有五种罪大恶极的表现是不可以宽恕的，内心自由喜欢冒险 行为怪癖一意孤行 言语虚伪喜欢辩论 广泛记录并散佈负面新闻 认同错误的观点宣扬错误的观点的表现是罪大恶极的。这五个罪大恶极只有第二条是行为，其他都属于思想言论的范畴，而且都是抽象的形容词没有具体的界定标准，最多是建立在所谓的圣人的个人好恶的基础上。这五个罪大恶极在畏大人畏惧圣人之言的封建专制社会成为用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别人的理论依据，至今很多专制国家仍然在沿用这种抽象的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异议人士。少正卯只是要求用一点平等的法取代儒教的礼制，就被孔子定义为罪大恶极。 孔子把精神太监颜回树立为做人的典范，本质上跟共匪把党国顺民树立为做人的典范的性质是一样的。至于孔子宣扬的所谓有教无类，可以从孔子自己讲的话裡边找到有教无类的本质。礼记 缁衣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孔子所强调的无类并非不分高低贵贱，除了他本来就是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观之外，太在礼记 缁衣中也表达过他对于无类的理解就是行为的法式比较，显然无类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应该放弃逻辑思辨的接受教化。 论语中有讲，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比较不容易造反，实际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与是否忠于统治者没有直接关係，只有孔子认为统治者就好比是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兄长。虽然孔子曾经说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可是结合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论述来看待，孔子也并非是反对奴性，孔子最多是在如何对独裁者履行愚忠方面提倡变通。儒教著作大学这本书中宣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全部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这大概跟儒教的教义本身就压迫思考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民总是服从圣人的结论没有自己的思考，估计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倾向对人民的束缚有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否定人民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主体性，否定人民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孔子的儒教本质上是为极权主义服务的，共匪对美国输出孔子输出儒教，不仅可以发挥孔子学院的情报机构作用，不仅可以利用孔子学院钳制学术控制海外留学生，同时还可以达到输出极权主义奴化美国人民的目的。 虽然儒教鼓吹的天人合一让儒教从表面上看儒教不是无神论团体，但是这种认为皇帝受命于天，不承认人的罪性的世界观，实质上又让儒教无法发挥新教那种根据性恶论衍生出民主分权制衡的效果，儒教可以发挥假託天意建立极权统治的效果，儒教可以成为极权统治进行思想维稳的工具，儒教思想长期成为东亚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儒教思想可以为巩固极权统治服务，为肉身人类造神搞个人崇拜，实质上否定人的罪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与马列毛邓主义无神论世界观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基因。 自由主义左派才是最反共的群体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最近有一些学者总是试图把白右价值冒充成美国价值，好像自由主义左派特别是白左坚持的社会自由主义不是美国价值，好像政府权力小社会责任大的社会自由主义不是托马斯 杰佛逊在建国的时候所坚持的初衷，疯狂的攻击真正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白左跟民主党，把历史上跟现实上并不是很在意中国人权状况喜欢跟共匪做生意的共和党吹捧成政治正确的代表，我觉得这些学者非常可疑，虽然某些人也打著反共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在搅浑水。 杜鲁门成立北约 制定马歇尔计划 甘乃迪跟约翰逊成立欧盟 经济上孤立共匪，反倒是共和党经常扯后腿，艾森豪威尔结束杜鲁门发动的针对共匪卫星国的韩战，尼克森结束约翰逊发动的针对共匪卫星国的越战，共和党人基辛格经常散布共匪无害论。无脑吹捧白右的学者完全忽略这些基本事实，硬是要把民主党跟共匪混为一谈。 事实上共和党在上个世纪末，强烈主张人权原则跟经济利益脱钩，硬要跟共匪做生意，于是才有布希上台之后的共匪加入世贸组织的事情发生。 至少我认识的共匪的子女普遍都支持共和党，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即反对福利国家可以让他们少缴税，同时在文化生活方面又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可以帮他们压迫白左跟黑左的生存空间，缓解他们的边界忧虑的传统自由主义右派，共匪子女比较倾向于认同自由保守主义，中国的反共人士裡边，至少我接触过的，大多数意识形态都跟民主党比较接近。 很少有人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超出常人的本领，一旦支持经济层面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主义右派上台实践自由保守主义路线，他们拥有的超出常人的本领就会有机会被充份发挥出来，从而让他们自己成为大托拉斯老闆，所以他们选择反共，追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右派主导的国家。 大多数反共人士都是因为觉得共匪本质上是极右翼政党，都是觉得共匪建立的权力寻租制度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觉得共匪坚持的党国特色保守主义立场严重压迫了个人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认为共匪是福利国家的敌人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敌人，认为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所以选择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立场。 共匪在政治上是法西斯主义，白右在政治上是精英主义，共匪在经济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白右在经济上支持否定福利国家的自由市场，共匪在文化上是倾向于文化专制的雅痞文青斯文败类，白右在文化上是为雅痞文青斯文败类提供生存空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共匪在意识形态上与白右接近，共匪与白右都反对左翼民粹主义 直接民主，共匪与白右都反对福利国家，共匪与白右都反对社会自由主义。 我接触过的中国反共人士跟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反对右翼雅痞统治，反对精英主义，认同自由派在文化生活层面的主张，对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的理解偏向于托马斯 杰佛逊跟约翰 罗尔斯比较接近，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左派的信徒。 我觉得自由主义左派跟共匪的意识形态衝突比较多，民主党如果了解共匪的本质，应该也会成为反共阵营的成员，因为左翼自由主义跟共产极权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左派更容易促进一般民众对共匪的离心离德，最终结束共匪一党专政的政治势力应该是认同社会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左派。 至于中国人在美国最合适最志同道合的思想盟友，应该是自由主义左派，应该是白左，是坚持社会自由主义的白左，是民主党，不是坚持自由保守主义的白右不是共和党。 我觉得共匪是部份资本家的盟友，因为共匪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市场与政策优惠，虽然共匪也掠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是部份还没有被共匪掠夺的红顶资本家还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市场与政策优惠的诱惑被共匪统战无法自拔，这些人虽然属于资本家，却特别的支持共匪的统治，有一部份相对精明的红顶资本家决定一边在中国赚钱一边在自由世界生活。 基层人民才是反对共产极权统治的主要力量，部份资本家组成的精英阶层的成员容易与共匪勾兑，部份资本家组成的精英阶层的成员与邓右共匪都希望维护低工资 低福利 低人权 没有组建独立工会的结社自由 没有运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精英阶层的言论自由 没有允许左派政党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部份资本家组成的精英阶层的成员只是希望维护私有财产的愿望与共产极权统治的统治方式存在衝突，可是如果他们有机会一边与共匪做生意，一边把私有财产放在自由世界，他们会支持共匪的统治，他们会支持港版国安法，他们是反共事业的敌人。 只反毛左不反邓右不是真正的反共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中共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中共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中共体制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中共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嚮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裡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裡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中共在海外早就开始採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中共，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产党进行思想维稳。 毛左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并不能促进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产党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产党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产党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一边鼓吹跟邓右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产党统治的效果。 毛左跟邓右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不是中共特务，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中共特别是邓右共产党的人是中共特务。 共匪不会改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说习包子准备实现中国的民主化，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採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进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裡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进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习包子没有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且中国已经不是单一的极权计划经济国家了，因为环境的改变很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资讯，而且因为没有了单一的极权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对蓝领工人的钳制，共匪已经无法引导广大中国人民在世界观层面因为相信共产主义所以拥护共产极权统治了，习包子对中国异议人士的迫害程度不如毛泽东，虽然在迫害方式上更精緻了，比如被精神病，可是习包子的个人权威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露天的武斗，所以民运人士没有必要特别害怕共匪。 反共民运人士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专制政体不可能受到充份的监督，专制政体中的独裁者的权力也不可能受到充份的制衡，共匪所谓的加强监督只是自己监督自己的政治作秀，相信共匪可以依靠自己监督自己做到自我完善，就好比是相信有杀人动机的人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之下可以做到不杀人一样。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会进入社会主义的说法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最终工人阶级会因为无法忍受雇佣劳动制度起来造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并不认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让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将经历官僚计画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自由民主的计画经济阶段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匪改革开放的所作所为只是把官僚计画经济改造成权力市场经济并且不断的用专政的手段压迫中国社会内部的民主诉求，任何一个还没有泯灭良知的人都应该不会相信共匪会帮中国完成从党国资本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任务。 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的行为严格讲起来跟社会主义无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金融资本消灭虚拟经济消灭资本市场，而且美国央行买股票护盘与共匪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共匪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共匪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共匪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著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与共匪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共匪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共匪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共匪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著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被民选政府约束的国营银行，所以不可能随便损害普罗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国营银行实际上是被共匪控制的党营银行，专门为共匪谋取特殊利益服务。 美国的全民健保思想源自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福利国家的设想，跟共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理论完全是不同的思想体系，更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全民健保，所谓美国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全民健保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普选制不仅可以充份的表达基层民众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集思广益，不像共匪的专政制度只是让一小撮自封是专家实际上只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的人决定国家建设的方向。六四屠杀完全就是政治迫害，只有那些无耻的共产畜牲才会认为六四屠杀不是政治迫害。 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版自由，共匪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从来都是採取进攻的而不是防守的，共匪长期有组织有计画的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开办媒体以及创建专门输出共匪的党国意识形态的民间组织统战海外，活跃在西方国家的孔子学院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还有某些专门表达共匪的立场共匪的观点各种报纸跟电视台都是共匪用来从事意识形态侵略的工具，计画经济走向崩溃之后共匪知道输出传统的社会主义会引发西方人的反感，所以改为输出儒教的奴才文化跟中国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可是共匪意识形态侵略的本质没有改变。 台湾的民主不是别人施捨的，而是台湾人争取来的，蒋经国从来就没有开放真正的言论自由跟真正的政党政治，是台湾人通过争取才换来了废除动员勘乱临时条款跟废除划分政治思想犯的恶法以及总统直选，台湾在威权时代所得到的经济成就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台湾的电子产业的核心技术也大多数来自于美国。 所谓的百分之一对百分之九十九只是佔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宣传口号，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美国，佔领华尔街运动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关联并不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谴责的最多的是产业资本家跟商业资本家谴责他们剥削产业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剩馀价值以及商业工人在流通劳动中创造的剩馀价值，然而所谓的佔领华尔街运动的基本诉求根本不是废除允许民间人士投资工厂开办商店的市场经济制度更不是建立一党专政。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集团属于形左实右的邓小平主义政党，开创了剥夺委内瑞拉人的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社会环境，马杜罗集团建立了兼顾生产资料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剥夺私有财产保障外加掠夺社会财富的国营企业的党国所有制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马杜罗集团根本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美国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美联储 美国邮政 联邦土地 公立医院 公立学校都是公有制的成员。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共匪的洗脑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会认为美国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长期误判形势让共匪有机会趁机发展壮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我觉得美国已经战略失误几十年了，很多地方积重难返。几十年来美国都是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联合最有生命力的极权主义势力对于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极权主义势力，美国如果再不觉醒，搞不好整个自由世界都会被中国共匪赤化。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国几十年来的战略失误。 一、联合苏联对付纳粹 二战时期美国联合苏联对付纳粹，以为纳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纳粹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远远不如苏联。首先纳粹是一个本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权，苏联是输出国际主义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纳粹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现在中间派政策，经济即反对左派同时又限制财团，虽然政治上极权，因为对于私有财产的剥夺没有苏联严重，纳粹对德国人的控制远不如苏联对俄国人的控制要严重。纳粹虽然迫害犹太人，可是对于雅利安人是真诚的好，纳粹鼓吹精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跟特别对待雅利安人，纳粹的意识形态远不如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最多隻能在德国遭受英国与法国压迫的时候的特定环境下利用民族挫败感短暂的崛起。纳粹的目标只是创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间天堂，所以无法充份收买世界各国缺乏理性判断的基层民众。 苏联与纳粹完全不同，苏联有共产主义跟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非常具有煽动性，因为它诉求国际主义，诉求解放全人类。基本上在所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理论的世界各国的基层社会的基层民众群体中都很有煽动性，所以苏联比纳粹更有渗透别国的能力。美国当年联合苏联对付纳粹，纳粹是被消灭了，可是代价却是让苏联壮大，开始对美国发动冷战，美国为了应付这场冷战耗费了庞大的国家资源。如果当年美国不联合苏联，或者先对付苏联再对付纳粹，或许没有必要通过几十年的美苏冷战才完整消灭苏联的目标，也不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二、联合中国对付苏联 苏联比纳粹可怕，中国比苏联更可怕。美国在对付苏联的过程中联合了中国，造成美国今天不得不面对极权强敌的局面，这种战略失误比联合苏联对付纳粹还要可怕。美国几十年来没有认识到中国比苏联可怕，不明白中共与苏共的区别。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是苏共虽然都属于共产极权主义政党，可是统治方式却非常的不一样。苏共实行的是传统的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在经济上虽然维持著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可是因为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缺乏经济诱因与吸血的能力，所以苏共很难从苏联的经济体中吸收维持统治的营养。整个苏共官僚体系除了少数上层寡头享受特供产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层官员基本上没有油水可以捞，而且还会成为组织生产的生产队长成为实质上的劳动者，所以在苏联统治的后期基本上苏联官僚大多数都不会积极的维护苏联的存在。中共则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让中共建立了党国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亲自进入生产队，只需先让中国人出来赚钱，然后再利用权力寻租敛财就可以谋取暴利。 在开放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共的权力系统垄断著土地、能源、银行、金融、电信、铁路及空中运输等社会经济命脉，中国人虽然获得了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权，但是中共通过司法、行政、工商、银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垄断机构，各级官员以全覆盖的审批、检查、证照、手续等手段，保持著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严格的干预、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国人本质上只是给中共打工，跟苏联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为苏共打工，中国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夺、吸血的方式来维持对中国社会绝对主导和垄断地位，这种掠夺手段是非暴力且较隐蔽的。这些手段包括：印钞，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高物价、高资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资源成本和产业化了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性资源成本，高税费，股市吸血池，易入难支且多轨的社会保障，对劳动力的低人权廉价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夺手段，中共各级官员还可通过封存、转移、徵收、罚没、充公等公开通过专制恶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开手段掠夺个人财产或民营企业的财富。因为中共建立的一党专政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可以继续让资本家做生意，最多隻是牺牲自由牺牲尊严牺牲对私有财产稳定的保障，可是还是有机会在臣服于权力寻租者的基础上在没有被掠夺之前及时行乐，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还是要成为为中共打工的螺丝钉，为中共输血。中共有权通过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 权力寻租的方式，通过行政权力，通过准入 审批的决定权影响著财富的获得 归属和流动，所以要在中国赚钱必须拥护中共，必须跟中共建立共犯结构。所以中共远比苏共更具备群众基础，苏共消灭市场经济，得罪了所有准备经商赚钱的人，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又无法让党内各阶层官员都有机会捞钱。 在思想文化方面苏共严格实行禁慾主义控制，让世俗娱乐无法成为麻痺苏联的基层民众的精神鸦片，以至于苏联的基层民众比中国基层民众更容易无聊，更容易有时间跟空间思考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比苏共精明，在放鬆对世俗娱乐的控制的情况下，维持著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壹元化，公众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享有的其它广泛人权自由，没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教育与受教育自由，没有个人权力自由及各种社会政治权力。中共权力系统只是控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各个领域，教育、学术、科技、传媒影视、文学、艺术如果只是宣扬纵慾主义宣扬世俗娱乐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现危害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就会对出现这些内容的载体进行高度垄断取缔、操纵和政治审核。这种精明的控制方式，即缓解并麻痺了社会不满情绪，让中国人在世俗娱乐的支配下苦中作乐，同时又封杀了政治异议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留下开放包容的形象，让不了解邓右共产党的统治方式的人，以为包容世俗娱乐的中国已经朝著民主社会迈进了。 在国际关係方面苏联因为实行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只跟华约国家做生意，根本无法在经济领域渗透自由世界。中国因为实行了党国资本主义，开闢了贸易市场，并且利用中国的低人权 低工资 低福利优势在经济领域充份的渗透了自由世界，并且可以利用经济渗透嫁接政治渗透跟文化渗透，中国的危害性远比苏联要大，苏联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国却可以扰乱自由世界并且利用自由世界维持生存。 苏共是愚蠢的共产极权国家执政党，苏共对美国的渗透只是停留在情报层面，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主要在经济渗透 政治渗透 文化渗透层面，中共利用经济往来在美国发展媒体与文化产业，用隐晦的方式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利用经济往来通过特定的亲共的公司收买部份政治人物，让被收买的政治人物在美国内部的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图利中共，特别是在立法的过程中图利中共，这些渗透方式都是以前统治苏联的苏共不会使用的，中共有属于中共的特殊性，美国社会很多学者对中共缺乏了解。 如果美国对极权国家只输文化产品，经济产品主要对民主国家输出，经济产品的市场主要接受民主国家的投资，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主要以输出文化产品为主，输出包含著隐晦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歌曲 影视作品 电子游戏，才会产生对美国有利的经济结果。这样即可以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同时还会避免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国的经济命脉。可是美国几十年来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大量的经济产品输出到中国，经济产品的市场大量的接受来自于中国的投资，结果就是为中共利用这种状态通过经济交往渗透美国社会。美国商人长期被中国低工资 低福利 低人权的优势吸引，美国的消费者长期被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吸引，从表面上看确实得到了一点好处，可是从长远看却为中共赤化美国社会创造了机会。 我觉得杜鲁门是了不起的美国总统，他当年主张的自由世界内部实现经济全球化，与共产极权国家的交流仅限于意识形态输出，对待共产极权国家只有经济封锁 军事围堵 意识形态输出，美国政府根据他的主张打垮了苏联，后来美国政府因为背叛了他的主张养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背叛了他的主张让美国遭受严重的渗透破坏，因为背叛了他的主张让美国长期处在进退失据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可以改变的，认同自由民主人权的海外华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认同自由民主人权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父母是在中国出生的，甚至他们自己很多上辈子在中国生活，后来环境改变之后民族性也改变了，只要可以突破共匪的意识形态包围就有机会让中国民主化。 结论 美国长期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的世界观，认为跟中国做生意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事实上在中国是政治决定经济，中国转型成为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政治上毛左被邓右取代。中国因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且中共的统治方式特别的另类，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中共的极权统治就越巩固，美国被几十年的错误思想支配，先后造就了苏联与中国两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敌人，今天美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缺乏了解。美国应该放弃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开闢出一条务实可行的对抗共产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继续用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继续忽略中国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美国会越来越被动，但愿共产极权主义可以彻底走入历史。 关于反共民主防卫机制法的建议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建立共识，建立在自由世界内部实行经济全球化，坚决在经济上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识。在政治上效法德国取缔纳粹的方法，取缔与共匪进行勾兑或者意识形态与共匪一样的政党。在思想层面禁止输出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有关的理念与观点，在政治层面剥夺在经济层面与共匪进行实质经济往来，政治立场与共匪一致的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禁止媒体利用拼凑片面事实的方式呼应共匪的党营媒体的宣传风向，禁止与共匪的党营媒体进行宣传风向一致的舆论引导。 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实质上约束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对台湾的统战渗透，直接取缔与共匪有关的人事物，不会影响排除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要与马列毛邓共产极权主义无关的思想产品 意识形态，人民可以根据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进行秉持与选择以及交流，最左可以左到托洛茨基主义，最右可以右到无政府主义，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宣传，甚至可以运用结社自由组党，运用公民权利参选，寻求实践。除了从共匪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架之下批判自由世界，使用马列毛邓主义的观点批判自由世界，使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论，其他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论都属于言论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的怀疑政治人物，可以公开的表达对政治人物的怀疑，这样即保障了正常的民主运作，同时也防止了共匪的意识形态对自由世界的赤化。 只要不是试图建立一党专政加专制计划经济的社会制度，或者是试图建立一党专政加党国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任何分别隶属于左中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都可以被包容。 马克思那些与共产极权主义理念无关的部份允许自由接触 自由信仰，只要不是与极权主义有关的东西，人民可以自由的选择。 直接取缔与共匪有关的人事物，不会影响正常的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的政治自由，只要不是在敌国经商，没有被境外敌对势力钳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选举投票或者参选公职。 直接取缔与共匪有关的人事物，也不会实质上影响新闻自由，只要不是利用拼凑片面事实外加迎合共匪的解读，刻意呼应共匪的宣传风向，任何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新闻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只要定性报道正确，定量报道存在瑕疵，依然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比如某个地方发生凶杀案，被害人身中两刀死亡，结果新闻上说被害人身中三刀死亡，虽然定量报道是错误的，三刀变成两刀，定性报道是正确的，确实有人死于凶杀案，这则新闻就不能被界定为造谣，就不可以用造谣的名义加以取缔。只要做到了上述主张，基本上就可以实质上取缔共匪，同时又保障了人民正当的自由民主不被取缔。我把这种主张定义为反共民主防卫机制，我建议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该根据上述主张颁布反共民主防卫机制法。 中共没有垮台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关于为什麽东欧共产党可以垮台，中共却还可以存活的原因，我觉得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中共的宣传工作比苏共成功，中共喜欢发动基层宣传员冒充成一般民众帮中共宣传，苏共根本没有五毛组织。中共擅长运用天下乌鸦一般黑与中国人民离不开中共的论述打击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心，苏共只有生硬的理想主义宣传，苏共不会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是强调苏联就是天堂，苏共的宣传工作在打击东欧人民对于东欧民主化的信心的方面是缺乏效果的。而且中共很擅长运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多元的环境，引述西方国家内部的反体制的边缘人的论述对中国人进行宣传，让中国人误以为西方人也不认同民主制度，因为中国存在防火墙，除了因为环境的刺激造成主观能动性被激活所以开始翻墙的人之外，大部份人在自然的状态下接触到的是中共的宣传，中国的教育本身也不培养人独立思考，而且还要学习中共的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人被中共驯化。我觉得东欧可以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欧的共产党无法成功封杀反共电台，无法成功的阻止反共内容的自由流通，所以东欧人民觉醒之后推翻了东欧的共产党的共产极权统治，如果反共内容可以自由的流通，大多数人可以接触到反共内容，任何共产极权国家都会灭亡。 而且苏共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无法达到让基层官员普遍分赃的效果，中共实行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让基层官员普遍分赃，所以基层官员对于帮助中共控制基层社会的工作是有积极性的，苏共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基层官员需要指挥生产，而且油水很少，党国的财富集中在上层的几个家族裡边，所以根本就没有维护苏共政权的积极性。 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巴契夫本身就有自由化倾向，而且上台之后政治老人死了很多，基本上苏共内部没有什麽势力可以有效的制衡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先是公佈苏共的历史罪恶，开放新闻自由与学术自由，同时以官方的名义出版表面上看上去是宣扬共产党的理念实质上是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与新思维，而且不再主动的扼杀西方意识形态在东欧的生存，甚至公开主张与美国和解，巧妙的瓦解了苏共在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俄罗斯确实因为苏联解体经历了阵痛期，可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的水准比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好太多了，中共不会肯定任何一个结束共产极权统治的政治人物，戈巴契夫与叶尔欣在俄罗斯的声望很低，主要是很多俄罗斯人缺乏公民意识，普京集团为了维护威权统治长期对俄罗斯人民灌输精英主义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思想，造成很多俄罗斯人对戈巴契夫与叶尔欣的不满，叶尔欣时代的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高度发达，所以叶尔欣时代留下了很多俄共对戈巴契夫与叶尔欣的负面评价，普京时代俄罗斯走向威权统治，但是却保留了对戈巴契夫与叶尔欣的负面评价，普京集团长期运用这些负面评价为普京集团的威权统治塑造合法性，所以戈巴契夫与叶尔欣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形象都不好，但是我觉得戈巴契夫最大的错误在于解体苏联之前没有建立中间偏左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叶尔欣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内阁制的民主国家，在于让普京成为继任者，可是戈巴契夫与叶尔欣至少是共产党的体制裡边还有良知的人。中国人面临的环境与东欧人不一样，中国人遇到了反自由化的习包子，而且中共内部虽然派系斗争激烈，但是各派系之间反对自由化的立场是一致的。 二零二一年的俄罗斯的国会选举非常重要，虽然选举委员会依旧偏袒统俄党，依旧剥夺接地气的反对派的参选资格，依旧会在计票的时候作弊，但是毕竟俄共与自由民主党以及公正俄罗斯作为普京集团认可的反对派获得了参选资格，虽然俄共不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自由民主党属于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公正俄罗斯只是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但是却疏远自由派青年重视的社会议题与工人运动以及独立工会，但是至少俄共与公正俄罗斯都是实实在在的反对派，甚至自由民主党虽然很多议题支持普京集团，但是在地方选举与其他议题方面确实是统俄党的政治对手，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因为觉得三个合法参选的反对派政党太恶心与选举舞弊就放弃投票，用不投票表达对普京集团的不满只会让普京集团以更加多的选票高票当选，会让普京集团获得更多的依据洗脑中间选民，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应该积极的参与投票，把选票集中的投给合法参选的三大在野党，效法二零一一年的国会选举，让普京集团在计票过程中因为忽略三大在野党的影响力产生技术性失误，让三大在野党的选票因为这种技术性失误被成功统计，让三大在野党的参选人成功进入国会形成制衡普京集团的力量，才可以有效的约束普京集团，如果普京集团拒绝接受统俄党成为国会小党的选举结果，之前依靠洗脑宣传塑造的民主形象就会受损，俄罗斯民众对普京集团的不满远比二零一一年大，效法二零一一年的集中投票，或许可以改变俄罗斯的政治格局，之后的地方选举也很重要，只有改变地方政治格局才有机会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结构，结束普京集团对联邦委员会的控制，综上所述，俄罗斯反对派应该积极的参与选举。 东欧国家历史上有基督宗教的传统，基督宗教讲究人性本恶，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掠夺，所以东欧国家本来就比较容易产生约束政府权力的民主思想。儒教文化裡边肯定极权的部份，长期被东亚大陆的统治者当成官方意识形态，所以东亚大陆在历史文化层面就是有利于极权主义生存的。在思想文化方面苏共严格实行禁慾主义控制，让世俗娱乐无法成为麻痺苏联的基层民众的精神鸦片，以至于苏联的基层民众比中国基层民众更容易无聊，更容易有时间跟空间思考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 苏联因为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西方资本根本不会跟苏联做生意，所以基本上苏联无法通过经济统战的方式腐化西方国家，所以苏共面临著强大的外部压力。中共因为实行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利用建立在市场机制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对西方国家进行经济统战，还可以利用西方资本发展党国资本主义，被腐化的西方国家本质上并不希望中国民主化，中国民主化意味著低工资 低福利 低人权 特权政策优惠的投资优势的丧失，虽然中共因为强迫技术转移与不正当竞争外加掠夺外资引发了中美贸易战，但是中共还是利用低工资 低福利 低人权 特权政策优惠的投资优势扶持了部份西方资本，这些西方资本无法成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助力，这些西方资本成为对美国扯后腿的祸害。 极权统治与威权统治不同，威权国家虽然也有洗脑宣传，但是却没有把执政党塑造成永远的执政党的洗脑教育，所以很多被统治者会把执政党当成是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而不是永远的执政党，威权国家普遍存在选举制度与多党制，而且威权国家虽然主要路段不允许集会游行示威，但是次要路段还是可以集会游行示威的，威权国家虽然会钳制反对派建立电视台的行为，但是反对派还是可以在没有流亡海外的基础上在互联网上边建立自媒体，威权国家与极权国家没有可比性，威权国家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经验在中国没有可操作性。 存在低人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与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组成的消费市场以及特权扶持带来的利益输送外加中国生产美国销售的廉价商品带来的利益决定了西方资本不会帮助中国民主化，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的商业资产阶级安抚国内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重要工具，西方资本在中国获得的超额剩馀价值让西方资本可以在西方国家内部推行扩大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有效的缓和了西方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安抚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避免了西方社会被赤化，西方资本是强烈拥护中共的，西方资本反习不反共。西方资本希望中国回到胡温时代的状态，虽然胡温时代本质上是兼顾剥夺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以及侵犯私有财产外加掠夺社会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来中国投资的西方资本是非常客气的，剥夺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并不会对不在中国生活的西方的资本家的精神生活构成恶劣的影响，侵犯私有财产与掠夺社会财富主要针对中国人民，西方资本家在中国赚的钱有一大部份可以从中国带走，西方资本最怀念胡温时代，中国如果成为民主国家，存在低人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与特权扶持带来的利益输送的好处就没有了，特别是如果社会民主党或者更加偏左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西方资本在中国不会有好下场，西方资本的下场甚至比习包子时代更差，中国民主化违背西方资本的利益。虽然中国民主化之后会因为权力寻租的减少与社会福利的增加造成人均收入增长，购买力会提升，但是低人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会消失，中国民主化对于西方资本弊大于利，所以经过利弊的权衡，西方资本决定反对中国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只能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社会认同自由人联合体的工人阶级。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化似乎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是极权国家。 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前言 一百零二年前的五四运动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三民主义开始被边缘化，一百零二年之后的今天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几乎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被严重忽略，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不应该被忽略，事实上三民主义适合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有必要被认识，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铺垫，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适合成为过渡阶段的社会制度。 民族主义 追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大同属于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国际主义。支持尊重多元与国际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文化性的种族灭绝，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共匪主张的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虽然根据孙文构思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是由一层一层递减投票人数的方式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国大代表由县议会提名，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省议会由县议会选举产生，省政府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国民大会没有立法权，立法权由立法院来行使，而立法院又不可以民选，国民大会只能对立法院的立法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人民无法直接选举代表政党的立法委员，虽然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否定了直接民主凝聚出来的政治理念对国家方向的支配，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决权，虽然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没有监察权，监察权由监察院独立实行，监察院的成立不需要经过国民大会的批准，监察委员由不是直接选举的省市议会委任，人民只能直接选举县议会，虽然这种制度设计属于间接民主的精英专政，但是民权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比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制度进步很多。虽然直接民权选县议员，然后县议员选省议员然后省议员选省政府，虽然县议会提名国大代表然后国大代表选举国家元首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让依靠县政议题与县议员选举的民意选出的县议员拥有行使大量间接民权的权力，立法院无法由全国议题与全国性选举的直接民意选举产生，容易让立法院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民意，但是至少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的地方自治与基层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至少最低限度的约束了政府的行政权力，这种社会制度比共产极权制度进步太多了，中国如果有机会实行三民主义，中国社会将会比现在进步很多。虽然国民大会制度比现代议会制度更倾向于精英统治，但是至少国民大会制度比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步太多了，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马列极权主义一党专政苏维埃体制彻底架空代议制民主的工具。虽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会让中国成为类似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国家，但是至少可以让中国成为比共产极权国家进步的国家。五院制度优于共匪建立的议行合一的共产极权制度，如果中国无法成为类似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的国家，成为实行五院制的国家肯定会比现在好。虽然实行三民主义无法让中国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但是至少可以让中国社会的直接民主上升到县政权，至少可以削弱政治制度的极权程度，如果中国因为历史社会条件太差无法迅速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可以尝试实行三民主义，然后再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实行三民主义可以为中国社会带来进步，实行三民主义会让中国社会更容易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违反三民主义，一国两制规定台湾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九二共识支持维持现状，否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国民党如果信奉三民主义，应该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让中国成为实行五院制的三民主义国家，让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全体国民生活在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建立民族多元与五权分立以及民生均富外加争取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中华民国。我觉得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而且应该强化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中国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体，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衝突，突出理念选择，强化政党选择。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显个人魅力为核心的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太强调参选人个人媒体的行销，如果在中国这样的有浓厚的精英主义文化与个人崇拜土壤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威权复辟的事情。如果没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撑，形成的选举文化最终将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单一选区制有的时候会因为选区划分形成的人口结构，造成得票总数虽然不是最多的政党成为国会最大党，比如英国二零一九年的国会选举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右派政党的总票数并不如左派政党的总票数多，可是右派政党还是取得了多数席次。而且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很容易让那些转型过程中没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壳上市，因为收买政治人物的成本与比例代表制比起来要低很多，毕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党票，根据政党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庞大的意识形态输出系统，长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而且需要在全国各地都争取到广泛的选民支持，才有机会成为国会多数。我个人更倾向于内阁制，内阁制不容易产生缺乏民意基础的国家元首，总统制容易产生选举过程中依靠个人魅力行销上台，上台之后摆烂的国家元首。民主政治应该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的理念对应著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建立倾向理念选择的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会实现地方自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实行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无法让地方自治上升到联邦制的高度，但是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会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一九四六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起草的，张君劢扩大了直接民权，传统三民主义认为国民大会需要间接选举产生，如果是中华民国四六宪法统一中国，结果会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更进步。 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的民生史观属于希望运用阶级合作实现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改良主义取代依靠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温和唯物史观，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部份理念跟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很接近，虽然孙文的军政 训政 宪政三段理论被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外加共匪的叛乱让这种利用合理化，虽然孙文的民权主义倾向于精英主义与间接民主，容易让国民党脱离基层民众，在实践的过程中脱离民意，但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劳权理论的部份理念还是值得肯定的，三民主义的劳权理论属于左派理论，国民党的劳权理论容易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实践，就会产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的改良效果。虽然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就是土地党有，虽然国民党本质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虽然国民党的创始人说人民要经过国民党的长期训政才能实现民主，在国民党不认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须由国民党用壹党专政的方式来统治，共产党的创始人干脆直接说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虽然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孙文的训政理论与共匪的叛乱实行了一党专政，让平均地权变成土地党有，但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理论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实践可以发挥杜绝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效果。虽然孙文的军政 训政 宪政三段理论被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成为建立一党专政的依据，外加共匪的叛乱让这种利用合理化，虽然孙文的民权主义倾向于精英主义与间接民主，容易让国民党脱离基层民众，在实践的过程中脱离民意，虽然发达国家资本在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建立的一党专政的社会裡边成为发达党国资本主义，虽然节制资本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成为权力寻租，但是发达国家资本与节制资本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裡边以国营企业民主公营与实行高额的累进税制度的方法进行实践，就会产生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的改良效果，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三民主义。没有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功能的私有土地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有土地会造福人类社会，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土地理念在目标层面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孙文的训政理论与共匪的叛乱建立了一党专政，虽然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成为土地党有与土地寻租，但是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裡边实践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让民选国会与直接民主来决定公有土地的公共服务与私有土地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可以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的理念，就可以发挥杜绝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效果，土地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危机是一党专政与允许土地寻租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混合经济理念如果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让白左实践会产生福利国家的效果，如果在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让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实践就会产生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属于素地租金，在中国成为农业增值税 村提留乡统筹被共匪佔有。因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社会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属于经济地租，在中国成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与高房价收入，被共匪佔有。因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属于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国属于耕地佔用税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没有消灭土地剥削，而是成为土地剥削的受益者。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只能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进行实践，土地国有 政府支配 人民使用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在一党专政的社会裡边会成为土地党有 官僚资产阶级支配 人民成为城市租客与农村佃农，地权归极权政府所有，土地税收归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如果要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必须结束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 黄右人士的反左私货存在的危害性 美国民主党是反共政党，美国国会跟中国人权、民主相关法案几乎都是民主党全票赞成，共和党还有反对谴责中共的议员，即有反对票，这是否可以判定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反共？ 如S. 1838: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以上法案中除掉弃权票，民主党都是全票赞成，共和党和第三党派还有反对票，这些投反对的议员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的可能？为什麽黄右从来不谴责共和党，直接宣称民主党就是美国版本的亲共的国民党？ 右派为什麽无视伊万卡与库什纳跟共匪做生意的事实？为什麽无视民主党在国会支持反共法案的事实？右派是不是刻意的往反共论述裡边塞入反左私货？为什麽右派的精神领袖的家人与共匪做生意就不是亲共？为什麽左派在国会支持反共法案就不是反共？右派的反共宣传中是不是塞入了反左私货？ 中国是奉行党国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作为第一家庭的成员的伊万卡与库什纳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生意，而且这些生意在川普上任之后还在运作，川普上任以来拆解美国建立的国际联盟，在实际效果上配合了共匪的国际战略，川普本人在中国就有银行账户，如果不是武汉肺炎爆发，川普没有台阶下了，估计表面上不会对共匪继续强硬，武汉肺炎爆发之前共和党政府与共匪之间的贸易纠纷总是一下制裁，一下谈判，如果根据右派的阴谋论思维，应该合理的怀疑川普家族，就像合理的怀疑拜登家族一样，这样才客观。民主党如果彻底被共匪收买，不会支持反共法案，因为支持反共法案本身就违反了共匪的政治正确。川普把土耳其推到了中国与俄罗斯组成的联盟，放弃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实际效果上已经产生了有利于共匪的作用。 国家元首的家族与共匪有生意的国家基本上都不是反共的国家，家族成员与共匪做生意的国家元首，与共匪做生意的国家元首的家族成员基本上都是共匪的同路人，伊万卡与库什纳有特殊身份，他们在川普任内与共匪做生意的现象的背后搞不好有很複杂的阴谋，所以我认为他们无法摆脱成为亲共人士的嫌疑。 中国本来就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边反对中国的执政党一边与中国的执政党做生意在中国没有操作空间，何况自由世界的民间商人与共匪做生意跟国家元首的家族成员与共匪做生意的潜在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反对检讨右派是很不客观的。 我认为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与共匪做生意就是背叛美国，川普家族应该做到利益迴避。中国是党国资本主义国家，共匪不可能允许反共人士在中国做生意，所以伊万卡与库什纳无法摆脱与共匪存在勾兑的嫌疑，反共行为需要反共立法作为程序正义环节的必要支持，共和党在国会对反共法案的支持程度不如民主党，把民主党等同于国民党是不客观的，至于政治光谱，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只有缺乏客观的右派分类法才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匪是同路人。拜登家族无法摆脱投共的嫌疑，但是因此彻底否定民主党，甚至不审视右派那边存在的疑虑是不客观的。我支持反共，但是我无法认同在反共论述裡边塞入反左私货。何况只是要求退出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不重建新的国际组织，放弃与共匪争夺国际空间的话语权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客观效果上图利共匪的行为，部份右派应该受到批判。 部份右派是不客观的，小布希任内共匪加入世贸组织，小布希任内没有积极反对共匪加入世贸组织，本质上是柯林顿姑息主义的延续者，右派只谴责柯林顿不谴责小布希，宣称共匪可以交往的季辛吉，主动承认共匪对中国的统治合法性的尼克森，六四屠杀之后支持与共匪深入交往的老布希，放任共匪加入世贸组织的小布希都是右派亲共人士的代表，他们对美国的危害是长远的，右派从来不批判这四个人，部份右派根本不是百分之百反共的反共人士。 拜登家族当然被共匪收买了，但是不表示民主党彻底被共匪收买，拜登家族被收买不意味著共和党人全部都是乾淨的。共匪刻意攻击的人会被认为是反共人士，共匪不刻意批判谁结果就是谁被共匪捧杀，共匪没有刻意批判民主党的国会团队，很多人会把本来反共的民主党的国会团队的成员当成是亲共人士，我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拜登家族就彻底否定民主党，这样会间接帮助共匪成功捧杀坚持反共立场的民主党人。如果我有选票，二零二零年的总统选举我会支持共和党的川普，我不会支持民主党的拜登，国会选举我会支持坚持反共立场与反对废除医疗白卡的民主党人。 川普疏远了欧洲国家，如果不是因为武汉肺炎，欧盟早被共匪彻底赤化了，川普深入的拆解了北约，川普放弃联合国与世卫组织，为共匪创造了国际空间。川普并非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而且民主党的国会团队是积极支持反共法案的，某些共和党人只是积极的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反共法案。我总统可以支持川普，但是国会选举我会支持维护福利国家，反对共匪政权的民主党人。 我觉得彭佩奥与佩洛西最适合成为总统，这两个人都是稳健反共的人，川普在自由世界四处树敌，让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大量的被共匪拉拢，放弃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国际社会误以为武汉肺炎变成新冠肺炎，中国人权状况良好，中国政府环保工作很成功的错误结论是川普政府放弃国际事务的话语权造成的，川普不是一个稳健反共的人。 反对反共法案的共和党人无法摆脱被共匪收买的嫌疑，或许他们本身在世界观层面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反共立法绝对不是嘴炮，如果连反共立法都要反对就不要收割反共人士的光环了。 左派思想本来就是美国价值的一部份，右派思想不是美国唯一的价值，美国价值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矛盾体，美国的建国者本来就是由左派与右派共同组成的，只是因为黄右希望扼杀左派，所以把右派思想冒充成美国唯一的价值信仰。 自由世界的左派支持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以及直接民主外加消除贫富两极分化，自由世界的左派的愿望与共匪的本质是水火不容的。自由世界的左派的意识形态对自由世界是无害的，甚至已经成为支撑自由世界继续存在的精神支柱。真正对自由世界构成污染的是马列毛邓主义与儒教极权主义，认同马列毛邓主义与儒教极权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新移民组成的生活圈子衍生出来的文化环境已经对自由世界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种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自由民主人权的生存根基，让欧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维护自由世界的生存，反共的新移民有必要与认同马列毛邓主义与儒教极权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新移民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美国的左派思想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与马列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等于中国的共匪，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否认人的罪性，不会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创造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认同这种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党人组成，这种人即反对共产极权，又认同基督教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属于美国传统，美国本来就有左的一面。 民主党的移民政策被黄右人士妖魔化了，民主党只是倾向于让认同美国的精神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实质上建设美国的精神美国人，他们确实应该成为美国公民，共和党所谓的欢迎合法移民打击非法移民在操作的过程中让很多认同美国的反共人士没有机会移民美国，反而让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国合法移民的旗号成为美国公民。机械化的划分合法与非法根本不合理，因为在中国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为有机会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员的子女，比如还没有得罪当权派的红顶资本家，这些人本质上是共匪党文化的传承者，进入美国会成为颠覆自由美国的祸害。 资本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是两回事，右派不一定必然等于自由与私有财产保障，很多右派都是反对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右派鼓励人与人互相眼红激烈竞争，认为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果反而侵犯了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自在与安逸。右派本质上支持斗争哲学，右派只是反对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支持低税收的右派不一定反对大政府，人类社会曾经多次出现低税收的右翼极权统治，很多右派信奉的公平观念与支持共匪的流氓无产者是一样的，他们都信奉不够狠毒就不值得拥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部份右派不一定实质上维护私有财产权，特别是打著哈耶克主义的旗号扩大资本家的资本寻租权的右派，在这个过程中基层人民的私有财产会被侵犯，左派未必就侵犯私有财产，很多国家的工党与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执政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剥夺私有财产的人权灾难，共匪无法代表左派人士。部份右派有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兜售不可操作的机会平等，根本无法解决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比如宣称右派统治会带来私有财产保障，事实上部份右派统治经常打著都市更新的名义放任财团侵犯基层人民的私有财产，部份右派也会眼红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部份右派不会保障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的私有财产的，部份右派根本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必须依靠克服为人处世挑战的能力维护私有财产的本质，部份右派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诈骗性质的诈骗集团。 部份右派嚮往保护商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法治是建立在商业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恐怖平衡的基础上的，这种恐怖平衡需要依靠白左政党与白右政党之间的互相制衡，部份右派一边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法治，一边主张彻底消灭白左政党，部份右派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治。 部份右派普遍认同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政治制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资本主义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政治，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不会必然的产生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未必会成为民主化的助力，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的产物，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与服从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与服从文化不会孕育出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对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嚮往会孕育出民主政治，认为资本主义与经济右派必然带来民主制度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产物。 只要国家机器不刻意强迫别人选择政治立场，政治自由就会存在。自由世界的自由来自于民主宪政体制，自由世界的自由不是资本主义赋予的，存在市场机制与商品经济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剥夺别人的自由，存在市场机制与商品经济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侵犯私有财产，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最好的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与剥夺精神自由以及个性的解放外加私有财产是可以兼顾的。 黄右喜欢把民主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与共匪建立的党营企业混为一谈，事实上民主公有化与共产极权的党有化是两回事，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是两回事，社会民主党与共匪是两回事，喜欢搅浑水的右派喜欢把民主左派与共匪混为一谈，事实上民主左派与共匪是两回事，黄右人士喜欢在反共论述裡边塞入反左私货，黄右人士喜欢在自由世界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张的全民投资然后民选国会监督的民主公营媒体，喜欢在自由世界支持媒体私有化，事实上媒体私有化很容易让共匪利用商业活动控制媒体，共匪在中国依靠运用国家机器直接取缔异议言论的方式钳制言论，共匪在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依靠收买私营媒体的方式钳制言论，共匪巧妙的利用了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的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权，用商业合作的名义对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的私营媒体输送利益，然后让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的私营媒体利用私有财产权在私营企业内部封杀共匪不喜欢的言论，即使是这样，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至少还允许反共人士在境内开办自媒体，光是这一点自由世界的成员国家就比中国自由多了，中国至今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在中国境内开办自媒体。 如果川普与拜登二选一，我支持川普，因为拜登的儿子与共匪勾兑太严重了，如果川普与拜登以及彭佩奥三选一，我支持彭佩奥，因为彭佩奥是稳健反共的政治人物，如果川普与拜登以及彭佩奥外加佩洛西四选一，我支持佩洛西，因为佩洛西是支持福利国家的稳健反共的政治人物。我觉得可以兼顾反共立场与福利国家的人最适合做美国总统，我反对妖魔化民主党，我不接受右派人士的反左私货。国会选举我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的国会团队在支持反共法案方面比共和党的国会团队更积极，而且民主党的国会团队反对废除医疗白卡制度，支持福利国家的路线，我不会跟著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妖魔化民主党，我认为民主党不是国民党。 如果我是美国的大法官，我不会支持共和党人的指控，除非共和党人提供可以解释本文提出的疑点的具体的证据，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大法官不能根据共和党人的推论就断定民主党搞选举舞弊，违宪审查不可以成为共和党人打击政敌的工具。共和党人提供的证据有一部份属于片面事实，有一部份属于不实指控，共和党人这样做对川普没有好处。共和党人没有提供可以充份的证明民主党涉及舞弊的证据，我觉得基于司法独立原则，不应该草率的支持共和党人对选举过程的否定，基于维护违宪审查的公正性，最高法院不应该成为共和党人对付政敌的工具，而且民主党的支持者与共和党的支持者都存在试图舞弊的瑕疵，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双方都应该当选无效，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无效选票忽略不计，根据有效选票判断选举结果，根据目前的状况分析即使只是计算有效选票，估计还是拜登会当选，罗姆尼没有介入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抗争，证明他是一个理性的人，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行为未必对共和党有利。长期法律战对共和党未必有利，因为川普支持者涉嫌持械恐吓选民，而且伊万卡与库什纳外加反对反共法案的共和党人也很不乾淨，根据目前的形势基本上民主党还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如果川普团队开始对拜登团队缠讼，最终还是民主党人成为国家元首。 我觉得民主党的移民政策被右派妖魔化了，民主党只是倾向于让认同美国的精神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实质上建设美国的精神美国人，他们确实应该成为美国公民，共和党所谓的欢迎合法移民打击非法移民在操作的过程中让很多认同美国的反共人士没有机会移民美国，反而让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国合法移民的旗号成为美国公民。机械化的划分合法与非法根本不合理，因为在中国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为有机会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员的子女，比如还没有得罪当权派的红顶资本家，这些人本质上是共匪党文化的传承者，进入美国会成为颠覆自由美国的祸害。共和党政府虽然制裁了一些共匪特务，但是并没有遣返被共匪公派出国的小粉红留学生，而且根本没有停止对于因为在中国遭受政治迫害无法合法移民美国的精神美国人的压迫，民主党并非一点优点也没有，共和党并非一点缺点也没有，我觉得看待事情应该客观。 在中国可以得到合法投资签证的人基本上都是红顶商人，可以得到合法留学签证的人基本上都是小粉红留学生，可以得到合法技术移民签证的基本上都是共匪逆淘汰机制塑造出来的假道学，可以得到合法工作签证的工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劳权意识的工贼，反而诚实经营的人容易成为被收割被迫害的韭菜，根本出不去，不是小粉红的学生只要意识形态情况被共匪知道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国留学，有创造力的科研人员早就被党国体制扼杀了，根本不太可能有机会得到技术移民签证，有劳权意识的工人早就被共匪与资方迫害了，路易斯生前反对共和党机械化的根据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划分移民人口的好坏是有道理的。 部份右派高度肯定邓小平，事实上邓小平反对深入反思文革暴政，反对深入认识自由民主人权，反对解放思想，开创了剥夺中国人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社会环境，建立了兼顾生产资料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以及剥夺私有财产保障外加掠夺社会财富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应该受到批判。邓小平绝对不是共匪体制内的开明派，邓小平运用了新的方法延续了共产极权统治，邓小平与毛泽东都应该受到谴责，胡耀邦与赵紫阳才是共匪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开放不是为中国民主化铺路，改革开放应该被否定。 黄右人士总是反华不反共，或者乾脆鼓吹保守主义与哈耶克主义的一神教，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维惯性，黄右人士的论述总是激活有利于共匪的心理暗示，让中国人敌视自由世界，黄右人士发挥了共匪的同路人的客观效果。共匪宣称反共人士都是汉奸，极端反华人士才会反共，黄右人士鼓吹反华不反共，共匪宣称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不可分割，黄右人士宣称中国人与共匪不可分割，共匪宣称西方自由主义是虚伪的，黄右人士宣称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是错误的，只有运用消极自由原则保障资本寻租权才是自由，共匪宣称西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黄右鼓吹只允许选择右派的选举制度，共匪害怕防火墙被拆除，黄右人士宣称拆墙没有效果，黄右人士至少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是共匪的同路人，黄右人士发挥了有利于共匪的客观效果。 综上所述，部份右派只是反左不是反共，他们应该属于之前在共匪体制内捞钱，后来因为发觉共产极权统治很不安全，担心站错队会被迫害，于是出国转移财产的既得利益者。 部份黄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论存在的反智倾向 我可以理解参加反共暴力革命的人，或许对于无法离开中国的人来讲参与反共暴力革命是最好的选择。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根据劳动的质与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会角色的竞争过程本质上是在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话语权 平檯 天赋 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形成的差异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根本不适合生活，中国是一个私有财产缺乏保障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压迫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富人没有私有财产保障，穷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无法拥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创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无法获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赌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学的收视权。在中国缴税之后依旧得不到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依旧是可以随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缴税之后无法获得权益。综上所述，中国人有充份的理由进行革命。 暴力革命只有在冷兵器时代与火器时代初期才比较容易成功，因为那个时候的威权统治者没有对基层社会建立严密控制，国家暴力机器的设备基层人民很容易仿造，基层人民很容易建立武器工厂与军事训练基地，反对派游说基层工农大众参加暴力革命的空间很大，火器时代初期的火铳根本难以充份震慑广大基层人民。中国现在处在高科技时代，共匪已经建立了充份监控社会的数字极权统治，共匪对基层社会已经建立了严密的控制，共匪拥有火器时代后期诞生的武器装备，反共人士在这种环境中很难生产暴力革命的武器，训练暴力革命的军队，反共人士更没有空间充份的游说工农大众参与暴力革命，所以黄右人士充份鼓吹的暴力革命根本不可行，何况黄右人士没有能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没有建立武器工厂与军事基地的构思，极端排斥工农大众，黄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论根本没有可行性。某些黄右人士打著反嘴炮的旗号反对反共宣传，反对意识形态斗争，反对工农大众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种黄右人士发挥了误导反共事业的客观效果，通常只有思想糊涂的人，以及因为没有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或者不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参与意识形态斗争所以希望通过鼓吹暴力革命凸显进步性的爱慕虚荣的人，外加本身就是共匪的同路人的人才会鼓吹不可行的暴力革命，不应该排除黄右人士裡边有共匪的同路人的可能性，中国即使需要依靠暴力革命完成民主化，必须藉助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然只能依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和平演变，必须依靠不属于暴力革命的革命来完成。拆除防火墙与反共宣传外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是可操作的反共方法，暴力革命太脱离实际了。中国人长期被共匪洗脑，普遍的思维惯性就是认为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就是从事恐怖活动，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很容易间接帮助共匪妖魔化反共人士。开发一种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反共文宣发送给大多数中国人的邮件群发系统还是可行的，如果成功意味著防火墙实质上失去效果。之前法轮功学员依靠邮件随机群发传播反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共匪政权，如果可以扩大效果，估计会重创共匪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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