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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4月12日15:30:2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美国社会的左派理念 作者 秦晖 为了摆脱“最坏政府”,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施加压力:既要限制它的权力,又要追问它的责任。既不能允许它滥用权力“为所欲为”,也不能任它推卸责任“不为所不欲为”。
当然,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偏好:喜欢“小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限制它的权力,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追问它的责任,像杰斐逊—梅森那样两者都做,自然善莫大焉。只做壹样,也仍是有所贡献。
但是要注意,妳的“大小”诉求不要用错了地方:如果面对有权无责、权大责小的官府,甲用“大政府理论”来为它进壹步扩权,乙用“小政府理论”来为它卸责,那甲乙就都在助纣为虐!起码要知道:对于责不可问的官府妳再“左”也不能帮它扩权(要扩权,先改革到可以问责了再说)。同样,对于权不受限的官府,妳再“右”也不能为它卸责(要卸责,先改革到可以限权了再说)。
当然,既限权也问责的杰斐逊式立场只能是针对权大责小的“前宪政”时代。到了宪政建成后当真要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杰斐逊的对手——汉密尔顿的“联邦党”那壹套就显示了价值。
有人说:在美国早期政治中杰斐逊是左翼而汉密尔顿是右翼。前述的波维尔、罗斯福等对两人的评价似乎也给人这种印象。然而,本文前面既然论述了杰斐逊的“左右共祖”特点,则与他相对的汉密尔顿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右翼之祖?
其实,如果按欧洲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北美前宗主国英国的标准,右翼即托利党(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在美国独立后已经消失了——以“独立”为外衣的“美国革命”本质上是壹场反对“托利主义”或贵族传统的革命。作为亲英派的北美托利党人因美国革命的结果而被赶回了英国。
英国式的左翼,即工党,在英国也是以后才出现的——在美国则从来也没有作为重要力量而出现(这就是所谓“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例外论”话题)。杰斐逊并不是工党之祖,他的论敌汉密尔顿也不会是保守党之祖。他们两人都是那场驱逐了托利党人的革命的大推手。
所以表面上看,汉密尔顿的主张在美国其实也是“左右共祖”——只是与杰斐逊相反,汉密尔顿强调的是近代左右两派不那么好听、却很实际的壹面:他既主张现代右翼不满意的大政府(当然不是专制政府,只是民选联邦政府要有更大的权力)也体现出现代左翼不喜欢的富人(当然不是弄权致富的贵族寡头,而是新兴的平民工商业者)立场。如果是在英王麾下,他既想要给英王扩权还要帮英王致富,那就成美国史上的超级“反动派”了。
但是,汉密尔顿其实与杰斐逊壹样,也是个反英斗士。他在美国初建时的宪政体制下的作用,就是防止杰斐逊的主张走向乌托邦:宪政下的政府,主要是联邦政府要能有效地运作,就要建立壹套权责对应的体制。为此就要对杰斐逊那种针对有权无责的专制体制而提出的、统治者似乎必须有责无权,至少要责大权小的诉求进行“纠偏”:政府应该拥有比杰斐逊设想的更大的权力,同时不能承担杰斐逊所希望的那么大责任——如保护农民免遭工商业竞争的排挤,而要更多地承认“自由竞争”的结果。
打个形象的比喻:在北美人民看来英王政府就像骑在人民头上的马,“吃草”不够还要吸尽民脂民膏,但就不为人民而“跑”。结果北美人民把马从头上掀了下来驯服为人民的坐骑,在这过程中杰斐逊那种既阻止马滥吃又逼马快跑的主张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马变成了坐骑,妳就不能还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了。
汉密尔顿要让马有适当吃草之权(此前的雏形联邦政府连征税的权力都没有)以与适当奔跑之责相匹配,他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冲著英王这个“马王爷”我们要有杰斐逊,但赶走英王后我们要能可持续地有马可骑,就要以汉密尔顿来平衡杰斐逊。
有权无责的“最坏政府”不可欲,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汉密尔顿和他那壹派联邦党人设计的正是壹套权责对应的“次好政府”方案。而后来的“左右派之争”实际上是在这种权责对应的宪政原则下“权大责也大”的福利国家和“权小责亦小”的自由放任两种倾向之争。
罗斯福那壹套政府要为穷人的基本保障负责的左翼主张,没有汉密尔顿式的“大政府”能搞得成吗?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汉密尔顿仅仅看成右翼。
中国人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
对于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壹些西方人已经陌生。
罗斯福的“杰弗逊困惑”与科茨、多恩的“杰弗逊论争”都显示出这壹点:今天的人们为杰弗逊到底主张“大政府”还是主张“小政府”展开激烈商榷,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政府的责任而宣称他是“福利国家”的思想先驱,又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限制政府权力而把他说成“自由放任”论的祖师。而杰弗逊们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样要求追问统治者之责,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样要求限制统治者之权,似乎令人大惑不解:杰弗逊是“左派祖宗”,还是“右派祖宗”?
所以笔者常常想:思想者互相理解的主要“障碍”何在?有人夸大“文化”差异:似乎“他者”不是神仙就是猴子,反正不是与“我们”壹样的人。但有人则忽视“问题”差异:似乎中国人与西方人壹样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之类问题所困扰。
面对强势的西方,如今有些人——常常是些好心的西方人——大呼反对“文化殖民”,反对中国人接受所谓“西方价值”。然而说句不客气的话:正是这些好心人,实际上正在对我们搞“问题殖民”,即把他们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向我们推销。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先人——“文化”无别但“问题”背景全异的先人,如杰斐逊?
就“文化”而言,我相信,中国人与西方人——正如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内部——有无穷的差异,但就“常理”而言,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有人说西方人特爱自由,中国人似乎就喜欢大家长管著。哪有这回事?我曾讲过壹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古今中外,监狱如果不上锁,关的人都会跑掉。”这就是说无论中西,人们都是向往自由的。但是另壹方面,“不自由毋宁死”的人在中在西恐怕也都极少;9. 11以后,美国人不是为“安全”牺牲了壹部分“自由”吗?
自由好,但是可以用壹部分自由来交换“安全”,包括保障、福利等。但是各人“开价”不同,于是有了“大小政府”之争。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下生活惯了的许多西方人以为,不搞“福利国家”的地方,那壹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则壹定是因为自由过分。
于是奈斯比特曾为中国没有福利责任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应当向中国学习。与此相反,魏特夫格尔则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门的大禹,他们只为承担治水责任而弄权。然而我国的史学家已经成功地驳斥了这种“治水社会”论,证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样专制”的。
壹些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些现象。但这很难说是由于“文化”不同,因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国人,在宪政前后他们的“问题背景”也已经大有区别,对于宪政时代以前西方人面临的问题,今天他们的后辈也不都是那么好理解的。
然而在历史上缺少宪政民主因素的中国传统中,这种保证权责对应的机制通常缺失,于是所谓“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在缺少权责对应的前提下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假问题。因为这样的传统中很容易形成权大责小的官府: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于是其民既无福利,也无自由。而时之君子,熟读宪政下西人所著书,遂以西人之所争为己之问题。误以卸责为让权,竟指弄权为尽责。苟无福利,则谓自由已得。苦无福利,则怪自由太多。此时他们若能读读杰斐逊,应该是可以醍醐灌顶吧。 左派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传统理念 作者 秦晖 从制度安排的“经济人预设”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没有制约条件,统治者都可能趋向于权力尽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责任尽可能小,乃至不闻不问。 而被统治者则相反,他们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与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统治者权力尽可能小而责任尽可能大。 壹方面,统治者希望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时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必须做的。另壹方面对老百姓来说,理想的统治者必须按他们的意愿做尽量多的事,同时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任何事。统治者希望做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被统治者但愿要有责无权的“公仆”。 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就权力与责任、或曰权利与义务达成协议或契约就成为必要。这个契约要规定政府必须做什么(即规定政府的责任),为此被统治者授予其相应的权力。同时更要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被统治者有哪些统治者不能剥夺的权利。 这样壹种契约安排,就是所谓的宪政。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 在宪*政原则下“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有权利才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则不应有权力。如果能够向统治者授权问责的“被统治者”只是少数贵族,那就是贵族宪政,如果多数乃至全体公民都有这种权利,那就是民*主宪*政,或曰宪*政民*主。杰斐逊和他的同仁如梅森等,就是北美宪*政民*主始建时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 显然,杰斐逊们为建立宪*政民*主而面对的问题,和在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下罗斯福、李普曼、科茨和多恩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杰斐逊们考虑的是如何消除有权无责的专制统治,他们争取的“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最好政府”虽然不可能实现(应该承认,美国可操作的政治架构,尤其是联邦壹级的架构主要是联邦党人的设计,更确切地说是杰斐逊们和联邦党人博弈、妥协的结果),但通过限权与问责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权责对应,则是通往宪*政的不可绕过之路。 当年英王的殖民当局既滥用权力又不负责任,北美人民面对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们会嫌当局权力太小而主张扩权的“大政府”吗?他们会嫌当局责任太大而主张卸责的“小政府”吗?今天这种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的争论,与当年的杰斐逊有什么关系?而杰斐逊主张“好政府”应当权力受制约而责任可追问,不是很顺理成章吗? 杰斐逊之所以既像左翼人士又像右翼人士,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杰斐逊时代,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首先都必须是宪政民主的支持者。 而罗斯福与胡佛、科茨与多恩面对的已经是另外的问题,由于杰斐逊那壹代人的贡献,他们已经有了壹个权责对应的制度,他们是在此基础上争论“责大权亦大”好,还是“权小责亦小”好。今天人们对任何宪政民主国家,从瑞典到美国,仍有许多批评,这是不难理解的。 宪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宪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同时宪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种各样的:在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们打算授予他们的“公仆”哪些权力以便要求后者承担哪些责任?是授与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障,还是授与政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责任,便成为壹个争议不休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壹个关于什么是“次好政府”的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同壹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对这壹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答案。横向相较,美国人基本倾向于“权小责亦小”的古典自由制度,而欧洲尤其是北欧人则更喜欢“责大权亦大”的民主福利国家。 纵向考察,美国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权立法,壹直是趋向于梅森式的“最多服务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现“里根政策”,又强调坚持杰斐逊式的“最少用权的政府”。两者形成“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 冷战结束之初曾有人认为后者已成为最后的选择,是为“历史的终结”。但是这样的说法后来不断被显示出是过于武断了。如今“福利国家”的危机虽然严重,“自由放任”的问题也还不少。而那种“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究竟如何走,也还远未见分晓。 事实上,由于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束缚的排拒)与对安全的追求(对风险的排拒)同样出于天性,而且尽管今天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存在著包括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群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数基本领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论这“三大共识”,但是人类生活中的壹些领域到底属于群域还是属于己域,是“边界游移,情景决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划法。因此人类永远会有“左右派”。 人类的“终极选择”是什么,乃至可不可能出现“终极选择”,实可怀疑。在“政府”问题上,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从未实现,而在权责对应基础上,次好政府是权责都较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都较小的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够有公认的结论。 不过历史虽然并未“终结”,但历史毕竟在“进步”。人类宪政的历史,乃至启蒙时代以来三百年人们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努力如果说有什么公认的成就,那不在于它实现了“最好政府”,也不在于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于它揭示了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的政府。 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 作者 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赞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壹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时,突然有壹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麽仁慈的上帝,也长了壹张专制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列共产主义创立的时候,为什麽要批判宗教? 随著进壹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壹点壹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壹∶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著壹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赞,希望渺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壹切。世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对象却大有区别。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间有壹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人则有局限、有罪性,必须向上帝悔改。 而无神论者,似乎有著不敬也不惧天地鬼神的豪气。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会信世上的东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领袖”,就是壹例。不畏惧神,却畏惧骑在自己头上的“伟人”。“伟人”壹挥手,就乖乖跟著走,走著走著就成了壹只虫豸或壹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壹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人间之“神”就这样造出来了! 这样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人的灵魂、侵占人民的权益,挟制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将国家、民族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麽作家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 圣经《创世记》里,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妳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这里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代替了神,替我们分辨善恶,这就是人间灾难的开始。何时人能醒悟,认识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 方面二∶理想与天堂 圣经中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在世上传大爱的福音。他特别体恤、怜悯弱势群体,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地谴责。例如,他多次指责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太福音》23:14)。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在福音书里随处可见。圣经中斥责“富足人┅┅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妳们收割庄稼,妳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书》5:1-4)。 与此相似的是,马列共产主义亦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不同的是,马列共产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壹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等价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暴力斗争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壹个专制、残酷的旧制度,建立另壹个专制、残酷的新制度,正义、光明在哪里呢?但这就是壹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它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们可看出,圣经里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是以人性有“罪”这壹点为基础的,并不以富人、穷人或阶级来判别。在上帝的标准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爱家人、邻居,甚至要“爱敌人”。这体现出神的无限慈爱。爱敌人,虽然是极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人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稣斥责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扬仇恨、不倡导妳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仁慈和爱、博大和宽恕,壹点壹滴地改变人心、社会。 有人说,圣经里的信徒,也实践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传》:“信的人都在壹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壹心壹意的,没有壹人说,他的东西有壹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 这的确与共产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以信仰和爱为基点的,是自愿的,并不是制度性的强迫。而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制剥夺,是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制度。 对于这壹点,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于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证明这个公式”,然而“┅┅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壹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的天堂,是圣洁、快乐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上帝的子民在那里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 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根源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是人间天堂。 如果说这是壹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壹旦将其擢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壹星期的事情,都没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的事?这人间天堂的依旧何在呢?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有壹著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告终。60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壹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的太阳,又大、又鲜艳、又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众多唯物主义们却拜倒在飘渺的人间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时人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是从壹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12)。 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壹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因而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 上帝怜悯世人,派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灵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为基督里的新人。这是人自觉、自愿的,是在灵魂里改恶向善,是以永恒的真理、公义为标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里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壹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列共产理论著作中,并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应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壹文中,明确地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壹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人,同样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长期改造。 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整治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因阶级划分而有“原罪”的,被强制改造的人,属于可被随意剥夺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的改造是强制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壹条。 而少数接受改造后被认可的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壹切服从党和领袖,彻底否定自己个人的利益,成为顺服的工具。 这样的理论体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里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与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里重生得救后,价值观改变,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和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这是明确地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志和精神,且这种委身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激励。 在毛泽东的共产理论体系里,是强制性地对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所谓的“兴无灭资”,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壹刻也不脱离群众,壹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 《纪念白求恩》壹文,更表达出对这种“忘我精神”的赞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这种“无我论”的关键点,是以所谓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意志,个人完全委身于集体,且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著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多么容易被喊著这样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的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壹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牺牲个人的,服从“极权主义”的人格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宣传,是假“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人服从统治者的需要。 可见,“把壹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壹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是凡人献给凡人,最后堕入灾难深渊。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甘愿跟随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上帝,进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马列共产主义理论在创立之初,并非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已。然而20世纪初,自列宁建立了第壹个共产主义国家,东欧、亚洲相继建立共产国家,始有西方学者发觉,马列共产主义推行、实践的过程,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罗素就将马列共产主义看作壹种宗教。他在《西方哲学史》里,把共产主义的壹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 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共产领袖搞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这些领袖,最后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壹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马列共产国家里的人,疯狂地崇拜过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所以,如今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 我的壹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和马列共产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壹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么,将神与人混为壹谈的,不在少数。 我理解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马列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过壹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而立,壹手叉腰间、另壹手戟指下方,脸上有壹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几名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名人∶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 毛泽东左手所指的脚下地方,横卧壹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看著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灵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苍天已死,‘红’天当立——这些“人神”,正同襄共举,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这100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血海尸山,祸害连连。 转载者的话 美国的左派思想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与马列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等于中国的共匪,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否认人的罪性,不会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创造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认同这种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党人组成,这种人即反对共产极权,又认同基督教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属于美国传统,美国本来就有左的一面。 黄右虽然总是谴责别人颠覆美国价值,事实上黄右也在颠覆美国价值,黄右希望消灭美国的左派传统。 性权解放与基督文化 作者 徐永海 性权解放与基督信仰没有衝突,保守派用基督文化否定性权解放,反对公娼的论述只能证明保守派根本不理解基督文明。 脑前额叶的发达与爱情精神的出现 借著性爱活动夫妻之间具有强烈爱的情感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著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从而避免男女之间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顾,使子女很好地度过未成年期(幼态延续),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不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内心就会得到彻底解放,禁欲就无法再压迫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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