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一三年
共产人士和反共人士、基教人士和反基人士谈：
共产主义来自基督教（汇编）
按语：
鸦片战争以后，马列教一神教利用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军事失败，拼命攻击和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拼命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宣传中国人只有全部信马列教或一神教，按马列教一神教来改造中国，中国才能得救。搞得中国人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来越崇拜反对西方精华的西方垃圾——马列教一神教。结果，这种情况，为中国带来了洪秀全太平天国基督教共产主义大浩劫和毛泽东共产党马列教共产主义大浩劫。两次共产主义的特大浩劫，使中国的苦难就越来越深重。这两次大浩劫，是造成当代中国极权专制和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
所以，为了结束还在延续的马列教共产主义浩劫，或者防备一神教共产主义浩劫的复辟，有必要对共产主义的来源及其危害，作必要的研究，普及最简单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此编目的，正是在于普及共产主义历史来源这种最简单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经过文化革命，产生了一大批极端缺乏知识的愚昧人士。这些人中，不少人改信一神教，有的成了神棍。而神棍中，很多又往往是洪秀全式的人物。这些人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往往接近于零，甚至连现代马列共产主义来源于空想共产主义也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空想共产主义的鼻祖，也是现代共产主义的鼻祖——基督教共产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因此也不知道毛左乌有之乡的名字来自莫尔的书《乌托邦》。不知道乌托邦就是乌有之邦的意思。他们往往笑话百出。
而过去许多年的许多谬论，包括捏造所谓的历史和历史规律，革命只能带来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等告别革命的谎话，中国人素质低不配民主等素质论，没有一神教信仰就没有民主，蓝色文明黄色文明等无稽之谈，以及其他许多把马列罪责推到全体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头上的各种胡说八道，也正是利用人们缺乏历史和理论知识的情况，才欺骗了许多许多中国人。
所以，当代中国，特别需要普及历史常识，防止产生洪秀全之类的神棍和毛泽东之类的暴君，再次欺骗民众，实行极权专制。
——徐水良2013-2-17日
目录：
唵啊吽：数数我碰到的基督教共产主义
燕王王皓：共产主义是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论
吴茂华：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共产主义是从基督教来的吗？
马柯：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刘建安：基督教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来源
Ｃannon：理想国与基督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是同构的
杨煌：拉美解放神学与基督教社会主义
黄钟：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考茨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洪秀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
数数我碰到的基督教共产主义 (ZT)
作者：路不平 于 2011-6-3 20:0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来源：唵啊吽
海外生活除了到超市买菜，周末还到农贸市场买菜。我那小镇的农贸独具风格，许多卖菜的人穿著比较古老，不是现代服装，而是荷兰德国一带十七世纪的服装，男人戴著黑色桶顶盘沿帽，妇女淡色浅花裙子配上发迹上大花边的兜脑勺白帽子。感觉就和去贵州龙堡镇看到穿明代服装的居民一样。贵州屯堡文化是明代屯兵遗留下来的文化，而北美这些古风是从何而来呢？后来一打听，是以非暴力著称的孟诺教村民。
欧洲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一支是再洗礼派（Anabaptism），再洗礼派中著名的实践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教派是哈特派教徒（Hutterite），哈特派后来派生出孟诺教（Mennonite），孟诺教派生出亚米希教派（Amish）。刚到美国时，就听说过亚米希教徒过著共产主义农庄生活。
我在【《圣经》里的共产主义 】一文中介绍了共产主义的《圣经》出处，有些读者还是半信半疑。实际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就是空想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鼻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就是汤姆斯•莫尔是天主教圣徒。他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时候王权在教权之下，大法官是国王的最高顾问，相当于教廷派去领导英王的政委。莫尔是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他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宗教改革。这是基督教里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实践有捷克南部泰伯山上的天主教徒，他们（Taborite）在十五世纪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社团，他们共有的财产包括一个金矿。所谓共产主义社团，相当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是生产生活行政合一的团体。
宗教改革后德国出现多个共产主义社团，都是哈特派教徒，也是我在北美看到的古风犹存的村民。
我住在纽约市的时候，曾参加巴士旅游到波士顿，途径普利茅斯（Plymouth），那是美国的革命圣地，当年清教徒逃避欧洲宗教迫害来乘船来到这里（想想越南船民逃难的情景），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五月花号船100人在这登陆，其中一半是圣徒，他们签署了一个五月花公约，是北美第一个政治文件。他们建立的这个殖民地的头两年半实行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没用私有财产，没用分工。他们建立了人民公社似的农庄。二十年后他们中间富有的人拥有了黑奴。
最近走在街上，常常看到穿著白衬衫和西裤，背著双肩包的英俊小伙子，西人，打照面是蹦出流利的中国话，第一次就把我惊呆了。这些是传教士，专门向中国人传道。他们自称是摩门教。摩门教以一夫多妻出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摩门教兴起是教众几百万，1831年开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教徒把财产都捐给基督教会充公。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正义者同盟，其成员都来自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时候的共产主义者只能是来自基督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这些基督教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是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论
燕王王皓
前言：一切极权主义，皆来源于基督教。
从何讲起呢？我们就从早期基督教开始讲起吧。
早期基督教（未被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的基督教）其实是一个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
“2：44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4：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4：34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掉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
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后，基督教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接受招安，投靠朝廷，往封建神学发展；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早期基督教本色，依旧进行共运活动。
1534年2 月9 日，基督教的再洗礼派于德国的明斯特地区发动起义，占领市议会，23日选出再洗礼派市长，成立新的市政机构。明斯特城市议会颁布普遍再洗礼令，将富人驱逐出城，加强城市防卫，并按财产公有的理想变革所有制，严格禁止高利贷和投机活动，登记生活资料，没收所有金银以应公共需要。莱顿继马笃斯任领导人后，任命12位长老组成政府，颁布律法，并于1534年秋成为公社的国王，集思想、政治、军事领导于一身。起义者于1534年5月打退明斯特主教雇佣军的第一次进攻之后，坚持防御战达16个月之久。后由于援军不至，城内粮绝，丧失战斗力。1535年6月24日城市被攻陷，莱顿期其他领导人于1536年1月26日被处死。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著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著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著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恩格斯的这一大段文字提供了二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早期基督教是进行共运的组织，二是近代共运（1830年以后）是早期基督教的复活。
基督徒马克思（马克思也是基督徒，属于贵格会）从基督教那里接手共产主义，并将其改头换面一番，蒙上一层“辩证唯物主义”的幌子，使今天的我们很难意识到，共产主义是来自基督教的一种宗教理论。马克思往共产主义上蒙幌子，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魏特林（1808——1871），则说了几句大实话：
“基督教要求财富共有共享，一句话，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共享自由，同甘共苦；不可忘记，凡是不愿意财富共有共享的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所有善良的基督教徒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反对真正的基督教的人将千方百计给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一一克服。”（《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第九章 基督教的一般道德，商务印书馆）
到了1917年，基督徒列宁，在俄国，建立了可以长时间存在的“明斯特公社”——苏维埃。
俄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988年，俄罗斯大公应拜占庭皇帝之请出兵平定叛乱，进而提兵进攻拜占庭要求封赏，条件之一是迎娶皇帝的妹妹。皇帝提出“公主不能嫁给异教徒，俄罗斯大公必须皈依东正教”。于是，早有此意的大公便带领全体国民皈依东正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莫斯科千方百计同拜占庭皇室攀关系，一心想做帝国的继承人。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同时，把曾是罗马军团的标记，后来是拜占庭皇室徽记的双头鹰拿来，刻在国玺上。进而又把双头鹰作为俄国的国徽，以表示自己同拜占庭帝国一脉相承。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进一步打出“第三罗马”的旗号。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体现基督教思想的三个国家的历史。前两个基督教王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俄罗斯目前虽然弱小，但它是当然的继承者。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基督教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东正教的正统。它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不会有第四个罗马出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俄罗斯国家便开始了一个东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思想逐渐渗透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家庭、个人生活之中。东正教不仅与俄罗斯国家融为一体，而且与俄罗斯民族性格融为一体。
哈耶克的老师，自由主义另一位大师级人物，米瑟斯（1881——1973），著重指出：
“从过去千百年来不断更新力量的基督教千禧年说，只需再迈出一步，便有了哲学千禧年说，即18世纪对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解释；然后经由圣西门，黑格尔和魏特林，便有了马克思和列宁。”（《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千禧年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那么，什么是千禧年说？千禧年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义，大意说的是：耶稣会再次降临人间，打败敌基督，并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执政者是耶稣与他的圣徒，“20：4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过了一千年，末日审判开始，世界毁灭。
千禧年中有二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耶稣的千年王国是世界毁灭前，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状态，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二是执政者是耶稣与他的圣徒，并且直到世界毁灭，他们依然是执政者，你甚至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党制的影子。
将千禧年政治化，就成了：一个组织通过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使社会进化到终极状态，之后，社会始终停留在这种终极状态（例如，共产主义社会），直到世界毁灭，而这个组织的统治地位也伴随社会的这个终极状态，直到世界毁灭。
近现代共运分子与基督教的冲突，其实是于近代复活的早期基督教与后基督教的冲突。
一切极权主义，皆来源于基督教。
附录：基督教的“阶级斗争”理论
“10：34你们不要想我（耶稣）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马太福音）
“12：51 你们以为我（耶稣）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分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路加福音）
“2：2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么．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约翰一书）
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文／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赞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时，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厶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厶要批判宗教？
随著进一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一点一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一∶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著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赞，希望渺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世人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对象却大有区别。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间有一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人则有局限、有罪性，必须向上帝悔改。
而无神论者，似乎有著不敬也不惧天地鬼神的豪气。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会信世上的东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领袖”，就是一例。不畏惧神，却畏惧骑在自己头上的“伟人”。“伟人”一挥手，就乖乖跟著走，走著走著就成了一只虫豸或一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一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人间之“神”就这样造出来了！
这样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人的灵魂、侵占人民的权益，挟制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将国家、民族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厶作家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
圣经《创世记》里，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这里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代替了神，替我们分辨善恶，这就是人间灾难的开始。何时人能醒悟，认识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
方面二∶理想与天堂
圣经中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在世上传大爱的福音。他特别体恤、怜悯弱势群体，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地谴责。例如，他多次指责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太福音》23：14）。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在福音书里随处可见。圣经中斥责“富足人┅┅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书》5：1-4）。
与此相似的是，共产主义亦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不同的是，共产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等价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暴力斗争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一个专制、残酷的旧制度，建立另一个专制、残酷的新制度，正义、光明在哪里呢？但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它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们可看出，圣经里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是以人性有“罪”这一点为基础的，并不以富人、穷人或阶级来判别。在上帝的标准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爱家人、邻居，甚至要“爱敌人”。这体现出神的无限慈爱。爱敌人，虽然是极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人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稣斥责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扬仇恨、不倡导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仁慈和爱、博大和宽恕，一点一滴地改变人心、社会。
有人说，圣经里的信徒，也实践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传》:“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
这的确与共产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以信仰和爱为基点的，是自愿的，并不是制度性的强迫。而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制剥夺，是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制度。
对于这一点，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于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证明这个公式”，然而“┅┅即使 经里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的天堂，是圣洁、快乐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上帝的子民在那里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
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根源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是人间天堂。
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一旦将其擢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一星期的事情，都没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的事？这人间天堂的依旧何在呢？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有一著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告终。60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一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的太阳，又大、又鲜艳、又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众多唯物主义们却拜倒在飘渺的人间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时人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12）。
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一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因而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
上帝怜悯世人，派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灵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为基督里的新人。这是人自觉、自愿的，是在灵魂里改恶向善，是以永恒的真理、公义为标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里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一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恩共产理论著作中，并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 ”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应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地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一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人，同样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长期改造。
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整治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因阶级划分而有“原罪”的，被强制改造的人，属于可被随意剥夺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的改造是强制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一条。
而少数接受改造后被认可的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一切服从党和领袖，彻底否定自己个人的利益，成为顺服的工具。
这样的理论体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里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与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里重生得救后，价值观改变，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和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 经《哥林多后书》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这是明确地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志和精神，且这种委身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激励。
在共产理论体系里，是强制性地对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所谓的“兴无灭资”，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
《纪念白求恩》一文，更表达出对这种“忘我精神”的赞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这种“无我论”的关键点，是以所谓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意志，个人完全委身于集体，且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著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多么容易被喊著这样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的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牺牲个人的，服从“极权主义”的人格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宣传，是假“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人服从统治者的需要。
可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是凡人献给凡人，最后堕入灾难深渊。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甘愿跟随公义无私、 洁无罪的上帝，进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并非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已。然而20世纪初，自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东欧、亚洲相继建立共产国家，始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实践的过程，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罗素就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他在《西方哲学史》里，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
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共产领袖搞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这些领袖，最后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疯狂地崇拜过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所以，如今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
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和共产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么，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
我理解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而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几名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名人∶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
毛泽东左手所指的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看著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灵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苍天已死，‘红’天当立——这些“人神”，正同襄共举，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这100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血海尸山，祸害连连┅┅
结语∶为什厶共产主义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些话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既如此，为什厶共产主义又有如此强烈的宗教色彩？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篇小文能说清楚的。马克思本人出身于犹太教家庭，6岁受洗，16岁行坚信礼，全家都是新教徒（注），基督教理念对他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应该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基督教有几千年的历史，共产意识有100多年时间。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注∶可参见有关马克思生平的文章和书籍。
《世界历史》2004年6期张倩红的〈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祖父马克思•利维是该城有名的拉比，祖母爱•里沃夫更是出身于拉比世家。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格也出身于荷兰的一个拉比家庭。父亲原名希尔舍•马克思。1817年，35岁的希尔舍•马克思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并把自己的犹太名字“希尔舍”改为基督徒常用的“亨利希”。1824年，亨利希•马克思让他的6个儿子都接受了洗礼，时年马克思年仅6岁。马克思的母亲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没有立即改宗，但在其父母过世后，也接受了洗礼。”
共产主义是从基督教来的吗？
楼主：qianshuizuoai时间：2011-04-27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关于人类未来的两幅蓝图，尽管各自的表现手法不同，但都表达了同一个意境：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恐惧，人们都过上了和平、富裕、幸福的生活。而基督教未来蓝图中的犁头和镰刀，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标志——榔头和镰刀，又是何等地相似。基督教是公元四世纪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产生的，两者相差十五个世纪，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经谈到，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除了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中承受了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外，“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确实，对于一切从头做起的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以后的各时代而言，基督教属于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成果。不仅如此，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各种思想学说，如论从开始产生到如今都始终流传著的，唯有基督教是早古老最长久的。基督教的名称虽是公元一世纪出现的，但它的实质内容，即它以上帝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却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就己经在其前身犹太教中明确而具体地存在著了（以出现旧约圣经J底本为依据）。比如本文引用的圣经《弥迦书》，据考证是公元前八世纪的犹太先知弥迦的作品。即使有人对基督教文献的产生时间有怀疑，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基督教所主张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伴随著犹太民族一步步走过来的，几乎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当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得到广泛传播后，特别是到了延续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它成了欧洲人的主导思想，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正如中世纪以后出现的文学、绘画、雕像、建筑等，是深受基督教的启发和影响的，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种种思想学说，也是深受基督教的启发和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是凭空想象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乌托邦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过程说明，它是深受基督教的启发和影响的——
其一，英国的莫尔是乌托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他笃信基督教，书中的乌托邦居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反对无神论和宗教派别斗争。法国的圣西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著有《新基督教》一书。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能充分体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基督教所提倡的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他关于社会依次进过五个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关系的变革决定这种发展进程的观点，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参考。英国的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他虽然说过私有制、宗教、宗教婚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祸害，但他所反对的是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行为，并不是宗教本身。他主张对基督教采取理性的态度，提出过建立理性宗教的主张。他通过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说，提出了“剩余产品”理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源泉。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不信仰基督教，但他们的许多学说，特别是关于以公有制为基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在吸收、借鉴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而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信仰基督教或具有基督教思想的大师们所提出来的，是深受基督教的启发和影响的。尤其是他们关于维护穷人利益，建立社会公正的主张，更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善待穷人、助贫济困、公平公正等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圣经全书中。同时，他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诚如圣西门的《新基督教》那样，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的。史实、教诲、预言，是撑起圣经大厦的三根支柱。在圣经预言中，有许多关于美好未来的宣示，本文引用的弥迦预言是其中之一。可见，追溯共产主义学说的渊源，基督教实是它最早的源头。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故国德国，更是受基督教影响至深至大的国家。基督教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德国兴起的。尤其是通过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而广泛见诸于德国民间，基督教在德国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信仰基督教，实是由于基督教在当时的德国太盛行了，以致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而马克思恩格斯是极具叛逆性格和逆反心理的人，依据他们的个性，是不能不对基督教产生怀疑态度的。但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因为无意识的影响也是一种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引用圣经中的典故有300多处，其中还不包括重复的，所提及的圣经人物有80多个。
还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属于犹太人，在血统上属于孕育出基督教文明的犹太民族。实际上他的一生，从开始出生起，就是在不知不觉地接受犹太文明及其基督教的熏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被称作是无产阶级学说。而无产阶级即是基督教经典圣经所反复提到的穷人（在此不谈无产阶级的政治含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无产阶级是产业革命后的劳动阶级；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在共产主义学说及之前的乌托邦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以前，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象基督教那样地重视和关心穷人；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象基督教那样地对未来社会作了那么多的预示；也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象基督教那样地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源泉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其实，这些都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生产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产品的原料；而至于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生产这一思想产品，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想，是什么思路使这些原料得以加工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产品，这里的答案正如本文引用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那句话，也正如以上依据事实所作的分析，唯一的就是基督教。
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马柯
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然后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大兵团作战——其实就是工农业生产。把各家各户的锅灶炊具全部毁掉，建立大食堂，吃饭集体化。房产物产全部归集体所有，统一分配，那叫取消私有制；然后根据年龄阶段划分不同的人群，参照部队的编制划分为军、师、团、营、连、排、班，任命各级首长，按照男女社员不同的劳动技能发放工资——一个贫穷大国的特色共产主义社会就这样建成了，至1959年因为经济衰退和大饥荒而自然停止。
你如果见过基督教会过节在一起吃大锅饭，就会联想起1958年老百姓集体吃食堂的场景。你如果经历了文革期间抱著‘毛选’‘天天读’和‘三祝愿一请示一汇报’，就能感悟到那和基督教徒的天天读经、晨更晚祷、一日三次谢餐的形式何其相似？如果你曾经在‘文革’中参加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动，你可以想象那些活动和基督徒的‘忏悔’、‘认罪祷告’如出一辙；你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革命歌曲大家唱’，就会看到和基督教会里的唱诗比赛是同一种形式。
还有基督耶稣要叫‘爱人如己’、‘舍己爱人’，‘毛选’里面有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要求共产党员要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基督徒乐善好施，无私捐助穷苦的弟兄姐妹，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号召青年团员学习雷锋精神助人为乐、多做好事；耶稣告诫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毛泽东在他的《为人民服务》里面也提倡共产党员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圣经里面指出进入天堂有两个门路，两种结局，毛泽东也指出共产党里面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基督教会经常组织聚会查经、讲道、做见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也不定期的组织青年开展学毛选讲用会；凡是有基督徒的的地方，教会一般设有相对固定的神职人员，如牧师、神甫、长老、执事等。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共产党都设有党的基层组织，选出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
从表面上看，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好像有太多太多相似的东西，怪不得有人说：共产主义就是无神的基督教，基督所说的的天堂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从表面上看待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就大错特错了，那说明对两者的本质并不了解。但是两者之间又确实存在著某种关联，要是你了解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尼采这些共产主义的领袖和学者，就会知道他们差不多都读过基督教的神学，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本人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要是你读过现代的基督教的神学，特别是系统神学，你就会知道：共产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神学的一个分支，统称马克思神学。不过他不属于基督，而是属予基督教派别的一个异端，一种邪教。
下面我们从有神论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两个方面探讨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第一、有神论的共产主义：
（一）基督教会最早的共产组织：
基督教会最早的共产组织是耶稣升天后的一批耶稣的门徒。圣经记载：“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圣经《使徒行传》2章41——45）
‘凡物公用，各取所需’——这个最早的共产组织上帝是否喜欢呢？
圣经《诗篇》16章5——6节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箴言》22章28节：“你先祖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圣经《箴言》23章10节）。可见上帝维护个人的财产，从来没有允许财产共有。所以在教会初期信徒自愿结合的共产组织很快就瓦解爆散了。
（二）十五世纪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是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用拉丁语写成的不朽巨著《乌托邦》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和空想的美好社会。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莫尔本人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莫尔的乌托邦多么像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莫尔本人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设想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下一位叫欧文的人做了一次真实共产主义的实验。
（三）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里叶、圣.西门
三大空想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思想的萌芽。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出色，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每页都放射出讽刺和批判的光芒，揭露了被 誉为文明社会的丑恶。欧文的学说和他的活动，具有”实践的性质”。为了用典型示范自己改造社会的计划是可行的，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著四个儿子和100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新和谐公社也叫“新和谐村”。这的确是一个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著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4年以后，欧文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破产。
（四）中国近代的共产主义社团——太平天国和耶稣家庭
1、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曾称太平天国为“中华共和国”。
洪秀全虽然接受过基督的信仰，但缺乏基本的圣经真理。他建立的‘拜上帝会’被西方国家的教会定为异端。参加‘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成员必须把所有财产全部投入‘圣库’，个人无资产，是真正意义的‘共产’。太平天国的法律大纲是旧约圣经的‘十条诫’，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教育制度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学习圣经敬拜天父，礼拜堂兼学校； 土地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建立的共产国家‘太平天国’以1864年7月天京陷落为终点，历时14年。
2、耶稣家庭：耶稣家庭的创立者是敬奠瀛，他在1890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泰安府泰安县。耶稣家庭仿照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载的初期教会的做法，实行凡物公用，取消私有财产，凡参加耶稣家庭的信徒必须变卖一切，“撇下”家庭、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把所有的财产、知识甚至人身全部都献给大家庭。凡捐献的土地必须写成卖契，知识分子的文凭也要烧毁。然后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过男耕女织的集体生活。耶稣家庭成员在生活上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吃同样的食物，奉献的衣服都交在针线房里，加上针线房用齐东小家送来的布制作的新衣，然后平均分配，夏秋两身短装，一身长装，冬春两长一短，新旧衣服都在内，圣诞节换新衣，结婚时穿新衣。但保证人人有衣穿有被盖。信徒一律按照性别不同住在陆续兴建的砖瓦结构集体宿舍，睡同样的大炕，10多个人睡一排大炕。但家庭的房子都比较结实，玻璃门窗，超过了一般农居的水平。至1952年，耶稣家庭声称在全国已经建立大小‘家庭’400余处。
敬奠瀛常说耶稣家庭就是人间天国：“上有天堂，下有马庄，耶稣生在马槽里，耶稣家庭降生在马庄。”在耶稣家庭中，不仅取消私有财产，而且取消世俗的家庭，原有的小家庭均被拆散，按性别和年龄分别住集体宿舍，因此已婚夫妇都分住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部门劳动和生活。由于房屋紧缺，还需要由家长安排夫妇同居的日子。40岁以上的夫妻放弃同房权利。”耶稣家庭不设牧师，而代之以“家长”。耶稣家庭属于灵恩派（五旬节宗），耶稣家庭的宗教活动相当频密，平时信徒每天用来祷告的时间大约为5个小时，星期天约8小时，每年两次的大聚会时约9小时。耶稣家庭为信徒子女设立婴儿室、幼儿园、道学班，提供全程教育。
1949年中国大陆政局变化以后，分布在中国各地的耶稣家庭又继续存在了大约三年时间。1952年4月，中共泰安地委和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组成联合工作队，来到马庄“蹲点”，组织了一场持续3天的对敬奠瀛的控诉大会，发动了几位“有觉悟”的信徒，控诉“家长”有体罚行为、敬奠瀛私下开小灶，被指责为封建专制和伪善。于是敬奠瀛被捕入狱，判刑10年。同年秋季，马庄耶稣家庭解散。不久全国各地的“小家”也都陆续解散。1957年3月，敬奠瀛在服刑地点西安去世。这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共产主义国度终于烟消云散。
第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一）法国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也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成立于1871年3月18日，失败于同年5月28日，历时72天。
公社设立10个委员会（执行、军事、财政、司法、治安、劳动与交换、粮食、教育、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作为新的政权机构。公社解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取缔旧警察机构。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根本改造司法机关，实行法官选举制。公社通过全体公职人员需经选举始得任命的决议，颁布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6000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公社在所有制、分配、管理和劳动立法方面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公社还制定若干保护工人直接利益的劳动法令，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禁止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法令等。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社先后通过若干减轻人民负担和解决生活困难的法令。
当时，逃往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巴黎公社。但公社却没有乘胜追击。由于巴黎被围困，公社同外地的联系也很困难。为了夺回巴黎，5月10日梯也尔与普鲁士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答应放回10万名法国战俘，并同意凡尔赛军通过普军阵地去进攻巴黎。5月20日，梯也尔发动了对巴黎的总攻。5月21日，凡尔赛军在奸细的策应下攻入巴黎，开始了称为五月流血周的大屠杀。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5月24日，市政厅也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贝尔-拉雪兹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5月28日，公社失败。
巴黎公社以千百万工人的鲜血和尸体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次失败的实验。
（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自称：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1818 - 83)生于德国莱茵河西岸的莱茵省，他的祖父洛宾•列维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父母是入了基督教信义宗的犹太人。马克思同毛泽东极相同的一点是具有先天的叛逆性格。他在大学攻读哲学期间，成为基督教哲学家黑格尔左派的信徒。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上帝），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德国革命那年(1848)，被逐出德国，跑到伦敦避难，获得恩格斯的支持。他在伦敦一面策动新的革命，一面在大英博物馆收集证据，准备用他的《资本论》(1867)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大控诉。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1820－1895），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22岁与女工玛丽同居，直至1863年玛丽去世，而后恩格斯与玛丽的妹妹莉希同居，他一直不办理结婚手续，对抗法定的婚姻制度。可见，恩格斯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在《家庭、婚姻与私有制》中他曾经说：结婚，那些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的仪式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由于他反对婚姻制度，两人终生未走入婚礼的殿堂。
又过了些时候，马克思不仅摒弃了黑格尔，还摒弃了费尔巴哈。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与自然都不是现实的基础，现实的基础只能在物质中寻找。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只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史。据马克思说，历史正毫不留情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后，私有财产将成为过去，一切事务将由国家管理。
政治方案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宣布。两个作者呼吁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即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提出唯物论的费尔巴哈、提倡暴力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创立‘进化论’的达尔文共同开发了一门独立的学说——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神学。
（三）尼采的“神死神学”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
1、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后来到勒肯镇担任牧师；尼采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
1861年17岁的尼采身患重病，回家休养，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1864年，尼采进入伯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学期后转而研究哲学。24岁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哲学教授。
尼采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虽然出身于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却背叛了基督的信仰。《反基督：对基督教的诅咒》是尼采最知名而又最具争议的著作，尼采在这本书中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发起了论战式的批判和攻击。
尼采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无神论者，他自认是“上帝之死”的先知，被解放了的人类的代言人，因为尼采发明了‘神死神学’。既然上帝已死，人类必须独立行动，制定自己的规律和价值观念，基督教珍视的德行必须抛弃，因为这些道德观维护弱者和病人的利益。人类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并把这些新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1879年尼采开始了神经分裂症，饱受煎熬。直到1890年因精神崩溃而死。
尼采死后，却被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20世纪三十年代奉为新秩序的先知。
2、希特勒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只有无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然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
希特勒对尼采非常崇拜。1933年前后，希特勒多次参观尼采档案馆，表达对尼采的敬仰之情。他在尼采的大理石塑像前拍照，捐赠巨额资金给尼采档案馆，还得到尼采的妹妹赠送的一根尼采使用过的骑士手杖。
纳粹思想家宣称，尼采的思想在纳粹德国得到了实现。尼采宣扬的‘超人’思想和领袖观点对希特勒特别具有吸引力。“希特勒崇尚社会精华人物和领袖人物进行统治，把社会等级制度和上层统治集团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暴力奉若神圣。”希特勒以消灭低等人种为由，一次屠杀犹太人600万。
尼采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反对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尼采反对基督教不是一般人的‘无神论’，而是推翻基督‘偶像’，树立德意志文化偶像。可见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种族主义和尼采分不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亚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利‘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戴’。
尼采死后不到30年，他的思想就被德国纳粹党全盘接受并付诸实行。1943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库尔斯克大战在苏德之间展开，德军失败，德国-苏联间的攻守势态从此转换。同月，盟军彻底占领西西里岛，意大利军队溃败在大厦即将倾的危急势态下，神经质的希特勒还不忘给他倒霉的战友墨索里尼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全套24卷尼采全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和日本投降告终。
（四）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归结为四个方面：1、阶级和阶级斗争；2、以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3、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成功的实践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用暴力夺取了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二战以后，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东欧和东亚广泛传播，世界建立了共产国际，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到1950年为止，世界上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中国，形成了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世界阵营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还是在经济军事方面在短时期内都得到超强的发展和壮大，让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望而生畏。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全球的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神论共产者共同的的战斗口号。
共产主义者抵挡上帝，消灭一切宗教，推翻一切非共产制度，打到富有阶级，杀戮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势力，包括自己阵营内的不同意见者。不断地清洗、内斗，无限止的阶级斗争，权力高度集中，严密把控意识形态，政权交替若不是世袭接替就是是政治绞杀。社会财产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名义上是平均分配，实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马克思主义者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圣经说的‘人人都是罪人’。‘人性’是共同的，每一个人都有善良、正义的一面，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私、贪婪、无知、傲慢、仇恨、嫉妒等恶性本质。当你今天还没有资产的时候，你是无产阶级，当你手中占据了资产的时候，你就是有产阶级了。当一个人无权无势无产的时候，可以联合其余的无产者用暴力夺取权力和资产，而另一部分无产者也同样也会联合起来夺取你手中的政权和资产。这种互相争夺和斗争就像动物之间的争斗，没有道德，没有仁爱，没有和平，没有忍让，是纯动物之间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人类生存史上最低级最野蛮的生存形式！
而冠以‘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学术名词纯粹是欺人之谈。
如此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应该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没有人能够预想到，在上个世纪末，一夜之间竟然悄无声息的垮台了。这是上帝 的力量，这是全能者的计划，是宇宙之主巧妙的安排。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人的力量再大，也抵不过上帝的一个小指！
苏共中央的最后一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基督徒，不过在他任职期间一直是隐藏的。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官方立场是维持一个无神论主义的国家。他曾经受洗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而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另外他的妻子的父母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在家中藏有宗教物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
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伟大的民主、自由和博爱思想的人占据了苏共政权最主要的位置，通过一步步适应人民和时代潮流的改革，扭转了乾坤。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共和国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年12月25日（即圣诞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解体。
随著前苏联的解体，在二十世纪末页，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相继垮台。
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俄罗斯等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的所有共产国家归回了民主社会的轨道。
刘建安：基督教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来源
刘子案：
基督教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源泉之一。彼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传达的神的教诲，甚至还写入了中国1975、1978年《宪法》。彼得的听众，那是一种聚集于教堂过著共产主义生活的信徒们。而犹太教，也有极强烈的平等思想与慈善思想。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就有一批犹太人到故国组织社会主义农村合作社，开始于1909年，维持至今，102年了。最早的那批以色列复国主义者中，不乏社会主义者。故看到下文的标题，就有兴趣转载之，供参考。
2011-6-13
基督教变革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
对于形成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物质因素我们无须多论，并非前人的论述已经完满，而是对于这个影响世界的思潮的起因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物质生活，其根本在于宗教信仰。事实上，基督教信仰的发展和基督教会的变革才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土壤。
当一部分愚蠢的人希望把宗教与其他的社会学科割裂开来看待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布尔特曼对人类的经典论述——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宗教存在，沉沦于虚假的生活中，同时又枉费心机的试图把握真正的生活。如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便是他的宗教性，因此由人类本身衍生出来的一切人类生活无不打上宗教烙印，要么支持一个信仰，要么反对一个信仰。
在人类众多的对生存世界的思考中，其最高阶段便是对国家政体的思考。当我们沿著柏拉图的观点——国家政体反映统治者意愿——往下思考是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事实上国家政体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群体的宗教信仰。进而言之，一种政治体制的构建者，其思维的原动力一定是他的信仰。但是政治体制的最终表现与最初的构建者的设想却存在著区别，当我们细心的研究其变化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变化却是由宗教信仰的变化引起的。
空想社会主义起点无疑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我们无法严谨的考证这部作品中的思想的成因，但是有几个关于作者托马斯.摩尔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首先，少年时期的莫尔曾给大主教默顿作侍童，他的思想、信仰及对人处事，处处受到大主教的影响。在威廉.杜尔所著的《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中对托马斯.莫尔有这样一个评价是值得引用的：“莫尔对宗教是当时最虔诚的人，他以许多教士，如沃尔西之流的耽于享乐为可耻。”其次，托马斯.莫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在宗教信仰上动荡不安的年代。宗教改革的热火燃遍了横向的欧洲的每一个地域和纵向欧洲文明的每一个思想意识层面。对于1534年的《至尊法令》的致死不从最终激怒了亨利八世。次年，曾经被亨利八世请入枢密院的托马斯.莫尔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行刑前，莫尔说到：“请为我祈祷，请为我作证，我是为天主教而牺牲的。”我们抛开神学观点的正误，仅从原始信仰本身评论，托马斯.莫尔是一位坚定的信仰实践者。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乌托邦》中的国家政体是托马斯.莫尔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构想。或许有人要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在《乌托邦》一书中，托马斯.莫尔明确的表达了信仰自由这一观点。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这种信仰自由是一种基督教内部的自由，而绝非有神论与无神论或是独一神与泛神信仰的自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于莫尔信仰自由观的曲解是无法面对莫尔面对死亡时的宣告的：“我愿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莫尔载《乌托邦》中的信仰自由观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一个名字——德西德利乌斯.伊拉斯莫。
1499年，21岁的莫尔结识了伊拉斯莫。这位人文主义大师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出《乌托邦》中到底有多少是莫尔的思想有多少是伊拉斯莫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拉斯莫的宽容的宗教改革态度无疑是《乌托邦》中信仰自由的原形。在伊拉斯莫的思想中温和的改革和包容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是对于当时的天主教的仇敌马丁.路德伊拉斯莫仍然处处为之求情。人文主义大师的这种宗教包容无疑植入了莫尔的《乌托邦》中。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无疑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雅克.巴尔瓒在《从黎明到衰落》中转述莫尔在《乌托邦》中的观点简明直率：富人策划欺负穷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把国家成为共和国是荒唐。美好社会应该拥有共同财产。这种共同财产的观念无疑来自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共同体生活形式下的财产观念。从心理学角度讲，当人们热切的盼望一种复古的状态时，其中一定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莫尔在《乌托邦》的财产共有的理想来自于对当时教会腐败的不满和对初期教会朴素信仰的向往。当时教会的腐败事实可以追溯到阿维尼翁时期。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法国人克莱门特在法王腓力的帮助下成为教宗时，72年的“巴比伦之囚”开始了。阿维尼翁教宗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受到了极度的仇恨。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对当时教会的腐败有如下记载：“阿维尼翁教宗制的大多数反对者都抱怨金钱的是用与滥用。……最有利可图的做法是出售赎罪劵。发放数罪劵的原因及微不足道从建造一座桥到发动战争以及虽没带人上升的日益膨胀的另行要求。特别是当神圣的教父以绝罚相威胁要求这种那种税收时，反教宗制的仇恨情感日益增加。”
阿维尼翁时期的教会腐败、分裂、仇恨无疑大大的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这种绝对权威的动摇，使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以及由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的其它思想有了立足点。而在阿维尼翁时期以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中所讲到的：“一直到15世纪，我们还从未见到在欧洲除宗教思想外有过真正能影响人民大众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我们看到只有教会才有支配、传播、规定这样的思想。”在教宗制大分裂之后，分歧和争执首先在教会内部产生。15世纪初，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公开的教会改革呼声震动了整个教会。整个15世纪在宗教上唯一的议题事实上是如何为阿维尼翁时期善后。但是没有等善后结果出炉，马丁.路德便来到了。而阿维尼翁真正得以的善后，那是特伦特会的事了。教会的分裂势不可挡或许是马丁.路德始料不及的。诚实地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初衷决不是分裂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合而为一”。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评价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不得不说“分裂和不断的分裂”是这项伟大事业中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在这些污点中最为肮脏的一点就是托马斯.闵采尔和他的农民暴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托马斯.闵采尔和他领导的农民暴动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因为从形式上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具备某种乌托邦式的国家政体的影子。恩格斯这样评价：“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闵采尔预测到了共产主义。”这种评价虽然在基础宗教知识上显得无知，但是却准取得表述出了闵采尔对空想社会主义核心的背离。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16世纪三个“乌托邦社区”——乌托邦、太阳城、新大西岛，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虔诚的宗教社区。无论是坎帕内拉还是莫尔，基督使徒的榜样是他们思想的依据。而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所利用的是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充满了贪婪的仇恨。在这一点上，闵采尔绝对称不上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而他对于圣经的背离与否定更是他罪恶本性的表露。这时马丁.路德这位上帝为大仆人的形象在一次赢得了世代基督徒的尊敬——对于闵采尔这个撒旦的儿子他举起了圣灵的宝剑！
在1525年闵采尔被送入地狱后，又过了94个年头，德意志真正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诞生在约翰.冯.安德里亚的手中——《基督城》。约翰.冯.安德里亚的父亲是一名路德宗的牧师，这对于安德里亚的思想有著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里清楚地看到对于基督的信仰是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之源。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一书中把他所发现的世外桃源绘制为一个由受导迫害的虔诚的基督徒组成的社会。作者选择这个群体为他的乌托邦铸成群体，无疑和宗教改革期间天主教与新教的旷日持久的冲突、新教内每部的斗争以及虔诚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安德里亚的空想社会主义与莫尔一样的建立在了对于基督的信仰之上。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从1620年到1638年，安德里亚任卡尔夫城的教长。在那里他进一步的设计自己的理想国方案，并努力的付诸实践，并相继发表了《基督教社会的典范》和《奉献基督的爱的使者》等论著。最为牧师的他，还开展教育活动，创办教养院，把儿童作为教育对象，试图用的《基督城》的理想造就一代新人。这无疑表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是基督的爱。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相差100年的两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都与各自前一百年的教会巨变及教会聚变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基督城》我们还要他别提到的是它的赠与对象——当时的德国神学家约翰.安梯。因为安梯的《真正的基督徒》一书给了安德里亚很大的启发。这个事实更加意味著《基督城》的根基乃是基督。
通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约翰.冯.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基督教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时间给予基督教基本教义——爱、怜悯、公义——的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饱含对于永生上帝美好国度的盼望。即便是到了19世纪的圣西门，也把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一个“信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上。而傅利叶则相信上帝才是世界的根本推动力，所以在他的乌托邦的基层组织“法朗吉”中教堂、祈祷与赞美仍是必不可少的。而被称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魏特琳更是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并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纯正的基督教。而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事实上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他们完全放弃了基于基督博爱的宽容与平等，片面地煽动由于社会非配不均的社会仇恨，实是300年前控制托马斯.闵采尔的恶灵的再显。
最后，让我们用施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影响》一书中对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评价作为我们的结语：“‘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认为，莫尔作为一位有凝重的社会良知的基督徒，他希望引发人注意的是他的社会所表现出的经济腐败和道德败坏，而不是提议一个完美社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莫尔知道人心中罪深道极处，仅仅通过社会的经济组织的重新组合是不可能铲除的。’因此该书的同《愚人颂》一样，是要努力提醒读者——当时基督教会的全体成员，提醒他们不可低估人的罪恶本性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最恶后果。”
信仰的变迁与教会的发展、变革就是这样不断主宰著人类的思维变化。这是上帝的奇妙与伟大。信仰的颤动会带来人类的迷茫与混乱。同样，信仰的坚定也会带来人类的和谐与秩序。让我们期待著信仰的复兴为带来一个真正完美和谐的社会，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国度。阿门！
(基督教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来源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理想国与基督共产主义
•Ｃａｎｎｏｎ•
谁不向往理想国呢？我就向往，做梦都想。我爷爷向往过，我爷爷的爷爷也向往过；中国外国很多人家都一样，祖祖辈辈愚公精卫一样，不懈地梦想了至少几千年。俺们中国不咋么会想，但还真敢干，搞共产主义，大跃进，还特能吹，“前天夕阳下，江水在西洼；中午日正天，江水围村转；明天日朝阳，造梯进天堂！”结果呢，天堂没进去，无数人却下了地狱，可悲可叹。
我喜欢美国，这里基本可以人尽其才，吃的丰富多彩，开汽车象玩玩具一样，言论象密西西比河一样自由流淌，胡说八道没人要把你关到局子里去，还鼓励你去投票选总统。总之，美国比中国理想多多了。在美国呆久了，天天受电视报纸和网络那三条大河的清洗，于是就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基督教是维护自由理想反对共产主义独裁的中间力量。可不是吗？绝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和共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美国这个相当自由的社会里，很多人也自由地不厌其烦地给俺宣教。一个讲经的朋友老对俺说，来吧，我们这里有好吃的还有漂亮的女人。我意志薄弱，一听漂亮俩字就不能自主，结果呢？俺已经七进七出阿尔法讲经班了，但是还没有毕业。牧师说俺是他见过的最笨的学经徒。不过，俺的教会经历还是满丰富的，一个男教友为了敬主，把自个的那不纯洁的俩球割掉了，为的是在两千年时迎接主的降临，俺听后相当震憾。此外还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要爱邻居，爱敌人等。俺还了解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相：基督教反对的是马列的独裁无宗教的共产主义，而不反对容许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你认为咱胡扯吧？嗯，你结论别下得太早，且听我漫漫道来。
（一）公元前的共产主义
去年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亚马逊原始森林里一个原始部落，叫雅各什么的。他们杀死一头中猪，清洗干净后用巨大的树叶包严，在地上挖个坑后把整个猪放进去烧烤。那猪就在众目睽睽下被烧烤了约三个小时，打开后香味扑鼻，众人发出一声惊奇的赞叹，几个孩子在一旁猛咽口水。在睽睽众目之下，头人把最好的肉先分给老人，然后众人各得其所，没有人争抢，头领没多分，有著漂亮裸露乳房的年轻女人也没有多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约二百年前历史学家在考察了许多类似的部落后，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原始共产主义。［一］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公元前的，算是个引子吧。
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大概是毕达哥拉斯的社团，在他的社团里，据说男女平等，人们共享一切，除了共享衣食住行外，连研究的数学成果都是共享的。当然，毕达哥拉斯本人是领袖，也是他自己教会的首领，他不准教徒们吃豆子，估计豆子会产生氨气污染共产主义的大好环境。他说整数和分数是最美的东西，能够表述一切，包括音乐和舞蹈，神美神美的。他手下有个小子鼓吹无理数，还是从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中发现的。那小子有理不让人，搞得毕达哥拉斯下不来台，他一生气就叫人把那小子身上绑块石头扔到大海底去了。
第一本关于理想国的著作是柏拉图的“共和国”，也有人直接翻译成“理想国”的。柏拉图说那是苏格拉底的想法，但是那里面肯定搀杂著他自己的货色。在该著作里，他提出了“部分共产主义”的概念：国家管理阶层由真正的哲学家们组成，他们不拥有任何财产，即使连孩子也不能私有；女人奶孩子时，得把女人和孩子双方的眼睛都盖著，以免双方产生私有的感情。男女平等，都要在战场上实战；为了增强体质，大家都象斯巴达人那样，脱光了衣服在体育馆里锻炼身体，虽然老年妇女在那里裸体锻炼有点可笑。下层人分成工农商等，可以享有私有财产，但是不能从政和当法官。正义是什么？正义就是这样各司其职，不得串位和越俎代庖。
除此之外，世界各地在古代都产生过不同的理想国和思想，很多都有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成分。中国古代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孔子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庄子，一直到近代的康有为都论述过大同思想。但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是很模糊的，没有什么财产的定义和明确的社会分工。
（二）基督共产主义
旧约里没见到有关共产主义的描述。只见老上帝替以色列人冲锋陷阵，杀人如麻，把约旦河两岸的土地财产和处女抢夺过来，分给以色列的十二嫡系子弟兵。旧约的基调是财产私有，所有抢夺过来的战利品上帝都要提成，包括屠刀下免死的处女（见ＮＵＭＢＥＲＳ３１：３２－４７，在一次成功屠杀后，上帝分得６７５头绵羊，７２头牛，６１头驴和３２个处女）。既然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也是上帝的后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乱杀人。
情况在新约里有了基本的改变。基督强调爱人，这还不够，还要爱敌人。那就是说，在网上被人骂了，不得回骂，还要说骂得好；所以，在网上和背地里骂人的是假基督徒。言归正传，基督大概是第一个主张财产共享的，他曾鼓励一个富有的年轻统治者把财产卖光，把钱捐献给穷人。财产共有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新约的“行动２：４４－５”中，大意是说，当基督升天后，十二圣徒和基督信徒们共享一切东西；他们卖掉所有的财产，然后把钱分配给所有的人，以满足信徒们的生活需要。
彼特看起来是首席圣徒和基督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书记，他对基督共产主义十分热衷，并毫不留情地镇压私留财产者。在新约“行动４：３２－３６和５：１－１０”中，文章说没有人赞成任何东西应该属于私人，大家共享所有的东西。在彼特领导的基督共产主义里，从来没有短缺现象，因为总是有信徒变卖家产土地，把钱交给彼特。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雷锋是约色夫，老家在塞浦路斯，他把庞大家产全部变卖，把钱全交给彼特了。
在基督共产主义社会里，搞小花招私藏钱物是严格禁止的。有个叫阿拿尼亚斯的家伙（Ａｎａｎｉａｓ），老婆叫洒佛拉（Ｓａｐｐｈｉｒａ），俩人卖完地产后，私下把钱留下一部分，老阿然后就把余下的交给了彼特。彼特是谁啊？他有神功，早就知道了事实真相，见钱后马上把脸拉了下来，恶狠狠地质问到，你是让魔鬼迷了心窍了吧？你干吗对神撒谎而把钱私藏一部分？“Ｇｏｏｄ Ｌｏｒｄ！”阿拉尼亚斯脸色苍白，心跳三百。彼特一咬牙，再一切齿，砰！阿拉尼亚斯就轰然倒地，一命呜呼了。三个小时后，洒佛拉唱著歌走了进来，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死球了。彼特一见她，马上就凶巴巴地问到，告诉我，这是你们卖地的钱吗？女人说是的。话一说完，彼特又一咬牙一切齿，砰！那女人就倒地而亡了。于是恐怖的气氛笼罩著这第一个基督共产主义村，没有人敢再隐藏私钱了。于是，一个纯洁的基督共产主义社会诞生了。
基督本身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圣徒们不一定全理解他的思想。彼特的基督共产主义社会痛恨私有制，并用暴力手段残酷地消灭了私有制。这怎么看起来有点象是俄共呢？彼特的第一个基督共产主义社会是怎么解体的，圣经并没有交代清楚。估计他们把东西卖完后，没几年就把钱花光了，没法维持就自然解体了。
（三）乌托邦共产主义
彼特的基督共产主义解体了，但是基督共产主义的理念并没有死亡，并在天主教圣徒托马斯莫尔的身上发扬光大。他生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皇家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社会中的上层人物，也是传统的天主教徒。莫尔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希腊文，深受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的影响。他还受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Ｅｒａｓｍｕｓ）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事实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很浓的人文主义。
老莫尔认为古典创作没有什么钱途，便逼儿子改学法学。莫尔毕业后当了律师，接触了许多下层社会的案子，亲眼目睹了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风头旺盛，二十六岁就当选为议员。
靠本事和适当的马屁，莫尔于１５２１年当上了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他于１５２３年当选为下院议长，并于１５２９年成为英国大法官，地位仅次于英王，属于火箭干部。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曾对亲友说过，只要对英王有利，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由于反对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的婚事，并反对英王为国家教会首领，莫尔于１５３５年７月７日被英王处死，头颅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感其精神，也出于对英王的反感，天主教会追封莫尔为圣徒。
《乌托邦》是莫尔于１５１６年出使荷兰期间写成的。在这部著作中，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代的流行叙述方式，以游记加小说的形式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国，其中包括莫尔共产主义。在本著作的第一部里，莫尔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给以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表达了他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慨。
基督不喜欢私有制，但是莫尔大概是第一个系统批判私有制的人。莫尔认为在那些将个人所得视为私有财产的地方，是不能够做到一切均等的。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只要私有制流行，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包括那些最优秀的部分，就会仍然承受著贫穷和不幸。显然，莫尔对“最优秀的部分”有其自己独特的理解，会挣钱的显然不属于这个部分。莫尔这些看法，是不是从新约里彼特的故事转化而来，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另外，莫尔的均等概念大概也不一定科学。
在《乌托邦》第二部分，他描绘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地方是乌托邦岛。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由全体乌托邦人当家作主。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岛大会和议事会，议事会由经验丰富的公民组成，其成员每年更换一次，他们商讨那些关系全岛公共利益的事务和立法。那里几乎没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师，由人们自理诉讼，法官也能够热练地权衡各种供词，出恰当的判决。不要律师的好处是，社会减少了一帮乱搞诉讼，浑水摸鱼的人。
在经济方面，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的是，乌托邦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乡村，不分男女，只要体力适合，都要参加劳动。高级行政官员不必这么做，但他们身体力行来带动别人更好地工作。邦里很讲求经济效益，劳动者所从事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然需要和便利所必需的职业，象珠宝首饰之类的浪费行业是没有的。邦里农业为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基础；乌托邦不分男女，都要上山下乡轮流从事农业劳动。估计毛主席老先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从莫尔那里学来的。此外，每个人还要学习一门职业手艺，包括毛织、纺麻、瓦工、冶炼、木工等行当。那里没有贷币，无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看珍宝如草芥。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调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财产公有，无论在哪儿都不会找到一样私有财产。每隔十年，岛上便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调换他们的房屋。本质上讲，财产公有是整个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所有产品经由公共管理，按需分配，不存在流浪者和乞丐。公共食堂饭菜可口可乐，公共医疗优质温馨，白衣护士们个个可爱温馨象天使一样。我要是在那里，就天天装病不出来了。
乌托邦人特注重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邦里要求公民在工作睡觉和就餐之外时间里，尽可能进行学术研讨，人们心智的发展则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所有的公民，尽可能地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致力于寻求精神自由和心灵完美。这里没有酒馆、妓院、赌场等令人堕落的东西，人们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是一些健康的消遣娱乐。乌托邦人对宗教十分宽容，崇拜太阳月亮或某个星辰，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就是上帝的化身。这就是说，莫尔的乌托邦是上帝统治的乐土。
莫尔的乌托邦不是完全创新的理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基督共产主义的影子，也看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对他的影响。但是，莫尔的乌托邦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包括财产完全公有制，完善的民主制度，和追求人们身心幸福的最大化等等。这些思想无疑对后来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发。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从莫尔和柏拉图那里改头换面来的，他唯一的“贡献”是不要民主搞无产阶级专政和取消宗教。事实证明，他这么一专政一取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
（四）理想国的未来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基督教本身不反对甚至提倡共产主义。基督本人出身于穷人家庭，代表了那时候很多穷人的诉求，有财产共享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实上，除了比特的共产主义村，历史上还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基督共产主义村店，比如纽约的昂内达“圣经共产主义者”（Ｏｎｅｉｄａ “Ｂｉｂ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法国的基督社会主义布兰卡（Ｃｈａ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ｌａｎｃ）等等。
有意思的是，自古以来各种理想国都否定财产私有制，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从彼特到莫尔，从古部落到马克思，不管信不信教，毫无例外。没有财产的穷人要求共产主义还可以理解，象柏拉图和莫尔这种上层人士也要求搞共产主义，是有点令人费解。估计他们是从“社会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平，而社会不公平是丑恶的。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首创的，他只是借用并加以改头换面而已。
人类社会和几百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人类追求理想国的行为不会停止。人类社会现在正遇到过去没有想到的困境，包括地球暖化，环境恶化等等。人类今后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境，因此，人类追求理想国的思考和活动还会继续下去。估计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还会死灰复燃，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再用共产主义这个名字了。我最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老中在南美洲成立世界政府的故事，他要搞世界大同，要求日本的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会长捐助。这老兄相信汤因比的意淫，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出人意外的是，大名鼎鼎的池田大作先生居然出席他们的会议，还听得津津有味。无论如何，马克思的独裁共产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的东西应该彻底加以埋葬。
注［一］
摩根（Ｌｅｗｉｓ Ｍｏｒｇａｎ），“古代社会”。
寄自美国
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是同构的
新语丝读书论坛http://www.xys.org/cgi-bin/mainpage.pl
送交者: 奕思 于 2005-12-15, 01:48:31:
今天，我们不必讳言：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马克思出生于犹太家庭，母亲后来改宗基督新教。马克思应该说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后来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一概遭到马克思的全盘否定，但是，马克思的基督宗教情怀依然可以在他的学说中找到痕迹。马克思对于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同情，与圣经的先知以及耶稣都颇为相似，马克思毕其一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被法国思想家薇依（1909－1943）认为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被一种弥赛亚的希望观念迷住了，这种观念使他以为自己会在人的族类的拯救中起决定性的作用”①。 解放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都有“解除、使其脱离”的含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将人类从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耶稣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关于人类的未来，马克思阐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基督教谈论的是“上帝之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是要将“天国”建立在地上，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幸福。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可以对应于圣经的伊甸园，都是人类渴望回归的幸福家园，因此共产主义学说与犹太－基督教的失乐园－复乐园可以说是同构的。
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发现]
我发现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有相通处 共产主义：无神论，共产主义者除了共产主义外不可相信神基督教：只有一个神，除了耶和华外不可相信有其它的神解释：都是唯我独尊 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基督教：福音传遍全世界解释：上帝要拯救全人类跟解放全人类的意思差不多吧 共产主义：世界是物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督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改不改变，要看上帝的意思。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释：人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子 共产主义：把终身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基督教：把终身献给上帝解释：都是把终身献给某一事物 共产主义：消灭阶级剥削基督教：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解释：都是没有了阶级 共产主义：经常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经常开会学习基督教：经常读圣经，上教堂解释：学习劲头是一致的 共产主义：对手是资本主义基督教：对手是撒旦解释：都有敌人 共产主义：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基督教：上帝给予你自由意识解释：自己的意识终于也起了一点作用 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理论都还没有实现，大家都是听人家讲的。谁也没有见过天堂，谁也没有见过共产主义社会，都是画起来的一个饼。两种信仰都是劝人向善，助人为乐的。 还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对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只是略窥皮毛，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大家也可以补充。一家之言，信不信由你。
拉美解放神学与基督教社会主义
时间：2008-07-31 来源：明道论坛 作者：杨煌 点击：234
摘要
解放神学反映了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人们试图把社会主义同拉美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努力，这一形式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它突破了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局限，强调实践，注重现世，试图通过改变拉美原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穷人找到一条通向解放的现实道路。它希望通过穷人自己的努力在此岸建立尘世天国，这是在拉美宗教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下，适应拉美现实的一种进步的解放理论和运动。
解放神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诞生在拉美的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神学思潮，它把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坚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视社会主义为拉美未来的希望。因而，它一出现就引起了拉美教会内外保守势力的不安，甚至还引起了美国总统顾问们的关注。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潮，我们应如何给它定位呢？
一、解放神学=共产主义阴谋：美国共和党人的观点
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获得了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给拉美正在争取解放的民众以很大的鼓舞，但却使反动势力大为惊恐，害怕革命之火烧到自己头上。尤其是美国，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再出现一个古巴似的革命政权，它除了支持反政府武装推翻革命政权外，同时也开始对尼加拉瓜现象进行广泛研究。基督教徒在尼加拉瓜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引起了美国政客们的注意，他们看到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结合的解放神学对拉美社会和教会变革所带来的重要影响，看到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威胁。因此，里根总统的顾问们在1980年5月的圣塔菲（Santa Fe）会议文件中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开始面对解放神学了（而不仅仅是对它进行事后反应）”。他们把解放神学的发展壮大视为马克思主义对教会传统领地的侵蚀，认为“马列主义的势力已经把教会用作反对私人所有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政治武器。他们注入教会更多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基督教思想”。1、1988年，基本上仍是由这些顾问组成的专家团在为布什总统所写的《圣塔菲报告II》中，明确把解放神学视为共产主义的阴谋，认为它是披著宗教信仰外衣的政治学说，是与教会和自由企业制度不相容的。2、在共和党的顾问们看来，解放神学中的宗教因素不过是对其政治内容的掩饰和伪装。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冷战时代的色彩，这也体现在1987年拉美军人拉普拉塔会议（La Plata, Argentina）的文件中，它把解放神学解释为“拉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各种办法所实施的战略”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这些看法从一个方面抓住了解放神学的特点，即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和对穷人利益的捍卫，而且看到了这一思潮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解放神学的产生是拉美社会现实和教会状况的反应。解放神学反映了拉美底层民众要求解放和自由的呼声，它与拉美的共产主义并不相同。解放神学家认为自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亚之后，拉美就没有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不赞同拉美共产党的理论和观点，甚至与其相对立。比如，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拉美的前途问题上，拉美多数共产党认为拉美目前首要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条件，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神学家则认为资本主义在拉美已证明是一种历史的失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拉美根本不可能实现发展，所以，拉美需要的不是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不是发展而是解放。而且解放神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架构和用语，它并不是在拉美共产党的理论上涂了一层神学的油彩，而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拉美现实基础上的结合。它是当代拉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与穷人解放问题结合上的延伸。
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
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后，人们利用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有时还包括封建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并借用基督教中的乌托帮思想（如千年天国，上帝之国，末世审判）来设想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体系。
在恩格斯看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历来就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在1884所写的《论原始基督教史》一文作了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年中争得了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3、正因为有这些共同之处，所以基督教就与社会主义有了不解之缘。不可否认，在原始基督教时期，基督教社团主张信徒奉献出他们的财产，在社团内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他们相信基督即将复临，他将为所有的信徒建立起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天国”。不过，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只能是一种空想。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4
（一）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初次结合：托闵采尔的“千年天国”
之所以说托马斯•闵采尔是历史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代表，就因为他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现代无产者的先驱的利益，对基督教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改造，以之作为革命的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了没落的封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而且指向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联。他站在“完全被排斥于正式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平民和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对基督教和圣经作了新的革命性的解读，从而找到了革命和解放的理论武器。恩格斯认为，闵采尔的政治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而且，他还认为，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5
闵采尔对当时社会所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基于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末世论理想。他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反封建的神秘主义或异教传统，并使这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当时不仅批判天主教会，而且著重批判王公贵族和资本家阶级对穷人的掠夺和剥削，把劳动人民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称为“上帝”的事业，直接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他认为，建立尘世“千年天国”的途径就是要恢复原始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废除一切与它相冲突的制度，而且他的“千年天国”具有普世的性质，即不仅要在整个德意志，同时也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起来。
闵采尔的思想是直接革命的实践理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由于他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还缺乏巩固的立足之地”，所以，他的运动很快垮台了，他的理论具有“幻想”色彩。6
在他的理论中，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之下”。所以说，在托马斯•闵采尔那里，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结合，它可以说是最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二）近代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三种类型
近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首先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随后也出在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1848年4月11日，英国神父金斯利、摩里斯等人发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宣言书》，并且正式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名称。当然，当时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它实际上只是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即“关注社会问题的一种主义”。它以基督教传统中对贫穷和不公正的谴责和对上帝之国的期望为基础，关注、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把基督教和它的精神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希望通过改良或回归传统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扩展的时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基本完成，在法国、德国也都已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中的发展把传统的农民挤出了土地，他们纷纷流向城市；在城市，由于大工业的冲击，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伴随著资本主义工厂工业的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困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当时的西欧社会问题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因此，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关注社会问题，就成了社会知识界的一种潮流。基督教社会主义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加以变革，并赋予它一些新的内容，运用并发挥了传统基督教中关于反对剥削、反对不公正、主张济世救民的思想，提出了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劳资共享、人人平等、仁爱互助等社会主义主张。它除了坚持传统基督教关于末日审判、来世天堂的幻想外，还立足于要在尘世实现美好社会的理想，并且试图通过教会的引导使广大基督教徒走上它所认为的实理想社会的合理行动。这一时期出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要有：社会下层的穷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僧侣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三种类型。
下层的穷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三、四年代的体现是魏特林、卡贝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真正的基督教”或“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并且自命为先知。弗朗茨•梅林认为，它是与带有宗教色彩的“朴素的工人共产主义”一起产生的，不过，随著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一层薄薄的宗教色彩很快就消失了。7
僧侣的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加入到了欧洲反对资本主义的潮流中。如德国的海尔曼•瓦格纳主张依靠政府所得税收入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来消灭贫穷困苦，他反对资本主义，但旨在维护和恢复封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这种“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并认为它是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苦难。这一类人的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一目的服务的”。8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福音派社会主义”体现了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特点。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鲁道夫•托特神父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除开无神论外在福音书中都已形成。
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要面向手工业无产阶级和受资本主义冲击破产或半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宣扬在国家资助下兴建合作社和作坊，宣扬恢复雇主和工人间的宗法关系。他们的主张在这些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共鸣。但他们所宣扬的思想在客观上是反动的，因为他们的计划与社会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弗•梅林认为，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式注定是短命的，尽管它有时“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可是只要一旦触动到剥削制度本身或者开始攻击剥削制度本身时，它就不管怎样总得投降”。9
法国的弗利西泰•罗贝尔•拉梅耐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于1833年出版了模仿新约《启示录》的小册子《一个教徒的话》，开创了这一社会主义流派的先河。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给人民大众带来的贫困，但是却把贫穷的根源归结为个人的罪恶，认为它是人们腐化放荡的结果。他认为万恶之源是人性的败坏，所以他尽管认为人们并非创造出来就是奴隶，人们应该反抗给他们带上的枷锁，但这只是一种象征的反抗。如果要真正消灭奴役现象，他认为只能通过“精神的皈依”、心灵的转变，从而“消除自身的罪恶才能达到”。所以他说：“如果发生什么对你们不公正的事，你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驱逐自己心灵中任何仇恨的感情。”他呼吁祈祷上帝，让上帝来结束不公正的事情。10
拉梅耐在另一本著作《现代奴隶制》中，把资本主义称为“现代奴隶制”，认为无产者对资本家而言只是“干活的工具”。他批判资本主义法律规定的人身自由是虚假的，认为“现代奴隶制的锁链和手段便是饥饿”，他呼吁人觉醒，抛掉自己身上的奴隶枷锁。但他认为，这不能通过革命的暴力手段来完成。他宣扬得救在于“基督之爱”，在于加强“人民的道德联系”，在于“他们和平地运用自己的最高权利”。11正因为拉梅耐虽然尖锐地抨击了给人民群众带来前所未闻的苦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反对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宣扬对压迫者讲仁爱，宣扬“精神上的皈依”，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是“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12
法国这一流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圣西门主义的拥护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菲力浦•约•本•毕舍。他鼓吹天主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主张由国家拨款援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另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潮也存在于英国和德国。在英国以金斯利、摩里斯为代表，而且正是他们正式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以克特累尔、莫方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提倡建立工人合作社，主张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并提高他们的工资，然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起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革命意识的作用。
三、解放神学：拉美当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解放神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拉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它反是映了战后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有些人力图把社会主义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尝试。在拉美的大多数国家，天主教徒占人口的大我数。正如解放神学之父古铁雷兹认为的那样，拉美大多数人民作为基督教徒和作为穷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更易于接受解放与神学相结合的理论。
解放神学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实践第一的方法和穷人的立场。它认为投身于解放进程是第一行动，神学是随之而来的第二行动。古铁雷兹认为，解放神学是穷人克服压迫的不断斗争的产物，而不是专家坐在静静的图书室里臆想出来交给“大众”的神学。他认为，这一神学是站在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立场上，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基督教和圣经的“再解读”。因此，穷人这一被剥削的阶级，被边缘化的种族，被歧视的文化，在神学内是作为理解解放和上帝启示的意义的关键。当然，这一立场不能与实践第一的方法分开。如果神学在实践中进行反思，那么它所反思的正是现世被压迫者的解放。古铁雷兹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使解放神学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如果穷人不掌握属于自己的希望，他们就不能建立起任何有坚实基础的神学，要达到新的神学，唯一道路就是扎根于拉美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13
解放神学与闵采尔、魏特林的思想都从穷人的社会和宗教经验出发所进行的神学和社会反思，它们代表穷人的利益，致力于穷人的解放，所以，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由于它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条件不同，各自有不同的特点而已。解放神学尽管也强调“实践”，强调穷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和投身穷人争取解放斗争的重要性，但它的理论则不是一种直接的实践的理论。它实际上只以启迪教化为已任，也就是说，它要做的只是提高穷人的觉悟，使他们意识到所受压迫、剥削和苦难是与福音的要求不相符的，与上帝的意志相违背，从而使他们自觉起来进行自己的解放斗争，并在基督教乌托邦希望的激励下在地上从事建立“尘世天国”的工作。而具体实践的组织和领导并不是解放神学家的工作。
解放神学同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所代表、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根本不同。解放神学从穷人受剥削、压迫的现实出发，代表穷人的利益，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旧社会的遗留势力，它是对过去的一种无奈的怀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尽管提倡改善工人的处境，并为此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其主要目标在于缓和劳资矛盾，为资产阶级的牢固统治服务。这就是解放神学与后两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解放神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是出现在当时西欧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当时各自都存在贫困突出、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的问题，但它们却是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各自当时的社会问题予以关注，从而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具体来讲，解放神学与十九世纪出现的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主要存在著以下差别：
首先，反思的出发点不同。封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社会问题，是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为恢复封建主义或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依据。所以，它是一种历史的反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不过是要资产阶级警醒，要他们实行一些改良，以消除自身肌体的弊端，使资本主义能够更加完善健康地发展。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而解放神学对拉美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批判，则是要为社会主义替代寻找合理性。它不仅批判拉美社会存在的贫困、剥削、压迫和异化，而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根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它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用没有压迫、没有阶级对立的公平、人道的社会取而代之。它旨在把历史推向前进，而不是改良并维持现状或把历史拉向倒退。
其次，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社会问题反思的方法上，无论封建的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都只是利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教会的教义对资本主义进行强烈的道德谴责，并把福音的应许作为人类的慰藉和希望。而解放神学则从理性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而使信仰和理性在新的结合上实现自己的理论重构。解放神学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当代体现，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寻找拉美社会贫穷的原因，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制使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从而造成了少数人富裕而多数人贫穷的现实。它利用依附论确定拉美社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认为拉美等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如果拉美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决裂，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就根本不可能。这样，解放神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决定了它在方法论上的一定的科学性特征。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封建的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把问题的根源完全归于个人的罪，认为社会上的万恶之源是人性败坏，贫穷是懒惰、腐化是放荡的结果。因此，它们认为，人们只有“消除自身的罪”，也就是说实现了“心灵的皈依”，达到“精神上的自我完善”，才能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它们反对罢工，反对工人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工人自己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解放神学在承认个人的罪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的罪，强调产生社会问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根源，所以，它强调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实现社会的变革，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而不是改良,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现制度的现代化，才能解决拉美的社会问题。而且它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拉美穷人解放和实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手段。它支持穷人自己起来，投身于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当然，它仍然没有放弃认为人的彻底解放——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合一是上帝的安排、是基督的恩典的观点，不过，仅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就足以使它与前两者相区别了。
总之，解放神学反映了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人们试图把社会主义同拉美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努力，这一形式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它突破了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局限，强调实践，注重现世，试图通过改变拉美原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穷人找到一条通向解放的现实道路。它希望通过穷人自己的努力在此岸建立尘世天国，这是在拉美宗教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下，适应拉美现实的一种进步的解放理论和运动。
黄钟：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共产主义的理想有其古老的传统，源远流长。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直到现在，这种思想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过。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柏拉图的哲学家治国的“理想国”理念，与基督教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宣扬的伦理共产主义教义，与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前赴后继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和谐之城乌托邦的实验，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强调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本体论哲学息息相关。这种共产主义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伦理、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宇宙理性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否定性辩证法共冶一炉，以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供本体论证明。从人类历史的起点看，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基督教的“伊甸园”作为最高示范的共产主义在欧洲拥有悠久的思想基础和众多信徒，这是一支发源于欧洲宗教文明的思想长河，并且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宗教、寓言、箴言和道德经文中都有类似的表现。马克思只是因势利导，以其对人类思想史的丰富知识，将各种思想精华有机地整合起来，创立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为本体，从自然向社会历史生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创立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是对基督教伦理共产主义教义和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各种共产主义空想和实验的继承、发展、扬弃和超越。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反拨和批判。这个反拨和批判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进步意义。因为历史发展与逻辑展开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为社会历史的过程。这就是辩证法对本体论的内在规定：历史是事物内在矛盾在对立中不断打破原有秩序，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统一的螺旋上升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存在中预先包含了不合理因素，并且打破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动因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事物从合理到不合理，最后被内部新的合理因素打破统一，上升到新的形态——就是事物发展不可逾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6.1.1基督教伦理是共产主义思潮的源头
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思想和共同体生活方式，也许经过原始部落、氏族公社的漫长群体生活，已经融入人类的血脉之中，成为人类心灵深处的追忆和向往。早在公元前9-7世纪，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 在诗歌《工作与时日》中已经揭示了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秘密在于对宙斯法则（自然必然性）的掌握和利用。他写道：“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方法，否则，你工作一天或许就能轻易地获得足够的贮备，以至一整年都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劳作了 ”。接著他热情描述天上国王、宙斯之父克罗诺斯统治下“黄金族”人类，说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著，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作和忧愁”。那时候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人们各取所需；不受贪财的欲念驱使，奔走钻营。“他们远离所有的不幸，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著他们”。 这种对“黄金时代”的歌颂，在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奥维特的诗篇中也有唱和。奥维特曾说有一个时代，“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 这也许就是人类执著于原始共产主义伦理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也热衷于社团生活，“他们的团体不分男女都可以志愿加入，财产是公有的，过著严格守时的集体生活。他是第一个说出‘朋友之间一切都是共有的’、‘友谊就是平等’的人。” 至于鼓吹哲学家当国王的柏拉图，更在他著名的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国家篇》中针对现实中奉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城邦的种种优胜之处，提出了“哲学家统治世界”和“共产主义”的主张。哲学产生于神话、寓言、诗歌以及由此产生的多神教崇拜，正是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对立的二元理论导致希腊哲学与希伯来犹太教结合起来，最终奠定了基督教对欧洲的大一统。——因为理念世界的最高存在被阐释为造物主上帝，完全符合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共同追求的绝对理念为事物本质的思想传统。正是人类特有的追问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的超越本性，既产生了宗教，又孕育了科学技术文明。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超过一千五百年的中世纪修道院既传承了共产主义理念，又保留了对本体论不懈追求所产生的科学文明火种，最终迎来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基督教作为穷人的宗教，它对财富平均、权利平等的要求深刻地烙印在《圣经》的各个福音书和使徒传记中，成为共产主义的伦理和思想来源，是各种共产主义空想的总根源。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威廉•魏特林是一位新教徒，马克思、恩格斯亦接受过教会的洗礼，心灵深处打上伦理共产主义烙印。魏特林说：
如果说财富共有共享制度在基督教徒中迄今尚未建立一个千年王国，那么，这始终应归咎于有权势者和教士的道德败坏。直到基督诞生后三世纪之前，他的门徒是他的教义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生活在财富共有共享制度之中。参加基督教的条件是新参加者要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违背这些戒律的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这样的人要处以死刑。参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1-11节。
后来，除了许多大人物之外，还有一个皇帝被接受坂依这一新的宗教，却没有要求他们履行入教的条件，在此之后，基督教的平等就完蛋了。放弃权力和财富、自甘卑下和牺牲曾经是基督教义的基础。但是，由于接纳君士坦丁皇帝加入基督教，以及这位皇帝入教后使教士凌驾于社会之上，基督教义的基础就被动摇了。
穷苦的基督徒往往容易接受这样的理念，即人类的普遍幸福在于实现下述原则：——基于基督教义和自然法则的要求，在财产共有基础上践行自由、平等、博爱、公义等普世价值。这说明共产主义正是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类的最高理念（至善）无限趋近的对象化实践运动过程。1838年12月，威廉•魏特林受“正义者同盟”巴黎中央委员会委托，为同盟起草论证生产资料公有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以《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为题秘密出版，提出如下纲领：“现在存在著一种以基督教义和自然为依据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不实现下述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幸福：(1)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的法则是应为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基础。(2)把整个人类完全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清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和宗派观念。(3)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5)废除一切继承权和个人财产。（6）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实行责任制并可罢免。（7）这些机关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时不得享有特权，它们履行职务的时间同其他人的工作时间一样长。（8）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行动和言论自由。（9)向每个人充分提供发挥和完善其精神和肉体天赋的自由和手段。（10）对犯罪者的惩罚只能涉及他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而不能危及他的生命，只能通过终身驱逐和放逐出社会来使他丧失荣誉。这些原则可以用很少几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爱他人犹如爱自己。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
基督徒从中世纪到近代，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层出不穷，除了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之外，还有许多默默无闻者被罗马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审判为“异端邪说”，或被处以火刑，或被十字军所剿灭，这些共产主义实践者都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魏特林记载了基督教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暴力抗争的例子：“萨克森的新教牧师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1489-1525)曾经宣扬财富共有共享制度，把富人逐出城市”，他1525年3月17日领导农军推翻城市贵族议会，成立了革命权力机关，领导了新的革命政府，5月16 日诸侯联军利用谈判搞突然袭击，“当敌人的军队突然向他逼近时，他却让他营地上的三万人去注意天上的彩虹，宜称他们得到天使的保护，并禁止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几乎没有进行抵杭就被杀死了”。就在同一时期，莱顿城的裁缝约翰在威斯特伐利亚的闵斯特市（Münster）也同样实行过财富共有共享制度，“他把富人驱逐出城市，宣告自己是世界之王”。“闵斯特公社在约翰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些平均主义的改革，如平均分配储存的消费品，没收了货币，货币只在与外界清账时使用等。闵斯特公社经过十六个月的奋战，终于遭联合起来的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约翰被处死。”
对于人类的宗教情结，美国著名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宗教哲学归于本体论类型的是象霍金(Hocking)、怀特海(Whitehead)、哈茨霍恩(Hartshorne)这些人。霍金强调对关于存在和价值的所有客观知识基础的‘大全’的直接体验。怀特海把上帝的初始本质称做凝结本原。上帝即存在这一命题是所有宗教哲学的基础，是思想和宗教间统一性的条件，这一条件可以说克服了思想和宗教在个人和文化生活中的精神分裂症似的分裂。可以用下列陈述来说明宗教哲学中的本体论原则：人直接体识到某种无条件的东西，而这种无条件的东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讲均是主客体分离和相互作用的先在。” 由于基督教在创始时期强调财产平均、权利平等、按需分配等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吸引了大批无产业的奴隶、贫民加入，成为无产阶级的宗教。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蕴含著革命性因素，它的信奉者主要来自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者”，在这个意义上早期基督教被称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魏特林为促进正义者同盟的发展，将福音书和使徒传记中大量的伦理共产主义教义整理并加以阐释：
一个从小遵守全部诚律的富人问耶稣，他应当做什么，耶稣对他说道: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拥有的一切，并分给穷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但他听见这话，就优愁起来，因为他很富足。(同上第二十三节)
耶稣见他忧愁起来就说：富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同上第二十四节)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同上第二十五节) 最初的基督徒的一举一动也确实以此为己任：信的人都住在一处，凡物公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节）他们变卖了自己的财物产业，按各人的需要分给各人。（四十五节) 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同上第四章第三十二节)
人人共有共享的概念在耶稣那里获得的应用范围极广，以致家庭概念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耶稣弃绝家庭，并要求自己的门徒弃绝家庭。有一次耶稣坐在一个人的家里讲道，有人告诉他，他母亲和兄弟在外边找他。耶稣对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三节）就坏视著围绕他坐著的门徒说道：看吧，这些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上（同上第三十四节）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同上第三十五节）他也这样教导自己的门徒：你们不要称任何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那就是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九节）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卷中将原始基督教运动描绘成是一种革命的社会运动，并且把早期教会形容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组织，标榜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他说：“回顾基督教成立之后最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当时的社会条件虽然还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整个社会变成现实，但它却不断地造就一批批新的无产者，从而也就不断地使人们产生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渴求。” 考茨基进一步指出，在黑暗的中世纪还出现了一位僧侣共产主义理论家，卡拉布里亚的修道院院长菲奥利的约阿希姆。他1178年当选为高拉素地区西多派修道院院长，宣扬“象圣徒那样生活，不追求尘世的财产，相反应当贡献出这些财产。他预言，内部盛行的人欲横流，令人发指的剥削和舞弊之风将令罗马教会受到严惩并走向没落。在它的废墟上将屹立起一个新兴的团体，即屏弃私有制的正义者教团。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的、彻贯觉悟的时代就升起了曙光”。 这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腐朽中看到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到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考茨基还记叙了当时各种共产主义教派中最勇敢、最激进的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他们不仅宣布实行财产公有制，而且宣布实行柏拉图提倡的公妻制，谴责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和一切当权者；他们最后宣布：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上帝无处不在。1339年，一些伯格德派成员提出人本主义宗教观：“上帝就存在于人体内部；人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因此一切对人进行束缚的事物都应当受到鄙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去满足自身的欲望。” 这又与马克思提出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某种思想渊源。当时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教徒与被罗马教廷诬蔑为“异端”的教派有著相同的论据，“它们都主张回到原始的基督教去，都希望重新恢复纯洁的教义”。共产主义的传教士们宣告：“建立基督千年王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布拉格将象罪恶的渊薮一般被天火焚毁，而在其他各个城市，正义者将受到庇护和保佑。基督将以非凡的威仪降临人间，建立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既不存在主人和仆役，也不存在罪孽和贫困，而且，除了自由圣灵的法规之外，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规。 此外，在十七世纪中期英国革命中，激进团体“掘土派”的领袖温斯坦莱（Winstanley, 约1609-1660年）号召他的追随者去开垦那些公有土地，将之变为农田。他著有《自由法典》，拟订了一套共产主义的纲领，禁止土地和农产品的买卖。而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巴贝夫（Francois-Noel Babeuf, 1760-1797年）组织了一个“平等社”， 要求把一切财产均收为公有。
作为德国共产主义政治组织的创始者，魏特林认为早期基督教与近代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基督教要求财富共有共享，一句话，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共享自由，同甘共苦；不可忘记，凡是不愿意财富共有共享的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所有善良的基督教徒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反对真正的基督教的人将千方百计给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一一克服。” 恩格斯1894年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一篇《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论文，直接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与基督教的发展历程相比较，指出：“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恩格斯接下来更直言不讳地将社会主义运动等同于基督教运动。他写道：“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著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著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 。恩格斯认为，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虽然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著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既然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一千多年以来明白无误地号召信徒追求伦理共产主义或共同体生活方式，即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平等、博爱、互助、大同的美好生活方式，那么近代各种对共产主义的空想和实验，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然性规律的论证，就是对早期基督教伦理共产主义运动的继承、发展、扬弃和超越。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证明自然万物是其所是，其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律，从低级到高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理论随即被指认为“社会进化论”，其主要观点是：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提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亘古理性不仅可以实现，而且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不可免地一定会实现。达尔文对马克思的影响可以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共产主义经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就不再是空想，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它与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拥有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无限趋近人类最高理念的运动。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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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from 1848 to 1850)的新版本，作了一篇有名的序言，该序言的结尾说：
“距今约一千六百年以前，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举行了一个大骚动。这个变革党把宗教，把国家底一切基础全然破坏了；它率直地否认该撒底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没有祖国，它是国际的；它蔓延于罗马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而且越出了帝国疆界之外。它早已就从事地下的秘密的煽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它觉得自己已够强大，可以公开出现了。这个变革党，那些称为基督教徒底党，在军队中也有强大的代表者；全军团都是基督教徒。当命令他们去参与异教的国教会（Der hei dnischen Landeskirche）底牺牲祭，以表敬意时，变革党士兵很有胆量，敢在他们的甲胄上，插著他们特有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军官所惯用的兵营式拷打，也是徒然。戴克里辛皇帝当他的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军纪已被颠覆时，他就不能再漠然视之。他乘现在还来得及，猛烈干涉。他颁布社会主义镇压法——我应该说是基督教镇压法。禁止变革者的集会，封闭或甚至拆毁他们的会场，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既被禁止，如同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巾一样。宣布基督教徒不能任政府中的官职。甚至也不许他们任军队中的排长。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像库拉先生(Herr von Koller）底社会主义镇压法所假定的那样受过‘尊重人格’的良好训练的裁判官，所以，不许基督徒在法庭上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除外法’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基督徒轻蔑地把告示从墙上拆下来；甚至说他们在他的头上把皇帝的尼可默地亚（Nicomedia）的皇宫烧掉。皇帝采取报复手段，在三○三年大迫害基督徒。这是大迫害底最后的一次。其效力之大，至于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对大多数是基督徒，继任的整个罗马底独栽君主——君士坦丁，由牧师赐称为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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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载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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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和把恩格斯的“政治见解”之最后的几行与恩格斯在其一生中所表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便不能够怀疑隐在他的猾稽的比较后面的意旨了。恩格斯要指出我们运动的进步的不可抵抗的基础的性质，他说，其不可避免的性质，特别因为军队中的信徒的增加，所以便很快使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让步。
这种记载是很有趣味的，其主要点，是因为这是恩格斯直到逝世之时还尚保留的健全乐观主义之一种表现。
但是这一段文字，也可以作很不同的解释，因为在其前面记述的派别，在今日，当其实行法律方法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还以为恩格斯在其“政治见解”之中，反对他一生的工作，而最后，还说他指出为他所支持了两个时代的革命观点是一种错误。这些人以为恩格斯现在已承认马克思的教条——他说，武力是每一种社会的新方式的助产妇——再不能够维持了。在描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时，这种形式的解释者，不会把他的注意，放在事件前进中之“不可抵抗的及基础的性质”之上，而却放在君士坦丁“自动”公布基督教为国教之上；后者在国家中，完全没有经过少许“破坏的骚动”，便获得胜利了，他之胜利，只应用“和平”的方法，经过“政府的一种友爱的赞助”。
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将来必是战胜者。在恩格斯死了不久，这种希望，似乎是实际地达到了，因为华尔德克•卢骚（M.Waldeck.Rousseau）像一个再生的君士坦丁，出现于法国，而且指派一个新基督教的主教米勒兰（M.Millerand）为他的部长。
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而且毫无成见地批评他的人，必会晓得恩格斯之脑中，永没有走进一种他的革命概念的请求，所以他的“序言”中最后的一段，必不能以上举之意义，加以解释。不过，我们也可以承认那一段文章是不很清楚的。凡不晓得恩格斯而想象他在逝世之前忽地发生对于他自己终身工作之实践，加以怀疑之袭击的人，或者会解释这一段文章为一种独立的文章，指明基督教之胜利就是现正从事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旅程的一种模范。
假如这真是恩格斯的意见，则对于社会主义之判断没有比它更坏的了；它不是等于一种获得成功的预言，而是等于为社会主义所拟想的伟大鹄的的一种完全失败的预言。
这是那些运用这一段文章而却忽略了恩格斯的一切伟大的和深刻的因素的人的特点，但是热狂地拥护这一段文字的词句——假如它们真正包含所应该包含的——却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看出，基督教不等到转变而站在它的原始性质的反对方面时，它是没有达到胜利的；我们又见出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却是掠夺无产阶级和统治无产阶级的祭司阶级的胜利；我们更见出基督教的胜利，不是一种颠覆现存制度的势力的胜利，而反是保守势力的胜利，是一种压迫和掠夺的新支持者的胜利；它又不特不消灭帝国的权威，奴隶制度，群众贫苦，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它反而令这些条件得以长存不朽。基督教的组织，教会，所以获得胜利，完全由于它抛弃了它的原始的目的，而反拥护它的反对方面的缘故。
自然，倘若社会主义的胜利必要在基督教胜利的同样历程中而得获，则这确是一个抛弃革命而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良好的理由，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是没能够找出严重的谴责以反对社会的民主主义的，而在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攻击，或者尚可以找著它正当的理由。所以，在法国中，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分子，企图设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统治的职能，其目的则在于模仿基督教的方法，把基督教当为一种国家组织，像古代一样——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它承认这一种国家的组织是和当时国家的教会争衡的——这样的一种努力，除了助长“半无政府主义”(semi-anarchism)，和反社会主义的工团主义之外，便没有其它的效能了。
但幸而在这种关系之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是完全平行的。基督教在其发迹时，也像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贫穷的运动，所以两者都有很多共同的因素，这在上面已经屡屡指出了。
恩格斯也在“新时代”①杂志中，做了一篇“原始基督教史论”的论文，指出这种相同的性质，这篇文章是在恩格斯死前不久写作的，它指出恩格斯在当时对于这个题目之注意是怎样深刻，又指出他怎样自然地写作一篇与“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相平行的文字。这一篇文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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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论”，载“新时代”杂志，第十三卷，第一号，第四页以下，一八九四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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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教历史表现了好些与近代劳动者运动之可惊的一致性。基督教像近代劳动者之运动一样，原始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的表现是一种奴隶和自由人的宗教，贫穷者的宗教，被放逐者的宗教，服属于罗马和为罗马所分散的民族的宗教。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两者，都宣传横暴和不幸的拯救；基督教把这种拯救付之于死后的天堂之一种将来的生活；而社会主义则以为由于社会之变形便可以在这个世界得获这种解脱了。两者都被人捉获及困迫，他们的信徒都是违法的，都被镇压于特别规律之下，在一方面，像是一种全人类的仇敌，而在他方面，又是国家，宗教，家庭，和社会秩序的仇敌。但虽然有一切之困迫，两者的进步，都是不能抵抗的，而且在好些情境之中，由于这些困迫，反得获胜利的支持。基督教从其发迹时起，过了三个世纪，便为罗马帝国认为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只过了六十牟，却已经征服了一个地方，证明它的胜利是绝对可靠的。”
大体说来，这种平行的比较是真确的，自然其中也应有几点修正；基督教决不能称为一种奴隶的宗教；它对于奴隶，是没有作出什么来。在另一方面，为基督教所公布的对不幸者的解放，最初，是很为物质的，其实现是在于地上，而不在于天堂。这一种情形更增加近代劳动者运动之类似性。恩格斯又继续说：
“这两种历史现象之平行更出现于中世纪，在被压迫的农民之第一次叛乱，而尤其在于城市之平民。……法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韦德灵（Weitling）及其徒众一样，在雷南（Ernest Renan）说：‘假如你会构成第一代基督教会之观念，你便会在国际劳动者联合（International Workers'Association）之本土的部分中，得获暗示了之前，已经提供原始基督教为参考了。
法国文学家著作一本教会的故事，名‘基督教之起源’（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其胆大妄为，实为德意志圣经批判之抄袭主义所无可匹敌的——他自己不晓得书中所包含之真理，究有多少。我很想晓得有几多个旧日之‘国际主义者’，读过‘保罗寄哥林多人的后书’，而不发生在某种意义中之旧日的伤痛的情感。”
恩格斯便更进一步，详细地把原始基督教和国际党人，加以比较，但他却不追溯到基督教或劳动者运动的后期发展。前者的辩证的瓦解，也得不到他的注意，而且假如恩格斯认真讨论这个题目，他自然会在近代劳动者运动中，寻获同样的变形的。这种运动也像基督教一样，在其生长的程序中，不得不创造永久的机构，在一党或各个联合中，要设立一种职业的官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它便不能发生效能，所以这种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它便继续生长，而且得获更多的重要职务。
这一种官僚制度，要按据其广义来解释，它不仅包括行政的官吏，且还包含著作家和国会中的代表，难道这种官僚制度在事件的进程中，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贵族，像以主教为首领的祭司阶级么？难道它不会成为一种宰治及掠夺群众的贵族，而最后得获与国家之权威者有同等权限的权力，由是而受诱惑，不但不打倒国家的权威者，且还和他们联合起来么？
假如这种比论是完全相同的，则它的最后结果便更为确实了。但幸而不是如此。好在在基督教和近代劳动者运动之间虽有很多相同之点，但同时也有其基本不同的地方。
特殊地言之，今日的无产阶级和早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是很不相同的。以为当时只有包含著乞丐的一种自由的无产阶级的这种传统观点，恐怕是夸大其词；奴隶也不是唯一的劳动者。奴隶劳动破坏了自由劳动的无产阶级，其中很多是在他们的家庭之中工作的，这一层可是真实的事情。一种无须劳动的无产阶级理想便努力迫求，乞丐也是如此，他们想实现一个社会的存在，在其中，不须工作，只倚赖于富人之施舍而生存，奴隶也希望在富人中，榨取其生产品的必需的数量。
并且基督教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之间，完全限于城市运动，但当时之城市无产者，在社会的构成中，只有微小的重要价值，当时的生产基础几乎完全是上古式的，只和很主要的工业实用相连合而已。
因为这些结果，于是基督教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为城市之自由无产阶级，劳动者和懒惰者，他们都不觉得社会是倚赖他们而生存的；他们都企图生活于社会之中，但不愿供给少许的报偿。在他们将来情境的异象中是没有劳动的位置的。
所以，虽然有对于富有阶级憎恨的存在，但企图获得富人之恩宠及仁爱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更成显著，而教会的官僚在教会的群众中，对于富人之特别喜悦的决意，其所遇的阻力，也像官僚制度自身的骄傲所遇的阻力一样，是非常之微小的。
罗马帝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的及道德的衰颓，因为当时一切社会之逐渐贫穷和逐渐绝望的一般的衰颓，而更为增大，它的生产能力，也日渐衰颓了。所以，失望和绝望紧紧地把捉著一切阶级，把他们的创制力，弄成残废，令到一切人们，只希望在非常的及超自然的权力的手上，获得解放，他们成为奸诈的骗子，有能力的，和自信的冒险家的无望的牺牲品，他们无望地抛弃一切对于统治能力的独立的反抗。
近代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地不同啊！它是一种劳动的无产阶级，它晓得一切社会都放在它的肩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渐渐把生产的重力中，从各个地域而移到工业中心去，在其中，心能的及政治的生活，都非常活动。在这些中心的工人，是最有能力和智识的，现在成为统治社会运命的因素了。
同时，生产的优越方式极度扩大生产的能力，并且增加工人对于社会的要求，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权力以实现这些要求。希望，信仰，自觉心——这些都启发他们，像在以前曾经一次，启发正在兴盛的资产阶级一样，以权力供给它，破坏封建的，教会的，官僚的统治和掠夺，并且从资本之巨大增进中，引出必须的能力来。
基督教的原始和一种民主主义的衰落同时发生。在它为国家承认之前的三个世纪的发展，是以一种一切自主的遗迹的不断衰颓为特色的，同时也以生产力的一种前进的瓦解为特色。
近代劳动运动渊源于民主主义的一种广大的胜利，这就是伟大的法国革命。自此以后，经过一个世纪，它虽然有一切的变化及起伏不定，但总是表示著一种民主主义确定的进步，在生产力中，有一种确实骇人听闻的增加，这不特表现于无产阶级的一种伟大的扩张，还表现于一种伟大的独立和纯化。
每一个考验这种对比的人，总会觉得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离开它的正当过程，像基督教的前车一样；我们不必怕从它的范围内，会发展一种新的统治者和掠夺者的阶级，要和古代的暴君，分配他们的胜利品。
在罗马帝国中，无产阶级的战斗的能力和战斗的精神，不歇地退步，然而这些性质，在近代社会中，却是增强的；阶级的反抗成为不可避免的尖锐化，就单是这一种反抗，已会令到那些由于它的拥护者所悦意而领导无产者放弃它的斗争之一切企图，尽成失败了。直到今日，这些企图只使变节的人孤立，他们以前虽曾为无产者服务，但已为无产者所丢弃了。而且不特今日之无产者是和基督教起源时代不同，便连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环境，也和原始基督教时代完全有别；现代的共产主义及其实现的条件，和古代共产主义的条件，大相径庭。
为共产主义之“斗争”，为共产主义之“需求”，在今天是由同一根源发生的，这个根源，就是“贫乏”，而且假如社会主义仍是一种情感的社会主义，仍是这种要求的一种表现，则由于它自身的时常表现，甚至在近代劳动者的运动中，其倾向是会和原始基督教时代的倾向相同的。可是现代共产主义经济条件之极微小的理解，也会马上把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加以非常不同的改造了。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上，在罗马帝国中，是和一种生产力的恒久的退步一同进行的——生产力之退步，它是要负部分责任的——而在近代，则不如此，现代财当的集中却成为生产力大大增加的基础。虽然当日财富的分配还没伤害社会的生产力，甚至极微小的程度的伤害都没有，它只是帮助生产力，然而这样的财富分配却等于今天生产的一种完全的残废。近代共产主义再不会想及一种财富的平均分配；它的对象，无宁是要确定把极伟大的可能增进于劳动的生产力中，它又要确定一种劳动力之每年生产的更公正的分配，其方法则把财富的集中，推进到最高的顶点，把它从少数资本家团体中，转移而入于一种国家的专利去。
近代共产主义，假如它满足于近代生产方法所作出的新的需要，它便应该同时满足地保留消费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当消费的时候，个人彼此的互相独立，它可以采取一种社会消费，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享乐的个人主义并不等于毁灭消费品生产的伟大经营，也不等于以手工代替机械，如同很多唯美派的社会主义者所梦想。所谓消费之共产主义要求在享受之选择上有自由，同时在消费者消费于其中的社会之选择上也有自由。
但原始基督教时代之城市群众是不晓得社会生产的形式的，自由劳动者之大经营，是不能够存在于当日城市工业之中的。他们只熟识消费的社会形式，尤其是公共用膳这一事，它常常是由团体或国家所供给的。
所以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是一种财富“分配”和“消费”标准化的共产主义；而近代的共产主义则是财富之“集中”和“生产之集中”。
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不必扩展到全个社会，以求普及。它的实行，最初只在一个极小的区域之内，它以各种限制，便冒称为永久的形式了；而在实际上，它反而具有一种妨碍成为社会之普遍形式的性质。
所以，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必然地成为一种新的贵族制度，而且它不得不在其所在的社会内，完成这种内在的辩证法。它不能购消减阶级，而只是把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加入于社会之内而已。
但近代的共产主义，若考虑到它的生产手段的无限扩张，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和财富之重要对象的巨大的集中，便没有机会可以运用于小规模中，它要运用于整个社会。所以一切企图把共产主义实现于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移民新村或生产的合作社等的微小的建设，都无不失败。共产主义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微小组织的形成所产生，因为当这些微小组织扩大之时，是会渐渐地给那一个社会吸取去的。它只能从获得充分的权力以统治及改造整个社会生活中生产出来。这种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所以无产阶级夺获政权是实现近代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
直到无产阶级还没达到这个阶段之前，还不能够有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不能够有社会主义生产在其发展之中，产生矛盾，从无意义变为有意义，从痛苦变为愉快的矛盾——的思想①。但即在近代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社会生产仍不能够马上成为一种完美的整体，可是经济的发展便会骤然采取一个新倾向，它不再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发展的方向中，而趋向著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然而到什么时候，社会生产才进展到一切矛盾和误用都会显现于其中的地方，预定发展新社会在一个现在未曾晓得而且绝对模糊的方向之中呢？这种条件不能够在现在加以描述其轮廓了，而且也不必在这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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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ernuuft wird Uusinn,Wohltat Plage；Weh dir,dass du ein Eukel bist！——歌德的“浮士德”(Goethe is F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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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能够追溯的近代社会主义的运动观之，它必不能够产生像基督教被认为国家宗教的同样的现象。同时，基督教获得胜利的条件，也确实不能够用为无产阶级热烈追求的近代运动的模范。
无产阶级领袖的胜利确实不会像第四世纪的优越主教的胜利那么容易了。
然而我们还可以主张，不但社会主义不会在其胜利之前的时代，发展有某几种内在冲突，就是社会主义若和那些附随于基督教后期的各种形势相比较，在发展这种胜利可以预示效果的时代中，决不会产生趋于物质化的内在的冲突。
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各种条件，把社会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和一切从阶级开始发生之后的社会所由建立的基础，完全不同。虽然以前没有过新的革命阶级或党派——甚至连那些比之为君士坦丁所承认的基督教形式更进步的形式，甚至当它们会直接消灭现存阶级区别的形式——能够消灭一切阶级，虽然它只代替旧日的阶级区别，而另形成新的阶级区别，但我们现在已经具有物质的条件，可以消灭一切阶级的区别了。近代无产阶级是为它的阶级利益所指挥的，他们利用这些条件于这种消灭的方向中，因为现在的无产阶级是最下层的阶级，而在基督教的时代，则无产阶级之下，却有更下一级的奴隶。
阶级的区别和阶级的对抗，决不能用一种分工的手段，便把各种不同的职业的分别，加以混淆。阶级的对比是由于三个原因：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度，武器操纵中的私有制度，和科学中的私有制度。某几种技术和社会的条件，产生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后来，它们又产生曾受训练以运用武器者及全无防卫者的区别；最后产生的，就是熟习科学者和愚昧无知者的区别。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毁灭一切这些彼此对抗的必要的条件。它不特要作用于毁灭生产手段之私有制度，还且用它的生产力的财富，毁灭一切限制武器之训练和知识的必需，到若干程度。这种必需，一到武器之训练和科学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阶段之时，便已经被创造了，它使那些有自由时间和有在生活需求之外的物质的人们，可以获得武器和知识，而且成功地运用它们。
虽然劳动之生产力仍然机微小，而且仅能产生微小的剩余，不能够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手段，一齐获得他的时代之武器的知识和一般的科学；但在事实上，很多个人的剩余，便供给一个单独的个人，在武器和学问的领域中，显出一种成功的运用了。
但除了以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方法之外，便不能够获得这种条件。少数人增进的智慧和武力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压制及掠夺全无保护的无知群众。而在其反对方面，则对于群众之压迫及掠夺又成为统治阶级之武装的技巧和知识增加的手段。
那些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而纯粹自由的民族，仍然处在无知识和无防卫的地位，他们是有良好武器和良好教训的邻近民族的对抗者。在生存竞争中，掠夺者和压迫者的民族，便征服那些仍旧处在原始共产主义和原始民主主义之境遇内的民族。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有极完备的劳动生产力，这便使阶级区别不能够长久存在了。阶级区别不复成为一种社会的需要，而只是一种武力的传统形态的一个结果及其终局，当这种形态不再发生效力的时候，一切阶级区别，便都停止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身，因为由它所创造的伟大剩余的缘故，便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民族，都吸入于一种“普遍的武力服务”中，所以，便消灭了贵族和武士。但资本主义本身又把一切世界市场的民族，联成彼此互相亲切和永久的关系，于是世界和平，便愈成一种急切的需要，而一切战斗，都成为一种残忍无情的愚蠢了。假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各种民族间的经济仇视，能够被克服，则为大多数人道的群众所希望的永久和平的情境，便会实现了。在基督纪元第二世纪，为著环绕著地中海的各种民族而由帝国主义的暴君所实现的世界和平——这是专制主义所给予这些民族的唯一利益——将会为社会主义为著世界的各种民族而实现于二十世纪中。
由是，武士和非武士阶级之间全部的反抗基础，都消灭了。
而且，有教育者和无教育者的对抗的基础，也同时消灭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廉价印刷的方法，使知识的工具，无限地价廉，而为一般群众所能够购阅。同时，它又为知识阶级产生发展的要求，它把大部分群众送到学校接受训练，但当知识阶级之分子众多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回到无产阶级中去。所以，资本主义已经把作工时日无限缩减，创造技术的可能性，而大部分劳动阶级，又已经在这种方向中，获得某几种利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教育的活动。
和无产阶级之胜利相伴随的，就是这些因素，马上会充分发展，创造一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供给的群众的普遍教育可能性的良好的实践。
基督教发生的时代是一种最可悲悼的知识阶级衰颓的时代，是一种荒谬无知的盛行的时代，是一种最愚昧的迷信的时代；至于社会主义发生的时代则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各个阶级迅速获得知识的一个时代，是自然科学有最惊人进步的一个时代。
从武力训练而发生的阶级反抗，现在，完全失去它的基础了；由生产手段中的私有制度发生的阶级对比，一自无产阶级之政治统治产生了效果之后，也完全失去基础了，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结果，很快便会证明介于有教育者和无教育者之区别，已经逐渐减退，大抵在一个世代之间，也会完全消灭了。
于是，阶级区别和阶级对抗的最后原因都消灭了。
所以社会主义不独应该采用与基督教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手段而获得权力，还且应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它应该永远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洪秀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和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因为倡言革命，故有“四大寇”之称。“四大寇”之自认为“寇”的缘故，是因为洪秀全领导汉人的太平天国被清兵打败，常谓“成王败寇”，洪秀全既是失败便成为“寇”，因此孙中山自认属于汉人失败的一方，故此以“寇”自称之，但心志上仍以洪秀全为标榜。在四大寇中，则公认孙中山为洪秀全，是“四大寇”之首，这不但因为孙中山头大有如洪秀全一般，主要因为孙中山对洪秀全认识较多，特别在反清的思想有更深的体认，所以孙中山是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孙中山之认识洪秀全的事蹟，是始于九岁时候，在翠亨村榕树下，听到一位参加太平军的老农冯爽观，对儿童讲述太平天国反清革命的运动，使孙中山自小对洪秀全这位汉族英雄，养成孺慕景仰之心。当孙中山于一八九七年在伦敦撰写“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蒙难记，见上图），其中清楚载述：“这会使党人（按即兴中会党人）想起太平天国起义。由于英国的干涉，这个伟大民族的基督徒的革命就被扑灭了。”把太平天国定性为民族的革命；和基督徒的革命。孙中山认为洪秀全在广西起义后，在十多年中政府财政充裕，没有欠外债，是因为推行一种共产制度。所以当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民生主义演讲的时候，有认“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为大，后为英国戈登所破坏，故今日无从稽考。”孙中山指出太平天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是早于俄国革命推行的共产主义。然而孙中山的则认为他提倡的民生主义是包括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在内，并用图表加以说明（见下图）。在此可知孙中山不但是洪秀全思想的承继者，是研究太平天国共产制度的第一人。换言之，孙中山更可以说是中国研究共产主义（比较共产主义）第一人。
转载者的话
美国的左派思想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与马列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等于中国的共匪，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否认人的罪性，不会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创造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认同这种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党人组成，这种人即反对共产极权，又认同基督教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属于美国传统，美国本来就有左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