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国学者谈中国社会的政治光谱的基本特征

作者 张千帆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自由派正在分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这种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间发生的孙誌刚事件为标誌，国内大V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声名鹊起。那个年代，国内众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归，目标和思路看似是相当壹致的：维权人士致力于通过个案消除公权滥用和社会不公，乙肝携带者抱团争取平等待遇，“家庭教会”如野火春风越做越大，“独立候选人”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积极参选……但没过十年，当这些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註”和打压之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短短壹二十年，中国自由派已经历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道扬镳，主要表现在激进派“打横炮”，指责改良派贩卖“虚假希望”。后来曾发生女权主义者爆料国内公知界的“潜规则”，某些公知则指责女权运动配合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最近的动向是自由派当中信奉“保守主义”的人群指责“白左”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之间的分歧从国内事务转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政治的不同立场。

部分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日渐沉闷，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关註焦点转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而美国政治的左右极化加剧了国内自由派的分裂。川普当选之后，反川派和“川粉”变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动宗教自由的人士开始颂扬“福音派的胜利”，保守主义学者则大力推荐《美国秩序的根基》并强调美国立宪的基督教基础。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地抗议风起云涌，其中也发生了壹些打砸抢行为，引起了许多华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迅速情绪升温，Black Lives Matter被贬译为“黑命贵”，支持种族平等的正常言论被斥为“白左”的“政治正确”……

自由力量的分裂当然是极权喜闻乐见的。社会的壹盘散沙既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也是极权得以继续维持的条件。对于当代中国，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开始从极权中走出来不过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绝大多数时候虽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国民们并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没有实践，许多想法不过是耳边风，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并没有切身体会。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扎根的。种族主义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视者回怼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观对他人乃至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张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权压迫或被压迫者的回击时，才会认识到政教分离才能保证社会和平；只有当“独立候选人”竞选成功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才能看到选举民主和议会政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图章”……当人民没有机会自由实践并相互纠偏的时候，许多道理争辩不清，他们会停留于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战，无法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契约性承诺，共同对抗极权。极权得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欢呼。它打谁都能获得社会支持，自己则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是在威权式微、管制松弛的转型国家允许相对自由的政治实践，让人民慢慢适应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国的政治实践可遇不可求，关註国外政治发展也算退而求其次。虽然对美国政治事件的关註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提前暴露出国民在拥抱自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减少内耗，为今后转型机会到来之际少走弯路、少栽跟头做好思想准备。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实没弄清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判断，否则水只会越搅越浑。自由派在判断国内问题时，立场大都壹致；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是经历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过来人”，对本国问题的实质不会有太大认知偏差。但在判断欧美的人和事，却常常打得不可开交，可见这个问题在国人判断外国政治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这也正常，因为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或全面阅读的经历，多数人对国外的了解限于网络或微信等途径传到国内的中文介绍，而这些资料及其阅读本身可能带有高度选择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现象。譬如国内许多自由派是撒切尔和裏根经济学的拥趸，但是他们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后果？恐怕许多人原来就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阅读的都是对保守主义说好话的文章，对批判性的文章则视而不见或简单归为fake news。但同样这个人如果在欧美长年生活过，对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有切身体会，就未必会像他这样认同保守主义。因此，国人对国外政治的立场很多时候是以壹厢情愿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断。

这种情形在国内、国际“左”“右”对接的时候尤其常见，也更为严重。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奉行极左，反“左”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国的极左和西方的所谓“白左”根本不是壹个概念。“左”、“右”本来就是復杂而混乱的标签，弄不好会张冠李戴甚至化友为敌，让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失去壹半国际盟友。遗憾的是，国内壹些自由派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误以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极左，造成反“左”的“扩大化”，并在指责“政治正确”的同时，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壹个“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壹人壹票”、宣传特定宗教的正确伟大……这种倾向当然是危险的——如果为了反“左”而把自己变成极右，那么“自由派”就得打引号了。在造成认知混乱的另壹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误以为自己和国内的“新左”是壹路，不小心也会滑入极左的圈套。

于是，中西之间的“左”、“右”对接变成了壹场跨洋误会。这场误会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而且已经产生了自由派内部的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国式“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壹人壹票”、反对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基于宗教理由至少反对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张某种特定信仰成为国家正统，那它还剩下什么呢？

壹、上下左右——两套坐标的错位

 我们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左翼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国革命的本质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第三等级”推翻王权、第壹（僧侣）和第二（贵族）等级等特权阶层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平等、推翻壹切形式的等级压迫。由于左翼目标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实现，因而在策略上倾向于激进，容易铤而走险、主张暴力革命。右翼则显得相对保守，主张维持现有体制，至多通过渐进改良修补体制的不足。

到19世纪，左翼分化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极端派别。二者的目标其实大同小异，都要求建立壹个无阶级、无差别、无国家、无压迫的大同社会，只不过马克思尤其是列宁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壹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壹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是欧洲左翼的主导思想，但是到19世纪后期，德国的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告别革命、转向改良，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政治维护广大工人的权利。同时期的美国则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义学说影响，出现了工会主义、进步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不同的左翼派别，认为只要通过财富再分配即可实现社会平等。

  经过20世纪两次大战之后，苏联、东欧和中国先后建立了马列主义政权，欧美国家则进入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宪政民主+国家干预+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后现代主义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别，其主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壹致，都是反对某个意义的等级压迫、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世俗主义反对教会等级的当代残余，女权主义要推翻男权压迫，同性恋挑战传统婚姻法对他们的歧视，动物保护主义要维护动物不受人类虐待的权利，环保主义则强调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权……当然，这些国家也存在个别反体制左派，譬如英国的托洛茨基派继续宣扬武力夺权，美国的环保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害人身或破坏财产来实现环保诉求，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被边缘化了。

经过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调整，欧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宪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左右之争还原了法国革命早期议会政治的本来面目，变成在自由言论+选举政治下理性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各自立场的政策之争。也只有在宪政民主框架下，谈论“左”、“右”才有意义，不同立场才能通过言论自由充分表现自己，并通过选举民主将政治诉求转变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不同，但共享壹部社会契约并承诺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则，其要素有（1）维护思想、信仰、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视；（2）对议会和行政首脑实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选举；（3）实行司法独立、行政中立，后者包括公务员、警察、军队。左右之争变成求同存异的和平竞争，各自利益、立场、观点不同，却共享社会契约通过宪法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和制度。

在宪政转型失败的国家，所谓的“左”、“右”则变成有异无同、水火不容，非要通过暴力斗争乃至内战决壹雌雄；胜利者不仅树立壹党专政和个人崇拜，而且形成“壹个主义、壹个政党、壹个领袖”的极权政体。1917年，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壹个极权国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极左并堕入极权，而且左翼极权比右翼更为彻底。这是因为极左（至少名义上）追求社会大同，比极右更加乌托邦，尤其是财富均等与“生产资料”国有化，而这样的理想通过和平改良无法实现，只有通过暴力建立高压政权才能强制实施；理想和现实差距越大，极权越彻底。这在我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而极权壹旦建立之后，极权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识形态斗争蜕变为独裁者个人的权力斗争；不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清楚体现了这壹特点。虽然极左口号天天喊，但当真的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极权政体为了现实统治需要必须进行有限妥协，官方政策和宣传都得向中间务实立场靠拢；政府不仅整治右派，而且也经常打压仍然保持极左理想的左派。这在“文革”后期乃至中国今天都是常见现象。

 壹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执政期间确实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严酷镇压，但纳粹的正式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誌工人党”。1919年之前，它就是简单的“德国工人党”；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为了吸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成员。虽然纳粹统治期间国有化了某些工业，但是完全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公有制当作终极目标。因此，纳粹的“社会主义”成分确实不多；事实上，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理念。对于纳粹来说，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不是德国人，德意誌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值得贊美。希特勒等纳粹领袖本身也明确否认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开弓”，同时狠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而要在二者之间走出个人服从集体、经济服从政治的第三条路。老纳粹是保皇派，被迫逊位的威廉二世壹度支持纳粹党；新壹代纳粹则更致力于推翻魏玛共和，建立极权政体。

事实上，纳粹内部存在左右两个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与企业界和好，激进派戈培尔则反对犹太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强调纳粹的无产阶级底色。1929年“大萧条”之后，党内保守派势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见工业巨头，要求他们帮国家渡过难关。企业界为了防止社民党或共产党上臺，也积极配合纳粹。到1933年上臺，纳粹已获得钢铁、煤炭、化工、保险等支柱产业的坚定支持。希特勒要求党卫军暴力清除党内左派势力，但是党卫军领袖罗姆有自己的反资小算盘，结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为反犹而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样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认为不平等和等级制对民族更有利。他数次贊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为后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犹太苏共领袖。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国家，因而属于极右。但是如纳粹领袖公开表示，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极权国家推行德意誌种族至上、民族主义并消灭犹太人。

因此，壹旦“左”变成极左或“右”变成极右并成功建立极权，那么原先左右的横向立场分歧即转化为支持和反对极权的纵向制度之争。中国广义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进、保守之分，但不论什么派别都有壹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对极权国家。实际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与平等，为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说话，因而未必都能被归为当代西方意义的“右派”。这是因为西方定义左右的标准和中国不同，和国家无关；竞选投票之后，国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权，也可以由右派掌权。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也实行壹党专制，但是因为内忧外患，政治统治的权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彻底的，社会仍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因而那个时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产革命的是极左。等到共产革命成功，极权国家稳固确立，中国的左右则是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来知识分子对政权潮水般的批评，次年统统被打成“右派”，而实际上他们和右派立场未必有什么关系。“右派”的意思是这个政权本来是左的，所以批评政权就成了“右”。当然，政权追求的许多政策本身为左，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之则自然为右，如包产到户。但在壹个左翼极权国家定义左右的根本标准是对待政权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是毛泽东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倾机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体现了极权统治无所谓左右。

因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就是这么来的：国家先在那裏，成了左右的参照系；反对国家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极权国家的就是“左派”。当然，中国的“左派”也是壹个復杂的谱系；思维仍然停留于“文革”时代的“毛左”认为偏离毛主义的邓式改革是“极右”復辟，体制内的“左派”则多为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国家主义和壹党专政，服从体制并期望从中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并不认同平均主义或公有制，除非能给个人带来好处，因而显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式自由与民主的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壹文中把中国左派分为六种，其中也有壹种类似于西方左派，尝试通过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实现左翼理念，而当局很可能把他们归为“右派”；其余几种则都是极权主义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开。

总之，宪政民主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平等的态度，极权政体下划分左右的标准则是对待极权的态度。划分标准不同，左右的意义和阵营的性质自然也不壹样，中国的左派不等于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于西方的右派。我壹直在提醒註意“此岸”与“彼岸”之分：我们仍然生活在极权阴影下的此岸，他们则生活在宪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此岸则首先无所谓什么左右，极权就是“正确”的标杆，凡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左派”主流附和极权，“右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国内老壹辈学者如郭道晖、谢韬、高放等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属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左派，但是这裏的当局会把他们纳入“右派“阵营。由此也可见，“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右派”同属壹个阵营，共同反对极权国家。

二、西左是极左吗？

然而，在简单化的极权思维长期影响下，中国不少右派却混淆了西左和极左。极权之“极”不仅意味着极端，而且也意味着极简——好像什么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无问东西。中国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国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国右派理所当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壹起，把自己自动归属于美国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阵营，好像只有欧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则和国内极左壹样是自己的对头。近年来，国内右派对“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口诛笔伐不断升温，不少右派对“白左”的鄙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中国极左的鄙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是 “学院派”，我认识的欧美人士大都也是学院派，而欧美学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谓“白左”，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过去数十年，孔杰荣、黎安友、林培瑞这些响亮的名字壹直和呼吁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批判极权体制的文字联系在壹起，而他们都是“白左”，壹个体现就是他们都对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人都很好，也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有时候犯煳涂，会不会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觉得中国体制也不错？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律学者中我没有遇到。孔杰荣帮助陈光诚在美国落脚，黎安友编辑出版了《天安门文件》，林培瑞亲自陪同方励之夫妇去美领馆避难……这些人都长年进不了中国，能“左”到哪裏去？即便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中国事态的性质可能有那么壹点误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的。至少，他们所有人都对八九事件立场鲜明，并真诚希望中国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岂能和国内的极左等同视之？

至于西方学院派对右翼政治的批评，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抱着中立旁观的姿态为好。我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5年，但从来认为自己是壹个外国人。现在已回国20年，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生疏，更不敢轻易下判断。我的朋友中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偶尔谈起政治，说实话，我认为两边都有些道理。国内许多自由派把民主党当成共产党，让我很诧异。我们可以看壹下，民主党内最左的桑德斯是什么立场。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被很多人认为要在美国搞中国式“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桑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劳工权利、车间民主、普遍单壹医疗保险、大学免费、“绿色新政”——为解决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对外政策则主张裁军、更多通过外交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议、国际经济贸易更多考虑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他在壹次访谈中解释了自己定义的“社会主义”：

“我并不相信政府应该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拥有生产资料，但我相信为美国制造财富的中产和工作家庭值得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应该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国繁荣、投资、增长并创造就业的私有企业，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国关门大吉而跑到国外通过剥削低薪劳工增加利润的公司。”(1)

简言之，桑德斯就是壹个“北欧模式”的拥趸，北欧搞的就是他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比美国“左”，但显然既不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据说他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大学生中间有许多粉丝，这真的很可怕吗？这裏的关键词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国家”、“专政”。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是否平等或穷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国家做什么、怎么做？国家是否尊重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有没有“真普选”？司法是否独立？……只要不通过国家用“专政”手段强制实行，什么主义都不可怕。

有壹次，北大请挪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讲座。我对北欧模式很好奇，想问出壹个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秘方”。但问来问去，最后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无奇——挪威就是壹个类似德国的宪政民主国家，只不过社会福利和富人缴税更高壹些，在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壹些，而已。国内许多自由派迷信美国，以为美国什么都是世界最好——它显然不是。妳去看壹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较值得信赖的年度调查就知道，美国不仅人均收入并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标上也壹直落后于欧洲“白左”国家，“北欧模式”则长期高居榜首。当然，妳可以质疑高税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续，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些都是论证很復杂、答案不确定的问题。妳显然不能把“北欧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划等号，好像哪天桑德斯上臺就是美国末日似的。

总之，作为壹个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外国人，妳替他们着什么急呢？为什么壹定要站在非对即错的立场上，为某壹边无条件站臺？其实，假如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美国人，我也大概率地会加入左派阵营。这是因为美国相比欧洲偏右，往往体现为自由过多、平等不足。这次疫情扩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体现了自由过度导致的问题。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放弃壹点无足轻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结果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则体现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间因为种族主义而过度执法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公平正义、批评公权滥用是壹个学者的天职。这和我在中国的角色是完全壹致的——批评中国人权和法治倒退、主张思想与言论自由、主张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反对形形色色的歧视、呼吁保障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的财产权……在美国，这些主张往往会被归为“左”，但是在中国，它们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们有什么必要以中国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反的是本国的极权，而不是美国的左或右。在任何宪政民主国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极权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反他们当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并失去其中壹半的反极权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极权阵营中的壹员——极权的对立面是宪政民主，反对宪政民主中的壹翼，无论左右，岂不是很容易走到宪政民主的对立面吗？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危险。弗洛伊德事件发酵出华人圈裏相当普遍的种族主义情绪，即说明纳粹式极权主义病毒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华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贬译为“黑命贵”，而他们反对这场运动的理由在宪法甚至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这个立场本身没问题，但用它来反对BLM就搞笑了——事实上，它和BLM是同壹个立场；之所以有人主张BLM，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生命遭到轻视，所以才强调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对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壹场运动当然要重点突出，没有必要以包罗万象、壹贯正确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现。很多人把BLM等同于这场运动中出现的壹些暴力行为，但任何游行集会都有可能伴随暴力，过去壹年的香港街头抗争也出现过暴力，但显然不能把暴力和游行集会划等号，否则就陷入了两难：不是采取“双重标准”，就是采取极权逻辑，像大陆公安那样70年来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批准任何集会。正确的态度显然是谴责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而不是以种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也有表达自由，否则就成了极权逻辑的拥抱者。

许多华人对这场运动的态度部分源自其种族歧视意识，部分也因为他们对川普政府的无条件认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对这场运动的许多表态是不合适的。譬如川普本人屡次指责BLM是“叛国行为”(treason)，简直是总统版的“朕即国家”。司法部长巴尔则在Fox电视臺节目上称，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间，以第壹修正案为护身符，“绑架”运动并策动暴力，却没有展示任何确凿证据证明BLM出现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动的。(2) 他还说BLM就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目的是把川普搞下臺。在民主国家，这有什么错吗？哪壹次运动不是带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于巴尔说民主党“放弃传统价值”，把政治夺权当作“世俗宗教”、“是对宗教的替代”，则更是离谱。司法部长这样讲只能表明自己不称职，连第壹修正案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作为司法部长，他唯壹该问的问题是BLM运动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没暴力就容忍，就这么简单，和什么“宗教”、“传统价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点关系。事实上，他根本不应该在Fox这样右翼倾向如此明显的平臺上发表言论。也许川普可以，因为他毕竟是政治人，尽管这样做也有失风度；司法部长更应该体现政治中立，不能让政治利益压倒自己的宪法原则，而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问题所在：左右分歧本来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线是维护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世俗国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则，这壹届政府却常常公开不尊重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壹定要抛弃壹种观念：“左”就是错，“右”就是对——在中国，这是对的，因为“右”就是反极权；但是在壹般意义上，这是不对的。在宪政民主体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要认同并践行前面提到的社会契约中的政治自然法则，即属于宪政民主体制；反之，则属于威权乃至极权政体。极权国家违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这是每壹个在那裏生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现象。我们不能用极权国家的左右去对接宪政民主的左右。宪政民主的本质正是让不同立场和诉求通过言论自由表达出来，通过选举政治占领国家权力舞臺。

三、评价左右的坐标系

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场当作自己的参照系，以为反“左”就是天然正确。我註意到壹种认知错觉，姑且称之为矫枉过正或“反作用力”：我们在反对什么的时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觉往相反方向滑动，还停不下来，壹直滑到和它相对的另壹个极端。我们壹开始反极左，譬如平均主义，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觉跑到极右阵营裏去了。下面会看到，矫枉过正似乎是各国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宪政民主国家，仍然会有不少人不满现状。这本来是进步社会特征，先有不满才会有不断的进化和改良。只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不满可以自由表达，再通过选举和立法实现改良。在专制国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进情绪蔓延。对极左不满延伸为逢左必反，连带宪政国家的正常左派立场也反，而且把他们混同为极左，从而把自己变成极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极端判断意味着判断者的定力不够，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或事作为自己的标准，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则为衡量标准，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则为“定点”，这样才能有定力。

我们的“定点”就是宪政民主、社会契约、政治自然法，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标准。我们反对平均主义，但是不能变成反平等、纵容种族歧视；我们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变成只是某个教派的“自由”，或对特定教派掌握国家政权欣欣然，否则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们反对“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选、反“壹人壹票”……事实上，所谓“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实际上违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则的口号或做法，譬如越过政党和传统媒体，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大众选民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和“元首独裁”何其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假如作为美国人投票的话，很可能不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他从上臺伊始就敌视壹个新闻自由国家的新闻机构。

国内许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我也基本认同这壹看法，国际和国内事务应该壹分为二。中国自由派很可能会“投票”给他，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最近的美国态度急趋强硬究竟是川普团队国际战略的真实流露，还是利用疫情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来扭转选情逆势的应急之举，只有等到11月大选之后才能揭晓。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不再停留于外交辞令，而是落实到贸易制裁等“实锤”。这显然比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对话”、“法治对话”实在，但是要把川普当作中国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过高了。中国因为改良无路、革命无门，国内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极权，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国当“救世主”的心态。

问题在于，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国的救世主，除非双方存在直接而稳定的利益对抗。尤其是民主政权肯定会首先关註国内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钱到处“撒币”或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因而从来不会把别国的问题作为重点首选。川普的好处是有商人的实在，明确提出“美国优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较真诚。然而，利益也是随时可变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长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非先验决定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双方策略互动；如果双方认知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川普政府的对华策略也会相应变化。更何况如果中美关系长期恶化，那么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是长期稳定的，没有必要把我们对美国的期望寄托在某壹个党派甚至某壹个人身上。事实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谁对华更“狠”，谁就能赢得更多选票。当然，两个人上臺之后实际对华政策如何，都只有上臺壹段时候之后才能确知。总之，美中关系取决于两国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民主共和两党对此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民主党绥靖、共和党强硬只是华人“川粉”的想象，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欧美国内政治，我总的态度是没有必要投入太深。毕竟，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利益关切，也不够知情，因而没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的左右、得失、对错。无论谁在臺上，我壹般会尊重民主政治的选择结果，除非他的言行明显触犯了“天条”——违背了政治自然法。毕竟，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尊重选举结果就是尊重多数民意。在壹个言论自由、信息相对充分的社会，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多数人的选择？在壹个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国人经常只能靠壹些花边新闻了解美国政治，难道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判断比多数美国人更值得信任吗？当然，选民也会犯错，但是必须有明显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做出了错误选择，而且这种错误是大面积、系统性的，足以使壹个错误的人选赢得大选。选举体制本身也会发生扭曲，不壹定每次都能保证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譬如因为美国的选举院制度的“胜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总体选票就不如希拉裏，但是毕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选举选错了人，也没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为在壹个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下，坏人做坏事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过几年还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大不了把他选下臺甚至提前弹劾掉。总之，我们要相信宪政民主的选举结果和自我纠错能力，不要轻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断。

 对于宪政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策，也应当采取同样态度。事实上，理性选民选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壹个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欢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欢他，主要是因为喜欢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兑现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对他代表的政策满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战后，美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许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对此愤愤然，认为这就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的“社会主义”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问题，民主政治也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但是国内保守主义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认知基本上停留于哈耶克的学说，恐怕远不足以对当代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批判，因为我们的判断无非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憎恨，但人家的经济制度显然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言之，我们知道的这点道理，人家壹定也早已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也都能自由发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论，为什么都没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议呢？我们反对极左政策，问题是人家的政策并非极左，而只是有点左，而且这么多年来，经过这么多届不同的政府，他们对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较精细的权衡。对此只了解壹点皮毛的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隔空判断那么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会，各种利国利民的学说都有机会成为自由表达+选举政治成为国家政策。如果妳壹直怀才不遇，也可能是社会对妳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妳的方案本身不靠谱。既然这么多年、这么多国家都没有将哈耶克的学说作为治国之道，我只能说，他已经有过机会，但是很遗憾，他的学说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人认为是可行的经济政策。至于为什么，妳可能需要至少读壹个经济学博士才能知道原委。当然，他的学说对于批判和反思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战后主流经济模式仍有价值并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价值壹样，但他们的拥趸必然只是小众。至于国内为何相当多的自由派将哈耶克学说奉为圭臬，可能是选择性引进和阅读范围有限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是危险的。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只读马克思（绝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读了那个“宣言”），所以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结果众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质和信息条件，我们不能这么自我设限。如果妳至少从斯密到凯恩斯都通读壹遍，最好能听课、做笔记、阅读关于他们的评论文章，最后仍然认为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的学说最有道理，那我认可妳的这个判断是负责任的。而要经过这么壹圈，我说要读个经济史博士并不夸张。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广泛的阅读和比较，只是出于某种想象就确信某个学说为“真理”，那么这种“确信”很可能只是对错误的偏执。

总之，我们的坐标系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原因，用宪政民主体制下某些人（譬如总统）的立场为参照系，去衡量这个体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场。这种在“参照系错位”之下产生的评价必然是偏颇的，尤其在美国两党政治本身已发生极化的情形下。如果我们以川普的立场为参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阵营中的最右翼，那么这么看左派立场必然是极端激进的，甚至和共产极左立场差别不大。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和共产党没有差别，那么我们也会错误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们和极左本来差十万裏，和西左本来也就差二十裏，但是如果我们用十万裏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们自己放到十万裏之外的极右立场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预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须回归宪政民主的原点，而在那裏，西方的左右离我们都不太远。

四、右派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内右派对“白左”如此不齿，对“白左”的鄙视程度似乎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极左？除了上面所说的认知简单化和不同参照系下左右对接错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维的因素？骂政府显然有风险，和极左互怼多少也有点风险，或觉得不值，弄不好删帖、封号。骂骂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过过嘴瘾，则壹点风险没有。网管看自由派内部互撕，也乐得让妳们继续撕裂下去。当然，国内的事情没法说，说说美国政治也算是壹种历练，问题是要把对象找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廉价发泄。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自由派的认知错误是极权体制下的“逆向洗脑”造成的。极权宣传机器每天都在传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脑言论并屏蔽对立的观点和信息，确实将多数国民变得政治判断上变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没有基本事实作为合理判断的依据，也没有任何理性论辩的逻辑和习惯。极权体制正面洗脑的结果是产生壹大批头脑短路的愚民和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疯狂的领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饥荒、“文革”等无与伦比的人为灾难。即便妳把连篇累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拒绝面对。绝大多数人出于恐惧、懒惰或愚昧，甘愿被极权宣传机器洗脑，放弃思考、乐得“装睡”，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面对这样壹个弱智而极端的庞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厌的洗脑包围着，某些压抑愤懑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辩论的适当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简化了。他们大都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反体制，但是对宪政民主尤其是国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太多认识。事实上，他们受极权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思维模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和“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之间界线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极权体制下形成的这套极简化思维在国内是够用的，因为反极权总是不会错的，但简单移植到国外就不够用了。六十年代，法国左派很欣赏极权中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亲自在大街小巷发“红宝书”。他们的逻辑就是对苏联很失望，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在和苏联唱对臺戏，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实，他们除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外，对红色中国几乎壹无所知。今天的中国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样性质的低级错误。欧美左右之争的是非显然不像极权—反极权那么截然分明，双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过头。任何壹方都没有资格以壹贯正确自居，那样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长期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极权的习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平时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辩论机会，而基本自由的缺失并不妨碍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象为壹贯正确的上帝——在政教合壹国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无神论国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来，妳是正义的话我就成了邪恶，自然是不会留有宽容余地的，正常的观点辩论很容易上升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击。左右之间水火不容、极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圣化，把对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体。这种话语形态在自由派之间也是相当常见的，可见许多自由派也没有养成真正的宽容习惯。经常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妳说的每壹句话，但誓死捍卫妳的言论自由”挂在嘴上，其实只是体现了革命公知式的轻浮——既然妳已经坚信他的每壹句话都是错的，他的言论自由还值得妳“捍卫”吗？这种话听上去就是显得妳“大人有大量”，可以“宽容”别人的胡说八道。这种“宽容”本身就是自以为是的傲慢。

如胡适所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宽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判断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并不比普通人更“正确”，因而不得对人民灌输“正确”价值观，其行为必须接受合宪性与合法性检验……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左右之间——不论妳我是谁、持什么立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都得有这个自知之明：当我不同意妳的观点，我当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我得承认，妳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因而双方都要为平和辩论留出空间。也许我们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遗余力地批判极权体制，但是这种姿态对接到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左右论争就不合适了。许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适应坐标系的转换，到了西方场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待左右立场，不能为不同立场保留应有的宽容空间。

除了思维极简和过度自信之外，极权国家养成的另壹个习惯是喜欢夸张和走极端。任何体制都会有问题。传统礼教当然有问题，于是就有人概括为“礼教吃人”，进而全盘反传统；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否认存在着剥削和贫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动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鼓动实现社会主义。很不幸，近代的极端主义列车都被中国赶上了，壹直把我们带到左翼极权。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要延续同样的习惯，因为福利国家有问题就要在壹个几乎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维可以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经济，是要让经济竞争变成壹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斗争，趁早把那些弱者从物理上淘汰掉。这样的民族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既然民族强大是目标，国家在有所不为的时候是否也可有所为呢——譬如对人种进行优生试验？正如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走向左翼极权壹样，“放任自由”离极右也只有壹步之遥。同样可怕的是左有问题就极右、右有问题就极左的思维习惯。它不只会让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走偏，而且会让我们在反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走向歧视、反对无神论的时候忘记政教合壹的危险、从反对“多数人暴政”变成反对“壹人壹票”的民主制度……我们反对壹个方向上的过度，却用力过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未能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有效质疑和制衡极端言论，反而通过壹个个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极端观点抱团取暖、提振自信。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比较政治学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壹文中，将“定制信息”作为美国政治极化的壹个重要原因。原先美国选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三大电视臺，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事实基本上只有壹个版本。1949-8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实施“公平主义”(fairness doctrine)规则，要求广播公司执照的持有者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介绍有争议的话题。但1987年裏根执政期间，FCC取消了这壹政策；2011年，在《联邦法规》中删除了实施“公平主义”的行政规则。随着联邦政策的变化，美国媒体发生了壹定程度的政治化，偏离了政治中立的职业规训，尤其是出现了大量政治右翼“脱口秀”。加上网络时代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实也出现了多个版本，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选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变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两种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和认知共识。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据自己愿意接受的政治认知，渐行渐远、日趋极端。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的进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现代媒体出现的早期，民主共和两党都有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些老报都曾经做过“党报”。后来随着媒体商业化，逐步脱离政治依附，变成独立报纸。现在，部分媒体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极化推波助澜。

相比美国，中国官媒当然都历来“姓党”，但是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发展壹度为中国新闻自由化带来壹点希望。我原来十分乐观，现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体的自由化，但是发现也不能过度乐观。博客、微博被封杀后，微信成为信息和观点传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价值观相近的同道群，同质化程度很高。不恭维地说，微信群裏的各种假消息横行无忌，尤其是许多关于国外的消息很难核实，因而极容易以讹传讹。壹个在右派微信群广为流传的帖子称：“川普壹任的白宫工作人员比奥巴马任期少140人。如服务于美国第壹夫人的工作人员就减少了39人。梅拉妮娅只用了5名工作人员，而米歇尔则用了44人。最后的结论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壹个好榜样”。

由于这则信息经常被用来证明“白左”的“虚伪”和川普的“伟大”，我专门上网核实了相关说法。川普上臺，总统任命的高官人数确实显着减少。但是壹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责川普对该任命的官员不任命——部分可能因为他作为壹个“政治素人”对体制内人员不够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要太多职业官僚束缚自己的手脚，致使必要的联邦职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宫工作人员也有所减少，但其中某些是职能部门。譬如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之后，奥巴马在白宫国安委之下设立全球传染病防疫应对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总统身边没有对全球瘟疫、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向他直接汇报的专职官员。另壹方面，白宫规模和预算虽然有所减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宫有领薪的工作人员418人，比奥巴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娅有工作人员11人，米歇尔有24人——确实差了壹倍多，但并不像帖子说得那么夸张（还有帖子说梅拉妮娅只用了1人）。奥巴马执政的白宫平均年度花销差不多是4300万美元，相当于其2016财政年度的水平；川普执政头两年平均不到4000万美元，但2019年也达到4200万美元——是省壹点，但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门人员，不壹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这样的壹则假消息让许多中国右派都认同帖子最后的结论：总统是“全美人的好榜样”。这样的认识和“毛左”的“伟大领袖是全国人民的好榜样”有多大差别呢？由此也可见，“右”不等于正确。事实上，极右的思维模式和极左高度相似。要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只有把属于事实的还给事实，不能只捡自己喜欢的新闻看，对自己不喜欢的事实采取“选择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会形成壹个壹个封闭、偏执、极端、意淫、彼此不能对话的群体。今天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竟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现象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长期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确定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后，另壹则右派群裏传得很欢的帖子说贺是如何的“左”，其中壹条是说她在任加州检察官期间决定，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盗行为壹律不追究。2014年，贺锦丽任加州司法部长的时候，加州确实公投通过了壹个第47号提案（加州比较爱公投），把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盗及其它壹些非暴力犯罪从“重罪”(felony)变成“轻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并减轻壹直人满为患的加州监狱的压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宝贵的资源，因而这类改革是任何法治国家都必须作出的权衡。如今实施了五六年，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长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数据说话。如果得不偿失，大不了加州选民把它废了就完了；现在第47号法案还没有废，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说得那么可怕。事实上，贺锦丽本人并没有对第47号提案公开表态。在民主国家，不论再大的官都没有能耐决定某壹个法案的生死，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账算到她头上呢？只要搜壹下贺锦丽的维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场，为什么要轻信这些张冠李戴的谣言呢？中国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谣言”确实常常是“遥远的预言”，但是在壹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对于中国政府没有动机限制的言论（如贺锦丽的政治外貌），也动辄信谣传谣，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与“政治正确”

如果说中国右派误以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对手，那么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质同样的错误：误以为中国左派是他们的朋友。结果是太平洋两岸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壹回事！两种误解相互激励：妳瞧，“白左”就是极权的盟友，所以中国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义结盟嘛！

这当然是误解，“白左”不是极权主义。西方左派虽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至少二战之后即不仅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而且也抛弃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进社会主义学说，转而接受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司法独立、选举民主等宪政基本原则，而只是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正义、财富再分配等平等主义主张。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宪政民主体系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宪政民主阵营的主力——民主当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当然，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某些具体主张，但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双百方针”：只要在宪政民主的底线之内，任何主张都有发表和传播的自由；至于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由选民自己甄别。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逻辑，其“底线”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动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国宪政法院曾两次取缔政党——壹次是极右的纳粹党，壹次是极左的共产党，理由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党纲、组织结构和活动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这个底线之上，“白左”也好、“西马”也好，都是宪政民主阵营内的盟友。

当然，西左也有西左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可能误以为中国左派和自己是壹回事，都追求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固然，中国左派也都把均富挂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视了中国“左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在2017年访问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时候，壹位印度裔美国社会学者问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国内有没有“安全问题”？我在错愕之余告诉她，汪晖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的。即便要问什么“安全问题”，那要问的也是秦晖，而不是汪晖。可是，那裏好像没有人知道秦晖，却有许多人知道汪晖，后者俨然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代表，还不止壹次和哈贝马斯壹起获奖。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够。妳看，国家资助的所谓“中华外译项目”就对外推广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学者壹般没有这种资源，出于各种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够，这是事实。但这种状态和西左不了解也许不屑了解中国知识界现状乃至政体本质也有关系。

其次，欧洲左派学者当中有些人不只是壹般的不了解中国现实，或是为了吃中国研究这碗饭而被迫沉默或说中国的好话，而是他们对极权体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许他们混淆了民间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对中国文化的爱投射成对中国制度的爱；也许他们有某种梦想在欧洲实现不了，希望并误以为它能在“中国模式”中得到实现。2015年夏天，我在“后马大本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加研讨，做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的报告，能明显感觉到某些参会者的不悦。不悦什么呢？人都是有盲区的。德国深受纳粹之害，但好像共产祸害要小壹点，至少没有发生大屠杀或大饥荒，但这就能成为对极左理想心怀憧憬的理由吗？我曾经问柏林高研院壹位生长在东德的美国学者，纳粹德国和共产东德哪个为害更烈？他明确说是纳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共产极权在苏联、中国等绝大多数依附马列的国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罄竹难书的史料和触目惊心的现实放在那裏，难道还不够吗？真有必要继续留恋马克思吗？这些极左当然不能代表欧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够让中国自由派对“白左”心生厌恶。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厌恶列宁，却有不少人喜欢马克思，好像在共产国家造成的灾难都是列宁式国家革命的错，马克思只是被绑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为社会正义乃至人类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乡特裏尔还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铜像。我写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分析他和列宁的关系，结论是他和列宁其实是互相依存、难分难舍的；没有列宁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义）建构的极权政体，马克思这个名字会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些人壹起静静地躺在图书馆裏。虽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说得很好听，但是从他的无政府主义（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乌托邦理想中，开拓不出任何自由国家学说。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派从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却未曾换骨。虽然经历了战后的适应和调整，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奉马为圭臬，只是修修补补，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这些东西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内容抽掉，马克思主义到底还剩下多少独特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批判可被认为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批判之后提不出建设性的国家理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立场正确，但是不仅在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说中并无超越之处，而且也和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决定论基调背道而驰。战后欧洲左派的困境在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似乎没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资源。事实上，既已融入宪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欧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学院派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做壹个了断，至少和其极权政体主张彻底公开决裂。如果仍然和它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那么左翼就不可能和宪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为马克思的基调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样，欧洲左派自然就会和中国“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更为温和，基本主张是社会正义与平等。这些主张不仅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理念的壹部分（如反歧视），而且也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实现。既然如此，美国左派和中国“右派”（自由派）本来应该是天然联盟，而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表示支持的也多为美国左派。二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制度认同，而更多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左派更註重物质平等，这是从罗斯福“新政”壹直延续至今的民主党立场。往好处说，民主党比较“实在”——没有基本的物质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机会平等？如果壹个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给他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意义是否就会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质生存保障，也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但往坏处说，福利主义瞧不起人，把人当成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能靠国家供养的弱者；老幼病残也许需要国家救助，普通正常人为何不能自食其力？过度福利必然养懒汉，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有害无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让整个国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虽然在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立场上“政治正确”，但由于比较看重实际利益，不敢得罪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因而往往停留于“口炮”，很少来真格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喜欢川普的原因，共和党说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讲原则。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离总统大选仅壹个月时间，川普却急着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选人，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则跃跃欲试，准备极速核准保守派候选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奥巴马提名自由派候选人作为继任，却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杯葛，其理由正是离当年大选“太近了”，而实际上当时离大选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前后矛盾的行为显然是极不讲原则的，只能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和政治中立。

不论如何，具体政策分歧不应被界定为“敌我矛盾”。实际上，美国不论哪个党上臺，对华政策是稳定连续的，并没有体现出两党有什么系统性差异。共和民主两党本身虽然竞选时相互攻讦，但平时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们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壹定要站在某壹边和另壹边势同水火？无论是与民主党为敌还是共和党为敌，走得太过都是与宪政民主为敌。欧美左派当中确有极左，但是他们不足以代表整个左翼。如果左派当中有人误解了中国或忘记了列宁式极权之痛，那么用中国事实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如果他们继续对极权政体执迷不悟，那么就不是属于宪政民主阵营裏的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最后，西方左右之争本身也有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彼此不宽容的趋势。经过长期的权利斗争，西左已经形成壹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指壹个社会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容违背的政治信条，在美国特别体现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得实行种族歧视，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视的言行。只要稍微偏离“政治正确”，轻则面临口诛笔伐的巨大社会压力，重则停职审查甚至丢失职位。这固然相当大程度上是源自对美国历史上对黑人伤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从弗洛伊德事件来看，美国社会乃至政府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消失，这种“政治正确”仍有必要存在，因为它体现的是反歧视的政治自然法则。但任何壹种原则或规训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可能矫枉过正，产生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所说的“公共意见的独裁”。这个度确实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张胆的种族侮辱或仇恨言论显然不应被容忍，但是如何对待涉及种族的事实，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领救济人数和单亲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对黑人不利的事实也不让说？是不是凡是遇到种族问题的发言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壹不小心就要承担严重后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而对于实质性解决美国种族问题并无益处。就和政府压制言论不对壹样，社会压制言论也是不对的。尽管某些言论是多数人不认同的，让它们说出来还是比窝起来、藏起来好。说了不对，当面怼他就是了；不让他说，不代表他就没有那种想法，实际上反而剥夺了通过自由言论纠正某些偏见的机会。言论自由本来是宪政民主国家的第壹原则，但是即便美国也难免会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滑向不宽容。

中国有些自由派反对“政治正确”，但不关心“政治正确”的来由，同样也会矫枉过正，连带把“政治正确”当中包含的壹些基本原则给反掉了。政治本来无所谓“正确”，不同观点见仁见智，“政治正确”未必“正确”，但是“政治正确”的信条壹般起源于某个政治自然法则，譬如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正确”是来自种族平等（反歧视）。妳可以不同意“纠偏行动”，反对给予黑人任何特权待遇，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对“政治正确”的时候站到了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政治可以“不正确”，但是原则不能不正确，否则我们就成野蛮人了。因此，无论在主张还是反对“政治正确”，我们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为反而反、意气用事，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应有的底线。

无论是中国右派还是美国左派，都要牢记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论自由所保护的不是我们喜欢的言论，而正是我们憎恶和鄙视的言论。这句话的逻辑依据不是伏尔泰，而是休谟：人是理性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别人不是白痴。这是为什么我不认可“白左”这样带有羞辱性的称呼，因为这表明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当作白痴。尤其是那么多的人（约半数选民）认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壹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讨论受到各种屏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那么傲慢呢？这种姿态和独裁政体对人民的蔑视不是壹个逻辑吗？如果妳认为壹个被数十万或更多的选票选上臺的政客（如某个选区的众议员）错得离谱，那么离谱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妳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判断。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受到质疑，但这显然不是说少数人的判断反而成了壹贯正确。

六、远离极端、回归中道

 总之，分裂并不可怕，“步调壹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变成水火不容的决裂就成问题了。左右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极”，这壹“极”就成极权了。左右都是如此，极权意义上的极左或极右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经历了左翼极权，所以自由派对极左深恶痛绝，但极右也是要搞独裁的，而且在当今中国的自由派阵营，反民主、种族主义和政教合壹等极右翼言论还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惧警惕。反左过度，会把自己变成极右，绕了壹圈，又变回到自己本来要反对的那个东西——极权主义。某些“自由派”误以为右就是对、左就是错，其实是自己的极权思维没有肃清的表现。经过极左洗脑之后，国民尤其容易接受极右的再洗脑，因为二者的极权思维方式高度壹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黑白分明的单极化世界观，都自认为只有壹个壹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抓住壹个“真理”或“启示”，而且还总以为真理和启示就在自己手裏，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是谬误甚至邪恶。

 无论左右，中国自由派都要回归宪政中道。在本质上，宪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就是每壹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的壹套基本约定。既然是每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社会契约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观点、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信仰不同的人要对同壹部社会契约达成合意，这部社会契约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宽容，由此衍生出壹套政治自然法，并通过某种宪政民主机制得以实施。国家必须宽容壹切思想和言论，不能定于“壹尊”，因为根本不存在壹种绝对“正确”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的、个人的、见仁见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确答案”，因而任何正当建立的国家都不得强加任何正统思想或信仰，否则就是极权国家。无论是极左政权禁止右派言论，还是极右政权禁止左派言论，都是壹丘之貉。我们不仅不能允许国家压制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更不能试图通过国家去压制别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养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场的习惯。

 在今天的中美争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国，既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也不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为了支持某壹个特定政治或宗教倾向的总统，而是因为我们支持美国所代表的宪政民主体制。从疫情应对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国的宪政体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表明它的壹部分社会契约可能正在瓦解，甚或从未稳固形成。批评美国并不是“反美”，而是为了让它的宪政体制变得更好，就和批评中国不是“反中”壹样；否则，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和极权体制壹样了。美国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宪法第壹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国教、言论与新闻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达之外几乎不设底线的信息交流和观点碰撞。美国宪法牢牢抓住这壹条政治自然法，使之两个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在此岸观看彼岸的欧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註赌壹把，但切勿太入戏。其实，极权国家无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才有意义，极权国家的围观者是没有什么资格评判的。在壹个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别人多壹点自由还是多壹点福利而吵得不可开交，既得罪人，也让别人看笑话。

 无论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应该是壹个君子俱乐部、正派人的共同体。何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为“小人”呢？君子有底线，小人无底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底线是什么？底线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疆域内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否则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牺牲别人自由的基础上；政治独裁要剥夺别人的选票，种族主义要歧视弱势族群，政教合壹要通过国家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凡此种种，都是小人之举。在中国，自由派是壹个被流氓欺压的人群。我们要做壹个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习气，去欺负比我们更弱的人。

在极权国家的极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别人的左右来定义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为某国是世俗极权，所以就主张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简单把国内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变成种族平等和“壹人壹票”的敌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锚定于政治自然法，对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壹切观点立场采取最大程度的宽容。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才能形成最大多数的联盟。

中国学者谈中国社会的政治光谱

作者 滕彪 写于 二零二一年

19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被中国自由派当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正统。这一方面出于对中共极左和社会主义的痛恨，另一方面，反福利、反平等、反工会等新自由主义教条，也符合已从极左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新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加上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对西方产生片面理解，对进步主义产生敌意。他们屡受迫害而形成的反共情结和无力感，也投射到了右翼保守的政治强人川普身上。

一、问题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横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台之前的国会山之乱，都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关註，也剧烈地撞击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版图。中国的知识界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美国大选的激烈争论之中。

首先界定要讨论的对像。它包括生活在中国大陆和来自中国大陆而生活在海外的、倾向自由和民主的华人知识份子、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反对共产党的法轮功群体、宗教人士和民运人士，也包括认同自由民主的网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识群体」、「泛民派」这一简称。「民」可以联想到民主、民权、民间，作为中共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一般说来，这一群体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权、民主、自由和市场，但它涵盖了西方语境下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内部复杂交错，是个大杂烩。他们被当做一个群体来指称，彼此之间尚有松散的群体认同，主要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持不满或反对态度。

虽然没有统计，但人们观察到，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的大多数支援川普。[2] 中国知识界的论争和分化无时无之，但从未比这一次来的更剧烈、更深刻。这已引起学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林垚用灯塔主义来解释这一现像[3]。第一个是「政治灯塔主义」：中国知识份子对美国民主制度形成简单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国成了向往自由民主的知识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对像。当美国的社会弊病、文化问题逐渐暴露之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焦虑和失落感。第二个是 「文明灯塔主义」，中国的「百年国耻」和近30年的迅速腾飞，震撼着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知识界，他们或者担忧作为灯塔的西方／美国逐渐「沦陷」于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复兴中华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过中国模式的对内成功与对外输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宝座。

林文有很多洞见，不过仍有问题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泛民主派在前几届美国大选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热情和明显的分裂？为什么他们心目中的灯塔是华盛顿-杰弗逊-裏根-川普-华尔街-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本文主要从思想传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试图做出一个解释。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讨论自由主义在中国发生扭曲的情况及其原因：言论资讯环境、中共体制的急剧右转、以及「左派」和「社会主义」的被汙名化，第五部分，讨论中国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源和表现，第六部分，讨论泛民派知识群体的反共情结以及抗争屡受打压之后的挫败感，从而寄希望于外部政治强人，最后一部分是简要总结。

二、被扭曲的资讯和被扭曲的自由主义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生活在中文资讯之中，严重依赖中文媒体。在大陆， 传统媒体被政府垄断， 新兴的网路媒体也受到严格审查。言论管制损害了人们的现实感。绝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华人区, 与非华人互动不多。在海外，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渗透，多数中文媒体被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而影响越来越大的法轮功媒体， 在本次大选中成为阴谋论的积极传播者。海外中文自媒体和法轮功媒体的普遍右翼化，为中文读者提供了大量偏颇的评论、假消息和阴谋论。但是他们为什么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释。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几乎每一个中国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但自由主义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传入中国后，却受到国际国内局势、中国思想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发生修正、流变、误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到紧要关头，或面临错综局面，就会有人背离，不是鼓吹『新式独裁』，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就是放弃理性的立场，倒向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4] 1949年前，费边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倾向；同时在家国危亡的焦虑之下，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染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随着中共建立极权体制，自由主义在大陆几乎灰飞烟灭，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复燃。

198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潮「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但真正指明中国前途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 [5] 但因为严格的言论审查，课堂教学和学术讨论都受到限制，知识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审查，很多文献无法翻译出版，很多译作被删节甚至篡改，无法呈现西方自由主义的全貌和最新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必然影响思想界、学术界的走向，也必然压抑那些可能对中国当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论。

文革之后到1989年之前，中国知识份子呼唤人的尊严、价值、启蒙与思想解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接受，与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紧密相连的。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传统」、「全盘西化」、「文化热」，艰难探索，也热闹非凡。这一阶段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义哲学，「除了极个别稍带实证科学倾向之外，多数都是比较偏激的颇具情绪化的理论。」[6] 比如当年大红大紫的尼采。[7]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裏根-柴契尔主义恰好同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恰好需要主张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990年代之后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裏德曼、米塞斯这些人。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拥有最多的追随者，广泛影响着公共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当做唯一的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右翼被当作西方自由主义的正统，受到了过分的推崇；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对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统性的介绍。

一般而言，中国泛民主派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缺乏瞭解，很可能略过了亚当斯密、密尔、卡尔．波兰尼、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等诸多思想资源,[8] 更对新近的进步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缺乏研究和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种族批判理论、环保主义、女性主义、性别多元化等虽有介绍，罗尔斯、德沃金、玛尔库塞、杜威、哈贝马斯、阿马蒂亚．森、萨义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众多读者，但无法与主流的右翼自由主义话语形成互动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义自居的知识份子，早就发生偏移，有些论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场全能主义，对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过分的程度，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万能的「自由市场」和一个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强烈排斥社会福利和平等价值。张五常、张维迎、薛兆丰、夏业良等，多少都有这种倾向。成立于2006年的「铅笔社」，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被戏称为「国奥派」（国家奥地利经济学派）和中国的「茶党」，李子旸等骨干成员已走向右翼国家主义。不少颇有影响的学者转向保守主义，如刘军宁、丛日云、高全喜、孙立平、郭于华、王建勋等。有的服膺否定启蒙运动的施特劳斯主义。有些人拥抱福音派中相当保守的一支，并将信仰论述混淆在公共论述之中，如余杰、任不寐、赵晓、苏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转向国家主义，如汪晖、强世功、陈端洪、胡鞍钢、甘阳、王绍光、崔之元、摩罗、朱苏力、吴稼祥等。[9] 奥派研究者秋风，转向了与当局关系暧昧的政治儒学。刘军宁强调「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传统」，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义归为极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说变得像是传福音。刘军宁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影响不小，一度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蜕变是中国泛民派右转的一个缩影。

三、官方与自由主义的共谋？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对自由主义的选择性接受和对右翼的偏爱，并非偶然，不能仅仅用翻译、出版、学术研究的偏好来解释，也不能仅仅用裏根-柴契尔以来的世界思潮和经济发展态势来解释。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尤其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默许和引导分不开的。

开放国门、政企分开、国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这些措施和毛时代相比都是巨大的进步，一度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启动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一党制的核心没有动摇、宪政也没有成为共产党的选项。

但六四屠杀一方面中断了政治改革进程；一方面却加快了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的速度，「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民间更无力对抗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随着官商勾结的深入、唯GDP主义的恶性发展，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加入WTO经济全球进程，这种「市场极权体制」或「市场列宁主义」之下，中国的经济腾飞暴露出了弊端：贫富悬殊，生态环境被破坏，腐败横行，人权被侵犯，社会道德沦丧。[11] 屠杀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在政治行动上直接挑战一党制已经不再可能，避开政治体制而呼吁市场化，与当局的需要不谋而合。

1990年代大陆兴起哈耶克热，《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着作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民间的启蒙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泛民派笃信诺奇克的「最小国家」和哈耶克反对社会分配的论述，他们反分配正义、反最低工资、反社会福利、反工会和劳工集体谈判权、反环保运动等。这些政策和观念被简单化、教条化、抽离了它的政治座标和制度环境，显然被中国当局乐见。比如，奈斯比特曾为中国没有福利责任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又如，在禁止独立工会、劳工受到资本和政府的双重压迫的中国，反工会的主张几乎可以看成是专制的共谋。

对这方面，秦晖有着持续的、立场鲜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权优势」、「负福利」、「劫贫济富」、「右手争自由，左手争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释力。他说，小政府应该「是要摆脱权力的不正当的束缚，而不是说摧毁社会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责任。」[12] 「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民主福利国家。后者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意义。现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统治权力的情况下却强调给它卸责，这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了。」[13] 可惜这样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无力阻挡中国自由主义者滑向右翼，甚至极右倾向。

在中共从毛左共产极权变成很多方面的极右之后，中国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倾向，使他们的批判失去准星，甚至成为共谋。从中共一贯控制出版、教育和舆论引导的高超做法来看，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没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会主义」的创伤与汙名化

导致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左派」和「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伤，以及它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被汙名化。

以马列毛邓主义意识形态实施共产极权的中共，长期以左派政党自居。在大陆出生的知识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到马列毛邓主义、共产极权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人民公社、极权计划经济、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泪史。中共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很多人至今闻「左」色变，可以称作「共产后遗症」。极左时期的中共把一切异己打成「右」，「反右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致「宁左勿右」成了中共长期的传统。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很多人逐渐以自己属于「右派」阵营为荣，久而久之潜意识裏形成了左错右对、左坏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时代发出反对声音的，被当作右派自不必说；在后毛泽东时代，对现有体制提出批评的，从事政治反对、为弱势群体维权的，也几乎完全是「右派」，这使「右派」获得了荣誉和民间根基。而毛左则是另一番景象：毛左走在历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学者，成为意识形态传声筒和现体制的维护者；他们与邓右话语沆瀣一气，对弱势群体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说，部分非保皇派毛左的批判矛头，只针对「市场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中的市场和资本主义，而不敢或不愿针对极权和权贵。这些都让「左派」声名狼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声音被误解、被压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论述、也未能取得应有的群体认同和社会影响力。[16] 在党国体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观照1992年至今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场，最活跃的几支力量其实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义，反平等、反进步主义的保守主义，和反宪政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类似地，被中共称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也罪孽深重。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极权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和斯大林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党专政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但在西方，这两种「社会主义」的对应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自然地亲近美国右翼的反社会主义叙事。而美国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妖魔化的历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红色恐慌、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冷战等，社会主义被当做是「非美国（un-America）」。[17] 他们也妖魔化北欧的福利国家、桑德斯乃至整个美国民主党。[18]

「左派」和「社会主义」被汙名化，有两个负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标已经发生某种逆转，误判了中共体制的性质。1970年代末之后，马列主义逐渐式微，计划经济逐步被抛弃，中共在维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开始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共当下体制已变成剥夺自由加反对平等和福利。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披着某些极左的外衣（宪法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等），同时又有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极右话语和政策（中华民族复兴、新疆集中营，在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等）。

第二，对西方语境下复杂细致的左右光谱缺少敏感的辨别力，并轻视了深刻影响当今思潮和社会实践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会运动。惨痛的「左祸」，使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有意无意地把西左和中国极左、共产主义混淆在一起。他们贬低或无视在民主宪政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义。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大学和人权机构属于左派（自由派），被斥为美国的堕落。[19] 以中共体制为座标系，来讨论西方当下的左右之争，要么无力对话，要么一团乱麻。[20]

中国泛民派简单化地认为「民主党等于增税、大政府，共和党等于减税、小政府」，「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助于经济发展」。[21] 事实上，在认同自由和市场的基础上追求平等、社会正义和保障福利，几乎成了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把这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并把它理解成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体制，错得离谱。

五、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中文圈对BLM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就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反对BLM的人几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数支持BLM的人都反对川普。在讨论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还有人毫不掩饰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何清涟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说它是「极左派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魏京生、夏业良等也把这场运动和文革相类比。李江琳、郭于华、陈破空等很多人说这场运动是「打砸抢」 ，吴祚来说，「欧美骚乱分子，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杂配的怪胎，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其行为表现却是法西斯分子加红卫兵。」 [22] 吴建民叫奥巴马「回肯亚老家去」。人权律师隋牧青说奥巴马夫人「比大猩猩还丑」。[23]

对穆斯林的歧视言论更多、更普遍。「稍微浏览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可发现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辞已蔚然成风，……中国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响，认为穆斯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 [24] 「绿教」、「绿绿」之类侮辱性称呼，把穆斯林等同于邪教、恐怖主义的说法时常可见，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开或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穆斯林的厌恶和仇恨。[25] 他们强烈抨击「政治正确」和所谓的「白左」，认为宽容穆斯林是一种幼稚的伪善。

欧洲难民危机的时候，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就是公开反难民、反穆斯林，咒骂默克尔是「圣母婊」。中国政府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正在新疆进行种族屠杀，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谴责，而且为之叫好，说这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需要。在这裏，中国当局和（汉族）民众形成了某种共谋：「官方默许了反穆言论的传播，从而为其在新疆的强硬压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民主运动与种族主义的荒谬关联：与1980年代学潮相伴的，有一条较弱的线索是反黑人的运动，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发生了这类运动。南京事件最有影响，数千名学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滚回去」的标语。外国研究者发现，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在这种不满的背后，又是中国知识份子和学生对现代化和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国要赶超更先进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则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27] 中国人对有色人种（尤其黑人）、对穆斯林、对移民的歧视的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最优越、中国人是二等白人，然后是其他有色人种，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国泛民派仰视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视其他宗教，最被歧视的是伊斯兰教。这可以算是一种基于宗教灯塔主义形成的歧视链。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支持川普，他们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进步主义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陆几乎没有影响。「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国秩序的精神首都」，[30] 这些说法很有市场。有些人把川普当做「神选之人」，把川普-拜登之争看成是正邪之争。中国泛民派对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感到极为焦虑，认为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将毁灭美国民主。[31] 他们担忧19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运动、堕胎合法化、女权运动和LGBT运动，认为这威胁了（被认作是「美国根基」的）传统基督教价值。在西方被批评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之嫌的亨廷顿，在中国却大红大紫。[32] 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与川普不谋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枪、反堕胎等。

中国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系统性种族主义「植根于中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历史」，表现为对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见， 而且「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现代中国的观念基础。」[33] 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种族分成贵种／优种和贱种／劣种，红种、棕种和黑种是註定要被淘汰的劣种，而未来属于「有历史」的白种人或黄种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我们的种族对于我们较浅或较深肤色的邻居具有内在的优越性。」[34] 天朝大国被西方欺凌的「百年屈辱」，进一步使近代中国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

尤其是，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培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肥沃土壤。成王败寇，弱肉强食，既是中共的逻辑，也是社会的现实。毛时代的户籍制、身份等级制（地富反坏右）、砸烂公检法自不必说，后毛时代的官商勾结、强制拆迁、清除低端人口、贫富鸿沟，在扭曲的市场规则背后盛行着权贵主导的丛林规则；城市人歧视农村人，富人歧视穷人，汉族歧视少数民族，还有基于省份、外貌、学历、性别、性取向、身体缺陷等方面的歧视。中国的精英大部分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比别人更优秀、更努力，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穷人要么能力不行，要么懒惰；高福利被当成「养懒汉」，[35]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之下，绝大多数川普支持者反对BLM、反对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称其为「逆向歧视」。他们对进步主义推动的社会变革非常反感（女权主义、性少数群体、种族平权、气候变迁、政治正确等），认为这是美国的堕落。

六、反共情结与抗争的无力感

对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来说，改变专制体制，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关切。 他们是反右运动、文革、六四屠杀受害者或见证人，对宗教迫害、新闻审查、洗脑教育、文字狱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僱、被监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连，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当成最大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结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异议人士赵常青在推特上写到，「如果现在能把中共干翻，哪怕是塔利班上台都行！」[36]

从西单民主墙运动以来，1980年代学潮和天安门民主运动，1990年代的民间组党，2000年后的维权运动和零八宪章，争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当局扑灭。习近平上台后，人权和法治状况持续恶化，中国走向我所说的「高科技极权主义」[37]，在可见的未来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几代人的努力均告失败，政治表达被不断压抑，这种挫败感、耻辱感和无力感，很容易让一部分人拥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裏斯马型政治强人。

对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动力。泛民派对1989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失望至极，认为川普对中国政府最为强硬。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绥靖，它造成了中国专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这个局面，让人们看到了改变乃至推翻中共政权的希望。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对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误判，是中国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个因素。[39]

七、结语

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后，因国内国际困局、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而不断被修正、误读；在毛时代几乎被摧残殆尽，之后在专制环境下逐渐复苏，无法避免被扭曲的命运。19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当做西方自由主义的正统。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活动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方面出于对中共极左和社会主义的痛恨和反弹，另一方面，中共体制已从毛式极左迅速变成权贵资本主义，而右翼化的、脱离语境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反福利、反平等、反工会、反环保等——符合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存在一种脸谱化的理解，同时对西方和全球的进步主义缺乏全面的、动态的把握，这是中国知识界挺川现像的深层因素。

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悠长的历史传统，这种和自由主义不相容的思想观念，侵蚀了为数众多的中国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使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进一步强化和内化。这可以解释他们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种族平权和性少数群体等政策和言论。

中国泛民派在理论上对中共体制的抛弃和反对，在现实中对中共罪恶的仇恨，合成了强烈的反共情结；他们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屡受迫害和打击，形成了深深的挫败感和无力感；于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强人。川普被他们一厢情愿地当成了绥靖政策的终结者和中共的劲敌，他呼应了中国泛民派的仇恨、绝望、挫败感，其价值观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令人遗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极右翼）的中国泛民派，一方面对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体制放弃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态势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正在削弱泛民派整体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识份子威望。少数人发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论，客观上已经变成了专制的共谋。

反抗中共专制需要勇气、智慧和耐心，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为了争取中国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当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标下使用专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图建立的并非民主，而是某种神权专制或世俗的威权统治。更多的人，目光仅仅侷限在中国革命，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权、自由和民主漠不关心，就像挺川者无视川普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和威胁。[40]中国的民主化极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应该有起码的人类主义关怀和世界公民认同，跳出狭隘的民族、种族、宗教利益和个人偏好。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对引导和塑造中国观念市场影响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让人担忧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方向。进而言之，中共政权和中国异议人士的不约而同的「右翼化」，与全球范围内右翼威权政党／政府的上升遥相呼应，这一定会冲击全球范围内的思想图景和政治图景。

美国社会的左派理念

作者 秦晖

为了摆脱「最坏政府」，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施加压力：既要限製它的权力，又要追问它的责任。既不能允许它滥用权力「为所欲为」，也不能任它推卸责任「不为所不欲为」。

当然，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偏好：喜欢「小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限製它的权力，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追问它的责任，像杰斐逊—梅森那样两者都做，自然善莫大焉。只做壹样，也仍是有所贡献。

但是要註意，妳的「大小」诉求不要用错了地方：如果面对有权无责、权大责小的官府，甲用「大政府理论」来为它进壹步扩权，乙用「小政府理论」来为它卸责，那甲乙就都在助纣为虐！起码要知道：对于责不可问的官府妳再「左」也不能帮它扩权（要扩权，先改革到可以问责了再说）。同样，对于权不受限的官府，妳再「右」也不能为它卸责（要卸责，先改革到可以限权了再说）。

当然，既限权也问责的杰斐逊式立场只能是针对权大责小的「前宪政」时代。到了宪政建成后当真要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杰斐逊的对手——汉密尔顿的「联邦党」那壹套就显示了价值。

有人说：在美国早期政治中杰斐逊是左翼而汉密尔顿是右翼。前述的波维尔、罗斯福等对两人的评价似乎也给人这种印象。然而，本文前面既然论述了杰斐逊的「左右共祖」特点，则与他相对的汉密尔顿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右翼之祖？

其实，如果按欧洲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北美前宗主国英国的标准，右翼即托利党（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在美国独立后已经消失了——以「独立」为外衣的「美国革命」本质上是壹场反对「托利主义」或贵族传统的革命。作为亲英派的北美托利党人因美国革命的结果而被赶回了英国。

英国式的左翼，即工党，在英国也是以后才出现的——在美国则从来也没有作为重要力量而出现（这就是所谓「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例外论」话题）。杰斐逊并不是工党之祖，他的论敌汉密尔顿也不会是保守党之祖。他们两人都是那场驱逐了托利党人的革命的大推手。

所以表面上看，汉密尔顿的主张在美国其实也是「左右共祖」——只是与杰斐逊相反，汉密尔顿强调的是近代左右两派不那么好听、却很实际的壹面：他既主张现代右翼不满意的大政府（当然不是专製政府，只是民选联邦政府要有更大的权力）也体现出现代左翼不喜欢的富人（当然不是弄权致富的贵族寡头，而是新兴的平民工商业者）立场。如果是在英王麾下，他既想要给英王扩权还要帮英王致富，那就成美国史上的超级「反动派」了。

但是，汉密尔顿其实与杰斐逊壹样，也是个反英斗士。他在美国初建时的宪政体製下的作用，就是防止杰斐逊的主张走向乌托邦：宪政下的政府，主要是联邦政府要能有效地运作，就要建立壹套权责对应的体製。为此就要对杰斐逊那种针对有权无责的专製体製而提出的、统治者似乎必须有责无权，至少要责大权小的诉求进行「纠偏」：政府应该拥有比杰斐逊设想的更大的权力，同时不能承担杰斐逊所希望的那么大责任——如保护农民免遭工商业竞争的排挤，而要更多地承认「自由竞争」的结果。

打个形象的比喻：在北美人民看来英王政府就像骑在人民头上的马，「吃草」不够还要吸尽民脂民膏，但就不为人民而「跑」。结果北美人民把马从头上掀了下来驯服为人民的坐骑，在这过程中杰斐逊那种既阻止马滥吃又逼马快跑的主张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马变成了坐骑，妳就不能还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了。

汉密尔顿要让马有适当吃草之权（此前的雏形联邦政府连征税的权力都没有）以与适当奔跑之责相匹配，他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冲着英王这个「马王爷」我们要有杰斐逊，但赶走英王后我们要能可持续地有马可骑，就要以汉密尔顿来平衡杰斐逊。

有权无责的「最坏政府」不可欲，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汉密尔顿和他那壹派联邦党人设计的正是壹套权责对应的「次好政府」方案。而后来的「左右派之争」实际上是在这种权责对应的宪政原则下「权大责也大」的福利国家和「权小责亦小」的自由放任两种倾向之争。

罗斯福那壹套政府要为穷人的基本保障负责的左翼主张，没有汉密尔顿式的「大政府」能搞得成吗？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汉密尔顿仅仅看成右翼。

中国人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

对于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壹些西方人已经陌生。

罗斯福的「杰弗逊困惑」与科茨、多恩的「杰弗逊论争」都显示出这壹点：今天的人们为杰弗逊到底主张「大政府」还是主张「小政府」展开激烈商榷，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政府的责任而宣称他是「福利国家」的思想先驱，又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限製政府权力而把他说成「自由放任」论的祖师。而杰弗逊们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样要求追问统治者之责，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样要求限製统治者之权，似乎令人大惑不解：杰弗逊是「左派祖宗」，还是「右派祖宗」？

所以笔者常常想：思想者互相理解的主要「障碍」何在？有人夸大「文化」差异：似乎「他者」不是神仙就是猴子，反正不是与「我们」壹样的人。但有人则忽视「问题」差异：似乎中国人与西方人壹样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之类问题所困扰。

面对强势的西方，如今有些人——常常是些好心的西方人——大呼反对「文化殖民」，反对中国人接受所谓「西方价值」。然而说句不客气的话：正是这些好心人，实际上正在对我们搞「问题殖民」，即把他们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向我们推销。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先人——「文化」无别但「问题」背景全异的先人，如杰斐逊？

就「文化」而言，我相信，中国人与西方人——正如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内部——有无穷的差异，但就「常理」而言，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有人说西方人特爱自由，中国人似乎就喜欢大家长管着。哪有这回事？我曾讲过壹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古今中外，监狱如果不上锁，关的人都会跑掉。」这就是说无论中西，人们都是向往自由的。但是另壹方面，「不自由毋宁死」的人在中在西恐怕也都极少；9. 11以后，美国人不是为「安全」牺牲了壹部分「自由」吗？

自由好，但是可以用壹部分自由来交换「安全」，包括保障、福利等。但是各人「开价」不同，于是有了「大小政府」之争。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製下生活惯了的许多西方人以为，不搞「福利国家」的地方，那壹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则壹定是因为自由过分。

于是奈斯比特曾为中国没有福利责任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应当向中国学习。与此相反，魏特夫格尔则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门的大禹，他们只为承担治水责任而弄权。然而我国的史学家已经成功地驳斥了这种「治水社会」论，证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样专製」的。

壹些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些现象。但这很难说是由于「文化」不同，因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国人，在宪政前后他们的「问题背景」也已经大有区别，对于宪政时代以前西方人面临的问题，今天他们的后辈也不都是那么好理解的。

然而在历史上缺少宪政民主因素的中国传统中，这种保证权责对应的机製通常缺失，于是所谓「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在缺少权责对应的前提下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假问题。因为这样的传统中很容易形成权大责小的官府：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于是其民既无福利，也无自由。而时之君子，熟读宪政下西人所着书，遂以西人之所争为己之问题。误以卸责为让权，竟指弄权为尽责。苟无福利，则谓自由已得。苦无福利，则怪自由太多。此时他们若能读读杰斐逊，应该是可以醍醐灌顶吧。

左派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传统理念

作者 秦晖

从製度安排的「经济人预设」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没有製约条件，统治者都可能趋向于权力尽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责任尽可能小，乃至不闻不问。

而被统治者则相反，他们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与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统治者权力尽可能小而责任尽可能大。

壹方面，统治者希望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时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必须做的。另壹方面对老百姓来说，理想的统治者必须按他们的意愿做尽量多的事，同时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任何事。统治者希望做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被统治者但愿要有责无权的「公仆」。

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就权力与责任、或曰权利与义务达成协议或契约就成为必要。这个契约要规定政府必须做什么（即规定政府的责任），为此被统治者授予其相应的权力。同时更要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被统治者有哪些统治者不能剥夺的权利。

这样壹种契约安排，就是所谓的宪政。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

在宪*政原则下「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有权利才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则不应有权力。如果能够向统治者授权问责的「被统治者」只是少数贵族，那就是贵族宪政，如果多数乃至全体公民都有这种权利，那就是民*主宪*政，或曰宪*政民*主。杰斐逊和他的同仁如梅森等，就是北美宪*政民*主始建时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

显然，杰斐逊们为建立宪*政民*主而面对的问题，和在成熟的宪政民主製度下罗斯福、李普曼、科茨和多恩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杰斐逊们考虑的是如何消除有权无责的专製统治，他们争取的「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最好政府」虽然不可能实现（应该承认，美国可操作的政治架构，尤其是联邦壹级的架构主要是联邦党人的设计，更确切地说是杰斐逊们和联邦党人博弈、妥协的结果），但通过限权与问责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权责对应，则是通往宪*政的不可绕过之路。

当年英王的殖民当局既滥用权力又不负责任，北美人民面对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们会嫌当局权力太小而主张扩权的「大政府」吗？他们会嫌当局责任太大而主张卸责的「小政府」吗？今天这种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的争论，与当年的杰斐逊有什么关系？而杰斐逊主张「好政府」应当权力受製约而责任可追问，不是很顺理成章吗？

杰斐逊之所以既像左翼人士又像右翼人士，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杰斐逊时代，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首先都必须是宪政民主的支持者。

而罗斯福与胡佛、科茨与多恩面对的已经是另外的问题，由于杰斐逊那壹代人的贡献，他们已经有了壹个权责对应的製度，他们是在此基础上争论「责大权亦大」好，还是「权小责亦小」好。今天人们对任何宪政民主国家，从瑞典到美国，仍有许多批评，这是不难理解的。

宪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宪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同时宪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种各样的：在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们打算授予他们的「公仆」哪些权力以便要求后者承担哪些责任？是授与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障，还是授与政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责任，便成为壹个争议不休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壹个关于什么是「次好政府」的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同壹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对这壹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答案。横向相较，美国人基本倾向于「权小责亦小」的古典自由製度，而欧洲尤其是北欧人则更喜欢「责大权亦大」的民主福利国家。

纵向考察，美国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权立法，壹直是趋向于梅森式的「最多服务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现「裏根政策」，又强调坚持杰斐逊式的「最少用权的政府」。两者形成「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

冷战结束之初曾有人认为后者已成为最后的选择，是为「历史的终结」。但是这样的说法后来不断被显示出是过于武断了。如今「福利国家」的危机虽然严重，「自由放任」的问题也还不少。而那种「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究竟如何走，也还远未见分晓。

事实上，由于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束缚的排拒）与对安全的追求（对风险的排拒）同样出于天性，而且尽管今天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存在着包括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群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数基本领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论这「三大共识」，但是人类生活中的壹些领域到底属于群域还是属于己域，是「边界游移，情景决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划法。因此人类永远会有「左右派」。

人类的「终极选择」是什么，乃至可不可能出现「终极选择」，实可怀疑。在「政府」问题上，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从未实现，而在权责对应基础上，次好政府是权责都较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都较小的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够有公认的结论。

不过历史虽然并未「终结」，但历史毕竟在「进步」。人类宪政的历史，乃至启蒙时代以来三百年人们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努力如果说有什么公认的成就，那不在于它实现了「最好政府」，也不在于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于它揭示了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的政府。

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

作者 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贊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壹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贊美诗时，突然有壹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麽仁慈的上帝，也长了壹张专製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列共产主义创立的时候，为什麽要批判宗教？

随着进壹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壹点壹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壹∶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壹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贊，希望淼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裏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壹切。世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对象却大有区别。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间有壹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人则有局限、有罪性，必须向上帝悔改。

而无神论者，似乎有着不敬也不惧天地鬼神的豪气。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会信世上的东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领袖」，就是壹例。不畏惧神，却畏惧骑在自己头上的「伟人」。「伟人」壹挥手，就乖乖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成了壹只虫豸或壹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壹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人间之「神」就这样造出来了！

这样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人的灵魂、侵占人民的权益，挟製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将国家、民族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麽作家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裏」。

圣经《创世记》裏，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妳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这裏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代替了神，替我们分辨善恶，这就是人间灾难的开始。何时人能醒悟，认识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

方面二∶理想与天堂

圣经中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在世上传大爱的福音。他特别体恤、怜悯弱势群体，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地谴责。例如，他多次指责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太福音》23：14）。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在福音书裏随处可见。圣经中斥责「富足人┅┅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妳们收割庄稼，妳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书》5：1-4）。

与此相似的是，马列共产主义亦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不同的是，马列共产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製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壹个没有阶级製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等价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暴力斗争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壹个专製、残酷的旧製度，建立另壹个专製、残酷的新製度，正义、光明在哪裏呢？但这就是壹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它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们可看出，圣经裏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是以人性有「罪」这壹点为基础的，并不以富人、穷人或阶级来判别。在上帝的标准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爱家人、邻居，甚至要「爱敌人」。这体现出神的无限慈爱。爱敌人，虽然是极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人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稣斥责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扬仇恨、不倡导妳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仁慈和爱、博大和宽恕，壹点壹滴地改变人心、社会。

有人说，圣经裏的信徒，也实践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传》:「信的人都在壹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壹心壹意的，没有壹人说，他的东西有壹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

这的确与共产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以信仰和爱为基点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製度性的强迫。而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製剥夺，是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製度。

对于这壹点，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于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证明这个公式」，然而「┅┅即使圣经裏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壹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的天堂，是圣洁、快乐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上帝的子民在那裏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

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根源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裏，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是人间天堂。

如果说这是壹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壹旦将其擢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壹星期的事情，都没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的事？这人间天堂的依旧何在呢？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有壹着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告终。60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壹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的太阳，又大、又鲜艳、又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众多唯物主义们却拜倒在飘淼的人间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时人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是从壹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12）。

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壹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因而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

上帝怜悯世人，派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灵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为基督裏的新人。这是人自觉、自愿的，是在灵魂裏改恶向善，是以永恒的真理、公义为标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裏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壹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列共产理论着作中，并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製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应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壹文中，明确地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壹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人，同样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製度下长期改造。

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整治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因阶级划分而有「原罪」的，被强製改造的人，属于可被随意剥夺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的改造是强製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壹条。

而少数接受改造后被认可的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壹切服从党和领袖，彻底否定自己个人的利益，成为顺服的工具。

这样的理论体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裏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与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裏重生得救后，价值观改变，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和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圣经《哥林多后书》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这是明确地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誌和精神，且这种委身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激励。

在毛泽东的共产理论体系裏，是强製性地对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所谓的「兴无灭资」，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壹刻也不脱离群众，壹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

《纪念白求恩》壹文，更表达出对这种「忘我精神」的贊誉∶「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誌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这种「无我论」的关键点，是以所谓的集体意誌取代个人意誌，个人完全委身于集体，且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着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多么容易被喊着这样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的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裏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壹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裏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牺牲个人的，服从「极权主义」的人格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宣传，是假「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人服从统治者的需要。

可见，「把壹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壹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是凡人献给凡人，最后堕入灾难深渊。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甘愿跟随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上帝，进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马列共产主义理论在创立之初，并非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已。然而20世纪初，自列宁建立了第壹个共产主义国家，东欧、亚洲相继建立共产国家，始有西方学者发觉，马列共产主义推行、实践的过程，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罗素就将马列共产主义看作壹种宗教。他在《西方哲学史》裏，把共产主义的壹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

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共产领袖搞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这些领袖，最后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壹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马列共产国家裏的人，疯狂地崇拜过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所以，如今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

我的壹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和马列共产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壹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么，将神与人混为壹谈的，不在少数。

我理解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马列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过壹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而立，壹手叉腰间、另壹手戟指下方，脸上有壹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几名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名人∶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裏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

毛泽东左手所指的脚下地方，横卧壹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看着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灵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苍天已死，『红』天当立——这些「人神」，正同襄共举，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这100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血海尸山，祸害连连。

转载者的话

美国的左派思想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与马列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等于中国的共匪，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否认人的罪性，不会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创造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认同这种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党人组成，这种人即反对共产极权，又认同基督教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属于美国传统，美国本来就有左的一面。

黄右虽然总是谴责别人颠复美国价值，事实上黄右也在颠复美国价值，黄右希望消灭美国的左派传统。

性权解放与基督文化

作者 徐永海

性权解放与基督信仰没有冲突，保守派用基督文化否定性权解放，反对公娼的论述只能证明保守派根本不理解基督文明。

脑前额叶的发达与爱情精神的出现
  　　
  　　
爱情使人们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
  　　
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
  　　
  　　我们人类具有「恋情」这种心理现象，如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恋情是壹种强烈的爱，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恋情时，就会具有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不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持续存在。只有追求了、爱慕了、献身了所爱（恋）的人，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才会消失。而使得人们必须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如果成功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恋情时，为了自己的恋情，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冲破壹切阻力，甚至不惜付出性命。每个具有真爱的人都是如此，这才是恋情、爱情，否则就不是真爱，也许有些人壹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真爱，那是这个人的悲哀。
  　　
  　　我们人类具有「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现象。夫妻亲情是壹种强烈的爱，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夫妻亲情后，当自己的配偶（或称夫妻、伴侣）处于危难之中，需要自己帮助时，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着急、揪心、不安等。不去帮助自己的配偶，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持续存在。只有帮助了自己的配偶，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才会消失。使得人们必须去帮助自己的配偶，并且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成功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幸福、甜蜜、恩爱等，就是流血牺牲也要成功。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内疚、自责、后悔等，就是流血牺牲也不能失败。每个具有真爱的人都是如此，这才是夫妻亲情、爱情，否则就不是真爱，也许有些人壹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真爱，那是这个人的悲哀。
  　　
  　　恋情、夫妻亲情都是爱情，爱情包括：「恋情、夫妻亲情」。其中恋情与夫妻亲情是不同的，恋情（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具有强烈的情感体验，是人们能够明显体验到的；当人们具有恋情（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时，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恋情的存在，必须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而夫妻亲情不同，人们具有了夫妻亲情这种情感，但是在平时，人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只有在配偶处于危难之中，需要他的帮助时，人们才会感受到强烈的爱，这时人们才会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只有在他与配偶分开时，人们才会感到非常的痛苦，这时人们才会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很多人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与配偶之间还具有很深的情感——夫妻亲情，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时间的久远，这种情感（夫妻亲情）也会逐渐消失，也许壹生都很难再次出现。因此，人们不应当轻易离婚，不应当以恋情的消失作为离婚的标准。
  　　
爱情（恋情、夫妻亲情）是壹种天性
  　　
  　　依据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后，人们就会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就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活动，具有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具有强烈的爱，具有强烈爱的情感，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即使没有人教导，即使被人反对，人们也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也会具有强烈的爱，也会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也会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我们这壹代人年轻的时候，和我们的壹些祖祖辈辈所曾经经历的那些时代，都是禁欲的时代，但是人们还是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具有强烈的爱，具有强烈爱的情感，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到了青春期后，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都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
  　　
  　　依据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后，人们就会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就可以具有夫妻亲情这种心理活动，夫妻之间就可以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但是，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的出现，夫妻之间强烈爱的出现，还需要在恋情基础上，经历很好的性爱活动，经历共同的患难，壹个人才会具有夫妻亲情，壹个人才会具有对配偶的强烈爱，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的出现必需经过「培养」。这样，壹些人没有经过很好的恋情、夫妻生活（性爱活动、共同患难），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培养」，他们并不具有夫妻亲情这种情感，夫妻之间并不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因此夫妻双方应当重视夫妻生活，重视性爱活动，努力培养出夫妻亲情，努力培养出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
  　　
  　　爱情应当包括两个部分：「恋情、夫妻亲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些心理活动都是建立在基因基础上的。对于未成年的儿童来说，由于没有到青春期，依据基因，相应的脑组织还没有发育成熟，还不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不论人们如何「培养」，即「培养」不出来恋情，也「培养」不出来夫妻亲情。到了青春期后，依据基因，相应的脑组织发育成熟了，具有了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人们就可以「培养」出恋情和夫妻亲情，因此说，恋情、夫妻亲情都是天性。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才能生存下来
  　　
  　　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人们必须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天性。如果不去满足，如果长时间没有恋人，没有恋情，没有配偶，没有夫妻亲情，人们就会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如内疚感、自责感、后悔感等，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满足了，具有了恋人，具有了恋情，具有了配偶，具有了夫妻亲情，人们才会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如幸福感、甜蜜感、恩爱感等，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必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的天性。因此说，爱情（恋情、夫妻亲情）也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人们必须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天性。通过具有很好的恋情、很好的夫妻生活（性爱活动、共同患难），夫妻双方具有了很好的夫妻亲情，具有了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借着夫妻亲情，借着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夫妻双方壹生都不能分开，组成家庭。他们养育了壹个、壹个的子女。每个子女都在父母双方的共同照顾下，很好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每个子女都可以学会很多的生存技能，如语言等，而使得每个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具有这爱情（恋情、夫妻亲情）天性，夫妻之间而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因为它能使男女之间组成牢固的家庭，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不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不具有这爱情（恋情、夫妻亲情）天性，夫妻之间而不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恋爱与性爱可以使人们具有强烈的夫妻亲情
  　　
性的吸引与美的吸引
  　　
  　　男人、女人都具有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男人阴茎、阴囊的皮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女人阴唇的皮肤颜色也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其它动物只有乳头，没有乳房，只有人类具有乳房。女人具有丰满的乳房，它象丰满的臀部；明显的乳沟，它象明显的股沟；明显的乳头、乳晕，它象外生殖器。乳头、乳晕的皮肤颜色要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其它动物不具有由粘膜构成的口唇，只有人类具有由粘膜构成的口唇。男人、女人都具有丰满的口唇，它象阴唇。口唇是丰满的，口唇的粘膜颜色要比周围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借着性爱活动夫妻之间具有强烈爱的情感
  　　
  　　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等等，都是性器官，被认为是美的。抚摸到它们，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如对乳房、乳头的爱抚是令人陶醉的，如亲吻、接吻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性爱活动、爱抚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除了人类以外，其它哺乳类动物的皮肤上都具有被毛（皮肤被毛分三种：枪毛、绒毛、触毛），厚厚的被毛是温暖的，能使动物渡过寒冷的冬天。人类大部分皮肤上不具有被毛（不具有绒毛），人类的皮肤是裸露的，是裸体的。裸露的皮肤，更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爱抚。爱抚，尤其是对乳房、乳头的爱抚，尤其是亲吻、接吻，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爱抚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除了人类以外，其它动物有发情期、非发情期，人类没有非发情期，人类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性高潮，性高潮是壹种最愉快的体验。性交前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爱抚活动，性交中也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只有这样女人才能获得性高潮，因此人类的性爱活动、性交活动每次都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这样的爱抚活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强烈性爱活动的才能生存下来
  　　
  　　对性爱活动的渴望，对异性爱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个体必须去满足它。如果不去满足，人们就会时常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时常来满足它，人们时常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应当时常去进行性爱活动，应当时常得到异性爱抚。因此说，按摩（异性按摩）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对性爱活动的渴望，对异性爱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个体必须去满足它。在这种内在动力的基础上，人们愿意进行性爱活动。夫妻之间通过常年的、经常的爱抚活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借着夫妻亲情，借着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夫妻双方壹生都不能分开，组成家庭。共同养育他们壹个、壹个的子女。每个子女都在父母双方的共同照顾下，很好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每个子女都能学会很多的生存技能，每个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下来。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先天具有这性器官的，裸体的（无毛的——无绒毛的），对性爱活动具有强烈渴望的，夫妻之间而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因为它能使男女之间组成牢固的家庭，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不具有这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先天不具有这性器官的，不具有裸体的（有毛的——有绒毛的），对性爱活动不具有强烈渴望的，夫妻之间而不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在进化到人类后并不存在壹个原始的母系社会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文明程度不发达，缺乏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人们也缺乏对这些道德、法律的了解、认识、认知；但是通过夫妻间性爱活动，夫妻间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依然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为主，以父系社会为主，以父权社会为主。
  　　
  　　那种认为「在进化到人类后，在私有製出现前，由于缺乏文明时代的道德标准，两性的关系是混乱的，而存在壹个极长时期的母系社会、母权社会」，这种观点应当是错误的。那些具有母系社会的民族应当是后来出现的，是由于缺乏正常生存环境时（如在深山裏）的壹种畸形发展。
  　　
  　　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这么壹种情况，极少的壹些人来到壹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他们没有带去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可是随着发展，这群人逐渐成了壹个很大的民族，虽然他们没有带去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但是他们依旧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为主。因为壹夫壹妻的婚姻，不仅仅是建立在道德、法律上，更多的是建立在基因基础上，建立在脑基础上。
  　　
  　　本论文的第六章第二节，很多地方参考了《裸猿》。[见：（英）卡德斯蒙德•莫利斯（何道宽译）．裸猿．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10-3]
  　　
阴毛、头发、胡须的出现是为了夫妻稳定
  　　
我们人类具有美感与乐感
  　　
  　　人类具有美感，具有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得人们必须去满足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因为，不满足，就会感到焦虑烦躁；满足好了，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喜乐幸福）；满足不好，就会感到痛苦懊悔。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等等，这些性器官被认为是美的。借着美的吸引，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人类具有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具有对欢聚（与异性欢聚）的渴望。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得人们必须去满足对欢聚的渴望。因为，不满足，就会感到焦虑烦躁；满足好了，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喜乐幸福）；满足不好，就会感到痛苦懊悔。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在欢聚时（在原始社会）男人、女人可以公开地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的身材美，展示自己的性器官，以吸引异性。借着欢聚，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相互之间是属于近亲，近亲之间繁殖，生出的孩子壹般智商较低，并且有痴呆的可能。因此，近亲之间的繁殖，应当是禁止的。血缘关系越远，生出的孩子壹般比较聪明，痴呆的可能性比较小。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之间，壹般情况下，血缘关系比较远。因此，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之间的结合、繁殖，应当是被鼓励的。借着美的吸引，借着欢聚，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阴毛、头发、胡须的作用是将壹些性器官掩盖住
  　　
  　　男人的阴茎、阴囊是最重要的性器官，女人的阴唇、外阴是最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都具有阴毛。在直立时，男人的阴毛可以将阴茎、阴囊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女人的阴毛可以将阴唇、外阴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在直立时，阴毛可以将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性爱时这些部位被爱抚，也不影响性交时性交的正常进行，甚至不影响在非直立时这些性器官被展示。
  　　
  　　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等都是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具有长长的头发，（在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工具将头发剪短），人们借着长长的头发将身体的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女人借着长长的头发将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等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头发可以将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这些性器官被展示，也并不影响这些性器官被爱抚。
  　　
  　　口唇也是重要的性器官。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它将口唇、面部表情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只有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而少年男人、青年男人还不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女人更不具有胡须。胡须可以将口唇（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少年男人、青年男人、女人的口唇（性器官）被展示，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口唇（性器官）被亲吻、接吻。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阴毛、头发、胡须的才能生存下来
  　　
  　　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人们必须去满足它。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人们必须去满足它。如果不去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就会时常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时常满足这些欲望，人们才会时常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应当时常满足美感，满足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满足乐感，满足对欢聚的渴望。因此说，观看歌舞、进行歌舞，及音乐疗法、舞蹈治疗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和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都是强烈的内在动力，使得男女之间（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可以很好的吸引异性，来找到自己的未来的配偶。阴毛、头发、胡须，可能还具有很多其它的功能。但是，阴毛、头发、胡须的最大功能应当是将壹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避免男女之间（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尤其是中年夫妻）的稳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顾，使子女很好地度过未成年期（幼态延续）。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从而避免男女之间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顾，使子女很好地度过未成年期（幼态延续），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不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内心就会得到彻底解放，禁欲就无法再压迫我们
  　　
  　　在2千年前，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阴间，来代替了我们，来代赎了我们的罪。「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裏的灵听」（彼前3:19），耶稣曾代替我们降到「灵的监狱」（去传道，不是去传福音），来代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将来可以不下地狱，而上天堂。
  　　
  　　我们实在应当抱着感恩的心，来以耶稣为榜样，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甘愿经历（即：迎战、坚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难；以此来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和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来具有这性情、心灵、生命的改变，来具有这重生、得救、成圣，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基督徒），我们将来就会不下地狱，而上天堂。成为基督徒，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个人才会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类才会容易进入美好的社会。
  　　
  　　由于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那么，我们可以在各种艰难困苦、苦难患难中，包括处于失败、不顺心的时候，不进行宗教活动来祈求神灵赦免自己罪的时候，不高举禁欲而不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时候，也能容易具有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不再容易患上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并且，我们信仰了耶稣（上帝），我们坚信，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代赎我们的罪，耶稣曾被钉十字架并降阴间（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我们就更加不再容易具有因「自责自罪心理」所带来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使我们可以远离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这些神经症，使我们原有的这些神经症可以得到好转、治愈。
  　　
  　　使得我们可以不必去进行献祭等宗教活动来求神赦免，使得我们可以不必高举禁欲来认为自己道德高尚，我们可以不必受禁欲的压迫，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彻底的自由，耶稣真的就是福音。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壹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妳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妳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壹个壹个地都出去了。……。耶稣说，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3-11）。耶稣是「连行淫时被抓、要被石头打死的」妓女，耶稣都不定罪，耶稣是有爱心的，耶稣是体谅人性的。
  　　
  　　「妳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妳们得以自由」（约8:32）。耶稣是让我们得自由的，不要再受禁欲的压迫。
  　　
  　　可是，耶稣基督来了，那敌基督的也出来了，他们提出了各种所谓的神学理论、宗教教义、律法诫命、道德贞洁，来排斥、忽视耶稣的救恩，来排斥、忽视耶稣的福音。
  　　
  　　壹方面，他们使得人们认为，耶稣是神，我们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稣）来学习。他们使得人们认为，耶稣只是来代赎我们罪的，不是来给我作榜样的。他们使得人们不能来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不能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和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不能来具有这基督精神，不能来具有这内心（性情、心灵、生命）的改变，不能来具有这重生、得救、成圣，不能来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而只能成为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假基督徒）。
  　　
  　　另壹方面，他们告诉人们，单单地靠耶稣不能得救，还必须要守壹些律法诫命，必须高举禁欲，并把童贞、贞洁说成圣洁。如说，必须坚决反对婚前同居，必须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甚至是必须反对婚前有亲密接触，反对婚前亲吻，反对婚前拥抱，反对婚前拉手，……；甚至坚决反对恋爱，坚决反对穿好看的衣服，等等。还必须坚决反对同性恋等等；必须坚决反对进化论（反对神导进化论）等等。
  　　
  　　他们高举这些，自认为自己很是虔诚；可是他们对社会不公，贫穷人受苦，甚至对基督徒为主坐牢等等，却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来接受耶稣，甚至成了无神论者。
  　　
  　　这些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存在神灵，也不相信存在壹个「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不会进行献祭等宗教活动来求神赦免，也不相信耶稣代赎了他们的罪。他们也不高举禁欲，不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他们在自责自罪心理的作用下，他们会自责自罪；尤其是处于失败、不顺心的时候，他们会自责自罪；他们会感到抑郁、忧伤，会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如果持久下来，会患上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在2千年前，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阴间，来代替了我们，来救赎了我们，来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实在是都应当来接受耶稣，来从这些苦难中走出来。
  　　
  　　当然，我们要单单地高举耶稣基督，不要听从那些所谓的神学理论、宗教教义、律法诫命、道德贞洁。耶稣是道成肉身，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壹1:1）。他代赎我们的罪，代赎了我们的罪，「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壹切的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们有壹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壹2:1-2）。我们只要单单依靠耶稣，我们将来就可以不下地狱，而上天堂。
  　　
  　　并且，我们还要单单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义、好怜悯。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耶稣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自然应当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壹2:6）。我们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我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
  　　
  　　以此，我们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我们就会彼此相爱，我们就会生活在光明中，「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约壹2:10-11）。
  　　
  　　壹个人心中充满恨，缺乏爱，他就会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能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恨」才是罪的根源，是来自撒旦的，是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基督徒应当与「恨」进行斗争，我们要与那些高举「恨」的主义、学说、宗教、宗派进行斗争，为此要具有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
  　　
  　　而不要与「性欲」进行斗争，高举禁欲并不能使我们高尚。可是很多宗教教徒「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提前4:1-5），想当然地认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情欲本身是罪的根源，而与这些情欲进行斗争，如不近异性、不恋爱、不结婚，不吃某些食物等等。
  　　
  　　其实「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见：约壹2:15-17）；即它们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不必爱它们；但它们也不是来自撒旦的，我们也不必恨它们。
  　　
  　　在自责自罪心理基础上，脑内的内啡肽会减少，而使得我们会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可以使脑内的内啡肽增加，可以使我们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容易具有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脑内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们容易具有兴奋、亢奋等愉快、痛快的情绪体验，也是壹种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而使我们具有健康的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