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戎小捷來稿：

前篇：戎小捷：早期中華文明的地理環境是封閉的嗎？-- 東、西方歷史漫談（1）

上次我們討論過，在古代，孕育出某個人類文明的地理環境，對該人類文明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響。我們同時又指出，東西方文明的地理環境的差異，主要並不在於其是否是開放的或封閉的。那麼，孕育出具有截然不同性格的東西方兩大人類文明的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地理環境，到底具有哪些根本性的差異呢？

如果用最簡單的詞語來概括，我們可以說，歐亞大陸東端的人類生存的地理環境是“眾星拱月”式的，而歐亞大陸西端的人類生存的地理環境則是“滿天星斗”式的。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適宜農耕的土地，對於剛剛從漁獵原始社會走出來的人類古文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歐亞大陸的西端，在那10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環境中，適宜農耕的土地是以許多大致相等的小塊面積分散出現的，就像滿天的星斗；而在歐亞大陸的東端，在那10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環境中，適宜農耕的土地，則是以一個超級大塊加若幹個小塊的形式出現的。一個超級大塊就是連在一起的黃淮平原（所謂中原地區），幾個小塊就是成都平原、關中平原、漢中平原、江南丘陵間的一些平地等。中原地區就像一輪月亮，其它地區則是一些小星星，就像“眾星拱月”。

“滿天星斗”和“眾星捧月”的差異，對東西方人類文明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最概括地來說，滿天星斗的宜農地區，容易產生出許多相互平等的不同的人類族群（國家）：一方面，他們彼此之間力量大致相等，其中的任何一個族群都很難長期完全吃掉其它所有的族群；另一方面，彼此相對獨立的不同的小地理環境（包括小氣候），又使他們彼此具有不同的農作物和不同的礦產，這就使他們具有發展商品交換的巨大潛力，天然具有市場經濟的基因。而眾星捧月式的宜農地區，“月亮”相對於其它的幾個“星星”來說，一方面，由於其可以種植更多的莊稼，養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它對其他的“星星”就具有了極大的、壓倒性的優勢。也就是說，占據了中原地區的“月亮”族群，如果它願意的話，就可以較容易地征服其它幾個“星星”的族群。另一方面，中國的中原地區，雖然面積很大，但氣候條件基本一樣（同屬大陸季風氣候），土壤構成也基本一樣（都是從黃土高原上由水流衝擊或由大風吹積下來的黃土），因此整個中原地區的農作物基本相同，天然缺乏商品交換的基礎，反而更多地具有通過統一指揮來組織全社會生產活動的行政基因。再加上如此富饒的地區會吸引周邊眾多的部落族群來搶奪，頻繁的軍事行動（如黃、炎大戰和炎黃與蚩尤的大戰）更助成了行政基因的茁壯成長。而“月亮”的行政基因，也連帶地決定了其它幾個附庸“星星”的行政基因。

當然，我們說西方的“滿天星斗”的地理環境，使這些不同的小星星相互之間天然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基因，這並不否認每個小星星自身內部，也具有發展出小行政系統的可能，更不否認某個小行政系統會由於某種偶然的因素，例如發明出某個高殺傷力的武器（大弓）、或高效率的軍事方陣，或創建高機動性的兵種（騎兵），或出現某個軍事天才而變得異常強大，以至其可以暫時征服全部的“滿天星斗”。但從長時段來看，這些以軍事方式建立的帝國都不能持久，它們都只是倏忽而過的“彗星”罷了。即便如古羅馬帝國，在帝國的不同地區之間，依然主要靠市場經濟來保持聯繫，行政管理相對鬆散，雖然有四通八達的馳道，但各地都保持着自己的獨特語言和獨特信仰。再比如，在歐洲漫長的中世紀，在蠻族徹底摧毀了全部的現有市場交換系統之後，甚至後來在天主教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由地理環境決定的市場經濟的基因也依然頑強地發揮着作用：商品交換又慢慢地出現、生長、發育，其所獨具的市場經濟的價值觀也漸漸滲入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直接或間接地催生了“新教”的誕生。再加上中世紀各個小“星星”的行政系統相互之間是完全獨立或相對獨立的，這也給了市場系統趁隙發展的可能。總之，商品交換最終“春風吹又生”，市場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再次占據了主導地位。

同樣，我們說東方的“眾星拱月”的地理特徵，使整個1000萬平方公里的地理環境內具有着強大的行政基因，這並不否認幾個小星星相互之間，以及小星星們和月亮之間，也具有發展出市場經濟的可能；更不否認由於某種偶然的因素，比如月亮本身出現了分裂，或出現了衰亡，從而導致大範圍的市場經濟的相對蓬勃的發展，但這些也都只是暫時的現象，也都只是倏忽而過的“彗星”。在東方，隨着一次次的以軍事手段實現的全國統一，行政系統一次次地再次恢復壓倒性的優勢，再次收編、甚至摧毀剛剛發展起來的市場系統，使自己在社會中重新占據主導地位。總之，在東方，相對於地理環境中的強大的行政基因，市場基因總是相對弱小的，從長時段來看，它們永遠不會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

總之，西方文明的特殊的市場性格，主要是由其“滿天星斗”的地理環境中的市場基因所決定的；而東方文明的特殊的行政性格，則主要是由其“眾星拱月”的地理環境中的行政基因所決定的。或者用嚴謹一些的話來說，在西方，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分工協作的方式主要是靠市場交換；在東方，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分工協作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指揮。兩種不同的社會生活協作方式，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文明性格。

最後說明兩點：1、以上結論只適合於人類的農業文明階段。2、地理環境並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類文明的性格，它只能間接地決定一個人類文明的性格。地理環境中的市場基因或行政基因都是隱性的，而由其實際導致的商品交換或行政指揮（人們分工協作的兩種不同方式）中的市場基因或行政基因則是顯性的。正是這些顯性基因最終決定了一個文明的特殊性格。總之，地理環境只能間接地決定一個文明的性格，這也是我的觀點和傳統的“地理決定論”之間的重大區別。3、需要說明，“滿天星斗”的地理環境中也有較弱的行政基因存在；“眾星拱月”的地理環境中也有較弱的市場基因存在。  

那麼，兩種不同文明的特殊性格，具體又是怎樣的呢？我們以後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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