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1年3月12日

【列寧、斯大林論鎮壓反革命】

在我國人民堅決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時候，為了更好地教育每一個人，提高對反革命活動的政治警惕性，我們不但應該從我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中吸取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而且應該從國際的革命鬥爭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編者注

中共漸漸露出兇狠的一面，表示要參考蘇聯“鎮壓反革命”的經驗，用於國內開展的“鎮反”運動。對斯大林抱有敬仰態度的英國歷史學者伊恩·格雷，在他的著作中沒有忘記揭露斯大林搞的“鎮壓反革命”的恐怖。“基洛夫的暗殺揭開斯大林統治中黑暗而可怕的一章。和集體化運動一樣，恐怖來勢兇猛。政府的每個機關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被卷進了漩渦。斯大林挫傷了黨的元氣，清洗了所有的政府部門，折磨了人民。數百萬人遭逮捕。被處決的或強迫勞動的人當中，很多人的罪名是莫須有的。這場恐怖猖狂了四年之久。”①

黨報文章中提到斯大林對鎮壓反革命的五點意見。

第一，斯大林說，“必須打破和拋棄一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似乎隨着我們每次的進展，我國的階級鬥爭就會日益和緩起來；隨着我們的勝利，階級敵人就會日益馴服起來。這不僅是一種腐敗的理論，而且也是一種危險的理論，因為它麻醉我們的人，把他們引入陷阱，給階級敵人以重整旗鼓來進行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可能。相反的，我們今後的進展愈大，成績愈多，則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殘餘對我們的仇恨亦更甚，他們將更加決意採用更激烈的鬥爭方式，更其加緊損害蘇維埃國家，他們將更利用最冒險拼命的鬥爭手段以作最後的掙扎。應當注意到，在蘇聯已被擊破的階級之殘餘，不是孤立無援的，他們從蘇聯境外的敵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如果以為階級鬥爭的範圍只限於蘇聯境內，那是錯誤的。蘇聯境內的階級鬥爭戰線，是同時連接到包圍我們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關於這一點，已被擊破的階級之殘餘，是不能不知道的。正因為它們知道這一點，它們今後也將繼續其冒險拼命的襲擊。歷史正是這樣教訓我們，列寧主義正是這樣教訓我們。必須記着這一切，並時刻警戒着。”

第二，斯大林說，“必須擊破和拋棄另一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凡不時時實行暗害，而有時尚在工作中表示一些成績者，就不會是暗害分子。這種奇怪理論本身，就揭露出這理論發明者是如何幼稚。凡是暗害分子，如果不想在短期內就被揭破，便不會時刻都實行暗害；恰巧相反，真正的暗害分子，正應當有時也貢獻一些工作成績，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保持其暗害分子的地位，才能騙得人家的信任，才能繼續其暗害的勾當。據我看來，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用不到再加解說。”

第三，斯大林指出，“必須打破和拋棄第三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就能使暗害行為及其惡果化為烏有。這類的理論只能有一個目的，即鼓勵我們工作人員那種狹隘的、各自誇耀自己的機關的態度，安慰他們，削弱他們反對暗害勾當的鬥爭。”

第四，斯大林指出，“必須打破和拋棄第四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斯達哈諾夫運動，乃是足以消滅暗害勾當的主要的手段。這種理論之所以設想出來，是要以關於斯達哈諾夫式勞動者和斯達哈諾夫運動的響亮的空談來撇開對暗害分子的打擊。”在這裡，斯大林引述莫洛托夫在這同一次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舉出的許多事實，證明當時發現的在庫茲巴斯和頓巴斯方面，托洛茨基等反革命分子，如何取得與利用某些在政治上漠不關心的負責人的信任，經常欺騙了斯達哈諾夫式勞動者，進行各種搗亂和破壞工作。因此，斯大林指出，“如果基本建設工程是以暗害辦法進行——例如在頓巴斯——，而結果使採煤工作落後，不能與其他各種採煤工作相配合，那末，光靠斯達哈諾夫式勞動者會有什麼辦法呢？其實，斯達哈諾夫運動本身，為要推動事業前進而完成其偉大的使命，就需要我們進行鬥爭以反對暗害分子的一切陰謀詭計，而給該運動以切實幫助，——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與暗害勾當作鬥爭，為消滅暗害勾當而鬥爭，制止暗害勾當，是使斯達哈諾夫運動能儘量廣泛開展的必要條件，——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

第五，斯大林指出，“必須打破和拋棄第五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以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再沒有什麼後備力量了，以為他們現在已在用盡其最後的一些幹部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能想出這種理論來。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其後備力量的。這首先就是在蘇聯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之殘餘，其次就是國外許多仇視蘇聯的集團和組織。””

蘇聯這場“鎮壓反革命”運動發生在俄國革命17年後，即1934年，屆時俄共的政權已經趨於穩定。在政權得到鞏固之後，發生這樣大規模的屠殺難免要留下傷痕。但是蘇聯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發生後，雖然給俄國人留下很深的傷痕，而傷痕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平復，但是政權並沒有因此垮台，也沒有遭到民眾劇烈的反抗，斯大林反而更加鞏固了他的獨裁統治。這也許就是中共認為蘇共經驗值得參考的原因。

歷史上，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以各種藉口殺掉敵對一方，以及為了取悅支持新政權的民眾殺掉許多不該殺掉的人，這樣的事並不少見。中共的“鎮反”運動也正是沿着這一模式。19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大量殺人無疑鞏固了中共政權。由於“鎮反”運動發生在中共建政之初，這場運動沒有在民眾中留下很深的傷痕，不同於斯大林的鎮反運動，在“政府的每個機關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被卷進了漩渦”。但是17年之後——在時間上與斯大林的“鎮壓反革命”完全一樣——就不同了，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很深的傷痕。如黨報宣傳的那樣，這場運動是“觸及每個人的靈魂深處的大革命”②，這點與斯大林的鎮反運動一樣。

歷史上總會有很多相似之處，斯大林以“基洛夫的暗殺”為藉口開展大規模的鎮壓運動，毛澤東則以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名義，掀起全國性的整肅運動。不論斯大林也好，毛澤東也好，獨裁者不會因為政權穩定就會放下屠刀，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濫殺更能鞏固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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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恩·格雷著《斯大林——歷史人物》“第二十二章 恐怖（1934-1939）”

②《人民日報》1966年7月6日“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對國際無產階級事業有極深刻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