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為什麼誅殺楊宇霆、常蔭槐？

有多少張作霖“舊臣”死於張學良之手？

1月11日清晨，張學良把張作相、翟文選、王樹翰、臧式毅、鄭謙、孫傳芳等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委員請進大帥府，宣布了對楊、常的處決。

張學良命鄭謙（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到另一房間草擬電報，以報告南京，並昭告東北各縣市。鄭謙兩眼呆直，提筆良久，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過了一會，鄭謙將筆丟下，起身要走，高紀毅將其攔往並警告：“從現在起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離開。”鄭謙只好重新坐下，但依舊呆若木雞，久久未能動筆。最後改由劉鳴九（張學良機要秘書，前鎮威軍第三、四聯合軍團司令部秘書處處長）執筆將電報稿擬好。這時始將楊、常屍體用地毯包裹抬出從老虎廳，用汽車送到奉天城南風雨台姜廟（楊宇霆為紀念姜登選修的廟）裝棺，供楊、常親友弔祭。

楊、常被殺後的第18天（1929年1月28日）鄭謙也突然身亡（也有死於4月之說），死因的流行說法有病故、嚇死兩種，他更可能是被張學良殺死的。鄭謙應該是常、楊提議設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一事的知情者，他當時兼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而且，1924年9月“奉俄協定”（“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與蘇維埃社會聯邦政府之協定”）的奉方簽字人，就是鄭謙，簽署“中俄協定”、“奉俄協定”後，蘇聯如願以償，得以以沙俄繼承者的身份進入東北接收中東鐵路資產，經營、管理中東鐵路（兩個協定規定中東鐵路為中蘇合辦共管）。常蔭槐、楊宇霆很可能事前就設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一事徵求過鄭謙的意見，得到了鄭的支持，他們兩人10號下午請求張學良批准提案時，很可能也轉述了鄭謙的意見。鄭謙不難判斷出張學良殺楊、常的真實目的、動機。

和楊宇霆、常蔭槐一樣，鄭謙也是多年追隨張作霖左右，極得張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肱骨重臣”。鄭謙原是張作霖親家鮑貴卿（1917年7月~1919年7月任黑龍江督軍）的秘書長（黑龍江督署秘書長、黑龍江省政務廳廳長），後被張作霖“搶到”自己身邊，並於1922年任命鄭為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首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為張作霖，張任安國軍總司令後由吳俊升繼任前職），鄭謙隨後又歷任安國軍司令部秘書長、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秘書長，1922年後張作霖不同任職時期的秘書長，一直是鄭謙，這充分證明，鄭謙是張作霖最親信的人。鄭謙曾與楊宇霆搭檔治蘇，1925年8月底，經張作霖舉薦，楊宇霆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任命為江蘇軍務督辦，此前的1925年2月，鄭謙被任命為江蘇省省長。

作為張作霖的核心助手，楊宇霆、鄭謙、常蔭槐三人多年來深度參與了奉系及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眾多重大內政、外交事務（包括對日、俄的外交交涉），對政事、對官場、對張學良知情極深、極廣。這三個異路人都是張學良在東北暗中通蘇、聯蘇、利蘇，推行反日政策的絆腳石，也是張學良紅色代理人隱秘身份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脅。

11日清晨，孫傳芳也被張學良召入大帥府。張學良對他說：“馨遠（孫傳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鄰葛（楊宇霆字）和瀚襄（常蔭槐字）被我處決了。”

孫傳芳內心無比震駭，但他強作鎮定，大拇指一伸說：“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殺幾個人行麼？殺得好，殺得好！”

回到家中，孫傳芳對夫人周佩馨說：“楊常被張學良殺了，我很危險，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馬上離開奉天去大連。” 次日清晨，孫傳芳乘早班火車孤身逃回大連（1928年6月初孫傳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後避居大連，後被張學良“請”至奉天。旅順、大連時為日本租借地）。

孫傳芳與張學良的兩大死敵張宗昌、楊宇霆都很親近。

1926年10月中旬，浙江省長夏超易幟倒戈，孫傳芳雖於當月下旬迅速擊敗、處決夏超，但後院起火使孫軍在江西的戰局優勢被逆轉。11月上旬，孫傳芳主力在九江、南昌連遭北伐軍重創，孫傳芳敗出江西。11月中旬，孫傳芳乘津浦路火車北上天津，先見張宗昌，再由張宗昌陪同、引介拜會張作霖，得到後者原諒，與奉系化敵為友。1926年冬至1928年春期間，孫傳芳、張宗昌在蘇、皖、魯、直等省共同對敵北伐軍，二人常聯署辦公、並肩作戰，相處融洽、惺惺相惜。

孫傳芳與楊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中說，“孫傳芳白天在帥府辦公，晚上則在楊宇霆家中打牌（張學良在大帥府內給孫傳芳設了一個‘孫聯帥辦公室’）。”

孫傳芳與張學良政治立場勢不兩立的程度，比之楊宇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由於張學良非常注意掩飾、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楊宇霆、孫傳芳、張宗昌等人對張學良的深重敵意、殺機都缺乏清醒的認識。張作霖反蘇反赤政策最堅定、最具實力的支持者首推張宗昌，其次就是孫傳芳。1926年11月底，孫傳芳、張宗昌領銜通電，率十五省軍政長官擁戴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領導北洋各系對抗蘇聯扶植的國民黨北伐軍；1927年6月中旬，孫傳芳、張宗昌又聯袂入京，強烈反對南北議和（張學良是和談的力主者，但國民黨的和談方案是不對等的，其基本和談條件是北方必須服從三民主義並易幟，等同於要求北方歸順、投降），力主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國家元首），以領導北方各省抗衡南方的兩個國民政府（當時寧漢分裂，同時存在南京、武漢兩個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對抗北伐軍。

1月11日（楊常被殺次日），張學良發表通電，通告“楊常事件”，通電中宣布的楊宇霆罪狀包括“現遠因則釀成戰禍之罪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禍首，論其罪狀，不獨害我東省，實害我中華。”張宗昌、孫傳芳對抗北伐軍之堅定、不妥協的程度，遠勝楊宇霆，安給楊宇霆的罪名，更適用於張宗昌、孫傳芳，同樣更適用於張作霖（北伐與對抗北伐，孰為破壞和平？張學良的邏輯是，“釀成戰禍之罪魁”不是蘇聯扶植的北伐者、不中止北伐者，相反，抵抗、對抗北伐者才是“破壞和平之禍首”），當然，剛剛殺死楊宇霆、常蔭槐的張學良未必會立即對孫傳芳下手。

孫傳芳暫時逃出生天，但7年後，他還是未逃過謀殺，透過直接刺殺者施劍翹（施谷蘭）及幫助施完成刺殺的人，隱約能看到蘇聯-共產國際勢力的身影。施與馮玉祥有很深的淵源，（40年代）執行過周恩來安排的任務，她還與多位隱秘紅色代理人有過往來。1932年9月張宗昌隕命濟南火車站，1935年11月孫傳芳血濺天津居士林佛堂，都是精心設計的以私人仇殺為掩護的政治謀殺，兩個明面上的刺客，一個是養子（張宗昌所殺的鄭金聲養子鄭繼成），一個是養女（孫傳芳所殺的施從濱養女施劍翹）。孫傳芳被殺案幕後情況仍迷霧重重、撲朔迷離，相比之下，張宗昌被殺案的脈絡則已非常清晰，韓復榘並非真正的主謀，他只是謀殺的濟南布局人，真正的全局主謀是濟南設局者韓復榘、石友三背後坐鎮北京的二人的上司張學良，最需要致張宗昌於死地，以絕後患的，同樣是張學良，而不是韓復榘、石友三或鄭繼成。對張宗昌的謀殺經過了周密策劃和耐心準備。張學良1931年秋冬之交將流亡日本的張宗昌誆到北京（時稱北平。張宗昌到達北平的時間為31年11月初，赴津、京前張在大連住過幾個月。張宗昌是接到張學良所發電報後赴北平的。），將其先養起來（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中說，那時張學良一個月給張宗昌三萬塊錢，讓他好好待着，等中國和日本打起來，去東北組織游擊隊）；1932年7月，張學良在北平召集華北軍事會議，韓復榘與會期間上門拜謁張宗昌，拜張母侯氏為乾媽，與張宗昌結為把兄弟；8月，韓復榘將張宗昌誆到山東；在張宗昌返北平前的餞行宴上，石友三騙走了張宗昌隨身攜帶的防身手槍；9月3日晚，在濟南站殺死張宗昌的致命一槍不是明面上的刺殺者，持手槍的鄭繼成、陳鳳山射出的，那是一顆步槍子彈，致命一擊來自暗藏的步槍殺手。

如果張宗昌是張學良要保護的人，韓復榘、石友三敢設局殺他嗎？

註：張宗昌被殺時張學良是韓復榘、石友三的上司。1931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北平行營改組為北平綏靖公署，副總司令張學良（原轄八省三市）改任綏靖公署主任，仍然手握華北五省（熱、察、綏、冀、晉）三市（北平、天津、青島）軍政大權（原轄包括東三省在內的八省三市）；1932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宣布北平綏靖公署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9月1日正式成立），張學良任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統轄華北六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熱河）二市（北平、天津兩特別市）軍事（軍政、軍令、國防、綏靖等）事務。

張學良對謀殺張宗昌的介入很隱蔽，從準備（邀張宗昌至北平）到實施謀殺等待的時間相當長；張學良與張宗昌的過往恩怨及政治上的勢同水火也很少有人關注、提及，幾乎沒有人懷疑過張學良與張宗昌之死的關係。

張學良內心對張宗昌極為仇視。西安事變前的1936年11月下旬，極力煽動立即對日作戰，頻頻給各地軍事實力派發電報的救國會（全名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七君子”被逮捕，張學良飛洛陽請蔣介石釋放七君子，被蔣拒絕後，張作憤怒正義狀質問蔣介石：“你這樣聽不得勸諫，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主動與日本開戰，將日本長期計劃、準備的日蘇戰爭轉化為中日戰爭，用中國人的屍山血海把日本拖在中國，確保蘇聯東線的安全才是從善如流，才是開明，才是愛國嗎）

張學良1927年就明確計劃除掉張宗昌，消滅其部隊。27年夏，張學良、韓麟春率安國軍三、四聯合軍團從鄭州撤退到黃河以北的新鄉。在中原戰事的暫歇期，張學良制定了“新鄉兵諫計劃”（張學良在“灤州兵變”、“西安事變”之間策劃一個兵變計劃），計劃與閻錫山、孫傳芳聯手，消滅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軍，同時由北京的親信禁錮張作霖，逼其下野（張學良曾派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赴北京向其另一親信，負責京畿警備的高仁紱傳達該“兵諫計劃”）。孫傳芳與張宗昌、張學良都換過蘭譜結過拜（張學良、張宗昌也結拜過），實力已大損的孫傳芳兩邊都不想得罪，也誰都得罪不起（他內心應該更傾向於張作霖、張宗昌）。因為某些原因，兵變一直未發動，大約在10月之前，孫傳芳將“兵諫”一事委婉透風給了張作霖（透露的應該是淡化處理後的局部信息），已焦頭爛額的老張將小張召至北京，臭罵了一頓便了事（張學良有可能將兵諫計劃栽贓到了韓麟春頭上）。“新鄉兵諫計劃”未實施的原因應該是有了更可靠更隱秘更乾淨利落的替代方案--“皇姑屯爆炸謀殺”計劃。關於“新鄉兵變計劃”的詳細介紹，可參閱：
張學良弒父調查（中）

奉軍自京津北撤時（張作霖被炸死前後），張學良派胡毓坤（時任安國軍第四方面軍團第十六軍軍長，一說為第十七軍軍長）率部扼守灤河，將墊後位置的張宗昌、褚玉璞直魯軍殘部（連家屬共約六、七萬人，但僅有兩萬多條槍）堵在灤河以西的唐山、灤州（今灤縣）一隅，不准其東渡出關容身。28年9月初，北伐軍白崇禧部對直魯軍發起攻擊，張部無奈之下以家屬開道，強行衝過灤河鐵橋向昌黎、秦皇島進軍，張學良隨即派早已候命的重兵（于學忠、王樹常、戢翼翹、富雙英四個軍）入關，與白崇禧部對張、褚殘部前後夾擊，張宗昌被迫離開部隊，孤身乘小船逃往大連，後流亡日本。

張宗昌和孫傳芳都是民國北京政府（安國軍政府）末期的重要領導人，曾同為安國軍副總司令，是張作霖的兩大副手，他們對張學良知情太多，他們有可能接觸到了張學良通蘇、弒父的線索、證據。

1932年1月17日晚，張宗昌曾在北京私邸招待新聞界，還請了舊戲班子現場表演助興。張宗昌當晚發表講話說：國難嚴重，殊堪痛心，日本約我去東三省做皇帝，本人誓不做賣國賊，設法逃脫出大連，來北平做一百姓。國家養兵數百萬，關外一槍不放，失地數萬里，究有何用？各派門戶之見太深，太重私利，不顧國家，致不能統一禦侮，望輿論界主持正義公道，如有再發起內戰者，應予以攻擊。如果國家無內戰，我張宗昌也可賣賣老，拿回東三省來。現在一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而國家喪地，責任竟無人負，權利盡在黨員，義務乃在四萬萬人民，能算天下為公嗎？望全國輿論界統一以國家為前提，主持公道正義。

這番話得罪了太多活人、死人，包括張學良、孫中山，包括整個國民黨集團，後者將樂見張宗昌的死亡。

張宗昌是國共兩黨共同的敵人。為證明北洋的反動，標榜孫中山、國民黨、北伐的正義，自國民黨時代就已開始對北洋人物加以系統的誣毀，張宗昌是被醜化、黑化最嚴重的北洋要人。張宗昌有兩項重要反動、殘暴罪名：殺害報人邵飄萍、林白水。事實上，處決邵飄萍的決定是張作霖、吳佩孚共同作出的，邵深度參與了李大釗策動的反奉活動，包括“灤州兵變”；殺林白水的真兇同樣不是張宗昌，而是潘復，潘復搶在張宗昌放人手令到達前派人私殺了林白水。潘復的真正後台不是張宗昌，而是張學良，潘復後來官至北洋政府末代國務總理，也是因為張學良，張宗昌重用潘復（任命其為山東督署總參議），是在討好張學良。各位讀者可以網搜並閱讀一下張宗昌部下丁治磐先生及張宗昌女兒張端的有關回憶書籍、文章，與廣為流行的張宗昌“故事”作個比照。

張學良也是張宗昌長期副手褚玉璞（曾任直隸軍務督辦兼直隸省長）被殺的幕後主使人。褚是被占據膠東的前部下劉珍年先軟禁後殺死的，死亡時間有1929年（8月20日）、1931年兩種說法。褚玉璞被殺前，張學良曾派人赴膠東，假意勸說劉珍年放人，實則授意、催促劉下手殺人。如果張學良真的要救褚，小小的劉珍年絕不敢忤逆張命私自殺害褚玉璞。

左起：褚玉璞、張宗昌、張學良

1928年6月4日清晨在皇姑屯（站東三孔橋）炸死張作霖和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的真正的兇手不是日本人，而是蘇聯和張學良，皇姑屯事件是張學良與蘇聯共同策劃、精心布局，裡應外合聯手製造的。蘇聯、張學良同時是皇姑屯事件的兩個最大受益者，蘇聯除掉了其在中國的頭號死敵，張學良則將政治立場與自己格格不入的生父取而代之。張作霖、吳俊升是張學良代父主政的頭號、二號障礙，坐鎮奉天（瀋陽）的吳俊升本來不會死在皇姑屯，但張學良心腹周大文（時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電務處長）給吳俊升發了一封電報，吳俊升接電報後便從奉天南下山海關遠迎張作霖並陪張作霖北上，進入了張作霖的死亡車廂。皇姑屯事件一個月後（7月3日），張學良接任吳俊升死後空缺出來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名正言順地成為東北最高軍事、行政長官，代父主政東北。張作霖是日本在中國的頭號盟友，張與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是日俄戰爭時結識的多年好友，即使奉、日雙方存在某些分歧，即使日本對張作霖不完全滿意，即便張作霖有對日不履約之舉，雙方也依然是遇事可以商量，問題可從長計議的朋友關係，日本怎麼會愚蠢到殺死自己最重要、最穩定的盟友，與奉繫結仇，幫自己的死敵蘇聯和一向仇視日本的國民黨除掉死敵，讓二者拍手稱快呢？日本與中國的反蘇親日勢力是皇姑屯事件的兩大輸家。如果日本是殺害張作霖的真兇，張學良為什麼從未向日本發出公開指控，甚至從未對皇姑屯事件進行調查？如果張學良真與日本有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從瀋陽、錦州到熱河，張學良會一次次地不戰棄地，一次次地不抵抗嗎？關於張學良與蘇聯合謀製造皇姑屯事件的更多分析，參見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中）
及
皇姑屯謀殺內奸分析

據說，孫烈臣曾預言：將來殺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帥做得出來。張學良1925年就開始了對“自家人”的殺戮，第一個遇害的奉系高層是25年11月下旬在灤州兵變中被殺的鎮威軍（奉軍）第一軍軍長、安徽軍務督辦，不久前被任命為第四方面軍（也稱第四軍團）軍團長的姜登選。直接下令殺姜登選的雖是郭松齡（張學良副手，時任奉系精銳“津榆駐軍”副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司令為張學良），但我強烈認為郭的殺姜之舉出自張學良授意，郭與姜沒有深仇大恨，郭沒有必要做這種斷絕後路的事情；而且郭松齡為人較直來直去，在姜登選自南方返奉路過灤州時將其扣留、拘禁、殺害這一卑鄙做法更符合張學良城府極深、陰鷙狠辣、不擇手段的性格。旨在推翻蘇聯頭號死敵張作霖，逼其下野的灤州兵變是郭松齡站在前台，張學良隱身幕後二人一明一暗共同發動的，有關細節及詳細分析，可參見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上）

及
張學良弒父調查（上）

殺死楊、常，起草好電報稿後，張學良派人用汽車將二人屍身送到奉天城南的風雨台姜廟（楊宇霆為紀念姜登選修的廟）裝棺，可能是下意識之舉：讓三個直接或間接死於已手的人陰間作伴。

姜登選豪爽輕財、重義輕利，性格溫和，和藹可親，能與士卒共甘苦，與奉系高層中的各種勢力也都相處較融洽，在奉軍中口碑極佳；《南宮市志》記載（姜登選是直隸南宮人）：“姜登選性情剛毅果敢，待人誠實，為官清廉，不唯榮利，治軍嚴明，平易近人，為駐地軍民及家鄉人民所懷念。”張學良授意郭松齡殺姜登選，目的是卸掉張作霖的臂膀，去一勁敵；姜登選的才幹、聲望、人品、人緣，在奉系內的人際粘合、團結力都是張學良代父的重大障礙。

發動“灤州兵變”時，在張學良暗中部署、幫助下，郭松齡拘捕了忠於張作霖、不願附從兵變的“津榆駐軍”四個師長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和30多名軍官，將他們押解到協從兵變的李景林（李時任直隸軍務督辦，駐天津）處關押。張學良主政東北後，上述四位師長，除高維岳外，其它三人齊恩銘、趙恩臻、裴春生，都人間蒸發，下落不明，再無任何消息音訊。

另一位奉系重要將領，姜登選的前副手韓麟春也很可能是張學良所殺。25年冬姜登選被害後，韓麟春接任第四方面軍軍團長，與第三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合署辦公，共同指揮鎮威軍（後稱安國軍）三、四聯合軍團。

1927年4月，蔣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蔡元培等人發動“四一二清共”，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與仍堅持聯俄容共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5月中旬至月底，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與張學良、韓麟春統率的安國軍三、四聯合軍團在河南西平、上蔡、逍遙鎮、臨穎等地持續激戰，在5月下旬雙方最大規模、最慘烈的一戰--臨穎戰役中，張學良在占據明顯優勢的情況下突然下令撤退，放生了已瀕臨絕境、難以支撐的北伐軍張發奎（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第一縱隊司令官兼第四軍軍長，第四軍即著名的“鐵軍”）部。河南戰事期間，張學良以作戰失職、作戰不利等罪名處決了數名軍官（一名旅長、三名團長），其中包括韓麟春、姜登選的老部下，時任十七軍（軍長時為榮臻）炮兵旅旅長的陳琛。早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的1924年10月前後，郭松齡（、張學良）就要殺掉陳琛，當時姜登選給張學良下跪，哭着為陳琛求情，陳琛才暫免一死（某些文章將此事偷梁換柱為張學良給郭松齡下跪為陳琛求情）。張學良是在藉機剪除、削弱韓麟春的勢力。因此事及其它糾紛，張、韓多次大吵。奉軍撤至黃河以北後不久，42歲的韓麟春中風（約在6~7月間，具體時間也有其它說法）。

1927年夏，南京國民政府北伐軍與張宗昌、孫傳芳聯軍在徐州一帶拉鋸激戰（張、孫聯軍一度大勝並攻至江北，但8月底9月初孫傳芳冒險渡江攻擊南京，在龍潭戰役中慘敗），在此期間，蔣介石派何成濬（又名何成浚）北上山西遊說閻錫山（易幟加入國民革命軍），何取道北京，拜訪了韓麟春。何、韓二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兼好友，韓當時應已臥病在床。何成濬對韓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晉遊說閻錫山，對張學良認識頗深的韓麟春對何成濬說：“閻可運動，未必張不可運動，須知張學良為人，不但可做革命黨（國民黨），並且可做共產黨。”（韓麟春的話出自何成濬：《八十自述》，第28—29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8—29頁。）

網絡上有一個何成濬口述自傳版本（與《八十自述》的關係不詳）記載了韓麟春一句類似的話：“漢卿連共產黨亦當得，何以與蔣不能合作?”。這句話是何從山西返回北京後與韓再度見面時韓所說的，而且按上下文，當時張學良也在場。我認為韓麟春不太可能當着張學良的面說這種話。

何成濬與張學良的關係極不尋常，諸多跡象顯示，何極有可能也是隱秘紅色代理人，是張學良的同志，《八十自述》中披露的韓麟春的話恐怕是何成濬埋藏心中多年的秘密，韓麟春對他的這番直言相告應該已被他轉告了張學良。

韓麟春的死亡時間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多種說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腦溢血、被（張作霖或張學良）毒殺等不同說法。一個屈指可數的奉系頂級將領，其死亡時間、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連個明確可靠的記載都沒有，這太反常了。韓麟春應該不是正常死亡的，他的死因一定有難言之隱。

韓麟春有個弟弟叫韓麟征，參加過1927年秋冬奉軍對晉軍傅作義部的涿州戰役（涿州圍困戰），他當時是張學良衛隊旅（旅長王以哲）第三團團長。這個人的記錄到涿州戰役為止，此後便人間蒸發、再無下文。

註：張學良衛隊旅於1928年初擴編為陸軍第十九師，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整編軍隊，化師為旅，第十九師又改編為獨立步兵第七旅，駐奉天（瀋陽）。王以哲和第七旅曾在“楊常事件”中負責外圍城防警備。

韓麟春極大可能也死於張學良謀殺。

張學良殺害、罷斥卓有能力、經驗豐富、老成持重的張作霖舊臣，代之以年輕氣盛、眼高手低、輕率魯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對自己盲目崇拜、唯命是從的少壯派親信；

張學良破壞了張作霖時代不殺戮高層的傳統；他製造恐怖氣氛，製造個人崇拜，獨斷專行，決策過程不透明，破壞了張作霖時代大家敢說話的議事氛圍，和高層間寬鬆平和、暢所欲言的議事風格；

因為有無法公開的（身份）隱秘，張學良必須處處詐偽，時時對人小心防範，無法象張作霖那樣胸懷坦蕩、開誠布公、從善如流、博採眾議；

張學良將張作霖近日反蘇的外交政策徹底逆轉，在暗中通蘇、聯蘇、助蘇的同時極端地敵日、反日、排日；對日本的“維權”及落實協約要求（日本與張作霖及北京政府簽訂的相關協約中規定的日人居住往來自由權、土地商租權、滿蒙鐵路敷設權等）一直蓄意推脫、敷衍、拖延，並以東北外交由中央負責，中日條約中方文本均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焚毀等理由拒絕與日方進行協商、談判。對日本軍界，特別是少壯派軍人而言，既然協商交涉之路已絕，那麼就惟有付諸武力一途了。

抓獲在東北、外蒙邊界進行對蘇作戰情報調查的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後，張學良沒有通過公開渠道處理，而是授意關玉衡秘密處死中村等四人，並毀屍滅跡，這恐怕是張學良蘇聯代理人、特別黨員的本能反應，他要讓中村手上有助於日本對蘇作戰的情報徹底毀滅。

不幸的是，張學良的自作聰明之舉被土肥原賢二偵破了。“中村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日軍少壯派的神經，他們早就想用武力解決“滿蒙懸案”了，他們維護帝國尊嚴和帝國軍人尊嚴的時刻到來了。“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點燃了，中日關係從此走進了難以化解的悲途。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