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我的愧疚(ZT)

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講，我不會知道自己年輕時的編寫工作，對東南亞地區一代人的誤導，以致影響他們的人生。我為此深感愧疚。

1991年底，我應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邀請，去那裡的八個城市演講。被邀同行的還有好友作家黃春明。主辦方給我們的共同講題是「看海的九十年代」，題目結合黃春明的小說「看海的日子」和我主編的《九十年代》。黃春明主要講的是九十年代面臨的環境保護問題，我主要講的是九十年代中國吸引海外投資的新局面，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的矛盾問題。

那時候《九十年代》已從左派刊物轉為獨立輿論多年。長期讀者對我們言論方向的轉變多表認同。想不到在大馬的多場演講中，遇到許多當年受我的左派思想影響的讀者。相隔二十多年後，他們仍然記得我，來聽我的演講，而且還未能捨棄社會主義思想和「心向中國」的感情，對我的改變難以接受，並提出疑問。

六十年代中期，我編寫過《社會科學初步》《哲學初步》《美學初步》《邏輯學初步》《哲學與人生》等淺易入門的小叢書，這些書除了基本知識之外，也貫徹了我當時的「科學社會主義」觀念。在新馬一帶很暢銷。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我的認識和想法已經有許多改變。當一位讀者帶着其中一本書，說他在監獄中與難友輾轉相傳，把我在這些書中的觀念奉為應有的世界觀，而今天聽我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已經破產了」，使他迷惑和傷感：「你曾是我的啟蒙老師，在監獄中讀這些書使我精神上支撐下去，今天你改了，要我怎麽辦？」

也有讀者帶來了我在六十年代主編的《伴侶》半月刊，和早期的《七十年代》雜誌。兩本雜誌都帶有左派色彩。當時在新馬一帶也暢銷。帶來的讀者說，馬來西亞的軍隊在掃盪馬共的營房中找到《七十年代》，一些人因此受難。

我感激這些老讀者對我的愛護，也感動於他們追求理想的認真的人生態度。我以萬分抱歉的心情回顧自己過去的工作，反省當年散播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哲學理念和人生觀。但我除了儘可能清楚明白地講述我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想法之外，我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麽去補償曾經對他們人生的誤導，尤其是想到他們可能曾經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在二次大戰前，東南亞華人自稱或被稱為「華僑」，他們效忠的對象是中國。1949年中共建政後，兩岸分立，一邊設立人大華僑委員會，另一邊保有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即使東南亞華人已逐漸成為各國公民，已不再是僑民。華人的勤奮相對於當地人的怠懶，經濟上佔優勢，因而在東南亞各國都有不同程度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華人居二等公民地位，故在感情上多傾向中國。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新氣象，對外的獨立自強姿態，加上與蘇共分裂後的革命狂飆，使馬來西亞不少華人受其宣傳影響，由民族主義而接受並追求社會主義。

中共口頭上說不干涉各國內政，實際上在精神上甚至行動上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越南的胡志明不待說，馬共的武裝革命也得到中共支持，領袖之一的文銘權後來更躲進中國大陸。馬共、印尼共的組成主要是華人。這些都成為六十年代印尼和馬來西亞相繼大排華的原因之一。印尼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估計有50萬華人被殺；1969年馬來西亞官方定性為「種族大衝突」的事件，造成130名華人死亡。

最慘絕人寰的是赤柬在1975年掌權後的大劫難。赤柬領袖波爾布特四次訪問中國，其中1975年獲毛澤東會見，毛支持赤柬的消滅資產階級路線，於是波爾布特回國後將所有城市居民驅趕到農村勞役，在城市居住的華人首當其衝，被大量殺害，華人人口從60萬，銳減到30萬。

在東南亞華人大批被殺害的事件中，中共只在1965年派過兩艘船到印尼接僑，對印尼軍人大規模殺害華人連口頭譴責也沒有。赤柬大屠殺，華人涌到中國大使館求援，使館人員在後院下棋，見華人涌到鐵門，即退回屋內，緊鎖門戶。華人走投無路，大批遭殺，少數人歷盡艱辛去到泰柬邊境，拉起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當中國人！」這樣寫是因為見到赤柬屠城時，美國僑民連家中的狗都帶上直升機，逃往美國戰艦。大屠殺後，赤柬領袖波爾布特1977年訪問北京，受到中共領袖熱烈歡迎。

在馬來西亞，不止一個人對我說，他對一年前李鵬訪馬時，叫各地華人要效忠所在國，表示反感。不是說華人不應該效忠所在國，而是中國曾經如此對待各地華人，還有臉說這樣的話嗎？而且這句話暗示還有華人仍效忠中國，分明挑撥華人與當地人的關係。

東南亞華人被排擠的血淚史，罄竹難書。排華，當然有許多當地的社會因素，但華人的「胸懷祖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聽到一些個人故事，不禁為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寫作而自責。

「知識分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這樣說。心有戚戚焉。（失敗者回憶錄130）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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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中，西方反戰左翼的失語(ZT)

反戰左翼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甚至和克里姆林宮，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識」。

烏克蘭戰爭至今已一個多月。與一些軍事專家們預測的相反，烏克蘭非但沒有早早丟掉首都基輔的控制權、喪失南部的港口，反而對俄軍造成了重創，牽制了超過1/3部署於俄烏邊境的俄軍。但戰爭不必要地消耗着平民的生命和生活，反戰聲此起彼伏——除了普通民眾樸素的對戰爭的反感之外，也包括反對戰爭升級或用另一場戰爭對抗戰爭的觀點，後者常常被理解為美國和北約不應該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思覺失調的反戰，矛盾地表現在西方左翼身上。

在俄烏開戰之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協會曾發表長篇聲明，譴責西方和北約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負面影響。1）他們將戰爭的爆發部分歸結於北約東擴和西方對烏克蘭內政的干涉：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論點與他們通常「鄙夷」的現實主義學者，如約翰-米爾茲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瓦爾茲（Stephen Waltz）一致，認為以美國為首的 "帝國主義 "北約的擴張，違反了其在德國統一前對蘇聯的承諾，引發了東歐的地緣政治焦慮，促使俄羅斯通過戰爭捍衞其安全勢力範圍；2）與傳統的外交孤立主義者，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類似，他們呼籲重新反思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對美國干涉離岸事務，減少對 "普通俄羅斯人 "的制裁，並主張反對任何形式的武器援助或者戰爭干涉。

對於社會科學家們而言，如果說可以從正在進行的戰爭中學到什麽的話，那便是對於國際關係研究傳統範式的反思：國際政治中結構性的因素，如「北約東擴」和地緣政治壓力，可能並非是獨裁者在做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考量——在學界內部，我們正在目睹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研究範式之間的融合，而這種融合正在對米爾茲海默等傳統的、只關注結構性因素的學者提出越來越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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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回憶錄：中國，一口活的「官財」(ZT)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現大轉折：過去對政治冷漠，面對主權轉移的無奈，或移民、或買外國護照作保險、或消極「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學生爭民主並獲各界支援的電視畫面，而激發起對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從而大規模去關心中國政治事態。六四改變了許多香港人從逃避轉為面對現實，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或聯合中國民主派抗共的行動。
 

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我最記得那一年5月20日風暴襲港，八號風球高懸，狂風暴雨下，常態是交通停頓，街道極少人行走，但香港卻有四萬人冒着大風雨走上街頭遊行。只因為前一晚李鵬在電視殺氣騰騰的講話，楊尚昆宣布軍隊入城，接着頒布戒嚴令，封鎖新聞，香港人不顧風雨上街。

在八號風球下，我接受兩家電視台訪問，就是在那時說出「關起門來打狗」這句話。次日颱風過去，激發了一百萬人的大遊行，遊行隊伍到跑馬地馬場集合，在那裡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5月27日，香港演藝界總動員，舉辦了「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

接着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聲譴責，傳統左派、中資直屬機構，《大公》《文匯》，新華社員工都走上街頭，並在報紙刊登廣告譴責屠殺。跟着是秘密展開救援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

正如抗日戰爭的悲憤激發起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樣，八九民運絕食學生及支援者的命運，和中國的暴政，也激發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憤的民族感情。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轉變的意識基礎。

更重要的意識是出於自救心態：「抗暴政、救中國從而可以救香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被迫接受，越來越近的香港主權轉移的無奈，加上那幾年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對聯合聲明附件一，從市民權利最大化向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國背棄承諾，令香港人對前景越來越悲觀。中國民主運動的突然奮起，燃起了對未來宗主國從專權政治邁向民主的希望：這可能是香港未來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聰明人」的押寶心態，尤其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們看到中國各界包括黨政機關人士，紛紛走出來對北京學運聲援，認為中共的開明派最終會贏得權力，於是把賭注押在開明派身上。最明顯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後來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後七次在報紙刊登廣告，聲援學運和譴責北京政權鎮壓。後來他絕口不談六四，還在2011年表示鄧小平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

六四最流行的愛國歌曲是多年前為追悼在越戰中陣亡的解放軍戰士而作的《血染的風采》。最能夠表現香港人參與精神的，是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緊急創作出來的《為自由》。而我最受觸動且數十年沒有忘記的詩句，就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地下道牆上的《瘋女人》：

「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夜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尋味。多年後，我在中國網頁上讀到另一首無署名的詩，或可以作一註腳，詩題是《中國人的墓志銘》：

「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麽兩個/躺在裡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着」。

詩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議，在9月12日零時，即六四死難英靈的百日忌辰，家家戶戶，滅去電燈，在窗台上點起一枝蠟燭，以至於盡，以此來寄託我們刻骨銘心的痛惜。他又提議以後每年六四週年，都以這方式，抒發沉哀，時刻反思，「敬申吊於英靈，寄長懷於民主」。

1989年八月號，《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題材的着名畫家林風眠的新作《噩夢》。那一期雜誌封面，我創造了一個新詞：「黑社會主義」，我為此撰文解釋，中國口口聲聲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實際上所實行的是「黑社會主義」。「黑社會主義」奉行黑社會邏輯：只講強權，不講規則，不講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強制就是道理。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學生，回應就是坦克和射殺。5月20日戒嚴前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籲召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掌軍權的大家長置若罔聞。人大委員長萬里，因為可能會公正主持會議，於是用槍桿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後「請」一個已經退休、什麽職位也沒有的元老彭真來主持人大副委員長會議。最高法院院長，向下達戒嚴令的總理表忠，以示司法將忠誠為槍桿子服務。軍委主席掌黨政大權，可重組黨政最高層級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聽話的常委，指定從上海找來一人當「核心」，並下令其他人「誰也不要不服氣」……。這一切像不像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邏輯？

一個人不論以前如何開明，一旦掌握了絕對權力，就會奉行黑社會主義，就會成為一個大怪物。活的「官財」，造就中國成為一口活的棺材！（失敗者回憶錄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