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成逼蔣抗日，促成抗日統一戰線，實現化日蘇戰爭為中日戰爭等斯大林-蘇聯遠東戰略目標過程中，張學良居功至偉，宋氏家族的宋慶齡、宋美齡、宋子文等人也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本人的系列文章“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以大量事實證明：張學良是一個隱秘的紅色代理人；宋慶齡的紅色代理人身份早已被揭開；進一步的問題是：與張學良關係極為密切的宋美齡、宋子文，是否與張學良，與他們的二姐有着相同的隱秘身份？他們對張學良、宋慶齡的眾多配合、協助，是被利用，還是同樣在履行使命？

1925年1月底，奉系大將張宗昌（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鎮威軍第二軍副軍長，戰後任宣撫軍第一軍軍長）率領的遠征軍躍馬長江，挺進上海。2月初，張宗昌與孫傳芳（時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妥協，雙方簽訂“江浙二次和約”，相約“浙軍退松江，奉軍退崑山，上海永不駐兵”。5月，應上海總商會所請，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同意在上海設立獨立於江蘇省的自治市，此舉一定程度上使上海處於無政府狀態。

自治市設立當月，上海爆發“五卅運動”，5月30日，發生死13人，傷數十人的“五卅慘案”。經張學良本人向張作霖（再三）要求，老張派小張率一支約2000人的部隊乘津浦路列車南下上海，調查“五卅風潮”、“五卅慘案”，調停中外衝突、維持秩序。6月中旬，宋美齡先在上海北站的歡迎人群中進入張學良視線，當晚又現身美國上海領事館招待張學良的雞尾酒會，與張學良相識、共舞，用英語交談。張學良本人的英語相當過硬，但他仍以“初識”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齡為其英語翻譯，張在宋陪同下出席各個外交場合，“雖只短短旬日，然盡顯風華，折衝樽俎於華洋各方，敢向外人興師問罪，勇為同胞報仇雪恥，譜寫了一篇愛國主義華章”。在滬期間，張學良與宋美齡頻頻約會，二人成雙結對，共同出入上海社交界，相處非常愉快，從此“結下了長達近一個世紀的友誼”。張學良、宋美齡的上海“初遇”可能只是戲劇性的偶然邂逅，也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二人的頻頻約會，可能是同志間的碰頭。在滬搭檔出席外交場合，是張學良、宋美齡默契合作的開始。

破解張學良、宋美齡身份隱秘的一把關鍵鑰匙是著名紅色特工閻寶航，閻寶航是張學良與宋齡的重要聯絡紐帶之一，他是從張學良身邊來到宋美齡、蔣介石身邊的。

“1995年11月1日，俄國駐華使館舉行了一個特別的儀式。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向肅然而立的人們宣讀了葉利欽總統簽署的授予閻寶航及他領導的情報小組成員閻明詩、李正文同志以“偉大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章”的命令。羅高壽大使評價說：‘閻寶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蘇聯提供了關於德軍進攻蘇聯日期的準確情報，在二次大戰最後階段在蘇軍對日作戰前提前向蘇聯提供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軍事部署資料。這兩件事將載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冊。’”

羅高壽提到了閻寶航對蘇聯的兩項重大功績。關於第二項功績，身在抗戰大後方重慶的閻寶航如何能獲得千里之遙的關東軍東北詳細軍事部署資料呢？按流行的說法，有關部署資料（包括關東軍陸海空軍的部署、設防計劃，要塞地址，兵種、武器，翻譯人數、將領姓名等）是閻寶航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借閱得到的；閻寶航怎麼知道第三廳有上述資料呢？按流行的說法，是第三廳副廳長鈕先銘透露給閻寶航的。不難判斷，以上流行說法其實是編造的謊言。何以見得？抗戰結束前，國民黨從未統治過東北，“九·一八事變”前東北的統治者一直是張氏父子，“東北易幟”名義統一後，東北仍是張學良的天下，東北的官員都是張學良任命的，軍隊都在張學良控制之下，張學良不容中央插足東北事務，國民政府從未向東北派出過一官一卒（除了幾位名義上的中央政權駐東北代表），不僅軍務、政務，就連東北的國民黨黨務工作也完全由張學良及其心腹把持。國民政府在東北的情報體系、人脈資源一片空白，絕不可能先於張學良的東北軍系統獲得關東軍軍事部署資料；可以斷定，相關軍事部署資料一定來自閻寶航的前東北同僚，“九·一八事變”後奉張學良指示以“漢奸”身份潛伏在偽滿洲國與日本周旋的前東北軍高級官員張景惠、藏式毅、邢士廉、於鏡濤等人。

相比上述兩項功績，閻寶航的成名之作對蘇聯的貢獻更為巨大。19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屆太平洋會議上，時任“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的中國代表閻寶航，與另一位中國代表，同為張學良核心幕僚的王卓然等人拋出了“田中奏摺”，在會場上向各國代表散發這一偽造之作的英文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田中奏摺”有中文版、英文版，卻沒有日文版）。閻寶航、王卓然等人在京都拋出“田中奏摺”時，正值中蘇中東路事件後期，蘇聯紅軍正對西線滿洲里、札蘭諾爾（今扎賚諾爾）的兩支東北軍孤軍梁忠甲（時任中東鐵路西線護路司令）第15混成旅、韓光第第17混成旅發動最後的猛烈進攻，這兩隻部隊自8月蘇、中開戰以來未得到張學良一槍一彈一卒的支援，“田中奏摺”拋出後的11月中下旬，第17混成旅、第15混成旅先後被蘇軍殲滅，韓光第、所部兩個團長及全旅官兵幾乎全部戰死，梁旅數千官兵彈盡被俘，梁忠甲釋放回東北後被謀殺（偽裝成煤氣中毒死亡）。在應當積極謀劃反擊蘇聯入侵，解救梁、韓兩旅官兵的時刻，張學良、閻寶航、王卓然等人卻在煞費苦心地為蘇聯做輿論善後工作。“田中奏摺”的拋出讓國人淡漠了一萬東北將士的戰死，奏摺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措辭深深刺痛了無數中國人的神經，因蘇聯入侵而高漲的中國國內反蘇輿論迅速被反日狂潮所替代、所淹沒。“田中奏摺”成功轉移了視線和仇恨焦點，給中日關係打上了一個難解的仇結，摧毀了兩國間的互信。關於張學良與蘇聯合演中東路事件雙簧戲（延續蘇聯中東路控制權），及張、蘇聯手炮製《田中奏摺》的有關細節、有關分析，可參閱：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中）

偽造、拋出“田中奏摺”，使中日成為死敵，並一步步走向全面戰爭，閻寶航（、張學良）這一對蘇聯巨大貢獻，羅高壽無法宣之於口，各種文章也每每迴避或不予深究。

1995年11月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追授閻寶航及閻領導的“奉天情報組”“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勳章”，表彰他（他們）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所做的傑出貢獻時，代授勳章的羅高壽還稱讚道，“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的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

這不是對友人的讚譽，這是對自己人—前蘇聯間諜們的褒獎，是對張學良的不明言的授勳。“奉天情報組”的真正領導人和首功之臣是張學良，閻寶航只是張學良情報組的核心成員之一。

張學良、閻寶航們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卻是中國人民的沒頂之災，張學良、閻寶航們的勳章，是無數中國人鮮血、生命的代價換來的。張學良、閻寶航們偽造、拋出“田中奏摺”，摧毀中日互信，激化中日矛盾，激發中日全面戰爭，用中國人的屍山血海將日軍拖在了中國，用中國人的血肉長城保障了蘇聯東線的安全，將日本長期準備的對蘇戰爭化於無形。崔可夫元帥《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一書中寫道：“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

眾所周知，閻寶航加入中共後並不歸地下黨組織領導，他是周恩來親自單線掌握的“特殊人物”，其職責是做“國際情報”。那麼，是誰把閻寶航安插到國民黨要害部門的？是周恩來嗎？不是。閻寶航與周恩來首次謀面是在“七七事變”後的1937年8月，周恩來與朱德、葉劍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國防會議期間，而早在1934年10月，閻寶航就已經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了，早在1929年，閻寶航就與張學良，與蘇聯人聯手炮製，並親自拋出《田中奏摺》了，早在1916年~1918年間，閻寶航就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與“一生摯友”張學良相識了。

把閻寶航安插到國民政府要害部門的人，是張學良、宋美齡。

1934年5月，蔣介石實際控制的“復興社”與張學良實際控制的“復東會”合併為“四維學會”，“復東會”的重要創建、領導者閻寶航作為張方代表成為“四維學會”的15名理事之一。

“四維學會”成立後，全體理事到南昌面謁蔣介石，宋美齡與閻寶航見面，邀其出任蔣、宋共同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促進委員會的總書記(後改為總幹事)。閻起初婉辭不就，宋美齡又與蔣介石共同約見閻寶航說，“新生活運動是社會運動，是為抗日作準備”，表示要對閻現在所做的抗日工作給以援助。7月，閻就任“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書記（一說“新生活運動”的總會主任幹事為熊式輝）。10月，閻寶航獲得了最重要的一個職務，他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抗戰爆發後，閻寶航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這兩個職務使閻寶航可以接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核心機密。

註：閻還身兼國民黨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理事、大明實業公司總經理等職務；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先後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重慶市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陪都勸募公債運動主任幹事。

半個世紀後，閻寶航的親屬這樣回憶：“閻寶航認為情報工作如大海撈針，除抓住重要關節展開活動外，為廣泛搜集情報，他無時無刻不活躍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場合。有時他以富商大賈的身份，西裝革履出現在美軍俱樂部的舞池；有時打着V字手勢搭乘美軍汽車；有時又挽起袖子和國民黨軍官聚會在賭場。有一次地下組織的情報送遲了，誤了接頭時間，閻寶航就利用警方攔住郊線客車進行檢查，親自把情報交給在車上的我方交通員。”

1934年冬，得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把負責支援東北、華北抗日工作的中共黨員張希堯（1933年入黨）等6位同志逮捕，閻寶航立即找到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的推行股長邵華並說：“北平黨部逮捕的那幾個人，是我的東北老鄉，他們一直跟着我搞救亡工作，他們在北方的活動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請你轉告中統副局長徐恩曾先生。”不久，張希堯等人獲釋。

1935年11月，閻寶航又得知，華北冀政務整理委員會，把一批青年列入黑名單，交給日本駐天津司令部，他親自去找中統頭目賀衷寒交涉，賀諉責於華北當局，稱與他無關。閻寶航問道：“華北當局是你們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他們）把抗日青年出賣給日本人，而你們中央政府不問不管，你們是什麼政府？”由於他的嚴正抗議，這批青年免遭罹難。當東北抗日聯軍代表李延祿（中共黨員，1931年7月入黨），在滬、寧等地與各界愛國人士接洽援助東北軍代表事宜，受國民黨跟蹤、限制時，閻寶航也親自出面交涉，使其免遭迫害。

閻寶航來到了蔣介石身邊（閻曾和蔣介石共用一個大辦公室），成為蔣、宋夫婦的紅人，打入國民政府核心軍事部門，廣交國民黨CC系、軍統、黃埔系、政學系等各個“派系”、“山頭”的朋友，與陳立夫、戴笠、康澤等人建立“特殊關係”，巧妙周旋於馮玉祥、孫科、張群、于右任等要人、名流之間，長袖善舞、縱橫捭闔，成為戴笠（戴與張學良也是結拜兄弟）、徐恩曾、賀衷寒等軍統、中統特務頭子“高看一眼”、“禮讓三分”的人物，正是張學良、宋美齡共同布局的結果。

幫助張學良、張治中、閻寶航等人獲得蔣介石信任、重用，為他們提供保護傘、護身符及各種便利，不着痕跡地與其它紅色代理人、紅色特工、紅色人員配合、協作，是蔣夫人宋美齡被忽略的真實人生寫照。

閻寶航的身份極度隱秘，按目前已公開的說法，閻寶航是1937年9月加入中共的。15年後的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閻寶航在外交部內部公開中共黨員身份（閻時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主任為王炳南），但仍不向社會公開他的黨員身份。閻寶航應該是由國際黨員轉為中共黨員的，閻成為聯共（布）或俄共（布）黨員的時間不會晚於1929年10月，即不晚於他參與偽造、拋出“田中奏摺”的時間。

在國民政府時期如魚得水、左右逢源、風光紅火的閻寶航在中共建政後未獲重用、未授軍銜，文革中被打成“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成員，“現行反革命分子”，慘死秦城監獄，“不通知家屬、不留骨灰、不留遺物”。閻有此遭際並不奇怪，他不是知根知底的中共“自己人”，他本是中共系統之外的蘇聯間諜，是毛澤東最猜忌的一類人。

閻寶航是照出張學良、宋美齡隱秘身份的一面鏡子；從張學良身邊來到宋美齡、蔣介石身邊的人，除了閻寶航，還有澳大利亞人端納，端納是解開宋美齡隱秘身份的另一把關鍵鑰匙。

端納行事極為謹慎周密，但可由“全程陪同了張學良旅歐”這一情況判斷出端納的隱秘身份。

1933年3月11日，因熱河不戰淪陷，張學良通電下野，翌日飛抵上海。33年4月11日，張學良、于鳳至、趙一荻（、端納）一行從上海出發，乘船前往意大利，開始了歷時八個月的歐洲之旅。

張學良旅歐期間做了一些非常隱秘，近幾年才被披露的事情。

1933年5月，黑龍江望奎縣人，留學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英國共產黨黨員、中國語言組書記於炳然（原名于斌，有些文章稱其為余斌）與時在意大利的張學良建立了聯繫，7月下旬，張學良、於炳然在倫敦見面並共進晚餐，之後兩人多次相聚長談。孫果達教授《西安事變最大的未解之謎——張學良秘密訪俄？》一文說余斌當時和張學良一起同住了整整一個月。1934年8月，已回國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的張學良致信於炳然，說已為他辦好了赴蘇聯留學的手續。於炳然赴蘇前聯繫了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1934年10月抵達莫斯科後，於炳然與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多次接觸。一直到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3月，於才奉命回中國，這一指示應該來自王明，於回國的原定工作與鞏固東北軍中的黨組織有關。於炳然應該是以“留學蘇聯”的名義擔任張學良的常駐莫斯科代表，張與蘇聯、與王明的聯絡人。

孫果達教授《西安事變最大的未解之謎——張學良秘密訪俄？》一文還披露，1933年10月中旬（結束與於炳然的“同居”之後），張學良從瑞典秘密前往赫爾辛基，在絕密的情況下會見了蘇聯公使‘斯坦因’，隨後又飛赴列寧格勒。張學良從未對外提及秘密訪問列寧格勒一事，他謊稱蘇聯拒絕了自己的訪蘇要求，《張學良年譜》中的相應描述是：“10月14日乘飛機赴芬蘭訪問。訪問芬蘭後本擬訪問蘇聯，經聯繫，因於某種原因，蘇不予接待而作罷。在結束對芬蘭考察後，仍飛回倫敦。”

張學良無法對全程陪同自己旅歐的端納隱瞞他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絕秘接觸，特別是與於炳然的長期相處；只有絕對信任端納，完全把他看成自己人，才會讓其全程陪同自己旅歐。一個外國人能夠獲得張學良絕對信任，只有一種可能：端納是張的同志，端納與張學良有着相同的隱秘身份—聯共（布）黨員。

據有關資料，不晚於1928年夏秋，端納已成為張學良的政治顧問，並參與了張學良的“東北易幟”決策。在與蘇聯的關係不能公開的情況下，實行“易幟”，與蘇聯烙印深入骨髓、反帝特別是反日情緒根深蒂固的國民黨“統一”、合作，是秉持極端反日立場的張學良生存的必然選擇、最佳選擇。在張學良-蘇聯的中東路事件雙簧戲中，端納應該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參與了“田中奏摺”的偽造。

1934年1月8日，由歐洲回國的張學良在端納陪同下抵達上海。張回國後即發表公開談話，宣稱擁戴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主義，實行領袖獨裁，武力統一中國。以此番言論博得蔣介石歡心的張學良迅速重獲兵權。2月，張學良被任命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翌年3月又轉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仍駐節武昌，繼續主持華中地區軍政事務）。張學良並不信仰法西斯主義，張的真正信仰一直是共產主義，張多年前就以黎天才為師；約在1932年，他又以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馬列專家潘文郁（潘東周）為師；駐節武昌後，張學良仍對共產學說、馬列著作勤學不輟。張當時家住武昌徐家棚，辦公地為望山門原兩湖總督衙門，兩地車程約40多分鐘，張學良常要兩位老師潘文郁、吳雨銘隨車講課。潘文郁、吳雨銘兩位“前共產黨人”當時都是鄂豫皖剿總特務機構—機要處的中校秘書，機要處少將處長則是張學良首席幕僚，李大釗曾經的左右手黎天才（即李渤海）。

關於黎天才的更多情況，可參閱：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上）

關於潘文郁、吳雨銘的更多情況，可參閱：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下）

張學良回國後不久，宋美齡把端納要走，以之為自己與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有說法稱，宋美齡把端納要到身邊，是讓端納幫助她處理與“新生活運動”有關的信件和報告。這只是託辭而已。在擔任張學良政治顧問前，端納還做過孫中山和兩廣總督張人駿的顧問，端納不是，宋美齡也不會讓端納做處理信件、報告等俗務的辦事員。不難推測，宋美齡把端納從張學良身邊要到自己和蔣介石身邊，真實目的應該包括：
1、進一步拉近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
2、以端納為她和張學良的（閻寶航之外的又一）聯絡人；
3、以端納為她在蔣身邊的幫手，唱和、配合者，宋美齡自己不便說的話，可以先由端納之口道出，宋再予以呼應，以更有效地影響蔣的決策；
4、端納也將是蘇聯-斯大林埋在蔣介石身邊的另一隻耳目，另一顆釘子。

為什麼斯大林對蔣介石認識非常深刻，判斷極為準確，對蔣“充滿信心”？因為斯氏在蔣的身邊布下了宋美齡。

張學良旅歐回國後迅速再獲要職、重掌兵權，固然與他用“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等言辭取悅蔣介石、騙取其信任有關，但也不應忽略宋美齡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其機要秘書、馬列老師潘文郁向中共北京特科輸送大量機密情報，事泄後張本人不受任何影響；在鄂豫皖指揮十幾萬大軍假剿共，對數千紅軍屢戰屢敗，不僅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反而在1935年9月得到了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命--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獲得了救紅軍於危亡的絕佳機會，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對張學良不加防範。。。凡此種種，不會與宋美齡的枕邊風無關。

張學良被任命為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的當月，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宋美齡共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這一運動是宋美齡先提議，而後獲得蔣介石共鳴的。通過慫恿並與蔣介石共同發起“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獲得了眾多參政、干政的機會，她之後又不斷擴張着自己參政、干政的機會。宋美齡通過“新生活運動”提高婦女地位，首先被大大提高的是其本人的政治地位，她不再僅僅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參政、干政之過度，在民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