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轉載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俺先抄錄如下：

李鴻章差一點當了總統？沒錯，如果當時他同意的，沒準歷史上就真多了一位“李大總統”呢。

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與清廷保守勢力合流，釀成激變，帝國主義列強趁機發動侵華戰爭，整個華北地區幾乎全部捲入變亂之中。在此舉國鼎沸情勢之下，李鴻章、張之洞等東南督撫發起“東南互保”，在南方與列強講和，實現局部和平。

在東南與朝廷政見歧異的情況之下，列強、保皇黨、海外革命黨人與東南督撫關係漸呈微妙情勢，所以就有人提出“兩廣獨立”，而且呼聲越來越高。

於是呢，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與梁啓超等保皇黨妥協，謀求策反兩廣總督李鴻章，在兩廣建立“獨立”政府，擁戴李鴻章為：“兩廣共和國總統”。

說來奇怪，在庚子年的亂局中，不僅是華南的孫文一系，似乎有很多體制外的變革勢力都寄希望於李中堂這個安徽人，希望他能與腐朽的舊體製做切割，帶着中國走向現代社會。

此時大家都有一個奇怪的幻覺，覺得李鴻章李中堂或許可以救中國。

1900年6月，章太炎寫信給李中堂：“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而康聖人更是在《知新報》上直言：“天時不可失，人心不可違，變亂之間，差於毫髮，成敗所決，惟公圖之”。

甚至連一度主張過暗殺李鴻章的梁啓超當時也為李鴻章謀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

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確實真正存在的事實，這來源於孫中山、梁啓超、劉學詢（李鴻章的幕僚）、日本革命黨和英國友人的通力合作，但這個合作只存在了一個月不到。

而這件事背後的最大的推手其實是一個叫何啟的人。他是孫中山幕後的金主，也是香港殖民政府立法局華人議員。

這位何啟是香港華人領袖，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的創始人，與孫中山可以說是有師生之誼。何啟對李鴻章印象一直很好，其原因可能在當初西醫書院創立之時，還在北方擔任直督的李鴻章就是其贊助人之一。孫中山的老師、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曾經盛讚李鴻章為“中國之俾斯麥也”。

在劉學詢的穿針引線下，李鴻章同意與孫文會面。此時，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動李鴻章與孫文聯合，實行兩廣獨立。卜力和孫中山給李鴻章開出了一張誘人的支票：如果獨立成功，將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兩廣共和國”的“總統”。

不過呢，粵省獨立的計劃可能只是何啟、劉學詢以及革命黨人的密謀，李鴻章對之或許知道，但應該不會當真。至於孫中山，似乎也是“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是也認為“此舉設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 ”。

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進行試探性接觸。1900年6月17日，孫中山一行從日本乘船抵達香港海面 ，為防範李鴻章“設阱誘捕”，“不欲冒險入粵”，特派宮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會談雙方就特赦孫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貸款十萬兩兩個問題 ，達成了共識。

但是，就在這次會談之後的第二天。朝廷卻發布諭旨，命李鴻章北上赴京，收拾那一堆爛攤子。李鴻章似乎放棄了與革命黨人的密謀，立即宣布遵旨北上。

莫非李鴻章之前完全是對革命黨人的虛與委蛇，其實也不盡然。義和團運動與清廷保守權貴合流之後，北京政局陷入混亂，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性。“東南互保”算是一種未雨綢繆，“兩廣獨立”可能也是李鴻章內心一種最糟糕的危機應對方案了，劃地自保而已。

李鴻章雖然宣布遵旨北上，但並未動身，這莫非他真的在計劃搞獨立，對清廷陽奉陰違，這也是過於高估李中堂的膽識了。朝廷諭旨令李鴻章北上，粵省官紳卻極力挽留，《中國旬報》記載 ，當清廷“特召粵督李鴻章入都，粵省紳商紛紛稟留”。可見，李鴻章在廣州，就意味着秩序的穩定。李鴻章逡巡不行，可能與此有關。

另外，朝廷起初的諭旨僅僅命李氏北上，而未涉及職銜，李鴻章三思之後 , 當慮 及與其含糊 應命 , 不如坐待挾成 。直到後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到達，李鴻章才願意動身北上。

1900年7月17日，李鴻章乘招商局“安平”輪離穗北 上，經香港時，受到港英當局隆重歡迎，並與香港總督和各國駐港領事會晤。在李鴻章抵港前一天，孫中山也已經從西貢返抵香港海面。因英方受清廷要求而下的驅逐令，當時的孫中山是無法登陸的。

港英當局可能還想再作努力，但是孫中山此時已經放棄希望，以為“ 李以八十老翁 , 本無遠大理想 , 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勸告而終止其行 ”。

港督卜力試圖做最後努力，勸說李鴻章獨立，說“ 刻下是兩廣脫離清廷獨立之良好機會 ”。李鴻章對“兩廣獨立”之事不置可否，但是卻耐人尋味地探尋了 “英國希望誰當皇帝 ”。卜力回答道：“西方大概會徵求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李中堂眯起了眼睛，似乎終於拿定了主意，他說：“慈禧皇太后是中國最強有力的人。”

這場“兩廣獨立”的努力最終化為空花泡影，在天津陷落的時候，李鴻章啟程北上，去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孫先生也繼續努力，完成他希望完成的事業。

李中堂在北上的路途中說：“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梁啓超曾斷言，李鴻章沒有“獨立”的魄力，但在我看來，李中堂有沒有魄力不是這件事的關鍵，說到底，李中堂還是局中人，在他的心裡天然排斥共和，他的東南互保，保的恐怕還是大清的安危，對他抱有“總統”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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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日李中堂也適用：即使中共有可能用中堂換下包子，對中堂大人抱有改變大黨王朝的希望也是可笑的。但是，假如李鴻章動了心思願意試着做一下新牌號的皇帝，他或許有意無意創造了一個連武昌起義都不必要的和平推翻大清， 創建一個名義上的的“民國”的條件。儘管他或許跟袁世凱一樣想復辟做皇帝，儘管孫文等人一樣會在蘇聯扶持下搞北伐去推翻李鴻章這個“總統”或者皇帝，中國仍然免不了走那麼一長段內戰加外敵入侵，最後還是歸毛澤東的路子，但是想起來還是很戲劇化的， 至少創造出一個不流血改朝換代的先例。

其實當年戈爾巴喬夫也是極不情願地把蘇聯推向解體的。主要原因是出了葉利欽這樣的徹底放棄共產黨的叛徒，再加上老鄧的天安門事件把蘇聯人震醒了，戈巴喬夫做不到鄧和習這樣頑固冷血，蘇聯人包括黨員軍隊做不了包子們指望的那種完全以黨性滅掉了人性的“血腥男兒”，人類歷史上最偉大長久的大規模活體白鼠實驗才告一段落。

中共國對於習近平終身專制獨裁併沒有任何制度限制，因為這個制度就是極權獨裁。斯毛鐵托金日成等在台上時， 其實都沒有充分的自信自己能夠獨裁至少一輩子，或者死後不被人掘墓鞭屍，因為這也是獨裁者的大概率歸宿。這就是極權獨裁制度的一個根本性悖論。獨裁制度是對獨裁者最沒有限制的制度，可以到完全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指鹿為馬天馬行空，顢頇獨行剛愎自用為所欲為，要搞垮消滅獨裁者極為困難。但同時， 獨裁者幾乎每一秒鐘都生活在極度不安全感中， 睡覺都要睜開一隻眼， 喝水吃飯都是別人先嘗過的口水湯飯，也是真的可憐。越到最獨裁極權地位，比如斯大林毛澤東金家父子，這種絕對安全與絕對不安全，就如同李鴻忠的名言“絕對忠誠絕對不忠誠“一樣絕對矛盾鮮明。俺覺得目前包子並沒有到達斯毛金家父子那樣的絕對獨夫地位，也就是說他的權勢並沒有如日中天，同時他的不安全感也就沒有那些絕對獨夫那樣的絕對死無葬身之地，有點類似於“英明領袖華國鋒”，不同的是中共目前沒有一個鄧小平， 包括習近平本人也絕對沒有毛澤東鄧小平那種打造成功的魅力型領袖威望。目前中共內部的袁世凱很難尋覓。即使袁世凱重兵在握，也是要到武昌起義全國暴亂形成態勢之際， 他才有接受孫中山名利權勢之誘惑威逼清廷的機遇。今日的李中堂，倒是有老李中堂的地位，但是也缺一個洋人支持的兩廣獨立東南自保脫離朝廷的態勢機遇。因此這些時空差， 就是目前傳聞有幾分可能成真的因素：包子既然沒有完全掌控黨國軍警特務文宣經濟政務一切權力，也就沒有到絕對死無葬身之地知地步， 他有被非暴力取代的可能以及非橫死的出路。中共內部反習勢力有一定機會，以李中堂替代包子，來換取內外政策調整改善一下中共自身處境。假如這種改變成真，雖然還不到李中堂甚至袁世凱取代清廷做新牌號皇帝的程度，也至少類似於赫魯曉夫取代貝利亞，甚至一個更堅持共產理念但相對多一些見識圓滑一些的戈巴喬夫出來，給和平理性人性在中國相對增加一點存活發展空間罷。

有那麼一點概率，就會有更大概率的希望與推動力。李克強做總書記， 俺不會覺得有什麼彈冠相慶放鞭炮的必要，但是包子被換掉， 估計應該沒有人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