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二年

2014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腦權”的原創概念。

2018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科技興軍的邏輯》，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提出“從制腦權到制智權”，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權”的原創概念。

制權理論是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軍事概念，隨着戰爭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展。從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空天權的理論演繹軌跡，可以看出傳統的制權理論主要追求對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對陸權，海權，空權，直至對空天權的占有和控制。與其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是機械化和電氣化，鐵路的鋪設，航道的開通，空天衛星軌道的占據，催生着各類新型戰車、戰艦、戰機、軍事衛星和航天器的出現，從而在必爭之地、必爭之海、必爭之空，必爭之外空爭取戰爭優勢，這是制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邁入信息時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變革。過去，不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在熱兵器時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纏鬥的戰爭，較量的是武器的優良和先進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徑和射程，裝甲的鋼板厚度，戰機的作戰半徑和攜彈量，潛艇的續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當轉向信息化戰爭之後，兩軍較量的是對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識、利用、布局和流動，是對戰場瞬息萬變的軍事形勢的快速認知，是如何將信息力轉化為整個軍事體系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也是破壞敵方信息網絡，阻斷敵方信息傳播的能力。這就是制信息權。

當智能革命走向技術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務於戰爭，便成為新的課題。在人類智能與計算機智能之間建立雙向互動、優勢互補和人機融合，從而推高軍事決策的精準度和智能化作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擔危險的軍事行動，比如無人機，無人坦克，無人魚艇，可以替代人類去執行各類複雜的軍事和偵察任務，甚至面對戰場能獨立判斷自主決策，從而減少人的犧牲。因此誰能占據軍事智能的高點，誰就可能以較少的人員傷亡而贏得更大的軍事勝利。這是制智權。

制腦權，特指在戰爭狀態下對敵我雙方認知能力的控制。不僅控制我方的認知能力，而且要打亂、破壞乃至控制敵方的認知能力，讓敵方不斷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它標誌着人類戰爭的舞台從地理空間和技術空間進而轉向人的意識空間、認知空間和思維空間，轉向對敵方軍事司令部大腦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敵人的大腦，就掌握了制腦權，便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國軍人將制腦權稱之為“戰爭制權的皇冠”。

中國原創的這個“制腦權”，正進一步模糊着未來戰爭的面貌和形態，使得人們已經很難預料未來戰爭的將以何種方式進行。

但是，本文所要關注的並非是“制腦權”的軍事運用，而是當“制腦權” 從軍事領域推廣到政治和社會領域，被指定作為中國信息時代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變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全面控制時，它向極權主義政權提供了維持統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檢驗中共對媒體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對人腦的控制能力。“人腦控制”是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怖之處，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們陷於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識形態控制的傳統手段是思想灌輸，即用某一種思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充斥人的大腦，把大腦灌滿，不留空間，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裝入。人們只知道這一種思想，並且被告知這是最好的。人們沒有能力去作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選擇。但是，意識形態灌輸下的大腦，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斷的大腦，而其中睿智的大腦就會提出疑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們是這樣？根據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據人對善惡曲直的基本直覺判斷，人們依然可能挑戰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蘇東歐解體時，正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對於這個制度的不合理的認識，所以當蘇東歐這個巨人轟然倒塌時，人們表現得十分平靜，並認為本該這樣。

中共從蘇東歐的解體中看到了這一危機，僅僅進行思想灌輸是不足以維護其統治的。雖然中共也曾經嘗試放鬆意識形態管制，放鬆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封閉，但最終發現這樣不行，放鬆意識形態管制，等於放棄對特權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釋，放棄了立黨之本，要亡黨。他們別無選擇，不僅必須堅持對大腦的意識形態灌輸，更要對大腦的思維進行直接控制和操縱。這就是制腦權的誕生背景。

如果說意識形態灌輸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色之一，那麼制腦權則是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具有創意性。制腦權的內涵不僅僅是指意識形態宣傳和思想體系的灌輸，而且是指對人的思維的操縱，對人的意識的操縱，對話語權的操縱，對信息真偽的操縱，對文化優劣的操縱，對教育洗腦的操縱。極權主義中共在不同時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腦手段，並通過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控腦。只有當其基本實現了全民性的愚腦和控腦時，極權主義才進入成熟期。

弱腦：面對一個健全的大腦，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個健全的大腦打殘；而把一個大腦打殘，首先要把這個人的尊嚴打殘。在中共獲取政權的初期，邪惡的作法是將人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分子、壞分子，等等，對人進行儘可能的人格侮辱，將人的尊嚴打殘。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將人腦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腦逐步地殘廢，從而使其無力反抗中共對人腦的控制。

貧腦：大腦是知識的載體，一個知識豐富的大腦往往是具有獨立見解的大腦，要想控制它絕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個大腦，必須首先對大腦去知識化，必須令人腦原裝知識貧乏化，無用化，再將這些大腦逐一貼上“反動”“反黨”的標籤，使其大腦窒息。手段就是對人腦進行大批判，連人帶腦將其批得斯文掃地，批得遍體鱗傷，批得一無是處，從而剝奪個人的自信，降低人腦的精神素質。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選，小紅書，黨報、黨章，再無其他書籍可讀，使人的大腦除了貧乏、枯燥、單調再無其他內容可以填充和記憶，從而使其在反抗人腦控制時，缺乏知識依託。

洗腦：當人腦被弱化和貧化之後，再進行徹底的洗腦，從而使其徹底失去反抗腦控制的能力。徹底顛覆和清除人腦原有的知識，強行更換知識儲備，否定人腦原有的經驗，打擊人腦原有的智慧，挫傷人腦的謀略能力。將大腦洗成一片空白，然後重新填充黨文化的垃圾。比如，對於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舊職員，除部分殺頭關監之外，一概送往華東革命大學洗腦，重新灌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將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由於接受改造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腦成功的例子。勞改營，勞教所，“五·七幹校”，學習班，這些都是洗腦機構，抹去人腦里原有的價值觀和善惡觀，長期強制灌注極權主義思想和文化。

植腦：即培植大腦。向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幼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起，在孩子們走向社會之前，就向他們灌輸黨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紅領巾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特定的植腦組織，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兒少年及年輕人培養成沒有獨立思想，只會“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木偶。以“雷鋒”、“邢燕子”這樣一些愚忠人物為榜樣，將年輕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沒有大腦但卻“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封腦：洗腦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總有洗不乾淨的大腦繼續存在，對這樣的大腦必須強行進行封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獄，把文字封起來，把生產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大腦封起來。比如反右運動，林希翎說“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社會主義”，儲安平說：“黨天下”，章伯鈞說要搞“政治設計院”，等等，這些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共產黨的要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發言權，讓他們禁聲封腦。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說五十五萬，丁抒博士說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約是一百二十萬。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萬人的嘴，但殺雞給猴看，實質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學者賀衛方被禁言，張維迎被禁言，許章潤被禁言，但凡有膽識質疑極權制度的，便被中共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剝奪了他們的生存空間，讓所有質疑者禁聲。沒有了思想自由，大腦不會發聲了，大腦不會思考了；沒有了學術自由，大腦沒東西可學了。大腦既無知識可以輸出，也無知識可以輸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基本就處於這種狀態，既沒有學術成就產出，也沒有思想成就產出。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這是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腦被凍住了，大腦被囚禁了，大腦都廢了。

愚腦：經洗腦和封腦之後，大腦愚化了，痴呆了。只有愚化之後的大腦才便於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腦，置換人腦原有的政治倫理、邏輯思維和是非善惡判斷，通過強行植入指令，將人腦愚昧化，犬儒化，諂媚化。使人成為任權力擺弄的棋子，成為權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紅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那些急迫着朝聖的顯貴，那些揮動紅寶書當護身符的各級幹部，大都得了愚腦症。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婦入同房得先學黨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場愚腦運動。個人崇拜，紅色海洋，除四舊，奪權，文攻武衛，清理階級隊伍，血統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靈魂深處鬧革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無時無地不在愚弄大眾。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於它將愚昧文化形成一個傳統，並延續至今。愚腦並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愚腦在習近平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凡民眾可能接觸到的語音、圖像和文字，諸如廣播、電視、互聯網、微信、微博盡在黨的宣傳部門的掌控之中，用以改變民眾的認知。

控腦：極權主義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夠控制所有人的大腦，即控制全民的大腦。控制人腦的活動，控制人腦的思維和意念。將人變成玩偶，變成思想的奴隸。對人進行心理控制，意識控制，倫理控制，話語控制，使得人們失去對真偽、善惡、美醜和優劣的判斷能力。從而在國家層面控制價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腦控制智能化數字化成為可能，或者說，最終人腦將變為智能化數字化控制下的人腦，這已經不是人們自己原有的大腦了。

控腦就是控制社會大眾和精英之腦，控制人們的認知、情感、價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控腦同時也是指控制敵人的大腦，令其“放棄自己探索的理論認知、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達成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國思想界的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制腦作戰”的結果。

控腦要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在攝像頭、監聽器、掃描器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地監控之下，對公眾的言行進行跟蹤、監視和偵察，使公眾處於十面埋伏之中，使公眾的大腦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網、封群、封刊，禁聲、禁圖、禁言、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來自習近平的聲音，民眾的大腦已經被廢棄，民眾的生存不需要大腦，服從、跟隨、從惡即可。大腦已死。

控腦以攻心為上，攻腦為上，係指心理控制、認識控制和判斷控制。習近平政權明文規定不可“妄議中央”，不可對中央有任何懷疑，不僅要求黨員，而且要求普通民眾對黨忠誠，對領袖忠誠，對公眾的腦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極權主義權力與公眾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控腦與反控腦的鬥爭。控腦是極權主義對社會進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腦意識的可控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是否成熟的終極指標。

以謊言控腦，以謊言干預大腦的認知。兵不厭詐，以假亂真，偷梁換柱，製作海量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致使公眾無所適從，致使敵人亂了方寸。一方面由於極權主義本身就缺乏真的東西，善的東西，美的東西；另一方由於假的東西來的太容易，可以胡編、亂造、偷換、剽竊、栽贓。他們造假毫不知恥，毫無廉恥。中共的宣傳機構秉持“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通過重複的強制的謊言灌輸，使人深信不疑他們傳播的主義，從而打造出一個謊言帝國。

以輿論導向控腦。黨的宣傳部門牢牢把握輿論大方向，兵馬未動，輿論先行。報刊、雜誌、播音，視頻，以及大街小巷貼滿黨的標語和口號，將人腦置於布滿謊言的氛圍中。在輿論導向中鼓吹權力的“反智主義”，使民“無知無欲”，“仇富反智”。鼓勵告密者，及時制止思想出軌跡象。

中共的確在作腦控研究，不僅包括人腦芯片的植入研究，還涉及電磁波、聲波和光波對人腦思維的影響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傷害大腦的毒氣研究。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34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並指控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及其11個附屬研究所，指控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發和生產腦控設備，嚴重侵犯了人權。這些腦控設備“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緒、潛意識、夢境等多方面對人進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羞恥、悔恨、懷疑、錯亂等情緒，最終使受害者精神崩潰。”（邢亞男“美制裁腦控武器研究實體”，2021年12月）。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三部曲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權力的三個支點：暴力、財富和知識。他的未來學在抵達未來之前就提前過時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他不懂得制腦權才是極權主義權力中的根本權力，所有的極權主義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其掌握了制腦權。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中如此，在國際政治亦如此。歐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被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繞得暈頭傳向，便是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運用制腦權的結果。

無新聞自由，就無大腦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布的“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作出評估，中國排在第175位，香港從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為130。這說明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新聞自由，這分明就是極權主義中國在成功運用制腦權後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擊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表面上看好似打擊大資本，實際上是由於這些電商巨頭的人氣和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了習近平，因而從馬雲和馬化騰手中果斷地收回了制腦權。

最近又有新規定：嚴格禁止中、小學生出國，在青少年世界觀成長期，強行留在國內接受植腦、洗腦和思想灌輸。極權主義從來就沒有放鬆過對青少年的愚腦和控腦。

制腦權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戰略，是中國夢的實質部分，不僅控制中國人的大腦，同時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腦。

警惕啊，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