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 幾乎所有的信息傳播, 都由官方統一壟斷. 如果不想聽來聽去都只有一種聲音, 除了讀禁書外,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收聽境外的電台廣播. 但這是一種比讀禁書風險更高的方法, 境外電台當年被稱為"敵台", 假如膽敢收聽, 一旦被逮住, 可真的要被拉上台, 在大會小會上被批鬥的. 然而, 正值青蔥歲月的毛小子, 通常都會有叛逆心理, 越是不讓幹的事, 越是想干. 當然, 想收聽敵台, 又不想被批鬥, 那就只有偷聽了.
      但是, 偷聽是要有條件的. 第一, 自然是要有接收性能良好的半導體收音機, 這玩意當年可是既貴重又稀罕. 我家境貧寒不可能有. 第二. 偷聽時必須在絕對的私密空間, 連家人朋友都不能知道. 所以在中學時期, 我沒辦法偷聽. 直到過完了四年中學(初中高中各兩年)的生活, 到了工廠工作生活, 我才找到偷聽的機會.
      那時中學時代一結束, 就要被趕出城市了. 很多同學選擇了下鄉, 而我選擇了當時的政策視為等同於下鄉的另一條路, 就是去仍在建設中,條件較艱苦的山區三線工廠. 那時當局為了備戰, 把不少重要的工廠建在大山溝里, 花了大把冤枉錢.  其實後來證明了, 若從個人要回城的目標來看, 下鄉才是正確的選擇. 下鄉的同學後來全都被招回城裡了, 而三線工廠本來就是在體制內, 想回城就不是招工而是調職, 對沒有後門可走的小老百姓來說很難很難. 如果不是通過了高考, 我恐怕要長期蝸在那山溝里的.
      在工廠, 是四個人一個房間, 還有專屬於自己的木板床, 條件真比在學校下鄉勞動時好太多了. 一齊住的都是同時進廠的年青人, 自然很快就混成了鐵杆兄弟.  同房的一位哥們, 家裡境況非常好, 竟擁有一部"高級"的半導體收音機. 在一齊時間長了以後, 老鐵們之間的東西, 那還用分什麼你的我的? 於是乎, 打那以後, 我常在深夜中躲在被窩裡偷聽敵台廣播. 音量調到很小貼着耳朵來聽(那年代還沒聽說過有耳機),當然是要非常小心的, 不然的話不單單自己會出事, 還會連累到收音機的主人老鐵.
      那冒着這麼很大的風險, 究竟是收聽什麼? 多年後, 與一些當年也曾偷聽的朋友交流, 發覺他們大多是不滿只有八個樣板戲看, 轉而在敵台中收聽娛樂節目. 而我那時卻偏愛收聽時政文化的相關內容. 具體內容到現在自然是大部份都忘了, 然而還有那麼一點點卻仍然記住. 
      其中之一是對自己當時所屬的工人階級的評價. 文革時期當局經常宣講, 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 是領導階級. 而我在進廠後不久, 就聽說了維修部門的師傳們, 堅決反對在建設中的生產線安裝較為先進的電子式儀表, 而要沿用以往舊式的機械儀表, 提出的理由真是簡單粗暴: 我們只會修機械式的, 不會修電子的. 這那像先進的代表? 這故事令我對工人階級最先進的論述開始產生了懷疑. 不久我就在敵台聽到了對"工人階級最先進"的批判, 並以一項工程的開展作為例子, 中間說到工程進行時, "工程師是先知先覺, 工頭是後知後覺, 工人則是不知不覺." 這樣一句話, 當時覺得非常新奇, 竟根本性地顛覆了官宣的說法, 故幾十年後我仍記憶清晰.
      還有一個仍記住的內容是敵台關於對(滿江紅 怒髮衝冠)之作者是否岳飛的質疑, 那時我已能熟背這首滿江紅了, 對質疑的說法自然很感興趣. 其實那個質疑很簡單, 理據貧乏蒼白, 就是說岳飛本人已是大英雄, 對金戈鐵馬, 闖敵千軍萬馬中如入無人之境的英勇壯舉, 自己本身可能覺得稀鬆平常?  而某些文人書生, 雖不是英雄, 卻有可能在胸中激盪着英雄的豪邁氣概, 因而更有可能寫出這樣的傳世之作. 這牽強說法雖難以令人信服, 卻倒也別具一格, 容易留下深刻印象.
      偷聽電台, 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無奈之舉, 也說明了, 用專政高壓的方法, 企圖切斷信息的傳播交流, 結果是徒勞的. 正如當下, 牆內的人不滿網上的封鎖, 翻牆去接觸外面的世界, 用行動證明這封鎖也是徒勞的. 每次回故鄉, 聽到後輩們與我談起翻牆的經歷與心得, 我都會回想起當年的偷聽, 會惆悵地想, 什麼時候接受信息的交流,  才可不必這般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