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

新華門之夜

——紀念“六.四”三十三周年

高瞻

1989年4月19日，是八九民主運動中一個重要的轉折性日子。就在這一天晚上，北京民眾自發地連續第二天衝擊中南海新華門；就在這一天子夜後，政府忍不住終於第一次出動軍警毒打群眾；就在

這一天的次日，北京大學生正式開始了長達一個半月的有組織、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就在這一天之後，首都市民從冷漠、不解、議論、觀望變為群情激憤，單純的學生抗爭逐漸成了人心所向的全民行動；也就是在這一天，後來“六四”運動標誌性人物之一的吾爾開希首次走到前台，進入公共視線，並被全世界知曉。

33年前的那個夜裡，我躬逢其盛，整宿都在現場，從始至終目睹、經歷了發生的所有鬧劇、正劇、喜劇、悲劇。

33年後的今天晚上，我伏案秉筆，當時情境歷歷在目，當時的所思所感也召之即來，仿佛時間長河倏忽一瞬。現在，我就“三十三年細說從頭”。

1989年4月18日下午五點多，我頭昏眼花、疲憊不堪、兩腳發軟的一步步沿着人大會堂東路北行，吃力的穿過長安街，來到中山公園前一大堆線路的公共汽車站。空氣舒爽溫煦，碧空清澈、彩雲滿天、夕陽未現，正是人間四月天一日絕美的時間。我步出廣場的時候，幾隊高舉校旗的學生們開始從西北側進入廣場。當我站在西行的公共汽車上，手扶欄杆、向外眺望的時候，下班的時間已過。在金色的落日輝映下，長安街上汽車、自行車如流，一路上舉着旗幟逶迤而行的大學生隊伍源源不斷。但這一切，耳中猶自此伏彼起不間斷的幻聽着一陣陣口號聲的我，已經只有心共鳴而無力投身了：因為到此刻，我已經三十個小時沒有合眼了。

昨天，也就是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樹蔭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從前一天開始出現的大、小字報，更多人在昏黃的街燈下佇立、徘徊、交談、張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麼。十一點左右，從二十八樓里突然衝出七八個人，一起撐拉着一條八、九米長的白色豎幅，豎幅上寫有三個粗大的正楷字“中國魂”。人群一陣騷動，一下圍在了他們的周圍，然後尾隨着在三角地一帶巡遊。人越聚越多，隊伍越來越長，很快，隊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譟聲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門的路。

在八九前的歷次學運中，從三角地沿大講堂南側到南門那條短短的、五分鐘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艱難、最關鍵、最漫長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經聚集起來的學生們，總要在這條路上躊躇、彷徨、矛盾、爭辯、反覆、進退很長時間。很多回，義憤填膺、一鼓作氣的學生們在這條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後在南門前做鳥獸散，一場可能驚天動地的事件就此消於無形。學生們血氣方剛，但並不無知魯莽，他們知道在校內遊行、抗議、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門意義則完全變了，之後的事態發展、結果以及個人的命運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畢竟，學生們是來求學而不是來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條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門，則後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住學生們一路最後走到天安門——雖然有過一兩次，北大學生已經走到人大，卻不但召喚人大學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緒也影響的沮喪低落，最終潰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說：人大就是北大運動的滑鐵盧。

4月17日這天晚上，同樣經過了幾十分鐘的猶豫和掙扎，人群推搡着終於衝出了南門。等到了海淀黃莊時，嘈雜的人流已經成為了一支整齊有序的隊伍：中心是持護着“中國魂”的十幾個人，後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學生，兩側則是數不清的騎着推着自行車隨行的人們。這時我忽然發現，兩天來人們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經和我也認識的邵江等其他幾個學生走在了隊伍的最前面。後來，友誼賓館門口架設的攝像機和現場解說的外國女記者，一路走到天安門，幾百人簇擁着豎幅緩慢凝重的一階階登上紀念碑，長達一分鐘沒有間斷的鎂光燈，突降的磅礴大雨沖刷着“中國魂”，幾個學校的學生臨時站出來作為代表集合磋商，七條要求的匯聚提出，學生移師人大會堂東側，人大會堂前烈日暴曬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時靜坐，王丹、李進進相繼主持和口乾舌燥、聲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萬喚的姍姍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點大家分頭散去……

4月18日將近七點，我精疲力盡的回到北大，草草吃了飯，倒頭酣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這一天下午，從同學和熟人處，我聽到了從昨晚迄今發生的各種事情：白天北大有人相約去了耀邦家裡弔唁，看見耀邦家弔唁的人排成長隊；天安門廣場從昨晚開始已經人潮湧動、花圈如海；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中南海新華門被幾千人包圍甚至衝擊，等等。

很早吃過晚飯，早先的消息讓我抑制不住再次奔赴天安門的衝動，於是帶好各樣亟需用品，結束停當，踏上了遙遠的去程——這是我在八九年幾十次天安門之行中事先特意做了準備的一次，或許潛意識裡我已經感覺出了今天的特殊和不同。

餘暉中的天安門廣場，已經和前一日完全不一樣。人潮湧動，人聲喧譁，夾雜着各色旗幟；顯然，這裡又成為了北京市民們下班後最好的去處。到處是東一簇西一簇的人，最集中的地方仍然是紀念碑周圍。紀念碑從下至上擺放了各種花圈，人們還在不斷的往更高處太方法。此情此景，像極了二十三年前四五運動前夕的天安門。總的來說，廣場非常平靜、和諧，來到這裡的人，心照不宣、心意相通、心心相印，彼此用眼神述說着無聲的話語。九時許，突然有一個二十幾人的縱隊，急促的從紀念碑南側向廣場西北方走去，周圍有人喊：去新華門、去新華門。在廣場上徜徉了很長時間，已經看無可看的我和其他無數人，就這樣臨機被帶動到了中南海門前。而此去一呆，就是整整一夜。

那一夜的基本過程是：

晚上十一點前，中南海新華門人山人海，長安街全部阻斷。自發而聚、雜亂無章、烏合之眾般的人群彼此推搡着，同時卻又有節奏地高喊着“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像浪潮一樣一波波的向新華門涌去，幾次沖開已經關閉的新華門。和當年的大學生們同樣身材單薄瘦弱的我，也被人的巨浪裹挾其中，完全身不由己、無法自主的拋來盪去，最近的一次幾乎擠到了敞開兩、三尺的那兩扇沉重大紅門的前面，門裡面同樣大紅色影壁上“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和奮力推閉大門的密密麻麻的軍人們近在咫尺、清晰畢現。緊緊貼身包圍着的健壯的身姿、粗魯的衝撞、嘈雜的叫喊，使身為北京人又在大學裡呆了好多年的我，感覺目光所及皆是市民——即便有學生，也如同被淹沒在大海里。

晚上十一點後，新華門裡衝出數百軍人，用身體猛烈撞開人群，南北切斷長安街，把新華門外清出一個無人區，人山人海即被分割成西側的人山和東側的人海。我於是也被隔離在東側。到這時為止，是鬧劇的階段。

軍隊迅速完成衝散人群、建立無人區的任務後，立即手臂相挽、用幾層人牆隔擋住禁區的東西兩側，以防人們再次蜂擁而入，此時是晚上十一點半許。東側人們向天安門方向跑了幾十米後，見軍人沒再追來而是駐足守護住封鎖線，驚魂稍定，重新聚攏起來，試探着向回移動。待到走到了軍人的人牆前仍不見任何反應，大家又放下心來。這時有人在喊：“坐下！坐下！”眾人非常聽話的就地坐下，排列還很有序。一旦坐下，此前群龍無首的亂鬨鬨人群一下安靜下來，嘶喊呼叫聲基本平息，無組織的哄鬧看似一變而成有紀律的靜坐。但實際上，所有人都不知道接着該幹些什麼、能幹些什麼。要知道那是胡耀邦剛剛去世的第三天，圍堵在這裡的人們，完全沒有任何組織和明確目的。聚集和衝擊新華門本身就是一個陰差陽錯、一念之間的羊群效應和廣場效應；幾千人同喊“李鵬出來”的時候，沒一個人想過為什麼要讓李鵬出來、李鵬要是真的出來了怎麼辦——相反，正因為沒人相信李鵬真能出來所以才敢喊要李鵬出來。如果非要給到此時為止的行為找出一個目的，那就是人們不約而同的想把事情搞大，來宣泄和爆發心中長久以來的怨氣，僅此而已。就是在這個在場所有人都彷徨無措、猶疑不決、難以確定下一步如何進退的時候，吾爾開希第一次跳出。說他跳出，不是抽象地比喻，而是客觀的描述：他確實是“嗖”地從坐地的人群中跳出來。正因為他是從黑壓壓的人海里一躍而出，加上他弓着腰，手舞足蹈、一刻無法安靜的樣子，給我的初期感覺有些滑稽。

晚上十一點半到次日三點前後，是靜坐、示威、宣言、誓師、表態、表演、甚至慶功的階段，也是正劇、喜劇輪番上演的過程。兩個多小時裡，幾乎由吾爾開希唱獨角戲。他一會兒講演，一會兒養神，一會兒嘲弄，一會兒鼓動，一會兒煽情，一會兒帶頭呼喊口號，一會兒點將輪流發言，一會兒學央視春晚宣讀“各界群眾來電、來稿”，一會兒領銜合唱紅歌搞軍民聯歡，指東打西，不一而足。

因為我身處新華門前無人區的東側人海，所以對隔離帶西側的人山狀況一無所知。六.四屠殺後，我偶爾看到《北京日報》一篇冒大學生之名寫的《方勵之李淑嫻怎樣操縱王丹搞動亂》，裡面提到王丹20日凌晨就在新華門前。如果文章說的是真，那王丹應該是在新華門西側，不知他是不是也象東側吾爾開希一樣現場搞革命春晚。王丹是我之前的學生，進北大之後即致力爭取民主自由，影響頗大，各方均有耳聞，屬於出身正宗、一向“根紅苗正”。比起王丹，吾爾開希就像個臨機衝冠一怒、陰差陽錯一剎那出人頭地的典型。我當時在新華門現場的第一直覺，就是吾爾開希的表現基本上是4月18日白天王丹、李進進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請願過程的模仿和翻版，估計他4月18日一直躲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人群里，不聲不響的偷看學功。不過，吾爾開希的聰明敏捷、反應奇速、花樣繁多、怪招層出不窮倒的確是勝王丹一籌，而且他還甚有詼諧感。我至今清晰地記得有一個席地者從人群中遞上一件“來稿”，吾爾開希拿過來看也不看就讀：“鄧朴方是中國最大的官倒和腐敗分子。1988年，該犯竄來山東……這、這、這可不能念”,引得全場哄然大笑。說實話，如果當天不是吾爾開希主持局面，現場的戲劇效果絕對不會那麼好。在吾爾開希忘我表現的時候，幾個彪形大漢從我身邊走過，繞到人群內側，死死盯住他，似乎要將他刻骨銘心。我的讀心術告訴我，這幫人在咬牙切齒恨恨的想：等人群散了，看怎麼整死你小子！

到了凌晨三點，吾爾開希看來腦子不太清楚了，在領頭高歌軍民魚水情並引動在座群眾用掌聲和喝彩邀請身旁肅立的軍人們加入合唱之後，居然大聲鼓動在場軍人：“站到人民一邊”，結果又是一片歡呼。再看那些軍人，一個個聽得、看得津津有味、興趣盎然。見此情景我驀然心驚，心裡想：政府不敢再讓這麼折騰下去了。果然，凌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街上的高音喇叭響起，開始廣播“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聲音嚴厲，聲稱“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衝擊新華門，擊傷維護秩序的民警，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希望圍觀的人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離開現場”，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數人，如果一意孤行，一切後果自負”。按中國政治慣例，這是清場的前奏。我逐漸往後退去，走到長安街北側一六一中學時大約三點五十；這時，忽然有大批軍人從東往西緊貼着學校前的綠化帶迅速向新華門移動，幾乎和我擦身而過。綠化帶前橫七豎八停放着人們騎來的自行車，軍人們粗暴的抬起來扔進綠化帶里繼續前行。很明顯，這是在為緊接着的清場增援武力，而絕大部分靜坐的人們卻都沒有看到這一幕。等到這些自東而來的軍人們過完，大概一刻鐘不到，突然之間從新華門裡又衝出一大批軍人，匯合外面人牆和剛剛抵達的軍人們，一齊揮舞器械，開始向東強行推進，而且推進速度越來越快。頓時間，男喊女叫，原先巋然不動的層層人群霎那土崩瓦解，像決堤泄洪一樣向東奔淌。人們四散潰逃，長安街上、南側便道上哪兒哪兒都是沒頭蒼蠅一樣的人跡。悲劇正式開場了。

就在人群互相推撞、擁踩、亂作一團的逃離隊伍中，我看見吾爾開希站在一輛小三輪車上，鶴立雞群，被人推着隨人群向東急行。由此一舉，就可以想見此人的心思縝密：他擔心被人趁亂綁架，因此故意高高在上，讓所有人能看見他，也讓準備圍捕他的人眼睜睜地看着他不從容很迫地逃脫懲罰。

我在隨人流東逃、走過現在國家大劇院的北側位置時，一個同樣在逃的美聯社記者急匆匆攔住我，用流利的漢語讓我辨認他手裡一張紙上的字，告訴我這是剛才帶頭學生倉促間給他寫下的名字。我看了幾眼，辨認出上面“彌開希”幾個草體字。吾爾開希跳出來的時候，的確一開始就報出了自己的學校和名字；但當時事起陡然，我只記住了他的學校，根本無暇顧及他的名字。於是我非常有把握地對老外說：他的名字是彌開希，瀰漫的彌。老外準是一個中國通，疑惑地說：中國有姓彌的嗎？我忙裡偷閒的給他上了一課：中國有很多怪姓，而且此人很可能是少數民族，姓彌不足為奇。

所以，吾爾開希最初出現在世界媒體上，他的名字應該不是吾爾開希，而是彌開希。很多人想破腦袋都不會明白，為什麼會把吾爾開希錯搞成彌開希？這個始作俑者就是我。

給吾爾開希改完姓，又和老外一起走了幾分鐘，我再回頭向新華門方向一看：剛才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各顯神通、上天遁地，十幾分鐘前水泄不通的長安街現在除了一排排尾隨的軍人幾乎空蕩無人。不錯，有一部分人正在往東長安街疾行，另一部分人走到天安門下邊就右拐由北向南穿過廣場往南撤，可目測上去統統加起來也不過三、四百人呀。我一邊隨向南的人穿過廣場，一邊奇怪其他這麼多人一下跑到哪裡去了？一邊感嘆中國人幾千年在鐵蹄碾壓下形成的土行孫基因天下無敵——很久以後，我特意回到現場勘驗，發現新華門到天安門這一段長安街的南側，其實有好幾條寬窄不一的南北向胡同，比如石碑胡同、人民大會堂西街等，胡同口就在長安街上；而從這幾條胡同往南則遍布着密如蛛網一般數不清的通向各個方向更加細小的胡同；一旦拐進這幾條胡同，就好像魚入大海，不但立即消失的無影無蹤，而且能潛游逃抵到北京任何一個地方，當夜大部分人應該就是從這些胡同疏散的——。突然間，我身後人聲大做，腳步雜沓，原來尾隨而來的軍人驟然發力，群起奔跑追趕落在後面的寥寥數人。此時我與軍人之間，散散落落不足七、八人，於是我加速南逃。猛地身後獸嚎獰厲，我居然好整以暇，倉促間轉頭去看：只見三、四個軍警圍着一個被撲倒在地的瘦弱學生，揮舞皮帶，連抽帶踹，皮肉遭擊打之聲，嘭然作響，伴隨着被毆者的哀叫和打人者“打死你、打死你”的怒吼——第二天，我知道了當夜被打最厲害的是左眼重傷、滿頭流血到醫院縫了多針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也看到他高舉血衣在政法大學校園裡控訴的照片。我本能的相信，在我身後十幾米遠慘叫的那個被打者就是王志勇。

南路群眾狂奔逃過前三門大街，軍人嘎然止步街北正陽門下，不再向南驅打，看來提前有命令追趕到此為止。此時加我在內周圍只剩下了三、四十人，大家邊跑邊回頭張望，忽見軍人們駐足不動，似乎不敢穿過馬路。人們見狀，頓時氣盛，立即停下腳步，轉過身隔着十幾米寬的大街和軍人們對恃。好幾個人顯然被剛剛一路的驚嚇、恐懼、屈辱、激動、憤怒刺激的情緒已經失控，衝着對面大罵法西斯；有人衝動的作勢要衝向軍人“和你們拼了”，旁邊人嚇的趕緊拉住他；更有勇悍者邊咒罵邊彎腰四下里找到磚頭，奮力扔過街去。軍人大怒，揮動皮帶大棒，做呲牙咧嘴猙獰恐嚇和欲越界狀，群眾抱頭後竄。如此幾番，差不多僵持了一個小時。那時北京還沒有現在這麼多外地人，數十滯留者一望而知是北京土著。一個傍着兩個小伙子來的女青年之前被打着了，此刻破口大罵。我還記得她罵的幾句：“操你媽你們丫挺的不是北京的算你便宜，要是北京的等我找到你非滅了你不可！”旁邊一男子悲忿不解地說：“大學生們都到哪裡去了？他們怎麼還不出來？”女青年憤憤的憑空想象不假思索：“人家北大學生早就他媽罷課了！——此女青年好像不知道中國還有其他大學，聽人問起大學生來張口就是北大怎麼樣。聽着激憤之下的信口開河、知道北大溫良如常上課如儀的我，在旁邊悄然無聲的想：這一次，你們終於知道大學生不是吃飽了撐的鬧事了！

大約凌晨五點，東方即白，朝陽升起，晨氣沁脾，人跡漸散，我也離去，心中悲憤盈腔，默默走進冷清清的前門地鐵站，去乘最早的一班地鐵返回北大。在車廂里我舉目四望，寥寥數人，正在昏昏欲睡、一如既往，不知外面已經和將要地覆天翻。

寫到這，又想起另一件軼聞中的軼聞。被隔離在中南海新華門西側人山裡的群眾，在20日凌晨四點前，和東側人海里的群眾同時遭暴力驅趕。不知道是政府確知西側大學生者眾，還是僅因為西側當時交通未斷，總之被北京市政府臨時調來的十數輛公共汽車全都停在了西側。被軍警驅趕的群眾除了四處逃竄，瞬間化為烏有的大部分外，跑得慢的——總體說，西側群眾的速度比不上東側的——都被軍警手拽腳踢轟趕上了車。據後來《北京日報》文章描述，這些學生群起反抗，砸壞了幾輛車的玻璃。基於官媒一貫造謠和學生一向軟弱，這種說法幾乎沒有真實性。公交車的司機匆忙間只被告知到哪裡來裝人，卻忘了被告訴裝完了往哪裡送。那年頭沒有手機無法請示，司機們一邊開車一邊發愁：“這他媽大半夜讓我往哪開呀？”為了完成任務趕緊回家睡覺。司機們哪怕明白車上的人各行各業、魚龍混雜，也只好敷衍了事、裝糊塗全當以為都是大學生，一古腦送到大學得了。像前面說的女青年一樣，提起大學，司機們不知道除了北大還有其他大學，於是不假思索的十幾輛車全開到了北大。北大門衛一看到這個陣式，心想這是政府行為呀，二話不說立即開門揖盜。車上的人從上車之後一直強忍住悲慟，現在到了北大，如同在外受盡委屈的孩子回家見了父母，情緒一下失控，在下車的一瞬間就轟然爆發，瞬間蜂擁進學生宿舍區，放聲哭喊。那個時候北大學生睡覺都是半閉着眼，凌晨時分，正在酣眠，一聞外面聲起，霎時脫床而下，直奔樓外，聽明白原委，即刻環宿舍區遊行。幾分鐘後，宿舍區的學生已經傾室而出、鋪天蓋地，口號響徹、人人義憤，整個北大成為呼嘯噴發着巨焰的火山。而此時，我正欲哭無淚、欲喊無聲、屈辱壓抑、孤孤單單的坐在回北大的首班地鐵上。

可憐“無辜”的北大，這次又糊裡糊塗的成了運動的爆發地，挨了上面一頓發作。氣得主管學生工作的黨委副書記、當年著名的郭景海破口大罵：“開車的是個混蛋，看門的也是個混蛋，混蛋和混蛋碰到一塊了！”這段罵寫來無趣，要是直接聽郭景海的河北口音說出，那才精彩呢。

在一整夜無眠和驚心、又奔波了幾十里的我一頭倒在北大宿舍床上昏天黑地酣睡的幾個小時裡，北大、清華各學校有關“新華門血案”、“420慘案”的大字報、傳單等文字和圖片已經連篇累牘，各高校獨立學生組織已經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成立，而新華社《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評論和《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北京市發布通告警告蓄意鬧事者》的記者報道已經炮製出籠——裡面說：“昨晚至今晨有近３００名學生圍聚在新華門前並衝擊中南海。他們有的發表煽動性演說，有的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反動口號，有的向維持秩序的警察投擲磚塊和汽水瓶……有４名警察被人群中擲來的磚塊、瓶子打傷……當時圍觀的和身份不明的人比學生更多”、“現在確有極少數人在幕前或幕後煽動鬧事……藉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他們……污損人民英雄紀念碑，甚至衝擊新華門，打傷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對這樣的違法活動，採取堅決措施及時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

下午三點，我起床下樓，騎上自行車穿過北大，駛向清華校園。外面天色暗淡、陰雲低沉，三角地一帶到處是一群一夥的學生，很多人扛着規格不一的系旗。在清華校園，我來到學生樓群前那一塊巨大的場地上，這裡和北大類似但更加壯闊：極目四顧，星星點點，散落着數不清的人簇，各色旗幟在風中獵獵飄動。一陣涼風席地而來，吹起紙屑在半空飛舞，夾雜着塵土和濕氣，讓人油生一種大變動前夕山雨欲來的躁動不安感。四點半許，我從東門回到北大，意想不到的場面讓我大吃一驚：我不在的短短一個小時裡，從圖書館到大南門一眼望不到頭的學生隊伍已經嚴格的按系排好，正在整裝待發；尤其醒目的是隊列兩旁一個挨一個站滿了臂戴紅箍、手拉手的糾察隊員；還有前所未見、差不多和男生一樣眾多的女生，所有人都神態莊重、表情肅穆、躍躍欲試，像極了去奔赴一場崇高莊嚴的戰役。此情此景，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北大近十年，見過難以計數的大大小小遊行，但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聚也忽焉、散也忽焉、精神遊離、態度猶疑、意志渙散的烏合之眾；如此整齊龐大、協調有序、組織嚴密、全神貫注的隊伍則是史無前例、聞所未聞。看來一夜過去，開天闢地，已經是冰火兩重天了。

此刻我還不知道的是：這樣的情景不光是在北大，同一時間也在其他高校呈現，“新中國”有史以來北京各個大學第一次有組織、大規模的聯合遊行示威即將開始。

雖然這次劃時代的遊行不到一個小時後就被從天而降的一場傾盆大雨基本澆散，但是，共產黨建政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後來差點顛覆其政權的全民民主運動從茲而起。像我前面說的，在4月19日至20日的新華門事件之前，學生尚是一盤散沙，沒有有組織的行為，去新華門也純屬自發聚合，毫無疑問是新華門血案激怒了所有人，使原來觀望的學生們也一邊倒的參與了運動。那一夜後學生組織迅即成立，運動急劇擴大——政府說是學生一方的“別有用心者”一再故意激化衝突也罷，我們說是政府一方的保守勢力一再蓄意挑動矛盾也罷，或者雙方都沒有特意、一切不過是沿着中共極權體制固有邏輯的軌道在運行和演變也罷，反正從新華門這一夜開始，衝突和矛盾被徹底激化和挑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