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

上海封城了。疫情在肆無忌憚地席捲了武漢、西安、天津、香港、吉林等城市之後，當下正在席捲上海。

在上海封城的全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可稱之為“全過程專制”的體系。

首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旨意：新冠疫情必須“清零”。儘管這是一個政治口號，儘管清零違反科學，但是萬事“定於一尊”，為了維護聖旨的尊嚴，防疫抗疫必須不惜代價，不惜傷害老百姓的尊嚴和利益，堅持清零。此外，還多次派出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督戰”，明確指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不可懈怠，將中央專制之手伸向地方。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下達的命令：封城。李強以其地方專制長官的意志，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浦東、浦西隔江分而封之，“鴛鴦鍋”兩岸不可交往；斷航、斷路、封鎖交通。浦東，浦西本是一家，強行分封，必重創經濟和民生，然李強武斷之烈，前所未有。可見專制的力量並非僅僅發生在中央，也發生在地方，在上海。

上海各行政區，諸如靜安區、徐匯區、閘北區、閔行區等等，紛紛開始封區、封街，各行政區首席長官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關閉街市，關閉機關，關閉學校，阻斷行人，封鎖住宅區。整個街市陰森無人，鬼氣濃郁。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上海市委一級，也發生在下屬各個行政區。

各住宅小區所在地的民警、安保、街道政工人員，居委會的紅色大媽們，緊緊跟隨，極其粗暴地封樓、封宅、封門，對每一個人強制實施核算檢測，對陽性病人進行大肆抓捕，並將其強行關入集中營（所謂的方艙醫院），甚至無須出具陽性證明就可以抓人，就連襁褓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強制與父母隔離。一隔就是數周，缺食，缺水，缺藥，缺醫，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民眾被逼“喊樓”：“我們需要食物”，“放我一條生路”；被逼敲盆：“我們快餓死了”，“老人快病死了”，竟然無人理睬。發病的老人，被拒絕外出就醫，即便送到醫院，也無人接收，無人醫治，貽誤急診，無辜死亡多有發生。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行政區級單位，更野蠻地發生在街道和生活小區。

這是一場在社會基層普遍爆發的人道災難。

聽聽這些來自基層的憤怒：“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骨肉分離”，“苦苦掙扎”，“解封遙遙無期”，“方艙醫院人滿為患”，“斷糧，米要一顆一顆數着吃”。再看看由於正常醫療被大幅壓縮所帶來的次生災難使得額外死亡數大福增加：“清華才女命喪醫院” ，“上海虹口區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不堪壓力自殺”，“上海作家陳村，昨晚差點死於封控”，“上海交響樂團小提琴家陳順平跳樓自殺身亡”，“復旦大學外文學院俞惠中教授求醫不得不幸去世”，等等，有的民眾被暴打，有的被迫下跪，民怨鼎沸，反抗情緒劇增。

民眾的反抗招來現役軍人進駐，全城氣氛一片蕭剎恐怖。大量外地警察進駐，鎮壓市民毫不手軟。警察國家的特徵顯現，軍事統治國家的特徵顯現，國家暴力和秘密警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會空間。整個上海瀰漫着法西斯統治的恐怖。

從清零到封城，從封城到封區，從封區到封樓，從封樓到封宅封門，從民怨沸騰，到軍隊進駐；從上海的一系列清零作為，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過程專制”從上到下一條龍的運作軌跡，以及如何啟動和使用體制的暴力對民眾進行欺騙、恐嚇和強制。各級權力都在其管轄範圍內耀武揚威，橫行霸道，蹂躪百姓，劣跡鄉里。各級各地隨時都有霸凌現象發生。

私人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踐踏得如此徹底。

疫情遠遠沒有清零，腐敗沒有清零，貪婪沒有清零，權力壟斷沒有清零，乃至二奶也沒有清零；但人的親情被清零了，人的訴求被清零了，人的思想被清零了，人的權利被清零了，人的尊嚴被清零了，人的自由被清零了（原本就沒有多少），甚至某些人的生命也跟着被清零了。

上海的疫情沒有清零，但人心被徹底清零了。

同樣的情形曾並正在發生於武漢、西安、長春、廣州，深圳……，全國瀰漫着國家恐怖主義的氣氛。

難道這就是習近平說的“全過程民主”？這種“全過程民主”的極權性質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習近平竟然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數落了西方民主的種種弊端和不是，高調提出他自定義的民主的標準：“我國實現了全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復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將習近平這段話里的“民主”換上“專制”二字，正符合上海“清零”的現狀。正是這種“全鏈條全方位全復蓋”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專制陷全上海市民於一遍黑暗。

這般虛偽令全世界實實在在地錯愕了！一個極權主義的魁首對民主下了這番定義，說得跟天方夜譚似的。那副架勢是要在全世界搶占價值制高點和重新定義“何為民主”的話語權。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壘是涇渭分明的：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但是，現在這麼幹不行了，你說你的，越說越強，門庭若市；而我說我的，門庭冷落，越說越沒人搭理了。於是習近平頗有創意地將其改變為：你說你的，我也說你的；我把你說的改成了根據我的意思來解釋、定義和發揮。我的專制，就是我的民主；要專制有專制，要民主有“民主”。專制是里子，民主是面子。什麼是民主，任習近平把玩！

極權主義與民主是天敵，可是習近平把極權主義也說成了民主，這下可把西方的政治家們搞蒙了，尤其是那些左派政治家，本來腦子裡就沒把什麼是民主搞清楚，讓習近平一煳弄，找不着北了。比如德國的政客，法國的政客，都放下尊嚴去跟習套熱乎。

當“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的實質就是專制；當“全過程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實質就是“全過程專制”。

“全過程專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當專制是“全過程”的時候，它就是極權主義統治。上海清零的全過程，就是一個專制的全過程經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典型。

不妨先回過頭來理順一下慨念：

什麼是專制主義（despotism）？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稱之為專制。就政治專制而言，它是一個君主或元首或領袖個人在國家層面實施獨裁和霸政的國家治理形式。獨裁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擁有絕對權力，不受法律制約，並以個人意志或黨派意志取代或凌駕於國家意志之上，而個人崇拜則是專制主義的重要特點。

什麼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不僅是權力的獨裁和霸政，而且是權力以恐怖為手段實行意識形態統治並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深入的控制：從思想、行為到私人生活。極權主義必定是一黨專制，極權主義必置反對黨於死地，不允許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存在。極權主義壟斷和操縱信息、媒體和藝術，使其為權力和政治服務。極權主義旨在征服世界。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別何在？

權力特徵：

專制主義僅僅發生在權力的頂層。專制在權力的授予、權力的使用、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監督等方面與民主體制背道而馳，其權力來源不明，權力使用無邊，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藐視憲法。但是專制權力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由獨裁者玩權力於股掌。

但在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權力的獨裁不僅僅發生在國家層面的頂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中下層的各個層面，直至基層。它是全面的整體性的權力獨裁，控制着從上到下，從裡到外的國家權力。此時的一黨專政已經不僅僅是頂層意義，而且是全國性自上而下的從中央直達鄉村的一黨專制，即全面的全過程專制。

對公共和私人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

傳統的專制體制弱於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傳統專制體系下，國民尚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思想、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國民對待專制的態度，亦可分為多類：有的堅決維護專制，有的被迫接受專制，有的雖然心中不滿但卻對外敷衍專制，有的堅決反對專制。傳統專制在權力頂層固然驕橫，但卻鎮壓不住反對派的聲音，對公共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控制顯得力不從心。

但在極權主義體系下，國民沒有任何自由，沒有任何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自由。所有反對派一概從肉體上或被監禁或被消滅；所有的敷衍派一概被改造成歌德派和頌聖派；所有的附庸統統被塑造和提升為諂媚者和告密者。極權主義為自己樹立很多假想的和潛在的敵人，並設法製造各種機會和罪名將其消滅。

專制主義體系之下，國民尚有一定的隱私權；但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隱私權，科技的發展使得極權主義有能力對社會生活實施全面控制。

對待人的態度：

專制主義利用人的本性本質，但不追求改造人性，國民尚有一點尊嚴，專制主義並無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但極權主義摧毀人的本性本質，企圖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尊嚴，極權主義有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領袖是如何誕生的？

專制主義搞個人崇拜，基於大眾對領袖個人魅力的痴迷，出於對領袖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特質的崇拜。

極權主義搞個人迷信，與領袖是否有學識是否有才華無關，與領袖是否有魄力是否有魅力無關，與民眾是否喜歡是否信任無關，哪怕是個庸才是個蠢材，也可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制度帶着慣性在運轉，制度推選了誰就是誰。大眾失去選擇領袖的權利，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判斷，即便大眾對領袖人物不滿，也沒有能力和權利去更換。

征服世界的野心：

專制主義僅在本國疆域內實行統治權，

但極權主義卻企圖對外擴張，向本國疆域之外投射軍事力量，企圖征服和統治世界，並把這種征服全世界的意志美化為“全球化”：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

專制主義只注重本國經濟的發展，極權主義卻企圖將本國經濟命脈向外延伸，比如一路一帶，將經濟疆域擴展到全世界，將中國全球化戰略擴展到全世界。

專制主義是如何走向極權主義的？

專制主義如果僅僅發生在政權的頂層，那就僅僅是專制。如果專制主義發生在政權的所有層面，即既發生在頂層，也發生在中層，更發生在政權的基層，一個省份就是一個專制王國，一個縣就是一個專制王國，甚至一個村落一個鄉也可以是一個專制王國，黨就建立在村上，黨支書和村長就是這個村裡的專制魔王，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全過程專制”的社會，一個極權主義社會。

中國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的特色就體現在“全過程專制”里。

“全過程專制”的第一步，就是將國家中央集權和專制的模式逐級向下級權力機構延申，既在政權的深度上，也在政權的廣度上，對省、市、地、縣、鄉（區）、村（街道）的權力施行全面壟斷，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個唯一的政黨手中。黨領導一切，黨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威。與納粹組織不同的特點在於納粹是精英組織，而現時代下的黨的組織則由逆向淘汰出來的人渣組成。黨的話語權，高於一切，並具有絕對的威懾作用。此謂之為：“全過程權力一黨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二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單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並為這種意識形態套上“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外衣，以此對大眾媒體進行全面的壟斷，對大眾進行全面的思想灌輸，徹底剝奪國民的獨立思想權，言論權和信仰權，將國民徹底愚昧化。此謂之為：“全過程思想愚昧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三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恐怖主義統治和執行警察國家的意志。以恐怖統治剝奪國民的尊嚴和人格，剝奪國民的集會權和結社權，將他們諂媚化和犬儒化，最終將國民徹底奴化，使國民完全喪失反抗和抵制的意志和力量。壟斷所有的技術條件和力量以消滅一切敵人，包括潛在的、可能的、臆想出來的敵人。此謂之為：“全過程人格奴役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四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實施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國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在監視之中和控制之中，國民被徹底窒息，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徵。此謂之為：“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

這就是“全過程專制”的四步曲：全過程權力一黨化，全過程思想愚昧化，全過程人格奴役化和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歸結起來就是“全過程壟斷”。

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專制國家，通過“全過程專制”走向“全過程壟斷”，完成了向極權主義的過渡，並達到了極權主義境界。中國已經完成了這四部曲，中國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極權主義國家，哪裡來的“全過程民主”？

習近平偷換“專制”和“民主”的概念，偷雞不成反蝕把米，讓世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全過程專制”的實質，那就是極權主義。

2014年，曾華鋒，石海明的着作《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腦權”的原創概念。

2018年曾華鋒，石海明的着作《科技興軍的邏輯》，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提出“從制腦權到制智權”，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權”的原創概念。

制權理論是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軍事概念，隨着戰爭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展。從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空天權的理論演繹軌跡，可以看出傳統的制權理論主要追求對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對陸權，海權，空權，直至對空天權的占有和控制。與其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是機械化和電氣化，鐵路的鋪設，航道的開通，空天衛星軌道的占據，催生着各類新型戰車、戰艦、戰機、軍事衛星和航天器的出現，從而在必爭之地、必爭之海、必爭之空，必爭之外空爭取戰爭優勢，這是制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邁入信息時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變革。過去，不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在熱兵器時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纏鬥的戰爭，較量的是武器的優良和先進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徑和射程，裝甲的鋼板厚度，戰機的作戰半徑和攜彈量，潛艇的續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當轉向信息化戰爭之後，兩軍較量的是對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識、利用、布局和流動，是對戰場瞬息萬變的軍事形勢的快速認知，是如何將信息力轉化為整個軍事體系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也是破壞敵方信息網絡，阻斷敵方信息傳播的能力。這就是制信息權。

當智能革命走向技術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務於戰爭，便成為新的課題。在人類智能與計算機智能之間建立雙向互動、優勢互補和人機融合，從而推高軍事決策的精準度和智能化作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擔危險的軍事行動，比如無人機，無人坦克，無人魚艇，可以替代人類去執行各類複雜的軍事和偵察任務，甚至面對戰場能獨立判斷自主決策，從而減少人的犧牲。因此誰能占據軍事智能的高點，誰就可能以較少的人員傷亡而贏得更大的軍事勝利。這是制智權。

制腦權，特指在戰爭狀態下對敵我雙方認知能力的控制。不僅控制我方的認知能力，而且要打亂、破壞乃至控制敵方的認知能力，讓敵方不斷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它標誌着人類戰爭的舞台從地理空間和技術空間進而轉向人的意識空間、認知空間和思維空間，轉向對敵方軍事司令部大腦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敵人的大腦，就掌握了制腦權，便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國軍人將制腦權稱之為“戰爭制權的皇冠”。

中國原創的這個“制腦權”，正進一步模煳着未來戰爭的面貌和形態，使得人們已經很難預料未來戰爭的將以何種方式進行。

但是，本文所要關注的並非是“制腦權”的軍事運用，而是當“制腦權” 從軍事領域推廣到政治和社會領域，被指定作為中國信息時代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變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全面控制時，它向極權主義政權提供了維持統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檢驗中共對媒體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對人腦的控制能力。“人腦控制”是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怖之處，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們陷於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識形態控制的傳統手段是思想灌輸，即用某一種思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充斥人的大腦，把大腦灌滿，不留空間，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裝入。人們只知道這一種思想，並且被告知這是最好的。人們沒有能力去作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選擇。但是，意識形態灌輸下的大腦，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斷的大腦，而其中睿智的大腦就會提出疑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們是這樣？根據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據人對善惡曲直的基本直覺判斷，人們依然可能挑戰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蘇東歐解體時，正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對於這個制度的不合理的認識，所以當蘇東歐這個巨人轟然倒塌時，人們表現得十分平靜，並認為本該這樣。

中共從蘇東歐的解體中看到了這一危機，僅僅進行思想灌輸是不足以維護其統治的。雖然中共也曾經嘗試放鬆意識形態管制，放鬆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封閉，但最終發現這樣不行，放鬆意識形態管制，等於放棄對特權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釋，放棄了立黨之本，要亡黨。他們別無選擇，不僅必須堅持對大腦的意識形態灌輸，更要對大腦的思維進行直接控制和操縱。這就是制腦權的誕生背景。

如果說意識形態灌輸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色之一，那麼制腦權則是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具有創意性。制腦權的內涵不僅僅是指意識形態宣傳和思想體系的灌輸，而且是指對人的思維的操縱，對人的意識的操縱，對話語權的操縱，對信息真偽的操縱，對文化優劣的操縱，對教育洗腦的操縱。極權主義中共在不同時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腦手段，並通過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控腦。只有當其基本實現了全民性的愚腦和控腦時，極權主義才進入成熟期。

弱腦：面對一個健全的大腦，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個健全的大腦打殘；而把一個大腦打殘，首先要把這個人的尊嚴打殘。在中共獲取政權的初期，邪惡的作法是將人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分子、壞分子，等等，對人進行儘可能的人格侮辱，將人的尊嚴打殘。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將人腦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腦逐步地殘廢，從而使其無力反抗中共對人腦的控制。

貧腦：大腦是知識的載體，一個知識豐富的大腦往往是具有獨立見解的大腦，要想控制它絕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個大腦，必須首先對大腦去知識化，必須令人腦原裝知識貧乏化，無用化，再將這些大腦逐一貼上“反動”“反黨”的標籤，使其大腦窒息。手段就是對人腦進行大批判，連人帶腦將其批得斯文掃地，批得遍體鱗傷，批得一無是處，從而剝奪個人的自信，降低人腦的精神素質。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選，小紅書，黨報、黨章，再無其他書籍可讀，使人的大腦除了貧乏、枯燥、單調再無其他內容可以填充和記憶，從而使其在反抗人腦控制時，缺乏知識依託。

洗腦：當人腦被弱化和貧化之後，再進行徹底的洗腦，從而使其徹底失去反抗腦控制的能力。徹底顛復和清除人腦原有的知識，強行更換知識儲備，否定人腦原有的經驗，打擊人腦原有的智慧，挫傷人腦的謀略能力。將大腦洗成一片空白，然後重新填充黨文化的垃圾。比如，對於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舊職員，除部分殺頭關監之外，一概送往華東革命大學洗腦，重新灌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將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由於接受改造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腦成功的例子。勞改營，勞教所，“五·七幹校”，學習班，這些都是洗腦機構，抹去人腦里原有的價值觀和善惡觀，長期強制灌注極權主義思想和文化。

植腦：即培植大腦。向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幼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起，在孩子們走向社會之前，就向他們灌輸黨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紅領巾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特定的植腦組織，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兒少年及年輕人培養成沒有獨立思想，只會“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木偶。以“雷鋒”、“邢燕子”這樣一些愚忠人物為榜樣，將年輕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沒有大腦但卻“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封腦：洗腦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總有洗不乾淨的大腦繼續存在，對這樣的大腦必須強行進行封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獄，把文字封起來，把生產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大腦封起來。比如反右運動，林希翎說“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社會主義”，儲安平說：“黨天下”，章伯鈞說要搞“政治設計院”，等等，這些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共產黨的要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發言權，讓他們禁聲封腦。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說五十五萬，丁抒博士說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約是一百二十萬。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萬人的嘴，但殺雞給猴看，實質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學者賀衛方被禁言，張維迎被禁言，許章潤被禁言，但凡有膽識質疑極權制度的，便被中共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剝奪了他們的生存空間，讓所有質疑者禁聲。沒有了思想自由，大腦不會發聲了，大腦不會思考了；沒有了學術自由，大腦沒東西可學了。大腦既無知識可以輸出，也無知識可以輸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基本就處於這種狀態，既沒有學術成就產出，也沒有思想成就產出。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這是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腦被凍住了，大腦被囚禁了，大腦都廢了。

愚腦：經洗腦和封腦之後，大腦愚化了，痴呆了。只有愚化之後的大腦才便於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腦，置換人腦原有的政治倫理、邏輯思維和是非善惡判斷，通過強行植入指令，將人腦愚昧化，犬儒化，諂媚化。使人成為任權力擺弄的棋子，成為權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紅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那些急迫着朝聖的顯貴，那些揮動紅寶書當護身符的各級幹部，大都得了愚腦症。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婦入同房得先學黨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場愚腦運動。個人崇拜，紅色海洋，除四舊，奪權，文攻武衛，清理階級隊伍，血統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靈魂深處鬧革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無時無地不在愚弄大眾。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於它將愚昧文化形成一個傳統，並延續至今。愚腦並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愚腦在習近平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凡民眾可能接觸到的語音、圖像和文字，諸如廣播、電視、互聯網、微信、微博盡在黨的宣傳部門的掌控之中，用以改變民眾的認知。

控腦：極權主義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夠控制所有人的大腦，即控制全民的大腦。控制人腦的活動，控制人腦的思維和意念。將人變成玩偶，變成思想的奴隸。對人進行心理控制，意識控制，倫理控制，話語控制，使得人們失去對真偽、善惡、美醜和優劣的判斷能力。從而在國家層面控制價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腦控制智能化數字化成為可能，或者說，最終人腦將變為智能化數字化控制下的人腦，這已經不是人們自己原有的大腦了。

控腦就是控制社會大眾和精英之腦，控制人們的認知、情感、價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控腦同時也是指控制敵人的大腦，令其“放棄自己探索的理論認知、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達成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國思想界的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制腦作戰”的結果。

控腦要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在攝像頭、監聽器、掃描器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地監控之下，對公眾的言行進行跟蹤、監視和偵察，使公眾處於十面埋伏之中，使公眾的大腦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網、封群、封刊，禁聲、禁圖、禁言、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來自習近平的聲音，民眾的大腦已經被廢棄，民眾的生存不需要大腦，服從、跟隨、從惡即可。大腦已死。

控腦以攻心為上，攻腦為上，係指心理控制、認識控制和判斷控制。習近平政權明文規定不可“妄議中央”，不可對中央有任何懷疑，不僅要求黨員，而且要求普通民眾對黨忠誠，對領袖忠誠，對公眾的腦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極權主義權力與公眾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控腦與反控腦的鬥爭。控腦是極權主義對社會進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腦意識的可控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是否成熟的終極指標。

以謊言控腦，以謊言干預大腦的認知。兵不厭詐，以假亂真，偷梁換柱，製作海量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致使公眾無所適從，致使敵人亂了方寸。一方面由於極權主義本身就缺乏真的東西，善的東西，美的東西；另一方由於假的東西來的太容易，可以胡編、亂造、偷換、剽竊、栽贓。他們造假毫不知恥，毫無廉恥。中共的宣傳機構秉持“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通過重複的強制的謊言灌輸，使人深信不疑他們傳播的主義，從而打造出一個謊言帝國。

以輿論導向控腦。黨的宣傳部門牢牢把握輿論大方向，兵馬未動，輿論先行。報刊、雜誌、播音，視頻，以及大街小巷貼滿黨的標語和口號，將人腦置於布滿謊言的氛圍中。在輿論導向中鼓吹權力的“反智主義”，使民“無知無欲”，“仇富反智”。鼓勵告密者，及時制止思想出軌跡象。

中共的確在作腦控研究，不僅包括人腦芯片的植入研究，還涉及電磁波、聲波和光波對人腦思維的影響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傷害大腦的毒氣研究。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34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並指控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及其11個附屬研究所，指控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發和生產腦控設備，嚴重侵犯了人權。這些腦控設備“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緒、潛意識、夢境等多方面對人進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羞恥、悔恨、懷疑、錯亂等情緒，最終使受害者精神崩潰。”（邢亞男“美制裁腦控武器研究實體”，2021年12月）。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三部曲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權力的三個支點：暴力、財富和知識。他的未來學在抵達未來之前就提前過時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他不懂得制腦權才是極權主義權力中的根本權力，所有的極權主義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其掌握了制腦權。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中如此，在國際政治亦如此。歐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被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繞得暈頭傳向，便是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運用制腦權的結果。

無新聞自由，就無大腦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布的“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作出評估，中國排在第175位，香港從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為130。這說明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新聞自由，這分明就是極權主義中國在成功運用制腦權後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擊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表面上看好似打擊大資本，實際上是由於這些電商巨頭的人氣和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了習近平，因而從馬雲和馬化騰手中果斷地收回了制腦權。

最近又有新規定：嚴格禁止中、小學生出國，在青少年世界觀成長期，強行留在國內接受植腦、洗腦和思想灌輸。極權主義從來就沒有放鬆過對青少年的愚腦和控腦。

制腦權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戰略，是中國夢的實質部分，不僅控制中國人的大腦，同時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腦。

警惕啊，人們！

屠殺：故意地、大量地殺害‘不具備防衛能力的人類’的行為，稱之為屠殺；雖然它不包括戰爭進行中的殺戮行為，但包括對失去反抗能力的戰俘和平民的殺戮行為。

大屠殺：較為嚴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屠殺行為，稱之為大屠殺。大屠殺通常是政府行為，或政府許可和默認的行為；大屠殺是國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一下這些類別：

階級滅絕：清除和殺戮階級異己分子，或整體滅絕某一社會階級；

種族滅絕：清除和殺戮一個種族、族群、或國族；

政治滅絕：清除和殺戮政治異見者和政治反對派；

宗教滅絕：清除和殺戮某一異教和異教徒，或者清除和殺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民眾滅絕：一個國家對本國或外國國民進行的廣泛的滅絕行為。並非特指某個階級、族群、政黨、或教徒；它是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

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由中國政府調動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使用坦克和機槍掃射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關於“大屠殺”的定義，尤其是“民眾滅絕”的定義，即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六四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大屠殺。

反人類罪包括對人類的迫害，對人類的虐待和對人類的殺戮。毫無異議，六四屠殺是中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犯下的反人類罪。

由《天安門母親》網站記錄在案的六四屠殺遇難者就有203名。這是民間收集的數據，是死難者家屬克服重重阻力，三三兩兩收集起來的數據，距離真實的死難者人數還相去甚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公布真實數據，故被殺害的死難者的實際人數肯定遠在此數字之上。民間學者對六四屠殺罹難人數的估計在2,000-10,000不等。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1982年殺害了148名杜賈爾村什葉派村民，於2006年被判定危害人類罪，並被處以死刑立即實行。

科索沃前總統哈希姆·薩奇涉及100宗對政治異見者的謀殺案，被海牙國際法庭指控為危害人類罪。

對比上例，將六四屠殺稱之為“大屠殺”，定之為反人類罪，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在天安門母親網站裡，高聳着一座座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編號001 蔣捷連：男，遇難年齡17，青澀少年。在木樨地，子彈從背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兒童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編號002 王楠：男，遇難年齡19，在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戒嚴部隊禁止救護隊搶救，身亡；

編號003 楊明湖：男，遇難年齡42，在東長安街，遭遇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彈，身亡；

編號016 段昌隆：男，遇難年齡24，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

編號017王衛萍：女，遇難年齡25，在木樨地附近搶救傷員時，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編號019 王培文：男，遇難年齡21，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0董曉軍：男，遇難年齡20，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1袁力：男，遇難年齡29，在木樨地咽部中彈，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編號023吳國鋒：男，遇難年齡21，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編號048林仁富：男，遇難年齡30，北科大應屆博士畢業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54田道民：男，遇難年齡22，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78龔紀芳：女，遇難年齡19，花樣年華。在六部口左胳膊中彈（炸子）倒地，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

編號102羅維：男，遇難年齡30，腹內取出兩顆子彈，一顆為湯姆彈，在腹內炸開，傷及肝、腎、膽、胃及消化道，廣安醫院曾作肝、胃修補術，不治，死於急性腎功能衰竭；

編號156杜光旭：男，遇難年齡24，被戒嚴部隊擊中太陽穴，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

編號167李浩成：男，遇難年齡20，被戒嚴部隊擊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屠殺是偶發事件嗎？當然不是，它是極權主義大屠殺鏈中必然的一環，是共產主義政權一系列大屠殺中的一個而已。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為肅清敵對勢力，便開始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而每次的政治運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指向對普通民眾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比如：

土地改革運動，在消滅中國農村地主和鄉紳階級，摧毀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的同時，由於運動的暴力和血腥方式，造成大約100-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被處決）。這是一場典型的階級滅絕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報告顯示：這場運動動用政府和軍隊力量，共抓捕了260萬人，鎮壓了157·6萬人，處決了87·3萬人。而民間學者估計鎮反運動共處決了大約100-200萬人。這是典型的階級滅絕加政治滅絕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又稱“打老虎運動”，是針對工商界的整肅運動，反擊資本家對黨的“猖狂進攻”，許多資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殺，或被處決，或被折磨致死。這是階級清洗運動。

肅反運動，全稱“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鎮反運動”的後繼運動，有超過10萬人被俘，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屬於階級滅絕和政治滅絕運動。

反右運動，據官方數據顯示，有55萬人遭受迫害，其中主要為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們被戴上“反黨”的帽子，或被改造和關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殺，或被處決。雖然死亡人數不確定，但各地均有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整死。這是典型的政治滅絕運動。

大躍進運動，又稱“三面紅旗運動”，是導致1960年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饑荒奪走了大約2000萬至4500萬人的生命。人為造成的饑荒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這是危害人類罪。

四清運動，為防修反修而在中國農村展開的政治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暴力事件頻發，一共肅整了532萬人，其中7.8萬人被整死，逼死。這是民眾滅絕的初期表現。

文化大革命，批鬥、武鬥、政治大清洗，破四舊（砸廟宇，砸道覌，砸教堂），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造成大約一億人受到迫害，至少172萬至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發生在各地的大屠殺，較為嚴重的有：

“廣西文革大屠殺”，不僅把專政對象殺死，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罹難人數達10-15萬；

“廣東文革大屠殺”，包括陽江大屠殺和儋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4600；

“湖南文革大屠殺”，包括道縣大屠殺和邵陽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萬多；

“江西文革大屠殺”，包括發生在瑞金、興國和于都縣的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000人；

“雲南文革大屠殺”，包括滇西挺進縱隊案、趙健民特務案和沙甸事件，罹難人數約8800人；

“四川文革大屠殺”，包括萬州和涪陵事件，罹難人數約693人。

文化大革命集階級滅絕，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宗教滅絕和民眾滅絕之大成。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整肅擴大化，幾百萬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約10萬人。這屬於政治滅絕行為。

藏區騷亂，軍事鎮壓造成8.7萬人死亡。屬於種族滅絕和宗教滅絕。

“內人黨”事件，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的政治清洗，近百萬人受到牽連，罹難人數約2-10萬，多為蒙古族。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這是種族滅絕事件。

新疆再教育營，關押着將近一百萬人，對維吾爾民族進行語言和文化清洗，破壞民族信仰，強制將孩童與父母分離，強迫實施絕育，被人權組織指控為“種族滅絕”和‘人口滅絕“。

以上僅僅是對中國國家機器對普通民眾實施大屠殺的初略估計，發生在中國的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具有歷史的慣性，每隔兩三年就要再來一次，或者隔三五年再來一次。在極權主義中國，要維持統治就必須持續地製造恐怖；而要持續地製造恐怖，就要持續地對百姓進行殺戮。製造各種各樣的藉口實行大屠殺則被視為主要手段。大屠殺—>恐怖威懾—>維持統治，這就是極權主義血腥統治的邏輯。

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預謀的國家機器犯罪行為，多數為國家公權犯罪和國家刑事犯罪。中共濫用國家權力和國家公器大規模肅整、抓捕、關監和屠殺民眾，這是徹頭徹尾的公權犯罪；即便按照當時中國的法律來判，這些屠殺行為之野蠻、之殘暴、之毫無人性，皆可依據刑事法入罪，因此，可以確切地說這些屠殺都是國家刑事犯罪。這些屠殺屬於國家機器實行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正是這個制度提供了殺人機器，提供了積極實施屠殺參與屠殺的黨的各級機構和黨員，提供了軍人、警察、國安乃至武裝民兵，提供了監獄，提供了物質保障，屠殺才可能進行，因此這些屠殺又屬於制度性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下，以“革命的名義”，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進行的。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和政治正確的名義所形成的巨大的輿論場，推動着屠殺向前。因此這些屠殺又可謂之以意識形態殺人，或意識形態性質的大屠殺。

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共造成總計8500萬到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規模較大的殺戮主要發生在三個國家，它們分別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和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規模較小的殺戮發生在北朝鮮、越南、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不論大屠殺發生在那個國家，都帶有明顯的法西斯特徵。

蘇聯在斯大林黑暗統治時期，根據其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所作《共產主義記錄》一書記載，被殺害的人約為2000萬，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蘇聯史學家康奎斯基的《大恐怖》一書記載，蘇共中央要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責。將階級敵人就地正法的紅色恐怖，對哥薩克的種族滅絕，被稱之為大清洗的政治迫害運動，古拉格集中營，內務人民委員會，蒙古大清洗，卡廷大屠殺，波羅的海屠殺，烏克蘭大饑荒，包括普京近期在烏克蘭實行的布查大屠殺，等等，死人無數，從斯大林的蘇聯到普京的俄羅斯所殺害的人數大約在3000萬到4000萬。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統治期間，大約有220萬人被處死或被迫害致死。全國大約有150處殺人場和萬人坑，2萬多處墓地，埋葬着110萬死難者。可謂屍骨成山。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害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紅色高棉不僅殺害本國柬埔寨人，還越過邊境殺害越南人，製造了巴祝大屠殺，殺害了3157人，並引發越南入侵。紅色高棉元首喬森潘由於在其統治期間實施紅色恐怖和大屠殺被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危害人類罪，終身監禁。

然而，蘇共和柬共的罪行的總和也趕不上中共的血腥。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頻度、力度、深度和廣度都是蘇共與柬共望塵莫及的。蘇共和柬共一共殺害和迫害了大約4000萬人，而被中共殺害和迫害的人竟高達4500-6000萬。蘇共和柬共對民眾的殺戮集中在對肉體的消滅，就像當年希特勒納粹法西斯屠殺猶太人那樣。但是中共並不滿足這一點，而是更加注重於對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殺戮”。中共實施的殺戮那是肉體滅絕和精神滅絕雙管齊下。肉體的滅絕，其規模再大也只能滅絕人口的一部分；而精神與思想的殺戮，可以無限地復蓋國家的每個角落和民眾整體，它所製造的恐怖，籠罩着一個無聲的窒息的國度。

在回顧大屠殺的歷史時，應該分清（1）究竟是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2）究竟是戰時行為，還是和平時期的行為；（3）分清屠殺的性質屬於哪一類：階級滅絕，種族滅絕，宗教滅絕，政治滅絕，還是民眾滅絕？還是全面殺戮？(4)被殺對象具有防衛能力否？

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全部都是（1）政府行為；（2）和平時期；（3）全面殺戮，涵蓋幾乎所有的人類滅絕類別：階級的，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整體民眾的 （4）被殺對象毫無防衛能力。這些特點足以以大屠殺罪和反人類罪將中國政府告上國際法庭。

二戰以來，作為國家行為的屠殺在民主國家已經基本杜絕，這是文明進步的體現。在文明落後的國家，雖然屠殺時有發生，但如果把民間發生的種族衝突和宗教衝突所引發的屠殺除外，由政府直接操縱的屠殺屈指可數，比如埃塞俄比亞的政治清洗運動，韓國的光州事件。但是發生在中國的由政府主導的屠殺事件的頻繁程度則是驚人的，全世界發生的事件與其相比，都如九牛一毛。

但凡大屠殺，歷史都是會清算的。六四大屠殺，不僅讓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殘忍，更看到了民眾的反抗。從反抗的強度和烈度中，看到這個民族的希望。

地下的火在升騰，只要找到出口，就會噴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