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一真濺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號前後，我得到通知：到總場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參加“反動學生”來場勞動改造一年總結鑑定會。 

那天早上我吃過早飯就往總場招待所走去，因為我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數“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進去就看見高教局專門監管高校師生思想動態(“反動學生”的改造工作也由他專管)的特務頭子徐科長(徐真玉)和各高校保衛科的負責人和農場保衛科的古文德科長(廣東人，專門負責在農場反動學生的管教)等十幾個人已經坐在那裡，他們示意我在他們桌前的板凳上坐下。
接着先後有各分場的“反動學生”到達。此時我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往會場走來，覺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來他是我在楚怡小學68班的同班同學吳民剛。意外的驚奇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間的規定：反動學生之間不能交談，我立即站起來對他喊道：吳民剛！你怎麽也在這裡？還沒有等他回答，徐科長便厲聲對我叫道：陳XX！不准互相講活，不記得了嗎？我只好坐了下來，此時吳民剛已走了進來，他正想在我旁邊坐下，徐科長又叫到：你們不能坐在一起！吳民剛只好在離我較遠的地方找了一個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於有的“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個反動學生都到齊時，已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長講了一下這幾天總結鑑定會的安排：今天會後，各“反動學生”回生產隊去，白天照樣參加生產勞動，利用晚上休息的時候寫自己一年來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總結和思想匯報，然後由各學校保衛科人員輪流到到各個有“反動學生”的生產隊，組織貧下中農對“反動學生”一年來的表現進行鑑定。都鑑定完後，再集中到總場召開總結會。

那天中午農場負責人和古科長請以徐科長為首的這些省里來的幹部們吃飯去了，就只剩下我們二十多個“反動學生”在農場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飯，“反動學生”們利用這短暫的監管真空時間，互相交談起來，首先當然是各人自報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動學生”的事由，每個高校的“反動學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農場來的，所以基本上都有點認識，只是各個高校的反動學生之間都還是第一次見面，基本上互不認識。當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剛說了一句：我叫陳XX，之後，其他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輕聲發出一陣驚呼：你就是陳XX呀！然後他們議論紛紛說道：我們在去年全省高校對你的批鬥會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學們中都傳說你是個讀書特別用功，功課特別好、思想特別“反動”、組織反革命集團、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企圖叛國投敵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終於認識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紹了。我趁這個機會和吳民剛互相交流了一下從楚怡小學畢業後各自的經歷，他們湖南師院的同學都奇怪，我和吳民剛是怎麽認識的，我說我們是高小同學，原來又住在一條街上，我家住在青石井最東頭，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頭。吳民剛高中畢業後考進了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動學生”的。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張方可、王象賢和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袁立強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1963年7月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這一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動學生”的。他們三人被打成“反動學生”後，於該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個勞改、勞教採石場勞教，1964年9月又和我們這批“反動學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農場勞教，他們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動學生”中的元老。還有一位恐怕是全國高校“反動學生”中絕無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他十六歲進大學，在1958年反右運動補火的過程中，大概是因為該校在“反右運動”時劃的“右派份子”人數沒有達到中共當局現定的標準，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去抵數，而被補劃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為年齡太小和“右”得不十分嚴重，被留在學校，邊監督勞動改造、邊讀書，一直拖到1964年才畢業。在這一年，又因同樣的原因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反動學生”的隊伍里抵數，又被劃成“反動學生”，於1964年9月和我們一起被遣送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三年。從王熙仁兩次被“抵數”的經歷可以看出，中共當局劃“右派份子”和劃“反動學生”的做法的荒謬和隨意。在這個體制之下，一個人的命運竟因中共當局的政治需要而隨意被中共當局所踐踏、擺佈，民眾(也就是中共當局所稱的“人民”)哪裡還有一點中共當局所宣稱的“當家作主”的權力啊？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中計有：湖南大學的：王迪棠、周秋桂、楊剛毅、張方可、王象賢和我；湖南師範學院的：袁立強、李德風、朱湘贊、吳民剛；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許業武、王懷毓、張仲良、任國漢；湖南冶金學院；孫治國、龔瑋、曹楚才、張奠磐、李永孝；湖南財貿學院：任靄堂、王湘平；湖南農學院：陳務農；長沙鐵道學院：張鑫等二十四人。

後來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麽原因，僅劃了三個“反動學生”，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盧楚薌、熊聲祥和長沙鐵道學院的梁白瀕。這次他們三人也跟隨徐科長他們一行來到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但未參加這次鑑定總結會。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高校應屆畢業生中劃“反動學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文件也就沒有人再去實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長主持會議，他要求我們在寫勞動改造思想總結時，要從靈魂深處挖掘自己的反動思想根源，通過勞動脫胎換骨改造自己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學習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還說據了解有的“反動學生”一年來表現較好，但也有個別“反動學生”仍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會後回到生產隊，湖大保衛科的文幹事來到生產隊，組織隊幹部、六組的貧下中農和其他組的貧下中農代表，對我一年來在隊上的改造表現進行鑑定，鑑定會上眾口一詞地認為我一年來的表現不錯，勞動上好學肯干、生活上艱苦樸素，就連那位一向對我刁難有加的、階級鬥爭觀念極強的張隊長也沒有表示什麽異議。

正當我以為這次年度鑑定這一關我已經順利渡過之時。第二天徐科長帶着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來到生產隊，把我叫到隊部，對我說：陳XX，你一年來的勞動改造表現極不老實，仍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你要老實交待你到農場後又進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動。我說：我一年來除了勞動改造思想之外，未進行過任何反革命活動，我一年來在隊上的表現有目共睹，昨天隊上的貧下中農對我的鑑定就是證明。徐科長厲聲說道：那是你偽裝得好，欺騙了貧下中農，我問你，你說你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動，你對外寫過什麽信沒有？我說：我除了給母親寫過幾封信之外，沒有給其他人寫過信。徐科長說：你到現在還不老實，我問你，你有沒有給一個姓蔣的同學寫過信？此時我才記起來：去年剛到農場時，我跟我班的蔣申美同學寫過一封信，是請他幫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錢轉交給我的母親，此後一直沒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見母親來信中說過有同學寄錢給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沒有寫過信給蔣同學。我說：寫過，是想請他把幫我保管的500我們兄弟為母親準備的生活費轉交給我母親，並沒有什麽反革命內容，怎麽能祘是反革命活動呢？徐科長又說：為什麽不通過組織去問，而要私下寫信給他？而且這500塊錢是你們的反革命活動經費，這不是反革命活動是什麽？我說：你要這麽說，我也沒有辦法。

這500塊錢的事說來話長，那還是我剛開始在班上、在年級被批鬥不久，有一天劉書記指使幾個同學對我在寢室里的書桌、箱子進行搜查，由蔣申美同學負責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幾位同學負責搜查我的書桌和床舗，蔣申美叫我打開衣箱，他搜到我箱子裡藏的為母親準備的500元生活費時(實際上這也是我們兄弟三人準備的活動經費)，趁其他同學不注意時偷偷地對我說：這錢他們沒看到，我幫你藏起來，以後有機會再給你，我點了一下頭，他連忙把那500塊錢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裡去了，當時因蔣平日與我關係不錯，我還以為他是冒着危險真心幫助我，對他還心存感激。

在來西洞庭農場之前，那兩天在學校等待出發時，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報到的同學，我向他打聽到蔣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單位，才有了到農場後寫信請他把那500塊錢轉交給我母親的事。後來見他音信全無，我估計要麽是他趁人之危把這筆錢私下侵吞了，因為他估計：以我那時的處境是不敢去告發他的；要麽就是劉書記他們早就捜查過我的行李物品，也發現了那500塊錢，而故意當着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設的一個圈套，用蔣同學與我關係較好，利用他來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筆錢，以觀察我對蔣有無進一步拉攏行動，或利用蔣幫我傳遞什麽反革命情報的行為，以便劉書記他們用來確定我組識“反革命集團”的罪名。當時我無從判斷究竟是屬哪一種情況，到這次徐科長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從他並沒有着意追究這500塊錢的來龍去脈，和此後又未再查問過此事的跡象判斷，當局對這500塊錢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鑑定會之後我已經可以確定，蔣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時“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500元錢一事，純系劉書記他們為坐實我的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而設下的一個局。這天下午我去出工時，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人又召集生產隊負責人貧下中農骨幹和積極份子開會，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在會上對他們說：陳XX是一個隱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騎在貧下中農頭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們隊上改造期間還有反革命活動，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對陳XX的鑑定，沒有反映出他在你們隊上改造的真實情況，今天晚上要開會對他重新鑑定，大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講他的缺點錯誤，這樣才能促進他的改造……。會上又佈置了一些貧下中農積極份子發言。

晚上再次召開鑑定會時，會場上的氣氛與昨天大不相同，從昨天對我的普遍讚揚、肯定，一下子變為被那些積極份子把我說得一無是處，他們有的說我幹活拈輕怕重、有的說我好逸惡勞、有的說我借錢給別人是企圖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實際情況是有的職工家裡經濟遇到困難找我借錢，出於同情心，我便借給他們，為避免拉攏他們的嫌疑，我從未主動去借錢給他們)……。我發現以上這些積極份子大多是隊上那些幹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懶漢，我們生產組的職工除個別懶漢之外都不發言，老范、老潘更是帶着厭惡的神情看着這些懶漢們胡說八道，文書記也不作聲。於是徐科長他們終於得到他們想要的對我的鑑定。

過了兩天又得到通知到總場召開“反動學生”思想改造鑑定總結會。在會上徐科長點了幾位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的名，其中包括吳民剛、周秋桂、陳務農和我，他們三位的“罪名”是勞動態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給我的“罪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另外又表揚了楊剛毅等兩三位表現好的“反動學生”，這幾位表現好的都是“反動罪行”比較輕的“反動學生”。這次鑑定會中午吃飯時，張方可、許業武、楊剛毅三位“反動學生”均表現出不屑與我們這些“反動學生”為伍的姿態，因張方可是復員軍人、許業武家裡是地道的貧下中農，楊剛毅家裡也是貧下中農，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兩年，比我們的勞動教養三年要輕了兩三個檔次，這次又受到徐科長的表揚。

一個多月後，我從隊上的農工們那裡得知，在與我所在的二分場一隊隔湖相望的二分場四隊改造的湖大化工系的“反動學生”周秋桂，已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後來還知道與周秋桂一道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的還有湖南農學院的陳務農和湖南師院的吳民剛)。

我後來想：在四個被徐科長點名為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之中，為何只有我沒有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無任何親友在農村生活，無原籍農村可遣送，要聯繫一個農村把我遣送去監督改造，手續比較麻煩，此外他們見到我在農場僅一年時間就己贏得了生產隊員工家屬們的好感，並成功地化解了他們在我剛來時對我的敵意，他們怕我去普通農村後對我的管控沒有農場這麽嚴，更有利於我進行“反革命活動”；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徐科長他們原本也想把我開除學籍遣送到農村去監督改造，這個建議被湖大領導所否決，因為湖大領導肯定會從保衛科參加這次鑑定會的文幹事那裡知道我在農場的真實表現(文幹事參加了對我的第一次鑑定)。湖大領導對待“反動學生”的態度可以從1965年湖大沒有劃一個“反動學生”這件事可以看出。這次鑑定會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弄清楚究竟是那一種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處分，我現在想，如果當時我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的話，我的人生軌跡也許是與現在的人生軌跡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兩條人生軌跡中間無論怎樣不同，但它的起點和終點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我立下的志願和追求的人生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區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工作團進駐西洞庭農場，開展“社教運動”，我所在的生產隊也進駐了一個“社教”工作組，由一位國營茶盤洲農場某分場的場長楊XX任組長，此外還有兩位女組員和兩位男組員，“社教”工作團的一位姓張的團長(據說是常德地區地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也在這裡“包隊”(即負責指導這個隊的“社教”工作)。

工作組一到隊上先是召開大會，發動群眾檢舉揭發隊幹部們的“四不清”罪行，接着就是工作組員們訪貧問苦，隊上那些好逸惡勞的懶漢和刁鑽小人(他們大多為貪下中農出身)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並由這些人組成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暫時接管了隊上的管理權，原來的文支書、張隊長、段會計、徐統計等幾位隊幹部都靠邊站，每天寫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貪下中農的罪行。開始幾天晚上工作組組織訴苦會，由貧下中農發言控訴由“四不清”幹部帶給他們的苦難，後來晚上就召開批鬥會，由貧下中農對“四不清”幹部進行批鬥，或由“四不清”幹部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貧下中農的罪行。隊幹部們白天和農工們一起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寫交待或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文支書被分到我們這個組參加勞動，文支書也讀過幾年書，為人也不錯，農業勞動也樣樣精通，平日對我還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與老范、老潘關係也很好，這時老范、老潘他們口裡雖然笑稱文支書為“文老四(不清)”，但實際上也沒有把他當“四不清”幹部對待，因文支書年紀較大當支書之後參加勞動較少，所以老范老潘在安排農活時也儘量照顧他，運動後期文支書被拆銷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正式成為我們六組的一位農工，老范因出身貧下中農，又是坦克兵排長轉業所以被工作隊任命為隊黨支部書記，老潘升任第六生產組組長。

這次“社教運動”對我影響不大，開始有位工作組的某男組員聽說我是在這裡改造的“反動學生”後，試圖從我身上揭開二分物一隊階級鬥爭的蓋子，找我談話，問我有哪些親友，及他們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並說要去外調。我說我的問題學校和省里早已作過處理，已作了結論，我們是學校放在這裡勞動改造思想的，不是農場職工，與農場沒有關係。他說：你是“反動學生”、是階級敵人，就是“社教運動”的對象，你不積極配合工作組對你的“外調”(那個年代對外出調查某人情況的組織行為的簡稱)，你這不是對“社教動動”有牴觸情緒嗎？我說：你問的親友情況、單位、地址我都告訴你了，你高興調查你去調查好了，我有什麽牴觸情緒？

過了幾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隊的張團長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這位張團長北方人，四十多歲，文質彬彬，談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長他們一樣，是個“解放”前搞學生運動出身的知識份子，只是級別沒有朱校長他們那麽高而已。他雖身為“社教”工作團的團長，但對我的態度卻遠比他手下的那些組長、組員要好，他喜歡打乒乓球，但在這個隊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組成員中又找不到一個對手，而我在學校時也喜歡打乒乓球，水平也還過得去，所以張團長有空，而我又沒有出工時，就時常約我一起打乒乓球。這次打乒乓球時，我有意和他談到，他手下這位工作組員要對我進行外調的事，我說我的事組織上早已調查清楚作了結論了，還有必要再去調查嗎？何況我們並不屬農場的人，只是學校放在這裡由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思想的。張團長說：你們的情況我知道，你們不屬這次運動的對象，你們只要好好勞動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大都對你的表現比較滿意，你不要有什麽顧慮，某某某那裡我會給他打招呼的。此後那位工作組員再也沒有來找過我。這位“社教”工作隊的張團長，很少參加隊上批鬥“四不清”幹部的會，也不在這些會上發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場和各生產隊巡視、聽取匯報、作出指示。其餘時間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組織部處理一下公務之外，都住在我們生產隊，這些情況表明這位張隊長也對中共當局這些鬥來鬥去的“運動”感到厭倦，他對我的態度也許和朱凡、唐麟他們一樣是從我們身上看到了他們年輕時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間，工作組的其他成員都對我表現出明顯的“敵意”，為表示與我“劃清界限”，凡我參與的活動他們一概不參加，例如晚飯後天黑前隊上的體育活動時，以往我和隊上的青年人一起參加的打排球、打籃球，他們見我在場上就不會來參加，有時他們先在場上，見我一來到便先後退出，我看出了這一點以後，我便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了，只是那位楊組長對我的態度稍好一點，有時還主動和我說幾句話。工作組員們的這種態度也對隊上的職工產生了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那些被工作組作為依靠對象的懶漢們，不僅對我的態度比以前冷淡了許多，有的還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階級立場站得穩、階級鬥爭觀念強。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當局的洗腦、灌輸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數是由於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

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農場的“社教運動”就基本結束了，二分場一隊受處分最重的是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被拆銷了支部書記職務，記過，但保留了黨籍以觀後效，下到六組當農工，其餘的生產隊長張喜橋、會計段家生、統計員徐厚仁僅受到批評教育、作檢討的處分。統計員徐厚仁，四十好幾歲，有初中文化，字寫得好，隊上的標語口號都是他書寫的，看外形也像個小知識份子的樣子，對我也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1968年我離開農場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因外調時查出他“解放”前在老家寧鄉曾擔任過短時間的保長而被掛牌批鬥，劃為“歷史反革命”時，因不堪批鬥和屈辱而懸梁自盡了。

工作組一撤離，西洞庭農場又抽調幹部組成“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進行“社教”，而此前進駐西洞庭農場的“社教”工作隊的成員也大都來自茶盤洲農場。我們生產隊的新任黨支部書記範金彥也被抽調到“社教”工作隊到茶盤洲農場搞社教。據老范回隊探親時講：我們二分場的幹部組成的“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的分場正好就是進駐我們生產隊的楊組長所在的分場，而楊組長正是那個分場的場長，“社教”期間這位楊場長被查出在“大躍進”期間瞎指揮、浮誇放假衛星、虐待毆打貧下中農、奸汙婦女……等諸多罪行，受到開除黨籍、拆銷職務的處分。

結合我們隊搞“社教”時貧下中農批鬥幹部時，也大多是他們在“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期間瞎指揮、浮誇、打罵虐待貧下中農……這些事。我已經看清楚毛和中共當局搞“四清”動動和搞“社教”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因好大喜功而發起的瘋狂的“大躍進”、“全民煉鋼鐵”、“大修水利”、“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社食堂”等一系列運動，給全國民眾造成的史無前例的苦難的責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層幹部們的頭上，同時把自己由造成這些災難的罪魁禍首裝扮成再一次解救民眾於水火的“大救星”。又通過“四清”和“社教”運動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幹部、幹部斗群眾和幹部斗幹部，並以此來震懾群眾和幹部以維護毛和中共當局的光輝形象和鞏固他們的統治基礎。

這年冬季我們生產隊來了一位叫楊平的南下幹部被分到我們組搞勞動，這個幹部那年四十一歲，山西人，後來隊上的人從總場打聽到，這個老楊與西洞庭農場總場的張場長既是山西老鄉，又是戰友，老楊“解放”後曾在湖南省委組織部擔任管理幹部調配任免的處長，老楊利用手中的權力玩弄奸汙過不少女幹部，後來不知何故東窗事發，被免去了處長職務，發配到湖南國營黃蓋湖農場當場長，不料這位老楊風流本性不改，在黃蓋湖農場又利用職務之便玩弄、奸汙婦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農場二分場一隊來勞動。像老楊這樣一個劣跡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應受到開除公職予以法辦的制裁，然而因為他曾經對“革命”有功，而且又因為老楊所犯罪行對中共當局而言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就這樣輕描淡寫地處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楊又調回省委任職去了(不知去擔任何職)，看來這個老楊在省里是有比較過硬的後台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場有一個山西幫，因為湖南“和平起義”時參與接管湖南政權的南下幹部，他們大都來自山西，他們組成了一個官官相護的山西幫，後來擔任過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就是山西幫的成員之一。

老楊直屬總場管理，雖然住在生產隊(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隨便他、干多干少也隨便他，生產隊和組裡都由着他，此人雖生性好色，但平時待人還不錯，喜歡喝酒、下象棋，雖然隊上和組裡都不管他，但他每天還是同我們一起按時出工、按時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當然組裡也會安排一些比較輕鬆的活讓他干，而且從未要他下過水田。每到晚上，他就會要我點上煤油燈和他下象棋，因為隊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對手，我因在省公安廳看守所和牢友們一起與棋術高超的劉老闆切搓過棋藝，從劉老闆那裡獲益不淺，使我的棋藝有所長進，所以和老楊對弈時尚可保持略占優勢的成績，老楊下棋棋風不錯，那怕他在占優勢的情況之下，走出了一着昏招而導致輸棋，他也從不悔棋，其實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會穩操勝券，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說一不二、認賭服輸的人。

每逢端午、中秋、國慶、春節老楊都會回長沙家裡去度幾天假，也會帶幾瓶酒回來，他有時出工，也會用一個能裝二三兩酒的扁酒瓶裝上酒揣在懷裡，工間休息時，就會拿出來喝上幾口，總場的張場長有時晚上也會來請他到張場長家裡去喝酒，而且總是喝醉了才回來，看來把老楊稱之為“酒色之徒”他倒也當之無愧。

這年冬天的冬修是開一條橫貫農場內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農場外堤上新修的一個電排站，我們二分場一隊的工地就分在總場附近，距我們生產隊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們隊在工地就沒有搭建工棚，還是住在隊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飯天剛亮，就趕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飯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隊上吃晚飯、睡覺。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鍬和窩鍬把泥巴鏟起來裝到箢箕里，再由人通過跳板挑到渠道頂面上去，雖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擔都有一百五到兩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較近，而我又經過了一年多的鍛煉，挑二百多斤的擔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沒有覺得有去年在黃珠洲挑外江堤那樣艱苦、難受，也沒有覺得有那麽疲倦。遇到總場晚上在工地放電影，晚飯後也有精力和隊上的職工一起去看電影。修渠道期間吃飯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樣每餐一斤二兩米。修完渠道就已經到了過春節的時候，農場放了三天假，又進行了一次會餐。

春節前兩天農場的漁業隊打了魚在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去看了一下，見那裡堆滿了剛打上來的各式各樣的魚，我一打聽價格覺得十分奇怪，我們原來在長沙那些比較珍貴、價格高的魚，在這裡的價格反而比長沙那些一般的低檔魚便宜。原來農場只把魚分為粗鱗魚和細鱗魚兩類，粗鱗魚被認為是好魚、上等魚，像鯉魚、草魚、青魚(因鱗片比較大而被稱之為粗鱗魚)等，而鱖魚、白魚、鯽魚，鯿魚、鱅魚、鰱魚、鯰魚等魚因鱗片細小甚至無鱗而被稱之為細鱗魚，細鱗魚在那個地方被當作上不了台面的雜魚，所以價格比粗鱗魚低，我記得當時粗鱗魚要賣0.28元一斤，而細鱗魚只賣0.25元一斤，我見這個情況心裡大喜，連忙買了一條五六斤重的白魚和兩條一斤左右的鱖魚(鱖魚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我拿回去後，找職工家裡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魚裡面，在食堂的飯甑上蒸熟，吃了好幾天，也算是這年春節大飽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並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覺得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

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報上又刊登了，轉載的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札記”》(這三人不僅寫了《三家村扎記》，還寫了《三家村夜話》而且都在《北京晚報》上連載發表)，接着便公開點名批判“三家村札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廖沫沙。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彭羅楊陸[註：1]反黨集團的決定》，公佈了他們四人反黨反毛的罪行，並撤銷了他們在黨政軍方面的一切職務。

因為我到二分場一隊後，為了解國內外的形勢和發生的重大事件，便訂了一份《人民日報》(那時每月僅1.2元錢，每天兩大張)，雖然我知道這種報紙通常通篇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從它前後假話之間的差異、矛盾以及它的字裡行間，還是可以看出一些隱藏在背後的真實情況的。此時我已預感到中共當局高層領導之間一場新的狗咬狗式的內鬥已經拉開了序幕，“好戲”還在後頭。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形勢之下，對於資本家太太又有三個兒子都是“反革命”的我母親在長沙的處境已越來越艱難，她的直覺告訴她：在長沙繼續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於是她以年老多病無人照料，大女兒在成都外孫需要人照料為由，先通過大姐、大姐夫在他們所在的單位(當時叫四川醫學院，解放前和現在都叫華西醫科大學)和當地派出所開出了准遷證，然後在居委會幾位同情我家處境的幹部的暗中幫助之下，終於從派出所辦到了到成都的戶口遷移證。

母親去成都之前，把家裡所有帶不走的東西能賣的就賣掉；或是送給給我家幫過忙的鄰居，剩下一些她估計我們今後用得着的東西都寄存到聚福園五號的閣樓上去了。她托人買好到成都的火車票之後(那時火車票可以預售三天)，臨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監督勞動改造的我弟弟，要他第二天來送她上火車，並幫她把行李送到火車站的行包房辦理行李託運手續。

母親之所以事前未與我們商量，臨走才通知我弟弟是估計到我們可能會反對她去成都。當時她如果寫信告訴我、事前和我弟弟商量的話，我和我弟弟都不會同意她去成都的，因為母親一走這個家就散了，以後我們也就無家可歸了。

但事後看來，母親的決定是對的，她如果留在長沙，後來早就被紅衛兵們整死了。那時從長沙沒有直達成都的火車，要麽從長沙到鄭州轉北京到成都的車；要麽從長沙到貴陽轉貴陽到成都的車。

母親到達成都之後，才寫信告訴我，我當時還很不高興，心想你這一走，我們陳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嗎？我們將來回長沙不是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嗎？所以母親去成都之後，我許久都未寫信給母親。直到後來看到“文化大革命”對待“五類份子”和他們的家屬那種慘無人道的恐怖陣式，我們才認識到母親的先見之明，和她毅然決定拋家離子去成都避難這一決定的正確。

母親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時，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管控更加嚴酷時，那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後，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組織紅衛兵；工人、幹部們組織各式各樣的造反派。

從1965年起，先從解放軍開始，對毛掀起了一場愈演愈烈的造神運動，接着這場造神運動就從解放軍蔓延到全國，《毛澤東選集》和各式各樣的毛語錄成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最高經典，每個人都要天天讀天天背誦。

毛由此被吹捧成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師、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從此被那些毛早就計劃要打倒的中共從上到下的各級老革命們推上了神壇。這樣毛便成了真理、正義、和正確的化身，使毛擁有了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絕對權力。此外毛通過拉攏林彪完全掌控了軍權，毛通過汪東興、謝富治掌控了8341中央警衛部隊和治安情報系統，這幾方面因素大大增強了毛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從北京開始蓆卷全國，西洞庭農場也成立了好幾個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分兩大派，一派是保總場分場的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對總場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之為“造反派”，兩大派造反組織之間互相攻訐，都自稱是忠於毛、忠於黨、忠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指摘對方是反毛、反黨、反中央文革(小組)的，各造反組織經常組織集會和遊行示威，各派之間的武鬥也時有發生。

我們生產隊的職工參加的是“造反派”，也經常去參加遊行、集會，隊上那些“社教”運動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貧下中農出身的懶漢們更是全力投身到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用出工，工資卻照拿，而且還可以肆無忌憚地批鬥、打罵那些平時看他們不順眼的分場和總場的領導幹部；更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耀武揚威，甚至施暴。

這使隊上的生產幾乎陷入停頓狀態，只有一些老實的職工不大參加運動仍在堅持生產，再就是那些臨時工、婦女和少兒少女們，他們沒有固定的工資，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資，這些人擔起了生產隊的重擔。

我們六組老范從茶盤洲農場搞“社教”回來後，繼續在隊上當黨支部書記，在我組下放勞動的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後來又調到常德地區的一家煤礦搞社教去了，以後就在這家煤礦當了一名幹部。老楊已回長沙，組長老潘雖也隨大流參加了造反派，但他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感興趣。可是他那年身體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藥，處於半休息狀態，於是他把六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給我做，他在後面出出主意指揮一下，六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帶着組裡的婦女、少兒少女和幾個臨時工以及幾個不大參運動的老實農工去干。好在組裡的兩三個好逸惡勞的懶漢一天到晚都去搞運動去了，也就沒有人為難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給他們記工分(那時臨時工們的工分也由我記)時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們都喜歡我帶領他們一起勞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發現有的田塊不論是犁耕、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爭着去，而有的田塊大家都不願去那裡做事，我仔細觀察後，發現原來是這些田塊以前丈量的面積計祘得不準確，那些大家都爭着去干的田塊的實際面積卻比過去丈量時標記的面積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去干的田塊的實際面積都比以前丈量標記的面積要大，而這兩種情況大都是發生在那些形狀不規則的田塊。

這年冬季農閒時，我把這一情況跟老潘說了一下，老潘說：那好辦，你是大學生，我去分場基建隊幫你借一把皮尺來，你把組裡所有的田土面積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準確的面積，然後再畫一張全組田土的總圖，把量出的準確面積標註在每一塊田土上，我派兩個人幫你拉皮尺量尺碼，你負責畫圖、計祘面積。於是老潘去分場基建隊借來一把50米的皮捲尺，我先在現場畫了一張草圖，把每塊田土的周邊尺寸量好，對不規則的田土還要量出每個角的角度，然後找了一個包裝化肥的厚牛皮紙做的包裝袋，拆開後得到的一張大的厚牛皮紙，把六組田土的總圖用園珠筆較為準確地畫在上面，並把每一田塊的準確尺寸標註在上面，以後記工就按田塊新量出的面積計算工分，職工、婦女、少兒少女和臨時工們都說：按陳老大量出的面積記工我們都不吃虧，從此再沒有出現過哪塊田大家都爭着去干；哪塊田大家都不願去干的現象了。

那次丈量、計算和繪製全組田土總圖的經歷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記得幾塊形狀不規則面積較難計算的，以前丈量時誤差較大的田塊的面積，組裡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6.3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82畝)，我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5.7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35畝)，我組另一丘田除不規則之外，還有一角是個大園弧形，我把這塊田分解成一個扇形和幾個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後計算出的面積只有4.23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卻有4.78畝)，其餘田塊的形狀和面積因年代久遠，又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均已記不得了。

自“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我通過《人民日報》密切關注着運動的進展情況，我從報上注意中共當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們們這些高級領導人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以及他們出席各種大會時他們名字排列的先後順序大致可以判斷出這些人在這場運動中是失勢還是得勢，我發現新從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上調進中央的陶鑄，到中央後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領導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劉少奇、鄧小平的排名卻越來越靠後。不過陶鑄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約只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很快被冠以陰謀家、野心家、反黨、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從報紙上和新聞紀錄片上(那時放電影之前都要放映一兩集新聞紀錄片)發現在中共當局的這些高級領導人之中，以周恩來、林彪和陶鑄三人對毛的吹捧最無恥、最賣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貴為一國總理的他，時常在集會上帶頭呼喊吹捧毛的口號時，達到聲嘶力竭的地步，實在令人不恥。以前由於受當局宣傳的誤導，還誤認為周在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上比其他中共領導人要溫和一些，從此我改變了對周的看法，周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並無根本區別，只是比他們更圓滑、偽裝得更巧妙一些罷了。從報上我還察覺到這次運動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繼彭羅楊陸四人被打倒之後，我估計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輪到劉、鄧二人了。

由於資訊的匱泛，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場毛髮起的這場掛着“文化”之名的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是毛為了實現把“黨天下”轉化成為“毛家天下”而發起的、一場針對阻礙他實現這一封建帝王目標的所有黨政軍各級老乾們的運動。而僅僅認為這是毛在瘋狂地、權令智昏地發起“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運動遭到徹底失敗，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特別是糧食極度匱乏，導致和平時期的天氣正常年份四五千萬人餓死(甚中絕大部份為農民)這樣嚴重的禍國殃民的後果之後，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來的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急劇下降，他在黨政軍等方面的絕對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毛面臨黨內高層那些黨政軍方面的老乾們對他的權力和地位的挑戰，而發起的一場打擊毛在黨政軍內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這是中共黨內一場劇烈的狗咬狗式的爭權奪利的內鬥，而不是毛宣稱的什麽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而發動的政治運動。

到1966年8月18至這年11月26毛八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接受紅衛兵們對他幾近瘋狂的頂禮膜拜，前後共計有1200多萬紅衛兵、造反派以各種交通方式涌到北京接受毛的檢閱、蠱惑和教唆。毛通過這些檢閱宣揚“造反有理”，鼓動、唆使紅衛兵、造反派，造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乾們的反、把他們打倒、奪他們的權。

“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毛大肆檢閱紅衛兵，造成工人不生產、幹部不工作、學生不上課、許多農場職工和農民不種田，使國家的經濟活動和交通運輸都幾乎陷入停頓狀態。

到1966年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老乾們基本上都已被紅衛兵、造反派們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給他們的“黑材料”和紅衛兵、造反派們從地方黨政部門保存的檔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聲名掃地。

此時，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員看到剝奪這些老乾們的實權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親信，發起了向上海各級老乾們全面奪權的行動，這被稱為“一月奪權”風暴，成立由軍管代表、紅衛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組成的所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接管了上海地區的各級黨政權力。其中的所謂“革命幹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過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鬥整得服服貼貼的，毛認為他們已對毛不再構成威脅的各級老乾們。在“革命委員會”中實權都操控在軍管會的軍代表手中，而這些軍管會和軍代表大都由毛的親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戰軍的軍隊將領所組成。

“革命委員會”中的被結合的“革命幹部”則負責處理黨政日常事務，“革命委員會”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個擺設，以安撫紅衛兵和造反派，因為他們不僅人數眾多(數以千萬計)，而且都有較為完善的組織，這是毛最為忌憚的。這些人在以後1968年秋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1970年初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都先後遭到以毛和“中央文革”為首的中共當局的整肅，下的下台、坐的坐牢，有的甚至被處決。據後來中共當局的不完全統計：中共當局在此期間，在全國共挖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等階級敵人184萬餘人、逮捕判刑28.48萬人、處決9000餘人，而實際被整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的人數遠不止這麽多。

上海發生“一月奪權風暴”後，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稱讚，指示中毛針對奪權組織叫什麽名稱時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革命委員會好”！的口號和標語一時風糜全國。中央文革小組更是積極支持、鼓勵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奪權行動。於是“奪權風暴”迅速蓆卷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市、縣、中央各部委、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都先後都成立“革命委員會”，奪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乾們手中的權力。

大大小小的中共老乾們手中的權力不僅被剝奪，而且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無情揪斗、毆打、侮辱、被迫無休止地寫檢查、交待、老乾們之間也被迫互相寫檢舉揭發材。搞得老乾們有的致傷、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許多造反派和紅衛兵是藉機發泄平日中共當局各級幹部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的欺壓、迫害的不滿，而採取的報復行為。所以老乾們儘管遭遇悲慘，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眾對他們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認為他們罪有應得。

到1967年“奪權風暴”蓆卷全國時，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之間為爭奪從老乾們手中奪取的權力，各派各組織紛紛向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都宣稱自己的組織是最忠於毛、最忠於中央文革，是最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而對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都爭當毛的最忠實的奴才，以圖在“奪權風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組織之間先是通過寫大字報、標語、呼口號、搞集會互相之間進行“文斗”。後來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暗示、唆使之下發展成武鬥。

毛通過中央文革一會兒表態支持這一派；看到這派勢力太大，怕今後難以駕馭，一會兒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們各派之間彼此爭鬥，互相削弱。這樣使得各派之間的武鬥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鬥甚至發展到互相使用機槍大砲的地步(武鬥實際上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已經開始了，只是武鬥的規模沒有後來那麽大而已)。

毛通過中央文革在全國範圍內挑起紅衛兵、造反派各派之間的武鬥的另一個至今仍未被許多人認識到的陰險目的，就是為今後整肅這些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製造把柄，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毛和中共當局整肅的紅衛兵、造反派的大小頭目們，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幾乎都是參與武鬥、搞打砸搶抄、殺人放火。

1967年春節前農場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西洞庭一帶都是沖積平原到處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沒有沙卵石，而西洞庭農場西邊的周家店卻是紅土丘陵地區，那裡的紅土中夾雜着大量的鵝卵石(因湖南在遠古時代這裡是一片海洋)，不過這種夾雜着大量鵝卵石的紅色粘土卻像混凝土那樣堅硬，用鋤頭和十字鍬都很難挖動它，要開釆這裡的卵石只能用炸藥炸，先用鋼釺往山體裡打一個深洞，然後放入幾筒帶了一個電雷管的硝化纖維炸藥，引出兩根細電線，再用黃土把洞築死，把引出的兩根電線接到一個由四筒大乾電他組一成的電源箱的兩個接線柱上，然後爆破員拿着電源箱躲到遠處爆破方向的背後，再按下電源開關接通電源引爆炸藥，隨着一聲巨響便炸出了一堆夾雜着鵝卵石的土塊，把土塊敲碎後倒入鋼絲網篩，篩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鵝卵石。

農場來開採鵝卵石的農工由於知識有限，都不敢採用電雷管爆破，只敢採用老式的導火索爆破方式。實際上採用電雷管爆破比採用導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場下達開採鵝卵石任務時，已接近農曆年關，大家都不願意離開家人在外面過年，自然就輪到我這個“反動學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的頭上，另外再加上一、二、三、四組的四個單身工，我們六人在副隊長兼畜牧隊長肖紹怡的帶領下，來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開採工地。在決定爆破方式時，其他隊都選了導火素爆破。肖副隊長和我隊其他五位成員都對我說：陳老大，你是大學生，搞電雷管爆破沒有問題吧？爆破我從未搞過，但無論是導火索爆破還是電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還是多少知道一點，於是我說我去試試電雷管爆破吧！這比導火索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隊長一起來到工程指揮部，領了一套電雷管爆破的工具：一個有四節大乾電池的電源箱、一百多米電線、一小盒電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纖維炸藥(不讓多領，怕人拿去搞破壞，用完再領) 。我在指揮部接受了一下簡單的培訓，便開始到工地爆破開採卵石，我們選擇在山體的一個陡峭的立面，用大鐵錘和鋼釺打了一個炮眼，放入四筒綁了一個電雷管的炸藥，把兩跟電線接在電雷管的兩個接頭上，然後往炮眼裡填入泥土，邊填邊用鋤頭的木把手把泥土搗緊，然後我要其他人都離開爆破現場，我一手提着電源箱，一手拖着兩根電線，躲到爆破方向背後的低洼處，把兩根電線接到電源箱的接線柱上，我按下開關，只聽得“嘣”的一聲巨響，爆破現場在升起一片白色煙霧的同時，許多大小土塊和卵石飛向天空。當一切都沉寂下來之後，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破現場，一隊的農工們和肖隊長都一陣歡呼說：陳老大厲害，電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並不多，只有一個立方左右，我說炸是炸成了，但效果並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

後來我動了些腦筋，打炮眼時不垂直往裡面打，而是往一邊偏斜一點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儘可能小，炮眼底部要儘可能大，以便可裝入更多的炸藥，築炮眼的泥土要築得越緊越好，這樣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築炮眼壓力過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築炮眼，只好由我來築炮眼，因為我知道電雷管通常不會因壓力加大而引發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帶一個人來做，才能達到我的要求。

這樣做之後，我們的爆破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時甚至更多。後來有了經驗，我只要一聽爆炸發出的聲音，我就知道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這一炮的聲音很響，炸出的土石飛得很高、很遠，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會很多；如果爆炸發出的聲音很沉悶，就是“噗”的一聲，也沒有什麽土石飛起，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後來肖隊長說：陳老大，今後你只負責打炮眼、築炮眼和放炮，篩卵石的事就由我們來干。由於我們一隊放電炮的效果好，開採卵石的進度快，多次受到揮揮部的表揚。

為加快開採卵石站進度，揮指部決定春節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飯，除了每人有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缽的糯米飯儘量吃，每人還配了二兩白糖。因為糯米的發頭沒有粘米那麽大，兩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飯還沒有一斤二兩米的粘米飯多，所以那兩缽一斤一缽的糯米飯加上白糖和那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掃而光了。

吃完年夜飯當天夜晚周家店鎮上有文藝演出，由鎮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主演樣板戲──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此外還有周家店鎮所屬各大隊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紅衛兵舞蹈。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獲指揮部批准，可與卵石開採隊的革命群眾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現場觀看演出，以接受參加演出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毛澤東思想“再教育”。

我們來到演出現場時，鎮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見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門板搭建的臨時舞台的上方，高懸着四隻用瓦夜壺[註：2]製作的照明燈具(夜壺內盛滿煤油，夜壺嘴有用棉條製作的燈芯)。這種用夜壺灌上煤油製作的燈具，其照明效果雖趕不上電燈和煤氣燈，但比起以前農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燈具其照明效果卻要好許多。只是每當我一看到在眾目睽睽之下，高懸在舞台上方燃燒着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會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陰暗角落裡的四隻夜壺時，都會產生一種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覺。

演出開始之前，有紅衛兵引導觀眾高聲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3]譜寫的許多語錄歌。正式演出開始後首先由各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舞蹈，在演出過程中還不時配以的高吭激越的革命口號，再配上動作整齊、鏗鏘有力的革命舞蹈，都能產生一種振憾人心的效果。演員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頭戴綠色車帽，身着綠色軍衣軍褲，腰系棕褐色軍用皮帶，肩上斜背草綠色軍用小包，這種裝束是那時紅衛兵們的標準穿戴，台下的觀眾們不時對台上的演出報以熱烈的歡呼聲和與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號聲(當然是在台下演出組織者事先安排的人員的引導之下)。

革命樣板京劇《紅燈記》作為壓軸戲最後登場演出，由於京劇並非常德一帶流行的地方劇種，而常德話和常德地方戲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戲為漢劇和花鼓戲)又與以安徽話和以京腔為基調的京劇道白和唱腔相差甚遠，所以演出時的荒腔走板常令在電影中聽熟了樣板京劇《紅燈記》的台下觀眾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該劇演出中唯一的亮點，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員，因為他就是由鎮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僅他的服裝道具真實，就連神態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動，所以每當鞋匠一登場表演，馬上便會迎得觀眾如雷的掌聲和持久的歡呼聲。這種場面就是那個時代大江南北農村“革命文藝演出盛況”的一個縮影。

農曆正月初十前後，我們便提前完成了我們生產隊的卵石開採任務回到了隊上，不久就開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

這年的四月下旬，在對早稻田進行第三次翻耕時，由於時間緊迫，在二犂二耙之後，還沒有等田泥沉降緊就開始犂三泥，因此不時有泥坯粘在犂鏵上使泥坯翻不過去，此時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着犂鏵戳一下，泥坯就會掉下來，但那次犂鏵上粘的這塊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沒有把它戳下來，一時心急，我只好停下牛，用右手扶住犂，左手用小竹棍撐在田裡，伸出左腳試圖用左腳貼在犂鏵上往下一踩，就會把泥坯從犂鏵上踩下去，不料泥坯雖如願踩下來了，但左腳跟部感到一陣刺痛，犂鏵下面的水已被鮮血染紅，我抬起左腳一看，只見左腳後跟的內側已被被泥土磨得像刀一樣鋒利的犂角劃開了一道約七厘米長五六毫米深的口子，殷紅的鮮血還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撐着小竹棍，顛着一隻腳跳到田邊坐在田梗上，同組的潘組長、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過來，用打火機點燃兩支“喇叭筒”[註：4]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煙灰，把煙灰撒在我的傷口上(這是農村常用的止血方法)，過了一會，傷口的血便被止住了。

老潘說：你早點收工吧！快到劉醫生那裡去上點消炎藥包紥一下，不要讓傷口發炎影響工作，馬上就要插秧了。於是我牽着牛顛着腳到隊醫劉醫生那裡就診，他用冷開水幫我洗去了傷口裡的泥砂，先用碘酒塗在傷口消毒，痛得我幾呼叫了出來，我咬着牙忍住劇痛，劉醫生又在我的傷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後用紗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發炎，他和我都知道：在這麽忙的季節，我這個“反動學生”跟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出於醫生的職責，他還是這樣交待我。

中午吃完午飯，我找了一隻厚棉襪穿在左腳上顛着腳，牽着牛又去耕田，耕田時我儘量顛着左腳不讓左腳後跟着地，開始還很痛，時間久了也就麻木了。

儘管按照我以往的醫學常識，我知道我後跟上這樣長這樣深的傷口長時間浸泡在田裡那充滿多種細菌的汙泥濁水之中，引起傷口發炎、化膿幾乎是必然的結局，然而那時組裡勞力緊缺，幾個懶漢成天在外面鬧“文化大革命”不事生產勞動，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條牛，每天都不能停，也無人能頂替，馬上又要開始插缺，田整不出來就要耽誤插秧，在這種情況之下，我這個“反動學生”也不得不“輕傷不下火線”，每天硬着頭皮每天帶傷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淨之後，才到劉醫生那裡去塗點碘酒、紫藥水、紅藥水之類的藥消消毒(由干武鬥交通斷絕，藥品無法運抵農場，後來連磺胺粉都沒有了)。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幾天之後，左腳後跟的傷口不僅沒有化膿發炎，反而在汙泥濁水之中，日漸收斂，每天傷口的分必物日漸減少，創口慢慢硬化，傷口逐漸長平，十多天之後，剝去長平後傷口表面那層硬痂，便露出了粉紅色的新皮。

這一令人欣喜無比的結果，幾乎顛復了我以前關於護理創口的全部醫學常識，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後來想：也許是田裡的汙泥濁水之中，各種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們創口發炎、化膿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綠膿桿菌都吞噬掉了；也許田裡的汙泥濁水中還存在着某些不為人知的能抑制創口感染、促進傷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學物質；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蒼對我的格外眷顧，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情況，大概人的一生之中總會遇到一些難解之謎吧！

1967年潘組長的身體仍未見的轉，組裡的“文革”積極份子們仍然熱衷於造反活動，不事生產，六組的生產基本上仍由我代管。

剛到農場的時候，因聽說農場是血吸蟲病猖獗的疫區，我們隊上得血吸蟲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儘管我十分喜歡游泳，而我們生產隊旁邊就是一個由原來的河流兩端被堤壩截斷後，而形成的寬約三四百米、長約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來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質沒有爛泥，是一處理想的游泳場所。但我懾於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始終不敢下湖去游泳。

然而到了1967年由於兩年多來，有時也偶爾到湖邊洗洗衣服，見其他農工常到湖裡用魚罩罩魚，好像都沒有多少人因此而得血吸蟲病，思想上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和預防便放鬆了，再加上這兩三年年雙搶時過於勞累，有時晚上收工後，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和滿身泥漿汗水的衣服，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再去食堂打水洗澡，然後再去洗那身濺滿泥漿又髒又臭的衣服，於是就只好往食堂旁的湖裡一跳一邊洗澡、游泳；一邊搓衣服上的泥漿汗水，一上岸不僅人身上洗得乾乾淨淨，連穿在身上的衣服褲子都也洗得乾乾淨淨了。不料對血吸蟲病警惕性的放鬆和圖一時的輕快便捷的做法，後來卻幾乎把我這條年輕的性命丟在西洞庭農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