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的形態——政治或你死我活（上）》
面臨社會階級階層矛盾和思想認識分歧時動輒以多數名義施行強制，推動暴力鬥爭，其所以能通行長達數十年以至如今全仗這樣兩條：一、革命說教；二、心理積澱。二者互激互淈，腐蝕扭曲着群眾對社會鬥爭和現代政治的認識。
心理積澱比較容易識別，也容易發人鄙夷。那是一種與 “史官文化”相伴、同樣朽而未絕的“獄吏心理”——只要“上面”說某人是“敵人”、“壞人”、“有問題”，便可由我對之輕蔑、侮辱、苛待、出手教訓以至殘殺。毛澤東主席在文革後半段的1972年有一條批示：“這種法西斯式審查方式，誰人規定，應一律廢除。”質問的對像應是當時高高在上生殺予奪的“中央專案組”。可毛主席豈會不知：在他老人家認可的革命口號煽促之下，種種法西斯式非人手段原來不用“誰人規定”就準保會由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的下層各級自動發明發揮。可是，如此陋下的心理，說起來簡直就是劣根，何以竟能驅動萬眾？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背後有一套革命說教——憑仗“主義”為冠冕的“崇高理論”——作祟。時至今日，對此不能不察。
暴力革命的號召不難追溯到馬列（至少是其來源之一）。當馬克思暴力革命理論出爐之時世界上還未有過以無產階級領導為名義的政權。因此，客觀而言，“用暴力奪取政權——對資產階級（後來實踐中竟是對一切‘非無產階級’）實行專政——徹底改造舊世界——全人類進入無階級社會”，這一套學說初屬推想與假說，要待革命實踐證實才能成立（後來竟然是不需證實已成信條）。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顯示的則是：一、用流血掉頭得來的東西終必用流血掉頭來保；二、這一保（必由專政機器為國中一部分人的組織所專）造就了特權和特權階級；三、消滅階級差別因此反而愈加遙不可及。與消滅階級的宏大理想對照，一味崇揚暴力革命的結果其實是南轅而北轍，緣木以求魚。
馬列導師的暴力革命學說有個中國版助說，謂古來征戰皆是“以不文明的方式推進了文明的發展”。如果此句前後兩個“文明”含義相同，那它就是在搧自己嘴巴。顯然，前一個“文明”當與野蠻及不開化對舉，而後一個“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可寶貴的事物。那麼，聞聽此言就必須睜開眼睛細看其“推進”的機制——實際在歷史上起了作用的究竟是野蠻還是吸取了野蠻帶來的痛苦教訓之後得到的開化智慧？如果人類歷史中竟然沒有開化智慧，沒有文明理性，那麼不文明的爭鬥是果真推動過歷史進步呢、還是無非在撥轉千年循環？要之，“一言不合落草為寇”、“勝者王侯敗者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等，都不足以誇飾成什麼“歷史前進的規律”，那不過是兩千多年來只能哀之不能鑒之——不能學到教訓跳出失敗怪圈——的無奈記錄。
以施暴為“政治鬥爭”行為另有一道學術裝飾，是舶來品。列寧曾細讀十九世紀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對其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或由其“軍事是政治關係的延續”一語轉出）表示激賞。蓋此言本來諒無深義——人類之間有爭有斗，當求同的高級形態崩裂時，就會落入你死我活不容存異的低級形態。所謂“延續”者，卑之無甚高論，就是講理講不合了就比胳臂粗，而原來的矛盾仍在。作為職業軍人，思不出其位，克勞塞維茨此說原無非份之處。但他的話遭到曲解，變成了另一種名言，謂“戰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把原論指出的人群相爭的形態有時不免由高向低的墮落美化為由低向高的升華，必欲鼓動人類鬥爭向低端瀦漲，反將鬥爭的高端形態貶為“不革命”、“不徹底”。如此高下顛倒，愈滑愈遠，原本是一個軍人對戰爭因果的觀察與思考，竟爾成為鼓動戰爭的高頭信條。（註：果真講學術，則應知暴力原非政治學課題，故歷來未聞將動刀動槍稱為“政治解決”的情事。）這樣似是而非的格言在不准懷疑不准思考的氛圍下灌輸傳播，落實在行動上，融化在血液中，誤我子弟禍我國家深矣。
以上都只是在說國內階級鬥爭應當採取政治途徑而警惕以施暴為能的衝動，似乎猶如一九六六年就聽到過的老調“要文斗不要武鬥”。那就讓我們這些過來人想想當年那些真想堅持文斗的人，他們遭到了怎樣的嘲弄和出賣？文斗為何被認為根本不算是“斗”？為何一場大規模“政治鬥爭”終於要流向赤裸裸的“你死我活”（與此伴隨的百姓生活狀況是從“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後的將及溫飽掉入“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時的普遍匱乏）？為何我們一時高揚“政治掛帥”一時咒罵“政治骯髒”、卻到底沒能學會如何判斷政治並釐清守護公民的政治權利範疇？我們要把這一切想個明白，不讓慘痛難堪的教訓重演。
這個關於階級鬥爭的想法和行為方式的改變之所以要緊，是因為鬥爭方式終會影響到民主的運作。民主制度本是為保證人民共同尋求政治智慧的手段。孫中山分析政治二字時所言“政是眾人之事”也應在這一意義上理解。民主的成功表現為牢固的憲政原則和能夠不斷因應不斷完善的憲政程序。民主的運作過程就是一些（成組織的）人（族群全體中的一部份，社會各方中之一方）接受全體委託施行領導的過程，其委託中必應包括監督、評議，也必應包括經過改選解除委託和重新委託。民主要保障個人自由。個人自由是有邊界的——說到底，同一社會中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就是你的自由和權利的邊界——民主要保障大家的個人自由和權利，這保障就必須經由政治秩序，而絕不能是以無秩序為奮鬥目標與歸宿（形像說法是“斗散了拉倒”）。
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的課題、理解和操作政治的課題有那麼多那麼複雜，令人不禁想起“‘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讕言夢囈——仿佛“立”是水流就下的易事，但事實是哪怕很簡單的好事要真正立住也得經過一兩代人以上的不懈努力。在面臨如許重大課題之際，我們該先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取得共識，那就是上面所說的：要解決國內階級矛盾，怎樣做才算是政治行動，應當怎樣進行政治鬥爭。
我們五零後耳熟能詳的語錄中有：一、“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這是要催人動心。二、“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應是啟人動腦。毛主席六十多年前就說了，“要造成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怎樣達到目的？是每過七八年就來一次你死我活、把理想局面推到遙遙無期？還是“立”字當頭，艱苦共商，包容互利，建成制度？以後者為方向需要持久努力，需要有基本素質的公民參與，需要對“社會主義”當中的“社會”二字念念在心、喚起同舟共濟講理容人也容人講理的責任意識，需要習慣於用政治鬥爭與妥協化解社會矛盾達成真正相互理解和人際互信的和諧，而不是動輒訴諸“階級專政”而後留下萬馬齊喑噤若寒蟬再而後困在麻稈打狼兩頭害怕的死局。
主張喚醒人類理性以應對國內階級矛盾，是說在尋求解決之道時，但凡有選擇，我們要選擇止戈息兵，勿將應對外敵的強力機器用於國內政爭（無論其是否階級之爭），有如人民和國家的武裝力量唯尊憲法而不得直接干預競選執政或間接影響其結果。這與發揚同入侵之敵血戰到底的民族尚武精神不矛盾，與制止殺人犯罪和恐怖活動時的強力施用不矛盾，因為此二者顯然都是我們沒有選擇時的局面。“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其非道。”這裡的君子之方是非暴力（“可欺以其方”——主張非暴力者或難免遭暴力之欺），君子之道是人類理性。有道並非迂執，欺罔終必失算。毛澤東說的“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不止是詛咒預言，其中有個道理：對思想者言論者欺以鉗禁壓制，那就是在有選擇時選擇了暴力，必欲將內部矛盾的局勢逼入沒有選擇，驅使各方一同陷入無明愚昧的生存之斗，最終難免有一天要垮台的既是以恃強為夸的權勢者，也是一味崇拜強力只圖異見息聲的整個稗制。新的有效制度與新的爭勝方式相輔相成，而新的爭鬥方式產生於新的思維。慣於訴諸暴力，打倒一個專制再來一個專制，民族思維長留往古，現代化云乎哉？正常國家云乎哉？
任何國家的改革，如果走向提高的方向，必然要體現為制度的建立，而不只是門面之新。一百多年以前開始變革時，中國是挨打之後不得不改的，因此，在變的過程中每一觸及根本的比較，民族感情總不免被傷害而感覺壓抑，如果這就是我輩民族主義和自立復興訴求的來源，那就還幾乎談不到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尊。以一個學生為喻，大家都知道，“要我學”和“我要學”的結果會相差很大。對一個成年人來說，同樣，被動改變和主動選擇改進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本文建議用於指導行動的一點思路改變應當是清醒認識之下的主動之事，這個清醒認識就是：救國和發展的道理既不能靠“精神原子彈”，也不能只歸為技術和財力。無論講勵精圖治還是和平崛起，那“治”和“起”的固當為人文理性之邦。技術和金錢實力在手但政治方向錯誤，致使國民上窮碧落下黃泉，恆懼禍從口出，不是敏感就是風波，累世不見毛主席倡說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恐怕結果非但不是民族復興，反而難逃自扼生機，有如某些強人領袖和強橫帝國的前車之鑑。如果一個民族面臨關鍵選擇時偏易受非理性的衝動支配，她的能量付出會收穫什麼？她的慧根又究竟何在？
筆者敢向同齡人及其上下之輩請教：終將進入暮年成為過去的我們是不是還有一點點責任可盡？與其反覆思量“青春無悔”、滿足於此生終於“又跟上了”權勢主流，莫如敞開頭腦和胸襟，做到對自己和天下後世不欺不罔，不把真話都帶到盒兒里去。說了歸齊，本文囉嗦的這點東西，如果還有點道理，也未必是後代人想不到的，因為時代要前進，占據主流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一旦被大眾認清是反理性的，那就要被新思維取代。如果連說些真話的努力也不要做，忌諱改革成長，悠悠歲月一再回首到底不成其為學習思索根源，那又豈不活該要被後世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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