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全文）

一九五三年来到了。一九五三年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的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建设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

我国人民在两年多以来所进行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只在过去一年内，中朝人民部队就歼灭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军二十四万一千九百余人（内美军十万二千七百余人），击落击伤敌军飞机五千三百余架。连以前合计，已歼灭敌军七十三万六千余人（内美军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七千八百架以上。中朝人民部队愈战愈强，敌人在兵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消耗愈来愈大，士气愈来愈低，内部矛盾愈来愈深的事实，已经为世界所公认了。虽然如此，虽然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中，都再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方案，而美国侵略者却仍然拒绝和平。美国侵略者及其合作者坚持要强迫扣留中朝被俘人员，坚持要继续战争，并且积极阴谋扩大侵略。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的严重警惕。因此，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内必须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准备粉碎敌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法进行的进攻和袭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同时继续争取朝鲜问题的公正合理的和平解决。在我国境内，必须大大地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公安工作和民兵工作，坚决迅速地肃清敌人派来的特务土匪，以巩固抗美援朝的后方，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条件下，大规模建设是否可能呢？答复是肯定的。在过去两年中，我国人民曾以极大力量投入抗美援朝的斗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反而加速了我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九五二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主要的工业产品（除煤还略少外）和农产品都超过了战前年产量的最高水平。据初步统计，以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一〇〇，则生铁为一〇五，钢锭为一七〇，煤为九五，电力为一一四，水泥为一五三，棉纱为一五〇，棉布为一六五，造纸为二一二，粮食为一〇九，棉花为一五五。我国的财政收支已经完全平衡。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工业上和商业上都已经确定地取得领导地位。一切这些，都为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着重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项重工业，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所说，“只有重工业才能既改造并推进整个工业，又改造并推进运输业，又改造并推进农业”。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

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需要大大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而采取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工业化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那种高速度。这种速度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国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建设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其目的是在于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巩固国防和保卫和平，因而我国人民在执行建设计划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速度之所以可能，还由于我们有伟大的盟友苏联的慷慨无私的援助和苏联先进经验的指导，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支持。

为了实现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首先需要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我国的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管理人员，都应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挖掘潜在力量，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改善企业的经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完成、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而斗争。

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农业也需要迅速发展。全国农民应该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地组织起来，有步骤地发展和提高农业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运动，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兴修水利，保持水土，防止水旱灾和病虫害，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完成和超额完成增产计划。

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都应该努力作好物资交流的工作，为工农业的建设计划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务。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都应该改善经营方法，切实地实行经济核算制，缩短资金周转时间，减少商业流转费用。

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必须大量地培养各种程度的建设人材，教育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加紧学习技术，学习科学。必须继续提高青年和全体人民的政治觉悟。必须帮助妇女打破封建束缚，取得平等地位，以便壮大工农业生产的队伍。

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而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全国人民和全国一切工作人员，都必须重视资金的来源和资金的正确使用问题。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投资，就必须有重点地使用资金，把资金主要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即重工业的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反对百废俱兴，反对要在短期内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观点。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投资，必须继续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用到建设上来，向铺张浪费，不计算成本以及供给制观点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领导干部问题在国家建设问题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同志曾经说：“任何一个任务，特别是像我们国家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没有生气勃勃的人，没有新的人，没有新的建设干部，是不可能实行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工业指挥干部，是优秀的工厂经理，是优秀的托拉斯经理，能干的商人，聪明的工业建设的设计师，……任务是在于造就这些干部，把他们提到前列，给他们以各方面的扶助。”（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的政策）斯大林同志又说：“什么是领导生产呢？……使我们丢脸的，就是甚至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的人是专靠签署文件来进行领导的。……要我们自己变成专门家，变成工作内行，要我们自己转而努力学习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推动我们来干的事情。”（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为了实现新式领导，就要怎么办呢？……就要我们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领导企业，不是‘从空中’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切实地领导企业；就要他们不是根据一般空谈，而是以严格求实态度来对待每一个问题；就要他们不限于纸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辞藻和口号，而要精通工作技术，熟悉工作详情，熟悉‘小事情’，因为现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我们目前的任务也正是如此。为了实现国家建设计划，就必须造就和提拔大批的优秀的建设干部，同时要求一切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不要依靠签署文件来进行“一般”的领导，而要具体和切实地领导企业，而要变成专门家和工作内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的正确进行才能够得到保证。

我国既已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而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就应当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要通过宪法和国家建设计划。毫无疑问，这将要成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事件。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中，由于进行巨大的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恢复的工作，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还不具备，我国采取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办法。同时，由于还没有制定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暂时代替了宪法的一部分作用。这些在过去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完成了历史任务的过渡的办法，已经不适合现在建设时期的需要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在经过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以后，已经具备了实行选举自己的政府的条件。从现在起，就应当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认真地准备这次选举，以便把人民所真正满意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做代表和人民政府的委员，而不要让任何坏分子混入人民的政权机关。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充分发挥，将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将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而这正是我国建设计划得以顺利实现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一九五三年的任务是巨大的。完成一九五三年的任务，整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这对于今后四年的工作是有决定意义的。毫无疑问，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都会要用种种方法破坏我们的事业，我们还会遇到各色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战胜这些障碍而取得胜利。我们记得，在过去三年多的短短时间中，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在苏联的大力支援之下，曾经解决了过去千百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使我们的祖国从悲惨的黑暗地狱中顿然走到了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人间世界。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调整了工商业，稳定了物价，平衡了财政收支，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由此可见，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的援助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应当团结一致，为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编者注

1951年5月，美国希望举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意图，由美国政府的俄国问题专家乔治·凯南传递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科夫·马立克。马立克没有马上答复，因为他要获得政府的同意。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公告事务广播节目中说，“交战双方应开始就停火休战进行讨论，条件是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①这开启了朝鲜战争参战方的谈判。从1951年7月8日开始停战谈判，至1953年7月25日为止，共花费了约800小时，纪录下来的文字约200万字。②

1951年在战俘的“全部遣返”还是“自愿遣返”问题上，由于中共不同意美方的建议，谈判停顿下来，双方继续在些小领土上展开争夺战。但是北朝鲜方面这时表示希望“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停战”。③毛泽东则安慰并劝阻金日成，理由是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能“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④在毛看来，战争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的运动。

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双方之间的交火一直没有停止，接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说，“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⑤这指1953年5月底的一次攻势，中共军队“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⑥李奇微说：“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但却在“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⑦因为中共要“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⑧只要能达到宣传上的目的，中共不会考虑人员的伤亡。这次攻势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形势，1953年7月27日中共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

党报在元旦发表的这篇文章最后写道：“在过去三年多的短短时间中，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在苏联的大力支援之下，曾经解决了过去千百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使我们的祖国从悲惨的黑暗地狱中顿然走到了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人间世界。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调整了工商业，稳定了物价，平衡了财政收支，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

党报认为“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等同在1953年中共就宣布放弃了对台湾主权的要求，因为这时台湾还在国民党掌握中。文章中提到“解决了过去千百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似乎认为中共建政后已经解决了历史以来的所有问题。

社论最后一段的论述归纳起来，那就是在建政短短的3年的时间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斯大林的大力援助下，4亿7千5百万中国人民完成了下面四项“正义事业”。

一、土地改革

二、抗美援朝

三、三反运动

四、五反运动

社论提到1953年的三大任务，却没有提到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那就是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1951年10月11日）已经谈到，刘少奇在去年就告知斯大林，中共将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可以说是继“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之后又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中共消灭了农业的个体户，手工业的个体经营者和工商业的私营企业。只要能够触及的地方，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所有的私有制都转变为公有制。这场政治运动影响非常深远。因为这场运动导致中共建政后农民失去了劳动热情，粮食的单位产量没有想象的那样得到提高，更进一步讲甚至低于民国时期。学者吴慧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提供了这样的证据。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大跃进”（发动“大跃进”的另一个原因将在后面提到），企图挽救农业的衰退。

吴慧在《亩产研究》一书中提到,“稻的播种面积的亩产（包括大豆）1957年比1949年提高42.3%。稻的播种面积的亩产重新升到300斤以上，最高的1957年为359斤，基本上已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355斤，尚未达到大丰收的1932年的383斤）。耕地面积亩产比1949年也增加不少（62.6%），但到1957年还未超过300斤，还低于30年代的最高水平。”⑨

下面摘取1949年起至1957年的稻、麦亩产的图表，做一点说明。吴慧在书中几次提及，建政之初农业产量低下是因为之前国内战乱造成的。换言之，1953年之后农业慢慢得到恢复，产量应该增加才对，但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下面的数字是斤/亩产。

   1949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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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252      321     336     329     357     330     359

麦  86       98      98     115     115     121     114⑩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如果以1954年（农业合作化开始）为基准，1957年的产量与1954年的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亩产研究》一书缺少1958、1959、1960、1961这几年的数据，显然是因为“大跃进”给农业带来巨大的灾害，数据非常难看，不得不“割爱”了。

历史学者以及党史学者都注意到1962年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⑪在这次大会上，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公开化，这是1966年开始历经10年以上的党内权力斗争的导火索。文革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开始思考公有制的危害，最终他们选择放弃人民公社，选择允许工商业的私有化。农业这时重新回到了，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前的状态。

如果说文革的源头，那么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才是文革的源头。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共从1953年开始，一步一步陷入祸国殃民的深渊。回顾历史完全可以这样讲：农业合作化导致粮食减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毛泽东幻想通过“大跃进”挽救农业；“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拒绝承认这是错误政策的结果，刘少奇与毛泽东对这点的认识产生分歧，并且公开化，由此酿成之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毛泽东认为只有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反对派，才能继续维持他在党内的独裁地位；经过几年的策划，最后发动了中共历史上时间最长，手段最残酷的一场权力斗争。而党内的权力斗的结果导致国民生计受到严重损害，也导致毛泽东从神坛上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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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瑟夫·古尔登著《朝鲜战争 未曾透露的真相》“Part 21 和谈密径”中“凯南的办法”一节

②児岛襄著《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28章 一九五三年前后”中“1 转入长期战”一节

③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迈上新台阶”中“中苏在战场上的协调和统一”一节

④同上③

⑤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第七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军事与政治上的影响”

⑥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被赶了回去”

⑦同上⑥

⑧同上⑤

⑨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增订再版）》“卷四 汉代以后粮食亩产考略以及今古对比问题”中“（三）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的恢复和20世纪80年代亩产的空前提高”一节

⑩同上

⑪张素华著《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