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3年1月1日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全文）

一九五三年來到了。一九五三年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三項偉大的任務：第一，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鬥爭，爭取更大的勝利；第二，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五三年度建設計劃；第三，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通過國家建設計劃。

我國人民在兩年多以來所進行的抗美援朝的鬥爭，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只在過去一年內，中朝人民部隊就殲滅美國侵略者及其幫凶軍二十四萬一千九百餘人（內美軍十萬二千七百餘人），擊落擊傷敵軍飛機五千三百餘架。連以前合計，已殲滅敵軍七十三萬六千餘人（內美軍三十二萬二千餘人），擊落擊傷敵機七千八百架以上。中朝人民部隊愈戰愈強，敵人在兵員和物資方面的損失消耗愈來愈大，士氣愈來愈低，內部矛盾愈來愈深的事實，已經為世界所公認了。雖然如此，雖然中朝方面在板門店談判中，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中，都再三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合理方案，而美國侵略者卻仍然拒絕和平。美國侵略者及其合作者堅持要強迫扣留中朝被俘人員，堅持要繼續戰爭，並且積極陰謀擴大侵略。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我國人民的嚴重警惕。因此，我國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內必須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鬥爭，準備粉碎敵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法進行的進攻和襲擊，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同時繼續爭取朝鮮問題的公正合理的和平解決。在我國境內，必須大大地加強國防力量，加強公安工作和民兵工作，堅決迅速地肅清敵人派來的特務土匪，以鞏固抗美援朝的後方，保證國家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一九五三年將是我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在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條件下，大規模建設是否可能呢？答覆是肯定的。在過去兩年中，我國人民曾以極大力量投入抗美援朝的鬥爭，但是這並沒有妨礙反而加速了我國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和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一九五二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主要的工業產品（除煤還略少外）和農產品都超過了戰前年產量的最高水平。據初步統計，以解放前最高年產量為一〇〇，則生鐵為一〇五，鋼錠為一七〇，煤為九五，電力為一一四，水泥為一五三，棉紗為一五〇，棉布為一六五，造紙為二一二，糧食為一〇九，棉花為一五五。我國的財政收支已經完全平衡。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在工業上和商業上都已經確定地取得領導地位。一切這些，都為國家的大規模建設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國家建設包括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文化建設，而以經濟建設為基礎。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首先着重發展冶金、燃料、電力、機械製造、化學等項重工業，因為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中所說，“只有重工業才能既改造並推進整個工業，又改造並推進運輸業，又改造並推進農業”。工業化——這是我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這是我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欺侮不再過窮困生活的基本保證，因此這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國人民必須同心同德，為這個最高利益而積極奮鬥。

我國的工業化的速度需要大大超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曾經歷的速度，而採取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在工業化和工業發展過程中所採取的那種高速度。這種速度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我國是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我們的國家建設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其目的是在於不斷提高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鞏固國防和保衛和平，因而我國人民在執行建設計劃時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速度之所以可能，還由於我們有偉大的盟友蘇聯的慷慨無私的援助和蘇聯先進經驗的指導，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和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支持。

為了實現偉大的國家建設計劃，首先需要我國工人階級的積極努力。我國的一切公私企業中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工業、建築業和交通運輸業管理人員，都應該廣泛開展愛國主義的生產競賽，學習先進的工作方法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進一步挖掘潛在力量，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條件都充分利用起來，加強企業的技術管理，改善企業的經營，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為完成、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基本建設計劃和交通運輸計劃而鬥爭。

在我國的工業化過程中，我國的農業也需要迅速發展。全國農民應該根據自願和互利的原則，進一步地組織起來，有步驟地發展和提高農業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運動，學習新的農業技術，興修水利，保持水土，防止水旱災和病蟲害，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完成和超額完成增產計劃。

國營商業、合作社和私營商業都應該努力作好物資交流的工作，為工農業的建設計劃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務。國營商業和合作社都應該改善經營方法，切實地實行經濟核算制，縮短資金周轉時間，減少商業流轉費用。

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必須大量地培養各種程度的建設人材，教育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加緊學習技術，學習科學。必須繼續提高青年和全體人民的政治覺悟。必須幫助婦女打破封建束縛，取得平等地位，以便壯大工農業生產的隊伍。

國家建設的各個方面都需要資金，而我們的資金是有限的。因此，全國人民和全國一切工作人員，都必須重視資金的來源和資金的正確使用問題。為了保證國家建設的投資，就必須有重點地使用資金，把資金主要用在對國家命運最有決定意義的事業上面，即重工業的建設和國防建設方面，反對百廢俱興，反對要在短期內把一切“好事”都辦完的觀點。為了保證國家建設的投資，必須繼續厲行節約，精打細算，把能節省的每一文錢都用到建設上來，向鋪張浪費，不計算成本以及供給制觀點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領導幹部問題在國家建設問題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同志曾經說：“任何一個任務，特別是像我們國家工業化這樣的巨大任務，沒有生氣勃勃的人，沒有新的人，沒有新的建設幹部，是不可能實行的。……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新的工業指揮幹部，是優秀的工廠經理，是優秀的托拉斯經理，能幹的商人，聰明的工業建設的設計師，……任務是在於造就這些幹部，把他們提到前列，給他們以各方面的扶助。”（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的政策）斯大林同志又說：“什麼是領導生產呢？……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靠簽署文件來進行領導的。……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為了實現新式領導，就要怎麼辦呢？……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切實地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問題；就要他們不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要精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為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我們目前的任務也正是如此。為了實現國家建設計劃，就必須造就和提拔大批的優秀的建設幹部，同時要求一切建設事業的領導者不要依靠簽署文件來進行“一般”的領導，而要具體和切實地領導企業，而要變成專門家和工作內行。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建設事業的正確進行才能夠得到保證。

我國既已勝利地結束了經濟恢復時期而進入了大規模建設時期，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就應當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政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將要通過憲法和國家建設計劃。毫無疑問，這將要成為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事件。

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中，由於進行巨大的社會政治改革和經濟恢復的工作，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條件還不具備，我國採取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而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會議逐步代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辦法。同時，由於還沒有制定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暫時代替了憲法的一部分作用。這些在過去是完全必要的並且完成了歷史任務的過渡的辦法，已經不適合現在建設時期的需要了。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在經過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以後，已經具備了實行選舉自己的政府的條件。從現在起，就應當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最廣泛的宣傳，告訴人民認真地準備這次選舉，以便把人民所真正滿意和認為必要的人選舉做代表和人民政府的委員，而不要讓任何壞分子混入人民的政權機關。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充分發揮，將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將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勞動積極性，而這正是我國建設計劃得以順利實現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一九五三年的任務是巨大的。完成一九五三年的任務，整個五年計劃就有了良好的開端和基礎，這對於今後四年的工作是有決定意義的。毫無疑問，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都會要用種種方法破壞我們的事業，我們還會遇到各色各樣的困難，但是我們必須戰勝這些障礙而取得勝利。我們記得，在過去三年多的短短時間中，我國人民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之下，在蘇聯的大力支援之下，曾經解決了過去千百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使我們的祖國從悲慘的黑暗地獄中頓然走到了充滿陽光和希望的人間世界。我們勝利地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抗美援朝的鬥爭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鞏固了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調整了工商業，穩定了物價，平衡了財政收支，進行了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和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工作。由此可見，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斯大林同志的援助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正義事業，是無往而不勝的。全國各階層各民族人民應當團結一致，為新的更偉大的勝利而奮鬥。

》編者注

1951年5月，美國希望舉行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的意圖，由美國政府的俄國問題專家喬治·凱南傳遞給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科夫·馬立克。馬立克沒有馬上答覆，因為他要獲得政府的同意。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的公告事務廣播節目中說，“交戰雙方應開始就停火休戰進行討論，條件是雙方都把軍隊撤離三八線。”①這開啟了朝鮮戰爭參戰方的談判。從1951年7月8日開始停戰談判，至1953年7月25日為止，共花費了約800小時，紀錄下來的文字約200萬字。②

1951年在戰俘的“全部遣返”還是“自願遣返”問題上，由於中共不同意美方的建議，談判停頓下來，雙方繼續在些小領土上展開爭奪戰。但是北朝鮮方面這時表示希望“接受美國方面的條件，以便立即停戰”。③毛澤東則安慰並勸阻金日成，理由是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能“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着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着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④在毛看來，戰爭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的運動。

停戰協定簽署之前，雙方之間的交火一直沒有停止，接替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馬修·李奇微說，“停戰協定即將簽字之際，中國曾發動過一次強大的攻勢。”⑤這指1953年5月底的一次攻勢，中共軍隊“發起了一系列進攻行動，這些行動一直持續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戰協定書上簽字時為止。”⑥李奇微說：“這次攻勢只不過占領了幾個警戒陣地和一些沒有多大戰略價值的地區。”但卻在“撤退時遭到嚴重殺傷”，⑦因為中共要“以某種所謂的‘勝利’來結束這場戰爭。”⑧只要能達到宣傳上的目的，中共不會考慮人員的傷亡。這次攻勢沒有改變戰場上的形勢，1953年7月27日中共在停戰協定書上簽字。

黨報在元旦發表的這篇文章最後寫道：“在過去三年多的短短時間中，我國人民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之下，在蘇聯的大力支援之下，曾經解決了過去千百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使我們的祖國從悲慘的黑暗地獄中頓然走到了充滿陽光和希望的人間世界。我們勝利地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抗美援朝的鬥爭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餘勢力，鞏固了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調整了工商業，穩定了物價，平衡了財政收支，進行了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和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工作。”

黨報認為“完成了國家的統一”，這等同在1953年中共就宣布放棄了對台灣主權的要求，因為這時台灣還在國民黨掌握中。文章中提到“解決了過去千百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似乎認為中共建政後已經解決了歷史以來的所有問題。

社論最後一段的論述歸納起來，那就是在建政短短的3年的時間裡，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斯大林的大力援助下，4億7千5百萬中國人民完成了下面四項“正義事業”。

一、土地改革

二、抗美援朝

三、三反運動

四、五反運動

社論提到1953年的三大任務，卻沒有提到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那就是將要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前（1951年10月11日）已經談到，劉少奇在去年就告知斯大林，中共將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可以說是繼“鎮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之後又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中共消滅了農業的個體戶，手工業的個體經營者和工商業的私營企業。只要能夠觸及的地方，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商業，所有的私有制都轉變為公有制。這場政治運動影響非常深遠。因為這場運動導致中共建政後農民失去了勞動熱情，糧食的單位產量沒有想象的那樣得到提高，更進一步講甚至低於民國時期。學者吳慧所著《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一書提供了這樣的證據。隨着人口的增加，糧食問題越來越嚴重。正因為如此，毛澤東不得不發動“大躍進”（發動“大躍進”的另一個原因將在後面提到），企圖挽救農業的衰退。

吳慧在《畝產研究》一書中提到,“稻的播種面積的畝產（包括大豆）1957年比1949年提高42.3%。稻的播種面積的畝產重新升到300斤以上，最高的1957年為359斤，基本上已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355斤，尚未達到大豐收的1932年的383斤）。耕地面積畝產比1949年也增加不少（62.6%），但到1957年還未超過300斤，還低於30年代的最高水平。”⑨

下面摘取1949年起至1957年的稻、麥畝產的圖表，做一點說明。吳慧在書中幾次提及，建政之初農業產量低下是因為之前國內戰亂造成的。換言之，1953年之後農業慢慢得到恢復，產量應該增加才對，但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變化。下面的數字是斤/畝產。

   1949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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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252      321     336     329     357     330     359

麥  86       98      98     115     115     121     114⑩

從圖表中可以看出，如果以1954年（農業合作化開始）為基準，1957年的產量與1954年的產量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畝產研究》一書缺少1958、1959、1960、1961這幾年的數據，顯然是因為“大躍進”給農業帶來巨大的災害，數據非常難看，不得不“割愛”了。

歷史學者以及黨史學者都注意到1962年中共召開的“七千人大會”，⑪在這次大會上，對“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意見分歧公開化，這是1966年開始歷經10年以上的黨內權力鬥爭的導火索。文革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開始思考公有制的危害，最終他們選擇放棄人民公社，選擇允許工商業的私有化。農業這時重新回到了，可以說“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前的狀態。

如果說文革的源頭，那麼這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才是文革的源頭。在毛澤東帶領下，中共從1953年開始，一步一步陷入禍國殃民的深淵。回顧歷史完全可以這樣講：農業合作化導致糧食減產，為了提高糧食產量，毛澤東幻想通過“大躍進”挽救農業；“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拒絕承認這是錯誤政策的結果，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這點的認識產生分歧，並且公開化，由此釀成之後黨內激烈的權力鬥爭；毛澤東認為只有剷除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反對派，才能繼續維持他在黨內的獨裁地位；經過幾年的策劃，最後發動了中共歷史上時間最長，手段最殘酷的一場權力鬥爭。而黨內的權力斗的結果導致國民生計受到嚴重損害，也導致毛澤東從神壇上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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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約瑟夫·古爾登著《朝鮮戰爭 未曾透露的真相》“Part 21 和談密徑”中“凱南的辦法”一節

②児島襄著《日本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第28章 一九五三年前後”中“1 轉入長期戰”一節

③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五章 邁上新台階”中“中蘇在戰場上的協調和統一”一節

④同上③

⑤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鮮戰爭》“第七章 問題與答案——麥克阿瑟問題大論戰——軍事與政治上的影響”

⑥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鮮戰爭》“第六章 總統與將軍——麥克阿瑟的罷免——原因與後果——中國人被趕了回去”

⑦同上⑥

⑧同上⑤

⑨吳慧著《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增訂再版）》“卷四 漢代以後糧食畝產考略以及今古對比問題”中“（三）新中國成立後糧食生產的恢復和20世紀80年代畝產的空前提高”一節

⑩同上

⑪張素華著《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