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極端防疫對中國學生的壓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絳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絳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彷，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中國社會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麼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裡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餘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復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閒娛樂費用。那時候，儘管工人住在貧民窟里，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餘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着名的致麗大火災、崑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麼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復，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製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係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裡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衝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製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製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藉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製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製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製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製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製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製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衝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誌，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台的壹個標誌。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衝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沉，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徵。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製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沉痛指出：“工人什麼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裡度過我的餘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裡，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闆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註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麼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鍊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徵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託之後，着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繫，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闆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着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着放大，行動擴及行業里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係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繫、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繫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係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繫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着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採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係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係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迴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係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談中國移民潮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工人階級談中共政權的共同富裕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對制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熘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熘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麼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干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恆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制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鬆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採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藉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制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制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闆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制度的掙扎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捨，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制，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極端防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着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准，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裡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裡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捨。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彷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復甦——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工人階級談經濟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殭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恆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制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制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里根1981年上台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制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衝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鬆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裡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制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甦，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制，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槓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裡，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餘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制。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制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制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着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凌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複雜的社會制度因素——戶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制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衝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台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藉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干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恆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恆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制度也埋伏着高風險的產品，隨着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制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台，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症壓制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中國社會的人權災難的基本狀態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從幾個輿論熱點說起

在八孩鐵鏈女事件引起的輿論風暴中，有三個人的言論受到特別的關注，並招致了無數的批判和痛罵，他們是賈平凹、王志安、胡平。賈平凹接受採訪談自己作品《極花》中的人物時，一方面責怪被拐賣婦女蝴蝶缺乏防範意識，那麼容易上當受騙，另一方面又說：“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當北青報記者問“您的意思是，為了村莊不消亡，買賣是可以被接受的？”賈平凹並沒有斷然予以否認，而是顧左右而言他：“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說中往往要寫的是感情的東西。沒有買賣自然就沒有傷害。但為什麼打擊拐賣幾十年，還是不能杜絕？這只是表面危機，社會深層的危機是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發生變化，產生了很多城市和農村的不協調，導致了各種的情況。”賈的這些言論引起輿論公憤，實在不算冤枉了他，我當時也做了如下評論：

賈大廢人的邏輯與鉛筆社歹徒以及一切極右分子的邏輯有驚人的相似：

——如果不允許拐賣婦女，很多村子就會因絕種而消亡了

——如果不允許僱傭童工，貧困地區少年兒童的命運就會更加悲慘了

——如果不允許工資單方面由資方和企業（所謂市場）決定，農民就連農民工也做不了，只能退回農村刨食了……

另一個引起輿論軒然大波的是王志安的三條推文：“如果尊重婦女的個人意志，讓她們繼續留在被拐賣的家庭，你們覺得單純處罰她現在的丈夫，做得到麼？比如把她丈夫抓起來判三年。這個女的都不干啊。她會說你們為了保護我的利益判我丈夫刑罰？不對呀，求你放過我們呀，讓我們好好過日子”；“但強行解救走，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娘家人不願意接收，夫家或買家這邊強烈牴觸，甚至全村出來抵抗。社會現實遠比想象的複雜，不是網上敲幾個字就能解決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很多被拐賣的婦女是不願意被解救走的。我們當年做節目就遇到很多。原因：第一，家鄉比這裡窮很多，即便回到故鄉，也會備受歧視，很難嫁出去；第二，有孩子了，無法割捨；第三，丈夫人也還行，湊合過日子是個可以接受的對象。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尊重她自己的意見，似乎是縱容販賣。”對此我也發表了如下評論：

王局這幾條推文糾纏在一堆漿煳之中，完全缺乏制度分析和國家責任的維度：一胎化計生極度惡化了男女生態、國家對拐賣婦女的嚴重縱容……基於此，一個有文明底線的國家必須彌補自己的過失，在依法打擊拐賣婦女罪犯的同時，啟動對於被拐賣婦女的國家賠償，幫助她們的後續生活，包括經濟補償和心理撫慰。

我的朋友@老是撲空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說，多數人表達“應該”“必須”，少數人提醒“事實”“現實”。前者正義、美好；後者冷峻、骨感。沒必要互不買賬，更沒必要批發帽子。推動社會未來進步、促成現實問題解決需要兩者合力。做過新聞的人能看懂王局說什麼。我回應他說：我做評論，力求“應該、必須”與“事實、現實”的結合，不喜歡抽象的道德譴責而追求具體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頭扎在事實堆里而不能自拔。正因為我看到並承認他說的那些實際情況，才說出一條走出困境的思路（國家賠償同時開放社會救助），否則，罪犯不能審判、受害者繼續受害、拐賣婦女的鏈條依然如故……

紐約政論家胡平的言論在推特上引發了更加激烈的反應，他的基本觀點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拐賣婦女現象？主要是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了3000萬光棍。他引用人口學者易富賢的話說：“1982年人口普查是中國歷史上最準確的人口普查。0-4歲性別比107，略高於正常的102-106；5-9歲106，10-19歲105，20-29歲105，都在正常範圍。說明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前，溺女嬰現象極為罕見，無統計學意義。是計劃生育才導致出生性別攀升，導致光棍危機、女性安全危機。”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表明，從1950年到1980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一直在正常範圍之內。正是在強推一胎化後，性別比才大幅度突破正常範圍。國家統計局說，“隨着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生育觀念的轉變，出生人口性別比也在下降。” 這等於間接承認，性別比嚴重失衡，首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他推薦的一篇文章也有這樣的數據：“從80年代初期，中國的新生兒性別比就超過正常的上限107，然後一路向上，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在2004年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121.18，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就出生121個男嬰。那一年之後，中國連續十年的新生兒性別比，都超過115。這是全國平均數據。放到農村，男嬰的比例更高，有些地方高達140以上。”

胡平總結說：“人們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對人販子的無人性，對當地村民的底層之惡，口誅筆伐。這些批判當然都是正確的，但是我以為我們切不可忘記，導致當今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惡性泛濫的根源，是中共，是中共強制推行40餘年的一胎化政策。”胡平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歷史因果關係，也是為了尋找解決拐賣婦女問題的更為公正、有效和全面的辦法，他說：

——我2004年寫文章就提出對三千萬光棍大軍怎麼辦，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沒幾個人願意思考，只滿足於某個案例曝光後去對惡行譴責一番就算完。如果還不提出解決、至少是緩解的辦法，這樣下去，很不幸，因為中國男女失衡的狀態至少還會持續15年，因此類似的大量罪行在中國至少還會持續15年。

——賈平凹告訴我們光棍村以拐賣婦女才能繁衍這個冷酷的事實。凡有正常心智的人自然想到的問題是，怎樣才能讓光棍村能正常繁衍而不靠拐賣婦女。可是某些人想到的卻是，既然光棍村靠拐賣婦女繁衍，而拐賣婦女是罪惡必須嚴禁，那就讓光棍村斷子絕孫吧。——而就是這些人還自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呢。

——因為中共長達40年的強制一胎化政策，導致男性比女性多三、四千萬，其結果就是在底層社會造就了三、四千萬光棍大軍，他們的性需求、對家庭的需求，對繁衍後代的需求，都被無情地否認，再對比權貴們二奶三奶小蜜蔚然成風，這個（視頻裡的）年輕人居然說那些光棍們活該斷子絕孫。

——中共要強推一胎化，他當然知道那必然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必然造成數千萬光棍大軍，必然導致拐賣婦女猖獗。中共不提出任何緩和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實際上就是放任。很多人只知道在基層官員-人販子-村民這個鏈條上做文章發議論，卻放過對中南海施壓，豈不是避重就輕？

——老話“饑寒起盜心”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真實。那麼這是不是說，人到了饑寒交迫的地步，偷盜搶劫就有理了、就正當了呢？當然不是。尤其是你偷盜搶劫的對象並非掌握不義之財的權貴，而是和你一樣的平民，甚至是比你還弱勢的平民，你的偷盜搶劫就依然是錯誤是犯罪。但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如果一個社會由於天災尤其是由於人禍，致使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這個社會一定會發生大量的偷盜搶劫行為。在“天災人禍-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發生大量偷盜搶劫”這三者之間確實存在因果關係。如果你不能克服天災人禍，因此不能減少饑寒交迫，你就不可能減少偷盜搶劫。

胡平挨了無數的板磚，但我是比較贊成他的觀點的，於是接連發表了五條推文：

1、賈平凹和王志安固然應該挨批，但精英們紛紛在“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中，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甚至以此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這令我不寒而慄。這個二選一暗含兩個前提，一是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二是絕對沒有第三個選項了。問題是這兩個前提成立嗎？

2、我當然是堅決反對拐賣婦女的，我只是在深化問題，請大家一起找出解決方案，畢竟讓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也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問題可細化為兩個：政府在這個事情上承擔什麼責任？應該並可以為此採取哪些政策、創造哪些條件？民間社會在這個事情上可以做出哪些貢獻？如果政府不作為，民間如何追責？

3、假定有陳勝吳廣振臂一呼號召光棍階級革命：光棍階級是由暴力計生造成的，我們的貧困是由極權計劃經濟和權貴市場經濟對農民的漫長剝奪造成的，卻讓我們承擔所有的苦難和罪惡——要麼孤獨終老，要麼犯罪伏法！今認命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處於道德和法律安全地帶的人，如何回答這篇起義檄文呢？

4、對於拐賣/強姦/奴役婦女的現象，予以嚴厲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當然是正當的，但也是相對容易的，而根治這一現象卻是更為困難的。正如它是由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解決途徑也相應地是綜合的，僅有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是不夠的。我的推文只是提醒這一點，辦法得由大家一起來想。

5、你有道德義憤，很好！你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嚴懲犯罪，很好！不過這其實只是不能突破的道德底線。更重要的是，應該追究政府用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與縱容拐賣婦女的雙重責任，建立保護婦女權益和解決光棍困境的制度環境，否則此類現象還會反覆出現。但你在此處圍觀後轉到彼處圍觀，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五條推文也引發熱烈議論，統計一下，有評論328條，轉發202，點讚188。

二、對拐賣婦女現象的幾種分析範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範式

它具有顯隱兩套，顯的一套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然是絕不容忍拐賣婦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決3000萬剩男的婚姻家庭問題的；隱的一套是無法明言而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就歷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別比的嚴重失衡、3000萬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將近40年的暴力計生造成的，這一極權主義計劃生育體制至今也沒有被廢止，只不過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壓力下，由強制計劃少生搖身一變成了強制計劃多生而已，這是解決剩男光棍和拐賣婦女問題的巨大的歷史包袱；就現實條件而言，現行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恰好構成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大障礙，真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與24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無異於左右手互搏，完全亂套了。一個政府要根本解決一個由自己造成的並且其權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上的巨大的社會弊端和災難，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無非就是一招拖字訣，在瞞和騙有效時無限地拖延問題的解決，縱容和放任拐賣婦女黑色產業鏈條的滋長蔓延，在突發性群體和個體事件曝發時，採取殺幾隻替罪羊的應急管理措施來平息洶洶輿論。胡錫進的叼盤藝術最能夠把握這種維穩模式的起承轉合。可以預料的是，徐州豐縣的八孩鐵鏈女事件，在持續不斷的輿論倒逼下，會刑拘幾個罪犯、處理一些官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反正輿情熱點總會轉移，只要沒有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制度性追責，過幾天就會風平浪靜了，況且，我們政府已經依法處理了，還有人要糾纏不清的話，徹底封殺這個話題、解決這些提出問題的人，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毛左、極左分析範式

毛左對於暴力計生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和3000萬剩男這個事實，以及這一事實與拐賣婦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係，三緘其口，正如他們堅決否認大躍進造成了3000多萬人餓死一樣，為何？人口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生育正如物質資料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樣，是極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條，為了堅持這一信條，他們不惜否認明晃晃的事實。他們把拐賣婦女歸因於改開以後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結果。針對胡錫進的“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毛左人士直斥其為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針對自由主義者易中天說自由和財富造就了谷愛凌、貧窮和愚昧產生了鐵鏈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資本主義私有製造就了谷愛凌，是剝削和壓迫造成了貧窮、愚昧和鐵鏈女。至於如何消滅拐賣婦女和大規模光棍現象，毛左除了近期內要求當局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嚴格執行法律外，遠期則訴諸於新的消滅私有制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3、民間極右派分析範式

它們是反體制的，但同時又是極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義、極右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諸亞獨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逆向種族主義（中國人性敗壞論、中國文化邪惡論）等等，具體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奧、田園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徵是逢左就反、唯右是從、左錯右對、越右越對，在現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譜上，他們自我定位於極右，左翼人士稱之為黃納粹、華人法西斯。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華裔美籍學者何清漣對我的推文的幾條評論：

——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我覺得好辦：

一、提此議者如果是女士，請她率先垂範，學習文革時期主動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進人物；

二、如果是男士，先請他動員女兒、姐妹身體力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婚姻本來就是
個人事務。事實上，西方國家不婚族也相當普遍。

——提出這種建議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進步”。毛左當年改造中國時，強烈反對包辦婚姻，連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請看《小二黑結婚》與中共黨史。西左女權是“我的身體我作主”，自己願意什麼都攔不住；自己不願意，政府別想代替她們作主。因此，提出要為三千萬光棍解決老婆問題的人，超越了共產主義理想。（徐思遠跟推：那個女知青叫廖小東，家境優渥，最終慘死在農村。王江松這蠢貨還是欠鞭子。）

之後，她又在別的地方發推說：美國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場經濟，美國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國左派想要政府包辦的事項很多，包括變性費用的支出，獨獨沒想過要政府消滅光棍現象。BTW，美國人口買賣也是地下經濟的主要門類，與販毒一樣。以為民主代表消滅罪惡，只能說是無知；關於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決3000萬光棍婚配問題，談最後一次：沒有政府是萬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蘇維埃政權時期及中共草創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將強迫（或強搶）女人配婚。時至今天，一邊罵着共產黨，一邊還做着“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新版夢想，那就趕緊表現，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張嘴就來：溺殺女嬰只因計劃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調。

另一位與何清漣密切互動而且更加囂張的極右分子徐思遠一路破口大罵：

——羅翔是極少數中國能把法律與自由說的明明白白的人。至於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智障，還是及早準備後事吧，活着都多餘。（羅翔：“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麼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這句話很像康德引用過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聲張。）

——太平天國也是男營、女營分開，需要領導允許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人的腦袋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他們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

針對人權律師王清鵬的一條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有拐賣婦女的現象。但是這麼大規模，政府聯手默許、村民多人參與，把被拐婦女折磨成這個慘狀的，還是超出了我的認知。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共產黨政權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威脅——徐思遠評論說：“看來，在沒有共產黨的時代，中國人是不拐賣婦女兒童的，老舍這個騙子公然撒謊（指《茶館》裡有龐太監買媳婦的情節——引者注）。”

着名網紅@五嶽散人 的一條推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極右分子的觀點：有人問我怎麼看“光棍村”。很簡單啊，滅絕就好了。哪兒有祖宗造孽、後輩不還的道理嘛。量子世界裡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觀世界還是有因果律這件事的。簡而言之三個字：活逼該。

瘋狂的神棍和川粉@詢經問道 則在胡平推下發出歇斯底里的咒罵：我一直沒有對胡平先生做過什麼評論，但豐縣引起的話題我實在按耐不住了。一個自古以來依靠綁架拐賣強姦監禁殺害婦女來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還需要家庭和繁衍麼？難道不該滅絕麼？支持這樣觀點的人都最好斷子絕孫！願上帝的公義降在你家！

跟推評論的推友有三類，第一類是緊跟在上述四人後邊蜂擁而上的、一些受他們影響的、極右化的中產或小資，他們在胡平和我的推下盡情地發泄其道德義憤：

——好神奇的邏輯啊，光棍村的問題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買媳婦”這個念頭放下行不？你還不寒而慄，我看你為你那些苦難兄弟摩拳擦掌一副準備為他們買媳婦說話的樣子才不寒而慄呢！

——先殺掉女嬰，導致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再拐賣婦女，強姦懷孕後再殺掉女嬰，這種惡性循環不該終止嗎？

——像阿Q一樣的光棍的滅絕是普遍現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生物現象。無法解決，也沒必要解決。只是以前是比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個村子裡而已。保護婦女是政府的責任。政府難辭其咎。

——這個案子好像不牽涉計劃生育政策好壞吧？就事論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無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萬光棍男就必有三千萬女嬰女童被虐殺。那時候你感到不寒而慄了嗎？拐賣婦女和光棍男有聯繫嗎？為什麼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擊拐賣虐待強姦拘禁行為？買賣人口就不應該存在，這把人物品化奴隸化，跟男人沒有關係。

——讓幾千萬連獸類都不如的野蠻邪惡之輩消失在地球上，不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起來，十幾二十年反覆強暴輪姦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變態吧！！！！

——在你餓死和吃掉別人之間，你是不是毫無猶豫選擇吃點別人？這村子為什麼男女比例失調？還不是自己重男輕女？這樣的村子散了有什麼不好？要不你把家裡女人送給他們繁衍後代？

——光棍村滅絕怎麼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別的地方啊！這能成為拐賣拘禁強暴無辜的女人的理由嗎？如果這個理由成立 那任何出於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諒了！我今天沒錢花了是不是可以搶鄰居的錢來花？我今天餓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鄰居的孩子煮來吃？

——3000萬女嬰被溺殺，你有過不寒而慄嗎？

——讓3000萬光棍滅絕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不就孤老終身而已嗎？能比得上殺害3000萬本該來到這世上的女性殘酷？

——三千萬光棍自行滅絕……你怎麼看出來的呢？比拔掉牙齒剪掉舌尖拴上鐵鏈關小黑屋被強暴了生孩子還慘無人道嗎？你不是蠢，是壞！

——誰滅絕了3000萬光棍？不結婚不生子就叫做滅絕，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殺/被殺了嗎？明明是中國人先滅絕了至少3000萬女胎/女嬰，該追究的是真正的殺人！結婚生子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必須提出供的社會保障，而且是必須改變的社會觀念及壓力。

——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是人道慘劇？說的好像他們要被集體屠殺一樣，不就是沒有媳婦沒有後代嘛，他們有生之年該怎麼活還是怎麼活，他們肉身誰也滅絕不了，難道有後代大於天？沒有後代的人多了，他們是不是也是自行滅絕，人間慘劇？看來無後為大的落後觀念真是深入人心。

——農村人他媽的本身就是罪惡本身，一直追問制度，你們老左有本事讓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嗎？社會本身就是這麼運作的，就是分層的，分層不代表可以去虐殺女嬰，然後現在刷光棍就他媽的開始說買賣婦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臉嗎？

——請問你到底要到什麼歲數才能摒棄政府是用來“管”人民的這種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觀敘事，不要毒雞湯，只要自由。三千萬光棍不是巨嬰，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們的生活、身體不需要統籌規劃安排。而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過着自己的意願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右憤，完全不講邏輯：從我們主張需要解決3000萬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這個前提出發，怎麼能夠推出我們就主張可以和應該通過買賣、綁架、強姦婦女來滿足這些男人的結論來呢？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堅決地反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並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啊！原來在你們的二極管腦子裡，要麼3000萬剩男光棍只能孤獨終身，要麼就只能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權利和需求！對我們來說，尊重女權是不言而喻的底線和絕對前提，你們製造和痛打一個稻草人實在跟我們毫無關係。還有，從我們說3000萬剩男光棍是暴力計生的受害者，怎麼能推出我們不知道3000萬溺嬰也是受害者呢？我們所反對的暴力計生，侵害了數億對男女的生育自由、損害了數億懷孕婦女的身心健康，殺害了數億胎兒，逼着老百姓溺死或經B超檢測後引流3000萬女嬰，最後，造成了3000萬剩男光棍，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惡和苦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不亞於那場餓死30 00多萬人的大饑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豈止3000萬剩男光棍而已！

第二類推友則相對比較理性，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拐賣婦女是個法律問題，3000萬剩男光棍是個社會問題，兩個問題不要混為一談，而且在前一個問題萬分緊迫的時候提出第二個問題，至少是沖淡了主題：

——大部分人只是反對光棍拐賣婦女。他們是有同理心的人，不忍現實對被拐賣婦女的侵害繼續發生。如果非要二選一，當然選擇後者。如果有其他選項，第一個選項也必須包括，而不是單一互斥選項。不過，其它選項很可能超過了短期內能解決的問題，反而導致包庇和縱容人口買賣了。

——我不明白什麼時候傳宗接代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了。這種繁殖癌背後其實多是對老無所依的恐懼，應該重視養老問題這是社會保障的問題，而對買賣人口應該零容忍。

——村落只是人的聚集地，反對的是拐賣這個行為，光棍們是有主動性的，他們可以窮盡辦法在拐賣之外的方式去解決自已的個人問題。如果最終有光棍沒有任何辦法，那這樣的光棍村消亡只是必然發生的客觀現象而已.。至於光棍為什麼成為光棍，這是另一個議題。沒必要混為一談。

——華人不講邏輯的又一個例證。首先面對的應該是：拐賣、非法拘禁、虐待婦女犯罪。至於如何應對男女比例失調，光棍村的問題，應該是另外的話題！跟前述犯罪混為一談，不是邏輯混亂，就是心眼大大地壞了！

——如何打擊拐賣婦女犯罪行為？如何解決光棍村打光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扯到一起議論，兩個問題沒有交集，不構成法律意義的因果關係。（因各種原因）打光棍不是拐賣婦女的理由，即使光棍村斷子絕孫也不允許拐賣婦女，這是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屬犯罪行為必受法律制裁，用法治解決法律問題。

——胡平老師，您與他人的分歧並非應否解決光棍問題，而是討論的焦點放在何處的問題。就徐州八孩母一案，其首先是突破人類良知底線的作惡，因此，多數人當前的關注點放在公平正義和善惡的討論。至於發生這類惡性案例的社會背景，也就是您說的三千萬光棍這個延伸社會問題，應該放在以後討論。

這些推友的問題是割裂了法律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關係。目前解救八孩鐵鏈女固然是最緊迫的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探討更深層和廣泛的問題，要知道，拐賣、綁架、拘禁、強暴婦女的土壤和根源不剷除，還會連綿不絕地出現更多的八孩鐵鏈女。僅僅依靠網絡輿論，也許可以解救個別的受難者，卻不可能解決整個上述對婦女的犯罪問題。

幸好，還有第三類推友，雖然人數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認識：

——幾千萬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滅，不知道會產生多少殺人犯強姦犯變態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底層民眾不能被忽視，否則整個社會買單。反對拐賣婦女和關心底層民眾根本就不衝突，後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販賣婦女必導致光棍自生自滅或關心光棍就必導致拐賣婦女，純粹是腦殘或帶風向。

——“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都是混蛋邏輯。一個不小心在網上說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監視追蹤，如此普遍的人口拐賣，政府卻視而不見。另外，一個政權建政已70年，卻還存在如此普遍的貧困，並且這種貧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惡的戶籍制度引起，並將這種貧困固化。

——光棍村的問題上，主要責任在政府，次要責任在家庭，以及光棍們自己。但在購買婦女問題上，光棍們的家庭，他們自己，都應承擔主要責任，地方政府，警察們也是同案犯。擋國政府沒有像對待那些批評當局的人一樣認真對待拐賣婦女兒童事件，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婦女兒童權益受害現象。

——胡先生當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當然是反對非法的人口買賣的，這和解決單身漢婚戀問題不矛盾啊。為什麼那麼多人誤讀？不過是呼籲大家正視這個問題，從根源上人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讓單身漢永遠單身漢，這要怎麼才能做到？不又要動用權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嗎？走到了諸位痛恨的專橫權力同謀。

——華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滅，甚至主張“核平文明窪地”一點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這場討論隱藏着極右陷阱。當駱駝的鼻尖出現，我們毫不在意，但它龐大的身軀馬上就會鑽進帳篷。對偽裝在異見袈裟後的納粹分子，當時刻保持警惕。他們是這國未來的恐怖分子。

4、憲政民主分析範式

憲政民主範式本身又包括憲政民主右翼（中右）和憲政民主左翼（中左）兩種範式，根據我的了解，胡平屬於中右/自由主義，而我屬於中左/社會民主主義。上面提到的第三類推友都屬於或偏右或偏左的憲政民主派。這兩派之間有很多不同和競爭，但有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堅決反對極右或極左的極權專制，堅決尊重憲政民主的共同規則和基本框架。面對來自何清漣等極右派的洶洶進攻，我回了兩條推文：

——來看黃納粹華川粉的一貫邏輯：左就是極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計生造成的惡果就是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婚姻是個人事務，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與政府無關；你們左派非要強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那就讓你們或你們的姐妹女兒率先垂範……一幫極右垃圾在這個推下集體發泄對光棍的仇恨！

——連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這一基本事實也敢否認，把光棍之成為光棍、窮人之成為窮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他們自己，那還有什麼歷史真相和正義，以此類推，死傷於暴政的數千萬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嗎？這不是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和強盜邏輯嗎？這樣的極右分子還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呢！

我這兩則推文揭示了極右派的三個要害之處：

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極左的邏輯，從我提出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為解決剩男光棍問題創造有利條件，荒謬地推出政府應該包辦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問題、一人分配一個老婆的結論，扎一個稻草人作為其攻擊目標；

二是學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貢獻出自己家裡的女眷，這真是下流之極，是以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辯論，從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對一的私人契約，對於公共討論，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討論者個人狀況的，比如說我當然不主張違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滿足某幾個光棍的性愛婚姻需求，但並不妨礙我承認和支持他們的合理權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願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滿足，如果你說我不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項公共政策建議，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條咬人的瘋狗，根本沒有資格與我討論公共問題；

三是為了維持和固守其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執念，不惜否認極權政府的暴力計生是製造3000萬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這一客觀歷史事實，並舉證說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的情況，因此3000萬剩男光棍與暴力計生沒有什麼因果關係，以此證明，不管是極權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辦個人的性愛婚姻事務，而且即使是憲政民主政府，只要包辦個人事務，就一定會變成極權專制政府。極右派完全無感的是，包辦個人事務固然是極權專制政府的特徵，但一個憲政民主政府，卻既有責任也有能力，為那些由於並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困境，創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條件，而不是聽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掙扎在困苦的深淵。憲政民主派為何要追問“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暴力計生”之間的因果關係？

一是出於知識論的誠實，還原歷史真相，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來任務之一；

二是從源頭上根治浮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治理方案；

三是確定歷史和現實責任，承認3000萬剩男光棍首先是無辜受害者，政府和社會對他們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責任。自然，受害者絕對沒有用拐賣、綁架、拘禁、強姦婦女等違法犯罪方式滿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權利，對此類行為和責任人理當予以嚴厲懲治，但不能因此就說3000萬人孤獨終身，或者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或者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的、人力所無可更改的命運。

我說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或許有點誇張，但聽任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人口數量的男性群體不能實現甚至是被剝奪性愛婚姻權，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災難，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須知這些人不是木頭，他們當中的少數人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形成拐賣婦女的黑色產業鏈條，多數人出於自我道德要求或懾於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獨的命運——但他們的沉默、他們被視作窩囊廢的羞辱、作為異類被歧視的屈辱、作為失敗者被拋棄的痛苦/憤怒/怨毒/仇恨/絕望，也會給他們身邊的環境和整個社會投下濃厚的陰影。有人說，性愛婚姻權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樣的基本人權或天賦人權，光棍就光棍，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說的好像自己永遠不會成為光棍或者即使成為光棍也心甘情願一樣。

自有人類以來，食色性也，性愛/婚姻權和生存/生命權，就是兩大基本人權，其與財產權、安全權、人身權、人格尊嚴權、社會交往權、自我實現權、政治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等，構成完整的人權體系。無論我們如何論述各種人權之間的關係，生存/生命權與性愛/婚姻權也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可以說，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實現，除了自願禁慾者另當別論，對於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實現，那就是殘破不堪的人生，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還會影響到人類正常的繁衍。當然，像任何一種人權，這兩種人權的實現必須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準則，而所謂道德和法律，無非就是各種人權實現之間以及各人人權實現之間的規則。胡平和我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沒有說過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性愛婚姻權，指控我們主張3000萬獨身男士擁有性愛婚姻權就是為董志民們拐賣、綁架、拘禁、強姦婦女以逞獸慾做辯護，純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血口噴人，栽贓陷害。

憲政民主派還要追問的另一個因果關係鏈條是“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貧窮/貧富兩極分化”。應該說，暴力計生造成了男性多於女性的絕對數量，而貧富兩極分化把這個數量相對固定到貧困男性身上，以至於絕大多數剩男光棍都是貧困男性，拐賣婦女也主要發生在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如果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由於暴力計生造成的多餘男性數量仍會存在，但會相對分布到各個階層和地區，而不會集中於貧困農村，那就很難形成頑固不化的拐賣婦女產業鏈條了。

三、化解3000萬剩男光棍、徹底治理拐賣婦女問題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們不是執着於不是極右就是極左的二極管思維，那麼就不會出現要麼允許拐賣婦女要麼讓光棍村自行消亡、要麼對3000萬光棍不聞不問要麼由政府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個老婆這樣的二難困境，事實上，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在無政府和極權專制政府之間、在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間，存在着憲政民主右翼（中右）與憲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廣大空間，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廣泛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這個議題的胡平說，當今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這種巨大的性別差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還將繼續二十年。對於這三千萬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後代的需求，怎麼辦？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說來就在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解決至少緩解，他們則認為，就讓他們一輩子光棍斷子絕孫吧。

他提出的對策是：

（1）允許或默許一妻多夫；

（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規範，加強監管；

（3）對拐賣婦女及虐待強暴等罪行從嚴處理。有網友說還可以再增加幾點：

（4）賣淫合法化；

（5）發展國際聯姻，鼓勵洋妞嫁進來；

（6）徹底廢止計生惡政。更多網友紛紛建言：

——東南亞女多男少，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係，促進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媳婦國家補貼，將城裡閒置房罰沒當公租房給他們當婚房，幾千萬男丁的婚姻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倆男子，說光棍問題說了這麼多，沒有一個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說到“女權的、平等的”解決方法：大力扶持農村女童，從上學到就業都優惠女童，這樣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墮女胎殺女嬰了。江西是溺殺女嬰的重災區，但是茶葉產區，女嬰存活率明顯地高，因為採茶要靠女性。

我記得一項研究，中國農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女嬰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來着。所以如果農村女童得到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這樣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統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願意做的。

不准拐賣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個辦法，一，奮鬥上進。二，對女人好，彩禮提高。彩禮提高了農村女嬰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縱容拐賣，敢拐賣強姦的男人，都是比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給比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識，發放充氣老婆，推廣同性配偶，放開服務產業等等。

——啥叫孤獨終老？城裡女性壽命往往比男性長，60歲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為什麼沒人考慮阿姨輩女光棍怎麼辦？你關心的3000萬男光棍能不能去城裡找這些阿姨輩們脫單？農村貧窮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不是他們單身問題！他們並非沒選擇！

——胡老師，我今天突然想起來一點，多出來的三千萬的男性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麼嚴重。只要離婚自由 可以有更多的離婚女性可以重新組成家庭，所以實際上也許並不會形成3000萬光棍，只不過女性會更吃香，離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結婚。我們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離婚自由和財產，讓更多女性可以放心離婚。

——這個問題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調造成的，是女人多愛錢，嫌貧愛富傍大款。官員、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窮人卻買不起女人。建議國家推出新政策：嫁窮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醫療優惠，生孩子的還有補助！

——這個問題當然要解決，因為是政府之惡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造成的，但絕不是靠拐賣人口，問題有兩個，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傳宗接代，第一個問題可通過放開性產業和硅膠產業解決，第二個問題可通過試管嬰兒和代孕方式，當然還可跨國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補助，但政府會主動作為嗎？

——可以考慮跨國調劑。世界上還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國家。可以通過發展以尋找友誼愛情導向婚姻為目的的旅遊業來舒困。未來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對尋偶困難男性提供語言文化培訓，以無息，無抵押，無期限足額貸款對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尋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經濟和婚房資助。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當然，幾乎以上任何一條建議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比如，針對最後一條，有推友跟評說：“看你們的德性比窯洞那幫流氓能高級多少？都是準備調配女性，分妻制，還未來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點被自己嗆了，怪不得你們革命不成功，缺少對女性的尊重，不問女性同意與否，不但分配本國的，還分配全世界女性，你們為光棍的交配和洩慾權真是操碎了心。你們的新頭銜是無產階級配種師！”更多的留言則是要求胡平和我從自己做起，貢獻自己的女眷給為光棍脫單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就不值得與他們計較了。我梳理和總結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們能夠形成一個邏輯自洽、配套成龍的公共政策組合和體系。

1、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增加勞動收入比重，普及勞資集體談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開放工會和農會的自由組織和發展空間，這樣可以提高占我國就業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從源頭上縮小貧富分化，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鎮，絕大部分貧困村莊自然消失，從而實現光棍和窮人的身份分離，大大縮小拐賣婦女市場的需求主體，使貧困村莊無法成為拐賣婦女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脫貧以至致富的男性農民和農民工也會提高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也會降低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滿足性愛婚姻需要的衝動。

——倡導和發展窮人經濟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的理念、知識和技術，提供優惠的產業、金融、稅收政策，鼓勵窮人經濟合作互助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2、社會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建立城鄉平等的、一體化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決窮人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這樣，所有鰥寡孤獨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終於找不到老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

——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農村多出的部分男性與城裡很難找到伴侶的部分獨身和離異女性可以無障礙地自由結合。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這種性愛婚姻狀態的流動性，客觀上為農村和城市下層單身男人提供了較多的機會。我昨天理髮時向師傅問了他們行業的婚戀情況，他說30～40歲之間單身或離異的男性高達三四成，但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發展到婚姻階段。

——國家鼓勵民間社會服務組織、性愛婚姻中介機構的發展，對於有效地促進了跨國婚姻、跨地區婚姻的組織和機構，在予以稅收優惠的同時，予以適當獎勵；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還可以拓展年齡相距較大的男女之間的交往空間，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結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適當拉大一點本來就存在的男女婚齡差，就可以讓很大一批男性脫單，多少年以後，又會恢復到原來比較自然的婚齡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光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含有明顯的貶意和歧視，“3000萬光棍大軍”這個詞組（能指），包含了有這麼一個固化、標籤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當嚴重的身份歧視，相當於“社會賤民”，這對他們的生存、交往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雖然暫時沿襲了這個概念，但強烈建議放棄和廢止這個概念，而改用單身漢、單身男士、男多女少現象等比較中性的概念，這是相關文化政策的一個概念基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3000萬光棍大軍”是一個固化的群體，而3000萬富裕男性或單身男性卻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從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為單身男士，而從前的單身男士很可能會成為已婚男士，其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政府和社會組織倡導和普及性愛和婚姻的多方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的知識，讓每一個單身男士意識到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和關係中的三個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而不是茫然無知地隨波逐流或誤打誤撞。

——政府和社會組織也要倡導和普及單身文化，搭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導那些自願單身或被迫單身的人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單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應該讓單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資源。

4、政治決策和法律規制

——要有一個對於3000萬單身男士的性愛婚姻負有一定國家責任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這當然不是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相關法律，拓寬單身男子性愛婚姻的機會、可能性、空間和平台。這不僅是對他們作為暴力計生受害者的一種歷史補償，而且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歧視擠壓，必將導致其個體的和群體的反彈，從而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要真正嚴格執法，依法懲治拐賣、綁架、拘禁、強姦婦女的犯罪行為，單是這一點，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現有法不依、執法嚴、違法不究，一是因為出現了“村莊—人販子—基層官員保護傘”的黑色產業鏈條，二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這種不直接危及統治的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且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是維穩體系的基礎和第一線，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數千警察一跺腳，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終對當事人只是輕判了事，估計八孩鐵鏈女事件的結果也會差不多。

——對於性服務和性用品產業、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試管嬰兒、代孕等業已存在的現象，一方面放寬法律限制，允許其合法存在，並保障其從業人員或當事人有關民事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也加強法律監管和規制，使之在公開的規範和陽光下運行，一旦出現誘騙、強制和暴力傷害婦女或性伴侶的情況，及時依法予以懲治。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會接受和採用，所以說了也白說。 我認為即使白說也要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就是研究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至於當政者是否採用，那是他們的問題。此外，每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學者、公民、異議人士，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收拾和重整中國這個爛攤子、為解決所有重大的社會問題（三農、勞工、環保、塵肺等職業病、民族衝突、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經濟和政治、國際關係等等）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並達成憲政民主共識，否則民眾憑什麼相信你們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對、打倒、推翻、消滅，你們就能引導人民走出埃及，噼開紅海，到達流淌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嗎？

工人階級談經濟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着以恆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盪，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制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槓桿率，以致引發了恆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鍊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儘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制，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僕。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鬆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着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鬆。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制，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鬆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麼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麼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中共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恆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着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恆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着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着，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着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着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着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麼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着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麼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狸的區別就只在於海狸是披着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狸。」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着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繫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係決定着其他一切社會關係。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着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麼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麼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託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着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着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着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係」，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但這一關係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係，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係。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着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着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麼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餘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僱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僱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係———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僱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着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僱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着「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中國經濟社會的本質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零八年以來，全球經歷了壹場嚴重的經濟衰退危機。但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卻壹支獨秀，據世界權威的經濟部門預計：近年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達百分之九左右。習近平上臺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也達百分之七左右。而據中共各地方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不止百分之七，或許百分之九都綽綽有餘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共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這讓西方壹些研究了壹輩子經濟的權威、專家們大惑不解。

　　當年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拒絕中國各大中央媒體的專訪，專門指定地方媒體《南方周末》接受專訪。讓世界驚訝的是《南方周末》在對奧巴馬進行專訪後不敢全部刊登訪問內容，而是開了壹個大大的天窗，天窗中有幾個醒目的大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

　　但是讀懂中國談何容易！不但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讀不懂中國經濟，就是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直到黃土埋到脖子上的中國人又有幾個人能讀懂今天的中國經濟？

　　如果世界着名的經濟學家用西方的經濟規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肯定會走入誤區。壹個西方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中國的經濟，只有來中國生活、工作二十年以上，從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入手，才能最終搞懂什麼是“中國經濟”。

　　如果壹個前蘇聯的經濟學家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肯定幾十年也研究不出壹點名堂來。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被斯大林、毛澤東之類的鐵血統治者們方方面面的公有制搞成了壹個僵化的工具，沒有任何的思維能力。

　　如果讓今天中國的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如茅于軾、張維迎、厲以寧、吳敬漣之流來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他們除了唱贊歌外，什麼也不會說。因為他們早已被中共的極權統治和金錢收買政策所奴化，變成了壹群犬儒。

　　正如很多文科畢業的博士生鮮有好的文學作品問世壹樣，從中共經濟學院畢業的經濟專家其實也對中國經濟完全搞不懂。或者搞懂了而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們壹但說出實情，中共就會砸爛施捨給他的金飯碗。

　　研究中國經濟並不需要多少經濟理論，因為世界現有的所有經濟學理論都不能描述中國經濟興衰成敗的規律。壹個正常的人只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懼任何權威，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敢說真話，他就完全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雖然這壹類人名不見經傳，但他們的真知灼見壹點也不會比那些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們差。

　　我在中國土生土長五十多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深入細緻的觀察和思考，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發表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獨家看法的系列文章。暫定名：巴山老狼《中國經濟學》研究系列。如果老狼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說得有道理，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那麼老狼就自封壹個“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和“中國經濟學家”。

　　我期待與世界、經濟學界的專家們，中國官方認證的經濟學家如吳敬蓮們壹道對世界獨特的中國經濟進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從理論上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較為準確的描述。尋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規律。

　　我認為被共產黨洗過腦的吳敬蓮先生其實對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不然中國經濟如此亂象叢生吳先生還要唱贊歌。吳先生不過是奉共產黨的旨意從經濟角度去捧官方的臭腳罷了。只有巴山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獨到思維，才能揭示中國經濟之本質。

　　要談中國的經濟，首先要談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什麼樣的基本國策，就有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服務於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

　　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 愚民政策。對中國人灌輸共產主義的壹套歷史、政治觀，用充斥謊言的書籍對中國人進行欺騙宣傳，讓所有中國人對真實的世界不知情，讓中國人認為西方民主是壹套邪惡的理念，讓中國人永遠屈服於共產黨的獨裁和專制，讓中國人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救世主，讓中國人從小就認為中共有權力凌駕於中國、中國法律、中國社會和所有中國人之上，讓中國人知道不服從中共的獨裁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二、 官員世襲。官員的兒女永遠是官，農民的兒女永遠是農民。中國人做官的途徑是靠上級選拔，上級官員在提拔下級官員時首先把上級、上級的上級的官員們的兒女作為選拔的重點，例如前中國總理李鵬的兒子和女兒當上了大型國企的老總。

　　三、 讓官員及其親戚兒女先富起來。讓他們最先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今天中國億萬富翁中百分之九十是高乾兒女和親友。

　　四、 對普通的中國民眾要用宏觀的調控方法，儘量把他們手中的余錢收到政府手中供政府揮霍消費。搜刮民眾錢財的主要手段是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高房價、生活必須品漲價……總而言之，中國普通民眾有什麼需求，就從他們基本需求入手把錢財搜刮到政府手中。讓中國的老百姓永遠處於半飢半飽、不死不活、只能做事、不能說話、不能思考、不能反抗的奴隸狀態。確保中國有壹大群世界最廉價的奴隸工供政府驅使，供官商剝削，供外國老闆壓榨。例如：今天的中國的農民進入中共壓榨循環機中。農民外出打工，掙的錢再通過醫療、教育從農民手中搶回政府手中。農民們打工，不得帶兒女同行，造就出五千萬留守兒童。當農民工們老了再回到農村中。農民工只為共產黨創造財富，沒有資格享受財富。

　　五、 嚴禁中國人集會結社。懂得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的造反是從集會結社開始的。從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到共產黨的鬧革命，無壹不是從結社、成立組織開始。所以今天的中國嚴禁幾十人在壹起的結社行為。哪怕是在壹起健身、鍊氣功和信仰宗教也在嚴厲打擊之列。如對法輪功的鎮壓和對家庭都會的鎮壓。中國憲法雖然有“集會、結社、信仰”之自由，但這“集會、結社、信仰”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果有中國人要反抗，堅決地武力鎮壓。

　　六、 在對外關繫上，只要洋人不威脅我中共的獨裁統治，就儘量讓他們在經濟上得到實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近年宣布對外援助達數百億美元之巨，但許多中國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委內瑞拉壹送幾百億美元、菲律賓去年送了壹百六十多億美元，“壹帶壹路”是向全世界撒錢。汶川大地震，我們的政府卻掛出了這樣壹個橫幅：“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怪政府”，把政府的救濟、救援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中石化以二元四壹升的價格向國外低價出口成品油，但在國內賣給中國人的汽油六元多壹升。有文章揭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二十九億美元，同時中石油每年在美國派發股票紅利累計達幾百億美元。中石油在國內的股票從沒見如此分過紅。

　　談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再說中國的經濟模式。壹個國家的經濟模式是為實現其國家的基本國策服務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是什麼樣的模式？客觀地說，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既不是西方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經濟。要深入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得先給中國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遺憾的是中國這壹特殊的經濟模式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世界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想過要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定義。中共也沒給自己的經濟模式下個確切的定義。筆者在此大膽給中國的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中國的經濟模式乃是壹種“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有經濟”、“權貴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N種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經濟模式是中共在世界的首創，是獨壹無二的。只此壹家。

　　“政府經濟”與“權力經濟”是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有緊密的聯繫，但也有區別。舉例說明：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搞的投資、賣地、建廠、開礦、建豪華辦公樓……都是“政府經濟”。今日中國政壇以打黑着稱於江湖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大連市長任上提出的“經營城市”概念也屬於“政府經濟”範疇。

　　而政府官員搞的政績工程或為了任期內的GDP的高速增長好向上邀功升官而而主觀決定的投資項目或在統計數字上搞假的就應該算是“權力經濟”。之所以在“政府經濟”後面再加“權力經濟”，是強調官員手中的權力對經濟的影響與控制力。以及官員靠手中權力在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得到巨大紅利。經濟越發展，官員手中權力所分紅利越多。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頭是“政府經濟”和“權力經濟”。

　　“國有經濟”主要是指國家控制的企業，包括銀行、電力、石化、建築。現在國有企業基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們小金庫。國企與政府在人事方面和經濟方面有理不清的關係。中國國有企業老總隨時可到政府機關任職。例如原中石油的老總周永康後來擔任了政治局常委。政府官員很多財務支出隨時在國企內報銷。

　　什麼是“權貴經濟”？老狼的“權貴經濟”概念指的是壹個宏大的企業雖然是在私人的名下，但與權勢者和官員親戚、後代都有巨大關係的企業。例如：死了的徐明曾經控制的“實德集團”就與權勢者薄熙來有扯不清的關係。“實德集團”就是薄的金庫。想從中要多少錢，只需給徐明打個招呼。薄再用手中權力讓“實德集團”發展壯大。例如民生銀行的大官太太俱樂部。也是“權貴經濟”的典型。還有萬達集團據海外有文章說眾多的紅二代、高官們在其中有股份。這也是“權貴經濟”。

　　“私有經濟”壹般在服務行業居多。但很多的建築私有公司幾乎是政府官員們親戚所開辦。例如重慶市原北陪區區長雷政富，官做到那裏，其弟就把建築公司開到那時，在雷政富任職的地區，大多數建築工程歸其弟承包了。官員通過權力讓其親戚發財，也就是自己發了大財。象雷政富親戚式的“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占了相當大比例。

　　今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占了相當大比例。

　　既然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加“國有經濟”、加“私有經濟”加“外資企業”的混合模式那麼今日中國的經濟模式能否實現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取決於中國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官員決定和外國投資的多少。與西方經濟的市場法則、經濟規律沒有任何關係。所有西方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的任何預言都沒有實際的意義。任何預言中國經濟將衰退或出現危機的說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壹廂情願而已。

　　當今世界有三大經濟模式：壹種是西方市場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經濟，私有企業以市場的需求為主要目標，市場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對這壹種經濟模式西方的經濟學家們研究得很是透徹。另壹種是前蘇聯和現在的北朝鮮計劃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不顧市場的需求，能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只要按時計划進行生產就行。第三種模式就是今天中國“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家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模式有市場的因素，但經濟的增長以政府的操控和權力者的意誌為主體。這壹模式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圍繞壹個中心：肥官窮民，確保壹黨政權。

　　今天中國這壹“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的混合模式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來的是壹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思想。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各地諸侯們在本地發展經濟只考慮本省利益，不從全國大局考慮。這樣每個省的諸侯們就在自己地盤上搞“小而全”、“大而全”。妳外省有汽車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鋼鐵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彩電工業，我也要有……結果是大家壹哄而上，產能嚴重過剩。今天中國有汽車廠近百家，產能達兩千多萬輛。大型鋼鐵企業上百家，產能十多億多噸。就這樣，沒有汽車和鋼鐵的省份還在喊上鋼鐵和汽車項目。前幾年，廣東省擬在湛江市徵地二十平方公裏，建壹年產兩千萬噸鋼的大型鋼鐵企業。重慶市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但最近幾年還在大力興建新的鋼鐵企業。

　　不但要“小而全”、“大而全”，還有計有步驟地製造出“經濟圈”。有跨地區的什麼“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長沉大經濟圈”，“津京唐經濟圈”。各省又依樣畫瓢地復制出四川的“綿德成經濟圈”，湖南的“長株湘經濟圈。”這些都不是市場的決定，而是政府的決定性。中國政府成了經濟發展的主體。

　　在以前的經濟理論中，“支柱產業”是壹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頭，是壹個國家經濟的重點。但筆者文中的“支柱產業”與壹般意義的“支柱產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本文中“支柱產業”的含義是：是由中國政府操控的、能確保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府及官員和公務員們從中受益最大、不受任何經濟危機的影響、並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的產業就是“中國支柱產業”。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

　　“支柱產業”之壹：“賣地產業”。中共紅朝在毛澤東時代把所有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名義上是歸集體所有，但政府有權力隨時徵用，溫家寶總理上任後，中國各地方政府發現了壹發財捷徑：賣土地。先把農民的土地以幾千元壹畝的價格收購來，再以幾百萬、上千萬壹畝價格轉手賣給開發商。據中共自己公布的數據：二OO七年，中共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達四萬多億。二OO九年，上海市壹塊百多畝的地皮賣出了十壹億元的高價。估計二OO九年中國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不會少於二OO七年的四萬億。中共“賣地產業”以每年各地政府賣出壹千平方公裏土地計算，現有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可供中共賣九千六百年！再說中共賣地並不是真的“賣地”，只是賣的七十年使用權。七十年後，中共可名正言順地把今天賣出的土地收回來再賣第二次。這“賣地產業”將是中國最大的、長盛不衰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產業。

　　“支柱產業”之二：公款住房消費產業。中國的公務員們住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幾倍的低價分配。以全中國現有公務員四千五百萬計算，每年新召收和退休補充公務員壹百二十萬，壹個公務員分配九十平米住房，每年公務員們“消費”住房壹億多平米。以壹平米市場均價壹萬二千元計算，中國每年用於公務員的住房達壹萬多億元。

　　“支柱產業”之三：公車消費產業。之所以把“公車消費”作為壹個“產業”，是因為今日中國汽車工業主要是為各級政府和官員們服務的行業。中國的公車產業興旺程度如何？有文為證：二OO七年底筆者在《華西都市報》上見壹則報導：四川全省小車保有量六百壹十多萬輛，其中私家車壹百五十多萬輛。也就是說四川全省大街上跑的小車四輛中有三輛是“阿公”的車和出租車。公車和出租車的比例以2：1計算，四川就有三百多萬輛公車。四川有多少公務員？以四百五十萬計算，這不是每三個公務員就有兩輛公務車嗎？四川如此，全國肯定也差不離。在北京、上海等冠蓋雲集之地，公車比例可能更高壹些。壹般私車開七、八年或更多時間再換代。公車怕是二、三年或更短時間就換代。

　　“支柱產業”之四：公款吃喝產業。當今中國壹年公款吃喝有多少？筆者估計不少於六千億元。今天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及鄉鎮凡高檔餐館主要顧客都是公款吃喝的。壹般百姓沒錢進高檔餐館，私人老闆也捨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黨政機關的大大小小官員們才有錢、有膽吃喝。而且越是高檔的越好。

　　“支柱產業”之五：醫療產業。中國自朱基任上搞起了醫療產業化後。中國的醫療產業是高速發展。醫院院長為了多掙錢，藥品壹般都以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患者。幾年前驚爆上海藥品是二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病人。去年又爆出中國以二百五十元壹盒從印度進口的治療白血病藥賣給中國患者達二萬五千元壹盒！壹百倍的暴利！醫院院長又命令醫生對所的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多開貴重藥品。甚至發出紅頭文件要醫生們面對患者不得壹次把病人治好，要確保病人第二次到醫院就醫。同時院長指使結賬的部門給住院的病人無中生有地“製造”幾倍到幾十倍的醫藥費和治療費。估計今天中國的醫療產業總產值達每年壹萬多億人民幣！醫療產業每年產生的巨額利潤有三個去向：壹醫院領導們分配，醫生分配，還有部分供官員、公務員們的免費醫療。

　　“支柱產業”之六：教育產業。今天中國的教育是壹個包賺不賠的產業。壹個中國人從三歲入幼兒園就得交數萬元的“建園費”。到小學和中學，政府又抓住孩子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理，“製造”出勞什子的“重點學校”、“實驗學校”、“外語學校”、“聯合中學”、“示範學校”，還有什麼“省重點學校”、“市重點學校”、“縣重點學校”、“公辦民助”……之類的東西，每年又是數萬元的高價學費。大學產業更是發展驚人，中國每年大學生的增長幅度世界之冠。現在在校大學生的保有量二千五百萬。以每年每個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平均壹萬五千元計僅大學教育每年的GDP就達四、五千億元人民幣！就是這樣，還有茅于軾這樣的御用學者鼓吹“提高大學收費標準”！保守的估計中國壹年教育的GDP也達壹萬數千億元！教育產業每年的巨額利潤部分是學校領導和老師們分配了，還有部分補貼官員子女們上學開支。據說官員們子女上學壹般都不會交什麼這樣費、那樣費。

　　“支柱產業”之七：公款旅遊產業。今天的中國旅遊景點的價格至少是幾百元。搞得普通的百姓輕易不敢外出去旅遊景點。同時中國各地黨政大員們動輒花公款到旅遊地“考察”遊玩。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年都有半月的旅遊休假。出外旅遊後回單位報銷。國內玩膩了，又到國外遊玩。中國現有黨政機關人員近五千萬，壹年旅遊費用達數千億元人民幣。

　　“支柱產業”之八：賣房收稅產業。中國政府賣了地後，開發商建房出售，中國政府以收稅為名，對住房課以高額稅。去年有房地產專業人士透露：房價的百分之七十被政府收去了。也就是說：壹個中國公民如果花壹百萬買房，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七十萬左右是政府的收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房價中有四萬元元是政府的收入。中國壹年要賣出多少平方的住房？中國政府壹年住房的稅收中收入達萬億之巨。

　　“支柱產業”之九：公款抽煙產業。今天的中國政府公款抽煙開支驚人。壹個小小的縣政府，居然公開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萬元的公務煙！全國幾千個縣級機關，再加上鄉鎮機關、市級機關、省級機關、中央機關，全國壹年公務煙保守估算也有兩千億元！幾年前，全國的高檔煙僅“中華”、“玉溪”兩個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條。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煙草公司動輒搞出壹、兩千元壹條的高檔煙，專供公款消費。以示抽煙者身份與眾不同。筆者有壹醫生棋友，十多年沒見他抽煙，去年高檔煙壹包接壹包。據他說：“不抽白不抽”。原來他從壹個醫生提拔成了科室主任，有資格享受高檔公款煙。筆者在國營企業，有同事沒提拔前，幾十年不抽煙。提拔後每天要抽幾包高檔煙。如果讓他私人掏錢，他決不會抽壹支煙。

　　“支柱產業”之十：印鈔產業。中國印鈔產業發達程度世間少有。這麼說吧：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想救市，不敢多印鈔票。得滿世界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錢，美國從中國壹借就是八千多億美元。中國政府要救市，溫家寶壹撒手就四萬億。後來又追加四萬億。其實中國政府年年財政是赤字幾千億，這救市的錢從何而來？還不是開動印鈔機就搞掂了。

　　“支柱產業”之十一：經濟統計數字做假產業。今天中國經濟統計數字水份含量之高是世界之最。各地方官員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隨意在統計數字中把本地的GDP搞大做強。因為GDP的多少與官員的政績有關，更與官員是否升遷有關。如果壹個官員為政壹方，這GDP增長不高，那麼下壹輪中共官員的提拔肯定就沒門兒。所以各地官員就在上報的統計數字上做文章。沒有實際增長的GDP不要緊，只要上報的GDP有大的增長就行。反正上級也不會為驗證GDP的準確性而大動干戈。這樣虛報統計數字就成了各地政府的日常事務。只要大筆壹揮，這經濟就會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長。據報導：今年壹至九月，各地上報的GDP超出中央政府統計的GDP兩萬多億元之巨。只是這壹“支柱產業”是“虛擬”的。雖然是“虛擬”，但這壹“支柱產業”對中共上層決策者的影響、對中國、世界傳媒輿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此在研究中國經濟時得把它作為壹個實在的“支柱產業”對待。

　　“支柱產業”之十二：公路收費產業。全世界收費公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國。這壹產業每年為中國各級政府創造了數千億元以上的淨利潤。

　　“支柱產業”之十三：隨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壹個新興的、隱性的經濟產業：烏紗帽買賣產業。每年中國要提拔數十萬、近百萬的官員，提拔的程序又是對內、對外保密的，而提拔與否只是上級壹把手的壹句話。由此向上級官員行賄以換取壹頂烏紗帽就成了無數有誌於官場之士的必修課。今天中國的烏紗帽是“不掛牌悄悄出售”，且價格隨行就市。壹頂局長壹級紗帽交易價估計達五十萬。而壹個大都市的市長沒有五百萬難以成交。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對其密友師東兵說：為了當市長花了幾百萬。送了銀子後當官的，上任後肯定又要拼命撈錢。這理由也是現成的：“我為烏紗帽投了資，哪有投了資不想賺錢滴？”烏紗帽的買賣產業所產生的巨額利潤每年至少幾千個億！全部被大大小小手握“烏紗帽派發權”的官員們吃了。隨着中共統治的長期化，這壹產業有越來越興旺發達之勢。因此筆者把這壹產業也列入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壹。

　　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上面提到的產業就會永遠興旺發達，不會受任何經濟危機影響！

　　中國其它的產業如鋼鐵、能源、運輸、建築、國防生產等算是“基礎產業”而不是“支柱產業”雖然其GDP有可能比以上產業高，但總的來說是為以上十四大支柱產業服務的。“基礎產業”因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和其它經濟因素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趕不上前面提到的“支柱產業”。這裏就不壹壹介紹了。

　　中國經濟是如何運作的？對於這個問題有壹個非常簡單的回答：今日中國經濟運作的三大法寶：賄賂、壟斷、漲價。

　　先說賄賂。今天的中國，賄賂已經進入了與經濟相關的每壹個環節，賄賂已經侵入了經濟領域的每壹個細胞，賄賂已經存在於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沒有賄賂，就沒有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轉。

　　銀行對私企提供的信貸，決策者壹般都能得到信貸額百分之幾的好處。私企要貸款得有熟人和關係，或買通政府大員為其撐腰。貸款前私企業主是個奴才，整日裏跑關係找門路。壹但把貸款搞到手，妳就從奴才變成了大爺。筆者壹在銀行工作的朋友為收回貸款不知跑了多少路。但貸出的錢很難收回。中國幾大銀行改革開放後累計壞賬、呆賬數千上萬個億，最後還是政府開印鈔機為其買單。

　　對壹般的生產企業而言，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八十的產品找不到銷路。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廠商將面臨倒閉的危險。

　　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及建築業成了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下面就以房地產建築業為例剖析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

　　在建築工程的招投標中，壹個建築公司想中標壹個工程，得給有決策權的人送壹大筆錢，這筆錢的數量壹般是中標工程標底在百分之八到十。如果決策人想讓自己的熟人或親朋中標，這很容易的了。只需要熟人或親友找壹個有資質的建築企業掛靠壹下。親朋好友中標後或自己當老闆自己干。或轉手給其它建築隊，自己吃中價費。據報導：山東某市委書記把本市的所有建築要程全部包給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幾年下來，這個書記與他的親友身家就達數十億元之巨。

　　生產廠商如電梯和工程機械生產公司向建築企業推銷自己的產品，相關決策人員有五到十個點子。建築材料商向施工項目部推銷鋼材、水泥、河沙、碎石等材料，得給簽字者五到十個點子。

　　其它如政府採購。決策者或經辦人將會得到有五到十個“點子”（即百他之五或百分之十。下同）的回扣。醫藥代表到醫院推銷藥品，決策者和醫生都將得到高額的賄賂回扣，其“點子”在二十以上。

　　這麼說吧：在中國，只要妳的產品不是在商場或超市貨架上公開出售的；不是國家指令性要生產併購買的，不是生產軍工產品的，就必須送給決策人員十多個的點子才銷得出去。這已經是中國市場的“行規”。這壹點，外國廠商是深有體會。前不久，美國國會調查美國公司在中國行賄的事就是證明。如果美國的廠商在美國靠行賄推銷自己的產品是要判重刑的。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也只得適應中國國情，給相關人員五到十個點子的賄賂。否則妳的產品質量再好也沒有銷路的。

　　再說壟斷。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基礎產業又以壟斷經營為主，如鐵路運輸、電信、電力、石化、聯通……等。這些企業依仗其壟斷地位以高於發達國家的價格進行經營，且編造出無數的圈錢理由搜刮民眾的錢財。如中國電信十多年前電話座機壹部四、五千元的座機安裝費；電力公司隨意提高電價；中國的汽油價格比美國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移動、電信收費價格遠遠高出世界其他各國價格。中國的電費想怎麼漲就怎麼漲。中國的壟斷企業因有國家政權的強力支撐，自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處於強勢地位。

　　用壟斷經營的高價位賺民眾的錢來補貼政府的開支和用於向世界撒錢。中國人抱怨中國的油價比世界其它國家都高。其原因在於中國有大量的公務用車，公務車耗油的錢得讓百姓們買單。還得向美國的中石油股票股民分紅，自然這油價就高。中國人抱怨中國電信的話費收得貴，殊不知政府機關的無數電話開支費用也得從百姓身上賺取，這話費當然就貴。

　　再說漲價。中國政府為了搜刮百姓錢財，最常用的手段是讓百姓手中的錢不斷地貶值，讓物價飛漲。政府讓物價上漲時採取的辦法是“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等老百姓睡壹覺醒來後，才發現物價已經上漲三十個百分點。物價上漲後，政府大官員又出來大吵大鬧要“控制物價漲幅”，他這個“控制物價漲幅”不是讓上漲的物價降下來，而是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十後，暫時不再漲。或再漲百分之十後，政府就說是：“物價漲幅放緩”。這樣壹來，政府是當了“漲價”的婊子後，再為自己立了壹個“控制物價”的牌坊。這幾年中國政府搶錢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中國物價上漲的周期是越來越短了。九十年代物價是五年左右上漲壹次。進入二十壹世紀後大約兩年就上漲壹次。漲價最快的是房地產業，只幾年時間就上漲了五、六倍。其它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副產品上漲達二、三倍。

　　中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壹直是困擾在中國人心中的壹大難題。從理論上講，中共從其馬教的基本教義出發，確定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按官分配”。從公開的工資單上，壹個單位的最高級別官員的工資是最低級別普通員工的五到六倍。而實際上遠非如此。

　　中國財富分配的多少基本是按以下順序排定坐次。

　　壹、官員階層。在中國各個階層中，黨、政機關領導人員除享受數倍於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外，還有各種高額補貼。如每月六、七千元的公車補助。更有無數的灰色收入。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落馬，查出其有億元的身家。錢從何來？讓人悲哀的是文強落馬不是因其貪汙，而是因其“涉黑”。若文強不“涉黑”肯定沒事。如今中國有多少官員身家沒有千萬的？筆者有壹熟人是某縣民營企業家。據他說：壹個縣委書記，壹年收入至少五百多萬，五年壹屆下來至少有幾千萬。縣裏的大、中型民營企業每年都得給相關縣領導送錢。送錢多少以官員級別而論。如果不送，縣委書記壹句話，就能把妳的企業搞垮。壹個縣委書記相當於在本縣內所有的私營企業入了乾股，到年終只管分紅。其他市級，省級官員呢？中央級官員呢？

　　二、國企老總。地方官員生財有道，國企老總們也有辦法。本來國企老總公開的薪水是普通員工的十倍左右，但不滿足。要想其它辦法。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老總自己給自己定每年六千多萬的年薪！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應聘到平安保險公司，所簽工作合同是：出去拉客戶，拉到客戶後每壹筆款項提成百分之三十，無底薪。工作兩個月下來，壹個客戶都沒拉來，薪水沒掙到壹分錢，自己倒貼三千元進去。

　　國有企業老總們洗錢是行家。某國企很有錢。經理和黨委書記把幾千萬元投入自己熟人開的公司搞“合資經營”，幾年後，這個公司倒閉，幾千萬元泡湯。國企老總們只要稍動腦筋，就能輕鬆地把國家的錢划進自己的腰包。

　　三、大學教授。八九“六四”後，中共對知識分子採取收買政策。大學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們除了每月發放壹、兩萬元的薪水外，還放手讓他們的搞各種培訓班掙外快。壹年下來也有幾十萬到百萬的進帳。如此壹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整體道德淪喪。墜落成了犬儒。當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吶喊。

　　四、公務員群體。中國公務員收入在中國是高收入群體。公務員收入有地區的差異。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公務員壹般都有壹萬幾千元左右收入。但在內地壹般縣、市只三、五千。個別貧困地區二千多。但仍是當地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數倍。公務員不但享受高出普通勞動者幾倍的收入，還有普通勞動者沒有的福利：免費分房、免費醫療、高額養老金。公務員的養老金是普通國企退休職工的三倍以上。

　　五、醫生群體。為了收買醫生群體。政府默許醫院亂收費提高醫生收入，又允許醫藥代表直接到醫院找醫生推銷藥品，讓醫生看病時專開某種藥，壹年下來，醫生也有數十萬、上百萬進帳。

　　六、中小學教師。國家開辦的學校搞起了“公助民辦”，大收高價學費，所收學費校長和教育局官員吃大頭，老師得小頭。為了讓老師心理平衡，默許老師把該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不講，拿到補課時再講，大收學生“補課費”。

　　七、外資企業白領階層。這壹階層收入有數千元到萬元不等。

　　八、壟斷國企職工。中國政府的壟斷企業如電力、電信的職工壹般都有壹萬多元的高薪。

　　九、普通國企職工。在普通國企就職的職工壹般有四千多元到五、六千元。在偏遠山區的國企員工被剝奪得更慘些，每月有兩千元就很不錯了。幾年前陝西某地國企職工鬧事，記者調查時發現這裏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每月僅六百多元的收入。普通國企現在所有苦、累的事壹般是找農民工干，農民工在國企每月有七百到壹千多元不等。

　　十、國內私有企業和小商販雇員。這些員工壹般每月有兩千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資收入。

　　十壹、在中國被剝削得最慘的當數農民工群體。現在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幾乎所有的髒、累、苦活全是農民工們在干。外資企業也專門找只幹活少拿錢的農民工，以降低生產成本。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沒有農民工，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但他們每月薪水十幾年如壹日只有五、六百元。中國對農民工的剝削之慘烈世間少有。農民工除拿世界最低的工資外，中國政府把農民工當下等人看。他們在壹個地方打工，身份證是沒用的，得花錢買“暫住證”。中國政府不准農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教育把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造就了世界獨壹無二的中國幾千萬留守兒童！農民工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更掙不到購買壹套城市住房的錢。壹個農民工在壹個城市打工幾十年，除去生活開支外，最多有幾萬元積蓄。這幾萬元還得應付政府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回自己的農村老家。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是處於最底層，他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鮮血。

　　中國的執政黨手中有壹個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中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時髦的說法就是“公務員”。他們是壹群無所事事的、專吸民脂民膏的、比普通勞動者收入高出十倍以上的、享受着普通勞動者所沒有的驚人的高福利群體。

　　說他們無所事事，因為他們上班時間多數是在上網打遊戲。筆者在棋園認識壹位處長級公務員，此人每周五天工作時間有四天的下午泡在棋園下棋。因為上班沒多少事。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那是令祖宗幾十代臉上都光彩的壹事。今天中國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最高達四千比壹！遠比皇帝老兒時代考狀元的難度高出百倍！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政府立馬就無償分配壹套寬敞的住房。就算要付錢購買，也只是象徵性付極低費用就得到壹套高標準住房。而普通百姓想買壹套房得花光幾代人積蓄不說，還得向銀行貨款。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的收入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幾倍。今天廣州、蘇州、上海……等城市公務員月收入壹萬幾到幾萬元不等，但在那裏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壹、兩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經常出入高檔酒樓、餐廳享受美食。再開張發票報銷。吃兩千元的就開五千元發票。又白吃還白賺。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以經常地花納稅人的錢到風景名勝地免費旅遊。

　　如果妳是公務員，每個工作日都能盡情享受二元錢的“工作餐”。這“工作餐”的豪華程度，在正常餐廳中八十元到壹百元都買不來。

　　在中國壹但成了科室科長或處室處長壹級的公務員，妳就有壹輛免費的公務用車。如果妳的車壹月花銷壹千元，政府至少會補助妳兩千多元。如果妳是什麼區長、市長什麼的，政府會壹月補助妳幾大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沒病時，每月發上千元的醫療補助，局長、區長、市長更有幾千元以上補助。如果妳生病住院，妳的全部醫療費用政府給妳報銷。如果妳是企業員工，對不起妳得自己掏錢買醫療保險。平時有病得全部自己掏錢。如果住院再按比例自己付醫療費。如果妳是農民工那所有的醫療費全部自掏腰包。

　　如果妳是公務員，妳的兒女上學不用掏高價就能上最好的幼兒園和學校。而普通民眾兒女讀幼兒園起，就得交什麼建園費、擇校費、議價費、重點學校高價費。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哪怕妳每月收入壹萬到幾萬元，但不交壹分錢的稅。因為哪有吃稅的人還交稅的道理。如果妳是普通勞動者，那麼妳收入超過了三千多元就得交稅。

　　在中國如果妳是公務員，不用交壹分錢養老金，退休時就有比普通勞動者高出三倍以上的退休金。而在私企和國企的勞們動者得自己每月交錢作自己的養老費。最慘的是農民工群體。他們幹了幾十年的活，最後只有回到自己的鄉下，每月有七十元的養老金。

　　中國公務員有如此超過普通勞動者們幾十倍的經濟待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世界文明國家的慣例是公務員的收入是最低工資的兩倍，或者與全國民眾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難怪今天中國普通民眾們窮得壹貧如洗，因為中國公務員們靠吸中國人民的鮮血而養肥的！

　　中國現有公務員五千萬多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共預算的壹年開支竟達到二十多萬億元，人均四十多萬！每年到年底，國庫都有幾萬億元花不出去。最後估計是按人頭，以發年終獎的名義由公務員們分了的。據說公務員們人均年終獎金以職位高低分紅，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遠比普通勞動者壹年的收入高出許多倍！

　　在中國雖然公務員名義上是在公開招考。這幾年報考與錄取的比例平均達幾百比壹，有的專業更是四千比壹。但公務員不是誰都能當的。沉陽兩個人報考公務員，其考分都是本專業第壹名，但被淘汰。人人都知道中國公務員錄取是有“潛規則”的。如果妳沒有背景，沒有後臺，沒有關係，沒有送銀子，考試成績再好也不行。

　　正因為“公務員”有遠遠超過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待遇和福利，所以中共開始把“公務員”作為壹個獎品，專門獎勵在維護中共統治方面有功的人員。幾年前有壹新聞：中共決定把在新疆騷亂中有功的武警轉業戰士壹百五十八人轉為“公務員”。 當年中國女排奪取世界冠軍時，中共把“烏紗帽”作為獎品，女排隊員退役後幾乎人手壹頂“省體委副主任”紗帽。現在“公務員”的身份又變成了壹個“獎品”，這樣荒唐的事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裏才會出現！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裏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裏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裏，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裏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着股市的漲跌。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麼“企業重組”；什麼“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麼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復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後，就拉抬股價。當然在拉抬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後，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後，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麼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隻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抬，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幾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着，搞什麼“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着，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沉寂再被抬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沉寂被壹呼拉地抬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後又於2015年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蘇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溫家寶當上中國總理後，中國的住房價格瘋漲。從二零零二年至今的十多年間，中國的房價平均上漲達十倍以上！溫家寶是中國房價上漲的政策制定者。

　　中國的房價是如何漲上去的？以南京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價僅三千元壹平米。但政府阻止開發商以此價格出售。理由是：這個價格低於成本價。因為政府要從每壹平米的售價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價”。在政府的干預下，南京市房價猛漲到五千多元壹平米。（現在已經達兩萬多壹平米）本來商品房的造價僅每平米壹、兩千元，因政府強行收取高額地價，高額稅收，極大地推高了房價。中國的房地產業成了中國政府的提款機。幾年前有房地產業內人士公開說：房價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政府收走了。可見：房價上漲，政府是第壹推手，受益最大的也是政府。

　　房價的瘋狂讓人眼熱。幾年前在城市附近居住的農民們也打起了房地產的主意。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以村、鎮壹級政府頒發的產權證方式向城市居民出售，其價格僅壹千多元壹平米。統稱“小產權房”。但中國政府把暴利的房地產作為自己的專利，不准農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出售。也禁止居民購買農民的“小產權房”。並威脅說：那是非法建築，隨時都有可能拆遷，沒有任何補償。如此壹來沒人敢買“小產權房”，只有花大價錢買政府與開發商聯手搞的“大產權房”。

　　各級政府是如何操控房價的？第壹步：推高地價。中國政府賣出的土地價格從十多年前壹畝幾百萬猛漲到壹畝地上億！去年底，杭州市土地拍賣會上拍出驚人的天價：如果在這塊地上建房，單是地面價格就達六萬壹個平方米！如果加開發商的利潤，出售房屋時至少得七、八萬壹平方米的價格，否則就沒有錢可賺了。第二步：每年的年初，政府就暗中指令房產商將房價上漲百分之十。房產商找房托演出晝夜排隊搖號購買的鬧劇，想買房的吃瓜群眾壹看這架勢，感覺房價還要漲，再不買就虧壹。也蜂擁而來搶房。政府再宣布“限購”，把上漲了的價格固定下來。真實的情況是房子並沒賣出多少，但達到了房價上漲的目的。到第二年春節壹過，再暗中指令房產商漲價，政府再來“限購”。政府在房價上漲壹事上，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年年重復昨天的故事，導致了今日中國房價高得離譜！

　　推高房價的受益者是誰？首先是官員群體。中國的官員們誰家沒有幾十套、上百套房子？這些房子都不是官員們靠工資買來的，有的是用貪汙的錢買來的，有的是用受賄的錢買來的，有的是行賄者主動送的。再就是公務員群體。當今中國的公務員們，他們因有福利分房，壹般都有四、五套以上的房子，房價壹推高，他們瞬間就成千萬富翁！

　　政府反復推高房價的結果是中國的房地產業畸形發展，近幾年來，各地政府大肆圈地、賣地，開發商大量建房。大家壹哄而上的結果是中國存量房嚴重過剩。去年下半年，有報導說：中國現有住房能居住地球上壹半的人口！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住房夠地球三十五億人居住！只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建了幾倍於人口的住房！中國的住房遠遠是供大於求！全國各地出現無數的鬼城：修建無數的高樓大廈卻沒有幾個人入住！但就是這樣，中國各級政府也不會讓房價降下來！因房價壹降，對中國的經濟是壹致使打擊！官員們手中幾十、上百套房產的財富就會縮水。

　　今日中國房地產的現狀是什麼？

　　其壹，這些年，中國政府印鈔無數，各級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就把這些錢用於大幅度提高軍官、官員、公務員、教師的工資，這壹批人工資調整動輒翻倍。這壹批人有政府送房、有公款吃喝、有公車消費、有公費旅遊、有公費香煙，現在又工資翻倍，錢還真找不到地方花。怎麼辦？那就買房升值。這壹大群體身在中共體制內，深知中共政府永遠都不會讓房價下跌，那麼手中巨額現款用於買房就是最佳的保值、升值辦法。這壹群體手中的余錢數額驚人，這壹群體哪家沒有三、五套到十幾套住房？

　　其二、中國大大小小的上千萬黨、政官員們依靠手中權力公開腐敗，聚斂了巨額財富，再將貪汙受賄來的錢財用於購買房產保值增值。今天中國局長壹級的官員手中有幾十套房產已經平常。最近暴光的某官員房產達千多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的房地產是大小官員們用貪汙受賄來的錢在支撐着。中國在建的房地產最大的買主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當然還有公務員們。

　　其三、作為壹個中國人，要懂得的壹個基本道理就是“中國的住房不是為普通中國民眾建的，是為官員們和公務員們和特殊利益集團建的。”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八年，現在月收入四千多元。現在成都的房價高達兩萬壹平米，照這樣下去，他壹輩子都買不起壹套房。筆者所在單位請的農民工，月收入僅壹千多元，只夠生活。筆者在成都棋園喝茶，棋園的服務員壹月僅壹千七、八百元。買房對他們只是天方夜譚。不但低收入群體買不起房，就是中等收入的白領也無力購房。2010年中國科學院發布《經濟藍皮書》中稱：中國85%的家庭都買不起住房。這倒是說的壹句大實話。老狼現有住房六十平方米，還是工作單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再購買的。如果沒有當年的福利房，象老狼這樣工作四十幾年的“老革命”，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壹套房的。

　　壹方面房價大幅度上漲，遠遠超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能力，讓他們只能望房興嘆。壹方面已有多套房產的階層在瘋狂購房保值增值。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現狀。這是中共當局和中國政府三十年改革開放堅決推行“肥官窮民”政策而製造出來的罪惡！那些手中有數套房產的統治者們再把手中的住房出租給買不起房的打工者，從他們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身上再榨出剩餘的骨油。這樣的當政者可謂天良喪盡！

　　但市場自有市場的規律，這規律是任何政府也扭轉不了的。或許五到十年後，中國住房市場上成品房遠遠超過人口需求幾倍，其房價很可能完全崩潰。中國經濟名人馬雲就說過：八年後，中國的房價會如同白菜壹樣的便宜。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理論中，壹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普通人民大眾消費水平的提高。但在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

　　第壹動力：政府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對基礎產業進行投資，比如開礦山、修鐵路、建高速公路、建電站、投資通訊、城市建設、建豪華辦公大樓、建豪華賓館餐廳……等。自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呈大幅度上漲趨勢。獨具中國特色的“豪華辦公大樓”遍及中國大、中、小城市，甚至壹個鄉政府也造出了豪華的“彷白宮”建築，這又使中國的經濟上了壹個更大的臺階。前幾天有報導：深圳市的高樓大廈超過了美國全國高樓大廈的總和！照這樣推算：中國高樓大廈的總數是全世界高樓大廈的總和的百倍以上！這樣多的大樓使用情況如何？只有天知道！如果做賓館，中國壹年有這麼多的遊客嗎？如果做辦公用地，中國有這麼多的“公司”嗎？這樣多的高樓大廈，可能更多的是被官員或他們的情人們占用了吧？或空閒不用？中國政府投資有壹最大特點：只管投入，不管產出。只管砸錢，不管效益。重慶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完全靠政府投資、重復建設，從來不考慮這投資有什麼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投資後，GDP增長了，官員從中吃了回扣，官員有了業績，官員有上繼續往上爬的資本。至於投資的錢，除了製造出過剩的產能、空置的高樓……還有什麼？倒不如把政府投資的錢分發給民眾還有真正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第二動力：中國每年公款消費的大幅度增長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

　　據報載：某地局長九年來每年都更新自己的高檔公務車。某地局長壹人有七輛高檔公務車。如此以來，中國公款買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多少？

　　中國每年免費為公務員提供住房，多數官員手中都有數套住房。這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

　　中國壹年公款吃喝增長率達兩位數，壹桌酒席的價格動輒幾千上萬，這會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多大貢獻？

　　中國壹年公款消費香煙增長怕不止百分之二十，各煙草企業再開發出四、五千壹條，七、八千壹條的超高檔煙供公款消費，這又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個百分點？

　　中國每年公費出國、公費嫖娼、公費旅遊……這些消費每年的增長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多少？

　　今天的中國，公僕們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毫不手軟，似乎公款花得越多越光榮，越會花公款這升官的概率就越大！

　　總而言之，中國的公款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推動力。公款消費在支撐着中國整個的經濟大廈。

　　第三動力：“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高速增長。教育和醫療是壹個國家國民的“剛需”。中國政府在人民“剛需”上大做文章，想怎麼漲價就怎麼漲價，想漲多少就漲多少！這兩項每年產生的GDP有幾萬個億！也是中國經濟的強大動力！如果中國象民主國家印度壹樣沒有這麼多的公款消費，沒有勞什子的“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那麼中國的GDP可能還不及印度。

　　第四動力：外國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之所以對外國投資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外資的湧入能帶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但外國投資（包括港、澳、臺商人的投資）主要是建立壹些血汗工場，招募中國的農民工們做奴工，農民工每月薪水僅六、七百元。農民工們創造的財富絕大多數被資本家老闆掠奪走了，壹部分作為政府的稅收留在了國內。去年以來世界出現了經濟危機，外國投資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已有的外資企業訂單大幅度削減，致使中國出口大減。

　　四大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中國普通的民眾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很少受益。近三十多年，中國的GDP翻了很多個翻，但中國民眾的實際收入並沒增長多少，生活水平也沒提高多少。在廣東等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們的收入不是增長而是大幅度下降。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幾乎被官僚階層、資本家、外資老闆們洗劫壹空。

　　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對於這個問題，世界上的經濟專家們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海外着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何清漣女士曾經發表了《中國經濟是“諾亞方舟”還是“泰坦尼克”號》壹文，認為有五大因素阻礙世界經濟復蘇。這五大障礙是銀行有毒資產（包含壞帳與風險較高的貸款）、銀行監管缺位、大規模失業、世界經濟結構失衡，以及壹些難以預測的因素，如壹波又壹波讓人類頭痛的疫情豬流感之類。而這五大因素中國都有。再加上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不僅低於處於經濟蕭條期的美國（70.1%），甚至低於印度（54.7%）。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將成為壹艘“泰坦尼克”號。

　　但老狼對於中國經濟會成“泰坦尼克”號的看法完全不贊同。

　　中國經濟壹方面與世界經濟有千絲萬藕的聯繫，世界經濟出現危機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但是中國的經濟體系又與世界經濟體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是依賴公款消費和官員主觀的、隨意的投資行為，這與世界經濟和世界的經濟危機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世界經濟問題專家依據自由經濟規律對中國經濟進行的推論不壹定有實際的意義。中國經濟興衰成敗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中國的官僚體系和政治制度。

　　如果中國現有體制繼續存在，那麼中國的公款消費還會惡性膨脹，官員為滿足私慾而胡亂投資行為還會大大盛行，中國總體經濟還會惡性膨脹。中國的GDP超過美國的目標在十年內就很可能達到。但GDP超過美國只是極權專制者的福音，只是大小官員們的福音，這標誌着中國的統治集團能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中國廣大的人民大眾從這種經濟膨脹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而且由公款消費推動的GDP大幅度上長，只會拉大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多更大地刺激出中國人民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造成中國社會大崩潰和大災難。

　　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麼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嚴重的下滑。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監督權，那麼中國的公款消費就會大幅度下降，隨意投資行為將得以遏制。但人民群眾很可能從中得到巨大的實惠。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問題，筆者認為現在要探索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似乎還不是壹件易事。客觀地說，中國經濟無規律可循。如果某市想提高自己的GDP，只消花幾十億修豪華辦公樓就行。九年前，筆者在網上見壹消息：石家莊市計劃三年內投資壹千四百億建山水城市。仔細計算壹下：二零零七年石家莊市的GDP如果有五百億，可是在以後的三年中平均壹年就投資近五百億，這不是GDP翻了壹番嗎？如果全中國都這樣搞法，那麼中國壹年內這GDP也就能再翻壹番！這樣的搞法有經濟規律可循嗎？九年過去了，石家莊市壹千四百億投資完成了嗎？石家莊建成了山水城市了嗎？完全就是在哄鬼！如果哪天中共想廉潔了，發壹個紅頭文件，禁止公款吃喝，這GDP立馬下降百分之二十。所以要找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壹件很難的事。

　　老狼的《中國經濟學》系列文章在此就暫告結束。但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研討並沒有結束。如果哪壹天筆者對中國經濟有了新的看法，再提出來與讀者們共同探討。老狼希望自己的文章起到壹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以使有更多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專家和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這壹世界特殊的經濟形態進行研究，用準確的語言客觀描述中國經濟的現狀、發展方向，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規律。

反共事業的演變過程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自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以來，老百姓壹直生活在災難之中,大躍進致使好幾千萬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農民負擔過重時期，全國各地每年都有很多農民因為交不起稅負被活活的逼死，壹些人甚至被活活的打死；同時，由於中共反“市場經濟”及腐敗官員竊取國有資產而導致很多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崗位被剝奪，下崗淪為無業游民而沒有飯吃；減免農業稅之後，很多農民的土地經常被強征和搶占，還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強拆，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很多老百姓遭到無端的打壓和流血。

  中共及其執法機關“反法律、反法治”的行為又導致了中國大陸無計其數的冤假錯案，很多無辜者冤屈致死、還有很多無辜者在監獄之中煎熬、浪費生命。

  作為普通的中國農民，在有着深重“專制獨裁”歷史的中國大陸（也是中國最黑暗的“深水區”），少數和我壹樣覺醒了的人們正在試圖“以法治推進民主”，無奈於阻力太大，中國的民主事業舉步維艱，甚至都很難說是在緩慢向前。

  因為中國的民主不僅關繫到中國社會的自由和公正，同時也關繫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所以全世界正義的力量都應該支持中國老百姓去開創出“以法治推進和實現中國民主”的歷史奇蹟；而我們這些代表中國民主的新生力量的公民，如果有了國際社會的幫助和支持我們，就壹定有信心引導和組織中國老百姓開創出歷史的奇蹟！

  我雖然只是中國普通的農民，但我實踐民權的經歷寫出來不亞於壹部“傳奇文學”，願在此與關心中國民主的各界人士分享我的經歷。

為減輕農民負擔而抗爭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方勵之先生的言論引發了第壹次“要求民主改革”的學潮。當時我正在本縣（河南固始縣）石佛中學讀高三，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科大的學潮後，我異常的振奮！於是我就在本校的中學同學中組織聯名活動，聲援科大學潮，結果被取消參加高考資格並開除了學籍。

  回家務農後，1987年年底我到本縣楊山煤礦當礦工下井採煤。沉重的體力勞動沒有壓垮我，我還在思考着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

  1988年3月份，我在楊山煤礦給方勵之先生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手寫體原件至今還保存在中共的安全部門），除了表達自己的觀點外，建議並鼓勵方勵之先生繼續發動組織學潮，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我在信中預言“共產黨的腐敗已經令人無法容忍，不久的將來，中國必然會爆發壹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因為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方勵之先生被調到“北京天文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把寫給方勵知先生的信寄給了原科大校長管偉延先生（因為科大學潮的事情，這個時候管偉延先生已經被免去了科大校長的職務），委託管偉延先生轉給方勵之先生。

  沒想到這封信被信陽地區公安處截獲，1988年的農曆八月十四那天下午，我和新婚的妻子帶着月餅等禮物到嶽母家（本縣南大橋鄉陸橋村新房村民組）準備第二天過中秋節。不料剛過午夜零點，由當時的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長高昌峰（後升為信陽市公安局副局長，應該退休了）帶隊的壹伙全副武裝十幾人闖進嶽母家將我抓走。隨後以“收容審查”的名義把我關在固始縣的行政收容所壹個月時間，於1988年的農曆九月十四那天下午放我出來。十六的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再到嶽母家去報平安，走到春樹崗村曾閘村民組（原村支書熊德發房前）的壹片丘陵地，正在秋種的幾個農民（我是玄中村人，他們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已經被放出來了）正在談論我的事情，其中有個人說“聽說這個姓周的有壹支鋼筆是美國給的，只要公安局想抓他時這支鋼筆就響，只要鋼筆壹響他就跑，他跑了好幾次了，這次沒有跑掉”。因為高昌峰等人在闖進我嶽母家之前先到的是我家，我父親是壹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看到壹群全副武裝的公安，嚇得連話都說不好了，帶路的村幹部就找來了我們家的壹些鄰居讓高昌峰等人問話，高昌峰等人問過“周德才是不是經常寫材料、用什麼筆、什麼紙”之類，又當着我們家鄰居的面從我家裏搜出了我的鋼筆和壹些材料，所以我的鋼筆後來就被傳說成了“神筆”。

  正如我給方勵知先生的信中所預言，1989年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至2003年費改稅之前，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舉世聞名，中國農民的生存權被普遍的剝奪，生存狀況非常惡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為農民維權，壹直在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抗爭，連續幾年組織固始縣農民搞“萬人大聯名”活動、各鄉鎮小規模的遊行活動，以及群體上訪活動。為了不引起中共的地方政府（特別是公安局和派出所）註意，我多次的改名換姓深入到固始縣各鄉鎮，多次深入到與固始縣緊挨着商城縣鼓勵動員農民聯合抗爭。

  1998年的秋征開始後，兩個縣農民的“萬人大聯名”活動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壓力，農曆十月二十三夜晚，以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陳股長（陳家福）帶隊的壹伙人闖進我們家將我帶走審查。後來迫於民憤，他們不得不將我釋放。

  當時我已經是有了兩個兒子的父親，因為在老家組織農民抗爭而導致家庭貧困，所以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

  雖然我人在東莞打工，但我的心仍然牽掛着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因為我去廣東打工比較晚、加上年紀大而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壹開始不得不到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干着沉重的體力活，這樣不僅工資低而且時間長，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操作老家農民維權的事情。我意識到要想以“遠程通信”的方式組織老家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必須先找到壹份好工作，不僅能夠掙到錢、更要讓自己體力輕鬆、而且還要有空餘的時間。2001年7月份，我被應聘為東莞市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我不僅拿上了高工資和業務提成，而且體力輕鬆還有空餘的時間了。我通過公用電話聯繫上了固始縣胡族鄉的維權農民鄔文新、張入喜等人。這時商城縣正在醞釀以洪茂先等人為首的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帶動地區性農民群體維權運動，我讓鄔文新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把情況了解清楚。

因為當時中國普遍性的“農民負擔過重”，所以形成了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農民抗爭，很多組織者遭到中共的打壓和關押；為了推進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必須要保護洪茂先等組織者的安全！

我能夠做到的是只有要讓國內外的媒體壹齊關註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的農民抗爭，所以我多次打電話、發傳真材料給廣州的羊城晚報和南方周末的編輯部，希望他們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進行實地採訪，但沒有用。我只得拜託他們私下裏把發給他們的材料轉發給外媒的記者，只有《羊城晚報》政法部的江小姐答應我想辦法讓外媒關註，其他人後來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

不得已，我只能自己想辦法聯繫駐北京的外媒及國際上的人權機構，我先後與駐北京的美國廣播公司齊先生（美籍菲律賓人，2011年退休回國）、駐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中心”的劉青先生、駐香港的“中國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聯繫上了。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我把自己組織農民維權的經歷寫成“個人簡歷”與材料壹塊發給了他們，希望他們關註、支持、幫助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

壹邊聯繫外媒關註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另壹邊用公用電話建議維權代表們有策略的組織發動農民。為安全起見，我從來不直接打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本人的電話，而是通過公用的磁卡電話（當時的東莞遍地都有）撥打他們鄰居的電話，再讓鄰居找洪茂先等人過來接電話。

2001年10月份以後，在洪茂先等人的組織下，楓樹、徐堰兩個村的農民壹邊派代表輪流的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的同時，幾乎每天（下雨天除外）都有壹百多名有文化而且身強力壯的農民沿着周邊鄉村的公路拉着條幅、敲打鑼鼓的宣讀《中共13號文件》，沿途所到之處招來了很多老百姓的參與和響應。由兩個村這樣帶頭的宣傳活動堅持壹段時間後，周邊鄉村數十裏的老百姓都被帶動起來了。

這樣壹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的關註。進入2001年12月份，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的大批人馬開始每天成群結隊的開着警車到楓樹村、徐堰村強行制止兩個村的農民搞宣傳活動。他們公開的威脅恐嚇兩個村抗爭的農民，兩個村以外的周邊農民便壹齊到楓樹村、徐堰村助威，官民雙方形成了嚴峻對立而劍拔弩張的形勢。

2002年元月2日凌晨的兩點多，老百姓的怒火終於爆發了。兩百人左右的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被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這些人大部分紛紛開着車跳跑了，小部分來不及上車的便四下逃竄。留下的沒有來得及開走的警車被老百姓推翻砸爛了，這就是有名的信陽市“伏山事件”。

“伏山事件”是農民以暴制暴成功的典範，中國農民的這些抗爭迫使中共後來進行費改稅，直至減免了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風起雲湧的抗爭為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普遍好轉、爭取中國農民的生存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我們固始縣、商城縣維權農民的抗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們是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應該說是“開創了壹個奇蹟”！

“伏山事件”發生後，迫於國內外輿論和國內地方老百姓民憤的雙重壓力，中共當局暫時沒敢加害老百姓，也不敢再徵收楓樹村、徐堰村農民的任何稅負了。

這個時候壹定要保證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安全,如果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因此而遭到打壓和關押，不僅會給固始、商城兩個縣的維權農民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是重創，同樣會給全中國抗爭的農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創;那麼，全國老百姓抗爭維權的積極性肯定會受到重挫！

因為生活所迫，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隨即到外地打工，他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外逃；但事實上中共當局並沒有放棄對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報復，這壹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必須要有後續行動，進壹步的引導國際輿論追蹤報道“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事實及根源，讓國內外都清楚中共當局才是製造“伏山事件”的責任者，而不是抗爭的老百姓！

我在東莞市當業務員不到壹年的時間裏，多次與海外媒體及人權機構聯繫，鼓動策劃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由此而引發了“伏山事件”，早就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壹齊盯上了。我知道被盯上，但我沒有絲毫的畏縮。當時正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工作的李昌平（之前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因為給朱鎔基總理寫了壹份報告《我向總理說實話》在海內外反響很大，也得到了朱鎔基總理的認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的熊老師建議我向李昌平尋求幫助，並把李昌平的工作電話及手機號都告訴我了。隨後我聯繫了李昌平，希望他就“伏山事件”組織有關的專家學者到河南省商城縣調研，再能給朱鎔基總理寫壹份建議“農村體制改革”的報告，爭取中共的高層不要追究洪茂先等人。令我失望的是，李昌平很生氣的問我從哪裏找到他的手機號的，要求我以後不要再打他的電話，免得給他找麻煩等等。後來到2006年9月22日至23日，我在廣州出席“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時曾多次與李昌平照面，但雙方連個招呼都沒有打。

國內媒體、機構靠不住，我只能繼續找外媒了。為此，我不得不從東莞市那家公司辭工，於2002年6月份回到固始縣老家。先到胡族鄉迎河村鄔文新、張入喜那裏，將1998年秋征時葉臺村農民孫元海被打死的照片拿到手，又到商城縣伏山楓樹村呆了好幾天，與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等人（洪茂先當時在溫州打工）收集了很多從土地聯產承包到戶以來周邊幾個村農民負擔（農業稅、鄉鎮統籌、村提留）逐年遞增的原始單據，還有“伏山事件”發生時沒有來得及跑掉的、被推翻的幾輛警車照片等等。然後，我去北京約見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齊先生，我把資料、單據、照片親手交給了齊先生，拜託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曝出去。

完成這些事情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高埗鎮應聘為另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此後經常與齊先生電話聯繫。就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的2002年10月中旬，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就“中國農民生存狀況惡劣”這壹突出的人權問題向中共交涉，要求中共切實的改善人權狀況；中共不僅不承認事實，還讓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公開發表講話，以“美國無視中國人權正在持續改善”抗議美國政府；為了爭取美國政府不要在十六大召開之時再向中共發難，江澤民隨後訪美並與老布什在圖書館會面，這些中共的央視當時都進行了公開的報道。

為了促使中共進行必要的改革，我準備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搞壹個記者招待會，再壹次向全世界介紹壹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況”，我拜託齊先生幫我約了壹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繫，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1點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帶隊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壹百多號人封鎖了“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所在的住宿樓（同在該住宿樓住宿的還有其他公司的人，“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住宿在三樓），當時該住宿樓傍邊的公路邊上停滿了國安和公安的車子。高埗鎮治安隊的人（那時廣東的治安隊員大部分都是無惡不作的匪徒，在廣東找工作的內地大學生孫誌剛就是在收容所裏被治安隊的人活活打死的。）不由分說的把“高藝裝飾公司”的辦公室人員壹個個拽到下邊的公路邊上，有幾個女文員的衣服都沒有來得及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名男性因為抗議匪徒們的暴行而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國安和公安沒有參與打人，但也沒有制止那些匪徒的暴行，他們直接找的是我。他們先仔細看過我的身份證，接着盤問我是哪裏人、在東莞打工有多長時間了、辦沒辦暫住證等等，半個多小時以後國安和公安才把我帶走，直到這時高埗鎮治安隊才饒了其他人，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抵賴！

2003年8月份，我特的打電話給“高藝裝飾公司”的老闆李連枝，就2002年11月3日夜晚給他帶來的驚嚇和麻煩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說只要壹提起2002年11月3日夜晚的事情，自己就會“渾身發抖”、“不寒而慄”！

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當時為了抓我壹個人，中共當局為什麼要搞出那麼大的動靜？

國安和公安先把我關押在高埗分局的黑屋子裏，兩天之後把我轉押到東莞看守所關押了壹夜，2002年11月6日下午安全部的韓處長、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信陽市國安局的劉勇、固始縣公安局的楊忠良、樊廣宏把我從東莞看守所押往廣州市火車站，我被押上火車後，韓處長和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下了火車，再由劉勇、楊忠良、樊廣宏三個人把我押回到老家固始縣，關進了固始縣的行政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結束後，我被信陽市國安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季處長和信陽市國安局副局長潘應明，還有曹思源、劉勇等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劉青等人聯繫，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壹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的下壹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他們逼迫我寫出了保證書。

我提出了“壹大壹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能夠善待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府能夠逐步的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小條件是“我希望能夠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于建嶸先生，請教他壹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和多長點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妳們做事”。當時我很敬慕于建嶸先生，覺得他才是真正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于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壹些知名的、有良知的學者，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後來他為保護固始縣農民的土地幫助很大。中共的國安們雖然表面上答應了我的條件，但卻沒有寫保證書給我；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着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憑着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後來的事實證明我與中共國安“鬥智”的決定是正確的。

在中共安全部門的“指導”下，我通過多次與韓東方先生的電話交談而取得韓先生的信任，2004年中秋節前夕，韓東方先生邀請我去香港見面。之後在中共的安全部門安排下，我先後（2004年至2005年）三次去香港與“中國勞工中心”的韓先生和羅先生見面，羅先生分三次匯給我總共不到二十萬元的人民幣，給了我幾萬元的“獎金”外，餘下的錢被中共的國安拿去了。

國安拿去的錢為我買來了好幾年的時間，有了這些年的時間，我才能成功的組織了這麼多次的農民維權（還有煙草下崗工人的維權）。 至於為中共安全部門套取的所謂的“情報”，只不過是“中國勞工中心”可以直接對外公開的信息而已。

組織農民土地維權

2003年年底中共實行費改稅，2005年中共免去了農業稅；但從此中國進入到規模化的、不擇手段的強征、搶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製造泡沫化經濟的時代了。

隨着農民抗爭意識的增強和抗爭行動的升級，中共的手段也越來越惡劣了——公檢法執法機關直接淪為官商勾結的暴力工具，同時還公開的操縱扶植黑社會惡勢力為搶占農民土地打衝鋒，全國各地的流血事件此起彼伏，抗爭的農民慘遭打壓和傷害，很多失地的農民們變成了生活無着落的無業游民。

固始縣縣委縣政府以城區為中心向周邊大面積強征強占農民土地的同時，下邊33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也在爭先恐後的強征搶（強）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從固始縣城區到各鄉鎮都在不斷的發生着不同程度的流血衝突，趙崗鄉農民盧先道土地被強占後吊死鄉政府的辦公室；而坑民害民事件頻發的固始縣居然成為“全國新農村建設的先進縣”！

中共的地方政府壹邊操縱黑社會強占掠奪農民的土地，囤積的土地作為“期貨”並進行公開的“炒賣”；另壹邊實行銀行貸款支持開發商搞房地產開發的“高槓桿調節”金融政策；“掠奪加壟斷”的專制體制硬是把“土地資源扭變成財富後來拉動GDP的增長”，這種繁榮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行為不僅嚴重的踐踏了法律、破壞了法治文明，同時也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市場經濟。

中共所謂的“繁榮中國經濟”無異於飲鴆止渴，必然導致中國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越來越大，而受害的農民則是高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

2007年6月份，固始縣方集鎮獨山村發生了壹起土地流血事件，沉子明及多名抗爭的農民被黑社會打成重傷和輕傷，維權代表劉西舉、沉子付、沉子剛被公安局抓捕（後被判刑），我實在忍無可忍了，與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我質問他們：當初我答應為妳們做事的前提條件就是共產黨要善待老百姓，就是這樣善待的嗎？他們竟然不認賬的反問我：妳有什麼資格驅使共產黨呢？流氓無賴嘴臉暴露無遺！

2007年年底，商城縣五橋鄉的農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因為經常上訪被商城縣公安局以“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我又找到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中共的地方政府放人，遭到他們的拒絕，2008年年初，我寫出了壹篇《中國政府只有尊重法律 才能確保北京奧運安全》的文章，公開的在美國的博訊網站上發表,緊接着我就與信陽市的國安們講明，因為妳們（共產黨）違背了當初答應我“善待老百姓和改善中國人權”的承諾，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給妳們做事了，妳們想怎麼樣悉聽尊便！

2007年我大兒子參加高考後成績不佳，我壹直懷疑是中共的安全部門搗的鬼，大兒子周劍不得不復讀了壹年高三。

2008年我的兩個兒子要同時參加高考，我們壹家人都擔心中共的安全部門暗中搗鬼，但我仍然沒有放棄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 

為了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我和洪茂先組織了商城縣好幾個鄉鎮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們壹起抗議商城縣公檢法的非法行為，並且輪番的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公檢法放人。為了威脅我，2008年5月13日夜晚凌晨兩點多，商城縣公安局國保壹群八個人在固始縣公安局國保隊員朱林翔的帶領下，來到我們家在固始縣慈濟高中對面所租的房子門前，用萬能鑰匙打開防盜門後闖進去。我們壹家4人於睡夢中被驚醒，我被這群“不速之客”帶到了商城縣公安局，他們威脅我說，如果再不放手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政府就不會讓妳的兩個兒子今年高考有好成績，妳想不想讓妳的兩個兒子上大學了？

我對這群流氓們說，妳們今天對我的威脅，恰恰證明我大兒子去年的高考成績不佳原來正是妳們壹伙流氓做的手腳；如果今年妳們再搗鬼，我就把妳們的醜惡行徑公布到國際社會！

這群人見威脅不了我，不得不把我放了。

沒想到2008年高考結束後兩個兒子的成績仍然不佳，是不是中共當局真的向“它們威脅和要挾我的那樣”而做了手腳？以他們兄弟兩人平時的考試成績完全可以考上重點大學，為什麼高考成績與他們平時的考試成績大相徑庭呢？既然上不了理想的大學，那就只能讓他們兄弟兩人讀壹般的大學了！

因為爭取民主、實踐民權，我們家遭受了四次深更半夜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非法闖入的驚嚇，“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我個人雖然養成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心態和習慣，但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他（她）們母子三人心理上、精神上能不能承受了這樣的驚嚇呢？ 所以，我壹直覺得我妻子的心臟病是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嚇出來的。

金榮山被關押8個多月後以“免於追究刑事責任”釋放。王幼德被判兩年半有期徒刑投進信陽市監獄，因為有病加上獄中折磨，所以釋放後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他臨死時對他的家人們說：就是到了閻王爺那裏也要告！

既然中共這樣打壓殘害老百姓，我就繼續着手組織老百姓維權。為了制止中共“反法律、反法治、反正義、反人權、反市場經濟”的行為，我動員固始縣多個鄉鎮的農民此起彼伏的集會遊行。

2009年春季，商城縣公安局又開始着手報復7年前“伏山事件”的農民維權代表們了，先後抓捕了余弟紅、呂皇銀兩人，我們組織兩個縣的很多農民維權代表多次壹起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放人；國內知名的維權律師劉曉原、王全璋等人幫助代理和辯護。余弟紅、呂皇銀後來分別的判處有期徒刑壹年。如果是在“伏山事件”剛剛發生後這些人就被中共當局抓捕的話，刑期肯定不只是壹年。

為了預防不測，我把中共國安威脅我、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還有我三次去香港見韓東方先生和羅賓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講給了金榮山，如果我真的遭到中共的毒手，希望金榮山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

2010年4月4日，固始縣公安局警察公然的與黑社會匪徒壹道強占汪棚鄉大皮村農民的土地，在公安局的指使下，黑社會頭目謝運軍帶着壹群打手準備將我活活打死，後來因為很多農民壹起趕過來才救了我，這就是固始縣有名的“4.4事件”，現在從國內外網站都能搜索到。

我沒有被嚇倒，更沒有退縮，繼續組織農民集會維權的同時，還介入組織煙草下崗工人們的集會維權，公開地在網上發出《維權農民周德才發給煙草下崗工人們的倡議》。

固始縣公檢法執法部門及鄉村幹部們公開的散布謠言誹謗和汙蔑我，同時威脅恫嚇維權的農民不要跟我走；但兩個縣的農民及煙草下崗工人對於中共的威脅不予理睬，依然相信我、跟着我繼續維權。政府非常清楚自己早已“失信於民”了，它們自己說的假話、瞎話老百姓不相信，便想出收買利用和我壹塊維權的農民攻擊汙蔑我。

2011年8月1日那天，洪茂先和鄔文新兩人壹塊來到我們家吃中午飯，告訴我商城縣公安局有人透露，上邊已經明確指使縣局這幾天對他實施抓捕，今天之所以和鄔文新到我家來，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想辦法救他。從中共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那壹天起，我就認真的考慮過了：當局肆意踐踏法律而又毫無道德底線、流氓土匪本性不改，他們遲早會報復我們的，洪茂先我們這些維權代表都免不了牢獄之災，該來的遲早都會來，我只能勸洪茂先坦然壹些，既然敢站出來為老百姓伸張正義，就不能怕中共的打壓！

2011年8月4日的夜晚，商城縣公安局抓捕了洪茂先，我緊接着就與中共信陽市的國安、還有商城縣、固始縣的公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放人；同時我又給中共的國安部寫信，交給信陽市的國安，要求信陽市的國安轉呈它們的國安部；信中有這樣壹段內容：洪茂先的父親曾經是妳們中共的軍人，在為妳們中共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商城縣的戰鬥中炸掉了壹條胳膊，洪茂先本人也是上過越南戰場的軍人，而且是在戰場上申請加入妳們中共黨員的，洪茂先父子兩人為妳們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伏山事件”是因為公檢法大隊人馬搶劫、鎮壓老百姓而造成的後果；為了維護妳們中共的整體形象、制止公檢法大隊人馬的非法行為、維護妳們中共的執政地位，洪茂先才帶領老百姓這麼做的；如果洪茂先對公檢法胡作非為的行為視而不見的話，妳們的公檢法執法部門就會變本加厲的胡作非為，最後必然會走向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到那個時候自然會危及妳們的執政權；妳們這樣打壓陷害洪茂先這樣壹個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肯定會讓更多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而感到寒心，只能加速妳們中共的眾叛親離，希望妳們能“三思而後行”！

與中共的國安交涉沒有作用，我只有組織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維權代表們多次壹起到商城縣公檢法要求放人，在把洪茂先及其“伏山事件”的相關事實公開的發布到國內外網站上的同時，我公開的接受了新唐人電視臺的視頻採訪，控訴“共產黨大逆不道、與正義背道而馳”的行為，公開聲明退出中共的壹切組織；商城縣公檢法承受不了洪茂先案子的壓力，便把洪茂先異地關押到潢川縣，洪茂先的案子也移交到潢川縣公檢法審理。

2012年2月28日上午8點多，固始縣公安局國保大隊長馮文剛打電話約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們倆見面後他說是受上級的安排才約我談話的， 馮大隊說上邊明確警告我不要再插手洪茂先的事情、還警告我必須停止所有組織老百姓維權的活動，並問我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說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唯壹的要求就是中共執政黨尊重法律、依法行政，善待老百姓、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的人權，立即釋放洪茂先和中國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停止非法強征搶占（強占）農民土地及強拆老百姓房屋的行為。我還就固始縣突出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儘快妥善處理城關鎮東大店子的土地問題；儘快處理郭陸灘鎮東園村的土地問題；儘快處理趙崗鄉殘疾農民盧先滿的土地被強占問題。

馮大隊說會把與我談話的情況及我的要求如實地反映給上面的，與馮大隊見面後我回到家裏換了壹身衣服，再打出租車去汪棚鄉組織農民集會維權活動，當出租車行駛到城南新區怡和小學門口時，被固始縣公安局刑警隊的警車從後邊追上來攔住，以刑警隊柯連合（我們早就打過交道）為首的壹群匪徒（都穿着便衣而不是警服）不由分說的把我從出租車裏強行拽出來、又強行把我塞進它們的警車裏，再把我強押到固始縣公安局的舊址問話，於夜晚12點之後驅車把我異地關押到羅山縣看守所。

拒絕認罪而入獄

在羅山縣看守所關押期間，兩位知名的維權律師王全璋、龐琨代理辯護我的案子。龐琨先到羅山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向龐琨講明了自己正在拒絕幹活並以絕食抗議，希望他儘快把我看守所“絕食抗爭”的行動發出去，讓國內外關註我的朋友們知曉。

2012年3月30日下午我又被押回到固始縣看守所，隨後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壹起來到固始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問起洪茂先的情況，兩位律師說洪茂先案子的壹審判決是“三年有期徒刑”，案子正在上訴期間，雖然我們做的是“無罪辯護”，但公檢法肯定不會“無罪釋放”洪茂先的。果然不錯，後來洪茂先被判處有期徒刑壹年。

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到固始縣看守所會見我時，我把中共國安威脅、要挾我為它們做事等過程簡單講述給了他們，並告訴兩位律師我正準備絕食抗爭。為了預防不測，我口述自己的“遺書”並讓王全璋記錄下來，我希望王全璋想辦法轉達給國際社會，儘快的安排我的家人到國外安全的生活。王全璋當時跟我說，就算妳為老百姓做出了這麼多的事情、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但妳跟國安的合作很可能被認為是妳在出賣韓東方他們。

絕食三天后，固始縣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用自己的手機把我絕食的情況告訴了王全璋律師，王律師隨後就把我的絕食抗爭的事情發布到了新浪微博，微博內容是這樣的：維權農民周德才看守所絕食抗爭，請關註周德才的朋友撥打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的手機（附有張所長的手機號）詢問詳情。

因為這件事固始看守所所長徐建及副所長張明華兩人差壹點受到處分，但他們兩位都對我說“不後悔”！

實事求是的說，代理我案子的律師肯定會遭到中共公檢法的威脅和刁難、甚至是報復，王全璋律師不懼威脅和報復、敢於繼續代理我的案子確實難得。龐律師後來退出我的案子，改由李誌勇律師代理。

開庭的前壹天（2012年6月12日）下午，固始縣公安局的兩位副局長甘海濤、李國平及治安大隊隊長殷慧兵等人特地到看守所讓所長徐建、副所長張明華勸我，只要妳老周在法庭上別吭聲、主動認罪、請求政府寬恕、給黨和政府留個面子，到時候就會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或者緩刑”釋放妳，被我拒絕。

2012年6月13日，我的案子壹審在固始縣法院開庭，我和我的兩位代理律師王全璋、李誌勇的法庭辯護是成功的，固始縣檢察院的潘景亮等三位公訴人被我們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我不構成任何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隨後不久，《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就發表到了海外網站。雖然法庭上三位公訴人被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但固始縣法院的壹審判決竟然判處我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案子的二審由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維權律師馬剛權介入代理辯護；但中共的公檢法卻不予重審，而是直接下達了維持壹審原判的二審判決書，中共公檢法執法機關的“反法律、反法治”醜惡無恥嘴臉暴露無遺！

2012年12月4日我被押往信陽監獄，剛到信陽監獄我又開始了絕食抗爭。入教監區的監區長趙寶臣、副監區長陶勇勸我，陶勇說在監獄死個人根本就不是個事，就是壹個骨灰盒而已，妳有本事就別吃飯吧；趙寶臣勸我說，如果妳是真英雄就應該養好身體，出去再干。

因為絕食，2013年元月3日我被轉入開封市河南第壹監獄，為了喚醒中共的人性，我仍然繼續絕食抗爭。入監教育隊的大組長朱之霖（加拿大國籍的臺商，以“詐騙罪”判處了15年有期徒刑）勸我不要再絕食，否則就會被轉入到離家更遠的監獄，到時候家人探監也不方便；89年的“6.4”絕食換來的只是共產黨的屠殺，妳在監獄絕食只會傷害妳自己的身體，除此之外什麼用也沒有。

聽從他的勸告，我停止了絕食。2013年春節之後我被下放到14監區勞動，我拒絕到到車間勞動，每天就坐在監管犯人們幹活的獄警房門口。壹個禮拜之後，監獄獄政科便把我轉入到“老弱病殘”的十二監區；其實十二監區的大部分犯人都是健康、能夠幹活的正常人，真正有病的犯人不到壹半，這裏的犯人同樣要幹活的，經常做的活就是粘疊紙質手提方便袋；沒有病的正常犯人大都是關係戶和貪汙受賄的職務犯們。

十二監區有三層樓，壹樓、三樓是正常的犯人，二樓是神經病犯人，十二監區的犯人們就在監舍裏裏幹活，少數實在不能幹活的神經病犯人及重病犯人可以不幹活，大部分的犯人仍然是被逼着幹活，特別是那些神經病較輕的犯人們，在正常犯人的強迫、毆打之下，活干的往往比正常犯人幹的還好。

我被關押在壹樓的十二監區壹分監區，基本上是138人左右（有時多壹兩個，有時少壹兩個），2014年8月份壹樓壹分監區的犯人與三樓的三分監區的犯人調換了。

我壹直拒絕幹活，也沒有犯人強迫我幹活。2013年5月27日那壹天，壹樓壹分監區能幹活的犯人都到監舍後邊挖土和拉土，把挖的土裝上人力斗子車後拉到九監區（嚴管隊）前邊的壹片空地上，我雖然沒有幹活，但在傍邊看其他犯人們幹活而打發時間。第壹層土挖過之後，就挖出來了很多死人骨頭，壹個叫張明剛的河南商丘市職務犯（貪汙受賄罪）被嚇的昏死過去了，幾個犯人趕忙用人力斗子車把他拉到監獄醫院進行搶救。

當天夜晚我就做了壹個奇怪的噩夢：我被壹大群光着身子、戴着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追趕着，正滿頭大汗的拼命往前跑；突然對面出現了同樣的壹大群人擋着了我往前跑的路；我趕忙往傍邊拐，又被同樣的壹大群人擋着了路，我再往另壹邊拐依然如此；最後我就被這些光着身子、戴着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團團圍住了；他們便壹齊跪下來向我磕頭，壹邊齊聲說“青天大老爺呀，我們沒有犯罪，求妳趕快救救我們吧！”，我說“妳們找錯人了，我不是青天大老爺，救不了妳們呀！”，他們就圍着我不讓我走，後來實在沒辦法，我就對他們說“我給三位青天大老爺共同寫壹封信，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北京大學的賀衛方、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于建嶸，妳們去找他們求救吧！”；沒有筆和紙，有壹個人站起來走到我傍邊，用嘴咬開了自己的胳膊，他的血流出來滴到了地上就形成壹灘血；另外壹個跪在地上人轉過去身去將後被朝着我，我從地上撿起壹個小木棒，粘着地上的血往跪在我面前人的後背上寫着給三位老師的信，信寫完了這些人才千恩萬謝的離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從我被關進看守所到監獄，遇上了不少冤假錯案，我經常想如何才能把遇上的冤假錯案寫出來轉交到我所尊重的三位老師手裏，拜託他們三位呼籲民主黨派和學術界壹起督促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糾正冤假錯案；經常這樣想、再加上5月27日那壹天看到獄中的那麼多死人骨頭，感覺這些死人骨頭可能是“屈死鬼”的，所以才做了那樣的噩夢。

在十二監區壹分監區關押幾個月後，了解了不少冤假錯案，我就寫出了《拯救中國法治》的文章，委託壹個許姓犯人通過來監獄拉貨的司機轉發給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寄給蔡繼明、賀衛方、于建嶸三位老師和其他壹些人，三位老師的手機號及具體安排寫在另外壹張紙上。

看守所、監獄的五年時間裏，我為了把自己寫的東西發出去花出去了兩萬多元錢。《維權農民周德才拒絕出庭及絕食抗爭的聲明》和《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兩篇文章是從看守所發出去的，我沒有花壹分錢，現在這兩篇文章從海外網站上還能看得到；而監獄裏寫的東西並沒有發出去，兩萬多元錢是分無數次的犯人購物而被河南第壹監獄利用許姓犯人騙去了。

我之所以找這個許姓犯人幫忙，因為他是專門負責與外面進來的貨車（囚犯們做好的手提包裝袋要運出監獄賣掉）車司機交接包裝袋數量的囚犯，有條件把我寫的文章帶出監獄；其二，據說他在未犯罪之前，他的父親是被公安局警察關押期間打傷了頭部而死的，許會敏為了給他父親討回公道，居然把他父親的頭割掉，背到公安部上訪。許對我說，他有壹個妹妹在洛陽市海關局上班，妹夫是派出所的戶籍警，他妹妹和妹夫願意想辦法把我寫的文章寄到有關人士的手裏。許還把他妹妹手機號告訴了我。當時我也考慮到自己有可能會上當受騙，但為了把中國監獄裏令人髮指的冤假錯案披露出去，不得不抱着試壹試的希望。為了讓許把我寫的文字寄出去，我經常打電話向大兒子要錢。

後來壹分監區的壹位有良知的獄警對我說了實話，是獄政科安排許騙我的。那監獄獄政科後面的真正操作者肯定是中共的安全部門。 許姓犯人不僅因此立功減刑，後來還當上了壹分監區囚犯們的大組長。

從欺騙和套取我兩萬多元錢的這個事實可以進壹步看清楚當局是如何無恥下作！ 那個時候我小兒子正在江蘇科技大學讀最後壹年，我大兒子參加工作不久，在杭州市保險公司上班，每個月就四千多元錢，除掉生活和房租外基本上無剩餘了。兩個兒子的媽媽還有病需要治療，為了給我往監獄裏寄錢，大兒子只有向他的同學借錢。 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我們壹家人遭受了中共的嚴重迫害！

極權中國的稅收制度

作者 金劍平 寫於 二零一六年

雖然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高福利，但是中國人卻背負了比西方國家的稅負更嚴重的高稅收。

很多年前，福布斯發表《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位居全球第二（經濟學家王福重說統計有錯，應該是全球第壹）。這壹排行壹下震驚了中國人，眾人開始沉思。

納稅關繫到人民的生活質量，是人民的幸福指數的重要依據。

中國的稅與他人有何不同？中國有何特殊之處？為什麼我們稅負會那麼重？中國人應不應該納稅？

壹、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納稅率最低的國家

稅負就像綁在國民身上的重物，負擔越輕，跑得越快，國家發展得越快。稅負越重，跑得越慢，當稅負達到某個程度時，會把整個國家給壓得坍塌。現在中國的稅負就在坍塌的邊緣。

按照經濟學原理，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國民個人的負擔就越輕，國家的稅率就越低。舉個例子：甲村三千人，乙村三百人，其它條件相同，要修建壹條相同長度與質量的公路，村民個人出錢數額，甲村只是乙村的十分之壹。在行政開支上，乙村如果有壹個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壹共三個脫產幹部。那麼甲村可能有壹個村長和壹個付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二個辦事員，共六個脫產幹部也就夠了。對於脫產幹部的負擔，甲村只是乙村的五分之壹。只有甲村的脫產幹部是乙村的十倍、甲村路的長度是乙村的十倍時，兩個村的村民負擔才相同，這又是不可能的。其他方面的開支也是壹樣，甲村村民永遠比乙村村民負擔少、生活輕鬆舒適。甲村的實力越來越強大，而乙村被負擔壓得越來越弱，長此以往，甲村的實力將遠遠超過乙村的十倍。

國家就是壹個村，道理是相同的。在國防開支、外交開支、科研開支、行政管理開支等等各方面，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分攤到國民個人身上的負擔就越輕，那麼稅率就越低，國家就越發達。人口多，能形成產業鏈，產品的成本會非常低，還有巨大的市場，產品就會有巨大的競爭力。中國具備這個特點，所以才有“世界工廠”的美稱。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也主要是這個原因——人口多。

說那麼多，只是告訴妳壹個道理：“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稅率非常的高，居全球第壹，錢去哪裏了？

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優勢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都無法相比的，如果中國是壹個正常的社會，中華民族將快速騰飛，起碼在經濟上會占世界巨大份額。中國人的強國夢現實起來非常輕鬆。

二、中共搜刮中國人數額巨大，非常血腥

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最起碼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稅非常之高，2009年世界排名第壹。有人計算得出：中國人的真實稅賦超過 GDP 的 60%，人均交稅超過壹萬五千元，很恐怖的比率，排名全球第壹，遠遠超過排在第二名的法國（註1）。沒有壹個非共產黨國家可以稍為相比。

這裏還有壹篇文章《揭中國隱蔽稅網:普通人壹輩子要交100萬元稅》，光看題目就夠驚人的。這不是富豪們的故事，而是妳，我，這樣普通的工薪階層身上正在發生着的現實。這個讓妳我心驚肉跳的數字，遠遠大於我們每個月工資單上的繳稅額，因為大量的稅都被中國現行稅制所遮蔽。不要以為是造謠，這是青島新聞網登的（註2 ）。

2011年，TCL集團淨利潤不到17億元，但納稅高達42億多元。還不包括為其它企業帶來的稅利和TCL的75000名員工個人消費交的稅，賺的錢遠沒有交的稅多（註2 ）。在股東大會上，很多股東責問董事長李東生幹嘛交那麼多稅。李東生無奈地表示：“我肯定沒有多交稅”。中國的企業經營異常艱難，甚至出現老闆跑路潮，就是被稅等東西壓垮的。

在中國，房地產的正常稅費超過70%，這還不包括官員們的紅包和收賄。經濟學家郎咸平說：“只要把房地產市場的各種稅費取消，中國的房價馬上下降 70%。”那是前幾年喊的，房價已經又漲，取消各種稅費，房價應該下跌80%。

2010年4月13日《大連日報》納稅宣傳專版的壹篇文章：《納稅宣傳勿忘負稅人》介紹說：壹盒50元錢的煙，含8.5元的增值稅、30.5元的消費稅、3.12元的教育費附加、2.73元的城建稅，稅款總共44.85元。相當10元的香煙，稅款高達8.97元（註3）。看客們，看到這段是否出了冷汗。

據浙江電視臺ZTV-7《汽車周報》2012年12月30日報道：20萬買輛車（18.2萬車款+1.82萬購車稅），稅費6.9萬！汽車廠家利潤只有1.8萬！稅率占38%（這只是購車者與汽車廠家交的稅，還不包括銷售企業和零部件廠家自己交的各種稅）。相同價格的車，美國的稅平均是5%，日本是7.5%，我們的汽車稅是美國的7.7倍，是日本的5倍。有評論說“是不是很血腥？只有中共才做得出來！”（註4）。

在中國，不但購車成本高，用車的成本更高。美國的高速公路90%免費，中國不但高速公路全收費，而且是高得離奇，中國以占世界7%的土地擁有世界90% 的收費公路（註1），還有各種橋梁、路段收費。還有各種罰款，北京某年車均罰款400~500元。2012年北京市各項罰款43億元，多數來自交通罰款。汽油還比美國高出壹倍多，大陸官網證實，2016年2月美國汽油均價2.6元，相同汽油在中國是5.5元（註5）。這才是吃人不吐骨的黑社會。如果妳有壹輛轎車，壹年開2萬公裏高速公路（收費0.5元/公裏），100公裏8個油，壹年共產黨就多吃了妳13640元。壹輛16噸壹年跑20萬公裏高速公路的長途貨車（收費2.0元/公裏，也有2.5元/公裏的路（註6），假設美國收費標準相同（其實美國的收費低得多），僅高速公路費就比美國多交36萬元，加上油料的差價達到50萬左右。美國人的人均收入高過我們6倍啊。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頭，連破衣服破鞋都沒吐出來啊！中國人的物價為什麼這麼高？壹部分是被高到這種程度的運輸成本催起來的。

中國人的納稅不是正常的納稅。中共強迫人民納稅，數目巨大，非常血腥殘暴，用“橫徵暴斂”這個詞都無法形容得了。中國人被吸乾了血肉，只剩壹口氣趴在地上延口殘喘。

中國的企業家是風險最大的。因為自從妳開始創業，妳就已經是半個犯罪分子了，半隻腳就在監獄了。涉嫌偷稅漏稅、行賄等罪名。中共治下就這樣，守法是不可行的，妳非得走其他套路。就這環境不偷稅漏稅誰能活下去？想整垮妳也簡單，查稅即可。壹個查稅，每個企業都在劫難逃。中國的大名人劉曉慶據說得罪某人，被查稅，結果又坐牢又罰款。如果她不識相，未必能活着出來。她又有名又有後臺又有錢，尚且如此。像我們普通人，並非官二代無爹可靠，又要打拼技術，又要打拼銷路，又要打拼關係，又要交天量的稅，何其艱難！中國為什麼出現世界上特有的老闆跑路潮？不逼到那個份上，誰能拋棄家鄉、拋棄幾十年辛苦打下的基業，漂洋過海，隱姓埋名，了此餘生？！中華民族是壹個非常講親情的民族，卻偏偏離鄉背井跑到壹個語言、習俗、文化、人種都不相同的地方，舉目無親，被人歧視，那是何等悲慘啊！還不是被中共逼的！（貪官不在此列）！！馬克思還說老闆如何如何剝削人，真是汙蔑。馬為什麼不說中共剝削？為什麼不說中共搶劫？苛政猛於虎也。

稅率過高，按章納稅就是按章破產。逼得企業都做假賬，這是對血腥殘暴的中共暴政的正義反抗，可見在中國大陸偷稅漏稅是正當防衛，是正義行為。

我真心地向中國人呼籲“人不漏稅，天誅地滅。”

三、中國的稅無處不在，納的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美國主要實行的是直接稅（直接稅是納稅人知道自己在納稅，直接稅是富人稅，收入超過某個水平才納稅），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很高（2011年是55．1％），這種稅制對富人不利。遺產稅和饋贈稅也是富人稅，美國的遺產稅高達55%，而且遺產越多稅率越高，150萬美金以下免稅，最受益的是無產階級，吃虧的是資產階級。

在美國，有不納稅的人，窮人就不納稅。

美國的稅是劫富濟貧的富人稅。

中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是間接稅（間接稅是隱形稅，是納稅人不知道自己在納稅。間接稅是只要花錢就納稅，幾乎等同於人頭稅：增值稅17%+營業稅3%+教育付加費5%，全部打入價格裏面、、.總共18種稅）。10元的煙，8.97元的稅。吃飯、抽煙、花錢就納稅，這是窮人稅。從消費即納稅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壹個人壹出生就成了納稅人，吃奶粉、用尿布都納稅，叫做“嬰兒納稅人”。中國人睡覺時都在交稅，因為臉上用了護膚品、空調或暖氣正在運轉，叫“睡覺納稅人”，房東拿到妳交的房租去消費得納稅，不消費存銀行還有存款稅。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是人就得納稅。乞丐吃飯得納稅，叫“乞丐納稅人”。狗吃狗糧也納稅，叫“納稅狗”。最慘的是“納稅豬”納雙稅，活着的時候吃東西納稅，被殺後賣豬肉還納稅。名符其實的“中國萬稅”。

個人所得稅是有錢才納稅，是富人稅。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非常低（2013年是5.9%）。現在中國還沒有遺產稅和饋贈稅。中國的稅制對窮人非常不利，對富人非常有利。

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

中國的稅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中共經常超量印鈔票，即使妳不納稅，也把妳的錢拿走，縱使不吃不喝不用錢，存放在銀行裏的錢也自動被貶值，貶值部分就是被中共在妳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地拿走的。這與搶劫何異？與小偷何異？其實中國實行的隱形間接稅，就是在我們納稅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搶劫。中國人被納稅。

四、中國95%的稅應該取消

在中國，有龐大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出人、出資金、出技術、出土地、出政策等等成立起來的，並且政府維護其壟斷地位，特別是銀行、證券、石油石化、鐵路、媒體、電信電力電網等。由於國企的壟斷，我們通訊費高出美國與臺灣等等許多倍，我們的成品油高出人家2倍多……。因為國企的存在，我們被搜刮得很慘，所以壟斷國企的盤剝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制稅收，而且徵收的稅率非常非常高昂。這時已經算是納了壹次稅了，再交稅就是多重計稅。國有企業屬於全體公民所有，它的利潤就應該上繳國庫，替代稅款。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中共卻退給國企，就是讓國企的人瓜分我們的財產。這就是政府製造和幫助的光明正大的貪汙行為！

經濟學家王福重說：中國跟其他國家不壹樣，中國有很多國企，特別是央企。國企、央企的存在不是為了賺錢，它要履行財政職能。2013年，光央企就有1.3萬億的利潤，全部國企加起來至少有2萬多億的，國有銀行的淨利潤1.38萬億，全國土地出讓金4萬億左右，再加上各種資源性收費，足有十萬億。如果再考慮到，現在政府做了很多不屬於政府該做的事，花了很多不該花的錢，如三公，更是綽綽有餘了。現在的問題是，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等，大部分沒有上交財政，返還給大家而是企業內部自己揮霍了！

央企的利潤，應該全部是財政的。如果央企需要錢的話，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再給它。因此，中國的稅負應該是最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低得多才對。但是恰恰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總體稅負還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直居第壹，是不合情理之極。

王福重經過研究，認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和各種收費已經足夠支撐政府的整個開支，中國除關稅等少數稅種外，95%的稅應該取消。

中國現有18種稅，公認是世界上稅收負擔最重的國家（這還不考慮各種收費、罰款、管制、亂收費等）。應該和可以取消的稅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煙葉稅、契稅。可以保留的是：個人所得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股票交易印花稅（其他印花稅取消）等幾個小稅，就可以了。

減輕95%的稅收負擔後，中國的所有產品的價格，平均會下降壹半左右。居民負擔大為減輕，並可以促進政府職能的轉換（註7）。

95%的稅應該取消，也就是說，原本應該只交5元的稅，中共卻強迫我們交了100元。很恐怖很血腥的吃人不吐骨頭的中共大口，中共的貪婪程度，連毒販子都望塵莫及。

鑑於中共搜刮之血腥，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中國的官府是最富麗堂皇的，許多鄉鎮縣的官府美過美國白宮。中國的學校是最寒酸的，中國的校車是最破的，中國的公務車是很貴的。比起民國時期，劉文輝主政四川時曾經告諭：“凡是縣政府比學校漂亮的，縣長就地槍斃”。現在看來，那時真是天堂。

為什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經濟上垮掉，唯中國能不死不活地生存，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多、中共搜刮的重，才能把中共養活。想像壹下，中共從每壹個中國人的身上搜刮1000元，就是14000億元，這是何等巨大的數目。中共每年實際從我們每個人身上最少搜刮的是15000元，養得中共白白胖胖的。

對比壹下朝鮮和韓國，就能看出哪種制度最優越。

中國政府收了不該收的稅，說明是非法的。這是對中國人的血腥搜刮。中國人經濟生活的質量如此之低，負擔如此之重，這完全是中共搜刮的結果。在北京，白領階層的兩口子要不吃不喝不生病不盡孝不生孩子，工作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壹套合適的住房。看看人家900年前所謂萬惡舊社會苦大仇深的武大郎，壹個社會底層賣燒餅的流動小販，壹人幹活全家還能住上着名繁華縣城的臨街上下兩層樓，多麼令現在的大陸人民神往啊。《水滸傳》很久沒見播，是不是有人擔心妨礙“和諧”而“和諧”了它？

五、稅款的非法用途

本文開頭，僅從人口最多這壹點上來看，中國就應該是稅率最低的國家，再加上中國有天量的國企，中國人根本就不需要納稅。如果不亂用納稅款、如果我們有壹個清廉為民的政府，我們不但那95%的稅不用交，連那5%也不用交，反過來我們還有錢分，連養老金都不用交，國家就能為我們養老，水電費很低，醫療費也可以免除，從小學到大學免學費。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些，是因為我們有壹個這樣的黨。睜大眼睛看看，我們的錢哪裏去了？

稅款是全體公民的錢，只能用在全體公民的身上、政府開支上、公共事業或者照顧弱勢團體上，用於其它方面，就是非法行為，我們公民有權拒絕納稅。

下面僅舉幾個稅款的非法去處：

1、收買幫凶組織和無良文人

工會婦聯共青團作協民主黨派等組織，憑什麼拿納稅人的錢？

工會、作協、婦聯、共青團等組織，都是由壹些特殊群體組成且為該群體服務的，屬於民間組織，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作為酬勞和經費。在中國卻是由納稅人出錢，由全體公民供養他們，合理嗎？中共這麼做，不是這些組織的人可以拒絕納稅。

比如婦聯，它是由婦女群體組成的，是為爭取婦女權益的，它爭取的權益不是從自然界獵取的，而是從男人這邊拿走的，有時甚至傷害了男人的權益。憑什麼我們男人還要出錢供養它？

又如工會，它是為部份工人服務的，與農民何干？作為農民，憑什麼拿錢來供養他們？所以說我們農民就不用納稅了嘛！工會搶奪的是企業家的利益，企業家為什麼還納稅養工會？

又看作協，寫不寫作是妳個人的事，拿不到稿費就別當坐(作)家，憑什麼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作鞋（作協）的人寫的書，誰願意看誰拿錢買就是了，憑什麼讓我們不看的人也掏錢？作鞋的人知不知恥？

又看共青團，只是壹些小青年組成的，有壹些納稅人是他們爺爺輩的人了，這些孫子輩的憑什麼拿他們的錢？

再看民主黨派，他們要當花瓶、就算喜歡當婊子就當嘛，那是他們的事，為什麼要拿我們納稅人的錢？我們給他們錢，不就表明我們支持他們這樣做了嗎？從法律角度上講，如果某人要去犯罪，而有人拿錢給這個人去的，那麼給錢的人就是同案，壹樣要受到法律的懲罰。他們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去當婊子，那麼他們當婊子不也有我們納稅人的份了嗎？想起這事真讓人噁心，他們夠損的。

……

總而言之：

婦聯拿納稅人的錢，男人就可以不納稅。

工會拿納稅人的錢，農民就可以不納稅。

共青團拿納稅人的錢，非共青團的人就可以不納稅。

作協、民主黨派拿納稅人的錢，所有人都可以不納稅。

……

中共用稅款收買了這些組織作幫凶欺壓人民。如上面所提的工會、婦聯、共青團，還有作協、民主黨派等等，它們都應該是民間組織，經費自己解決。這些組織使用納稅人的錢，都是非法的，他們要不要臉？

不該拿納稅錢的拿了納稅錢，我們有權拒絕納稅

我們被強迫納稅，我們就是被搶劫。

說“中國人有納稅的義務”，實際就是說“中國人有被搶劫的義務”。

2、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交了雙稅

除了上面那些小毛賊，還有更大、更凶的大稅賊，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黨的書記、宣傳部長等都是黨務員，是黨的官並為黨工作的，不是公務員，憑什麼拿納稅人的錢？中共把稅款當成自己的私有資金，給中共的黨務工作者發工資，並給中共自己的組織提供壹切經費，（黨校是黨的學校，當然也是黨的機構，不能拿納稅錢）。中共的黨務系統人數眾多，黨務費用數額巨大，與公務員和政務開支差不多。

黨務工作者及黨組織拿納稅人的錢，這是非法的，也是無恥的。世界其它國家，沒有哪個執政黨敢拿納稅人的錢來給自己黨派使用，只有共產黨才敢這樣做，太欺負人了！中國人不但交了國稅還交了黨稅，是交了雙稅，所以中國人的稅才那麼重。

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行政訴訟法》是民告官的法律。大陸的《行政訴訟法》裏明文規定，老百姓對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公安局、法院）和公務員是可以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的，而對黨委部門不能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那麼只能用《民事訴訟法》來起訴。這說明在法律上黨委不是官府，黨委的官不屬於公務員，它與我們普通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們根本就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

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不但納了國稅，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納了黨稅。既然共產黨拿納稅人的錢，非黨員就應該可以不交稅。

中國人不但養了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還養了龐大的黨務員隊伍，他們都是高工資高福利的，而且付了黨務經費及其幫凶組織的經費，難怪中國人的負擔沉重啊！

中國人有權拒絕納黨稅，鑑於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也有權拒絕納稅。

3、貪官血口吞天，吃盡我們的血肉

公務員壹年公費吃喝玩樂費用超出9000個億，而工薪階層交納的個稅才1861億元，僅這壹項，公務員壹年就糟蹋納稅人5年的稅錢（註14）。

由於整個官僚系統貪汙腐化，必然是低能的，頭腦壹定是歪歪的，想問題也是邪邪的，造成錯誤決策，致使非常大的浪費，也是巨大的無底洞，陷進我們大把大把的血汗錢。有的官員故意造成投資失敗，從混亂中趁機撈壹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壹條路翻來復去地修，每修壹次，又有贓款落入貪官口袋。

中共的官，是大官大貪，小官也大貪，無官不貪，貪得無厭，血口吞天。

每年有大量貪官攜鉅款外逃，平均每人帶走納稅人的錢壹個億，轉換成壹百元大票是1.15噸，讓他們扛着，把他們壓成肉泥。據說現在要出來千元超票，那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百元就很方便了，作生意從賬戶上轉錢，根本不需要帶那麼多現金。錢的面值大了，只方便貪汙和各種非法勾當。中共想幹什麼？看來這是中共為貪官和毒販子着想啊！千元鈔票出來後，貨幣貶值隨之降臨，百姓又被中共再次狠狠搜刮。

徐才厚家裏搜出的現金16億元。那是什麼概念？A4打印紙紙箱壹箱只能裝250萬元左右的百元大票，16億就得裝640箱，如果用麵包車拉的話，得拉40車，每車16箱，裝多了開不動。

大家知道，在個人財產中，現金所占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可以想像徐貪官的財產有多少吧。清朝的和紳有這麼利害嗎？而徐還不是貪得最多的，聽說周永康貪的錢，比除才厚還多。

銀行貪汙最利害，銀行的員工近水樓臺先得貪，而且貪得了無痕跡，動不動就上億的（註8）。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開平市支行行長“余振東”涉案金額約40 億元巨款。可能還有比他貪得更多的沒被發現。

中共的貪官多如牛毛，抓到的只是壹小部分，天文數字的貪官還沒抓呢。有人說，把中國的官拉出去槍斃了，十個有九個不冤。

現在太子黨更利害，通過企業改制，空手套白狼，直接把企業光明正大地改成他們家的，連貪汙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都不屑壹用。

山東魯能集團的驚天大案：據大陸雜誌《財經》2007年1月8日揭露，山東最大型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在“轉制”中，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北京私人企業竟以37.3億的收購價獲得魯能集團總資產738.05億的91.6％的股份，導致700多億國有資產的流失（註9）。兩人之壹是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曾偉。曾衙內在山西太原花7000萬人民幣買壹個煤礦，然後經過壹個有關係的評估公司，評估到7.5億人民幣，由魯能出資7.5億收購，這樣幾次的操作，他們兩個年輕人的資產就達到了33億的資本！最後以33億吃下了738.05億元的魯能企業。總共只花了7000萬元吃下比它大1054倍的企業，那7000萬還可能是貸來的，如此高超的槓桿，連徐才厚都自愧不如，和紳更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738.05億是什麼概念：如果換成壹百元的大票，重達849噸，用A4打印紙紙箱裝，得裝29522箱，用麵包車拉得1845車，壹張張接起來，可圍繞地球2.86圈。如果讓壹個銀行職員用正常上班時間來數這筆錢，每秒3張大票的快手，壹年251個工作日，上班八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不閒聊拉瓜爭分奪秒、老僧參禪般數錢，得用34年零8天外加1小時57分47秒。從26歲參加工作到60歲退休，整整毀掉壹個金融人士壹生的工作作為。如果這些錢是毒資或者其它贓款，得經過洗錢漂白。這會給洗黑錢巨匠們出了壹個巨大的世紀難題，洗1000萬都難，何況是它的近萬倍，可能造成巨匠們因無法完成工作而自殺以謝他們的無能之罪。毒販子們看到這些，說不定也會造成毒販子的自殺狂潮，他們覺得利潤太低、收入太少、工作太辛苦、沒後臺太危險，紛紛自殺以求轉生當衙內。

這只是曾衙內壹次的傑作，他還有許多次傑作呢！

曾衙內的爺爺曾山，是在抗日時接受共產黨之命與日本人秘密談判的漢奸（註11），曾任中共的內務部部長。現在這壹家族又來害中國了。曾衙內僅從壹家企業就撈到那麼多錢，全國他撈了多少企業？《財經》雜誌有這個膽量敢揭露，只手難擎天。中國只有壹家《財經》，而中國有多少衙內？總共撈了多少錢？這個數估計愛因斯坦都算不出來。

更加無恥和恐怖的是，在媒體曝光之後、全國人民喊打喊殺時，不但曾衙內們全身而退，沒有被任何處罰，還有賺頭。2007年底，國務院國資委批復，對魯能集團股權的重新處置做出決定，魯能主管單位以高出曾衙內價錢9億元收回魯能的股份（註10）。也就是說，曾衙內在壹次失敗的投資中，賺了9個億。是國務院國資委幫他賺的。這樣下去，國務院很快就成他家的了。不久的將來，如果出現“國務院太上皇曾偉”的稱號時，切莫慌張和置疑，那壹定是真的。

再看看另壹衙內的傑作：2009年，周永康的兒子周濱經人介紹，準備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投資買礦山。時任旗書記的肖萬壽受寵若驚，極力巴結，以2千萬元的白菜價格，將壹座價值達百億的礦山半賣半送給周濱。但不料周濱買下礦山後不久，即因當地交通不便、難以開採而後悔，於是找了個理由悔約。肖萬壽不但欣然同意，還以礦山已增值為由，向周濱支付了高達4億元所謂〝賠款〞，該款項全部由當地財政來支付。而四子王旗是國家級的貧困縣，2015年全旗(縣)財政收入才1.8億，給周濱的“退款”相噹噹地兩年多的財政收入。肖萬壽此舉名為賠款，實為變相賄賂（註12）。真是壹幫活學活用〝賠款〞壹招的賣國賊。周永康不倒臺，這宗賣國大案還揭露不出來。失敗的投資都能賺回4億，那成功的投資能賺多少呢？天知道！

只要是衙內，投資失敗都能賺得盤滿缽滿，這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由於貪官太多貪得太大，我們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是官即貪、貪汙太泛濫太普遍，中國人已經麻木了，把貪汙當成正常，當成普世價值，覺得天下烏鴉壹般黑，好像全世界都在貪似的。這是中了中共的圈套。其實不是，就大陸的官貪，香港臺灣的官不敢貪。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由於在提稅的壹個半月之前買輛車，涉嫌利用職務之便避稅19萬元港幣（僅是免稅不是貪汙），被搞得名聲狼藉，灰熘熘地下臺。19萬港元x0.8355＝15.87萬人民幣，不到9分鐘就數完了。梁錦松如果壹年避稅壹次，得46萬5千零六十年才達到738.05億人民幣，香港財政司司長比起百姓之身的曾偉是何其淼小和無能啊！

前幾年，加拿大國防部長由於給了女朋友所在的公司10萬美金的生意，（這不是貪汙，只是把訂單給熟人而已，他本人在其中有沒有金錢的回扣還不知道），被媒體揭露出來，國防部長只能辭職，並且遺臭萬年。10萬美金就算全貪汙掉，也就是60、70萬人民幣，還不夠壹個村長壹次的貪汙額。可見，外國的官，貪汙能力太低了，被中共的官同行鄙視了！

可見，中國與外國相比，是何等的腐敗？

上梁不正下梁歪。當官的貪汙行為帶壞了整個社會、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遍地豆腐渣公路、豆腐渣橋梁、豆腐渣校舍、三聚氰胺牛奶、轉基因豆腐、激素雞翅、激素黃瓜、地溝油、毒大米……礦山亂開採、森林亂伐、江河枯竭、草原沙化、汙水橫流……在中國就沒有安全的地方、沒有安全東西。中共加重了中國人的自私心裏，變異了中國人的行為，敗壞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把中國從壹個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變成萬國唾棄的國家，把華人從被人爭相效彷的人群，變成被人詬罵的群體。讓中國人承受着這無佞之災。

中共是中國之賊，它就如帶病毒的蚊子，不只是吸了中國那口血的問題，更要命的是它把病毒註入了中國社會，毀滅着中國人的未來。

4、結交匪類，買來仇恨

物以類聚，臭味相投。中共到處都能找到它的同類，匪類都能找到中共。

中共歷來慷中國人之慨——把中國人的血汗結交匪類，養的都是白眼狼。以下隨便就找出幾個：

A、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阿爾巴尼亞：

毛時代，為了社會主義的面子，把阿爾巴尼亞捧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中國對阿爾巴尼亞進行全面援助，累計支援該國平均每人高達四千多元人民幣，這些援助很多是大饑荒時援助的。這對當時每月工資僅二、三十元的中國廣大工人和年收入只有十幾元、幾十元的中國農民來說，無疑是壹個天文數字！按照當時的物價，阿爾巴尼亞每個家庭可以建造壹棟不錯的別墅。對於在北京和上海打拼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小房的白領壹族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中國白日夢！

阿爾巴尼亞人對於中國援助的東西隨便浪費，當中方人員指責時，他們很無所謂地說，沒關係，沒了再向妳們要嘛。

中國的大量金錢養了壹個仇人，現在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最親美的國家。

B、反咬壹口的白眼狼——越南：

越南曾經是中國的領土，歷史上也曾以小中華自居，我們把它當兄弟。

我們對越南的援助更多更大。北部灣有個白龍尾島，毛送給了越南。島上的居民說，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變成越南人？當中越雙方政府搞慶祝移交島嶼成功時，沒有居民參加。

我們什麼都援助他們，武器糧食鐵路……我們還幫助越南打跑了美國人，使北越吞併了南越。1977年剛統壹不久的越南開始“排華”，把華人驅離越南，並強迫每個離開越南的華人交納12兩黃金。驅趕百萬華人奔向大海。這些華人被趕上破船上，導致大量人員被搶劫、殺害及餓死病死。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當時的越南政府就是恐怖組織。至今越南政府沒有為他們這種反人類罪行道歉，並且不承認其歷史行為是錯誤的。

我們與越南還打了壹場戰。2014年越南反華打砸大陸與臺灣的工廠。

現在越南動不動就成為圍剿中國的急先鋒。

C、人間魔政——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正式名稱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的最高領導人叫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學生，毛指派自己的秘書——馬克思理論家陳伯達給波爾布特上課。中共幫助紅色高棉搶奪了政權。在紅色高棉三年零八個月的執政期間，消滅了柬埔寨三分之壹的人口，大部分華人華僑被消滅。毛還誇獎波爾布特，說他做得好，壹舉消滅了階級。

後來中共還阻撓國際組織對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審判。

D、世界小流氓——朝鮮：

朝鮮的金家王朝是中共壹手保護下來的，還花了大量的金錢養着它。韓國《中央日報》此前披露，過去30多年間，中共向朝鮮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援助。前英國駐朝鮮大使艾維拉德（JohnEverard）曾出書介紹，當中國本土還有大量地區尚未脫貧等待救助時，中共平均每年至少向朝鮮無償提供10萬噸糧食、50萬噸石油，以及價值2000萬美元的其它物資（註16）。

現在朝鮮不顧中國人民的安危，就“愛”在中國邊境上“試”核彈。還影射中國是“沒原則的國家”、“修正主義”。雖然他說得對，但我們心裏總是不舒服，畢竟是他的恩國嘛。

對於手裏有核武器的小流氓是不能得罪的，要麼弄死他，要麼哄着他，絕對不能得罪，不能與小流氓較真。習近平不懂，與朝鮮講道理，大流氓與小流氓講正義，世界真荒唐。朝鮮的核彈打不到美國，但是扔到中國甚至北京還是可能的。將來對中國威脅最大的不是美國，而是朝鮮。既然姑父都可以“犬決”，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核決”。壹個小流氓隨時都可能把仇恨放大，調轉槍頭把核彈扔到中國。

朝鮮成了我們最大的安全隱患，相當於在我們身邊放了壹堆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核彈，遙控器在壹個把姑父“犬決”了的小流氓手裏。

荼毒朝鮮人民的金家王朝就是中共保護下來的，將來朝鮮走向民主，明白後的朝鮮人最恨只能是中國。沒有中國，朝鮮人不會受這麼大的苦難。我們唯壹可以做的是，找個破綻滅了金三胖：與金三胖套近乎，請他帶領龐大的黨政軍代表團訪華，讓美國韓國發動進攻，我們趁機滅了它，讓南北韓統壹，還朝鮮人民壹個公道，這樣才能化解朝鮮人民對我們的仇恨，同時也拆除了我們身邊的核彈，這是我們睡得安穩的最好辦法。

E、中共的用“領土換政治”的賣國蠢招：

與中國有領土接壤的國家有14個，朝鮮、蘇聯（俄羅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緬甸、老撾、越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同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還有6個：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

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共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談判中，全部做出了巨大的退讓，想獲得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是事與願違，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貪婪和索求、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敵意和圍剿。中國與周圍國家的關係都不好，就是中共賣國求榮造成的。

“用領土換政治”，這從理論上來講，就是賣國行為，趙構秦檜當年也是“用領土換政治”。這在清朝那樣沒落之時都沒有敢做的事情，被中共強大之時做出來了，中共賣國比清朝還利害。中國人睜大眼睛看看，大陸的歷史學家是如何說的《沉誌華：毛澤東用領土換取鄰國支持內幕》（註13）。看到這段，中國人心裏不滴血嗎？五毛看到這段不知如何感想？

中共壹次次地送錢、送領土給別人，買來的都是仇恨。

F、中共的頭人游問不止撒錢不止：

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與胡錦濤，中共的頭人壹路來都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到現在，習近平秉承他的先輩、惡習不改，邊旅遊邊訪問，瀟瀟灑灑走遍全世界，人走壹路錢撒壹路。中國有壹半人口生活在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非洲有32個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我們，可中共每年給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百億元的援助。我們開着破校車，卻把漂亮的送給別國。習近平游問壹次，就坑中國人壹次。看到他春風得意地與他人握手時，我知道他伸出的手心裏藏着中國人的血汗金幣。

2015年4月，習近平最近訪問巴基斯坦，壹天之內簽署中國出資達460億美元的51項協議。為這個年僅GDP只有2500億美元的國家輸送了巨大的血液，卻吸乾我們的血液。

中共不把錢當錢花，而是當手紙花。中共慷中國人的慨。

鑑於中共胡亂撒錢，中國人有權拒絕納稅。

六、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

稅收猶如和尚化緣，政府收到稅後要對納稅人說句“阿彌陀佛”。把納稅人的納稅行為看作是慈善之舉，政府要對納稅人有感恩之心，不能肆意揮霍納稅人的錢，更不要把納稅人的錢悄悄裝到自己腰包。要把納稅人的錢用在全民福利上，為低收入家庭（包括農民家庭）提供補貼，實現從小學到大學的全程免費教育，實現全民的免費醫療，用納稅人的錢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事情。

中共不但不這樣做，更可惡的是，黨還用納稅人的錢作為迫害納稅人的資金。

納稅人中有工人、農民、地主（地主也是農民，是富裕農民）、資本家、右派、反黨、反革命，黨的政策是制度性的迫害後面五種人的，黨與生俱來是害（這些）人的。現在又加上上訪者、異見人士、人權衛士、正義律師、各種宗教信仰者……這些都是納稅的國民，黨不喜歡的人多了去了，黨對所有它不喜歡的人都進行迫害。黨把自己的恩公（農民）都迫害成二等公民，還有誰不能害的呢？所有的迫害資金都是納稅款。我們納稅人出錢黨出力迫害國民，我們納稅人不就是支持黨對國民的迫害了嗎？我們納稅人與黨不就成了是同案了嗎？我們納稅人不也有罪了嗎？有人作過統計，長期來遭黨的政策制度性迫害的無辜國民達到幾億，這與我們納稅人的“被迫支持”分不開。

鑑於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少納稅，少犯罪。

黨的迫害範圍，不僅僅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其實所有的國民都被黨迫害了。黨用納稅錢行了許多惡政，比如“華人比狗不得言論”、“華人比豬不得生仔”、“民有七巧黨封五巧＿封眼口耳”、“號稱‘解放’其實是捆綁”……，黨剝奪了我們納稅人本來在“舊”社會就有的、現在世界上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都有的言論自由、信息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遷徒自由、生仔自由、選舉自由、保護私產的自由等等各種權利，現在還花大量的納稅錢搞了金盾工程，把互聯網鎖上。由此可見，除了黨核心領導層的壹小撮之外，所有的中國國民都被黨迫害了。

可見中共使用稅款，有許多非法之處，有許多害人之處。所以中國人納稅是不應該，強迫中國人納稅是非法的。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拒絕納稅。

社會在發展，中共迫害納稅人的手法也在與時俱進：

說過“《人民日報》六十年來沒有說過假話”的金牌機器人鄧亞萍，她為了再迫害我們，搞壹個“即刻搜索”壹下子就敗光了20億，那都是我們的血汗啊。幸好沒成功，否則我們受到更大的迫害，可見錢扔掉都好過給中共害人。

中共用納稅款來建造網絡封鎖、成立五毛網軍搗亂網絡環境、暴力徵地拆遷、……總之，中共所有迫害中國人及危害天下的資金全是中國人的納稅款，所以中國人不應該納稅，否則就是在支持中共對人民和對自己的迫害。

中共不但迫害漢族，還迫害了少數民族。中共對藏族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行。拆寺廟驅僧尼殺平民，毀滅藏族民族文化。

中共不但迫害中國人，還迫害世界人民。中共天真地把馬列主義當成宇宙真理，向世界輸出，特別利用華人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把馬克思的禍害撒向世界，造成東南亞政府與人民對中國人的仇恨，引起廣泛的反華潮。當出現反華潮時，中共卻坐視別人對華人的暴行，連吭都不敢吭聲。印尼、越南、緬甸到現在都存在對華人的巨大仇視和警惕，都是中共惹的禍。

可見中共的稅法是惡法。惡法非法，就是說，惡法不是正常法律，不應該被執行和尊重。中國人應該明白這壹點，如果只能在納稅與給黑社會之間選擇，我覺得還是給黑社會好，起碼黑社會不會拿這些錢來害人，而中共卻拿來害人。作為在稅務機關工作的人，更應該明白這層理，能讓老百姓少納稅就是好，不能成為中共橫徵暴斂的工具。中共的錢越多，為害越甚。

七、“拿人錢財與人生災”的坑爹黨

黑社會還講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要對得起拿的那份錢呢！黨既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又無故迫害我們納稅人，這不是“拿人錢財與人生災”嗎？難道黨比黑社會還黑嗎？！

國民都是納稅人，黨拿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就是黨的養父養母（不是衣食父母，而是養父養母）。黨迫害納稅人，黨就是在迫害父母！畜生烏鴉還懂得反哺，羊羔還知道跪乳，它們從來不坑爹，唯有黨才反害父母，難道黨連畜生都不如嗎？！

共黨還搞“反子為母”的遊戲：黨明明是從國民中產生、是我們納稅人養大養肥的。沒有母親就沒有兒子，沒有國民就沒有黨！沒有納稅人就沒有肥黨！國民是父母，納稅人是養父養母，黨是子，這是鐵打的事實！黨卻騙中國人認兒作父，讓中國人高喊“黨啊，媽媽”、“把黨來比母親”，亂了中國人的倫理，變異了中國人的心智。黨強迫國人“認子為母”、向兒子行孝道、向兒子獻媚歌，如此詭異的言行，違背天理，使中國人成為世間笑柄，遺羞千年！

“請黨認父歸宗，向國民行孝！”

“請黨向烏鴉學習，不要坑爹！”

“請黨提高自身道德，以達到黑社會的水平！”

極權中國的生活環境

作者 朱振和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8年網上盛傳壹篇微博《余秋雨：我病了，社會也病了》，說余秋雨得了重病，住院治療，花了約30萬元。他親眼看到有的病入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幾天病入死了。不久，余秋雨發表闢謠聲明：“該文內容純屬無中生有，憑空捏造”。這件事是謠傳，但該文反映的現象確實存在。我花很多時間寫了本文，在最近完稿。在“十壹”之前中共廣為宣傳70年建設成就，聲稱到2025年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行列；2049年趕超日本和法國，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提供治理方案。我推出本文，針鋒相對地以客觀事實駁斥中共的自吹自擂。

　　在2018年10月的三天內重慶發生了兩起慘劇：（1）2018年10月26日，重慶壹婦女持刀闖入壹家幼兒園，砍傷14名幼童。據說那個婦女在砍人時大喊：“政府對我不公平！”她因而採取極端措施，報復社會。（2）2018年10月28日，重慶22路公交車在橋上發生交通事故墜江，車上人員全部遇難。11月2日，重慶市警方公布公交車墜江的原因，指劉姓女乘客因未能在前壹站下車（22路公交車因修路而改道，不經過該女乘客的目的地站，她應該在前壹站下車。公交車公司已貼出通告；而且公交車司機在車上也已經提醒乘客），而與司機激烈爭執並互毆，導致公交車失控而發生這場慘劇。這並非偶發事件。在這次墜江事件的翌日，在北京市的壹輛公交車上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重慶市的公交車上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還發生過很多起類似的事件。

　　這兩件事說明了，目前在民眾中充滿了怨氣、怒氣、邪氣、暴戾之氣，中國社會的確病了，而且病入膏肓。這個社會顯現出來的病態實在太多了，多得數也數不清，講也講不完。我把這無數的病態大致歸納壹下，歸納為以下幾方面（很可能有遺漏，若有遺漏，請讀者們自己補充）：

　　（壹）絕大多數官員貪腐

　　中共當局傳統的說法是：絕大多數（95% 以上）幹部是好的，貪腐的只是極少數（不到5 %）。而我們說絕大多數官員貪腐。中共的喉舌就說，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造謠汙蔑。究竟有沒有事實根據？海外媒體多次披露了中國權貴、高官的子女、親屬在海外擁有巨額財富，很多權貴榜上有名，這是事實根據之壹。其次，我們只須看壹下中共自己公布的“反貪”的重大成果。習近平上台以來“打老虎，拍蒼蠅”，每年都抓出許多貪官，個個貪腐的金額巨大，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的人數，超過了省部級以上高官總數的5 %，這證明中共當局的傳統說法並不成立。而且每年都抓出那麼多貪官，人數並不減少。這足以證明，習近平的“反貪腐”對貪官起不了震懾作用。貪官們心裡都明白，貪腐並不會被抓，被抓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的貪官只占貪官總數的極少壹部分。這就從另壹方面證明了絕大多數官員是貪腐的。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以權貴為核心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1- 3%，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霸占了巨額財富，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實行嚴厲的全面專政，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公、檢、法、司部門及整個國家機器是官僚資產階級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二）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鄧小平上台以後就大力宣揚他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壹時間“貓論”被奉為辦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貓論”的實質就是：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弄到錢，就是好道道；為了錢用什麼辦法都可以，採用傷天害理的辦法也理所當然。鄧小平上台以後提出“壹切向前看”，群眾把此口號說成“壹切向錢看”。這股“壹切向錢看”、為了錢什麼壞事都可以干的邪風壹直刮到今天。導致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是腐敗社會化、社會上出現種種醜惡現象的根源，也是絕大多數幹部變得貪腐的根源。

　　（三）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貓論”毒害了中國人的靈魂，全社會“壹切向錢看”，大多數人為了錢什麼壞事都敢幹，毫無道德底線，《厚黑學》傳授的“厚黑經”成了壹些人處世哲學的“聖經”，社會風氣變壞，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可以說已經到了道德淪喪的程度。

　　人們經常談到“小悅悅事件”，這是證明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典型事例。兩歲女童小悅悅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躺在地上。18個路人經過她的身邊都不施救，徑直走了過去。第19個來了壹個女清潔工，把小悅悅送進醫院，可惜耽誤時間太久了，小悅悅不治身亡。

　　“小悅悅事件”說明了人們的冷漠無情，另外壹件經常被人們談到的事情則說明了很多人經常做很缺德的事，那就是“彭宇事件”引起的熱門話題：見到路上有老人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來？有人說，被扶老人誣賴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畢竟是個別事例。於是有壹位記者，從各地的地方報刊及媒體中搜集在路上有老人跌倒、有人把老人扶起來的報道，搜集到壹百多個報道。發現有70% 以上的被扶老人指認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70%以上”這個數字讓我大吃壹驚。這是壹種詐騙行為，竟有如此高比例的老人進行詐騙！

　　這是詐騙錢財，還沒有到害人的地步。社會上還有很多人為了錢會去害人，乃至謀財害命。大家壹定還記得十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奶粉事件”，有成千上萬人干着往加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長達數年之久，全國有上百萬名兒童受害，其性質之惡劣、問題之嚴重震驚世界。此外，還有很多人生產出各種各樣有毒、有害的食品、藥品供中國老百姓消費，如：地溝油、蘇丹紅鴨蛋、硫磺木耳、毒膠囊（皮鞋膠囊）、各種各樣不知其名的有毒食物添加劑、用病雞、死雞、病豬、死豬製成的熟食......等等，菜農在被汙染的土地里種菜，用被汙染的水澆菜，種出來的菜他自己及家人絕對不吃，但是他把菜挑到集市上去賣。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例子。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人為了錢就坑害別人，確實是道德淪喪了。

　　（四）誠信缺失，弄虛作假、講假話成風，騙子橫行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必然結果就是大多數人沒有誠信，說話不算數，簽了協議不遵守，講假話成風，弄虛作假。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騙子橫行四方，人人都接到過詐騙電話，遇到過騙子。傳銷活動屢禁不止。很多集資活動（往往有官方背景）其實是“龐氏騙局”。在媒體上有大量關於假冒偽劣產品、行騙的報道，我在此只講壹件壹般人不會遭遇到、我親身經歷被騙的事：

　　2011年3月我打算到德國旅遊，為圖省事，我委託壹家比較着名的旅遊公司替我辦理簽證。辦手續時工作人員對我說，必須至少向壹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計劃在德國旅遊15天，時間較長，最好向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請旅遊公司替我預定房間，他說每壹處預定房間收費人民幣400元，我就交了800元。後來旅遊公司通知我在4月20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interview。4月20日早晨我到簽證處門口去排隊，旅遊公司派人送來壹包文件，我查看了壹下，內有用英文填寫的壹式多份簽證申請表格及壹切必要的文件，包括在波恩和科隆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面談時我把壹包文件都交給問詢員，面談結束時她留下壹些文件，把大部分文件退還給我。回到家我查看退還的文件，發現預定旅館房間的兩張訂單沒有還給我。這時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只得給簽證處發E-mail；簽證處的回覆是必須用德文或英文寫E-mail；我就發了英文的E-mail，索要預定旅館房間的訂單；簽證處又回復，要我列出交給簽證處的文件；我用英文列出文件清單，發了過去；此後就沒有答覆了；我又發了三次E-mail，都沒有答覆。去德國出發的日子快到了，出發前有很多事情要辦，我家離旅遊公司比較遠，我抽不出時間到旅遊公司去，只得給旅遊公司打電話，要求再給我打印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旅遊公司回答說這辦不到。我到達德國以後，前往據說替我預定了房間的波恩的那家旅館，我出示我的證件並說，我在貴旅館預定了房間；旅館接待處的人在電腦上查了壹下，回答我說：“沒有妳預定房間的記錄。”這時我恍然大悟：我被旅遊公司騙了，他們並沒有為我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而且他們與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的中國籍問詢員串通好了，這個騙局才能成功。在簽證申請表格中必須填寫我到達德國後入住旅館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問詢員理應對表格中填寫的內容逐壹核實，她只須用幾分鐘時間打電話給那家旅館問壹下，就會發現那張訂單是假的。她大概知道那張訂單是假的，不“核”就認為那是“實”的，給我發了簽證，並把假訂單扣下了。當我發E-mail去索要訂單時，她就不予理睬，反正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去當面理論。旅遊公司也不怕我日後去找他們質問，因為我手上沒有任何證據，他們完全可以耍賴不認賬。

　　我遇到的這起詐騙可以算作國際詐騙，騙子的黑手伸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裡面去了。由此可見，在當今的中國，騙子已經進入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騙子無處不在，誰也躲不過。

　　（五）教育的潰爛、潰敗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教導每壹個學生怎樣做人，也就是說教育的核心是德育。中共統治中國，折騰了70年，導致中國的教育全面潰爛、徹底潰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都停課了，教育全面停頓。文革結束以後，雖然恢復了學校教育，但是恢復的只是智育，而且是偏重於應試的片面的智育，把學生培養成應付考試的“機器”，並不注意真正發展學生的智力。至於教育的核心——德育，則實際上變成了反道德教育，孩子們從小到大，在家庭、學校、社會中受到這樣的教育：要聽話，好好學習（好好學習就是在各次考試競爭中戰勝對手，在考試中名列前茅），考上壹個好大學，畢業後找壹份好工作，賺大錢，更有出息的就是當大官；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採用任何辦法，弄虛作假、投機取巧是理所當然的。

　　以下我們舉出壹些具體的事例。壹個小學壹年級的新生，初進學校，見到、遇到什麼都是新鮮的，壹放學回家就向媽媽講學校里發生的事。開學沒幾天，他回家向媽媽講了這壹天發生的大事，他說：小學校長向全校學生訓話，明天教育局的領導來視察，領導會隨機地找學生問問題，校長列出了壹串問題，並壹壹給出學生應該回答的答案（這些答案全部都是謊言），校長厲聲囑咐全校學生：“妳們要記牢了，不許回答錯了，誰回答錯了，就要受處罰。”小學壹年級新生剛入學，就聽到校長教導大家如何說謊。

　　小學生聚在壹起喜歡互相攀比，比什麼呢？壹比誰的爸爸官大，二比誰的爸爸錢多。小學生選班幹部，就懂得了用錢買選票。不僅小學生，幼兒園的孩子就已經懂得叫家長給老師送禮，送禮優厚，會得到老師的特殊照顧；不送禮，老師會給妳“穿小鞋”。

　　在我的學生時代，有學生作弊的現象，但那是極個別的現象。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作弊成了學生的家常便飯。我的職業生涯最後的將近20年是在大學當老師，當我目睹了極為普遍的種種作弊之舉，我無語了。中國學生把作弊的惡習從國內帶到了國外，在國外獲得了“中國學生最能作弊”的惡名。在國外也出現了網上出售論文的網站，大多數客戶是中國學生。

　　我再講壹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我從教的大學是列入“211工程”的大學，教育部曾派出工作組到各個“211 工程”大學搞了壹次教學評估。對每壹所大學抽取壹小部分教學單位進行教學評估，我校的物理實驗室被抽中進行教學評估，在工作組來評估半年多以前就通知下來了。物理實驗室在接到通知以後就忙碌起來了，原來的物理實驗室在壹座破舊的房屋裡，立即搬進新建的實驗大樓里；學校撥給幾百萬元的經費購買實驗設備和儀器。教學評估有壹項要求：學生們做了每壹個實驗之後都要寫出合乎規範的實驗報告，老師必須批改每壹份實驗報告，實驗室要保存五年內的全部實驗報告。以前的實驗報告保存兩年以後就銷毀了，少了三年的實驗報告怎麼辦呢？系領導就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補寫實驗報告（當然，署名是署以前的學生的名字），把五年的實驗報告都補齊了。這當然是造假，不過缺失的實驗報告以前是存在過的，被銷毀了，現在複製出來說是以前的實驗報告，這樣的造假錯得還不是太離譜，畢竟以前曾經存在這些實驗報告。教學大綱規定了壹系列必做的實驗，其中有幾個必做的實驗，我校的物理實驗室因為沒有實驗儀器、設備，而沒有做，這怎麼辦呢？就讓實驗老師對每個實驗編造出幾種式樣的實驗報告，同樣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抄寫這些實驗報告，署上以前五年學生的名字。於是所有必做的實驗的五年實驗報告都齊全了，大功告成。幾個老師帶領全系學生進行了壹項大規模的造假欺騙工程，這樣教導出來的學生，在自己作弊的時候會有羞愧感嗎？

　　在教學評估的過程中，我的壹位青年教師同事對我講了這樣壹個情況：他的壹個研究生時的同學，在另壹所大學當老師，擔任教研室主任。他們學校也要搞教學評估，在準備迎接教學評估時，領導要求他的教研室造假，他不願意配合，領導就撤了他的職，讓另壹個同意造假的老師當教研室主任。這件事說明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壹個人想完全不說假話，不弄虛作假，是寸步難行的。

　　中國的中小學（尤其是中學）辦各種補習班非常普遍。補習班的老師在學校正規的課堂上故意不講教學大綱規定必須講的某些內容，把這些內容放到補習班上去講。這樣逼迫學生必須參加收費補習班才能通過考試。這些老師已經墮落成為不法奸商，殘酷地榨取學生家長的血汗錢。大學教師也是如此。有壹個大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公開宣稱：“我的學生在40歲以前必須能掙到至少4000萬元。如果到時候妳掙不到這麼多錢，就不配當我的學生，我不承認妳是我的學生。”中國有這麼壹群掉進錢眼裡的大學、中學、小學老師，他們培養出來的必然是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中國的大學培養出了壹些“精英”，他們是“精明”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他們善於用更“高明”、更“精明”的坑蒙拐騙的手段，如此而已。這就是中國的教育！

　　（六）學術界、知識界的潰爛

　　伴隨着教育的潰敗，學術界、知識界自然也潰爛了。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被中共完全控制，可以說，在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只有替中共的政策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由西方國家培養、長期在西方國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放棄中國國籍的社會科學家，不能算作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但由於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受中共的控制，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同樣充斥着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坑蒙拐騙等惡行，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界、知識界也潰爛了。

　　中共的宣傳機器喜歡吹噓以下三件事來標榜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平：（1）中國每年培養博士的人數居世界第壹位；（2）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3）中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了不起的三項世界第壹，很牛，但這只是數量上的世界第壹，這些博士、科技論文、專利的水平又如何呢？我們來分別剖析壹下。

　　習近平是中國最着名的“博士”，眾所周知，他是壹個假博士，中國有成百上千個這樣的假博士，都是中共的高官。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當然也培養不出真正的博士，即便是經過正規的碩士生、博士生學習和論文寫作與答辯的過程，培養出來的博士也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情況有些不同，我先講兩件我親身經歷的副教授、教授提職的事情。

　　我曾經在另壹所大學的學報上發表了壹篇論文，從投稿、審稿到論文刊出，我與學報的主編打過幾次交道，成了朋友。有壹次他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他們學校有壹個教物理的老講師，課教得很好，只因為沒有科研工作，沒有論文，所以壹直不能提升為副教授。現在眼看着快要退休了，不趕上這趟“末班車”，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所以他寫了兩篇論文在學報上發表了。按規定，申請提升副教授的人提交的學術論文中兩篇主要的論文，必須通過壹個外校教授的評審。主編先生請我評審這兩篇論文。他對我說，這兩篇論文水平不高，但為了讓這個老講師能順利地提升為副教授就必須通過評審，寫上好的評語，請我在評審時務必高抬貴手，條件是付給我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400元（國家規定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50元）。真是天上掉餡餅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入800元。而且如果這筆交易做成了，以後還可能有類似的“好事”找上門來。但是這樣做違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則，我就藉口“太忙、沒時間”而婉言謝絕了。我謝絕了，他還會去找別人，我相信那位老講師在那壹年提升為副教授了。

　　也是在那個時候，有壹天我校的學術委員會交給我三篇論文，請我評審。是另壹所大學的壹位物理學副教授申請提職，按規定他提交的學術論文中三篇主要論文必須通過兩個外校教授的評審。我校學術委員會收到該校學術委員會送來的三篇論文以後把論文交給我來評審。我閱讀了三篇論文，發現有兩篇是錯誤的，而且犯的是很低級的常識性的錯誤；第三篇論文只有壹個大學生做壹道大型理論力學習題的水平。單憑這三篇論文來判斷，這個副教授連當講師都不夠格，真不知他怎麼混成了副教授。我當然對這三篇論文寫出否定的評語。從此以後我校的學術委員會再與沒有請我評審外校申請提職者的學術論文了，大概我的這種評審態度是不受歡迎的。那位物理學副教授在我這裡碰了釘子，我相信他申請提職的努力絕不會停止，他會鍥而不捨地繼續申請提升為教授，說不定後來他真的混成了物理學教授。

　　我被提升為教授以後當上了系職稱評定小組的成員，有時候擔任組長，多年來，經過我參與評審而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有幾十人。說老實話，其中大部分人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教授和副教授只占壹小部分。我對我認為不合格的人選投了反對票，但是職稱評定小組有五個人，其他四個人投贊同票，我壹個人反對沒有用。有人可能會說，難道真理只在妳壹個人手裡，其他四個人的觀點都是錯的？我多年參與職稱評定工作，這真是壹幕幕的人生大戲，飽覽了人生的種種醜態，就無法在此細說了。上面談到的兩件事只是揭開了外校評教授、副教授工作陰暗面的冰山壹角，我校評職稱的工作何嘗不是如此。始終堅持真理的真的只有我壹人，我在評職稱的過程中沒有遇到過另壹個像我這樣始終堅持真理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說，經過我參與評審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我大膽地把這種情況推廣到全國，全國近年來晉升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的教授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嗎？近年來中國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據我的了解，各大學濫招碩士生、博士生的現象非常普遍，往往壹個教授同時指導許多碩士生、博士生，有壹個教授竟帶了約30名碩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碩士生、博士生其實只是教授導師招來的高級勞動力（為教授打工、實習、考察、做實驗、查資料等），導師很少對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給予具體的指導。這樣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來嗎？我也見識過壹些新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新培養出來的博士，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同時還有壹個世界第壹，那就是每年在國際科技期刊上因剽竊、抄襲、造假等原因被撤銷的論文數量高居世界第壹位，而且數量遠遠超過其後面幾位的數量之總和。在國內科技期刊上充斥着大量的垃圾論文，上面提到的提職報告的五篇論文就是典型的垃圾論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很多大學學報刊登的大部分論文是毫無用處的垃圾論文，即便是國內的壹流科技期刊也經常出現垃圾論文。

　　專利分為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與外國相比，中國申請的專利中，發明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低，後兩類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高許多。中國人申請專利，極少有人是為了希望他人應用他的專利；大部分是以提職、評獎等為目的。申請專利如果被批准，在繳納了壹次專利費以後，達到了提職、評獎等目的以後，就把該專利棄之不顧了。中國申請的專利，真正被實際應用的只是極少數。

　　由於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因此在尖端科學技術的某些具體領域中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中國的學術界（包括自然科學領域）在總體上已經潰爛了，中國的科技水平從總體上來說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日益擴大。接下來我們列出壹些說明中國學術界已經潰爛的具體事例。

　　楊玉良，中共黨員，復旦大學畢業、博士、教授，曾到德國做訪問學者。謊稱獲得德國萊布尼茨獎（着名的科學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後來提升為復旦大學校長。在有人揭發他沒有獲得萊布尼茨獎以後，宣布免去楊玉良復旦大學校長職務，未對他作任何處理。

　　何祚庥，中共黨員，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2001年發表了壹篇論文《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紀念普朗克創立量子論100周年》，論文的內容沒有必要在此詳述了，只引用論文摘要中說明論文中心思想的壹句話：“通過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了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如此奇葩、荒誕、無恥的學術論文，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來了。壹位中科院院士居然發表了這樣壹篇論文，足以說明中國學術界潰爛到了什麼程度。

　　哈爾濱的壹名司機王洪成在1984年3月宣布發明了“水變油”，聲稱在水中加入極少量的“可燃炔”製劑可以變成為“水基燃料”。“水變油”是壹個騙術並不高明的騙局，稍有壹點基本科學常識的人都能壹眼看破這個騙局。可是中國偏偏有如此多科盲官員和科技部門幹部，他們輕易地相信了這個騙局，把王洪成尊為貴賓，在各種報刊、媒體上大肆宣傳，稱“水變油”是中國第五大發明；給他錢辦廠、開公司；使這個騙局持續了十年之久。真是天下奇聞，令人匪夷所思。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在2003年2月宣布研製成功“漢芯壹號”芯片。經過國內權威專家鑑定，認為這壹成果接近國際先進技術，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外同類產品。上海市科委宣稱這是中國國內首個具有自由知識產權的0.18微米DSP芯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申請六項專利。隨後撥給陳進壹億壹千萬元科研經費，開展芯片研製工作。2006年1月有人舉報陳進造假，陳進在美國購買摩托羅拉的芯片，雇民工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羅拉logo等字樣及圖案全部用砂紙磨掉，再打上“漢芯壹號”字樣。經調查後上海交通大學證實“漢芯壹號”造假，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撤銷他的教授職務任職資格，撤銷他的各種榮譽稱號及待遇，追繳科研經費及撥款。不過陳進及相關的責任人都沒有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2017年5月18日，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宣布，我國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地完成了“可燃冰”試驗開採工作，在技術上領跑全球。宣稱登上了世界科技新高峰，推動了整個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變。“可燃冰”是“甲烷氣水合物”或“天然氣水合物”，存在於低溫高壓的環境下。人們已經發現，在世界上多處海域的海底蘊藏着豐富的“可燃冰”。開採“可燃冰”並非難事，但是如果進行商業開採（達到壹定數量的開採）就會向大氣中釋放大量的甲烷氣，大大加速全球氣候暖化。目前世界上無人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目前不能商業開採“可燃冰”。中國並非世界上第壹個進行試驗開採的國家，2017年5月4日，日本成功地試驗開採了“可燃冰”。所以，試驗開採“可燃冰”是壹件不值得大肆吹噓的事情，中共官方及官方媒體卻把它吹噓為“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這完全是吹牛。

　　長江三峽工程是長江上游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其水壩是中國以及世界上有史以來建設的最大的水壩，建成的水電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工程的勘探、設計、論證工作。在論證的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實施三峽工程。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中共中央決心要儘快實施三峽工程，國務院召集幾百位專業人士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在論證過程中，黨的領導全面支持正方的意見，大力打壓反方的意見。排斥持反對意見的人，不讓他們參加論證會；禁止出版表明反對建設意見的書；對反對者提出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只是簡單粗暴地否定，根本不予考慮。1992年李鵬將三峽工程議案提交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1992年4月3日該議案獲得通過。

　　如今三峽工程全部完工已經十多年了，工程總投資約2000億元，現在回顧壹下三峽工程的得失。（1）三峽水電站的發電量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但是這些發電量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遠不如當初吹噓的那麼大，收取的電費遠遠超過了預期值。（2）三峽大壩預期可以大大提高抗洪、防洪的能力，事實上大壩建成後長江中下游的洪水災害確實減少了，但是沒有預料到的是：大壩蓄水後使長江中下游水文情勢發生了大改變，使長江中下遊河道的變化及水災、旱災的格局出現了新問題，大壩建成的好、壞影響究竟哪個大，現在還很難下定論。（3）三峽工程改變及破壞了長江流域及更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4）大壩周圍地區的地質災害大量增加。（5）移民問題沒有解決好，移民中很多人失業，陷入貧困狀態。（6）其他的負面結果。（7）三峽大壩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三峽工程投入了巨額資金，最後只得到發電這麼壹點收益，兩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加上三峽工程的那麼多負面後果，完全可以說，三峽工程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我不贊成“馬上炸掉三峽大壩”這樣極端的主張，但是我們必須反思，當初絕對應該認真聽取反對的意見，對於他們所預期的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採取更好的預防措施。現在還必須時時警惕三峽工程可能存在的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我認為必須馬上成立壹個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獨立的三峽大壩監測組，每兩年對三峽大壩進行壹次全面徹底的監測，根據監測的結果再決定是否需要把監測的頻度增加到每年壹次。最後總結為壹句話：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重大的戰略性水利工程，也是在黨中央決心要實施這項工程的情況下組織專家論證，在論證過程中排斥和大力打壓反對的意見，最後草率地強行通過了南水北調工程。2002年開始施工，東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分別於2013年12月8日和2014年12月12日完工並正式通水。已經投入資金1000多億元。通水以後，調出的水絕大部分都浪費掉了，調運到北方的水只有壹小部分在北京市得到了利用，調水的利用率極低。於是南水北調工程處於停頓狀態。東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的開工日期遙遙無期，西線工程是永不再提了。整個南水北調工程成了壹個勞民傷財的巨型爛尾工程。再壹次證明了，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天河工程”論證啟動會暨第壹次專家組會議。所謂“天河工程”是指，採取人工干預方法，實現不同地域間大氣、地表水資源的再分配，說得通俗壹點，就是“空中南水北調”工程。這完全是壹個吹牛的工程計劃，毫無實現的可能性，很多氣象學家痛斥它是荒誕的工程計劃。可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2018年11月5日，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獲悉，已經正式啟動“天河工程”衛星和火箭研製，計劃2020年完成“天河壹號”衛星首批發射。天哪！這下子又有至少幾百億元“蒸發”到天上去了。

　　最後引述兩則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1）電子科技大學教師鄭文鋒在課堂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不可誇大其歷史作用”等言論。2019年7月16日，校方因此而對鄭文鋒作出處罰決定，取消鄭文鋒評獎評優、職務晉升、職稱評定的資格，停止教學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資格，期限為24個月。對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表這樣的言論實屬很平常、很正常的壹件事，電子科技大學校方竟作出停職的嚴厲處罰決定，可見中共對學術界言論管制嚴到了什麼程度，任何與中共官方的標準說法有半點偏差的言論都不允許，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2）2019年7月22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進會在北京授牌成立，有十多個教授、學者、專家發起成立這個研究促進會，杜鋼建教授為會長。他們認為所有的文明都起源於中國，他們的荒唐觀點有：王佩良、李國防教授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陳兆乾教授也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還認為英語詞組與字母乃至發音都遵循易經原理；諸玄識教授：1755年的《約翰遜英文詞典》抄襲自《康熙字典》。

　　他們荒唐的觀點還有：18至19世紀現代歐洲的經濟、科技、教育、哲學都是學習中國、拷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起源，源頭都在中國；莎士比亞作品是偽作，莎士比亞是壹個文盲演員，根本不懂英語，因為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英語還沒有從中國傳過去；英國人的祖先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壹帶，而在古代夏朝、黃帝、炎帝時期，印度是華夏的領地、封地，所以英國人也是中國人的後代。如此等等。

　　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來這些觀點是何等荒唐，簡直就是神經錯亂的壹群人在胡說八道。這樣壹幫胡說八道的人都還是大教授、名專家，還糾集在壹起成立了這麼壹個荒誕的研究促進會。由此可見，中國的學術界、知識界潰爛到了什麼程度，荒唐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七）醫療業、醫藥業的潰爛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着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進行了醫療改革，把全部醫院都市場化（產業化），就是停止給醫院的撥款，讓所有的醫院都自負盈虧。這樣壹來，所有的醫院都辦成了醫店，以盈利為首要目的，治病救人成了達到盈利這個目的的手段。醫院怎樣賺錢盈利呢？首先想到的是以藥養醫。很顯然，醫院賣給病入的藥越貴，醫院獲利就越大。為了有效地推行醫院市場化，醫生個人的收入也與他開出的處方掛鈎（按比例提成），開出去的藥越多越貴，醫生的收入就越高。這時各醫藥公司也發現了牟取暴利的大好時機，紛紛派出醫藥代表進入各家醫院去推銷高價藥品，辦法就是給醫院和醫生高額回扣。這樣壹來藥價就火箭式地往上漲。

　　現在壹個人得了壹點小病去醫院看病，醫生往往會開出壹大堆貴重的藥。現在在中國的醫院裡還能經常見到壹種怪現象，那就是到處都是打吊針（靜脈輸液）的人，其實大部分人是不必打吊針的。其中有很大壹部分吊針輸入的是抗生素，中國醫生特別喜歡在處方中使用抗生素，其實在大部分情況下根本不必使用抗生素。之所以濫用抗生素、濫打吊針，唯壹的原因就是為了多賺錢。世界衛生組織早就發出禁止濫用抗生素的警告，因為濫用抗生素已經導致很多細菌變得越來越耐抗生素，自然界中耐藥（耐抗生素）細菌的大量增加使得抗生素的功效變得越來越低，治病變得越來越困難。更可怕的是自然界中出現了耐壹切抗生素的“超級細菌”，被這種“超級細菌”感染的病入幾乎無法醫治。中國醫生對於自然界中耐藥細菌的大量增多與“超級細菌”的出現負主要的責任。這些濫用抗生素的中國醫生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在危害全世界人民。

　　現在到醫院去看病，還經常遇到醫生讓妳用昂貴的進口儀器做各種各樣的檢查，這些檢查收費昂貴，絕大多數是不必要做的檢查，其目的只是為了提高醫院的收益和增加醫生的收入。這種現象加上上述的開大處方、貴重藥的現象，使得看病越來越貴。

　　現在如果有人生了大病需要住院治療，即便有大病醫療保險，也只能報銷大部分（不是全部！）醫療費用，個人壹般還必須支付幾萬，甚至幾十萬元。普通人生了大病住進醫院，付不起這麼昂貴的費用，醫院鐵定的原則是先繳費後治病，不先繳費醫院不給治病。所以在醫院的住院部，經常可以看到有病人因為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了幾天病人就死了。這種現象很普遍，而醫院在報告中絕不會把真相寫出來，總是說病人因病重而死亡。在貧窮的農村，壹些老人病了，根本看不起病，他們自知遲早要死，為了及早擺脫病痛的折磨，也為了不因自身生病而連累晚輩，他們選擇了自殺。這種現象也相當普遍，中共當局壹貫隱瞞真相，在統計報表中只說“病故”，絕不提“自殺”。

　　醫院對待窮人是壹副冷漠無情的嘴臉，對待富人又怎麼樣呢？有壹個企業家，他的父親得了重病，送進醫院去治療，住院壹個月，病人沒有救過來，還是死了。結賬壹算，費用竟高達幾百萬元，比正常的實際花費高出好多倍，這豈不是明目張胆的詐騙和搶劫？！

　　有的醫院還干起了騙取醫保費的勾當。某醫院的住院處有壹天招來壹群中老年人，收取每個人的醫保卡，並且交給每人壹疊空白的表格和單據，要求每人在上面簽字，然後招待每人吃午飯（壹份盒飯），飯後讓大家自由活動，大多數人去逛街或逛商店。醫院的工作人員就拿這些醫保卡和簽了字的空白表格和單據去偽造這些人住院治療並已繳費出院的文件，憑這些文件醫院可以到醫保部門去領取醫保費。幾小時以後醫院工作人員偽造住院文件完畢，這壹群人陸續返回，醫院發還醫保卡，每人發100元並叮囑他們，如果有人問，妳就說從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因某病在此住院治療。這樣醫院可以通過每個人騙取幾千元乃至上萬元醫保費。這種事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這樣的醫院完全淪為詐騙機構。

　　2016年發生的魏則西事件暴露了百度搜索發布非法醫療欺詐廣告，也暴露了我國很多高級醫院將旗下的科室非法對外承包給壹些不合格的醫療單位或個人的普遍現象。這樣的廣告和這些外包的三甲醫院的科室，根本就是在謀財害命。魏則西事件曝光以後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央有關部門也下令嚴加查處。可是事情過去以後，非法的醫療欺詐廣告和非法醫療機構照樣大行其道，沒有壹點收斂的趨勢。

　　十多年以前接連發生了“齊二藥”、“欣弗”、“奧美定”等令人震驚的假藥事件，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嚴重地違法違紀、貪汙受賄，對這三起假藥事件及其他假藥的審批負主要責任。2007年鄭筱萸被判死刑並執行。鄭筱萸被懲罰、處決了，但是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腐敗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是越來越嚴重。藥監局每年都要審批壹大批新藥，其中絕大多數是所謂的“新藥”，其實就是原來的藥，只是把附加成分稍作修改，或外觀修改壹下，或稍微改動壹下製藥程序，就成為壹種新創造出來的“新”藥。每年上市名目繁多的“新”藥，療效壹點也沒有增加，藥價卻飛快地上漲了。任何假藥、有毒有害的假食品，只要“公關”到位，“好處費”給足，都能通過食品藥品監管局審批的關卡。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中國藥價火箭式地上漲，假藥、假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造成的影響最廣、最深遠的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它的惡劣影響至今尚未消除。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幾起假疫苗事件也非常嚴重。2007年山西省發生多起兒童注射疫苗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強力掩飾，直到2010年才披露出來；2013年南方發生多起嬰兒注射乙肝疫苗後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又掩蓋事實真相；2016年發生山東疫苗事件，18個省市都出現問題疫苗；2018年傳出吉林省長春市長春長生疫苗公司生產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又披露該公司生產的白百破疫苗不合格，有20多萬兒童已注射了這批疫苗；2019年4月報道，有38人被接種了假宮頸癌疫苗。雖然黨中央三令五申要嚴查嚴罰杜絕假疫苗，但是假疫苗仍然繼續不斷地產生。在中共的統治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腐敗的溫床，假疫苗、假藥必定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

　　在今天中國的醫院裡，大病不治、小病大治、有病亂治、過度治療等現象非常普遍；做手術時，被手術的病人要向做手術的醫生送紅包；醫騙盛行。這樣壹來，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自然很糟糕。很多醫生對待病人不是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把病人看作賺錢的對象，首先考慮的不是治病，而是經濟利益。其結果當然是醫療事故發生率非常高，醫療事故層出不窮。另壹方面，病人知道醫院和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他們對醫生當然是抱着不信任，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出了醫療事故以後，病人及其家屬、親人十有八九會責怪醫生；醫院則千方百計地為醫生辯護。於是往往會發生病人家屬及親人聚眾鬧事，包圍醫院，圍攻醫生的事件。這樣的醫鬧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最嚴重的醫鬧事件是暴力醫鬧，壹大群人包圍醫院，砸壞醫院的設備，毆打醫生。最嚴重的情況是政府派武警部隊保衛醫院。醫患關係惡化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醫鬧事件，甚至暴力醫鬧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嚴重到要派武警部隊來維安。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奇葩現象。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令人吃驚的具體事例來，限於篇幅就到此為止了。上述事例就足以說明中國的醫療業、醫藥業潰爛到了什麼程度，可以這樣說，中國的醫生、醫藥業從業人員，有相當壹部分人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其中更有壹小部分人，可以說是謀財害命、無惡不作的歹徒。

　　（八）生態環境嚴重汙染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壹段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屬於所謂的“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模式，這是壹種很糟糕的發展模式。高投入是指每年國家都投入巨額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GDP的增長；高消耗是指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巨大，浪費嚴重；低效益是指我國產業的效益很低，我國的GDP是依靠投入大量資金和大量勞動力獲得的，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很低。

　　中國的這種糟糕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嚴重地破壞了我國的生態自然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森林被採伐，使得原來就比較低的我國森林面積復蓋率進壹步急劇地下降。這導致我國原來就比較嚴重的水土流失變得更加嚴重了，使得我國的水災、旱災變得更容易發生了，發生水災變得更頻繁了，水災的規模也變得更大了。森林復蓋率的降低和我國西北部、北部地區的過度放牧、過度開墾和開發造成了我國土地荒漠化的面積日益增加；我國北方地區的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變得越來越嚴重，每年發生沙塵暴的次數和強度不斷地增加，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影響的區域也越來越大。

　　中國的工廠、企業大多缺乏環保意識，它們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顧社會的公眾的長遠利益，它們不願花錢建立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或者建立了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也不使用，只是在應付環保部門的檢查時啟動壹下做做樣子，平時壹直閒置着。由於大量工業廢氣不作任何處理就排放到空氣中去，致使我國的空氣汙染非常嚴重。很多地方空氣中PM2.5微粒及PM10微粒的含量在很多日子裡嚴重地超標；中國北方很多城市經常籠罩在“霧霾”之中。目前全世界空氣汙染指數最差的國家中，中國名列第四。壹項最新國際研究項目的成果顯示，每年全球因空氣汙染而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550萬，中國占160萬。

　　由於大量工業廢水不經過任何處理就排放到江河湖泊中，中國的水汙染的情況更加嚴重，大部分江、河、湖水及淺層地下水（或稱為地表水）被嚴重汙染了，更令人吃驚的是，壹部分深層地下水也被汙染了。有些工廠、企業主（當然是受中共領導和控制的）覺得往江、河、湖排放工業廢水會被人發現，就往地下打深井，把工業廢水往地下灌。江、河、湖水及地表水被汙染了，花幾年、十幾年是可以治理好的；而深層地下水被汙染了，是壹千年也治理不好的。中共當局干出這種斷絕子孫後代生計的缺德勾當，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由於過度施用化肥以及工業廢水、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經處理就置入土地中，我國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汙染了。在這種土地上種出來的農作物也是被汙染的，如：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等。這些大米都輕易地進入了消費市場。菜園的土壤被汙染了，用被汙染的水澆灌，種出來的蔬菜自然是有毒有害的，菜農及其親屬絕對不吃自己種出來的菜，但他們把這種有毒有害的蔬菜送到集市上去賣。中國有幾億人經常吃這種被汙染的農作物及其製成的食品。

　　（九）中國老百姓被有毒有害的食品所包圍，很多地方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以上談到的有毒有害的農作物和食品（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有毒有害的蔬菜等）是環境汙染導致的，中國人經常食用的有毒有害食物，更為大量的是人為製造的，如：三聚氰胺奶粉、牛奶、黑心米（把發霉的大米作特殊處理，使其外表很象好米）、黑心面（在麵粉中摻入對身體有害的增白的化學品粉末）、地溝油、用硫磺蒸氣熏蒸過的白木耳、用化工原料化學品加工處理過的粉絲、腐竹等食品、蘇丹紅鴨蛋、孔雀石綠處理過的魚、含甲醇的假酒 ......等等；在中國市場上出售的熟食品有很多是以病、死豬肉、病、死雞、鴨、變質的牛、羊、豬、雞、鴨肉為原料製成的，在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各種不知其名的添加劑、化學品，製成的熟食品當然是有毒有害的；在很多餐館裡也普遍存在往食物里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劑、化學品的現象。中國老百姓被這些鋪天蓋地的有毒有害食物包圍着，有好幾億人經常吃有毒有害的食物。

　　再加上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汙染了，空氣、江、河、湖水及地表水都被嚴重汙染了，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汙染了。幾億中國人喝不到乾淨的水，呼吸不到清潔的空氣，被有害有毒的食物所包圍，居住在土壤被嚴重汙染的土地上。空氣、水、食物是人類生存的三個基本要素，土地是人類生活的所在地，這些基本條件都出了問題，中國很多地方確實已經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中國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癌症村，就是壹個例證。還有很多地方雖然還沒有變成癌症村，但也是不宜人類居住之地，居住在那裡的人們經常患各種莫名的疾病，人的平均壽命大大降低。

　　（十）中國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大監獄

　　中共當局在新疆設立了許多集中營（再教育拘留營），關押了上百萬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此消息揭露以後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壹致譴責。其實整個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因為全中國人民都處在中共統治集團的嚴密、全面的監視、控制、管制、統治之下。

　　共產極權政權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的鼻祖是蘇聯的“克格勃”。東德完全效法“克格勃”，建立了“斯塔西”。“克格勃”和“斯塔西”分別在蘇聯和東德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是秘密進行的。我參觀過“斯塔西”博物館，在兩德統壹後解密了“斯塔西”秘密檔案，有壹個原東德公民查閱了“斯塔西”秘密檔案後，吃驚地發現自己的多年鄰居是壹個“線人”，多年來這個鄰居壹直在向“斯塔西”告密自己的言行，而他自己壹直毫無覺察。而中國的“習衛軍”建立全面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已經公開化了，人人都知道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線人、信息員、情報員、告密者、網絡監督員，走到哪裡都能見到監控攝像頭，而且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人臉識別、行為識別技術。習氏極權皇朝對十四億民眾的嚴密監控、打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在中國的高校中普遍建立了學生信息員制度，嚴密地監視全體師生的言行，壹旦發現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跡象，隨時向中共領導告密。這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下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在中國的高校已經發生了好多起學生信息員告發老師、使老師受到處罰的事件。中共在中學甚至在有些小學裡也設立了情報員（即信息員）。在居民委員會中歷來就安插了告密者。中共在全國全民都建立了嚴密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共早就建立了“金盾工程”、“防火長城”等網絡監控系統，對全體中國人民進行綜合監控；後來，公安、國安、解放軍總參謀部建立了中國網絡監控和審查系統；中共的網絡監管部門招聘了成千上萬名網絡監督員。中共還在各機關單位、在大街小巷安裝了無數個監控攝像頭，而且採用了人臉識別、行為識別的高新技術。現在整個中國已經成了壹座在中共全方位、全面嚴密監控下的龐大的集中營。每個中國人，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處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下。

　　中共不但對全民實施嚴密的監控，而且利用公、檢、法、司系統及監獄等專政機構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在中共專政機構的嚴密管制下全國人民都必須聽黨的話，不許亂說亂動，猶如在壹個大監獄中。如果有人在網上發表了壹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或是轉發了諸如此類的消息，立刻就會受到懲罰，甚至被拘捕，這樣的事例經不計其數了。任何人只要發表了壹星半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立即就會被懲罰、被刑事拘留。例如，南京市市民秦滬輝，只是因為在自己的私家車上寫標語，呼籲官員財產公開、民主、憲政、司法獨立，就被刑事拘留，以“尋釁滋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問罪。“709事件”是2015年7月9日開始，在短時間內中共當局大規模地抓捕了數以百計的維權律師、律師助理及其他維權人士。從2019年12月26日開始，在中國又發生了類似“709事件”的“1226大抓捕”行動，大規模地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現在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政治犯、良心犯、維權人士、異見人士，乃至無辜的普通百姓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遭受折磨。所以說，整個中國就像是壹座大監獄。

　　中共的專政機構不但嚴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而且採用法西斯手段，草菅人命，甚至偽造證據冤枉屈死了成千上萬人。舉幾個例子說明之：（1）廣東作家廖祖笙，因寫作得罪了某些官員；他的兒子廖夢君（15歲的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學生）在2006年7月16日被人打死後，拋屍在壹高樓下，公安機關謊稱廖夢君是自己跳樓死亡；廖祖笙追求兒子遇害的真相，不斷上訴，均無果，他本人反倒被非法監控、禁止出境，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2）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村主任錢雲會，在政府徵收了村民的土地以後，為了維護被徵地的村民應有的權益，多次找上級官員申訴，惹惱了上級官員；2010年12月25日錢雲會遇害，作案者把錢雲會的屍體放在壹輛卡車的車輪下，偽裝成交通事故的樣子；公、檢、法機構協同偽造證據，最終將這起殺人案當作“交通事故案”處理了。（3）湖南省邵陽市維權人士李旺陽在刑滿釋放以後仍然受到非法監控和迫害，於2012年6月6日“被自殺”身亡。（4）2015年5月2日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慶安火車站，壹名警察開槍擊斃無辜的乘客徐純合；事發後公安機關謊稱徐純合“襲警”，開槍殺人的警察未受到任何處罰。（5）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已參加工作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從家中出發去首都機場接客人的途中被壹群便衣警察攔截盤問並拘捕，雷洋被抓進警車，在警車中被打死；公安部門偽造證據，硬說雷洋“嫖娼”，放過了肇事的警察。（6）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被中共當局判刑關押獄中，劉曉波患有肝病，獄中的醫院故意拖延治療，致使病情惡化發展為肝癌晚期，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病故。（7）有很多精神完全健康的維權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中共當局硬說成患有“精神病”，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被強制注射不明藥物，嚴重摧殘了被關押者的身體健康，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共極權政權對全國人民實施嚴密的監控、管制和統治，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有成千上萬人被冤屈迫害致死，中國實際上已經成了壹座法西斯式的大集中營、大監獄，全社會成為壹座人間地獄。

　　羅列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的事實就到此為止，讀者們壹定還可以補充列出更多事實來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病入膏肓”意味着無醫可治，無藥可救。就是說，指望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改變病態的社會，走改良的道路是絕對不可能的。唯壹的出路只有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壹切都推倒重建，重建整個社會。

　　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政權，意味着必須走革命的道路，進行民主革命。由於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絕大多數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他們根本沒有要推翻中共政權的念頭，對政治漠不關心，所以目前在中國不存在發生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在中國的近代、現代史上，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是最活躍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運動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廣大學生懷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學生運動，繼而爆發了百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6月3日、4日，發生了中共軍隊鎮壓、殺害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慘案。這說明，在1989年絕大多數學生是關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況又怎麼樣呢？近年來，發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沒有在學生中引起多大的反響。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今天絕大多數學生只關心今後賺大錢，不關心政治。在短期內、在幾年內，絕大多數學生不關心政治這種情況不會有多大的改變。所以在近期內中國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那麼在中國有沒有希望實現民主憲政？還是有希望的，以前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詳細分析說明了，中國在幾年內必將爆發經濟危機。爆發經濟危機主要表現是：GDP下降；房地產泡沫破裂；大量企業倒閉；大批職工失業；地方債務危機總爆發，政府沒有錢給公務員發工資，給退休人員發養老金，當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鈔票來發工資、養老金，但是那會導致物價飛漲，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經濟崩潰了，人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而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也力不從心了。中共政權的政令根本沒有人聽了，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崩潰。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的時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來收拾殘局，組建壹個民主過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這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在哪裡？目前在中國除中共以外不存在這樣壹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專制政權崩潰時，中國不存在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最大），那麼就可能出現類似於清朝滅亡以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許還存在壹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許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沒有了；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個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進黨必然乘大陸大亂之機迅速實現台獨；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獨立，新疆很可能發生戰爭；其他地方也有可能發生內戰。如果想要避免出現這種局面，那就必須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籲所有的民運人士都來討論這樣壹個問題：

　　怎樣儘快地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

　　這是民運人士當前面臨的最迫切、必須儘快解決的問題。

中共是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政黨

作者 穆正新 寫於 二零零五年

　　壹、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國民黨黨產加上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開銷，相當於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相信不少人聽說過中國國民黨的“鉅額黨產”。根據據臺灣媒體的報道，國民黨各種黨產的賬面價值約為四百億臺幣，但實際淨值可能不到二百億臺 幣。在臺灣的政治環境下，這筆黨產非常惹眼因而備受民眾的攻擊。以西方國家的標準看，鉅額黨產讓人覺得該黨奢侈甚或夠得上腐敗。但如果和海峽對岸的中共 比起來，國民黨只能算超廉潔。從數量上講，國民黨的黨產只是中共養黨費用的零頭。四百億臺幣黨產折合人 民幣約壹百億元。按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消費水平算，約等於兩個星期的花銷。 中共還喜歡宣傳美國總統大選的開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數字，2004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十億零壹百六十五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八十多億。還不夠中共兩周的養黨費。 國民黨黨產累積了近百年，美國總統大選經費籌集了四年。中共把這麼多的錢用光，只要壹個月。 這還是從低估算中共養黨開銷的水平後得出的結論。如果把全部被中共獨占的資源都算成養黨費的話，上述兩筆鉅款還不夠中共壹個禮拜的花銷。本文稍後會就估算 方法作具體說明。歡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演算法。 有人想說：“中共根本沒有黨產！”。這沒錯。中共從未造冊登記過黨產。但沒有黨產不等於不需要花錢養黨，更不等於養黨花銷水平低。上帝造這個世界的時候定 好了“能量守恆”的定律。誰也違背不了。沒有能源就不能活動，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沒有經濟基礎，哪來上層建築？妳看看那些占地廣大設備優良的中共中央機 關區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樓、直至縣區鄉鎮街道黨委、各種院校及軍警部隊黨委所使用的辦公設施等等，難道都是當初毛主席拔了幾根毫毛吹口氣變成的嗎？那 數百萬紅潤飽滿、儀態軒昂的書記常委主任政委等專職黨干們，難道都是喝着西北風為黨工作的嗎？那隆重排場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難道是各地黨代表們背着乾糧夾 着雨傘步行到北京，在農貿市場邊上撿個旭旯蹲下來抽幾袋煙就能開成的嗎？不靠報紙電臺電視臺電影戲劇歌曲圖書教材直至連環畫等壹切宣傳形式進行長時間高強 度的自我表揚，光憑着毛主席那“女高音男聲”叫兩嗓子，就能讓全國人民來個“募然回首，那黨正在，偉光正亮處”？

　　二、維持任何組織都需要資源 維持世界上最龐大的執政黨當然需要最大量的錢。不誇張地說，中共壹黨的養黨經費足夠供養全世界所有非共產國家的執政黨還有很大剩餘。這事實已經存在了幾十 年，證據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觀察驗證。比較壹下壹個中共普通縣委和壹個西方國家執政黨省級黨部的花費，前者肯定是後者的許多倍。富壹點的中共縣委的 花銷水平還可能蓋過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構。不信妳到加拿大任何壹個省會城市的街上去打聽壹下執政黨的“省委大院在哪裏？”。壹開始被問的人會感到莫明其 妙。請妳契而不舍堅持打聽，最終會被引到某棟商業寫字樓中的幾間屋子裏去。這就是西方執政黨的“省委機關”。這裏沒有威嚴的大門高牆以及把門武警；沒有多 到需要編號的樓宇和別墅群；沒有氣派非凡的公用大車隊和首長專用小車隊；沒有“省委印刷廠”、“省委招待所”、“省委機關幼兒園”、“省委大禮堂”，大、 中、小餐廳、診所商店等等，通通沒有。壹共就是三幾間屋子幾部電腦加上不到十個雇員而已。請問中共哪個縣委機關工作人員少於五十個？哪個縣委書記不配備公 家小車？有幾個縣委機關不蓋辦公樓？別說縣委，很多中國鄉鎮黨委的機關都比西方的省級黨部闊。曾見報道說，河南某鄉黨委機構，與鄉政府壹起坐落在壹個占地 14畝的宮殿式建築物裏有城樓、有觀禮臺、有花園，還有個小廣場。僅樓頂的兩座鐘，就花掉三萬元人民幣。相信妳走遍美加兩國也找不到壹個執政黨的“省委機 關”能有這等的氣派。 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呢？通過水門事件我們知道，美國主要執政黨之壹的民主黨中央機關也沒有自己的辦公樓。該黨長期租用商業樓裏的幾間屋子來辦公。且連個 “保衛處”也沒有，“中央警衛團”對他們來說是域外辭彙。保衛黨中央的重任是由物業公司的看門老頭承擔的。這付窮酸樣，和那些擁有獨立豪華辦公樓的中共縣 委機關怎麼比？ 西方執政黨更不可能象中共那樣把黨務機構從中央政府壹直辦到幼兒園裏去。他們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設黨務機構。就算設了也往往沒有辦公室，黨務工作全靠黨員 們義務維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觀察過壹個大城市黨部的年會。會上“市委第壹把手”（壹退休老太婆）在報告上年黨務活動時先感謝幾個黨員無償提供家中場所讓 她們開“常委會”（董事會）。分管財務的女士報告說該“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黨中央”下撥三千加元用於全國性競選活動，總收入七千餘加 元。而光是給全市黨員發壹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從簡。開小會就借黨員的家，大壹點的會則租教堂舉行。壹個在級別上相當於中共南京市委或者武漢 市委的黨部如此貧窮，實在有辱“資產”階級政黨的稱號。七千加元相當於四萬多人民幣。還不夠壹個中共縣委壹星期的開銷。也就是說，抽出中共壹、兩個縣委的 經費，就能把美加兩國所有省會城市執政黨“市委”的財務擺平。抽出十來個條件好壹點的中共縣委的經費，還能把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黨務機 構維持費統統包下來。牛不牛？

　　三、由中國統計年鑑得知 由中國統計年鑑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個鄉鎮街道黨委、2861個縣級黨委、333個地市級黨委、31個省級黨委和壹個龐大無比的黨中央。此外還有成 千上萬的院、校、系、所、軍、師、旅、團黨委等等。養黨經費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險地說，剔除朝鮮越南古巴等幾個同樣昂貴的公養政黨後，拿出養活幾百個 中共縣委的資金，便足夠維持全球所有其他國家的執政黨的黨務機構。說中共全黨的養黨費足夠維持十來個地球上的所有非公養執政黨的黨務機關，決不是開玩笑。 中共標榜自己“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這是很無恥的說法。中共不搞競選並非為了給國家省錢，而是知道自己經不起競選故而禁止競選。為了保證本黨“無論如何 也要當權”的不光彩事業，中共把百倍以上的錢填進去了。各國的競選經費是為國家花的錢而不是養護執政黨的錢。反對黨籌集的競選經費無疑是“反黨反政府活動 經費”。實際上，各國競選經費相當於社會為汰舊換新而付出的代價。它有如四年壹次的“月經來潮”，出點血以達到暴露弊端、排遣廢舊組織、更新國家機能的目 的。而中共養黨花銷完全是從利己原則出發的損公肥私開支，它如同將多個針頭插在國家的血管上，讓全民的財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請問到底哪種花銷對人 民的損耗更厲害？

　　四、不置黨產是因為用公款養黨 1949年解放軍進軍全國時，許多民眾幸災樂禍地看着國民黨敗退。他們討厭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期盼着中共這聲稱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權會讓他們的日 子過得松活些。然而沒過幾天人們就吃驚地發現這“人民政權”比國民黨政府貴多了。國民黨的省市縣黨部是靠黨產維持的大財團。而共產黨的省市縣黨委卻是堅 決吃公款的“國家機關”。中共所說的“我黨壹切為人民”，原來是“人民養我之壹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權”吃人民。中國人身上的稅捐負擔倒比 國民黨時期更加沉重。壹些老輩人說，解放初期人們常在私下裏慨嘆的壹句話是：國民黨千歲（稅），共產黨萬歲（稅）萬萬歲（稅）呀！

　　五、萬官貪汙不抵壹黨竊國 公款養黨的罪惡程度超過壹切經濟犯罪的總和。國共黨員都有貪汙行為。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確實還是很腐敗，但是國民黨貪汙腐敗畢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撈財行為；而共產黨是全黨出動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波瀾壯 闊地吞噬公款。中共幾十年來壹直旗幟鮮明地用公款養自己。共產黨人 從不以竊國為恥，倒氣勢洶洶地隨時準備捍衛黨的竊國權。在他們看來，黨既然打下了江山，接着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誰敢在中國大陸公開主張停止使 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養黨的話，誰就是共產黨的仇敵。別說提停止公款養黨，哪怕提壹提“削減養黨開支以減輕人民負擔”的建議也是嚴重犯忌，共產黨決不容 忍。 各國“資產”階級執政黨之所以都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難。政黨私營，募捐養黨是世界通則。各國的輿論界和反對黨盯得很緊，執政黨稍 不留意就會被抓把柄。美國民主黨人出任過多屆美國總統，但他們別說批點錢給本黨蓋棟辦公樓，更小的事都不好辦。克林頓當政時，曾有國會議員追究副總統戈爾 用白宮的電話和黨內幹部討論為黨募集經費的事情。那議員說戈爾用公家設備辦私事，壹旦查實就要判他的罪。這樣的指控讓我們中國人聽來簡直荒謬透頂：明明是 黨中央領導上班時間打電話過問壹下“黨的建設”情況。居然會有罪！如果哪天中共領導願意討論放棄公款而改靠募捐過活的新“黨建”方針的話，中國人民只會燒 高香道萬福舉行大慶賀，哪裏會想到去問什麼罪。這美國議員要在我們中國，輕鬆點說是有病，嚴肅點說就是欠勞教。

　　六、怎樣界定“養黨費” 中共要人民養黨，是不可拒絕、不可講價並且也是不可查詢的。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吞噬公款，從來不向人民報個帳、說明壹下本黨的花銷。自己不報告也不許他人 過問。這使得清查中共養黨費用相當困難。目前這方面的資料幾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認，我們對支撐共產黨生存的龐大經濟基礎的了解是粗淺的。而不能全面正確地 了解共產黨生存的經濟基礎，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共養黨費用的事必須做，早就該做。如果目前還做不到精確計算，估出壹個比較合理的數 額來也是很有意義的。 那麼，怎樣估算中共的養黨費用？哪些開支應該包括在內，哪些不應該？ 廣義上講，任何被共產黨用於養護自己的費用都是養黨費。被共產黨占用謀私的國家公器，比如解放軍、國家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機構等等，所發生的費用都可以算 入“廣義養黨費”。從資金來源上看，“廣義養黨費”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廣義養黨費”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它讓我們知道支撐共產黨存在所需的經濟 基礎有多麼龐大：“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的說法多麼虛偽；共產黨長期霸占國民公器是怎樣壹種大規模的以權謀私的惡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並不是上述廣義的養黨費用，而是比較嚴格限定的“專用養黨費”。“專用養黨費”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第壹條、項目上，必須是專為共產黨而創設的項目。 就是說該費用除了服務於共產黨外再沒有別的用處。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正常國家的納稅人不負擔這種開支。壹旦中共下臺，中國也會廢除這些養 党項目，人民就可以卸除這部分經濟負擔。例如從中央和各省市縣鄉街道、以及學校及軍隊裏的黨委、支部等黨務機構所耗用的資金，無疑屬於“專用養黨費”。正 常國家裏的納稅人養政府養軍隊，但不養執政黨。加拿大聯邦政府大樓裏沒有自由黨“中央辦公廳”的位置。臺灣淡江大學各院系不必向民進黨“校黨委”的請示匯 報；小鷹號航艦上也不會有共和黨“艦黨委”辦公室。中國人從1949年起就毫無道理地供養着上上下下成千上萬個中共黨務機構，實乃千古奇冤、曠世奇冤。把 中共趕下臺也等於在經濟上從中國人民頭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就可以省出來用於人民的福利。中國大批失學的孩子、貧困的農民、嚴重汙染惡 化的生態環境，將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七、以軍費為例來說明 讓我以中國軍費為例來說明這壹條的應用。 如果採用廣義標準的話，整個中國軍費都算中共養黨費。因為中共獨占國家軍隊並堅拒軍隊國家化，解放軍成了中共壹黨的“黨衛軍”或私家衛隊。國家軍費即相當 於中共的“家丁費”或者“護黨費”。中共既然有膽公開地獨占國家軍隊，自應當負責任地認下這筆軍費開支賬。既想獨占服務而又拒絕買單，用社會學辭彙講叫做 “黑社會組織消費行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團伙罪”。所以，除非中共把軍隊還給國家，否則這筆“廣義帳”賴不掉。 但用“專用養黨費”標準衡量，國家軍費不符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這壹條。國家橫豎要養軍隊，即便沒有共產黨的時候也這樣。因此軍費不能全部算入 “專用養黨費”。中國軍費中應該算入“專用養黨費”的，是那些用於政委、教導員、指導員、中共中央軍委以及軍內各級黨委支部的費用。這些是專用於保證中共 控制軍隊的費用。壹旦共產黨下臺，國家就不再需要養活黨中央軍委和軍內各級黨委，中國軍隊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等等黨干的編制了。因此，我把這些開 銷算入“專用養黨費”。這樣算起來，中國軍警武裝部門計入養黨費的金額約為六十多億人民幣，而不是幾千億的軍費。 第二條、來源上，必須是公款。 具體說，“專用養黨費”的資金來源限定為國家財政資金，國有企、事業資金以及各級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攤派徵收而得來的資金。這壹條把私人自願貢獻的資金 排除在外。這是因為公款養黨是壹種罪行，而私款養黨則是正當行為。將來中國所有政黨都必須私營。中共下臺後如能依法登記並以募捐養活自己的話，我們將樂見 其存在。依這壹條，以下兩項開支不算“專用養黨費”：1、中共黨員個人交納的黨費支付的項目，這屬於私人貢獻。2、非國有企業內的黨委、支部、黨辦等機構 的維持費用。雖然很多“集體”所有制企業並非自願地供養中共黨務機構，但這類企業接近民營性質，國家壹般不為它們承擔風險。所以它們的養黨開支勉強可以算 作私款貢獻。共產黨下臺後，國家應制定法律，讓民營企業在規定的限額與方式下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但國有企業就不行。國有企業資產是全民公有的財產，國有 企業的風險由國家承擔着。用國有企業資金維持黨務機構就是公款養黨。將來必須禁止。

　　八、順便說說中共黨費的價值 中共有幾千萬黨員，交納的黨費數額也很大。但相對於天文數字般的養黨開銷來說，這筆收入仍然是個微不足道的量。人無橫財不富，黨無公款不壯。單靠黨費維持 的話，中共很可能在1921年8月就散夥了。中共領導向來不把黨費收入看在眼裏。中共中央組織部1998年1月6日印發了《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管理 和使用的規定》，其中第三條“黨費使用”規定：“黨費必須用於黨的活動，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其具體使用範圍是：（1）培訓黨員；（2）訂閱或購 買用於開展黨員教育的報刊、資料和設備；（3）表彰先進基層黨組織、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務工作者；（4）補助生活困難的黨員”。 看見了吧？“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而已。壹個支部的黨員每月所交的黨費，也許夠支付該支部當月的書報雜誌、學習材料、周末郊遊、聯歡抽獎、觀看革 命電影等費用了。但那辦公樓宇、那輝煌裝修、舒適空調、電腦手機，豐田寶馬，頭等機票、星級酒店等等重大革命開銷從哪裏出？國庫，只有國庫，才是共產黨活 力旺發、威嚴長存的源泉。 考察“專用養黨費”比考察廣義養黨費更有意義。因為“專用養黨費”是由於共產黨的存在而額外產生的社會開銷。是伴隨着共產制度而發生的特有的罪惡。各國都 有執政黨濫用國家公器以謀私利的現象。但謀私謀到為壹黨利益而專門設計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養黨體系的現象就只有在中國朝鮮等極少數國家裏才有。這套養黨體 系將會隨着共產制度的滅亡而被永遠拋棄。考察“專用養黨費”還使我們了解中國納稅人比正常國家的納稅人多承受了哪些額外的負擔。為什麼中國人的社會福利遠 遠不如法國而“稅負痛苦指數”卻緊隨法國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專用養黨費”更使我們知道，推翻共產黨統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時也是經濟負擔的大卸 除。 如果沒有專門說明的話，本文中提到的“養黨費”都指“專用養黨費”。下面把養黨費的幾個主要項目列出來，歡迎各位評判。

　　九、各項養黨費用估算 利用上述兩條標準，可以採用壹個簡便的方法去認定具體項目。那就是把機構和其他國家對比。凡是中共的養黨機構，要麼在正常國家裏找不到對應的機構，要麼雖 然能找到名稱相似的機構，但資金來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質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項目說明中共的養黨費用。 第壹項，中國各級“五套班子”中，有三點壹套養黨。 各國政黨執政是指該黨“組閣”，黨務機構仍靠自己募捐養活。中共則把全套黨務機構甩給納稅人供養。中國的各級政權，除去鄉鎮壹級外，每級都有五套班子：黨 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和正常國家相比，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這兩套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對應的機構。而黨委、紀委和政協這三套完全多是出來 的。中國的政府本來就以臃腫龐大着稱，中國人民負擔世界上最龐大臃腫的政府機構已經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還要再供養三套以上同樣臃腫的養黨機構，就更不公 平了。 前面已經提過中共各級黨委機關的龐大與闊氣。人們此也早已熟知。這裏再補充壹點人們在各級黨委駐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共不但用公款興建辦公設施，還用公款 興建休養設施。這些休假的設施經常占據着風景旅遊勝地內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養地通常建在本省壹兩處地方。而中央級的休養設施則遍布全國多處地區。這些設 施常以隱秘獨占方式管理。寧可長期閒置也不對遊客開放。而在閒置期間始終保持足夠的招待和維護人員，定期清掃更換，日夜值班待命。這種管理方式給中共領導 人的窮奢極侈提供了良好的掩護。人們偶然從陳希同案中看到壹點點這類安樂窩的真面目。各級黨委究竟經營着多少同樣或者更奢侈安樂窩，誰能說得清？根據丁抒 的《人禍》壹書，１９６０年前後正當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大饑荒時，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以及帶游泳池的“水晶宮”。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原本已有許 多高級賓館的情況下，又為毛興建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壹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壹四工程”。）內有壹百多人長年守着空別墅待 命。而十幾年裏，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毛澤東壹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在滴水洞為他建別墅。毛自己當然壹分錢不出。國家為這工程從 壹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壹個連守衛着那片空房，直到壹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即使用不着也要照花錢，可見共產黨揮 霍人民的血汗勞動成果是多麼地隨意。 有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要把政協機關經費也算入專用養黨費。其實對照專用養黨費的兩個條件不難理解。政協機關靠公款維持這壹條是眾所周知的。政協機關的日常 維持費用以及每年的政協會務費用均由國家財政撥款提供。這壹點不會有疑問。可能產生疑問的地方在於政協機關是否是“專為共產黨利益而設置”。讓我做進壹步 說明。

　　十、進壹步說明 眾所周知政協主席必須是同級中共黨委的常委。而政協常委人選，要麼須經中共審核批准，要麼乾脆由中共派人去充任。我的壹位中學老師，就是被共產黨派去當本 市民盟負責人兼市政協常委的。我們同學曾聽說老師爭取加入中共，沒想到他最後入了民盟。師生相聚時有同學戲問老師道：是否因為中共不收，您才憤然改入民 盟？老師否認並鄭重其事地說：“組織上認為我在黨外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過是在不同崗位上為黨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組織上計較這個”。我這才知道原 來老師是被“組織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該盟“選”為副總幹事後來又被“推舉”進了政協。原來壹切早由“組織上”安排好了。老 師是中共長期“思想改造”惡政的受害人。顯然認為黨的“團結知識份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麼手段去執行都可以。其實不僅民盟，任何壹個中共掌股中的“民主 黨派”都不例外。這些名為“政黨”的團體卻堅決不要執政，唯壹願意做的事情就是給共產黨打下手，讓黨永遠放心。它們跟中共的下級支部同樣忠誠。政協會議 “協調各黨”其實不過是“召集黨外支部做出擁共姿態”的另類說法。這種“多黨合作”分明是壹黨操盤的多簧騙局。這是共產黨所干的最不要臉的事情之壹：派黨 員去扮成“外黨人士”的樣子，然後再湊過來深沉凝重地秀壹番“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戲。真叫人噁心。 由執政黨批錢養壹群“在野黨”。這種奇事好像在前蘇聯也沒有過。這既說明中共對國庫極盡揮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共領導人深重自卑的內心。中共領導雖然鐵心 要獨裁，但也知道獨裁不光彩。“稱孤道寡”的確很受世人鄙夷。為了填補這種難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組織人馬演出“多黨合作制”。希望通過“民主”表演活 動來沖淡獨裁者醜陋的形象。每年的“兩會”期間，這種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壹回。別看戲路單調乏味，演出的費用卻很沉重。雖然每年演出時間只有幾天，要 命的是所有的“戲班子”都必須常設。從中央到每個縣市都必須設立政協並“按規定”組建若干“民主黨派”。這樣壹來，中國納稅人還得常年供養着從中央到縣級 這樣壹套數目龐大的“在野黨”。其他各國納稅人只養政府。而中國納稅人養了政府還要養執政黨，已經夠冤了。豈知這還沒完。中共意猶未盡還要人民再養些“在 野黨”以美化自己。稅上加稅，冤上加冤。有朝壹日政權還給人民，政協這騙人的養黨機構必須廢除，骯髒開支必須立即停止。現有的這幾個冒牌的“黨”，要麼去 組建獨立的政黨，要么正式併入中共恢復其“支部”的本來面目。不管執政還是在野，統統都自行去向民間募捐養活自己，不許再吃納稅人的錢。

　　十壹、養黨機構在哪裏 五套班子中還有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 黨委、紀委、政協，這是各級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來三點壹套之說？這“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它在“人民政府”這套班子裏，是中共安插在政府裏的黨組、黨辦和壹些神秘性的黨務機構。 美國勞工部裏有共和黨“黨組”的編制嗎？不可能有。布希最多能派共和黨人去當部長。他要敢在裏面設本黨黨組，國會壹定饒不了他。而中國的各級“人民政府” 裏卻設立着大量的中共“黨組”。外加壹個統管性質的“直屬機關黨委”。從國務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門均照此辦理。黨組比黨委小，但往往也有專門的 辦公室和秘書等專職幹部。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的簡歷中，有“1982年後，任電子工業部黨組辦公室副處級秘書、副主任（正處級）”的記錄。顯示壹個部級黨 組的攤子還不小。這些黨組占用政府公務員編制和辦公設備。給國家增加了額外負擔。中共本來沒有必要在政府部門裏疊床架屋地設那麼多黨組。明明已經有了各級 黨委，且政府各部門裏重要的職務也都由中共黨員擔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還在同壹座大院裏或同壹棟大樓裏辦公。市府的壹舉壹動都逃不過市委的眼睛。黨對 政府的控制已經達到超嚴密程度了。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可見共產黨是壹類內心永無安寧的政治動物。“失控”的憂慮永遠存在，監控的機關永遠不嫌多。反正是國 庫的錢，不花白不花，機構不設白不設。壹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黨組織看管着。支部要建在幼兒園上，黨組要設進部委廳局。“黨組”遍布政府各個部門，數量很 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數字。 各級政府裏還有壹些神秘機構。妳也許聽過“省府或市府N辦”這類名稱。這種機構通常是政府裏的壹個專項辦公室或者某個工程項目。但有的卻是共產黨設立的特 殊機關。共產黨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統治的天下裏也愛搞“地下活動”。這類特殊的機構名稱雖然是“政府”的什麼辦，實際上是黨的機構。其人事和日常運作都 歸同級或者上級黨委掌控。這樣的神秘機構具體情況不容易弄清。過去外界知道略多壹點的是中共的特務機關“調查部”的派出機構。調查部在中央的機關為“中央 調查部”，但省市級卻不以“省/市委調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辦公室”的名義出現。現在二辦併入國家安全局。這些機構依然專為“黨的安全”而非“國家 安全”而工作。江澤民與俄國人的秘密領土交易有損害國家安全之嫌，但國安局不會去調查。相反他們會嚴查並迫害那些揭露這種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國家裏，“反 黨”是公民的權利。國家安全機構不會去調查制止反黨行為。因此中國政府中這些專門為黨提供的服務就是額外多出來的。其所開支的費用，理所當然應當劃入“專 用養黨費”。 以上兩個方面，構成“零點壹套”養黨機構。

　　十二、養黨費用的估算 對各級“三點壹套”政權班子所需養黨費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說過，中共以公款養黨自己不報賬更不許別人查賬。這給我們估算養黨機構的費用造成壹定的困難。我們只能從壹些已知的事實入手進行推算。具體方法是：第壹步，估算養黨機構供養的人數。這個人數包括在職人員，也包括離退休人員。 在職人數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時不能不考慮中國黨政機關超編的現實。中國學者和官方已經提供很多資料證明了超編現象的嚴重性和普遍性。我們不能視而不 見。民政部官員詹成付的壹份調查分析論文指出他調查的15個鄉鎮定編只有404人，而財政實際供養人員達882人。超編118%.在估算各級三點壹套養黨 班子供養人數時，必須對其定編人數乘以壹個超編係數。若按詹成付調查的資料來定，這個係數會高達118%.顯然偏高。但從國內各方面報道的情況看，超編 20%-50%是很常見的。我從低估算取20%.養黨機構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和住房醫療福利，無論是由原單位支付，都是公款開銷。離退休人員的待遇並不 比在職人員低多少。特別是離休人員，不但離休金高於普通幹部工資，還享有優厚住房補助和醫療保健服務等。所花公款不菲。離退休人員數量，可按在職人員的壹 定比例推算。近年來離退休人員生活質量提高，活到七、八十歲以上者已很常見。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歲。則退休生活年齡段為15年（60-75歲），在職工作 年齡段為40年（20-60歲）。假定機構規模基本穩定，則離退休人員比例大致為15/40=37 .5%.我從低按三分之壹（33%）估算。 我估算各級“三點壹套”機構的在職人數時，能找到定編資料的，就以定編資料乘以超編係數推算。找不到定編資料的，就用其他間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壹些市縣 和鄉壹級的定編資料。估算出市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約供養400人，縣級120人，鄉鎮街道級１2人。這些是大概數，但也是低估數。目前還沒有找到中共 中央和各省、直轄市“三點壹套”機構的定編資料，只能通過間接方法估算。 關於中央級“三點壹套”機關。偶見不同途徑所透露出數字，即令人覺得其規模出人意料地龐大。根據網上流傳的高新所着《領導中國的新人物》壹書，僅中共中央 辦公廳系統就有編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共中央編譯局，自稱有黨員三百壹十三人。考慮到壹個單位裏黨員比例通常少於三分之壹的普遍情況， 這個局的總人數當在千人上下。中共中央的每個部有多個局、室。中央統戰部有六局壹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黨委。而中聯部則有十局兩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 黨委。這兩個部的編制人員不會少於編譯局。中宣部中組部這種大部所供養的人數應當更多。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擁有上將軍銜，所轄警衛部隊當在師級規模以上。 扣除警戒國家機關的兵力後，應有千人以上用於保衛黨中央。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緊急成立凌駕於政府和司法部門之上610辦公室。不惜代價地對法輪功進行野 蠻鎮壓。顯示中共中央機構可以不受編制限制而隨意擴展。保守地估計，單是中共中央機構的規模就在萬人以上。加上中紀委、全國政協機關、“民主黨派”總部、 國務院下屬各部委司局裏的黨組黨委機構等等，中央壹級“三點壹套”機構人數應該超過壹萬五千人。最少不會少於壹萬二千人。 省級“三點壹套”的規模，也靠間接推算。安徽省委機關幼兒園的網頁上介紹該園情況說：“省委機關幼兒園座落在省委大院內，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現有 14個班級，450多名幼兒、40多名教職工。”在沒有更好資料的情況下，我用這個數字推算該省委機關供養的人員數。我們知道，在中國壹胎化政策下，壹個 職工從二十歲左右就業到六十歲左右退休，四十年裏最多有三年時間能夠向幼兒園提供生源。假設省委機關工作人員的年齡段是均勻分布的，那麼任壹個時刻裏能夠 提供壹個幼兒生源的職工群體為40/3，即13個職工可提供壹個。考慮到擁有幼兒的職工可能選擇其他寄託幼兒的地方，比如在配偶壹方就近的幼兒園，在住家 附近的幼兒園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這個比例還要增大約壹倍。即相當於26個職工能向省委機關幼兒園提供壹個幼兒。這樣，該省委機關幼兒園裏450名幼兒就 代表着壹個11700人的職工群。當然省委機關幼兒園可能還招收非省委機關職工的幼兒。但外來職工提供的生源比例會小於省委職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職工 和外來職工的孩子各占壹半。我們還可以保險地說，中共安徽省委機關供養的人數不少於5850人。考慮到各省差異，我再向下打個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 省委省紀委機關人數。加上省政協機關、省級“民主黨派”總部和省府各部門中的黨組黨委等等，省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的規模估算值為5000人。這應該是 很保守的數字。 第二步，乘以中國公務人員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員經費。工薪福利率指人員的工資津貼住房醫療的福利等。不包括辦公設施和用品等開支。關於這個工薪福利 率的資料差異比較大。網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數字很大，聲稱養壹個黨政幹部每年需要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民幣。我相信，把黨政官員壹些不正當（所謂灰色）收入都 考慮進去的話，這個數字並不太高。但本文採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慮比較不確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華市政府今年二月發出《關於完善市級機關事業單位經常性 經費支出包幹辦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關於人員經費的包幹標準是：最高的廳局級幹部每年7 .5萬元，最低的科員以下者為每年3 .3萬元。如用這個標準作 為全國性標準仍然會偏高，因為金華是比較富裕的市。貧窮地區的黨官們的花費會比這個低。湖北省政協副主席鄭楚光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按每年人均三 萬元計算中國公務人員的年人員經費。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低的標準，就用這個值。 第三步，由人員經費在總開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總費用額。人員經費以外是建築、設備、用品等硬體以及公務差旅會議等費用。各級別各行業中人員經費在總費用 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超編嚴重以至於出現辦公設備不足的情況下，人員經費比例可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教育系統更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我們考察的是有權有勢 的養黨機構。這些機構在壹方土地上總是在最好的樓宇裏辦公。乘用最高級的車輛，使用最先進的電腦手機等等。出差辦事總是乘坐高等的艙位住星級酒店，壹頓會 務“工作餐”就要吃掉幾百上千元。他們的各種開銷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課的民辦教師相比？怎能和連壹部小車也沒有的縣中學相比？因此，“三點壹 套”機構裏的人員經費比例不會高，我按55%到65%計算，中央和省級按55%，地市級按60%，縣鄉兩級則按65%計算。 以2003年中國統計年鑑所提供的中國行政區劃數為基礎，按照上述三個步驟，我估算出各級“三點壹套”養黨班子供養壹百五十六萬餘人。每年耗用養黨資金約七百二十億元人民幣。

　　十三、第二項，學校系統中的養黨機構 如果美國某大學都根據誰在白宮掌權而相對應地在本校設壹個“校黨委”和壹個“校團委”，同時每個系或專業也都養個“黨支部”的話，很可能成為轟動全美的醜聞。該校學生壹定會拒絕為養活這樣的機構而支付額外的學費。 而在中國，豈止大學，從幼兒園起就有黨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頭上。又壹項具有中共特色的養黨體系。小學壹般設黨支部。編制上是壹兩個人。中學多設黨總支， 下轄若干支部。中專學校以上基本設黨委。高校裏的黨務機構層次更多，從校到院系所再到學科專業都有專職的黨務工作人員。多的可達上百個黨務機構，少的也有 十多個。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２００4年統計公報，全中國在２００3年擁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專與中學８９３９８所，小學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兒園１１６３９０所。按 每所高校（包括下屬院系所）供養黨、團機構工作人員２0人，中專與中學３人，小學１人，幼兒園0 .1人（部分幼兒園不設黨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兒園擁 有壹名黨干估算）。估算全國學校（不含黨校）系統裏的黨務機構供養約九十六萬人，每年消耗養黨資金約三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 中共各級黨校不同於普通的教育機構。這些機構是專門為共產黨培訓黨官的場所，它們直接為共產黨掌權服務的性質是明顯的。黨校的費用應當全部算入“專用養黨 費”。根據中國《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透露，全國有２５００多所黨校。按每所黨校擁有３０名在編教職工、１０名離退休人員算，全國黨校系統每年約 需資金三十億人民幣。 學校系統還有壹項重要的養黨開支，就是設置專為共產黨服務的政治課程。從幼兒時代起，中共就有系統地對人民進行愚弄性的灌輸。從幼兒園到大學研究生課程， 都被中共塞進美化自己、貶損政敵、歪曲歷史的內容。各級學校都設專門教研部門負責這些教育。學生被強迫學習這些課程，還必須通過考試才能畢業升學。這種課 程和其他各國學校裏的歷史和社會學知識課程是不同的。因為它是專門為壹黨服務的課程。這種課程封閉學生的思想，灌輸虛假的歷史資料，造成學生終生性的思想 方法錯誤。這種教育壹個顯着特點就是教師和學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內容，但都認認真真地完成教與學。顯然共產黨推行這種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學生相信課本的內 容，而在於訓練學生懂得服從權威服從教條而忽略真理泯滅良知。中國人民今日對高官權貴的逢迎、對弱小同胞的冷漠、對投機取巧的熱衷、對作假行為的容忍等等 都顯着於他國人民，也顯着於港臺同胞。這種整個民族在品質上的退化現象，正與中共在學校中推行反人類的政治灌輸密切相關。 我用估算學校黨務機構相同的方法，估算出這項護黨課程的校內機構開支約為每年三百六十億元。必須指出，這壹項所開支的養黨費用，不僅僅增加了中國人民的負 擔，更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前程。共產黨下臺後這壹套洗腦體系壹定要廢除。但中共毒化華人心靈的教育後果還會延禍許多年。

　　十四、第三項，公款養活的“社會團體” 中國有壹類黨辦的“民間團體”。它們在名稱上與其他國家的社會團體很相似，但性質完全不同。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作家協會等等都是以民間團體名義存在的共產黨分支機構。 1、它們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和“官方機構”相對，即“非官方機構”ＮＧＯ。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卻是官方機構的壹部分。 這些團體裏的領導人由共產黨任命，具有“國家幹部”身份，吃着皇糧。壹個人離開政府機關去從事工會活動，在正常國家裏叫做“棄官為民”，而在中國卻屬於 “工作調動”。用黨的話說是換個崗位為黨工作，或者叫黨往不同部位上擰螺絲釘。 2、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的經費基本來自民間募款或者會員繳費，國家只給個別團體極少的補助。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基本靠公款過活，其機構設置都在國家“定編”之內。 3、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與執政黨間沒有隸屬關係，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在章程裏明明白白地寫着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字樣，毫不掩飾它們是共產黨分支機構的性質。這些團體的機關裏，都設有共產黨的黨委和支部。 4、正常國家裏的社會團體多元化，五花八門的工會、商會、婦女、青年等組織並存發展。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具有完全壟斷排他的性質。中國“婦聯”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婦女自行聯合起來；中國“工會”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 畢竟是吃公款的養黨機構，它們內部機構設置也很像黨委機構。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設有辦公廳、組織部、宣教部、機關黨委、機關工會、離退休幹部局、國際聯 絡部等22個部門，每個部門下面再分若干處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門的派頭。正是這種衙門的存在，中國工人們無法組織自己的工會，工人的權益長期遭到剝 奪。 中共搞的這些“社會團體”是針對某壹方面人民進行控制的機關。其真正功能是監視和防止各界民眾對中共不忠誠不順從，禁止各界成立維護自身權益的獨立組織。 這種吃皇糧而幫助執政黨壓制各界人民的“社會團體”在正常國家裏是不存在的。因此這些團體的經費，完全屬於專用養黨費。壹旦中共下臺，它們必須轉為非政府 組織，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為壹黨服務。 這些黨辦“團體”的在職人數，按中央級1000人，省級300人，地市級60人，縣級25人估算，鄉鎮級不計。每年消耗六十多億元人民幣。

　　十五、第四項，軍警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等國家機器中的的養黨支出 2002年10月10日新華網發表記者徐壯誌、孫彥新所寫的報道《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我軍黨建水平明顯提高》。報道指出：“據統計，自黨的十三屆四中全 會以來，全軍和武警部隊有上萬個黨支部受到團以上表彰”。我們可以據此大略推算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裏黨務機構的規模。就算解放軍和武警當局濫用表彰手段，平 均每三個支部就有壹個被表彰，則解放軍和武警大約擁有三到五萬個基層黨支部，按四萬個算。每個支部必有壹個正職（比如指導員），大壹點的單位還有壹至數名 副職（副指導員）。平均每個支部按1 .5名黨干計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九萬左右的基層黨務人員。基層以上還有黨務機構，壹般營設總支，團以上設黨委， 直至最高層的中央軍委。通常壹個師級單位有二十個左右的黨委和總支，下轄五十到兩百個基層支部。按照八個支部有壹個黨委/總支，每個黨委/總支平均用三個 人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七千五百多個黨委，供養人員約兩萬多。基層支部和上級黨委相加，估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共擁有黨務幹部約十壹萬人。 除了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中國還有地方武裝單位。從省軍區到地方軍分區再到市、縣區的人武部、縣中隊等，每壹級都有黨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導員編制。全國算下來，也該有壹到兩萬的黨干，按壹萬五千估算。 這樣，估算中國軍警和地方武裝機構裏黨務幹部的總人數為十二萬八千人。每年支出的專用養黨費約六十四億人民幣。 法院和檢察院系統內的黨組。根據中國檢察日報的“正義網”，中國有各級人民法院3556個，人民檢察院3846個。按每個院內平均兩個黨干來算，共有近二萬人，耗用養黨費用約十億元。

　　十六、第五項，國有企業內黨務機構 根據國家統計局1996年基本單位普查資料。全國國有經濟企業按規模劃分的統計數為：萬人以上的大企業有566家，五千至壹萬的1281家，壹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別估算上述各規模企業中平均黨務機構人數依次為：20，15，5，2，1人。其 他條件與前面項目相同。這樣算得國有企業內養黨機構供養人員六十多萬人，每年耗用國有資金二百八十多億人民幣。

　　十七、第六項，黨的喉舌以及為黨宣傳項目中開支的養黨費用 宣傳，是共產黨花錢力度最大部門。利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強大影響力來欺騙操縱影響人民，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活延續的保命法術。為了保命，共產黨花錢決不 手軟。這方面的養黨花銷數額巨大，可能占到中共整個養黨開支的三分之壹。但由於這方面的開支非常龐雜，很難估算。這裏把壹些濫花公款的現象列舉出來。然後 做壹個粗略的估計。 西方競選期間，各黨花不少錢上電視臺做廣告。那些廣告基本是按秒算錢的，時間長了吃不消。而中共的喉舌電視臺每天都必須美化黨的領袖，吹捧黨的政策，攻擊 黨的敵人，欺騙黨統治下的人民。這些節目絕不晃幾秒就過去的。而是數分鐘甚至數小時地延續下去。如果按照正常價格購買電視電臺廣告時間這樣做的話。每天該 支付多少錢？ 西方媒體也追逐報道政治領袖。但註意力集中在領袖人物的醜聞和弱點上。而中共壟斷下的成千上萬媒體只能為樹立黨的威望歌頌黨的恩德而工作。誰能算得清，有 多少中共官員受到公款製作的影視作品和音樂戲劇的歌頌？這方面花錢最多的是毛澤東。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壹輩”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只要不在黨內鬥爭失 勢，都享有公家出錢編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頌的服務。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時期不知來了什麼毛病，掀起了壹陣歌頌政治局委員爹媽的熱潮。江澤民的繼父（江上青）， 李鵬的養母（鄧穎超）、生父（李碩勛）和生母（趙君陶），鄒家華和李鐵映的父親（鄒韜奮、李維漢）等等都出了專門的影視片子。而李鵬自己幾乎天天要出鏡， 那壹陣的中央電視臺簡直就成了李鵬的“全家福”表演站。李鵬父親的電視片前後至少出了三部（10集電視連續劇《李碩勛將軍》、6集電視文獻紀錄片《李碩 勛》、電視紀錄片《革命烈士李碩勛》）。不但在電視上生輝，還要在各地光耀。李碩勛故居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川高縣建了他的紀念館。海南海 口市建了他的陵園、紀念亭。還把海口市壹條路命名為“李碩勛路”，把壹所學校命名為“碩勛學園”等等。這壹切都是用藉助國家權力動用國家公款辦到的。不是 以權謀私又是什麼？問問各國財政官員，他們國家財政開支裏有沒有這壹塊？美國納稅人能不能允許小布希從美國財政裏撥幾百萬請好萊塢拍部歌頌老布希的電影？ 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不算經濟賬。這是幾十年來的既定規章。在文革前後十多年時間，國家計委制定計劃時必須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列為國民經濟建設的首要任 務。資金、設備、材料、人力，技術等資源必須絕對保質保量供應，不得挪用，不得延誤。1960年代中國遭受嚴重饑荒的時候，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作不但沒有 減緩，還增加了力度。那幾年裏大多數國民經濟社會統計數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澤東的威望等少數指標保持了同步增長。這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最奇特的 現象。宣傳共產黨及其領袖的電影戲劇總是興師動眾搞全國性協作。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動用十幾個省市和各軍種的宣傳力量，經歷壹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 攝電影“大決戰”，總導演李文化向外國媒體透露：初步預算七千萬人民幣，但實際耗費在兩倍以上。影片動用全國5個軍區100多萬部隊和大量人民參加拍攝。 隴海鐵路被停運幾十分鐘以拍攝“實景”。天津市封鎖市區最繁忙的交通地段達十幾個小時，市政府大樓被用於拍外景，故意把上百個玻璃窗打破。壹部電影，直接 成本就上億。還有這擾民傷民的間接損失怎麼計算？ 還有，宣傳黨的書籍出版了、報刊印成了、電影電視拍完了，但是沒有什麼讀者觀眾怎麼辦？有了公款就好辦。共產黨無非再動用些資源進行推廣罷了。當年推廣毛 選，搞到人手壹冊至多冊的程度，以便妳在車間、在地頭、在家裏、在辦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讀毛選。免費贈送毛選成了制度。下鄉時送壹套、返城時 送壹套、招工時送壹套、參軍復員、入學畢業、住院出院、結婚離婚等等都是送毛選的時機。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毛選則是按書分配，印多 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澤東在動用鉅額公款給自己編製發行着作之後竟然還收取了上億的“稿費”。近年來為現任領導人公款出書情況收斂了壹些。但為美化中共以及 “老壹輩”高級黨官而大量動用公款編寫出版宣傳物的情況仍然十分普遍嚴重。各級圖書館中“革命史”、“革命事跡”壹類的出版物早就堆積如山了。然而中共仍 然不知疲倦地組織力量編寫發行着。 黨報黨刊沒人訂？於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強制訂閱，每年各級黨的宣傳部都要開壹次“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會”，下指標壓任務，外加“私訂公助”、“集訂分送”等等 花樣軟硬兼施保證黨報的“穩定發行”。對於乏人問津的革命電影，則採用公家出錢買票，組織幹部群眾觀看的方法。不惜中斷正常工作在上班時間組織觀看。幼兒 園教師“接上級通知”要去看革命電影，家長就必須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這樣的事本人就經歷過多次。 鋪天蓋地的宣傳，必然要花掉鋪天蓋地的鈔票。我們知道中共在媒體、出版、影視藝術等等方面的養黨護黨花費是巨大的，粗略估計應該不少於壹百五十億元人民幣。 不但要搞正面宣傳，還要壓制“敵人的聲音”。中共干擾國際廣播，封鎖網路的強度是世界首屈壹指的。而干擾封鎖需要昂貴的設備和大量人力。有中國學者指出， 蘇聯曾在所有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裏設立了干擾臺。到1980年代中期，全國大約有3000部干擾機，設置費用共花了約2 .6億美元，每年還要花維護費約 2 .5億美元。這筆費用比蘇聯辦國內廣播的經費還要多。鑑於中國人口眾多，2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是前蘇聯的好多倍。中共封鎖真相上壹向是不惜血本，寧濫 勿缺的。因此在干擾國際廣播方面所花的錢肯定是前蘇聯的許多倍。此外中共還要在東南沿海省份壓制港臺電視節目的傳播，更要對電腦網路和電話手機通訊等進行 嚴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鎖。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保守的估計，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費不會少於20億美元。即在壹百六十憶人民幣以上。 此外，中共還有壹項很大的“革命傳統教育”的開支。就是為共產黨自己高級黨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紀念館紀念碑物。共產黨的歷史實在充滿了罪惡。它掌權以前大 部分的時期裏都是搞武裝暴動割據國土建立洋式馬列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是躲避日寇襲擊國軍破壞抗日的。出兵朝鮮則是支援侵略者服務於蘇聯帝國的野心。這 些歷史的真相對共產黨很不利。為了對抗真相美化醜惡的過去，為了粉飾本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中共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紀念館紀念碑和其他紀念建築物。這些 設施的投資和維護費用由民政事業費中開支，擠占了扶貧、撫恤方面的資金。這類建築物早已多到泛濫成災的地步，但各地每年還在抽調資金用於新建擴建和維護。 網上可以看到很多這種興建“紅色旅遊”線路的消息，動則投資百萬、千萬甚至更多資金上去修陵樹碑建堂立館。照看這些碑亭堂館亦成為黨官們安插親屬吃財政供 養的好機會。新華網報道過某地居然可為壹座只有三個墓碑的陵園安插二十多份職位的奇聞。全國這方面的花費，每年應達數十億元。按三十億計算。

　　十八、第七項，資助他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非法外交費用 中共在奪得政權之後的頭幾十年裏向外輸出革命。資助着幾十個國家裏的共產黨和反政府的武裝力量。有些是暗中進行的，有些則是公開或者半公開的。這些行動耗 費了人民大量的錢財。給中外國家人民都造成了災難。這種對外資助無助於國家間正常的外交關係。相反這種粗暴干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破壞了中國和鄰國的正常關 系，激起了鄰國的反華浪潮，給華僑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因此這些錢稱為“破壞正常外交關係費”比較妥當。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壹九六五年支援印尼共產黨搞 武裝政變。造成印尼與中國斷交，並在印尼激起了長達幾十年的反華排華浪潮。但是毛澤東不在乎。因為他是受益者。敗壞中國國際形象地活動總會導致毛澤東在國 內威望的提升。因為中共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國輿論，單單報道海外親毛組織認真學習“毛選”，運用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等方針去戰鬥並且 “取得壹個又壹個勝利”的消息 .這些虛假消息對國內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澤東就從“中國人民的紅太陽”順利升級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了。 還有些洋人利用毛澤東這種挾洋心態搞欺騙，騙走了不少資金。ＢＢＣ曾經報道說，荷蘭秘密情報人員貝維偽裝成壹個荷蘭共產黨的領導人騙得毛澤東的信任。在中 蘇決裂之後中共為貝維出資成立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還出錢供貝維週遊世界。所花費的資金在壹百萬英鎊以上。在1970年代，壹百萬英鎊不是壹筆小錢。 但中共不會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澤東也不會心疼。因為他的目的達到了。這個洋人只要每年七壹或國慶節打着西方“反修”政黨的旗號給毛澤 東發壹封賀電，就足夠讓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鄧小平掌權後，為了引進外資挽救中共的瀕臨破產的經濟，需要和東南亞各國修好。於是鄧斷然背棄了東南亞各國裏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黨”。中止了對他們的支 援。聽任他們被本國政府軍隊壹點點圍剿消滅。從此後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就正常化了。這也反正了毛澤東那些“援外”支出對正常外交關係只有破壞性。 現在中共不再支援外國的反政府武裝力量了，這是好事。但中共中聯部對外活動仍然很頻繁，其任務仍然是聯絡世界上殘存的“兄弟黨”，為挽救必定衰亡的國際共運進行最後的努力。這個必定失敗的努力繼續耗用着中國納稅人的錢。 此外，中共這些年來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放在海外媒體的擴展和收購、社會團體的滲透、加強公關運作等方面。根據大紀元揭露，中共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不 斷擴大向世界傳播的範圍。原本只要6-8顆衛星就可以把全球復蓋住，而中央電視臺卻在全世界租用了37顆衛星！中共希望操控海外華人組織和華文媒體為自己 所用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光是為了壓製法輪功就進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為了中止新唐人電視臺與歐洲衛星公司的合約，中國有關公司向歐衛提供大批合同。這種 明顯帶有政治意圖的大規模利益輸送，沒有中共的背後支援是不可能的。中共在海外擴張勢力的規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匯也不是個小數目。估計每年應該達到數 億美元。這裏且按二十億人民幣估算。 以上七項的總和，為兩千二百六十多億人民幣。這就是我估算出來的中共每年所耗用的養黨費用。我知道大陸有學者聲稱當前單是中國官車的車費每年就達四千億 元。而我估算出來的養黨費才剛過該數值的壹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覺得我的演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過畢竟由於資料不足，又是第壹次進 行這樣的估算。難免會有誤差。衷心歡迎讀者挑剔糾正。經過不斷地改進修正，最終總會找到比較精確的估算值的。只要這篇文章能夠引起人們對中共經濟消耗量和 剝削量的更多分析與思考，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十九、雨露滋潤禾苗壯，公款養肥共產黨 這世界上最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事物之壹就是公款養黨。公款餵養和“偉大光榮正確”政黨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包括金正日那個癟三王朝在內的全球僅存的幾個 “無產”階級政權無壹例外地被公款養得十分光鮮肥壯，就是鮮明的證據。而蘇共到俄共的變遷，也從另壹面提供了證據。我們都記得蘇聯共產黨曾是怎樣地榮耀。 葉利欽把該黨取締並將其財產收歸國有。但並不阻止蘇共換個名稱重建。葉利欽畢竟是老共產黨員，對共產黨的生存機制壹清二楚。深知“恢復無產階級本色”乃是 打擊和共產黨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換名成立後的俄羅斯共產黨，在規模上為俄羅斯第二大黨，且其黨員也還占據着政府、軍警保安以及學術機構裏面的部分要職，各方麵條件都很強。僅僅因為失去了公款餵養的條件，該黨維持“偉光正”形象的任務立刻就難於李白過蜀道。誰不相信這個說法可以去問問俄共中央 宣傳部，看他們下壹次“百部優秀革命傳統影視作品大推廣”的計劃何時能啟動？資金設備何時到位，專業技術人員和何時配齊？作品出來後如何組織各條戰線幹部 群眾觀看討論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還不等妳問完，他們就會回答說：黨庫裏那幾個盧布還不夠給中央領導以及老布爾什維克親屬們供應伏特加呢。革命傳統教育 的事就先放壹放吧。 最令人稱奇壹點的是鉅額公款能養出壹個黨的“大公無私、艱苦樸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國人並不會覺得自己辛苦納稅供養着壹個全世界最昂貴的政黨，反倒堅信是 其他國家那些需要借黨員的家開會的窮黨們在搞“金錢政治”。中國老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麼樣的，沒人看到過。但共產黨藉助公款的確做到了 “有錢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點是多方位大劑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國人從童年開始所接觸到的教師、幹部甚至長輩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復地 說，不是人民供養了黨，而是黨養育了每壹個中國人。妳有飯吃有衣服穿是黨恩，妳能上學是黨恩，能成長能進步都是黨恩。妳“自然而然”地確認了共產黨的無上 威嚴和恩情。黨沒有告訴妳說黨花了多少錢來養自己，妳也會“自然而然”地覺得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們沒花錢就擁有了辦公大樓，就有了優厚薪俸，就能坐着豪 華小車到處轉等等。這裏妳絲毫感覺不出這嚴重的能量不守恆。妳只是從心裏覺得擁有這樣的黨除了幸福還是幸福。 不由分說強征每個人100元用於養黨，這黨壹定要遭到人民痛罵。再強征每個人200元，100元用於鎮壓對黨不滿的聲音，另100元用於對人民進行“正面 思想教育”，這黨就會受到人民高度擁護。這就是共產黨的“辯證法”最絕之處。花錢力度和額度登峰造極時，“無產”階級政黨的光輝形象就樹立起來了。厚至而 成無形，黑透而顯無色，奢極而成“無產”。這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能出現的壹次惡跡。

中共垮台之後處理中共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制，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着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制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制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繫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崙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儘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制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鑑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制度而另起爐灶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係。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係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係的關係”。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制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麼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麼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

　　那麼，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制,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係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制”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麼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麼樣的所有權、有什麼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麼樣的所有制”，進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制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鑑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着私有制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制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制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着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繫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御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制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着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係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煳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製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樣，前蘇聯着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麼蘇聯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制。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制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蹟、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藉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着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着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制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鑑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制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制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製、租賃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鑑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着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制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迴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制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制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採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麼掠奪，要麼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制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制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制。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制。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採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採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制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採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制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採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制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託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制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制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煳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係，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制等財政體制，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藉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制度設計，從而儘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煳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託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制度構建則不宜採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制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託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採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託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託代理關係，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託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制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制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制。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麼，在私有制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儘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制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煳所有制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着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儘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採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制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煳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着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制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徵，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係，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衝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採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制，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麼，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麼，法人所有權是什麼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制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制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制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着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儘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採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制當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制關係聯繫，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着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制關係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着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麼國有化，要麼私有化，要麼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制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鑑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鑑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煳。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煳，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制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鑑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麼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着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准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麼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麼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麼，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儘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制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權制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制經濟。

極權社會的貧困人口

作者 張杰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據中國官媒報道，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批准紫雲縣等9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並稱這標誌着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央視繼而報道稱，“這也標誌着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在新聞會上稱，貴州“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來，中國的省級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貧困縣“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貧困縣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雲南在同壹天宣布貧困縣“清零”；之後，寧夏、四川、廣西、甘肅分別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繼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貧困序列。

貴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脫貧，成為中國最後壹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這也代表中國如期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官方定義的“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目標。中國真的消滅了貧困嗎？舉國體制消滅貧困真的優於民主體制嗎？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國真的消滅貧困了嗎？

貧困是中華民族的難以擺脫的夢魘。千年來，中國人無不希望中國國富民強，但皇權專制和中共極權制度不僅破摔了他們的夢想，而且不斷製造人間慘禍。僅僅1959-1961年間，中國就餓死農民4000餘萬人。

近年來，中國因為貧困而引發的悲劇不斷發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后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裏服毒自殺。據媒體報道，楊改蘭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連壹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壹頭豬、三頭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個貧困的母親，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着孩子在街頭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時許，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27歲的楊某某因貧困，背着她的兩個雙胞胎，懷中抱着大兒子從當地的彩虹橋跳下。她的三個孩子中長子4歲、次子和三子，雙胞胎，2歲。後她們母子四人的遺體被打撈上岸，她們緊緊擁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固然振奮人心，但它能做到嗎？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制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認為處於極度貧困之中。但中國壹直有壹套低於國際貧困線的自己的標準。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在壹次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壹個綜合性的標準，包含“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其中“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到去年底現價是3218元，今年為4000元左右”。他還說，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經脫貧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餘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說國際脫貧標準，中國自己的標準“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達到了嗎？收入靠數據說話，但“兩不愁”和“三保障”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脫貧作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強制農民脫貧的現象。據《新京報》11月20日報道，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據通報內容顯示，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經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達到脫貧標準。但當幹部通知其前往村委會簽字認可時，該村民卻自稱“什麼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李克強總理5月底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李克強的數字自然引起人們對當局提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質疑。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也破天荒地沒有提出今年的經濟目標，顯示形勢嚴峻。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為何還能圓滿脫貧和進入小康社會嗎？

第二，運動式消滅貧困靠譜嗎？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這壹講話的刊登被視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計劃，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壹個重要信號。據中國官方媒體說，“脫貧攻堅”是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壹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貴州學者李明說，中國領導人慣常用政治運動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比如到哪壹年要實現什麼目標，當年周恩來提出2000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結果不了了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這也造就了鎮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間悲劇。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的風潮才得到緩解，但是中共領導人仍然在體制內喜歡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比如教育問題、扶貧問題，最後變成表格扶貧、數字扶貧、形式扶貧。最近幾年政治解決國內壹切問題的風氣愈演愈烈，大有社會退步的趨勢。

自中國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脫貧計劃，並要在今年進入“小康”後，江蘇省扶貧辦就曾公布了驚人的業績：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但該消息引發普遍質疑，認為官方宣傳造假猶如“大躍進”再現。在北京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胡佳認為，政府在說謊，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胡佳說：“那些在底層的人是食不果腹，溫飽無着，所謂脫貧的統計數字把這些人放在哪裏？中國的經濟下行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那麼多人失去工作，這些都造成了貧困。每年那麼多天災人禍，產業大範圍衰落、消失，貧困是壹直不斷冒出來的、普遍性存在的問題。”旅美政治學者胡平說：“中國式脫貧是賬面式的脫貧，實際情況如何則是另當別論。領導出個目標，下面就給出個數字，為了看似有說服力，這個數字還給的很細緻。這跟大躍進時期的萬斤糧、萬畝田的形式壹樣，寫壹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連零頭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於脫貧成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標準，為追求政績，地方政府造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浮誇風殷鑑不遠。

第三，舉國體制脫貧超越了美國民主體制嗎？

由於中國官方數字造假已經不是新聞，我們對中國式脫貧頗感質疑，儘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實的。但也有學者不但不質疑，相反認為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中國多，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真的嗎？

2019年，中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壹次電視節目中指出，“美國4千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但張維為沒有指出的是，美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中國。美國的極度貧困標準也不同於2015年世界銀行制定的“極度貧困“的標準。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報告說，今年5月以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800萬之多。所以，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確實差不多4000萬人。根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調查：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單身收入低於1萬2760美元，相當於8萬4000元人民幣、4口之家低於2萬6200美元，相當於17萬2398元人民幣。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國家給窮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醫療、食品以及各種補貼。

可見，張維為如同李毅壹樣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灣論壇”演講時笑稱：中國死了4000人，但和美國死22萬人比，等於壹個人沒死，差不多等於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說這是人話嗎？4000人就該死嗎？這種滿腦子反人類思維的人居然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這又是怎樣的壹個荒唐的國家。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中國政府開展脫貧攻堅，建立小康社會本是造福於民的好事，但舉國體制運動式消滅貧困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員為了政績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脫貧，結果使老百姓更加貧困。當脫貧和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的壹個數字和壹個政治遊戲時，中國就會在脫貧中更加貧困，在小康社會中餓殍遍野，易子而食。沒有民主自由和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統治者再美好的藍圖都會成為人民的苦難。

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屬性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1992年鄒家華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代表解釋，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復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籌資有多種渠道如發行債券、銀行貸款、利用外資等。

國家審計署於2013年6月7日發布《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表明三峽工程的財務審查塵埃落地，只發現了壹些小問題。三峽集團兩位老總調離算是問題處理完畢。對不起，筆者也輕信了國家審計署的審查。

對任誌強的判刑說明，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不審不知道，壹審嚇壹跳！雖然都是枯燥的數字，但是起碼能回答壹個問題：老百姓繳納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到哪裏去了？！

壹、對不起，輕信了國家審計署

筆者曾答應黃萬裏先生，幫他看住三峽工程，所以也壹直關註三峽工程的籌資、投資的數據。由於三峽工程是黑箱操作，所以透露出來的數據十分不完整，又有意不斷地更改數據的定義。所以要找出全部的真相目前看來是壹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根據2013年6年8日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國家審計署歷時17年、投入了1400多人、翻閱了3.4萬份資料、審計了2078.73億元，編寫了壹份近萬字的審計報告。3.4萬份資料可以堆滿兩個房間。在此之前，審計署根據國務院要求，已經組織對長江三峽樞紐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5次審計、對輸變電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1次審計、對移民資金使用情況進行了13次審計，共發現34.45億元違規金額，移送有關部門處理76起違法違紀和經濟犯罪案件，涉案的113人分別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由此看來，國務院對三峽工程的監管十分嚴厲，審計署長期、連續、多方位、全面的審計壹直在進行之中。對壹項工程如此的監管和審計絕對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後的。

2013年6月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審計報告的結果（這是第20次審計結果），指出三峽工程在資金使用五個方面的問題：多結算工程造價3.57億元；多分攤工程建設成本3.98億元；少計應攤未攤的工程建設成本1.58億元；三峽工程中因為建設管理不到位，導致增加投資8.08億元；移民資金被擠占挪用等涉及金額2.79億元。[2]2014年3月下旬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被免職，[3]其中當時部長級的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是最年輕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4月中旬被任命為湖北省非常委的副省長[4]。在中共十九大上，失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連黨代會代表也沒有被“選上”。

雖然筆者認為對三峽工程腐敗案中的處置是避重就輕，比如曹廣晶和李鵬女兒李小琳之間數目巨大的錢財關係沒有交代清楚，但是還是輕信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決算。也許是德國生活得太久。在德國通常壹個工程經過了審計，就會認為沒有問題了，即使之後浮現出壹些資料證明可能有問題，也不能再對工程提出再審計的要求。

二、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

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任誌強作出宣判：北京市華遠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任誌強於2003年至2017年間，利用職務便利，貪汙公款4974萬餘元；收受賄賂125萬餘元；挪用公款6120萬元；濫用職權致使國有控股企業遭受特別重大損失1.167億餘元，其中國有股東華遠集團財產損失5378萬餘元，任誌強個人獲利1941萬餘元。任誌強的行為分別構成貪汙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數罪併罰，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二十萬元。[5]

長期以來筆者關心任誌強的言行，不但是因為他的言行獨樹壹幟，而且還因為任誌強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筆者也是上山下鄉的知青。記得2011年任誌強辭去華遠集團總裁的時候，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就曾對任誌強進行過離職審計，宣告任誌強無任何經濟違紀違法問題。[6]按照德國的慣例，任誌強的“犯罪行為”應該是在2012年至2017年間發生的，而在2011年辭職之前已經被證明是清白的。

任誌強的被判說明壹個問題：在中國原來經過審計也不說明任何問題。這讓筆者想到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最後只查出需要整改的幾億元資金，問題不大。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調離崗位，算是腐敗問題處理過了。本以為經過國家審計署的審查的三峽工程應該問題不大。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可信嗎？

所以筆者以為，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

三、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

對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是1992年3月21日鄒家華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做的《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報告對三峽工程的投資額以及籌款方法做了說明，中心內容是三峽工程國力能夠承擔，這是國務院對全國民眾的承諾。

3.1三峽工程的投資額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建設所需靜態投資為570億元（1990年價格）。其中，樞紐工程投資298億元，水庫移民投資185億元，輸變電工程投資87億元。[7]這是官方以最為正式的方式公布的三峽工程投資額數字。

1988年/1989年三峽工程論證結束時，三峽工程造價有三個數：157億元，361億元和1908.68億元。157億元是動態投資額，361億元是靜態投資額，1908.68億元是早建三峽工程的投資額。參加綜合經濟評價組、後來成為工程院院士的李京文於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報上撰文說：“當時（筆者註：應該是指1988年/1989年）我們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後來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說明預算還是基本準確的。”[8]當時還有壹個結論是，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早建方案投資1908.68億元，晚建方案投資1981.38億元，不建節投資2018.78億元。當年綜合經濟評價組得到的結論是：早建（方案）比晚建節省46.4%，早建比不建節省70.2%。[9]為了讓象耿大娘這樣的人大代表能聽得懂的話，就改成：沒有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

3.2三峽工程資金的籌集

那麼這些錢從哪裏來？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投資基數較大，但資金投入流程長，發電前資金需要量約為總量的壹半左右。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據測算，在建設期間可以發電4300多億千瓦時，創利稅近400億元（當時上網電費按1千瓦時0.09元計算）。在工程開始發電以後靠自身和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基本上能滿足建設資金的需要。因此，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1990年價格）的建設資金問題，平均每年投入25億元至30億元，約占1992年全國基本建設總規模5700億元的5‰左右云云。[10]

通過鄒家華的解釋，解決三峽工程570億元的投資問題就變成了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的資金問題，每年需要25億元至30億元的投資。

鄒家華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採用多渠道籌集來解決所需資金問題，具體有下面壹些辦法：

——適當提高葛洲壩電站發電電價；

——徵收水電建設基金；

——債券；

——股票；

——貸款；

——利用外資等。[11]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復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而且是水漲船高，如果三峽工程造價漲了，相應的電費也會漲，發電收入也會漲。這也是劉國光等諸多專家所計算和建議的，劉國光認為只需籌集44%的投資額，其餘可以通過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解決。[12]鄒家華代表國務院的這個投資和籌款計劃就構成對三峽工程審計的基礎。

請讀者記住鄒家華的話：

第壹：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投資額的另外壹半來自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

第二：三峽工程投資額的壹半可以通過徵收水電建設基金、債券、股票、貸款和

利用外資等途徑來籌集。

四、三峽工程審計的時間

三峽工程全部工期17年，可分三個建設階段：

第壹階段是1993年至1997年實現大江截流；

第二階段是1998年至2003年實現水庫初步蓄水：

第三階段是2004年至2009年實現全部機組發電。

根據三峽工程的三個建設階段，審計的時間也分三個時間點：

第壹時間點：2002年底，相對於2003年中開始發電。

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第壹，三峽工程初步設計規劃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至2009年底全部安裝完畢；第二，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徵收至2009年底；第三，自2010年1月1日起徵收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用於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後續工程。三峽集團拒不承認三峽後續工程和三峽工程有關。把審計的時間點定為2009年底，可以截然區分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和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國家審計署的截止時間是2011年12月底。

五、第壹審計時間點（2002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鑑》2003，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投資896.311255億元。[13]

三峽工程1993年至2002年共籌資910億元，其中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42.64%）；

——國家開發銀行貸款269億元（29.56%）；

——企業債卷（餘額）140億元（15.38%）；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37億元（4.07%）；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76億元（8.35%）。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應該是徵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國家開發銀行從1994年至2003年每年為三峽工程提供貸款30億元，總額300億元，貸款期限15年，利息高低並未公布。

企業債卷：從1998年到2002年底共發行5期三峽債卷，發行總額160億元。至2002年底餘額140億元。三峽工程發行5期企業債卷，發行規模越來越大，期限越來越長，投資者由個人投資者為主向機構投資者為主轉變。最初發行10億元，後來發行單筆50億元；最初發行期限為3至5年，2002年推出20年超長期限債卷，到期時間是2022年。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1998年與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簽訂貸款總額為110億元人民幣的授信協議，為二期工程提供可靠保證。貸款期限三年，滾動使用，借新還舊。這個數額到2002年底並未全部使用，數額為76億元。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指1997年9月2日三峽工程左岸電站14臺水輪發電機組招標，引進協議金額達11.2億美元的長期信貸，包括7個國家提供的出口信貸7.2億美元和兩個商業銀團貸款4億美元。

結論：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籌資910億元，完成投資896億元，籌集資金總數略高於投資額，說明三峽工程未出現資金短缺問題，這主要得益於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在籌資910億元中，388億元來自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42.64%（388億元占完成投資額896億元的43.29%）。籌資的途徑與鄒家華所說基本相同，唯壹缺少的是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當時三峽工程還沒有壹臺水輪機組投入發電，發電收入為零。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工程投資額的約壹半，與鄒家華的估計基本符合。

六、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鑑》2010[14]的三峽工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情況，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總投資15921618.07萬元（即1592.161807億元）。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鑑》2010，自開工至2009年底累計到位資金如下：

項目

數額（單位：萬元）

換算為億元

比例%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2111.349152

100.00%

其中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1115.661252

52.84%

——銀行貸款

3128989.00

312.898900

14.92%

——利用外資

841009.00

84.100900

3.98%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345.000000

16.34%

——其他資金

2536881.00

253.688100

12.02%

與2002年底到位資金的詳細程度相比，截至2009年底的數據不如前者明了。

三峽專項基金1115.661252億元，應該是徵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52.84%，所占比例增高；

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是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占14.92%，所占比例降低；

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是進口水輪發電機組和其他設備的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占3.98%，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變；

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是發行的企業債卷，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略有增加；

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占12.02%，來源不明。筆者推測，應該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累計到位資金2111.349152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到位資金高於總投資519.187345億元。這519億元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115.661252億元占到位資金的52.84%，成為主要支柱。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鄒家華說過，三峽工程籌資部分約為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壹半，而且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籌資。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的七成，這就超過了國務院的承諾。

如果讀者還記得鄒家華的報告，那麼還有兩項資金尚未計算在三峽工程到位的資金之內，這就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和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這是當初國務院認為是支撐國力可以承擔三峽工程資金需求的主要支柱。

從2003年三峽工程發電以來，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3683.72億千瓦小時。[15]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920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目前不能確定的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是否已經納入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根據鄒家華報告的內容，應該沒有計算在三峽工程建設基金之內。葛洲壩電站設計裝機容量為273.5萬千瓦，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16]從1993年到2009年底共計17年，總計發電量2669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667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67億元。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187億元。加上已經到位的資金2111億元，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3298.93億元，約3300億元。

如果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那麼這253.688100億元應該從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約3300億元中扣除，三峽工程的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

結論：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僅為1592.161807億元，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高於總投資約1454億元。這1454億元資金到底流入誰的口袋之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

回到鄒家華的報告，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可以解決總投資的壹半。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的另外壹半。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1592.161807億元，總投資的壹半約為800億元。從累計到位資金表中可以看到，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基本可以總投資的壹半的需求，即便有缺口，也是很小的、短期的缺口。在三峽工程的投資和籌資平衡中，原先應該承擔壹半投資的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並沒有投入三峽工程建設，這是違背國務院對全國人大的承諾，這是政府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

七、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

2010年10月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三峽工程總投資預算2039億元，實際總投資1800億元。[17]

2013年12月20日三峽集團公司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王儒述在“三峽工程與生態環境研討會”上說：1992年國家批準的三峽工程建設的靜態投資概算為900.9億元，當時並未考慮資金消耗中有物價指數的變化和銀行利息消耗等，後追加900億元，最終三峽工程動態投資達到1800億元。[18]

根據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7日公告的《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和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19]減去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還剩1728.48億元。

如果粗略計算，樞紐工程約900億元，移民資金約900億元，合計1800億元。與曹廣晶、王儒述所說的1800億元基本相符。

國家審計署又說：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其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占投資總額的78%；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收入350.31億元，占投資總額的17%；電網收益再投入110.69億元，占投資總額的5%；基建基金等專項撥款1.86億元。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此外，在移民搬遷安置中，國家還通過相關政策給予了資金支持。

在這裏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與前面所說的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有5.97億元的差額。這是國家審計署在審計過程中的調增和調減結果：[20]

調整後的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如下表（單位：億元）：

項  目

決算草案

金額

調減

調增

調整後金額

合  計

2078.73

7.55

1.58

2072.76

其中：樞紐工程

873.61

3.24

1.58

871.95

    輸變電工程

348.59

4.31

0

344.28

  移民資金

856.53

0

0

856.53

    註：按照任務和資金“雙包幹”原則，本調整不涉及移民資金。

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說，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這是撒謊！徹頭徹尾的撒謊！前面已經提到，國家開發銀行給三峽工程的每年貸款30億元是長期貸款，貸款期限15年，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三峽工程發行企業債券，部分也是長期債卷，期限20年，也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還有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根本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

下面是中國三峽建設年鑑2009年提供的籌資組成和審計署提供的2011年底的籌資構成的對比：

2009年底

籌資（億元）

2011年底

投入（億元）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資金投入

2078.73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1615.87

——銀行貸款

312.898900

——銀行貸款

已經還清

——利用外資

84.100900

——利用外資

已經還清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三峽企業債卷

已經還清

——其他資金

253.688100

——出售發電機組收入

350.31

——電網收益再投入

110.69

——基建基金等撥款

1.86

——發電收入

？？？

——發電收入

？？？

——葛洲壩收益

？？？

——葛洲壩收益

？？？

這個對比說明壹個問題，國家收取了巨大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為了保持三峽工程的收支平衡，就把已經籌集到的來自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三峽集團發的企業債卷和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掩蓋起來。這樣，徵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構成了三峽工程建設資金1728.48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的93.49%!!!

在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對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以及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隻字未提，而這應該是承擔三峽工程的主要資金來源。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5310.35億千瓦小時。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1327.59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葛洲壩電站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從1993年到2011年底共計19年，總計發電量2983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745.75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98.3億元。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國家審計署並沒有這筆收入計算在內。為什麼國家審計署不把這筆資金計算在內？可能是因為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獲得了350.31億元資金。在2009年底的審計中也有壹筆高達253.688100億元的其他資金。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9月，至2011年底壹共花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結論：截至2011年底中國百姓繳納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共達1615.87億元，承擔了三峽工程造價1728.48億元的93.49%。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按照鄒家華代表國務院所做的報告，解決三峽工程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所以應該用發電收入1625.89億元來歸還徵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過用350.31億元的低價“購買”三峽工程的水輪發電機組，將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為己有。國家審計署在審計報告中掩蓋了這個非法占有。

八、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占有了三峽工程的全部投資

為了作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非法占有，把這個審計工作再深入壹步。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報告，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那麼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形成的國定資產又是多少呢？

《正確認識長江電力的折舊》壹文指出，水電行業的投資巨大，水電資產最後的價值是攤入前期費用、建設管理費用，移民費用，設計費以及建設期間利息費用等全部費用的。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甚至更多。壹般建設期利息和移民費用要占到投資的30％甚至以上。三峽工程固定資產主要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其中的兩個大塊是大壩和水輪機。[21]

可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獲得的不僅僅是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而是整個樞紐，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

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公司資產總額約1584億元（158,385,026,444.24元）。[22]用350.31億元的投資獲得1584億元的總資產！這樣的好事到哪裏去找？！

壹般認為，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584億元的總資產，是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的98％。從老百姓那裏徵收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全部成為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

同樣從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的折舊計算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貓膩。還是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2011年公司營業總收入207億元（20,700,377,511.27元），其中淨利潤77億，費用130億。在130億元費用中包括了折舊60億元！

《MBA智庫百科》是這樣定義的：折舊是指資產價值的下降，指在固定資產使用壽命內，按照確定的方法對應計折舊額進行系統分攤。[23]

比如壹輛卡車資產價值200萬元，經濟使用壽命10年。按照平均年限法，10年折完，這樣每年的折舊為10%。

2011年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總資產為1584億元，折舊60億元，折舊率為3.79%，相應的平均經濟使用壽命僅為26.4年。有文章指出，三峽大壩的經濟使用壽命為45年，水輪機組的經濟使用壽命為18年，還有的設施經濟使用壽命更短。[24]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的投資，創造了壹份資產，它的每年折舊高達60億元。只用差不多六年的時間就可以全部獲得投資的全部。三峽工程的高額折舊費，又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帶來許多稅務上的好處，可以少繳很多稅，同樣也給公司帶來巨大的現金流。這是曹廣晶與李小琳骯髒交易的關鍵。

江澤民、李鵬等說，三峽工程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意指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在壹千年以上。中國許多的專家們告訴老百姓，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起碼在500年以上。如果真是這樣，三峽工程每年的折舊又能是多少？

三峽工程是壹個充滿謊言和罪惡的工程。就是國家審計署也無法將三峽工程洗白！

中共政權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吳國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妳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批判國內體制的社論，也有許多評論國內體制的專欄。那麼中國的報紙的這種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麼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麼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寫那麼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妳把它重復壹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壹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採訪，他們就寫了壹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妳們要寫壹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麼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壹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壹拖就拖壹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麼還沒寫出來呀？ 那麼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壹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麼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壹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裏邊隻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壹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壹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 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妳出主意，給妳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鬆”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壹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壹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劃批給妳的。妳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妳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麼妳就不可能擴大妳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壹份報紙， 但由於妳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妳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復雜，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運作體系。妳要衝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壹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壹樣了。

比如說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麼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壹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裏，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妳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裏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麼本來壹年發壹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壹年也不會發壹篇。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妳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妳為什麼老不發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妳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壹種反抗，可能也沒什麼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種個體的行為吧。

毛的時代中共的媒體控制基本上是壹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麼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妳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妳抓到牢裏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麼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壹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麼鄧的時代是壹個比較復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壹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壹個毛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麼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壹個階段。

那麼到了壹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藉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壹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麼都要控制，從妳要穿什麼樣的鞋，留什麼樣的頭髮，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壹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壹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麼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鬆。那麼市場化的衝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壹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鬆。那麼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鬆了。妳在這裏可以講壹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干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妳可以說了。就是說，妳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壹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麼這個就讓妳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妳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麼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麼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壹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麼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壹個衝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壹個表現。妳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麼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壹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妳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什麼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了解。那麼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了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麼壹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麼樣子；那麼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壹個世界裏，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壹個信息充分的世界裏。這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非常新的壹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訊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壹些民眾， 他們不了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妳報導這個儘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中國的媒體作為黨“喉舌”的這個本質只要共產黨還存在應該就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辦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嚮導”。共產黨從成立之處就有輿論引導的傳統，雖然輿論引導的方式在不斷地調整，可是利用媒體引導輿論完成鞏固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的。

過去毛的時代就他壹個人在講話，那麼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壹般來說，妳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壹個人就不需要那麼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麼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裏“作詩作賦”，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那麼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麼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壹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壹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着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麼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須發展新的辦法，那麼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很多的。

妳會看到兩會期間，有壹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採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臺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壹個“洋鬼子”在那裏大講中國的兩會報導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麼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麼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壹個，我們知道即使是採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麼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妳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妳在中國採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麼這個就是也是壹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麼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了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麼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壹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壹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壹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個間諜壹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裏寫的那樣； 電影裏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見啊。這是壹個。

那麼再有壹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妳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麼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麼我們知道，比如說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壹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妳泄密也好，說妳裏通外國也好，整個妳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麼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麼做的。那他們為什麼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麼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於這個事情。使得妳感覺 到這樣壹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壹種很精緻的壹種宣傳。

這當然壹個很好的新聞，那麼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壹個外國記者怎麼可能了解到中南海裏發生什麼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妳這個信息，妳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緻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壹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麼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麼我現在要加壹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壹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麼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麼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吧，那麼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着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泛濫啊。那麼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麼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了解外界是什麼樣子。

那麼這個時候，當妳看到西方的報導，妳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麼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國，那麼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妳會覺得說，妳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壹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壹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壹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這麼壹個功能，變為壹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麼壹個工具。所以現在妳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麼這樣的壹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壹個報紙。

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報”登了壹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中國是壹個“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麼資訊，不接受什麼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麼他就製造壹種假象。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壹個充分開放世界，妳西方講什麼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麼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麼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傳； 壹看就是強加於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麼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壹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麼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妳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妳了解壹點改革開放出現的壹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貪腐吧。貪腐是中國的民眾容易切身體驗到的壹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壹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麼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壹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妳壹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妳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妳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迴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壹種非常迂迴的方式，讓妳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孫誌剛因為沒有攜帶某些證件出門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發生之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決策過程。那麼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麼我覺得這裏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註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壹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壹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導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導是有很大的壹個限制的。

那麼再有壹個就是，根據我個人了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妳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壹個人他亂晃， 妳問妳叫什麼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誌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

根據我當時得到壹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麼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妳如果註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導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裏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麼？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着警察制服？ 那麼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干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註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壹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壹個問題，但報導最後壹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干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麼為什麼在壹個多月裏面要討論兩次這樣壹個問題？那麼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為什麼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麼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妳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壹個小因素讓妳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談。

那麼這個也是壹個非常巧妙的。他讓妳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去追蹤，不追蹤呢，這裏面就有壹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壹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衝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壹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妳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資訊中有虛假的東西也有真實的東西，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麼“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麼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麼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壹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妳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妳，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妳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壹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壹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妳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導，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壹個突發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壹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麼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麼講；妳們的媒體可能這麼講，這是壹種現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壹樣的，每壹個細節都是壹樣的。那麼壹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壹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麼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麼妳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麼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麼爭奪讀者靠什麼呢？並不是靠妳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妳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麼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了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樣的，我會說那裏有兩盆植物，妳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麼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為它說妳只能看到這個，妳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妳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壹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麼構造了壹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壹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我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壹個文章啦，它是在贊揚溫家寶。那麼就透露這麼壹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髮。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髮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髮。 溫家寶在就染頭髮的時候，就跟他的染髮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髮，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妳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壹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贊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麼全都是黑髮，像個玩偶壹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壹點真實來，那麼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裏面有壹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壹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壹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髮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髮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髮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壹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妳染黑了，讓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妳爆料了壹點真實，那妳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壹個精緻，這樣壹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壹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緻，也更巧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媒體運動跟宣傳跟以前比起來很不壹洋，中共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麼現在它給妳壹些空間，讓妳賺那個錢，就把妳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麼其它的妳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壹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妳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壹點。毛澤東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壹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壹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麼如果中國現在辦壹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壹。如果有人能辦這樣壹份報紙，壹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妳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麼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壹個“底線”的，那麼這個市場就是壹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妳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兇殺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妳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壹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妳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裏面妳想怎麼追求利潤，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壹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壹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壹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壹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壹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妳個人怎麼養生，那麼這是壹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繫到每壹個人，但是我怎麼養生，並不會影響到妳怎麼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人們怎麼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妳，也會影響到我。那麼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壹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妳私人，作為壹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妳提供信息。比如說，妳想了解這個世界上有甚樣的歌星啊，妳喜歡大六歌手，他喜歡臺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妳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妳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妳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歌手的生活瑣事不是政治新聞，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妳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麼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麼使用，這個既影響妳，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妳就是另外壹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了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新聞在中國是完全迴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麼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麼用，那麼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麼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麼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裏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壹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麼為什麼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麼用？教師到哪裏去？學生應該怎麼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麼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係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壹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壹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壹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妳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妳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妳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妳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壹邊它在那裏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妳看，每壹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壹個層面，把妳的註意力引導到那裏去。

我們知道如果壹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麼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慾的方面去發展。壹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慾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妳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妳就只考慮妳自己啊。那麼，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妳道德上墮落以後，妳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妳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壹個有道德人的表現。壹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麼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慾，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壹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壹個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壹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壹個下欲之門，下流之門，讓妳去走的話，當然妳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麼興趣了；妳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壹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我們知道隨着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壹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麼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壹點經濟信息啦，登壹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麼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壹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係。那麼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壹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妳“打招呼”，用這樣壹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妳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妳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麼為什麼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器，它有壹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妳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制到精緻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壹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壹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壹個權力的追求。因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裏有壹個銅牆鐵壁在擋着妳，與其是到那裏去碰壁，為什麼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慾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壹致的。

現在因為“全球化”力量這麼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了解也是很難的。那麼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麼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麼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妳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妳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裏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壹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麼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妳要怎麼樣做，只是大使館請妳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妳啊，然後呢？當然妳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壹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壹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壹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壹份這個媒體，妳在中國可以有某壹個生意，但是妳把妳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壹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裏，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臺。本來我是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可以看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電視是由學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海外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電視已經看不到美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看不到英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電視我看不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看不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而我又不懂香港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啦。

那麼我看這個電視臺壹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占巴格達”。我想，這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啊？壹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時，它還在那裏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壹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壹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麼樣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臺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臺，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臺，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壹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臺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壹種非常巧妙的壹種控制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壹個媒體傳播世界是壹個強力地衝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係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係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係。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妳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妳想它是壹個海外自由媒體，妳會相信，這就是很精緻的控制啦。

還有壹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壹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裏，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麼隨着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壹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國政府就藉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麼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壹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壹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妳要怎麼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妳對中國的這樣壹個自豪感，妳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妳談談話、吃吃飯，讓妳多看“正面”的東西，那妳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壹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壹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藉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麼他們哪怕只講壹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裏講壹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緻化的壹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為它服務。就是說妳可以競爭中國這樣壹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妳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雅虎和谷歌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壹個，那麼能夠控制市場准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麼這樣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壹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妳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壹個假象，說妳看這麼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雅虎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麼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壹面，那麼這些種種因素的壹個總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體，那麼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壹個假面目。

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壹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象這樣的壹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麼，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壹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衝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麼原因呢，壹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壹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聽它的話，妳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妳不聽它的話，妳不僅得不到好處，妳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妳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着走，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壹個地位呢。“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裏，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壹個呢，它給妳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壹個新聞工作者講，妳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麼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妳要加強妳的專業素養；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壹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得不發明壹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壹個扭曲到，妳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麼這是壹個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壹個非常怪的這樣壹個現狀。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妳，讓妳從真心裏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麼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妳的靈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為妳的行動。那麼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妳相信不相信它講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麼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妳，讓妳說不要採取行動和他對抗；讓妳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妳可以以妳的行為方式，妳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妳回到家裏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妳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麼妳原來回到家裏，妳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麼現在妳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妳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妳要反抗共產黨，妳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麼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妳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妳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這個就是壹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壹樣，妳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壹無二的，只要妳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妳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妳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妳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壹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國壹個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麼啦。妳回來以後，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妳才能知道這些日子裏中國發生了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漢源的農民對修水庫強占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壹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麼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壹樣的，這麼大的壹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壹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妳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妳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妳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壹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壹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壹個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了解世界的話，妳就是壹個聾子，妳就是壹個瞎子，妳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在沒有壹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資訊的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壹個鎮壓，然後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這樣壹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壹步地調整，進壹步地精緻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麼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壹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妳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麼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我認為如果要讓中國人瞭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電視啊，我認為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網酪媒體啦。我認為這裏面真的有壹場爭奪，有壹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占領這個陣地。當然我認為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極權社會的社會環境

作者 張杰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隨着選票統計結果的宣布，美國新壹任總統已然誕生。在大洋的彼岸，無數中國人正熱切地關註着美國大選。即使目前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沒有選票，也無法參與民主選舉，但他們深信這壹天遲早會到來。有壹個問題，我們需要思考，那就是中共極權何時會土崩瓦解？我不知道具體的時間，但知道中共的垮臺只是時間問題。參考借鑑弧度度的文章《中共極權崩潰的五個步驟》，我認為，中共走向潰敗需要經歷五個階段：

壹、謊言欺騙，洗腦宣傳

壹般來說，民眾最迫切地需要什麼，極權統治者就會投其所好地宣傳什麼。譬如，民眾需要土地養家煳口，它就會宣揚“打土豪分田地”；民眾覺得司法不公，有冤無處申，它就會宣揚“依法治國”；民眾憎恨貧富分化，財富向既得利益家族傾斜，它就會宣傳“共同富裕”。總之，它會動用壹切手段來極力宣傳自己獨具特色的“偉光正”形象，同時還會誇大宣傳西方強國正處於內亂不斷的水深火熱之中，塑造風景這邊獨好的虛幻假象。比如中國官媒就大肆宣揚美國大選的爭鬥和混亂。然而，宣傳是壹回事，現實卻是另外壹回事！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只獲得了土地的租賃權卻無實際擁有權；所謂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以法治民，中共特權卻壹直凌駕於司法之上；所謂的“共同富裕”，實際上卻是官商勾結，加大盤剝力度。“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早已將金山銀山搬離中國。所以，不管這些年GDP到底增長了多少，民眾的實際收入往往跟不上通貨膨脹的節奏，永遠都只會處於壹種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的狀態，窮幾代人的努力甚至都不夠湊錢還房貸，甚至釀成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悲催人生。

現今，中共的宣傳機器壹直將習近平打扮成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習近平自己也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壹個政治領袖是否具有雄才大略不在於他想什麼，說什麼，而在於他有哪些利國利民的豐功偉績。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國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和裏根總統；法國的戴高樂總統；英國的丘吉爾；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以及臺灣的蔣經國總統等等都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壹個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有意誌和深諳黑厚學的獨裁者就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嗎？如此認知，我們是否應該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惡魔都封為雄才大略者？如果沒有是非觀念，我們還有公理正義嗎？我認為，當權者可能在上位前有壹套治國謀略，但關鍵在於他的紅色帝國是否行得通，是否符合民意和歷史的潮流。壹個行不通的藍圖，即使它美艷如畫也是廢紙壹張，即使設計者皓首窮經，也是痴心妄想。壹個偉大的建築師是要把它頭腦中的藍圖變為現實，為人類增加福祉，而不是製造災難。看看今天中國人對於美國大選的嫉妒羨慕恨，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是人心所向。

二、社會急劇動盪

中共官商勾結，政經、政企從不分開，利用國企壟斷民生領域肆意漲價、狂斂民財，不斷擠壓實體經濟、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生存空間，而國營企業最終又無法抑制住貪腐造成的全面虧空、千瘡百孔。隨着大批企業的跑路、倒閉和外資企業的撤離，大面積的失業潮隨之降臨。與此同時，中共極權所壹貫採取的“低人權、低工資、低福利和高稅收”模式的負面影響也逐步呈現，大多數民眾壹直處於負債生存、房奴卡奴的狀態。經濟內循環不僅無法振興經濟，相反使中國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隨着國際社會的脫鈎和國內經濟危機的爆發，民眾生存變得越來越艱難，洗腦教育、謊言欺騙開始不起作用，社會將陷於劇烈的動盪不安之中。

三、暴力維穩

壹方面，勞死累死的人家徒四壁，另壹方面，不勞而獲的人卻家藏噸金。隨着互聯網技術對中共防火牆的摧毀，真相壹層層地被揭穿，拒絕接受洗腦教育、日益清醒過來的人群越來越多。當謊言失去欺騙的效應，中共極權就會陷於塔西佗陷阱。當權者所說的每壹句話、每壹個標點符號都會成為民眾調侃的笑料。於是，惱羞成怒的中共就會撕下最後壹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開動暴力機器，壹手刀把子壹手筆桿子，採取高壓維穩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隨着有權任性者的狂妄無知與傲慢無恥，止不住的貪腐巨手會進壹步伸向最底層的民生領域，於是，荒誕不羈、慘不忍睹的強砸血拆、驅攤攆販、非法拘禁、驅趕低端人口等陰招損招百出。中共不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卻致力於暴力維穩的結果，只會使社會矛盾進壹步被激化！壹方面，民眾不可能停止追求自由幸福的腳步，另壹方面，統治者卻壹廂情願地要加大盤剝、奴役力度，整個社會就像壹個千瘡百孔、處處對立、暗藏危機的巨大火藥桶，稍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會引發爆炸。

四、互害互斗

為了平息越來越大的民憤，中共不得不採取“掃黑除惡”，打掉壹大批民怨極大的貪官汙吏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哪家利益集團都不是省油的燈，誰想滅掉誰都不容易，兩虎相爭的結果，勢必會激起來自於集團內部的強力反彈與激烈的爭鬥。所以，選擇性反腐只會帶來兩種結果：壹種是像津巴布韋的穆加貝那樣被既得利益集團政變掉，另壹種就是像北朝鮮那樣造成所有官員都唯唯諾諾、陰奉陽違、毫不作為，造成國力的進壹步衰敗。底層互害、高層互斗的結果就是人人自危，人人都深懷恐懼，造就壹種人人都成為施害者、同時又成為受害者的雙重人格的怪胎。誰都知道極權是壹種惡疾，但是壹旦涉及到貪腐家族的既得利益，便誰也不會鬆口放手——寧肯翻船沉船、舉國沉淪也不願放棄到手的權力，這才是最致命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就是外面光鮮亮麗無比、百花齊放齊唱贊歌，而裏裏卻早已癌變潰爛，想徹底根治越來越難。直到最終紙包不住火了，癌變潰爛到連捂都捂不住了，這時候再想起從根子上醫治也已經晚了。於是，歷史的悲運與復轍便會再壹次重復上演。

五、瓦解和分裂

隨着經濟危機的爆發、失業人口的增多，群體衝突頻繁，謠言盛行，整個中國就像壹個壹點就燃的火藥桶，而暴力維穩、殺雞駭猴失去其應有的威懾力。這時，社會秩序混亂，中共統治集團分裂，基礎組織渙散，官員們乘機盜取公共財產，為跑路做準備。中共高層內鬥加劇，改革派會利用民間力量為自己贏得政治優勢。海外民運人士會為國內抗爭提供國際聲援。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聲明，呼籲中共高層順應改革的潮流，實行憲政民主，並發表各類政治轉型綱領。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暴力維穩和鎮壓予以譴責和制裁，軍人集團宣布政治中立。此時，中共極權就到了最後的慘澹光景。各類政治團體開始展開激烈的博弈，最後，它們會折中提出壹個類似聯邦制的憲法。全國治安秩序開始逐漸恢復。但久經奴役的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紛紛走上了街頭，強烈要求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臺灣、香港和澳門也宣布獨立，中國面臨分裂。堅持“大壹統”思想還是尊重民族自決權？中華民族將再次來到了歷史的風陵渡口。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指出：無論紅二代們如何折騰，如何如何熱衷紅色崛起，如何嚮往紅色帝國，但都無濟於事。蔣經國先生在1986年決定開放黨禁和報禁時，留下壹句常識性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革命政黨在暴力奪權後實施壹黨專政，迄今沒有連續執政達到八十年的先例。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幾個政黨中，蘇聯共產黨從1917政變成功到1991蘇聯解體，執政74年；中國國民黨從1928年壹統江湖到2000年中華民國第壹次政黨輪替中下野，連續執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民主的獨裁黨”，它從1929年上臺到2000年大選敗北淪為在野黨，連續在位也只是71年。朝鮮勞動黨是1948年上臺，中國共產黨是1949年上臺，這兩個政黨雖然苟延殘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機會很小。中共黨國已是亢龍有悔、國勢日蹙、天命已殆、來日不多。中國人終會得到壹張屬於他們自己的選票，憲政的陽光終將照耀到中國這塊苦難的土地上。

2017年1月27日凌晨，十幾名男子將富商肖建華綁在輪椅上從香港四季酒店帶走，然後登上壹條船，將肖建華交給中國警方。

肖建華是壹個低調、神秘的人物。說他低調，肖建華從不接受媒體的採訪，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說他神秘，他的背後是中國最有權勢的家族，可以支配的資金高達千億。

肖建華，1972年1月出生於山東省肥城市壹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壹名中學教師。肖建華天資聰慧，15歲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肖建華在北大求學期間，“八九六四”運動爆發。在這場運動中，他開始似乎想扮演壹定的角色，但很快就調整了方向，開始跟校方合作，勸說同學放棄示威。

肖建華畢業後，進入商界，從此開始了他跌宕起伏的商業人生。1993年，肖建華創辦了北大明天資源科技有限公司。1998年，明天系先後參股、控股華資實業、明天科技等6家上市公司。1999年5月，明天控股（即明天系）成立。2009年，明天系利用增資擴股和國有股轉讓的機會，快速壯大。他操盤了中國平安94億的 H股交易。

肖建華的明天系是壹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它積聚了銀行業和保險業，以及稀有金屬、煤炭和房地產等行業。該集團投資了保險巨頭平安，哈爾濱銀行、興業銀行和華夏銀行等金融機構。據新財富的雜誌報道，明天系掌握了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企業。“明天系”是大陸唯壹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營資本集團，且建立起了總值3萬億明天系金融王國。肖建華的財富預計高達58億美元。

肖建華從壹個窮孩子走到富可敵國應該說是成功的。中國人常說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或許這是肖建華從小的壹個夢想。這的夢想指引着他開始了資本與權力的交易，也導致了他的悲劇命運。

2008年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被雙規，肖建華感到了瑟瑟寒意，他決定離開了中國這個是非之地，常住香港。

肖建華被綁架回內地後，壹直淼無音訊。時隔三年半後，肖建華突然又出現了。2020年7月17日，中國兩家監管機構宣布，已採取聯合行動接管了明天系旗下九家價值數億美元的公司，但是，第二天明天系就在社交網絡發布“嚴正聲明”反對接管決定，聲明對其遭到的“惡意詆毀”進行反擊。明天集團還指責政府不允許公司開展正常業務，誇大了九家公司的風險。在中國，民營企業在受到監管部門查處後公開挑戰當局的決定是罕見的。有知情人士披露，肖建華壹直被軟禁在家。

有壹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那就是中共為何要抓捕肖建華？

肖建華壹直與中共權貴家族關係密切，是他們可靠的白手套。2013年1月，習近平在18大當選總書記幾周之後，習近平的姐姐習喬喬和姐夫鄧家貴將他們持有的壹家投資公司的股份出售給了肖建華創建的壹家公司。肖建華曾幫助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的兒子曾偉參與收購了魯能集團。2019年1月，明天系的包頭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購了前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女婿李伯譚主管的公司。

據媒體披露，肖建華之所以被抓捕源於三宗罪。

第壹宗罪：與權貴家族過往甚密

肖建華被指與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李嵐清兒子李迅雷、梁光烈的兒子梁軍、賈慶林女婿李伯譚、戴相龍的女婿車峰等中共紅二代交往頻繁。肖建華曾試圖拉攏習近平的小舅子彭磊。習近平得知後龍顏大怒，習想藉此敲打肖建華背後的權貴家族。

第二宗罪：財閥干政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富豪在政壇漸成氣候，他們與權貴互為利用，介入或干預地方甚至中央政務或人事安排。曾有港媒稱，肖建華案已被定為中南海頭號要案，肖已經供出與多名政治局委員或常委等權貴家族關係。而習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華做人質來打擊政敵。

第三宗罪：2015年股災

當時在政府投入萬億元救市下，兩地股市仍暴跌不已，市值蒸發約5萬億美元，甚至衝擊全球金融市場。公安部調查發現，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信證券這三大券商做空股市，中證監副主席姚剛等則充當內鬼。該事件也被視為“金融政變”。當時肖手握超過800億元人民幣的調度實力，當局認定他與股災有關。

肖建華的明天系已經坍塌。中共要針對的不僅僅是肖建華，螞蟻集團的馬雲、聯想集團柳傳誌、萬達集團王健林、復星集團郭廣昌等等都是中共要掌控的，防止他們做大，危及中共政權的安全。

商人與權貴的勾結，在中國並不新鮮，但在肖建華的背後隱藏着壹個巨大的魔影，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什麼時候產生的？這個問題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說起。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可以說有兩個階段，第壹個是以十壹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也就是文革結束到六四屠城這壹段，這次改革開放是良性的。當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官民都不願再折騰，希望安居樂業，所以上下齊心，官民壹致，大家都急於擺脫貧困，讓國家走向富強。

鄧小平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得力的幹將，開創了中國的黃金時代。中國經濟開始崛起，思想突破過去的禁錮，開始出現自由的風氣。但很不幸“六四”屠城，扼殺了這壹次民主運動，也中斷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開始南巡。鄧小平的南巡是不尋常的，因為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以後，他們似乎沒有正確理解鄧老爺子的想法，他以為是要回到了毛澤東時代，所以政策非常“左“。但鄧小平壹生的貢獻就在於改革開放，當然他不願意看到歷史迴轉。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進行了南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開啟了第二次中國的改革開放。但這壹次改革開放不同於第壹次，因為它開啟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之門。

在“六四”以後，陳雲就曾經跟鄧小平說，看來這個江山還是交給我們的孩子比較放心，最起碼不會刨我們的祖墳。也有消息說，中國高層曾經有壹個決定，每壹個中央領導的家庭，可以有壹個孩子出任副部級，其他的孩子可以進入商界。從此，中國權貴集團開始崛起。

於是，權力和商業就密切勾結在壹起了。官員通過權力尋租，資本可以購買權力，謀求更大的利益。權貴資本主義是權利與資本的勾結，它的背後充滿了權力的鬥爭，充滿了利益的博弈，充滿了血腥。

1997年，朱鎔基開始進行國企改革，他鼓勵什麼？管理層收購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紅二代侵吞國有資產。在2004年左右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中，這些權貴家族協助中國銀行業引入西方戰略投資者，“中西合璧”大大地賺了壹筆。

有人說中國500個家庭家族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所以權貴資本主義是非常可怕的。 實際上，今天的中國早已經是趙家人的天下，紅二代的天下。他們掌握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命脈，他們可以隨意的進出官場、商場，可以左手拿權力，右手拿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有人幫他們操盤，充當白手套，於是肖建華和其他資本運作高手開始跑馬圈地。

這時，我就不由想起中國歷史上壹位着名商人，他也是跟權力緊密勾結，曾經也創造過輝煌。他的名字叫胡雪岩。胡雪岩出身於貧寒家庭，少年非常的勤奮，讀書非常聰明。成年以後，他曾經想幫助杭州巡撫王有齡，但是王有齡因城破殉國。胡雪岩轉頭又去支持左宗棠。左宗棠可不是壹般的人，應該說地位跟曾國藩幾乎相當，是國家的大臣要員，胡雪岩幫助左宗棠在三天之內籌集了10萬擔糧食，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

他由此穿上了黃馬褂，也佩戴紅頂子，所以我們稱他為紅頂商人，曾經富可敵國，開了藥房，開了錢莊，甚至跟洋行展開競爭，可以說富甲天下。但是，李鴻章跟左宗棠的權鬥，最終又導致了胡雪岩的復滅。李鴻章借着盛宣懷打壓胡雪岩，最終胡雪岩破產，被抄家，鬱鬱寡歡而亡。所以說，前有胡雪岩，現有肖建華，他們似乎都有相同的命運。我們來總結壹下，他們有哪些共同點呢？第壹，都是資本跟權力緊密勾結。第二，他們的事業都曾飛黃騰達，走向了事業的頂峰。第三，他們最終都因為失去權力的庇護而復滅。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為什麼中國會走向權貴資本主義？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有壹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中共的極權主義制度。極權制度對公共權力絕對壟斷，從而帶來權力尋租。權力的尋租，就會帶來官商的勾結。

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凡市場經濟都有壹個特點，那就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都追求公正、公平、公開。但商人與權貴的勾結，恰恰違背了正義。

中國能不能走出極其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呢？我認為是可能的。因為有無數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實行民主憲政制度，進行權力的分權制衡，是可以打造出壹個清廉的社會。我們看看臺灣，看看其他的國家，我們就會得出這麼壹個結論。因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我們只有通過權力分立，分權制衡，我們才可以走出這個陷阱。民主憲政不是什麼西方的東西，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財富。

肖建華未來的命運我們可以預料，馬雲的命運我們也可以預料，但中國爬不出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就會不斷上演紅頂商人的悲劇，中國經濟繼續強勢崛起就是壹個夢話和笑話。

共產主義的不可行性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引言：對於共產主義，我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或說很像是一句謊話、瘋話。但讓我很困惑的是這世界上卻有那麼多人相信共產主義。而研究它的人至少應該也是按百萬單位計的，怎麼也應該有個百萬千萬吧！其中也不乏學者、博士、教授等一眾人精，而且研究了這麼多年都沒研究出來這是一句謊話、瘋話，或說一個空想嗎？

　　難道是空想想的太真了太入戲了？或者這是一個大大的陰謀？又或者這就是所說的皇帝的新裝嗎？如果是這樣，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我願做那個無知的小孩。

　　正文：

　　大家好，今天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一下共產主義是什麼？和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這兩個問題。

　　說到共產主義，大家若查詢一下資料或到網上搜一下，馬上就能找到一大堆的解釋與描述。如什麼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等等。反正總之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最好的社會。但是好壞總是相對的，比如對於奴隸主來說可能奴隸社會才是人類最好的社會。所以不要看那些表面的解釋與描述，我們要了解一個名詞或某種事物與某種現象要看它的核心、本質或說定義。共產主義的核心與定義，其實就是一句話：共產主義是一種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為原則的生產與分配製度。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種生產分配製度，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制度。先看下這個定義的前半句‘各盡所能’，這是說社會的生產制度，這解釋起來就是在社會生產當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進行社會生產活動。但這裡就會有個問題，這裡的能力是由誰來決定的呢？誰來做低級工作誰來做高級工作？誰來管理誰又被管理呢？有人或許會說那時的社會經濟生產力已經極度發達，沒有工作高低的區別，而且人們的覺悟也非常高根本不用別人來管理。那時社會的所有基本工作或一般工作可能都有機器人來做了，人類只做一些創新型的和原創性的工作，社會的管理也可以由人工智能來管理，可以說人類進入了機器人或人工智能社會。但不管是怎樣的社會，只要是人就會有不同的想法，並就會產生不同的意見與矛盾，當然這肯定不能每個人自己覺得自己能幹什麼就幹什麼吧。因此這難道所有的矛盾都要交由機器人、人工智能來管理裁決嗎？如果真這樣人類豈不成了機器人的寵物了！

　　回過來看，如果說做決定的最終是人，那應該是由誰來決定呢？如果說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最後只能是君王制，或說是獨裁專制的制度。獨裁專制可以說是從奴隸社會起就有的制度了。在這樣的社會裡君王或獨裁者可以決定所有人在社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說最終是經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就應該是民主政治經濟制度，而又如果說是由自然市場來決定的，那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嘛！所以說如果‘各盡所能’不能指明是由誰來做決定。那我真是不知道共產主義的這種‘各盡所能’的生產制度與其它社會的生產制度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因此我們也無法知道共產主義社會將會用什麼樣的規則來組織生產。

　　好，我們再來看這個定義的下半句，上半句講的是生產，下半句講的是分配。下半句在不同時期稍有差異，之前是‘各取所需’後來變成是‘按需分配’，這兩者描述的差異是前者反映的主體是個人意志，即由需求者自己決定需要什麼和需要多少。而後者則反映的是整體意志，即個人需要什麼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若按前者‘各取所需’來看，每個人自己決定需要什麼和需要多少，這種分配原則那肯定是玩不轉的。不要說資源與新產品是有限的，就算是遇到兩個人的需求有衝突時，誰來決定誰來裁決該分配給誰。而同樣對於後者‘按需分配’來說，也就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那最終還是同樣的情況，其實就是誰有權利分配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最終決定分配的是人，那就跟上面所說的生產方式是同樣的邏輯。要是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分配，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是君王制或說獨裁制。如果是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其實就是民主經濟制度。而如果說不是由人來決定，而是由個人能力來決定，那這就是按勞分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所以不管怎麼看，不管是從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來看，共產主義與其它社會形式並沒有什麼區別，也沒有什麼創新之處。只要是由人來管理決定，它都跑不了上面這兩種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是君王的獨裁專制，二是民主制。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還有第三種，那就是介於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的，是由一個集團一個群體對國家進行專制，而在集團群體內部則實行適當的民主制。所以我認為一種經濟政治制度不管它怎樣描述，最終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以什麼形式以及是誰來決定生產和分配的。再順便說一下如果最終做決定的不是人而是機器人或是人工智能，那人類也就成了機器人寵物樂園裡的寵物。

　　總之我感覺共產主義真不太像是一個真實有序的社會制度。因為它並沒有說清楚“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執行機制是什麼。也就是說‘各盡所能’的這個能是由誰和怎樣決定的，以及‘按需分配’中的需又是誰來決定及怎麼分配的。總不能每個人自己能幹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每個人自己需要什麼想要什麼就拿什麼吧。若是這樣那豈不是進了瘋人院？！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不是這樣。所以如果不能說明在生產與分配當中到底是由誰來做主和怎樣分配與管理的，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其實根本沒什麼確定的意義。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那這樣的社會肯定是玩不轉，它不是到了原始社會就是進了瘋人院。而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別人來決定，那這裡的能與需體現的到底是誰的能與需呢？若是交由自由市場經濟來決定，那不就是按勞分配嘛。不管怎樣，其實這些經濟規則制度在別的社會也都有，它們並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那為什麼要叫共產主義呢？！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主義其實指的是社會財富共有，而大家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不分彼此。我只能說這只是一個很好的願望，很像所說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但卻不能實現。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所有的東西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內都可以共有的嗎？或再說的細點能共同使用嗎？會存在這樣一個沒有一點私人財產的社會嗎？你的房子、你的床、你的衣服、你的個人物品，或領導的房子、領導的床、領導的衣服、領導的個人物品。這些東西能共同使用嗎？並且有些東西是稀缺的是唯一的，如，故宮紫禁城世界上只有這一個。而且在共有的名義下，總會有人假借一些，如，‘國家的名義’、‘人民的名義’行使自己的私權。其實有時候擁有並不重要，而其使用權與控制權才是最重要的。如，在國營單位或集體企業，財產屬於國家或屬於集體所有，但可以用車接送孩子上學的是領導，而不能用車送母親看病的則是員工。所以不管怎麼表述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制度是由誰做主，如果有人說是人民做主，那就要看人民是以怎樣的方式做主的，不要被代表了。另外事實上在一定的空間與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很多東西，或可以說每一件物品都是獨一的，它只能被某個人在某一時間所專用。因此對於社會財富來說名義上可以共有，但卻無法同時一起分享。這要是同時一起分享，我感覺這世界不是馬上要瘋了，就是馬上要完蛋。這個之前我們已經用大鍋飯驗證過了，這還不要說這個大鍋飯也只是在底層實施了一下，大家應該都知道的。所以所謂的共產那都是名義上的，並且沒有一點私產的社會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所謂的無產那都是相對的，今天你無產身無分文，或許明天你就富甲一方成為有產者變成資本家，對吧。而誰願意把自己勞動獲得的財富無償地分給別人呢？或許只能是像所說的那樣，當社會財富極大極大極大到不可想象的豐富，社會已經不再發展時才有可能。但到了這種程度，我想社會也該結束了。另外要說共產其實就是一種口號，像這種口號在歷次農民起義中經常被使用，如，天補均平，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免糧，一律平均等等，一大堆。這些口號都是當時用來號召人們起來推翻當時的統治者所用的，但口號畢竟就是口號，最後沒有一個能實現的。所以不要把願望口號當真了，假戲真做當成真的目標來實現。

　　最後總結一下，對於共產主義是什麼？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也或許是皇帝的新裝。至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我個人認為是不能。這樣回答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一、人性是自私的，這點就不用解釋了。第二、只要社會還在發展，那麼財富與商品就必然會存在差異。如，新發明新創造不能瞬間普及，還有不可再生資源的不斷枯竭等等。而這種差異必將導致商品與財富無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第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規則制度。因為實際上它並沒有說明是誰對社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管理的，而原本制度的設定就是為了規定由誰及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管理社會的。因為人與人是有差異的，這就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而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就必然會導致需要一個機制來管理和解決，而這個機制就是社會的制度。所以對於共產主義而言，它並沒有回答制度的本質問題，而只是描繪了許多美好的願望。

　　好，對於共產主義我就講到這。誰要是有什麼不同的意見與解釋請留言，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請同意與支持我觀點的朋友多多轉發與訂閱，謝謝大家！

中國社會的水質汙染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註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蹟，而是關註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徵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裏依靠的是自然淨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製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乾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採、工業汙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汙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症村、不斷升高的癌症得病率與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製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製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臺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蹟。

　　最後回到陝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號稱森林復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陝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麼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麼去做。本文嘗試着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陝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譁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裏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着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裏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陝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裏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裏，丁先鋒一直用手抓着接口處。記者發現，水裏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裏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着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着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傢伙甚至搶着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裏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裏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二、陝西洛南縣的自然地理環境評價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陝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裏，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製，這裏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陝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裏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於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陝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裏，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陝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裏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絡，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陝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斗、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復蓋率68.9%。這裏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復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森林復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裏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三、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兩不愁； ——三保障。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麼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着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麼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四、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遷徙，生態環境破環、水資源過度開發和工農業汙染以及中共政權對水資源的完全控製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蔔算子》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淨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裏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裏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裏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係》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製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製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淨能力銳減；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汙染，汙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汙染，汙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製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採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着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着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採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汙染嚴重。廢汙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製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儘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下面一張畫頗能說明農村飲水問題的發展，特別能說明海河流域、華北平原水資源缺乏的演變。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庫，控製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製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蹟。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着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後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裏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着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裏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乾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裏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沉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採用汙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製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汙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裏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裏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汙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汙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汙。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臺淮河流域治汙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汙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汙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汙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汙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汙染事故。據說淮河裏“有史以來最大”的汙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菰，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汙染水團全長133公裏，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裏，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臺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游水庫泄洪夾帶汙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汙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症村”中，64個由水汙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症，是水汙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汙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汙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係。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症村”的出現與水汙染有直接關係。[18]最近幾年，“中國癌症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症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着受汙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症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汙染物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汙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贊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淨，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麼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採。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汙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汙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五、聯合國的國際飲水供應十年活動和世界銀行幫助中國建設貧困農村地區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隨着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製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製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裏註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轉了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製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製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儘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七、沒完沒了的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臺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裏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着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麼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占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八、2004年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製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製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製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採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製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九、2006年中國頒布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菌落總數（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鹽（以N計，mg/L） 20 10，地下水源限製時為20 色度（鉑鈷色度單位） 20 15 渾濁度（NTU-散射濁度單位） 3，水源與淨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5 1，水源與淨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3 pH（pH單位） 不小於6.5且不大於9.5 不小於6.5且不大於8.5 溶解性總固體（mg/L） 1500 1000 總硬度(以CaCO3計，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計，mg/L） 5 3，水源限製，原水耗氧量＞6mg/L時為5揮發 鐵（mg/L） 0.5 0.3 錳（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鹽（mg/L） 300 250 表1：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筆者製作 十、2018年頒布的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汙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汙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汙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麼“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製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並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製的，一套是建設部編製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製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採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2018年的標準 2004年的標準 水量方面 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水質方面 農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執行現行水質標準；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求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用水戶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 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取水距離不超過800米；牧區可適當放寬。 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供水保證率 供水保證率要大於90%，即一年90%以上的時間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筆者製作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製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裏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製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製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症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十一、中國人口普查數字戳穿了中共的謊言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億人 9.0199億人 63.89% 5.0979億人 36.11% 2010年 13.3972億人 6.6557億人 49.68% 6.7415億人 50.32% 2000年 12.6583億人 4.5844億人 36.22% 8.0739億人 63.78% 1990年 11.3368億人 2.9971億人 26.44％ 8.3397億人 73.56％ 1982年 10.0818億人 2.1082億人 20.91％ 7.9736億人 79.09％ 1964年 6.9458億人 1.2710億人 18.30％ 5.6748億人 81.70％ 1953年 5.8260億人* 0.7726億人 13.26％ 5.0534億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鎮人口加上農村人口計算 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與其他來源略有不同 表3：中國曆次人口普查中的農村人口，數據來源：維基百科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麼，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裏？

　　回到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製[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製。採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製宜實施單一製、兩部製、階梯式等水價製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淨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中國農民談維權經歷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間，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目共睹，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發生了一些“舉世聞名（矚目）”的事件——國際社會往往能夠通過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及時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國老百姓卻毫無知曉，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共宣傳部門在中國國內“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開始後，全國各地的鄉村幹部糾集地痞、流氓、黑社會惡勢力橫徵暴斂，到處搜刮和搶劫居住在農村的老百姓，有時候公檢法“大隊人馬”也一起披掛上陣，做出無計其數令人髮指的事情，很多農民因為反抗被打死打傷，還有很多農民遭到非法關押和拘禁。

　　為了搜刮、搶劫、掠奪老百姓，特別是為了強制執行計劃生育，中共的縣鄉村三級體制一齊大力扶植豢養地痞、流氓、惡棍等黑社會惡勢力，很多農家婦女、農家少女遭到了這些惡勢力的強姦和輪姦（我在組織固始縣農民“土地維權”時，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陳述自己被城郊鄉派出所所長楊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書祝義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書汪志宏等人嚴重傷害的事實和過程，我勸這些受害人公開站出來指正楊明孝、祝義林、汪志宏這些作惡多端的人渣，但這些受害人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指正楊明孝等人）；絕大多數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發、檢舉、指正作惡多端，一直傷害着自己的鄉村幹部、公安幹警及其黑社會惡棍們——可見中國的法治問題是多麼嚴重。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所謂的“換屆選舉”，但這些“反法律（踐踏法律）”、“反法治（破壞法治）”的黑惡勢力、人渣卻一直延存滯留在政府的體制中——以至於中共這個執政黨在很多地方已經完全異化為地地道道的黑社會惡勢力、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長期在老家固始縣、商城縣組織農民聯合維權，後來自己家裡一貧如洗。為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上學讀書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了給那些因為反抗而受到打壓和傷害的農民討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我一邊打工、一邊尋找機會與國際媒體及人權機構取得聯繫、以披露中國內地農村的黑暗與罪惡，一邊用電話繼續組織老家的農民維權抗爭。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縣伏山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檢法“執法大隊”因為搜刮搶劫老百姓而引發衝突，參與搶劫的警察被怒火衝天的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猖慌逃竄，六輛警車被掀翻並砸毀。

　　“伏山事件”發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廣東東莞的“中興公司”做鋼結構工程聯繫業務，利用“工程業務員”的便利我通過電話與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美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繫、並且通過外媒的介紹與中國勞工中心負責人韓東方先生聯繫上了，隨後就把河南固始縣、商城縣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事實材料轉發給美國廣播公司及韓東方“國際人權機構”。其中有兩起最為惡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縣往流鎮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個叫尖黎園村民組的寡婦張開英因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群黑社會惡勢力作為人質關押起來，緊接着鄉村幹部們又把張開英膝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從村小學裡趕出去，硬逼着兩個小女孩去向親友家借錢贖回她們的媽媽。因為張開英長得漂亮，關押期間遭到鄉村幹部及匪徒們的輪姦，張開英釋放回去後便上吊自殺了。另一起是固始縣胡族鄉葉台子村農民孫元海因為拖欠村提留，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夥惡棍上門強行牽豬扛糧，雙方發生衝突，結果孫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張開英的事情是我根據周邊農民的口述而寫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證人的簽名證言，孫元海被打死後周邊的農民對其屍體進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為紮實的證據。

　　那個時候的我一邊打工養家煳口，一邊爭取海外媒體了解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負擔過重、內地農民生存危機嚴重、法治狀況惡劣等，一邊用電話引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行動、共同維權抗爭；“伏山事件”發生前後，國際上的很多媒體一直在關注河南固始縣、商城縣兩個縣的農民維權。

　　“伏山事件”發生後，為了保護維權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從“中興公司”辭掉了“工程業務員”（當時公司規定“工程業務員”請假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月，加上我用公司的電腦和傳真機給外媒發過很多資料，在公司沒有發覺之前我決定辭工），6月份我趕回老家固始縣和商城縣，特別在伏山鄉的楓樹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幾天，搜集具體證據材料的同時還做了一些具體安排，6月下旬我專門到北京與美國廣播公司的老總齊先生見面，把很多具體事實證據交到齊先生手裡，一再懇請拜託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把固始縣、商城縣農民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事實證據遞交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後來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事情辦好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應聘於高埗鎮“高藝裝飾公司”業務員。

　　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權和進行政治體制（結構性）改革，我計劃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再組織一些固始、商城兩個縣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舉行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實的披露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所以拜託齊先生幫我約了一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繫，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大隊人馬”將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樓（該住宿樓還有其他公司合夥租賃）團團包圍，一排排小車停放在住宿樓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鎮治安隊的一伙人不由分說地將高藝公司辦公室人員們一個個的拽到下面（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在三樓），還有幾位女性，有的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個人因為抗議，結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中共抵賴！

　　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一伙人不准許我在東莞打工了，他們讓河南信陽市國家安全局的劉勇和固始縣公安局的國保楊宗良、樊廣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縣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后，我又被信陽市國安局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要挾）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等人聯繫，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一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剝奪）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下一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我提出了“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善待中國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權，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主動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小條件是“能夠讓我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于建嶸先生，請教他一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你們做事”（後來在于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舉辦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他們為我們固始縣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幫助），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着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險中求勝，憑着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

　　在中共國安的逼迫下，我寫了“不再參與和介入任何維權”的保證書；我的要求（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中共的國安們只是口頭上答應而沒有給我寫保證。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抗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的抗爭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雖然“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但很快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占掠奪農民土地，並且不擇手段的以武力鎮壓反抗的農民，全國各地的農村又繼續上演了農民普遍流血的悲劇、慘劇，而且我老家固始縣的血案、慘案、冤案更是頻頻的發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縣老家的中共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兌現2002年11月份和我談話時許下的“口頭承諾”，他們居然抵賴和狡辯：誰承諾你了、承諾你什麼哪？

　　但中國的憲法還有明文規定在那裡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憲法，中共的國安們竟然反問我：就算共產黨公然的違反憲法，你又能怎麼樣呢，自不量力。

　　——無恥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所以我不得不公開地站出來繼續組織老百姓維權！

　　當今的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隨意強占、侵害、掠奪，人權被中共肆意摧殘、蹂躪、迫害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下崗工人及其他社會公民。

　　強占掠奪農民土地加上“高槓桿調節的金融壟斷”、大規模房地產開發，製造了泡沫經濟。這期間政府部門勾結大大小小的奸商們合夥搭建P2P平台（互聯網金融）共同詐騙老百姓、導致三億多的“金災難民”上當受騙，可見當局從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為是多麼的惡劣！看看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

　　山東平度的女鄉黨委書記王麗公開的聲稱：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可以隨便要（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裡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收拾“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王麗的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因為中國教育問題寫文章、說實話發到網上，遭到了綁架、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金光閃閃的奧運金牌掛上中國女子滑雪運動員谷愛凌脖子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國女子20多年前就被鐵鏈子鎖住了脖子，一直關押在徐州豐縣農村一個漆黑、冰冷的小屋裡，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當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門的威逼要挾之下，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了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的資金和情報，也算是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開的特殊貢獻”（現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權、順應民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放棄專制獨裁、主動實行民主而造福於中國老百姓及全人類。

　　我被關進看守所和監獄後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正關押着很多“河南趙作海”。當今的中國，因為捍衛中國人權和拯救中國法治而被中共關進看守所和監獄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大午、張海濱父子、黃琦、秦永敏（還有很多）等人目前的處境與“鐵鏈女”的差別多大呢？

　　中國的法律已經完全淪為當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與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的確是取得了發展和進步，第一是“自然進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共頑固派們的施捨和恩賜，更不能作為中共官僚“黑社會“組織“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權”的資本和理由。

　　作為“捍衛法律尊嚴”、“拯救中國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中國維權農民，為了給全國各地三億多“金災難民”追回損失和討回公道、為了中國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廣大的“金災難民”們發出呼籲，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維權抗爭，“金災難民”的維權才能取得成功和勝利！

中國鄧右的邪惡本質

作者 曾節明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壹，鄧小平沒有理論，江賊民沒有思想

　　中共長期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高唱：鄧小平理論和 “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這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因為鄧小平根本沒有理論，與毛賊東不同，鄧小平本人從沒能寫出過任何系統的論述文章， “ 鄧選 ” 僅僅是鄧進行政治活動時作的報告、講話、指示的七拼八湊，經常自相矛盾、極不嚴肅，根本不是壹個理論體系。鄧小平在復出的時候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 1 。揚言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建設黨內民主。但是沒過幾年他卻大力倡導新權威主義，復辟慈禧的垂簾聽政，並非法罷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鄧小平 1986 年說，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政治體制改改 2 ，但是他轉過背去就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為之不惜製造六四慘案。鄧小平為什麼自相矛盾，反復無常，因為他沒有理論，沒有理論的人做事就不會有道德原則，鄧小平是壹個十足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小人，他的唯壹原則是保住中共壹黨專制，因為保住中共的統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鄧小平頑固堅持共產黨專政，因此鄧小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厚黑之道，鄧小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厚黑術和實用主義庸俗市儈思想的雜燴。

　　江不僅沒有理論，甚至沒有自己的思想。江賊民提出的 “ 三個代表 ” 的思想，實際上是御用文痞王滬寧拼湊的欺世盜名口號。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是 “ 三個代表 ” ，中共的權力卻從來不經過選票的授予，這完全是強行代表、強姦民意；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難道中共製造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三個代表 ” 也是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個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盜名的無恥讕言。

　　江在治國上走的完全是鄧小平引領的道路，只是走得更遠而已：他頑固的阻斷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瘋狂地鼓動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掠奪國家資源和弱勢群體，這表明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思想；江賊民喪權辱國，輕率地簽字承認了連毛賊東、鄧小平都不敢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過去被沙俄侵占的壹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從法理上再無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當局再次掀起排華騷亂，殘酷屠殺、搶劫和強姦印尼華人和在印尼的中國人，江對自己同胞受到外國的野蠻迫害視而不見，不僅沒有壹聲抗議，還和蘇哈托握手言歡，承諾給與印尼經濟援助；江賊民當政十三年來，使中國經濟完全委身於國際壟斷資本，以極端廉價的出賣國家資源、極端廉價的出賣勞動力和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為代價換取專制統治的穩定，罔顧中華民族的未來。

　　以上種種表明：江有嚴重的賣國思想。江賊民的思想，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漢奸父親賣國求榮思想的大雜燴。

　　二，鄧式改革開放的本質：腐蝕人心敗壞道德轉移視線堵死政治改革大門鄧小平親眼目睹了毛賊東搞共產主義試驗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他自己也壹度被無產階級專政整得喪魂落魄，因此鄧小平完全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邪惡。但是鄧小平明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錯誤和邪惡的，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中最邪惡的東西 -- 共產黨壹黨專政的體制，並且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有價值的理想成分（如對弱勢群體經濟上的關註）。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列寧、毛賊東更邪惡。

　　雖然說在毛賊東統治下，壹系列政治運動搞得整個中國假大空盛行，但是由於毛賊東思想的表面上的理想主義性質，在政治以外和與政治關係不緊密的領域，雖然毛時代的中國人會因為政治忠誠，積極的服從黨國的壓榨，積極的接受黨國的洗腦宣傳，積極的批判與毆打偉大領袖討厭的人，但是人心並未全面敗壞，那時候遠沒有現在社會上這種制假、售假、坑蒙拐騙、見死不救等惡劣風氣，不屬於黨國定義的反革命群體的內部助人為樂的現象直到八十年代初還相當普遍。幾乎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義之所以非常邪惡，是因為嚴重的錯誤，而不是因為它明白教人學壞。毛賊東思想是理想主義的思想，受毛賊東思想的影響，很多人在政治運動做了壞事，這不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壞人，實際上大多數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們聽從毛主席的教導去搞破壞和整人，自己還以為是在 “ 幹革命 ” -- 作大好事。這些人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毛賊東思想的錯誤，由於毛賊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思想，用來教育人民，註定禍國殃民。同時應該看到，毛賊東思想的理想主義的另壹面： “ 大公無私 ” 、 “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 、 “ 學習雷鋒 ” 等等在當時並不是虛假、僵死的政治口號，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道德催化劑，當時確實有效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陸會有 “ 夜不閉戶 ” 、 “ 路不拾遺 ” 的普遍現象，中共會出焦裕祿這樣正直廉潔的幹部。

　　當然，這樣的社會道德是要以對毛賊東的信仰為維繫的，隨着毛賊東神壇地位的崩塌，這種共產主義道德就難以維繫。這個時候要使中國社會保持好的道德風尚，就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邁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憲政思想、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鄧小平在歷史的關頭完全走向了進步的反面。

　　經歷了文革之苦，鄧小平仍然原封不動地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端厚黑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頑固拒絕認真反思毛賊東和中共過去的錯誤和罪行，說什麼：對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細 3 。為什麼宜粗不宜細？鄧小平卻拿不出壹紙半片的理論或思想來自圓其說。以前毛賊東雖然搞 “ 陽謀 ” ，卻拿得出壹套系統的東西來迷惑人，毛賊東也從沒有號召全黨不管原則是非，毛賊東非常強調立場和性質。鄧小平的 “ 宜粗不宜細 ” 的要求，就是號召全黨無所謂是非原則對錯，甚至無所謂中共自身的規則和 “ 道統 ” ，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線，鄧小平首開中共完全不要原則的混賬之風，把中共帶上完全拋棄原則理想，不擇手段保特權的新厚黑道路。這是壹條毫無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賊東的共產主義道路更加厚黑。

　　鄧小平發起的 “ 改革開放 ” ，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給經濟鬆綁，絲毫沒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開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經濟帶來的效益，來挽救和維持文革後已經奄奄壹息的共產黨政權。鄧小平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全面敗壞社會道德。

　　鄧小平說：致富光榮，貧窮可恥 4 。公然以國家機器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發財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國家去刺激；況且，人的發財本性膨脹起來很容易造成惡行與不公，因此，國家因該教導人民誠信和公義，而不應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再說，正直廉潔的人難免有些會貧窮，比如說當時壹些清正廉潔的基層幹部就比較貧窮，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貧窮的清官就是可恥的，鄧小平是在帶頭鼓勵人們不擇手段發財。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幹春節團拜會上，鄧小平在給高幹拜年時帶頭使用 “ 恭喜發財 ” 的拜年辭，這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當作改革開放開明風尚而向全國報道。實際上，接受那些高幹都是權力幾乎不受制約的特權階級，鄧小平刺激這些人的發財欲望，實際上是在鼓勵中共特權階層貪汙腐敗。

　　鄧小平說：要允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哪些人容易富起來？ 1982 年 --1985 年間，由於中共對農民新的盤剝的大網還沒有展開； “ 官倒 ” 階層還沒有坐大，農民和城市裏的個體戶確實得了短短幾年的 “ 實惠 ”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要想發財很難離得開權力，當時最容易富起來來的少數人是中共高乾子弟 “ 太子黨 ” 。鄧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來。在高乾子弟的帶動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內幫 ” 也開始利用權力發財致富。鄧小平的路線，使得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 “ 不正之風 ” 盛行 -- 貪汙腐敗蔚然成風，整個社會 “ 向錢看 ” 的意識興起。

　　因此，鄧小平所說的 “ 解放思想 ” ，實際上是鼓勵中共特權階層丟棄教條束縛，放膽大搞貪汙腐敗。

　　鄧小平的厚黑路線，不僅敗壞了黨風民風，也徹底斷送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的壹次機會：毛賊東的倒行逆施，既害慘了中國，也將中共政權搞得奄奄壹息。鄧小平復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數幹部在內，整個中國社會涌動着對毛賊東及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反思和厭棄。那時候權錢勾結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遠未形成，經歷了毛賊東時代階級鬥爭的殘酷整肅，中共各級幹部心有餘悸，貪慾遠未膨脹、幾乎沒有搞腐敗的膽量和心理習慣。因此，在 1980 年前後，鄧小平只要認真吸取毛賊東的教訓、認真反思中共的錯誤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壹個順水推舟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有多大的阻力。經歷過文革的衝擊，中共的廣大幹部對毛賊東的殘酷鬥爭路線已經厭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憲政理念。

　　但是，鄧小平在此關鍵時刻，不是推動中國進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釋放中共官僚特權階層的貪慾，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壹切撈回來 ” 的報復社會的想法，帶頭大搞 “ 不正之風 ” ，導致中共產生了壹個權錢勾結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徹底斷送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好時機，使中國走上了壹條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擋政治民主化的積重難返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之罪，更在毛賊東之上。

　　鄧小平在 “ 改革開放 ” 當中，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儈理念和人生觀。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最典型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座右銘，八十年代中後期，民間製販假冒偽劣的奸商邪販和投機倒把者開始抬頭；貪官惡吏蠢蠢而動，開始形成利益集團裙帶官關係網，鄧小平的 “ 貓論 ” 就是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論 ” 依據。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統治，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權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時期不惜出動國防軍荷槍實彈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公民，製造了震驚世界的 “ 六四 ” 慘案，鄧小平的殘暴，連金日成都自嘆弗如。鄧小平創造了運用 “ 貓論 ” 的最高經典範例。

　　鄧小平的手段比毛賊東更狠辣，當年毛賊東只敢動用民兵和木棒驅散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毛賊東犯下的罪行鄧小平都有份；毛賊東不敢做的壞事鄧小平都敢做，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毛賊東更邪惡。

　　除了經濟上壹定程度的鬆綁以外，鄧小平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用殘暴野蠻的手段，嚴酷的剝奪了中國老百姓生兒育女的自由權利。為了讓中共國甩包袱、卸責任，以最大限度地將財政用於鞏固中共專制政權、保證中共特權階層的特殊享受，鄧小平借鑑新加坡李家王朝太宗李光耀，推行法西斯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並且拋出 “ 中國貧窮是因為人口過多 ” 的歪理邪說。為了減少老百姓的生育，中共不惜採取殺嬰、強迫結紮、閹割、毀人房屋、奪人財物的野蠻殘酷手段，恍若當年的日本鬼子進村。現在城市裏的夫婦只生壹個還不行，還要辦 “ 准生證 ” ，規定什麼時候生。中共壹方面極其野蠻地剝奪老百姓的生育自由，中共自己的高乾子弟卻有着生育的特權，生幾個都可以。鄧小平完全繼承了中共壹以貫之的草菅人命和無恥。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5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發展（發財，發展經濟），發展（發財，發展經濟）強過人命，更強過自由、民主、人權，為了發展（發財，發展經濟），怎樣做就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壹個十足的厚黑口號。現在全社會各個行業假冒偽劣空前泛濫成災，連教育和醫藥都不能倖免；中共各地官僚為了 “ 發展經濟 ” （實際上是掠奪民脂民膏），而不惜毀人房屋、害人性命，干盡傷天害理的勾當。這些，都是 “ 發展是硬道理 ” 的充分實踐。

　　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弱點，想通過 “ 改革開放 ” ，把中國人的註意力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從而忽視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的不合法性。鄧小平想學新加坡李家政權，就是使中國人庸俗墮落，誘使中國人做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三，鄧小平廢黜胡耀邦、趙紫陽的真正原因

　　但是，由於鄧小平的政治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直和開明，壹定程度的偏離了鄧小平引領的厚黑路線，中國人的參政議政熱情仍然很高，間接造成了八六、八九兩次學潮，使得鄧小平的全面厚黑化中國的如意算盤在八十年代沒有成功。所以，鄧小平就先後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有人認為，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自毀左膀右臂的無奈之舉，這是大錯。因為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行動中已經和鄧小平分道揚鑣，胡、趙二人已經不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任由胡耀邦搞下去，鄧小平就得下臺，他的家族的貪腐罪行就會受到追究；任由趙紫陽搞下去，共產黨壹黨專制就要瓦解，鄧小平等老紅軍首長們家族的特權就會喪失，因此，鄧小平非要胡耀邦、趙紫陽下臺不可。鄧小平根本不是壹個重感情的人，而是壹個經驗老到、冷血詭詐的黑道梟雄混世魔王，對鄧小平來說，廢黜胡、趙不是什麼忍痛割愛的無奈之舉，而是妳死我活的嚴肅鬥爭！

　　四，鄧小平廢黜楊尚昆、成全江賊民的真正原因有人說，江賊民上臺不是鄧小平的本意，而是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逼宮的結果，鄧小平真正屬意的是李瑞環。這是煳塗的認識。鄧小平就是要用江這樣壹個道德品質極端惡劣的十足小人和上海灘流氓癟三，因為只有這樣的狗東西才能忠實地貫徹鄧小平的厚黑路線，只有大力貫徹 “ 改革開放 ” 的厚黑路線，把老百姓的註意力全面引向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中共壹黨專制才最安全。鄧小平吸取了使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即決不能再用正直善良的人做黨的領導，因為李瑞環不夠邪惡，鄧小平不可能真正信賴他。

　　江賊民是反對 “ 資產階級自由化 ” 的急先鋒， 1986 年，江同時動用法西斯棍棒和腐化墮落誘導術對付上海學潮，搞得上海壹潭死水，維護穩定的政績斐然，各路諸侯皆莫能及。江瘋狂取締上海市各大高校的社團組織，卻放手大搞舞會、娛樂休閒俱樂部，有效地把學生的註意力引向聲色犬馬，以致於八九民運高潮迭起的時候，全國響應，上海卻成為另類。 首開中共之先例，借鑑當年日偽法西斯統治的經驗，壹方面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為之不惜鐵腕查封《世界經濟導報》，開趙紫陽時期查封報紙的全國先例；壹方面誘導大學生們紙醉金迷、腐化墮落、縱情聲色犬馬而不問政事，為之不惜全面敗壞學風校風。這樣的厚黑手段、厚黑效果和厚黑 “ 人才 ” ，難道不是鄧小平最想要的嗎？

　　江之所以有這樣高超的厚黑手段，不是因為他比鄧小平更有先見之明，而是因為他道德品質的極端敗壞，也因為他成長於漢奸高官家庭，耳濡目染日偽法西斯統治手段，使用起來輕車熟路而已。

　　六四屠殺之後，江賊民跟在陳雲屁股後面兩年多，這不是因為他真誠地信仰馬列主義教條，而是因為他的愚蠢：江賊民壹度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誤以為鄧小平勢力已經衰落，陳雲等保守派勢力已經復辟 , 因而竭力地討好陳雲和李先念。江賊民重走保守派路線，說明他沒有眼光，也不夠狡詐。江賊民的兩年保守派路線，再次把中共政權搞到搖搖欲墜的地步。因為六四屠殺和官倒腐敗，老百姓對中共政權抱着強烈的仇恨與不滿，又因為江賊民的保守派路線，廣大人員沒有出路，沒有發展（財）的機會，這些仇恨與不滿無處消解和轉移，知識分子尤其壓抑。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初，整個中國社會的壓抑和不滿情緒有如乾柴和火藥桶，民間對中共政權的不合法性懷着強烈的關註。 1989 年七、八月間，大陸很多電視臺播放了新加坡電視連續劇《天涯同命鳥》，其主題曲唱道：

　　“ 終生困在命運之中，無邊黑暗夜色茫茫，哪年哪月天際露曙光？壹心飛往傳說中天堂 ......”

　　這實際上是六四之後，電視傳媒對中共暴政的委婉抗議，歌詞強烈的表達了當時中國人的極端壓抑和對自由的強烈渴望。歌曲《昨夜星辰》電視劇《渴望》莫不如此。

　　1991 年底，蘇、東劇變的巨大衝擊波強烈強烈的震撼着中共政權，江、李月月鳥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驚慌失措，而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卻受到極大的鼓舞，壹時間舉國上下，人心思變 ...... 鄧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起來 “ 南巡 ” 。

　　鄧小平之所以不顧八十八歲的老邁之軀進行 “ 南巡 ” ，不是為了堅持十三大路線，而是認為在讓江賊民這樣左傾下去，中共政權很快就會步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後塵。鄧小平看得很準，如果照當時江賊民那樣左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也不會得到外資 “ 輸血 ” ，人心的不滿就會更加鼎沸，中共很可能已經在九十代垮臺。

　　鄧小平理想的厚黑方向，就是要刺激全民的物質貪慾，誘導老百姓只關心眼前的物質利益、縱情聲色犬馬、紙醉金迷、麻木墮落，淪為無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經濟動物，以此來維持中共壹黨專制的 “ 長治久安 ” 。這就是鄧小平發起 “ 改革開放 ” 和南巡的真實原因。

　　鄧小平的 “ 南巡 ” 完全開啟了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權貴私有化的閘門，從此中共在經濟全面胡開亂放，在專制高壓的政治體制保護下，中共各級官僚全面瘋行權力尋租，勾結國內外奸商，黑箱作業、貪贓枉法、大干快上、大搞權錢交易、變本加厲地榨取民脂民膏。對外，中共全面開放市場，以極端無視環境汙染、極端無視國家資源流失、極端不顧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大力招商引資，逐步走上壹條依靠外資輸血的 “ 外向型發展道路 ” ，這根本不是什麼 “ 摸着石頭過河 ” 的 “ 前無古人的事業 ” ，實際上就是當年滿清勾結西方列強虐民賣國路線的翻版。 “ 南巡 ” 進壹步為私營經濟的發展鬆了綁，使得眾多的人在體制外找到了出路； “ 南巡 ” 之後，中共先後實行教育、醫療產業化的濫產業化 “ 改革 ” 、壹再提高、機關事業單位的待遇，這雖然製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但是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 南巡前後 ” ，面對意識形態危機，鄧小平通過國家機器，大力宣揚 “ 不爭論 ” 、 “ 不管姓資姓社 ” 、 “ 不管黑貓白貓 ” 等等庸俗、市儈的厚黑信條，明確放出 “ 只要不問政治，怎樣過都行 ” 的信號。 “ 南巡 ” 之後，中共以經濟上的進壹步全面胡開亂放為手段，誘使整個中國社會徹底拋棄崇高的精神，完全追求物慾、縱情聲色犬馬，整個中國社會徹底厚厚黑化。

　　1992 年以後，中共以專制的高壓和物質利益的利誘、腐蝕、收買，使得以知識分子為首的中國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全面市儈化、犬儒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六四的傷痛已經淡忘，當年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普遍關註早已轉移，八九民運時期民間的那股質樸、正義、崇高、仗義之風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今天的中國，道德風尚全面敗壞，全面厚黑化，見死不救比比皆是；忘恩負義家常便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如陳泱朝所說的： “... 官是官匪、商是商匪、警是警匪、教是教匪、醫是醫匪 6...” 社會的壹切領域全面敗壞，沒有壹處可以安居之所。

　　繼 1978 年 “ 包產到戶 ” 之後，鄧小平 1992 年的 “ 南巡 ” 再次救活了中共。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劣根性對症下藥，施以毒藥，把中國人的註意力引到了追逐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上，這確實大大延緩了中共滅亡的進程。鄧小平南巡時說 “ （中共）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7 ，在如何動用厚黑手段維持中共壹黨專制上，鄧小平比江賊民看得更准。中共政權在六四以後，能夠維持至今，不是因為江賊民有什麼能耐，或者有什麼 “ 江賊民主義 ” ，而是中共更加準確、更加死心塌地地奉行了鄧小平厚黑路線的緣故。

　　有人認為，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離間，矇騙了鄧小平，所以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廢黜了楊尚昆兄弟。這是膚淺的認識，鄧小平和楊尚昆共事五十年，又是生死患難的 “ 革命 ” 同誌，鄧、楊之間的關係，是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得了的嗎？

　　其實，鄧小平拿掉楊尚昆的真正原因，是楊尚昆對趙紫陽和民運的同情。楊尚昆於趙紫陽的關係向來很好，在八九民運期間，對趙紫陽的態度曖昧，對民運長時間採取騎牆的立場。對此，鄧小平看得十分清楚。那個時候楊尚昆野心勃勃，暗中期盼着與趙紫陽聯起手來，改天換地。鄧小平是個精於權謀詭詐術的厚黑老手，以他政治嗅覺，完全能夠嗅到這股氣味。鄧小平決不會允許楊尚昆成氣候，楊尚昆與他同為 “ 老革命 ” ，資歷接近，楊尚昆在軍隊中威望不低，更難以駕馭，壹旦出軌非常危險；楊尚昆壹旦成氣候，趙紫陽就很有可能復出；趙紫陽壹旦復出， “ 六四 ” 就必然會翻案； “ 六四 ” 翻了案，鄧小平就會勝敗名裂。這是鄧小平決不願意看到的。鄧的年齡比楊大，身體也比楊差，如果繼續重用楊尚昆，就要冒 “ 六四 ” 翻案的風險，鄧小平決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楊尚昆不是 “ 六四 ” 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江賊民卻是鎮壓民運的急先鋒，江賊民赤膊上陣，瘋狂、嚴密、狡詐地鎮壓了上海的 1986 年和 1989 年學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先斬後奏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江賊民是靠鎮壓民運的 “ 政績 ” 上來的。 “ 六四 ” 如果平反，江就成了罪犯，他的領導位置就是非法的；楊尚昆卻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如果江賊民掌權，他決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

　　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這就去掉了鄧小平的頭號心病。這是鄧小平在十四大上廢黜楊尚昆，全力支持江賊民的首要原因。

　　再則，鄧小平通過 “ 南巡 ” 發現，江賊民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和自己類似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分子，江賊民決不會因為馬列毛教條而毀了自己的 “ 改革開放大業 ” 。對鄧小平來說，江這樣的人用起來放心。

　　有人說，鄧小平厭惡江賊民太壞，要把他拿掉，只是因為精力太差而沒有做到。這是煳塗的認識，因為江賊民的道德品質惡劣，正是鄧小平放心的地方。江賊民渾身臭史醜聞，他出身大漢奸 -- 汪偽政權宣傳部長家庭、曾經充當日偽漢奸、蘇聯特務、偽造身世、家史、黨齡 ...... 中共的情治機構向來特別發達，對於這些竟壹無所知？其實，鄧小平就是要重用象江賊民這樣的烏七八糟的臭蟲，這樣的人渾身都是把柄，不怕他不聽話。況且，江賊民向來不得人心，無威無德，要依賴李鵬、曾慶紅等 “ 老革命 ” 首長們的後代 -- 太子黨，才能維持其統治，他沒有對鄧小平圖謀不軌的能量。這樣的人，小平用起來怎麼不放心？

　　事實上，在中共十四大之後，鄧小平不僅沒有廢除江的想法，還壹再以自己的淫威，幫他鞏固地位：鄧小平在十四大以後公開樹江賊民為核心，壹再號召全黨 “ 緊密團結在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1995 年，鄧小平還把陳希同揭發江貪腐罪行的密信交到與江賊民關係很好的薄壹波手中 8 。這些都表明，鄧小平沒有廢除江賊民的想法，鄧小平就是要重用江賊民這樣的壞人。 1992 年以後，江賊民就是鄧小平的接班人。

　　五，鄧小平容許對氣功組織實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鄧小平雖然狠毒，卻非常精明老道，他能夠敏銳地察知什麼時候該緊、什麼時候該松、哪些方面該緊、哪些方面該松， “ 收放自如 ” ，拿捏得當。在鄧小平的示意下，中共 ” 改革開放 ” 的初期壹直對氣功修煉團體實行 “ 三不政策 ”--“ 不提倡、不禁止、不辯論 ” ，允許老百姓享有煉功自由。這是因為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壹直都遠遠的避開政治領域，其行為也小心翼翼的不敢涉及政治，因此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隊中共的統治很難構成威脅。氣功修煉團體不僅很難威脅中共的統治，而且起到了很大的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有着祛病健身、延年益壽的目的；幾乎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教人隱忍向善；大多數氣功修煉團體確實有着祛病健身和改善人的品性的功用。因此，氣功修煉團體能夠減少糾紛、化解仇恨、在醫療費用高漲的 “ 改革 ” 年代，能夠節省人民的醫療開支，大大慰籍弱勢群體的艱難和苦難。氣功修煉團體也能夠起到很大的轉移視線的作用，在中共的專制獨裁的壓制和拜金主義的腐蝕下，氣功修煉團體為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心靈的避風港灣，減緩了社會道德的敗壞趨勢。由於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可以說，氣功修煉團體客觀上中幫助中共穩定了社會。

　　像鄧小平這樣精明老道的中共政客都清楚：中共早晚都得滅亡，氣功修煉團體能夠安撫社會，延緩中共滅亡，可以讓中共得個 “ 安樂死 ” 。這就是鄧小平壹直不鎮壓氣功修煉團體的真正原因。

　　1999 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他決不會允許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他自己的邪惡和愚蠢，也因為中共的專制體制無能阻止其黨魁的獨裁。由於中共的掠奪式畸形 “ 改革開放 ” ， 1999 年的時候，中共的統治已經搞得民怨遍地、政權危機四伏、又蘊藏着巨大的經濟危機的危險，江賊民在這個時候不去抓現存的主要矛盾，反而去把壹個信眾上億、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壹個龐大的氣功信仰團體打成中共的敵人，這大大加劇了中共政權的危機。

　　江賊民說：法輪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不鎮壓法輪功就無法維持穩定。這完全是為自己的愚蠢找藉口的無恥讕言。越共壹直沒有鎮壓法輪功，法輪功破壞了越南的穩定了嗎？今天到底是中共穩定還是越共穩定？現在中共敗象盡顯、日暮途窮，而越共卻生機勃勃。由於沒有像中共那樣壞事做絕，越共必然能夠和平轉軌，今後後即使越南民主化，越共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必然能夠繼續執政，歷史將會證明：越共將比中共存在得更久。

　　中共鎮壓法輪功是自取滅亡。法輪功有着凝聚力極強的信仰，奉行和平抗爭的路線，其信眾中又有着眾多的海內外精英，因此其反迫害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造成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中共鎮壓七年，資源耗費巨大、加重了經濟危機的危險，但是不僅沒有把法輪功打下去，自己反而在全世界面前原形畢露、醜態百出、日益被動。江賊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大大加快了中共滅亡的時間表。

　　鄧小平死後，江賊民的大權獨攬，導致中國社會更加厚黑，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江賊民時代，是社會治安最惡劣、道德嚴重敗壞的時代。江賊民不僅將鄧小平的厚黑路線走到極端，而且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和虛榮心，還要剝奪人民修練氣功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賊民比鄧小平更邪惡。

　　江賊民強調：評判幹部要註意區分大節和小節，對於大節正確的幹部，可以不拘小節。江賊民明確表示： “ 講政治 ”-- 與他江某人保持壹致是大節，貪汙腐敗淫亂等問題都是小節。鄧小平鼓勵人們腐化墮落還要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裝，江賊民則是公然赤裸裸地鼓勵中共官僚腐化墮落。江賊民大搞任人唯親，大肆提拔貪官汙吏，全面徹底的腐蝕了整個中共統治集團。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江賊民推行的公開的赤裸裸厚黑路線，徹底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

　　六，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的真正原因

　　鄧小平在滿清倒臺幾十年之後又重演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厚黑丑戲，鄧小平還抓住江賊民沒有權威的弱點，隔代指定胡錦濤為江賊民的接班人。在這兩個方面，鄧小平厚黑亂政的惡劣程度，不僅超越了毛賊東、超越了慈禧太后，也超越了中國絕大多數封建帝王。

　　鄧小平揀選胡錦濤，不是因為胡錦濤才華出眾或者思想開明，而首先是因為胡錦濤是壹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當年，胡錦濤眼見趙紫陽的軟弱猶豫和黨內頑固派勢力的抬頭，放手壹賭，於 1989 年 3 月 5 日 親自指揮武警部隊向和平示威的藏人開槍掃射， “ 先斬後奏 ” ，胡錦濤在拉薩的屠殺，為鄧小平三個月後在北京屠城呈上了壹副壯膽強心藥劑。胡錦濤濤在拉薩事件中雙手沾滿藏人鮮血，是鄧小平的屠夫同誌和政治坐墊。在拉薩事件中，胡錦濤充分的表現出了冷血和殘暴的劊子手秉性；在 “ 六四 ” 屠殺後，胡錦濤搶全國各路諸侯之先，第壹個發出擁護中央 “ 平暴 ” 的公開聲明，這充分的表現了他對中共邪黨的忠誠。這些，充分表明了胡錦濤是壹個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不惜採用最血腥、最殘暴的手段、 “ 絕不手軟 ” 的厚黑之徒，這樣的 “ 人才 ” ，鄧小平怎麼會不喜歡、不揀選呢？

　　鄧小平壹定要隔代指定領導人，因為只有通過隔代指定接班人，才能夠把必將到來的 “ 六四 ” 翻案儘可能的往後推遲。鄧小平之選擇胡錦濤，首先就是看中了胡錦濤是第四代接班群體中最不可能平反六四的人。只要還能撐下去，胡錦濤就不會平反六四，因為壹旦平反六四，他在拉薩的屠殺罪責就會暴露於天下。

　　七，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加反動

　　胡錦濤的反動立場甚至比江賊民更堅定：江賊民拒絕平反六四，主要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利益；胡錦濤拒絕平反六四，是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的 “ 道統 ” ，除非撐不下去了，否則，胡錦濤決不會平反六四。

　　很多法輪功朋友至今仍在期盼胡錦濤平反法輪功， “ 另立新黨 ” ，那是上了胡錦濤的當，胡錦濤很會裝孫子，他就是靠裝孫子上來的。胡錦濤決不會平反法輪功，只要還有壹口氣能撐壹撐，胡錦濤就不會平反法輪功。 2004 年九月以前，胡錦濤拒絕給法輪功平反，是因為平反法輪功會損害中共的 “ 偉光正 ” 假象； 2004 年九月以後胡錦濤更不可能給法輪功平反，這是因為法輪功已經徹底的否定了中共，平反法輪功，《九評共產黨》就會合法的傳入千家萬戶，中共就會立即垮臺。如果實在走投無路，胡錦濤寧可給六四平反，也不願給法輪功平反，因為六四的訴求沒有徹底的否定中共。

　　善良的法輪功朋友中很多人以為胡錦濤與鎮壓法輪功沒有干係，這是太天真的認識。當年雖然鎮壓法輪功的決策不是胡錦濤作出的，當年胡錦濤確實也有可能對鎮壓持保留意見，但是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壹如既往的鎮壓法輪功，鎮壓與胡錦濤沒有干係是根本不可能的。四年多來，中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迫害和虐殺法輪功信眾數萬人，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迫害行為，是不可能繞得開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因此，胡錦濤時代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至少是得到了胡錦濤的默許和縱容。四年多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形式，由江賊民時期的大張旗鼓、誇張狂暴變為不動聲色、不留證據 ... 壹切都低調進行、手段既陰且狠、迫害絲毫沒有減輕，迫害的形式打上了鮮明的胡錦濤的性格特徵，這些細節，難道不能說明壹些問題嗎？

　　善良的人們盼望胡錦濤主動解散中共， “ 另立新黨 ” 更是異想天開，除非在大革命或政變的逼迫下，死到臨頭，為了保命，胡錦濤決不可能告別中共。因為胡錦濤早已經是壹個中毒極深、邪靈入骨的邪黨衛道士。胡錦濤和江賊民的唯壹區別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反動。

　　江賊民雖然殘酷鎮壓法輪功，但是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管制相對較松、他對言論、出版、傳媒、影視的官職尤其寬鬆，他還號召全黨看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鎮壓法輪功之前，互聯網很少封鎖和過濾， 1999 年以後，江賊民後雖然大力封鎖互聯網，封鎖程度也沒有現在嚴酷，江賊民之封網，主要是封鎖法輪功的信息。江賊民的黨性並不強，因為他對中共的長遠利益沒有責任心。江賊民鎮壓法輪功不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多數意誌要鎮壓法輪功，而是因為自己的愚蠢和惡劣品行。可能是因為出身日偽漢奸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 “ 解放 ” 前的緣故，江賊民與中共的事業沒有共鳴，他壹生就是壹個只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努力的無原則投機者。

　　與江賊民很不壹樣，胡錦濤所受的整個教育，都是毛賊東時代的教育，胡錦濤對毛賊東時代高度評價、視為樣板；他對朝鮮金家共產政權非常嚮往、高度評價，這反映出他完全是壹個毛賊東主義者。胡錦濤與中共的事業有着強烈的共鳴，對維護中共統治有着極強的責任心。

　　胡錦濤不僅堅持鎮壓法輪功，還在眾多的領域全方位的搞倒退。早在薩斯事件未了之際，胡錦濤就提出：警惕某些人利用維權向黨發難。對維權人士露出了殺機，後來又通過新《上訪條例》等惡法，嚴禁群體上訪、越級上訪、 “ 無理 ” 訪，動輒把合符憲法的上訪行為打成 “ 危害國家安全 ” 、 “ 破壞社會秩序 ” 的 “ 違法 ” 行為。胡錦濤上任以後，大力整肅媒體、封鎖互聯網、瘋狂打壓、侵犯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知情權，其鉗制輿論之惡劣程度，大大超過江賊民時期。 2003 年，胡錦濤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禁播《走向共和》、禁版《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壹批講了真話的作品。很多江賊民時期能夠出版和播出的書刊和影視作品，都被禁止。胡錦濤大力封卡民營出版業，弄得在江賊民時期產生並漸有起色如今壹片肅殺之境；胡錦濤整肅網吧之苛嚴程度，遠超過江賊民，在江賊民時期生機勃勃的網吧業，現在數目大減、壹片蕭條、艱難度日；胡錦濤強硬打壓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並且嚴控新興的網絡部落格，好些在江賊民時期長期存在的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現在都被查封。胡錦濤瘋狂的鉗制輿論、打壓人民的自由權利，進壹步大力鼓勵了中共各級貪官汙吏胡作非為，使整個社會更加虛偽和犬儒化，胡錦濤時代整個中國社會比江賊民時期更加敗壞，而且加速敗壞。

　　胡錦濤的倒行逆施，在他上任兩年多立即收到了惡果：社會矛盾全面加速激化。 2004 年下半年，四川重慶和漢源連續發生大規模暴動。胡錦濤不僅沒有因此改弦更張，反而強化倒行逆施的力度。 2004 年 9 月，胡錦濤站穩腳跟伊始，就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斥責戈爾巴喬夫為叛徒，誓言決不給 “ 錯誤 ” 思想提供傳播渠道，對於 “ 敵對 ” 、 “ 西化 ” 、 “ 分化 ” 勢力決不手軟。胡錦濤又發表內部講話，表示：朝鮮在意識形態上是壹貫正確的，中國應該向朝鮮學習。胡錦濤的講話作為內部文件下發，使得壹些中共元老都目瞪口呆。對於社會矛盾激化，胡錦濤的辦法是進壹步全面法西斯化，拉薩經驗治國。

　　2005 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抗爭，胡錦濤下令在全國三十六個城市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反抗；胡錦濤將坦克、裝甲車裝備武警部隊，並且以廣東為試點，鼓勵、縱容張德江出動裝甲化武警部隊，血腥屠殺汕尾的維權農民，此例壹開，浙江也出動裝甲車鎮壓農民，如今中共各路諸侯紛起彷效，動輒使用重兵鎮壓人民。六四時期，鄧小平因為北京群眾提出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而下令殺人；如今胡錦濤連老百姓為維護經濟權益的抗爭也容忍不了，他對人民訴求的唯壹回答，就是把坦克裝甲車開上街頭，用自動武器回應人民的任何抗爭。胡錦濤視本國同胞為戰爭敵人，其法西斯化的程度，比起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錦濤對社會輿論抗爭的回應是變本加厲地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公民權利，劉軍寧、曹思源、秦暉、茅以軾、袁偉時等壹大批自由派學者，在江賊民時期都享有充分的發表自由，在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被封殺和半封殺狀態。胡錦濤不僅繼續大整媒體，而且連體制內打打擦邊球的嫡系媒體都容忍不了，《中青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在江賊民時期活躍了近十年，僅僅因為刊登了袁偉時教授的壹篇在江賊民時代早已發表過的文章《現代化和歷史教科書》，李大同本人和《冰點》就橫遭胡錦濤的整肅。胡錦濤還違憲剝奪 “ 四種人 ”-- 法輪功信仰者、民運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的出境權力。孫文廣教授於江賊民時期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禍國 -- 從毛賊東到江賊民》，仍然享有出境自由，江賊民也沒有抓他，現在胡錦濤卻非法剝奪孫教授的出境自由；胡錦濤還以 “ 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這樣的莫須有的帽子剝奪高智晟、楊再新、廖亦武等壹大批良心人士的出境權。胡錦濤又下令出臺 “ 新護照法 ” ， 2007 年實施，明文規定： “ 五類人 ” 不准出境，以前的護照到期不予延期，必須重新審查，這就更加苛嚴的剝奪公民的出境權利。可見，胡錦濤實在實實在在的向朝鮮學習，要把中國變成壹個不願當奴才的人的大囚籠。

　　在封鎖、監控互聯網方面，胡錦濤更是想出了壹個空前絕後的倒退絕招，他下令以重慶為試點，推行居民在家中上網必須向公安申請、備案的制度，準備今後在全國推行。這是壹個復辟極權統治的極其危險的舉措！是企圖恢復毛賊東時代深入千家萬戶的極權觸角。可見，胡錦濤提出向北朝鮮學習，絕不是像壹些人認為的那樣，煳弄毛左、做做樣子，而是真是在着手復辟北朝鮮式的超級專制奴隸政治制度！

　　胡錦濤時代，變着花腔高唱 “ 以人為本 ” 、 “ 依憲治國 ” 、 “ 建設和諧社會 ” 、 “ 樹立科學發展觀 ” 、 “ 八榮八恥 ” 等高調，壹方面極盡倒行逆施之能事，人裝得憨憨的，手下的狠狠的，中共 “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 的厚黑術，胡錦濤真是運用得淋漓盡致。同樣是奸邪之輩，同樣大搞倒行逆施，而且後者比前者的倒行逆施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賊民遭人民深惡痛絕，胡錦濤卻至今還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對之繼續熱切期待。這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厚黑、更危險的地方！

　　胡錦濤明知道鄧小平的跛腳改革開放路線已經窮途末路、卻還要硬着頭皮繼續走。胡錦濤頑固地抗拒世界進步潮流，絲毫不允許半點政治民主化改革，致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再次錯過民主化和平轉型的戰略機遇，胡錦濤是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又壹歷史罪人！

　　胡錦濤明知道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為了維護中共邪黨的生命，他要堅持鎮壓到底；胡錦濤對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都是災難的事實視而不見；對蘇、東解體，共產黨專政體制行不通的事實視而不見；胡錦濤對 “ 改革開放 ” 正是在經濟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教條才取得了壹點成果的事實視而不見，頑固地堅持馬列毛反動思想，在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政治體制也亟待與國際接軌的時代，居然痴人夢囈般地下令向北朝鮮學習。

　　胡錦濤在擁有豐富的前車之鑑的情況下，壹意孤行，死不悔改，不僅絲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從毛賊東舊貨箱底翻出延安式的套路，大搞假大空 --“ 保先 ” 、 “ 八榮八恥 ” 、 “ 革命傳統教育 ...” 等等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欺騙；另壹方面，百倍瘋狂地鉗制輿論媒體書籍報刊、進口美國、法國設施封鎖互聯網、干擾電臺、還要嚴控災難事故報道，妄圖進壹步愚弄人民。以上行為實實在在的表明：胡錦濤是明知故犯的罪犯，是壹個比毛賊東、鄧小平、江賊民都更加明知故犯的反人類、反文明罪犯！

　　八、習近平時代的共產黨比胡錦濤時代的共產黨更壞最近，以“加班文化”為主要特徵、十多年來壹直時髦、光鮮的“狼性文化”，終於接近了社會承受臨界點，在中國大陸激起了愈來愈大的爭議和反彈。

　　許多人指控奸商們塑造了這壹毫無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鮮有人註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後推手是中共：

　　根據中共當局早在1995年就實施的新勞動法，勞動者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不超過44小時，超時算加班，須得到加班費或補休。但十多年來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以無償加班（美其名曰主動加班）為特徵的“996”工作制，卻瘋行全國，成為引領潮流的時尚：

　　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時間長達60個小時，短短幾年就遠遠超過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加班職工中，拿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的僅有44%。

　　沒有中共的默許和放縱，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國內迫害民運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來對付違反勞動法，則大力鼓吹企業“狼性文化”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早就鋃鐺入獄了，中國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創造企業“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務中共、聽命中共的紅頂商人，馬雲本人更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創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夠在中共國大行其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顯然，“狼性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為什麼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維穩”的需要。眾所周知，雖然現在習近平高舉馬列毛破旗，但在現今老闆遍地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經沒有說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當習近平高唱馬克思的時候，別人都知道習近平在撒謊，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他在撒謊。

　　馬列假意識形態既然早已無用，只能當假羊肉店的羊頭招牌，就需要別的意識形態來偷偷摸摸的填補。中共利用“改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社會已經深入人心的現狀，轉而宣揚原始資本主義叢林價值觀，樹之以為隱性的意識形態——企業“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狼性文化”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核心價值就是主張社會性的弱肉強食（所謂社會的優勝劣汰），漠視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是這種價值觀的派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投合了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家們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也是後來以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骨子裏的核心價值。

　　中共暗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隱性意識形態，用意很明顯——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時髦方式，誘騙中國民眾主動反對“普世價值”，以更有效地達到“維穩”的目的。

　　想必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之流已經想通了：與其象胡面癱那樣“防微杜漸”的，象救火隊員壹樣被動防禦，不如出動出擊，以新東西誘騙廣大愚民主動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會維權上訪上街和政府過不去，最多抱着自己的腦袋哀嘆：“唉！我咋的這麼沒本事呢？”並象楊改蘭壹樣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揚的為社會減負），騙得屁民受了冤屈壓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維穩”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為什麼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為“六四”後共產黨已經惡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遠不如新興資本巨子馬雲、馬化騰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為馬雲、馬化騰之流，頭頂平民商界巨子、個人奮鬥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環，受到已經“經濟動物”化的大陸億萬民眾的追捧和頂禮膜拜。

　　君不見，藉助馬雲、馬化騰之流對“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時代的愚民效果卓着，遠超過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億萬大陸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價、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被“996”逼成身心疲憊亞健康。卻無怨無悔——絲毫不怨奸商老闆、更不怨黨和政府，反而自覺無償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滿自豪；億萬屁民起早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蟻還勤奮，依這樣的沖天幹勁，在美國、臺灣早發財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養活全家，可在大陸依然是扣除房貸、房租即成“月光族”，兩公婆全職血拼，依然緊張兮兮，甚至因為壓力大連孩子都不敢多要壹個。即便這樣，愚民們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頭怎麼還這麼緊？大頭被誰拿走了？反覺得自己很充實、很“時髦”、壓力大是“強者”是有本事的標誌；反覺得自己不夠拼命、不夠“勵誌”。甚至還為對違反勞動法不作為的黨和政府辯解說：誰讓中國人多呢，中國的競爭就有這麼激烈。

　　於是乎，乾脆壹夜只睡四小時，以為這樣就“馬化騰”了!於是爭相響應馬雲、馬化騰、郭文貴之流的號召：

　　“對自己狠壹點！”好像已經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經衰弱、亞健康和癌症低齡化的他們，這麼狠下去，明天即可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第二，而不會心臟死、過勞死、腦溢血、癌症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進急診室、搶救室。之時，馬雲、馬化騰、劉強姦之流，會為自己刷壹分錢嗎？

　　君不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愚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的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來：

　　這就怪了，難道現在騎在億萬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是“白左”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億萬屁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特瘋子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來：

　　這就怪了，難道屁民們手無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的悲慘處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造成的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賤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歐洲社會的福利來，彷佛黨和政府恩賜給他們的“負福利”社會是天堂，而歐洲的福利社會是地獄。

　　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國大陸社會道德的淪喪，加劇加深，整個社會之勢利和冷漠，達到了超越底線的程度，君不見，大陸現行網上風靡的“勵誌”名言：

　　“選擇安逸就別再哭窮，混吃等死就別怪社會心狠！”

　　這哪裏是什麼勵誌？分明是有專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資本主義叢林黑社會的狠惡叫囂！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壓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賣命透支健康，為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並且相互之間超級冷漠、爾虞我詐自相傾軋，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務紅頂奸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恐怕做夢都要笑醒幾回。

　　所以，最近馬雲有恃無恐地咋呼：“996是妳們巨大的福氣，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說：“如果妳年輕的時候不996，妳什麼時候可以996？”馬雲忽悠：“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壹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麼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在這裏，馬雲竟把自己以無償加班“狼性”文化進行壓榨，說成是賜福，而受壓榨反成了“福份”，這和黑社會流氓打人時的口頭禪“打妳是看得起妳”是壹樣的邏輯；馬雲詭稱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還辛苦，問題是妳是老闆，怎樣都行，別人不加班行嗎？妳馬雲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馬雲還以“成功”和“美好”忽悠無償加班族再接再勵，問題是這麼“加班”下去，人家能成妳馬雲第二麼？這麼加下去，迎來的是“成功”和“美好”，還是精神病院、搶救室或太平間？

　　馬雲之流，之所以敢這麼囂張，仰仗的無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來，中共假手紅頂資本家推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並為專制統治維穩、張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卻未引起中國民運異議界的註意；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手法，也不僅限於推播“狼性文化”，還有壹種新的方式，就是刻意點煽對西方國家的極右種族主義的認同，以藉助時髦的新手段，成功地誘騙國內外廣大華人反對普世價值，並把並非中國迫切問題的穆斯林問題，當作迫切問題來炒作，以轉移對共產黨專制的視線。

　　大小中共特線，大反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白左”，中共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堅持人權同經貿掛鈎的佩洛西，不是刻意用經貿擺平的人，所以現在中共特線最恨佩洛西。

　　在共產黨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不中用的情況下，暗樹以“狼心文化”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以為隱性意識形態；中共針對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深入人心的現實，利用馬雲等“個人奮鬥”商界巨子的時髦形象，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確”——反人權、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潛移默化地認同中共的專制流氓價值觀，而不去關註和挑戰中共專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負福利”社會，以及種種不義和不公。

　　並且，以此種“狼性文化”為代表的弱肉強食叢林價值觀，中共刻意加劇加深中國社會的勢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氣，挑動中國民眾相互猜忌、惡性競爭、冷酷互撕。令中國社會進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戰共產黨專制的民間合力。

　　客觀上應該承認，中共假手馬雲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今巨量的中國民眾，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樣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極右種族主義，發了瘋地反對普世價值（西方政治正確）、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聖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難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種愚民新手法大獲成功的標記。

　　其實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條壹石兩鳥的毒計，既可大收“新時代”隱性意識形態愚民洗腦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飽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來，馬雲等塑造的、億萬“996”無償加班族“勵誌”血拼愚民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澆築成了世界第二的GDP，為黨國裝上了“崛起”的翅膀，讓習近平滿面生輝，在世界舞臺上風光無限。而億萬“996”無償加班族自己，卻無數人加班死、心臟死、癌症死、癌症、糖尿病、高血壓、精神病統統低齡化、不孕不育斷子絕孫。儘管他們始終積極響應個人奮鬥巨子“馬老師”的號召，對“自己狠壹點”，並且壹狠再狠，諷刺的是卻沒有壹個能成為馬雲第二的。

　　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納粹，只知道把別人關進集中營，費力地用刺刀逼迫別人做工，導致罵名留世；殊不知“厲害國”元首習近平僅用壹個“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營地把億萬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裏榨，爭相“對自己狠壹點”，而且無償加班、超時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時還很有面子，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結果，黨和黨的紅頂監工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頭，而且馬雲還要裝逼說“996”的屁民憤青們還不夠“拼”，他馬雲是“12乘以12”，誘騙傻憤們對自己“再狠壹點”。

　　中共之所以要變本加厲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是癌細胞，具有無限自我復制和不斷膨脹的天性——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維穩的道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供養壹個日益膨脹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會變本加厲、“與時俱進”。

　　鄧小平眼看“蘇東變天”，發覺靠老壹套的計劃經濟、壹大二公低工資來榨取，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屁民們沒有勞動積極性；鄧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產黨國家壹個個都垮了，雖然朝鮮、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苟活至今，但若繼續共產的話，誰能扶得起中共國這個大國呢？

　　於是轉而向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等西方原始資本主義極右派取經，走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原始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胡面癱、習近平手上終於結出了碩果：

　　在高房價、高物價、“負福利”等大山的壓迫下，在馬雲、馬化騰、劉強東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時髦誘騙下，億萬愚民經濟憤青，就象毛澤東時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紅衛兵壹樣狂熱，爭相主動透支健康，為習大帝的“崛起夢”、為馬雲之流的利潤最大化無償賣命。

　　現今由於中共國面臨“計劃生育”惡性老齡化、年輕人口崩塌而發展成本高漲、房產泡沫空前、製造業大滑坡等重重困境，習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國保繼續強化、“壹路壹帶”大撒幣、擴軍備戰準備武統臺灣。公務員隊伍繼續膨脹，財政支出巨幅增長，這些大幅增加的開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麼？

　　為了搶錢，中共不斷增加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闆為了維持利潤，必然把負擔轉嫁到億萬屁民的身上；對此，中共心知肚明，並故意放縱 ，因此通過馬雲等私企大老闆鼓吹“狼性文化”，誘騙億萬屁民無償加班、主動獻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過馬雲來誘騙，遠比中宣部、文化部親自出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產黨的無限繁殖、無限膨脹的癌細胞屬性可知：為了維穩，中共的官僚公務員隊伍必進壹步膨脹，為了維繫不斷膨脹的共產黨隊伍，為了保障不斷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權階層“上不封頂”的共產主義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勵誌”愚民傻憤如果不覺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廢、榨瘋。

　　九，應該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慈禧太后玩弄權術、阻斷變法，葬送了滿清，也害慘了中國，但是慈禧太后沒有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也沒有意識形態敗壞人心。

　　毛賊東以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在中國搞血腥的共產主義試驗，害慘了中國、敗壞了人心、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但是毛賊東的路線還沒有徹底的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毛賊東的路線也沒有厚黑化中國的壹切領域。毛賊東帶來的厚黑之病也容易祛除，隨着馬列毛信仰的崩潰，毛賊東路線的厚黑之病的病根便會拔除。

　　而鄧小平的 “ 改革開放 ” 厚黑路線，幾十年來已經徹底的敗壞了中國社會的壹切領域、徹底的敗壞了人心、徹底了破壞了生態環境，鄧小平炮製的 “ 壹切以經濟為中心 ” 的唯經濟論歪理邪說，極大的轉移了中國人對社會公義的註意力、極大的消蝕了中國人的社會責任心、極大的澆滅了中國人的政治（追求正義）熱情，鄧小平以經濟上的 “ 改革開放 ” ，完全堵死中國和平轉型的大門，大大加重了中國民主化的難度，導致中國今天墜入積重難返的深淵。鄧小平帶頭鼓吹的無所謂信仰、無所謂理論、無所謂原則、無所謂道德、無所謂人命的掛羊頭賣狗肉、不擇手段向錢看的歪理邪說，是壹種融馬列草菅人命的邪惡與中國五千年本土化流氓無賴厚黑術於壹身的劇毒迷魂散，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施放邪毒，就如艾滋病毒壹樣，如今已經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愚劣基因牢牢結合了起來，這已經不是單單清算馬克思主義就能解決得了的了。鄧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華民族今後正本清源的難度 從這些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造成的罪惡遠遠大過慈禧太后、毛賊東造成的罪惡。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獨裁是全人類的共同歷史，也是當今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國共產黨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在抗日戰爭中游而不擊所保存的實力，與蘇聯軍隊在東北所提供的地緣優勢，擊潰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此後，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遏製其橫徵暴斂、草菅人命。72年來，中共濫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行列寧主義暴力統治之實，讓一個已經蒙受了幾千年封建社會壓迫、近代又慘遭殖民主義剝削蹂躪的、苦難深重的國家，再次淪為暴君的玩物，令中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的獨裁是一黨專政，全黨從上到下勾心鬥角、汙蔑陷害、明殺暗害的政治鬥爭，是一黨專政的本質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高層利益結合體，完全廢除了中共黨內權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國範圍內最後僅存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中共開始實施「全過程獨裁」政治。全過程獨裁，包括了程序獨裁和內容獨裁、事前獨裁和事後獨裁、宏觀獨裁和微觀獨裁，黨首一人的意誌完全支配了全國所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和個人的意誌，是全鏈條、全方位、全復蓋的獨裁，是最嚴苛、最恐怖、最無情的君主專製。

　　獨裁是歷史的，但也是現代的、發展的，各國獨裁來源于于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滅亡於本國人民的政治觀念的覺醒和人權需求的增加，葬送獨裁與實現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異。評價一個獨裁國家的政治製度能否最終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踐行民主價值；全體人民能否了解國家社會事務的管理機製、經濟文化事業的政策目標；全體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維護權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達改革意願；社會各方面能否在政治決策中合理分享話語權；科學家及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政治家的個人偏好和痴心妄想衝突時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被錄用為公務員，公務員能否忠於法律而不受上級的非法意誌操控，並按其才能被賦予決策權；執政黨能否被法律有效製約，公民能否自由結成在野黨監督政府。中共政權背離了上述任何一條。

　　獨裁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迫切、嚴重的現實危險。一個獨裁國家的製度應當如何評價，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權下的高效率、統一下的發展與繁榮。要看宏觀經濟的體量和增速，更要看財富與資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獲得了什麼好處，更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受到了什麼傷害；要看獨裁政策預期了什麼樣政治成果，更要看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於執行、偷梁換柱、夾帶私貨；要看權力運行是否順暢，更要看權力是否被不受監督地濫用和謀私。以上種種，中共政權好的幾乎沒有，壞的一條不漏。

　　獨裁是一國人民的災難，更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災難。一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這個國家中體驗過其他民主國家製度的人民來評判，更應該由全世界熱愛和平、謀求發展與繁榮的人民來共同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尤其應該由已經葬送獨裁的民主國家來評判。歷史告訴我們，民主有多種方式，但獨裁到最後只有一種——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語來粉飾獨裁暴政，用金錢美色來收買外國政要，無法掩蓋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億分之一。

　　獨裁是有毒的，是會被輸出到其他國家的。在世界上幾個獨裁最嚴重、人權最惡劣的國家中，遍布中共的獨裁輸出。遏製中共在本國與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飾行為，已經成為全球人類社會不可再拖的緊急事務。

　　一、中國共產黨壓迫人民實施全過程獨裁

　　中華民族是忍辱負重、屢受苦難的民族，幾乎從未對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貢獻。在50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政治一直是君主專製，中國人民承受着從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紳的多層級壓迫，農民與體力勞動者始終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最底層。近代以後，中國被殖民主義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鬥爭中獲得喘息，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壓迫。嗣後，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各種革命變革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都未能成功製勝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凱、張勛接連試圖復辟，妄圖將中國帶回皇權專政之下。國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軍閥控製。嗣後，中國經歷了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內戰，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1948年，國民政府雖然宣布「行憲」，但隨後徹底輸掉了國共第二次內戰，敗退臺灣。在此期間，中國有對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等西方政治製度模式的各種嘗試，但從未有過和平穩定的政治局勢作為這些嘗試的基礎，因此全部以失敗告終。中國以「民主」「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成功，只標誌着科學、教育、文化的進步，而從未帶來政治體製的改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立，成為蘇俄（蘇聯）在華代理人，開始在華兜售共產主義包裝紙中的列寧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針」的保存實力與日本投降後在東北蘇軍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贏得國共第二次內戰並在北京建政。此後，中共開始大肆篡改歷史、自我美化，自稱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現實絕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實施 「土地改革」對舊朝地主富農草菅人命，隨後又以「人民公社」為由強製收歸國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營」掠奪國旗上兩顆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鼓勵人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不斷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為藉口殺害反對派或潛在的政治異見者；出臺「大躍進」等顛復常人認知的政策，造成生產關係的毀滅性混亂；後造成饑荒，但中共高級官員卻在特供體製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澤東為了確保其個人獨裁凌駕於中共集體獨裁，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內亂。1978年，鄧小平為了挽救經濟，重新實施市場經濟製度；獨裁下的市場經濟迅速淪為寡頭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結的溫床，實現了從「君主專製」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飛躍，而中共將後者無恥地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縱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從未忘記粉飾自己的暴政。其於1954年製定了其政權的第一部憲法，但其國家主席劉少奇卻拿着這部憲法被活生生批鬥致死。其確立了「申紀蘭式」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贊歌花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少數民族黨員代理人式統治——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其獨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後，中共使用網格式管理操縱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實施所謂「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大肆利用警察機關對體製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會候選人實施迫害，製造寒蟬效應。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總書記職務為媒介，強化中共的獨裁暴政權力、架空國務院等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為其終身個人獨裁鋪路。大搞假選舉、假協商，實施決策獨裁、管理獨裁，用「定於一尊」架空一切監督、扼殺一切反對聲音。用「篡改字典」「發明新限定詞」等意識形態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參與」「愛國者治港」等新話(newspeak)，攻擊迫害正當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將遊行示威描述為「混亂分裂」，將奴性服從標榜為「安定團結」。歷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無情殺戮反對者取得政權，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者是「反華」，強行將國家民族與黨劃等號，將愛國與服從黨乃至於服從總書記本人劃等號，綁架中國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圖章肆意立法，再指責不服從者是違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斷章取義為「黨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邊對人民施加剝削，將利益輸送給中共高官、其親屬、其代理人，一邊對反對者施加監禁、酷刑等殘酷迫害，一邊毫無廉恥地聲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時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經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對高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追求不切實際的清零目標，反復實施大規模「封城」，強迫人民自費在高價酒店隔離，官商勾結輸送利益，卻自我標榜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戰略成果」。用數據造假、強製公務員捐款、強製國企購置產品等方法，違背經濟學客觀規律實施所謂「扶貧政策」，最終通過固化標準的方式聲稱「現行標準」下脫貧，卻自我標榜為「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以「共同富裕」為幌子打擊敵對派系的資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眾失業。中國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獨裁災害，是1978年以來最為嚴重的。

　　全過程獨裁，是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接受獨裁、深化獨裁、濫用獨裁的殘酷過程，是中共不斷推進意識形態誑語、強化壓迫製度、欺騙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殺人、搶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歷史。全過程獨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更新意識形態話語、改變獨裁方法、提升獨裁強度的必然結果，反映了中共的壓迫人民的本質屬性和製造紅色貴族、紅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過程獨裁，充分彰顯集權國家性質，充分彰顯人民奴隸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剝削得到更多產值、其本人及親屬的腐敗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買辦代理人資本活動進一步擴張。全過程獨裁，形成和發展於「六四事件」之後，紮根在全體公務員的行政思維中，蠶食着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社會財富，學習借鑑其他獨裁政權的暴行經驗，延續着中華民族長期被壓迫為奴隸的歷史，得到體製內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汙，具有長期歷史血債和永續壓迫的卑劣企圖。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壓迫範式和完整的爪牙網絡，使假民主和真獨裁結合起來，構建起復蓋96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14億多人民、56個民族的壓迫體製，導致所有人民在恐懼下服從。全過程獨裁，既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奴性特色，也體現歷史上所有獨裁體製的共同模式，是現代君主專製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發展出全過程獨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真正讓14億多人民在恐懼下閉嘴、在痛苦中跪下並不容易，需要長期殘酷地鎮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壓迫人民、堅持紅色恐怖地位，真正騎在人民頭上、利用人民續命；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中央集權體製，保證黨壓迫人民有效剝削社會，保證獨裁的理念、方針、政策貫徹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堅持一切為了高官獲利，一切來自剝削群眾，財富從群眾中剝削來，重擔到群眾中攤派去的「群眾路線」，密切監控評估人民群眾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服從；黨內假民主同樣泛濫，實行走過場選舉、拍馬屁決策、法西斯管理、做樣子監督，使獨裁風氣日益嚴重；實施選奴用奴製度機製，使各方面優秀人才淪為黨的奴隸、國家治理體系的螺絲釘，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現任最高統治者及其指定的繼承人的手中；堅持拿法律當擋箭牌，肆意立法、強力執法、干預司法、假裝守法，通過暴力機關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強迫人民絕對服從。

　　二、實施符合政治學經濟學的獨裁制度安排

　　在中國，國家各項製度都是圍繞一黨專政構建的，國家治理體系都是圍繞實現獨裁統治運轉的，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製度程序。這些製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廣泛、強力銜接的獨裁制度體系，構建了多樣、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臺秀，有效保證了黨的主張能夠成為國家意誌，能夠強姦人民意願，有效保證了黨的獨裁統治。

　　（一）以意識形態作為專政的擋箭牌

　　中國共產黨自稱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憲法中稱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先發製人，定出「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等沒人懂的術語。建政後反復橫跳，甚至舉辦「真理標準大討論」來討論這些術語——除了「黨的獨裁統治」不可討論外，其他的意識形態可以隨意閹割、模煳、篡改。

　　中共堅持「民主」與專政「有機統一」，為獨裁統治蓋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圖的政策，通過虛假的民主程序，描述為人民的意誌、人民的需要，保證黨對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的控製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專政機關，打擊其政敵、異見者、利益競爭者，維護其獨裁統治和利益專享，保護其高級官員及其親屬、代理人。把黨的利益與公民利益少得可憐的一點點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後大肆這層外衣下實施專政，壓榨剝削人民。

　　（二）以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掩蓋黨大於國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中共獨裁政權黨大於國的遮羞布，是絕對獨裁的根本保證，是中共篩選機製漏網之魚的民主天花板，是實現全過程獨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假裝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黨的獨裁統治，讓黨的獨裁強姦人民當家作主，然後包裝為「依法治國」。給廣大奴隸自己是國家主人的錯覺，最大限度延緩中共獨裁陷入「暴政必亡」歷史周期率的時間。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黨大於國」的有效實現方式，讓中共的中央機關有效控製各項事業，是地方割據和少數民族自決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證獨裁下的奴隸既努力生產又不會造反。

　　中共篩選基層人大候選人、操控上層人大選舉，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代理人會議，並以國家權力機關的姿態批准中共控製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使他們無需對人民負責、也不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中共中央以國器號令全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事任免權，使中共閉環控製整個國家機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重大問題、發展計劃及其執行報告、預算決算行使審查批准權，使中共中央黨庫直通國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權，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換官員、打擊政敵。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相應職權，使中共對地方官員的任免被無條件的執行，產生對全國的控製力。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高度濃縮權力後向中共輸送，保證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馬屁。人大代表來自被篩選的體製內人員和既得利益者，橫向上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各階層，縱向上分全國、省、市、縣、鄉五級，實現了全國範圍內馬屁精的廣泛復蓋。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其中縣鄉兩級人大代表占代表總數的94.5%。人大代表充分發揮冒充人民的優勢，走過場、睡大覺，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裝成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一年一度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鄉、縣、市、省、全國自下而上、逐級召開，使得中共的代理人從基層逐級向上、控製全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共拍馬屁、共吹政績，供黨的高級官員當面享受，給人民灌輸國強民富的錯覺。各國家機關依法認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建議；許多廢話被吸納進政策文件中，充實空白部分，成為中共惡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關註。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製度形式：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誌，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維護黨的獨裁權威、維護全國臣服在黨的腳下。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符合中華民族歷史奴性和1949年以來中共獨裁暴政實際、體現列寧主義暴力專政國家性質、冒充人民當家作主、兜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假說的好製度。中共必然長期維持橡皮圖章、全面貫徹黨的獨裁、不斷發展假民主的包裝水平。

　　（三）導演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是中國的一部政治舞臺劇。這一製度起源於大臣高呼「吾皇聖明」的封建傳統，彰顯獨裁者請人拍自己馬屁的專製智慧，又對近現代政黨政治中體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關模式。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將長期上演，不斷改良。

　　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花瓶黨派（註①）。在中共獨裁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演戲、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繩螞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這一具有鮮明中共特色和戲劇效果的新型公關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導演，八個民主黨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國共產黨一起演戲的演員，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屁精、滅火器、工具人。在中國，反對黨都在秦城監獄，在野黨都被迫害監禁。中共不是一黨獨角戲，也沒有反對黨、在野黨，而是「中共導演、花瓶表演，中共獨裁、花瓶站臺」。

　　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馬屁大會、叼盤站臺、專折密奏等形式，為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站臺。中國共產黨在分配利益時全員召集、接受監督，確保不因分贓不均發生窩裏反。中國共產黨和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在壓迫人民時合作共事，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人大專門委員會成員中，一些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擔任國家機關領導職務。各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緊圍繞中共政權工作，積極熘須拍馬、硬叼死撐，為維護中共獨裁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實行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作為公關舞臺，在「協商」中促進全員參與、推進硬叼死撐、實踐熘須拍馬，既秉承「吾皇聖明」的歷史傳統，又冒充現代政黨政治，充分體現了中共獨裁政策壓迫前試水溫、反彈時穩民心、破產後強狡辯的特點，是獨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製度安排。在人民政協製度平臺上，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發揮在界別群眾中的公關、代理人作用，通過任務布置會議、任務設計會議、拍馬屁會議、專業人士會議、滅火會議、試水溫會議等，開展公關、走秀、公費旅遊、拍馬屁等經常性工作，對國家大政方針、經濟社會各領域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進行宣傳造勢、無恥追捧、硬叼死撐、包裝欺騙，提出各種方案。中共先發稿再收回，假裝採納了、集中了他們的意見建議。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後公開宣揚自己接受黨的主張，並在各界別群眾中強推硬賣黨的方針政策，連哄帶騙，能哄騙多少人就哄騙多少人，高明地哄騙，大聲地哄騙，鞏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礎。全國政協全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每年同期召開，政協委員不僅要在政協表演一次，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等的討論，再演一次。這樣的製度安排真正實現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騙，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雙贏」（贏兩次）。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花錢少、效果好、可持續，能欺騙最廣大人民、全國各族各界跟黨走、被黨坑，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制度形成主奴對立的弊端；讓各個花瓶黨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密團結起來，吹同一個牛、站同一個臺，有效避免了精英階級造反或惡性內耗的弊端；通過製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分配各種利益、推動剝削政策科學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制度大撒幣低回報、撒幣不精準、撒幣比例不當導致官紳階級撕裂社會的弊端。

　　（四）建立和維護最廣泛的腐敗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籠絡人心、買兇殺人的重要法寶。在獨裁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堅持能籠絡的都籠絡，堅持支持我的反對我的一起籠絡，統籌做好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磚家」工作、少數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紅頂商人工作、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臺建製派代言人工作、外國代言人工作和滲透至外國的華僑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製造共同利益，用錢收買人心、談判各取所需，不斷促進花瓶黨不造反、少數民族不自決、宗教經典加塞黨理論、富人窮人對立、境內境外居民對立，最大限度讓所有中共剝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剝削其他中國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腐敗統一戰線的組織。全國政協設34個界別，由中國共產黨、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中共收買的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製派、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製派、臺灣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價值的人組成。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共有委員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黨員占60.2%。這樣的組織構成，體現了「應籠絡盡籠絡」的重要特徵，能夠在認同中共獨裁、擁護中共獨裁、共同致力於吹牛皮、共賺黑心人民幣的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對中共獨裁的人變成支持中共獨裁的力量。

　　（五）培養少數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干少數民族。鑄牢奴隸共同體意識，始終保持少數民族不自決，實現各民族一起被剝削、一起被專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方針宗旨。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是指在中共統一控製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選出一些代理人，設立「自治機關」假裝在自治的製度。

　　中共選拔少數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決為前提和基礎，是假自治真獨裁、假少數民族真中共黨員，是防止少數民族造反、自決的權宜之計。中國少數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製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決不放棄的剝削對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都必須服從中央統一領導。

　　設立民族「自治」地方，是從製度和政策層面假裝少數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155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均安插了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長、縣長或旗長，均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中共根據各少數民族的覺醒程度和抗爭性，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差異化剝削策略。

　　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的暴政包裝為少數民族 「當家作主」，對各少數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製和壓榨。在這一製度框架下，少數民族的反共情緒被削弱，少數民族逐漸淪為中華民族奴隸共同體的一部分。

　　（六）滲透基層群眾

　　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基層治理差異大。中共設立和控製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村民、居民、職工被基層黨組織直接壓製，剝奪一切民主權利，實現極限管理、自生自滅、自我審查、相互批鬥，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從假象變成實質。

　　村（居）民中選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層黨組織的控製下，成立村（居）民委員會，直接壟斷一切民主權利，將中共上級組織的意誌下壓到基層，滲透把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假選舉，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過場投票，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實行假協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採取多種形式給中共站臺、造勢；實行壓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或村（居）民代表會議將中共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等的既定政策強製合法化；實行集權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強行製定壓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用各種形式和「移風易俗」藉口非法干預婚禮葬禮、消滅傳統民風民俗，加塞中共黨性文化；實行官官相衛，由村（居）民代理人進一步控製村（居）務監督委員會，包庇村（社區）事務中的腐敗、防止村（居）務惡行被公開。截至2020年底，50.3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員會，11.2萬個社區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員會，實現無死角滲透控製。

　　國企、事業單位職工被迫服從中共。國企、事業單位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由其黨委人員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國企、事業單位的重大決策和剝削職工利益的事項包裝為職工的意誌；國企、事業單位安排黨委人員和代理人擔任職工董事、職工監事，防止職工利用董監事代表爭取權利、接觸賬目，探索領導安撫日、勞資舞臺劇、領導信箱等虛假協商形式，掩蓋職工真正訴求，壓迫勞動者、保障中共的剝削利益，使單位加強勞動力剝削和強化壓迫控製，為紅色資本擴張提供低人權低勞權的有利環境。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以「工會委員會」為名，徹底葬送職工建立不受中共控製的工會的可能。現階段中國共有280.9萬個基層工會組織，復蓋655.1萬個企事業單位，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員工生活在勞權的沙漠。

　　基層假民主活動紛繁擾民。從城鄉社區裏的村（居）民議事會、村（居）民論壇、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到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進社區，從「小院議事廳」到「板凳民主」，從線下「圓桌會」到線上「議事群」，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的基層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時間精力為一個又一個沒有實質功能的民主舞臺秀鼓掌喝彩。中共通過這些人模鬼樣、暈頭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討論關乎人民利益的實際問題，強迫人們以意見建議的方式拍中共馬屁，並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輸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決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層原子化、去組織化，喪失反抗能力。基層滲透許多經驗做法被全國推行，為中共維護獨裁統治不斷註入新的動力。

　　基層群眾滲透製度，增強了中共對基層群眾的控製和壓迫，培養了基層群眾的奴隸心態，充分彰顯了中共獨裁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層群眾滲透，使得社會細胞彼此喪失聯繫，使被壓迫的人失去幫助、不敢反抗，為建設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賣命的基層獨裁結構體提供了堅實製度保障。

　　三、披滿有名無實的民主外衣

　　中國發展全過程獨裁，既有殘酷的專製壓迫，也有虛偽的民主外衣。全過程獨裁，把操縱選舉與政治公關結合起來，把假選舉、假協商公關秀、專斷決策、維穩管理、空白監督貫通起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國家發展大事「定於一尊」、社會治理難事「暴力維穩」、百姓日常瑣事「刪帖禁評」，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內容上的整體性、運行上的協同性、國家機器上的廣泛性和持續性，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服從中共意誌、冒充人民聲音，有效防止了選舉時被迫許諾、選舉後被人監督的「民主難題」。

　　（一）假選舉

　　中共通過操控候選人，阻止人民選出代表自己意願的人來掌握並行使權力，是中共獨裁的一條重要防線，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權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假選舉是廣泛的：國家機構選舉、村（居）委會選舉、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無一倖免，涵蓋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的選舉是按劇本進行的：人民根本無法行使被選舉權，黨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國的選舉是可控的：不受體製外任何影響，中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國的選舉是停滯的：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手段越來越辣、愈演愈烈。

　　國家機構選舉。國家機構選舉是指，選舉產生全國和地方各級橡皮圖章人大，再綁架人大產生同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在中國，合資格人士行使選舉權困難重重，行使被選舉權絕無可能。從全國人大到鄉級人大，五級人民代表大會反復實行經中共篩選的間接選舉。按照獨立候選人強行剔除、黨的代理人長驅直入的原則，通過把大量選區劃分到國企事業單位等中共陣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縣鄉兩級人大代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通過中共控製的名單而產生。各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均由同級人大假選舉、等額選舉產生，或者直接決定任命。

　　基層選舉。基層選舉是中國最虛假、最離譜的選舉實踐，包括村（居）民委員會選舉和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村（居）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組成，村（居）民委員會選舉與縣鄉人大選舉同步進行、一同被中共控製。村（居）民定期走秀，選出中共控製的村（居）民委員會成員。在國企、事業單位中，職工代表大會是中共強姦職工意願、實施獨裁控製的機構，職工代表中共操縱控製的假選舉產生。

　　中國的假民主選舉是符合「選民奴化——中共獨裁——選民更奴化」的中國國情死循環的，是與中共永無止境的剝削壓迫相適應的，是隨着人民的覺醒不斷改頭換面的。幾十年來，中國適時添置遮羞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數字逐步掩蓋中共昔日對廣大農村人口血淋淋的壓迫。人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中共的殘酷迫害也不斷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進行12次鄉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11次縣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獨立候選人長期被拒之門外、慘遭迫害。

　　（二）假協商公關秀

　　暴政假商量，傷害群眾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臺，強姦全社會意願、冒充最大公約數，是協商公關秀的本質。人民失去選舉、投票權利之後，中共在重大壓迫前和壓迫過程中吹風、演戲、找人站臺，儘可能製造社會擁護壓迫政策的假象。協商公關秀是中國獨有的、奴才獨有的、恬不知恥的獨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礎。協商公關秀源自帝王專製下長期形成的「吾皇聖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場墮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後中國政治淪為集權政治的現狀，源自中國共產黨政治鬥爭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後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賣身投共的實踐，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中的官商勾結、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製度基礎。

　　形式廣泛多樣。在各領域各層級，公關秀參與者對中共的意誌吹捧站臺，為自身的利益與中共同流合汙，通過提案、會議、座談、論證、聽證、評估、諮詢、網絡、民意調查等巧立的名目，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營造社會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洗地；侵犯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在基層群眾中廣泛洗地。

　　體系不斷健全。中國不斷完善公關秀的種類，探索形成了花瓶公關、橡皮圖章公關、官員公關、政協會議公關、人民團體公關、基層公關、社會組織公關等渠道，推動政治公關秀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花瓶公關，是中國共產黨就各種製度性問題，邀請花瓶黨派站臺洗地；橡皮圖章公關，是各級人大在審議中要求官員、社會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基層代理人站臺洗地；官員公關，是各級政府在強推政策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基層代理人等站臺洗地；政協會議公關，是在中國共產黨控製下，參加人民政協的各花瓶團體、各族各界代理人站臺洗地；人民團體公關，是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冒充特定群體為中共站臺洗地；基層公關，是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基層群眾性滲透組織、經濟社會組織和基層代理人等為中共站臺洗地；社會組織公關，是各類社會組織配合中共政策為中共站臺洗地。這七種公關渠道，極大營造了民主假象、欺騙了國際社會、壓迫了中國人民。

　　中國的政治公關，照本宣科，發稿讀稿，利用各類人士為中共站臺洗地，做到強姦民意、殺人誅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連哄帶騙，形成充分協商討論的政治假象，充分實踐了獨裁政治，廣泛營造了虛假民意，淹沒人民真實話語。

　　（三）專斷決策

　　專斷決策是獨裁政治的重要一環。獨裁決策，造福中共高官，鎮壓人民反抗，剝削人民勞力。在中國，辣剝削、強說謊、硬維穩，肉麻馬屁、尋釁滋事成為常態，越來越多的人不敢發出聲音，越來越多的支持意見來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關演員。

　　人大「為黨立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黨立法、黨性立法，保障中共對人大的全方位控製，努力讓每一項立法得到領導滿意、掩蓋人民哭泣。法律立項，通過召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方式，廣泛收集馬屁，在立法的最初階段就營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裝聽取公眾意見和專業人士建議，收買第三方謊稱中共內定的法條是他們起草的，讓領導的意圖得到充分體現；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爭議的（如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才公布，強行把生米煮成熟飯。基層代理人通過聯繫點，直接參與法律草案的吹捧、站臺、洗地等多個環節。

　　政府「強行執政」。各級人民政府就即將實施的重大決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決策建議，提前找人站臺洗地，營造人民參與決策的假象。在決策啟動環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中共代理人通過建議、提案等方式吹捧站臺；在決策研究製定環節，通過座談會、公開徵求意見、聽證會、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等方式，廣泛哄騙洗地、特別是向直接關係人哄騙洗地；在決策草案公示環節，通過政府網站和各類媒體，用虛假的社論吹捧決策草案；在決策最終確定環節，「一把手」利用黨內獨裁，綁架其他黨委成員的意見作出決定；在決策後評估階段，禁評刪帖封號、防民之口，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和專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後叼盤。

　　基層代理人提供滲透策略。基層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小組會議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區人民特點強硬推進中共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四）維穩管理

　　中國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國，中共的滲透控製無孔不入，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干預國家事務、干預經濟和文化事業、干預社會事務。

　　干預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共阻礙人民行使憲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把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人民無法有效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干預城鄉社區民主管理。基層中共代理人製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限製，在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消防安全、環境衛生、婚姻家庭、鄰裏關係、計劃生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打着「文明」的旗號干預一般民眾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為細節，對村（居）民實施蠻橫管理、隔絕上訪（「矛盾不上交」）、自我審查、互相檢舉揭發。

　　壓迫企事業單位職工。全國超過1.5億市場主體蒙受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消防等機構的隨意執法，經商環境惡劣； 7億多人就業，大量勞動者的待遇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規定相差甚遠，員工行權難、維權難，完全無法組織工會。中共操控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利用「廠務公開」搞輿論宣傳卻從不公開核心信息，操縱職工董監事選舉、阻斷職工代表進入管理層。中共不斷擴大其在私營經濟中的控製力：目前，全國已建工會企業中，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的企業有314.4萬家，其中非公有製企業293.8萬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凡國家設立的均被中共控製，凡民間設立的都受到民政機關的控製。中共控製組織成員，限製其開展活動，禁止其組織成員或服務對象發出反對聲音，插手干預社會公共事務。以「行業自律」為藉口操縱律師會打壓律師、以「社會服務」為名目實施官商勾結和定向利益輸送、操縱紅十字會濫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資，將獨裁統治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級民政部門共登記社會組織超過90萬家，其中全國性社會組織2284家。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成為中共操縱社會的抓手。

　　（五）空白監督

　　中共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切斷人民的維權渠道，保證權力運用不受製約。解決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問題，靠所謂的「中紀委」和「監察委」搞自我監督是完全無效的，要靠三權分立和多黨執政。中共大搞「偉大光榮正確」，屏蔽一切監督體系，對權力的監督淪為中共當權者打擊政敵的工具。

　　人大無法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常年閉會，其常委會全由中共黨員或代理人控製，反受製於當地黨政一把手。 人大走過場式通過「一府一委兩院」工作報告，從不行使質詢權。人大代表座談會、基層群眾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調研等活動淪為中共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舞臺。

　　花瓶無法監督。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選，與中共沆瀣一氣。政治協商淪為馬屁大會、調研考察淪為公費旅遊，名為監督檢查、實則熘須拍馬。偶爾受黨委委託，對中共已經在黨內打倒的政治派系實施二次清算。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職能是為黨的政策站臺、吹捧、拍馬屁，協助黨和政府「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行政無法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升遷規則與腐敗直接掛鈎，上級只有指令下級實施腐敗、濫權、徇私枉法等行為，絕無可能「監督」下級。

　　監察無法監督。監察機關與中共紀檢委一個機關兩塊牌子，是打擊政敵的工具。政治品行惡劣、違反道德操守、濫用公權力等常見的處分理由，都是打擊敵對派系人馬的藉口。

　　司法無法監督。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均設立黨組，受製於其所在行政區的黨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並受製於由中共黨組控製的「審判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不享有獨立決定權，反要替領導背黑鍋。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員，處置已經被中紀委開除黨籍並「將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司法機關」的已落馬人員，按劇本起訴、審判、定罪，沒有任何自主權。

　　審計無法監督。審計機關是其所屬政府的下級機關，人事任命、資金預算均受製於上級機關和黨委，其不敢審、不能審、不想審。

　　財會無法監督。財政部門與會計師事務所是利益共同體，後者為大量上市公司簽署審計報告，利用股市債市為中共代理人提供經濟利益，絕無可能採取主動措施遏製財會造假行為。

　　統計無法監督。統計部門的主要職責是配合中央機關造假數據，確保統計資料符合宣傳口徑、互相不發生矛盾。真實的數據從不公開至中共黨外。

　　群眾無法監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履職情況進行監督的，輕則不予受理，重則遭受尋釁滋事罪、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司法迫害。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不是調解撤回，就是機械適用法律予以駁回，縱有成功案例，當事公務員幾乎不會受到嚴厲處分。監察機關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風報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擊報復。

　　輿論無法監督。媒體全部為中共或政府所設立，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撥款。揭露曝光公職人員行為都是「蜻蜓點水」「打蒼蠅」。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共加緊建設境外網絡屏蔽網關「防火長城」(Great Firewll, GFW)，並以網信辦向社交境內媒體服務提供商不時發送審查指示，審查清除不利輿論。

　　四、廣泛嚴厲殘酷的獨裁

　　完整的製度程序和完整的參與實踐，使全過程獨裁從政治方案變為橫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災難和人民的苟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騎在頭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中共幾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國家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機構中，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實現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續上。獨裁的暴風雨蹂躪中華大地，中國人民遭受廣泛惡劣、真實恐怖、殘酷血腥的獨裁。

　　（一）人民權利被廣泛剝奪

　　中國有一部浪漫的憲法，但完全沒有違憲審查製度，司法機關也不能直接適用憲法作為審判依據。憲法成為中共中央機關肆意蹂躪的廢紙和反駁人權指控的擋箭牌，人民完全無法行使憲法中的政治權利。中國的政治權力是無法通過提高社會地位和財富來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壟斷的特權。國家權力不是為公民服務的，而是為中共服務的。

　　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收割機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為主向其他人分配為輔、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等經濟製度，國民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獨裁統治和鎮壓人民具有堅實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在中國，人民行使選舉權異常困難，行使被選舉權幾無可能。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將會觸犯尋釁滋事罪，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極有可能招致打擊報復。幾乎完全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角色——奴隸，除了配合中共演戲外，無法實質性行使任何民主權利。

　　在中國，人權狀況極端惡劣。中共控製的資本從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方面大肆剝削民眾財富。社會保障體系不堪描述：醫療保險顛復了醫患關係，提供進口藥品將導致醫院虧損，患者因而「買不到藥」；醫療保險對嚴重疾病的復蓋非常有限，因病致貧成為常態；基本養老保險瀕臨破產，部分省份已經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調劑資金。為了塑造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中共實施勞民、傷財、無效的脫貧政策；大搞「一帶一路」對外撒幣；以「共同富裕」為口號打壓民營資本，導致人民失業。

　　中共長期以意識形態話術混淆經濟成果與人權的關係，否認結社、出版、遊行示威等權利是應有的人權。在中國，司法機關淪為打壓政治犯的工具，媒體與出版社淪為中共的宣傳機器、民間媒體和自媒體被嚴厲審查取締，遊行示威被視為最嚴重的擾亂社會治安行為。法輪功修煉者、家庭教會牧師、政治異見者長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連基本的生命健康權都被殘酷侵犯。長期以來，中國人民的空虛感、困頓感、絕望感不斷增加，生存權、發展權、健康權無法得到保障，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方面一敗塗地。

　　中國人民享有的權利不斷被限縮。「六四事件後」，政治體製改革全面停止。習近平成為總書記之後，強化個人崇拜，製造了「脫貧攻堅」「小康社會」「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樣的謊言，中國人民被迫唱贊歌、拍馬屁；互聯網審查全面加強，說真話的人會被起訴「造謠傳謠」；以疫情為藉口停發護照、限製跨境旅遊；抵製澳大利亞動力煤，煤價應聲上漲，導致電廠虧本生產、拉閘限電；強製實施清零政策，強迫人民自費隔離。人民的生存權利、發展權力、旅行權利、政治權利都受到嚴重的限縮（二）人民對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連票都沒有，政策連口號都假到騙不了村夫，長期被打壓、維權就被更殘酷的打壓，這樣的獨裁是最無情的統治。在中國，被迫害的恐懼深入人心、人民習慣於忍受和沉默，奴顏婢膝成為人們的日場☆態，中共吆五喝六，社會死氣沉沉。

　　人民對改革的希望不斷滅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見、事後搞不了抗議；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協淪為中共代理人，社會組織、網絡平臺被嚴密監控，表達訴求立刻招致打壓、甚至是迫害。從迫害「白專典型」到迫害武漢的醫生，從進不了門到辦不了事，獨裁的本質從不改變、手法日新月異。黨和國家要做什麼、如何做、做得怎麼樣，人民無權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僅無法實現，甚至無法表達。獨裁，起始於強迫人民服從，墮落於顛倒因果黑白。人民意願只能表達、不能實現，只是淺層次的獨裁。在中國，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訴求，從國家大政方針，到社會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沒有地方說、說了是造謠、做了是煽顛。人民的意願和呼聲，在中共的壓迫下，成為「謠言」和「煽動」，並通過中央、省、市、縣、鄉鎮各個層級的警察機關聯手作惡、層層打壓，通過各個職能部門之間主管、主辦、協管、協辦的比拼競賽，通過決策、執行、檢查、監督、問責等各個環節的環環緊扣，轉化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對於涉及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人們通過信訪平臺、領導信箱、政務熱線、網絡「留言板」等提出意見和訴求，不是「涉法涉訴不予受理」「沒有法律依據」，就是招來更殘酷的迫害和鎮壓。

　　（三）國家瀕臨崩潰

　　獨裁嚴重危害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絕無獨裁暴政大行其道，卻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荒謬現象。獨裁制度一定是殘酷無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國家推下深淵的。

　　中國獨裁的高強度，導致了國家機關的高腐敗，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紀水平。中國的獨裁，充分彰顯了中共的殘暴無情，極大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獨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鈔機，前途一片黑暗失落，為了生存只能為中共做牛做馬、為奴為娼。中國的獨裁，粉碎了國家和公民、國家和政黨、民族與民族、宗教與無神論、富裕與貧窮、國人與僑胞的關係，扼殺民族主體性獨立性，最大限度製造了牽扯，切實利用了相互掣肘、內耗令中共漁翁得利，形成了一黨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濫殺無辜的悲慘歷史。中國的獨裁，把黨的主張凌駕於國家意誌，用黨的意識強姦人民意願，使得黨綁架國家、綁架人民為其統治服務，產生極大壓迫，形成極少數剝奪極大多數的恐怖製度，控製了全社會的生產力，拖累了各項事業現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親屬，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趨腐敗奢靡。中國的獨裁，始終把中國人民利益當作提款機，以國家獨立自主抗拒先進文明，強勢維護黨大於國、黨凌駕一切、黨劣化擴張，毀滅性破壞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來，不斷犯錯犯渾，不斷造成在其他正常國家裏不會出現的災難。中國人民經過水深火熱的忍耐，終於在1978年後開始發展經濟、回歸民生。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後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其獨裁領導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無民主、無自由、剝削壓迫嚴重的國家，沒有人民的忍辱負重，沒有億萬人民的舍己求全，實現這樣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獨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剝削人民實施到極致，逼得中國人民在骷髏堆、餓殍堆中死裏逃生。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舉世罕見的暴行。

　　（四）社會動盪不安

　　獨裁是人類的一段歷史。終結獨裁，要推動社會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團結、和諧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會，應百家爭鳴，而不是搞一言堂；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不是製造紅色貴族皇帝；應保持社會穩定有序，而不是帶來缺電和失業；應讓社會充滿美好善良溫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殘厚黑的黨性。

　　中國人軟弱順從，中共卻變本加厲、趕盡殺絕。中共的獨裁，實現中共意誌和利益的絕對凌駕，造就顛倒黑白、貪贓枉法、永續暴政的國家機器，人民苦不堪言、絕望無助，社會動盪不安、「獻忠」頻出。中國人民用幾十年時間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毀滅性災害，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共再次趁機奪利，造成官倒、下崗潮、學潮、民工潮，社會動盪不安。中共謊言成性，自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蹟」「社會長期穩定奇蹟」，全然不顧人民血淚縱橫、泣不成聲。中國人民從清雍正朝皇權專製以來，在辛亥革命之前從沒有經歷過思想可以自由地表達、人員可以自由地流動的時代；中共建政後，因言入罪、戶籍造牆，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國，人們被迫高價自費隔離於旅館之中；每月有12.26萬戶企業註銷；10億網民無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國社會封閉高壓，只剩下官媒口中「團結和諧、穩定有序」的彌天大謊。中共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五）權力運用不受製約和監督

　　權力是金錢和美色的製造機。當權者恣意妄為，無節製地濫用權力，是獨裁的必然狀態。中共中央不斷加強對基層權力製約和監督，始終堅持中央先貪、始終堅持黨內三六九等，形成濫用權力和貪汙腐敗的央地矛盾，必然導致當權者「趁着權力沒過期」竭盡所能剝削人民。

　　把權力放在畫出來的假籠子裏。利用製度的迷惑性、復雜性、形式性和欺騙性，做足製約監督權力的表面文章。持續使用黨紀打擊敵對派系，持續濫用司法打擊敵對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創造權力、分享權力、濫用權力、轉租權力，讓權力在恐怖下肆虐。織密黨內法規網絡，創造紀律藉口，使敵對派系和政治敵人都被紀律處分扼殺。除總書記外，普遍實行領導幹部任期製，實現總書記掌握人事權控製整個黨。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拉攏，大開濫權之門、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權製造忠誠的爪牙。架空黨和國家監督製度，運動員自己當裁判；保守腐敗秘密，只公開套話、廢話、輿論宣傳，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人員壞事不被揭露、醜事不被張揚、蠢事不被關註，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發、人民造反。

　　態度上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反腐是騙取民心的大戲。中共以「殺掉千百人、穩住十四億」的丟卒保車策略，堅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堅持暗箱操作、離岸交割，看不見、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體，嘴上一套、心裏一套、澳門一套合體發力。堅持反腐敗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堅持集體學習、電視認罪、作秀公審，堅持反腐反賄「贏兩次」，堅持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統治地位的高度，以過河拆橋、打擊政敵的宗旨，「打虎」「拍蠅」「獵狐」三聲部大合唱，以官媒報道、拍電視劇宣傳反腐，持續形成廉潔錯覺，消滅異己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在假裝解決腐敗這個政治大戲中，中共不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計。

　　評判一種獨裁可不可怕，現實最有說服力，被迫害過的人最有發言權，歸根結底要看獨裁者是否自我收斂。中共的獨裁是否殘暴、是否無情，歸根結底要看中國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國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視頻顯示，近年來，上訪群眾在政府門前不再是抗議，而是在下跪，這是中國獨裁榨乾中國人民最後一滴血最真實的反映。中共的獨裁道路殺過人、放過火，而中共仍將沿着這條道路變本加厲地走下去。

　　結束語

　　獨裁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

　　民主的中國能造福中國人民、造福整個世界。與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國的民主之路還需要不斷艱難前行。在中共變本加厲的「習近平新時代」中，中國人民必將在迫害中不斷覺醒，始終堅持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堅定不移反對中共全過程獨裁，讓中國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家庭。

　　當今中國，正處於最動盪的時期。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蒙古族人失去了他們的母語、西藏人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們的立法會和普通法；全國人民在強製高價自費隔離和停工停產停電失業的大潮中痛苦掙扎。這固然是磨難，但也是轉機。隨着世界各文明國家開始關註中國、關註中共獨裁暴政，中共再也無法上演騙局。堅持民主製度，維護普世價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匯聚全人類文明發展的強大合力，共同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弘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互幫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壓迫人民的獨裁制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藍色星球。

中共對中國的專政

作者 宋時雨

　　說明

　　本文論述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前言

　　壹場瘋狂的經濟浪潮漸漸退去，裸泳者越來越多。人們無法掩飾的茫然和困惑表明，無論達官顯貴還是芸芸眾生，均未能從成熟的自由概念和理論中領悟到“自由的真諦”。然而，當七十年前那場高昂的自由解放悲劇式的落幕後，另壹場真正的自由解放正在開啟。事實上，中國己經臨到非變不可的關頭！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只有迎上前去，最後壹搏。

　　第壹篇 中國向何處去

　　自由的真相

　　中國曾是壹個文明古國。

　　自近代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個方面都開始落後於人，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中國落後的原因很多，但是，壹切落後歸根結底是制度落後，而制度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壹個保障個人自由的國家。

　　自由是天賦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不可讓度的權利！自由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巨大作用，早己從保障個人自由的西方發達國家身上顯明出來,實在是有目共睹。事實上，人類文明史就是壹部自由史。

　　然而，自由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穿上壹件自由的丅裇衫就自由了，自由的靈魂是勇氣和行動。人類社會各國各族為追尋個人自由曾經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走過讓人匪夷所思的彎路，中華民族尤其為甚！自古以來，由於中國人對自由有太多的漠視和認識的誤區，於是，正應驗了索爾仁尼琴的壹句話：“權力無所不能，正義壹事無成”。

　　浮華後面的真相

　　全世界大多數極權統治國家都已經崩潰轉型，中國似乎成了壹個例外。

　　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十五年來，雖然政治制度上沒有絲毫改變，但是，經濟發展似乎讓這個國家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特別是道路、交通、通訊、電子商務、房地產以及某些中國製造，大有領先世界的勢頭。然而，這些經濟增長的亮點並沒有帶來國家的根本進步。

　　認識中國，必須透過光鮮靚麗的表皮看到它的本質。

　　專制極權憑藉壟斷專權和對巨量人口的控制，利用文明世界的寬容和良善，詭詐入世，低價傾銷，不惜背負“血汗工廠”、“低人權”的罵名，大肆賤賣中國製造的產品，也就是賤賣中國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以超乎常人想象的低價出口創匯，再以賤賣獲取的天量外匯，在世界範圍內高價購買各種新技術和發明創造，再用這些買進的先進技術和引進的外資拉動經濟：建世界工廠、造廣場高樓、築路架橋、發展高鐵，扮靚了中國形象。與此同時，又從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買入天量的糧食和飼料，以此封堵惡性通貨膨脹的源頭，使得權貴們有充分的底氣超發貨幣拉動各種投資；藉助於流動性泛濫，各級政府拼命推高房價製造房貴和財富效應，壹方面把天文數字的貨幣吸入房產和股市，另壹方面藉助房地產擴張和股票上市的造富運動，讓權貴們整體暴富。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國外到處撒錢，高價購買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因此，中國經濟繁榮的多彩拼圖可以簡單歸納為：賤賣貴買。

　　雖然和貧困窪地時的中國相比，今天中國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長，物質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年年不斷的通貨膨脹讓人們的實際收入大打折扣，房地產泡沫更是讓多數家庭生活在自我陶醉的富貴夢中，事實上，多數民眾日益陷入相對貧困化的深淵：他們享有國民財富的份額或比例與權貴們的所得相比大幅下降；城市裏有房有車的富裕民眾與騎電單車養家的普通民眾之間、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貧富差距很大且在不斷擴大。總之，今天中國人財富占有的平等指數不僅遠遠低於毛澤東時代，甚至連許多最落後國家都不如。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不僅史無前例，更是當今世界之最。

　　雖然和毛澤東時代的落後中國相比，今天中國，買來的文明和農民工的血汗，把大大小小的城市裝扮成了壹個個光鮮靚麗的玻璃球，而高速公路、高鐵、航空則把這些玻璃珠子串成壹條條光彩奪目的風景線。但是，在廣大的農村、邊遠城鎮和大城市的小街小巷，在許多高大建築的背後以及它們的內部，我們看到的除了極少數的奢華外，更多的是破敗、粗糙、簡陋以及下層百姓的艱辛生活，還有他們在生老病死中的苦苦掙扎。

　　雖然和物資短缺的前三十年相比，今天的物質財富杯滿四溢，人們穿得更加體面，公共場所更加整潔漂亮，吃喝玩樂豐富多彩，但是滿社會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強搶強拆、冤假錯案、食物有毒、空氣霧霾、水源汙染，這壹切使得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壹個人，在付出巨大健康代價的同時，人人都缺少安全感。

　　雖然和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相比，人們逃脫了各種政治運動的災難，但是，我們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各個層面，黨官之間的爭權奪利越演越烈，壹批又壹批的官員（包括上層高官）失勢後被反腐抓進監獄；壹茬又壹茬的大小富豪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喪命的喪命，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最近，人們似乎已經感覺到，壹場圍獵前朝巨商，以及國進民退的運動正在拉開帷幕，那些曾經春風得意暴發橫財的巨富、明星，今天倒霉地被“成也權力敗也權力”的歷史邏輯碾碎；在社會的下層，異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各類維權人士等等無數被迫害的人群，在政治高壓下，成了壹個個被維穩的群體，而貪汙腐敗、強權欺詐、司法不公則每天都在孕育突發事件和隱形炸彈。因此，這個讓人自豪的舉國體制在它狂推經濟的過程中，在陷中國大眾於不利的同時，也陷權貴豪強於不義，更使得壹茬又壹茬的風光人物們難得善終！

　　總之，普通中國人這些年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所有好處，比不上國家被掏空家底、資源浪費、環境汙染、道德敗壞、殘酷權鬥、人人互害中遭受的損失，更比不上他們忘命打拼、辛苦勞動、充當房奴等各個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打造世界工廠狂推經濟的果實被權貴占有，不良惡果由普通老百姓和他們的子孫後代來承擔，貴買的技術和創新，不是服務於權貴和不到人口三分之壹的城市人群，就是源源不斷往政府臉上貼金，改革的大部分紅利被權貴們巧取豪奪並轉移到國外。因此，賤賣貴買絕對不是壹種無知的二貨行為，所有真相都指向壹個顯明的事實：權貴們不斷賤賣、賤賣、賤賣中國、賤賣中國人民！貴買、貴買、貴買他們的奢華、貴買他們的權力江山！由此可見，千萬別說賤賣貴買不符合生意常規而不能持續，在中國權貴們的政治邏輯和聰明絕頂的算計中，只有賤賣才能獲取大量外匯：才能貴買（收買）別人買不起的各種創新和新技術，才能跨越式發展；才能用自由世界的先進技術手段來限制和摧毀國內臣民們的自由；才能用自由世界的矛，戳自由世界的盾。更核心秘密是：不惜壹切代價的賤賣中國的資源和產品，損失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普羅大眾的利益，延長的是專制極權的壽命，最終受益的是穩坐江山且亨盡榮華富貴和地球村紅利的權貴們。

　　然而，正是這種背離市場經濟規律、違背人類基本商業規則、顛復自由市場比較成本優勢、脫離人類文明進步軌道的倒行逆施，打造出了讓人耳目壹新的中國模式，至今仍在讓無數海內海外的善良人們為之沉醉。

　　面對以上事實真相，作為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妳真的願意國家在這樣壹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嗎？

　　誰剝奪了我們的自由

　　驚人的腐敗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奇葩的表徵，也是民憤極大的政治生態。權貴們打着改革開放旗號明修棧道，在十幾億人的眼皮底下公然把公有制壹步壹步暗渡陳倉為權貴私有制，上演了無數瞞天過海的把戲和絕頂聰明的人間罪惡！因權鬥揭露出的貪腐不過是惡貫滿盈中的滄海壹粟！然而，大量的真相告訴人們，腐敗這個人民公敵不是官德淪喪的結果，它源於中國各級官員享有的無上特權。這些特權使得各級官員除了在黨政軍系統及壟斷行業、特殊單位的肥缺上提拔安排自己人之外，更為張狂的是在發展改革、城市規劃、政府投資、銀行組建、銀行貸款、不良核銷、國企供銷、國企破產、股票上市、股票交易、國企組建、資產重組、工程承包、項目審批、物價管理、土地徵用、資源上下游鏈等等領域，在壹切政府管理的大小市場及這個國家“人、財、物”的方方面面，瘋狂地牟取私利，化公為私。

　　權貴們享有的名目繁多的特權中，最大的特權是權力不受社會和百姓的制約。為什麼官員們的權力不受制約？因為維繫這個黨國體制的政治法律制度需要壟斷權力！不容許黨官以外的任何人染指權力，也不容許任何民間力量挑戰權力。總之，權力壟斷是當今中國的萬惡之源。

　　權力壟斷不僅滋生、強化了權貴的特權，事實上，權力壟斷剝奪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大部分自由。

　　他們通過城管限制人們做小生意和貧苦人家擺攤的自由；他們通過發改委泡製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老百姓的小資本、以及獨立民間資本的生存、發展和投資自由；他們通過民政局，限制人們互助、做慈善和公平獲得社會救濟的自由；他們通過計生委，限制了人民的生兒育女自由；他們通過國土局，剝奪了人們支配和擁有土地（私有財產根基）的自由；他們通過城建房管部門，限制了人們修房蓋屋的自由；他們通過拆遷辦，限制人們擁有和捍衛私產的自由；他們通過證監會，砍光了資本市場的梧桐樹，限制了人們直接投融資的自由，掐斷了私人資本獨立發展的命門：不勾結官府，誰也別想做大。

　　他們通過銀監會、保監會，限制普通民眾自辦（參股）銀行、保險公司及涉足壹切金融領域的自由；他們通過宗教局，限制人民的的信仰自由；

　　他們通過教育局，限制了中國各種學校、教師及應屬民眾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自由；他們通過宣傳部，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他們通過公安局，限制了人們的遊行、示威、罷工、結社、組黨、競選自由及壹切政治自由；他們還通過工商管理等部門，限制人們因上述部門未能管住的各種經濟自由，把各種交易市場、礦山、森林、河流、銀行、證券、保險、交通、通訊、網絡等重要經濟領域和暴利行業，牢牢控制在權貴手裏，不准草民自由進入。

　　他們還通過稅收、貨幣發行的獨斷，枉顧“無選票不納稅”的世界公理，毫無顧忌地對人民的血汗錢進行大肆掠奪。

　　總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權貴的壟斷無處不在！哪裏有壟斷和限制，人民在哪裏就失去自由。

　　當加入世貿組織的條款要求打破壟斷，於是，權貴們就借國際社會的聲音，把國家的各種壟斷性資源，通過各種明裏暗裏的手段，轉化為他們私人占有，中國近十幾年來，各行各業中迅速成長暴發起來的巨富，無壹不是這個政權通過剝奪人民政治、經濟自由，或官商勾結，或權力直接轉化為資本（通過白手套），先壟斷後私有化（民營化）的結果。

　　當妳看清了權貴貪官們如此肆無忌彈地剝奪百姓的各種自由，壟斷資源貪腐盜國，我們不禁要問：妳生為中國人還有幸福感和自豪感嗎？

　　當代中國人無不生活在自由的假象之中

　　比起毛澤東時代，也許妳會說中國人很自由了。那個年代的中國人，日常生活都被管得很死，現在吃、喝、玩、樂、打工、旅遊、有錢人全世界找享受，自由得不得了，甚至比起號稱自由之邦的美國人還自由。在這個社會的各種公共場所，到處可見人們自由抽煙喝酒、自由高聲喧譁、自由亂扔雜物。更有甚者，人們自由的坑蒙拐騙、自由地推銷假冒偽劣；朝堂之上，權貴們自由地掠奪天下、自由地宣傳謊言、自由地花天酒地奢侈豪華，自由地強拆強征，自由地維穩打壓社會良知，自由地抵制公平正義、賤踏人權，自由地無法無天、官德淪喪，自由地喪盡天良且活得很好。

　　用現代文明的普世標準剖析中國人的自由，如前所述，權貴們享受的是匪霸剝奪民眾自由的惡自由，中國社會平頭百姓享有的僅僅是辛苦勞動的自由、某些小生意的自由、日常生活的小自由。至於生育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結社組黨自由、集會遊行罷工自由、選舉自由、參政議政自由等，這些寶貴的、對人的壹生意義重大的自由，壹樣都沒有。殊不知，只有上述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自由才能保護小自由限制壞自由、剷除惡自由！否則，百姓享受那點經濟和生活的小自由隨時有可能被權貴剝奪，只要他們有政治上的需要，隨時都有可能走回頭路。那些至今陶醉在生活小自由和壞自由中的中國人，妳們醒醒吧！

　　為什麼平民百姓很少分享到公共財富和經濟發展的紅利？為什麼百姓找個好點的工作、過上稱心如意的日子非常難？

　　為什麼費力不賺錢的事都是平頭百姓在干？而國家明文規定禁止私人進入的許多壟斷暴利行業都有權貴私企在發展？

　　為什麼鐵定賺錢、發橫財且不費力的事都捏在官員手中，而朝中權貴仍不滿足還要貪？為什麼貪官又多又大抓不完？

　　為什麼官商橫行霸道掠奪欺壓百姓法律管不了?而司法衙門的大門總是向西開？

　　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沒有政治自由！為什麼中國人喪失政治自由？因為，公權被特權利益集團壟斷。壹個被多數人忽略的基本常識是，按照自然法的邏輯，這世界上原本只存在私權或個人權利，由於人與人因為財產、人身安全、思想觀念不同，會發生各種矛盾糾紛，需要有人出來主持公道，為了讓主持公道的人正常工作，每個人都要交出壹部分私權來，這就形成了公權，因此公權是私權的讓度，公權的存在目的是為私權服務或更好地保護個人自由、捍衛私權，讓每個人從公權服務中受益。個人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是對公權的約束！自由被剝奪意味着公權原本該為大眾主持公道變成了維護少數人的特權。

　　公權產生的本原性質意味着政府就是壹個服務機構，意味着政黨必須輪換！妳干不好就下臺，讓別人來干。再如，如果官員以權謀私，每個人都有權揭發直到撤換官員。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黨官可以反腐，上級對下級可以反腐，普通黨員和百姓反腐就是“惡攻、“顛復”，就是維穩的對象，人民不要說政治自由，就連反貪反腐的自由權利都被權貴剝奪。

　　公權只有在憲法制約下才會保護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個人依法擁有政治自由權才能制約權力，以保證公權公用、公財民享。但是，中國官員手中的公權只受上級領導和黨的約束，不受憲法管束，這就必然造成壹個黨、壹群官員獨占公權。中國的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公開享受着比普通百姓高出許多倍的教育、醫療、退休、養老等公共資源，乃鐵證之壹。總之，公權私用，公財官享，都是黨官對權力壟斷的結果。

　　在社會經濟的公共領域，權力壟斷通過剝奪個人的政治自由權進而剝奪了老百姓對重大經濟問題的知情權和決定權，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由權貴說了算。最嚴重的莫過於當官的擁有處置各類公共資源的特權，普通百姓無權過問，更無權參與，從而產生少數權貴“擁權自肥”的嚴重後果：大量公共資源和財富被權貴們壟斷，又不斷以股份制改造和市場化改革的各種名義變成權貴及其白手套們個人所有。而這些肥水流入的私人公司和集團，又以驚人的成長速度反過來鯨吞這個國家更多的資源，在黨官的安排授意下，國有銀行更是源源不斷地為他們提供巨額貸款資金；而那些所謂的大型國企壹方面壟斷着各種產業鏈的上游牟取暴利，另壹方面每時每刻都在向權貴個人輸送着利益而形成巨虧，最後讓納稅人買單！

　　在這不公不義的世道，有良知的人總要發聲，受欺凌的人總要反抗，於是，這個國家產生的維穩費用成了天文數字，甚至超過軍費！而投資教育、醫保、養老這些最基本的國民福利，官員說沒有錢。中國的稅費全世界最多，國家財政收入全世界最多，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肥的政府！然而，為什麼上述公共福利等重大民生上的投入，且是世界最低，形成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悖論，錢都花哪裏去了？妳懂的！

　　當明白了上述事實和公理，勞苦奔波的妳還會覺得生活在這個國家充滿了自由和幸福？抑或妳真的覺得自己是自由公民嗎？

　　中國特色紅滿天

　　中國社會是壹個全方位的壟斷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被壹個東西所壟斷，這個壞東西就是權力，而權力又被壟斷控制在少數人手裏。

　　少數人壟斷權力的真相被壹塊巨大紅布遮蓋，這塊紅布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講它名不符實，因為國家權力不是人民的，有人說它掛羊頭賣狗肉，因為從來就是假共和之名行專制極權之實。正如崔健的搖滾歌中所唱“它蒙住了雙眼，也蒙住了天”！天紅、地紅、人也紅，人的眼睛更紅。上世紀末，在壹個飢餓貧窮釀造的原始欲望世界裏，我們聽到了壹個聲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始，大家都覺得這條路很好，當沿着這條特色道路不斷走下來，我們終於發現它和文明世界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西方的富豪，他們的巨額財富不是科技創新（比爾.蓋茨）就是自由投資競爭（巴菲特）的結果，而中國富豪們則無壹不是“特色”壟斷的寵兒，人民喪失的自由成了他們財富的源泉！

　　正是權力壟斷不受制約，中國的權貴們才能為所欲為，以自己獨享之特權“擁權自肥”！權力壟斷讓權貴們享受特權，特權的巨大利益又刺激着官爺們興奮的神經，促使他們更加拼命地維護權力在社會各方面的壟斷，這就是中國的特權壞制度異常頑固不化的怪圈。

　　總之，壟斷特權不除，無論怎樣反腐也不可能根除腐敗，中國人也永遠不會享有“人成為其人”的真自由。人們必須警醒的是：如果我們滿足於改革開放這四十年得到的壹點勞動自由和日常生活自由，不思進取，不想爭取更多的自由，中國社會很有可能出現停滯和倒退，國家也永遠不可能進步到真正的長治久安。

　　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真的打破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邪道變成了世人垂範的正道嗎？中國特色經濟增長如此賤賣貴買會不會走進死胡同？中國模式的投錢型經濟和高壓政治能持續多久？中國人家家戶戶拼命買房坐等升值發財什麼時候到頭？中國政府守着低人權的大鍋，用“發展就是硬道理”和舉國之力的柴火，煮出讓人垂涎的中國飯，是不是成了人類的楷模、宇宙的真理？中國的政治經濟矛盾是否潛伏着火山？總之，中國到底需不需要壹場社會變革？如果中國需要改變，怎麼變？誰來變？變革的路徑是什麼？中國是不是處在大變革的前夜？

　　所有的問題及所有的真相都指向壹個天問：中國到底向何處去？

　　自由中國在呼喚

　　第二篇 中國的自由夢

　　自由的夢想

　　中國向何處去？往前走，必須過政治改革這壹關，主政者有這個擔當嗎？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文革時期，也不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再出壹個毛澤東。退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嗎？更不可能，蘇聯這個中共的昔日靠山早己解體，何況完全的計劃經濟下人們缺衣少食，要退回去老百姓也不干。

　　時至今日，人們驀然發現前後的路都斷了。為什麼會導致這般困局？因為，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發展道路，不能由某個領袖說了算，也不能只是某個黨說了算，否則是要摔大跟斗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絕對的權力主導了中國人的夢想，人們不再有思想。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種沒有思想的夢想正在變成改變人類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