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共成員對民主國家的汙染

作者 文淵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新學年開學之際，九個回國度完暑假、興沖沖返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在洛杉磯機場被邊境官員自費遣返，連校方也壹頭霧水，不知就裏。而執法的美國海關邊境保護局（CBP）則稱原因是通關檢查時“發現的信息”。據ABC電視臺稱，調查人員發現，這些學生有花錢請別人寫作業的行為，違反了F-1學生簽證的要求。但亞利桑那大學（ASU）發言人岡薩雷斯(Jerry Gonzalez)在聲明中指出，“據ASU所知，這次拘留並非基於學術不誠實的指控，CBP沒有告訴ASU與學術不誠實有關，CBP沒有告訴ASU究竟發生了什麼的任何信息”。又據“亞利桑納共和報”報導，學校官方對該報表示，如果有學術不誠實的問題，那應該是學校的管理權限，不應該是海關的，“所有這種情況下的學生，在學業上都應有資格(academically eligible)持簽證進入美國回到ASU”。

　　看到這則報道，不禁令人深思，這壹代的留學生們究竟是怎麼了？實在令人不安。暫且不論這幾個留學生是因何被拒絕入境遣返，也不論其違反學術誠信的指控是否屬實，海關是否有權因學術問題而遣返留學生，但這些年來，中國留學生因學術不端和其他劣跡而被處罰、開除、遣返的實例卻不絕於耳，時有發生，有的簡直就是混跡學界的紈絝混混和留學垃圾，這是不爭事實。

　　2014年大約有8000名中國留學生被美國大學開除，令整個學界震驚。美國留學生綜合教育機構厚仁教育曾發布《2015留美中國學生現狀白皮書》(簡稱白皮書)，專門就被開除的學生群體做出分析。其數據顯示，被開除的原因，57.6%是因為學業表現太差，23%是因為學術不誠實。白皮書認為，學術不誠實是中國留學生最容易犯的問題，例如抄襲、考試作弊或協同作弊(例如對答案)、代考或代課、成績造假、篡改成績被舉報等。值得註意的是，被開除的並非都是“差生”，厚仁數據裏收錄的數十個被開除的學生甚至來自常青藤大學。另外壹個與誠信有關的問題，就是在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的欺詐和造假的問題。根據教育諮詢公司ZINCH在中國前幾年進行的壹個調查，90%的中國申請者有推薦信造假的行為，70%請別人代寫陳述論文，50%假冒高中成績，10%偽造獲獎記錄。雖然這些調查數據是否全面準確尚不能確定，但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的造假和欺騙絕非個別的現象。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匹茲堡的聯邦檢控官2015年5月28日對15名中國學生提起訴訟，指控他們在SAT、GRE、托福等考試中採用欺詐手段，收買槍手來替考。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面臨幾十年的監禁和幾十萬美元的罰款。

　　2015年2月，來自中國安徽合肥、就讀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中國留學生周某，駕壹輛白色寶馬750轎車因蛇形駕駛和超速引起警方註意。高速公路巡警亮起警燈試圖將其攔截時，此車突然加速逃跑，巡警隨即開車追逐，直到40多分鐘後將其圍堵逼停。這輛車在逃逸過程中最高時速競高達185公裏。警察逼停涉案汽車後，發現車上二男壹女均為中國留學生，就讀於同壹學校。警方立即通知校方，學校得知後，決定將這三名學生開除。學校發言人表示：“無論妳是誰，無論妳講何種語言，在美國就要懂得並遵守美國法律。”

　　2015年3月，三名加州中國留學生涉嫌欺凌同學，遭美國法院判處6年至13年的有期徒刑。就讀高中的這幾名嫌犯，夥同其他中國留學生，對兩名16及18歲的中國女同學施以虐待，施虐內容包括強迫脫光衣服、用煙頭燙傷乳頭、掌摑、剃頭髮，其暴行令人髮指。其中18 歲的受害者是被綁架至公園施暴，過程持續五小時。此案共有10名華人留學生涉案，施暴者最小14歲，最大21歲。此案中三名超過18歲的成年學生獲刑。凡是具有正常思維和健全人格者都不禁要沉思，他們這些人，小小年紀為何竟會如此殘忍和血腥，他們究竟是來美求學的學生，還是已滅絕人性的惡魔。他們為何與剛開放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是千禧年前負笈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相比，會有天壤之別，今昔留學生之間的這種巨大差別，着實令人感嘆！

　　那時的中國留學生，不論是工科、理科，還是人文藝術專業，不論在美國、日本、歐洲還是澳洲，無不是學界的翹楚。他們中絕大部分人在國內就是品學兼優的佼佼者和尖子，國門剛開，他們便幸運地獲得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出國後他們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更加勤奮學習，刻苦鑽研。不論在課堂還是實驗室，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在學業和學術研究中大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中國留學生成了海外各校及教授和導師們競相競爭吸引和爭奪的目標，他們為能招收到中國留學生而感到驕傲。

　　那時的留學生，除部分人有剛夠維生的少量資助和獎助學金外，不少人還要靠業餘打工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現在那些開着插有五星紅旗豪車招搖過市的紈絝們，很難體會當年懷揣30美元就來美國闖世界的窮留學生們。他們在繁重的學業之餘，還要用汗水去賺每小時幾元的微薄辛苦錢，有人甚至要打幾份工，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才能維持正常的學業和生活。即便條件如此艱巨，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但他們依然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優異成績，也為自己的前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從壹個專制獨裁的極權國家第壹次來到自由民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留學生，他們不僅勤學苦讀，孜孜不倦，大部分人也時刻關註着國內的改革開放和自由、民主運動的發展。他們在認真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實地考察着西方發達國家的權力構架和運作程序，以期作為改造和推動中國社會的借鑑。雖然，大部分人，尤其是公派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還要受駐外使領館節制管轄，從那裏領取每月的生活費，定期要向使領館“匯報思想”，又有學成必然要回國的現實，但多數人仍能獨立思考，對比中國落後腐朽的封建極權制度，從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汲取有益的政治營養，逐步有了異於黨國曾灌輸的政治見解。儘管也曾發生過震驚美國校園的“盧剛事件”悲劇，但無論是兇手還是受害者中的中國留學生，也都曾是學界精英，只因兇手盧剛極強的好勝心、嫉妒心和報復心理作怪，壹時鬼迷心竅，做出了如此驚天的大案。

　　1989年4月以後，國內的學生們以悼念胡耀邦為契機，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敗，反官倒”、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學潮。國內民主運動立刻吸引了留學生們的密切關註，在那壹段時間裏，國內學潮的動態緊緊地牽住了留學生們的心，他們與國內的學子們心心相印。在世界各地，幾乎所有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們都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運動中，與國內的學子們遙相呼應。他們紛紛脫離使領館控制的官辦“留學生聯誼會”，毅然改換門庭，彷照國內成立了“中國留學生自治聯合會”（“學自聯”），組織留學生們示威遊行，聲援國內的學運。

　　六四血腥屠殺的消息傳到海外後，悲憤交加的中國留學生們，第壹時間湧向校園、街頭，向全世界控訴、揭露中共屠夫們的滔天罪行。雖有個別混入留學生中的特務學生監視和告密，但學生們依然不為所動。筆者當年所在的大學裏，有壹位來自北京的留學生，每次遊行他都壹馬當先，擎着學自聯的大旗勇敢地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幾天后他在國內的親屬就受到國安特務的騷擾和警告，要他們管束和制止他參與政治活動。他在安慰了受到驚嚇的親人後，依然積極參與各種活動，成了學自聯的骨幹力量。壹些駐外使領館的外交人員們，懼於中共的淫威，不敢公開發聲支持留學生，但卻默默地同情學生們的正義行動，我所在大學裏的留學生們還成功地策反了壹名領館職員。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會有的，也有個別特殊身份的留學生，對於倒在中共坦克和槍彈下的國內死難同胞置若罔聞、冷嘲熱諷甚至惡言相對，公然站在中共劊子手壹邊，激起公憤。我的老闆手下有壹來自安徽的官二代學生，當眾幸災樂禍地說那些被屠殺的死難者罪有應得，差壹點被其他義憤填膺的中國學生爆打，以後，他在校內躲着中國學生，形影相弔沒人理睬，猶如喪家之犬。

　　今年5月1日，壹個叫沉致襄的人以“羊市大街”之名在《萬維讀者網》“西四牌樓”博客上寫了《三十年前明大校長給我的親筆簽名信》的博文，講述他三十年前曾因充當中共鷹犬，在《人民日報》發表汙蔑和攻擊學運和六四受難者的惡文向中共獻媚，並向芝加哥中共領館告密參加學運的學生，而被明尼蘇達大學中國留學生“警告”和“威脅”的經過。當時驚魂不安的他只好求助校方，在得到保護的同時，作為例行公事，校長給了他壹封信，提及保護言論自由云云。他將此信視為保命符密藏多年，終於在網上曬出，至今還在沾沾自喜地炫耀他死心塌地追隨中共極權的醜惡經歷。據知情者透露，此人系來自山西的官二代，憑藉國內的權勢混到明大留學，可又無心向學，專門從事監視、告密留學生的特務勾當，混了多年依舊無法完成學業，不得不在當地壹所中學食堂幫廚為生。後來實在在美國混不下去，只好回國去討生活，雖曾賣身於黨媽效犬馬之勞，無奈，經多年鑽營卻仍無人買賬賞壹口飯，混不上壹差半職。晚年就又返回美國，整日在自媒體上繼續為黨國歌功頌德、獻計獻策，攻擊民主運動，以潦度殘生。

　　六四以後，中共駐外使領館這顆毒瘤，完全被留學生們擯棄而成了臭狗屎，除偶爾派員來學校集中為留學生和家屬們辦理護照延期和換發外，他們再也不敢來學校向留學生們兜售中共的那壹套邪教，更不敢組織任何向中共效忠的政治活動。直到千禧年前，在中國留學生群體再也聽不到任何他們的聲音，沒有了他們的喧囂和騷擾。

　　兩千年前後，這批留學精英們陸續畢業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大部份留在西方國家者，仍保持了當年的政治敏感和責任心，關心國內自由民主事業的發展，並為之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不少人幾十年如壹日，孜孜不倦地維護、關註和支持已為數不多的海外民主運動陣地、曾為幾代留學生們提供精神食糧的民運刊物。

　　隨着國內經濟的發展，有能力出國留學者劇增，進入本世紀以來，大批中國留學生湧向海外。其中不乏如老留學生壹樣的精英和學者，但卻也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他們中既有因在國內高考失利的落榜者，也充斥着為貪官汙吏轉移不義之財和打前站、安排後路的官二代，還有那些暴發戶的“富二代”們。尤其是後兩種，他們到海外雖是入了學，卻根本不是來學習的，心思不在學習上。他們住在豪宅裏，開着豪車飆車於公路，沉迷於犬馬聲色，肆意炫富揮霍不義之財，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翹課、作弊、違反校規也就成了常態，本文開頭提及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為他們拖累，中國留學生群體的聲譽滑落到慘不忍睹 、自清末“中國幼童留美”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成為他人鄙視和嘲笑的對象。

　　六四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共僅象徵性地短期制裁後，因寄希望與其結成反蘇同盟，又壹廂情願地以為只要中國經濟發展了，國家富有了，自然會走上社會制度的變革和自由、民主之路，於是對其施行了愚蠢的綏靖政策。在經濟上，助其進入世貿組織，享受特殊經濟貿易優惠，使其經濟快速發展，短期內聚集了大量財富，有了在世界上稱王稱霸、挑戰普世價值的本錢。在政治上，放任其濫用西方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觸角入侵和滲透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層面，肆無忌憚地影響、干涉當地的政治生活，攫取極大的政治、經濟利益。近年中共對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滲透，赤裸裸地干涉其內政，干預選舉，甚至已有人在美國大學裏成立了中共黨支部。他們在收買議員和政、經人士地同時，由其豢養的海外同鄉會，華人商會甚至幫會等偽裝成當地“廣大華人”的聲音來影響、滲透西方，已對海外華人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嚴重損害了他們在當地的聲譽和形象 。

　　打着推廣中華文化幌子，而推行專制極權腐朽意識形態的“孔子學院”，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就遍及西方世界。與此同時，中共使領館的黑手也赤裸裸地再次直接伸入西方各國的校園，牢牢地把控住各校的“中國學生會”，並通過其將廣大中國留學生綁架在中共的戰車上，為他們的罪惡行徑搖旗吶喊。有不從者，則直接予以“教育”和恐嚇，並以騷擾、威脅國內的親人為手段。許多美國學生和校園媒體也直率地表達了對中國學生的看法，壹針見血地指出不少中國留學生被中共洗了腦，他們中許多人對此不僅不以為恥，反而洋洋得意、不勝榮幸，深感皇恩浩蕩和黨媽的“關懷”。其實中國留學生在海外“自發”表現擁護官方立場的做法，近年來已經屢見不鮮，他們其實早已成了中共在海外的打手和“招之即來，來則能戰”的“衝鋒隊員”。

　　2017年5月在馬裏蘭大學畢業典禮上，中國留學生楊舒平發表畢業演講時，因將中美之間的空氣、民主和言論自由作對比，贊揚了美國“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呼籲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氣而奮鬥，並表達了“自由是氧氣，自由是激情，自由是愛”的觀點，遭到了中共黑手所組織的圍剿。馬大前學生會主席朱力涵威脅道“以詆毀祖國的方式博眼球是堅決不能容忍的”，壹些中共的走卒們攻擊她的演講是“壹種為了融入美國社會的策略”。黨媒也不甘寂寞，《環球時報》對此次演講進行了大篇幅的宣傳報道，並且表示其為辱華的行為；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上，楊舒平被打上了“辱華”、“賣國求榮”、“漢奸”的標籤，要她道歉、悔罪，她本人受到中共的支持者的騷擾和威脅。

　　2017年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邀請達賴喇嘛在夏季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這本來是西方學校壹項極正常的安排，卻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無理反對和惡意抵制。受領館操控的該校中國學生會發出聲明，指控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有中國留學生題為“我留學美國交百萬學費，妳卻讓我畢業典禮看達賴分裂祖國？！”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閱，企圖施壓校方取消這壹安排。他們的無理要求自然被校方斷然拒絕，見改變達賴喇嘛的演講計劃已不能得計，隨後又派代表同校長見面，要求對達賴喇嘛的演講內容和措辭做出限定。這壹在美國國土上非法、粗暴踐踏言論自由的惡行也被校方嚴斥駁回，不能得逞。值得關註的是這個中國學生組織事後公開承認，他們此前的壹系列活動都請示、諮詢過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並得到他們的具體指示。

　　今年2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世嘉堡校區（Scarborough Campus）加拿大籍藏裔女生齊美·拉姆（Chemi Lhamo）當選為學生會會長，引發該校的中國留學生抵制。他們號召中國學生上網請願，要求學校廢除她競選資格，並在社交媒體上發起聯署，指她支持藏獨，壹旦當選，其言行將“損害國際生的關係和感情”，並號稱接近壹萬人響應。壹場本應再普通不過的校園學生選舉，竟活生生地被推進了莫名其妙的政治風暴。更有甚者，竟大言不慚、無知地抱怨“多大中國留學生壹萬兩千多，貢獻7個億學費，但是多大允許藏獨社團存在。” 還有人毫無根據地指控、誹謗競選學生會會長的Chemi Lhamo將會拿中國學生繳納的學費去推廣“藏獨”。這些中國留學生按照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思維、去看待問題，不僅顯示他們的知識貧乏和無知，而且他們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西方民主國家關於言論自由的相關法律。從不甘寂寞的黨媒《環球時報》也趁機伸出黑手，渾水摸魚、煽風點火，“拿着中國學生的錢支持‘藏獨’！多倫多大學妳的良心不會痛嗎？！” 如此無知、無恥的濫言只能令人作嘔。這些中國留學生的無知和霸凌行徑自然激起了公憤。拉姆獲大學校刊《The Varsity》發文支持，該文嚴厲譴責了那些侵擾拉姆個人言行的不當和不法行徑 。當地人權組織也強烈譴責了中共這壹公然在加國國土上踐踏民主、人權的醜惡行為。

　　最近，壹個粗口在整個世界上火了，還被收入英語詞典，其詞義解釋是，“fuck your mom’s vagina”。這個詞是8月16日，由澳大利亞南澳阿德萊德市中國留學生新創造的，破了壹項世界文明底線的紀錄。該日，澳大利亞南澳大學香港學生發起了支持香港示威者“反送中”的活動，當壹位香港女孩高喊：“Hong Kong stay strong !”(香港加油) 後，非法闖入示威者人中的壹群中國留學生，以極其下流的流氓腔調，整齊劃壹地集體回應粗口。震驚世界！在全世界所有的示威遊行活動中，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樣集體性公然侮辱女性的聲音，而這個集體的聲音，競來自中國留學生。野蠻、無恥、下作！這些留學生已不僅是民間傳言已久的花錢去國外買文憑或者根本在國內考不上大學的留學垃圾，而已墮落為留學流氓。他們的無恥行徑激起了整個文明世界的憤怒，有人形象地說，“這些人肉身雖然在牆外，腦子還在豬圈裡，奇葩的‘愛國’行為博眼球，卻讓世界人民看清了天朝人的醜陋”。有網文回擊這些留學流氓，“這些糞坑裏爬出來的蛆，應該送他們回到糞坑裏去。”他們的如此“愛國”的“英雄壯舉”，自然受到黨媽的夸贊和充斥大陸媒體的亢奮力挺。

　　其實不僅是中國留學生抵制、干擾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邀請達賴喇嘛演講的行動受到中共黑手的策劃和操縱，在西方校園裏，凡中國留學生的所有反民主、反言論自由、推行中共腐朽意識形態和外交路線的行為，其幕後都與當地中共使領館脫不開干係，有時他們甚至就直接跳到前臺，公然充當指揮。

　　面對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頻頻出手，西方社會終於開始感覺到現實和潛在的威脅，並開始出手反擊了。美國國會兩黨6名議員6月份提出的《反制中國政府及共產黨政治影響力運作法案》，矛頭就是直指這樣的團體，那些死心塌地為中共效勞的所謂“僑領”和“學生領袖”們，還是收斂些好，否則就會有人找上門來吃上官司。

　　美國智庫在最新壹份研究報告中，就如何精準打擊中共科技間諜的同時， 繼續歡迎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來美學習和工作提出了三招，其中壹招就是“取消充當中共代理人的中國人簽證，比如在美國大學監視其他中國學生的‘看管人’”。他們建議，“美國政府要區分出中共使領館在美國各大學安插充當中共政府耳目的‘看管人’（minders），這些看管人監督其他中國學生的政治觀點是否與中共保持壹致。”他們表示，從過去的行為來看，中共當局在世界各地，通過大使館官員和大學“看管人”，精心策划過壹系列反民主、反人權的示威活動。例如最近反對香港的“反送中”抗議，而這些人就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應該取消他們的簽證。近期，壹批又壹批的“孔子學院”開始被關閉、趕出西方校園，壹些特殊留學生的簽證被取消、被長時間審查，就是這些措施正在或將要施行的先兆。

　　這無疑具有巨大的震懾作用，對那些以留學生身份為掩護，為虎作倀，甘當中共馬前卒的“政治學生”和“特務學生”不啻當頭壹棒。也為那些跟在這些特殊留學生後邊，助紂為虐，為中共極權獨裁者們搖旗吶喊者敲響警鐘。近期以來，針對香港民眾的“反送中”抗爭，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其他國家的壹些中國留學生做了充分的醜惡表演。他們或仗着人多勢眾打壓、攻擊和破壞當地香港留學生的聲援活動，或直接赤膊上陣，力挺中共和港府傀儡，成了全世界接受普世價值民眾們眼中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權的政治小丑。而唯獨在有數十萬中國留學生的美國，甚少聽到規模較大、影響惡劣的同類惡行，看來這些“看管人”已感到末日的寒意，開始收斂蟄伏起來了，這大概與美國政府正在採取的上述措施不無關係。

　　廣大留學生們漂洋過海，花費巨大的代價來到西方國家，不就是為了學習別人的長處嗎？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應該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政治構架和社會形態，並和中國社會做相應、細緻的比較，以找出各自的利弊和優劣，得出自己的結論。至少不應被人洗腦，先入為主，抱着對西方世界的極深成見，盲目地排斥、敵視和詆毀西方社會。否則妳為何不心安理得地待在國內，繼續沐浴黨國的陽光雨露；或直接去朝鮮、俄羅斯、古巴這些和天朝制度同樣的獨裁極權國家，卻偏要來到妳不喜歡甚至仇視的西方國家“受罪”，受自由、民主、人權之罪。

　　筆者曾撰文寫道，“那些被裹脅在裏面的鬧事者，大多數只是因被極權數十年洗腦，又不諳民主真髓的無知稚嫩學子，他們鬧出此等笑話，尚情有可原。但願他們嗣後在民主國家的學習、生活，不僅學習科技、文化知識，同時也能關註民主社會包括選舉在內的運作，比較兩種社會制度的利弊，將來學成回國後，能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作出貢獻。他們應當警惕和揭露那些躲在青年學子的背後挑撥和破壞中國學生與其他國際學生關係，操控甚至利用他們的官方身份，來威脅留學生和他們家人生命安全的職業特務。他們也應當和那些為了回國之後可以得到好處向黨國納投名狀的政治扒手，和那些熱衷於在校園裏限制別人學術和言論自由的‘政治學生’、‘特務學生’保持距離，拒絕參加壹切為極權、獨裁政權造勢、張目、火中取栗的活動。如擔心自己和國內的家人受到迫害，不敢公開反對和揭發他們，至少可以保持沉默，不做有違自己良心和心願的壞事。”。

中共政權的精神剝削

作者 司馬泰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韓戰期間，美國人發現他們被俘虜的人在經過中共的宣傳教育後，很多人變得反美親共。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就是中共研製出了一種可以用來控製大腦的秘密神經武器。“Brainwashing”這個詞就是那時從中文的“洗腦”一詞翻譯過去並介紹給了西方社會。當時美國人非常緊張，甚至CIA也專門立項開始進行控腦試驗。

　　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中共並沒有什麼能夠控製大腦的秘密武器。怎麼洗腦？就是在封閉的環境中，採用暴力、威脅，高強度的思想灌輸而已，用中共的話說，就是“思想改造”。洗腦並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個療程一個療程地搞運動。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從肉體的怕，到心理的依賴，反復洗腦，直到成為聽黨的話的馴服工具。幾十年下來，洗了幾代人之後的今天，中共的洗腦效果終於顯露出來了。

　　一、共產黨洗腦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腦也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話說，是全方位的系統工程，一切都是為了洗腦，一切都是為了控製人的思想。效果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幾個：

　　1）接受共產黨統治的現實：共產黨不好，可是，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亂。

　　2）設身處地為共產黨着想：“我要是共產黨，也會這麼幹”，所以不是共產黨的錯，是被整的人的錯。

　　3）中共等同於中國：批評中共就是反華辱華。為中國百姓的人權發聲的人，卻遭到很多中國人的痛罵。

　　4）自覺抵製敏感信息：翻牆甚至人到了海外，對於被中共隱瞞的真相，不看不聽不信，認為都是假的。

　　5）“厲害了我的國”：把人民血汗創造的經濟發展歸功於黨，在自豪和狂妄的混雜情緒中為中共搖旗吶喊。

　　6）與“敵人”做鬥爭：對於中共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國內外敵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動起來憤怒聲討和抵製。

　　7）相信中共的“製度優勢”：專製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西方的黨派輪替，成不了大事，美國的衰敗是必然的，未來是中共國的世紀。

　　8）替中共的惡行開脫：他沒看見的，他就認為共產黨不會幹。只要中共沒有整到他頭上，就不信共產黨有這麼壞。說中共不好就等於說他自己一樣，面對多少證據，就是要替中共辯護。

　　9）“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哪個國家沒有貧富不均？於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腦的症狀還多得很，這裏也不過是蜻蜓點水。

　　二、細數中共的洗腦術

　　要細數中共的洗腦術，還真是數不過來。籠統的說，我們可以大致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一看。

　　1）基於無神論的黨文化，營造了洗腦的大醬缸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改造”的運動，現在也少了。中共洗腦越來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幾十年下來，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惡有報、仁義禮智信的的神傳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於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黨文化。共產黨本是黑幫、流氓、邪教的集合體，搞出來的黨文化漠視生命，崇尚暴力，好勇鬥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惡有報，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評判一件事的對錯，不是從愛惜生命出發，而是“我要是共產黨，也會如何如何”，“活該，為什麼要跟黨作對？”，不是指責共產黨，而是責怪被共產黨整的人。有了黨文化這個大醬缸，有了無神論作為國教，中共做起惡來，就如魚得水。

　　學生都很反感“政治課”，可是，從小學到大學漫長的政治課學習，不知不覺孩子們還是接受了無神論是真理，接受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鬥爭史。

　　被中共洗腦過的許多症狀，往根裏挖，很多都能找到無神論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會，沒有三尺頭上的約束，道德自然會墮落，很多人卻鄙視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權迫害，很多都與信仰團體有關，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對中共的打壓也就聽之任之了，甚至還幫着中共助紂為虐。因為無神論，也就沒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沉迷於物質生活的滿足，吃喝玩樂，沒自由就沒自由，被監控就被監控，只要黨不整到自己頭上就好，甘於被圈養。

　　2）混淆中共與中國，“反黨就是不愛國”

　　一個黨不等於一個國家，這是常識，但是，在黨文化中，這個常識就是“歪理邪說”。“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黨和群眾”，黨永遠在前面，黨不但代表國家，而且比國家還大。從出生，上學，就業，到退休，從生幾個孩子，到允許看什麼網站，從給不給你飯吃，到給你什麼飯吃，讓你生讓你死，什麼都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記不得共產黨是一百年前從歐洲傳過來的舶來品，而感覺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如同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一般，如同“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一樣，不但從心理上覺得離不開黨，從生理上也覺得離不黨了。

　　奠定了“黨等同於國”這個邪說之後，中共接下來的洗腦就是順水推舟了：離開黨去談論國家，會變成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所言，一聽到反黨，就以為是在反對國家。

　　那些所謂的“反華”“辱華”風波，大多都是這樣的產物。人家批評中共的人權，揭露的是中共的惡行，是在為中國百姓的權利和福祉發聲，被洗腦的人們卻無線上綱成“反華勢力”，大作文章配合共產黨的宣傳起鬨。人權，是誰的人權？是中國人民的人權，你發不了聲，人家幫你發聲，不但不感謝，還罵人家是“反華勢力”，多麼可悲可嘆啊。

　　3）營造“共產黨跨了，中國就會亂”之類的偽命題共產黨攝取政權之後各種運動搞亂了中國，中國人對“動亂”談虎色變。有了這樣的心理基礎，中共反過來就用“動亂”來恐嚇百姓，宣傳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強權，中國就又會陷入動亂，堂而皇之地“維穩”，為鎮壓百姓製造藉口。這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共產黨是各種動亂的根本因素，沒有了共產黨，再亂也亂不到哪裏去。關於這個話題可以展開大書特書，這裏就不細說。

　　4）盜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國崛起”為黨貼金

　　再怎麼“思想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共產黨的洗腦不過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國門，就會明白中共的謊言。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給了中共用來洗腦的本錢。但是，經濟發展是不是就歸功於共產黨呢？中國人吃苦耐勞，只要有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來，只要政府不阻擋，經濟當然能發展起來。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沒有共產黨，不也是發展得很好嗎？

　　流行一時的“厲害了我的國”，就是用這些年的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高鐵，支付寶這些東西來為中共唱贊歌。經濟發展是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是人民血汗積累的成果，人民養肥了共產黨，但是共產黨悉數拿來為自己貼金。

　　要說中共對於“中國崛起”有沒有貢獻，也是有的。中共因為作惡太多，最後的合法性就完全取決於經濟發展，於是，開啟了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包括強取和盜竊知識產權，不給勞工合法權益，利用監獄勞教所奴工，不顧環境汙染，上上下下的官員貪腐受賄權錢交易，沒有底線的道德敗壞，不守規矩的貿易政策，破壞國際經濟秩序，不腳踏實地而幻想彎道超車等等，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短期內好像是刺激了經濟發展，結果造成國內矛盾重重，國際上也四面樹敵。國際社會給了中國一個相當友好的經濟發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夠改弦更張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為了維持統治而糟蹋了這個機會。

　　面對西方對中共的警覺和製裁，中共也會一如既往地鼓譟西方在圍堵中國的崛起，把國際普世價值與中共馬列專製意識形態的衝突渲染成西方與中國的衝突。

　　5）暴力，暴力，還是暴力

　　雖然我們上面談到了依靠黨文化與經濟發展來洗腦，但是，中共最經典的洗腦手段——暴力和謊言——仍然是中共洗腦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除了從肉體上折磨和消滅人，中共還有一招就是用飯碗來控製你，不給你飯吃。古人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因為可以脫掉烏紗帽回家過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中共掌控着一切資源，沒有米你就熬不過今天，在生理極限下強製洗腦。

　　到了數字時代，中共把暴力也與時俱進到了互聯網領域，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數字暴力。大數據，人工智能，監視器，手機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製人民的身上，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高科技還給中共帶來了一種洗腦的新理論。中共把道德搞壞了，現在說要用高科技來提升道德，打造誠信社會。遍地都是監控攝像頭，小偷們自然望而卻步；人臉識別羞辱闖紅燈者，用來解決闖紅燈這個老大難問題；電腦處理交通罰單，找人托關係就行不通了。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竊取國庫的大偷們卻越來越多。用高科技遏製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有一個着名的理論，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能夠對善和惡做出選擇的時候，談論道德才有意義。在等級最高的戒備森嚴的監獄裏，犯人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殺人的自由，那麼這個監獄是不是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呢？當然不是，因為犯人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殺人，如何偷東西。

　　中共熱烈擁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歡技術，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誠信，而是喜歡這種技術帶來的對人監控的力度和規模。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警察國家，現在加上人工智能，一個警察變成了十個、百個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強了維穩？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這樣的獨裁極權國家鍾愛的根本原因。

　　6）一言堂，一言堂，還是一言堂

　　任何洗腦都離不開封閉性的謊言灌輸。無論中共號稱自己如何盛世了，國力如何強大了，都絕沒有放鬆對信息的控製。連親共的一些人都覺得共產黨太沒自信了。不是共產黨不自信，是共產黨知道它隱瞞了太多的真相，製造了太多的謊言，一旦真相暴露，共產黨就絕對只有垮臺一條路。

　　中共掩蓋國內真相是家常便飯，報喜不報憂，天天偉大成就，浮華喧囂，歌舞昇平，看不到底層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無處講的絕望，看不到道德墮落帶來的千瘡百孔的腐爛，美其名曰所謂“正能量”宣傳。同時，中共也大量報導外國的負面新聞。中共喉舌的駐外記者平時沒有事，一遇到國外哪裏有抗議，騷亂，疫情，槍擊案，火災水災，大樓垮塌等悲劇事件時，馬上實況轉播。大陸人知道美國發生的這種事情可能比在美國的華人知道得還快。長期下來，中國大陸的民眾自然而然地就覺得只有中共統治的地方最穩定最安全，西方社會都是動盪不安，民不聊生。

　　7）製造洗腦的網絡生態圈

　　這是黨文化在網絡時代的一種延伸。中共有網絡封鎖，但是，卻在自己的局域網裏製造出了一個自己的生態圈，從搜索引擎到社交媒體，從網購到視頻，幾乎西方有的中共都復製了一個，大陸民眾在這個局域網裏感覺什麼都有了，甚至比別人的還豐富。

　　長期下來，人們就習慣於這個生態圈了，對外界反而有了牴觸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間，對逾1800名北京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研究了他們訪問網站的習慣。其中大約80%的學生從未試圖通過翻牆等工具繞過防火牆。結果顯示，雖然大學生們獲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製的訪問互聯網，但他們對被屏蔽的新聞網站的需求並不高。僅有不到5%的人會在實驗期間瀏覽外國網站。調查還發現，學生們瀏覽國外網站時，看的網站內容大多與政治敏感事件無關。

　　這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好消息，中共製造的網絡生態圈真的能把網民圈起來。中共也會有意識地去占領輿論陣地，五毛大軍就不說了，中共還會製造很多看起來很精緻的電視節目，講解從中國到世界的歷史文化發展，對很多歷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這種精緻的洗腦很惡毒，好像是給人擴展了視野，了解到很多國內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動不動就是外國人自己說的什麼什麼，但是，報導和解讀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話只說一半對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斷章取義，或者乾脆杜撰，真真假假摻在一起，這種洗腦是真的很厲害。

　　曾經看過大陸的報導說美國殺了以千萬計的土着印第安人，因為文章引經據典，讓人不得不信服，以為是白人用槍實施的大屠殺。事實是如何呢？從歐洲來到美洲大陸，殖民者把天花、瘧疾等傳染病也帶過來了，由於土着人完全沒有對於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傳開，就不堪設想。據歷史學家考證，百分之九十的土着人是死於疾病，而不是死於跟白人的衝突。無論在歷史上如何，民主社會現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調查過去的事情。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邊上也有土着人博物館，講述他們的歷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紀念館嗎？

　　如果說過去中共洗腦主要是不讓你知道什麼，現在的洗腦更多的是讓你什麼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實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徑修剪過，想讓你知道的部分。他們判斷海外消息的真假，憑的是什麼呢？就是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於是，很多人認為西方和臺灣的新聞網站和媒體都是充斥着謊言和詆毀中國的，不信不看不傳。

　　不少華人到了西方，天天還是上大陸國內的網站看新聞，甚至帶着機頂盒出來，天天看國內的新聞和娛樂。因為那個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親切。這也是洗腦的一種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樣，離開不了了，中共就如一個無形的背影籠罩在他們身上。自己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一聽見有外人批評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覺是在抹黑中國，就如同在罵他自己一樣。共產黨不把他當自己人，自己卻把自己當作黨的人。

　　8）煽動民族主義

　　這是老套路，人作為個體都有民族情結，這一點被中共利用得得心應手，是轉嫁矛盾的拿手好戲。宣揚百年屈辱，沒有共產黨，就如何如何，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比如印度，也獨立了，也站起來了。宣揚共產黨可以兩彈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才1000元，還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學，可是，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想要去，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中共想要用這種特殊科技上的成就來給人民洗腦，要讓人民相信共產黨有多了不起。其實，內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為飛機是要重復使用的，對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發射不過是一次性買賣，失敗了也不過就是燒錢而已。

　　在共產主義理想泡湯之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共用來動員、煽動國人的利器。在國內要樹立敵人，在國際上也要樹立敵人，然後，把這些中共的敵人，宣揚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搖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鼓譟人們去鬥爭。

　　9）集中運動式洗腦

　　針對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樣沿用着“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關到一個地方，集中學習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訓班”“職業培訓班”的名義，其實就是一個黑監獄，地地道道的洗腦班。針對法輪功學員如此，針對新疆維吾爾人也如此。

　　中國有681所監獄，310個勞教所。這些監獄和勞教所都是迫害法輪功的重要場所。中央、省市縣和鄉鎮以及各個單位、學校、工廠、軍警都有自己的或聯合的洗腦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臨時的，有的是長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輪功學員綁架進去。據明慧網報導，整理出的洗腦班名單多達3600個。

　　洗腦班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黑監獄。在裏面要強製看誹謗法輪功的各種謊言，搞車輪戰，疲勞戰，剝奪睡眠的權利（這是中共專家總結出的最有效的洗腦經驗），用盡歪理邪說來進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滅絕掉，用簽署“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作為轉化指標。轉化率是中共對各級官員和職能機構的硬性考核槓桿，於是中共就動員起整部國家機器來對付法輪功。不轉化的學員就面臨可怕的後果：酷刑折磨，送勞教、送監獄，開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勞教所和監獄，那裏一樣有洗腦班，繼續強製轉化。

　　10）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腦手法

　　正如前面說的，中共的洗腦是一項系統工程，幾乎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洗腦，甚至娛樂和晚會節目都是為了給人洗腦。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腦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下面再簡要地說說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場”誘惑西方。中共與西方打交道，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常常被中共拿來做誘餌，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貪婪醜惡的一面勾起來，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嘴上的西方社會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價值觀丟在一邊，與中共同流合汙。他們自願被中共洗腦，也會充當幫凶替中共洗腦中國和西方民眾。臉書的扎克伯格在天安門廣場跑步，在採訪時桌上放着習近平着作，就是一個可笑的例子。

　　有“錢”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給海外的人洗腦，再出口轉內銷，把被洗腦的外國人幫中共說的話，轉回國內繼續給大陸民眾洗腦。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媒體財政困難，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購，去投廣告，在西方國家的很多主流報紙裏把中共的報紙當作廣告插頁，用錢讓西方媒體不敢對中共的人權惡行吱聲，甚至還為中共的人權惡行辯護漂白。在西方各國的大學、智庫大力滲透投資，收買、培養代言人，還重金投資好萊塢，讓好萊塢的影片自我審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話題。NBA的球員為了錢，也成為中共的旗子，用他們的嘴給中國人民洗腦。

　　製度對比，扭曲報導，這是中共玩弄“田忌賽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專製的所謂“優勢”去對比西方社會的製度“劣勢”，用專製的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去嘲笑民主製度的“黨派爭論”。其實，黨派爭論恰恰是民間意見分裂在民選官員身上的反應。如果民間沒有分裂的意見，比如，疫情期間需要呼吸機，需要疫苗，這個民眾沒有分歧，民主社會同樣展現着快速的反應，同樣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與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中共在無法掩蓋自己的惡行時候，瞞天過海的常用招式。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只要挑出別人的問題，然後就告訴中國人民大家都一樣，這不是中共的錯。有問題不可怕，如何處理問題還是重點。是不是公開透明，是不是真誠反思，是不是毫無保留的放到臺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絕不再發生。中共掩蓋的正是其它國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

　　你是民主社會，你有自由，你就應該讓我胡來。你不是有新聞自由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喉舌媒體長驅直入，安營紮寨。你不是市場經濟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商品隨便傾銷。中共大鑽民主自由社會的空子，大喊“時間站在中共一邊”，幻想假以時日，就會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腦真會一直有效嗎？

　　本文的重點是揭露中共洗腦招數，把中共洗腦的方方面面儘量列舉出來，會給人一種中共洗腦無處不在，“無堅不摧”的錯覺。其實，就在共產黨如此強大的洗腦場中，仍然有很多人翻牆主動尋求真相，就在無神論肆虐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對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會，包括幾千萬法輪功修煉者，這些都是對中共洗腦的有力回擊。海外華人致力於恢復真正的五千年神傳文化，特別是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是對共產黨洗腦大環境黨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會也並非是讓中共任意宰割的魚肉，國際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遠隨心所欲玩弄的東西，別以為中共是在給中國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濫的做法，早晚會激起西方的反彈，川普（特朗普）的“對等”政策，就是對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會變得惡劣，中共還想要用經濟發展來給百姓洗腦的資本就會不復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做的“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雖然發現很多人不翻牆，甚至翻牆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發現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研究人員使用了有獎問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個問題，其答案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內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對就能拿到一個小紅包。在這組研究結束時，大學生們在《紐約時報》等網站上瀏覽時間增加了九倍。他們開始花費更多時間瀏覽在中國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群體“在知識、觀念和態度上發生了實質性和持續性的變化。”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評估變得更加悲觀，許多人表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需要根本的改觀。

　　心病還得心藥醫，洗腦是用錯誤的信息進行灌輸，突破它還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構建起來的虛假的經濟繁榮，終會浮雲散去。中國人民要想長治久安，要想與文明世界和平共處，互相提攜，就得拔出共產黨這個毒瘤。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 從武裝叛亂到毛左共產黨執政時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餘年。中共的發跡、崛 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歷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 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

　　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着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 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 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 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 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衝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 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 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 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 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儘可能不採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系的、具體的研究成 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歷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 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0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 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 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 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 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 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 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 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着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着中國的工人 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 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 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 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 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 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沉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 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 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 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歷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 「干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 刺。

　　（0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 多方面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 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 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 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 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 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 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 地主關係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係、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 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 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 人和大勢裹挾着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 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 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 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 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范 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只有在抗 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 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 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 原因，就是有着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 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 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 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 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製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 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 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 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 製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 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 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只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 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誌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 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製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 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採用因人 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 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 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 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 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 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沉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係變得疏離。 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 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嘆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 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 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 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 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 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着「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係，這句話恰恰需要 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 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着「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 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 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只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歷，在國內也是萬裏挑一的高材生。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 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 則普遍有着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裏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 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 着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 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 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 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 歷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只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只是利 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 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 （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凌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0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 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 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面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當 國民黨執着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 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面進攻」、「重點 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 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餘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 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面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 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 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 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 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着一致的 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製定權下放，保障各級 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誌方面，國軍也顯着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 有很大差別，如嫡系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只 有少數嫡系，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 不知為何而戰，只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 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裏。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 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 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 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 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闢了大量根據地。這些 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製，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 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 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 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 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 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 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製，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 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 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系統早已滲 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瞭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 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 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 直到國軍撤到臺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面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系統，對中 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面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桿子裏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 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藉暴力實現的。 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 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0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着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 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 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製的地盤不斷壓縮，最 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 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 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 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陝北落腳。此時僅僅幾 萬殘兵疲兵，卻面臨着駐紮在陝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 現在的人們將陝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陝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 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面的變故，陝北對於紅軍，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 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 軍即將面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 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 以與陝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 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 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 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麼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 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 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 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 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 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着增強實力、 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 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 了八路軍和中共游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 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 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 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 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 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 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 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游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 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 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 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 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麼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 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游而不擊、利 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 復性殺戮、強姦，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 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 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 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 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着超過一億人口的龐 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 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 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 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 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只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 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 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 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麼好話。 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 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 國一直限製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 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面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 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臺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 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 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 徹底復滅。但這只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 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0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 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 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 因，「槍桿子裏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 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 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 便一一論述了。

　　（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 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 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不過探究其原因，也沒有多麼神秘。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製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 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製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臺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 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 法使政權復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徵。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麼力量可 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 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 而戶籍製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 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製之下，又 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 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 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 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 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只能任人擺布。當整個 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 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 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 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系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 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着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 對國家有強大的控製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麼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系、中國傳統的 等級製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 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 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 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系 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 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製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 值體系。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糾錯能力。歷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 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 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 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 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傷害或者只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 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麼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 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着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 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 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如果不死， 他們都有復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 在進監獄的貪官汙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 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 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係網。

　　所以他們知道，只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着。如 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淼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 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他們當然會做出相 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 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面， 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着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 有着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0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 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 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 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 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徵。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 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 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 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 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 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0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 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 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 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 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 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 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 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 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 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 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 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着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嘆。中共之所以 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 方面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 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衝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 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面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着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它依舊 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 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 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 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 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 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 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 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 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 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 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 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 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 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徵，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 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 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 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 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0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 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 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 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 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 餘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着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着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 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 從鄧右共產黨掌權到習近平時代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0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 的「悶聲發大財」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 紫陽、李鵬、江澤民都只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 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面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 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斗 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 濟、國企改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都標誌着資本主 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 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 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 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 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 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製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 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 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只贊同在大刀闊斧的 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 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盪，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 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 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斗得過老奸巨猾、經歷過戰爭和歷次 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 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擾， 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 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 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 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 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 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 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 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 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 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 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 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更多只是一種宣傳 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 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 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 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0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 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 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問題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 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 製，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 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面臨瓶頸、貪汙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 穩體製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製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 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製體製，是在胡 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面臨着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面解決這一問題， 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製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 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稜兩可的模煳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 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 歷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彌 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製製壓的中國民間， 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松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 會時說，「政治體製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 革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 製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只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 策，帶領中共沉默的統治着中國。

　　（05）習近平時代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 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臺將這一切逆 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 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臺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 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復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 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 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 的完全控製。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 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 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 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 「十六條」標誌着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製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 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沉沉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餘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 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誌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 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 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 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 無存。隨着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製 和集體領導製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 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彷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 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 提出效彷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 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 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 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 強就稱要堅決抵製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繫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 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 周年閱兵式等。但隨着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牴觸的加深，中共對 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 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 中共政權對外關係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 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臺《港區國安法》和修 改香港選舉機製，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 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 方式，壓製維吾爾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 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製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 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面臨着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 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 中共面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 着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依託現 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控製 力。這種控製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 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着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 不受製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面對科技的降維打擊只能任 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 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 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 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 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歷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 近平也在效彷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 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 「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 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 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 梯式分贓維護着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着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 延續着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06）演化趨勢

　　從中共建黨至今，中共政權的特點是不斷變化的，但不確定中也有一些規律 和軌跡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頗具理想主義的政黨，一切以推翻舊秩序、實現天 翻地復的變革為目的。隨着中共逐漸擁有實權，其理想主義日益褪色，務實主義、 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厚。到了掌權後又尤其1990年代後，中共逐步變成了固守既 得利益、維護既有秩序的保守主義政黨，形左實右成為它的底色。顯而易見的， 中共也從意識形態濃厚的政黨，蛻變為利益至上的集團。

　　中共經歷了由分權到集權，再到分權、再次集權幾個階段。在毛澤東掌權前， 中共沒有哪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到了毛時期才變成黨首說一不二。鄧時期黨的 領導權有所分散，胡溫時期進一步實現了集體決策。但習近平再度讓中共變成 「定於一尊」、黨一把手說一不二的高度集權體製。

　　在對待民主政治、人民呼聲和對外關係方面，中共在開明和保守間搖擺不定， 但總體趨於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現出親民主和開放包容的 強烈傾向。但在其餘的大多數時候，它都牢牢的掌握着政治權力，通過製度、意 識形態和暴力機器構築統治的高牆，警惕的對待民主的呼聲以及自由開放的外部 世界。

　　（四）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質

　　根據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歷史和各種特性已經比較清晰明了了。那麼，根 本上說，中共是個什麼性質的政黨？

　　筆者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專製的、暴力的、靈活善變的、強硬頑固的、混 合中外統治技能的、以信仰為招牌以利益為紐帶的極權主義政黨。它在奪權和執 政中，總體上是排斥其他政黨、壟斷政治權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權和實施統 治；高度務實而手段靈活，為維持統治願意在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上進行重大妥 協和調整；在維護統治、捍衛特權階層利益上毫不手軟，政治紅線有位移但始終 存在；結合了中國傳統儒法思想與外來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義要件；構 建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全黨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政治榮譽，但本質上是以共同 的現實利益為基礎團結和鞏固全黨，以維護和拓展黨內成員特別利益為第一目的。 中共這樣的性質在將來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除非時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中共一黨專製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有生命力嗎？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歷史痕跡和當下 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歷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 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 行事沉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着罕見的務實性、 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 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 掌控着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盪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 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斗 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面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 上一黨專製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 成功頂住衝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蹟，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 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 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 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 互配合，以維穩體製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 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製一切不滿與 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 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 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 「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 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歷史中，中國長 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的社會系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 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係。專製主義及維繫專製的相關製度、配 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捲入全球化後，各方面都受到來自外部 的很大衝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系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 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彷中 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 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系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 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着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 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製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 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 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 「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凋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 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 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着力發展經濟和 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 （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着改開的基本方向。只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麼中國 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 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 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 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 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捲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 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 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 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 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 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係數大大提高了。而中 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 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 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面，從純粹的利益 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捨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 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面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面是維穩體製的鐵拳， 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面、不自由。人 既慾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製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 「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 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蔔」，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 只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 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 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面。社會治理能 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繫到民眾 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製）無線 性關係，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臺灣地區以 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製政體並存。僅從效率 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面，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 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面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 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 它的管製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 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 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 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着為達目 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 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 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系統治的 手段，當然包含着具體的社會管製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 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 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強者與弱者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信息技術時代， 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系統顛復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係。強者、掌權 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 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 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鬆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 着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系統 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 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 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 能，信息化的監視系統、通訊系統、交通系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 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面對強者、受壓者面對壓迫者可 採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游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 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 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 程度上對專製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 需要那麼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復 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 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製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 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係 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 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 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着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 據着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 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衝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 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 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 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 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製而生存和 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 捆綁、與現行體製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 相悖。「既得利益」絕不只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係、話 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 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 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凌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 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 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製，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 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只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 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 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麼作用。 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 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着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 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 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 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後才出現，毛澤東 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 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 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 會。它既依靠又受製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製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 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製，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 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淼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 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 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 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製的效彷。這樣的體系和製度對 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製完善和 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製、危及政權存亡的方 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 益得以維繫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就要去 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 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 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歷次變革和自強 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着 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飢餓反迫害反內 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 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 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系，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 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製國家對高校的管製嚴酷，僅有斯大 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只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 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系一度喪失 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 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 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 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復了嚴酷的管製體系，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 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裏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 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 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 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只能自我 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面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 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 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 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 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 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製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製的關鍵一 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沉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面的道 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 子吸納入體製，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製者 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麼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 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面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 製統治，保持着對體製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 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 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 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麼的過分，只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 中共政權就會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臺，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 盪都不可能。

　　（六）由專製走向民主的路徑：中共獨裁下中國的出路何在？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製、 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淼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製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 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 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製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凋敝、政權萎縮、體製 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 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 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製與文化管製越來越疲 乏，一切都死氣沉沉，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 們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的影響，還符合東 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 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 的訴求有着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 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彷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 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嚮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 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 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 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 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 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 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系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 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 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 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 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歷史、地理各方面也都遠離西方， 自成體系，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 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 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牴觸的。

　　韓國、臺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製的垮臺，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 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 關繫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 裁政權，在社會控製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 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 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 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 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 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 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製，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 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 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 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 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 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 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 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 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 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 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製（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 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 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 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製走向民主的例 子。「兩亞一非」的前專製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 牢固、沒有完整系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製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 層面實行一黨專製或一人專製，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製也無法統製經 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製體製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 數量有限的親信，依託槍桿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製政 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 着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製力和治理能力 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製者，有 些就建立了民主製（哪怕其民主和專製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 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面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 裝等大規模和成建製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 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臺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 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製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製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系統化 體系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系，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面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 基層的滲透和控製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 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 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製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 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製度，以及廣泛 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 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 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 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 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製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製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 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 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製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 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復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干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 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製和圍堵有重大關係。還有像烏干達的 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製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 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復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 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 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臺。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 以推翻本國專製政權時，外部干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製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 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 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 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着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 甚至，它對於武力收復屬於中國的臺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 都沒有動兵），僅把臺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 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干預、製裁，最終政權復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 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採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 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干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 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復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 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製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 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 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 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 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 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麼，我們就什麼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 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 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嘗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 先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 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製共和革命 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製，但讓 西伯利亞監牢裏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 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 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着書立說，為革命做 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 國家體製、政治環境聯繫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 題、體製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 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 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 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 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慾和環境所汙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 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在超越自身的 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着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 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 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 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 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製內或間接依附體製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 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 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都對實現民主有 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 加復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 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 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只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 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着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 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 不容易，但只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 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 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 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製和網絡封鎖中？這裏有十 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 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 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麼孤立的專製中 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等到如朝鮮這種高度專製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 又能堅持多久呢？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 獻。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 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 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 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 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 者克製、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 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歷史舞臺或進行徹底轉型。可 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 就沒有改變。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吶喊， 暴力機器也將為眾誌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 示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製終結、中國 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只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 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

中國社會的防疫工作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橫掃中國、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經導致逾四百萬人染病，近30萬人死亡，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與財產損失無可計數。

　　這場世紀巨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數十萬條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遭重創、數十億人的生計被波及和打擊，也不能沒有個說法。如果沒有追責，這樣的悲劇就很可能再次發生。為了告慰逝者和傷者，也為了避免重蹈復轍，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環節尤其發端期間失職瀆職者的責任，是不可迴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時中共當局的隱瞞與對發出警示者的打壓眾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發時，曾經有中國醫療專業人員以不同方式發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學傳遞了關於新冠肺炎（當時還被稱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其中有“SARS冠狀病毒（準確說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個變種，即‘SARS-Cov-2’）”字眼，並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此後不久，艾芬就遭到了醫院紀委（即事業單位中負責黨紀的機構）的約談，約談期間被嚴厲斥責，如被訓斥“無組織無紀律”等。而參與傳播的8位醫生也被警方訓誡。他們後來也分別被稱為“發哨人”和“吹哨人”。

　　此後，武漢衛健委及第壹批赴漢中央專家組均宣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才會患病而不會人際傳播。官方通報的“不明肺炎”確診病例長期在兩位數徘徊，與後來證實的當時實際感染者數量天差地別。同時，包括央視在內的官媒，還以義正言辭的口氣播發了對8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新聞，稱武漢爆發SARS病毒是“謠言”，以穩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文章《莫讓流言沖淡春節的年味》，也代表着當時的中共官方對於疫情的態度。面對經濟下行和社會不安的雙重危機，當時的中共當局選擇隱瞞疫情、淡化危險、避免民眾恐慌，試圖維持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穩定。

　　抗疫關鍵期中共當局採用的殘酷手段及其惡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後，中共當局才急忙採取措施補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以此為分界點，中共當局對疫情的態度由隱瞞、淡化，轉向不惜壹切代價嚴控。而這“代價”包括了國民基本的生存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平等權、遷徙自由權、免於匱乏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等。

　　很快，各種封鎖和隔離措施從武漢市、湖北省，推向全國。在疫情最嚴重的2月，全國採取了幾乎是建國以來最強力的封鎖和隔離措施。除醫療等特殊行業外，工廠停工、停產，商鋪停業，學校停學，社會處於停擺狀態。同時，在武漢，幾乎所有市民均被關在各小區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間掀起了對湖北籍民眾及常住湖北人士類似“集體獵巫”式的騷擾、刁難、驅逐。湖北省尤其武漢市的民眾遭到了殘酷的歧視和惡劣對待。許多滯留外地的湖北人沒了容身之處。

　　在近年來中共當局日益完善的“大數據”管控下，對湖北居民隱私的侵犯和泄露無處不在。隱私泄露後，就面臨“壹刀切”的粗暴軟禁和驅逐措施。這嚴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權，破壞了來自湖北民眾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動軌跡被曝光於朋友圈和各種群組中，不僅橫遭侮辱謾罵，還無法離境、返鄉、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頭。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漢等地街頭，還被保安和市政人員暴力驅趕，忍飢挨餓。在疫情中，軍警、保安人員、社區和村鎮聯防人員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殘忍的手段對待市民和村民，“執法”過程中的暴力行徑比比皆是，但無壹例被處罰，日常的法紀處於休克狀態。

　　“壹刀切”和過於嚴酷的手段，極大的損害了數億國民的生計。經濟社會活動被強迫全面停止，導致上億國民失業、破產，繼而製造了大量負債者、生活無着的貧民。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未實行如中國這樣的抗疫“休克療法”，而是允許部分行業正常營業，或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營業。如疫情同樣嚴重的韓國，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館、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嚴格防疫如保持人際距離的前提下正常營業。其他如香港、臺灣、新加坡、日本及歐美大多數地區，均以折中溫和的方式兼顧了防疫和民生。

　　中國採取的徹底停擺，的確更有利於遏制疫情，但嚴重損害了國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經濟民生活動，得不償失。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第壹季度經濟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其對中國本就嚴峻的經濟、就業、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壹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壹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

　　各行各業的停擺也讓國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沒有供給或供給極少，導致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務短缺，物價飛漲。而由政府配給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務員尤其警察等強制力機構人員配給品中時鮮果蔬齊全，平民只能十元買到壹根蘿蔔、壹顆白菜、兩顆土豆等共三樣菜品組成的“愛心菜”包裹且時常斷貨。

　　更為惡劣的是，全國各地大批滯留於外地、需要被隔離14天甚至更久的民眾，需要自行承擔巨額的隔離費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於本就沒了收入的民眾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幾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休息（因為保安不允許躺下，只能坐着睡）。

　　而在高強度隔離下，老弱病殘等極度弱勢群體面臨着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困境。對此政府所做甚微，這些弱勢者處於坐等死亡的狀態。不許出門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無法像平常那樣逃離和求助，導致許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這些悲慘情形，有些是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當局縱容民粹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總之都是中共當局罔顧基本人權、剝奪公民生存權的例證，也是中共治下社會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體現。

　　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操縱和打壓

　　在整個疫情期間，中共當局進行了大規模的輿論審查。雖然疫情中中國媒體出現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湧現出不少優秀報道。但是對於觸及到審查紅線的報道或個人爆料，中共的輿論控制機構仍進行了激烈打壓。例如有聲稱被醫護人員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刪帖，當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漢市內醫療調度混亂、病人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新聞被打壓；在殯儀館不允許逝者家屬用手機拍攝慘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對那篇關於發出預警者艾芬的採訪文章《發哨子的人》進行全網封殺，並引發了壹場審查與反審查的拉鋸戰和反審查的行為藝術。再後來，由官方授意的對揭露疫情期間種種黑暗的《方方日記》及方方本人的圍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輿論戰中最明顯的手筆。

　　最突出的，是對於三位“公民記者”即陳秋實、李澤華、方斌的抓捕。這是中共當局使用暴力手段對新聞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蹤”，現今除李澤華獲釋外，陳秋實和方斌依舊下落不明。

　　因此，無論是疫情爆發初期對疫情的隱瞞和淡化，還是後來過於嚴酷措施對公民人權的肆意侵犯，以及整個疫情期間及之後對輿論的打壓和操縱，中共政權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當然，說到這裏，壹定會有人（尤其是親中共人士）認為，“那中共怎麼做都是錯的了？寬了不行，嚴了也不行，輕視不行、重視也不行？那怎麼辦？”以及“西方國家防疫更差，現在都死了幾十萬人了，中國反而控制了疫情，那麼西方國家應不應該追責？世界各國的疫情都要中國負責嗎？”等疑問。

　　我下面就對這些必然產生的疑問進行詳細解答。

　　從壹個極端到另壹個極端是雙重錯誤

　　首先，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從中共中央到武漢地方政府都公開疫情實情、積極採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隱瞞病毒危險性及有大規模傳播擴散的危險，就可以將疫情扼殺在萌芽之中，控制於武漢地區之內，中國的感染人數會遠低於現在，更不會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後那樣，選擇以經濟停擺、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會有上億人短期或長期失業，國民衣食住行也就不會受到如此之大的影響。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隱瞞疫情的情況下，如果中共當局後續採取有節制的、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折中的溫和方式抗疫，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壹樣，儘可能保持經濟運轉，必要的工業和服務業照常運行，就可以讓失業人數大幅減少。如果允許國民在採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保障他們獲取基本而相對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務，減輕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負擔。同樣，如果國家以巨資為失業者和弱勢群體提供經濟補助，對中小企業開放原本幾乎只給國企的借貸服務，就能讓平民和中小企業、個體戶等弱勢者、受疫情波及最嚴重的公民和機構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還有，在對待武漢人、湖北人時，如果公權力積極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輿論宣導上積極反歧視，就可以讓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嚴重的群體有尊嚴的生活。

　　這樣做，雖然會使得對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會像現在這樣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會更多壹些，但對於經濟民生的恢復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國民基本的自由和尊嚴，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們。因此，即便早期隱瞞疫情，中共還可以通過這些方式來“將功贖罪”。

　　可是，中共當局所作所為，與以上他們完全有能力做的這壹切背道而馳。在建設與破壞中，他們選擇了破壞；在提供救濟和任人自生自滅中，他們拒絕救濟；在應反民粹反歧視護平等時，他們選擇縱容甚至支持歧視與排擠。他們選擇犧牲國計民生、犧牲湖北居民，來實現對疫情的控制，繼而維持社會穩定，獲取抗疫政績，以利於其獨裁統治。

　　因此，在隱瞞疫情、遮掩真相後，選擇的不惜侵犯人權和破壞國計民生為代價的防疫，不是“糾錯”，而是錯上加錯。1月下旬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的極端化抗疫措施，雖然的確比西方國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傷害了國計民生，給國民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包括專家張文宏在內的多位學者均提到，僅僅從造成死亡這壹方面，封城、隔離及將所有醫療資源用於抗擊新冠而不顧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於新冠。例如患有各種嚴重疾病的患者因醫療資源集中於新冠而無法得到及時治療，還有破產和負債導致的家破人亡。至於GDP和人均收入下降會導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趨勢，更是國際早就有的共識。

　　西方國家和中共當局抗疫方式的差異及同樣抗疫不力本質上的區別如前所述，中共和親中共人士，總是拿西方國家抗疫不力來為自己脫責和轉移視線。在他們眼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疫情更為惡化，無論是人均患病率還是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言下之意是，民主體制下的國家抗疫同樣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沒有資格指責中國、追責中國，中共體制也並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從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數據，的確是歐美比中國更加嚴重，而且是在中國疫情大爆發之後失控，“現成的作業不會抄”。而從泛濫和蔓延的程度，中國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國這種強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國家治理的失敗，是中國“東風壓倒西風”的制度與模式勝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壹回事。

　　首先，西方國家完全沒有隱瞞疫情、欺騙公眾，更沒有壓制媒體和專業人士的報道和呼籲。“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現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只有公開事實真相，才能集思廣益、權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決策。

　　與中國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國從未系統性的壓制和操縱輿論，也基本沒有公權力施壓相關人士以隱瞞疫情狀況。其抗疫不力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對錯都呈現給了公眾，這本身就勝於“黑箱抗疫”百倍。沒有透明度，裏邊就有億萬可以想象和難以想象的骯髒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許多骯髒，大眾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責的、改變的、反思的。即便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長遠卻可從中得到太多經驗教訓。西方公眾對疫情有知情權、有批評權、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這本身就勝於大肆禁言、抓人，製造寒蟬效應、壹切決策皆出於黑箱、壹切皆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中國。再大的罪惡和悲劇，能被看見和批判，都好於壹切沒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縱限制約束下的各種罪與罰。沒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惡；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還毒。

　　第二，西方國家抗疫的效率和結果不如中國，是因為他們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間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間權衡。前面已提到，中國的防疫是犧牲了經濟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眾失業、破產為代價的。而對於西方國家乃至大多數國家，不可能選擇為了政績和穩定而顧頭不顧腚、拆東牆補西牆，而是要統籌兼顧遏制疫情與維持國民生計。他們不可能選擇對國家封控下大量失業者不聞不問，不可能為了新冠這點感染率和死亡率讓遠高於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無着的局面。因此，無論是進行封鎖和隔離的決策還是執行力度，西方國家都有更多猶豫、更大寬鬆。這自然會導致防疫效率相對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說至少不讓就業、國民收入等民生指數惡化的那麼厲害。這顯然是比中國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顧各方各領域，遠好於民粹和威權引導下的壹刀切。

　　還有，如果效彷中國的高強度管控，會犧牲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珍視的自由，會導致公權力擴張和對公民隱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基本政治信條。人們更在乎自由和尊嚴，不願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對於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習慣於被管束的國人，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不知道自由與尊嚴為何物，或者至少覺得為保命應該犧牲這些。而對於大數據的監視與管控，國人既然無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對大數據侵犯隱私和干預生活，壹直是公民社會抗爭的焦點。西方國家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絕不允許有中國這樣極具入侵性的“大數據”管控存在。

　　不同的體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對於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個人是傾向於自由與尊嚴重於生命的。何況，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實是有限的，並不是人人都會死。在微小的死亡率與每個人基本的自由與尊嚴之間，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採取中國式高壓管控，容許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動，是值得稱贊而非需要被譴責的。

　　而更值得稱贊的是，西方各國在疫情期間，均給民眾發放大量現金，以“發錢”的方式助國民渡過難關，充分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基本生存權的尊重，履行了作為民選政府的責任。相對於中國在救急分配中對特權者錦上添花也不肯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徑，西方壹直堅持重點救助受疫情更大、處境更惡劣的弱勢群體。

　　這些都體現了西方民主體制下政府和社會機構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維護人民的自由與尊嚴。西方國家在疫情早期的沒有積極採取措施預防疫情蔓延，是出於國民權利、社會自由、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考慮，且其決策過程得到民主體制的確認，公開透明。而這都是專制黑箱的中共當局不能比擬的。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動、公民可以批評政府的國家，和真相被壓制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

　　馬克龍還指出，“考慮到這些差異、所做的選擇以及中國現在的情況，我尊重中國，但我們不能那麼天真地說，中國在應對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顯發生了壹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當然，西方各國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擔責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開透明決策中的失誤，與專制政體下統治集團為壹己之私進行黑箱操作導致的罪惡，完全不在壹個層級；第二，西方各國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並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當局應負的罪責。西方國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關人員自需承擔責任，但抵消不了中共當局在疫情發端和源頭上防治不力的責任。

　　責任在於誰？要向何人追責？

　　根據現有信息，新冠病毒明顯發端於武漢（至少是在武漢發生了第壹次集中爆發），並首先在中國大陸大規模爆發。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武漢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為本次疫情負責的。

　　而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時所說，“作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把武漢肺炎定為壹類傳染病，要求屬地負責。在那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的話明顯在暗示，此前選擇隱瞞疫情，是由於中央不許披露，責任在於中央。

　　根據中國現行體制的運行規則，中國實行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在重大事務上中央更是有最終拍板的權力。因此，周先旺所說的是可信的，即隱瞞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麼，武漢市政府的“中央”是國務院，也就是說責任是李克強及相關的下屬人員。真的是這樣嗎？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黨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權力極度膨脹，成為自毛澤東之後最強勢的黨的領袖、國家領導人，連鄧小平都沒有習這樣的集權。相對而言，作為總理的李克強，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弱勢的總理”。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事務，李克強恐怕是難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執政風格，可能更傾向於較公開透明的處理，而非捂事壓事。因此，真正導致疫情初期新冠傳播被隱瞞、“發哨人”被約談、“吹哨人”被訓誡，輿論噤若寒蟬、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責任人，那就是中國現今的最高領導人、集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壹身的紅色帝王--習近平。

　　202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嚴峻。40年來改革開放的各種“紅利”已消耗殆盡，經濟下行已成不爭事實。同時，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達到驚人地步，醫改、教改失敗，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極大困擾着絕大多數國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中美貿易戰又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這種種壓力之下，維穩和保增長成為習近平政權最重要的兩項任務。

　　因此，面對新冠疫情，習近平及其核心統治集團必然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國夢”，並為下壹年黨慶百年獻禮，選擇壓制輿論、恐嚇醫療專業人員，試圖讓“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會成為習近平政權的選擇。於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約談和訓誡，以及後來對輿論的打壓、各種刪帖封號，還有官媒粉飾太平的鼓譟。

　　正是因為這些“人禍”，開啟了新冠病毒瘋狂傳播的潘多拉魔盒，導致了在中國染病八萬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萬死亡近30萬的慘劇。

　　而後來的極端抗疫中侵犯人權和釀成經濟民生危機，習近平同樣是第壹責任人。作為保守、強硬、僵化的領袖，其執政風格體現在其執政以來的眾多事件和發展歷程中，從“黨媒姓黨”到“七不講”，再到驅逐“低端人口”和強化警權、偏袒既得利益階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習近平粗暴野蠻、不顧人權和法治的執政特性顯露無疑。因此，本次防疫過程造成的“次生災難”，習近平“當之無愧”同樣是需要最終負責的。

　　那麼除了習近平，還有哪些人需要為這場疫情承擔責任呢？作為疫情發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均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們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防控，如停止兩會和“萬家宴”等集體活動，減緩疫情蔓延。但他們行動遲緩，隱瞞不報，後來應對多有不當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應的責任。只不過相對於習近平，他們承擔的是相對次要的責任。而他們屬下相關官員和職員，也需不同程度承擔罪責。

　　而聲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的武漢市衛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調查組，也需要為故意淡化疫情嚴重性承擔責任。根據後來明顯人傳人的情況，武漢衛健委和中央調查組不是故意知情不報就是技術失誤，無論哪種都需要承擔責任（當然前者更為惡劣）。

　　而作為武漢衛健委上級的湖北省衛健委、國家衛健委，同樣逃脫不了干係。國家衛健委還需要對疾控中心和中央調查組的失職負責。中國的官僚系統是嚴密的，利益盤根錯節。因此，基於權力與責任統壹的原則，國家衛健委也需要承擔責任。除衛健委主任馬曉偉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外，負責應對突發流行病和流感類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關司局科室人員，也需要為他們日常尸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義等導致的疏失承擔罪責。

　　“老虎”需要被打，“蒼蠅”也不能放過。直接指使對“發哨人”艾芬進行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就是“蒼蠅”的典型。據說，蔡莉的女兒曾在加拿大留學，經常高調炫富，出手闊綽，熱衷名牌包包和化妝品。這顯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資和獎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則是醫療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和商業腐敗。蔡莉這種中層官僚緊密靠攏體制，以維穩和對專業人員的管控，換取體制回饋的巨額收益。這樣侵蝕民脂民膏和醫療經費的蛀蟲，若不除之，天理難容。蔡莉之外參與威脅、訓斥艾芬等人的醫院行政人員，平常也是頤指氣使、盛氣凌人，“外行領導內行”，他們也需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對於八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武漢公安，不能把責任推給基層派出所民警，而是應該追究決策者的責任。而拍板進行“訓誡”的。既可能是省廳市局，也可能來自公安部某些高級官員。如果以後這類事情都只“甩鍋”給基層民警，那幕後主使必然更有恃無恐。遏制警權濫用，就應該從每個案件做起。而這次的“訓誡”案，就應該成為倒追濫用警權責任人的範例。

　　而對於在防疫期間泄露公民隱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視湖北居民不許其工作和租房等行為，嚴格來說均屬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些人理論上都應該成為追責的對象。

　　還有，在追責時，壹定要註意“撤職”、“開除”和“免職”的區別。前兩者才是真正的處分，且後者重於前者。至於“免職”，只是壹種職務調動，此後往往會平調、官復原職甚至升職。如對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的“免職”，其實不屬於任何壹種處分，只是為敷衍百姓民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司法處罰，才是真正的“追責”。

　　當然，懲罰只是追責的其中壹個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懲罰來警示他人和後人，使得別處和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失職、瀆職，讓這種令中國和世界遭遇的悲劇不再重演。如果沒有對責任人的追責，就沒有痛徹的反省，人們面對法紀就會有恃無恐，人為的歷史悲劇也就還會以各種形式再次發生。

　　除了對具體責任人的追責，還要要求中共當局解除輿論封鎖、解除報禁，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運作體系，實現信息公開（尤其數據公開）、運轉公開、人事公開、獎懲公開，並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變革與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說的這些追責，都只是道理上、紙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員責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如今的中共，不僅不可能自我審判習近平，連那些“蒼蠅”都不會追究。因為整個特權階層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體。他們官官相護、狐朋狗友相隱，絕不會“出賣”共同體內的人。習近平和核心統治集團深知，為了維護統治，必須包庇縱容中下層的爪牙為非作歹，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拱衛政權。只要中共獨裁政權存在壹天，追責就實現不了。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種錯誤，根本在於中共執政及中共主導的專制體制。

　　因此我認為在從道義和道理上提出追責後，不應對中共當局自我反省、主動自我追責抱有任何信心。還是要堅持推翻中共獨裁統治的目標，最終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新國家，以及壹個陽光透明、受各界監督的政府系統。那個時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內的中共各種罪行，都將被清算。正義的人民，會給歷史上慘劇的製造者以公正的審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來。

中共政權與瘟疫蔓延之間的關係

作者 陳建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只會跪拜權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隸的民族。

　　中國人有能力、有權利追究政府的責任，有能力、有權利追究執政者的責任。

　　爆發於2020年初的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時間內就席捲全球100多個國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確診病例已近430萬，死亡人數已近30萬。中國政府對於此次疫情的大肆傳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中習近平是第壹責任人。

　　責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特徵，但這壹點對於中國是陌生的，中國也從來沒有實現過壹天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的要求是權力和責任相對應，當權者、執政者壹旦出師不利，自己應當作為第壹責任人來承擔責任。不說歐美日的案例，就說臺灣，能看得到的是每壹次選舉失利，各黨主席通常第壹時間鞠躬、辭職，讓出黨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壹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調持續走低，辭職也是常態，今日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就有兩位前任，分別是林全、賴清德，林全辭職是因為民調持續走低，賴清德辭職是因為12·24選舉失利，當然，同時蔡英文也辭去了民進黨主席的位置，以示擔責。

　　責任政治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是新物種，水土不服，我們的傳統是“皇帝聖明，罪臣當誅”，壹旦出了紕漏，掉腦袋的不是當權者，而是身邊人，甚至是指出錯誤的人。商鞅變法時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懲罰太子，於是“刑其傅、黥其師”；司馬穰苴練兵時，不能殺了齊王的使者就殺了給使者駕車的左駙；秦王圍攻邯鄲，白起明說肯定出師不利，結果秦軍大敗，秦王沒有檢討自己失策，反而讓白起自殺。中國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臺的時候才會承擔責任，但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沒有什麽責任可言，反正都是壹死了之。

　　從這個角度來看，責任政治其實是執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間存在良性溝通的壹個表現，文明社會的政治參與者聽得到人民的聲音，看得到民調，在人民反對、厭惡、噓聲壹片的時候，他們有羞恥心，知道自己最該做的就是鞠躬下臺。專制政權之下與之相反，專制國沒有民調，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溝通的，權力在手就永遠偉光正，屍如山積也不會讓暴君自感愧疚。豈止暴君呢，大壹統體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員都不需要對民眾負責。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看不到引咎辭職官員的原因。

　　但是民智總有開的那壹日，任何壹個暴君都不能永遠欺騙人民。

　　權力與責任相對應，掌握多大的權力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即便這權力不是人民賦予的，是非法獲得的，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在壹個全封閉的學校裏，校長壟斷壹切權力，給學生吃了壞土豆，這校長需要承擔責任，不能說“如果不是我，妳們連壞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繼續要求學生對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學生們有權利不吃壞土豆，給學生吃了壞土豆的校長應該承擔責任，應該辭職下臺。

　　共黨即政府 壹人即全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或者統治中國的壹切，這是70多年的現實，這也是中共公開說的，是他們唯壹在意、唯壹盡力做的。不說以前，僅以習近平的言行為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論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壹書，收入習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間文稿70篇，千言萬語就是壹句話：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當然，我們知道，“領導”這個詞可以用“統治”來同位替換。

　　共產黨組建中國從中央到村委會、居委會的政府，說中共領導中國的政府和說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沒有什麽差別，不需論證。

　　中共掌控中國所有的媒體，包括自媒體。中國媒體是黨的喉舌，聽黨指揮，央視姓黨……不需論證。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中國的法律。2014年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誌、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誌，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這充分說明中國法律只不過是共產黨的政策、意誌，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協會議等等通過法律的手續僅僅是壹個有既定意誌、既定方案的過程，是壹種形式上的表演。

　　黨的意誌有是什麽呢？誰來指揮全黨呢？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黨魁的意誌，更準確滴說是掌握軍權暴力者的意誌。在共產黨內部真正的黨魁永遠是掌握軍隊暴力者。自2013年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共內部公開宣稱“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共軍委表示“堅決聽從習近平的指揮、對他負責、讓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誠核心、擁護核心、跟隨核心、捍衛核心”；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全國政法機關要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統壹思想、指導工作；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明確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切實把黨的建設擺在首位”；尤其是近幾年，中共內部以“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守紀律、不講規矩、不知敬畏、肆意妄為”為由，清洗內部“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加強對習近平的忠誠度。

　　如此種種，反復在證明中共執政幾十年的壹個常識：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共產黨的意誌，而共產黨的意誌則會通過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走過場、舉手表決後成為國家法律，共產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黨魁對這個國家的統治。簡單來說，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國家法律，黨魁統治中國的壹切，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習近平的意誌就是國家的法律，習近平在統治這個國家的壹切。

　　歸結為壹點，習近平壹人統全黨，全黨即政府，習近平既然掌握中國政府的壹切權力，就應該對中國政府的壹切作為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妳總不能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還要繼續對妳感恩戴德！

　　親自指揮 還是壹直親自指揮

　　2020年1月28日，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習表示：“疫情防控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很好，習近平說出這句話，按照權力多大責任就有多大的原則，他自己給自己找到了壹個可以歸責的點，回頭檢視中國政府在防疫中的種種亂象，所有壹切都在習近平權力的復蓋之下。

　　1月28日之後，中國官方媒體開始重點報道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加碼造神、表功，比如：

　　①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共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着優勢。

　　②人民領袖習近平，這場阻擊戰，習近平全程指揮；③習近平戰疫兵法，“該出手時必須出手，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④習近平戰役兵法，果斷部署，“武漢封城”……⑤中國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習近平講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可以回頭數算壹下，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習近平在疫情中的作為可不僅僅是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而已！

　　武漢封城之前的時間線

　　習近平親自指揮、部署的中國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詬病的就是隱瞞真相，以至於造成國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病毒大肆擴散。事實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據新京報報道，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僅僅需要4小時；2019年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國傳染病監控網路運行平穩，不會再出現“SARS類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葉刀》發表武漢肺炎研究論文稱，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後來被證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該病例並沒有中國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華南海鮮市場是武漢市區壹座販賣海鮮與野味的市場，其後來被認為與此次疫情有緊密關聯；2019年12月8日，武漢衛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稱12月8日出現首例新冠狀病毒發病；2019年12月15日，南華早報3月13日報道，12月15日有27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1月30日的論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開始就不明病毒進行流行病學調查；2019年12月30日，壹份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的紅頭文件《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通知稱，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強調未經授權，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發布通報，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同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抵達武漢指導疫情處置；也是在同壹天，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獲悉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8人散布武漢肺炎不實消息被依法處理，後經中央電視臺對此信息反復報道；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同日，世衛組織要求中國當局提供進壹步信息以評估風險；2020年1月2日，中央電視臺報道8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被依法查處消息。針對疫情，在WHO的三個級別（國家辦事處，區域辦事處和總部）啟動了事件管理系統；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人民日報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無大礙，希望外界不要在擔心。

　　2020年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共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中國國家當局總共向WHO報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華春瑩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醫生簽了訓誡書；2020年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無死亡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從1月3日收到的樣本中檢測出壹種新型SARS樣冠狀病毒，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證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日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相應疾控防疫措施；2020年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成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湖北省新華醫院壹位呼吸內科醫生出現肺部異常。醫院召開內部會議，強調不能把情況外泄，尤其不能“告訴媒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布了3級冠狀病毒健康預警，建議不要前往中國武漢。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披露疫情預警；2020年1月7日，國家疾控中心專家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世衛組織將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10日，武漢衛健委首度進行疫情通報。通報強調，在1月3日以後武漢未發現新發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衛健委專家王廣發稱，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武漢市兩會閉幕，兩會報道未見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報表示：王廣發（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稱，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復出院，說明該病毒致病性較弱，病情可控；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協會議開幕，湖北進入省“兩會”時間。國家衛健委宣布中國將與世衛組織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論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武漢衛健委強調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2020年1月12日，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住院；2020年1月14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國家衛健委就防控疫情召開視頻電視會議。2020年4月16日，美聯社核實的中國內部文件顯示，中國官員1月14日即知疫情嚴重：“傳染病的情況仍然復雜嚴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最大的挑戰；2020年1月15日，仍然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發布疫情預警；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兩會”結束，報道沒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兩會期間超過壹周的時間裏沒有增加。網傳“武漢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闢謠；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辦萬家宴，約4萬戶家庭參加。農曆臘月二十四，是中國南方傳統“小年”，春運進入第九天，開始了中國人返鄉、購物、聚餐等人群流動和聚集高峰。人民日報頭版有七條“習近平”的大新聞，卻沒有壹條疫情預警信息，政府錯失疫情管控的最後機會；2020年1月19日，武漢市疾控專家及市領導對媒體表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不強，可防可控。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總體是可治的；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接受採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習近平首次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2020年1月21日，國家衛健委通報，疫情已經出現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病毒傳染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德國聯邦情報局情資2020年5月9日顯示習近平與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通話時要求不要發布病毒人傳人的訊息和延後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臺灣確診首例病例。國內開展疫情應急科研攻關，鍾南山任組長。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武漢15例醫護人員感染。湖北省委書記、省長等出席春節團拜會並觀看演出；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成立，並發布1號通告，宣布武漢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運行，機場火車站關閉，並要求市民不要離開該城市。湖北省有武漢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潛江市、天門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漢肺炎防控指揮部通告（第2號），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們有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請廣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網民因傳播新冠狀病毒肺炎“虛假信息”被拘留；2020年1月25日，壹樣歡天喜地的春節聯歡晚會照常進行；2020年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但是“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應該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沒有權力披露，在上級決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隱瞞真相；2020年2月15日，中共黨媒《求是》報道習近平於1月7日開常委會，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響正常生產和生活；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不見習近平所謂的1月7日指示的內容。

　　隱瞞疫情

　　通過上述時間線可以證明下列事實：

　　1、從最早的病例出現，到中國政府開始承認病毒可以人傳人之間，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從武漢李文亮等醫生透漏病毒疑似薩斯、會人傳人開始，至中國政府確認傳染也間隔了20天以上；2、按照中共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中國政府最遲在2019年12月底已經得到有關疫情的信息；3、按照習近平自己的說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經完全了解有關疫情的信息；4、不談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整個中國失去了言論自由，僅就有關疫情防控壹事來看，中國政府在疫情最初爆發之時就試圖禁止真相傳播，不惜對透漏疫情真相的醫生動用警察進行懲罰；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國政府承認武漢肺炎可以傳染之日，中國各級政府、中央到地方媒體以及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不傳染，可防可控，就是這些謊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發；6、習近平掌握所有的權力，對疫情防控全程指揮、全程部署，習近平應當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從最初病例到確認傳染隔了50多天，從武漢醫生透漏傳染至確認傳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間，中共控制的各級政府、各家媒體、各家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都在壓制真相的傳播。鍾南山團隊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遲5天，中國內地疫情規模將擴大3倍。”不說這種表達有多麽卑劣無恥，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認病毒會人傳人，疫情帶來的人員死亡和損失會縮小多少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說：“新聞自由是災難最大的救助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災難，禁止真相傳播，剝奪新聞自由是災難的最大幫助者，或者就是大規模殺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漢被懵逼真相的4萬多人參加了萬家宴活動，結果事後統計百步亭每壹棟樓都有病人被感染。在當日從中央到武漢，每壹級政府官員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況下默許甚至是縱容了這種大規模病毒傳播，這是大規模殺人。

　　先不說病毒來源的爭議，僅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傳播、反而大肆傳播虛假信息來看，習近平是擴大疫情災難的第壹責任人，習近平應對死亡的無數冤魂負責。

　　新聞造假

　　2020年2月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包括要“深入宣傳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充分報道各地區各部門聯防聯控的措施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壹線的感人事跡，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壹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凝聚眾誌成城抗疫情的強大力量。”

　　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受訪時表示，中央宣傳部已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採訪報道。張小國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宣部連夜傳達學習貫徹落實，我們把疫情防控宣傳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據央視《新聞聯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傳部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採訪報道。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亦表示，「疫情防控宣傳」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謂“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真相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政府官方媒體主導的製造謊言的行徑。上行下效，習近平有在疫情泛濫期間製造輿論、控制輿論的要求和指示，全國立即跟進。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發通知：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暖新聞。《法制日報》報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發《關於加強對政法系統依法防控疫情、維護安全穩定先進典型宣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加強內容策劃、創新形式載體、提升統籌效應，弘揚正氣、激勵斗誌、激發社會正能量，為打贏疫情防控戰營造良好輿論氛圍。《通知》還強調，要加強內容策劃，抓住先進典型的精神實質和閃光點，深入挖掘動人事跡和鮮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有人情味的“暖新聞”，讓疫情防控壹線政法幹警和群防群控隊伍忠誠無畏、無私奉獻、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鮮明，讓政法典型宣傳更能打動人、更能引發共鳴。在傳統媒體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作用。

　　簡單來說就是中共政府親自指揮編故事，造假新聞，製造淚點，對國人進行欺騙。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專職造假的記者也已經進駐武漢，於是大量“淚點故事”開始登上中國各種媒體，尤其是法制日報所說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種新媒體平臺。

　　比如“強制陪伴令”，中國新聞網於2月20日的報道：近日，壹封落款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偵緝大隊”的“強制陪伴令”刷屏互聯網，多地為戰“疫”壹線人員發“強制休息令”的舉動，更讓眾多網友紛紛“淚目”。透着濃濃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對基層壹線幹警忘我付出的褒獎，更是對壹個人到對壹家人的尊重。但“強制”二字的背後，也凸顯出基層“千針壹線”打“疲勞戰”的無奈。為此，記者採訪了“強制陪伴令”的當事人，請他們講述“強制陪伴令”背後的故事。……千萬別以為這是唯壹的，去網絡檢索，“強制陪伴令”、“強制休息令”圖片、新聞多到妳讀不完。

　　再比如“中國有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國際社會贊賞。多國政要表態稱，中國交出出色抗疫成績單，相信中國將在經歷疫情考驗後變得更加強大。海外網友紛紛表示，中國政府迅速、有效應對疫情，為其他國家爭取了時間，感謝妳們。”——類似信息壹大堆。

　　再比如“丟下幾萬塊錢就跑”，“近日壹菜農將省吃儉用的1萬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給民警“買口罩”，扔下錢後撒腿就跑，不想讓人記住他的樣子”，江西、湖南、寧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伙、黨員老兵……都是丟下就跑。

　　新華社武漢3月8日電題：《巾幗大愛守護生命花開——戰“疫”巾幗奮鬥者亮相國新辦記者見面會》，其中壹位收到表彰的記者就是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廖君。該報道表示：在家裏，她是兩位七旬老人的獨生女，兩個孩子的媽媽，壹位軍醫的妻子。戰“疫”報道中，她去過收治患者醫院，進過社區，到過隔離點，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開展採訪。同事們都叫她“鐵人”。新華社湖北分社女記者廖君壹直戰鬥在抗疫報道壹線。“我們必須用鐵的意誌、鐵的行動，報道擊潰疫魔的戰鬥。”廖君說，戰鬥不分男女，只有我們進，疫情才能退。到現場去，到最危險的地方去，聽老百姓最真實的聲音，這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

　　廖君還說：“我們要用手中的筆和鏡頭為武器，向世界大聲講述戰役的中國故事、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她說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寫署名稿件500多篇、內參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這其中包括了《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8人因網上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

　　在疫情蔓延全國之際，中共和中國政府沒有全力進行防疫救災、保障疫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無掩飾地製造這種假新聞、假故事，這是對國人智商的壹種侮辱，是對生命的褻瀆，是拿國人當做低智的豬羊壹樣對待。

　　面對每分每秒都在傳播的病毒，壹方面掩蓋疫情真相，壹方面傳播虛假安慰信息，這形同大規模殺人。

　　如此種種，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體毫無遮掩地對全體中國人進行欺騙。而其總指揮，下命令、指示的正是習近平。

　　宣傳病毒來源是蝙蝠 而且拒絕調查

　　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質問美國：“零號病人是什麽時候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壹個解釋！”這是公開表示病毒來自美國。受中國政府態度的影響，中國民間更大肆流傳信息：病毒來自美國。

　　4月30日白宮記者會上，川普總統表示：他看到過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實驗室的證據。當然，川普還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來源還是壹個未解之謎，這需要科學的調查作為最終的結論。但是在沒有最終結論之前，也不是沒有信息可查，現羅列相應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體與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葛興義、石正立在《自然科學》上聯合發表《類似於SARS的循環蝙蝠冠狀病毒簇現實了人類出現的潛力》壹文，文章表示：“我們產生並鑑定了壹種嵌合病毒……結果表明……在原代人氣道細胞中有效復制，並達到與流行病相當的體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華網發布文章：科學家發現壹種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2018年11月22日，新華網發布報道：《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青年團隊與烈性病毒“硬碰硬”》，報道表示：“蝙蝠長期攜帶病毒的免疫機制研究領域,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已經處於世界領跑階段,蝙蝠攜帶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讓人類從中學習如何對抗病毒。”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35歲的周鵬上個月剛剛以並列第壹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學期刊《自然》在線發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體內找到了引起仔豬致死性腹瀉疫情的冠狀病毒源頭。天天與烈性病毒近距離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沒有危險?今年39歲的周溪研究員笑着說:“只要按照規範嚴謹操作,就沒有風險,讀書工作以來,我及周邊沒有發生過壹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海關舉行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緊急處置演習；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機定位數據顯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安全防護實驗室區域無手機定位數據。——2020年5月8日報道2019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衛健委成立全國流行性感冒醫療救治專家組；2019年11月，美國軍方的國家醫療情報中心早在2019年11月發表內部情報警報，指出中國的電子通訊信息和獲取的衛星圖片顯示武漢地區發生大規模感染病；2019年11月17日，南華早報2020年3月13日報道，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號病人”尚無法確認；2020年1月1日，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2020年1月2日，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2020年1月2日，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2020年1月12日，在由醫學專家張永振主導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在發布基因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臨時關閉，原因不明；2020年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對前期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學資料分析發現，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2020年1月22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是野生動物，新型冠狀病毒對於兒童等年紀小的人不易感染；2020年1月22日，中國國防報發布文章：讓生物戰爭走進國防視野；2020年1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稱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銷售野生動物；2020年2月10日，美國白宮要求科學家調查2019新冠病毒來源；2020年4月25日，中國駐英公使陳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中方不會同意讓專家進入中國對冠病的源頭展開獨立調查，認為有關要求是出於政治目的，且會分散中國防疫的專註力。

　　2020年4月30日，中國外交部公開表示：中國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28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反對把國際調查政治化、對中國搞汙名化；2020年5月5日，人民日報表示：“據美媒，美國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長邁克爾·梅勒姆4月30日稱，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參加會議後開始出現症狀且“從未如此嚴重”。 4月29日，血液抗體檢測顯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體。”但很快被網友發現，人民日報所說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網”，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官方網站；2020年5月6日，聯合早報：中國駐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大使陳旭指出，中國在抗疫取得“最終勝利”前，將不會邀請國際專家調查冠病源頭。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記者會中，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中國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中方對此有何評論？華春瑩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麽。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網站刊發題為《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漢首先報告疫情不等於就是病毒源頭，新冠病毒源頭尚未確定。病毒溯源是壹個嚴肅的科學問題，要以科學為依據，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去研究。歷史上最初病例的報告地往往不是病毒來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國報告，但起源地有可能並非美國；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西班牙流感實際上也並非始於西班牙。

　　行文至此，筆者必須說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實都有依據，都可以查到信息來源。

　　根據上述信息，可以驗證的事實如下：

　　1、至少從2015年以來，武漢病毒研究所壹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2、中國政府壹再強調病毒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麽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3、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蝙蝠，但並沒有提供相應證據，並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4、病毒爆發以來，無論是各級政府、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都在試圖掩蓋病毒爆發的真相，甚至在銷毀病例樣本，且嚴厲禁止對外發布有關病毒的信息；5、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進行病毒來源調查。

　　評論如下：

　　其壹，先說為什麽要調查病毒來源，無論是為了今日抗疫，還是為了將來防控疫情，還是為了研發疫苗，都需要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中國政府說了許多理由，歸根結底壹句話：禁止到中國調查。這是在做什麽？是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嗎？

　　其二，再說基本常識，要查清病毒來源需要到病毒爆發的“第壹現場”進行調查。

　　病毒的來源在哪裏需要調查，如果不允許調查勢必不能查清來源，而調查當然從最早爆發地開始。中國政府以在武漢爆發但武漢不壹定是源頭，這是壹種禁止調查的狡辯。 “不壹定是”意味着“也不壹定不是”，是與不是，還需要調查之後才能得出結論，中國政府壹再拒絕調查，這到底是要找到源頭還是要掩蓋源頭？外交部的壹再拒絕並不能給出壹個可以服人的理由。

　　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祖籍陝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園被建在陝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趙立堅的邏輯，這習氏陵園要建設到哪裏呢？

　　其三，誰主張，誰舉證。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是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證明這壹點。事實上直到該市場被拆除之日，壹直有人在裏面居住。中國政府又主張病毒來自於自然界，來自蝙蝠，但是沒有做任何舉證。

　　其四，中國政府除了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且不給任何證據以外，還在嚴厲禁止有關病毒信息的傳播，甚至在銷毀相關的證據。這是為什麽？

　　中國政府壹再表示他們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樹立了標杆，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來源，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這不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慮，也為病毒與武漢病毒所之間的關係認為設定了更大的疑問。

　　禁止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習近平的責任，習近平必須對此負責。

　　習近平，妳和妳的政府為為什麽如此懼怕查清病毒的來源呢？

　　汙國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僅僅討論到此。僅就上述信息可知習近平在疫情擴散中的巨大罪惡，用“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毫不為過，習近平需要對死去的無數亡魂承擔責任。

　　當然，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關於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視武漢人，比如高壓統治武漢，禁止死者家屬要求賠償的話題還需要再辟專章論述。

極權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我看到了刊登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別等到中國抓捕小熊維尼時再行動》，對作者紀思道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不能苟同。作為壹位在中國生活二十餘年，離開中國僅壹年有餘的學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談壹下我的個人看法。

　　毫無疑問，紀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關於中共政權利用美國企業的貪婪，干預美國企業和個人的言論自由，是明確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關於習近平政權對於新疆穆斯林的鎮壓、對互聯網的控制、及試圖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紀思道先生在批評中國對美國言論自由的干預時，還提到要秉持謙遜的態度、了解中國的發展成就、考慮事物的兩面性，這更是難能可貴。我對於這些看法和意見當然是認同的。

　　但是……沒錯，我主要想講的的確是“但是”及之後的話。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見為主。

　　紀思道先生字裏行間提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警惕。而這也是大多數西方和港臺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憂慮。

　　在海外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的發展與現狀都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類同於納粹德國和冷戰期間的蘇聯，並對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臺和美日的許多人士，不僅普遍存在類似的看法，還大都比紀思道先生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間）有更高的估計、更強烈的警惕與不滿。關於論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膨脹、極端、強大、威脅……”的着作、文章、言論連篇累牘，共鳴之聲不絕於耳。因此，我才寫下這篇拙文，表達我的觀點。本文不僅是為了回應紀思道先生及他的這篇文章，也是希望讓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觀的探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問題的是是非非。

　　無疑，中共政權的確在推動壹些民族主義（中共官方稱為“愛國主義”）議程，試圖通過鼓動國民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以增強政權合法性、鞏固專制統治。

　　但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是日益興起、非常強烈且令人擔憂嗎？我並不這麼認為。

　　從表面上看，自習近平以來，“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聲調成為官方宣傳的主旋律，對“愛國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強調，似乎也達到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最高點。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閉和在對外開放領域收窄的跡象某種程度也佐證了“擁抱世界”與“民族復興”的此消彼長。

　　同樣，紀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對美國企業施壓的案例，也體現了對“臺獨”和西藏自治運動乃至“藏獨”的不容忍、對新疆以維族為主的穆斯林的殘酷鎮壓日益增強。而近日香港發生的壹系列示威與衝突，也被視為中共對這塊半自治的英國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強。縱觀文章，紀思道先生顯然將這些都歸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的表現。

　　這些事例當然是存在的。但這壹切是否如表面顯示的這樣簡單？能否證明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大和進壹步增強？紀思道先生當然是對此持肯定態度。如上所述，還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強烈的肯定態度。在對華強硬派人士中，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盛行與威脅的日益增長，更是普遍。

　　而事實究竟如何？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並非大多數人（包括部分知名媒體人和學者）看到和感覺到的如此簡單。中國民族主義也並未在實質上足夠強大和具威脅性，更沒有在習近平時代有實質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強。

　　（壹） 中共建政至習近平執政前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歷史的變遷剖析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以時間順序分成不同歷史階段，並從官方和民間兩方面分析。

　　在官方層面，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體現。從1949年建國至文革結束時，中共政權主要強調的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名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真實的封建“儒法並用”忠君和等級思想的結合體，而民族主義則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為那段歷史變遷中的壹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傳“反帝愛國”的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放棄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進壹步追究（東京審判僅處決了個位數的戰犯，關押在撫順的戰犯全被高度優待，後來全被赦免），也放棄了索取戰爭賠款，還厚待並相繼釋放了大批日本戰犯。這也意味着中共政權代表中國放棄了對殺害超過兩千萬中華兒女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責任追究。而這不僅讓死難者死不瞑目、讓致殘與被侮辱者再無伸張正義可能，還留下了嚴重的歷史隱患，為此後乃至未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探尋、追究、警惕，製造了極大障礙。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共又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與原來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對抗。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自朝鮮戰爭後，中共對美壹直口頭強硬實際低調，包括美國在越戰期間轟炸中越邊境中方壹側，中國也選擇低調處理。1970年代，中國也與被視為“列強”、“殖民者”並在內部宣傳上口誅筆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國建立外交關係，還加入了聯合國。

　　此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對日政策，已經表現出中共為統治存續，在實質上隨時會拋棄涉及民族主義的訴求，乃至不顧國家正當利益和中華民族犧牲者尊嚴等特徵。

　　換句話說，中共以犧牲乃至出賣國家利益，通過直接手段（以國家主權、人民尊嚴與利益做讓步，換取外國的對中共政權的“不干涉”甚至友好、半結盟、結盟）和間接手段（同樣是放棄合理合法的國家和人民利益，換取經濟發展和在國際上立足，最終目的是維持中共統治和中共核心集團利益，如放棄對日追責和賠款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經濟開發援助）換取專制統治的存續，在毛時代已打下基調。

　　而民間層面，那時中國處於高度封閉之中，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及造成的動盪和破壞，民間幾乎完全沒有相對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潮。雖然那時經常舉行動輒十萬乃至百萬人的“反帝反修”和“聲援黎巴嫩、埃及、美國黑人……”等群眾遊行，但無論反對哪國/哪群人或支持哪國/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統治集團決定，參與者毫無自由意誌，不僅不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參與者連所反對或聲援對象的概況都壹無所知。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以擁抱世界的姿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及鄰國日本和韓國極為積極的發展關係，並且在聯合國承諾“永遠不稱霸”。甚至，它還盡力壓制民間的民族主義訴求，例如阻止民間侵華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而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壹度對蘇強硬，但隨着壹系列“葬禮外交”的展開，兩國關係也不再敵對。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相對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國民間，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則在迅速生長。當然它並不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思潮（那時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開放年代百舸爭流中的破浪壹舟。如1984年奧運會中國斬獲頗豐和“女排精神”傳遍大江南北、保釣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民間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的自覺與普遍化、對歷史上北方帝俄/蘇聯對中國侵略的思索，以及對“五四運動”中救亡啟蒙精神的繼承，都是80年代中國民間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覺醒的例證。不過那時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美國在內的西方都較為友好（甚至中美壹度是實際上的同盟關係），沒有什麼民族敵對情緒。而且，那個年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雖也有些極端者，但總體上沒有被官方操縱和圖謀私利的，是相對純真和正義的愛國主義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後，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而且歷經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浩劫的歷史記憶，以及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等制度與社會結構已不可逆變的現實，中共政權自然無法重新以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為維護專制統治，此時的中共才開始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中華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鄧小平統治晚期和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內向國民施行教育灌輸與政治宣傳，對外則更多強調“韜光養晦”的戰略，在維護專制統治的前提下，儘可能避免與美國在內的各主要國家發生衝突。如在“銀河號事件”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中共，均採取了相對克制、淡化影響的態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會鼓動民族主義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價值的影響。此外，1996年的海峽導彈危機，是中共政權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壹招險棋，也是中共迄今為止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動用的唯壹壹次實際火力威懾。

　　而在民間，經過六四後數年的沉寂，“愛國主義”已經取代了“自由民主”，成為多數有政治抱負與家國情感國民的精神寄託。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還有諸如“圓明園獸首回歸”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間運動，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強化。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擊事件中，中國官方策動與民間自發合力產生的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中國主要城市，顯示了中共以“愛國主義”對抗西方的目的和產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後，部分但眾多的國人對美國遭遇恐怖襲擊的幸災樂禍，表現了六四之後中國愛國主義精神的變質和當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濫觴。

　　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共政權推行民族主義有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而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階層固化，讓中共更需要藉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因此，胡溫執政時期的中共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更趨強化，且開始對外展現相對強硬和主動出擊的壹面，如在對日、對美政策上都日漸強硬。

　　在對日問題上，以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島和修改歷史教科書為主軸，中日兩國形成了“政冷經熱”的復雜關係。而對美政策上，中國相對更加鮮明的提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立場，反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但經濟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漸升溫。而民間的愛國主義則基本與江澤民時代壹脈相承。2008年北京奧運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層面，都達到了建國以來對“愛國主義”宣揚的最高點。在那時，即便是港澳臺的許多民眾，也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

　　但在奧運之後，由於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重新惡化，維穩體制的日漸強化，中共政權與公民社會的衝突激化，民間自發的愛國主義開始逐步降溫，即便官方依舊在強化“愛國主義”宣傳。而2012年的反日遊行，以及部分參與者的暴力行為，則成為胡溫時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混亂的尾聲。

　　（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殼與絮、形猛與內拙、興勃亡忽（1）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復雜現實習近平執政不久後，中國的專制開始走向空前強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至《炎黃春秋》雜誌被“整頓”為高潮，新聞自由至今幾乎蕩然無存；兩年後的“709大抓捕”，則重創了中國人權捍衛者的中堅--人權律師群體；又三年，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已形成的“習核心”鞏固和延續下去，更將專制的青面獠牙暴露無遺……近七年以來，中國國內人權急劇惡化、公民社會已基本“歸零”。國民的公共空間的萎縮和劣化，不僅使現實中公民政治參與已不可能，連互聯網上的涉政言論也被普遍封殺、管制。

　　政治上專制的強化與公民社會的“歸零”，讓中國人民政治民主化的夢想再度破碎，且連溫和、妥協、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公民政治參與的餘地也不存在。隨之而來的，則是主張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精緻利己的犬儒主義的盛行，“社達化”與“犬儒化”下的中國，已經成了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時代叢林，是非難存、競爭殘酷、理想破滅、明哲保身、焦頭爛額……在這樣的情形下，民間還有多少真的關心國家命運、真的願意為國家利益而犧牲的人？中共體制內，又會有多少把國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當成首要考量？外務是內政的延伸，對國家利益與對外關係的態度與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壹部分。當國內人權高度糜爛、價值觀崩壞，且已經陷入弱肉強食與利己犬儒的社會狀態後，國民普遍還有什麼真摯的、持久的、願意有所付出的去“愛國”和參與民族主義大合唱？

　　當然僅僅從理論推理是不夠的，還要通過許多實例及其交叉共同點，看現實究竟是如何的。

　　從“莫雷事件”回溯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在涉及與美日等西方國家衝突時的表現首先，民間的民族主義是浮於表面的、短暫的、心口不壹的。僅僅看2019年10月4日開始、後來壹度延燒的“莫雷事件”及後續風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國議員表達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國民也並未真正的抵制NBA。2019年10月10日晚的NBA中國賽上海站比賽，賽場看臺幾乎座無虛席。而僅僅兩天前，美國參議院少數黨主席查克·舒默和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等重量級政要紛紛力挺莫雷涉港言論。連正在發生且正處於衝突高潮時，中國國民都沒有普遍真正參與抵制，更遑論事情淡化之後了。在許多中國國民心裏，“愛國”並沒有球賽乃至幾千塊錢重要。（就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看到了新聞中關於NBA深圳賽（2019年10月12日晚）的視頻，賽場看臺同樣座無虛席，球員入場口更是擠滿了拿着手機和攝像機的球迷和記者。雖然據報道在場外有“愛國人士”舉標語抗議，但從新聞視頻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數十人），與場內的高朋滿座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而且，他們還遭到了中國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許大規模傳播和正式報道）甚至說，即便在口頭上，中國國民的態度也是復雜的。在如新浪微博、今日頭條等中國幾大熱門社交平臺的關於這次事件和NBA話題的評論區，普遍呈現着多樣化的視角，叫囂抵制者有之、主張“理性愛國”者有之，還有將抵制者稱為“愛國賊”的。此外，對抵制還有不少反諷與調侃。

　　總之除了壹些經常聚集親中共分子（如“自乾五”、“小粉紅”）和網絡水軍（“五毛”）的自媒體（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共青團中央的官微“共青團中央”，及經常被人為置於熱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報”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傳部門操縱下被微博、頭條等平臺特意置於搜索熱榜和搜索結果前列的評論與文章，大多數自媒體的帖子和文章評論區，都是多種聲音共存、爭議激烈。甚至，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聲音，乃至同屬中國政法委在澎湃新聞上的官方賬號“長安劍”，還發表了壹篇《那些被我們罵了很多年的“賣國賊”怎樣了》，用漫畫形式稱贊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間接為“莫雷事件”和NBA問題降溫。

　　還有壹部分自媒體（大多為傾向於自由派、“公知”類型的）評論區，反對抵制NBA、對抨擊香港示威不以為然的，反而占了明顯的多數。這還是在中國官方封殺了壹部分反對抵制聲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臺都是公開的開放平臺，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證。

　　2019年11月中旬我增補此文時，在中國各自媒體上已幾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關的任何言論（之所以說“幾乎”是角角落落或許還有壹點點），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內的關於NBA新聞的評論區，都在熱烈的討論比賽、球員，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貼吧裏壹個網民在2019年10月12日評論時預言的“國家沒這麼脆弱，下個月誰還記得這破事”。許多人早就知道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壹陣風罷了（而不是像港臺歐美那麼拔高其影響），根本不會變成持久行為（具體到這次NBA事件，連短期抵制都幾乎沒有），事實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棄觀賽、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會被認為是“傻X”）因此中國國民不僅現實裏對抵制NBA在內的國外品牌的參與相當有限，連言論上也有明顯分歧。而其他企業涉及爭議言論後，公眾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賽德斯奔馳關於引用達賴喇嘛的名言的爭議，也並沒有因此影響奔馳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輿論波瀾都轉瞬即逝。這樣的現實，與世界各國及港臺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對各種企業、品牌爭議的“抵制”，當下的中國民間，在其他涉及民族主義議題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現的？

　　例如從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熱的“保釣運動”，如今已完全沉寂。2012年還有大陸和香港的記者赴釣魚島附近海域採訪，並明確表達中國擁有該地主權的立場，民間如潮關註。而2019年這壹切全都沒有了。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和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縱火”拘捕，至今未有釋放，甚至面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罰（想象壹下猶太人在德國任意壹地燒毀希特勒畫像會是怎樣？連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國大陸民間和官方對此基本悄無聲息。而在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時，日本海軍“涼月”號驅逐艦赴華參加慶典，懸掛了代表二戰侵華時日本海軍的軍旗旭日旗，中國民眾普遍沒有反對，反而有許多民眾前去參觀和合影留念。

　　中國國民在對日問題上，壹向軟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動領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實效影響現實的言論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實際作用的行動。相對於猶太人在二戰後鍥而不捨的追究納粹戰犯責任、推動德國“去納粹化”，中國人做了什麼？反映日軍侵華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張純如還是美籍華人而非中國國籍。事實上，國人連那些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而復仇，在世界各地刺殺多名大屠殺製造者的亞美尼亞人都不如（當然，我也沒有做到去殺掉那些戰犯和右翼分子。亞美尼亞人殺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沒有保護的屠殺指揮者（而且亞美尼亞人也是有組織的），而以色列則是動用了摩薩德和國防軍。面對龐大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保護他們的日本軍警，國人想與群敵對抗和搏血，採用實際行動攻擊並成功，也要有組織和團隊。單憑壹個人難以做到。而我，在別的方面也曾經抗爭到割腕血諫的地步。當然，我也會為追究日本侵華責任在內的各種抗爭呼喊和行動，鞠躬盡瘁，為國家和民族利益鬥爭到死）。國人尤其漢族，普遍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壹盤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國的問題上，即便如今中美貿易戰激戰正酣，除了少數極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眾並未因此對美國產生仇視心理。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國人也只是把貿易戰看成壹場比以往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非中美生死決鬥。在美國制裁華為後，雖然有少數“抵制蘋果、購買華為”的聲音，中國國民依舊選擇“用腳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蘋果直營店的顧客盈門和同壹條街上華為的冷清對比鮮明，哪怕蘋果直營店大門十幾米外的路邊，就豎立着華為的廣告牌。還有，壹些視頻中顯示，在某些華為門店與蘋果門店（非官方直營店）相鄰的手機壹條街，蘋果門店滾動的霓虹燈字幕上寫着“別買我的，去隔壁買華為”之類，以示愛國、支持國貨。但有幾個顧客把這當真了？有哪怕五分之壹的人因此改變購機品牌選擇了嗎？包括華為和蘋果店的店主店員們，又有沒有真的把這廣告當回事？我想如有心人調查了解，不難得出事實。而在華的外國媒體人和學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樣有能力通過壹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間，了解中國大陸表層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樣的巨大差異。

　　至於因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而出現的“抵制韓貨”、“抵制樂天”，僅僅在中國北方部分地區（主要是東北的遼寧省）出現了壹些抗議標語和部分激進人士短暫的抵制。很快，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反彈，最終以韓國“薩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壹提的是，其中壹些參與抵制者還遭到了眾多網民的嘲笑。

　　而對於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如英法德等西歐發達國家，以及加澳新等國，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就對其無甚惡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樂福”曾掀起壹陣短暫的波瀾，數十年間中國幾乎沒有特地針對西歐國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即便在互聯網興起後，國人也沒有什麼“仇歐”情緒。

　　當然，如今國人對於西歐接納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頗多不滿、惡語相向，但這是出於國人人文素養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對“政治正確”和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國人在惡劣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與民族主義沒有直接關係。而且，他們主要仇視的是難民而非針對西歐國家和白人民眾（甚至從他們的角度，還為“白人的國家”“被占領”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國互聯網上，充斥着對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稱頌與對今日多種族共存（當然黑人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這種心態）。相對於以前，習近平時代的國人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對待西歐的態度並未有什麼改變，除了在涉及殖民歷史時表達壹些並不超乎尋常的憤怒，整體上還是溫和的。

　　中國大陸民間對涉及港臺問題的態度和言行的特徵、影響，及這些態度和言行產生的原因在涉及港臺的問題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民眾似乎表現出了比以前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周子瑜國旗事件”及引發的“帝吧出征”，就是壹個突出案例。而“小粉紅”也成了習時代中國年輕壹代民族主義者和類民族主義者活躍的代名詞。

　　但中國大陸民眾在港臺問題上表現出較高漲的民族主義和類民族主義情緒，是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的，它的實際影響和表面的聲勢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頭的呼號和現實的行動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談原因。固然，習近平政權強化專制、策動對港臺強硬輿論以轉移國內矛盾，是促使國民對港臺態度發生變化的壹個原因。但如前所述，習近平執政造成的人權極度惡化、社會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義意識。那麼對港臺仍舊較以前增強的反感與對抗式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何有明顯增強呢？我認為有以下兩點主要原因：

　　第壹，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信息技術革新，尤其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和應用，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讓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衝突表面化、極端化。

　　在智能手機普及以前，大陸與港臺的普通民眾沒有那麼普遍和直接的言語接觸，自然無從激烈交鋒。而如今兩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幾乎人手壹臺智能手機，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參與論辯，都比以前容易了許多倍。而互聯網又很容易放大極端聲音和製造對立，因此無論大陸的民族主義還是港臺的本土/國族主義情緒都藉助互聯網平臺急劇升溫。

　　而這並非只是中國的“專利”。從美國到巴西，從印度到尼日利亞，從印尼到烏克蘭，社交媒體撕裂了太多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也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則是對立衝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壹。而中國大陸網民和這些國家比較，並不突出。

　　第二，許多大陸民眾對港臺民眾的反感與對抗的同時，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和大陸人也充滿反感與排斥，二者是“惡性互動”的關係，而非單方面的。

　　隨着這些年陸港兩地交流的日漸深入，尤其大量大陸人赴港旅遊、就學、就業，因兩地民眾文化與習俗的差異，以及香港地狹人稠、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現實，導致雙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時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數也是近幾十年來從內地和其他地區遷來的，如果論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貫，那絕大多數都是“非本土人”）認為大陸人擠占了他們的公共資源、破壞了他們的獨特文化環境，以及部分大陸人素質低下、缺乏文明禮貌甚至做下壹些醜陋行為，均導致港人對大陸人產生厭惡，繼而發展到對大陸人無差別（除了親港臺的大陸人）的歧視乃至仇視。

　　而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意，無論從表現還是原因看，都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白人本土居民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與排斥異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視的，是同壹種族乃至同壹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當然，港人對待南亞、東南亞的傭工、難民同樣歧視，例如根據民調，絕大多數港人均反對給予外傭居港權。有的傳統泛民主派議員因支持外傭居港權，還影響選票，成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壹。不過，倒是極少聽說港人歧視白種人尤其來自歐美的人，甚至，對於歐美人，有些港人還以壹種“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這種歧視和仇視，由針對來港大陸人，逐步變成對整個中國大陸民眾乃至中國大陸的歧視、仇視、敵對，並出現了本土、自決乃至港獨思潮，試圖將香港從中國的壹部分中脫離出去（不僅試圖脫離政治管理，還有文化、社會形態的“去中國化”）。而港人對大陸人這些歧視、仇視、敵對，以及參與或同情港獨（或實質港獨）的分離主義言行，自然也引發了大陸人情緒的反彈，雙方矛盾不斷加深。

　　而在互聯網上，無論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壹些港臺媒體的新聞頁面評論區，充斥着對大陸及大陸人的歧視與謾罵，其中有些極為惡毒。僅僅看許多港臺網民對大陸人的稱呼，就很能反映問題。諸如“支那（原本無貶義，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侵華日軍及其他反華者特意使用該詞（而非使用正式稱呼“中國”、“中華”）以表達輕蔑、侮辱之意）、“蝗蟲”、“426（死阿陸）”、“支蛆”、“大劣（陸）人”、“強國人”等諷刺綽號遠比正常稱呼使用普遍，有些明顯比“港燦”、“呆灣”、“臺巴子”這些大陸人對臺灣人的蔑稱惡毒。當然，大陸有“留島不留人”的極端言論，可臺灣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擊三峽大壩”之類同樣反人類的言辭。（我在經常性瀏覽海外網站前，還以為港臺人相對文明，但後來越發感覺不對勁。尤其我出國可以自由上網後，看到港臺網民的惡毒與陰險更甚。他/她們受教育水平應該總體遠高於大陸人，但是許多港臺人把知識都用來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文過飾非了。他們對大陸人的攻擊謾罵是普遍的、長期的、持續的，而不是個別現象）而港臺網民字裏行間大陸的敵視和冷嘲熱諷，以及在涉及中國大陸與美日糾紛中“壹邊倒”的支持美日而譏諷大陸，更是所有平臺都能經常性看見。在壹些半封閉的平臺和群組（如telegram群），港臺人抱團對大陸人士進行攻擊和叫陣同樣普遍。而且港臺人對大陸和大陸人的大多數辱罵攻擊中，理由並不充分、抨擊並不合理，而是僅僅由於事情涉及大陸、對象是大陸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對錯而進行的謾罵攻擊。

　　而在這次香港持續數月的示威和動盪中，香港人對大陸人及中國的象徵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由互聯網上的謾罵和現實中的歧視，轉變為更具攻擊性的行動。在這次動盪中，香港人不僅多次眾目睽睽之下踩踏、燒毀國旗（中共政權不合法，但是五星紅旗在目前依舊是中國的象徵），以及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包括記者、遊客和警察（輔警））被港人圍毆的事件，而大陸遊客被騷擾、強制檢查手機、跟蹤追趕式謾罵，更是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言行如許多“光復XX”行動（“光復”二字帶有強烈的本土、排外主義色彩，類似於歐美反移民的極右勢力）。（值得壹提的是，這些大陸人並未有主動挑釁香港人的行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認為要對他們拍照，有些是被強行搜出身份證件（後被在網上搜索查出為大陸輔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還有些只是因為他們口音、衣物等被識別出為大陸人，僅僅因為是大陸人，即被示威者攻擊）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大陸網民又如何可能單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升級是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單方面歸結於壹方。如果僅僅看“牆外”，明顯港臺網民的種族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言辭，比大陸網民的民族主義言辭更強烈和極端。而且，顯然沒有證據表明是大陸網民首先挑起對港臺人的大規模仇視（甚至壹些跡象如“蝗蟲”廣告的刊登，證明升級點來源方向相反）。

　　很明顯，大陸民眾對涉及港臺問題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是和互聯網、民粹主義在全球迅速泛濫的大環境分不開的，也和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對情緒的造成的雙方惡性“互動”關繫緊密。因此，在這樣復雜的情形下，單方面指責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談到大陸民眾對在涉及港臺問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實質影響，更是相當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發壹陣喧囂和爭議外，它產生了什麼作用？與NBA莫雷事件後翻牆網民集體刷屏辱罵幾天壹樣，沒有什麼持續性和太多實質影響。它造成的實際傷害還不如小圈子裏（尤其相對封閉的圈子）足以逼壹個人自殺的侮辱謾罵、謠言誹謗等“微型”網絡暴力。而且，這種刷屏辱罵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壞了中國大陸和大陸民眾的形象罷了，沒有人因為這種刷屏被嚇住，也沒有人因此受到實質的利益損傷。而這種民族主義表達也影響不了中共對港對臺的決策。

　　如前所述，這次香港示威和動盪中，不僅有國旗被踩踏、燒毀，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被港人圍毆乃至凌虐、被強迫檢查手機、跟蹤和追趕着指罵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集體行動等言行。而這壹切，對於大陸民族主義者而言，自然是極具羞辱和挑釁性的。那麼大陸民眾的反應和應對如何？

　　相對於港人將對大陸人的口頭暴力轉化為肢體和現實中的暴力，且行動高度組織化、協調化，大陸十多億民眾卻連壹支線下的赴港“誌願力量”都沒有，在大陸更沒有任何針對港人的暴力行為。同樣，許多大陸網民因鼓動在互聯網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銀行卡餘額在內的幾乎所有個人信息。還有在港在日大陸人因反對示威者、撕毀連儂牆，而被港人人肉搜索、舉報給日本警方並拘捕，還有的遭到現實肢體攻擊。

　　而反過來，大陸方面除了前些天有壹個疑似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網站公開了壹些示威者的個人資料外，大陸民間幾乎沒有任何對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沒多少大陸人有興趣去看“香港解密”，裏邊內容信息有限，對當事人生活沒什麼影響。而反過來對大陸人和在港反對示威者的起底卻詳盡並影響到線下）。

　　與現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國有許多民族主義黑客群體“紅客”，也有壹些知名的組織化的“紅客”團體，曾經與西方及海外反華群體（或並非真的反華，只是被中共定義為“反華”群體和個人）及對方黑客進行過激烈的對抗。而這幾年包括2019年，哪還有“紅客”的影子？兩相對比，現在的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究竟是強了，還是弱了？壹目瞭然。（當然。“紅客”的衰落也和互聯網管制在整體上都收緊有關，但這也在側面表明中共是實實在在打擊網絡民族主義的）雖然大陸各網絡平臺充滿了對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為的激烈譴責和謾罵，但大陸的民族主義者中，有幾個人肯花金錢、時間，耗費精力和冒着被人肉和騷擾的危險，去與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陸有相關能力的人，最低估計也有上千萬。不過現在看，願意出錢出力的寥寥無幾（例如有大陸婚慶公司老闆去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費辦婚禮，但這種肯付出實際開支的極少），而組織起來去對抗的則哪怕壹個都沒有（僅有壹例大陸人個人自費去香港攻擊示威者的，但是連保釋自己的錢都沒有）。大陸即便有民族主義者，不僅人數少，而且都是壹盤散沙，更無實際行為，更談不上協調和聯動，遠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樣已至少數十次在線下暴力攻擊大陸人（言語挑釁和強制“檢查”手機更是難以計數，連臺灣（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揚）講國語的記者都不能倖免），發起大規模的“本土運動”，而且成群結隊、組織嚴密，儼然如巨大的黑社會團伙。而在美歐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華人（多為臺灣籍）的組織性、團結性和行動積極性，同樣遠超大陸人，哪怕大陸出身的海外華人總人數明顯比後者多出許多倍。

　　還有例如壹群香港激進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萬公裏之外的英國倫敦，成功襲擊了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燁。可見其線下的實際行動力、實際實行暴力的能力之強。相反，中國大陸何曾有民族主義者或者類似民族主義者襲擊過支持港獨臺獨、否認日軍侵華屠殺的外國人和中國漢奸？具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國人在海外何止超過港人百倍，然而有幾個為民族主義或其他維護大陸利益而自告奮勇去抗爭呢（當然中共政權官方組織的那些行禮如儀的、只阻止關於影響中共統治的活動不算在內）？

　　值得壹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有壹些中國留學生採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議活動，試圖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體。但經過幾天短暫的衝突後，這些留學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國公民依舊繼續進行相關活動。

　　這些中國留學生基本壹敗塗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個主要原因。

　　壹是這些人雖然已經算是中國社會中的“精英”（哪怕許多是野雞或半野雞大學的），但是依舊不會據理力爭、以理服人，不會更不樂於用國際上被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為論辯基點、不會以西方主流社會尤其進步陣營認可的和聽得懂的言辭方式表達意見；不會將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沒有政治常識和參與政治辯論的經驗；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對具體事件就事論事、分別分析（例如對反《逃犯條例》的和平抗議，與暴力打砸燒的區別，追求普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主張港獨的差別）的能力；不懂得認真細緻的傾聽、冷靜與理性的溝通，也不知道哪些問題不可讓步，哪些問題應該接受批評，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崇尚弱肉強食、認權錢不認是非，乃至愛好粗話和拳頭等“硬實力”，覺得“拳頭大道理就大”，對外溝通往往展現出其蠻不講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穢語和謾罵恐嚇的習性本性難移，再加之作惡的“技巧”相對比港臺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壹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們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許多人乃至大多數本身品質都不好，有壹部分甚至稱得上是心術不正、思想惡毒，即便干正事也帶着無恥的氣息。（當然，就我所看到的，港臺人包括許多港臺名校學生乃至知識分子，同樣有以上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二是他們大多為權貴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稱“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來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乾淨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獨裁政權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氣不壯，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國留學生集體開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豪車對抗香港示威者後，就被“起底”），本來就心虛，因此受挫後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個原因是，這些人同樣是精緻利己主義者，沒有真正的愛國心。他們雖然壹時虛榮和“愛國心（更多是“愛中共、愛帶給他們富貴榮華的政權之心”）”膨脹，開着豪車帶着國旗去“炫”“愛國”，在大學校園叫罵着“練”“愛國”。但當他們開出法拉利“愛國”被“起底”後，迅速的就縮了回去，選擇明哲保身。只要他們能保持榮華富貴，中國分裂成多少塊、香港臺灣獨立，他們都不會真的在乎多少，頂多在朋友圈罵幾句而已。他們的父母（包括現在仍在中國的權貴父母）和長輩同樣沒有什麼愛國心，而是想拼命撈錢撈利益，早晚出國或在國內別墅和高幹病房頤養天年。（話說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權貴同樣搖身壹變，成了15個新國家的官僚、寡頭，過得壹樣滋潤。只要他們的蛋糕份額還在，他們中有幾個在乎國家的崩潰？）因此，連這些最“財大氣粗”的國人都不敢也不願為民族主義付出什麼，遑論其他沒錢沒勢、受剝削壓迫、每天為生計掙扎，乃至蒙冤受屈的國民了。

　　相對於互聯網上的攻擊，發展到線下的攻擊和對現實生活的負面影響，則使危害性有了質變。而大陸人除了在網上與港人有所交鋒且明顯處於下風（而且並不是壹方是壹方非的黑白分明情況下），完全是壹盤散沙，在現實的行動力和團結性方面，都遠不如人口只有大陸200分之壹的港人。

　　這樣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對的還是錯的行動）的民族主義，能有多嚴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義的言論而無民族主義的行動（哪怕有實施壹定程度民間行動的實力和條件），中國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有多少虛、幾分實呢？不言而喻。

　　中國民間在民族議題上的態度本質

　　此外，從多數中國民眾對壹些國際衝突的看法，也能窺得國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心態。例如在關於以巴衝突尤其加沙問題上，中國國民普遍對於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擊石式的抗擊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臣服於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實實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發射火箭彈“挑釁”以色列。而他們完全不顧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領土、製造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封鎖加沙地區、肆意攻擊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裝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於生計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控制區，在實際控制線時，會被以色列軍警裸體搜身）、不允許巴勒斯坦有獨立的經濟尤其工業、阻止巴勒斯坦基礎設施建設和電與水等基本供給的獨立。他們也不體諒作為弱勢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殺式襲擊）和“殺敵壹個，自損壹百（乃至壹千）”的頑強，反而主張順從強大的以色列以換取安寧。在他們眼裏，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逼”。

　　這其實與中國國民面對中共獨裁政權不敢也不願反抗、漢人面對滿清屠殺和壓迫後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國人抗戰中為了“混口飯吃”去當“皇協軍（有些人在國民黨軍、八路軍和’皇協軍‘中，選擇投靠‘皇協軍’，僅僅是出於後者比前兩者薪水高。許多人為了壹點錢和飯，才不顧什麼民族大義，很坦然的就去當了漢奸）”，如出壹轍。如今絕大多數的國人，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着”）和私利作為壓倒壹切的目標，遑論真心實意的民族情感和愛國責任意識了。

　　綜上所述，由於專制的強化、社會的糜爛、理想的喪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義的盛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虛浮的、有限的、沒有多少現實影響力的。哪怕它看起來聲勢浩大。對中國大陸的民眾而言，面對專制的壓迫與社會的殘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帥、大城市戶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實際”的利益，對他們是第壹位的、不顧其他壹切（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的。

　　至於愛國、國家利益、民族情感，要麼完全無感，要麼只是當成壹種時尚和生活點綴，以及應付國家安排的“愛國”差事，沒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沒有幾個人肯為民族主義訴求付出多少物質損失、做出哪怕壹個月工資的犧牲。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什麼可懼怕的？我倒是對這種缺乏家國天下意識、沒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感的狀況感到憂慮。

　　那麼官方是如何宣傳民族主義的？習近平時代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行動又是怎樣的？

　　事實上，相對於鄧小平、江澤民，乃至胡錦濤，習近平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是更加色厲內荏、虛張聲勢、對內宣傳與對外行動完全兩個套路的。

　　在對內關於民族主義的宣傳方面，習近平時代投入的“量”上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滿大街的“中國夢”壁板畫、以“愛國”打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六字標語，還有從重要會議、紅頭文件到官方媒體，無時無刻不在提及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從政治宣傳的內容看，習近平時代的確比建國以來任何壹個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期間）都更強調“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統文化”，宣揚“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這壹切營造了壹種在外人看來很濃重的民族主義氛圍。

　　從對外戰略看，由於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觸角，對外更具主動性、進攻性。例如習近平執政集團提出的“壹帶壹路”，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而中美貿易戰，也和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美經濟政治政策的強硬密切相關（雖然它更多是因為美國的主動進攻促成）。龐大的經濟體量、政治上與眾多國家關係的加強、文化領域對外宣傳聲勢的擴大、軍事上軍費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這些的確是事實。它們似乎也都在顯示中國正在走向民族主義、對外擴大影響力和干預力的路線。許多國內外觀察家和中外國民也以這些作為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中國威脅增強的論據。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觀察家認為，中國如同二戰前夕的納粹德國。

　　但另壹方面，習近平政權與毛澤東以來的所有中共執政者壹樣，都以維持與鞏固統治作為核心目的，不僅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對外關係同樣把維護中共專制統治作為其根本和最終目的。這不僅是中共，也是所有專制政權乃至沒有充分民主的政權的共性（當然不同專制政權情況不同。例如普京就側重於通過真正的民族主義行動增加支持、維護統治；中共則是對國家尊嚴能讓就讓、國家利益能賣就賣，以討好外國“不干涉內政”以維護統治）因此中國的外務工作從來不是以維護國家利益和達成民族主義訴求為目的，國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權控制下中國外交的相對次要目的。當國家利益與統治集團的利益相悖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出賣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以換取對統治的維護。而民族主義更是壹種手段而非目的。當鼓動民族主義有利於維護統治，中共就會鼓動；當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執政發生矛盾，中共同樣會毫不猶豫選擇壓制民族主義思潮和行動。也就是說，在中共治下，民族主義只是可用可棄的工具、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堅定不移的、真正帶有維護國家利益和強烈民族情感訴求的民族主義。

　　那麼在習近平時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具體的表現和反映的實質是什麼呢？與此前（尤其胡溫時代）相比，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實質上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習近平政權對內民族主義宣傳的內容、方向/目的、功效如上所述，中國在對內宣傳和對外戰略上，似乎都展現了其民族主義的壹面。但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與表面現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對內的宣傳。第壹，習近平政權所鼓吹的“愛國主義”、“民族偉大復興”，更多是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和相對於普世價值（尤其相對於西方）的“獨特性”，其側重點是為利用傳統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釋版的“中華文化”來對抗發端於西方的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而這些並非是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目的，而是對內加強思想控制的手段，且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是壹種類似於民初儒家、玄學派、保皇派等勢力推動的“尊孔復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國”的民族獨尊，更非納粹的“純血主義”和擴張主義。

　　第二，中共官方對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投入甚巨、聲勢雷人，但並沒有太多實際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於習近平政權壹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國國內人權在嚴重的惡化，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不同階層之間呈現壹種“冷戰”式的對抗狀態，人與人之間充滿着不信任、有競爭關係的人和群體間仇恨在不斷滋長。在這樣壹個大叢林中，大多數人腦子裏都是怨氣、仇恨、自利、爭鬥、麻木、柴米油鹽和上學看病養老買房……這些都極大的沖淡了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

　　民族主義的興盛，是需要以民族內部的相對團結、對外的相對壹致性為前提的。壹個民族內部互懷仇恨，生活中“自掃門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團結起來，共同追求遙遠而需曠日持久才能達成的民族主義目標呢？即便官方再賣力的宣揚，民眾陽奉陰違，甚至部分人根本不買賬，這樣的鼓動有多大現實影響呢（尤其和兩次世界大戰時德、日、奧、法、俄、英的民族主義比起來。壹戰前和戰爭中期及之前，各國民眾爭相參軍作戰，現在真打起仗，除了個別狂熱分子，誰肯去冒生命危險）？

　　此外中共在宣揚“愛國主義”時，雖然投入巨大，但是由於官員和公務員普遍腐敗無能、素質低下，導致“愛國宣傳”效率低下、事十功壹，宣傳手段死板、內容僵化陳舊，教條式和極不自然的“接地氣”宣傳，都難以讓愛國感情深入人心。而且，壹個不能正視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國內災難的政權，如何能夠真正喚起人民對這樣政權統治下國家的熱愛？

　　除了部分網民在網上發表壹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且僅停留在口頭，還有更多網民對民族主義話語進行了激烈的反諷與解構。諸如對倪萍、董卿等嘴裏喊着愛國，卻移民/生孩子在美國的上流名人，網上譏諷遠多於祝福。“愛國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經是許多中國網民譏諷假愛國權貴和上流階層的口頭禪。而在華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確多數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輿論引導外，這更多是中國弱肉強食價值觀下對富人和權貴的諂媚、奴才為奴隸主主動辯護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義感情同樣是次要的。例如許多國人對特朗普的崇拜，顯然不是從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對這種強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貧愛富、恃強凌弱，以“我弱我有理”譏諷弱勢者包括正常維權在內的言行，已經是近幾年互聯網上相當普遍的現象）而許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權貴和各色貪官汙吏及其子女都會選擇去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留學、生活，他們的確沒有因此反抗（也無力反抗），但是無論是選擇崇拜強者試圖“變成惡龍”的，還是“不敢言而敢怒”積鬱不滿的，對於中共虛偽的愛國主義宣傳，均是不屑壹顧、也根本顧不上的。

　　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反抗權貴的剝削壓迫，就會轉向民族主義以發泄生活中的憤懣。這的確是壹部分平民包括底層民眾的選擇。但還有壹部分民眾則選擇了“這不是我的國家，我不愛”的態度，以抵制民族主義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義（例如許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殺者），或者對包括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在內所有官方價值觀的否定與解構。如果從人數上看，激進民族主義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現實生活和對國家政治上幾乎毫無影響力。

　　當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人，還是那種最多在各種行禮如儀的活動中“愛國”壹下，最多偶爾在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發個國旗表情和“熱愛祖國”的幾個字，平常根本不關心、不了解，更不參與民族主義的壹切。這些“沉默的絕大多數”，足以代表當今中國人整體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很明顯，這樣的民族主義比胡溫甚至鄧江時期都弱，那時畢竟還有許多上街遊行的民族主義者）當然有人認為，當年德日兩國的民眾，不也是類似的“平庸之惡”嗎？這顯然是比喻不當的。如果了解那段歷史的都會知道，當時的德日不僅是發動了對外戰爭，民眾也大都支持對外戰爭、更普遍參與了與侵略擴張有關的經濟社會活動，全面投入了戰爭機器的運轉，許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義目的帶來的利益和對外侵略與掠奪的果實。而如今的中國大陸，並未對外發動侵略，人民也沒有普遍參與實質的民族主義行動及從中獲利（當然，新疆集中營的人權災難、民族悲劇是壹個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參與者有限的，不應該由十幾億國人共同均攤）。

　　此外二戰中德日法西斯政權下的國民，壹戰時乃至壹戰前和戰間期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部分民眾，是以壹種民族狂熱態度、帶有殺戮“敵人”和自我“犧牲”的想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而如今中國大陸的民眾普遍只是將“愛國”當成如同“追星”和“打卡”壹樣對待的，並沒有身體力行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意願。

　　因此大多數中國人民不應是“平庸之惡”的背負者。或者準確的說，即便國人的確有着“平庸之惡”，也並非體現在民族主義方面，而且其他領域（例如對公共事務與漠不關心、對不平等與剝削壓迫聽之任之，對邪惡與不公袖手旁觀……許許多多方面。這個展開來講就更長了，在此不敘述）。

　　綜上所述，中國官方在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面，成效甚微，成果如紙煳的堡壘，木棍壹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牆，大風壹吹就倒。

　　習近平時代的港臺政策及其動機

　　那麼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在關於港臺問題及對外領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現出強烈的、超過以往的民族主義訴求和霸權主義傾向？

　　首先談香港。隨着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專制的日益強化，他對於幾乎是“半飛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對運動越發不能容忍。香港作為壹個極為特殊的地區--既名義和部分實際上處於中共政權的統治與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權包括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陸形成了鮮明對比），是極端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對溫和的獨裁者，對香港這樣的地域會有更多放權，也會對當地的民主訴求有更多寬容。而且，像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相對於習近平較開明些的獨裁者，在大陸內部允許有限的公民運動和政治參與，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會讓香港看到大陸可能走向民主與開放、人權改善的希望，對陸港兩地制度與環境正向接近較有信心，港人對大陸的敵意和對融入大陸的恐懼也就不那麼強烈。

　　相反習近平將專制高度強化，使中國大陸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權急劇惡化，個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聲調……都導致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各地民眾尤其知識分子的普遍恐慌。無論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對人權律師的抓捕，還是“習核心”的形成、廢除任期限制及個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證明中國大陸不僅在未來數年乃至十數年內民主無望，人權狀況甚至還會進壹步倒退。而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越與大陸融合，也就越可能喪失現有的壹定的自由與民主（更不用說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進壹步拓展了），這自然導致港人的離心傾向越發嚴重。

　　而習近平治下管理對港政策的中央機構港澳辦及在港猶如“總督府”的中聯辦，更是加深了對香港政治的干預。例如強烈主張在特首普選中加入“篩子”，以確保中央的控制權。這就引發了2014年轟轟烈烈的“占中”運動。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採用了較為強硬的方式，完全拒絕了“真普選”的要求。最終，“占中”運動實際上以失敗告終。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跨境綁架案”，則引發了港人對中共向香港更深滲透和直接暴力干預的嚴重恐懼。2016年的“宣誓風波”及對6位民主派/本土派議員的“DQ（取消資格）”，同樣被視為中共對香港民主的進壹步打壓，以及香港親北京勢力的進壹步得勢。而2019年《逃犯條例》的修訂，徹底引爆了港人壓抑已久的怒火。

　　但這些是否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呢？首先，中國大陸專制強化和人權惡化，與民族主義幾乎毫無關係。專制強化的動機並非是達成諸如“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同樣，大陸人權惡化的後果，同樣是危害了大陸民眾，當然對世界也起到惡劣示範作用，甚至中共專制的手段乃至模式還“傳染”到了其他壹些國家。但其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侵略擴張的意圖及其他帶有民族主義目的的訴求。

　　而涉及香港的壹系列行動，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壓制反對中共政權的力量，而非希望將香港變成與大陸相同的體制，這對於中共及中國的經濟也並無好處。壹個安寧的香港遠比壹個動盪和反共浪潮接連不斷的香港更利於中共。而關於主權問題，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除了反對涉及港獨的問題外，中共對香港的各種干預均沒有民族主義色彩，而是為了中共統治的功利目的。而至於涉及港獨或實質港獨的，無論中共還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反對獨立是無可非議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反對自己的國家分裂。如果說這是壹種民族主義，它也是在合理範圍內合情的民族主義。

　　值得壹提的壹個案例是，十壹國慶節期間，有幾位港中大的陸生在自己宿舍窗戶上掛起五星紅旗，然而卻被港生騷擾和攻擊，包括在門外謾罵、在門口傾倒垃圾、將汙水滲入宿舍、破壞門鎖、暴力攻擊宿舍門並進行恐嚇等。而港中大則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讓陸生不要“惹眾怒”。當宿舍壹位女生將事情發到大陸微信平臺上，卻被刪除，該事件被壓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沒有要求懲辦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學生，反而在輿論上表現出息事寧人的態度。事實上，香港攻擊大陸人的視頻、圖片，在微博等平臺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體和個別影響微小的自媒體有涉及，大多數大V都對港人對大陸人頻繁的暴力攻擊噤聲。這壹方面反映的是國民的精緻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壓制大陸民族主義輿論的原因在內。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義，還是壓制民族主義，壹目瞭然。

　　而在涉及臺灣問題上，如前所述，由於互聯網的發達，民間的交鋒日益強烈。那麼官方的層面？我並未看出相對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當今的中共對臺有更強硬的政策態度。如對臺軍演、爭奪邦交國之戰、反對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軍機在海峽發生摩擦，以及建國起至今每個領導人都強調的“統壹祖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同樣是壹以貫之的行為和口號。而蔡英文上臺後陸臺關係比馬英九時期惡化，其實更多是民進黨傾向於臺獨，大陸做出對應反應而已。陳水扁執政時期，大陸與臺灣還發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論李登輝時代的1996年海峽導彈危機了。因此，習近平時代在對臺問題上並未比以前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更未表現更實質的行動（其實在行動上反而更謹慎乃至退縮了）。

　　對習近平而言，臺灣問題的確是壹個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問題，“實現祖國統壹”是凝聚人心、爭取其政權合法性的口號。但他大概率（我認為90%以上）不會對臺用兵。因為無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中共高層，均是把統治集團及個人與家族利益作為首位。

　　即便萬壹爆發戰爭，如紀思道先生所言，美國有多種方式反制中共高層。即便直接比武力，腐敗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國大陸軍隊（而且在人心敗壞、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軍隊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也值得懷疑。而上層同樣只想“保家”而不會“衛國”，如戰爭天平向美臺傾斜，部分軍隊拒戰、叛變的可能性不低）難道可能打贏有美軍參與的大規模戰爭嗎？對臺戰爭爆發後，哪怕互有50%勝率（其實我並不認為在美軍的大規模干預下，中共勝率有這麼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臺（我認為只要是大規模戰爭戰敗，中共倒臺是非常可能的）。壹個戰敗的中共政權，就會如滿清王朝壹樣被民眾乃至精英唾棄，甚至下場遠比清王朝遺老遺少悲慘。馬島戰爭導致加爾鐵裏軍政府倒臺，也是前車之鑑。我認為習近平不會冒這種風險，做弊遠大於利的戰爭行為。

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習近平時代對日關係的前硬後軟、為獨裁統治和中共利益拋棄民族尊嚴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壹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罈罈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凌，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壹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壹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是隨着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准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着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着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姦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壹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壹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壹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壹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根據壹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壹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着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迴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係”，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制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壹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沖涼、不准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壹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壹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麼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壹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壹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壹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係，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壹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衝突的敵對國家與敵對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壹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嚴格而言，對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聲討，不完全算作民族主義訴求，而是壹個國家和民族最起碼的、完全正當的行為。我以相關例子舉例，是想說明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連維護基本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都沒有，何談“民族主義興起”、“強烈的民族主義”？當然，這只是壹方面，我不會以偏概全，而是通過習近平時代整體的涉及外務上的表現來評斷）習近平時代對美關係復雜但仍在常軌

　　而對美關係方面，習近平政權是多變的、復雜的。在奧巴馬時期，中共對美國批判中國的人權問題非常不滿，也否認如技術剽竊、派遣商業間諜、黑客入侵等行為，經常以強硬措辭回擊。而特朗普上臺後，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氣秉性，大多數時候避免直接攻擊特朗普本人，更多採用旁敲側擊的方式進行批判。自貿易戰打響以來，中國在對內宣傳方面鼓吹“發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強”，而對美始終保持克制，以防禦性手段為主。反倒是美國（準確說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在不斷強調“美國優先”、“愛國主義”，大打種族/國家牌，甚至有美國高官以“文明衝突”及種族差別來論述中美貿易戰。

　　當然有人會認為，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坦誠，中國官方是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是不公開言說。從某種角度，這的確有道理，因為中共政權是壹個沒有誠信和道德的政權，包括外交在內的各種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國總體處於上升勢頭，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論，中國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義道路。

　　但是細究這次貿易戰從開始醞釀、激烈對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個過程，雙方的動作和言行基本都擺在臺面上，中國方面沒有出格的民族主義動作。至於中美大國競爭中“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21世紀爆發“熱戰”的可能性極低，而戰爭以外的手段，當然包括鼓動民族主義和民族內部團結。而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全面回潮之際，如果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不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恥的。只是這種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應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國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國顯然沒有突破這壹底線，而未來也不太可能突破。

　　無論是習近平上臺之前還是之後，中共在經濟貿易問題上與美國的交鋒都相對理性溫和（特朗普上臺後，中國方面甚至比美國還要溫和理性，比美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聲調更低）。但壹旦涉及人權問題，就會猛烈反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面封鎖消息不許國內報道（或統壹口徑譴責）、對國際上的反響也進行積極干擾與壓制。這更能看出來中共可以喪失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但是不會放棄對統治地位的維護。

　　“壹帶壹路”及中國其他對外戰略構想與行動的內容與目的除了對日、對美關係，中國官方的其他對外政策，是否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動機？

　　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外戰略的最大步驟即為“壹帶壹路”。關於“壹帶壹路”，批評之聲紛起，如稱中國“新殖民主義”、“赤色滲透”、“爭奪世界霸權”。那麼實際上是怎麼回事？

　　所謂“壹帶壹路”，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即中原王朝（如漢朝、明朝）和周邊及域外國家進行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明朝，尤其鄭和下西洋）是，周邊國家向中國名義上稱臣、朝貢，而中國贈與其大量財貨，換取對方名義的尊崇和象徵性的土特產，也就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這種以巨額利益換取表面臣服的行為，與西方同時代的殖民擴張完全不同，中國的王朝並無實際控制、吞併這些朝貢國的意願，更沒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質利益（相反是虧本的），用句俗話就是“賠錢賺吆喝”。這是中原王朝、中國歷史上各王朝與朝貢國的經濟及“外交”關係。

　　當然如今的中共沒有這麼愚蠢，也不至於對幾百年前的朝貢外交抱殘守缺。它的“壹帶壹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資、貸款、基建等對外經貿活動，經濟利益當然是重要考量。不過，由於中國在國內壹向通過“低人權優勢”發展經濟，不顧忌經濟發展中的人權侵害和環境破壞，引發了許多不滿，從緬甸的大壩，到斯裏蘭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國的採礦，普遍出現了各種醜聞。約瑟夫·奈曾評價過“中國正在使用已經被西方普遍拋棄的方式（在欠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和其他活動）”。所謂“被拋棄的方式”就是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早期那種以貸款換取資源、經濟合作中不顧及人權、破壞環境影響當地可持續發展等。但這些只是經濟利益上的糾葛。進壹步說，中共政權對外經貿上的各種算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也是在國際上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尤其特權集團爭取利益，與民族主義沒什麼關係。

　　另外中共還有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即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經濟發展第壹位”以及“穩定壓倒壹切與不惜侵犯人權維持安定”為兩大核心特徵的“中國模式”--推向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但這種模式的輸出，也只是中共試圖抵禦西方人權和民主、培植盟友而為，以及為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在海外獲利提供制度依託，並非要將這些效彷“中國模式”的國家變成殖民地或僕從國。這當然包含政治考慮。但這種政治考慮並非是許多人認為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而更多是為了中共自身統治存續的需要。

　　因為中共惡劣的人權狀況，面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抨擊，急需尋找盟友支持。而經濟援助、“拿錢換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選擇。而為了贏得支持，往往又出現了歷史上的“厚往薄來”，虧本換取這些欠發達國家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舞臺上為中共專制和各種侵犯人權的行徑辯護。而所付出的物質、人力及折算的財富，自然是中國人民承擔。換句話說，為了中共統治和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中華民族勞動成果換取支持，這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而是賣國謀私。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的“虧本買賣”和援助大多並沒有惠及接受國的平民大眾、弱勢群體，而是進了包括獨裁者、官員、當地資本家和族群頭人等有權有勢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國人的血汗幫助亞非拉的貧民，也還說得過去（哪怕中國國內貧苦的大眾更需要社會保障和救助），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中國通過貿易給予這些國家的收入及無償援助等利益，大都被這些腐敗國家的權貴侵吞了。

　　更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的讓利最多的，並非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美日等發達國家。相對於對貧困國家“大撒幣（包括無償援助、無息低息貸款、免費招收乃至大額補貼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的顯性收買，對美日等國在經濟、政治、歷史問題、地緣戰略利益、國際關係等方面出賣的國家利益更多且遠高於前者，只是相對更隱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問題，就成為特朗普政府要挾中共在貿易戰上讓步的籌碼。而中共為了避免涉及人權問題的制裁、聲討，就不惜通過對美日等國讓步、屈膝，並奉獻出真金白銀的利益與民族尊嚴，來換取美日的綏靖。而這，也正是美日印等許多國家樂於看到並默認中共繼續統治的關鍵原因。因為，只有獨裁的中共政權，才會給美日印讓利；壹個民主中國的政府，沒有人權把柄和專制汙名，怎麼可能也有又什麼必要對美日印等國妥協退讓呢（當然如果是漢奸主導的政權，那的確可能繼續賣國）？

　　此外還有孔子學院的普遍建立、中國對外學術方面的干預等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中國留學生組織與中國駐各國使館的聯繫。這些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民族主義”。其實，這與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壹樣，也是為了中共的統治，通過這些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滲透，影響各國學界、政府、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共壹黨專制的看法，而非試圖進行文化稱霸。

　　例如孔子學院對涉及中國敏感問題的禁止、對西方大學敏感課題和邀請的阻撓，都是涉及中共獨裁專制、侵害人權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義和中國國家利益領域的（即便部分涉及這些，如關於“臺獨”、“藏獨”、“疆獨”問題，其阻止的主要目的還是針對對獨裁和人權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義是次要的、附着性的）。而且，它更多採取守勢，即被動阻遏、反駁西方學術與輿論領域對中共獨裁與侵犯人權的批判（當然也輔以中國官方的宣傳辭令和自製的壹套偽學術，進行壹些看似進攻但實質目的還是防禦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時期宗主國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種進取性的方式。

　　大體上說，它重點在於“防”，而不是“攻”；它集中於重點防範和反制西方對中共及中國各敏感問題的揭露與抨擊，而非試圖改變西方的價值觀和更普遍的學術干預。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國負面信息，他們會掩飾和歪曲、塗脂抹粉；但無涉中共統治的東西（哪怕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則置之不理。因此，無論從其目的，還是方式，都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

　　習近平時代中國軍事動向及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毫無疑問包括軍事實力、軍事目標、軍事行動在內的各種軍事領域的動向，是反映壹個國家或者壹個地區的民族主義強弱及目的的關鍵因素。國家和區域衝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裝對抗和衝突，包括“冷戰”和“熱戰”。

　　那麼習近平時代的軍事動向，有無反映民族主義的日益強盛呢？首先看習近平上臺後的基本軍事動向。

　　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其維護對內獨裁統治的本質和軍事實力的有限，在近60年內實行陸地和近水防禦策略及“不向國外派遣壹兵壹卒”的政策。直到胡錦濤時代，才開始組建成建制的“藍水海軍”，並在東海、南海及黃海的領海與專屬經濟區活動。但相對於美英法俄等大國，中國海軍依舊是內斂型的。而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中國軍隊武器質量、軍費開支均有顯着提升，但這是經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軍費開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壹種“補償性提高”（哪怕中國軍費占GDP比例仍舊低於美俄法印等大國，剛剛超過英國）。而且，由於中國軍隊尤其中上層的高度腐敗，軍費開支相當大壹部分被貪汙和挪用（這個放在後面具體講）。軍隊不僅在腐敗上甚於政府，形式主義和低效導致的浪費同樣更甚。此外，軍隊“人力成本”的提高也顯着影響了軍費開支的增速。

　　相對於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同樣是海外軍事活動最少的。雖然中國在吉布提建立後勤性質的海軍保障基地，但中國軍隊依舊沒有在外有戰鬥性軍事基地。中國雖然在派遣維和部隊等方面很積極，但在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行動上作為有限。在釣魚島附近的巡航，中國出動的是海警、海監等非戰鬥性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同樣，在南海也是以準軍事力量為主參與對爭議島嶼的爭奪。毫無疑問，這是有正規海空軍作為後盾的。但這終歸是相對克制的行動。而且，中國武裝力量只有在與菲律賓有爭議的黃岩島等地採取攻勢，對於釣魚島和西沙南沙大部分爭議島嶼，中國長期處於守勢。

　　至於空軍、陸軍，則更少涉及爭議問題了。以對印問題為例，2016年中印洞朗對峙，中方與50多年前壹樣選擇了退卻，這次還是不戰而退。最近發生的印巴在克什米爾的軍事衝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包括與中國爭議的拉達克地區）並出兵鎮壓抗議後，利益攸關的中國並未堅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壹起，而是選擇用“希望雙方和平談判解決爭端”這種和稀泥的言論，並且拒絕譴責印度。至於軍事施壓更是壹點未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向毛澤東求援，毛拒絕出兵幫助，結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國土16%、人口54%的東巴基斯坦。而如今，中共政權再次為壹己之私，選擇讓伊姆蘭·汗孤立的在國際舞臺上面對實力強大、廣受支持的莫迪政權。無論是領土爭議，還是大國地緣戰略利益，以及國際上關鍵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權都置之不理。10月底，習近平剛剛結束對印訪問，印度就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問題上再進壹步，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均成立“中央直轄區”，改變其自治地位。而聲稱擁有拉達克主權的中共卻非常低調，更多在宣揚習近平訪印成果，對印度這壹侵犯主權之舉毫不在乎。

　　相反在鎮壓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爾等國遣返或壓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則不遺餘力，包括製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邊防武警槍擊已到達尼泊爾壹側的出逃藏人。近日隨着習近平訪問印度和尼泊爾，中共也以經濟等利益利誘兩國（對尼泊爾恐怕還有威脅和施壓），對流亡藏人進行拘捕和約束。這些充分證明，中共政權對於領土和地緣政治利益等國家核心利益不惜出賣，而對本國反抗者則不惜血腥鎮壓、“長臂干涉”。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權以維護統治和內部安寧為目的、對外則不惜妥協退讓的外交原則。

　　而習近平上臺後，在軍事方面還做了兩件事。壹是發動了對軍方高層的反腐運動，二是改革了軍隊的部分編制結構。雖然時間是反腐在前，但為文章銜接和論述順暢，我先談軍改，再談反腐。

　　那麼軍隊改革（主要是編制結構改革）及改革後的中國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如何？

　　這場自習近平上臺不久就開始醞釀、執行的正式名稱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軍改計劃，看其內容的詳細和涉及層面的廣泛，似乎比習對軍隊的反腐（更準確說是整肅）聲勢更大、牽涉更多。但仔細看了具體內容就會發現，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改制措施，形式遠大於實質，而實際效用也會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裏也大多是對內的（改制內容大多其實本來也就是對內的），這樣幾次打折，最後剩下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基本就沒有了。

　　在此大致舉幾個例子。在這次軍改中，“七大軍區”被改為“五大戰區”，看似調整了戰略領域的結構，但對於實際上原各軍區的任務沒有根本變化，只是分攤的區域變了（至於在名稱上“軍區”改成“戰區”，更是類似朝鮮那種虛張聲勢壹樣，毫無必要正經談論）。而增加的兩個兵種，只有“戰略支援部隊”是改革的壹個突破（隨信息化時代提高了電子戰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軍”無非就是將原本就獨立且由中央軍委直屬的“二炮”強化為和陸海空地位平齊的軍種，而軍隊結構沒有質變。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單位歸屬與各機構的分化組合，基本就是在調整軍隊管理體系，沒有任何為對外戰爭或軍事擴張準備的內容和跡象。而將武警由歸國務院管理改為由中央軍委統轄，反映的更是鞏固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強化國內維穩。武警人員從武器裝備、日常訓練到主要任務，都是適配於對內維安（說白了就是鎮壓老百姓和小股武裝分子），無法輕易轉化為對外戰爭的力量。

　　然後再談反腐方面。軍方反腐聲勢很大，也的確抓捕了許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田修思、張陽等部分軍方最高層人物紛紛落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這只不過是習近平為鞏固政權進行的肅清異己、“除舊換新”的手段罷了。所謂“壯士斷腕”，斷的只是作為政治對手的“腕”，而對於同樣染上腐敗病毒的自己人，反而會加官進爵，成為習近平有力的臂膀，為習提供着強大的“槍桿子”的後盾。

　　與對黨政機構內的反腐壹樣，習近平在軍隊的反腐行動同樣是壹種“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人治”，而沒有建立真正的獨立的司法系統、監督體系，更沒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類型的“反腐”，毛、鄧、江、胡時期全都做過，且力度都不可謂不大（雖然同期規模上都沒有習的大），但結果如何呢？習近平這次反腐的確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沒有足以改變“質”的程度，更沒有改變以“反腐”為權力鬥爭手段的性質。

　　而且眾所周知，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中國的軍隊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輿論的監督。壹切都可以以“軍事秘密”進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過官方口徑了解，即便私下通過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觸犯“泄露軍事機密”之類罪行。而且，軍隊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更自成壹體，整體上與社會大眾隔離，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搶險時候難道可以探聽到什麼內幕嗎？），外界難以通過蛛絲馬跡（例如政府機構經常會有官民糾紛，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員也在地方有官聲高低、民意好壞等風評，而軍隊就極少有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軍隊內情。這都導致軍方的腐敗、墮落、失職瀆職等難以被發現，其腐敗與失職等行為也更為有恃無恐。此外，由於以上這些特點，也讓軍隊比政府機構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讓外界看起來“高大全”，遮掩其內部的種種骯髒與腐朽。這毫無疑問會讓外界從表面看到和估計的解放軍戰力，與解放軍實際戰力產生巨大差異。（而且，即便只看習近平查處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等幾隻“大老虎”，據報道就分別涉及百億以上的貪腐金額，且其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樣，涉及解放軍各系統和附屬機構。而無數的“小老虎”乃至“蒼蠅”又累積貪墨了多少？那麼沒有被清洗的各級軍官及習近平新提拔的，難道會比較乾淨嗎？所以，僅僅以公開的軍內貪腐金額及涉案領域與人數，已非常驚人，足以窺斑知豹）而軍隊在缺乏民主法治與社會監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其腐敗墮落程度只會遠嚴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而如此的體制和腐敗程度，直接影響到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和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度。如前所述，中國的精英階層普遍自私利己，都是為了權力、金錢、美色、各種極優越的福利。而軍人尤其軍方高層明顯不僅不會例外，只會在不透明的環境中墮落更甚。如此的軍隊，如何“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呢？只有“強軍口號”的第壹句“聽黨指揮”即聽習近平指揮是可以實現的。習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壹批新的忠誠於他的軍方權貴，自然更會給予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對他們的腐敗和瀆職更為放縱。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換取他們對習個人（或者習為首的核心統治集團）的忠誠，以及面對社會動盪時對民眾的堅決鎮壓。

　　那麼壹支腐敗墮落的軍隊、壹群想着權色金錢的軍官，會有怎樣的戰鬥力呢？會有能力實現民族主義的軍事目標（如對臺灣動武、對日美開戰）嗎？甚至，這些貪戀榮華富貴的軍官和同樣為了利益參軍的普通士兵，不僅缺乏打贏戰爭的能力，連發動戰爭的動機和熱情都沒有（當然軍方中上層有對內鎮壓的動機和熱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誘，甚至實行類似朝鮮的壹切以軍人為優先（即“先軍政治”），也會熱衷於對內鎮壓）。他們既然考慮的是個人和家庭而非國家和人民，自然不願意去“為國捐軀”。如果戰勝幾率高、戰死幾率低，他們還有可能壹戰，但如果面對更強的、更不怕死的軍隊，他們只會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委曲求全。

　　前車之鑑很多，在此僅舉數例。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包括其最精銳的“共和國衛隊”），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被美軍重創，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兩個月主力已全被擊潰、首都被占領。除了武器裝備差距巨大之外，“兵無戰心”也是重要因素。沒有誰肯拼命捍衛薩達姆獨裁政權，樹倒猢猻散。後來針對美軍的零星襲擊和對抗，絕大多數也與保衛薩達姆無關，而是出於散兵游勇壹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樣，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的戰敗，也與軍隊的腐敗、疏於訓練、驕傲自大密切相關。只是，那時還有鄧世昌、劉步蟾那樣的殉國者，而如今糜爛的國家和軍隊是否還有“足壯海軍威”者？還有，當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戰勝國民黨，也和國軍的普遍的貪汙腐敗、法紀廢弛、內部鬥爭、官兵矛盾有關。而如今的中共軍隊，在這些問題上何嘗“遜色”於國民黨軍？腐化墮落對戰鬥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軍隊的腐化墮落，會直接影響軍隊戰鬥力強弱的兩個關鍵因素，即武器裝備質量和軍人素養/訓練水平。壹支腐敗的軍隊，無論在武器裝備的研發、採購、生產、維修及後勤保障的任壹領域，都必然會“雁過拔毛”、“缺斤短兩”、浪費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壹）。即便在特別關鍵、作為“獻禮工程”的個別武器研發生產上（例如殲-10、殲-20，以及我寫作本文時才恰剛下水的國產航母“山東艦”）不敢粗製濫造，但也壹定靡費甚巨，這種“靡費”不是說本身研發生產開支大，而是貪腐和浪費巨大。而那些常規的、不被公眾和媒體註意的武器裝備和後勤補給，就更會充斥腐敗了。前面已經說過，相對於地方政府和法檢等部門，軍隊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敗只會更嚴重，會腐入骨髓。

　　而在軍人素養及訓練水平方面，同樣是“黑箱”式的。除了對外進行壹些展示和參加軍演和比賽（軍演絕大多數也是秘密進行的，例如有傷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並未講事故細節及責任問題）。壹個充滿依附主義、裙帶關係、權錢交易的軍隊，又怎麼可能嚴格訓練出“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呢？當然，解放軍有些方面軍紀的確很嚴，但這與戰鬥力不能劃等號。而且所謂的“嚴”，是上對下的、是主要針對普通士兵的、是有選擇性的，而非是從上到下壹樣紀律嚴明的。此外，刻苦的訓練和壹些對基層軍官和普通士兵的嚴苛紀律，並不等於能訓練出戰鬥力強的部隊，而更多是在通過這種殘酷訓練來維持紀律、保證服從性，以及用“苦練”來遮掩科學合理訓練的不足。這就像中學生被題海戰術淹沒，也並不壹定能考出好成績，越是差學校越是起早貪黑紀律極嚴，但成績反而大多並不如大城市重點中學壹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補課的學生。還有人所共知的，解放軍的許多訓練都是花拳繡腿，例如用手碎磚、踢正步、疊被子乃至半隻腳站在河沿上練“定力”……這些除了看起來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時代，軍人個人素質更多體現在操作現代化和信息化設備、應變乃至創新能力等方面。而這些恰恰是解放軍最缺乏的。

　　武器裝備如此多水分、軍人戰爭素養也糟糕的軍隊，戰鬥力如何？他們自己也知道。因此他們有什麼底氣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而且，即便他們自大自滿而選擇發動戰爭，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支撐力量，又有什麼可懼怕的？美俄乃至印日，其軍事力量才是實打實的，尤其日本的戰爭潛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習近平和軍方高層自大自滿，的確有可能增大對外衝突幾率。但縱觀中共政權幾十年對外軍事策略，尤其鄧小平時代及之後，都會避免戰爭，或者選擇攻擊相對弱小的（如越南、菲律賓），但即便對印度這樣的次級軍事強國都選擇妥協退避。而除1996年向臺灣附近發射導彈進行威懾外，中共對於臺灣、日本及美國，均以克制和防禦為主。許多獨裁政權都是滅亡於對外擴張和軍事爭霸乃至邊境衝突（例如紅色高棉滅亡導火線，就是波爾布特對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區的攻擊，導致了越軍反撲和藉機入侵；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明在國內無惡不作也長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亞，導致坦軍反擊攻入烏干達，阿明政權也隨之垮臺。至於蘇聯參與軍備競賽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與解體，更是中共反思“蘇共亡黨”的重點），習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前車之鑑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經濟、意識形態、愛國宣傳等方面均呈色厲內荏、虛張聲勢的狀態，且集中於“守”而非“攻”，並以維持政權存續為根本目的，軍事上同樣不會例外。

　　當然如果西方國家執意要摧毀中共政權，對中國發動主動進攻並攻擊政治和經濟中心區（如京滬、長三角和珠三角），且目的為推翻中共統治，那習近平政權當然會為維持政權存續、軍隊中上層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死壹搏。但這種以徹底推翻中共為目的的入侵可能幾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對華入侵，只要外國軍隊（如美國或北約聯軍）承諾不動中共和軍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許諾他們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數軍方高層大抵也會不戰而降的。“官二代”包括“軍二代”們許多都移民美歐加澳了，他們還在乎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嗎？不過這種入侵可能性同樣幾乎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進行有限的軍事威懾和壓力，中共見勢不妙，更大可能會“量中華之物力”出賣國家利益來安撫，而不會開戰。不開戰，軍隊的壹切腐朽和骯髒都會被光輝的遮羞布遮蓋，哪怕外間猜測眾多。開了戰，海外就看清了“紙老虎”，國人也窺得了“大醬缸”。中共會開戰還是不開戰？

　　對中共統治集團而言，軍隊除了對內鎮壓和維穩，還有壹個作用，就是以軍費名義進行利益分贓。通俗點說，整個解放軍就是壹盤生意。軍隊有着巨量資源及資源調配的優先權，對外不透明的“優勢”，以及大量官職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這秘密生意（雖然有壹部分是“公開的秘密”）就被戳出許多孔洞，也就是“露餡了”。如果大戰戰敗，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貪汙瀆職的權貴、萬倍腐化墮落的醜聞。這就是中共在包括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歷史問題上不斷退縮或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原因。中共為什麼要打仗，讓“敗絮其中”的髒汙暴露呢？相反，它會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可以讓軍隊在“金玉其外”的榮光掩映下，繼續成為汲取民脂民膏供養龐大特權階層的輸血管道和發財機器；以“保家衛國”為名，將全民的軍隊變成權貴私人的提款機。（就在我寫作到此段後不久，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爆出中國軍人代表團在野外定向比賽中作弊（包括在賽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標記、有人為中國軍人運動員指路等。且被國際定向越野聯合會定為“明顯作弊”）。連壹場運動會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軍隊，其內部的腐朽不難想象）綜上所述，中共政權在民族主義的表達與實現的關鍵領域--軍事方面，同樣甚至更加呈外強中乾的特點。相對於對外還有所交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軍事上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全面防禦策略。為了維持軍隊為特權階層帶來的巨大利益（不讓軍隊這盤“大生意”“黃了”），以及避免對外戰敗對政權合法性的衝擊，中共軍隊大抵不願戰、不敢戰，而其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質的虛弱），也讓人懷疑其是否“能戰”。當然在中共政權存亡受到外來軍事威脅時，它的確可能拼力壹搏。但如前所述，這種程度的外部威脅發生可能性很小。而為轉移國內矛盾、註入民族主義強心針，中共發動對臺乃至美日的戰爭的可能性當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認為發生的幾率極低，甚至低於國外武裝干涉中國的幾率。對內鎮壓依舊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任務，且未來再次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各地“派上用場”的可能性很大。

　　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他國的對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義”，其民族主義的成色、比例有無比世界各大國平均程度高？

　　中韓兩國在遭遇日本軍國主義禍害方面，有着很相似的歷史，兩國對日本侵略歷史、如今的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態度的對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經提及了中共政權對日本侵華放棄追責和索賠，以及為利益淡化歷史、拒絕反制日本擴軍、解禁戰後壹系列限制等行為，在此不再贅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時鼓動民眾反日，也是壹種典型的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誠意、不惜代價的聲討日本右翼政權。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都會不同程度壓制對日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拘捕聲討日本罪行和保釣人士。這些與韓國近些年激烈譴責日本戰爭罪行、不斷在韓日爭議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宣示主權、反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和美化侵略宣傳、強烈譴責日本的擴軍和破壞戰後體系行為對比鮮明（當然，如今中共的對日態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韓國朴正熙--全斗煥獨裁政權的親日行為）。

　　除了同受日本軍國主義極大戕害的韓國，與中國的人口、國際地位、發展潛力頗多相彷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對比的對象。

　　被稱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也的確是民主制國家）”的印度，其民族主義和印度教教派主義都很強烈。印度國父尼赫魯在建國不久就說過“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麼做壹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而尼赫魯的後繼者（無論是其女兒、國大黨的英·甘地，還是人民黨的瓦傑帕伊）均遵從了他的方略。在南亞，印度自建國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錫金、及克什米爾大部，嚴厲鎮壓如印度東北七邦（原屬緬甸）和旁遮普邦的錫克人的反抗、泰米爾納德邦的泰米爾人獨立運動，也對左翼的工農武裝進行鎮壓。在大肆吞併拒絕臣服地區方面，德裏明顯要比北京強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選舉，但是並不允許主張分裂的政黨參與選舉。而對宿敵巴基斯坦，更是發動多次大規模戰爭，肢解和極大削弱了巴基斯坦（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並干涉尼泊爾與斯裏蘭卡，控制不丹，稱霸南亞。

　　在南亞以外，印度壹直是“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領導者，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與中國長期爭霸，還侵占了中國藏南地區。在軍事上，印度不僅不顧國際反對進行核試驗和儲備核武（對如此公然挑戰核不擴散體制的行為，當時的中國居然是“五常”中反應最弱的，而很明顯印度核武最大威脅對象恰恰是中國而非美俄英法），還不惜血本從美俄歐購買大量武器裝備，並研製威脅中國全境、可攜帶核彈頭的“烈火”系列導彈。而在印度對外赤裸裸干涉內政乃至控制外國時，中共政權則是在遷就他國、放棄利益，連對“盟友”朝鮮都喪失控制，而對於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前面已經講過中共為統治而怎樣的妥協退讓了。

　　而印度人民黨執政又尤其莫迪成為印度總理後，印度民族主義和印度教至上主義更是甚囂塵上（莫迪本身就是極右翼的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國民誌願服務團”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黨統治集團，均有濃厚的印度教至上主義和印度民族主義色彩）。而在中印關繫上，莫迪也採取強硬態度。例如中印洞朗對峙和印度在克什米爾壹系列軍事和政治動作，以及莫迪在國內對印度教教派主義的鼓吹，都是公開而明顯的。中國的《環球時報》被稱為“民族主義報紙”，而印度最大的兩份全國性報紙《印度時報》和《印度斯坦報》，以及NDTV（新德裏電視臺）同樣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領土、宗教等涉民族主義問題上鼓譟。當然，與中國官媒不同，印度媒體受官方影響明顯較中國低，不是政權隨意操縱的傳聲筒；但另壹方面恰恰反應了其民族主義的自發性和深厚性。在印度國內外社交媒體上，印度民族主義聲音非常猖獗，遠比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進攻性和影響力，隨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言論，尤其對巴基斯坦及巴國領袖和民眾的謾罵、威脅、挑釁。當然，在中印競爭與衝突上，多數印度國民同樣持強硬態度。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印度民族主義的調門、行動、影響，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有人說，印度是民主政體，而中國是專制政體，所以不能等量齊觀。事實上，無論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的政權，國家利益、國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堅決維護的，與體制無關。中共政權在許多時候恰恰是在妥協、出賣國家和國民利益，例如對印尼屠殺有中國國籍的華僑冷漠以待，對俄羅斯政府欺壓中國僑民尤其商人，選擇不聞不問。此外，我前面也列舉了中國在眾多涉及國家利益、國民利益、民族歷史等各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的軟弱妥協。所以，中共作為專制政權，其在民族主義領域“不配其位”的原因並非實行民族主義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執政的原因在於它沒有充分維護國家利益、保護國民利益，甚至許多時候是拼命打壓民族主義以換得政權得到外國支持的，也就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除了印度，如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賓、尼日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響力）的許多國家中（而且其中多數是民主體制國家），當今的民族主義都很興盛，民族認同都遠超過作為“世界公民”的認同。其中有些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已經躋身為主流力量。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比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相對較弱，還受到中共政權的強烈抑制。（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國家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興盛的具體表現及其本質，就不在此壹壹列舉和分析了。但有壹定國際常識的，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動向，包括民族主義方面的風向和事例，都會有耳聞目睹，相關新聞和專業評述也都可以找到）此外，在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瑞士等歐美發達國家，雖然不像發展中國家那樣民族主義興盛（其實美國的種族主義很強，種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具威脅性），但與中國壹樣有許多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有些還甚是強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就講到美國和加拿大從小就培養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學生即參與升旗儀式和國慶活動，愛國主義在美國教育的許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歲的小孩子就能夠認識重要省區的輪廓和建立年份；美國學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國家內容的“公民宣誓”；美加愛國主義教育都是系統完整、由淺入深；兩國關於紀念為國家犧牲者的紀念日、歌曲、詩篇不勝枚舉……當然又會有人說，美國和加拿大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我的回答和關於中印對比的壹樣，無論什麼體制，都應該愛國，而且愛國和愛黨是兩碼事。難道專制國家的人民沒有愛國的權利？愛國就是民族主義？而許多自由派（尤其親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魯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諷刺描述壹下：“美國/日本不是中國……愛國……民主國家的愛國，能算民族主義嗎？”難道這些人不是這樣的心態嗎？還有，愛國和愛政權也是兩碼事。而具體如何愛國、愛國的目的、價值、導向的方向，同樣可以更多研究探討（洗腦式愛國我當然反對，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愛國的人）。我們應該反對借“愛國主義”之名，行灌輸忠君思想、維護專制之實。但愛國本身沒有錯，宣揚愛國主義、推動愛國教育，不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從培養實質的愛國感情看，歐美國家的培養更細緻、更實在，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虛浮，行禮如儀。這樣的“愛國主義”，可能培養出民族主義者嗎？

　　（3）包括習近平集團在內的中共政權打壓民族主義思想、言論、行動的更深層次原因中共政權對民族主義的打壓，還有壹個為許多人普遍忽略的關鍵原因。那就是，民間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會促進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

　　現在許多人尤其親美日英港臺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和民主運動對立起來，認為民族主義阻礙了民主自由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是視野狹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後推動“愛國主義”，的確有對抗西方普世價值的目的，並以“愛國主義”取代自由民主，作為官方向民間灌輸的主流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看，民族主義的確是排斥民主主義的。

　　但如果更加細緻的觀察，很容易發現，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操縱的官方及以民間面目出現的半官方行動，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義目的，且會控制其波及範圍、國內外影響，“見‘好’就收”，並將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裏，而不會放任民眾為所欲為（有時看似放縱，其實也是另壹種操縱）。例如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抵制家樂福”事件，其主要導向就是對抗西方，煽動民眾對歐美的仇視情緒，但在實際追責（例如使館被炸和軍機墜毀）上卻低調處理。而在民間反日聲浪高漲時，中共也會做壹些象徵性的動作，如派“海警”、“海監”船等非正規軍力量到釣魚島巡航。但對於民間有組織的民族主義團體，無論是活躍在互聯網上的“紅客”，還是線下的保釣組織，壹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現在的更強化的打壓。總體上來說，中共對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行動，都是明顯以管控、約束、壓制為主。

　　那麼中共為何對似乎有利於其統治的民族主義浪潮百般打壓？

　　首先民族主義是壹種公共意識的勃發，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族情感的積澱，也會增強人的正義感，讓人民不再局限於個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顧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雖然較國際主義有排他性，但所“排”的“它”主要是外國和其他民族（當然我堅決反對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無故或過度傷害，但我贊同本民族對外民族進行自衛反擊和合情合理且適度的追責），而真正有正義感的民族主義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質相同的非民族主義者更加具有對國家和民族內部陌生人、公共社會的責任感，更富於同情心與義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團結與大局觀念，鑄就為他人和社會奉獻和犧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識又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公民社會自然不僅有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維權運動、平權運動，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批判與改革。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公民社會雛形的壹種亞形態。而這些，也會催生公民團體乃至民間帶有意識形態的組織的出現。而這壹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獨裁政權所懼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會促使人民公共意識、公民責任感的增強。而有組織化和正義感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很可能也很有條件轉向民主主義訴求的。有時，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民主主義意識會同時覺醒，並相互促進和強化，引發革命的風暴。例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就是相互聯繫的壹個整體。其追求民族獨立（對內反滿興漢（“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對外反帝反殖）與建立民主共和國（“創立民國”）、實行民主制度和推動社會變革（“平均地權”），可謂不可分割。而為達成“三民主義”成立的同盟會，其成員往往是既有反滿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為同盟會前身的壹部分的華興會、光復會，原本對民主和民生不甚關心（具體說華興會還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標是推翻滿人統治（因此也被稱為“二民主義”），光復會則只支持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被稱為“壹民主義”）），反滿興漢才是第壹目標。但後來，由主張“三民主義”的興中會主導成立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的原華興會和光復會成員，也逐漸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動革命、富強國家的目標。

　　當民間的民族主義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並且形成固定的組織（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聯絡和鬆散的合作），就為民主運動提供了平臺，成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當專制政權無法滿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時，後者就會更加轉向推動民主的運動，希望掌握權力和得到權利以實現民族主義訴求。而且，當社會有了關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關心本國、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會和國家利益的人民，這些人民也會日益受到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思想的薰陶，由民族主義訴求轉向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事實上，這早已發生過。壹戰和二戰後，許多新的國家（如東歐、中東、東南亞、非洲等各區域）紛紛獨立，在獨立前的鬥爭中，就是將建立民族國家和實現民主政治列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壹不可）的目標。而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與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功，例如壹戰後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愛爾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二戰後的非洲近半國家、印度、斯裏蘭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還有許多國家獨立後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獨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從未停歇，而參與者大多也是當年追求民族獨立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義，尤其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和行動，雖然與追求自由民主有壹定的衝突（例如“救亡壓倒啟蒙”），但二者有時也（有時候則是“更”）具有壹致性。當人民為國家利益奔走呼號、奮不顧身，自然也會將給本國人民以尊嚴與權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成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標。當人們不再“自掃門前雪”，而是將視野拓展到整個國家和民族，關心同胞的民生疾苦、為社會的不公義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間有了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的組織化力量，轉化為了推翻獨裁專制的目標，那獨裁統治必然在這些捨己為人、舍利取義的仁人誌士打擊下搖搖欲墜，最終走向垮臺了。而中共，又怎麼可能不懼怕那些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的民族主義者？中共又如何會容忍民間以民族主義為紐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組織建立和壯大？

　　因此中共雖然會利用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但對民族主義的控制、約束是非常強的，只有官方“定製”的“民族主義”可以鼓譟，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反而會被壓制、排擠。官方需要的是民眾“臨時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出於正義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恆、身體力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歸根結底，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防範、打壓，遠多於對民族主義的利用、鼓動。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國等國才更願意讓中共繼續執政而非推動中國民主化，因為他們知道，壹個民主的中國，愛國主義會理直氣壯，民族情感會發自肺腑。那時，日本的戰爭罪行會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對納粹劊子手那樣），其復活軍國主義的野心也將被中國軍民撲滅；而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會面臨不再為統治而低頭讓利的中國的挑戰，更不能以人權為藉口行“美國優先”保護美國特權之實。相應的，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與逼使中國為聯俄制美出賣利益等行為，到時也變得難以得逞；印度將面臨壹個理直氣壯的民主中國捍衛領土，它也不再能以專制中國為擋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為招牌在南亞大行吞併、侵略、壓迫和霸權卻乏人關心。

　　（三）結語：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實質與未來趨向根據上壹部分對於中國民間與官方在關於民族主義領域表現的敘述與原因的探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起伏不定的，正如壹位看過本文草稿的學者所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壹種防禦式的……應急式的，且聚焦於具體的某個事態”，相對於其他許多國家如印度、韓國、日本都更加溫和。而我個人更進壹步認為，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壹盤散沙狀、普遍沒有持之以恆的決心與長期的付出、沒有清晰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行動綱領、沒有堅定的民族主義信仰、更沒有大規模的實際組織力量，僅為壹種天然的民族自覺意識與中共政權扭曲化的“愛國主義”宣傳結合的虛浮化半成品。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壹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徵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壹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制；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壹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壹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汙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壹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制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着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壹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苟且求安。

　　無論是少數權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壹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扎生活或既掙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緻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慾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沉淪之中，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淨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壹套背後壹套的。

　　有一句據說是拿破崙所說的名言“中國是壹頭沉睡的獅子。當它醒來，會讓世界為之震顫。”至少在中共統治時代，它是不會真正“醒來”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狸”，中國是“獅子”，“狐狸”恰恰不斷給這隻“睡獅”餵下安眠藥、註射鎮靜劑，讓它永遠昏昏沉睡。因為中共知道，當人民有了權利和尊嚴意識、真正覺醒時，尤其有能力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捍衛民族利益時，首先會掀翻騎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們。

中國社會的社會矛盾與解決方法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如今的中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累積問題十分復雜、轉型希望非常淼茫。政治上的專製達到數十年以來最嚴酷的狀況，政治改革早已停滯。而經濟下行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意識形態上保守反動，輿論環境令人窒息。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種種弊端並未因物質總量豐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發惡化。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間的矛盾越發激烈和難以調和，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的對立越發嚴重，社會互信程度和公共責任意識都在下降，惡性公共事件及系統性暴力都在增加。窮困者、女性、殘疾人、少數群體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未來走向何方？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之士應何去何從？現實的跡象是不樂觀的。一部分人被現實征服、被強權征服，選擇認同乃至贊頌現行的製度與規則，依附於體製和強人，成為專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犬儒主義、精緻利己主義的擁護者踐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否定現在的一切，主張暴烈的、徹底的、毫不妥協的變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對手，徹底壓服或消滅對方，用代表己方價值觀和利益的思想體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問題上選擇最極端最鮮明的選項。

　　前者自不待言，我們不應該對如此惡劣的現狀聽之任之甚至積極參與，讓它繼續存在。但後一種就是好的了嗎？估計大多數人在理性上也並不贊同。可是事實上，推崇後者的在主張變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堅持激進的毛主義路線，主張階級鬥爭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張使用激進手段進行革命者，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這種極端化的價值取向不僅存在於宏觀的政治議題中，在微觀的社會問題上同樣非常普遍。在勞動、就學、就業、提供和接受服務等過程中發生糾紛或利益衝突，人們往往想的不是妥協，而是盡最大可能損害對方，並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勝”，甚至不惜致對方於死地。

　　這樣的政治和社會風氣令人恐懼，這極大惡化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導致人心敗壞，各方都絞盡腦汁折磨對方，同時千方百計逃避自身責任，為此喪失誠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誰都害怕失敗，因為失敗一方會付出慘痛代價。這也會導致罪惡升級，人寧做大惡不做小惡，寧把壞事做絕而沒有一點手軟和猶豫，反正無論有意無意、錯事多輕多重，都不會被寬容和諒解，會被對方往死裏整，那還不如放棄底線不擇手段，這樣反而能夠利益最大化。人們也越發將道理是非拋至一邊，只迷戀實力、手段，變得越來越功利、陰險、不要臉皮和良心。如此惡性循環，最終變成只有勝敗貴賤之別沒有黑白對錯之分的叢林社會。

　　具體表現事例在中國的現實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過於刑罰製度，如背上違法犯罪記錄讓一個人終身被打入另冊，親屬也會受到牽連。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職人員、國企和事業單位職工、學生一律開除。但這種製度並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導致人們在犯罪後不敢承擔代價，拼命逃脫責任，最終導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惡。這類有編製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喪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體，將實際的法律變成“刑不上大夫”。執政者和執法者為維持政權穩定，極少對這些在編人員進行刑事處罰，因為無法承擔這些精英分子反叛體製產生的衝擊。嚴刑峻法反而成了擺設，這反過來又誘使在編人員變得有恃無恐，越來越多人做出應受刑事處罰的事卻安然無恙。這又導致又多了一條法不責眾，然後在編人員愈發有恃無恐，成為驕橫跋扈的特權階層。

　　還有些後果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例如醫療人員收受回扣等行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醫院幾乎無人沒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規定中國所以大醫院醫生全部需要坐牢。這導致的實際結果則是所涉法律變成廢紙，政權根本不敢執行該法，於是出現了醫護全員罪犯卻全員不受處罰也無法處置的怪現狀。這反過來又導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風、越來越肆無忌憚。如果法律能夠有梯級漸進或者退路條款，就不至於發生這種法不責眾的情況。

　　相反，如果刑事處罰結果並不那麽嚴重，不至於直接開除永不錄用，或者說根據不同情節分別處置而不“一刀切”，那麽在對他們處罰時反而不需要有那麽多顧忌，處罰反而能夠得到執行，因為這不至於摧毀其一生前途，他們也就不會殊死抵抗。

　　還有例如信訪製度，中央根據信訪數量而不分具體是非問責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訪等對訪民的迫害行為。然後中央又對此不予打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方面粗暴問責，一方面放任迫害訪民，導致信訪製度變成加劇上訪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訪製度，許多問責機製看似很能震懾責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責任人製造更多更大的惡行以逃脫懲罰。如高校和中學為避免學生自殺影響學校聲譽、承擔連帶責任，乾脆清退走“問題”學生，導致試圖自殺的學生更加絕望，處境更為惡劣，自殺動機更強。

　　上升到更高層次和更宏觀層面同樣如此。中共政權的確已經惡貫滿盈，但是具體到不同官員不同政治人物，還是有其區別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終只能迫使政權內部團結一致對外，也不會再有開明派進行改革。相反，開明派會被政權保守派和民眾夾擊，政權會越發邪惡和喪失底線。托克維爾在《舊製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發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時候，而是政權願意做出改革、開放社會縫隙的時候。問題是這種道理政權也懂，中共比民眾更懂，他們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軟，為了不當路易十六們，會更加瘋狂的倒退，反正沒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長久和嚴重的受難。而激進革命派主張的徹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現實是只會導致政權拒絕退讓變本加厲鎮壓，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

　　我個人在以前，立場也是對惡要徹底剷除、以鮮血實現正義。但是隨着越來越多了解歷史、現實和人性，就發覺這樣並不能實現正義，只會導致更多罪惡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續。壞人也是人，他們做壞事的同時也有七情六慾，也恐懼成為階下囚甚至送上斷頭臺，所以在存在這種危險情況下會不惜一切喪失底線的作惡，以保住既得利益。從他們角度這樣也是無奈，如果妥協，不僅既得利益不保，連基本尊嚴和命都沒了，家人可能還會遭殃。

　　於是，越是壞透的當權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過人生，因為人民害怕他們；越是有點人性和願意改革妥協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掛上絞刑架，因為他為人們覺醒和反抗提供了縫隙。這實在是太諷刺卻又十分現實的事。

　　作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應該推動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只有對願意改革、妥協、對話的當權者回以善意，寬恕其因為製度和現實不得不做的罪惡，摒棄不同立場和利益導致的前仇，而把矛頭對準那些最為頑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讓越來越多的當權分子站在人民一邊，以最小代價實現民主轉型。哪怕這些願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債，也是剝削者壓迫者。這當然不是徹徹底底的公平正義，但是卻是最不壞的選擇，可以讓光明提早到來許多年，少損傷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命，可以讓若干億人都能減少甚至免於專製的創害。

　　許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認為他們是“聖母婊”，單純和幼稚，對壞人忍讓寬容、沒有是非和正義感。但實際上恰恰相反，所謂“白左”普遍是堅持原則、明白是非善惡、堅持真理和尋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種受難者、必要時堅決站出來並願意付出真金白銀的人。只不過他們在堅持這些的同時，並不贊同以暴製暴以惡製惡，他們深知這樣做看起來爽利、有時可以高效解決問題，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禍根，會導致更弱勢的人最終成為犧牲品（例如殘忍對待一個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會轉嫁給其妻子和孩子，然後妻子孩子再轉嫁給他人甚至小動物，以及以各種間接方式傳遞傷害）。壞人或者某些事上壞的人也有尊嚴、情感，簡單粗暴的打擊報復、懲治只會讓他們做壞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氣，也會在未來作惡時更加狡詐和陰狠！而不是改過自新良知覺醒。

　　“白左”考慮到長遠的、整體的問題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憤，避免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傳導，最終反而可以以最小代價、最快時間走向文明進步（哪怕從某些階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價）。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報怨的社會，則會長期陷入爾虞我詐、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以惡製惡的主持正義者也是造成這種惡果的其中一員。當然，如果某個社會多數是這種以惡製惡又欺軟怕硬的，少數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確是“白左”，因為他們在為各方的惡買單，包括壓迫者的和被壓迫者的。他們用自己的犧牲減少了仇恨、為殘酷社會帶來愛與希望。

　　追求絕對的正義、以殘暴對殘暴，或者僅僅是以革命的正義對反革命者實行暴力，那一時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實際上無助於國家、社會轉向民主與正義，整體上也不能給人民帶來文明與進步。滿足自己一時的正義感快感，而不顧這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沒有道德和責任心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着和稀泥、放棄原則。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樣，要更加堅定的反對、對抗邪惡和不公，對真相有更為執着的追求、對弱者更加真誠的同情和幫助，需要勇敢站出來的時候堅定的站出來，要去積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把那些積鬱的仇恨、怨毒的傾向轉化為持守人權、弘揚人性的決心與勇氣。

　　對許多現實問題，我們都應該尋求以折中方式解決。例如涉及違法犯罪，強化經濟賠償以代替刑罰，以彌補受害者為主而非懲罰加害者為主；對各種不公不義和黑暗，不堅持嚴懲責任人作惡者，但是要無比堅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減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機會認識、重視和改善問題；涉及勞資關係、分配公平，既不要“剝削有理”也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和大鍋飯，而是採用費邊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兼顧資方勞方、兼顧效率公平、兼顧國有私有；在涉及強者與弱者的糾紛時，既不要“你弱你有理”無限同情弱勢方，又不要忽視雙方條件背景不同對雙方博弈能力、話語權的影響，就事論事同時又考慮到長遠和連帶問題。

　　折中主義說起來不容易，做起來更難。這需要有關的雙方甚至多方願意釋出善意、誠實真誠、不被挑釁激怒、明是非講道理、據理力爭又肯讓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誌力。尤其在只有一方願意折中而另一方不願意時，那對願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驗堪稱殘酷。

　　好或許我說的也是一種一廂情願，現實難以實現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損人利己的傾向，很難改變和克服。我自己長年都拒絕折中，是激進分子，恨不得將惡人挫骨揚灰。但是折中主義的確是情理法權衡下“最不差的選擇”，不如“東風壓倒西風”符合人性與現實，但比後者多了良知和道義。

中國社會的反智傾向的基本形態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中國互聯網尤其討論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板塊（俗稱“鍵政圈”）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學習、研究、模彷、崇拜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的思潮。在知乎、B站、豆瓣、微博等中國各大互聯網平臺，到處都充斥着對毛的崇拜與追思、對毛精神的贊頌及毛思想的學習宣傳。“教員”是他們對毛普遍的尊稱，塑造毛既為人師又平易近人的形象。這引發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國內外廣泛的關註。

這些青年毛粉懷念的不僅是毛，還有從中國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歷史歲月。在他們心目中，革命時代是光榮的、勇敢的，是為了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中國。他們也認為，建國後至改開前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工人階級擁有無上榮光，國家工業化建設成就斐然。而毛則是導師，是紅太陽，是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領路人。

他們避免提及毛的過失乃至殘酷的鬥爭史，只把這些當成革命和建設中不得不做出的犧牲。毛粉們也將大躍進、“公社化”、大饑荒、文革乃至更早的肅反整風，都歸罪於下級的錯誤和偏激、外部環境的逼迫，而毛本人卻始終是偉光正的、不容批評非議的。

從根本上說，青年毛派的崛起，是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懸殊、官僚資本主義膨脹、社會福利保障低下，以及政治環境日益嚴酷的產物。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已達到驚人的且不可撼動的地步，廣大平民尤其底層生活在艱難絕望中無力掙脫。即便是有一定學歷和知識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也被“996”壓的喘不過氣來。近來流行的“躺平”、“內卷”等話語就是國人不堪重負下的調侃和呻吟。

同時，近年來中國輿論管控日漸強化，自由派受到重挫。因而，許多國人尤其關心政治的青年學生，普遍而迅速的轉向了毛主義。在2010年代及之前，毛主義多流行於中老年人之中，在青年中非常邊緣化。但如今，青年人卻成了粉毛的主力軍，他們在互聯網上製造的聲量遠超那些老年毛粉。

眾多青年成為毛的擁躉，從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今社會競爭殘酷、階級對立嚴重、人人缺乏獲得感與安全感，渴望有政治強人橫掃汙穢。而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更使部分年輕人仇恨權貴和資本家，試圖“等貴賤、均貧富”，實現平等與大同。而宣揚民主憲政的自由派思想又被遏製，所以壓抑的怒火都借着毛主義之火在思想上燃燒起來了。

但從現實角度，青年轉向毛主義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這意味着暴烈的鬥爭政治、反智主義、個人崇拜的捲土重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但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好東西。毛本身是一個殘忍的獨裁者，從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歷次浩劫，毛都是始作俑者、第一責任人。沒有他的指揮、鼓動、首肯、默許，反右、文革等災難就不會發生，“一大二公”導致的大饑荒和工業浮腫他也是心知肚明。

在毛時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如工人、農民兩大社會保障懸殊的階級，以“剪刀差”殘酷剝削農民、以戶籍製度嚴密控製農民，進一步又有“地富反壞右”這樣的“黑五類”區分，上面則有形形色色的幹部作為那個時代的特權者作威作福。毛時代沒有平等，相反比改開至今中國的階級分化更加清晰而赤裸。現在的人至少還能通過考學、經商等方式改變身份地位躍升階層，人與人名義上也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毛時代則是在檔案和個人身份證明中直接劃分等級，等級之森嚴、被壓迫者之悲慘，甚於封建農奴社會。這哪裏是毛粉們說的平等的天堂？

即便當時被抬高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其實仍然處在各級幹部之下，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紀律約束。在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罷工和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毛時代的中國工人都是沒有的。中國的工人從沒真正享有民主，不僅不能選舉政治領袖和管理國家，在選舉廠領導和管理工廠中，普通工人也敵不過領導幹部“內定”和一言堂。工人各種福利分配乃至外出旅行的權利都被各級官僚攥在手裏，人身自由和基本所得都受控，這怎是國家主人，反而是國家奴僕罷了。

至於說改開前中國工業的成就，是嚴重誇大、浮腫的，雖然產量不低，但是質量堪憂。那時全國各城市包括縣城甚至鎮甸都有各種廠礦，除鞍鋼、“一拖”這樣鼎鼎大名的工業巨人，其他的絕大多數工業企業和產品都是勉強運轉、自產自銷的破爛工程。“兩彈一星”則是克服了各種政治運動的干擾破壞造出來的，而非在各種政治運動加持下生產出的。包括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理論和實踐，也是其克服了文革的迫害、熬過毛時代的殘酷，才最終推廣向全國乃至世界的。而毛粉則完全顛倒黑白，把“前30年”的成就當成毛及毛髮動的政治運動、毛時代體製優越性而得到的，荒謬無稽。

那個年代，不僅工業產品短缺且品質低下，農業和服務業更是差劣，除主糧外限製發展農副產品，計劃經濟完全與市場現實需求脫節，經濟毫無活力，各行各業都是短缺和貧乏狀態。而高級幹部則享有各種特供，儼然人上人。這樣貧窮落後、物質匱乏、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哪裏是人間天堂？

也有人將反右之前及文革期間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當成言論自由的表現。事實上，“反右”之前的“鳴放”只是毛自己都承認的“陽謀”，以挖掘出“反黨反共分子”，後來幾百萬人被迫害。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只是限定在特別範圍內的批判整風，而不允許向黨、向毛挑戰。遇羅克、林昭、張誌新的結局就證明“離經叛道”的鳴放是什麽下場。“四大自由”只是毛及政權用來整人的工具，並不是捍衛言論自由的法條。

還有人聲稱那個時代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取得很大成果。某種程度是對的，毛時代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推動了婦女解放。但是那個年代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沒有什麽權利，男女享有的權利都很少，又需要承擔相同或相近的勞動義務，所以實現了某種“平等”。但這與現代女權主義追求的更加進步全面的在工業化社會中的女性權利保障和女性解放，還差着十萬八千裏。還有人居然將申紀蘭標榜為推動男女平等的先鋒，她只是個橡皮圖章罷了，國家政策根本沒有徵求她以及所有普通婦女的意見，而是其他政治考量。

毛派不僅陷於歷史虛無主義無法自拔，也不能提出對當下實際情況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很顯然，在當今中國再次發動毛式革命不僅不具現實可行性，也不具備法理正當性，更沒有目的正義性。毛時代的革命和政治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不應該再重復發生，這雖然不被毛粉認可，但目前至少仍是中國大多數政治參與者與旁觀者的共識。

青年毛派雖然遠比那些“老古董”毛派要有知識、有視野，但仍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改變中國現實的綱領、方案和細節。例如如何改變現在中國穩固的既成秩序，哪怕撬起一個角落？之後如何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避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如何確立所有製結構和分配結構，兼顧效率與公平？……這些他們都淺嘗輒止或乾脆閉口不言。青年毛派們只是會一遍遍重復和咀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裏的各種段落和詞彙，試圖用這一早已逝去人物的“喻世明言”對照現實，對現在的中國現狀大張撻伐，然後提出一些高度空洞抽象的革命目標，用毛式革命話語自欺欺人、在麻醉中高潮。

毛派思想雖然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本質與人類理應走向的目標相背離，客觀上不可行，主觀上醜惡。因此，毛派思想在中國的這輪復興弊大於利。它雖然一定程度可以激發人們對現行體製的不滿、促使人們認識到各種剝削壓迫的醜惡以及人民苦難的深重，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讓當政者利用毛派思想沖淡、壓製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和憲政中道和平理性的進步思潮，打擊自由派在在野勢力中的力量。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看，這輪毛派復興都不可能對現體製造成重大實質影響。但這次毛主義在青年人中的大熱，卻的確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顯然，惡劣的洗腦教育、缺乏對歷史的反思、長期的輿論控製與信息封鎖，造成了青年一代思想的畸形。他們將那血色殘陽，看成了“最美的意象”，沉浸在非鄧則厚毛的幻夢中，嘴角露出了微笑，卻淌着流涎。他們感知到了社會現實的不公不義，卻沒有選擇以光明正大之途抗爭，而是選擇以惡製惡，甚至試圖以更加嚴酷惡毒的人和體製取現行者而代之，若真的實現，中國不知又有幾次多少年的浩劫。

真正能改變中國的，讓中國向好的，還是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是尊重和捍衛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保障真實的普選與代議，兼顧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經濟繁榮、民主法治、平權與平等分配。我們還要記錄歷史、反思歷史、教育後人，摒棄極權與個人崇拜，不要讓“反右”知識分子慘劇、大躍進和公社化的大饑荒悲劇和文革浩劫重演。

女權運動的利弊得失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兩年席捲全球的反抗性侵害的「me too」運動，引發了巨大爭議。我就性侵害問題的是是非非寫了一篇分析文章，探究性侵害問題中性侵疑雲的真相與謊言、性侵害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影響、社會輿論的正負作用、公檢法機構對性侵問題的態度與原因、me too運動的利弊得失、解決性侵爭議的設想等。我儘可能希望從不同角度分析事情是非曲直，同時站在對立雙方立場上思考，希望最大程度客觀中立的呈現問題的復雜麵貌和本質。

　　最近引發社會廣泛關註的「阿裏女員工控訴被同事性侵」案告一段落，涉事男性以行政拘留、不涉及刑事犯罪而免於刑事起訴告終。而有媒體曝出，涉事女方在控訴中有撒謊、誇大事實的情況。這又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對女方涉嫌訛詐、報復、陷害的批判聲浪不斷。而9月8日又發生一起案件，一位女乘客將出租車司機刺傷，而新聞評論區立即出現了「這個女的有臆想症、神經病」之類言論出現，並且預設式的說「又會有打拳的（女權分子）說是女的被男司機性侵才傷人」，暗示這種指控的不實。緊接着，9月14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一案一審宣判，因證據不足判決弦子敗訴。於是，除女權圈子外的網絡輿論一片指責弦子「誹謗」，對弦子及其支持者百般嘲諷，並希望朱軍反訴乃至公安介入讓弦子付出代價。

　　而這樣的輿論爭議、對疑似受害者的汙名化並不是個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也絕不只是出現在熱點新聞的網絡輿論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生活中各種涉及男女關係、性騷擾/性侵嫌疑的事件中。只要有女性指控遭遇性騷擾、性侵害，又尤其指控被熟人侵害，除非證據十分確鑿、事實完全清楚，一般情況下一定會有大量輿論指責當事女性，具體言辭諸如「不爽了所以誣告人家」、「為了訛錢」、「有臆症/妄想症/精神病，是在幻想」、「有矛盾了所以誣告報復」等，從專門針對女性的蕩婦羞辱，到包括損毀任何性別的指控者的人格滅殺，應有盡有。當然，否認性騷擾的加害嫌疑人也普遍使用這些言論。在一些被廣泛報道的性侵爭議事件如邁克爾·傑克遜侵犯兒童案、朱軍性騷擾弦子案、劉強東性侵案、伊藤詩織案等中，都可以充分看到這類對受害者或者說疑似受害者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辱說辭。

　　在性騷擾指控事件中，的確存在這些動機和原因造成指控不實、冤枉相關男性的可能（而且可能性並不低，甚至說也很普遍）。一方面會有許多人為嫌疑人辯解，但是也會有非常多的人（尤其在互聯網上）猛烈譴責嫌疑人、同情疑似受害者，並且在事實還不清楚情況下就蓋棺定論，甚至對嫌疑人乃至家屬進行人肉搜索、網絡暴力。被誣陷性侵者的名譽會受到沉重打擊，甚至被摧毀整個生活。但是同時，也有大量指控屬實，受害者身心受到巨大創傷，甚至精神失常無法生活。此外，還有更多的女性在受到性侵害包括強姦輪姦之後選擇忍氣吞聲，以至於受到重復侵害，身心受創和對人生的打擊更加沉重。而受性侵害的女性選擇忍氣吞聲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就是擔心這些輿論指責。

　　而性侵犯又是一種非常特殊、極難取得客觀證據的侵害行為，發生場所或者環境高度隱秘，侵犯過程不易留下證據，且即便留存精液等情況下，侵犯的非自願性也無法得到清晰證實。除了極個別證據鏈非常完整尤其有視頻監控或敢於作證的目擊者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通過客觀證據分辨是非，而是靠對雙方口供的對比分析，主觀性非常強，嚴重依賴於自由心證。即便有類似於性侵害的行為，究竟是不是非自願、是不是違背婦女意誌，並不是那麽容易判斷。強製與自願間有巨大的模煳地帶，甚至在傳統性觀念中，這種模煳地帶被認為是男性追求女性理所當然可以突破的。有些情況下的確是看雙方主觀上是怎麽想的而不是客觀行為，這就太難判定了，一般都會無罪。進一步說，即便判斷是非合意的強姦，那強姦案對於女性的傷害程度也很有主觀性，不同的受害者不同情境不同環境以及不同的價值觀下，心理受創程度大相徑庭（而且確實很受女性對性侵的主觀態度影響，一些人所稱的「你不在乎就好了」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同樣的情況，可能有些女性的確不當回事，像喝杯水吃頓飯一樣平常（並非貶義，這也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反應），或者非常堅強的克服，還有的則會精神失常、自殺），而受害程度往往也只能依靠當事人主觀訴說，這種訴說真實性也有各種疑問（當然同時疑似加害者的辯護詞真實性也很有疑問）。

　　根據現實情況，任何糾紛的受害一方誇大事實甚至在真實中編織部分謊言是很普遍的，加害一方儘可能迴避事實避重就輕也是普遍的，性侵害案同理且情況更嚴重。所以導致是否定罪、如何量刑，都存在各種困難，需要復雜的博弈與權衡。而性侵害事件的危害性質也很特殊，對於雙方中任何一方的名譽、前途命運都有重大影響，事敗一方甚至可能毀掉一生。這也就導致一旦指控開始，無論在輿論上還是派出所和法庭上，雙方都會竭力證明錯在對方，並且同樣竭力為自己開脫，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還有一個被忽視或者被有意無視的問題，就是性侵害尤其非強姦性質的性騷擾，是相當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幾乎比任何其他一種違法犯罪行為都要多。這是由於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存在動物屬性的必然現象（當然，必然現象並不一定是合乎情理和文明，更不一定是應該被允許的）。人類的進化史就充滿着性與性暴力，一方非自願的性接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人類進化到文明出現，逐漸開始克製性，尤其對非自願的或破壞倫理及秩序的性行為進行了禁止，但屢禁不止（甚至設立禁忌反而誘發了更強的挑戰禁忌的欲望，人（至少部分人）有挑戰禁忌的衝動，而在性方面尤其如此），性衝動根植於人的生理本能。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道德與法治觀念及製度建設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並不能十分有效的阻止性侵害的發生，性侵害依舊是個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即便是看起來非常正派的人物，在性方面也不見得沒有齷齪之處（而且這樣的人違法犯罪包括性侵犯更有隱蔽性和迷惑性，不易被懷疑，被控告舉發後也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看起來正派良善正直的人都值得懷疑，更不應該用這種懷疑眼光和態度對待這樣的人，而且可能性當然還是低於那些品質差的，只是說不要排除這種可能性）），普通人就更不用說了。

　　性侵害的普遍性和傷害的嚴重性、性問題的隱秘性，公之於眾（哪怕是小範圍）之後對一方乃至雙方產生的巨大破壞性，以及這種破壞性延伸到社會對社會穩定與秩序的衝擊，導致這一問題成為社會的一個特別的敏感問題。這個世界需要倫理道德、各種規則下穩定的秩序才能得以運轉，而性侵害又是倫理道德規範中既最有禁忌性、又最易突破的環節。如果違法必究的去追責每一起性侵案，那涉及的人之多、牽連的社會關係之廣，影響到的人類活動之普遍之嚴重，是人類社會無法承受的。法不責眾任何時候都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尤其涉及嚴重犯罪的情況下。

　　而又由於性侵害的公開化（尤其積累到一定規模）對社會秩序整體（包括小的社區、學校、工作單位及其他組織機構，到地域、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造成的衝擊，遠比選擇息事寧人或者一開始就不進行公開要大的多，因此各方都有強烈動機壓製（包括受害者自我壓製）性醜聞，以將影響和損害降到最低（這也是實際上的性犯罪遠比公開的、立案的、判決的多的多的原因）。不過，對性侵犯罪的懲罰往往也是很嚴厲的，而直接懲罰之外的「社會性死亡（不是玩笑的那種是真的）」的間接懲罰往往更嚴厲（當然輕微的性騷擾不至於）。因為一旦曝光、證實，就必須嚴懲以維護社會秩序，這時候反而是需要性侵害者而非受害人承受代價了，而且有時可能是比應受代價更大的代價。而這又導致性侵者更加有意欲隱瞞事實、否認行為。而社會各方甚至包括公檢法也會有意無意的「配合」性侵者否定強姦事實、壓製影響。

　　不過當證據確鑿或者輿論壓力過大（哪怕這時證據並不確鑿甚至重要事實不支持存在性侵害）時，公檢法又會反過來強迫嫌疑人認罪甚至加碼重罰（如李天一事件），以其為代價警示性侵害行為、平息輿論安撫公眾情緒，維護國家機關嚴厲打擊性犯罪的形象。而社會也會對其完全拋棄、孤立，無法再正常工作、就學，汙點帶一輩子，真的「社死」。這時的性侵者也是受害者，加碼重罰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罪責，而是讓他當其他未被抓獲的罪犯及潛在犯罪者的替罪羊，是法不責眾卻可「殺雞儆猴」的倒霉「雞」，也同樣是性問題汙名化的受損方（雖然多數時候罪有應得）。

　　從製度、法律、文化、人際態度，一方面都在「明示」對性侵犯的不容忍，一方面又都在暗示受害者忍耐、自我消化、息事寧人。

　　這也就讓本來應該看是非的性侵處理，變成看實力的博弈。官方一般來說都會傾向「得勢」的一方。當然，得勢並不一定是權力、金錢、人脈的優勢者（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而是包括輿論風向、社會觀感、與性侵害案其中一方甚至雙方有共同利益/利益衝突者的施力）在內多方的較量。這種看博弈決定「是非」的方式，如果不是一邊倒或雙方妥協，那就可能越鬧越大，上社交媒體曝光也是有可能的。這就又影響社會穩定了，所以刪帖禁言封號、屏蔽熱搜、喝茶勸誡就成了必然。民主國家強調公開化以釐清事實和反思問題，專製國家則實行封閉化以平息事態和維持穩定。

　　中國這個社會可以容忍謊言和禁言營造下的「和諧」，卻不接受真相可能帶來的動盪（哪怕只有經歷這些陣痛，社會才能真的走上正軌，而不是將錯就錯適應於錯誤道路）。從公檢法的裁決到民眾間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糾紛處理，都在故意促使人們撒謊、不誠實，而強力阻遏揭開傷疤、曝出真相（包括自曝）的行為，來維護各種潛規則影響下的骯髒社會得以「和諧」運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即是這種實踐最好的寫照。

　　如果你想堅持強調事實真相、公開透明，那會被群起而攻之尋找你的汙點打倒你。哪怕你的汙點比別人小，小事也能變大事。別人大事安然無恙，你小事就會翻船。如果你自曝自己的劣跡，並且以此舉發控告其他人也有，並且試圖以此推翻製度和社會結構及因此得利的整個利益集團，那會被當成精神病對待，甚至送進精神病院或者其他手段弄死。如果沒有比較大的汙點（小汙點任何人都不可能沒有），如果同時身居要職，那並不能免於迫害，反而即便什麽都沒幹也會被集體針對、孤立疏遠。因為你沒納「投名狀」，沒有把柄軟肋可以被抓，所以對其他人形成了道德優勢和威脅，就像進黑社會沒犯過罪、當官沒參與貪汙受賄挪用公款一樣，其他人必須集體搞垮你（當然你有權有勢或者至少比周圍的人有權有勢，那是另一回事，那時如果你不觸犯他人根本利益，的確有當逍遙派安穩度日的可能）。這種小人驅逐君子的機製就是逆淘汰機製，把腰杆硬的打斷腰杆或者驅逐排擠掉，剩下軟骨頭和都不乾淨的同類，大家就都舒適安全了。以權貴集團為核心的整個既得利益階層，正是以構建這種以謊言和汙點為紐帶的社會關係網絡，保證內部的相互威懾和團結，保證自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及對體製的忠誠，維護這種不公不義製度的存續。

　　這樣逼人作惡、撒謊、忍耐、遵從黑暗秩序的強製導向在各種事情上莫不如是，政治問題、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刑事民事糾紛，都是以這樣邪惡的製度、法律、價值觀、實踐方式，來構建和維持。而對性侵害問題的對待及處置顯然不會例外，犧牲弱勢的受害者安撫強勢的加害者，是必然的選擇。（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社會各領域各方面各階層時時刻刻都是謊言、黑吃黑、弱肉強食、逼人撒謊為惡等，也有許多誠實、溫情甚至高尚，在一些不涉及重大利益和根本問題的小事上，人們還是誠實善良寬容的時候居多，但是基底是黑暗的，總的導向是負面的，結構性方面看是醜惡的）於是，性侵害案件成為了社會默認的一層「不能捅破的窗戶紙」，雖然也時常被捅破，但大多數時候捅不破。而對性侵害案件的處理，是非曲直從來不是第一位的，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及倫理道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一切都以後者而非前者為其行為指針。

　　而這種壓製、隱瞞，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犧牲女性受害者的權利為代價的（少數情況是犧牲性侵害者，以過度懲罰維持秩序）。受害女性只能代替整個家庭、社群乃至國家和民族承受受害的代價，將仇恨和傷害傳導停留在自己身上並截止（當然也不一定截止，否則各種心狠手辣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動物的女性是怎麽來的），通過自我安慰和遺忘等方式消解痛苦，以自我消化痛苦、隱忍恥辱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正常運轉（這一點和家暴、校園暴力、虐待老人殘疾人精神病人乃至虐待動物等很類似，女性、弱勢群體乃至小動物，在各種社會中被定位的角色都是被動的承受者，是強權強人強勢一方洩慾的工具、是維持不平等社會存續和穩定所需的耐受品。當然，在專製和野蠻國家這種程度會更強）。壓製與隱瞞性侵，也會導致對已遂性侵害者和潛在性侵害者的鼓舞，讓其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如今曝出的一些性侵案如韋恩斯坦、鈕承澤等人，均是多次的性侵多人，前面未受懲罰顯然鼓舞了其後的犯罪。

　　當然，隱瞞性侵害的事實、不擴大化，某種程度也對受害女性有保護作用。因為性侵害的傷害之一就是對女性名譽、尊嚴的影響，對其社會關係、社會處境的破壞。不公開，那這些損害就會變小甚至趨近於消失。如果不考慮公道和正義問題，不擴大影響而是私了補償、「到此為止」，某種程度確實是「最優解」。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息事寧人或者隱忍不發，也會讓女性更加委屈，導致受害壓抑的身心更加受創，而且可能遭遇不要臉皮得寸進尺的再度侵害、重復侵害。這種隱瞞、壓製，也違背社會運轉中公開的各種道德、法律、製度原則，如誠信、勇氣、公平、公開透明、違法必究有罪必罰、反暴力反欺凌反性別壓迫等。承認需要壓製與隱瞞性侵害，也就等於否定許多被廣泛承認的普世道德與規則、向罪惡低頭退讓甚至暗示和縱容犯罪、表現一種壓製維權的態度、正中性侵害者下懷使其肆無忌憚、認可犯罪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樣衝擊社會秩序、影響社會文明。

　　於是性侵害問題的處理就成為一個兩難問題。人類社會面對着許多兩難問題，而性侵害問題應屬於兩難問題中相對更加兩難的。

　　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這個兩難問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在古代，性侵受害者普遍蒙受巨大恥辱，往往需要自殺或被親人殺害以全名節。雖然有《春秋》等代表傳統道德的書中有對「失節」婦女的同情，但主流價值觀、整體上還是以之為恥的，對被強迫而失去貞節的婦女還是歧視、排斥的態度。宋代理學興盛後，這種「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的觀念越來越流行。即便她們不死，也一定會被排除出主流社會，再也無法參與到社區、民族、國家的正常生產生活中。這不只是中國的專利，而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現象，西方古代在這一點上並不遜於中國，具體細節不同但是本質沒有什麽區別。

　　而到了近現代，至少就中國而言，公開的、官方的各種製度、法律與提倡的主流道德中，已經沒有了對受害女性的指責，甚至還充滿着對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但潛在的、根植於社會中的歧視與汙名卻仍然非常普遍和嚴重，對受害者的指責與侮辱從未停止。而官方雖然表面上支持同情受害女性，實際上卻出於種種原因而壓製女性的維權，採用抑製受害人而非懲罰加害人的方式處理性侵害問題。雖然他們對一些來自陌生人的性侵犯會進行一定處罰，但很少處理熟人性侵及特定社會關係人之間的性侵，默許通過一些私了方式解決相關問題，將性侵害的損害和影響壓縮在極小範圍內（說白了大多數時候就是讓受害者一個人承擔），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的遵守着某種動態平衡。如果有人試圖打破這種默契，那會面臨各種指責、歧視、阻攔，遭到各種有惡意的和無惡意的歧視孤立。如果堅持幾個月甚至幾年控訴上訪，這個過程中經歷的種種足以將沒有特別強意誌和能力的人折磨的精神失常，被踢出普通人/正常人生活的社會，這種代價足以令維權者望而卻步。

　　公了困難，於是私了盛行。私了拼的就是雙方軟硬實力如權力、關係、財力，以及手段多少、陰險程度之類東西，而且越能表演越能撒謊越不要臉一方往往越可能獲勝。輸贏勝敗與是非沒有大關係，決定性的是雙方力量對比。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有男性為女性出頭，包括男朋友/男性朋友、男性家人/親戚、男同學男同事等。這的確在有時會解決問題，但是往往以一方或者雙方頭破血流甚至殘疾或沒命而結束。依靠男性解決女性被性侵害問題，其實也就等於還是默認男權社會的規則，依附男性維護女性權利，而不是女性自主維權抗爭。這種私了自然也無法像訴諸輿論與法律那樣產生公共層面的積極影響，反而製造一種暴力和弱肉強食、女性必須依附男性才能保障權利的不良示範，法治與公序良俗的權威和規範意義也會因此削弱。

　　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同樣如此。只有少數發達國家並非如此，而是嘗試了新的方式，即傾向於鼓勵受害者發聲、舉報、積極維權，並且積極的懲罰加害者。最典型的莫過於「me too」運動。「me too」運動將一大批涉嫌性侵害包括性騷擾的知名人士拉下馬，着實讓受性侵害的女性出了一口惡氣。不過，根深蒂固的性侵害及形成的相關文化、潛規則也並沒有被完全改變，並且遇到了種種瓶頸，顯示了保護女性權利、防止性侵害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未來真有有效解決方案的話）。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反性侵運動越激烈越好、反性侵製度法律越嚴厲越好。正如前面所說，性侵害問題涉及到復雜的社會運作及社會秩序問題，傳統上抑製對性侵犯問題的曝光與處罰，也有其客觀原因。在「me too」運動以及西方一系列旨在反性侵的運動、製度、法律，也的確導致了一些在反對者看來意料之內的後果，例如導致有男性被誣陷、被用來打擊政治中或生活中的對手仇敵（包括女性根據自身好惡及各種利益動機的「選擇性舉報」，這確實對那些被舉報的性侵害者不公平，因為還有更多侵害者沒被舉報，和「選擇性執法」異曲同工）、相關的監禁率大增導致有案底者大增、許多人因為一些情節並不嚴重的性侵害或者說不當行為而「社死」前途盡毀、刺激出更多男權主義者並激化男女對立等，而這一切也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各種日常工作生活造成嚴重衝擊。

　　就像美國軍隊內部的性侵事件頻發，但是卻沒建立一個完全傾向於女性的、一勞永逸的防性侵系統，反而有改革也有反改革來回拉鋸，就是因為過激的防性侵機製影響了軍隊的運轉，一些改革措施對軍紀、軍人關係等造成衝擊，影響了軍事任務的完成包括作戰目標的實現，進而影響美國的內政外交乃至國家安全。雖然這些影響肯定會被性侵害者利用來阻擋反性侵改革，但這也是無法無視或避開的客觀事實。這個世界並不只有性侵害問題、女權問題，性侵害的傷害是很嚴重，但是還有很多理性思考起來更重要的東西，不可能為了某件事某個方面讓其他方面付出過度的犧牲。而且，一切事情相互聯繫相互作用，過度的「me too」對國家社會各方面的嚴重影響，最後也會對女性權利造成傷害。必然的，兩性關係也因此被損害，法國明星德納芙就批評「me too」的矯枉過正，讓男性對女性正常的贊美和追求也被視為性騷擾，破壞了正常的男女關係。女性如果濫用「me too」報復與己不和者，不僅傷害被誣陷者，還會造成「狼來了效應」，過於泛濫的指控反而會讓人們麻木、影響逐漸淡化，人們不再有熱情去關註，真正的受害者因此被忽略。還有電影《狩獵》中的情形，也證明弱者的虛假指控有時候也會因其極大的迷惑性，產生嚴重破壞力，讓相對強勢的一方身敗名裂。

　　還有，「me too」等運動往往造成損害更大的，是那些還有一些誠信、要面子的有操守、願意承擔責任和有悔罪意識的人，而那些沒有誠信和底線的、不在乎被指控者、死不承認、反咬一口攻擊報復受害者的，往往反而得不到懲罰。像政績斐然且人品還不錯的紐約市長科莫、首爾市長朴元淳，就是因為並不嚴重的性騷擾而落馬，後者還因此自殺（根據遺書等還可以看到其非常內疚，心理上也受折磨）。而且，這些人的性騷擾性質的性侵害不見得就是道德低下，只是沒能適應局部變化了一些的法律和道德要求。當然他們是沒克製住自己的欲望，但也沒有刻意要傷害女性，也沒有在事發後反咬和迫害女性，而是承擔了責任。而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諾雖有性侵多人等種種劣跡，面對諸多證據拒不承認，以往言行品質惡劣，但是仍然成功當選大法官作威作福（作出各種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他們大抵也不會多麽內疚和被心理折磨。更加充滿謊言、社會達爾文化和男權主義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大多數性侵害者除非打擊到他實際利益，否則不會對其有什麽心理影響。

　　而且，能夠曝出性侵指控的環境，往往恰是還有自由和權利甚至有很高自由和權利保障的，而那些性侵犯重災區、侵犯程度更嚴重更惡劣的，「me too」根本無法進行，女性連相應的勇氣乃至意識都沒有，連向公眾舉發的念頭都沒有，即便敢這樣也會被徹底搞死，包括物理上的死。中國的「me too」發生的媒體圈及公知圈，還有部分高校，其實恰恰是中國性侵害相對最輕的、女性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最好的，而如體製內、企業、下層貧民社區、以收容弱勢群體為主的特殊機構等性侵害更嚴重的地方，幾乎沒有任何人參與指控，至少無人公開站出來實名的指控。哪怕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香港地區，「me too」運動也沒什麽聲氣，演藝圈萬馬齊喑，鼓起勇氣訴說的藍潔瑛也已因抑鬱悲慘死去。在「me too」運動中倒下的往往都還有殘存的良知，或者其環境和亞文化還友善的容得下女性提出指控，而那些陰險狡詐、完全沒有良知與罪感的人反而不懼指控活的很滋潤，那些製度和亞文化上徹底壓製和征服受害女性的惡劣環境，也不會因「me too」等運動改變。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會被用來藏汙納垢，但是也的確反映了一種無奈的現實。人類一直都很骯髒，為了人類社會的存在及穩定運轉，有時候不得不容忍很多醜惡，否則冤冤相報沒有盡頭，且冤冤相報中整體上一定是弱者付出更大代價（正常秩序下還有節製和約束，一旦發生衝突對抗，那弱者的反抗會導致強者的仇恨和報復，且失序下強者當然可以放開手腳不遺餘力傷害弱者。秩序對弱者來說往往既是壓迫又是保護）。而且出於正義目的的運動、法律、行為，並不一定會帶來更好的未來，甚至會導致更壞的後果。當然我也知道，壞人也正是有此心態，才肆無忌憚，並且以此來阻嚇人們去變革的。但是這也是客觀現實。有些事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去實現短暫的局部的正義，那可能導致製造更大的災難、更多的不正義發生。從一般的生活糾紛、司法執法，到國家、民族間的恩怨情仇，莫不如此。所謂「無法在地上建立天國」，放在反性侵問題上也一樣。如前所述，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不可能專為某個人某件事讓道和犧牲，不能「把髒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女性被性侵是個大問題，有些人甚至因此精神失常、致殘、自殺、被殺，但是這世界上也有更多行為上更惡劣的暴行、結果上更悲慘的慘劇。這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個人、一類人在受苦受難。反性侵、女權運動需要與大環境相恰，有節製有分寸，避免對社會發展及他人權利的過大損害性影響。如果社會運轉遇到嚴重障礙，那反過來也會反噬包括女性在內人類的各種權利和權益。

　　這並不是否定「me too」等女權運動和相關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說客觀作用上的確不見得會好，在一些環境惡劣的國家可能導致更壞結果。過激的變革幾乎必然會造成破壞和反噬，「me too」雖與中國發生過的一些政治運動在性質和程度上有根本區別，但是的確在某些特性及後果方面有相似之處（如「破四舊」破的糟粕的確有，可是破壞的有價值的東西更多。「me too」遠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顯然對許多有價值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社會結構造成了破壞。二者都有「為潑水把孩子也潑出去」的傾向）。任何運動、維權，都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和文化教育及價值觀念相調和，也需要有各種配套的製度、法律、傳媒、組織機構等，否則不僅不能實現目的，可能還會製造各種悲劇。

　　在人類的素質、文明沒達到某種特別高的高度、社會製度與價值觀念沒達到特別完善的程度、還原真相的各種技術手段沒達到特別完美的程度情況下，性侵害問題沒有好的解決方式，被侵害無法伸張正義和被人誣陷性侵會同時存在，並且還是會給其中失敗一方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同一個人可能既被性侵害過沒能追究侵害者，又誣陷過別人；另一個人也可能同時既性侵犯過別人沒受懲罰，又被別人冤枉過。而且，這種情況並不是罕見的，我列舉這種情況也並不是為了賣弄邏輯。一個人一生正常情況下要過幾十年，且處境及個人價值觀也會有變化，所以這期間完全可能同時發生這兩種情況，甚至兩種情況在同一人身上的發生有因果關係。

　　例如被性侵不敢舉發陰險和有勢力的侵害者，或者那時還天真單純沒有心機不會應對，卻因此鬱悶在心、慢慢變壞變得陰險狡詐，於是後來在和其他人糾紛時誣告無辜者，或者因性侵精神失常真的得了被迫害妄想症（而不是被汙蔑得了妄想症），然後誤告無辜者（如果真有妄想症並且被身邊人知曉，那被性侵可能性更大，因為無論如何指控，直接說「她得了妄想症」就行了）。或者順序反過來，先有誣告，後來被人真的性侵，卻因「狼來了」因素反而不敢再舉發。同樣，也可能有人曾被誣陷性侵，憤懣不平，於是後來真的性侵了他人。順序反過來，也會發生曾經性侵過他人傳出風聲名聲不佳，然後被人誣告，結果這下真的跳進黃河洗不清。還有的涉性侵害案的情況是，事情雙方都有明顯過錯、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明顯撒謊，男性不道德但是女性也有圖謀，鮑毓明案就是典型例子。

　　依常理可知，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非性方面的糾紛、侵害中大量存在。根據其他糾紛、侵害中這類情況的普遍，可以推斷性侵方面也一樣普遍。再強調一遍，這不是擺弄邏輯、解「灌水出水」型無聊題目，而是強調性侵害中一人兼具兩種相反情況的普遍現實。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那極可能會被撒謊一方所迷惑，搞錯真相。（再進一步說，一個人也可能被真的性侵兩次、多次，被誣告兩次、多次，每次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任何可能都可能發生，而且也不罕見（比如涉及某個群體/圈子內部多個人，因為受害者第一次不反抗所以其他人聽說也去性侵，或者幾個人合夥誣陷一個人，分別分開舉發）。當然，這並不是說反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事情無法判斷、沒有真偽，常識和邏輯仍然重要和有效，只是要註意事情復雜性避免被一些經驗和思維定式迷惑）我們現在能做的，或許只有想辦法緩和問題、避免零和博弈。例如，對於性侵是否屬實存在疑問的情況下，只應該就事論事否認事實，而不應該以「蕩婦羞辱」或者質疑指控者「訛錢」、有「精神病」等否定人格的方式損害指控者名譽、生活。對於性侵犯程度不嚴重的、非惡意的、僅是一時衝動的一般騷擾，也不應該追責過度，這樣才能相對更重的懲罰惡性性侵害者。同理，要寬容對待主動承認存在不當行為的，這樣才能讓死不認賬、陰險狡詐、對受害者打擊報復的流氓式人物相對被更多關註和譴責。而且，對可以確認性侵害的加害者應該給予出路，不要讓人沒有退路，把人逼死或者結束事業是不合適的（在性侵犯情節不那麽嚴重、不是以惡意傷害受害者為目的的情況下）。還有，反性侵更多應註重於對真相的呈現和原因的探析，以此進行相應教育、預防、阻止，而不是着重於懲罰。即便對於比較嚴重的性侵犯行為，是否也可以在定罪的同時原諒，並且在其出獄後給個好的出路呢？社會是否能在對受害者去汙名化的同時，對那些真誠懺悔的加害者也去汙名化，或者至少去一部分汙名化呢？要將誠實與否、悔罪與否強調的比性侵害與否更重要，形成性侵可原諒不誠實不可原諒的風尚。這樣才可以促成更多人認罪悔罪，否則他們肯定死硬到底甚至反撲反咬。當然，社會公眾不太會這麽做，現實是反其道而行之。

　　就像浙大努爾·巴特爾強姦未遂案，我覺得浙大的留校察看處分並不算不合理（甚至說還是很合理恰當的），考慮到了未遂和悔罪情節，也給了其改過自新的機會。而努爾·巴特爾其實已經一定程度受到懲罰（緩刑和留校察看也是登記在案的記錄，也被抓進局子裏關了一段時間，相關經歷也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也不敢再犯（除非他有什麽疾病，需要化學閹割那種）。後來事件被傳到網上（而且很可能是有某種目的而非簡單打抱不平伸張正義），在網民強烈要求下浙大開除其學籍（這次網絡討伐也讓他徹底身敗名裂，不僅生活圈子裏，現在全中國都知道他是強姦犯了），反而會導致以後更多強姦案被壓下來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司法程序，當事人也不會承認犯罪（更不會寫悔過書佐證女性指控屬實），而是反咬一口到處汙蔑女生誹謗，或者動用一切資源打擊報復。基於這樣的可能性和示範，且不願意因此有一方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女性也就在一開始就更傾向於選擇忍氣吞聲。所以，這樣的處置發生後，最後受害的還是女生。

　　何況，根據我看到網上曝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算不上什麽權貴家庭出身或者流氓頭子，最多算少數民族地區中產精英家庭出身，據說在學校並不合群，還曾經被毆打威脅而躲到別人寢室。也就是這樣的背景和個人情況，所以公檢法和學校才敢給他留個處分記錄，換成真的有權勢背景、在學校拉幫結派呼風喚雨的，女生根本不敢報案，報案了也會被強力壓下，突破障礙到了法院也多半會在各種運作下被判因證據不足而嫌疑人無罪，也不會有人為受害者作證，反而加害者朋友們會千方百計詆毀受害者，以及其他各種報復。而這樣的情況公眾卻無從知曉，知道事情的旁觀者也不敢曝料，即便曝料也會被火速喝茶、報復，一頓刪帖封號也就沒了消息。根據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我敢斷言，包括浙大在內全國各高校甚至中學強姦案非常普遍（並不是說超過50%才算普遍，哪怕5%就不少了），情節比這嚴重的多的、已遂的也數不勝數，但是絕大多數並沒有得到懲罰。浙大事件後，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現在公眾看起來頗有正義感的作為，其實是在加劇弱肉強食、不誠實與陰險、封鎖信息壓製輿論的現象。「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放火」、「抓住手承認就是放火，抓不住不承認抓住也不承認放火了也等於沒放火」，於是人們更加拼命追求權力金錢、依附權貴、拉幫結派、學習各種害人威脅人的技巧，撒謊作惡面不改色心不跳，由偶爾作惡者變成職業惡人，只要作惡就做足做絕，毫無誠信廉恥和悔悟之心，讓叢林社會更加叢林。更令人遺憾的是，面對這樣不理性的民意和可怕的後果，沒有知名人士、「大V」、公知站出來反對、勸告。或許他們不願意違逆洶洶民意，或許因為輿論環境變遷已經不像以前敢言和方便發言，甚或者他們根本沒意識到這是個需要糾偏的問題，根本不知道為包括強姦犯在內各種壞人說公道話也是理性文明社會的必須。（如果認為凡是涉及強姦就不可原諒、就沒有討論空間的，某種程度也確實有道理，因為這問題有特殊性。但是這種態度對現實是好是壞？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程度、人際關係的水平嗎？強行把底線定到遠高於現實的程度，又有多少意義？對公之於眾的性侵案高標準嚴要求，對未被揭露和定案的性侵不聞不問甚至嘲笑受害者，這種雙重標準是應該的嗎？只顧明面的道德潔淨和背後的社會秩序，而忽視當事受害者自身甚至當事雙方本身的人權，是文明社會所應該做的嗎？）從一般公眾到知識分子，國人普遍都沒有分清輕重緩急、註意統籌兼顧的意識和能力，更不知道越是堅持正義越要求真務實理性客觀，包括不對罪犯和敵人加諸超出程度的譴責與懲罰、甚至還要在必要時主動為其開脫。作為有重大影響和輿論導向作用的大V、公知，不僅要去這樣做，還需要積極的這樣做，不夠積極就無法反向矯正矯枉過正的民意浪潮。不僅「不要放過一個壞人、不要冤枉一個好人」，也要不讓「壞人」多背負一點事實以外的委屈，不讓「好人」多得到一分無中生有的稱贊（現實裏當然很難完全做到，但是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努力）。只有這樣，控訴才更加堅實，正義也更為純粹，那些陰險狡詐的人的醜陋才會更充分被暴露，隱藏在重重偽裝和帳幕後的罪惡才會無處遁形。客觀上這樣也能有效避免對手利用自己部分不實指控反噬因而誠信受損，連真實那部分也連帶被否定或懷疑。雖然行正走端客觀理性也一樣會被潑汙，但是起碼不會心虛，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還有，這也可以讓大多數還有殘存良知的罪犯、壞人真心知道自己是心悅誠服、生出懺悔之心，因為沒有過多冤枉他，甚至也承認了其好的一面、某些好的行為。這樣才有利於和解共生、警示後人。

　　可惜國人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錦上添花就是落井下石，卻不願意雪中送炭損余補闕。對於努爾·巴特爾這種已經因刑事處罰和校紀處罰的還窮追猛打置於死地，對那些死不認賬反咬女性的則不僅不譴責，還一起跟着誹謗女性。真正應該做的，是對證據確鑿、承認罪行和已受一定懲罰的（其實被確證實施性侵本身就是懲罰了，即便不增加任何實質處理）手下留情甚至原諒寬容，專門批判、挖掘、攻擊那些根據種種難以偽造的跡象顯然極可能性侵卻死不認賬、不留證據（往往是狡猾的避免留下證據、毀滅證據）、反咬受害者的嫌疑人（尤其那些勢力大、人脈廣、身居體製內或體製外重要職務、平素所作所為作惡多端的），聲援受害者力挺其控訴權，想方設法確證其罪惡、挖掘其後臺、澆滅其氣焰、摧毀其地位，並打擊其代表的力量（假如其力量代表剝削壓迫作惡者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公民應該做的事（其實何止性侵問題，任何事情上都應該這樣）。

　　可是我沒見到任何一個人同時做到這兩點。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中國社會之所以變得像現在這麽壞，就和人們總是欺軟怕硬、鄙夷排斥犯錯悔過者、卻服膺甚至佩服贊賞憑藉權勢和狠心把惡做絕者的社會風氣，有着極大的、相互「促進」的關係。（當然以上我說的這些自己做到了嗎？我承認沒有完全做到，甚至以前還做過與此相反的事（也就是和大眾那種欺軟怕硬的傾向類似），未來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這既和客觀環境有關，也和我自己同樣有的人性弱點缺陷例如軟弱性自利性有關。但是我明白並認定這些道理後，就一直向這個方向努力，而且根據和其他人的對比，我相信自己現在做的好於99%以上的人。而且，正是以前我在許多事上沒能做到以上這些態度和行為準則，所以現在我才特別後悔，強調要做這些）（我舉這個案例及相關分析，並不是說不讓人們在遇到這種事後三緘其口，而是說應該註意性質、程度、具體情節、當事人後來表現、和其他侵害者言行對比等，然後做出合適的評判、發出合適的聲音）而且，加碼懲罰被曝出的侵害者雖可以以儆效尤，但是也等於損害他的權利，讓其受本應受的懲罰外還代人受過，這並不符合人權中要保護每個個體的要求。雖然懲罰本身就包含對社會和他人的警示這一目的，但是現代社會更要強調平等、均衡、一視同仁，而避免製造「替罪羊」、「祭旗者」、犧牲品。即便從實效看，只重罰被發現者未必能警示他人，如果在法不責眾、維穩至上的環境下，反而讓其他人在有人已受過之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他們認為已經有人受罰，那自己相對就更少可能受罰甚至不用受罰了。相比而言，降低懲罰力度但擴大處理涉及人員，實現「法能責眾」、將懲罰相對均一的落到每個犯罪者身上，才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雖然這現實不易實現）。對公眾而言，也應該更積極挖掘身邊的性騷擾、性侵害者，積極製止相關行為，保護每個女性安全，而不是只會捶破鼓、推爛牆、狩死獵。

　　而公眾尤其知名人士在涉及性侵問題時也不應該發表非此即彼的極端言論，而是應該多發表持平中立之論，不激化性別對立，起到一種良性的引導作用，啟蒙民眾用更加理性和現實的看待性侵問題及當事各方。

　　我寫過一篇文章《折中主義：未來中國變革最不差的選擇》，就專門分析了完全的正義幾乎不可能實現，或者實現需要極大的代價，代價超出反抗的傷害造成的原有損失。折中雖不是完全的正義，卻可能以相對最小代價和最快速度實現改善。

　　更根本的，是通過各種方式將性問題、性侵犯問題「脫敏」，解構其造成的巨大恥辱與壓迫感，這樣對涉事雙方都是一種「鬆綁」，也會緩和性別矛盾、社會矛盾。性侵害的傷害和對受害者的汙名本來就是由社會建構的，所以解構就是從根源上消解性侵的非物理傷害。當然這是非常不容易實現的（或許在某些地區、群體和環境中實現了，但大多數人和大多數環境應該沒有實現），因為涉及到根本的道德準則、人的價值與權利、社會權力結構等人類基礎性問題。而且，完全的解構也未必是好事，解構的副作用巨大，甚至會因此動搖人類倫理道德根基。但是往這個方向努力是可以的。

　　在性侵害爭議中，當事雙方共同的同事同學朋友及其他有熟識關係者（或者不熟識但是屬於疑似目擊者）的態度非常重要。按大道理說這些人應該仗義執言、闡明真相。但是現實卻是幾乎不可能客觀中立的陳述事實，尤其不會為受性侵害者一方作證。這既有前面說的面對性侵問題社會的整體態度和相關文化原因，也與其他糾紛事件一樣涉及利益、安全、人際關係及個人情感的羈絆。他們看見或了解真相的情況下，能做到說「不知道」而不是說「沒有」，就已經是在底線之上了。

　　對於訴諸輿論或司法的性侵受害者/疑似受害者，社會應該抱持一種相對寬容的姿態。真理不見得越辯越明，但是絕對比不辯要好。雖然誣告陷害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既然受害者敢公之於眾、訴諸法律，已經在承受代價了，尤其在中國當今不利於女性的輿論和司法環境下。這些人無論在輿論戰還是司法戰敗訴，都會名譽嚴重受損，更重的應該會家庭破裂、失去工作吧。如果勝訴，那也會被有意無意孤立歧視疏遠（哪怕出發點不一定是惡意，而只是不知道如何對待，一些受害者的狀態的確會讓人無法應對，例如好言安慰受害者也會感到刺耳，冷淡和熱情都有問題，日常生活不一定哪裏沒註意就涉及到性侵害相關的人和事，刺激當事人還讓大家都尷尬。如果造成嚴重精神問題，那更不好應付了。親人好友同事同學又不是專業人士，也不可能一直對受害者出現的問題保持耐心），生活受嚴重影響，沒幾個男性敢去正常態度接觸（當然，以上可能性並不是一定會發生，只是有很高概率。如果生活在某些非常開明的環境，這些可能不會發生，尤其那些已經非常知名的控訴者一般心境和為人處世方式會好的多，但是這樣的環境和個人並不多。越是公眾關註不到的、只是小範圍知曉的，性侵受害者重返社會的融入困難問題就越嚴重）。她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那說明指控八成是真的，即便假的她也付出了代價了。

　　而且，一件爭議得到公開的討論，一般情況下都是有利於公共利益的，可以促進問題的改善。如果製造寒蟬效應，讓性侵害事件得不到討論解決，那更難探索出解決之道。而訴諸輿論也會對試圖性侵者起到輿論震懾作用，還能消解性侵者帶來的壓迫感、控製感、征服感，解除性侵者帶來的羞恥感對心靈的控製，揭露真相和批判醜惡是削弱作惡者及所做之惡危害的重要方式（甚至在摒棄同態復仇、以暴製暴的今天，是最重要的方式），一定程度可以療愈受害者創傷（是的，雖然公之於眾有前面說的那麽多壞處，但是也有好處，而且隨着時代發展觀念改變，好處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到處境弱勢的、很可能受害一方的情感，而其中的弱者通常是疑似被性侵的女性。即便認為其質疑不實，也應該承認其有質疑權。就像「清華唐婧事件」中，後來證明的確是個誤會，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其當時懷疑被性騷擾的權利，而只需要批判她後來的反應不當（雖然我看也無可厚非）。而且，她未來如果再疑似被性騷擾，依然有權發聲，事情同樣可能是真的。有些心地險惡的人恰恰會利用「狼來了」故事中那種情境，去侵害失去人們信任的人。進一步說，即便法律判決疑似性侵者無罪、強姦或性侵犯不成立，也不應該因此就說受害者一定是有意誣陷或者有精神疾病（而且，精神疾病患者其實更容易被侵害、虐待，因為她/他說的話被認為是精神病發作的幻想，所以無法被信任。這並不只是邏輯猜測，根據BBC文章《揭開精神病與暴力關係謬誤》，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為暴力行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當然並不止這一篇統計，此類統計用中英文Google找幾個關鍵詞搜搜就能找到），很多情況下只是證據不足、情節尚不嚴重而已。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應該冤枉疑似性侵者，但是更不應該冤枉疑似被性侵者，不要造成雙重傷害。當然，同時也不要對存疑的性侵案中疑似性侵者蓋棺定論，施以言語乃至行為上的私刑，否則《狩獵》中的情形就很可能發生。甚至判決強姦罪成者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呼格吉勒圖案和聶樹斌案就是例子。（當然，存疑也會導致真正錯誤的一方相對得利，也會有人利用這種存疑原則來性侵或誣告。可這總比徹底冤枉一方要好）不過，這樣嚴格的要求也會讓人似乎無法再評論社會事務了（而且現實很難執行，歐美那麽強調政治正確，互聯網上及現實社會的潛規則中照樣有各種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陰謀論言論）。而且，這會阻礙人們為受害一方發聲，影響網絡輿論的正面作用。因此，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評判事情發表情緒也不能限製太嚴。這些其實也只能看自覺了，不可能完全靠強製手段改善，還是需要文化、教育、法律、製度、個人素養等諸多方面的共同改善。顯然，這幾方權利、利益存在衝突，也不可能每個人在每件事上都一碗水端平。輿論要給疑似受害者（無論男女哪一方）一個寬鬆的指控環境和辯解環境，而不是製造寒蟬效應、逼走發聲者、嚇住其他試圖通過輿論討公道的受害人。

　　不僅媒體、網民等輿論上要多持平中立、對「一邊倒」的矯正聲音，法院判罰時對無法完全確定真偽的涉性侵案件，也應該不使用過於絕對的言辭，尤其是疑似受害方的指控非常合理但是卻沒有直接證據時，即便判罰嫌疑人無罪，也應該對疑似受害者表示同情，不要完全否定侵害發生的可能性。這樣，既不至於冤枉嫌疑人，也不讓疑似受害者在可能的傷害後被二次傷害，背上「蕩婦」、「誣告者」、「精神病」的汙名。這種人性化的判決在大陸以外已有先例，如香港運動員呂麗瑤疑似被非禮案，呂在網上將事情曝光後警方主動調查和檢控嫌疑人，法庭最終判決嫌疑人無罪，但特意說明只是因遵循「疑罪從無」原則而非意味着性侵不存在，並直言不希望因此影響「me too」運動。這樣的判決是相對合理的。

　　此外，也不要輕易判處疑似受害者的指控或證人證言為「誹謗」（除非證實是惡意陷害、故意下套），這會阻止指控和作證。雖然這已經在中國發生了，如性侵嫌疑人鄧飛訴為疑似性侵作證的鄒思聰和當事人何謙一案，即便庭審中鄒思聰和何謙提出了自己的相關證據，鄧飛的一些說法如「不認識鄒思聰」也被前者的證據證明是說謊，但負責審判的杭州互聯網法院仍以「鄒思聰和何謙提供的指控鄧飛的證據『不足以讓人毫不猶豫地堅信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為由，判決何、鄒敗訴，何謙需要向鄧道歉、鄒需要刪除相關文章，二人還需要繳納罰款。這個判罰證明了中國司法體系的傾向性及維穩目的。而被許多中國網民嘲笑為「強姦之國」的印度，其一所法院卻判決印度一位部長在反訴性侵指控者誹謗一案中敗訴，判決理由即為了保護疑似性侵受害者，不讓其因敗訴遭受社會汙名。雖然這不能完全代表中印兩國的司法態度，但是兩國相關判罰很少（至少我在網上沒找到更多同類案例），這兩件已足夠有代表性。中國越是面臨這樣的不義現實，越是要改變。

　　人心不可測，事實真相不易探尋甚至永遠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對待方式。就像人類不得不與新冠在內的各種疾病共存、不得不接受這世界上存在不公不義和暴力、無法讓一切災禍可能性歸零那樣，每件性侵疑雲也不可能都水落石出，世界從來不是完美的，我們要接受一些事情「不可解」或者說沒有最優解。有時候對於突破道德的人，法律也並不能約束，非要去約束可能帶來更多的惡果。我們只能通過製度、法律、輿論等方面的改進，讓涉性侵害的問題得到相對最不差的對待和解決。作為個體，我們很難去為誰伸張正義，但是至少不要做傷口撒鹽者的幫凶，在存在疑問的事情上多換位思考、體諒各方。

　　這些現實看起來令人無奈和絕望。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從遠古到今天，人類還是取得了過去的人從不敢想象的進步，女性處境也在一番跌宕起伏後取得驚人的改善。歷史並不見得就終結於現在的狀態了，未來說不定還真可能實現一種人人自主和有尊嚴、各種事情兩全其美、多方共贏的現實呢。所以，這世界還是有點希望的罷。

中日戰爭對中共的積極意義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互聯網普及以來，關於「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爭議就時常在網絡輿論中出現。有人認為那些感謝言辭只是毛澤東的反諷、黑色幽默，還有的人則認為這是毛的真情流露、發自內心的真誠感謝。

    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將有關毛感謝日本侵華的原話摘錄，然後據此進行點評。根據人們收集的來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內的各種正式記錄，涉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共有七次，列舉如下（摘錄自維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第二次：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面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第三次：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係和與政府的關係」「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澤東：「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3.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註：其中使用內引號的「皇軍」、「好事」中的引號只是後來將談話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的人所加這七次感謝中的毛表達的核心意思可以歸類為兩點，一是日本侵華促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團結、覺醒；二是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讓中共從得以走出困境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

    對於第一點，爭議不算很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現在中共官方的史學還是自由派反對派對歷史的評價，主流都認為抗日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民族認同的強化。共同的抗戰經歷、共同的受難史、共同的歷史記憶，都對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有着重要意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因此感謝日本的侵華、對中華兒女的殘酷虐殺。就像一個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災禍，但是堅強的走出來，並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種巨大成就，災難確實起到某種激勵作用，但是並不能歸功於災難、感謝災難的製造者。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創痛太深了，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沉痛的代價（不僅包括當時的付出，還有後來一系列的連帶影響）。對漢族、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某種激勵，根本無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價和一系列連帶影響。就像全球猶太人也是在納粹製造的大屠殺後才空前團結起來，並且實現復國，成為二戰後國際上不可小覷的一個民族和勢力。但是沒有哪個猶太人會因此說「感謝納粹」、「感謝奧斯維辛」。

   何況，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設，都已經在促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塑造、強化。民國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實質上的統一（只有名義上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但是無疑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漢族包括海外華僑，普遍已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所以，沒有日本侵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仍然會有足夠的團結和凝聚力、共同的認同和記憶，而且是一種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傷害後變得帶有屈辱性質的民族共同記憶。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感謝日本侵華對中國、中華民族的某種客觀上的正面作用（何況這種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嚴重的負面影響抵消，這個後面再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上表達感謝，並不是正確的行為，或者起碼說是不妥當的。至少，他應該同時指出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對中華兒女造成的巨大傷害。但是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並不在乎這些。關於毛對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的態度，後面還會再說。

    第二點意思也就是毛最強調的感謝原因，就非常有爭議性，涉及到中共與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華的復雜關係，進一步聯繫還涉及到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的三角關係，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美國（以及歐美諸國）的多角關係，關繫到中共對中國、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功臣還是罪人等歷史定位和是非評價，乃至中共執政合法性等重大問題。而毛澤東相關感謝言論的動機如何，就成為評價這些問題的重要參考。因此毛的感謝言論才變得如此敏感和具爭議性。

   那麼，毛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才說出這些感謝日本侵華的話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換成其他人說那一定被認為是漢奸、「精日」的話，到底是一種反諷和調侃，還是真情流露呢？

   對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網民，都有不同見解。在前些年毛澤東被批的很臭的時候，人們多認為是真情流露，並以此貶斥毛。而最近幾年則幾乎一邊倒的認為這只是一種反話、一種站在勝利者立場上對日本侵華舉動的諷刺。後者給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據說話的語境判斷意思」、「不要斷章取義」、「按常理推斷毛澤東不可能真心的公開贊揚日本侵華這麼大的罪惡」等，並通過汙名化認為毛相關言論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國民黨的粉絲）」來為毛開脫。

   我認為，毛的話完全是真情流露，並不帶有任何反諷、調侃性質。而且，不僅是直言一種歷史事實，還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性，真心實意的對日本侵華這一行為表示感謝（就像子女感謝生養自己的父母那樣的真心，或者說就像每個人平常在得到別人幫助之後那種真誠的感謝一樣）。

    先說歷史事實。對中共來說，確實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他們此後的崛起和執政。我們來看看日本侵華及侵華前後中國的歷史事實，並分析中共與日本、日本侵華的各種聯繫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與日本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正向利益關聯，相反對日本持相對敵對態度。由於中共當時作為激進主義政黨的立場，中共還經常發起反對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行徑的活動，例如抵製日貨、抗議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干涉，並批判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在北伐戰爭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還在南京、濟南與日方發生衝突。國共決裂至抗戰爆發這段時間，中共也不斷批判國民黨方面消極抵抗日本侵華的行為，強調武裝抗日。中共也經常以「抗日」為名進行各種反國民政府的活動，如在大城市進行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派遣軍隊以抗日為名挺進國統區（例如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和日占區（東北抗聯）以擴大勢力。但這一切行為對抗日本身並沒有多大幫助，抗日的絕對主力仍然是國民政府、國軍（包括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都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為名的活動，更多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不過，這期間日本侵華對中共的興衰還沒太大影響。

    但是後來，中共的命運與日本侵華發生了莫大的關聯。準確說，是日本侵華拯救了中共，並讓中共在起死回生後進一步擊敗了國軍、國民政府，最終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而且，此後的中共政權繼續與日本保持着緊密的利益關係，有着很強的共生性質，直到如今。

   後面的利益與共生暫且不表，先說說日本侵華如何讓中共起死回生並成為國家主人。

   1927年國共決裂後，中共成為了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叛亂分子」，遭遇嚴酷鎮壓。而經過五次圍剿，中共於1934年喪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蘇區」，開始進行「長征」，成為「流寇」。中共將長征神化為偉大的行動，認為是「播種機、宣傳隊」，客觀上的確有這些作用（哪怕被誇大了），但是實際上就是狼狽的逃亡。在逃亡中紅軍不斷減員，還發生了各種內訌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紅軍陸續在陝甘寧一帶站穩腳跟，停止了長征。但是這並不是中共後來所說的「取得了偉大勝利」，僅僅是得到了喘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青海甘肅等地的回族軍閥部隊「馬家軍」，都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爭中。雖然張學良等人圍剿紅軍並不積極，但是如果在蔣介石催促或者中央軍來援的情況下，中共完全可能復滅。即便不復滅，最多也只會逃亡到蘇聯、蒙古，或者當時親蘇的盛世才統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紅軍西路軍的慘敗，也證明了紅軍當時的戰力已很虛弱，連在當時中國各軍閥中實力不算很強的馬家軍都不能戰勝。

   就在中共處於困境、前途未蔔之時，一場西安事變讓中共轉危為安，起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而西安事變雖最終以和平解決告終，但是和平解決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棄「剿共」，承認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並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國民政府統治下一個獨立的地方軍政勢力。

   而西安事變及誘發的一系列事件，讓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國共合作、中國內部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國軍戰備（蔣介石為表示抗日意誌，只得公開與納粹德國等國的軍事合作情況），都刺激了日本決定提前侵華，試圖在中國完成實質統一和軍力提升前擊敗中國。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爆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如果說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還並沒有問鼎中國的希望（頂多只是像其他軍閥那樣一個割據政權），那麼日本全面侵華，則讓中共有了壯大力量、與國民政府競爭天下的機遇。

   關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現摘錄於此：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麼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着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游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游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麼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游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姦，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着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這些，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在抗日戰爭中，日軍對待國軍和中共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表面看來，日本更加敵視共產黨，例如侵華的理由就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及亞洲的擴散，扶持汪精衛政權的最主要藉口也是「防共」（汪精衛政權的「國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日本還與德意等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實際上，日軍集中優勢力量對國軍及國府控製地區殘酷打擊，但是對中共力量則時常「輕拿輕放」（但這種「輕拿輕放」不包括中共統治區如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軍人、民兵、平民。八路軍、新四軍一旦被俘，除非變節投敵，否則幾乎必死無疑。而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們眼裏普通黨員和士兵都是棋子。他們在各種整肅中對自己人從不手軟，如何會顧惜這些被日軍殺害的黨員和士兵）。這固然和國民政府及國軍是日本主要敵人、中國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觀現實有關，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區別對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軍對重慶和延安轟炸強度的巨大區別。重慶在抗戰中遭遇轟炸200餘次，死傷兩萬多人。延安則僅被日軍轟炸17次，傷亡近400人。而且，重慶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設施，延安卻沒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慶那樣有大山作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窯洞供躲避）。中共作為中國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對日軍有重大傷害，那日軍一定會想方設法鏟草除根，從源頭上摧毀中共的統治中樞（日本就多次試圖刺殺蔣介石）。但是日本顯然在有能力這樣做的情況下並沒有這樣做。日本方面顯然在利用國共矛盾，通過默許中共的發展壯大來擠壓、削弱國民政府和國軍，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在日本敗相已露的之後，日本默許中共的壯大，更是在為分化戰後的中國鋪墊。

    中共與日本在抗戰中的某種默契並不只是猜測。根據日本學者一些研究（如筑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所着《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中共方面與日本特務機關有密切接觸並進行合作，如將所知的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告知日軍，並與日軍達成默契消極抗日，以換取日軍默許中共擴大地盤，形成國、共、日三足鼎立。

   總之，中共正是借着日本侵華，而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出力少、損失少，而得利多，地盤由小變大、實力由弱變強。國軍則是抗日的主力軍，國軍殲滅日軍人數占中國戰場殲敵數的絕大部分。但相比於1937年，1945年的國軍並沒有明顯變強，至少其發展壯大的幅度遠小於中共軍隊。更重要的是，日本侵華讓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幾乎毀於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暴行也讓許多民國精英遇害（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痛惜的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那次起義犧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30萬，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為精英的金陵大學、中學青年學生），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也被打斷，極大的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和威望。這就為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提供了條件。

    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止於此。以上那些「幫助」更多是通過對國民政府的破壞，讓中共取得相對的提升優勢。而事實上，還有日本侵略者對中共的直接幫助。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都在爭搶接收日軍留下的武器裝備及其他遺留物資。雖然從客觀結果看，國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軍物資，但這些接收對提高國軍實力作用並不大（因為那時國軍中的中央軍裝備已經不亞於日軍）。還有，除蔣介石一度聘請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顧問、閻錫山收留萬餘日軍訓練本部軍隊和進行守備工作外，其他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悉數被國府遣送回國。而且蔣介石收留岡村寧次、閻錫山收留日軍，對後來國共內戰勝負影響十分有限。

    而中共則情況則相反。中共在抗戰接收中雖處於相對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讓中共實力大為增強。對於裝備落後的中共來說，接收的日軍裝備如同雪中送炭。最關鍵的，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的相關接收。在駐東北的蘇軍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間接（從蘇軍手中）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遺留的大批武器裝備，包括數十萬枝步槍、2000多門大炮及大量彈藥。此外，中共對除被遣返外的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都採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有12000-33000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衛生、軍工、軍需方面的人員為主。這些人不僅為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軍（尤其遼沉戰役的勝利）立下重大功勞，還成為中共建政後軍事經濟文化（例如由滿映改造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有日本技術人員）建設的重要力量。

    縱觀抗戰及抗戰前後的歷史，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後來對中國大陸全域的獨裁統治。而且，這樣的影響，並不純粹是一種客觀的後果（即日本侵華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勝利），其中還有明顯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觀的勾兌、合作。（雖然並不是說日本侵華就註定讓中共崛起和執政，中共自身的奮鬥和其他歷史機緣的影響也很重要。但是沒有日本侵華這一環，中共就不可能有後來那些成功。就像復雜儀器有多個重要部件，雖然並不是只要一個部件就能運轉，但是沒有那一個部件一定不能運轉）這樣的歷史事實下，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也就順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實了。毛所說的「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等，都是大實話。那些辯解說「要了解毛澤東感謝日本的歷史背景」的，這些就是背景，這樣的背景證明了毛感謝日本是順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這樣的歷史事實，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言論辯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辯解理由。例如，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這麼直白露骨的說這樣自揭其短、違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因而又找出各種理由為之辯解。這也是許多初次看到相關言論者的疑惑。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些出乎意料的坦誠、直白、不顧日本侵華災難受害者感情的言論，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所以以為很可能是反話之類。

    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麼是對毛澤東不了解，要麼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尤其建國後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這樣說話一點不奇怪。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人，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現在世界上許多接受系統教育和規訓、非常重視「政治正確」而生恐失言的領導人。毛澤東本來就個性鮮明，不喜歡受各種政治規矩、倫理道德的約束。而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擁有絕對的權力後，變得更為肆無忌憚。無論他說什麼，其他人都不可能對他的權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戰。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表最真實的個人想法。

    毛澤東不僅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發表如此驚人之語，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會發表令人錯愕的言論。在此摘錄幾條：

    1.「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此時反右運動已進行一年，大批知識分子被勞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化」也顯露失敗跡象時說的話。毛澤東長子毛岸英死於美軍轟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幫打傷而精神殘疾）   3.「我喜歡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對歐美的外交中，毛的確更喜歡與強硬反共但務實的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樂）交往，不喜歡重視人權和各種普世價值的左派。然而毛澤東在建國後一直在國內「反右」，尤其1957年後至1976年毛澤東死前，國內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瘋，沒人敢以右派為榮，誰也不敢說右比左好）以上這些言論，根據其現實中的行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這些言論是在自承罪惡、自曝其丑、自承雙重標準。這些話是在反諷嗎？是一種調侃或者說幽默嗎？從內容、語氣，到講話背景，都可以看出來這些話不是反語，是在實話實說。前兩條不僅不幽默，還很冷血殘酷。毛澤東說這些話，一是因為他毫無顧忌（不需要像民主國家那樣擔心被民眾和反對黨批判），也沒人敢因此指責、糾正他，所以有恃無恐、越發放縱。二是因為他想以此來展示一種坦誠、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哪怕說出來會令人驚訝錯愕），並且願意為表現這種坦誠、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來說不宜明說的主張、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華問題上，毛也是這樣的心理和動機。當然，並不排除毛希望通過這樣真摯、親日的言論爭取日本對中共政權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說這些話主要目的並不是尋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辯解者說要「了解毛澤東的語言特點」，而根據毛的語言特點及個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實意感謝日本侵華。

    如果僅從日本侵華對毛澤東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影響，那毛和中共的確「應該」感謝日本。但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他們之間的「感謝」就是災難。不僅日本侵華本身給中國帶來了那八年的慘痛巨禍，也打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榮，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都被日本侵華無情切斷。因日本侵華而起死回生並執政的中共，將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海外華人的命運，都帶往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讓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歷史的發展因此而改變。

   沒有日本的侵華及中共與日本的各種勾兌，就沒有中共的建政。沒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那樣的悲劇，中國也不會在改革開放前30年那麼的貧困，人民也不會變成既狂暴又奴隸的生存狀態。東南亞的華人也不會陷入沒有祖國的絕望，成百萬的死在異族的屠刀和槍口下，並長期淪為二等公民。

   當然了，並不是說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中國就沒有災難、沒有經濟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或許，還會出現實際發生的這個時間線所沒有的巨大災難或者困境。但是，窮盡想象力，根據1936年或 1945年中國和世界的情形推斷，幾乎不可能有比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更壞的情況發生。國民政府可能並不民主，經濟建設不一定快速和順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開放後「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蹟），國民黨主導的政權可能像許多右翼軍政府那樣腐敗和專製，四大家族及各種權貴也會巧取豪奪。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這些年做的好許多倍。僅僅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大幸。何況，根據臺灣、韓國、葡西及拉美的情況，右翼專製的殘酷程度普遍都低於列寧式政黨-斯大林體製的紅色極權，走向民主化幾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

    還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假如中國是一個親美的非專製（雖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權，即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廣闊、歷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質化最高、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國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國際合作道路的陣營，那世界上進步與落後、繁榮與貧乏、文明與野蠻的成分對比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中國、美國、西歐這「三極」的共同主導下，世界將普遍進入民主與繁榮。起碼，不會像現在中國這樣，成為世界實現普世價值文明的最大障礙；不會讓世界因某些獨裁者及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對抗之中；不會讓世界在如今還有如此多的專製國家、以暴力、謊言、壓迫維持存在的政權。那時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條件，可以騰出更多資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解決更多民生的煩惱與個體的苦難。這樣的世界，離「天下大同」也就不遠了。

    可惜假設無法改變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往往不遂人願，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甚至，經常會有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前面提到日本侵華及前後幾年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並沒有說完，相關的歷史也沒有告一段落。以為日本對中國的惡劣影響結束了嗎？並不是，殘酷的歷史還在繼續。

    1949年，中共建政。這時冷戰已爆發。中共宣布中國「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向蘇聯。與倒向蘇聯同時的，就是與美國的全面對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金日成的南侵導致美國干預，仁川登陸後，美軍迅速奪取朝鮮半島大部，逼近鴨綠江。面對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先後有百萬誌願軍進入朝鮮，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

    為人忽略而令人傷悲的是，這距美國和中國並肩抗日僅僅過去了5年。抗戰爆發後，如果沒有美國、蘇聯等國的支援及後來的參戰，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外國援助中，美國出力最大、犧牲最多。當中華兒女在中國大陸上被屠殺、強姦、當成人體實驗品、強迫勞動時，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痛擊日軍，並且轟炸日本本土，為中國報仇雪恨。美軍也通過派遣顧問、組成誌願航空隊的形式直接在中國對日作戰。沒有美國參戰，中國的淪亡只是時間問題。可以說，美國、美軍是中國的恩人。不僅國軍，中共軍隊在抗戰中也和美軍多有合作，美軍考察團還訪問了延安和華北八路軍根據地。在後來的國共內戰調停及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製定中，這些美國軍方人士都不曾有負中共。

    可是，就在朝鮮戰場上，本來應是朋友也曾經是朋友的中美兩國軍人刀兵相見，雙方共計死亡近20萬人，受傷數十萬人。許多曾經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浴血作戰的美軍官兵，卻死在了他們幫助的中國人民槍下。這樣的廝殺並不是為了某個正義的目的，而只是緣於某些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見。

    而這樣血腥的廝殺，當然讓剛剛被美軍打敗的舊日本軍人十分興奮。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共軍隊為他們報了仇。他們被美軍擊敗、戰友被殺、被迫投降，軍隊也被解散（雖然後來又重建了）對美軍恨之入骨。現在看到美軍在三八線吃癟，自然十分高興。（關於日本右翼和舊軍人對中美在朝鮮交戰的態度，並不是我自己想當然的想象，而是根據諸多事實進行的分析推斷。這也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如臺灣的歷史學者許劍虹先生在其寫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問題）   不僅日本右翼、舊軍人高興，整個日本都為朝鮮戰爭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爭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第一個節點和機遇，就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中美軍的巨大物資需求，讓戰後百廢待興的日本重獲生機。從此，日本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兩國的徹底決裂（中共已控製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只退守臺灣一隅，所以說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代表了中國沒有問題），讓美國只能依靠日本製衡中國，改變了美國在二戰結束時設計的扶植中國壓製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軍國主義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筆勾銷、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軍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戰犯，後來還將已經判刑的戰犯提前釋放。所以，朝鮮戰爭中美廝殺，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惡累累的日本（不要說平民無辜之類的話，除了極少數是反戰人士，其他哪個日本人沒有以某種形式參與戰爭？這些人及其後代在戰後又有沒有悔罪？是不是還在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戰爭罪行？）在戰後取得了長達數十年的高度發展和繁榮，還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戰爭罪犯生活優裕；受害的中國卻長期貧困、動盪、落後，民主法治更是蕩然無存，侵華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難，含恨而逝。

    朝鮮戰爭後，中美兩國也陷入長期的對抗，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而日本雖然追隨美國，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兩國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中共為對抗美國，對日本就千方百計拉攏寬容。對於日本的戰爭罪行，毛澤東時代甚少提及（僅僅在涉及中共抗戰相關的歷史時順帶提及）。南京大屠殺、華北大掃蕩、浙江屠殺等日軍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還猛烈抨擊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行為，將之稱作帝國主義的「罪孽」。美國投擲原子彈某種程度是為中國人報仇出氣的行為，也加速了抗戰的勝利，減少了中國的損失，中共反而恩將仇報大張撻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權利擺的這麼高（或者以此討好日本獲取利益），卻根本不在乎本國人的生命和尊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放棄中國對日索賠的權利，還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榮將日本侵華稱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的說法。這也導致了以後日本方面有充分的藉口拒絕承認戰爭罪行和謝罪，也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喪失了法理依據。

    當然，中共以此換取了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無息貸款、技術支持、投資及少量無償援助在內的經濟支持。從1972年到21世紀初，日本對華各種援助數額總額達2900億人民幣。許多人也以此說明日本對中國做了一定補償。但是，這些援助多是以經濟合作的形式進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購買日本產品、興建基礎設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術同時接受日資進駐等。這種合作中不僅中國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並且日本處於利益鏈上游受益絕對值更高。中日經濟合作也有利於日本免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滯脹」，經濟從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長至90年代，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的經濟奇蹟。這和單方面支付賠款完全不是一個性質。況且，日本政府也明確否認這些與戰爭賠款有關，極力撇清這些經濟援助與戰爭責任的關係。

    這些援助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鞏固了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正是日本這些政治經濟支持，讓中共在折騰了二十多年後再次「續命」。具體說來，這些援助獲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在嚴重不透明和腐敗的中國，各種外部的資金、技術、產品，分配和使用權都在中共各級幹部手中，人民並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沒有獲益。那些戰爭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至於援助帶來經濟發展的對國人間接的好處，沒有日本侵華中國過得不知道要好多少，這點補償能值什麼？（說到這裏，有一個被國人經常使用的詞「吃人血饅頭」，這詞經常被網民誤用。但是放在這裏卻不算誤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於賠償性質的援助，卻落入了中共權貴集團手中。某種程度，這些權貴所得是用那些死難者的命換來的。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吃人血饅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繼續奉行對日親善政策。雖然一度不再有親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卻有聯日反蘇的需要。如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絕口不提日本戰爭罪行，卻特意強調意在譴責和製衡蘇聯的「反霸」問題。甚至，中共因日本不願意接受「反霸」條款而一度推遲簽約。對中共來說，強調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遠比日本戰爭罪行問題重要。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立場，而且是出於中共自身而非中國人民利益的實用和功利。

   如果以為日本和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到此為止、只有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樂觀了。我所說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對中共及中國的影響。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不僅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海外華人紛紛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民主歌聲獻中華」唱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槍聲和坦克轟鳴，擊碎了中國人民和華人華僑共同的民主夢想。在短暫但血腥的鎮壓後，中國的民主進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國對此紛紛譴責，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實施製裁。六四後的中國，正在陷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鎮壓也被國內廣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憤怒。從國際局勢看，那時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從蘇聯和東歐，到韓國和臺灣，以及拉丁美洲，專製政權紛紛垮臺，民主都在迅速的實現。在這樣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規，保留住專製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國尤其美歐日積極的通過製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內憂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撐得住。也就是說，六四後中國仍然有幾年處在變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會到來。

    可是，就在中共在國際上相對孤立、政權根基不穩、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日本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六四當日，日本就決定反對對華製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國」的主張，與其他所有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共暫時穩定局勢後，日本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往來，繼續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並且在國際舞臺上為中共緩頰。而歐美其他國家也跟隨日本的政策，靜悄悄的取消了對中國的各種製裁和限製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讓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後一度面臨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國家政權的身份在國際舞臺活躍。

    當然，據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歐美各國尤其美國也是傾向於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尤其美國的老布什總統很親近中共，拒絕聽從國會製裁中國、督促中國民主化的建議。而且，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強於日本，美國對華政策對世界的影響更重要。但是，六四後首先與中共接觸、首先改善對華關係，並且對當時中共政權提供經濟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確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綏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發的、最大的作用。

    至於日本為何如此，大多數研究和評論都認為是日本需要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國這個鄰邦的關係，以及共同對抗美國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妥協，同樣有出於利用中國製衡日本的動機）。這些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實低估了國與國之間鬥爭的殘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勢力、軍國主義接續力量的陰險。

    我認為，日本在六四後幫助中共維持政權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個立身不正、理不直氣不壯、帶有嚴重歷史汙點和合法性軟肋的政權，需要中國有一個不會真正反日、能夠約束民族主義情緒和行為、不會實實在在追究日本歷史責任和現實悖謬行為、不會為中國國家利益而與日本發生激烈衝突的執政黨，需要一個能夠抑製和慢慢蠶食中國人愛國心和正義感、讓中國走向內耗和崩解的統治集團。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讓日本不必為罪惡付出代價、不需改變現在的醜惡行為、不需擔心中國對日本產生實質威脅，也才能讓日本長治久安。

前面已經講了中共從抗日戰爭到鄧小平時代與日本的關係、對日本的態度。從這些事實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確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陰暗期待。當然，有人會拿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係的惡化、中國官方對日的強硬態度反駁，認為中共已經改變了對日政策，由親日轉向反日，並且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僅僅是看到了事實的表層。中共真實的對日態度及由此衍生的行為，其實也不難窺探，只不過需要略微費點勁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中對中共對日本的態度有詳細列舉和分析，內容較長，我截取關於對習近平時代對日關係的評論，摘錄如下：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一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罈罈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凌，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一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一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隨着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准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着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着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姦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一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一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據一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一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着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迴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係」，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製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更惡劣的是，在習近平政權宣傳機構的授意下，大陸的「五毛」和「自乾五」在互聯網上大肆汙蔑香港的保釣人士、反靖國神社人士，聲稱這些人是「為了破壞中日關係」、「受美國指使離間中日關係」等。如此誹謗殊為無恥，更令香港愛國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愛國又支持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一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沖涼、不准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嚴敏華似乎已獲釋，但郭紹傑迄今未獲釋）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麼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一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一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一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係，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衝突的敵對國家/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一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徵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製；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一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汙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一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製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着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正在並繼續用作鎮壓內部異議人士的工具，如藉助民族主義大旗將政治反對人士汙名化為「漢奸」、「叛徒」、「特務」、「賣國賊」、「給外國遞刀子的」，加以打壓和迫害。但中共只會用其對內對國人施害，而不會將之用在傷害外國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強及國民。當然，中共用「漢奸」等詞彙汙名化政治反對人士，其實真正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統治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

    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扎生活或既掙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緻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慾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階級矛盾、官民矛盾、境內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國內矛盾，無論是在現實急迫性、關註優先性，還是在國民的實際感知上，都超過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沉淪之中，沒有真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淨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

   除以上內容外，還有許多相關分析，因篇幅問題無法全部摘錄。總之，中共政權雖然名義上強調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在教育上強調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銘記，卻並不是真的在煽動民族狂熱，而僅僅是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並且，中共政權有意將日本與歐美列強混同，藉助對日本罪行的展示來達成一種「歐美日都壞」的印象，以此強調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權理不直氣不壯，本身就有屠殺本國人民、鎮壓民主運動的汙點，所以沒有底氣道義上與日本「死磕」。

    對於中共和日本來說，雙方都在利用着對方的道德軟肋作為要挾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殺和專製獨裁的軟肋，還有最近增添的香港與新疆問題，日本有侵華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殺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絕悔罪、美化戰爭、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行徑。雙方對於對方的汙點都一清二楚，並且加以利用。雙方都會在這些問題上指責對方，但是只是點到為止，不會撕破臉皮（可以看到每次歐美譴責中國人權問題，同屬西方陣營的日本往往沉默，或者雖然也批評但相對最低調）。在有所譴責的同時，雙方都繼續幹缺德的事、拒絕改變現實或彌補歷史罪行。這就像擁有核武器的雙方擁有恐怖平衡、誰也不敢向對方大打出手一樣（也像兩個官員互相捏着對方「黑材料」、黑社會成員間互相知道對方黑底子一樣），日本和中共分別拿着「六四屠殺/專製極權」和「南京大屠殺/侵華政權延續」的原罪「炸彈」相互威懾，最終心照不宣的「輕拿輕放」，各自「各取所需」，繼續己方的罪惡行為。（對於這些想法和相關行為的動機，雙方當然不會行諸文字，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講，也就不太容易被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者確認和記錄）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權存在的第一目的是為了維護專製獨裁統治、維護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非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會真正在乎國家利益受日本損害，無論是歷史上的日本侵華還是當今日本的所作所為。日本只要安撫好中共統治集團、保證不侵犯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不需要考慮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情感），中共就會相應讓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會約束壓製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力量和情緒。而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政府代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無法滿足中國需求，並且出現激烈利益衝突，危及日本安全。滿足一個統治集團的需求是相對容易的，滿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難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臺了、中國民主了，那不僅日本對中國政權的「道德威懾平衡」能力失效，也會面臨權利意識、正義感甦醒的中國人民的齊聲討伐，日本將無法迴避歷史及現在正在做的種種罪惡和悖謬行徑。日本也無法像現在這樣僅靠拉攏、安撫統治集團即可解決問題，必須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挑戰。

    這種變化有一個現成的前例，就是韓國。韓國在軍事獨裁時期長期實行親日政策，從朴正熙到全斗煥，都為了維持獨裁統治和經濟發展等原因，對日本侵韓歷史輕描淡寫，甚至不惜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以與日本簽訂友好條約。專製時期人民的人權意識被有意壓製，遊行示威、言論譴責、拍攝文藝作品等表達自由也被嚴格限製，人民大眾不能自發自覺的起來紀念歷史、譴責日本各種悖謬行徑。韓國軍事獨裁政權採用功利主義態度，為了現實需要壓製人民的正義感，親日派掌控着處理韓日關係的大權。在朴正熙、全斗煥軍事獨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韓關係非常親密友好。像慰安婦問題、強製勞工問題、獨島問題都被冷處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製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韓國走向民主化後，不僅民主主義成為韓國人共識，民族主義風潮也風起雲湧。民主化讓人們有了更強烈的人權意識、責任意識、自主性。此前被軍政府雪藏的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紛紛被正義的韓國進步人士提出。面對洶湧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視那些既是民族災難、又是人權問題的各種涉日議題。例如日本強征「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問題的批判和解決，逐漸走上議事日程。那些飽經苦難的「慰安婦」和倖存勞工都得到了韓國政府的補償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賠償。而且人民還對韓國建國以來至軍事獨裁時期各種親日派進行了批判和清算，如製作《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錄》，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責任追究、沒收其非法財產等。而韓日關係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間的勾兌、純粹利益的往來，而是將日本殖民主義罪行問題、日本對待歷史態度問題等作為重要內容，將韓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價值觀念及韓國人人權作為處理涉日問題的優先考量。

    因為日本一直拒絕像德國那樣正視歷史、做出足夠的改變、清算和補償，韓日關係自韓國民主化以來一直不佳，在進步派當政時期尤其如此。韓日之間經常就「慰安婦」問題、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問題等發生爭執，韓國政府經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關者，並不惜中斷一些政治經濟軍事交流。雖然由於韓日同屬美國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並未完全撕破臉皮。但像韓國軍事獨裁時代那樣極為親密的日韓關係，已經永遠走入了歷史。

   因此，有了這樣前車之鑑的日本，更不願意中國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國做的惡行至少從絕對數量上遠多於在韓國所做，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又十多倍於韓國。如果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勇氣、責任意識覺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個日本體製和社會，都可能面臨沉痛打擊甚至滅頂之災。而且，中國民主化之後，中共與日本勾兌、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跡也會被廣泛的披露，日本不僅需要為侵華承擔歷史責任，還要為扶植中共獨裁政權承擔責任、受到中國民主政權和中國人民的痛恨和報復。所以日本會千方百計推遲中國民主化的到來。而避免中國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此外，讓中共繼續統治中國，也能讓中國始終處於被國際主流社會孤立的境地，這對於與中國有競爭和衝突關係的日本當然十分有利。在中日衝突中國際社會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為中國處於專製而日本是民主陣營的一員。如果中國也成為民主陣營一員，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現在這樣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歐美的一邊倒支持了。讓中國保持專製、與國際主流社會離心，對維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關鍵。通過扶植毒害中國人民的中共政權，也可以分化香港、臺灣等中國分離地區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削弱中國的團結統一性和向心力，減弱中國對日本的威脅（扶植中國的分離主義一直是日本的對華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偽滿洲國）。

    總之，從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着復雜微妙的互利共生關係。侵華戰爭、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發生後日本對華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幾乎具有決定性作用，即沒有日本的幫助就沒有現在中共的當權。對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對中國、中華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日本不僅侵略中國、殺戮中國人民，還中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讓中國長期陷於中共酷虐的獨裁統治之中。而且這並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意外結果，而是日本有意為之。（當然，日本也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過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漢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的反滿反帝製運動，對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國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為削弱滿清王朝而為之）。還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經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漢字翻譯了大量西方語言的詞彙，對中國思想啟蒙與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經過辛亥革命後日本一系列對華的惡劣行為，尤其最近80多年對中共的扶植和「續命」，日本當年對華的功績已經遠小於其罪惡了。如果辛亥革命後日本沒有後來的侵華和扶植中共獨裁的行徑，那日本對中國確實是功大於過，泛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也的確很可能是個好東西）據我所知，對於日本侵華對中共崛起和執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關係，學界是有些相關研究的。但是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關係的緊密。這既有主觀上認知的偏差，也有中共與日本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儘可能隱瞞所以外人無法探知有關。尤其在中國大陸和日本，研究這些問題幾乎是充滿禁忌和障礙的。而香港、臺灣的研究力量不足，歐美則對此缺乏興趣（或只是站在他們立場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國利益立場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響和壓力，或者出於自身及自身國家地區、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與日本的互利共生關係，甚至故意撒謊歪曲誤導，說中共與日本是敵對的。這種關註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誤導），自然會影響世界各國政界、軍界、經濟界、文化界、學術界（各學科）、對中共與日本關係的認識，進而影響與中共、日本問題有關的各種認識與判斷，產生誤判和錯誤態度、決策。這種現狀有害於中國民主化、有害於對日問題、有害於世界的和平與民主。

    這種互利共生關係還在繼續着。只要中共政權還存在一天，日本都會與其保持這種互利共生關係，利用中共壓製中國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和真正的崛起，維護日本的經濟政治利益及國際地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維持其充滿戰前天皇製和東方法西斯種族主義殘餘的體系及附着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經濟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強執政實力、解決重要但無法獨立克服的的棘手問題、拓展在國際舞臺上的空間和影響力，以及在表面上將日本當成標靶（尤其故意將日本與美歐混同為「西方國家」、「境外勢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歐）以凝聚國人人心與拒絕融入自由世界，以維持自己的罪惡統治。

    近代以來，給中國帶來最大災難、讓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專製與禍亂且至今無法擺脫的，就是中共與日本。而這兩個勢力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合作共謀戕害中國人民，以實現前述的他們各自骯髒的目的。

    因此，對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的各路仁人誌士來說，想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應該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樣，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同時推進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無論是中共和日本分別還是共謀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南京大屠殺、731人體實驗、殖民掠奪，還是六四屠殺、死囚器官販賣、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鎮壓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權，戕害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尊嚴。那些把民族復興和解放與實現民主法治對立起來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壞和離間。

   只有認識到日本勢力仍然在破壞中國民主事業、阻止中國人民的覺醒和解放，將繼續進行反日民族鬥爭、清算日本侵華疲華弱華限華歷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進行的各種醜惡行徑當成重要任務目標，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幫凶，為中國民主化掃清障礙；只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人權意識的覺醒，實現民主政治、個人自主和公平正義，才會讓民族精神得到振奮和充實，促進民族團結互愛一致對外，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與民族復興，重新找回漢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博大、自信、仁愛與輝煌。

    還有，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別對待。美國和西歐各國雖然也有和中國衝突的歷史，但是更多是對中國的幫助。無論看他們從古至今與中國的交往史，還是他們政權的意識形態和國民主流價值觀，都是合作大於衝突、值得我們信賴和結交的朋友，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實現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礙。中國、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會與歐美競爭與衝突，但是有着更多一致的目標。中美歐三方構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後全新的偉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應該實現。現在已經晚了太多，我們要努力讓這樣的理想實現的不至於更晚。（當然，我們也要明白，國際關係是很務實的，親兄弟還要明算賬，也不要把歐美太理想化。民主國家之間也有競爭和衝突，美國和加拿大之間、英法德之間、乃至相對與世無爭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也不乏衝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和衝突，性質和程度上完全不同於那些專製國家或者實現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絕承擔歷史責任的國家）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只是將中共與日本心照不宣的關係直白的說了出來。相對於那些滿嘴謊言、說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領導人，毛確實有一種近似瘋狂的坦率。但我們也並不需要感謝他這種坦率。毛澤東如此感謝日本和善待從戰犯到政客的各種日本人，卻對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滔天罪惡迴避不提或者說輕描淡寫，足以可見其對中國人民缺乏起碼的同情心與責任心，視國人性命與尊嚴如草芥。這並不只是根據其言論所得，其實際上的行為（無論是在涉日問題上還是其他內政外交政策）更能驗證。

   中共和日本都罪惡累累，歷史終將會對他們進行清算，一切都有撥亂反正的一天。但是撥亂反正不會自動到來，而需要一代代仁人誌士通過奮鬥和犧牲去實現。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太多了，我們不能容許苦難再長期的持續下去。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改變，讓民族復興和民主主義早日到來。

人類社會的人道危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幾天，美國邊境巡邏隊暴力驅逐來自海地的難民一事傳入中國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評論區普遍贊同暴力驅逐，並表現出對海地難民的鄙夷。諸如「沒毛病啊，這是非法移民就該驅逐」、「美國警察幹得漂亮」、「這才叫魄力」、「對非法移民還要熱烈歡迎嗎」、「不給你們（難民）牢飯吃就不錯了」之類評論占據民意主流。還有人因此聲稱希望「把廣州尼哥（廣州黑人）也這麽趕出中國」、「應該這樣對付雲南的綠綠（指羅興亞難民）」等。這不僅是普通民眾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精英和體製內人士的想法，只不過後者不在公開場合說出來罷了。

    國人對難民問題的這種態度並不是現在才出現，而是一直都如此。例如對於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那輪歐洲難民危機，中國輿論普遍非常刻薄的譏諷難民，認為這些人「裝可憐」、「背叛國家」、「當逃兵」、「是潛在的恐怖分子」等。對於接納難民的歐洲各國政府及民眾，則以「白左」、「聖母」譏諷之，嘲弄接收穆斯林難民最多的法國成為「法蘭西斯坦」。真真假假的關於難民的負面新聞在中國互聯網上熱傳，包括一些在牆外早已被證偽的謠言（如難民中混有大量恐怖分子、難民獲得補助金比當地國民退休金還高），也時常被牆內互聯網圈子翻譯後用中文再度傳播。2017年，明星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期間發表了一些同情難民的言論，被中國網民瘋狂攻擊辱罵，一度被迫隱身。筆者也因發表同情難民言論而被某中國人（或華裔）在多個社交平臺上追罵。

    這說明了中國國民在殘酷的社會中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一些人做出的極端反難民言行，如同叢林社會中只懂得弱肉強食的野獸行徑。

    而尤為可悲的是，中國許多「公知」等自由派人士，包括一些曾經為中國人權奮鬥的維權律師，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有某些自由派人士對拜登政府接納拉美難民導致的美國治安問題、社會問題表現出痛心疾首狀，懷念特朗普時期對難民的強硬政策。哪怕，這其中有一些人正是通過美國接納難民的政策和程序來到美國、獲得自由的，如陳光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他一些自由派和律師雖未得到難民庇護，卻也普遍的、以不同方式受益於美國各種惠及（美國國籍者以外）他國國民的人權政策。

    普通國人反感難民也就罷了，為什麽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甚至直接受益於西方人權政策的人，也如此反對美歐接納難民等相關政策？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問題了。

    無疑，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和中國普通人一樣飽受叢林法則的浸淫，沒有作為現代公民乃至僅僅作為一個人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說至少不能做到對全天下人做到一視同仁的同情憐憫（並不是說要他們實際付出什麽，在態度和言語上不惡語相加落井下石，難道不應該是底線嗎？）。他們或許會對一部分國人有同情憐憫之心，但是換成黑人、拉美混血人、中東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國家的人，就沒有了本也應有的同情心。他們內心深處覺得這些種族和宗教的人低人一等、不值得拯救。他們雖然標榜自己不種族歧視，但是卻在內心時時刻刻有着強烈的種族歧視心理，並且表現在許多具體事務上。

   但是，同樣是這些自由派，和民眾一樣，其中一些人對滿清充滿溢美之詞，即便多數人沒有頌揚，起碼並沒有去激烈批判、堅決反對，還阻止其他人對滿人的種族主義統治、現今滿人享受祖蔭和特權進行批判，對因憤怒於滿清酷虐而發表激進言辭者吹毛求疵，甚至反咬批判者如筆者為「種族主義者」。一方面鄙夷作為受難者的異族，一方面卻又膜拜作為壓迫者的異族。正像魯迅說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在對待滿清統治者和對待難民上的態度對比，最能體現國人這種既分裂又同一的心態。國人對作為征服者的異族頂禮膜拜、大加稱頌，中國許多人跟着宣傳稱贊多爾袞、豪格等屠殺漢人的劊子手「雄才大略」（各種影片和小說中其形象都很「正」，起碼「正」的形象氣質大於「邪」那一面），把奴役漢人高峰期稱為「康乾盛世」（看看二月河作品有多少人閱讀和追捧），對現今躋身精英乃至權貴的滿人也不敢批判打擊甚至十分佩服（哪怕這些滿人是靠從祖輩至今壓榨千千萬萬漢人的命取得的地位和成就，其身份地位各種所得無不浸透漢人血汗），滿清政權被推翻上百年了還充滿着奴才心態；對作為受難者的異族鄙夷排斥、極盡嘲弄，中國互聯網上最具羞辱性的詞彙都扣給了各國難民，尤其是受盡苦難的羅興亞人等穆斯林難民（雖然他們未必完全無辜，但是也不應該遭受這麽殘酷的對待吧），雲南邊境一點風吹草動就引發他們排外聲浪，充滿着優越感和發洩慾。當然，國人也對擠占走其絕大多數權利和民生資源的權貴不敢批判和反抗，對戶籍製度、高幹病房、醫保社保分三六九等等各種顯着的巨大的不公唯唯諾諾，只會盯着黑人留學生得到的那點特權的殘羹（甚至殘羹都算不上）大張撻伐，似乎有了殺父仇奪妻恨。國人欺軟怕硬、拜高踩低、弱肉強食的心態展現無疑。（當然，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的人並不完全重合，我上面舉的例子也並不都是同時既攻擊難民又贊頌滿清的人。例如反對我批判滿人祖蔭和特權的那幾個人，應該不會對難民有明顯惡意。但是整體看來，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或者不批判滿清及滿人特權，是中國同時存在的有高度重合的現實主流情況。絕大多數國人厭惡難民、絕大多數人贊頌或者起碼不批判滿清及當今滿人權貴，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接納中東、非洲難民的西北歐各國，並且舉出難民偷竊、搶劫、性侵甚至恐怖襲擊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來證明難民素質低下及造成的危害。可是，在接受通識及文明教育的歐美發達國家主流民眾看來，自己國家國民也有許多違法犯罪，難民犯罪率有時甚至還低於本國人犯罪率（因為難民生活圈子往往與主流社會疏離，並且被當地社區和警方重點「關照」，難民也知道自己身份處境而謹言慎行，所以對所在國國民的犯罪率反而低於普通國民（當然難民內部即對其他難民犯罪率要高很多），只不過難民犯罪容易被關註和報道）。出於一視同仁原則，難民犯罪了按對待本國人那樣法律處置就是，而不是一律驅逐（當然有些國家對犯了重罪尤其累犯的難民、移民是會驅逐的，美國無論奧巴馬還是特朗普、拜登當政，都會驅逐被判處一年以上監禁的犯有較重罪行的移民）。即便難民犯罪率比較高，那也只占難民總數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因為這部分犯罪的而拒絕接納所有難民。而且難民在部分類型案件上犯罪率高，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戰亂和缺乏人權與法治的環境中，情有可原，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加以改變，而不應該成為拒絕他們避難的理由。

    這種想法在中國人看來不可理解，但是這才是正常的、非歧視的、人權至上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總是以「難民素質低」為由歧視、侮辱難民，但是在歐美主流人群看來，這些都是其原生國家惡劣的生存狀況造成的，並不是難民本人的過錯。甚至，正是因為難民「低素質」、貧窮、缺乏教育，才更證明接納這些人的必要。因為只有為他們提供相對良好的社會環境，才可能讓他們走出暴力、貧困、缺乏知識和素養的惡性循環，成為一個有自尊自信、對社會對人類有用的人。而且，這樣也可以促使他們反哺其他未能離開母國的同胞，促進相關國家和族群的文明開化，最終有利於全球的協調發展與族群和諧。

    還有，歐美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對於那些難民的確是有一定的虧欠和救助責任的。中國官方經常宣傳「西方國家把xx國家/地區搞壞了」並不完全是虛言。例如中東地區的動盪，和美英法上百年來出於自身利益的各種干預、爭霸、侵略，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中東地區的許多衝突及引發的難民問題，主因還是所在國本身以及另外更加野蠻和無視人權力量的干預（如前蘇聯/俄羅斯、土耳其、沙特），但是歐美國家也是有一定責任的。非洲各國則基本都經歷過歐洲列強的殖民，雖然殖民也有正面影響，但是也公認殖民主義為非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例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深耕細織，推動了當地高度的西化、現代化，但是也製造了殘酷殺戮與破壞。所以作為前宗主國接納前殖民地移民、難民，也是一種義務。還有，即便歐美與難民輸出國完全無關，作為發達國家本身就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定幫助，包括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和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這和一個國家內部權貴和富人即便收入和各種所得完全合法，也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負起責任，是一個道理。

    而拉美的難民問題，則與美國有更大的關聯、美國也須負更大責任了。美國獨立建國之後，一方面在北美擴張，一方面在拉美實行以「門羅主義」為代表的半殖民政策，通過武裝入侵、暴力施壓、政治干涉、經濟控製、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損害各國的獨立自主，掠奪拉美的資源和操縱物價，將拉美各國當作資源的供給地和傾銷市場。為此，美國在拉美扶植了前後數十個暴虐的右翼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對本國人民敲骨吸髓，殺戮反抗者，得到血淋淋的利潤，其中最主要收入都歸了當地獨裁者及美國的合作方，人民則普遍生活在貧困和剝削壓迫之中。美國政府本意或許並不是為了壓迫這些國家民眾，但是客觀上無疑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現在拉美難民比例最高的幾個國家，如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是當年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荼毒的重災區。正是美國的殖民政策，讓這些國家無法發展獨立的工業，教育、醫療、供水供電等公共服務及相關設施也無暇投入，全力為美國輸送農產品和各產業原材料。這些國家因此經濟落後、公共服務短缺、治安惡劣，充滿着無法解決的貧窮與暴力，才導致了這些年的難民潮。對此，難道美國不應該負起責任、接納這些因為美國發展而間接受害的中美洲各國難民嗎？這些國家的貧窮落後也有自身原因，甚至自身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但是能說美國沒有責任嗎？

    其他拉美國家雖然受難程度普遍沒有中美洲各國那麽嚴重，但是都一定程度受到美國的殖民剝削和各種壓製操縱，經濟損失和社會建設缺位帶來的民生問題難道不應該美國承擔責任嗎？還有，美國在很長時期內（尤其右翼當政的時候，如尼克松和裏根執政時期），並不像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的那樣致力於在全球推進民主，相反扶植了大量獨裁專製政權以服務美國尤其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例如1964年巴西政變推翻民主的古拉特政權並建立獨裁軍政府、1973年智利政變推翻民主的阿連德政權建立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都有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在拉美的一系列扶植專製獨裁的行動，導致數十萬人被獨裁政權殺害，數百萬人因之非正常死亡，對經濟民生也造成了各種負面影響。如今拉美的貧富分化、暴力猖獗、城市公共服務的落後，都和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各種破壞社會公正的政策有關。所以，美國不應該對這些國家承擔責任嗎？這些間接甚至直接受美國干預（而且這種干預是出於美國的自利目的）而受害的人不能去美國要求分享美國所獲的利益嗎？（當然，美國負責並不意味着一定要通過接收難民這一種方式，也不是要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接到美國，但是起碼不應該把費勁心力來到美國的難民一股腦驅逐回去，不應該一副毫無責任、還充滿嫌惡的樣子）有一位知名自由派「公知」一方面認為美國應該多接納中國的政治難民，一方面卻認為拉美的「大篷車」跟美國沒什麽關係。這樣的思想很有代表性。這些自由派「公知」的確需要補一補國際政治常識。但是其實不去了解這些復雜淵源，僅憑一些簡單的常識也應該明白，與美國同屬美洲的南方諸國這麽貧窮落後，與美國肯定有着一些關係。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的發達恰恰以不發達國家為代價（雖然也有互利共贏的例子，但顯然也有零和博弈、損人利己的情況），這是常識，就像中國許多人富裕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被剝削壓迫的前提下的。

    事實上，即便不談這些責任、義務、因果關係，量力而行的接納難民在內的各種幫助他國的行為也理應是一種國際義務，作為進步人士、人權衛士和自由派，基於起碼的良知和道義，也應該支持發達國家在條件許可情況下適當接收難民。在具體接收方式、接收多少、如何融入等問題上可以有不同意見（歐美贊同接納難民的也並不是說要把所有發展中國家人都接過去，他們當然會考慮承受能力、可行性、帶來的各種衝擊和影響等問題），但是大前提應該是贊同接收難民、對難民在內的非法移民持同情理解態度。就像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那樣，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幸福、有些人受難，其實是很偶然的，個人奮鬥雖然重要但是實際上遠抵不過外部環境和歷史進程等非自身因素影響，身份完全可能調換。就像美墨邊境兩側的人，僅僅因為一條由於政治軍事歷史原因而劃定的界限，就導致兩側的人（兩側的人有些不僅同一民族同一宗教，還是當年美墨確定邊界前的同鄉同事）過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醫療、養老及其他各種公共服務質量有着天壤之別，這公平嗎？何況如前所述，往往「貧者愈貧」和「富者愈富」存在着相關關係，前後二者往往是相互促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強調大同社會及同理心的重要。作為人不應該只顧着自己一家一鄉、一黨一派的利益和感情，而應該推己及人、包容四方，對遠方的他者都能報以愛與幫助。即便做不到付出實質的代價和主動的愛護，是不是起碼在思想和言語上應該做到基本的尊重與理解呢？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尤其普通國民的人權和生活狀況）及對外關係，自然是不適合主動接收難民的（被動接收早已經存在了，來自朝鮮的「脫北者」就是），或者起碼不適合大規模主動接收難民。一個國家當然首先還是要維護和發展好本國國民的人權，要讓自己國民過上有尊嚴和基本權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這不意味着未來中國社會和人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還不應接收難民，更不應該對歐美國家接收難民充滿鄙夷和厭棄。自己暫時不能行善就罷了，還詆毀別人做好事，對受害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這種心態是很醜惡的，令人不齒。做到對難民的理解、對歐美接收難民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礎上討論更好的問題解決方式，很難做到嗎？

    可是，即便這樣的要求，絕大多數國人都做不到。普通國人飽受專製欺凌和社會不公折磨，加上未接受現代人文教育，素養知識有限，在網上罵難民發泄戾氣也就罷了（甚至說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是大多數本應成為國人榜樣的、國家社會風氣引領者的自由派「公知」、人權鬥士都做不到理解難民處境和支持歐美對難民的接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對無冤無仇的難民充滿仇恨和鄙夷，連帶厭惡對難民持寬容政策的拜登、馬克龍、默克爾等人及其政府，並且崇拜驅逐和汙名化難民的特朗普及美國右翼保守派甚至極右翼種族主義者。他們也隨特朗普將海地等國稱為「屎坑國家」，大罵奧巴馬、拜登等人接納難民的政策（哪怕他們的政策也是很節製的），侮辱謾罵難民或難民家庭出身的議員並傳播關於她們的謠言，為美國被非法移民「汙染」十分痛心。那在他們眼裏，中國又是怎樣的國家？他們這些中國人或者從中國逃到美國的人又算什麽東西？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派的態度那樣，認為只有中國這樣環境下的政治犯才值得美國搭救保護，其他國家落難者不配（起碼普通老百姓不配）？我覺得，就這樣態度和素質的自由派，倒的確不配被歐美接納。如果歐美變成這些人設想的高高在上的「純潔」國家，那也不再值得尊重。

    作為飽嘗系統性、結構性壓迫之患害的中國自由派尤其人權律師，應該和各國難民有更多共情，與各國弱勢群體同聲共氣，發聲支持難民、支持各國政府利於難民的人道主義舉措。弱者如果不能團結和互相給予溫暖，那還如何熬過世間嚴酷的寒冬？當然，如果真的討厭難民尤其黑人、穆斯林難民，不願意支持他們、不想聯合，也就罷了，畢竟人都免不了有個人好惡。但是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還對難民毫無正當理由的惡語相加（而且如果有利益衝突尚可理解，然而難民和他們無冤無仇啊，何況別人救助難民也不需要他們付出什麽代價），激烈反對救助難民的各種政策，還崇拜那些驅逐難民、欺壓弱勢的政治強人和野心家，侮辱和誹謗熱心幫助難民及各種弱勢群體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香臭不分，甚至以臭為香、以香為臭，實在令人感到噁心。

    這樣的心態形成有許多原因，篇幅問題在此就不展開細說了。但是無論因何原因，這樣對待難民及評論涉難民問題，都是非常錯誤的，顯示出他們素質非常低下、喪失了即便普通人都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不知道那些積極幫助中國自由派人士尤其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的外國友人，看到他們所幫助的人居然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言行，會多麽驚詫和心寒。

    如果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不能在例如難民與移民問題、女權問題、身心殘障者權利問題、LGBT權利問題、動物保護問題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主流觀點看齊（並不是說和最激進觀點看齊，而是說與積極但溫和的相關主張看齊），那這些人永遠只是「在野共」而已。或者說，他們只懂得自由，不懂得平等和博愛。他們追求的「自由」，也只是某一個群體和階級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全民全國全人類全地球共同的自由，甚至他們希望以毀損他者的權利與自由以實現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樣的自由派，背棄了啟蒙運動先賢和革命先驅強調的博愛精神，對自由精神也只是一知半解或故意選擇性利用，是魯迅先生說的「柿油派」。如果中國未來被這種狹隘自由主義主導，那麽那時只有部分民主自由、只有部分人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也只不過是一半文明一半野蠻的革命半成品。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的基本屬性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中國SPI各項目具體分數及排名

本文是圍繞着SPI進行探討的，因此我首先將中國在2020年SPI中各項指標的具體得分及排名摘錄於此，而後再依據這些數字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闡述。

該指數的三個維度（大項）分別為“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機會（Opportunity）”。這三大項中，中國的得分和排名依次為82.93分、第81位；64.79分、第112位；50.63分、110位。

在“人類基本需求”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5個具體指標（小項）。

其中，“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子項得分為95.85分，排世界第46位。

其所含各具體指標得分及排名如下：

“營養不良比率（Undernourishment）”：2.5分（分數相對越高說明該指標量越高/程度越深，下同。且不同項目賦分數值涵義不同（如有些“分數”是相關數據的比例、有些是總量、有些是數值、有些是指數）、同分數的權重也不同，不同項目間分數不能直接比較），第1位（名次越靠前說明該項表現越好，有些名次是並列，下同）；“傳染病死亡率（Deaths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20.62分，第37位；“兒童發育遲緩率（Child stunting）：10.29分，第76位；“兒童死亡率（Child mortality rate）”：13.21分，第45位；“孕產婦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8.60分，第60位。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子項：87.65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不安全的水、衛生設施及其衛生問題導致的死亡率（Un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attributable deaths）”：0.60分，第51位；“使用不安全或未經處理水源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water sources）”：17.39分，第79位；“使用不安全的或未經改良衛生設施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sanitation）”：22.43分，第95位。

 “居所（Shelter）”子項，82.73分，第10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清潔燃料和環保烹飪技術使用比率（Usage of clean fuels and technology for cooking）”：64分，第112位；“通電比率（Access to electricity）：100分，第1位；“可歸因於室內空氣汙染的致死率（Household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52.76分，第104位。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子項，65.46分，9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交通事故死亡率（Traffic deaths)”:15分，第95位；“政治殺戮和酷刑（Political killings and torture）”：0.42分，第135位；“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4.00分，第88位；“謀殺率（Homicide Rate）”：0.53分，第16位。

 在“幸福的基礎”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7個具體指標。

 “獲得基本知識”子項，82.90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接受優質教育（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1.57分，第109位；“未入學婦女（Women with no schooling）”：0.01分，第66位；“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平等（Gender parity in secondary attainment）”：0.09分，第91位；“小學入學率（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無數據；“中學畢業率（Secondary school attainment）”：78.60分，第63位。

“獲取信息和通信（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子項，71.61分，第8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使用在線治理（Access to online governance）”：0.96分，第9位；“媒體審查（Media censorship）”：0.28分，第159位；“互聯網使用者比率（Internet users）”：54.30分，106位；“移動電話普及比率（Mobile telephone subscriptions）”：115.53分，第1位。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子項，65.77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獲得優質醫療保健（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1.39分，第120位；“獲得基本醫療服務（Access to essential services）”：81.60分，第45位；“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328.76分，第71位；“60歲時的預期壽命年限（Life expectancy at 60）”：21.04分，第74位。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子項，38.89分，第180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3000.00分，第189位；“顆粒物問題（Particulate matter）”：52.06分，第165位；“生物群落保護（Biome protection）”：0.79分，第79位；“可歸因於室外空氣汙染的致死率（Outdoor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49.37分，第163位。

在“機會”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8個具體指標。

“個人權利”子項，29.21分，第16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1.00分，第186位；“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0.11分，第164位；“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0.24分，第170位；“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0.47分，第121位；“女性財產權（Property rights for women）”：3.52分，第132位。

 “個人自由與選擇權（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子項，71.55分，第5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脆弱性就業比率（vulnerable employment）”：45.38分，第107位；“腐敗（Corruption）”：41.00分，第79位；

“早婚比率（Early marriage）”：3.02分，第45位；“避孕需求的滿意度（Satisfied demand for contraception）”：91.20分，第1位。

“包容性（Inclusiveness）”子項，27.79分，第14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oeconomic position）：1.44分，第128位；“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al group）”：0.67分，第156位；“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gender）”：1.32分，第140位；“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minorities）：7.40分，第122位；“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Acceptance of gays and lesbians）”：0.20分，第83位。

 “接受高等教育”子項，73.96分，第3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優質大學加權指數（Quality weighted universities）”：521.00分，第2位；“可引用文章（Citable documents）”：0.48分，第65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比率（Women with advanced education）”：0.70分，第70位；“職業教育年限（Years of tertiary schooling）”：2.51分，第60位。

 在該機構官網頁面上與SPI壹同展示的，還有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ppp，即購買力平價，非為常用的以國際匯率為參照指標），為16117美元，排世界第68位。而中國SPI第100位的排名，與此有明顯的落差。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進步程度，是明顯不及中國人均GDP即經濟發展水平、平均的物質繁榮程度的。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高復蓋、低質量、不均衡

SPI中的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某種程度就是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復蓋程度及質量的評價。而後兩個維度中關於教育、醫療（非基底性）等方面的數據，雖也可歸於公共服務範疇，但由於相對更為重要和特殊，將在後面單獨列舉和分析。本章僅就第壹個維度中的各項數據及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個別相關數據進行解析和評論。

“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

根據前述數據，在“營養和基本醫療”的方面，中國處於中等偏上水平。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而建國後也對農業高度重視。雖然在1950年代中後期至文革結束這段時間內，中國農業因政治因素遭到巨大破壞，國民基本的食物供給出現嚴重短缺。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尤其在袁隆平等學者做出開創性成果後，中國農業從數量到質量都取得了真正的“躍進”。

中共政權早年的革命鬥爭及後來的政權建設，都非常依賴農村、農民。長期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穩定與否，極大影響着中共統治。因此，中共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相當重視（當然這種重視並不代表將農民利益放在第壹位，更多是依賴和利用“三農”），每年均下發大量文件、出台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糧食和經濟作物產量也得到保障。當然，中共政權對農民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剝削是沉重的，壓的農民難以喘息。甚至可以說，建國後至今，中國城市居民得到較好的營養供應（包括饑荒時代寧可讓農民餓死也保障城市“定量戶”口糧，票證制度對城市居民的偏袒），正是以犧牲農民階級利益為代價換來的。而如《中國農民調查》和《淮河的警告》等知名調查報告，也將改革開放後許多年來農民的苦況做了詳細調查、描述，對“三農”所涉的問題做了尖銳的剖析，為改革農村醜惡現實和改善農民生存狀況發出了真誠的呼籲。

但僅就農業生產的效率，尤其對城鎮人口的糧食供給方面，中共政權做的很是成功，哪怕這些成就是建立在城鄉“剪刀差”、曾長期實行的強制征糧和課稅等對農民殘酷剝削之上的。而且，自胡溫時期取消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推動農業保險復蓋以來，農民生存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種植和養殖積極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政府通過大量購買糧食進行儲備和糧食緊張時投放儲備糧平抑糧價等措施，也保障了糧食的相對低價和穩定供給。

因此，中國人的營養不良比率很低，還排到了世界第壹位（雖然是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而非唯壹第壹）。而相對充足穩定的糧食供應，自然也降低了兒童發育遲緩、因飢餓夭折的情況。不考慮其他而僅就保障“吃得飽”方面，中國比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及部分發達國家都要成功。當然，這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中國的城市流浪人口、長期失業流動人口極少等。這就涉及到戶籍制度和維穩體制等更多問題，我會在後文詳細分析。

但在“兒童發育遲緩率”上，中國僅排在世界第76位，屬於中間水平。這說明中國對於少年兒童的營養供應存在明顯不足。與極低的“營養不良率”比起來，“兒童發育遲緩率”較高，凸顯了營養供應質量的相對差劣。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各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均衡，各階層收入差距大，自然在兒童營養供應上存在差異。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居住、中產以上階層居民的子女，幾乎完全沒有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的情況（除非有特殊疾病）。

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主要集中在本應是糧食產地的農村。有些農村地區是地理環境如山區地帶不宜種植糧食作物造成貧困和缺糧，還有的則就是城鄉差距、地域差距、階層差距以及社會保障水平低下導致。10.29分（10.29%兒童存在發育遲緩情況）、居世界第76位，只是中國整體的、平均的情況。顯然，在貧困落後地區，兒童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問題遠比平均情況糟糕。這即是中國資源配置和相應保障不均衡的壹個例子，但SPI並未將這種國家內部營養供給的不均衡直接描述出來。

 “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傳染病死亡率”反映的是最基礎的醫療衛生條件。在這兩項上中國都居於中等偏上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則名列前茅。這說明了中國在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自從建國後帶有政治色彩的“愛國衛生運動”以來，中共政權就逐步建立了低質量但高復蓋面的醫療衛生系統。雖然這個系統質量堪憂（如改開前乃至直到20世紀末的農村醫療系統中，是由大量缺乏系統教育和專業訓練的“赤腳醫生”擔當重任），但至少是“從無到有”，實現了全國範圍、深入鄉村的廣泛復蓋。得益於近現代以來世界範圍內醫療衛生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中共政權對基層細密的滲入，建國至今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建立了可以“救命”的醫療系統。這其中也包括針對常見傳染病的預防系統。

固然這樣的醫療系統是“廣而薄”的，落後地區的醫療無法治療疑難雜症，日常醫療的質量也堪憂，但足以將建國前醫療技術不發達、缺乏醫護情況下各種不治療可致死的“小病”治癒，也能相對及時的阻斷傳染病的大範圍傳播，大大減少死亡率。而現代醫療系統對於預防和治療流行性傳染病、兒童疾病，以及孕產婦生育安全方面，有着傳統醫療不可比擬的優勢（如婦產科團隊即便接生和保育功底再差、設備再落後，也強於傳統的“接生婆”和極為粗陋的接生環境），經過壹定訓練的醫療團隊可以很容易的實現“保命”。

因此，中國的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遠低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共政權影響力向鄉鎮和村落下滲，也帶動了醫療等公共服務更深更廣的復蓋，解決了最基礎的、需要壹定專業化門檻但技術要求不高的醫療需求。

而在“傳染病死亡率”方面中國表現的相對更好（排第37位，而“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分別排45位和60位），不僅有以上原因，還在於中共政權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和對人口流動的鉗制。在戶籍制度、公安系統的羅網下，加上強制收容等各種變相監禁手段，以及特殊時期採取的高壓管控、大規模的群眾防疫動員，足以將以人際感染為主要染病方式的傳染病迅速扼殺。

最近的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卻在首先爆發的中國幾乎絕跡，就是因為中國實行了幾乎所有國家都無法做到的徹底的、高強度的封城和隔離措施，生產生活停止，部分地區幾乎處於“休克”狀態。即便到了疫情被控制之後，中國依舊實行極為嚴厲的社會管制，如通過健康碼追蹤民眾行動軌跡、封閉大學校園等（雖然其他壹些國家和地區也有類似措施，但力度、密度均不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專制政權，這些隱私數據使用和強制管控缺乏透明度和監督，與民主體制下的相應措施不可等同視之），並有將疫情期間確立的管控機制和技術手段應用長期化的趨勢。而2010年代前，對麻風病與艾滋病的防治，也是將病人集體囚禁在封閉村落的方式實現的。改革開放以前，甚至存在政府主導的集體屠殺麻風病人的行為（在那時，即便不直接動手屠殺，也是讓他們與世隔絕自生自滅）。

也就是說，中國在防治傳染病方面的成功，是以犧牲公民個人權利和自由尤其自由遷徙權為代價的，反映了中國現行體制的極權主義特性。在壹些時期和壹些地點，壹部分防疫措施甚至是毫無人性的。這樣背景下防疫取得的相對成功，當然是不值得稱讚和效彷的，甚至許多措施是應被廢止、唾棄的。只有在集中優勢醫療資源撲滅疫情、動員民眾廣泛參與防疫、高密度檢測和系統性持續性診療、普及衛生防疫常識等方面，中國有可取之處。但從根本上，“中國式防疫”是弊大於利的。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

在“水與衛生”這壹領域，中國排名第79位，處於中等略偏上的水準。但與營養供應問題類似，相關數據同樣未能反映中國城鄉、地域及階層間用水衛生方面的差距。中國的城市自來水供應系統較為發達，居民普遍也可得到純淨的生活用水。而在農村，使用清潔度差的水源，甚至使用井水和河湖水作為生活用水的情況依舊較多，其水質處理系統完善程度和處理質量均較城市和發達地區為差。不過，中國的水價還是較低的，民眾基本都能承受用水開支。

因此，中國居民用水及用水衛生問題，主要還是在於不同人群用水便宜度及水質的差距大，而不是整體或平均上落後。而SPI的數據未描述這種重要的國內差距，無法展示差距所反映的必需品供給質量的不平等現象，是很遺憾的。

“居所（Shelter）”

“居所”子項中，除了“通電”涉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其他兩項均是與環保有關的，在此不細述，留後與其他環保方面的指標數據壹起評論。

中國所有縣級行政單位均實現了通電，理論上電力服務復蓋了100%的人口，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第壹，顯示了中國電力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的電力機構幾乎完全由國家掌控，“國家電網公司”及其在全國的分支擁有大量撥款和供電收入，還有“壹路綠燈”的政策支持，足以支撐其建立復蓋全國包括偏遠地區的供電系統。這同樣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供電能力差（供電復蓋範圍有限、經常拉閘限電、不堪負荷或因系統故障而停電等）形成鮮明對比，顯示了中國集權體制資源配置能力的強大。

但數據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中國電力系統腐敗和利益分贓嚴重，從最上層控制電力系統的李鵬家族，到各省、市、縣電業機構的官員和職工，都是中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着比普通民眾優越的多的收入、工作條件、社會保障和生活福利。中國電力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就背後，是嚴重的制度性腐敗、官僚資本對資源性產業的壟斷，以及大量德才不配位、坐享福利、收入與付出不相匹配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占有、控制及代際傳承。

電力系統與醫療、煙草、鐵路、石油等行業所屬的國家機構及成員壹樣，是中國“體制內”的組成部分，在支撐國家發展建設、為國民提供壹定服務的同時，攫取了巨量的、遠超其應得的利益，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和政策傾斜，其成員是中共政權的受益者和擁護者，其收入是維繫政權存續的重要資金來源。這些名義上是“國有”、“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已將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資產和收益據為己有，是對“社會主義”的巨大諷刺。

至於涉及居所空氣質量的數據，我個人認為相對於房價、周邊治安乃至物業服務等對中國民眾更急迫的問題，並不很重要。當然SPI將“居所”的三個指標中兩個都和環境掛鈎，說明發達國家的專家學者更看重自然環境宜居問題。而就我看來，中國民眾更憂慮於房價過高及鄰里素質低等人文環境差劣等問題。在連買房都困難的情況下，室內空氣質量之類並不會是多數國人關心的重點，或者說只是精英階層才很在乎的“貴族指數”。

SPI未在“居所”項目中包含房價（尤其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擁有自住房比例）和人文環境，不得不說是壹個重大缺憾，也讓“居所”的評分難以充分反映中國民眾在住房方面的實際困難。即便如此，“居所”方面中國以82.73分只排108位，若加上房價等因素，中國的排位將更靠後。

值得壹提的是，“Shelter”還有“庇護所”、“避難所”、“遮蓋處”的含義。既然SPI在該項命名上不使用“Housing”而使用“Shelter”，理應考慮到關於家暴受害者、流浪者、其他特殊原因失去家園者的庇護場所/臨居地點的有無及環境好壞，但SPI卻未收錄相關數據，令我不解。或許“Shelter”在此表達的並非我所理解的意思，但我還是希望SPI能關注到我所說的方面。我之所以關注中國的“庇護所”等問題，也是因為中國在弱勢群體保護方面非常落後，與西方發達的庇護機制相比，中國的庇護機構屈指可數，如家暴受害者等弱勢群體常年處於傷害和危險之中。這是國際社會應該關注的、不應遺忘的。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

 “個人安全”方面，中國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處於國際中游，治安處於中等偏上，涉政治的酷刑情況則相當嚴重。

與中國道路交通網絡迅速發展同步的，是中國交通事故的數量及死傷人數的不斷攀升。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平均每年有7萬人左右死於交通事故。而世衛組織等國際機構則認為，中國每年有超過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而根據得分表示的死亡率乘以中國人口計算可知，SPI採用的是世衛組織等國外機構的數據。根據中外數據統計的口徑差別（中國官方使用交管部門的統計，國際上則採用醫療機構所認定死於交通事故人數的統計）及中國官方數據可信度的低下，顯然SPI採用的數據是更接近真實的。

這說明中國道路交通安全問題還很嚴峻，交通環境建設和安全治理還需要加大投入和制度性改革。相對於對罰款和交通管制的熱衷，交管機構在預防交通事故方面所做的是不足的。而中國官方數據與國際機構數據的巨大落差，則反映了中國統計領域普遍存在的人為干預、瞞報少報負面數據、為政績和面子不惜弄虛作假等情況，說明了中國官方部分統計數據的不可信。具體到交通方面，由於交通管理機構為政績和私利，以及瀆職等，瞞報、少報、漏報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在中國各地和各層級均普遍存在。

此外，如近幾年“壹刀切”式禁止電動車的行政手段，雖然壹定程度減少了交通事故的發生，讓各城市道路上看起來更乾淨、有序，卻造成平民百姓出行的極大不便。這是壹種變相的“懶政”行為，再次體現了專制政權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忽視缺乏話語權的平民利益、漠視複雜民情的政策特性。這並非是說政府怎麼做都是錯的，而是強調政府決策必須兼顧各方利益，在解決或緩解問題時要統籌兼顧，在不犧牲其中壹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實現人民整體上利益的最大化。這也不是在為難政府和管理人員，這些難題本就是壹個合格政府理應合理對待的；對於民眾的苦衷，“食民之祿”的公務員們也是有責任傾聽、妥善解決的。

中國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比率，說明中國交通安全管理和服務與發達的交通網絡（如較高的道路質量）不相稱，改善交通安全十分重要和急迫，關繫到億萬國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數十萬人的生死和殘疾與否。不容樂觀的數據和排名，也說明了中國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包括安全系統在內的配套保障等“軟件”還明顯不足。

 “犯罪感知”和“謀殺率”則都可以歸於社會治安領域。這是本文中重點論述的壹個部分。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關於社會治安領域具體指標的排名，有着明顯差異。“犯罪感知”排名世界第88位，只是中間水平；而“謀殺率”則是10萬人中僅0.53起，只有15個國家好於中國。這說明了中國在打擊命案和壹般犯罪上，有着非常不同的態度和力度。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中，對於涉嫌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從快從重處理，且大多數均被判處死刑。即便到了21世紀，還有“命案必破”原則及對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限期破案”等要求，同樣對公安機關偵破命案施加了巨大壓力，促使警方集中資源優先偵破命案，並不惜影響其他非命案的處置。這固然嚴厲打擊了致人死命的惡性犯罪，形成的震懾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命案發生率，但導致刑訊逼供的泛濫，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前些年平反的如呼格吉勒圖案，以及前不久才曝出的張玉環案，都是這種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處置命案造成的惡果。換句話說，中國的低謀殺率壹定程度是建立在擠占其他案件資源、不惜刑訊逼供和“疑罪從有”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樣換來的可與瑞士等國媲美的低謀殺率是否值得，是相當有爭議的。

另壹個關於社會治安的數據“犯罪感知（指數）”，則反映了中國治安情況的複雜。值得說明的是，SPI在評價各國犯罪嚴重程度方面，並未使用“犯罪率（Crime Rate）”這壹指標，而是以“犯罪感知（指數）”代替。這或許和“犯罪率”在各國都不易統計，且各國犯罪標準及立案比率不同，以及統計數據往往多有遺漏等原因有很大關係。

而SPI不採用“犯罪率”作為評價中國社會治安的標準，就更是合理的選擇了。因為中國官方不僅對犯罪率諱莫如深，不願向國際上公開犯罪率，各地有關罪案的統計也存在各種貓膩。據疑似為對公安系統內部很知情者的說法，中國存在報案率低、公安機關立案不實（如“不破不立”、“難案不立”、“立案不准”、“已破不立”、“低估低立”）及造成的“犯罪黑數大”等問題。而中國專制政權公信力的低下和營造“和諧社會”的需要，更讓官方統計的犯罪數據不可相信。即便國際組織通過各種途徑拿到了中國官方的犯罪統計數據，也必然是經過層層修飾的。因此，SPI採用“犯罪感知（指數）”代替犯罪率，更利於評估中國真實的治安狀況。

在分析SPI的“犯罪感知（指數）”之前，首先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治安歷史及現狀做個簡單梳理。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於文革結束、百廢待興，社會管制又較此前鬆弛許多，以及經濟發展的副作用，社會治安壹度嚴重惡化，殺人、強姦、綁架、搶劫、偷盜等犯罪異常猖獗。因此就有了後來的“嚴打”運動。但由於社會矛盾的尖銳及那時刑偵手段的落後，即便在高強度嚴打下，犯罪率仍居高不下。直到21世紀初，惡性刑事犯罪才在高壓下由高峰下落。在打擊犯罪的過程中，“收容遣送”、“勞動教養”、“被精神病”等法外手段被大規模使用，數以百萬計人員受害，如孫志剛、唐慧、王靜梅（楊佳之母）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已。

而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至今，中國公共場所的治安狀況得到了急劇的改善。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第壹是中共政權強化了維穩體制，為維持社會穩定和爭取民心以提高統治合法性，對如“兩搶壹盜”等明面上的刑事犯罪進行了高強度的打擊，並建立了高密度的安檢系統，以及在正式武裝力量之外聘用了大量社會人員無孔不入的維穩維安（這壹點在北京最為突出）。第二個原因，則是視訊與互聯網科技的爆炸式發展、普及成本的大大降低，以及所伴隨的刑偵技術的突飛猛進。近些年來，中國建立了復蓋大中小各級城市的“天網”系統，在農村也推進了所謂“明亮工程”，利用監控攝像頭及互聯網大數據，對民眾的出行、住宿、通訊、購物、理財等工作和生活的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實現了全方位監控，實現了古今中外都未做到的高壓管控。得到大數據的加持，極權主義名副其實。

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社會治安管理的面貌。在以前，許多搶劫、殺人案件長年無法破獲，而如今則往往僅需數天甚至數小時即可告破，嫌疑人也幾乎100%難逃法網。因此，惡性治安案件呈直線下降。至於偷盜，雖然仍廣泛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但偷盜難度已大大增加，破案難度則大大減小，大件物品的盜竊更是急劇減少。此外，移動支付也讓搶劫和偷盜變得非常困難和面臨更大風險。

根據蓋洛普10月27日發布的《全球法治》報告中的民調，中國的治安良好程度以94分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土庫曼斯坦。（民調中的問卷共提出四道問題：對居住地的警方是否有信心、晚上獨自行走是否覺得安全、過去壹年自己或家人是否遭竊，以及過去壹年是否曾被襲擊或打搶）。

但互聯網、大數據、刑偵、安檢等技術在全球都迅猛發展，為何中國的治安得到改善更多呢？這關鍵在於專制的中國可以完全不考慮個人隱私權，不必面臨侵犯公民隱私與自由導致的抗議和法律挑戰。在美歐等國，警察和情報機構也希望通過加強安檢措施、廣布監控探頭、採集大數據監控個人行為軌跡等方式打擊犯罪、強化治安，卻遭到國民的激烈抵制，壹些公民組織就此進行了激烈抗議，並通過訴諸法律等方式，迫使警察和情報機構放棄這些侵權措施，安檢系統從未能夠達到中國這樣的範圍和密度，壹些已布置的監控系統不得不拆除，已實行的數據採集也被迫中止。雖然這些反抗並未完全阻止公權力機構使用現代技術加強治安管控和情報搜集，但至少讓政府不敢明目張胆的利用科技擴展權力觸角，不能毫無顧忌的利用大數據侵入公民的隱私範圍。

然而在中國，則完全沒有這樣的反對力量。壹方面是國民的權利和隱私意識不足，抱着“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心態，對安檢的冒犯性無感，也不在乎被監控，甚至還覺得這樣更安全。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眾根本無力抗拒官方推動的監控措施。

如今的中國是世界上罕見的高度極權國家，帶有政治性質的遊行示威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而公民組織沒有任何存活的空間，更無力挑戰政權的決策。壹盤散沙的民眾除了發些牢騷外，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而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同樣不可能像西方那樣通過法律途徑捍衛隱私權利。因此，中共推行的壹系列旨在建立“大數據極權”的措施，沒有遇到任何實際的阻力，也沒有任何來自政權之外的監督和約束，數字化監控體系得以肆無忌憚、無止境的擴張。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政權對民眾的管控和威嚇能力、使民眾無力感更深，更難挑戰大數據極權政策的推行，形成惡性循環。

但即便如此，中國的“犯罪感知（指數）”還是達到了4分（0分為最低，5分最高），居世界第88位。這是因為，“犯罪感知”的定義為“對國內安保程度以及其他公民可以信任的程度的評估（An 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other citizens can be trusted.） ”不得不說，這樣的定義的很巧妙的，比簡單比較治安水平，更能人性化的、去表層化的反映社會安定和諧的程度。

如前所述，中國利用廣設安檢、密布監控攝像頭和肆意收集分析大數據，以高壓穩控、維持治安，安保程度自然屬於高警戒水準。中共政權以戶籍制度和網格化管理為基礎、由基層派出所到公安機關為主力、黑暗的司法和獄政系統為支撐、武警和軍隊為後盾而建立的社會管制體系，組成了環環相扣、密不透風的“警察國家”。顯然，其社會表層的相對安定是以嚴酷的壓制實現的，是通過“弱民”、“辱民”等方式做到的，而非通過實現民主法治、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發展和改革教育、允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方式自然而然地降低犯罪率。

無論通過媒體了解還是個體感受，都可以感到國人之間是嚴重缺乏互信的，“老人摔倒不敢扶”僅僅是相對最明顯、突出的例子罷了。而依靠高壓極權、大數據監控，以及如“菜刀實名制”等極端管控措施（甚至在新疆等地，還有“白糖實名制”措施以防止利用白糖製造炸藥），，是換不到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相反，中共政權通過強化暴力機器和使用侵入式手段維持治安，剝奪人民壹切表達不滿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民眾互信程度的低下。極權高壓可以讓社會表面上和諧安寧，營造壹種亦真亦幻的安全感，卻無法消除制度黑暗和結構性不公帶來相互嫉恨、衝突、猜疑和欺騙，以及導致的互不信任和人心敗壞，還使得人民更為壓抑和沉淪，社會問題更無法得到發現、討論和解決。

何況，中國的大數據和監控體系主要用於維穩目的，在處理治安及維護人權方面，反而故意限縮相關功能的應用。例如在中國，發生壹些具有爭議的案件後，總是發生“監控壞了”的情況，事實上並非真的監控壞了，而是公檢法方面出於包庇犯罪者、避免形成負面社會影響有害於穩定等目的，而有意銷毀或藏匿監控錄像、拒絕調取大數據。例如在“人大雷洋案”、“豐縣李秀娟案”中，作為證明警方施暴的重要證據執法記錄儀的實時錄像均缺失。而對於各種偷盜、人肉搜索、互聯網上侮辱誹謗等，官方也拒絕使用大數據進行調查和打擊，與針對“誹謗領導人”及“辱罵民警”時的迅速出擊、嚴厲處罰，形成鮮明對比。換句話說，中國的監控錄像和大數據系統在很多時候是無助於社會治安甚至有害於執法公平的。這種選擇性執法，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和弱勢民眾的不安全感。

這樣壹個安保嚴酷、缺乏互信、總是選擇性執法的國家，即便表層的治安環境要明顯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其“犯罪感知（指數）”排名依舊靠後，也就不奇怪了。

事實上，中國的治安環境還有更加令人不安的壹面。相對於公共空間治安的相對良好，單位的、個人的、私密的環境中各類犯罪包括暴力行為是嚴重缺乏法律介入的。例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壹套完善的反家庭暴力（這裡的“家庭暴力”不止包括夫妻之間的暴力，還包括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殘疾親屬等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暴力；不僅包括直接的肢體攻擊，還包括長期辱罵、精神控制、餓飯、剝奪財產使用權等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冷暴力）體系。在發達國家，對家暴者的懲罰與受害者的保護機制更是非常成熟。而在中國，絕大多數家庭暴力案例均未進入法律程序，常年遭受家暴者不計其數。雖然中國近年也在建立反家暴機制，如實行“人身保護令”和設立家暴庇護機構等。但相對於四分之壹的家庭存在家暴的比例與巨大的總量，得到法律保護和獲得救濟的人微乎其微。

同樣，如鄰里衝突、職場暴力、熟人性侵、校園暴力、虐待動物等較封閉空間的違法犯罪，都是中國治安的“黑數”。顯然，無論發生在公共空間還是私密環境，同樣是對個體的傷害，同樣是違法犯罪行為。而且，非公共空間的傷害行為往往更加持久、惡劣，受害者更為無助，遭受更大的身心痛苦。可是，中國的公檢法等機構在為保持表面安定的需要，而大力打擊發生於公共空間的犯罪時，卻嚴重忽視較封閉環境、私密空間的暴力行為，毫不顧及更加弱勢的受害者權利。每當在公共場域發生刑事案件甚至僅僅是治安案件時，公安系統和各路媒體都爭相通報相關信息，全縣、全市乃至全國皆知，警方也會快速偵破。但到了私密空間的暴力時，即便對當事人傷害遠大於公共空間的治安案件，也得不到警方足夠的重視，社會更是會忽略這些隱秘的悲劇。這也塑造了國民敏感於公共安全、麻木於非公共領域犯罪的心理特徵。（誠然，各國都存在重公共案件輕私密暴力的情況，但中國顯然尤為嚴重，重表層治安而輕真正全方位個人安全的情況尤其突出）甚至，中共政權和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出於維穩需要，還故意放任非公共空間的暴力行為，作為社會發泄、抒壓手段，用心陰險惡毒。如在動物保護方面，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迄今未制定反虐待動物的法律法令，再惡毒的虐待動物行為都無法入刑。在中國的“知乎”等既得利益者聚集的互聯網平台上，其輿論普遍反對立法懲處如虐貓等殘忍行為，對主張立法保護動物免受虐待者極盡侮辱謾罵。他們字裡行間都在表達着希望允許虐待動物以釋放社會戾氣、緩解社會矛盾的扭曲心態。而虐貓群體甚至結成團伙，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對曝光虐貓者的動物保護人士進行網絡暴力，猖狂之極。

窺斑知豹，中國虐待動物行為的普遍和猖獗，以及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對動物保護的輿論現實，也側面說明了中國社會不公造成的黑暗與壓抑已達到何種程度、人心敗壞到多麼惡劣的地步。只有骯髒和敗壞到喪心病狂的社會，才會出現數量如此之多的國民（而且辯護者多為精英階層成員。相反，平民大眾倒是對虐待動物有樸素的憤怒。這從知乎和微博對虐待動物事件的不同輿論風向就能看出來），千方百計、處心積慮、“苦口婆心”、歇斯底里的為虐待動物辯護、反對立法保護動物。

中國針對非暴力性的犯罪更是存在執法不嚴、不公。如對互聯網上的詐騙、誹謗等違法犯罪行為，極少予以追查和懲辦。而對於公務員、企業主、白領階層的職務犯罪，更是存在普遍性的“放水”和選擇性執法，法律很多時候就是壹紙空文，只是偶爾拿來懲罰“不聽話”者的整人工具而已。這與發達國家執法嚴明形成鮮明對比。通過這些手段壓低犯罪率、製造“和諧”的社會觀感，是各國專制政權慣用的伎倆，中國也不例外。

與暴力犯罪對比，中國對非暴力但實際危害更大的犯罪懲罰量刑畸輕。相對於搶劫等刑事犯罪的處罰，官員貪汙受賄的處罰明顯較輕（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對於搶劫等犯罪量刑極重）。如多個案例說明，對於僅搶劫數百元的行為，往往都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貪汙受賄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才會判處同樣的刑期。如2019年江蘇儀徵壹起搶劫案，外賣小哥搶劫520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李士祥受賄8819萬元，同樣被判十年。即便公開在媒體上的類似判罰，就不勝枚舉，更不消說未被媒體披露但如山堆積的類似案例。中國司法體制對百姓的苛酷、對官員的寬容，可見壹斑。

此外，無論對於暴力犯罪還是非暴力犯罪、公共場域犯罪還是私人場所犯罪，執法和司法不公都是極為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公安、司法系統到處是利益勾兌，本是最應有公平正義的地方暗無天日，執法不公、司法腐敗，都極大侵蝕着真正的安定祥和。沒有公正，穩定就沒有意義，甚至後者起到了掩蓋醜惡的作用。執法與司法不公，遠比社會治安本身更需關注和改變。

中國治安領域還有壹個更具爭議、對民眾影響十分重大的問題，即黑惡勢力/黑社會問題。誠然，黑惡勢力/黑社會/幫派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治安問題，對民眾造成嚴重的身心威脅、危害。但中國的黑惡勢力與專制體制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而微妙，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也有着更為獨特的影響。

壹方面，中共政權為鞏固統治、壟斷權力，以及爭取民心，對黑惡勢力採取高壓態勢，經常發動“掃黑除惡”行動，也的確取得了壹些成果。至少在表層上，中國比拉美、中東、非洲等地黑社會大庭廣眾肆無忌憚搶劫、殺人、販毒的惡劣狀況要好的多，民眾也有更高安全感。但另壹方面，則是黑惡勢力與各地政府、權貴乃至整個體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雖然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官黑勾結，但如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情形普遍更為嚴重和缺乏曝光與制約。

從僱傭黑惡勢力恐嚇異見人士、迫害上訪人員，到官黑勾結謀取多種利益，再到基層派出所與地方幫派的曖昧關係，黑惡勢力與體制、“白道”上的既得利益群體聯繫緊密，成為中國維穩體制、專制體制乃至整個社會運轉的組成部分。而“打黑除惡”後黑惡勢力“春風吹又生”，“年年打黑年年黑”甚至“越打越黑”，就反映了黑惡勢力保護傘的強大、與現行體制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現實。

因此，中國的黑惡勢力對治安的危害，既有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顯性酷烈度為輕的壹面，又有官黑勾結更深及體制依附性更強的另壹面，民眾在涉黑涉惡問題上的犯罪感知也應處於中游。

總之，中國治安體系表現為各種形式的不平衡不公正、以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為優先而輕忽個人權利與尊嚴的保護、以高壓和極端及侵入式手段維穩、選擇性執法、重表面輕裡層、重公共安全輕個人權利、重打擊暴力犯罪輕忽非暴力犯罪、罪與刑不對等（量刑畸重或畸輕）、有罪不罰情況普遍、重懲罰輕教化、執法與司法不公及不透明等。這些無法直觀的反映在SPI的“犯罪感知”指標得分中，但比整體的安全度感知及治安狀況更值得了解和關注，並促使對這樣惡劣現狀的改變。

“政治殺戮和酷刑”這壹指標，是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中唯壹直接涉及政治的。中國以0.42分僅排名135位，也是第壹個維度各指標中排名最低的，足見中國政治壓迫遠比經濟與社會狀況惡劣。

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政治殺戮”是極少見的，但“政治酷刑”案例卻眾多且情形嚴重。不同於俄羅斯普京政權對極具威脅的反對派人士頻繁進行暗殺，也不像盛行於中東、南亞等動盪地區的政治殺戮、涉及民族與宗教的政治性仇殺，中國在國內大多數地區（新疆除外）採用的是以拘禁、軟禁、監視等手段為主的政治迫害措施，很少直接致人死命。

這並不是中共政權比其他國家的專制政權或宗教極端勢力寬容溫和。相反，正是中共有着絕對的社會控制力，可以以多種方式限制個人自由，不需直接殺害即可令反抗者在公共場域包括互聯網空間徹底銷聲匿跡、喪失影響。

以俄羅斯為例，俄雖為威權國家（某種程度也可以認為是專制國家），但有壹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國民可以示威遊行、結社抗爭，反對派人物也有很大活動空間。即便被拘捕，他們的支持者也可以通過相對自由的媒體和自媒體發聲聲援，甚至將其在獄中的言論播散出來。而且，普京政權無力完全限制反對派人士的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因此，面對壹些聲望卓着的反對派領導人，或挖出政權巨大“黑料”的記者，只能採取暗殺以肉體消滅。

而中國與俄羅斯等國不同，如今公民組織沒有任何生存空間，傳媒也都在政權控制之下，反對派人士、維權人士能動性十分有限，根本難以形成大的聲勢、引起廣泛呼應。同時中國又有着堪稱世界上最嚴密的監控與監禁體系，完全可以在不“肉體消滅”的情況下，實現“毀聲滅跡”或將其影響削弱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此外，如此密不透風的極權下，也沒有哪個反對派人士的影響力和威脅性值得政權必須去殺掉。當壹切都扼殺在搖籃里，抗爭者沒有多少閃轉騰挪的餘地，局勢沒有“失控”的危險，自然不需要實施容易引起國際注目、可能導致國內某些圈子騷動的暗殺了。顯然，鮮少殺戮不僅不能說明中共仁慈，反而說明了極權空前強大、可將國民完全操弄於股掌之中。

關於中國的“政治酷刑”，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維權律師群體所受的各種酷刑。包括“709大抓捕”在內，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李和平等律師均遭受殘酷折磨。而早前已被捕的高智晟律師更是被曝出遭受電擊和竹籤捅生殖器等殘酷刑罰，雖壹度獲釋，如今又下落不明。而還有人數更多的普通上訪者、維權者，遭到地方政府長期騷擾、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官方僱傭的黑惡勢力綁架、毆打，甚至性侵。而中國的政治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普遍飽受殘酷的監獄環境折磨。這些都可以歸於“政治酷刑”中。

“政治酷刑”的危害不僅在於對當事人的傷害，還在於其製造的恐懼感對民眾參與政治的阻遏、對潛在維權者的震懾。而參與政治生活、維護個人和權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基本自由、基本需求。中共政權通過包括酷刑在內的各種手段，讓整個中國變成壹個政治無處不在，民眾卻無法自由自主參與政治的“政治監獄”，是剝奪公民生存和發展權的醜惡行徑。

 “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維度分析綜述 綜上所述，中國在“人類基本需求”這壹維度總體表現尚可（尤其和後面要闡述的另兩個維度相比），以第81位勉強超過總共163個國家的排名中線。其中，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表現良好、基本公共服務和供給方面壹般，環境和安全方面較差，而涉及政治的指標非常糟糕。這即是中國在國民基本需求方面整體及各局部的表現。

但遺憾的是，“人類基本需求”中的各指標均未能反映出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資源的配置在國內不同階層、不同區域（尤其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和深刻的不平等。對於階層差距懸殊、城鄉和地域間差異明顯、存在“國家摺疊”現狀的中國，SPI僅從全國整體和平均水平進行描摹，顯然是不足的、不能揭示中國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這壹極為重要的事實的。這殊為可惜。

即便如此，“人類基本需求”還是相對真實的反映了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總體上的狀況、在世界上的水平及與其他國家的對比。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便在中國相對“擅長”的領域，也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教育、通訊、醫療與環境：有得有失、有成有敗

 SPI的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涵蓋國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幾大方面，是中國民生狀況的寫照。相對於第壹個維度偏向於生存性的指標，本維度主要是對人類發展性需求的考察。

 “獲取基本知識（Access to Basic Knowledge）”

在“獲得優質教育”方面，中國僅以1.57分排名第109位，或許會讓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在壹些人看來，中國的教育系統還是比較完善的，基礎教育復蓋面廣、高等教育也算發達。

但SPI中“獲得優質教育”的定義是“高質量的基礎教育保障所有人，足以使他們能夠行使成年公民的基本權利”。換句話說，“優質教育”指的通過基礎教育，即足以培養能夠建立和參與公民社會、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現代公民，包括擁有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不僅僅只是學會識字、作文、算術、做工等工具性技能。

顯然，中國的基礎教育中，關於公民教育的方面基本是空白的。雖然小學的“社會”科和中學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有類似的意味，但無論內容還是教育形式都與民主國家真正的公民教育大相徑庭。進壹步說，中國的相關科目不僅沒有真正的教育學生行使公民權利，相反在不斷灌輸忠於中共政權、忠於“社會主義”制度、服從公權力機關的思想，進行洗腦教育、愚民教育。雖然中學教育中也有關於監督政府、行使公民政治參與權等內容，但都流於形式，普遍是“假大空”，且只是作為很次要的內容進行說教式宣傳。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實中相關參與的途徑不通，專制體制下民眾根本無法履行公民責任。社會現實是反民主的、禁錮公民的，沒有與現實的連接，又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呢？

此外，中國的教育還存在嚴重的應試化、功利化現象。中國自小學至高中的教育均以贏得高考勝利為核心目標，廣大師生長年累月陷於“做題競賽”之中，使教育喪失了其本來面目。即便到了大學，以應試和功利為目的的教與學，仍舊無處不在。這樣的教育下，培養出的是大量的“做題機器”和精緻利己之徒，而非德才兼備的現代公民。

這也反襯出中國推行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實用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在另壹篇關於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就提到，要在總體上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要加強人文素質、公民素質教育，尤其要強化法治教育，讓中學教育真正成為塑造學生、激勵學生、升華學生的手段，增強語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學生分辨是非、認識世界上各種人和事情複雜性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學生，讓他（她）們有愛心、同情心、同理心、正義感、責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貧，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成為真正的現代公民。讓公民教育取代愚民教育，讓通識性教育超越工具性教育，是中國未來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當然，這壹切在中共專制極權體制下，是無法實現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只有推翻專制，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之後，中國教育才能迎來轉機，實行徹底的大變革；民主體制建立之後，也必須要推動公民教育，才能鞏固和發展民主，讓公民們懂得如何參與民主、積極捍衛民主，主動而高效的維護公共利益、自身和他人的權利。

 而在“未受過教育的婦女”指標上，中國排名第66位，高於多數國家，但也並不十分出色。中國在女性教育方面還是相對進步的，這得益於中國世俗主義的社會形態，以及建國後中共壹度大力推動的婦女解放運動。雖然近些年中國女性權利有退步趨勢，但當今中國婦女還是享受了前幾十年女性權利發展的餘蔭。

而中國另壹個指標“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均等”中排名第91位，低於前壹指標。也就是說，中國婦女雖然普遍接受了以識字為主的小學教育，卻在進壹步提升知識和技能的中學教育中落後於男性。這與中共政權並無直接關係，只是說明在中國社會中的重男輕女觀念影響着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教育培養，對女性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視和投入不及男性。如果要說與體制相關的，那就是政權沒有做到在教育上對女性、女孩的足夠扶助。

SPI的“小學入學人數”缺乏數據，是令人意外的。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數據並非空白，官方有相關信息公布。據中國教育部官網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全國擁有）普通小學16.01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9.65萬個；招生1869.04萬人；在校生10561.24萬人；畢業生1647.90萬人。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99.94%。”中共政權在這方面沒有造假的強烈動機，且與現實中許多人感受到的情況基本相符，因此數據應是可靠的。

根據以上數據，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的基礎，即小學教育領域，做的還很到位，基本實現了適齡孩子全部入學的要求，要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僅僅是從數量和比例而言，並沒有體現小學教學的質量，更未描述不同小學之間師資、硬件、服務等教學環境和教學質量方面的差距。顯然，在北京朝陽、上海浦東就讀的小學生，和在中西部農村的小學生，所享有的教育質量是差距懸殊的，日常的課內外生活也是天壤之別的。這種差距，是遠大於多數國家內部存在的教育差距的。這既與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導致的各地發展水平迥異造成，也和政權資源配置不公、製造差別和放任差距有關。

而擁有中學程度學歷的，占適齡人口的78.60%，居世界第66位，同樣是劣於發達國家但好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與前述許多指標相同的問題是，該指標同樣沒能反映不同階層、城鄉、地域等異質群體所受中學教育質量的差距。簡單從入學比例看，中國的中學教育的確不算落後，但不同中學之間的質量天差地別，比小學之間的差異更大。由於中學涉及中考、高考，因此不同教學質量的學校對學生的前途有着巨大的差別化影響，關繫到學生壹生的前途命運。即便在壹個城市、壹個縣城，不同中學之間的師資水準、教學水平、升學率、教育模式等，都差別巨大。這些中學及所屬學生當然不能等同為壹體來評斷。而SPI涉及教育的指標，均未能反映這種同級別教育中不同學校的巨大差異，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階層、家庭、城鄉、地域之間存在的教育鴻溝，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而且，即便考察總體的教育水平，簡單的以入學率/畢業率作為標準，也是失之偏頗的。因為這只能從數量上、名義上、表面上看到其教育的成就，卻無法從質量上、實質上、裡層中評判這個國家/地區實際的教學水平和教育成果。而中國作為深受“斯大林體制”影響的國家，權力自上而下賜予而非自下而上授予，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往往只強調數字上的政績而忽視實實在在的成果，導致只重視數量卻輕視質量、在數字上弄虛作假等情況盛行。因此，中國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拋開存在的巨大內部差異，從總體上看也是很有水分的。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高等教育也有發展畸形的問題），例如教育工作人員的收入就遠低於醫療領域人員。這說明了中國體制缺乏對長遠益處的關注，社會急功近利，對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業沒有真心的關注和扶植。相對於醫療領域瘋狂的“吸血”使醫療管理人員及醫護人員（尤其醫生，護士收入還差不少）賺的盆滿缽滿，大多數教師及其他教職工則較為清苦，有些甚至處於貧困狀態。這是不應該的，教師教書育人、責任重大，理應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和更多尊重。如果壹個國家、社會及每個個人只討好急救者而輕視育人者，只知道肉體疼痛的煎熬而不在乎知識的貧乏和思想的空虛，是沒有靈魂和前途的。

當然，對中國教育做出這麼多批評，並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國在教育上的成就。如果只談工具性的教育，中國還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既然是評論，自然以批評為主。何況中國的教育存在系統性的、根本性的弊病，沒有起碼的教育自由和教育公平，其主流本來就是負面的，以批評為主是理所當然的。

“獲得信息和通訊（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在“使用在線治理”方面，中國以0.96分位居世界第9。它反映出的事實是兩面性的。壹方面，這說明中國政府在使用信息技術進行在線治理、推動電子政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另壹方面，卻可以透出大數據極權已發展到極高水平的可怕現實。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信息技術的使用方面，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已達到很高水平和復蓋面。從民間是的網購、電子支付、外賣業務的高度發達，到官方電子政務的管理和服務系統的建設和普及，都超越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這與中國良好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非政治層面的互聯網生態較為寬鬆、社會對於信息化生活需求強烈等密切相關。

在電子政務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可以不計成本的投入，足以讓信息化治理得以迅速發展。而且，由於線下辦事程序繁瑣、官僚主義濃厚等帶來的極大不便，民眾也對電子政務有着強烈的需求。雖然事實上電子政務並未非常有效的改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下的各種“辦事難”現象，但至少對此有所緩解。相對於態度冰冷，甚至經常口出惡言、侮辱刁難的公務人員，民眾當然更喜歡和沒有感情但是至少不給自己臉色看的信息化顯示頁面打交道。

但正如前段所提到的，信息化並未真正解決中國民眾在與政府打交道時遇到的各種問題，電子政務也未充分替代線下辦事流程。大多數事情還是要親身的、多次的跑腿解決，辦事效率依舊低下。而那些需要找關係、走後門及其他受“潛規則”支配的事情，就更是電子政務無法解決的了。因此，中國的電子政務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在技術上是領先的，但在實際應用時受制於官僚主義的大環境，不能全面發揮其相對優勢。

更令人擔憂的，是專制主義下政權以信息化的政務警務手段，加強社會管控，鞏固極權統治。在前文關於社會治安方面，已提及技術革新對於強化極權的重大作用。而電子政務、在線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對民主政權而言，提高的是為民服務的效率；對專制政權而言，增強的卻是肆虐暴政的能力。在缺乏監督和透明度的情況下，以互聯網為主要媒介的在線治理，很容易異化為大數據極權，信息技術加持的極權主義對公民的監視和控制無處不在，遠超歷朝歷代任何專制社會。所以，專制的中國在“在線治理”方面排名很高，從本質上看，不僅不是可喜可賀的，反而十分令人擔憂。

關於“媒體審查”，在中國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老生常談、已被反覆議論的問題。中國以0.28分（滿分4分）排名第159位。我未能查詢到該項排名總共包含多少個國家和地區，但根據“無國界記者”發布的2019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77位，位列倒數第四，僅高於土庫曼斯坦、朝鮮和厄立特里亞。據此推斷，SPI中“媒體審查”指標中，中國差不多也應是排名倒數的。換句話說，排除那些影響力很小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媒體審查最為嚴酷的國家。而“自由之家”在評估世界上65個國家的互聯網自由度（不包括朝鮮）後，在報告中指出，“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的審查制度更嚴格、更系統”。

自2013年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再到2016年《炎黃春秋》被停刊和“偷梁換柱”，中國的敢言媒體早已被“整頓”殆盡，輿論界萬馬齊喑。到2019年，中國已沒有了任何具獨立性的傳統媒體、規模化媒體。自媒體則同樣普遍受到嚴厲審查，且在審查機構“拉偏架”情況下，呈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態。除了部分低調委婉、借古諷今、借外喻中的隱晦批判，激烈的、正面的、直白的批判性言論基本已不復存在，歌功頌德和選擇性發聲/沉默成為常態。

根據SPI“媒體審查”的定義，中國的分數屬於“直接且常規的審查”類別，即擁有最直接和常態化的審查機制，而非僅在特定時間、針對特定信息進行有限度的審查或干預。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審查比這樣的描述更加嚴重。中國所有的傳統媒體均被中宣部及其下屬機構直接而嚴密的控制，沒有絲毫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而互聯網平台上的刪文、刪帖、限流、封號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至於“五毛”水軍參與引導輿論、製造謠言、惡意舉報，在中國已成為龐大的國家產業。當然，還有“防火長城”對境外輿論的屏蔽，以及越發收緊的對VPN使用的控制。中國的媒體審查可謂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即時性”的，無人可以倖免。

雖然由於互聯網的龐大繁雜，民眾有壹定的發言自由，也能在特定的圈子裡談論較敏感議題，但是這種自由是相當有限的、被框在極小範圍內的、無法形成廣泛影響和聯動效應的。同樣，各大媒體和自媒體也會有壹些旁敲側擊宣傳普世價值的內容，但相對隱晦、節制，且經常面臨被刪除、限流等禁制措施，無法明確的闡述要真正表達的觀點，也不能形成有規模的輿論效應。這些進步的話語也很容易淹沒在官方主導的反動輿論環境中，難以發揮其廣泛的啟蒙與喚醒作用。（值得特地說明的是，涉及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互聯網言論，尤其謠言、誹謗性的言論，是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這方面中國倒是沒有積極禁制。如BBC壹篇文章稱，中國互聯網“既是高牆圍困的牢籠，又是極端放任的叢林……只包括履行政治審查的義務，而不包括其它；處於歐美國家無法想象的放任狀態……”這顯然不代表言論自由的蓬勃，只能說明中國互聯網的叢林化和低劣化）在這樣的審查機制下，中國有着幾乎為世界最低的新聞自由指數，在SPI的“媒體審查”指標中也位列倒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互聯網的使用者（Internet users）”，中國以54.30%的比例排名第106位。這說明了中國仍有龐大的非網民群體，這壹群體主要由老年人、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及部分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構成。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網民人數會繼續攀升，網民比例也會大幅提高。

而手機的擁有比例高於100%，平均每百人有115.53部手機，與世界上其他人均手機超過壹部的國家並列第壹。這包括使用智能手機和非智能手機兩種情況。有賴於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在手機的普及比率上遠好於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也不遑多讓。

中國手機普及率之高和政府在線治理技術能力之強，與中國媒體審查（包括自媒體審查）的嚴酷，形成鮮明對比。壹方面，中國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領域成績喜人，技術成熟、硬件完備；另壹方面，在使用的目的和管理上卻非常反動，千方百計鉗制民眾獲取信息尤其政治信息的自由，將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和實現政權意志的工具。這很清楚的體現了中共專制極權的特色，即在技術、工具及其應用方面成績斐然甚至領跑世界，但在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上卻保守反動，用心險惡，並以技術上的成功鞏固其專制統治，利用工具的發達達成惡毒的目的。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

在“獲得優質醫療保健”方面，中國僅以1.39分（滿分4分）排名第120位。但在“獲得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卻以81.60分（全復蓋為100分）排名於45位。這兩項數據對比，清晰的說明了中國醫療的現狀，即高復蓋之下整體上質量較低，醫療體系壹方面可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但另壹方面醫療質量、醫療環境遠達不到優質。這與第壹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有關於中國醫療衛生成就的數據及排名情況契合。

中國的醫療領域的最大問題，與教育等其他公共服務問題壹樣，均為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同階層、城鄉、區域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

在中國，優質的醫療資源被政府、軍隊、重點企事業單位及其成員和家屬占有，其中又以高級幹部占有其中最為優質的部分。當占人口比例很少的特權階層占用了核心的、優質的醫療資源（包括優秀的醫護人員、高水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設施及服務、巨額的資金和昂貴的醫療物資等）之後，剩餘的醫療資源才被薄薄的攤給超過十億的普通民眾。

根據“環球網”在2013年引述“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文章稱，“2006年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披露中科院調查報告的數據，政府醫療投入的80%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了。但在此後，官方則很少再具體披露此類數據。這也使得公眾很難了解幹部醫療的具體情況。而該問涉及公立醫院服務結構的調整、醫保制度的改革等公立醫院改革的諸多方面，牽壹發而動全身。”連高度支持政府的《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網”都曾引述了如此言論，可見中國醫療資源不平等情況何等嚴重。

而中國的多軌制醫療保障系統，更是在讓特權階層普遍享受優質免費醫療的同時，令平民背負了沉重的醫療負擔。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平民名義上享受免費醫療保障，但實際上只能得到極低水準的醫療服務。在改革開放後的約20年間，中國部分城市居民和絕大多數農村居民處於幾乎完全沒有醫療保障的惡劣境地，許多得病的民眾被迫放棄治療，忍受病痛甚至等待死亡。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建立復蓋城鄉居民的普遍的醫療保障。但無論是城鎮居民醫保，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其報銷比例都是有限的，民眾還是需要負擔很大壹部分醫療開支。

在中國，醫療產業化、商品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雖然中國絕大多數醫院為公立，且冠以“非營利性機構”的名號，但實際上醫療行業在瘋狂的吞噬着中國民眾的財富。其中，以“以藥養醫”、“過度醫療”為典型特徵的盈利模式是中國各地醫院的“標配”。需要說明的是，“過度醫療”並不是所提供的醫療物品和服務過度充分，而是指醫療的性價比之低。這不僅讓民眾面臨巨額醫療開支，也讓國家醫保系統承受着沉重的負擔，消耗着國家財政儲備。而國家財政的收入，也都是來自人民的稅款。

廣大普通民眾是現行醫療體制的受害者，受益者則是中共統治集團及醫療利益共同體。中共統治集團通過把醫療開支轉嫁給民眾，作為低人權低福利的壹個環節以刺激勞動生產，並將更多原本可投入醫療領域的財政收入用於直接和間接的中飽私囊。而從中央到地方，從衛生系統官員到醫護人員，均更加直接的從醫療行業巨大的收益中分得各自的利益，還進壹步利用其地位和資源優勢獲取各種特權，並相互聯繫、相互庇護、同聲共氣，形成了龐大的階梯型利益共同體。當然，其中越是身居高位的、身為管理人員的，其攫取的利益相對也就越多。他們為壹己私利，利用其積累的權勢、財富、人脈，把持着醫療議題的話語權，阻撓着力度本就有限的醫療改革，讓民眾面臨的“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雪上加霜。

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其中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美國除外），均實行免費醫療。免費獲得醫療保障已經成為國際主流社會公認的壹項基本人權。而在中國，受到中共專制體制的壓制和醫療利益共同體的阻撓，全民免費醫療遙遙無期。而醫療資源的配置更是越發呈現不均衡、不公平的狀態，無論是不同階層之間，還是不同地域之間，醫療資源都存在着極大的不平等。例如北京許多戶籍居民尤其其中的權貴階層，享受着免費、優質而舒適的醫療服務；中部小縣城和農村居民則需要日夜排隊，才能等到三甲醫院醫生粗糙的診療，在異地還要承擔異地診療更低的報銷比例。數十萬甚至百萬計家庭的資產被無底洞般的醫療費用耗盡。還有更加貧窮和弱勢的家庭，因無錢看病只能坐等家人死亡，連“過度醫療”都享受不到。

但正如前文所述，由於中國的集權體制和政權對基層的下滲，中國有着比多數國家更完整齊備、復蓋全國的基層醫療體系，哪怕它是低質的、粗糙的。這不僅是前述的在防治傳染病及婦產領域取得成就的原因，也是中國在民眾獲取基本醫療方面排名較高的重要因素。在這壹點上，我們的確需要讚揚中國基礎公共服務的相對完善。

同樣因此，中國在“非傳染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和“60歲時預期壽命年限”方面，表現也位居中等略偏上。顯然，中國的醫療體系在“保命”方面的表現要好於“治病”。中國醫療的現狀在中短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看病難”和“看病貴”將繼續困擾大多數民眾，醫療領域的種種問題積重難返。醫療結構僵化和醫療資源分配固化，將成為中共治下中國的壹大基本國情。即便未來中國走向民主，如今積累的醫療問題和不公正也很難解決，因為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何時（民主化之前和之後）都會竭力阻撓對醫療問題做根本性的改革。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

“環境質量”是中國在SPI中除涉及政治的指標之外，表現最差的領域。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中國超過美國與印度，排放量“高居”世界第壹；“顆粒物問題”則排名第165位，與“室外空氣汙染造成死亡”的高比例和低排名相吻合；在保護生物方面，中國排名更低。

中國的環境問題，從建國以後的工業化時期就已存在。雖然當時工業生產規模遠不如改革開放之後，但如“大煉鋼鐵”中各種極度粗放的工業生產模式，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環境汙染和資源浪費。改革開放以後，隨着中國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但秉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發展，後治理”的理念，環保問題長期居於次要地位。即便官方有時在強調環保，並列入基本國策，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可以說，建國以來中國都在以透支資源和環境來促進經濟發展。

直到胡溫執政時期，由於國內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對改善環境的訴求，以及國際上要求中國負起保護環境責任的壓力，中共政權才開始真正關注和着手改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強化了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還壹度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環境惡化的趨勢壹度得到遏制。習近平執政之初，還搞起“環保風暴”，以粗暴激烈的手段實現環保目的，短期內取得了壹定成效（不過，習的“環保風暴”往往是揀“軟柿子”捏的，有明顯選擇性和運動式的。如政府經常禁止露天燒烤、禁焚燒秸稈，但對環境汙染的主要來源工業排汙排廢卻治理不力）。

 但隨着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又形成了顯着張力，加之專制體制導致的環境治理實效不彰，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問題重新惡化。到了習近平的第二任期，穩定經濟又成了主軸，環保再次被放在次要位置。至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類的口號，只是壹種政治宣傳罷了。雖然習近平在包括聯合國大會等場合宣稱要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甚至誇口聲稱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但可信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從國際形勢來看，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已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等國際環境規約，以及世界各國反環保的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大行其道之時，難以想象中國會逆流而動，承擔起保護地球環境的責任。相反，美國等國放棄環保原則，只會使中國在環境問題上少了外部的壓力與約束，加劇中共治下中國對境內及全球環境的破壞。例如，中國從亞馬遜雨林的破壞性開發中得利，並且毫無停止跡象，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如今中國在全球環保問題上的奉行的實際政策。

不同於經濟和就業，大多數環境問題造成的危害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需要很長壹段時期才會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中國民眾只有在涉及PX工廠建設等“鄰避問題”時，會積極甚至過度關注和發起抗議。但對於諸如氣候變暖、顆粒物汙染等更重要的環境危機，只要還沒形成非常直觀的、貼近自身的重大危害，包括國人在內的各國民眾往往對此麻木和“順其自然”，沒有強烈改善環境的欲望。國內外甚至有許多人，還把氣候變暖等環境危機視為環保人士製造的“大騙局”，根本不承認、不相信，遑論重視和解決了。

而當改善環境需要壹定程度上以犧牲就業、個人和家庭收入為代價時，民眾更是會普遍抵制節能減排的努力。即便在發達的美國，“鏽帶州”的民眾也普遍對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不屑壹顧，不願意為改善環境付出影響自身生活的代價。在經濟和民生都很薄弱的中國，民眾自然更不願意讓環保影響到個人生計。而以維持政權穩定為第壹要務的中共政權，更是會放任環境汙染和過度耗能，以保證經濟引擎的轉動，穩定就業和國民收入。至於長期性的環境危害，他們顧不得，本身也缺乏長遠意識和為子孫後代着想的責任心。

對於“生物群落保護”，也有必要做壹個單獨的說明。首先，在資源和環境遭受破壞的大前提，對生物群落、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自然不容樂觀。中國雖然建立了許多自然保護區，壹定程度拯救了許多珍貴的生物及生物群落，但存在管理不善的情況。而在保護區外，如濫砍濫伐濫捕、盜獵搶掠等情形很是嚴重。官方和民間雖均努力進行過生態保護工作，但成效有限。如“三北防護林”防風固沙、黃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沿海地區實行“休漁期”等，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既有環境自然變得惡化的不可抗力，更有人為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不過個人對於中國在保護生物群落方面排名如此之低，還是略感驚訝的。畢竟，中國還是有着壹套較完善的生態保護系統，或許它太腐敗和低效了。

根據未來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以及國際形勢的演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只會更趨惡化而不會好轉。新冠疫情讓本已下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政權為“促就業、保增長”，維持統治穩定，就更顧不得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了。而國際局勢目前雖然混沌難明，但大體是越趨民粹化和本土主義化，各國無法就全球環境問題協調壹致、共擔責任。相反，各國會為壹己之私，不顧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問題造成的各種長遠危害。

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在環保領域所受的國際壓力大減。而國內關注環境問題的民間組織，也在前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掃蕩中被迫解散或轉趨低調，已無力對政府及企業進行監督。沒有了國內外對節能減排的約束，中國各地過度的耗能和超限的排汙將更加肆無忌憚。這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生態環境，都將是巨大的不幸，國內外生態災難的加劇不可避免。

“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維度綜述 第二維度即“幸福的基礎”，中國以總分64.79分排112位，明顯低於在第壹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方面82.93分、第81位的分數和排名。與各項具體數據所體現的特徵壹致，即中共治下的中國，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可以獲得較好保障，但生存質量和進壹步的發展性權益的獲得就相對差劣了。

具體說來，中國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總體排名中游，通訊和互聯網治理排名很高，但媒體審查和環境保護方面表現極差。這反映了中國在保障民眾生存和發展權方面的複雜現狀：既有進步和優點，也有落後與缺憾；在技術性、工具性、兜底性方面成就不俗，但在涉及人權、自由及提升性指標上與世界平均還有很大落差。

總之，國人“幸福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不平衡的，個人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求還不能得到較好滿足。這既有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限的因素，也有制度性結構性的原因。

權利、自由、包容性與高等教育：低人權下個體有限的自由與機遇 第三個維度即“機會”反映的是基本人權、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包容性，以及人類實現超越性發展的載體高等教育的水準。相對於前兩個維度，本維度具有更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也是SPI各類別指標中中國短板最明顯的。

“個人權利（Personal Rights）”

在個人權利方面，中國很悲哀的以29.21分排名第162位。這並不出人意料，反而是情理之中的。

其中，“政治權利”壹項，中國以1.00分（滿分40分）排名世界第186位。我們雖然不意外於中國如此低的得分與排名，但至少要搞清楚，中國民眾喪失的是哪些政治權利。

那麼，何謂“政治權利”？根據百度百科援引中國學者鄒瑜編撰的《法學大辭典》所述，中國公民應享有的政治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主要指選舉權、被選舉權，參加管理國家，擔任公職和享受榮譽稱號等權利。我國憲法規定，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國家保障人民參加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等權利。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同時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機關進行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定的政治權利與自由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而根據維基百科闡述的世界上壹般性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包括“被告人權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公平），例如有權受到公正審判、正當程序、有權獲取法律救濟，還包括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的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申訴權、選舉權等”。而“通常意義上的政治自由，包括了言論自由、着作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無罪推定原則。政治自由亦通常體現在選舉權及民主體制，公民有權對權力及政府發表不同的意見，包括支持及反對的意見”。

權利與自由是缺壹不可、密切相通的，因此政治自由也可視為政治權利的壹部分。根據以上中外關於“政治權利”的闡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什麼是政治權利與自由、公民應該有哪些政治權利與自由。以上這些權利與自由，共同構成了“政治權利”的基本內容。

根據中國的《憲法》及法律角度對“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定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選舉與被選舉，是實現民主最主要的保障，也是參與民主最重要的渠道。

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落實情況如何呢？這又是眾所周知的事。中國沒有普選制度，從國家元首到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均為間接選舉產生。最能體現其非民主性的，是所有選舉均毫無競爭性與透明度。“差額選舉”中的差額也是內定了當選者和落選者的。國家領導人和地方政府首長均由間接選舉、等額選舉產生。而縣級及以下人大雖名為直接選舉和差額選舉，但實際上早已指定了參選人、當選人、落選人。“六四事件”之後，雖然有極個別的“獨立候選人”參與縣區級人大代表競爭，但除其中個位數人士之外，皆以落選或被迫棄選告終。這極少數的“獨立候選人”，在數百萬計全國各地人大代表及候選人中，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如此，這極少量的“獨立候選人”還遭遇各種威脅和騷擾，因參選而無法正常生活。這足見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虛假，以及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

在中國的選舉制度中，只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委會、居委會）的選舉有壹定的真實性。但選舉出來的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領頭人，並非國家公職人員，村民和居民也非在履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特指選舉國家公職人員）。從實際影響角度，基層自治組織的選舉對國家政策、社會民生影響甚微，不足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政治和規模化的公民力量。而且，村民委員會選舉存在大量舞弊行為，也沒有來自民主政府和公民社會的監督，選舉程序和結果的公正性很差。

至於“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也是以普選制和代議制為前提的。沒有真正的普選和代議制度，人民也就無法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無力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作為控告、申訴、檢舉最主要途徑的信訪機制，本就是壹個非法治的、十分折磨民眾的、不應該存在的制度。而司法上的“民告官”不僅程序繁雜，且鮮有勝訴。

言論、出版、結社、示威等各項政治自由，中國更是蕩然無存。在中國，黨的宣傳機構掌控壹切傳統媒體、管制壹切自媒體，包括傾向自由派的媒體其實也被中共宣傳機構鉗制；嚴厲禁止任何政治性的示威遊行，只要有發起的跡象就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僅有有限的非政治性的、因具體民生事宜引起的遊行示威；嚴禁組黨，非政府組織也被嚴厲打壓，如“中國民主黨”、“公盟”均被取締，參與者普遍被判刑，其中領頭人更是被判處十年徒迄今中國大陸已無政治性的公民組織存在，政治多元化程度為零。

中國在政治領域管控之嚴厲、“紅線”之低，是除朝鮮等極少數國家外，各專制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例如發生“阿拉伯之春”之前的中東各國，普遍被視為專制政治文化濃厚的地區。但即便在那時，多數中東國家也還是允許人民有壹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也能有限的結社、集會、遊行。正是之前這些相對“寬鬆”的條件（哪怕本身也並不真的很寬鬆），促成了後來席捲中東的變革的發生。而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營造進行思想啟蒙和革命預備的輿論環境，更沒有籌備示威遊行的基礎，壹切都在政權的禁制之下。

如前所述，中共政權還有效利用了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的工具。這極大強化了中共管控的能力和強度，使得壹切自由更容易被扼殺，人民也失去了“游擊戰”反抗的可能。這就像巴以衝突中，此前幾十年裡弱勢的巴勒斯坦曾能夠與以色列周旋、互有損失。但進入信息時代後，巴勒斯坦人壹舉壹動，都被高科技發達的以色列利用大數據和監控錄像偵測，形勢呈“壹邊倒”趨勢，巴人已經徹底喪失對抗以色列的空間。而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中共權貴集團的關係，很大程度就是類似於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軍警及情報部門的關係。

關於中國的“表達自由”，我在上述的“政治自由”及前述關於“媒體審查”的部分，已經做了與之相關的闡述分析，在此就不重複了。

而中國的“宗教自由”，則是壹個比看上去複雜得多的問題。表面上看，以無神論為官方信仰的中共政權，必然是敵視、壓迫宗教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如此。在“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中共對宗教進行了激烈的摧殘，民間的宗教信仰被摧毀和壓制的幾乎歸零。但改革開放以後，處於穩定人心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宗教又被中共所容忍甚至鼓勵。

具體來說，中共對不同宗教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於佛教、道教等中國本土宗教，中共態度較為開明、開放，除要求其擁護中共統治外，未加過多的干預，沒有打壓反而積極扶植，作為穩定社會、提振傳統、對抗西方“文化滲透”的重要工具加以使用。而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中共則持警惕、限制、打壓的態度。例如對基督教，就成立了“三自教會”以圖削弱中國基督徒與國外尤其羅馬教廷的聯繫，避免外國滲透和保證所謂“獨立自主（實際上是更好的被中共控制）”。對獨立性強、信徒以聚居為主的伊斯蘭教，中共則採取種種手段限制其影響力的擴大和信徒數量的增加。

但至少就基督教而言，在中國的發展並非表面上那樣飽受壓制。事實上，無論官方的“三自教會”，還是民間的、與外國往來密切的“家庭教會”，在改開後的四十餘年間都有着迅猛的發展。直到最近幾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才比較積極的打擊“家庭教會”，此前則是普遍默許和容忍“家庭教會”的存在和發展的。據不同口徑統計，中國現有各派別基督徒共計2000萬至8000萬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估計差值，是因為在官方打壓下其相對隱秘，很不易統計），且仍在迅速增長中。中共壹方面忌憚組織化強的宗教力量對政權的挑戰，但另壹方面也希望利用宗教以麻醉人心、調和階層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因此，中共如今仍對包括“家庭教會”在內的基督教力量睜壹隻眼閉壹隻眼，並不全力的進行打壓，只選擇性鎮壓其中明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教會組織。

與對待基督教的相對寬容相反，當下中國嚴厲鎮壓伊斯蘭教，穆斯林處境痛苦。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在新疆設立集中營，拘禁超過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穆斯林，並實施殘酷迫害。而對於回族及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來說，雖沒有受到對維族人那般殘忍對待，但前者同樣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這種不安不僅來自於中共政權，也來自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穆斯林的仇穆情緒。中國的伊斯蘭教問題還和民族問題纏繞在壹起，使得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漢族與維回等少數民族的隔閡與對立越發加深。而少數民族極端分子製造的恐怖襲擊和中共的系統性暴力清洗，使雙方的矛盾火上澆油。中共自以為以超高壓手段壓服了穆斯林實現了“安定祥和”，但卻積累了更深的仇恨，終有壹天會釀成更大的悲劇。

關於“宗教自由”，我還有另壹方面的看法。我並不認為高度的“宗教自由”是壹件純粹的好事。宗教帶有強烈的反智性、排他性、保守性，對於現代社會發展有明顯的阻礙作用。世界的潮流應是走向世俗化、“祛魅”化、現代化、文明化。以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為基礎的世俗社會，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宗教雖然在某些歷史階段起到過壹些積極作用，但早已到了退出歷史舞台、回歸到僅保留於個人信仰和愛好的時候了。

中共建政後，中國在專制統治下取得的有限程度的經濟發展和局部的社會進步，某種程度恰恰在於其堅持了世俗主義。當然，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手握大權的毛澤東曾經以壹種類似於“神”的身份，以“毛澤東思想”及該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構建了壹種恐怖的紅色宗教（或者說是類宗教的思想信仰）。但毛也至少推動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女性解放運動，而不是像許多宗教對婦女百般束縛，以各種清規戒律壓迫人性。而在1980-2000年代，崇尚科學的中國社會更是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毛澤東、習近平都在神化自己，並都在很大程度上抗拒理性與科學，但他們畢竟不是宗教中的神，其構建的思想體系也遠不如宗教影響之久之深。中共政權建政以來為數不多的正面舉措，即包括打擊了宗教保守勢力，促進了世俗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精神的弘揚。

而且，中共政權為避免宗教極端勢力坐大，也扶植相對溫和的宗教派系，客觀上使得中國的宗教勢力保守程度較低。例如基督教領域，中國官方操控的“三自教會”普遍屬於基督教派系中的自由派，對待世俗問題較為開明。反而是壹些脫離中共管制的“獨立教會”、“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多屬於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的宗教派系。後者對於宗教有着迷信式的忠誠，政教不分，以宗教的教義指導現實生活，愚昧而頑固。因此，中共對中國基督教會的“操辦”，其實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當然，這不代表我支持鎮壓宗教。相反，我堅決反對對宗教進行無端的、過度的鎮壓。如對新疆穆斯林的嚴酷鎮壓，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國及中國人民，尤其中國的婦女，的確很是得益於中共政權整體上的世俗化政策，才免於受到更嚴酷的宗教禁錮。宗教必須回歸到私人的、個體的信仰和愛好，而不能成為指導國人、引領社會的意識形態。

在“尋求司法公正”方面，中國以0.47分排名第121位。雖然此排名很低，但可以看到，相對於政治權利、表達自由、宗教自由等，中國的司法是略好的（或者準確說是不特別差的）。

從根本上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法治，因為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法律就只是專制統治者壓迫人民的工具。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公然聲稱，要“堅決抵制西方的‘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的80年代，以及法制環境還沒那麼差劣的江胡時期，習近平時代正將“黨指揮法”發揮到極致。

但另壹方面，習時代也在法治範疇中有關非政治的方面、形式層面做了壹些工作，配合所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以滿足國家表面上的法治進步與中產階級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因此，近年來中國在部分微觀領域的法治建設方面，取得了有限的進展，頒布和完善了壹些法律法規，填補了不少法律方面的空白和釐清了壹些法律的模煳地帶、彌補了以前法律法規存在的不足與滯後、進行了有限的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補上了建國以來法制體系不完備等各種歷史欠賬和遺留問題。此外，同樣是在非政治領域的法律實踐中，也更加重視程序公正和規範化工作，在技術層面提高了法制體系運轉的質量。

就狹義的民眾尋求司法公正來說，中國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的確比以前在非政治層面得到了相對更好的保障。如今的法制體系明顯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以保守和穩定為優先。如前所述，中國的治安體系嚴厲打擊個體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底層暴力犯罪的同時，對白領階層犯罪、職務犯罪、非暴力但危害嚴重的犯罪處罰畸輕。中國的司法體系與治安體繫緊密相連、壹脈相承，有着同樣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內容。這就導致不同階層民眾的個人權利得到的保護程度大相徑庭，法律變成鮮明的用以逐層階級壓迫的工具。

在司法實踐中，不公和腐敗無處不在。即便根據中國官方的披露（如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官方網站信息），司法人員受賄、徇私案件也不勝枚舉。在缺乏輿論監督和權力制衡的情況下，中國司法不公的嚴重性可想而知。權力和金錢廣泛涉入司法領域，普通民眾深受其害。沒有體制的根本變革，這些不公和腐敗就難以根除。

此外，中國司法體系與行政體系壹樣，有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風，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民眾需要為控告、申訴等司法流程付出極大的精力、漫長的時間。雖然這在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中國的無效率性更高，更難在社會監督下改進。尤其公檢法人員的惡劣態度，是許多經歷過司法流程的人都記憶猶新的。

但對於絕大多數民眾而言，司法還是其尋求正義最後的渠道。即便他們深知司法的不公和體制的顢頇，也理解古人“屈死不告狀”的格言，但在無可奈何之下還是會尋求法律給予的正義。就像得了絕症的患者，即便知道治癒的希望淼茫，還是願意去醫院試壹試壹樣，受害的民眾也只好求助於這樣敗壞的司法體制了，因為其幾乎別無選擇（信訪渠道在中國某種程度也類同於司法渠道，但是更加艱難和危險）。相對於完全堵死的政治權利和個人自由，司法領域至少還有供民眾遙望正義的縫隙。在不涉及政治、體制及權貴利益的法律糾紛中，民眾還有壹些討還公道的勝算。

歸根結底，中國並不是壹個法治國家，專制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人治的司法屬性。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人民不壹定能得到完全的正義；沒有民主和司法獨立，人民就沒有通往正義的路徑。雖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非政治案件會得到正義的結果，但是這更多是來自恩賜而非權利，是幸運而非必然。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體制，讓司法擺脫專制的枷鎖，法律才會成為捍衛人權的利劍而非專制的權杖，才會有真正的法治與正義。

在“女性財產權”指標上中國的更低排名，即可以展示中國法治不公的壹角。雖然中國女性在生育、醫療、勞動等方面地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財產分配上卻受父權傳統束縛，並受保守的中國法制體系影響。中國司法體制雖為大陸法系，卻也在很多時候遵循傳統的習慣和文化。因此，在財產分割、分配中，中國的司法實踐傾向於男性而不利於女性（這壹點在內陸中小城市和鄉村地區最為明顯）。這也說明了中國女性權利的脆弱性和相關法律保障的缺失。

沒有經濟獨立，就很難有人身獨立和人格獨立，就需要依附於人。因此，女性的財產權對於女權至關重要，關乎女性是否可以真正獨立自主。SPI之所以將此單獨作為壹項指標，與政治自由、司法環境等並列，正是在強調它的重要性。捍衛女性的財產權、繼承權、分配權，就是捍衛男女平等和推動婦女解放。

“個人自由與選擇（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

 在這個子項中，SPI並未選擇主流、精英、核心群體作為考察自由度和選擇能力的對象，而是更強調弱勢者的權利多大程度得到保障，以及阻礙自由與選擇的因素所產生的影響。這是很值得讚揚的。在中國，權貴階級擁有着“超級”的自由度與選擇權，而精英及中產階層同樣在非政治領域有着相當的自由和自主性。如果考察這些人或社會自由度的平均水平，那得出的結論壹定是扭曲的，甚至與真相相反的。每個個人包括弱勢群體都能自由發展，才是壹個真正自由和擁有選擇權的社會。

 該子項中的第壹個指標，是關於脆弱性就業者比例的。根據SPI官網解釋，所謂“脆弱性（或弱勢性）就業”，是指產生勞動價值的家庭式僱工和自僱工人（個體戶）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原文為“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 and own-account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ment”）。這些人缺乏組織和獨立性，也普遍沒有如“五險壹金”等各種社會保障，更易失業、被欺凌和剝削，是本就處於弱勢的工人中的更弱者。中國的這類僱傭人員占全體就業者的45%，足以說明中國有數量龐大、比例很高的處於幾乎“無依無靠”被僱傭者。

個體經營者用辛勤的勞動，利用分散的資源，提供着廣大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服務（如早餐點、小賣鋪），為經濟社會注入很大活力，促進了商品流通，繳納了不菲的稅款，也有利於吸納人員就業和促進社會穩定，貢獻巨大。但中國政府並未給予他們應得的保障和尊重，大多時候未提供社保、信貸、公共服務等支持。相反，各地政府機關為城市乃至鄉鎮的形象等，動用城管人員肆意驅逐、謾罵、毆打這些個體經營人員。而從事家政服務等工作的個人則普遍遭受身體和精神虐待，如同舊社會的奴僕，任人擺布，完全沒有與雇主平等的地位與做人的尊嚴。這是對中共政權標榜的“推翻了封建主義大山”的巨大諷刺。

脆弱的就業群體是中國勞工喪失權利與自由、飽受剝削壓迫的突出見證。其實，無論是這些個體就業者，還是在各大企業勞動的工人集體，都沒有作為工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利。無論是勞動報酬的多少，還是休息時間的安排，以及諸如工作安全、工傷補償、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工人階級是國家發展建設的主力軍，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中堅力量，沒有工人階級，就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可是，他們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待遇，權利和自由被剝奪。

這必須要改變。其中脆弱的個體就業者，更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組織保障。應該允許這些脆弱的就業群體成員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互幫互助，共同對抗權貴集團和精英階層的壓榨與不公對待，維護基本的權利與尊嚴。當然，這壹切實現的前提，是推翻中共的獨裁專制，建立民主和多元的新國家。

而腐敗問題，則是包括中共政權在內，幾乎所有國人都承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令人意外的是，中國以41分排名第79位，位於世界中間水平。這個排名似乎不算很高，與國內民眾普遍認知有明顯落差。而該數據來源為頗具公信力的機構“透明國際”的“腐敗感知指數”。也就是說，它還是有很高權威性的。

那為什麼排名與許多中國民眾的看法有落差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國人低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腐敗的程度。就像魯迅先生壹直在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但實際上這些人性的缺點弱點不是中國人獨有，而是世界共通的普遍現象（當然不同民族也有壹定區別，但整體上共性大於個性）。就腐敗問題而言，如印度、尼日利亞、南非、印尼等發展中大國情況都很嚴重，即便他們是民主政體、有着中國不可比擬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透明國際”本身判斷存在的偏差。不同於以上所述的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和封閉的，許多腐敗無法被揭露，各種形式的隱形腐敗（如不當得利分成等灰色收入，以及如字畫賄賂等“雅賄”手段）不易察覺等，都可能讓“透明國際”在評斷上出現錯誤。雖然中國壹些學術機構甚至政府方面與“透明國際”有着合作，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把中國腐敗的全況透露給後者。因此，在民主國家可以輕易獲取的腐敗情況，在中國只能依賴官方途徑及各種猜測。這也應是“透明國際”低估中國腐敗狀況的壹大原因。

至於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如今早已過了風暴的中心階段，已不再有多少威懾力。習反腐本身就是出於肅清政敵、確立權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為廉政而反腐。這種“運動式反腐”和“選擇性反腐”，自不可能對解決腐敗問題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那麼，腐敗與“機會”及“個人自由與選擇”有何關係呢？當然有關，而且關係密切。腐敗就會導致人與人因權力、金錢、人脈等各方面差異產生不平等不公正，自然也會影響到人與人在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機會平等。腐敗讓有權、有勢、有錢、有關係門路者有了更好的機會，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官員通過“進貢”上級升遷、商人勾結官員牟利、患者賄賂醫生優先獲取優質醫療、家長請託校長走後門占名校名額……都在破壞着平等與正義，損害着其他人的自由與機遇。相反，那些無權、少錢、人脈寡的人，其機會被奪走、自由被擠占，只能選擇餘下殘損的資源。

有人以“高薪養廉”為中國的制度性腐敗開脫，認為腐敗某種程度就是在以高薪提高行政效率。這正是忽略了腐敗與“高薪”的關鍵區別，即高薪下是平等的為國民服務，腐敗則是利用權勢和金錢破壞平等。腐敗帶來的“效率”只是有利於參與腐敗的既得利益者們，損害的則是弱勢的廣大民眾。況且，“高薪養廉”是給予公務人員與貢獻相對匹配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讓那些選擇性辦事、尸位素餐者中飽私囊。“高薪養廉”與腐敗得到的高收入有着本質的不同，也有着完全不壹樣的作用和影響，豈可類同視之。

所以，反對腐敗，就是反對不平等和不自由，就是追求公平正義。而中國，距離哪怕相對程度的平等，也還有很遙遠的路程。

在“早婚”方面，中國以3.2分排名第45位。根據定義，分數的含義是，中國15-19歲女性中有3.2%存在實際已婚或同居的情況。這好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南亞、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女性早婚早育的情況都遠比中國更為普遍。甚至在美國南方及內陸壹些州份，也存在普遍的早婚甚至童婚情形。

而中國表現的相對良好，又是得益於早年中國推動的婦女解放政策，以及中央集權體制對相對落後地區更好的開化作用，推動了婚姻的規範化。

但我們也不要忽視，中國還是有壹些貧困、落後、偏遠地區存在着壹定程度的早婚現象，甚至還有買賣婦女和童養媳等更加惡劣的情形。例如在重慶巫山，就有壹位叫馬泮艷的女性，12歲時被親戚賣給了他人作為童養媳，還因此被強姦生子。這樣的案例絕不是孤例，只是她的案例得到社會較廣泛的關注而已（即便她的個案得到較多關注，也並未改變她的命運，犯罪者也沒有受到懲罰）。這類案例，哪怕壹例都是多的、不應該的。所以，即便中國整體上早婚情況較輕，也不能忽略部分地區部分女性因早婚早育受到的重大傷害，保護女性尤其少女和兒童，是極為重要、不可輕忽懈怠的。

而在“滿意的避孕需求”方面，中國以91.20分高居世界第壹位。這是中國為數極少極為值得稱讚的成就。之所以中國有這樣出色的表現，是因為中國的世俗主義和非宗教化的社會形態、對計劃生育的大力干預和投入、社會風氣對墮胎等行為態度十分開明、各種阻礙避孕和墮胎的制度和文化障礙較少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情況如今正在向壞的方向轉變。隨着中共政權政策的變化，原來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政策正在轉變為支持較早結婚和生育。據說，已經有壹些地區在墮胎方面設置了障礙，例如需有不宜生育的疾病、親屬同意才可墮胎等情況。同時，隨着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尤其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派別力量的膨脹），以及傳統“女德”等糟粕文化的還魂，反墮胎、反避孕等思想逆流正在中國加速涌動。這非常值得警惕，需要堅決的反對。

女性作為胎兒的母體，毫無疑問應擁有對胎兒的處置權。胎兒不是完全的生命，只是由受精卵發育的不完全體。女性的墮胎自主權，關繫到女性大半生的自由、就業、生活，也和女性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男女平權有複雜而密切的關聯，不應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剝奪。

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有限成就來之不易，是自清末民初至今無數仁人志士包括巾幗英雄奮勇抗爭得來的，不能被從體制到民間、從國內到境外各種反動勢力的反撲所摧毀。婦女擁有包括自由生育權、墮胎權在內的各種權利與自由，是現代文明理性社會所必須的選擇，是每壹個正直進步的國人（無論男女）都應該參與捍衛的。

在“個人自由與選擇”中，有兩項是專門關於婦女的，其他分項也多有涉及女性權益的指標，可見SPI對於婦女權利問題的重視，也反映了婦女權利受損的嚴重和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女性占世界人口的約壹半，維護女權就是捍衛人權，捍衛人權也必須維護女權，二者是不可分割、緊密相連的。女性作為男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需要從制度、法律、文化、風俗習慣上加以保護和賦權，讓男女實現全面的、真正的平等，讓世界上的所有男女公民都安全、自由、平等的生活。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在“包容性”子項中，其實主要考察的是社會平等的問題。這其中涵蓋了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這五個方面。對於相對弱勢者而言，如果生活在較為平等的環境中，也就意味着社會的包容性強。因此，以“包容性”壹詞描述本分項，也是很有道理的。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的定義及相關分數解釋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經濟地位分配？” 以0到4的分數尺度衡量。0：富裕的人實際上享有政治權力的壟斷；普通人和窮人幾乎沒有影響力。1：富裕的人擁有政治權力的主導地位；位於收入平均線的人幾乎沒有發言權；窮人基本上沒有影響力。2：富裕的人對政治權力擁有很強的控制力；中等收入或收入較弱的人有壹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只在那些對富人而言不太重要的問題上有影響。3：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但是，中等收入的人幾乎具有同等的影響力，而窮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力。4：富裕的人民沒有經濟地位中等或較差的人民更多的政治權力。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地在各個經濟集團之間平均分配。”

而中國在該項中以1.44分排名第128位。這也就意味着，權貴階層主導了政治權力，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總體很低，而中產以下尤其貧困者基本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

同樣，在“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方面，其定義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群體（由種姓、族群、語言、種族、宗教或它們的某種組合定義）分配？” 以0到4的分數衡量。0：政治權力由壹個由少數人口組成的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1：政治權力由少數人口組成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2：政治權力由占人口多數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3：所有社會團體都有壹定的政治權力，有些團體比其他團體更有權力；或不同的社會集團交替執政，壹個集團在壹段時間內控制着大部分政治權力，其次是另壹組–但是所有重要的集團都在權力所在地發生轉變。4：所有社會群體的政治權力大致相等，或者沒有強大的族裔，種姓，語言，種族，宗教或地區差異可言。社會團體的特徵與政治無關。”

在這個指標上，中國排名更低，僅以0.67分排名第156位。顯然，這反映了中共統治集團對權力長期的、制度化的絕對壟斷，也側面證明了中國獨立政治力量和公民組織的空白狀態。

這非常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權貴階層以中國共產黨這壹組織為主要載體，壟斷了國家權力。其中，核心統治階層掌握了國家最高層次的、核心地帶的權力；各級次級權貴則在地方和其他相對外圍層次複製了核心統治集團的所作所為，構成了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越是有權有錢，所擁有的權勢越大，所得到的金錢、美色越多，形成馬太效應。但相對於民主法治國家，中國的“馬太效應”是建立在貪汙腐敗、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朋黨相攜、任人唯親等惡劣行為的基礎上的。或者確切的說，中國權貴階層不僅同樣有民主法治國家既得利益者的骯髒，還比他們獲利更多，也無恥的多。

 而專制極權體制，則是他們維護權力和獲得利益最重要的依靠。當權力集中在這少數人的手中而非全民共享，沒有制衡和監督，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巧取豪奪。他們反對多元政治、打壓新聞自由、壓制言論自由、實行愚民教育、動用暴力機器鎮壓各種形式的反抗，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保住和擴展他們及其子女的龐大利益。

這對於廣大人民來說，無疑是災難、是對平等和尊嚴的踐踏。但對於權貴階層及其子女乃至擴大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體制反而是有利的、值得捍衛和鞏固的。

我曾在《關於中國各領域現狀及對民主轉型的看法》壹文中，描述了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在中國所處的地位及其心態：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着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苟安、仰上俯下的精緻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緻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着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着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麼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係，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係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

因此，如今中國的權貴乃至整個既得利益階層，對於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反而是堅決擁護和全力捍衛的。在我們眼中這個體制的斑斑罪惡，他們卻會當成“美好（對他們也的確是美好的、值得維護和繼續存在的）”、“壹片大好”，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各種缺點，恰恰是他們心中中國“優越性”的體現。當今中國這個極度不公平的社會，我們視之為醜惡的時代，對弱者更是人間地獄，對強者、既得利益者來說，卻是美輪美奐的人間天堂。就像快速舒適的高鐵與骯髒緩慢的綠皮車並行不悖壹樣，中國數個階層各自過着品質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今等級化的、弱肉強食式的叢林秩序，不僅有利於從中大受其益的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秩序也是催動“中國模式”前進的內在動力。有了懸殊的不平等，才形成了嚴酷的競爭；嚴酷的競爭之下，人們才能迸發出無比強烈的爭勝心和拼搏的意志，繼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總量上創造更多的財富。

不同於許多因體制完全腐敗和階層全面固化而全無競爭性的衰弱國家，中國社會有壹定的階層流動空間，並給人以閃轉騰挪的餘地，甚至因其競爭的激烈與殘酷，反而比民主國家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強的前進動力。不平等的競爭雖然不能實現過程和結果的公平，卻可產生別樣的刺激，激發人們的爭勝心。中國的統治者們將不公平的現實對國民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效的轉化為促進個人奮鬥的推動力，而非成為經濟停滯的障礙。中國的體制在保障既得利益階層整體利益不受損害的同時，給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有限卻可見的機遇，以擴大統治基礎、強化競爭和維持社會穩定。

例如高考制度和公務員競聘制度就是實現“土窩窩飛出金鳳凰”的路徑，哪怕它有相當程度的局限性，且路徑正在越發變窄。在中國，即便出身於普通甚至貧困家庭，如果肯努力拼搏，是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的，當權者是會吸納他們，讓他們“入體制彀中”、分得壹杯羹的。當然，這個“拼搏”不僅包括認真工作、辛苦勞動，還包括攀附權貴、拉幫結派、媚上欺下、奔走鑽營，利用體制的空隙和社會的“潛規則”，最終達成階層躍升、實現“榮華富貴”的目的。

中國目前這個體制和社會，既考慮“關係”又考慮“能力”，既要“守成”又要“效率”，有關係門路背景者與有能力者瓜分和共占了既得利益（往往二者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得利益者既有關係門路，也有能力，因為能力本身很大程度就需要壹定條件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這往往又需要有優越的家庭條件，二者循環，即階層固化）。這樣，中國的既得利益群體就有了活力和技術性素質，有了更強的可持續性和代際傳承的能力，讓這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得以長存，專制體制也能長治久安。那些沒有關係門路背景也沒有機會取得“能力”的弱者，包括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個體經營者，就成了這個社會的犧牲品、被剝削者，從事低階的、勞動報酬低下的工作，為生存而苦苦掙扎，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成為時代的受害者。

另外，中國還在壹種特殊的“包容”方式上很下功夫，即通過不平等的制度與法律，自動將社會群體進行隱形的切割，以結構性的壓榨與剝奪，淡化個體對個體的傷害明顯度，並且通過壹系列手段將各階層在物理空間和精神層面有效的相對隔絕開來，讓受害的弱勢者很難清晰的明白誰是掠奪者與加害者，並將其與權貴及精英隔離在不同的生活軌道上，減弱其發起反抗的心理動機，增大其接觸現實中真正壓迫者的難度，並“適時”引開矛盾焦點，最終弱化大眾心理層面社會矛盾嚴重程度和反抗烈度，再利用高壓維穩和“奶頭樂”軟硬兼施的制服之。當人們找不到真正的壓迫者或物理上難以靠近，反抗的怒火（及潛在的行動欲望）也就被自我安慰熄滅，甚至轉化為維持不公正現狀並擠入既得利益者行列的動力。

關於“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中國排名同樣很低。無論是中國政治高層的性別構成，還是兩性在國家政策方面話語權的差距，都在表明中國政治層面的男女不平等極為嚴重，遠比經濟、文化方面兩性不平等為嚴重。沒有政治的平等，經濟和文化上的相對平等就是脆弱的，是容易被顛復的。何況，中國女性在經濟和文化層面的與男性也有巨大差距，且近年該差距呈擴大趨勢。男女平權的惡化，與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低下是分不開的。中國最高實際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7人，均為男性；25位政治局委員中僅壹位女性。而全國各地方的黨政機構中，大多也是如此。女性沒有權力，也就無法真正牢固的擁有權利。沒有權力的衡平，就沒有權利的平等。

在“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方面，針對不同的少數群體，中共政權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前述的針對宗教群體問題上，對待佛教、道教，和對待基督教，對待伊斯蘭教，各有不同。

而針對不同民族，態度也是不同的。中共政權對於維吾爾族的迫害是最為嚴重的，對藏族次之。中共對維吾爾族採用關入集中營及監獄，並施以酷刑的方式，並輔以派遣漢族幹部大規模入戶進駐等手段，以超限手段對付維族的分離主義活動；對於藏族，則採用嚴密監視、高壓管控等手段，壓制藏人獨立和自治的浪潮，以軟硬兼施的手段維持在西藏的穩定。對回族則持警惕和監視態度；對西南諸少數民族（藏族除外）實行恩惠政策，以扶貧開發等手段籠絡人心；對蒙古族，則是有防範也有拉攏，給予其相對優越的政策支持，換取北疆的寧定。最特殊的是滿族，它不是受害或與漢族平等的少數民族，而是滲透於中央和東北地區，占有特權和襄奪了中國部分歷史文化話語權的民族，所享受的政策紅利甚多，在實質上凌駕於包括漢族在內所有民族之上，並逃避其歷史責任。

而中國體制和社會對於殘疾人等弱勢的少數群體，則是很不友好的。不同於西方國家對殘疾人的各種扶助措施，如無障礙設施的廣泛設置、殘疾人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中國身心殘障者處境艱難。國內的無障礙設施僅在較發達地區有壹定數量和復蓋，且經常遭占用和破壞；殘疾人普遍無法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失業率遠高於普通人，且多從事類型較低端、薪酬較低的工作，機關和大型企事業單位需聘用壹定比例殘疾人的規定形同虛設；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殘疾人的歧視，發生在家庭和福利機構中對殘疾人的毆打等虐待行為很普遍。但由於對新聞自由和個人維權的壓制，這些信息大都不被公眾了解。即便如此，從個別新聞中還是能夠窺探其中內情，例如廣東的練溪托養中心，因少年雷文鋒死亡事件，牽出49天內20人死亡的新聞，引爆輿論。這足以窺見中國殘障弱勢群體生活之悲慘、處境之恐怖。

在“包容性”最後壹項，即“接受同性戀者”方面，中國以0.20分排名世界第83位。同性戀群體在中國的處境又是壹個複雜的議題。壹方面，中國官方拒絕同性婚姻合法化，也不允許LGBT群體進行大規模公開的平權活動；但另壹方面，受益於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持壹定程度的開明態度，而非如許多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及人群那樣堅決拒斥同性戀行為及相關群體。不過，中國的互聯網及線下同時也有大量反同言論，不同人對LGBT群體的接受度參差不齊。

令人擔憂的是，與女權壹樣，中國對同性戀雖然曾經有過較為開明的時期，但政策正在收緊，打壓日益增多。如中宣部控制的廣電總局在2019年7月發布的《通則》中就將同性戀稱為“非正常的性行為”，要求在視聽節目中加以禁止。而已持續10年的同性戀群體組織的“上海驕傲節”也於今年宣布停辦。這都證明政權對於同性戀及LGBT群體的打壓日益升溫。未來數年，中國的LGBT群體處境將更趨艱難，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公開化則遙遙無期，LGBT群體還要長期生活在相對的暗處。

“接受高等教育（Access to Advanced Education）”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也是個人得以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高等教育則是人獲得進壹步的提升、得到超越性發展機遇的前提。如果說基礎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高等教育就是地基之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讓人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在該指數中，中國以73.96分位居第35位，處於“優良”程度。這既得益於中國龐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也和教育領域對個人機遇的提升的確較多有關。

在“優質大學加權指數”中，中國以521分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無疑與中國龐大的人口及教育體量有直接的關係。正是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國土面積及教育規模，才讓中國擁有了從總量上鮮有匹敵的教育資源及優秀生源，也就有了眾多排名世界靠前的優質大學及所擁有的大量學生。依靠龐大的基底和集聚效應，以及通過行政手段對教育資源的集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排在了世界前列，令全球許多國家艷羨。這就是大國的天然優勢，會在整體的競爭力與總值方面遙遙領先。

而在涉及人均的教育數值上，中國排名壹下子就跌到了60多位。在“可引用文件”及“預期的高等教育年限”方面，中國分別排名第65位和第60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婦女”也是以70%位列世界第70位。

即便如此，這仍然比在“機會”維度中其他大多數排名要好的多。相對於政治自由、公民權利、社會包容性等而言，中國在教育領域的確給了民眾較多的機遇與空隙。

但這些機遇與空隙僅限於給予技術性教育和提供進身之計方面，並不代表中國的教育有真正的自由，更不代表它可以培養真正自立自強的現代公民。相反，中共政權嚴密把持從中小學到大學的壹切教育的內容與形式，嚴禁獨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啟蒙。雖然有個別教師試圖向學生傳遞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意識，但只是零星的、短促的、隨機的、非正式的、有限度的，且如今連這點自由都面臨嚴酷的摧殘，如“五毛”學生對老師的舉報以及自上而下對極少數敢言教師的迫害。如翟桔紅、楊紹政、許章潤、蔡霞等高校教師的“下場”就是例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確有了長足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這種發展是嚴重畸形化的、工具化的，是重手段輕思想、重應用輕通識、重理工輕人文的。

中國的教育有着無比突出的工具性特徵。它既是政權推動愚民教育的工具，也是培養技術型工具型人才的工具，還是個人用以出人頭地、競爭上位的工具。它也未能承擔使民眾獲得通識知識、獨立思考能力、追求正義的品質和參與公民社會的功能，成為徹頭徹尾的功利化工具。教育工具化，也讓民眾自我工具化，繼而讓整個社會工具化。在工具化的教育下，人人成為社會固定的部件，沒有作為人基本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品質，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儼然是只會服從和逐利的“工具人”。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雖然中國有眾多知名高校，也有着可觀的“可引用文件”數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算眾多，但因其教育內容和形式的劣質和工具化，這些成就都遠沒有數字看起來那樣好、那樣高。相反，忽略內質的統計誇大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成就。

即便只考慮給予個人出人頭地的機遇平等方面，中國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日益衰減。隨着階層固化的加深，不同階層子女所受教育的質量差別越來越大，教育不僅沒能成為打通階級壁壘的隧道，反而成為了階層固化的幫凶。在以前，如清華北大等知名院校農村學生曾高達半數，如今只有壹至兩成左右。權貴階層子女基本壟斷了最珍稀的那部分教育資源，中產階級勉強分壹杯羹，普通民眾則只能從小就“輸在起跑線上”。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地域之間的教育差距日益擴大，學歷水平越來越和家庭階級地位呈正相關，通過高考實現階層躍升越發艱難。

還有“可引用文件”的品質問題。中國近些年來在專利、引用文獻等方面的數量上有迅猛的增長，但質量卻乏善可陳。例如專利領域，中國每年專利數量已居世界第壹，但專利的轉化率卻很低，即有效性低。而“可引用文件”中的文章、文獻同樣會有類似問題。在文件質量堪憂的情況下，只談數量，就很容易被形式主義、形象工程製造的假象蒙蔽。我想SPI引用的SCImago數據也未能考慮到中國學術方面存在的巨大水分，同樣會受此類形式主義和數據造假的影響，而導致公開的光鮮數據與學術領域的真實狀況存在很大落差。

總之，中國高等教育在取得壹定成就的同時，更存在着巨大的問題。而SPI的數據和排名僅僅展示了成就，至少客觀上無法充分有效的反映出存在的問題。這就是數據、指數的局限性。它很難反映具體數據內部的質量、內容、均衡性、細節等重要方面，只能給出壹個相對宏觀的數字，以及根據這個宏觀而粗糙數字而得到的排名（當然，SPI本身就是由許多具體數據共同構成，可以說是由各種細節、具體質量、內容組成了宏觀的“社會進步”狀況。但具體到高等教育這個子項、“可引用文件”這個小項，它們本身又成為了壹個較為宏觀的、粗糙的數據，缺乏更低壹級的子項、小項進行解釋和補充）。

“機會（Opportunity）”維度綜述

在本維度上，除最後壹個子項即高等教育及前面個別小項如婦女避孕和墮胎自由之外，其餘方面中國均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政治權利和媒體審查等方面更是幾乎排名墊底，與朝鮮等極度專制和落後的國家相近。這就是當代中國可怕的現實，令有識之士絕望而窒息。

凡是涉及政治的問題，根本原因都在於這個獨裁專制的體制和龐大的特權階層的統治。不發起革命（包括不流血的和平革命）、不改變根本的制度與社會形態、不剷除權貴集團，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觀。而在習近平政權日益強化的專制統治之下，連有限的改善都沒有，反而越趨惡化。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社會的“機會”不可謂不多，哪怕是需要依靠服從、鑽營、依附得到的“機會”。這就使得中下層民眾並未對階層躍升完全喪失希望。這個體制對中下層有壹定才能和欲望的個人，有着很強的容納、吸收能力，能夠讓這些人為權貴階層所用，雙方心照不宣的合謀共同剝削大多數人，構建起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實現壹種不平等的穩定秩序。這就讓中國社會在專制體制下始終保持活力（在弱肉強食環境的逼迫和成王敗寇的刺激下，甚至比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更有活力），而不會走向衰亡。這正是中共專制極權令人生畏之處，它有着邪惡卻強大的生命力。

繁榮下的不公與邪惡：SPI反映出的當下中國複雜現實 SPI用這三個維度、12個分項、50個指標，勾勒出了中國特色專制極權社會的數字畫像。這幅畫像既有閃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則是晦暗難明、間有明亮的灰色圖景。

SPI在這50個指數之外，還列出了中國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個指數本身是排除了有關經濟發展水平、個人收入等直接的經濟指標的。但SPI中許多數據的高低，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卻與經濟問題密不可分。

就中國的經濟而言，至少部分地區、核心地帶是繁榮的；而個人收入方面，中上階層也是富裕的，改革開放的確“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談今年才發生的新冠疫情，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的確是相對繁榮的，尤其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最良好的經濟體之壹，尤其在穩定性和低失業率方面無可望其項背。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純熟的運用了西式科學邏輯，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繁榮。

但在經濟繁榮與科技發達的背後，卻是公民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喪失、民主法治的蕩然無存、社會不公的日益加劇。僅僅就經濟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貧富差距懸殊、階層固化嚴重。壹部分人過着物質極度豐富、優質優雅優等的生活，另壹部分人卻還在為基本的衣食掙扎，艱難悲苦的活着。

至於這種不公和壓迫為何沒有與他國壹樣，形成顯性的政治動盪和社會不安，就和中國特色的極權統治分不開了。它有着世界上最嚴厲的管制系統（如果還有可比的只有朝鮮），是典型的剛性體制。壹切集體行動都在政權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國民沒有起碼的結社、遊行的權利和現實可能性。對於民主運動和公民運動人士，他們不惜以鐵腕手段予以抓捕，處以長短不壹的、形式多樣的監禁，並千方百計阻止相關人士的串聯和組織化。通過將民眾原子化，高度組織化的政權對分散的民眾形成了壓倒性的統治優勢，並輔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實現了“以少制多”的專制統治。

它還利用信息技術，極大的延伸了統治的觸角、細化了統治的結構、強化了統治的力度，讓壹切苦難與憤恨被擠壓在小範圍乃至私人的、個體生活之中，不能夠正常的爆發出來。無孔不入的監控錄像和網絡監控，讓組織化的抗議與集體政治抗爭完全不可能出現，連互聯網上都難以出現持久性和系統化是政治反抗浪潮。這使得社會的不公與黑暗再嚴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規模化的、現實性的反抗、對抗方式呈現出來。相反，無處不在的維穩系統，讓中國社會看起來比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都更加寧靜祥和、欣欣向榮。

中共成功實現了極權統治的“長治久安”，不僅依靠信息技術和高壓穩控，更在於實行了社會達爾文化、叢林主義、高度激勵型的政策與制度模式。如前所述，在中國，各階層都有壹定的提升空間，才能與“關係”二者都是個人上升的路徑。只要能夠為這個不公平的統治機體做出“貢獻（無論是何種方式、受益者是誰）”，就能占據相對優越的位置，獲得與個人“實力”相當的回報。這就使得有壹定身份地位、金錢、人脈、學歷、視野等條件和能力的人，在這個社會中過得並不差，雖然受權貴壓迫，卻還能享受更加弱勢者以低廉價格提供的生產與服務，並在生活中的各層面凌駕於後者之上、在與後者的各種紛爭和衝突中占得優勢。

因此，中國社會的精英與中產階層，普遍並不怎麼厭惡當下的制度，甚至還樂於維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現狀，以免更弱勢者獲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與權利。通過我從多種渠道了解到的信息，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普遍是相當保守的，甚至覺得如今的特權和其損人利己的“自由”還遠遠不夠。他們並非是被強迫擁護現行體制，而是積極主動的（至少是不加抗拒的）支持和維護現行制度和政策的。

有了這起碼兩億位於權貴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成員（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認，中共政權的統治就很穩固、安全了。這些既得利益者遠較比他們人數更多的弱勢民眾有進行反抗、參與變革的各種資源。他們安於現狀，那潛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僅靠那些缺錢缺地位缺人脈缺知識的弱勢民眾，是不足以威脅到權貴集團統治的。輕忽中共吸納各行各業“能人”的能力，無視叢林社會“自發”的穩定性，是西方和中國自由派屢屢誤判“中共即將倒台”、“中國即將崩潰”的最主要原因。同樣，這種社達化的發展模式與叢林式社會結構，也是中國特色極權得以長存並相當穩固的最主要原因。

這樣的誤判和認知缺陷很可悲，而這種社達與叢林式的社會的存在更可悲。它否定了“平等”這壹人類最值得捍衛的價值，以“強者生存”、“適者生存”的方式將人類社會動物化，將中國變成人壓人、人踩人、人吃人的殘酷國度，剝奪了因種種原因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的基本生存權、發展權、選擇權、尊嚴權和自主權。而完全不平等和不透明的競爭，讓這種叢林社會更加陰暗。

而教育、醫療、居住、養老、供水供電、交通通信等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量與質的水平，以及對以上資源的差異化分配，還有極低的直接稅，則是中共政權維系統治的重要基礎。中共維持專制為“體”前提下，在物質等“用”的領域大膽學習西方，通過高強度的激勵機制，讓人民積極參與生產建設，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任用技術官僚，極大的促進了物質總量的相對豐富和部分領域與區域的繁榮。其平均繁榮程度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大國都被拋在身後。但這種豐富與繁榮顯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異的，整體水平也並不很高。不過，差異化的資源分配讓少數人獲得了大多數資源，反而促使這些人維護特殊化利益，進而捍衛現行體制、忠於中共政權。這種“中體西用”的經濟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極權制度與等級文化有了西式的經濟技術加持，物質更充分、激勵更豐厚，極大的鞏固了統治的基礎。

這種利用實際利益維系統治的方式，遠比毛時代通過洗腦和政治狂熱更能長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對政權的忠誠。再狂熱的政治浪潮都終將冷淡下來，但對利益的追求則可保持終身並世代相傳。尤其在物質相對短缺的社會中，人們更會為有限的資源而拼命相爭。當只有依附或進入體制才能獲得更多利益時，忠於專制政權反而是“理智”的，反對政權則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呆子”。而在經濟社會取得有限發展的中國，人們既面臨物質及服務短缺與劣質，又有獲取優質資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極大激發人們為現實利益而不顧壹切的熱情。這為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延續提供了很“適宜”的條件。中共政權將“中體”和“西用”都發揮到極致，讓這個封建頑固政權煥發出青春般的朝氣，讓人們感覺壹切不公不義都能萬世長存。

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政權也在試圖解決貧困問題。例如習近平上台後，在扶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派駐了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企事業單位人員下鄉，以進行“脫貧攻堅”。對於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中共政權也有很多着力。他們當然也願意治下的百姓過上好日子。而SPI數據中中國在壹些基礎性物質和服務供給上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壹定程度得益於政權影響力下沉帶來的相關物質供給。相對於毛時代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下層民眾尤其農村貧困百姓的生活的確得到了巨大改善。

但是，包括扶貧開發在內的各種手段，並未從根本上觸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與分配製度。扶貧中給予下層民眾的“恩惠”，只是特權集團將絕大多數資源分贓後，留給前者的壹點殘渣罷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沒有分配公平，沒有稅收的有力調節，更沒有法治與對個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弱勢者終究是被欺凌、剝削的對象。即便得到有限的物質補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何況，即便是這些扶貧工程，也不乏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實際成效大打折扣。而且，中共政權終究還是不希望下層民眾物質豐盈的，那樣會使得後者產生更多權利意識，進而有更多非物質的、關於個人尊嚴的追求，這是中共政權十分不願看到的。因此，他們寧可讓下層民眾既不徹底絕望，但也會因勞碌與不安而喪失進壹步追求權利與尊嚴的欲望。由於這些原因，廣大城鄉下層居民仍舊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於是，壹幅複雜中國的圖景就展現無疑了。有壹部分人錦衣玉食，壹部分人衣食無憂，還有壹部分人在為溫飽勞作；有壹部分人享受着優越的教育醫療養老條件，“從搖籃到墳墓”都幸福的度過，壹部分人為學區房專家號爭得不可開交，老年時和子女在親情與利益間糾結，還有壹部分人則從兒童和青少年時就被社會拋開，有大病只能在家等死，老了無人照料甚至自行了斷；有壹部分人有着高度的個人自由，生活隨心所欲，壹部分人為有限的自由和獨立空間而奮鬥，還有壹部分人從未體會過什麼是自由和隨性；有壹部分人有着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諸多特權，掌握着國家命脈和社會變動方向，壹部分人無力改變現狀而沉浸於娛樂與物質中自我麻痹，還有壹部分人則任人擺布，被自己以上階層欺壓同時底層互害……三個宏觀的階層，三個不同的中國，在社會生活中充滿着交集與非交集，交叉式的並存於中華大地。第壹部分人有官員和“紅二代“官二代”、富豪資本家與“富二代”、公務員、軍官、事業單位和國企領導與高管等，第二部分人的稱謂包括白領、工程師、醫生、教師、媒體人、技術員等，第三部分人被稱為工人、農民、農民工、殘疾人、“老少邊窮”居民……他們共同構成了複雜的中國。

因此，簡單的講中國人“幸福”還是“不幸”，中國是在“崛起”還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頗、以偏概全的。中國的繁榮受益的只有壹部分人，而體制的受害者同樣也只有壹部分人。不同群體在中國有不同的生活境況，也對中國現行體制和社會有着不同的感知。中國不同領域也有着不壹樣的發展水平和變動軌跡，有些的確優越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而還有的方面就落後於世界平均甚至墊底。但國內外許多人士，都往往只從某些人群、某壹方面的角度評判中國，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沒有對中國正確的認知，也就不可能對症下藥的改變中國。SPI很可貴的壹點，就是相對全景式的展現了中國複雜的社會樣貌，讓人們能夠以更客觀全面的視角看待中國。

當然，中國不同群體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並不代表中國不應該做出根本的改變。相反，這正反映了實現變革的必要性。因為，那壹部分相對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壹部分人的不幸為前提的，這使得許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壹種罪惡。壹個美好的、良善的社會，是建立在互利共贏而非損人利己的基礎之上的。同樣，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也是大於高壓統治維持下的社會安定、“各安本業”的。真正的秩序不是以不公正的壓迫手段實現的，而是在保障各階層各群體平等參與前提下得以維繫的。強迫得到的“情緒穩定”，是對人性的侮辱。“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即便為了追求正義而發生動盪，也好於這種壓迫造成的窒息式寧靜。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魯迅先生之言誠不欺我。其實，在民國時期及上世紀80年代，還有大批人跨越階層追求社會平等和建設理想社會的。但如今，在社達化、犬儒化、功利化的環境與氛圍中，人們都只關心自己的壹畝三分地，對於他人的痛苦缺乏感知。如前所述，中上階層都在極力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並無動力推動變革。而弱勢民眾雖處於受害境地，但對變革卻有心無力。何況，在如今科技高度發達、物質供給遠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醫療服務有壹定保障的情況下，底層也比以往任何壹個時代都更容易苟活下去。面對大數據下的高壓管控，沒有反抗路徑、不可能再“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弱勢民眾，只能如動物壹般在滿足溫飽與“奶頭樂”中渾渾噩噩的活着與死去。

這樣的“繁榮”是不值得捍衛的，這樣的“穩定”也是不應該繼續的。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會和諧、普選基礎上的民主、以權力制衡為前提的法治。口口聲聲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習近平政權，卻在製造和放任更大程度的資源供給不平等。中國國民的貧富差距及所享受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數量質量差距，如今都在擴大，擴大後造成的差距也在固化。在如今奉行權貴資本主義政策、傾向強者的形左實右體制下，這很難得到扭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既是當下中國的現狀，也是可預見的未來。只有推動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進行權力、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才能改變如今殘酷和不公的現實。

我們還要警惕中國在女權、LGBT權益等領域明顯的倒退趨勢。由於中國是世俗化的政權和社會，而曾經在這些領域有較其他國家有相對優勢，如今這些優勢卻在下落，甚至已經變成了短板。新頒布的《民法典》中關於“離婚冷靜期”的規定，就是婦女權利退步的明證。各種“女德班”的興起與互聯網上無處不在的對女權主義的汙名化，都在反映着中國女性處境的越發惡劣。LGBT群體也成為這個高度禁錮社會的利益犧牲者，其權利與自由將重新被限縮。除了面對中共政權的壓制，女權和LGBT權益還面臨着來自民間、外部男權主義與宗教勢力的威脅與侵蝕，遭受着親體制者與反體制者的雙面夾擊。而環保方面，中國也很可能走向退步。尤其在氣候變暖等遠景議題上，中國大抵會放棄長遠利益而注重短期經濟發展，不惜過度消耗資源和透支環境，對國內和全球造成巨大傷害。

在通訊與互聯網領域，中國正在構建密不透風的大數據極權，以信息化手段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強力的社會控制。信息化社會極度拉大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官方與民間、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實力差距、信息差距、影響力差距，使得前者對後者形成了“降維打擊”的壓倒性優勢，讓管制變得密不透風和得心應手，受管制者則幾乎毫無反抗的餘地、喪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歷史上國內外暴力革命乃至農民起義那種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權無孔不入、軍警無所不能的信息時代再現。

信息技術尤其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不僅沒能如壹些人想象的那樣加速獨裁政權的瓦解，反而成為中共集團更“高效”馭民的手段，將民間的大規模政治反抗變為幾乎不可能。索羅斯所說“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大的敵人”，很大程度正是緣於近年來中共政權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所作所為。互聯網、大數據、信息化數字化，本是人類最新壹輪科技革命中最耀眼的成果，如今卻成了獨裁政權最得心應手的專制工具，其治下的民眾則變成了數字時代的奴隸。中共及其他壹些國家獨裁政權利用互聯網對民眾的嚴密管控，與西方國家飽受假新聞等互聯網無秩序的傷害，共同構成了人類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帶來的人權危機。這壹危機僅靠技術無法解決（危機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技術爆炸而引發），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國際合作等諸多手段，才可能將這不是核武勝似核武的人類新危機解除，將互聯網和大數據“關在安全與理性的籠子裡”。

SPI數據清晰的指明了中國最落後保守的，就在於政治制度和個人權利。中國今天的壹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文化、社會等範疇的種種問題就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條件。經濟模式、收入分配、科技應用、社會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風、民族宗教、對外關係……這壹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權利得到伸張、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趨向合情合理、文明進步。

反過來說，如今以上各領域存在的問題，都是由於專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意味着權力，權力的力量是巨大的，左右和影響着壹切是是非非。政治專制則意味着權力壟斷，掌權的人可以肆意妄為，將壹切操控起來，任其生殺予奪。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權力壟斷，讓權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約並服務於公民權利；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壹切醜惡都掩埋在黑暗裡，惡人就可毫無顧忌的作惡。當壹切都透明化，有了輿論的監督與公民的吶喊，罪行將曝光於光天化日，被譴責、制止、追責，繼而震懾其他試圖為惡者，實現社會相對的文明與良善。

當下的中國是複雜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問題是不公不義，關鍵缺陷在於政治與公民權問題，物質基礎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勵與機遇卻導向叢林秩序，科技發達但用於歧途。SPI關於中國的寶貴數字畫像，讓人們更好的認識了祖國的現實。在明晰事實的基礎上，才會有切合實際改變中國的藍圖、恰如其分的變革實踐。

希望未來有壹天，國人在SPI和各種權威指數中看到的不再是惡劣的極權政治、腐敗的司法體制、歸零的公民權利、懸殊的貧富差距、殘酷的叢林主義，而是發達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體系、強健的公民社會、普惠的經濟成長、包容的文化氛圍，中國人民也能夠擺脫專制的枷鎖，贏得真正的自由與幸福。

反共民運的可行方略

作者 王慶明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海外民運第壹個突出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情勢的判斷嚴重失准，缺乏對中國社會復雜與多元性的認知。

　　相對於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認識較為深刻的國內自由派學者（如秦暉、孫立平、賀衛方），海外民運學者和領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簡單化的視角看問題，批判難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評中共獨裁，選擇性的、壹廂情願的唱衰中國，批判流於情緒化。

　　從1989年六四之後至今，海外民運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每當中國發生危機就認為人民會革命、共黨要垮臺。嚴重有損民運公信力。

　　這充分表現了民運的盲目樂觀，把想象和願景當成現實，缺乏對中國國民心理的認知，低估中共政權的控制力、沒有觀察全局的意識，陰謀論漫散於民運言論中。

　　眾多海內外民運人士，熱衷於傳播未加證實的消息甚至謠言。

　　長此以往，民運公信力何在？

　　民運人士傳謠，或者發布、轉發壹些不切實際的聳動消息，究竟是判斷力真這麼差，還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實性，只想着吸引眼球、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經舉例的兩位經常轉發謠言的鮑彤先生、高瑜女士，壹個是趙紫陽高參，壹個是名牌記者，為何對信息真假也無判斷力？

　　民運分子互相指責對方是“特務”這壹點，我真是難以理解，也非常不贊同。從常識就可以判斷不可能有那麼多特務。這種相互攻訐，只會讓民運整體形象不斷受損，嚴重干擾革命大業。為什麼就不能團結起來？鬥成這樣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嗎？

　　中國民運必須團結起來，求同存異。

　　既然投入民主運動，就不應該讓私人恩怨影響正常民運事業。私人的事私下解決，為什麼要綁架公共利益？

　　同樣，政見不同，只要沒人身攻擊、突破普世底線，就不應該把政治分歧變成個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難嗎？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義憤與私憤。

　　中國民主派，內訌、不團結、冷漠自私，是有“光榮傳統”的。

　　建國前後，風頭壹時無兩的“第三勢力”民盟，拉幫結派，內部斗得不亦樂乎，甚至反右時還想借共產黨剷除異己；對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遠，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和中國平民有同樣的劣根性。

　　海外民運嚴重缺乏群眾基礎、與大陸公民未建立廣泛連接、沒有根基，讓人口最多國家的民主運動變成幾百人小圈子。

　　這固然與中共打壓、國民愚昧麻木有關，但是民運人士在關註民生疾苦、聯繫、引領與發動公民方面顯然做的遠遠不夠。民運脫離了人民，如同被舉離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運並非沒有機會在海內外尤其海外發展力量。海外的華人社區、留學生群體，在89之後幾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運卻沒有去結合群眾、深耕基層，在留學生中更是無所作為，導致中國經濟崛起後，迅速奪取了對華人影響的主導權。有能力做的，卻沒有盡力去做，民運當然有責任。

　　海外民運人士，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愛、寬容、悲憫之心。從他們的字裏行間、言談風貌，都能看出來他們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國內民眾缺乏真摯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觀角度將人民的苦難當做攻擊中共政權的談資。沒有與受難者共命運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運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對比，這壹點更鮮明。藏人的達賴喇嘛、捷克的哈維爾、俄國的索爾仁尼琴、韓國的金大中，這些流亡者從沒忘記他們祖國的人民，以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世界看到他們民族的苦難。

　　雖然這些中國民運人士也在做，但是，後者所做如流水線工人那樣例行公事，前者卻是浸入了血淚和靈魂。

　　不過中國國內的民運、社運卻有許多極值敬佩之人。

　　劉曉波、李旺陽、王全璋、高智晟、唐荊陵、吳淦、甄江華、胡佳，在這個令人絕望的國度，迎着暴虐的政權、承受着人民的冷漠與誤解，孤獨的鬥爭着，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運，難道不應反思、振作、去盡己所能的抗爭嗎？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民運，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麥凱恩式的右翼，還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多為鄧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待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他們只是希望通過選舉建立鄧右路線的合法性。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支持者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行動力的欠缺，建設性、實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運影響力低下的體現，也是原因。

　　首先，我當然明白民運行動力受多種客觀條件限制，如中共的強大與打壓、缺乏來自中國和歐美的資金、輿論支持。

　　即便如此，民運在現有條件下，仍可有所作為。但現實是，做的實事乏善可陳。

　　所謂做實事，就是做能夠影響現實、改變現實、具體的、有建設性意義的行為。如組織動員工人罷工，為國內維權人士搭建求助平臺並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國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與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與歐美主流媒體合作，以系統性揭露中國侵犯人權及制度性罪惡，建設教育與發動群眾的民主啟蒙平臺。

　　當中國發生維權運動時，民運並沒有有效的把維權者的聲音傳到國際社會、沒有去促成不同維權團體之間的聯合、沒有積極營救維權領袖；當中國政府出臺蠢政惡政時，沒有做出系統性批判和給出解決方案；當中國弱勢群體無法發聲時，沒有利用自身和歐美相關資源去幫助他們發聲和抗爭。

　　當然海外民運並不是沒有壹點沒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點。中國沒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極大的自由：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後再看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個建議：成立中國影子政府

　　包括民運人士在內的中國自由派，應該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權組織應包括政府、國會、法院、社會自然科學院（智庫），其中政府包括總統、總理和各部委，與中共政府機構壹壹對應。每個影子部委都針對中國相關領域的事務進行研究、批判中共對應部門政策的錯誤。

　　具體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醫療、養老、住房、科技、財政、城建等領域的弊政與腐敗；針鋒相對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給中國人民壹個全新的選擇。讓國人清楚的知道體制的具體罪惡，唾棄舊政權而擁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壓中共使其改善施政、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在可能的情況下，影子政府也可以與中共政權直接對話、談判，甚至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合作，嘗試和平轉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讓中國人民清楚的看到，壹個民主憲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這樣運作的，會極大增強人民對民主的渴望與未來政權的信心。

　　另壹個意義是，影子政府的運作，可以在未來中共政權垮臺後，迅速有壹個替代的臨時政府，以及壹套模擬的非常成熟的治國方案，以降低轉型的陣痛、減少人民在政權更迭時遭受的損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建設、社會福利領域，影子政府的各項政策，可以與中共相關部門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對中國法院開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嚴格的法律程序模擬審理，做出判決；影子教育部則可以就中國中小學的教育內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學的學術自由、“去行政化”出臺細緻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實驗場，是法治中國的雛形，是從左到右政治光譜下各派別和平競爭的舞臺，是知識分子治國的嘗試，是媒體對政府強力監督的典範，是全新官民關係的示範，中國缺什麼，這裏就有什麼，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難點，就是影子政府應對和解決的重點。

　　中國民運，沒有融入國際民主、民權運動之中，海外民運沒有積極參與所在國的政治、國際事務。

　　30年來，中國民運在國際上日益邊緣化，既因中共政權的壯大、民運實力的衰落，也因民運本身缺乏對國際事務的關註、對他國民主和民權運動的幫助、聲援、介入。

　　世界上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們，需要團結合作，才能以最大的聲勢和力量，打擊獨裁政權。而在各國經濟政治聯繫日益緊密的21世紀，更需要以國際合作的方式推動民主化。各國民主運動、民權運動人士，應深化互助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同聲共氣。

　　對中國民運來說，面對強勢的中共政權，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擺脫孤立、弱勢的局面，是當務之急。

　　可是中國民運卻很多與從歐美到亞非拉的民主運動力量和民權與人權活動人士等優先要爭取的組織和個人建立穩固而持久的聯繫，更缺乏實質性的交流與互助，使中國的民主運動越發缺乏國際的關註與聲援。

　　人權高於主權，自由民主無國界。作為與強權暴政抗爭的弱勢者，團結聯合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中國民運，卻沒有國際戰友。

　　甚至同為華人的港臺，都日益淡化“中國”屬性，正在向只反華不反共的方向過渡。

　　國族與自決話語下，“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八九以來的口號日益暗淡。

　　中國民運，必須去爭取、打動、說服港臺人民，讓中港臺團結起來抵抗中共暴政。

　　沒有民主的中國，港臺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會受中共的威脅與壓制；沒有港臺的協助，中國也會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為更加封閉的專制王朝。

　　中國民運，缺乏強有力的宣傳力量，輿論影響僅限於民運圈內部，未能有效復蓋中國國民及海外華人。

　　在中國國內，思想傾向於自由化的民眾有數億，其中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有百萬計。但民運顯然沒有通過各種輿論途徑，將民主宣傳、社運動員、思想啟蒙等傳播給這些潛在受眾。

　　有地不種，實在可惜。

　　中國民運當然有宣傳陣地和途徑，社交媒體上民運有很多聲音。

　　但是這些宣傳陣地，無論影響力、權威性和公信力、受眾復蓋範圍、針對性、細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遠遠不能滿足民運宣傳的需要，更不能達到推動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動民主革命，必須開闢輿論陣地，與中共爭奪話語權，以啟蒙民眾、傳遞民情和社運動態、促進自由派之間溝通聯絡與信息共享、提供知識分子爭鳴與劃策的平臺、動員人民參與社運和革命。

　　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龐大而高效、權威而親民的傳媒系統，包括報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平臺。

　　經費不足，物質匱乏，是中國民運隊伍弱小、難以發起大規模、有實效的運動與行動的重要原因。

　　無論是招募和吸引願為民主運動工作的人才人力，還是將民主運動的理論籌劃付諸實踐，以及發動更多有力行動（尤其滲透入中國國內，發展民間抵抗力量、培植中國公民運動），都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

　　因此有兩件事對民運至關重要，且必須並行，才能實現。

　　1.國內外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中外人民，應在經濟上力所能及的積極支持民運；歐美政府、國際組織（包括官方與民間）、企業、公益機構，也應大幅增加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資金援助、物質支持、人力協調。

　　2.民運應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資金監管機制、反腐敗糾察機制，並邀請所在國司法機構、透明國際等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及中外人民的監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資金的民運組織和成員，掛靠所在國司法（反腐）機構，與該國官員受同程度監督與懲戒，是民運資金監督最關鍵的壹個環節。

　　關於民運內部的監管與糾察機制，需要註意幾點：

　　1.應建立壹套復蓋全體民運成員和所有民運組織的監督體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監督。2.要實行合議--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權威。3.相關賬目、監督詳情全公開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運成員、中外人民和媒體了解和監督。

　　在外部監督的層面，接受所在國政府（司法機構）的監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這需要所在國（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機關願意將中國民運在其國內的組織和成員，納入其監督、問責、懲戒的範圍內；將民運成員的腐敗和經濟犯罪等同為該國官員或黨派、利益集團的同類犯罪，實施同等的監管與懲罰。

　　探析當今中國在“崛起”還是“衰退”：迷霧中巨龍變幻的陰影關於第壹個問題，“中國是仍在崛起還是正處於衰退中”，是中外學者長期爭論的焦點。雖然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世界都在矚目着，它巨大的難以遮掩，也有無數人在審視、探析，但卻鮮有人能夠對它有全面、客觀、具前瞻性的認識和判斷。打個比方，這個問題如同“迷霧中的巨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跡象，但是就是難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於主觀立場和客觀環境，對它的認識大相徑庭。

　　我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講的亦為壹孔之見，粗疏淺陋，僅供參考（我對於中國現狀的認識，以間接的書報網等形式為主，個人直接體會為輔，且已離境壹年有餘，中國則在不斷變化）。

　　“中國仍在崛起還是衰退中”，這是對中國總體狀況的概括視角。我個人更願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後再組合判斷。拆分，可以拆分為經濟、制度與政府治理、社會、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軍事、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當然，如經濟還可再拆分為“質”、“量”，乃至科技、產業結構……等次級領域。而其餘方面也可類比拆分；同樣，對中國崛起/衰退，還可以從國家/政權、人民/各階層來拆分分析。籠統的講“中國崛起還是衰退”，是容易偏頗、陷於大而無當的。除“社會”領域過於闊大、涉及內容龐雜，無法在本文中簡單講明外，我在此對其他各方面壹壹做出簡評，然後綜合分析當今中國的興衰。

　　首先講經濟。如果根據中國官方和國際主流的統計，中國經濟每年仍保持略高於6%的增長，雖較以前放緩，但增速仍舊讓大多數國家艷羨。但如果根據包括經濟學人智庫在內的非政府機構估算，中國經濟實際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還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講另有測算途徑得出GDP僅增長1.67%甚至可能為負的論調。

　　鑑於中國中央和地方統計機構有過多次已被證明造假、篡改數據的“前科”，以及專制下經濟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統計“註水”幾乎是必然的。那麼中國經濟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無法知道確切乃至大致確實的數據。從中國近幾年經濟社會狀況看，我認為經濟仍處於正增長狀態。但是，這個增長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同階層從經濟增長中收益的巨大差異），不穩定的（如政治環境惡化、貿易戰帶來的衝擊和不確定性），中國經濟是處於下行、存在很大風險的。

　　而且，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於世界平均（據IMF數據，2018年世界人均GDP為11355美元，而中國當年人均GDP為9608美元）。而中國的人均收入中位數更低，即便官方的統計，人均收入中位數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國的基尼係數則有0.45、0.55、0.61等多個知名機構的不同口徑的數據。即便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貧富差距較大的。而事實上，由於中國國民尤其中上階層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機制的不完善，實際的收入差距只會更大。如果排除統計中的作假部分，低於中位數的占總數50%的國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係數，中國貧富差距也很驚人。

　　因此，中國在經濟總量巨大、經濟增速較高的背後，則是人均收入的相對低下和收入的嚴重不均。這不僅意味着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只是總量大），還很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層居民收入不足導致消費動力弱，讓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那輛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於經濟轉型升級，加劇中國經濟社會的不穩定。

　　但這些意味着中國經濟的衰落嗎？如果我們看到“金磚國家”中另外四個的表現，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就會發現，中國並不處於更為惡劣的情形下，相反仍處於中上游。

　　而從經濟結構、創新能力看，中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中表現較好的。例如在製造業領域，無論從規模、質量、國產化程度（工業獨立性），中國就都明顯強於被國際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而在自主創新方面，中國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聯網等高新科技產業領域有明顯進展。

　　但同時，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是不好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多年以來中國經濟教材和文宣中經常提到的經濟綱領之壹。但如今的情形是，由於執政權貴的私人利益、執政集團缺乏經濟管理經驗、被政治目的打亂經濟政策方向，以及腐敗、官僚主義和為政績討好等原因，經濟結構並沒有更好甚至呈惡化趨勢，作為國家根本的製造業在總體上被不穩定的第三產業擠向次要位置，國家政策和資源也更傾向於第三產業而非製造業，二者此消彼長之勢明顯。尤其是第三產業中房地產和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導致經濟泡沫化，經濟運行也因之更趨不穩。

　　至於科技和經濟技術創新，更是呈現嚴重不平衡的狀態。對於因政治需要之類的戰略工程，以及與核心權貴利益相關的領域，就會集中資源、不惜巨本的攻堅，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這就導致其餘的重要領域被忽視、所得的研究經費等資源嚴重不足。這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集中於“兩彈壹星”及各種獻禮工程（其實改革開放之後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工農業發展情況多有類似。而習近平上臺後，這種情形再度明顯化。此外，創新“量”壓過“質”，例如專利申報中國超過美國，但是轉化實踐率卻很低。其實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餘毒。

　　上述問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趨向惡化、創新能力良莠不齊。也就是說，從“質”的角度講，中國的經濟同樣不容樂觀。

　　總體而言，從縱向看，中國經濟無論從“量（增速和人均）”還是“質（結構與創新）”，都存在很大問題，並且趨向不好的方向；但從橫向看，中國經濟的“質”“量”依舊是發展中國家較好的。在無特殊突發事件（如大規模戰爭）情況下，近十年內不會崩潰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穩定的慢速增長、經濟結構的“非優化狀態（未來可能變成‘劣化狀態’）”、創新領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國經濟還與“中國模式”密切相關。在我寫的柬埔寨與“中國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體講了“中國模式”的特徵和影響，其中“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是最基本的兩大特徵。而這兩個特徵恰恰可以沖淡經濟下行、結構不良、創新乏力等問題及其衍生的問題，不會發生如南非、埃及、烏克蘭、阿根廷等國那種經濟動盪，也不會發生連鎖的政治危機、社會激變，更難觸發思想文化尤其意識形態方面的正向變革。這也間接讓“中國衰落”有了壹層堅硬的阻力。關於“中國模式”對中國經濟興衰的影響、相互關係，展開說會篇幅過長，我在關於“中國模式”的議題中再論述。

　　而從制度與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國崛起還是衰落，要從中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看待，以及對“崛起”的詮釋。

　　如今統治中國的政權是專制政權，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這是大前提。從法理和道義上講，中國的制度及治理是應該從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從它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哪怕是高壓下的穩定）、行政效率、科教文衛建設的客觀效果看，它又是復雜的。如果把“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那中國現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兩面性的。

　　壹方面，專制政權下的政府機構（廣義）腐敗、沒有法治、缺乏監督、官僚主義、消耗納稅人巨額財富、整體行政效率低下……但另壹方面，依託於巨量可調配的資源（尤其通過高稅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餘）和不受約束的權力，中國的行政機構及其成員、政府的政策與實踐，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也的確促進了經濟發展（尤其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斐然），以及通過包括侵犯人權的制度和手段（如戶籍制度、公檢法的濫權和刑訊逼供、“勞教”和“收容”、強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時代“大數據”下的全面管控）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相對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較完善的文教衛生體系（哪怕教育醫療等資源的城鄉、區域、階級分配是極為失衡的）。和南亞、東南亞、南錐體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區域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在以上領域的成就更為突出。這些在習近平時代沒有明顯的倒退。當然還要強調壹遍，這壹切是建立在許多非法的、侵犯人權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說，如果將“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完善”，那中國如今即便不是繼續“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關於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毫無疑問中國如今處於社會達爾文化、犬儒化、精緻利己化的潰爛之中。同時，推動人民覺醒、揭露歷史真相和反映現實黑暗、追求光明與正義、呼喚人道和文明、促進社會變革、科學理性的進步主義思想，卻飽受壓制乃至被全面滅殺。這種思想文化領域的潰爛、對人文與思想的禁錮，並不直接導致中國在“硬實力”上衰落，但對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傷害是無可估量的，也讓中國在國際“軟實力”上趨向自我墮落。這些傷害的體現是復雜的、多樣的、長久的。它會讓壹代乃至許多代國人的正義感與同情心被抹殺、科學與理性思維的缺失、對歷史與現實認知的錯位、創新與獨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與經貿的熱絡相反，中國大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對外影響力很低、話語權不增反降。例如對於在最近的香港壹系列衝突中，哪怕是非並非那麼簡單，國際上卻壹邊倒傾向於香港而非大陸，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長城”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軟實力”的擴展、削弱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嚴重降低了中國大陸民眾在海外的話語權。而那些為中共塗脂抹粉、官僚主義盛行的“孔子學院”，對中國“軟實力”起到的更多是負面作用。因此，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中國處於潰爛、壓抑、混亂、衰落、“劣幣驅逐良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狀態。自中共建政以來，多數時候都處於這種甚至更糟的狀態（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數年份，還有2000年代及前後，相對較好（當然只是相對而已）），只是習近平時代相對於鄧江胡溫時代，明顯更糟且越發惡化（當然，不是中共執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壹時代，比較意義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啟蒙運動之前絕大多數時候也和中國壹樣是黑暗為主的（文藝復興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於中國的軍事實力，我從不看好。與動輒談論“中國威脅論”的學者相反，我覺得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其實很孱弱。由於腐敗無能、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以及發自內心的愛國主義的缺乏，軍事科技領域的虛浮，尤其中國軍隊極度不透明化為腐化墮落留下的巨大“發展空間”，讓中國表面上的軍事發展在實質上大打折扣。而中國軍隊從軍事訓練到武器裝備，普遍好看勝於實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嚴重削弱了其實質戰鬥力。而且，我始終認為，中共政權只會自保、對內（大陸）鎮壓，而不可能對外用兵，即便對臺灣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臺灣獨立，中共只會繼續以此增加民族悲憤以維持人心，以及軍事上虛聲恫嚇，而不會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沒有打仗的準備，也沒有着力培養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但是軍事方面倒談不上“衰落”，因為它從未強大過。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我是主張未來民主中國，乃至任何抵抗外敵入侵的政權，都應該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我所擔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揮下的軍隊不能擔負起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任務。例如對日本擴軍缺乏反應、在藏南和拉達克地區的退卻政策、對美俄兩個軍事霸權缺乏反制力和行動、南海地區的欺軟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認為要改變的。我個人是傾向於既要民主，也要富國強兵，以維護國家利益與國際正義的）至於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在前面這幾個分項，我其中的壹些對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復雜的，影響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換、受經濟和人口體量影響、以及因“狼狽為奸”的需要而產生的。這種影響力，以及這些方式得到的國際地位，不僅不穩固，更失道義的正當性。而為了維繫這個不合法的政權，中共在國際上不惜妥協、出賣國家利益，以及“大撒幣”，來贏取壹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

　　這壹切當然不是崛起的象徵，而是危機的表現。同樣，中國這種國際處境也不是壹時半刻，而是六四以來長久的狀態。

　　但同時，由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資源，它不像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軍政府時的緬甸、薩達姆執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國國際處境不好，甚至經常吃虧，但卻並不能促成中共政權的倒臺。相反，中共利用十多億人口及其衍生的龐大“量”的資源產出和影響，出賣人民勞動的血汗和民族尊嚴、國民權益，討好、收買從美俄到亞非拉在內的世界各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偶爾製造‘不歡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維繫其統治。國家利益被中共竊奪，國際影響力被中共挪用，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得到理所應當的尊重和權利，但中共卻通過倒賣國家的尊嚴、責任、利益，讓政權更加穩固。

　　綜上所述，中國處於不平衡的發展、總體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狀態。孫立平教授說的“中國不會崩潰，但社會在加速走向潰敗”（當然我不贊同孫教授許多觀點，但這句話我贊同），是最接近中國現狀的大體描述。它處處都像處於危機（或者的確處於危機），但細究並無崩潰的可能；它到處都有潰爛的瘡疤，但沒有壹處足以致命。中共統治集團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數據時代”對管控能力的極大加持）、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實用主義與靈活性，讓政權壹直得以存續。同時，中國大陸內部生存環境的殘酷、法治與正義的毀壞、平等與公正的消失、民主與自由的剝奪，都在持續的發生、存在，侵蝕着人道、人權、人性，變成十足的“殘酷人民共和國”。

　　塑造中國與影響世界的“中國模式”：基本要素、特點、作用與影響關於第二個問題“有沒有中國模式，構成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強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專制的回歸與“中國模式”的復制》壹文中已有詳細論述。我在此僅摘錄我的主要觀點。

　　首先，“中國模式”當然是存在的，雖然它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且內容復雜多樣，但其本質和基本框架是確定而明晰的。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壓制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帶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為；依靠軍隊、武警、公檢法人員及機構等國家暴力機器，並縱容、僱傭、扶植黑惡勢力，採用武力威嚇與鎮壓、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戶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拼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制等特徵。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制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增強（且傾向於暗示和縱容不擇手段），以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和維護特權階層利益；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社會少數群體、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餘”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制製造藉口，也以此轉移國民註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飢餓政治”的壹部分；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壹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採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且它也在吸收、借鑑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鑑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着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低社會保障、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壹面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40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但同時也極大的侵害和壓制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隨着中國國力的強大，對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中國的商品、文化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紛紛“走出去”，有意無意的向他國輸出。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種不足且在發展中國家其弊端表現的更為明顯，於是“中國模式”逐漸受到壹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許多專制、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對抗歐美對其人權不佳的制裁，更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權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穆塞韋尼的烏干達、彼得·奧尼爾及其後繼者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國，以及倒臺不久的蘇丹巴希爾政權、體制民主卻敵視人權的匈牙利歐爾班政權等，也都受中國經貿和政治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多有借鑑。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權、越南自開啟“革新開放”以來的越共政權、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政權和巴西的博索納羅政權等，雖未公開和直接學習“中國模式”，但其蔑視乃至踐踏人權、強調經濟發展、無視社會不公等特點，亦與“中國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與中國/中國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領域二者關係的微妙性第三個問題“中共和中國的關係”，同樣是巨大的課題，我只簡短節說。

　　首先，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且有着明確的差別。許多極端反共人士乃至反華人士將“中共”與“中國”等同，是完全錯誤的。將之等同，主觀上將中國及中國人民視為“敵國”、“敵人”，客觀上將中國乃至中國人民汙名化，無論從是非、情感、對改變中國的作用上，全都是極為錯誤、負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險惡的。

　　其次，中共政權（準確說是中共內部的核心特權階層組成的統治集團）在對內領域，實質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對外領域，它客觀上是中國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許多情形下的確代表着中國、承擔着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第三，中共既不等於中國，但在內外某些場合、情形下，它又的確壹定程度代表了中國政府，代表着這個國家實體，乃至有時還代表着中國人民。

　　同時，中共又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及人民構成的國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它為了自身利益，對內專制壓迫，荼毒中華兒女；對外以政權生存為外交目的，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例如自建國起就沒有積極甚至主動放棄對日本侵華暴行追責、默認俄國侵占中國領土等。中共與中國及中國人民的矛盾，是明確且根本的。

　　總之，我認為絕不能將中共與中國混為壹談，而是將其區分開來。此外，當中共在某些時候既為了自身統治、又符合國家利益時做出的政策，不應該“逢共必反”，而應該將中共的具體政策與其本身的非法、惡劣區分開、分別對待。就像當年鄧尼金在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他號召俄羅斯人團結起來捍衛祖國；霍布斯鮑姆等西方學者在批判蘇東專制的同時，也肯定了蘇東國家在男女平等、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樣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同樣稱贊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歐美及聯合國也對中國脫貧的速度頗多贊賞，這些贊同並不是贊譽中共獨裁統治，而是就事論事。

　　而中國民主和社會運動人士，更應該客觀理性評價中國包括中共治下的成敗得失，正確對待中共與中國的復雜關係。對中共的批判，應該基於事實，全面而非片面評價。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執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民主運動及政治反對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國家統壹與民主政治：國家統壹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壹統”與“民主”二者並不矛盾關於“大壹統與未來民主憲制關係”，我曾經在推特上做過很多次發言，評述二者並不矛盾，以及領土、人口、主權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區等特殊情況外，我反對任何地區的獨立，主張國家的統壹、失地的收復、領土的完整。在此只選擇我在推特上評論統獨問題、民主與統壹問題的壹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錄於此：

　　我並不贊同那些支持獨立的民運人士的看法和言論。如果某位民運人士是印度人，然後他要求莫迪讓克什米爾公投、把軍隊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東北七邦，看看莫迪會不會同意？會不會以危害國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樣，印尼、菲律賓、尼日利亞這些民主體制國家，也都對試圖獨立的區域進行武力鎮壓，如印尼的亞齊、西巴布亞地區（而東帝汶的獨立則付出了10萬至30萬人即總人口十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慘重代價），菲律賓的棉蘭老島穆斯林聚居區，尼日利亞的比夫拉地區。歐美壹方面承認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離”，但對同樣為民主政體的烏克蘭，克裏米亞即便通過公投“回歸”俄羅斯，頓巴斯地區也有兩州脫離基輔的管轄，建立了兩個“共和國”，西方國家全都拒絕承認。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也是同樣的情況。發達國家中，雖然有蘇格蘭獨立公投，但更多發達國家則是想方設法對分裂和獨立運動加以阻撓和鎮壓。如加拿大對於魁北克獨立問題，就設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質上當然是為了阻止魁北克獨立。西班牙中央政府，無論在佛朗哥獨裁時代，還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時代，對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壓制也都是很強力的。在加泰羅尼亞公投後，歐盟和美英法德日韓等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全部聲稱尊重西班牙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承認加泰羅尼亞獨立。日本對於阿依努人民族意識覺醒後的“民族自立”運動，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獨立運動，也都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打壓，並堅決反對琉球獨立。美國的“加州獨立”、“德州獨立”等運動也被美國聯邦政府壓制，當年林肯武力捍衛美國統壹的南北戰爭更是血腥殘酷。

　　民主和專制國家，都要維護領土完整。以捍衛主權來維護統治或增加支持率，是壹個現實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為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就確立了主權國家的概念和權利，並成為至今國際秩序的基石。這與民主與專制無關。在沒有更好的替代體系，且世界依舊由各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競合的情況下，這套秩序依舊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個地區的人民都需要考慮全體人民的利益、每個個體人民的利益。如果獨立出去變成人權更糟的國家，對當地國民不利、對其少數族群不利。而且獨立出去也會對原屬國家造成軍事、經濟各領域的潛在或明顯威脅，危害國家戰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運》壹書中對西藏問題就做過相關論述。

　　而且，獨立、自決有復雜性、虛偽性。就像臺灣有2300萬人（有投票權的約1900萬人），即便過半同意獨立，那不過半的人怎麼辦？他們的權利不應該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過公投獨立是尊重占原國家少數人的民意。但這少數人中的多數人又剝奪了區域內反對獨立的少數人的利益。例如臺獨者認為，10多億人的意見不能阻撓2300萬人的民意，那2300萬人有沒有尊重至少幾百萬反對獨立的臺灣人的民意？

　　南周有壹篇文章《民族自決權的貧困》就對這種情況分析的很透徹：“倘若蘇格蘭真的獨立了（壹階獨立），那支持留在英國的人聚在壹起，只要過半是否可以再從蘇格蘭獨立出去（二階獨立）？這個地區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獨立出去（三階獨立）……如此沒完沒了……”

　　這樣的案例並不是空想，蘇格蘭旁邊的北愛爾蘭地區，在愛爾蘭獨立後，就是因為民眾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國，四成主張獨立或併入愛爾蘭共和國，然後打了幾十年仗。難道40%就要服從60%？還有像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和東部三州、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羅地亞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國、馬其頓的阿族自治區、摩爾多瓦的德左地區、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省……還有印巴分治和蘇聯解體後印度和俄羅斯壹大串想獨立的……都是次階獨立。

　　雖然以上案例都沒有無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衝突和混亂。最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數沒有獨立，這本身就是對自決、民族自決的諷刺，說明決定能否實現自決的是權力、力量、國際局勢，而非自決的法理基礎。例如，從法理上來說，既然國際上允許烏克蘭脫離蘇聯，那烏克蘭東部自然也有權利脫離烏克蘭；臺灣的親大陸和反臺獨的當然也有權在聚居區脫離臺灣獨立後的國家再組成個國家；假如新疆獨立，新疆的漢族、哈薩克族，同樣也有權從那個國家獨立出去。如果不允許，那又是為什麼？也就是說，支持與參與自決的人普遍使用雙重標準、邏輯不自恰，這就等於摧毀了自決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區現在所屬或名義所屬的國家通過民族自決獨立了，但這些地區自己卻沒有獨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認，哪怕它們有和它們名義所屬國家自決時同樣的理由，難道這不是對自決的最大諷刺嗎？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如果都這麼下去，那就真的“巴爾幹化”、“高加索化”，打成壹團了。

　　所以，不要把“獨立”、“自決”當成理所當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獨立就什麼都好了，人權狀況甚至更糟。車臣實際獨立那些年，極端宗教分子和分離主義者不僅不斷製造恐怖襲擊，還和地方軍閥、乃至有權勢有武裝的家族，到處劫掠、綁票、殺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對方境內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卻都反對己方境內的庫爾德人獨立建國。

　　李偉東先生曾經發過關於七七事變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當年為何敢蛇吞象？因為在日本眼中，中國是分裂成很多快兒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實際統治者和軍隊，他們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買勾兌然後武力取之）。為何1937年擴大了武力征服，因為蔣公基本統壹了中國並開始現代化並不與日本妥協，如果不趁着中國尚弱，就沒機會了。”

　　這也是我堅持國家統壹的原因。領土和人口是國家的基本要素、國力的核心部分，沒有國家肯主動放棄這些比黃金還珍貴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詡“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可它為了國土完整和戰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對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爾、錫金和東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許多國人反而慫恿、鼓吹國家分裂。他們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國家安全與利益，這種短視、無知和狹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國分裂為五十壹個國家，它還有現在引領世界的能力嗎？如果現在的美國只有1776年獨立時的十三州，其國力恐怕還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戰爭時雙方都難以勝利，美國分成兩塊，它如今也不可能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會對世界有如此影響力。因此，領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於二者的巨大發展潛力，是任何壹個國家出於國家利益都不應該放棄的。

　　除了外國的例子，直接看中國民主化與國家統壹的關係，二者也沒有矛盾。以兩岸問題為例，我們為什麼不能換個角度考慮呢？假如有壹天，大陸實行比臺灣更好的政治制度，為什麼不可以統壹呢？如果大陸新政權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發展更有公正的體制，在制度優越性上超越臺灣，統壹有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韓國幾十年巨變，大陸怎麼就壹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民族國家，這個能夠理解。但是並沒有看到有同民族自願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鮮、越南、德國，人們都有強烈的統壹意願，後兩者已由分裂走向統壹。只有中國，兩岸許多人都吵鬧着要分離，甚至大陸內部各漢民族也要獨立。如果政治制度差異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後還要分裂，難道不是壹件荒唐的事嗎？我是很贊同馬英九的“新三不”原則即“不排斥統壹、不支持臺獨、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還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統壹不可談（言下之意即大陸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後，統壹就可談了）”。這才是臺灣真正理性、有遠見和家國情懷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的巨大差異，的確是阻礙統壹的鴻溝，可以維持現狀。但未來民主化後，壹定是要統壹的。而且，臺灣有着民主自由的人權和道義優勢，為什麼不能反過來以此推動大陸民主化呢？壹個民主的中國大陸，對臺灣也是更安全、經濟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當然對我個人來說，不止是反對國家分裂，我對聯邦制也不贊同，只贊同部分地區自治。我個人壹直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統壹的、單壹制的、中央集權的制度，這樣能夠促進全國向最先進區域看齊、破除戶籍壁壘、互相交流、舉國之力做超級工程、集約調配和使用全國資源，合力參與國際競爭。至於許多人批評“中央集權”的弊端，我覺得集權也分“好的集權”和“壞的集權”，集權本身並沒錯。中國的問題是，在需要集權的事情上放任、縱容、不負責，而需要保證自由的方面卻加以限制和打壓。

　　當然，我主張中國統壹，也是希望為世界聯合打下基礎。我是愛國主義者，更是國際主義者。如果想達成世界聯合，必須先實現區域聯合，區域聯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內統壹。分離主義導致的更多是對立和發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歐洲小分離同時大聯合），長遠看不利於人類發展，只會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對立。而如果世界聯合不能實現，例如如今國際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復興，中國更需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採取適當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國際社會，還是相對叢林化的，雖然二戰後國際秩序開始向“道理”而非“拳頭”傾斜，但根本上國際關係還是由各國和地區的實力決定的。而隨着特朗普、莫迪的上臺，習近平、普京、博索納羅等人的得勢，民族主義和叢林秩序又捲土重來。即便我們為反對民族主義，也首先要有壹個強大的國家，抵禦住他國民族主義的侵凌，在國際上站穩腳跟，然後再利用自身影響力促進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推動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義泛濫、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地緣戰略攻擊時，單方面拋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等於是自毀長城，自我削弱，還談什麼國際合作呢？那時候說話，有哪個國家肯聽呢？

　　關於第二單元“未來中國民主憲制結構設計”中的大部分問題，我都在拙作《人民憲章》中做過清晰、系統、完整的設計、闡述，在此就不全部搬過來了，而如果只摘取壹部分，闡述的又會不系統，因此就不摘錄了。但是有些在《人民憲章》中未涉及到、沒有針對性提及的，我在此補充些個人看法。

　　對於中國未來司法結構設計的建議：堅持分立原則、賦予適度權力關於第三點“司法結構：立法機構與司法機構的關係，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係”的問題，順承我在政體（行政結構）上的觀點，我主張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典型如法國現有模式（即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政治架構）），議會為權力重心，但總統擁有近乎同等權重權力。而司法則應該成為立法和行政機構的監督、制衡力量，但權力不宜過大，更不需要與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平齊，且如果設置專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機構的部分職責。因此，應該將司法機構定位為監督、制衡、執行憲法與法律的機構，而不必如美英那樣大法官擁有極大權力，更不應實行終身制。

　　政黨制度與代議制度：兼顧多元與秩序、博採各國之長關於第五點“政黨政治：憲政架構內的壹黨主導還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我當然認為應該實行兩黨或多黨制，而不應該壹黨主導。

　　至於是兩黨還是多黨，我個人傾向於多黨制，因為這樣更能讓不同團體都有自己表達權利的機會，而不是被大黨裹挾和壟斷。但同時，也應該對政黨、議會設置門檻，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進議會、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參與全國選舉等，以避免出現黨派過於細碎、政壇壹盤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體的黨派權力分配上，不僅議會是多黨，政府也應該避免清壹色單壹執政黨執政。我認為德國的議會選舉和政府組成很值得借鑑，即聯立制選舉（壹種傾向於比例代表制且利於中小政黨的選舉模式）+大聯合政府（基民盟與社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以促進立法、行政機構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國的“影子內閣”也是壹個值得效彷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對執政集團進行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監督。如果實行半總統制而非內閣制，在野聯盟同樣可以組建“影子政府”監督政府施政。這是我認為相對最為理想的政治架構和權力分配狀態。

　　第三單元“民主轉型（過渡時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線圖”是為未來中國變革提供理論基礎。雖然我個人對於中國還有多久會出現變革的機遇、在實踐上能夠實現變革都持悲觀態度，但毫無疑問，理論可以為實踐指明方向，也讓實踐有了目標和動力。

　　未來轉型節點與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且前路艱險關於第壹點“轉型方式：漸進與突變，各自的根據與前提”。其實，“漸進”和“突變”還應分為手段/方式和內容/實質兩方面。冒昧揣測，本次研討會議程設計者應該更多是側重於中國轉型的方式（如是政權逐步改革還是突然垮臺；是官民互動改良還是突發性革命）是漸進還是突變，而非實質（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徹底變革）方面的漸進與突變。那麼我就以前者而非後者為主要討論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國的政治情勢看，漸進還是突變，很難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內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導的。眾所周知，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專制空前強化，民間政治性組織、公民社會被摧毀殆盡，國內帶有政治抗爭色彩的人士紛紛被關押或軟禁，還有的主動放棄了抗爭，轉向犬儒或空談雜談。因此，無論是從中共統治階層內部，還是民間政治參與（準確說是無參與）現狀，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來十年內（甚至更久），已無漸進改良、逐步實現民主化的可能。

　　那麼這壹定會導致“突變”嗎？我認為不壹定。有人認為，改良的失敗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興起。但事實上，無論是中共政權對國內的控制力，還是如今各國各地區均“自掃門前雪”、逆聯合化的國際情勢對中共政權的影響，都導向不利於中國正向“突變（或者說‘革命’）”。相反，如無特殊突發事件，中共的統治還會在中短期維持下去。

　　此外，“突變”壹定是變好嗎？並非如此。典型如前蘇聯，解體之後不僅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實反而被政治野心家（葉利欽、普京）竊取，而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團、權貴、寡頭瓜分。當然，在“突變”中失去的，還有那個版圖巨大、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大國家。而分離出去的國家除波羅的海三國和烏、格之外，其餘各國均未實現真正的民主化，經濟政治社會情形與俄羅斯沒有二致甚至更差。這種“突變”，中國不要也罷。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希望中國通過手段上的溫和、和平、漸進，以及目的、本質上的徹底變革，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讓中國早日變成民主、平等、自由、進步、文明的國家。但可惜這些只是理想，而非現實。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努力，讓中國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變。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觀的。

　　“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與“黨內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爭，而是“有”和“無”之辨關於“如何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如何看‘黨內民主’？”這壹問題，雖然我對“體制內”這壹政治黑洞不夠了解，但還是略做評論。我認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來十年內，中國體制內不會有什麼“民主化資源”，或者說即便有、某種程度為數還不少，也都處於“凍結”、“休克”狀態。2013年以來中共專制空前強化下，連民間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殘酷打擊，黨內只有更甚。“定於壹尊”、“習核心”、“嚴禁妄議中央”……這些還不夠說明問題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還有多少意義呢？即便外部（包括我個人）認為開明的名義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現在也只能管管話費漲價、豬肉供應之類細碎問題，以及“給人民壹個交代”之類的場面話、習近平不願意“屈尊紆貴”講的話。連他都如此，何況其他體制內人士、內心傾向於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於中共統治集團、權貴階層與習近平利益壹致，民主化毫無疑問會剝奪或至少削減其特權，因此出於利益（而非僅僅是因畏懼習近平的淫威），也會普遍支持習近平的強化專制之舉。而且，習近平執政以來，實行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讓貴者更貴、“賤民”更“賤”，越是接近統治中心、越是掌握權力、金錢、人脈、技術等資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們自然會堅定的支持習近平。我們看習近平加強專制、魚肉人民，是災難；但從權貴的角度，這恰恰鞏固和“發展”了他們的特權和利益。這就是“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根本就沒什麼用的根本原因。

　　至於“黨內民主”，既然根本沒有“民主化體制內資源”或這種資源已經“凍結”、“休克”，又哪裏有“民主”呢？當然，權力鬥爭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黨內民主”完全是兩碼事。我個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術”的，指望政治鬥爭改變中國、把權鬥當成“黨內民主”，我認為是很不現實的。前面已經說了，習近平的統治手段和內容，是符合權貴階層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強大的“權貴群眾基礎”的，其他傾向於民主、改革的政治勢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習近平的政策在國際社會、民間有識之士那裏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實他在體制內、在權貴階層內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說前幾年反腐敗還得罪了壹些人，現在習的政治對手和追隨者都被清洗或轉而效忠習了，還有誰冒着喪命的風險去對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層，還有這樣的“義士”嗎？只要能夠聽從習的指揮、會媚上逢迎、表示忠誠，就可以分得絕大多數國人眼饞的巨大利益，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習呢？

　　高度分化的中國“民間力量”：“民間力量”的復雜性、多樣性、激烈的內部矛盾，及多數政治反對派的錯誤選擇關於“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未來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和“中國民主化與國際民主力量間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過壹個系列短評，並結集為《十論民運》，對這兩個問題有不少涉及。不過內容較長，只選擇部分內容摘錄。在此我重點論述中國“民間力量”的復雜與矛盾，及中國政治反對派/自由派道路選擇的誤區。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着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苟安、仰上俯下的精緻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緻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着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着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麼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係，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係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還有，中共也在鞏固與“優勢集團”的關係，也會繼續拉攏這些既得利益群體。即便將中國國內外反現行體制的力量結成合力計算，無論從金錢、人脈、輿論影響力，都與中共統治集團差了十萬八千裏，又如何有能力與中共爭奪既得利益群體的支持呢？當然，我們有道義的正當性。但對於這些精緻利己者來說，道義值幾個錢呢？能買房換車、享受良好教育醫療服務嗎？能在和他們眼中的下等人發生糾紛時“私了”、占便宜嗎？能保住階級、職業、地位、戶籍這些帶來的特權嗎？不能。而這些中共則反而可以給他們。如此壹來，道義不僅不是我們爭取“優勢集團”的長處，而是缺點。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為這些“優勢集團”許諾比中共更多的特權、利益，但那我們改變中國意義在哪呢？那不僅沒有道義，而是喪心病狂了。哪怕壹些自由派、政治反對派已經在思想上傾向於如此了。

　　而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習近平執政後，無論物質利益、個人權利乃至尊嚴、地位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但他/她們（我這裏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們”）恰恰缺乏能夠促進變革的金錢、知識、人脈、話語權，也缺乏起碼的革命覺悟、組織力，內部還呈壹盤散沙、難於團結。

　　無論側重於和既得利益階層合作，還是召喚中下層民眾，都是極具挑戰性的。而調和二者訴求、利益，讓兩大群體協作改變中國，更是困難重重。即便短時期組成某種壹致的反體制聯合陣線，也會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現體制後，重新陷入分化和對立，很難就新國家的發展方向、制度和社會建設達成壹致。

　　還有壹點很值得提及的，中國國內外的大多數自由派，包括許多民運人士，難道不是在本質上已背棄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了嗎？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民運人士，大多數都是裏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鄧小平的支持者，難道會支持左傾的、類似於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臘、拉美諸國、韓國那樣的民主革命？說的更直白壹些，中國的自由派本身就是“優勢集團”的成員，大多數人考慮問題與那些精緻利己、主張弱肉強食、自由放任的“壹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對特權者、處境優越者沒有區別。或者再直白壹些，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頭頂上有中共的控制壓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權這些，甚至堅決反對之，不是主張完全自由放任、實質叢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兩種惡疊加。

　　這些人德智皆乏，論才智，除了在個別領域有成就，視野普遍狹隘，基本的通識性人文社科常識缺失，認知水平和理性思維能力差；論道德，前面講的他們的主張已經證明其卑劣了。這些人最多有膚淺的、選擇性的同情心（而對異質群體則不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憫心就完全沒有影子了。這些話不好聽，但是難道不是事實嗎？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支持特朗普的中國自由派人士的心態，他們對中國受苦難的百姓，尤其底層民眾的內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妳，但那都是共產黨干的，與資本主義無關，相反資本主義非常好；2.我雖然同情妳，但我們尊卑不同，我是貴族和社會精英，妳是底層老百姓；3.即便共黨亡了，自由民主了，我還是精英，妳還是底層，可以讓妳不受專制迫害，但平等別想。當然，其他的群體，無論是體制內權貴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大眾，價值觀同樣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為希望改變中國的力量，就應該對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爛”。我們要做開拓者、變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論民運》中對此也有所評論，摘錄於此：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乃至是麥卡錫、特朗普的擁躉。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當然它和它的繼承者後來變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訴求很多是左傾的）、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已故美國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張不壹定好，但品質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屬於鄧小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今年，距離偉大的、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已過了231年了，也迎來了“救亡啟蒙”的代表性事件“五四運動”壹百周年，距《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已近72週年，中國經濟政治重要轉折--“改革開放”的啟動也已有41個年頭，還是中國民主化悲劇六四國殤31週年。

　　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中國依舊處在專制統治之下；而大多數中國人民，因為專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推行的洗腦教育，依舊缺乏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觀；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仍未建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經濟發展與國力膨脹，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輸出邪惡模式並與國際保守頑固勢力勾結，荼毒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在中共統治集團駕馭下，繼續在強化專制統治、維持“低人權優勢”的同時推動經濟發展、鞏固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內核的社會體系，還是在以知識分子為先導、人民為主體的革命運動勝利後，擁抱普世價值、融入現代文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共和國，並為對人民進行思想啟蒙、推動社會革命提供政治和制度基礎？這是決定中華民族重生還是繼續沉淪的生死抉擇。

　　19世紀中期，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早已與世界文明脫節。它的統治危機，尤其對外戰爭的壹系列失敗，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的落後，也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以維護統治為目的的追求器物層面的改良，在甲午戰敗後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皇權專制制度，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壹現且成了精英與軍閥的玩物，廣大人民沒有也不知不解民主自由，專制主義植根於基層和民心中從未衰敗。器物模彷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中的有識之士深入到對保守落後的傳統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壹系列思想啟蒙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對民主憲政的嘗試，然而國共內戰爆發讓制憲進程戛然而止。分治後的海峽兩岸，分別遭受了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荼毒。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中共統治集團以人民的名義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在混合了封建主義、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的“中國特色”暴政下，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超越限度對宗教實施打壓、鎮壓維權運動等壹系列人權災難，致使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內的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造成的普遍貧困和高烈度政治暴力，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在總體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即所謂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了；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壹度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曾有過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2008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當時也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

　　自2013年起，以習近平為首的統治集團，撕下了中共開明的面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自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以《炎黃春秋》雜誌被“接管”為高潮，新聞自由日益萎縮，如今幾乎可以說蕩然無存；709大抓捕，象徵着維權時代的結束，充分體現了中共政權下“法治”的脆弱與虛偽；而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任期限制，則令中共的封建主義色彩愈加濃厚，專制集權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執政集團繼續堅持並強化專制統治，明確拒絕政治改革，相反還在開歷史倒車，由此導致官員頑固民間保守，公檢法愈加黑暗，法治沒落人治復興，人權被踐踏，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空前加劇；經濟畸形發展、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社會矛盾尖銳並不斷積壓，統治集團及依附體制的上層精英對中下層人民的剝削壓迫日益加劇，人民的抗爭橫遭鎮壓，平民大眾普遍處於沒有自由、公義的生活狀態下，弱勢群體更是毫無尊嚴的在殘酷社會中絕望掙扎。

　　伴隨着制度上的倒退和公民社會的急劇萎縮乃至消亡，道德淪喪與價值觀全面崩壞，人心的腐化墮落與公共意識的淡漠蔓延到各領域各階層。其中，以弱肉強食為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冷漠自私為質的犬儒主義這兩大價值觀，危害尤重、泛濫成災，即人們普遍以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眾寡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資源與利益，以實力強弱而不是對錯本身來評判是非曲直；面對不公與暴行，人們紛紛明哲保身，精英階層更是精緻利己，外表衣冠楚楚，內心骯髒墮落，順從獨裁專制、參與分贓，對中下層人民的苦難與屈辱無動於衷。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喪失了人類應有的正直與仁愛之心，現實社會及互聯網輿論處處展現着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鑽營依附，中國社會已深陷於“繁榮的腐爛”且愈演愈烈。

　　總之，現行體制的反動和社會的全面腐爛已經到了必須全面、徹底改變的地步。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中國百餘年來的近現代化歷程，汲取發端自西歐、普適全人類的人文主義精神，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文明第壹要義，是民主法治的目的，是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來人類艱難而不懈的追求。每壹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經濟狀況、性別與性取向及其他身心特質、政治信仰、種族、膚色、宗教等各方面有何種差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應當用同壹邏輯、同壹基本原則對待。必須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於具體的法律實踐，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在法治和經濟層面採取積極有力的政策維護社會平等，對各種不平等現象，國家有責任和義務採取各種手段進行及時而有力的矯正。

　　自由：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自由不能惠及全民，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獨享的自由，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是偽自由。在保障合法的自由前提下，也不能允許以“自由”為名侵害他人權利與自由、危害社會文明進步的言行逍遙法外。自由需要法治的規範，秩序與自由是壹體兩面。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人權至上的必然要求，是人性的彰顯，是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基本追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尊嚴、權利的輕蔑與踐踏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法治：法治就是依照同樣適用於所有人和組織機構的法律條文，保護和規範人的權利、約束政府權力、懲治與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的政治社會理念與實踐系統。法治是捍衛平等的基石，是對民主的規範與對自由的保障，是保護人權不可或缺的手段。與人治的等級性、依附性、隨意性與選擇性、野蠻性相反，法治有鮮明的平等性、獨立性、固定性與普適性、人道性。法治也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法治既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又是捍衛文明的利劍。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均沾，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此外，共和也是王權與神權的反面，是“國權民授”而非“君權神授”，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而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共和也有着明顯的反專制與平民政治色彩。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和代議機構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符合情理與普世價值的決定，並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民主使國家機器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當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時，就有權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或恢復民主。

　　在中國，復興帝制或變相恢復帝制的復辟夢終究會被挫敗；在世界範圍內，專制體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下危機四伏；人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打倒專制與迷信、推動民主與科學，以建立公正社會為目標，發動變革，推動與捍衛平等、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國人民應做的選擇。

　　藉此，我以建設性的公民態度對未來的國家政制、公民權利、文化革新、社會進步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主權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國，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堅持世俗主義的原則，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政體，頒布新憲法和建立國家機構，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約束和規範政府權力。

　　2.代議民主：建立三大代議機構，分別為代表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少數群體的聯合院、普選產生的代表人民意誌的權力重心人民議會、代表專家學者等知識分子的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其中人民議會擁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項決策、人事任免、監督政府等權力；專家院擁有具體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權、監督權、關鍵性和專業性事務的否決權、實行緊急狀態等權力；聯合院對涉及區域、民族、其他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的事務有適當的權力。

　　3.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包括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應在法治框架內運作，權責統壹，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運作機制，保障來自包括人民和輿論在內各方面的有效監督。堅持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結合，地方根據情況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國：實現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成員以直選和從德才兼備的進步人士中選拔相結合的方式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非法干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依憲治國，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踐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則，嚴格執法，執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監督，讓法律真正成為人民的保護神。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不允許任何政黨組織、宗教勢力滲透於軍隊，提高軍人人文與科學素養。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務員錄用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軍公警人員不享有任何特權、不得參與任何商業活動。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三大代議機構和對人民負責的、相對獨立的人權委員會，糾察壹切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基本安全，伸張正義，保護處於相對弱勢地位者的權益，保障弱勢者話語權。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壹人壹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和代議機構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地域平等：廢除戶籍制度在內的壹切不平等制度，結束城鄉二元體制，落實公民壹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以工業化促進城市化，以城市化促進地域平等和個人平等。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擊、取締反普世價值、製造社會仇恨、煽動和發起針對特定人群實施暴力的組織。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干預與違憲限制。國家機器應該保護壹切合法的集會、遊行示威、表達訴求的行為，保障每壹個人都有平等的表達權利，保護參與者的安全與權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脅、阻撓。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政府應積極配合新聞媒體的監督，為媒體調查報道提供壹切必要的便利；對揭黑批惡、為人民發聲、理性公允、新聞價值高的媒體，應提供經濟補助與安全保護；保證各領域各階層都有充分的話語權，避免相對弱勢者因社會地位低、相對貧困等種種障礙而話語權不足。也就是說，不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也要讓每個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社會聽到，保障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話語權的不失衡，避免“聲高即有理”。對發生在現實與互聯網上的危害公民權利和社會安全的違法犯罪言論，應依法懲辦，保護遵紀守法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受他人或組織干擾和威脅。

　　12.宗教自由：在堅持世俗主義原則和政教分離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無排他性與危害性的宗教活動不受政府干預。

　　13.專家治國：在中央和地方設立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專家院應有來自教育、傳媒、科技、法律、經濟、外交、社會運動、宗教、環境保護、醫療、文學、社會學與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各界學者組成，負責涉及以上領域宏觀和微觀事務的政策制定、建設參與，全面推動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科學化、專業化、理性化。專家治國也是抗拒民粹主義和官僚主義必不可少的手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是與反智反科學、歧視、暴力、短視、仇恨與偏見、對弱勢者的欺壓，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與不平等做鬥爭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的教育方針，推動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強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強人文教育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現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學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學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學術自由。促進城鄉、不同區域、不同家庭條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進起點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礎上提高人才選拔的公平性與優質性。在各行各業普遍推行文字與實踐結合的考試形式，在人才選拔上儘可能做到量才錄用，提高各行業工作人員基本素養、工作質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堅持“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廢除文藝政審，讓文學藝術創作擺脫政治束縛；對反映社會黑暗面作品的創作和發布不應有任何阻止，且應對優秀且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此類作品創作者發放補貼和提供便利；對於反普世價值如鼓吹專制復辟、挑動族群對立、鼓吹歧視與仇恨等類型的作品（不包括為反映歷史和現實真實，包含以上殘酷事實的作品），應依法懲處。

　　16.科技立國：把推動科學技術發展與科技實用化作為基本國策，以科學理念為綱、科技手段為目，推動經濟建設、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信息化。培養德才兼備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軸的製造業、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為特徵的服務業；利用科學技術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領域的發展水平、服務質量、透明度。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兼顧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不極端和偏廢；明確落實國家、各級官員、企業和個人各自須承擔的相應責任，堅持誰破壞誰補償的原則；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推動環境保護的法治化和系統化。

　　18.軍事改革：軍隊國家化，將軍隊由“人民解放軍”改名為共和國軍。軍人應忠於人民，遵從人民議會與專家院的決策與調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託科技提高軍隊戰鬥力，提高裝備水平和質量以代替人海戰術，大幅裁軍的同時大幅增添武器裝備，擴充核武力量至適當水平，建成與國力及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軍事力量，逐步建設為第壹軍事強國。在裁軍基礎上極大提高軍人尤其各級軍官人文素養，加強軍內普世價值教育，改造軍人因特殊身份和環境而特有的醜惡習性，促使軍人樹立進步主義價值觀、養成文明友愛的言行方式。加強軍隊內部人權問題糾察，打擊個人忠誠行為，允許包括媒體在內的外部對非軍事機密領域進行全面監督，保護軍人權利和軍人之間的平等，打擊壹切形式的軍中暴力、欺凌和虐待行為。軍隊兩大核心任務：對內保衛共和國的國家安全與世俗主義，對外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人權、公正與自由，成為捍衛人類文明的燈塔，做好隨時向全球出擊的準備。

　　19.經濟運行：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在保障市場自由的前提下，國家通過適當的干預和調節，如打擊不正當競爭、遏制壟斷、保護勞工權利、扶植高新科技產業、提供經濟信息指導與危機預警等方式，使經濟運轉更加穩定、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更為人道和諧、經濟收益更具普惠性。在產業結構上堅持以製造業為本的實業興國原則，通過政策引導和國家強制力遏制投機活動，尤其嚴控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防止產業畸形下泡沫經濟的泛濫。

　　20.分配政策：實行以創造價值與勞動強度為主標尺、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堅持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以減少剝削、遏制貧富分化為重要目標；再分配更加重視公平，並與社會保障體制銜接起來。

　　21.財產保護：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創業自由，打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行為；設立代議機構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保障資產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約使用，切實保障公民尤其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22.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架構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使稅收徵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稅法修訂和稅的徵收須經代議機構認可。增強稅收在促進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細密而完善的收入申報與稅收稽查系統。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服務為主管理為輔，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23.社會保障：建立復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和質量，向福利國家邁進，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讓每壹個國民都有條件選擇有尊嚴和自由的生活。廢除壹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繳原統治集團特權所得，推動社會保障的均等化。

　　24.勞工權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廣義的工人階級的權利，復蓋各性質各行業的工人、職員；支持工人組建獨立工會、推動工人自治和職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罷工權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實權的勞動仲裁機構，職權與法院相輔相成；設立細緻的各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打擊各種各樣的職場歧視和欺凌行為；舊農民工、農業工人壹律與城市產業工人、第三產業職工享有同等權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議機構、輿論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話語權。

　　25.扶弱平權：國家對女性、LGBT群體、身心障礙者、少數族群、其他弱勢群體的權利應積極保護，尊重相應群體合法範圍內的平權運動，細緻、認真傾聽弱勢者的訴求，為弱勢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質、就業、教育、輿論、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護、救濟，保護弱勢者不因其相對弱勢而受剝削、歧視、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夠融入社會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對待弱勢群體時，要充分尊重弱勢者本人的意願與選擇。除人權外，動物保護也應納入公民運動議程。在推動平權政策時，應採用大眾易接受的溫和方式，如重視反歧視教育、慎用配額制。保護弱勢群體的措施，要和國家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相適應、與整體社會治理體系相融合、與文化教育和人權維護相承接。

　　26.社會革命：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不斷革命的歷史。社會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補充，更是走向偉大社會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權應該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勝利後，繼續與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醜惡做鬥爭，對行政、司法、家庭、社區、教育、青少年、醫療、養老、科技、互聯網、就業、環境、軍務、宗教、黑幫與私會等各領域、各群體、各社會單位存在的本質性、結構性、微觀性醜陋黑幕，進行調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種精緻利己甚至因私為惡的利益集團的帳幕，剷除惡勢力，保護人民尤其處於相對弱勢壹方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最大限度減少人類受到的傷害和痛苦，使每個個人得到更實質的平等，實現和發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採用單壹制的國家結構，實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方針，根據各地域不同情況適當放權，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堅持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原則，以制度性和系統性措施反對和防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同時有效和公平的處理各民族及民族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對於發生大規模騷亂、系統性侵犯人權、政治壟斷、壓迫、動盪、腐敗的區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權力，由中央直轄並派專員保護受害民眾、動員人民重建地區。將香港、澳門建設成遠比現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談判為主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致力於將中國全境置於民主憲政、文明進步的復蓋之下。

　　28.國際責任：與世界各國壹道，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為基準，平等公正的態度，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聯合各進步國家使用各種手段捍衛世界人權與文明；促進世界各國各區域協調發展，推動世界各國在合作與融合中邁向“世界聯邦（性質類似歐盟）”。

　　29.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授予榮譽，並給予充分合理的補償；釋放壹切在新政權法律下原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責任，壹方面，根據具體情況寬宥、赦免、輕罰願意改過自新者，讓舊體制中本質善良、沒有重大且或主動犯下大罪者參與新政權，重新服務人民，共同建設新國家；另壹方面，嚴懲舊政權中對人民和國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領導人及爪牙，對惡貫滿盈的統治集團高層人物和直接執行者（尤其是黑惡勢力骨幹），處以極刑；沒收舊政權統治集團及爪牙的壹切非法所得，包括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向全世界發布通緝名單和派遣特工人員，追緝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肩負着十四億多人類文明開化的使命，也必須承擔國際責任、引領人類發展。但可悲的是，中國仍處在專制主義的政治生態中，國人大多為愚民、暴民、順民的結合體，而包括統治集團在內的既得利益階層精緻利己、剝削和壓迫人民，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中華民族陷入了持久而悶烈的內耗與互害之中，成為人類肌體上巨大的瘡疤，拖累了人類文明的進程——這種局面必須改變。為解救國人中良善卻更受苦難者、為解放、改造和重塑中國人民，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會革命的開啟迫在眉睫。因此，根據2008年以來中國政治社會的惡性倒退狀況，我個人以淺陋之見，將《零八憲章》改編為《人民憲章》。

　　早在七百多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讓人本主義覺醒，接踵而至的啟蒙運動更讓理性的光輝照亮了人類；開啟人類新紀元的法蘭西大革命也已過去了二百多年。但如今世界上竟依舊有如此廣大的專制之地、如此眾多的蒙昧野蠻之民，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有羞恥感的人類，我們怎能不感到羞愧、憤怒？

　　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不論身份，在堅持底線前提下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偉大的革命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以期早日建成壹個自由、民主、平等、憲政的進步國家，實現啟蒙運動先哲和國人中有識之士數百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在懲惡揚善、激濁揚清中帶領中華兒女駛向文明的彼岸。

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麽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淼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凌。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係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託、賄賂，充滿着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汙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係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衝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衝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衝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乾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衝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衝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係、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麽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係方面有着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鑑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讎，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係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沉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衝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衝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係、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

女真帝國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簡論滿清對中華的惡劣影響（節選自致一位學者的信）  我想重點闡述的，則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滿清的一系列問題……我知道您在文中重點講述的是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專製與民主的問題，其中的史實性內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贊同您的觀點。我想重點說的，是您提及的問題的支線問題，也就是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維回藏、西南諸民族的關係，以及滿清政府的種族壓迫、其侵占關內後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政策方向與原則、製定和執行的種族根源。

    首先，無論體製內外、中國大陸內外，普遍迴避或極大的淡化對滿清對漢族（一些時期還包括對回族、苗族、維族、壯族）的血腥屠殺，以及滿族對漢族實行的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滿清的種族政治已經是比較多了（雖然以我的立場認為比重還是不夠大）。而其他絕大多數漢族（或者非滿族）學者，因各種原因，如體製內的擔心觸及民族敏感問題、體製外的自由派反對民族主義等，以及國內外滿族和親滿人士在學術和輿論上咄咄逼人的行徑，還有隱秘但浸入大腦與內心的滿清遺存的奴才思想影響，普遍拒絕大量的、全面的、本質性的揭示清代滿族對漢族等其他民族實行的種族屠殺與壓迫。

    甚至，還有一些歷史界、文學界、文藝界的漢族人（漢奸）在為滿清的血腥殘暴的種族政治塗脂抹粉。例如90年代開始盛行的以贊頌滿清「盛世」為主的「辮子戲（包括歪曲變造、選擇性乃至製造謊言描述歷史的所謂『正劇（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戲謔化方式淡化滿清罪行歷史劇的「戲說劇（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訪記》）』；為殘虐統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難的『穿越劇（如《甄嬛傳》』）」、如閻崇年、二月河（凌解放）等人對歷史的歪曲與選擇性記述，將滿清血腥、專橫、鉗製自由的高度專製和野蠻政權刻畫的愛國親民（與描寫中共領導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視劇頗為類似），且一概迴避滿族對漢人實行種族性質的屠殺壓迫、清代的漢族人被歧視性對待的基本史實。甚至這種歪曲還影響到國外史學界和漢學界，例如孔飛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滿清史觀影響，美化乾隆和滿族親貴、貶低江南知識分子階層。據我所知，這並非孤例，相反國外史學界、漢學界尤其清史界嚴重受滿清餘孽影響。

    90年代以來滿清餘孽的日益得勢，也反映了滿遺很擅於利用漢民族虛弱之時興風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鎮壓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際，滿遺卻趁機建立所謂「頒金節」，公然慶賀其在皇太極建政、確立滿族的歷史事件，以此倡導滿洲主義。歌頌滿清尤其所謂「康乾盛世」的史學研究、書籍和影視劇大量出現，也正是發生在六四之後、中華的民主歌聲戛然而止、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時。每當漢族沉淪、衰頹、內部矛盾劇烈、處於黑暗中、前途迷惘時，滿遺及漢奸就會趁機興風作浪、耀武揚威。例如同樣在民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寇入侵等國難之時，滿人和親滿漢奸都乘機逃脫了本應接受的歷史審判和合理清算，還從中漁利。他們從來不老實，不甘心做中華民族的平等一員，而是千方百計趁漢之危，勾結狡詐惡佞的漢奸施展淫威、逞凶為惡，占盡漢人的便宜。

    滿清入關之後，其對官民不分清濁良賤，一概殺戮，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即便是橫掃歐亞的蒙古人，也在攻擊襄陽、杭州等時沒有大行屠戮，對漢人的抵抗還有些許敬意。而滿清以及他們的祖先金國時期的女真，則是對漢族極盡侮辱凌虐，從對宋代徽欽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凌辱，到揚州十日時「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滿人用屠殺任何敢於反抗的漢人和姦淫漢人女性，來從肉體和精神上摧垮漢人的抵抗意誌，讓漢人如奴隸般屈服。

    滿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餘年，不僅大肆屠殺和奴役漢人男性、姦淫和占有漢族女性，還將數百萬滿人全部變成剝削和食利者。滿人常年僅為漢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卻占據了國家中樞和地方大員中的半數以上，且在核心決策職位（如軍機處）和關鍵職務（如重要督撫、將軍、欽差）上占絕對優勢且比同級漢臣有權力優先。而八旗軍隊從軍官到士兵的俸祿和供給同樣遠高於漢軍為主的綠營。

    而這些滿人官員與軍人的家屬同樣依靠對漢族的剝削壓迫，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滿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種手段占有漢人女子（就不包括戰時的搶掠，只論和平時期），包括二月河這樣為滿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認滿洲旗人在四處「風流」，乃至始亂終棄並留下子女（而這當然同樣是建立在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之上的，沒有滿清暴力機器對漢人女性和她們親屬帶來的恐懼，以及八旗子弟金錢的利誘，他們怎麼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為低微的、沒有權勢的旗人，也可以不當差不納糧，領着各旗的祿米和錢款，過着悠哉悠哉的日子。而這些錢糧都是從漢族老百姓那裏徵收和擄掠的。雖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過讓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後來無果而終不說，政策本身也是將大量肥沃土地免費劃給旗人耕種（然後許多旗人並不耕種，而是僱傭漢人當起地主繼續不勞而獲），而漢族農民在康雍乾「盛世」時也經常遭受饑荒，其他年代更是餓殍遍地，「人相食」時有發生。

    因此，從滿清皇帝到「底層」滿族人，均作為統治民族成員享受着各種特權和優待。他們時常表現出所謂「豪爽」、「漢子」的一面並以此為榮。但這些都建立在他們的花銷全部來自於漢人的勞動、他們得到的服侍無不浸着漢人的血淚（例如「旗下家奴」製度下，比農奴還要悲慘和沒有自由的漢人奴隸要服侍他/她們的滿族「主人」）的基礎上。他們當然可以利用這些掠奪的人口和資財揮霍，贈送他人財貨甚至女人以顯示其「義氣」的一面。這是比殖民統治更加殘酷和直接的全面的民族壓迫。但這一切，都被中共政權和體製內外的「精神奴才」忽視甚至美化。

    而滿清統治對中華更深層次的傷害，則是在思想文化與民族氣質上。如果說西方殖民統治在帶來罪惡的同時，也輻射了文明進步，而滿清對中國的統治，則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給士農工商都帶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鎖。雖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滿清更徹底的進行了文化專製，在「康乾盛世」之時恰恰也是滿清撲滅一切鮮活思想之日。雖然有個別殘存的士大夫階層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只能通過隱晦的方式發表言論，並且無法得到有效傳播。

    如您文章所述，滿清的文字獄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地步（尤其其統治穩固時期）。這在現代極權主義以前，哪個政權都難以企及滿清的思想控製。「文字獄」的背後是「思想獄」、「靈魂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唐氣象、魏晉風骨、明代忠臣諫諍與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則全部成了辮子奴。文字獄不僅殘殺「反清復明」和疑似反清分子，連尊奉清朝、在順治哭廟前為民請命的金聖歎等文人，也慘遭殺害。只有如方苞那樣奴顏婢膝侍奉滿清帝王、曾靜那樣自我閹割，才能苟活於世（曾靜在乾隆朝最終還是被凌遲處死）。還有如紀曉嵐那樣的表面狂放本質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為參與篡改歷史、為皇帝插科打諢（這不是電視劇而是歷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魯迅所說「滿清之於中國，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

    當然，不止是文化專製，還有讓漢族胡化、野蠻化、厚黑殘虐化。例如中國北方尤其東北，社會風氣、民眾習氣，普遍是野蠻暴力、奸滑頑劣、冷漠殘忍、欺軟怕硬、媚上欺下……而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滿人惡毒暴戾的民族習性和治理方式，在這些地區實現了普遍的傳染，並將這些奸詐、野蠻等惡劣習性傳染給了附近地區的漢人，並遺禍至今。在中國，東北人的各種惡習尤其暴力行為眾所周知。事實上，滿人及其影響的東北漢人，不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陰毒更是冠絕全國。還有，政治犯和維權人士在東北也飽受殘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說體製性的暴力，東北同樣領全國之先。雖然勞教所曾在全國都有，但論暴力、陰惡，東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維權律師被打斷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師被強迫按手印、蒙頭暴打；記者被各種跟蹤威脅……馬三家事件，勞教所男女管教人員對女犯的各種毆打、欺凌自不必說，還有普遍性的性虐行為。據作家王藏的採訪，女性維權者朱桂芹說，「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種種暴虐不勝枚舉。

    在滿人所謂「龍興之地（準確說是最為肆虐之地、蠱毒的源頭）」，強橫野蠻是通行證，正直善良是墓誌銘。而東北人一舉一動中都充滿着野蠻和強橫，言行舉止把「暴力」和「侵犯」體現的淋漓盡致。還有許多滿族「知識分子」也將其野蠻狡詐帶入社會、汙染中華，例如滿族的「公知」「五嶽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愛好約架、暴力威脅、撒謊、辱罵，將滿人的胡虜言行展現的淋漓盡致。如一個網名叫「馬前卒」的滿族媒體人任沖昊，則是那種表面客觀中立，實則暗暗為滿人種族壓迫洗地、尊奉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知理工社達工業黨。任沖昊這類東西，比「五嶽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為代表的滿清餘孽長期控製着中國北方輿論、惡塑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品性，並侵凌着中國南方溫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張洋、騙子企業家羅永浩、洗地記者王誌安、不要臉公知徐誌戎（肉唐僧）等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流氓、陰毒惡佞的漢奸國奸，也是東北出身的。這些都是因野蠻殘暴無恥的滿人野蠻文化未必清除造成的災禍。

    滿清作為一個異族政權，為了控製有其百倍人口的漢人，採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滿清以暴力屠盡有反抗骨氣的漢人，尤其摧毀有獨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讓漢人喪失了啟蒙者、先驅者、領導者，將反抗扼殺在萌芽中，並精巧的使用類似於商鞅的「弱民之術」和「剿撫並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漢人平民分散而難以團結，漢人在一盤散沙、任其欺凌與愚化；另一方面，如魯迅所言，「他們（滿清皇帝）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即以榨取漢人的文化成果為他們自己所用，並選擇性的方式利用漢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張順從的禮教綱常，並拉攏願意與滿清王朝合作的漢族士人，讓他們居於滿人之下、其他漢民之上，以滿治漢、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經過加工、歪曲、篩選的「漢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統。這與中共將馬克思主義乃至列寧主義加以徹底改動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曲同工。滿清入關後的屠殺與征服，及一系列的製度化奴役措施，摧毀了漢人的驕傲與骨氣，切斷了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扼殺了漢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漢人普遍喪失民族精神、大規模死心塌地充當漢奸的開端（蒙元時期不僅短暫，而且也沒有進行精神上的全面征服，而滿清卻摧毀了漢人的民族特質與國風民骨），並如浸入骨髓的毒藥一樣，為禍至今。

    同樣，滿清對於歷史的篡改、文獻的破壞也是驚人的，同樣引用魯迅先生的話「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權湮滅和篡改漢人的史籍書目，毀掉任何批判滿族入侵、屠殺和實行種族統治的着作。因此，像揚州十日等屠殺才沒有非常正規的當時史書流傳，而這反而成了今日滿清餘孽否認歷史罪行的藉口。他們只說「沒有正史記載（其實是有正史性質的側記的，例如外國人的見聞《韃靼戰記》）」，而迴避當時滿清高壓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書寫和流傳記載屠殺的正史。在這方面，中共又與滿清異曲同工，拼命淡化和抹殺歷史，禁止對歷史罪行的調查和記錄。只是由於當代文化普及與印刷業、傳媒業的發達，尤其影像時代的到來，中共難以像當年滿清那樣完全控製主流輿論和歷史典籍、不能徹底抹除罪惡罷了。滿人和中共都希望讓人們忘記他們的歷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壓製對真相的探索並試圖以時間淡化罪惡（某種程度他們的確已經得逞了），避免激發憤怒與反抗、被清算或報復，以維護既得利益。而他們製造的累累罪惡，屠戮的億萬生靈，則都沉冤於地下了。

（而民國建立後，尤其民國初期，中國思想文化「井噴」、「百家爭鳴」重現，更從另一面體現了滿清專製壓迫之嚴酷。試想，如果沒有滿清二百多年的文化專製、思想禁錮、篡毀歷史，中國還會承受數百年的外敵屈辱嗎？還會被列強的科技、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打敗而沒落嗎？甚至如今的中國，都會因17至19世紀很可能的文化再興，早已處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對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面就是成功的鏡鑒。而中國卻因蒙昧自私殘暴的異族統治，失去了更早文明開化的機會。）陳寅恪曾經說過，「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擔雙重義務。」滿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國之前通過血腥屠殺和瘋狂掠奪獲得了特權和進行了壓迫，又在民國時期和當今利用近現代文明社會反對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寬容和解式道德，躲過了原本應該經受的劇烈懲罰。滿人給漢人帶來了極大傷害和屈辱，卻並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還利用其「少數民族」身份博取國內利益和國際同情。

    滿清的「奴才文化」不僅在其統治華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漢人人心，還遺禍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滿清的民國，滿清遺老遺少還通過篡改歷史，編撰了美化滿清專製、淡化歷史罪行的《清史稿》，為禍甚大。而中共建政後，更是連同盟會和國民黨當年主張的反滿思想都進行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時代殺人如麻，無論知識分子、進步學生、前國民政府人士、黨內反對派……都遭遇血腥殺戮，對維、藏、蒙各族也肆意鎮壓，但對於與漢族有「屠祖之仇、奪女之恨」的女真和滿清，包括當時還活着的滿清原當權派和貴族，卻驚訝的寬大，從末代皇帝溥儀到載濤等遺老遺少，都在政治動亂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嶽飛墓袁崇煥墓，以及徐錫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滿抗清誌士的墓葬都遭受嚴重破壞，萬曆皇帝遺骨被拉出示眾，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卻均未被破壞，甚至建國前參與盜挖清陵的人還被中共政權處決。毛澤東甚至還自稱曾是滿清和溥儀的臣子，贊譽滿族「了不起」，言辭間對成為滿人政權的臣民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血腥的文革中，從民國知識分子到中共黨員紛紛遭受迫害，滿清遺老遺少卻以最幸運者的身份躲過了運動打擊（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勞動，在當時已經屬於非常幸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被批鬥致死，滿清的皇帝卻得到善終，何其諷刺。（此外，中共政權迫害國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國時代漢族優秀知識分子，客觀上也是替滿清做了報復，並一定程度接續了滿清的衣缽，切斷了打倒滿清、恢復中華的民國的國脈）而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來（至少在晚年）就對滿清那套專製製度和「奴才文化」很認同有關。而其後的鄧江胡習時代，均默許甚至鼓勵歌頌滿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關於反映滿人對漢人及其他民族屠殺暴行的題材上映，除了「維穩」、「民族團結」的現實政治需要，還在於中共統治集團，與滿清及滿族遺老遺少「心靈相通」、「相互諒解」、「惺惺相惜」，有着共同的統治形態和內質的高度共通。（當然，還有就是，滿人和東北漢奸在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東北的經營和遼沉戰役的勝利，以及後來大批幹部「南下」，都有滿人和東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個叫「關山復」的滿人後來當上了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從其名字就可以看出來復辟之誌）具體說來，中共和滿清二者，都視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民眾生命為草芥，崇拜暴力與強權、統治專橫而野蠻、手段殘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兇狠、為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不惜一切殘酷手段、對最具骨氣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猶豫的剝奪生命與肉體摧毀、建立系統化製度化且軟硬兼施的以奴化國民為首要特徵的社會管製體系、製造不平等和劃分尊卑等級（例如滿清的滿漢之分、八旗體製、「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與中共的戶籍製度、城鄉二元體製、官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懸殊的福利待遇差別）、形成龐大的剝削與食利者（滿人和中共特權階層；八旗子弟與當今「紅二代」、官二代」）、摧毀人性尊嚴和建立臣民和等級社會、以經濟發展掩蓋戕害人權、對民眾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統治階層總體「斗而不裂」且關鍵時刻一致對「外（被統治者）」、縱容貪腐和壓榨以拉攏官紳階層鞏固統治、禁錮思想扼殺自由、全面篡改歷史扭曲真相、嚴密控製輿論和封鎖負面信息、大興文字獄毀滅事實與罪證、戕害獨立知識分子、培養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眾、「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對外出賣國家利益以維護統治階層利益……中共與滿清有太多相似，不勝枚舉。（雖然以上問題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沒有滿清和中共突出、惡劣）習近平時代，體製內對於滿清的吹捧再度達到新高。由包括閻崇年、李治亭在內專一為滿清種族屠殺和壓迫洗地者主編的《清史》，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政權都大力撥款和提供人才支持，習近平時代更是達到高潮，將修撰《清史》當成政治任務，習還親自為《清史》的編撰做批示。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還公開發表高度贊頌滿清統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編撰話語權」的文章。還有游離於體製內外的如以「戰爭史研究」自稱的滿人包衣餘孽閻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維護其滿族特權、為滿清統治塗脂抹粉，又歧視穆斯林、貶低黑人的典型的滿清餘孽。中共還縱容為滿族洗地的滿人和漢奸學者肆意篡改歷史，如李治亭將滿人通過血腥屠殺實現的「剃髮變服」是「滿漢融合的成果」、「剃髮留辮」恰好證明清朝滿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種種無恥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開宣揚。滿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團結」政策來遮蔽自己的歷史罪行，並半地下半公開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權。滿清王朝都滅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卻還凌駕於漢人之上。一個人口不到中國1%的民族，卻騎在人口百倍的十多億漢人頭上，何其諷刺。（此外，據報道，2017年中國官方教科書廢除了元朝「四等人製」的論述，同樣是中共為了所謂「民族團結」取悅蒙古人和滿人（當時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們將之與現在的戶籍製度比擬，而美化蒙元、歪曲歷史的舉動）而自恢復高考以來，滿清餘孽及其盟友僕從附庸人口最多的東三省（尤其遼寧省）的重點院校（一本）錄取率一直僅次於京滬津及西部地廣人稀省份，是人口眾多的省份中高考錄取率最高的。而眾所周知，東北地區民風惡劣、國民素質總體低下，教育出的學生「才」不見得多高，但「德」卻遠低於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長三角地區。而在具體高考錄取和自主招生中的貓膩則遠較其他地區惡劣。但東北地區卻能長期保持非常高的重點院校錄取率，而且滿族普遍得到作為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雖然只加5分，但是在中國高考過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當然相對於東三省在錄取率上所占的便宜，這個加分的影響的確是相對「小的」）。這很明顯與中央和東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關。而眾所周知，在中國，高考對人生命運有巨大影響乃至決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錄取比例及名額分配關乎各省考生前途命運。

    這種極不合理的錄取政策，一定程度繼承了滿清時代科舉考試民族和區域錄取不公的現象，也延續了滿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權實行的「重北輕南」的錄取方針，尤其極力壓製教育質量極高的江浙地區的錄取比率。而在北方的錄取率中，東三省錄取率遠超陝冀晉魯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轄市省份；滿遺和親滿漢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國最高的一本錄取率。這種對錄取率的規定，顯然是教育部乃至國務院資源分配決策的一部分，東北學生和北京學生獲取的這些不正當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犧牲中部刻苦學習的弱勢學生前途、擠壓江南地區德才兼備的優秀學子權利的基礎上的。這還導致了大量流氓惡棍躋身重點院校，繼而進入黨政和企事業單位高層，權錢皆得並代際傳承其惡；而江浙及中原地區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學生，卻因低錄取率無緣名校。於是，劣幣驅逐良幣，滿人及其傳染的漢族東北和京津野蠻人取得了控製中國的優勢。滿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滿清餘孽、其附庸們的餘孽卻還在繼續剝削曾屠殺過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這一當今中國教育的核心領域擠占錄取名額、危害其他地區每年數百萬累計上億考生的核心利益，這多麼無恥，又多麼諷刺。

    其實，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樞、權力結構、資源配置傾斜方向、財政轉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輕南」、分配不公、設置不平的。滿人並沒有真正融入漢族，也沒有平等的參與進「中華民族」，而是嵌入在漢族人口為大多數的政權之中，保有其相對於漢人的獨立性特異性，鳩占鵲巢式的躋身高層統治集團，謀取滿人及與被其胡化的漢人的利益。滿遺就像入侵正常肌體的癌細胞，如寄生於生產者身上的寄生蟲，極大的影響乃至作為關鍵勢力參與操控中國政治權力的中樞，大批滿人及親滿東北和京津漢人成為大權在握的國家官員和公務員。南方被東北野蠻殘暴者瘋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轉移支付以數千億計，供養的則是如當年八旗子弟那樣的東北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特權階層。看看現在富得流油、大講排場的東北權貴、土豪，就可見一斑。這是一種「國內殖民主義」。而這，自然有利於滿人得到更多特權，且將其陰險狡詐、殘暴惡毒的文化傳染更多地區和個人，如無製約的黑社會對平民的危害那樣，造成更大傷害、更多人成為這種陰險與暴力俱備言行體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們在獲益的同時，還在不停的謾罵、傷害着為他們「供血」的南方人民。這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這已經不止是歷史問題，還是當前的問題。

    而同時，中共從毛澤東至習近平時代，始終壓製漢民族意識、阻止漢民族的覺醒，以「中華民族」代替、抑製漢族民族主義，封殺、限製關於漢族抵抗滿清等蠻族入侵的學術研究和文學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時卻極力縱容乃至支持滿遺和漢奸編撰美化、贊頌滿清的各種研究），千方百計防止所謂「大漢族主義」思潮並遠遠矯枉過正。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而滿遺也在「悶聲滲透中華」。作為江蘇揚州人的江澤民，卻縱容歪曲歷史、粉飾滿清的「辮子戲」到處上演（雖然他曾經表達過對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現實中並沒阻止滿遺各種類似於復辟的行為）。相對於「辮子戲」的輪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漢人抵抗的影片不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攝出來，也被封殺限縮，如《大英雄鄭成功》等哪怕只是支線內容帶有反滿、反清復明的電視劇，也被撤檔停播。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涉及到了《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宋應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應星的人卻蓄了辮子。甚至連有的網絡遊戲中的「漢」字旗幟也被「和諧」掉，變成無字的空白旗幟。只有反映更久遠且為數很少的帶有弘揚漢民族色彩的影視劇才得以倖免（如《漢武大帝》），且鳳毛麟角。在絕大多數場合，作為中國主體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漢族人民，居然不能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覺意識，而是被裹罩在「中華民族」的大而不實的軀殼下喪失民族靈魂，何其不公、何其諷刺。

    總之，中共千方百計抹除漢族的民族意識，躋身中共政權黨政高層的滿人更是通過各種手段抑製漢族人民的甦醒和復興。一個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沒有自己的獨立民族意識、不能紀念自己民族的英雄與死難者、不能為歷史上受難的民族同胞伸張正義，這是多麼屈辱的事啊。「靖康恥，猶未雪」，而滿清奴役中華近三百年的歷史同樣沒有洗雪，讓漢族被其壓迫而成的奴性沒有祛除，漢族應有的榮光也沒有恢復和發揚、發展，漢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特色因此喪失，這是每個炎黃子孫的恥辱。

    當然，這也不只是中共的問題。滿清和中共對漢民族的壓迫政策是一方面，而漢族人民自己缺乏覺醒意識也是一方面。除了清末民初的漢族覺醒，漢族再無重新凝聚、復興的意欲與信心。而滿清統治後期和中共統治前期，正是民族主義在世界勃興之時，但中國的漢族卻被異族/專製政權壓抑，錯過了提高漢民族凝聚力、團結一心開拓進取的時機，導致漢民族沒有像世界許多民族那樣，爭取民族尊嚴和自由解放，而是繼續一盤散沙、民族認同感低下，甚至出現大批的漢奸、逆向民族主義者。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中共建政後以至今日，漢族中的民族敗類就層出不窮、比例遠高於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戰中中國偽軍不僅數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國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還是在漢族遭受日軍大規模的屠殺、姦淫、搶掠、摧毀，二戰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況下。這可見漢人的軟骨與凝聚力之低下，離心傾向之嚴重。

   （值得說明的是，中共如今對包括維吾爾人、藏人等西部諸民族的鎮壓，更多出於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於維護統治而非民族主義因素，且與當年滿清對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區的政策趨於一致，某種程度是對滿清對維藏回等民族壓迫的繼承。我當然堅決反對對維族和藏族的壓迫，尤其痛恨對新疆的集中營政策。因為維族藏族回族都從未全面壓迫過漢族，沒有像女真/滿人那樣對漢族進行單方面的血腥殺戮、姦淫和奴役，漢族和維藏回等民族只是互相有過衝突而已，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反而當年滿清時，滿族作為統治階級，驅使漢人、利用漢人去鎮壓維藏回等民族，讓漢族和維族/回族雙方死傷枕藉，而滿人自己坐收漁利。而那時也沒有因之產生大漢族主義。如今雖不是滿清掌政，但中共與滿清頗多類似，同樣壓製漢民族主義。因此新疆集中營的建立、對維藏回等民族的壓迫，並沒有代表漢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且，這也是漢民族的恥辱，我們不應該在受滿人壓迫後、現在受滿人遺害和餘毒未消時，同時又做對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針對沒有單方面歷史血債的民族進行如此殘酷迫害。這是罪行，未來必須對維族道歉、補償、清算（包括對劊子手處以極刑））（有人看了我反滿言論後說我是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者，還因此意淫式聯想出我支持中共對維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壓迫。而我恰恰是反種族主義的，既反對滿人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也反對漢人對其他民族的種族壓迫。這些指責我的人還列舉中共對維藏回蒙等民族的鎮壓行動說明中共是大漢族主義者、相關行為是漢族迫害少數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時期，漢族同樣受到殘酷壓迫，許多漢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餓死殺死人數遠遠超過少數民族聚集區。而且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恰恰滿族沒有受到清洗壓迫（甚至輕微少量的殺戮都沒有（老舍之死顯然與其民族屬性無關，相反恰恰是其比較明顯淡化滿族身份、與滿族圈子疏離，才被當成一般知識分子整死，像滿清皇族反而被保護起來了），驚奇吧。隔壁內人黨事件中蒙古族死傷枕藉的時候，吉林延邊朝鮮族地區被大規模破壞（但是沒怎麼殺人）的時候，不遠處的滿人卻毫髮無損）。滿族是反右、大饑荒、文革期間受損最小民族（比漢族都小得多），東北是受損最小地區（小於全國幾乎所有其他地區）。以上這些信息及各族各區域受難情況對比都可以很容易通過歷史常識判斷，以及搜索資料查到。

    還有，如前所述，維回藏蒙被血腥壓迫最慘痛的時期，恰恰是滿清掌政時期。無論是清准戰爭後對蒙古準格爾人的種族滅絕（殺死和間接致死了蒙古最強部落準格爾部落約80%人口），還是鎮壓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鎮壓吳八月等人的苗民起義、鎮壓杜文秀的雲南回族穆斯林起義，以及挑動陝甘回漢互相殺戮及鎮壓白彥虎、馬化龍起義，及這些鎮壓中伴隨的帶有種族性質的血腥屠殺，都是滿清所為。而直接指揮、主導這些鎮壓和屠殺的，是滿清皇帝康熙、滿族將軍費揚古、福全、佟國剛、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開下令滅絕準格爾部的是非常強調滿族獨尊地位與滿漢區隔的乾隆。即便為數不多是漢人將領指揮的鎮壓，如左宗棠率軍進軍新疆造成維漢衝突和冤讎的「湖湘子弟滿天山」，真正決策者不也是滿清皇室嗎？在西藏開始實行高壓統治的也是滿清，派駐了駐藏大臣實行實地控製，並武力鎮壓藏人反叛。滿人統治的清朝是漢蒙回藏苗等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獄。

   相對的，漢人王朝明朝卻對邊疆異民族實行「羈縻政策」，並不實際控製，只是令其臣屬納貢。只有在遇到入侵時才反擊，如對蒙古和女真，並且也沒有進行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明朝漢人也對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沒有種族屠殺（當然一定有對平民的傷害包括殺人、強姦，但是規模程度都不能和滿清相比），反而帶來文明教化。而與維藏幾乎沒有軍事衝突。這並不是說明代就多麼偉大文明，但是的確比滿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國和蘇聯都入侵過阿富汗，但是兩者做的事性質和程度都大相徑庭。後來漢民族主導的、帶有強烈漢民族主義色彩的民國也沒有刻意迫害少數民族。

    如今中共對維回蒙藏的鎮壓，起源都是滿清時期的征服，中共也在修史及編寫歷史教科書中公開承認清朝對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貢獻，對以上提及的包括準格爾屠殺（平定準格爾）、鎮壓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評價，間接承認民族政策的繼承性，並且以此作為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的法理依據。加上前面我所敘述的其他方面中共與滿清的一致性、繼承性，可以說，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延續、借屍還魂。漢族和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包括種族性質的殺戮導致的數百年恩怨，也是滿清時期起源、由滿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滿清/滿族/女真是漢蒙回藏苗等諸民族的共同敵人，不僅過去是，現在那些死不悔改從事政治、思想各種路徑復辟滿清的滿族也還是敵人。即便不管現在滿族人對民族壓迫的參與，即便現在的確存在一定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尤其在新疆），起碼是不是需要論清楚歷史責任、事情淵源乃至起碼的是非對錯？始作俑者是誰，是從哪個年代開始的？那些指責我是「大漢族主義者」、認為中共鎮壓少數民族行為是「大漢族主義」的，應該睜大眼睛仔細看清事實，看看這個賬最需要找誰算。把滿族和維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對待，就相當於二戰中把美英法這些反法西斯盟軍和納粹德國及日本當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維回藏蒙等少數民族，那更應該痛恨滿清，痛恨現在各種為滿清統治粉飾甚至美化辯護，甚至以滿清為榮的滿族及親滿漢奸、東北及薊遼特權漢人。

    還有，那些指責我的人說我這樣的「大漢族主義者」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完全顛倒了黑白。那些滿人和親滿崇清漢奸才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顯然，滿清統治下滿人類似於白人的地位，漢人類似於黑人的處境，而不是相反。強調漢民族主義，是為了反抗滿族的壓迫，就像黑人反對白人壓迫一樣，怎麼可能是相反的關係。漢民族雖然是中國的主體，卻並不是主導者。至於現在雖然滿人已沒有清代那樣的絕對主導權，但是卻和親滿漢奸勾結「各取所需」，並且繼續實行類似於滿清的暴政、稱頌滿清的「功績」，並與滿清政權有明顯的繼承關係（這些我前面都詳細論述過了），執政者不是血統上的滿族卻是精神上的滿族。即便是極端的漢民族主義者，也不過是像黑人中的「黑豹黨」那樣雖然政治不正確甚至破壞穩定和諧，但也情有可原。起碼應該在批評他們同時也要批評三K黨，就像批判「皇漢」也應該批判「滿遺」。

    我以上所說這些全都有據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關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將一般知識分子都了解的一般歷史常識稍微加以對比思考就可以得出來的結論，不知道那些指責我以及反對漢民族主義、反對反滿的人，究竟是真不懂還是裝煳塗）而在體製外、海外，滿人篡改歷史、粉飾和否定血腥屠殺和種族統治的行為也越發猖獗。例如具有相當重大影響力的中文維基百科（英文的我還沒有去仔細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滿人篡改歷史的跡象），在涉及滿族、滿清屠殺等方面的條目上，多是由反華反漢主義者編撰，選擇性的、歪曲事實的方式敘述，還刪除包括我在內的漢族編撰者對相關條目的糾正。這將直接影響數億已瀏覽和潛在會瀏覽維基百科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對滿清歷史的認識。

    此外，還有如臺灣的一個叫富察延賀的很知名的滿族書籍出版商，創立了一個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經常性出版歪曲歷史、美化滿清等游牧民族對漢族的入侵、屠殺的書籍。而這些書籍還成為蔡英文上任後閱讀的書單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張貼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個書單，二十部書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見其之毒害深重、為禍之廣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顯然是滿族人出資出人創建、背後有滿人提供各種支持的，目的就是為了歪曲歷史、分裂國家、解構漢族和中華民族、宣揚滿人在內的各蠻族至上主義。而富察延賀本人也經常在Facebook等平臺發表種族主義和蔑視漢人、為女真/滿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論。例如他將冒頓騷擾呂后的行為稱為「文化差異」，還將飽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後代」稱為「滿族人」，為金人姦淫宋王朝嬪妃無恥辯護，還汙蔑化稱漢人為「尼堪」（相當於日本將中國稱為「支那」），字裏行間以其民族歷史的殘暴為榮。

    還有一些滿獨分子在海外到處揮舞滿清和偽滿洲國的旗幟，宣揚種族主義、粉飾滿清屠殺（反而聲稱辛亥革命屠殺滿人。辛亥當然有對滿人的攻擊，但是那是合理的報復，而且明顯殺得少了，絕大多數遺老遺少得以存活乃至被優待，所以他們現在才有機會跳出來篡改歷史）、顛倒黑白，許多其他政治反對派（例如一個叫「古懿」的在美國喬治亞大學留學的滿族學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內的各平臺瘋狂攻擊漢族，發表露骨無恥的種族主義言論，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都是惡毒攻擊漢族、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還是在他們Facebook、Twitter等公開貼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開場合又有過多少如此的種族主義和顛倒黑白、汙蔑漢族受難者的言論，可想而知。但這樣的毒瘤，卻得到許多中國大陸自由派和港臺「知識分子」的支持、親近，還有如蔡英文這樣的政要、地區領導人欣賞和閱讀其出版的書籍。這是極為可怕的事情。當然，在牆內這種滿清餘孽也普遍存在，橫行於貼吧、QQ、微博及各種論壇平臺，肆意發表汙蔑漢族言論，還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維穩體製舉報反清主義者，在辛亥革命過去百年後還如此囂張。這種囂張是有中共政權傾向滿遺、滿遺有組織有團伙合作和支持作為底氣的，這也反映了如今滿人在中國的得勢以及消滅其中極端分子的必要。

    這些滿清遺老遺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謂的「民族和諧」政策和設置「防火長城」與外部網絡隔絕的狀態，大肆篡改歷史、混淆是非、指黑為白，影響億萬世界民眾的認知，在國際上醜化漢族乃至中華民族。其行徑可恥可惡可怕。

    但可惜的是，中國自由派忙於「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斂財）」，對於捍衛歷史真相、維護民族尊嚴根本不關心，甚至還與這些滿清餘孽眉來眼去、有各種不正當關係。海外的華人多於滿族數十倍乃至百倍，卻依舊如滿清統治時那樣懦弱、麻木，沒有幾人肯站出來對抗這些為滿人粉飾罪惡者。而被他們歪曲的歷史、被汙蔑的漢人，在當年被虐殺、強姦、奴役之後，在後世，在當今，卻還要被那些劊子手的後代編排，繼續蒙受冤屈。

    我們一定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我知道，越是站出來的人少，站出來的人風險也就越大。但是我還是希望各路學者尤其知名的社會活動人士，勇敢的站出來，捍衛漢族遭遇的歷史真相、為漢民族的復興、各民族的平等與正義呼喊，在學術和輿論陣地上擊敗那些無恥的否定罪惡、醜化漢人的滿遺惡棍，讓漢族得到理所應當擁有的話語權。

    漢人被女真/滿清、蒙元奴役了共計數百年，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須蕩滌歷史塵汙、還原事實真相，洗雪民族恥辱，告慰祖宗靈魂，再造嶄新中華。 

氣候變化與中國社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國際熱點。氣候變化指工業革命後尤其近幾十年來地球氣溫的極速升高、極端天氣的日益頻繁。

    對於這種氣候變化的成因，則幾乎一致指向了人類活動。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暖的危害及應對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乾旱地區更加乾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臺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而氣候變暖（氣候變暖是本輪氣候變化的主流和關鍵，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也是關於氣候變暖的，所以以下如無特殊情況，就以「氣候變暖」而非「氣候變化」稱之了。還有，「氣候變暖」並不僅是指一種人為因素導致的自然現象，還是會造成災難的氣候危機）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製氣候變暖，就必須限製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製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着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繫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此外，還有一點即「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廣泛影響。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這些質疑其實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但堅信這些觀點的仍然非常普遍。（關於「氣候變暖否定說」的謬誤，從學術刊物到知名媒體再到各國專家，都有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於是，各國和各國民眾就是否需要遏製氣候變暖、如何遏製氣候變暖產生了諸多爭議。這些爭議有利益層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與價值觀交織的。而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相關爭議也十分激烈。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從官方到民眾的反應及對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反應、爭議反映出的諸多中國國內及對外關係問題，也都十分復雜而尖銳，值得分析、探討，以及給出某種可能的建議。

    首先，中國官方是承認氣候變暖的存在及對中國的真實威脅的，對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預測。但是對於具體如何解決氣候變暖，以及在國際減排合作中承擔多少，與其他國家存在很大爭議，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斷變動。

    而更有分析和討論價值的，是中國民眾（當然這裏的「民眾」也包括精英階層、既得利益者）的相關態度和言行。

    中國民眾（以下簡稱「國人」）中大多數其實是懷疑甚至否定氣候變暖的。其理由無非也是其他國家持氣候變暖否定說人士的那些論調，他們的觀點及疑問同樣可以用相關的海量而堅實的事實和數據駁斥。

     不過，這些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國人並不能決定中國的氣候政策，他們的質疑就科學性本身也沒有什麼討論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包括氣候變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內主流國民對中國對待氣候變暖的立場和態度問題，及這背後反映的價值觀與利益乃至其他更復雜的東西。

    國人中不乏同意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的人，尤其中國社會精英群體。他們的科學素養雖然不算高，但是起碼比美國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認科學得出的結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對中國在氣候變暖問題上應擔當的角色和責任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也不等於他們熱衷於環境保護和遏製氣候變暖。相反，他們的立場恰恰是強烈對抗全球改善氣候問題的努力、反對中國承擔適當責任和付出相應代價的。

     「柴靜採訪丁仲禮」相關的是是非非

    這種立場和態度，在國人對前央視記者柴靜採訪中科院氣候問題專家丁仲禮一事的態度上，有着非常典型和集中的體現。在採訪中，柴靜強調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急迫性、發達國家為減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張以專業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對待全球減排和中國責任問題。而被採訪的丁仲禮，則強調氣候責任問題劃分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更多工業發展空間、中國人民有權擁有與發達國家國民相同額度的人均排放權等。丁仲禮還特意提及了發達國家更早工業化、有更長的不受限製排放溫室氣體的階段，並強調中國不計過往、僅僅要求未來有權擁有發達國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滿足。

    聽起來柴靜和丁仲禮各有道理（雖然那些攻擊柴靜的並不覺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禮的話更加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禮為中國人擁有與發達國家看齊的排放權辯護的那句「中國人是不是人」，更讓國人感到熱血沸騰，稱其為「國士無雙」、「真正的專家」。而柴靜則被認為是站在美國和國外利益集團立場上的叛徒、不懂專業知識且不尊重專家學者，得到了「公知」、「美狗」、「聖母婊」、「賣國賊」等罵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臺，都可以看到關於這段採訪的相關評論，對柴靜的攻擊詆毀、汙言穢語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觀眾所認為的嗎？丁仲禮所說是全部事實嗎（同樣，柴靜說的是全部事實嗎）？中國究竟應該在全球減排中擔當怎樣的角色、負起多大的責任呢？

    首先，丁仲禮所說的是事實，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實、明顯有選擇性的闡述。的確，中國作為後發工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遠不及歐美。對當下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比對抗氣候問題更加急迫和切實。發達國家則既有先發優勢，又有着如今相對優越富足的生活，所以減排責任更大、減排壓力理應更小。正是如此，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才有「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共識，中國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為基準參與遏製全球變暖的國際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國人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發達國家付出的更大代價及中國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確實從人均而言，減排後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靜及背景視頻中所說，根據協議，發達國家減排幅度將達80%（甚至可能進一步達到95%），而發展中國家減排幅度就沒那麼大，而且實現碳淨排放清零的時間可以更晚。丁仲禮也談到，發達國家那時排放量將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而此前則是7.54倍。這樣的數據說明，發達國家付出的絕對代價和與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對代價，都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而這就意味着發達國家需要主動做出更多犧牲，包括放棄已經取得的許多工業成就、更多傳統工業工人失業，更加衝擊現有的社會秩序。

    不錯，即便如此發達國家還是有人均排放優勢，而且還有歷史欠賬。可是，讓既得利益者主動從現有所得和預期所得中削減非常巨大的份額，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付出了。雖然既得利益者確實應該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欠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一樣。這就像再分配和稅收，既得利益者確實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補貼窮人、維持社會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平均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標準一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5%，美國是35%，歐洲發達國家最高的達到75%。對於精英和富豪們來說，即便繳納75%的個人所得，剩餘的25%財產仍然是國民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十多倍甚至數十倍。難道能夠要求他們減到等於平均工資水平？那樣的完全「均貧富」確實是理想狀態，可是這在當今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還有像比爾蓋茨，即便拿出大多數錢做慈善，他的資產和消費仍然遠高於普通人，可是難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職員一樣才算個完人嗎？

    碳排放問題也一樣。對於發達國家，其工業化程度本來就非常高，農業的集約化程度和人均產值也非常高，雖然近年來第三產業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農業產值仍然比發展中國家高了許多倍。雖然這其中有一定的不義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積累和至今的國際分工製造的不平等），可經濟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勞作、創新得到的。減少那麼大幅度的碳排放，經濟、就業衝擊會多麼巨大。即便推行產業轉型升級、安置就業，也一定會有很大的代價，讓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這種付出也引發了相關利益者的反彈，從石油企業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對，並造成了各國國內的動盪不安（美國就是一例）。發達國家已經願意為碳排放付出總體和人均都更大的犧牲，難道非要讓與他們人均工業產值、人均GDP高度相關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於發展中國家水平才可以嗎？這樣是現實可行的嗎？丁仲禮也說分一份蛋糕是「多麼大的利益」，發達國家的「利益」都是大風颳來的嗎？發達國家願意做出這樣大的妥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不應該也有相應的讓步嗎？

    可能一些中國人即便對此心知肚明，仍然認為應該要求絕對平等，並且認為我這些話是替富人說話、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國人立場上的「漢奸」。那試想，在中國國內減少碳排放的行動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應該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嗎（哪怕上海顯然更受氣候變暖影響應付出更多）？河南省鄭州市市區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內鄉村的水平一致嗎？即便發達地區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權發展起來，可強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標準就公平了嗎？就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包括欠發達地區的利益嗎？都知道中國貧富差距懸殊，但未來中國調節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應不應該讓中國頂級精英和普通白領收入相同、白領和普通農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樣？

    如果這樣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禮及他的支持者主張那樣完全平等（甚至還要追及既往）的原則。這是個理想社會應有的樣子，可現實根本不可能。在各網絡平臺尤其知乎那樣平臺上說話的丁仲禮支持者，大都有點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國民收入平均線以上，你們支持這種「均貧富」嗎？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線工人一樣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經常還沒後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補償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來說，換做生活優裕的國人，願不願意把自己消耗的工農業消費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費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貧困戶的10倍，願不願意通過降低消費縮小到2倍？

    所以，丁仲禮的那種立場如果從完全理想化的層面看確實是正確的，可是這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類當下並沒有達到那種完全平等所需的環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與更下層「均貧富」，本國不同地區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懸殊，那有什麼資格強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發達國家以巨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但仍高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排放量、發展中國家付出人均更小絕對量和相對較小降幅但仍低於發展中國家人均，雙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縮小，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共同進行減排以遏製氣候變暖，已經是當下的最優解。

    丁仲禮的謬誤

    此外，丁仲禮在採訪中提到他作為地質研究者，認為人類活動對氣溫的影響很小，且後來還提到並不能絕對確定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以及「科學家有主流嗎」的說法，其實頗有誤導性。他的這種說法頗類似於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的立場。本來我不想在本文詳細評論早被無數論證證偽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禮的話，還是具體評判一下吧。

    的確，如果放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最近幾十年、幾百年的升溫並不算絕無僅有（科學界也有研究，說明地球存在數萬至數十萬年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即「米蘭科維奇循環」），如今的氣候變暖只是地球從誕生至今極為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微小波動，地球曾有過比現在平均氣溫高出十幾度的時期。可是，這樣的從極宏觀歷史跨度來看屬於非常微小的波動，卻對當今人類具有毀滅性影響，且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對人類來說，萬年跨度、億年跨度的波動是需要選擇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陽再過幾十億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沒有了），人類如果那時無力移民到宇宙別處或者乾脆其他星系都不適合人類生存，那人類也必定滅亡，一切人類的痕跡也都將一點不剩。但是這不代表我們不再建設和發展，對各種自然災害、氣候問題不再加以對抗。正常情況下，人類還有從宇宙歷史角度非常短暫、但從人類自身角度非常漫長的生存期，可能是幾萬年、幾百萬年、幾億年。或者非常悲觀的算可能也有幾千年。那麼在這幾千年、幾萬年裏，人類是儘可能努力延長生存期、讓後代過得更好，還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無視這樣會對人類未來（也包括當下）造成的毀滅影響、數以億計乃至十億百億人的痛苦和死亡？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總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後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長一些了嗎？

    還有，丁仲禮這個說法也下意識（姑且認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與變量的關係。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升溫值的確只是如今地球氣溫的很小比例，可正是這個增長足以致命。就像人體常溫約為36-37度，而如果發燒後，體溫無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過42度。相對於常溫，發燒的增溫確實是「少量」的，可這足以造成嚴重的不適。如果高燒超過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幾小時內不退燒就會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沒問題，但是增加的這6度就足以讓人死亡。氣候問題也一樣，增加的量的確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這足以改變以前的生態平衡，破壞人和各種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導致人類和各種生物滅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對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處馬裏亞納海溝11034米，相差近兩萬米；中國地形的三級階梯之間也有數千米差距；中國沿海大陸架到大陸坡、洋盆、海溝同樣相差數千米。可是，海平面僅僅上升個位數米，就會有許多大城市被淹沒；上升15米，長三角珠三角就都泡進海水了。這種上升的數值相對總值的確極小，但足以造成毀滅性影響）而「氣候變化不能絕對確定由人類活動造成」，也只是鑽科學和現實邏輯的漏洞罷了。且不論那汗牛充棟的證據證明氣候變暖主因就是人類活動，僅僅從邏輯上也可以駁倒。如今的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應用，嚴格來說都不可能保證「100%正確、準確」，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認為「100%正確、準確」。就像丁仲禮研究的地質學，也是基於部分事實和證據對歷史進行「推測」的學說，沒有穿越到那些歷史上的地質年代，也就不能100%斷言當時的地球一定是什麼什麼樣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內的地質學家研究出那麼多建立在合理「推測」基礎上的成果。科學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為求嚴謹有時不能把話說滿，所以氣候研究報告才不能下絕對的定語。而且這是幾年前，現在的各種報告都承認了人類活動就是近年來全球變暖的主因，並且往往下了定語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來說事。

    何況，即便不是100%可以確定，那90%可以確定就不要採取行動了嗎？就像醫院診斷一種疾病，即便「確診」，也不意味着一定正確，原診斷被其他醫生推翻甚至復診後被同一個醫生推翻並不鮮見，難道就否認進行診斷和治療的必要性了嗎？還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術，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內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藥甚至自然痊癒，做了手術會有極大痛苦且有10%的手術失敗風險，那麼做還是不做？當然作為個人有權選擇不做，但是涉及全人類，沒人有權單獨選擇不做（當然也沒有人單獨有權強製讓全人類一起做，所以就是難題了嘛）。

   以「科學家有主流嗎」反對大多數科學家的共識，聽起來很科學，其實同樣是詭辯、混淆是非。科學這東西的確不能憑人多人少決定誰對誰錯。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學的一部分，科學界、學術界在對問題爭執不下的時候也要採用少數服從多數形成「共識」和「主流意見」，並根據這種主流意見作為事實和依據使用。當約95%的科學家都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造成且對當下及未來人類有極大危害時，難道要聽5%的？如果這95%是被強迫、操縱，且沒有拿出強有力證據和充分論證，而那5%則處在自由獨立的環境、有着充分科學依據，當然可以說後5%是掌握真理者。可現實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科學家是處在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中，有着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素養，其理論和主張有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證，相關學術報告和論文不勝枚舉。而那5%（現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學家倒是有五花八門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學家否定一切人類活動有關的環境問題，有的受石油公司資助支持（當然同樣有人指責贊同氣候變暖的與新能源產業有利益勾結。確實有，但是還有更多沒有這種利益聯繫，當然這些話也都能用來給否定氣候變暖者辯護。那……反正愛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響大中立性可疑，且這些人中大多數也沒有斷言說氣候沒有變暖或者氣候變暖與人類無關，只是說不能絕對肯定氣候變暖一定是人類活動造成、人類活動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數科學家，還是那少數科學家？（說到這裏，倒是否定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國人占大多數，柴靜採訪丁仲禮後絕大多數國人都支持丁仲禮，這些人是主流，是正確的嗎？當然這樣論起來是非也就攪混了）至於柴靜，其本人科學素養和專業知識當然不如丁仲禮，她在關於環境問題上的其他言行也時常暴露其知識的不足及對專業問題的不嚴謹。例如她主導拍攝的《穹頂之下》，就被包括着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內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錯誤。但是錯誤歸錯誤，她並沒有有意誤導他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失誤。作為記者，其對於環境問題的知識已經足以支撐她進行相關採訪，她在訪談中提及的問題也都基於事實，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禮強調中國立場、政治與利益問題的情況下，她站在更強調人類共同利益立場、去政治化的專業主義角度，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平衡。採訪中其他類似的「對立」也是如此，這樣也才能引出丁與她的不同立場，在類似於辯論的採訪中呈現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個採訪沒有質疑和論辯、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敗的。她作為記者是合格的，節目也是合格的。根據她以往的各種採訪報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心繫祖國和人民的人。我們可以批評她的具體錯誤，但是不應該進行汙蔑和陰謀論化的解讀。

    （諷刺的是，近兩年中國已經承諾推進「碳中和」計劃，其實也就是承認了國際主流對氣候問題及解決方式的正確性，與當年丁仲禮的觀點其實是相反的。可如今網上一邊贊同碳中和（起碼沒公開反對），一邊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禮的發言（可看到發言時間是在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之後的），說明這些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明白，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根本沒明白碳中和政策內容是什麼、丁仲禮的觀點又是什麼，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或者說立場都是可以隨時180度大轉彎的。這些人還口口聲聲推崇科學，卻連起碼的科學常識和科學精神都沒有）國人對氣候問題與西方相關批評的解讀與反應及其悖謬國人不止在柴靜採訪丁仲禮一事上呈一邊倒的癲狂，可以說凡是涉及到氣候變化議題尤其熱點事件，基本都是這個反應。例如外媒有一則報道，其中提到「中國人每吃一塊肉，亞馬遜就冒出一股煙」，來說明中國肉類消費對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就引起了中國網民的一片沸騰和極度憤怒。「西方人/美國人/歐洲人不讓中國人吃肉」成了國人對西方乃至全球環保主義的突出印象，並且成為國人對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謂「白左」）產生巨大惡感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當然只是一種誇張式的描繪和宣傳，但這句話背後反映的是客觀的事實，即中國人食用大量肉類加劇了氣候變暖。「蝴蝶效應」是眾所周知的，而國人食用巴西牛肉對亞馬遜雨林的影響及加劇全球變暖，比一般的「蝴蝶效應」相關度更強更直接。這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詆毀、迫害。第一，說這句話只是反映一個現象和事實，而沒有說不讓中國人吃肉，更沒有通過強製手段阻止中國人吃肉。第二，類似的批評是針對全球的，且更多針對西方自身。其實，各環保組織對西方各國尤其美國人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加劇氣候變暖的現實，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續的批評，並通過一系列運動、行動去減少西方各國民眾對肉類的消費。

   「西方不讓中國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臺上被刷屏，與柴靜被鋪天蓋地辱罵，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陰謀論解讀，都反映了國人沉浸於非正義的憤怒中、同理心責任心與義務意識的喪失、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祟、反智主義利己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泛濫。

    中國參與減排和遏製全球變暖，既是為自己着想，也是一種應盡的國際義務。「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虛言，無論提出的主觀意圖如何，現實上人類的確是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影響、相互連接、牽一髮動全身的整體，而氣候問題尤其如此。中國當然應該優先考慮本國國家利益，但也應該兼顧他國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是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的。或者，即便個人不願意主動履行相關義務，也不應該表現出那種近乎瘋狂的反對態度。

    可是，許多國人完全不在乎國際義務問題，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國家或者說自身的立場上，並不惜損人利己或者讓世界減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國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不適合實行同樣的碳排放標準，來比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是，在許多國人看來，中國國內是中國的事，涉及到國外那就要堅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別國相對更大、履行的比別國嚴格，那就吃虧了。同樣，西方各國在遏製氣候變暖上的努力、各國民眾在環境問題上實實在在的付出，他們也不會因此敬佩和追隨，相反加以嘲諷，並主張中國趁西方因環保拖累發展，不顧氣候問題羈絆而放開手腳發展工業超越西方。

    在他們眼裏，一切都是鬥爭、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協和同情，不講道理或者只講一面理、不擇手段，才能贏得國際博弈的勝利，也才能捍衛自己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尤其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自然將西方敦促中國關註和參與應對氣候問題，當成西方打壓中國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體、民間機構對中國的氣候、環境問題提出批評，就條件反射式的以敵對態度對待和回擊。他們認為西方在環境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就是破壞中國經濟、破壞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打壓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是在阻止中國人民尤其普通工人農民脫貧致富過上美好生活、砸中國老百姓的飯碗。於是，就百般推卸中國在氣候變暖上的責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種環境問題。然後，他們還要反咬一口，通過指責西方環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說西方沒有關註某些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來消解西方在環境問題上的話語權，達到為中國辯護的目的。

    這種對抗性的反應是毫無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終也是損人不利己的。誠然，當今世界並未實現大同，仍然是一個叢林社會，各國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中國作為飽受歷史屈辱和磨難、仍然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維護國家利益是無可厚非的。涉及到環境問題，當然這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環境問題，也一定有國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要基於是非曲直、遵循國際規則去據理力爭，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攪蠻纏。對中國占理的要堅決捍衛，對自己理虧的要勇於擔當。

    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不應做的和應做的

    氣候問題關繫到中國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國應當負起責任。作為世界上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應該在遏製氣候變暖問題上比大多數國家承擔更多義務。我們在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國提供相應技術和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要願意妥協和表示誠意，將自己那一份擔當起來。

   而對於減排節能等環保政策對民生尤其普通工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的影響，應該是通過中國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改革分配機製、提高工農待遇、廢除各種對工人農民不公不利的製度和政策等，加以解決或緩解。事實上，中國各種不公平的製度、政策對工農等弱勢群體利益的損害，遠大於承擔國際責任而減碳造成的衝擊（如果後者的影響是1，前者的影響就是10）。丁仲禮及其支持者總是以經濟、就業、生活質量等大義凜然的民生理由為碳排放辯護，可其實在伴隨碳排放產生的工農業收益中，大多數都被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獲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殘羹喝了湯。平民也遠比權貴要承受更多環境破壞的代價，有權有錢的可以各種規避環境汙染、氣候災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數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禮們捍衛的，無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種損人利己的利益，順便為老百姓帶點殘羹剩飯。即便不改變現行體製，如果能夠對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機製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權貴集團讓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讓渡比例完全可以比發達國家縮減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現在製造碳排放和汙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國未來的發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復興，不可能也不應當是通過破壞中國國內及世界生態環境、造成環境災難來實現，而應是基於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完善、勞動創造的貢獻、科技發展的助力來達成。如果只想着趁氣候危機和西方急於遏製氣候變暖而損人利己，雖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處，可長遠只會在國際舞臺再失道義，被各國尤其文明發達的國家鄙夷和孤立，最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自絕於國際主流和未來潮流，並最終反噬自己，何談國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於說以前許多發達國家靠汙染環境和排放溫室氣體發展起來，那當然應該譴責和要求其做出補償、幫助後發國家，而不是去重復他們有害的行徑。這就像殖民擴張曾經被認為是無可厚非的，也讓一部分國家得以興盛，但我們不應該在新時代也去搞殖民擴張。日本當年侵韓侵華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為什麼不能」，然後給世界尤其中國帶來了多麼巨大的災難。中國也一樣，報復曾經加害自己的國家還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後去損害更弱更無辜的國家和人民，是什麼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捍衛自己在減排問題上的合理合法利益，並要求其他國家也都履行相應的義務，堅持對等性（當然對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大原則下，中國當然可以要求發達國家做出相對和絕對都更大的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對中國提供和輸入資金、技術、模式、經驗等支持以幫助中國以最小的經濟和民生代價減排。發達國家有着成熟的環境保護經驗和技術，這些都應該無條件的告知和教給中國，並且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實施。當然根據中國國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調還是要「拿來」為我所用，少走彎路直取捷徑。還有，中國在減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對於發達國家更為額外的代價，也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和補償。例如中國限製傳統能源和工業對經濟的打擊、在全球貿易中變得更為不利，那就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予以賠償或者政策讓步，否則自己可以拒絕放棄相關產業。

    中國也有權利對其他耗碳總量和人均都極高的國家提出相應減排要求。就像中東各產油國及俄羅斯，人均耗碳量都極高且總量也相當驚人，他們人均減排義務其實比中國更大。尤其沙特、卡塔爾等產油國，國民人均耗碳極為驚人，生活驕奢淫逸，對資源消耗毫無節製，且建立在不勞而獲的基礎上，理應付出遠高於世界平均的代價。還有，例如印度等國，雖然現在碳排放總量和人均不及中國，但是增量更大，印度與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的角色對比，類似於中國和美國。所以中國和美國達成的相互責任，也應該適用於印度和中國之間。如果中東各產油國、俄羅斯、印度等國不履行義務，那中國當然也可以採取反製。

    還有，中國曾付出巨大代價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將中國在三十多年間的出生人口減少了數億，並在繼續影響中國未來的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這無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減碳（人口少了當然總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國可以以此要求獲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國家對中國做出相應補償。

    還有，中國雖然按照生產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是生產的高耗碳產品很多都銷往國外。因此，應該將中國出口產品在生產中的耗碳以合適方式進行折算，由中國和進口國共同承擔相應碳稅、從生產端到消費端一起進行減排努力。

    就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諾並在切實實施，整體和表面看這當然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具體的行為和影響尚難以預料（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表現）。中國會具體如何處置相關的經濟、民生、人權、環境、國際關係問題，尤其不同人不同群體間的各種利益衝突，都是值得關註和研究的。這關繫到千千萬萬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從國人嘲笑格蕾塔·通貝裏看國人心態與價值觀近幾年，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Greta Thunberg，以下簡稱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積極參與有關氣候問題的社會活動，成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籲遏製氣候變暖的過程中，經常有着各種激進、大膽、前衛的言行，有時顯得幼稚和偏執。於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國人在內世界各國部分人（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像特朗普那樣的政要）的冷嘲熱諷。

    雖然中國和外國都有對她的嘲諷攻擊，但是也不完全一樣。在國外尤其歐美發達國家，雖然有部分人對她嗤之以鼻甚至攻擊謾罵，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國，幾乎沒有支持她的聲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沉默？），全網一邊倒的對她進行嘲諷攻擊。國人對她的攻擊謾罵力度強度似乎也遠高於海外，對她的那種痛恨和鄙夷格外強烈，並且很能反映一些關於國人及中國社會的問題。

    這些嘲諷攻擊，大體分為以下幾類：一，認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團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認為她什麼都不懂，瞎胡鬧；三，認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執狂、妄想症、精神分裂，相關行為都是在犯病；四，認為她虛偽做作，自己都不環保還要求別人；五，認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發展中國家人民疾苦，為了環保不顧經濟民生問題，是「何不食肉糜」。當然，以上只是對這些嘲諷攻擊加以概括總結，實際謾罵更加五花八門，也比我的列舉在實際表達上難聽、刻薄多了。

    首先要說明的是，即她呼籲關註和解決的氣候變暖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且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各國也的確因為種種客觀或主觀因素，沒有有力推動遏製氣候變暖的各種措施。因此，她的呼籲是必要的。當然，她也有很多問題、缺點，這個後面會提到。這是評論關於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對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謂「被人利用」，就單純「被利用」這一點而言確實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慮這種「被利用」的各種背景、主客觀因素尤其實際影響，「被利用」就不見得是個純粹的壞事，甚至有時是好事了。這個世界從古到今，多少偉大事業都是在人們利用與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實現的（當然多少骯髒齷齪也是如此）。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得到了法國的大力支援。法國當然有其製衡英國的目的，但是這對美國實現獨立而言當然是幾乎全是好處沒有壞處，還結成了美法之間數百年的友誼。孫中山當年被日本在內一些列強所支持保護，當然也有列強試圖在中國培植代理人、削弱滿清政權的目的。可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孫中山也並沒有因此淪為列強代理人，而是推動中國的民主富強以及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

    現在國人一聽到「被利用」就各種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導的結果。國人對於「利益集團」、NGO、外國干預之類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實，現代社會的運轉中利益集團的影響無處不在，只不過一些人有標籤有些人沒有，沒有公開標籤的利益集團更會暗箱操作。國家利益當然要維護，外國力量當然也有其各種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其積極作用是遠大於消極的。

    格蕾塔是在某種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與各國政治力量在內各種利益或價值觀相關者的合作也是自願的，產生的影響也是積極的。而她的對立面，那些因為利益和價值觀反對遏製氣候變暖的，同樣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團的背景。不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國傳統能源產業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許多否定或者懷疑氣候變暖的政治家、學者（包括少量科學家）、媒體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種利益相關方的捐助、獻金。

    當然，她作為公眾人物，人們有權如此評價她，從某角度認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如果當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張，那就實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認為她不懂知識、瞎胡鬧，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沒有對她也沒有對氣候問題有過詳細了解。她確實缺乏對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全局性的認識，對於減碳政策導致的負面影響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沒有完整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關係等方面的通識，更沒有精通。可是如果說在氣候問題上，她的主張則都有客觀事實以及被科學界廣泛認可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撐，而不是胡編亂造。在氣候問題上，她也說過「不要聽我的，要聽科學家的」。這可比那些反對她的人科學素養高多了。

    三，說她有精神病，並列舉了她許多言行加以佐證。首先，她的確被確診患有阿斯伯格症、強迫症、選擇性緘默症等精神類疾病，但是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那種重性精神疾病還有差別，且這些疾病並不影響她主張的真實性和必要性。至於認為她患有別的症狀例如偏執、妄想、躁狂之類，如果認為她的那些行為是這樣的病，那從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們認為她有病而那些人沒有，無非是因為她是個平民百姓，以及關註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麼關註和狂熱的問題，還有就是與眾不同及和傳統及部分大眾的觀點意見相背離。這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19世紀上半葉，有一個匈牙利醫生賽麥爾維斯，因為一直斷言醫生不洗手會傳播細菌導致產婦死亡，強烈要求醫生手術前洗手，稱不洗手的醫生同事為「殺手」，並變得偏激古怪，於是被當成精神病被毒打、送進精神病院並死在那裏。而後來，隨着科學發展，證實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洗手也成了在醫院避免出現感染的最主要方式。當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約也和他堅持真理卻被誤解、看到那麼多人因為可避免的問題無辜死亡卻無力阻止的痛心吧。賽麥爾維斯被當成精神病，畢竟是在沒有相關科研證實其所說為真的情況下，而格蕾塔所說的氣候問題則已經被充分證實。她是比較偏激，說是偏執也沒錯，但是只不過是因為過於急切和不顧現實局限而已。非要把這樣的人當成精神病，那大眾才像偏執極端不容異見的精神病。

    第四，認為她虛偽、沒有身體力行。其實她是身體力行了的。她拒絕乘坐飛機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堅持吃素食。當然這同樣引來批評，例如有人認為其乘船的一系列過程排碳比單獨乘機還大。國人還以本國青年積極參與種樹鄙視她。這樣的指責的確非常不新鮮，尤其中國。八九學運時候一些學生領袖就被指責「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記錄武漢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沒有去當防疫誌願者、利用特權讓警察送親屬去機場之類。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分不出來大小輕重，更相信他們是故意這麼求全責備。不過還是正面駁斥一下這種謬論。身體力行當然最好，但是更要註意分工和角色。對於在某些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當然要適當的寬容。且他們的身份往往也意味着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資源，否則就無法將其作用最大化。還有，在一個社會整體都缺乏法治與公正的情況下，對那些發聲的過於求全責備指責其一些人們普遍都做過的不正當事情，那一定只是讓現實更糟，更沒有人出來發聲。至於那些說種樹的，不知道有幾個自己親自去種過樹、是參與半強迫性質活動時種的樹還是自己掏錢主動去種的樹。

    第五，認為她不懂發展中國家民生疾苦和發展需求，這一點倒是批評的很對，雖然批評動機也並不見得真是替發展中國家受難者呼喊。她最大的問題也正是沒有兼顧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識視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沒有人與其進行真誠對話、通過各種渠道向她解釋這些（例如發公開信甚至去見面），而是以各種陰陽怪氣的語氣進行嘲諷攻擊。那些批評她的人，自己又何嘗真的關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將自己非法所得還給那些疾苦的人民。

    總之，她雖然有種種缺點，但是她的出發點是真誠的、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所作所為是有積極意義的，代表着人類在新時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對其冷嘲熱諷的中國人，如果有她這樣的執着、勇敢、堅定、富有理想主義精神，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能得以被關註和解決，中國社會將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國是有這樣的人的，且為數不少。但是由於內外敵人的夾擊和戕害，如今中國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達化的精緻利己主義者。這些人不僅自己不去追求正義、為人民犧牲，還對着那些真正的戰士的缺點和傷痕「營營的叫着，以為得意」。

    對那些嘲笑譏諷格蕾塔的，我為他們送上魯迅的一句話：「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國人豈止對她，對於國際上各種環境保護組織、運動及相關呼籲主張也紛紛嗤之以鼻、挖苦諷刺（至於對國內，前面提及的對柴靜的謾罵攻擊不就是例子嗎。只不過國內呼籲和關註氣候變化的越來越少，他們也沒了批評對象）。至於理由，無非也是以上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駁的，他們的批評大多數並不能成立。

    那麼為什麼他們還要這樣批評呢？這就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持有或者說被塑造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有關了。

    就像他們總是說西方那些環境保護分子虛偽、雙重標準。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不排除有些人確實口是心非，可大多數支持環保的人都在身體力行踐行低碳環保原則。關於歐美環保主義者及主流左派，在選舉投票中都明確支持那些實行減排政策（包括向他們徵收碳稅等影響其真金白銀的政策，其他環境政策往往也伴隨着對經濟、收入、生活質量一定的負面影響），也在消費、出行、飲食等許多方面努力減少耗能耗碳。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許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適、營養、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開車，這會對出行的舒適和便利有多大影響？減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慾？這種「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麼克製？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頻繁更換衣物雖然看起來影響不大，可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由奢入儉難。最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繳納碳稅在內各種環境稅，並且支持來自納稅人的財政支出用於遏製氣候變暖及防範其他氣候災害。從承擔經濟代價到付出生活代價，主動做出那麼多犧牲，難道還不夠嗎？還不能打動中國人嗎？

    還真不能打動。一方面，很多國人並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看到那些環保人士的遊行、呼籲，而沒有註意他們的付出。但是更加噁心的，是許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並不因此感動和讓自己和國家改變、跟隨。甚至，他們明知這些事實也不願意承認。

    這就是因為他們在中國這種惡劣的叢林社會生活太久了，喪失了主動性博愛性的同理心、責任感。他們認為（以下內容是站在他們立場的模擬）：你們自律、犧牲，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讓你們犧牲的；讓別人和你們一起付出代價？那是干涉我們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們國家xx吧（當然這一點全世界都很類似）。怎麼着，要強迫我們和你們一起受罪（哪怕沒有強迫，對方真有能力強迫倒不會這麼說、不敢這麼說了）？要道德綁架？你們經濟那麼好工業化那麼早，付出點代價不是應該的嗎？什麼，我也是中國既得利益者、工業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們自己努力奮鬥的成果，和你們靠殖民掠奪發家不一樣（嗯，掠奪本國人不算殖民掠奪（難道不是更無恥？））。你們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摯？自我感動而已。顧全大局？大局是個什麼東西，能吃嗎？對了你怎麼不顧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們這些行為，是不是更加不顧全大局，還有臉說我們？……以上這些並不是我想象編造，而是在各平臺都能看到的，原話不見得如此，意思是一樣的。他們的心為什麼這麼冷酷這麼壞？也是環境塑造和其反應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非民主非法治、到處是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溫情（起碼在涉及重大利益時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這倒不是說人們都心理變態特意欺負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說話、易退讓、易動搖，各方激烈競爭，蛋糕就那麼大，惡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擠壓良善、欺負老實人了。他們在重大利益上不會主動妥協，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動吐出利益違反了他們在這種惡劣環境中養出的價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講道理也不是真的為了評理，而是選擇性利用來維護利益的工具。有利於自己道理就講，不利於自己的道德就否認、詭辯。至於道德約束，更被看成攻擊別人的手段和限製自己的枷鎖。誰講道德誰就得付出更大代價。那些要別人為某事付出犧牲和代價的，即便說的有道理，但是無權無勢，那一定會被圍攻並要求他付出各種犧牲。即便他已經付出了犧牲，人們還認為他要付出更大犧牲，並找出其各種缺點毛病加以批判。至於這人付出各種犧牲、承受各種代價而死去後，人們或許有幾句贊譽，但也就那樣了。99%以上的人也不會因此追隨他，而是看到其悽慘後更加不會去犧牲奉獻、身體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國，也確實到處是合理與不合理的道德綁架。只有否認自己做錯或者乾脆否認某種道德標準，才能不被綁架。「顧全大局」在中國也的確被到處用來遏製個人維權，且很多時候不是顧的正義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權勢的個人的非法私利。各種大義名目也往往只是謀私者的遮羞布，讓其惡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這樣一來，人們也就不會有共同體意識，或者說維繫共同體的只有強製而非自願。在都自私自利的情況下，誰承擔更多誰就吃虧，大公無私的人只是為他人做嫁衣，除了幾句贊譽（甚至有時候贊譽都沒有），又能得到什麼呢？人們也不願意為整個共同體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哪怕別人承擔了自己還不承擔。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國人稀缺或者選擇性使用的。這同樣也是環境和個體相互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在叢林社會中，同情憐憫就意味着心慈手軟，站在對方立場上的同理心更會影響在零和博弈中戰勝對手的堅定性，就會導致上當受騙、猶豫不決、妥協退讓，只能被別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對別人尤其競爭對手，但是對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對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無情一方擊敗。還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實際代價，那這種同情又成了虛偽。即便付出一些，在惡劣環境中不見得有好報甚至恩將仇報、升米恩斗米仇。所以還不如一開始就冷漠、不同情。每個人都這麼想，社會越發殘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虧受害，於是成了全員惡人的社會。然後每個人都喪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對至親至愛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體諒別人而是以惡意揣測、殘酷對待，人性喪失獸性復興。這樣還能指望多少基於事實和人道主義的真誠溝通和諒解妥協呢？

    至於承認錯誤、自我反省，那在中國更不是好的東西。在中國，讓人反思是一種勝利者對失敗者、強者對弱者居高臨下的指責壓迫，絕不是溫情脈脈。你反省了別人也不見得因此原諒包容你，反而會覺得你的確錯在你，然後就要你付出更大代價、做出更多讓步。承認錯誤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認自己哪些立場觀點行為錯了，那對方大抵不會原諒妥協，而是抓住你的承認錯誤步步緊逼，讓你在論辯中失敗、付出更多代價損失。而且對方會理直氣壯的認為，連你自己都承認錯了，我這麼對你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至於說自己也承認有錯、互相諒解，如果實力相當又沒重大利益，那的確可能，但是在利益交關問題上，這麼做不是傻子嗎？

    還有，國人面對環保人士的宣傳，還會有強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舉出的「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的批評（其實也沒直接對中國人說）出現後，國人一片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氣死你們。柴靜在採訪丁仲禮時，提到現在氣候變暖已經讓世界那麼多災難，要抓緊達成碳排放協議啊。然後彈幕裏就說「就耗着，就不簽，看誰先慫」。柴靜說了懇切的要保護環境的話後，彈幕區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環保問題，動保問題也一樣，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動物保護立法重要性問題，就有人曬狗肉照片，有的還是整隻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後，就有人聲稱要去那裏吃狗肉喝酒。

   這種逆反反應同樣是惡劣環境尤其惡劣人際關係、教育模式的結果。中國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然我說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於引導、說教、規訓性質的行為）都充滿着強迫甚至暴力（包括軟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壓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講通道理說清是非，而是強製灌輸強迫承認，對的要接受錯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誘而是羞辱譏諷；不是真心為了啟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過訓人得到快感優越感。於是既培養出馴順的奴隸，又培養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時候是順民與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結合體，在強權強人面前逆來順受俯首聽命，錯的東西也要接受擁護執行，在弱者或者無力強迫他們的人面前乖張暴戾，故意逆反，對的東西也要排斥反對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釁）。他們也分不清什麼是善意勸告，什麼是惡意批評。全球氣候談判是為了保護包括他們自己家園在內的人類，他們卻當成鬥氣耍狠、玩「誰先慫」遊戲的平臺。這當然也是國內環境造成，他們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時，時常都在玩這種「誰先慫」遊戲。至於妥協？只有權勢形勢能讓自己妥協，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實力。

    至於因為正義感、冤屈感、責任意識而動感情，不僅不會讓對方尊重起敬，反而會被當成軟肋使勁戳，冷嘲熱諷百般激將，搞得你氣死或者沒脾氣。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這麼對待正義者是出於愚蠢和誤解，有些則是出於利益及更加陰險的動機。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人更具顛復性威脅性，會破壞他們用謊言和暴力營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體系。他們對這些戳穿謊言講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懼。即便內心有些敬佩，也不會因為敬佩就手軟，他們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軟後他們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過來又加劇他們對正義、真誠者的敵視和痛恨。於是容小人為友、視義士為敵，也就成了他們立場上理所當然的了。這樣的情況下，小人當然越來越多，義士越來越少，或者乾脆就沒有義士只有小人了。

    這樣思想和言行的國人，只能說可憐又可恨。他們沒有生活在一個公平、誠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寬鬆的環境中，而是在充滿不公不義、謊言、冷漠殘忍、你死我活的社會裏。這樣的社會必然將他們塑造成這樣的人，他們也只有這樣做才能在這樣社會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慣性，變得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這種應激式的反應。至於說讓他們向善，可行性上目前當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讓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國生活，那也是害了他們，他們會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將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完全是被動的發表做出這些言行，相反他們很主動，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們。他們很知道是非對錯本身如何，但是他們更知道怎麼做才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至於說環境迫不得已，其實全世界所有人類乃至動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現實塑造出的產物。中國惡劣的環境是他們如此之惡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們脫罪的理由。只要屬於既得利益者、所得超過損失，那就不存在無辜。

   當然了，外國和外國人就沒有這些社會和人性醜惡嗎？當然不是。可是起碼在部分國家部分人那裏，經過民主法治、思想啟蒙、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的洗禮，這些人性和社會的醜陋被大大減少了。而且這些國家一些群體間的對抗起碼一部分是出於那些站得住腳的理由，國人這種逆反、對抗，又是出於什麼？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國人之惡，並不是說他們時時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惡。他們起碼一部分人當然也有善良和講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說小事上也不乏寬容互諒，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顯露無疑了。中國每個階層也都有相對的好人和相對的壞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對更壞更陰險得益更多，整體上越是有權勢人脈金錢越惡，雖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應該是相當低的。且這種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過結構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層底層，雖然也確實有不少窮凶極惡者，可也有善良淳樸或者被迫善良淳樸者，愚頑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鑽空子說謊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體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底層除了犯下十惡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製氣候變暖真的那麼必要和急迫嗎？

    一些國人也明白氣候變暖是真實發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國家尤其其環保人士那種激進和急迫。這當然有情可原。因為中國還有其他許多復雜和嚴重的民權民生乃至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焦頭爛額，所以環境問題就被相對忽視了。

    但遏製氣候變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嗎？僅僅就中國來說，問題也很嚴重，影響也將非常致命。

    氣候變暖最直接和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對各國沿海的威脅。而中國經濟同樣集中在沿海地帶。根據研究，根據現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將成為世界上最早被淹沒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將有一半面積被泛濫的洪水所淹沒。至於上海完全被淹沒的時間尚未有十分明確的結論，但是也就在以後幾代人之內。除了上海，整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遼中南這四大區也是中國最大的四個工業基地，都將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內面臨淹沒的危險。據研究預測，2100年，全球可能有20億人淪為「氣候難民」，那中國也必然有起碼數億。到時候，中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尤其階級和地域矛盾將更加激化，如果無法有效處理將面臨內戰的可能。

    如果說2100年還太久，這一代人大多數看不到，那當下中國的氣候異常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災害損失。今年河南、山西連續發生洪災，造成數百人死亡和幾千萬人受災，許多企業倒閉、家庭破產。雖然死亡人數並不是歷史最多，但降雨強度卻超過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值。死亡人數少主要是因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學手段和相關機製，而災難本身的強度其實是增強了。除此之外，最近幾年全國的水旱災害不斷，相關科學研究普遍認為與氣候變化有關，而不是歷史常態。如果氣候再繼續惡化，這樣的極端天氣只會越來越多而非越來越少或者保持現在的情況。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場場災難，而是觸目驚心的死亡與經濟民生毀壞。現在有幾個人在洪水裏掙命的場景，未來就可能有幾十萬人同時在大水漫捲中掙扎，那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場景。還有伴隨自然災害的人性之惡的爆發，如搶劫、強姦、殺人都會到處發生，即便像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卡特裏娜颶風災害下新奧爾良的燒殺搶掠，都觸目驚心（當然卡特裏娜颶風和氣候變暖好像沒什麼關係，但是可以說明巨大自然災害後會有怎樣的人禍）。

    當然又有人說，以前人類也遇到過各種災害，人員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經發生過死亡8萬人的水災，歷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無數。可是，其實現在和以前是不一樣的。以前是人類因技術手段不足無力對抗自然，或者因為人為事故造成災害。而如今則是因為明顯的氣候變化造成，且的確有辦法避免悲劇發生。而且，隨着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類對生命也更加珍視，現在和未來不再是也不應是幾百萬幾千萬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類幾千年來最大的進步，就是對生命的珍視與尊重。我們難道應該倒退到古代戰亂與饑荒年代屍橫遍野的狀態？就像古代絕大多數人得病都得不到醫治，甚至在現在看來的小病都能要命，現在我們還能這樣嗎？實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無法阻止，但是我們應該去儘可能避免和預防。還是以個人為例，每個人總是可能有各種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禍、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們能預先看到一些危險的跡象、重病的萌芽，肯定會去預防和延緩。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要盡力活好每一分鐘、避開每一個危險。對於人類集體、人類社會也一樣。

    何況，防範於未然總是好於臨時抱佛腳。如果現在不去製止因人為造成的氣候異常，生出僥倖和拖沓，那未來的子孫後代、那時的人們，就會像螻蟻般在洪水與大旱中掙命，一個個絕望而死。這樣的場景中國歷史上是發生過的，當今也有縮小版（想想河南水災時在鄭州地鐵裏絕望掙扎的市民），所以不難想象。歷史上的人們還比較麻木不仁，當代的國人即便因各種因素未完全覺醒，可已經有了現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嚴、價值、權利，有了許多牽掛、眷戀和不舍，有了極為豐富的喜怒哀樂。這樣的生命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毀滅，將是多麼巨大的悲劇，會產生多麼令人恐懼的思想衝擊。現在還沒有，但是到時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陽人，也沒有料到後來那樣的驚天悲劇。可是沒料到不等於不會發生，甚至更可能發生，心理逃避無法實現現實逃避，還讓現實中更沒機會逃避。當然，並不是要臆想災禍、杞人憂天，而是說在鐵一般證據面前，我們不能因為它還沒出現就不管不顧、放任自流。

    我們覺得格蕾塔·通貝裏那樣的環保人士是偏執、瘋狂，她/他們也確實有些缺點，可她/他們正是為了避免人類包括中國人民陷入這樣的災難而吶喊。無數科學研究和客觀現實證實了那樣的情況未來很可能發生，現在也已經有了一些以人命預示的前兆。現在我們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來就可能減少幾十萬幾百萬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慘的死於水旱災害及相關的貧困和戰爭中）。

    氣候問題及氣候政策下人類的百態與未來

    那麼，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製氣候變暖就行了嗎？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氣候變暖的人為因素，直接來看當然是工農業生產。可是實際上則牽涉到這世界上幾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製氣候變暖，需要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做出改變。而且，這還需要世界各國各階層各群體及每個個人的合作、妥協、付出。

    工農業生產當然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費決定了生產。想遏製氣候變暖而限製工農業生產，眾所周知會影響生產者的利益，可更會影響消費者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大代價。但消費者也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如果減少生產，一定是消費者中強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擔代價。

   如果限製生產，其實也就等於限製消費。消費者如果無法自覺低碳生活，那只能選擇去高價購買已經被強製減產、物以稀為貴的工農業產品。這樣當然是越有錢和資源的人相對受益和不影響生活質量，平民百姓則會叫苦不迭或者被迫低碳。這樣的減排，顯然是對窮人、弱者的剝削和傷害。有權有錢的人也會為保持甚至繼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一定會更加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爭奪因減排低碳而被強製壓縮了的本就有限的工農業製品和其他相關資源。平民和弱者將更加弱勢，不僅物質所得減少，也更加仰強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點。這就有點像監獄，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監獄裏，一個雞爪、一根煙、一包方便麵調料，都能拉攏一個人，有兩箱方便麵和一瓶「老乾媽」，就能號令全監。現代文明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質充裕、消費品被廣泛普及的基礎上的，如果物質不充裕尤其被人為壓縮，那個人權利與自由也會隨之受損。

    這就又涉及到遏製氣候問題的另一個影響，即導致公權力的擴大尤其集權主義的強盛。如前所述，減少碳排放，必須實現國際合作。那麼國內也一樣，也需要各階層各地區各行業各群體的共同努力。但是減碳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利弊顯然是不一樣的，起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讓渡自己的利益。於是這就需要國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強製力協調和分配利益。而對於環境問題的各種政策，也同樣需要法律規範及全國統一號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強製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決策和協調。這顯然是非常利於集權主義的。只有集權才能實現讓各方各地都為減碳承擔代價。而這種集權也無法保證僅僅用於減碳環保，而是會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領域。

   這對於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多元、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社會，顯然是不利的。在高度發達民主的國家，這種不利影響有限，甚至還能利用這種集權解決一些以前解決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勢力價值觀和利益的東西，並且通過各種運動、探討和妥協，修正民主憲政體製讓它變得更好。但是在那些專製極權國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權國家，這種集權當然意味着專製的強化和個人及小共同體權利的限縮。減碳等環境需求為其強化集權提供了某種合法性依據，助長了其專製獨裁的聲威。而且，專製獨裁者推行的環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損）不均的、有傾向性的，誰靠近和支持權力，誰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願意依附權勢的，就將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的環保問題藉口予以排擠打壓。一般情況下，專製者一定是更傾向於強勢者、既得利益者，這樣才有利於政權的穩定和保證對體製及其個人的忠誠。還有，其推行減碳的過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蠻、一刀切式、不顧人權的。這個不用多解釋，看看中國執行計劃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況就明白了。還有，在推行政策時往往不會去說通民眾，而是強迫民眾接受，並阻止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反思批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在環境問題的政策上經常如此。

    這樣的情況下，階級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不公平將更為加劇，階級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體間的矛盾會更加激化和不可調和。這又會促使專製政權強化集權、動員暴力機器維持穩定，然後社會更加壓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會處在這樣一個高度不平等情況下，想讓人們自覺減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導致下層人民的逆反。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碳中和實現前20年，因減碳政策導致失業、物價上升買必需品都捉襟見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學校、與上面階層差距進一步拉大、被維穩體製壓的無法表達訴求的某個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鋪花幾百元錢買幾斤牛肉解饞。然後他被巡視的某位基層官員看見，好心勸他「少吃幾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們的地球」。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後美滋滋享受牛肉，並且內心巴不得地球滅亡、大家同歸於盡。對於那些平民大眾來說，享受一些廉價的工農業產品已經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勞作就那麼點盼頭了，連這都要剝奪或者逼其減少消費，那要不要臉呢？

    不同處境的群體對未來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讓自己子女乃至更後的後代都能享受到各種優越特權，對他們來說未來當然是充滿希望、值得追尋呵護。而對於那些處於破產、失業、苦勞的人們，往往已經喪失了對未來的美好希冀，也無力讓子女及更後的後代出人頭地，充滿絕望感。這種完全不同的心境，當然不會一條心去為人類未來着想。以性惡論猜測，那些對自己也對自己後代生活感到無望的人，恐怕寧可讓世界毀滅，大家同歸於盡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設的那個中年人。這樣絕望的人因種種原因，極少真的去搞殺人之類反社會行為，但是卻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絕付出減碳努力，讓地球慢性自殺。

    還有，在專製腐敗、人與人缺乏互信的國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氣候變暖人為說及減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於利益假裝不信，還有些則是真的不信。尤其對於那些平民大眾、弱勢工農而言，他們一輩子甚至許多代人都飽受官員、精英、上位者的各種欺騙，從國家各種政策大計到基層的各項政策推行，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宣傳，乃至整個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語的謊言欺騙。在和政府各機關、公檢法、醫院、學校打交道期間，他們又被或精緻或粗暴的坑過多少次。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來了」的故事那樣，即便你言之鑿鑿說碳排放如何如何影響包括這些老百姓在內的人類，他們也不會相信和主動配合，無非覺得又是上頭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個伎倆罷了（而且也的確會藉助這種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樸素的直覺很多時候是沒錯的，雖然這種習慣性直覺也會造成致命誤導）。（其實民主法治的國家地區也存在精英對庶民的結構性欺騙剝削，因為話語權就是掌握在前者手裏的，他們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裏暗裏坑的老百姓啞口無言）那麼，民主開放的社會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實現減排目標了嗎？顯然並不是。以美國為例，有約一半的人不承認氣候變暖及由人為因素造成或持一種懷疑態度，且這種觀點根深蒂固。這不僅是利益問題，還涉及到宗教價值觀問題。對於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來說，讓他們做他們認為是違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義的事，就算威脅關進監獄甚至殺掉，他們都不會做。當然現實也不可能因為要減碳就把不願意減碳的人送進監獄或者殺死。所以美國將長期有一半人繼續高消費高耗碳的生活，這顯然會讓剩餘那一半願意節製消費的人憤怒。後者認為前者不承擔責任加劇氣候危機、不和他們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認為後者是偏執狂自虐狂還要干涉他們自由，雙方對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國社會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國人還在大肆排碳，那美國目標肯定無法達成，這不僅會直接加劇氣候變暖，也會引起中國、歐盟、印度等國不滿。他們認為連帶頭國家都不按規定減排，自己豈不吃虧？除了西歐北歐那些國家可能還能自行遵守協定，其餘國家肯定「跟風」毀約或者起碼增加部分排碳。於是，遏製氣候變暖目標肯定達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氣候變暖速度，如果沒有突然出現的決定性變量，災難晚些年頭還是要來。

    不僅美國，其他許多民主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都會有類似問題。其實民主國家想減排更難。因為民主國家必須聽取民意，而不能由執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執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會也可以將其選下臺（然後很可能選上個否定氣候變暖、拒絕執行國際協約的）、遊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絕執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長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嚴重影響民生還可能有騷亂甚至暴動。於是減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歐北歐那樣的既民主又有極高國民素質（科學素養和自律精神）的國家，其實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在減少碳排放能力上還不如專製或威權國家。這時候，某些體製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對於專製國家尤其高度極權專製的國家，對這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維穩來解決，從洗腦到刪帖封號、從監視到喝茶、從拿學業工作施壓到關進監獄，從拿個人前途說事到威脅家人，總有辦法讓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這樣的高壓下，一切不滿都會被壓製，一切損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轉嫁給更弱勢者。於是推行包括減碳等環境政策在內各種政策，當然十分順利。當然，他們有時也會遇到阻礙、不執行環境政策，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普通人民出於維權的阻攔，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於維護非法利益動機的上下活動所致。

    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及氣候問題及遏製氣候變暖對政治、人權和其他人類議程的影響。如前所述，氣候變暖危害巨大，人們不得不讓渡很多東西來遏製。其實，人們讓渡的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政治權利、個人自由及其他許多非物質方面的東西。前面已經說到，減排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會助長專製和集權。在這之外，許多涉及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東西都會受到影響。在減碳成為優先目標的情況下，別的權利、平等、尊嚴等訴求只能靠邊站。這就類似於戰爭時期，為取得戰爭勝利，平常人們所珍視和追求的各種權利、尊嚴和自由秩序都不復存在或被大大限縮。減排時期雖不至於和戰時一樣，但也頗有類似。

    對於這些，發達民主國家是給了很系統完整的解決方案的（雖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兩個字「平等」，或者再加上兩個字「扶弱」。為避免減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種矛盾加劇，發達民主國家更強調對平等的推動，儘可能促進收入平等、權利平等、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平等等各種平等措施。他們還強調對相對弱勢群體、受氣候變化及減排措施影響最大的群體提供補償和各種幫助（反過來，他們也要求那些條件優越收入豐厚的人在減排中付出更多）。此外，這些國家也更加註意民主自由體製與環境的改善、調試，使其儘可能適應氣候變化及減排時代。這可以很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平息各方不滿。甚至，這種危機感帶來的各種改革，還促進和加速了人權的保障與發展（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就是例子，衝突的惡劣後果反而讓危機意識被強烈刺激，各方在災難後危機下構建了更加利於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製度和模式）。

    可這些很難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民主國家推行，如前述的他們會以損害人權的方式實現減排，並且在減排後又造成損害人權的後果。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專製國家利用歐美發達民主國家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對減少碳排放的強烈需求，以減碳問題為籌碼要挾後者，以減碳換取歐美減少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和介入。兩相權衡，歐美大抵更在乎減碳這樣既影響自身生存又關繫到未來人類文明存續的問題，而別國人權雖然也是重要議題卻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時只能不顧了。這樣，許多專製國家面臨的改善人權的國際壓力大減，專製和侵犯人權會更為變本加厲，或者起碼不會改善。這對於那些飽受壓迫的人民來說，又將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難。

    除了這些，各國間及各國內部也會因為利益、恩怨、價值觀、立場等，在氣候變化及減碳進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加劇危機甚至製造更多災難。例如有歷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衝突的國家，自己恨不得對方國土被海水淹沒、國民悽慘流離，這樣大仇得報（或者反過來，對方再不能對自己報仇）、對方再也不能威脅自己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心態下怎麼可能合作抗擊氣候變暖？即便沒什麼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對立，甚至互相之間還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讓渡例如減緩工農業發展和生產、從本來就不充裕的國庫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額碳稅、接納5-8位數的氣候難民，這些國家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還是別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嗎？

    那些國內嚴重不平等、矛盾劇烈和社會高度分化的國家，內部也不會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互幫互助。即便象徵性做些幫助，也就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內陸和沿海）在貧富差距大、族群認同明顯差別、有巨大利益衝突乃至製度性不平等區隔的情況下，一群人就會對另一群人失去家園幸災樂禍（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難肯讓渡利益到平等程度來接納失去家園的（除非有強製力）。在氣候變化惡化一開始，一群人就不會為易受災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夠的減碳代價（同樣除非使用強製）。讓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戶買不起房的內地居民，去為沿海大城市有幾套市值千萬的房產和各種戶籍特權的人着想而減排？除非強製誰肯心甘情願，不巴望後者趕快淹死、房產泡進大海就夠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認同感強又不怎麼受氣候危機影響的地域群體，又怎麼可能樂意降低產能實現碳中和？那些深居內陸和高緯度、和沿海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相差懸殊的地區民眾，對沿海繁華地帶的淹沒，會不會想「你們也有這一天」？他們會付出巨大代價保住沿海嗎？只會想方設法抵製減碳。這樣的情況已經在發生（看看最近的限電在中國東北等地引發的波瀾），這樣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來變得更惡毫不意外。（當然，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各地各群體可以有溫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間等巨大利益，叢林社會裏的同胞之情還有多少用？夫妻親子之間在生死交關的利益衝突中都不乏反目，何況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製自己死後才出現的災難的義務。至於別人家的孩子，雖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沒愛過自己，在網上抱怨幾句都會被謾罵和戾氣淹沒。至於說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千秋萬代，如果一個人「996」式工作下，勞動所得80%以上還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更不能表達訴求和維權，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來，恐怕也早就沒了為祖國千秋萬代付出代價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反而會有很多這樣的人痛恨國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實是應該痛恨那一部分權貴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樣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的情況下，也無暇無心力去考慮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後的事。為孩子着想？孩子最麻煩的不是幾十年後生活在怎樣的生態環境中、多大概率死於洪澇或者乾旱，而是能不能上個不那麼破亂的學校、找個體面的、可以養家煳口的工作，還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醫藥費、如何支付醫保外用藥的錢。眼前生存都難，哪管得了未來？

    在劇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貧窮下，人們也無暇顧及未來只能滿足眼前，因為不滿足眼前連未來的門都摸不着。對於統治者而言，為了穩定和政權生存，也只能遷就姑息放縱包含碳排放的各種生產生活活動，儘可能將經濟蛋糕做大，讓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緩和當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於未來多麼可怕，畢竟「不見棺材不落淚」。倒是如果為了減排而壓縮「蛋糕」的規模份量，那會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極易引發各方反彈，進而導致政權不穩甚至崩潰的。

    在減碳等拯救環境的進程中，權貴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會像歐美發達國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樣以身作則減碳、拿出真金白銀投入到環境工程，而是繼續驕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樣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參與減碳。他們從來拒絕權利與義務的對等，他們可以一邊心安理得的享受權利，卻又不願意承擔義務。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開宣稱，減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稅那些東西。這話如果放在正常社會一定被人恥笑，但在中國卻被許多人贊同。

    更惡劣的可能是，他們會利用這種機會大發氣候危機之財，利用相關政策和資源巧取豪奪，比如憑藉權勢和信息優勢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上梁歪着下梁能正嗎？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農業消費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數。這些眼裏心裏只有利益沒有人民、只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為了權和利不顧一切的統治階層，只想拼命透支、榨乾國家民族和國民的剩餘價值，一個個擊鼓傳花般將一切禍患留給後人，「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這一切現實下，全球按時實現「碳中和」、達成遏製氣候變暖的目標，就變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國實行超強的強製力推行減碳、大國強行迫使較弱國家嚴格減碳，或者在全球氣候危機徹底爆發前有突破性技術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實現碳中和或解決氣候危機（這其實類似於絕望中不切實際的狂想，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則氣候災難必定會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大量發生，少則百萬多則數以億計的人直接因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而死亡，數十億人淪為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遍性的饑荒、貧困、戰爭就會不可避免，人類這個物種還能存在多久這個問題也不會有樂觀答案。

   關於氣候危機下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發生的戰爭、恐怖主義活動在內的各種連帶影響，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於近日預測，2040年人類就可能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危機爆發全球性軍事衝突，尤其在受氣候變暖嚴重影響且對抗危機能力脆弱的亞非地區。作者認為，最遲在2040年，世界將開始「氣候衝突」，各方將相互使用技術，加劇乾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術。剛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羅河流域等地區，有可能成為未來氣候戰爭中的熱點。這些地區有可能因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變而發生衝突。其實，因氣候變化引發的戰爭古代就有先例，歐洲在古羅馬時期的「蠻族入侵」和中國蒙古族、女真/滿人南下入侵中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說未來因氣候變化激發的戰爭與當年的不同，那就是當年是戰馬和彎刀的搏殺，未來可能是導彈甚至核彈的投擲。

    可是，即便知道這些後果，人類也不可能放下各種利益和恩怨。因為這些利益和恩怨同樣關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義，誰都不願意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發展，付出自己及自己親朋好友敗落死亡、名實俱滅的代價。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壓迫受剝削受欺凌和在歷史中吃虧受難的個人、群體及民族，這種不放下和爭鬥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無理剝奪的。

    當然，或許未來沒有這麼令人悲觀，人類空前的齊心努力承擔代價，以及科技的突破性發展及其他難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製了氣候變暖及其他氣候災難（或者這些災難仍然發生，但人類已有了規避、克服這些災難造成危害的辦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們又能沐浴在和煦陽光中展望更遙遠的未來。不過那時，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們肯定會出來說，「氣候變暖果然是個大騙局，否則為什麼沒發生那些災難」。這一句話就可以否定無數人類的犧牲和奉獻。雖然即便這樣，也比真的到了人類天天面對死人百萬的巨災那個末世般時期說出「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這樣的人類成功渡過氣候變化危機的可能未來，遠不及人類將在氣候變化造成的各種災難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築的現代文明崩塌毀壞的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更大。

    人類的前身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才變成了一萬年前類似於現代智人的樣子。而在這一萬年內，人類創造了之前幾百萬年演化都未能出現的輝煌文明。從原始社會到農業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傳統工業到信息時代，人類以一種超級加速度發展。當今的人類無論物質文明還是非物質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發展讓人類克服了歷史上許多難以克服的災難與貧乏，讓人的生存概率、長度和質量都有了驚人的提高，可同時也導致了人為的環境汙染、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的出現。人類的成就反噬了人類，人類也將面臨自己製造的災害的挑戰。

    雖然這世界充滿着醜陋、人與人爭鬥不休，自私、冷漠、謊言、暴力、壓迫、傷害無處不在，各種奸惡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樣也有互助、溫情、真誠、和平、正義、呵護，有着無數仁人誌士的犧牲奉獻。整體而言，今天的人類仍然享受着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尊嚴及生存價值，與漫長人類歷史上的生存狀態與質量相比簡直如同夢幻。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寄希望於未來，期待人類有實現廣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義與繁榮富足、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對歷史上一切醜陋謬誤謊言都能破除和撥亂反正的一天。有着這樣希望的人類世界，如果在未來數百年或數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毀於氣候變化或其他未知災難，那多麼可惜可嘆。我們也不忍心炎黃子孫締造的錦繡芳華與世界一起毀於一旦，我們還期望後人替我們看到民主法治、自由進步、公平正義在華夏大地充分實現的光明時代。

    作為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漫長人類史中的一幀閃爍，我無法對抗生存背景中這樣壯闊和漫長的力量。即便將這樣的壯闊和漫長縮小到萬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暫，即人類社會的當今時代，將我個人替換為全人類數十億人，仍然無力阻止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災難（甚至被裹挾參與了這些災難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氣候災難，不一定何時發生另外的危機就又讓人類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顆超巨型隕石撞擊地球，就可能突然將毫無準備的人類及萬千物種一舉毀滅）。人類即便創造了輝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歷史中卑微弱小的過客。可是，作為「有思想的葦草」，我們還是做一下掙扎和記錄吧。

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七年

　　高考作為我國中學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中最關鍵、最具關註度、最有爭議性的環節，它的利弊得失在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在人才的培養與選拔方面起到指向標和定海針的作用。高考既是驗收中學教育成果的尺子，又是為高等教育遴選人才的篩網，它不只是從中學教育到高等教育過渡的紐帶，更是將二者緊密連接起來並壹定程度決定前者、很大程度影響後者的教育之橋的中流砥柱。而且由於中國較為特別的體制和社會環境，高考的影響不止於教育領域，還體現出和（或）影響到億萬國民的人生命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與固化、不同地域之間的平衡與差異、官方的文化政策和輿論導向、歷史變遷和時代精神等。因此，高考改革牽壹發而動全身，牽着國家社會的前途命運，連着千家萬戶的心。

　　高考改革問題是所有有關高考問題的總稱。具體說來，包括高考存廢問題、高考各科目設置問題、高考各科目具體考試內容問題（這個是本文最主要的論述內容）、高考考試具體形式的改革問題、不同地域（省份）高考招生錄取比例的差異問題、不同區域考試科目與各科具體內容的差異問題、高校自主招生及其他通過非高考渠道招生問題、高考與自主招生的互補與衝突問題、高考各種加分政策存廢問題、其他高考招生政策問題、高考的直接目的與長遠意義問題等。當然每個問題不是都單獨存在而往往是與其他問題有所交織的，所以在寫作中會有壹些重疊。此外，還有壹些涉及到其他教育問題的，會在其他相關文章中具體分析，在本文中就刪繁就簡，只在必要的範圍內做些簡單論述。

　　（壹）高考存廢問題

　　既然談到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討論的就是高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如果應該繼續存在，才涉及後面的其他高考改革問題。如果不應該存在，那麼就要討論是否有什麼其他方式能夠有效的代替高考，成為高校選拔人才的方式。這需要從高考（及其前身）的歷史和現實來進行分析探討。

　　作為現代高考制度的雛形，科舉制的利弊及存廢可以為研究高考制度起到壹種參考。 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為數不多曾長期領先世界的制度之壹。科舉制，這種自隋至清存在於中國並影響至今的制度讓中國這樣壹個政治上專制、社會層面落後保守、文化上強調遠近親疏例如重視家族、鄉誼，並有強烈尊卑等級觀念的國家，卻保留了壹個能夠壹定程度上排除這些制度或思想觀念上導致的不平等的人才選拔制度，不能不說確實令人贊嘆。它擴大了中國各個王朝的統治基礎，提高了官員的素養，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士大夫階層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即便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學者也對科舉制交口稱贊。無論是曾親身了解中國的利瑪竇、丁韙良，還是未曾來華但極富盛名的伏爾泰、萊布尼茨、康德，包括對中國負面評價頗多的孟德斯鳩，都對中國的科舉制度持非常積極正面的評價。他們均強調了這種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存在的壹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中壹部分學者還希望其所處的國家能夠借鑑中國的科舉制，以考試代替本國如世襲等方式作為選拔人才、任命官員的方式。

　　當然，科舉制並非壹種完美無瑕的制度，相反它有着很多嚴重的弊端。它只是相對於中國整體上僵化落後的專制體制、頑固保守的思想觀念，有壹定的進步性。從根本上說，它依附並服務於專制體制，其選拔的人才也普遍成為統治集團鞏固統治的生力軍，並不利於社會的進步，更無法把中國導向民主、自由、平等等應當具備的這些基本共識的現代國家。其次，科舉制對於世襲制、裙帶政治以及黑暗的官場並無太大的衝擊作用。這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1.通過科舉製做官的人只占官員總數的壹小部分。2.科舉制本身就有對於“高乾子弟”的照顧，並不是全國所有考生壹視同仁的錄取。3.由於科舉考試需要長時間、大量的學習準備（尤其家庭教育以及幼時私人教師的有無以及質量的差別），加上趕考的費用，導致寒門學子“輸在起跑線上”，除個別受資助或者極富毅力和運氣的寒門子弟外，絕大多數考生和絕大多數被錄取的舉人、進士，都是有壹定社會地位的家庭出身，包括官員、貴族、富商、地主等統治階級家庭。4.科舉考試中獲得功名的人絕大多數都會接受專制的體制、黑暗的官場以及各種裙帶關係、私相授受等利益交換，成為（或繼承父輩）統治集團的壹員，而非反對和打倒它。這就導致即便是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鯉魚躍龍門”，也只是為勾心鬥角又牢不可破的統治集團增添力量，彌補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被排除出統治集團的人留下的空缺，讓壹個曾經的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而已。這說白了就是換湯不換藥，而且讓寒門子弟這瓢“清湯”接受腐朽的充滿腐臭、骯髒的舊“藥罐”去“薰陶”，最終讓他們變成和原有統治者壹樣的人。第三，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日趨官方化的儒家思想，且多以維護統治、維護綱常倫理等內容為主，而閱卷、評卷的標準也是由統治者根據自身需要定製。這樣既保守又狹隘並稱得上反動的考試內容和評價標準下，如何選拔真正有利於國家發展進步和為民增進福祉的人才呢？至於考試內容和格式的僵化，尤其“八股取士”導致的弊病，更是無需多言了。第四，無論在京師的大考還是地方科舉考試，都存在大量嚴重的舞弊行為，對科舉制的公平性有很大損害。

　　那麼利弊相較，科舉制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是利大於弊的。雖然科舉考試有如上所述的弊端，但是其中前兩點無論有無科舉制，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說科舉制只是無法解決這些政治頑疾，而非科舉制本身造成了這些問題。至於第三點，統治者對人民洗腦的方式多種多樣，秦朝沒有科舉，照樣用商鞅的壹套“弱民”理論實現了對人民的有效駕馭。雖然沒了科舉制可能壹些問題會有所減輕甚至消除（如八股取士），但是相對於科舉制的正面意義，顯然得不償失。因為漢代的察舉制和自曹魏到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已證明，無論初衷多麼好（何況初衷就帶有統治者強烈的利益取向），只要是由選拔者自由裁量權過大的人才選拔制度，都會導致選拔過程中的嚴重不公平。在中國這樣壹個親疏分明、血濃於水、關係網密布的人情社會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壹點也不奇怪。

　　由古代的科舉到今天的高考，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無論是古代的科舉，還是今天的高考，都有壹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選拔人才過程中的相對公平性。雖然由於備考條件的不同（如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的差異）、高考制度內本身的差別化錄取（例如不同省份不同的錄取率），導致在高考前不同的考生就並非站在同壹起跑線上，但是在壹定的範圍內，尤其與其他人才選拔方式相比較，高考依舊是壹種很具公平性的遴選人才的手段。而高考放在中國這樣壹個具有很多特殊國情的環境中，就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主張廢除高考制度的壹方，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的主要內容基本集中於以下兩點：1.效彷西方國家，把來自中學、打工機構（或做公益、參加社會活動、參加如夏令營等組織）、其他社會人士的推薦信、日常表現、個人閱歷、獲得的壹些獎項或榮譽等作為高校錄取的重要標準。2.擴大（甚至完全賦予）高校自主招生權，由各高等院校自己或者多所院校聯合進行包括招生考試在內的多元化方式選拔人才，尤其註重對學生壹些專長的考察，取代整齊劃壹的高考。我認為，由於以上關於中國國情的兩點所述情況，上述替代方案將對我國高校招生乃至人才選拔機制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而且負面作用還不止於此。

　　無須諱言，當今的我國社會存在諸多的不公。相較於古代，中國自然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在物質文明領域還是在社會與國民的精神層面。但是各種痼疾仍舊長期存在於中華大地，歷史的遺存頑強的攀附在中國現代文明脆弱的枝幹上。並且隨着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以各種舊的和新的形式繼續存在着。而影響人才選拔方式的舊社會生態在如今仍舊根深蒂固。

　　首先，中國社會整體上依舊是壹種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浸淫和現實生活的需要。（國人的相對貧困是導致遠比國外很多人更依靠他人幫助的原因之壹。尤其在貧困的農村，多數農民沒有經濟條件用金錢換取各種服務（如照顧老人、照看孩子、搬運物品、保護安全等），因此只能靠“免費”或者報酬較低的親戚朋友街坊鄰裏的幫助。這種幫助減少了獲取服務的成本，但是毫無疑問也增大了束縛。既然得到了別人幫助，自然也就受他人控制，自然容易被別人指手畫腳、隨意評點，也容易被別人支使。別人幫了妳，當然妳也得“幫助”別人。這樣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血緣和宗族仍是國人生存的重要紐帶，鄉黨和鄰裏也是平民百姓在外打拼和居家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依靠。這與西方國家每個人都相對獨立的生活、崇尚個人主義的風氣迥然不同。雖然現代文明已經深入社會各個角落，但是並不代表國人的思想觀念也有根本的改變。就例如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雖然讓很多國人更清楚的“開眼看世界”，但是許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何嘗不是網絡版的村裏街邊老太婆小媳婦扯閒言碎語的平臺，通過QQ群糾集宗族成員參與械鬥也是比以前更便捷的通訊手段。

　　“血濃於水”、“疏不間親”等思想仍根植於國人尤其內陸地區縣城和農村國人的心中。“關係”往往是辦事、就業、處理糾紛等生活各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多時候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在內陸的縣城和農村，這往往就是決定性因素。無論是有章可循的制度性問題，還是處於模煳地帶的各種事情，當然更包括沒有明確法律條文或規章制度的種種糾紛，都需要通過“關係”來處理、擺平。而“關係”往往就是親戚、朋友、同事、鄰裏等各種熟人（以及這些熟人的“關係”）或者說在生活空間上接近的人。這些“關係”相互交織，構成了龐大的關係網。不同的人或者家庭由於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權力大小、金錢多少、個人交際能力及交際圈的大小和“質量”的不同，有着具差異化的關係網。但是基本上每個人的生活都無法離開“關係”這種東西。當然，嚴格意義來說，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各種關係網中。但是在西方國家，“關係”往往只是處理生活中各種事情較為次要的因素，個人能力、規則與制度、社會公序良俗相對而言更為重要。而在中國，“關係”卻常起到很關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相反，社會公德、平等博愛、契約精神這些在發達國家普遍被遵循的具有普適性的觀念在中國社會還非常薄弱，認“人”而不認“理”仍舊是許多國人壹貫的作風。壹個人（A）對另壹個人（B）的評價往往並不是B本身的好壞，而是與其關係的好壞，關係的遠近親疏，或者對A是否“有用”，能否在以後幫助或者“報答”A。這壹點相對於經歷啟蒙運動等進步思潮洗禮的西方或者說歐化國家的國民有着質的差別。而在包括高校招生在內的人才選拔方面，“關係”可能起到的作用自然很容易估計到。

　　第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建設（無論是制度的宏觀構築層面還是具體實踐層面）仍然處於低位狀態，各種體制機制很不完善，尤其在保障公民在就學、就業、獲得各種社會保障、法律保護等領域的公平性方面存在極大的缺陷。甚至在壹些地區、壹些領域、壹些具體情形下，“潛規則”遠遠比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要“有用”。換言之，公開的、有明文規定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不僅欠缺，而是往往得不到執行，這就導致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大行其道，各種說情、托關係走後門屢見不鮮。而社會信用制度與公民誠信檔案建設的滯後與缺失更導致盛行各種弄虛作假，加劇了社會中人與人的不信任感、破壞了社會公平。

　　在這兩點社會現實面前，廢止高考及採用上述替代方案的危害是很容易看到的。由於中國“熟人社會”迥異於西方的以個人主義為軸的社會環境，他人推薦式的高校錄取標準毫無疑問非常不適合我國。試想壹位A縣的學生小張，想要去位於我國北部某市的東方大學就讀，需要他所就讀的中學開具中學階段個人表現的證明，還有在本縣參加壹些社會活動的履歷，那麼他的家長以及老師會怎麼做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與之相關的壹些新聞或者研究。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留學生的入學申請造假現象極為嚴重。不僅中學的個人履歷缺乏細緻可信性，甚至還有專門教寫或代寫大學申請書的產業鏈在服務着千千萬萬中國學生。回到國內，中國大陸的中學檔案基本也都是千篇壹律，報喜不報憂。學生在中學的違紀行為絕大多數是不會記入檔案的，只有極個別情況才會有。而且檔案的信息除了學生的年齡、入學畢業時間、各科壹些考試的成績等簡單信息外，鮮有個性化、具體性的個人信息描述。當然壹些大城市名校可能會有比較完整細緻的檔案系統，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內地中學，基本都沒有這種能夠充分展示學生鮮明的個人特徵、將學生的特質、專長、性格、個人品行及豐富獨特的個人閱歷的檔案系統。通過在中學及大學查詢學生的檔案訊息，就不難得出這種結論。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中國應試教育制度造成的。由於唯分數論的現狀，學生在學校除少數時間參加壹些課內外活動外，絕大多數時間只被要求做壹件事：學習，而且是狹義的應試學習，即聽講、背誦、寫作業、做試卷等幾項周而復始的活動。這種單調的學校生活，自然不可能讓學生有多元化、充滿個性特徵的中學時期的履歷。如果想改變這種情況，從根本上當然是進行具體的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改革，這是壹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壹朝壹夕實現。因為本文以討論高考問題為主，在此不詳述此問題，將在其他文章中具體闡述。如果不改革教育的內容和形式，還是如今的這種教育方式，能夠做出繽紛多彩的履歷嗎？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看上述那些出國留學的學生如何作假的就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無論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是否改革，無論實行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只要把推薦信、個人履歷等作為高校錄取學生的重要標準，都會導致嚴重的弄虛作假、托關係走後門、金錢交易、權力介入等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熟人社會和制度建設存在極大缺陷的國家，人才選拔手段的彈性越大、越“人性化”和差異化，發生幕後交易、“潛規則”橫行的程度就越嚴重。北大研究生馮軍旗的《中縣幹部》壹文就極詳盡的闡述了中國壹些地區（尤其縣城）內剪不斷理還亂的密集的關係網，各家族、上下級官員、當地企事業單位等內部及之間的各種利益關聯。相對而言大城市要好很多，但是也無法完全跳脫中國社會的大環境，如北京讀幼兒園和小學就有各種關係門路以及金錢交易。只是這些發達地區程度相對較輕、無法那麼明目張胆罷了。現在為數不多有機會被人為操縱的高考加分項目就大面積出現造假或者通過特殊手段刻意達到相關加分標準，例如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為獲得體育加分在體育成績上作假等。而中招體育加分的舞弊行為更為常見，也為高考敲響了警鐘。把高校錄取標準打開壹個縫隙都導致這麼多汙穢，何況在沒有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缺乏良好的大環境下將教育腐敗的大門向人們敞開，將會出現什麼壹點不難想象。

　　為了讓讀者更生動的認識實行西方式錄取制度用在中國後帶來的弊端，在此寫壹篇小說文，以下內容為虛構想象，作為展示如此改革之後的弊端提供壹種比較生動的參考（壹些地方會採用誇張的修辭、反諷的手法，有部分事例改寫自真實事件，只是把事件背景和壹些具體情節做了改動，以適應文章所述情形，請勿對號入座，過於較真）：

　　回到剛才的問題，小張同學想報考東方大學，根據現在的政策，除特殊情況外，基本是需要通過高考達到壹定的分數才可以被錄取。如果把推薦信和個人履歷作為決定性的標準，會發生什麼呢？首先，擔任小張所在班級班主任的李垂範老師會成為包括小張在內的全班同學以及家長巴結的對象。在高考分數定終身的時代，包括班主任在內所有任課老師的職責都是讓學生儘可能考個高的分數，讓班內學生能夠被較好的學校錄取。但是改革之後，班主任及各科老師的評語成了高校錄取小張等同學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從改革之後，李老師和其他班主任同事開始收到壹些家長的“心意”。以前雖然也有壹些家長會在逢年過節或者高考前後送點禮物“意思壹下”，但是基本上都真是只是“意思壹下”，不僅次數少，而且單次禮物價值基本也不超過老師們半個月的工資。但是現在家長們送的“心意”卻讓很多老師既心動又不太敢接受。壹張當地最大超市的購物卡，就讓李老師壹家兩個月在這買東西不用自己掏壹分錢。雖然“校風廉教建設”中多次處罰包括通報批評了壹些收紅包的老師，但是比率也不超過所有曾經收過學生家長禮物的1%。還有壹位副校長因為受賄幫學生製造假履歷被開除公職並判刑5年，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其實是因為他和教育局壹位書記有些齟齬，又逢上級要“抓幾個搞亂教育改革秩序的人”，自然成了倒霉蛋。看到聽到了這些，李老師和同事們就不那麼擔心了，開始比較坦然的收取壹些禮物。以前壹個月2500的工資，在親戚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起，老同學聚會上很多同學調侃學生成了老師，多麼光鮮體面受人尊敬，李老師只好苦笑，卻囊中羞澀不敢去搶着結賬，看着當了公務員、老闆甚至開奶茶店的個體戶女同學都那麼豪爽，心裏壹直不是滋味。自從高考改革之後，立馬家裏添了3部新的iPhone10plus，兩年之後把房貸也很快提前還清了，把桑塔納換成了SUV，假期還去了新馬泰轉了壹圈。李老師的女同事王詩鳳老師的兒子得了白血病，當年學校捐款都不夠維持透析，作為特級教師並屢受嘉獎的她去教育局求領導，局長也和藹的說經費緊張，無能為力。高考改革兩年後，不僅夠了平日做透析的錢，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費也夠用了。以前王老師壹直抑鬱急躁，成天擔心兒子哪天病情惡化去世，現在終於可以放寬心了，教學時候也越來越和藹可親、耐心細緻。不過，即使兒子病情還沒好轉的手術前，學生們對動輒發怒，抓住學生壹點問題叨叨半天甚至開口罵人的王老師也不敢多頂嘴，因為自從高考改革，班主任的評語成了大學錄取的重要依據，家長也都叮嚀學生別惹火老師，除非完全不想考學的，其他只要還想上學的，討老師歡心還來不及，誰去和老師頂牛啊。不過也不是所有學生看見老師都跟綿羊壹樣，像縣衛生局副局長的兒子見到王老師就敢對着走過去，王老師還主動給他讓路，寫評語時候還把這個平日不好好學習還經常惹事的學生評價為“勤奮好學、熱心幫助同學、尊敬老師，經常幫老師維持班級紀律”。但是相對於連年級主任見了都客客氣氣的縣法院某庭長的兒子，他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人家還是自初中到高中連續四年的市級三好學生呢。

　　當然，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的評價只是高校錄取參考的壹部分，還要有學生在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尤其公益活動的資料，以及壹些課外活動如各種讀書、科學實驗的經驗和成果。在壹個並不算太發達的縣城，小張去哪找這些活動呢？不用急，有人會主動找上學校和學生。自從高考改革之後，A縣以及附近很多縣市都出現了諸如“黃河青少年實踐夏令營”、“愛樂讀中學生知識樂園”等組織，有官方建立的，也有私人經營的（例如“愛樂讀”就是縣委副書記的小舅子當董事長，交通局長的嶽父和國資局局長的弟弟也有股份）。小張所在學校的趙尚光副校長親自抓相關工作，不僅和這些組織合作，還聯繫了縣裏的紡織廠、自來水廠、烤鴨生態園等企業，實現了“青少年社會實踐壹條龍”。為了獲得“學生實踐試點”，壹些廠礦還買了對誰做試點具有最終決定權的縣委書記的字畫，據書法協會評估並公證，書記的“桃李芬芳”四字書法作品值10萬元，雄雞報曉圖值15萬元。不過相對於接待學生來“實踐”的收益，這點小錢算個什麼，壹個華為手機代工廠壹年就學生參觀實踐的收入就夠員工全年的伙食費了。而學生參加這些活動，都是要收費的，參加的活動數量和具體組織不同收費不同。當小張的父親覺得收費太高，給班主任李老師說不想去的時候，李老師就說：“那大學錄取怎麼辦，人家可是要看這些的，我給妳孩子寫的再好也沒用啊，我只能說妳兒子課堂表現好，課外活動我沒法給妳弄”。小張的同學小劉的母親性格比較執拗（就因為這種性格，普通壹本學校畢業的她到現在還是人事局壹個股長，雖然她學歷比局裏95%的人都高），直接去了正校長辦公室，說“我女兒生活費壹個月才600，現在這活動那實踐壹個月平均快1000了都，也沒見着學了啥真本事，妳們坑老百姓呢？”學校的周旗龍校長雖然有點生氣，但是還是和氣的說“妳跟我這說也沒用，現在都這樣，妳女兒不參加也行，但是掉隊了怎麼辦？考不上大學是妳自己的事。反正人家履歷錦錦繡繡的，妳的壹片空白，妳張鐵生啊，大學會錄妳嗎？至於收費，美國也這樣啊。妳去網上搜搜，打聽壹下，人家美國這些活動也是學生自費，花銷比咱們大多了，所以人家才先進啊。而且他們是個人參加，我們這是集體參加，費用還打折了呢”。其實呢，學生個人是沒有途徑參加的，因為所有實踐活動已經被壟斷了，都要由學校組織，而且就算自己想參加，也沒時間啊。雖然高考改革，但是學校還是軍事化管理，包括去企業參觀、去閱讀包括野營，都是在老師統壹帶隊情況下。除了學校集體參與的活動，嚴禁學生外出獨自參加任何活動，這也是“為了學生安全”，畢竟即使有人帶隊時候還出過事，在參觀人民醫院時候，就有學生打破了幾瓶液體藥，家長還賠了不少錢。另外，為了讓學生更有效率的參與多種實踐活動，而且不耽誤考試（畢竟考試還是大學錄取的壹個要素，雖然不那麼重要了），學校和實踐單位實行打卡制度，例如在縣圖書館，當學生看不了那麼多書時候，可以不用看，只需要打卡就好，管理員會在這個學生的記錄本上寫上“今日馬國虎同學閱讀了書籍《美利堅的謊言》、報紙《應天時報》、在多媒體放映廳觀看紀念我國發展進步的紀錄片《意念的勝利》”。排隊參觀流水線烤鴨製作過程太單調，寫在幾百頁的履歷集上字也太少，寫成“張滄粟同學看到工人劉師傅正細心製作香噴噴的烤鴨，不忍打攪的看着，劉師傅看見他，就熱情的打招呼並且教他如何製作，張同學很快學會了製作技術，並且和劉師傅在工人食堂共同品嘗了自己製作的烤鴨，並且在交談中成了忘年交，更知道了勞動的辛苦，知道自己平日壹餐壹食皆不易，更堅定了學習知識為祖國造福的決心”。而旅行也是學生履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這個費用相對更高，只有壹部分學生有條件報名。當然如同壹些社會實踐組織壹樣，負責帶領師生旅行的旅行社也已綁定。每到壹處拍照是必須的，如今的學生履歷無論是紙質版還是電子版，都可以配上圖片，而且人無我有，人有我多，誰的履歷越豐富越亮麗越能吸引大學招生人員的註意，而且有照片才有真是實性啊，在高考改革之後南方系又報道各種改革亂像，上級調查的當口，最好有壹些真貨應付壹下。當然旅行的目的是“鍍金”，而非真的玩樂，誰不識趣就會被批評。如去北京的時候，壹位兩年前去過壹次的壹位同學聽到導遊介紹這是八達嶺長城，就說“咱們這去的是水關長城，不是八達嶺啊，我和爸媽前兩年來就被騙了，所以我記得這地方。”老師就白了他壹眼，說，“就妳懂，這點旅遊費能來北京就不錯了，咱們是為了考學，不是沒事瞎逛，知道不？”當然，他還有沒說的，就是學生交的旅行費用學校領導、政府領導還有帶官員親屬背景的旅行社都要分成的，搞貨真價實的旅行，把學生的旅行費都實打實的用了，那點利潤還不夠這幾方塞牙縫的呢。

　　當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普及化的時候，想要脫穎而出，就要在科學發明、體育比賽、各種國際競賽方面下功夫了，就像都有學可上之後就想去重點中學，能夠考國內名校的人又想去國外留學壹樣。高考改制以前，這些中壹部分就是加分項目，不過後來很多被取消。當壹些科研和體育機構哀嘆少了壹條財路時，聽到改革的消息，激動得恨不得連坐80個俯臥撐，把家裏玩躲貓貓的孩子從門後抱起來舉高高。很快壹些家長聯繫上了他們，但是很多人很憂慮，怕被查出來弄虛作假取消入學資格。而且媒體上確實報道了壹些高考錄取弄虛作假的機構，被查處的人還痛哭流涕的在電視上壹個勁低頭認罪。但是這並沒使這些機構畏懼，他們告訴家長“中國貪官汙吏多不？查處的挺多吧，但是為啥還貪呢？不就是利大嗎？不就是被查處的幾率低嗎？嘿嘿，咱們也壹樣。而且我們也能弄成實的，只要妳孩子腦子好使又有錢，再在具體項目上做點巧，可以把妳們培養成真的科學家、運動員，只是下功夫比較大罷了。大學錄取那塊也得打點壹下，只要我們這和大學配合好，又那麼多人這麼幹，誰查？”剛才提到的小張的父親也聯繫了壹個體育機構，很快被承諾高中畢業前給小張得塊省運會金牌，當個國家二級運動員，而且保證做的逼真，滴水不漏，不會出現類似若干年前西南某省多名中學生游泳成績打破世界冠軍記錄的奇葩事件。

　　在中學三年緊鑼密鼓的準備之後，終於到了最重要的階段：大學審閱成績和履歷並擇優錄取。當年的錄取工作很簡易，只需要看檔案是否齊備和分數高低即可，最多區分壹下文化考試分和政策加分，按學校要求進行挑選。而如今則大為不同，要具體查看學生的個人經歷、所獲榮譽等，壹天最多只能看完三五個學生的檔案。以前的劃分是固定的分數，即便有關係門路也沒用，但是如今不壹樣了。清華北大和211、985院校還是挺嚴謹的，但是其他學校就開始用自主權為各種學生開捷徑。正正經經的錄取個70%，剩餘的夠其他學生家長爭得妳死我活了。小張報考的東方大學--中部壹所二本中的上遊學校，分數恰巧夠了，就看個人檔案中的履歷能不能被審核老師看中。負責審核的是有國家“海河學者”榮譽的鄭教授和青年教師吳副教授、助理教授何老師組成的招生小組。為了避免壹個人審核出現幕後交易，規定必須三個人共同審核並由數十人組成的招生委員會成員壹致通過才能錄取學生，雖然壹般情況下其他數十人並不仔細看甚至根本不看個別招生小組的審核情況。因為需要面試，所以學生和老師是要在決定是否錄取前見面的，其實無論是否見面，學生和家長都能通過各種渠道知道審核自己檔案的老師。小張的父親去學校見了三位老師，主動送了點見面禮，三人都婉言謝絕了。後來錄取結果出來，小張被錄取了，小張和父親感慨，真是好人多啊，大學比中學好的多了，大城市比縣城的人就是清廉啊。但是小張的同學小趙和他考的同壹所學校，卻花了10萬塊錢“打點”審核的老師（就包括那位吳副教授）和相關領導，因為他的分數差了壹點，而且履歷和小張壹樣，有不少地方都有虛假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學的教師紀律較嚴，政府監察和輿論監督都比較有力，而且高校教師工資較高，不像中學教師那樣收入微薄日常開銷捉襟見肘，所以沒有中學階段那樣泛濫，但是仍不免有各種腐敗，只是相對比較輕，而且只能以這種方式錄取少部分學生，用錄取大多數有真才實學的來做掩護。至於清北等211985院校，雖然紀律更嚴，社會輿論的眼睛也更多盯得也更緊，也總有人能夠冠冕堂皇的混入。壹位駐歐洲大國大使的女兒（據說此大使與某副國級官員關係極為親密）就拿着在某極知名IT企業實踐並進行管理創新的履歷進入某排名中國前十的學府，雖然知情人都知道那些創新是她的上司（在她去企業“實習”時這位上司像她的助手壹樣）做的，但是沒人去戳穿，加上她領悟力還是很不錯的，確實領會了這個創新方案的精髓，把別人的理論成功復制到腦子裏並且完整的闡述出來，這樣等於她壹定程度也有這能力，其他人也不好說什麼，畢竟比那些靠錢和關係直接進來的“共建生”要強得多了。而此IT企業因此很快也獲得了國家的“高新技術扶助資金專項計劃”的撥款，該企業的董事長，也是壹位明星企業家，也得到了國家第二高的領導人的接見，央視“新聞2+2”節目也對他做了專題採訪，這些很大程度都歸功於那位副國級官員的幫助。諸如此類拿着極光鮮亮麗、成就斐然（雖然實際上這些履歷雖真猶假，半真半假，而且即使真的成就也是其他學生無法復制的，因為這些成就不僅需要很多金錢投入，還要有關係、人脈包括權力背景，普通人根本沒機會去那些機構實踐和得到那種程度的技術、人力、資源和環境支持。例如去壹些知名企業、科研機構、研究院等，普通人有能力也去不了，沒能力的高乾子弟只要不傻不痴呆，也能在眾星捧月中搞出點成就）的履歷去名校，雖然壹些老教授看不過眼，但是也只能發發牢騷罷了。

　　從中學到大學，這樣的高考改革肥了誰的田，窮了誰的壤，壹目瞭然。就像上述的小張同學，三年中家人為豐富其履歷，提高其“素質”，花的錢不會低於5萬（按現在的貨幣價格），這只是在縣城。如果在大中城市，這個數字至少要乘以5-10，在京滬乘以20都不夠。現在的學生家長僅僅在擇校費、學區房這些方面就投入巨大，還不包括日常學習開銷，何況如此做。現在的“孩奴”壹詞還只是半調侃，到那時卻是百分百的現實。這種教育剝削將變成政府官員腐敗之外的又壹條吸食民脂民膏的毒蟲，造就壹批人數僅次於公職人員的龐大腐敗群體（當然政府部分公職人員也能在這種改革後獲得不當利益，如前文所述），侵蝕國家的根基、人民的血汗。而且這種形式化、教條化、應試化的“素質教育”“多元化選拔人才”的方式，並不能真的提高學生素養，只是如今應試教育的變種罷了，現在應的是分數的試，已經忙的暈頭轉向，這種政策則是應各種“活動”、“評價”的試，更加扭曲學生的身心，也並無根本上減輕學生負擔，只是將負擔的內容由完全是做題、背誦、聽講、得高分變成“全方位、多領域、寬層次”的教育負擔。而且這只會導致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進入好學校尤其名校的機會，而貧窮的家庭更加與知名學府無緣，甚至會比現在更趨放棄考學這條“知識改變命運”之路。這種人才選拔方式於古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些類似，很多具體的選拔要求都建立在有壹定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教養甚至國際視野的前提下，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很難達到，只有特權階層及中產階級上層的部分子女才能在這些方面表現的較為出色。這樣就極大的加劇了教育不公、高招錄取不公，使階層更加固化，代際傳承更加根深蒂固。還有很重要壹點，就是這種政策會導致國家的腐敗愈加嚴重，以前主要是官員等政府工作人員腐敗，如果這樣改革高考，會讓教育系統變成僅次於政府的腐敗系統，極大惡化教育環境，不僅導致社會教育成本提高，更會為學生帶來極度不良的示範效果，給學校的道德教育帶來毀滅性打擊。如今的學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法治教育是缺失，而那時將是扭曲或者說負面，比缺失更可怕。而且如小說所述，這種腐敗會導致官、師、商、民勾結，讓社會徹底陷入腐敗的泥潭。總之，這種以廢止或嚴重弱化高考，而強化其他彈性標準作為高校錄取標準為方向的改革將為教育事業、為國家和社會、尤其對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值得壹提的是，在文革時期，中國曾經廢止高考並壹度實行“推薦制”的大學錄取方式，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在這種制度下，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被排擠，而代之以只是所謂“階級成分”好、出身好的“根正苗紅”的人進入高等學府。而這個過程則導致各種知識水平低下、缺乏應有的學生素質和學習能力的人占據了高校名額，極大的浪費和破壞了高等教育資源，使中國教育事業遭受重大損失，並導致出現人才斷檔，壹直遺禍至改革開放之後。無論是如今國民素質低下的種種表現，還是科研創新能力的糟糕與社科研究的虛浮，都與這段特殊的教育歷史緊密相關。雖然“推薦制”上大學及其惡果只是文革時期教育崩壞大局中的壹個表現，卻是至關重要的壹面，並且相對於當時其他的教育問題，這種政策對後來包括現在的我國影響尤深。前車之鑑後事之師，我們不能讓悲劇性的歷史重演，不能讓國家教育再度沉淪。

　　至於把統壹的高考變為以自主招生為主的高校招生方式，如果實行“多元化”的選拔方式，上述危害已經講的很明了。包括中國人民大學這種知名學府在內的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醜聞也充分說明在中國特殊的大環境下，在缺乏良好的大體制、缺乏各種能夠有效規範和監督高校招生行為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的權限越大，高校招生中存在黑幕與腐敗的幾率也就越大，導致高校人才選拔過程中存在各種不公的程度也就越嚴重。相對於名校還算嚴謹的自主招生活動，普通院校尤其壹些獨立學院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更是不勝枚舉。至於這種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擴大對學校可以更好的根據學校專長和學生潛質錄取人才的這類積極作用，雖然也是有的，但是作用並不很大。以“北約”、“華約”和“理工系”三個自主招生聯盟為例，它們雖然也都傾向於錄取在某方面（主要是理工方面）有專長的學生，但是仍要學生參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試只是壹種參考，作為高考後降分錄取的壹種憑證，類似於壹種“提前補考”。而且這種專長偏向既不夠明顯（還是要看高考總分）又存在嚴重缺失（欠缺對人文學科專長的擇優錄取），並不能使在某方面有特長、嚴重偏科的考生得到充分的機會得到優秀學府的錄取。像錢鍾書數學（下同）15分、季羨林4分、吳晗0分上清華，朱自清、羅家倫0分上北大的情況顯然無法在當今中國再現。

　　簡而言之，如今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均存在嚴重缺陷，且實行後起到的負面作用遠大於現行高考模式，因此個人對廢除高考或大幅削減高考成績在高校招生標準中的權重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在中國社會大環境未發生改變、很多更具本質的制度未進行有效改良等巨變前，高考制度不宜廢止，更不易直接將歐美壹些高招制度用在中國，高考改革應着力於高考的具體內容、高考具體形式進行有力改革，把改革重心置放於保留高考制度的大前提下進行。

　　（二）高考科目設置問題

　　討論過了“考不考”，就要論述“考什麼”。高考科目的設置是繼高考存廢之後需要討論的問題。具體而言，問題又分為兩部分，即應該增添和刪除哪些科目、是否應該實行文理分科這兩個問題。

　　我國的中學階段科目壹般包含語文、數學、英語、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美術、信息技術共計13個科目（其中前9個科目是正式的高考科目），當然如壹些少數民族地區會有民族語言等特殊科目，不過無關大局。

　　從整體上看，我國中學科目的設置較為合理，文理均衡，知識復蓋面較全。但是實際教育上卻存在很大的缺陷，不過這種缺陷主要是由於各科具體教授的內容問題，而科目設置問題只是出現這種缺陷的次要因素。也就是說，“如何分”雖然重要，但是關鍵是“教什麼”和“怎樣教”。例如美國所分的六個科目：英文、外語、數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其中的社會科學就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美國與外國歷史，類似中國的政治科和歷史科。而自然科學則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環境科學、地理，類似中國的物化生地四科。而臺灣地區的公民與社會科目則類似大陸的政治科、健康科目就類似大陸生物學科包含的關於“人”的那部分。當然這種類似只是說某種角度可以化為同類，而非在具體內容上相似，更非在質上相同。就像大清皇帝、美國總統、英國女王，三者都可以歸類為國家元首，但是在諸多方面都大相徑庭，更有本質的差異。至於科目名稱是什麼也不很重要，就像政治科，無論是叫公民科還是公民與社會科，還是叫做政治，還是叫做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這些並不很重要（雖然也不是壹點重要性也沒有），最重要的是這些科目具體教的是什麼，怎麼樣去教。

　　那麼有哪些科目需要增添或者刪除呢？

　　加強法治教育如今呼聲日益提高，主張單獨設置法治或者法律科目的聲音也時有所聞。而我國過去及現行的法治教育基本都融入政治科（小學為社會科，初中壹二年級為思想品德科）中，但是不同時期法治教育的內容差別很大，普法教育的強度也有較大差別。如上世紀80年代，初中政治科即有必修的《法律常識》壹書，而且書中有大量真實案例，包括殺人、強姦、搶劫、盜竊、詐騙、正當防衛等諸多事例及法律條文、法院判決講解，直面社會現實，對學生學法、懂法、用法很有參考價值。但是不知何故（或者就是為了所謂“和諧”，也有擔心學生看了這些案例反而去效彷犯罪的心態（這和現在反對中小學性教育，認為性教育導致性早熟或者諸如早戀、未成年性行為等憂慮如出壹轍，雖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總體看都是很荒唐、很不科學的理由）），如今的初中教材卻被看似更貼近生活實際上卻日益空洞化、教條化的文辭取代，很少能在教材中看到直面現實社會黑暗、教會學生如何應對生活中種種涉及法律的問題的內容。例如面對如今猖獗的網絡詐騙行為、與未成年人息息相關的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問題、生活中時常遇到的購物或旅行中的欺詐、侵權等行為、“校園貸”等各種合法或非法的高利貸問題、個人的名譽與隱私的保護的問題等，教材鮮有甚至根本不提及上述問題，更缺乏教授如何防範這些侵害自身權益行為的內容。而高中政治四本必修中，竟然沒有壹本有較大篇幅專門提及公民法治教育，即使零零碎碎的關於法治、法律方面的內容，也有壹多半是宣傳官方的依法治國等“高大上”的治國方略及政策，餘下的篇幅講的主要是要求公民守法的內容，有關公民維權的內容則寥寥無幾。只有壹本選修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識》壹書還算是比較像樣的普法書籍，雖然內容也不多且有局限性。可悲的是，在大多數省份政治並不考選修，即使考選修的也是六選壹，學生選到的幾率可想而知。而不考選修的省份，就我所在的河南省而言，是完全不學選修的，我所在的幾所學校沒有壹節課講選修課本，甚至很多學校根本不發選修書籍。如此看來，當今全國大多數中學生在中學六年中竟然沒有正經的學過法治教育課程，這多麼可悲啊。

　　那麼要不要單獨設置法治教育科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如果將法治教育科目單獨設置，並且作為高考考試科目，可以增強廣大師生對於法治的重視程度，並且能夠更加專門且細緻的為學生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但是這樣也會導致教育成本有所上升，學生的學業壓力增大，學校的課程更為繁雜。如果法治教育單獨成科，就需要培養壹大批專職教師，還有負責教材編寫、學科管理等整個學科教育的領導、幹部和職員，這將是壹筆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涉及法律、法治的內容都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相關聯，因此如果將法治教育單獨成科，會壹定程度割裂法律與政治、法律與社會的關係，普法就成了空中樓閣。

　　其實，把法治教育的相關內容併入思想政治科（或者以後的公民教育科）也是可以的。法治教育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壹部分，把前者併入後者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加入大量法治教育內容後的政治科體量會大增，將成為與語文、數學並列的三大科目之壹，甚至在政治科大改之後，會超越語數成為教育的百科之首，成為培育優秀公民的中流砥柱。但是即便將法治教育併入政治科，也要保持壹定的獨立性。首先，應該有專門的章節甚至必修課本、專門的課時，至於任課老師可以就是政治科教師，但是也應該有壹定的法律知識素養而不是門外漢。尤其名校的政治老師應該有較深厚的關於法治方面的知識儲備，並能清晰靈活生動的講解嚴肅莊重卻又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及其他涉法內容。

　　無論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關鍵在於“教什麼”和“怎麼教”。至於具體在法治教育中教授什麼內容，怎樣去教，將在關於教育的內容和教育形式的改革文章中具體闡述，在此不詳述。不過無論獨立成科還是歸類於政治科中，都要在高考中占有壹定分量的分值，只有這樣，才能夠讓老師和學生重視該科，老師才能認真講課，學生才能認真聽講、理解、記憶。如果獨立成科，分值至少應該是50分（假如總分在700-900之間），我認為100分也可以，畢竟法治教育太重要了。至於歸類入政治科後，政治科分值應該為150-200分，其中有關於法治教育的分值應占30-50分左右。如果法治教育能夠成為中學必修且高考有賦分的內容，必將有力促進我國普法教育的發展，極大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繼而推動公民法治觀念的增強，加快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步伐，有效維的實現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除了法治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內的生理衛生常識、個人健康尤其心理健康問題知識教育也是社會關註的熱點，也有人提出設立單獨的相關教育科目，以保護個人身心健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對於這個問題，我總體上的觀點與上述對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的態度類似。無論是將相關教育設置成獨立的科目（如效彷臺灣設立“健康”科目），還是併入生物科中，都是可以的，關鍵還是在於具體“教什麼”和“怎麼教”。如前所述，這些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將在我所寫的其他文章中詳述，在此只說壹些簡略的看法。

　　包括性教育在內的有關個人成長發育的知識，當今的教材講的既少又比較隱晦，而且多使用過於專業化的術語，不夠通俗易懂（當然也不是說要過於通俗，只是應該更易於學生理解，而不是以故意把簡單的東西搞的很艱深來避諱）。更重要的是，現在的許多老師對相關內容基本是不講的，涉及到性方面的內容都會直接跳過，或者只劃壹些考點而不做具體講解。當然不同地區情況不同，壹些沿海大城市、名校會好很多，甚至還專門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給未成年人講解，但是內陸絕大多數地方尤其縣城和農村基本都是有意避開這些不做講解的。所以現在性教育等個人身心健康方面教育的問題並不是教材有否涉及、如何寫（雖然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各地的學校和教師教不教、如何教、教的質量如何，學生家長是否支持和配合學校的教育、學生是否能夠在特定的大環境下正確接受和領會性教育中所學的知識及傳達的性價值觀。現在社會上尤其互聯網上對於開放性教育多持積極態度，但是可能或多或少忽視了性教育的實際質量。不要認為全國各地的教師都能夠像京滬地區的性教育專家、專職教師那樣教的既細心又全面，還能灌輸給學生正確的性道德、性觀念。很多不夠稱職，缺乏知識的老師在進行相關教育時很容易把性教育帶入歧途，誤導學生，壹些道德淪喪且缺乏監督（相對於大城市，縣城和農村的教育嚴重缺乏輿論和公眾監督，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也更差，導致很容易出現學生被老師侵害的事情。從已經爆出的冰山壹角的事件以及壹些媒體的相關調查就已經可以知道農村地區這種狀況有多麼嚴重）的老師甚至可能利用其身份和知識誘導學生並進行性侵犯。從這個角度看，壹些地方政府、學校和家長對性教育存在問題的擔憂和對開放性教育持謹慎態度也不無道理。中國是壹個復雜的、各區域及城鄉差別極大的國家，任何問題都要結合每個具體地方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刻舟求劍、鄭人買履，壹味強調政治正確，把在大城市的經驗不經具體了解、在缺乏配套措施（如培訓保守落後的內地農村地區性教育的教師、提供相關課外讀物、多媒體教學設備、實驗室、心理輔導老師、未成年人性侵受害法律援助人員等）的前提下，貿然實行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確實有很大風險。而且性教育的正面效果也可能在這種嚴重缺乏配套措施的環境中事倍功半，成效不彰，或者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淪為形式，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當然說這些並不是反對性教育，相反我非常支持性教育，而且堅決反對因噎廢食，不能因為性教育可能出現壹些問題就乾脆不教育。我只是認為性教育應該更加全面、符合現實、有大量配套措施而非簡單宣講。

　　回到科目設置問題上，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關鍵是要在各學校落實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個人身心健康問題教育，並且提高教育質量。如果單獨成科，個人認為相對較好。因為這種教育比較特殊，而且可以與很多生物科知識分割開進行講解，這與法治教育和政治科的關係有所不同。獨立成科也有利於相關教育的專業化、定向化，集中於保護學生身心健康這壹目標，且便於與政府、NGO及社會活動人士、專家學者、誌願者等進行課內外合作（有了專門的科目、課時和很多專業老師，又有壹套獨立的教育系統，當然更便於與外界合作）。不過獨立成科後需要的人才物力財力都是很多的，需要國家政策支持、社會組織的幫助以及學校的重視、師生家長的積極配合。而高考的指揮棒作用也必須發揮起來，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都要在高考中占有30分左右的分值，才能更好的調動學生學習相關知識的積極性，用應試帶動素質，用高考的壓力促進學生積極提高個人在身心健康知識方面的素養，更好的保護自己、發展自己，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這並不是空話，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對幸福感的提升非常重要。而性知識對於保護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尤為重要）。

　　在諸多有壹定理由獨立成科的教育項目中，法治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大的。而其他的壹些教育項目，如哲學、邏輯學、倫理學、天文學、經濟學、宗教學、國防軍事知識、環境科學、國情概況、傳統文化等，很多都是可以包含在現有的壹個或多個科目中進行教育，而不必單獨成科。教育尤其中學教育既要強調多元化、多樣性，也要考慮效率性、實用性以及不同門類知識之間的聯繫性、相通性，並不是科目越多越好、教育內容區分的越細越好。而且與法治教育、身心健康教育壹樣，給中學生教這些知識，關鍵在於具體“教什麼”和“怎麼教”，這才是決定教育質量的實質。科目的劃分更多是壹種形式，本質上還是為教具體的知識提供更好的平臺。所以我們要把擴大教育廣度、教育的全面性的着力點放在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上，而非過度關註科目的設置致使本末倒置。

　　那麼現有科目有沒有需要刪除的呢？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的。目前的九門高考科目和其他四門非高考科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均不可取消。當然，實行文理分科是必要的，這與取消某科目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至於具體每個科目存在的意義，將在我寫的關於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詳細分析，在此不詳述。

　　相較於是否增添壹些科目的爭議，文理分科問題則更為重要。根據現在的輿論，支持文理分科與反對它的聲音勢均力敵。那麼我們首先把正反兩方的觀點大致梳理壹下。

　　持支持文理分科的壹方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1.術業有專攻，文理分科更利於發揮學生專長，讓學生集中精力深度學習壹部分知識。2.可以壹定程度減輕學生負擔，文理分科可以讓學生的學業壓力減輕壹些。3.可以讓有壹些科目特長、明顯偏科的學生被較好的高校錄取，而不至於被總分拖後腿。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由憲政，法治，自由，權利，軍隊國家化等基本要素合成，以至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因此，只有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通過軍隊國家化，才能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不但開闢中國民主化的捷徑，也讓新型民主之路通往中國的每個角落，還讓新型民主之路布滿世界各地，更讓新型民主之路不但造福中華民族，還造福全人類！

　　壹、憲政化

　　從古到今，人類在自我管理的同時，就不斷探索實現自我約束的方式，由於政治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因此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衝突，可如果政治權力過於集中，而又不受制約，不受監督，那必然導致政治壟斷，必然鑄成專制，必然會被濫用。因為人不是天使，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雙重效應，既可為公眾服務，帶去有益影響，也能謀取私利，帶來不良後果，所以，任何人，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監督，否則必定為所欲為，以致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禍國殃民。因此，政治權力不能高度集中，必須分散開來，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必須受到嚴密監控。

　　為了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地限制，以防遭到濫用，以防產生異化，以防被用來侵犯人權和人的自由，而造成負面效應，帶來惡劣影響，因此，以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壹系列制度性措施，開創了憲政的基本理論體系。

　　如果說英國從1628年開始以《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以及《王位繼承法》等壹系列憲法性文件為基礎奠定了不成文憲法體系，那麼，美國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則標誌着憲政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

　　隨着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憲政不僅是國家依據體現民主法治精神的憲法進行活動，以充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為目的，以科學規範國家權力的運作為保障，以憲法精神的充分貫徹為樗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也是由憲法所確認和規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個過程。

　　進壹步說，憲政是壹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而其根本作用既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又在於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不僅蘊涵自由、民主，還蘊涵共和及法治。其中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根基，共和是架構，法治是約束，而其實質包含兩方面：

　　壹是限制政府及立法機構的專屬權力，而限權的壹個精巧的技術性手段是分權；二是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特別是洛克主張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言，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並受制於其限制” ，而其包括以下要素：依照憲法成立的政府； 分權制衡； 人民主權和民主政府； 違憲審查； 獨立司法機關； 遵守人權法案的有限政府；對警察權進行控制； 對軍隊的文官控制。

　　起初，憲政本身並不涉及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權；而民主則關註政府的產生方式和權力來源。憲政可以讓政府受到約束從而保障公民自由權；民主則可以讓政府執政為民，從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權。因此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而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正是由於憲政突出了對權力的限制，尤其是對民主權力的限制，而使憲政傾向於保守，造成了憲政與民主之間關係的持續緊張。而這種緊張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權與限權憲法之間的衝突、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別等方面。

　　後來，隨着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當代憲政精巧地化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存在的緊張，形成當今世界的憲政形態，以至使得憲政不僅是以憲法（立憲）為起點、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原則、以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也是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既肩負保障公民權利，又擔負制約政府權力。

　　當然，憲政的確立，不僅僅取決於壹部有形的憲法，更重要的是在於同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壹的憲法的價值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實質內容。 首先，在形式上，憲政有賴於憲法，並以“法之法”的憲法為基礎；而在理念上，憲法形式也脫離不了人們對憲政所追求的理想價值成分。憲法壹旦頒行就成為實施憲政的依據，指導憲政建設的運行。

　　而憲政所擔負的使命是，既要實施憲法，又要完善發展憲法。

　　其次，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關鍵環節。憲法的“正當性”特指憲法內蘊的應然價值取向，憲法規範應當體現公認的立憲主義的憲法觀念和精神，表達人民的意誌和利益。

　　此外，憲法自然性地意味着憲政，不僅包括“憲法權利”，也包括“有限政府”。自從20世紀以來，儘管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共和國命名，紛紛立憲，但是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薩托利開始把憲法分成三類：當壹部憲法是以保障個人自由為目的的“保障性憲法”，並能夠得到有效施行和維護的時候，施行這樣的憲法才能稱之為憲政。而名義性憲法指的是使某種不受制約的“無限政府”的政治體制，也通過壹部憲法去獲得法律化的公開表達。這是壹種“醜話說在前面”的憲法。 而字義性憲法，即壹部憲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憲法”並沒有多大區別，但現實中卻幾乎被束之高閣甚至背道而馳。 這是壹種立牌坊式的憲法，薩利托稱之為“冒牌憲法”。 象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企圖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鞏固起來，因而即便它在現實中得到實施，也不會有“憲政”可言。而就中國1975年憲法而言，若嚴格實施，也不會帶來人民所渴求的“憲政”。可見，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本質所在，憲政運作既是體現憲法“正當性”的實踐環節，又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手段，不但是推動其“正當性”的手段，也是推動其“正當性”的動力源泉。

　　而今，憲法是“基本法”在各國的化身，不僅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實現“基本法”而制定的組織政府的基本規則和方案，也構成制定壹切具體法律的依據。憲法的目的是造就憲法政府，而使政府嚴格遵守憲法，規定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限制政府權力，禁止政府及其官員濫用公共權力，從而保障基本法的實現。

　　然而，許多憲法卻不在其規定的政府制度中提供懲罰政府濫用權力的“機制”。也就是說，憲法沒有規定壹旦政府立法或行政違憲將怎樣遭到嚴懲，沒有規定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結果導致憲法不被政府尊重，形同虛設；導致政府官員經常濫用公共權力，而以權牟私；最終導致有憲法無憲政。

　　儘管在正常的條件下，實行憲政是以正當性的憲法為前提，即無憲法則無憲政，也就是說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憲政是憲法的靈魂所在，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就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所以，不僅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而且，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都寓於憲政之中。

　　總之，如果說憲政奉行的原則是政府權力有限，必須遵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那麼憲政的宗旨則是限制政治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促進公共福利；而其優越性則主要表現在：壹是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二是實行分權制衡；三是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四是建立憲法審查制度；五是司法獨立；六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因此，通過憲政化壹方面能限制政治權力，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從而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另壹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最終不僅促使社會繁榮穩定，還促使國家發達文明，更促使政治權力提高生活水平！

　　綜上所述，由於憲政不僅是壹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因此確保憲政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也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更是促進人類發展的坦途！

　　二、法治化

　　如果說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的社會狀態，那麼人治則是個人或少數人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

　　可見，法治與人治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而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誌，要求少數服從多數；而人治則是建立在專政的基礎上，特點是君主專政，只體現少數人的意誌。

　　具體地說，兩者的區別壹是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的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二是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壹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三是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四是法治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而人治的特徵是權力壹元化的狀態，這是壹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而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因此，在人治社會裏，不僅以個人或某團體的專斷獨裁為存在的基礎， 還產生某些特權階級，即可以做對於普通人屬於違法的事情，及享受各種豁免權利。由於國家政權高度集中，而普通人民不能參與其中，致使政府行政存在極大隨意性、多變性，以致普遍存在人亡政息、任人唯親、朝令夕改的現象。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凌駕壹切的地位，不管是制定者，還是執行者；不管是立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軍事機關；不管是國家首腦，還是地區領導；不管是富豪大亨，還是普通百姓，都必須遵守法律，而其根本目標不是治民，而是治吏，是治理政府，是限制政府濫用政治權力，防止官員胡作非為。

　　顯然，法治與人治不僅是根本相對立的，更是不同的治國理念。

　　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由於法治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因此能防止特定的個人或少數人凌駕法律之上而傷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其優越性具體表現在：（1）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2）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3）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4）法律藉助規範形式，具有明確性；（5）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6）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7）實行壹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8）壹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早在古希臘時期，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就同時並存。

　　其中柏拉圖主張的實行“賢人政治”的人治，認為如果壹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可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以致堅持認為人治優於法治，而遭到亞裏士多德的批評。而亞裏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並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壹人之治”。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源於亞裏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裏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裏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並非壹回事，因為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別說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

　　隨着法治思想的發展，英國法學家戴雪認為法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壹，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壹般法院裏實施的國家壹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

　　此外，儘管法治和法制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兩個概念，是有壹定內在聯繫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不容混淆，但有不少人常不加區分地使用。

　　首先必須明確，“法治”與“法制”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二者的聯繫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而法治則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範疇，是壹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壹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繫，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繫，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誌，是壹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誌，是壹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此外，法治與法制的區別還表現在：

　　（l）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而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2）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3）在與人治的關繫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可以說，法治是具有特別價值內涵的法制，即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精神的法制秩序。

　　儘管法治與法制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可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而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其中，形式意義的法治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註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正是法治的第壹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如果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那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壹層的內涵。

　　首先，形式意義的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只為人們提供了壹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不僅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

　　正因為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

　　其次，實質意義的法治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而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儘管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憲政與民主的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由於憲政強調法律具有凌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壹切的法治的必要性，因此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此外，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和壓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所以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壹。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壹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而法治則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簡括而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而“法治”則是壹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總而言之，法制是壹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而法治是壹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而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範相比，法制是壹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範。

　　當然，在法律產生之前，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而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壹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着法治的誕生。作為壹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是第壹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以至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而法律權威只是起壹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

　　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壹位的，是壹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個人的行為準則，以至於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而道德權威只是起壹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此外，在法治社會裏，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壹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

　　另外，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和治理國家的方略，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標誌，是衡量壹個社會是否現代化的重要參數。實現法治，就是要真正根據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不僅構築建立在尊重人的人格、尊嚴、自由、進取精神和合理要求基礎上的法律體系，還明確定位政治主體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規定各種政治關係，規範各種政治行為，保證各種政治制度依法運行，不斷強化政治主體的法律意識，形成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如果說民主負責權力的歸屬，憲政負責權力的制約，那麼法治則負責權力的實施，而其具體表現在：壹是通過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權力；二是強調良法的治理；三是通過憲法確立分權和權力制約的權力制衡關係；四是賦予廣泛的公民權利；五是確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則。

　　由於法治是迫使政府遵守法律的制度，不僅要求政府只能做法律明文規定的事情，也要求政府允許人民做壹切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總之要求政府嚴格依法行政，因此，通過法治化壹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另壹方面既能確保通過選舉產生權力，又能確保權力定期轉換；既能確保權力縱橫分散，又能確保權力運作規範；既能確保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又能確保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減少操作失誤，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三、自由化

　　不管是人類發展，還是世界文明，都與自由息息相關，因為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還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於成為公認的普世價值。

　　與其說自由是壹種免於恐懼、免於奴役、免於傷害和滿足自身欲望、實現自我價值的壹種舒適和諧的心理狀態，不如說是人類在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實現人生價值，提高生活質量進而提高生命質量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方式，而其既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又有不損害他人的責任和義務。由於存在自然條件和內在條件的局限性，因此，這種取向有時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不僅如此，自由還是壹個非常具有時限性和相對性的概念，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體對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

　　撫今追昔，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自由”與“解放”基本同義，包含着不受任何羈束地自然生活和獲得解放等意思，以至在西方，最初意義上的自由，主要指自主、自立、擺脫強制，意味着人身依附關係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獨立。

　　儘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莊子就已經通過《逍遙遊》等名篇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而到宋朝時，“自由”已成為流行俗語，可“自由”壹詞的翻譯在晚清才開始使用，據熊月之研究，1900年《萬國公報》從第136冊起連載斯賓寒爾《自由篇》，而1903年嚴復翻譯出版了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同年，馬君武將此書翻譯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較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然而，由於中國壹直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因此百姓根本享受不到自由，以至於不象古希臘、古羅馬那樣出現過“自由民”階級。

　　隨着時代的發展，自由不僅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也是壹種社會概念，還是社會人的權利。從壹般意義上來講，自由不但意指由憲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壹種權利或自由權，還能夠確保人民免於遭受專制政權的奴役、監禁或控制，或是確保人民能獲得解放，從而使人享有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儘管自由本身壹定要保存自己自由的本質，不能與非自由的東西混雜，可同不少因素密切相關。首先，自由與意誌有關，所以，自由變成意誌的壹個動向，也是意誌的壹個本能的表達。但是當意誌沒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時候，這個意誌就不能保證它的動向都是自由的，以至那種控制意誌的力量，既可能成為意誌的障礙，也可能成為意誌自由的保障。

　　其次，自由與權利有關，自由不但與意誌發生關係，也同權利也發生關係。當涉及到權利時，壹般人都先註重尊嚴的問題，我用我的權利，因為我是有尊嚴的；我用我的權利，因為在我的權限之下，我不能隨便被侵犯。因而，當自由與權利發生關係時，人的尊嚴問題就變成壹個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自由與道德有關，凡是不因自由的催動而產生的道德行為，都不需要負道德的責任，所以需要在人的生命中賜下自由，人才可以成為道德的活物。由此可見，自由是道德的基礎。如果妳所做的不是出於妳的自由，而是出於別人的強迫，妳不必負道德責任；但如果是出於妳的選擇，妳就必需負道德責任，可見自由和道德有密切的關係。

　　再者，自由與愛有關，愛如果不是從自由發出來的，這個愛也就沒有價值，愛在自由的這個關係中間的要求，就是使那有自由意誌的願意順從，所以自由和愛和順從之間，就變成壹個三足鼎立的關係。

　　愛與順中間的關聯是自由，自由使愛與順這兩個不同的位格中間產生壹個很重要的責任與重要的關係。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對於壹個社會的個體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爭取的生存空間和實現個人意誌的空間，這個空間包括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及傳統的等外部條件，同時，也包括個人體質、欲望、財富、世界觀、價值觀及理想觀的表達欲望等個人因素和內在因素。

　　從意識形態來講，自由分為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理性的選擇和感性的選擇往往存在差異和衝突，因此可以說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自由。其實人們更看重感性意義上的自由，而感性的自由更容易和外部世界發生衝突。而理性意義上的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尊重，是人類個體、群體，以至民族和國家走向文明和發展的必然的先決條件。

　　從在心理學上說，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也就是人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自己的行為。儘管這種決定是有條件的，是受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掌握的信息、外界環境的制約等限制，但是人的意識可以自己按照各種條件的約束，自主的選擇如何行為。如果這種選擇是發自內心的選擇，就可以說是自由了。如果是受到外界的強制和干涉，就是不自由了。而這種自由意識，就是人的基本權利。而在這種自由意識支配下，無論造成什麼後果，人都會自願承擔，這就是人的如意選擇和尊嚴。因此不管基於什麼目地，凡是對自由意識的干涉，都是違反人性的邪惡行為。

　　從社會學上說，自由是在不侵害別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為。對於與他人無關的事情，是人自己的事情，那麼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行為。而與他人發生關係的事情，就必須服從不侵害的原則。

　　否則這個行為必然受到反擊，至少是思想上的厭惡和不滿。沒有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善行，就是自由的行為，而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惡行，就是不自由的行為。正常的社會是鼓勵善行而懲罰惡行的，並通過賞罰歸正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相互侵害的發生，保護人們行善的自由。

　　從法律上講，自由就是不違法。然而實際上很復雜，因為法律有善法和惡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會學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為的。

　　而惡法則限制人們的行為，規定只有按照其規定的行為才是允許的。

　　因此，在實行善法的地方，社會學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是基本壹致的；而實行惡法的地方，法律則是限制自由的行惡的工具。

　　從政治方面看，自由是人們有權選擇自己贊同的執政者，也有權不選擇自己不贊同的執政者。就像《道德經》說的，執政者是要“以百姓心為心”，完全按照百姓的意願管理國家。如果執政者不能做的時候，百姓有權更換，選擇能夠真正“以百姓心為心”的領導者。而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就是保護人們的政治自由，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維護人們行善的自由，並制止侵害他人的惡行。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不管從哪方面說，自由的背後除了自律外，還要接受他律，而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規則的約束，因此為所欲為的權力只是自由的壹部分，而自律和他律則是自由的另壹部分，只有兩者結合在壹起，才是完整的自由。其實，自由很象太極，壹面是為所欲為的陽，壹面是自律和他律的陰，而陰陽結合起來，形成相互轉化和制約才是真正的自由。

　　特別需要展開來講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賽亞?伯林開始用“兩種自由”的概念來劃分自由：“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他認為，積極自由是指人在“主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作為主體的人做的決定和選擇，均基於自身的主動意誌而非任何外部力量。當壹個人是自主的或自決的，那麼他就處於“積極”自由的狀態之中。而消極自由指的是在“被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人在意誌上不受他人的強制，而在行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於強制和干涉”的狀態。

　　而今，世界上普遍認為自由是促進人類進步最偉大的原動力之壹。

　　因為自由有權做壹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而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壹個個體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財產和人權不應該受到侵犯，並由構成人民之間契約而起草的法律來保障，從而確保遊行集會權、着作出版權、新聞知情監督權等等為基本的人權。關於國家和個人的關係，世界最主流的思潮認為早在國家出現之前的人的權利比國家的權利更為珍貴和不可剝奪。任何壹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去限制人民的幸福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那種限制公民應有自由的觀念，來自不合法的“君權神授”、“家天下”等舊思想的沿襲。由於不侵害他人自由的行為都應該是自由和合法的，因此，國家應該保護人民的自由，並以營建人民的幸福、保障人權為自己的責任，而這不僅是壹個國家存在的合理前提，也是世界最主流的思潮。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西方由資產階級組成的政治團體，和自由意誌主義者認同的自由是消極自由。他們認為，積極自由實際上會去干涉他人的消極自由。因此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壹個個體的消極自由，而不是去推崇積極自由。他們保護公民的私人勞動所得財產不受侵犯，非法財產可以由人民共同決定起草的法律來解決。應該保證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他們主張包括法西斯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在內被看作不益於西方社會穩定的政治團體在西方的人權，遊行集會權也應該得到保障。而這些人的核心思想是“人權高於主權”，也就是“愛自己就等於愛國家”，既堅持人文主義，又以人為本。

　　對此，西方壹些在野政治團體，如馬克思主義者則不以為然，不僅批評消極自由過分強調個人的權利，也批評消極自由忽視社會權利，還批評消極自由忽視平等。他們完全傾向於積極自由，認為社會的積極干預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平等。而在干預的過程中，個人的權益難免受到侵害，個人的自由難免被抹殺。因為權利與自由都集中在統治者的手中，所以被普遍認為是極權主義。同時，由於這些人在過去過於強調所謂的“領袖”的作用，因此導致個人崇拜泛濫，而其實質則是舊時代“皇帝”權威的復制。

　　他們為了抵制自由觀念，把自由的觀念絕對化，認為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們否認自由的存在與意義。他們提出“自由王國”的哲學定義，指的是壹種絕對的自由。而事實上，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對的自由。自由本來就以不侵害別人的自由的為前提，是有限制的和有條件的。但這種限制，並不意味着自由觀念的無意義，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廣闊的自由天地。這恰恰是需要保護的。而專制主義者，反對的就是個人的自由和這些自由的天地。由於個人的自由必然會瓦解專制者的專制統治，以致在專制國家，自由不但往往不被統治者認可，還遭到緊緊束縛，而其意涵也受到統治者刻意扭曲。

　　正因為怕個人的自由會瓦解專制統治，所以，歷代封建專制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地位和利益，非但不認可自由，反而緊緊束縛自由，不僅對自由刻意歪曲，還對自由嚴加防範，更對自由肆意壓制，致使發展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壹直荒蕪。

　　歷史已經證明，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槓桿，還是促進生產關係發展的重要依託，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正如美國哈佛商學院的《管理與企業未來》壹書中所闡述的那樣：“在知識經濟時代，財富不過是在自由價值觀普及的社會裏，無數個人活動的副產品。而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空前活躍，創新的東西也會不斷被提出，財富作為副產品也會象火山爆發般噴涌而出。管理則沒有這樣的功能，管理可以聚攏現有的智慧和力量，會創造壹時的強盛，但會使智慧之源枯竭，為強盛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筆，而且無壹例外地都導向死亡。”

　　如果只看重科技與財富及其他方面發展的繁花，而忽視它們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那不僅是借鑑發達國家先進發展經驗屢犯的通病，也是自身發展既不健康又難以持續的根由，更是造成社會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僅這壹點就表明，過於強調積極自由，而刻意壓制消極自由，既阻礙國家發展，又牽制社會進步，因此，無論哪個國家，都有責任更有義務，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不妨反過來說，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既是國家的責任，又是國家的義務。

　　總之，如果說世界是社會活動的平臺，那麼自由則是社會活動的準則。若沒有自由這片沃土，也就培植不出健康發展，也就培植不出政治文明，也就培植不出人生價值和普世價值。因此通過自由化不僅可促使國家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也可促使社會維護人們的政治自由，更可促使政府維護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以至於不僅促進國家健康發展，也促進社會繁榮文明，更促進實現人生價值！

四、權利化

　　世上每壹個人，都不僅享有相應的權利，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還要盡相應的職責。如果說權利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係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那麼義務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係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 職責就是壹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係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

　　進壹步說，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與發展，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按維繫方式的不同，所有社會關係可以分為親戚關係、朋友關係與同事關係，而按社會領域的不同，所有社會關係可以分為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文化關係，而所有社會關係的核心內容都是價值關係或利益關係，即在所有的社會關係中，任何人壹方面應該進行壹定的價值付出，另壹方面又應該得到壹定的價值回報，而義務就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係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權利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係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

　　此外，在所有的社會關係中，任何人通常有壹種最重要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決定着他的根本利益，是他主要的生活來源和生存根本，而職責就是壹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係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

　　儘管權利作為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而源自於西方，但權利文化現在不但成為壹種全球現象，還成為壹種普世價值。

　　迄今為止，在各派權利理論裏，自然權利理論是源遠流長的經典學說。該理論認為，每個人在作為人的意義上都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與生俱來、不可轉讓、不可剝奪。而這樣的權利不以現實社會裏的法律為根據的，而根據的是自然法。按照古希臘羅馬哲學裏的自然法理論，自然法與實在法構成二元對應的關係，它來自人的本性，普遍適用，永恆不變。起初，自然法被作為主張自然義務的根據，後來，則更多地被作為主張自然權利的根據。尤其是經過啟蒙思想家們的努力，自然權利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式。按照自然權利理論，自然權利出自人的本性，是本性的權利。它超越實在法而存在，既是不可剝奪的，又是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理論不僅為近代歐美政治革命和法制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也為人權觀念和制度置下了雄厚的根基。

　　這壹理論從壹開始，就受到質疑和挑戰。對自然權利理論的非難，不是簡單地主張法定權利，它主要是否定自然法學的認識方法，對正當理性、永恆本性提出懷疑，早期以英國哲學家休謨和摩爾為代表，後來則主要來自倫理懷疑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面對挑戰，自然法學壹方面不斷地修正自我，壹方面予以回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以法制、秩序的名義犯下的殘暴罪行，促使人們警醒，而讓人意識到：每個人必須享有壹些與身俱來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不論現實政治如何需要、國家法律如何規定，都是不可剝奪的。

　　隨着時代的發展，權利理論當今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壹是權利的分析理論，二是權利的價值理論，三是權利的社會理論。

　　首先，就權利的分析理論而言，權利的分析理論旨在研究權利的概念問題，弄清法律關係裏所使用的權利語詞，從而使法律問題的解決更容易，也更確定。如霍菲爾德認為“權利”壹詞可以囊括要求、特權、權力和豁免，進而他試圖通過確定這四者在法理上的相對者和相關者來弄清法律關係。又如，哈特與麥考米克之間關於意誌論與利益論的爭論也饒有趣味。對哈特來講，權利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選擇；對麥考米克來講，權利則是受到保護的某些利益。

　　其次，就權利的價值理論來說，權利的價值理論構成了最近壹百多年來權利理論最光彩奪目的篇章，它接引現代最好的哲學智慧，與正義理論密切相聯，也因此在較大程度上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如在自由主義陣營裏，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權論者和以人權的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為前提，而德沃金所採納的自由主義觀點則從平等關懷和尊重個人這個前提起步。

　　此外，就權利的社會理論來講，權利的社會理論是隨着最近幾十年來法社會學的興起而出現的，它強調從社會闡釋權利，以權利闡釋社會。主要研究權利的觀念、體系和保護機制產生、發展和演變的社會條件、社會過程和社會機制，同時，還把較多的註意力投向社會生活裏的人們實際享有權利的狀況。儘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權利的社會學分析在權利與社會發展、人權與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顯着成就，但迄今還未形成比較成熟的權利社會學理論。

　　總之，不管哪個權利理論，從根本上都必須以自然權利理論為基礎，人們之所以要主張這樣壹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權利，乃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係裏，在國家強力和社會衝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道德權利概念來築起壹道防護牆，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也只有每個人都能夠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成為合格的、負責的道德主體，國家才會健康發展，社會才會和諧安寧，而民族才會昌盛文明。

　　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個人權利的道德基礎。

　　作為用來訴求和表達正義的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權利提供了壹種表述實踐理性要求的途徑。只要自己認為是合理、正當的需求，就可以稱之為“權利”。而作為其負面的結果，權利語言經常被濫用，而關於權利及其涵義的討論也時常發生壹些誤解。因為權利是現代政治法律中的壹個核心概念，所以無論哪個學派或學者都不可能繞過權利問題，相反，不同的學派或學者都可以通過界定和解釋“權利”壹詞來闡發自己的主張，甚至確定其理論體系的原點。正因為此，在思想史上對於究竟什麼是權利，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而大致說來，對權利的界定分為兩類：

　　壹類是從倫理的角度來界定權利。其中格勞秀斯和19世紀的形而上學法學家強調的是倫理因素，如，格勞秀斯把權利看作“道德資格”；霍布斯、斯賓諾莎等人將自由看作權利的本質，或者認為權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爾也用“自由”來解說權利，但偏重於“意誌”，而且，他們的自由概念與霍布斯的也很不相同。嚴格說來，康德的權利定義是不限於意誌自由的，他很重視人與人的協調共存。黑格爾指出：

　　“壹般說，權利的基礎是精神，它們的確定地位和出發點是意誌。意誌是自由的，所以意誌既是權利的實質又是權利的目標，而權利體系則是己成現實的自由王國。”這些解釋都是將權利看作人基於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驗根據所應該享有之物，雖然也涉及利益，如擁有某物或做某事，但並不以利益本身為基點。

　　另壹類是從實證角度來界定權利。如，實證主義把權利置於現實的利益關係來理解，並側重於從實在法的角度來解釋權利。德國法學家耶林使人們註意到權利背後的利益。他說，權利就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權利，只有為法律承認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權利。而功利主義者認為由社會功利規定全部的權利和義務並派生出所有的道德標準。權利的實質是普遍的功利。

　　儘管這兩類界定包含諸多小的分別，可兩者之間也有些交叉，所以，壹些教科書對關於權利的界定作了許多的分類，主要有“自由說”、“意思說”、“利益說”、“法律上之力說”。由此可見，僅僅從某個特定的角度給權利下壹個定義並不難，而要全面、正確的理解權利概念，關鍵不是權利的定義，而在於把握權利的要素。

　　在此簡要闡述權利的五個要素：第壹個要素是利益。壹項權利之所以成立，是為了保護某種利益，是由於利在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利益，是為道德和法律所確證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群體的、社會的；既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權利主體自己的，又可能是與權利主體相關的他人的。

　　第二個要素是主張。壹種利益若無人提出對它的主張或要求，就不可能成為權利。壹種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體通過表達意思或其他行為來主張，是因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隨時處在受侵犯的威脅中。

　　第三個要素是資格。提出利益主張要有所憑據，即要有資格提出要求。資格有兩種，壹是道德資格，壹是法律資格。專制社會裏的民眾沒有主張言論自由的法律資格，但是具有提出這種要求的道德資格，這種道德資格是近代人權思想的核心，即所謂人之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利。同時，這個時代的壹些思想家又對國王和貴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資格，給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個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權威和能力。壹種利益、主張、資格必須具有力量才能成為權利。力量首先是從不容許侵犯的權威或強力意義上講的，其次是從能力的意義上講的。由法律來賦予權威的利益、主張或資格，稱法律權利。人權在獲得法律認可之前是道德權利，由於僅具道德權威，因此侵害它並不招致法律處罰。在獲得法律確認後，人權就既是道德權利，也是法律權利，因而侵犯人權會導致法律後果。

　　除了權威的支持外，權利主體還要具備享有和實現其利益、主張或資格的實際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個要素是自由。在許多場合，自由是權利的內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這種作為某些權利內容的自由，不屬於作為權利本質屬性之壹的自由。因為奴役權利、監護權利並不以自由為內容，但其本身的確是權利。作為權利本質屬性或構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權利主體可以按個人意誌去行使或放棄該項權利，不受外來的干預或脅迫。

　　如果某人被強迫去主張或放棄某種利益、要求，那麼就不是享有權利，而是履行義務。

　　此外，根據主體、內容、對象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係等，權利可分出許多種類，如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應有權利、法定權利與實有權利；人權與公民權利；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人格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行動權利與接受權利；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有選擇的權利與無選擇的權利；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有義務相對人的權利與無義務相對人的權利等等。

　　在此依照權利的根據，簡單介紹其中的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如果說道德權利由道德原理來支持，那麼法定權利則由法律制度來規定，而習俗權利則是以習慣、民俗為根據。

　　其中，把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係尤為重要。壹般說來，正如法律規則通常表示道德規則那樣，法定權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權利在法律上的體現。例如，壹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貞操應該享有不被專橫侵犯的權利首先是壹種道德原則，然後才由法律規定，以便藉助國家的強制力來支持和保護。法律規則、法定權利通過國家意誌來表現，但其背後的主要是道德原則、道德權利，而不能看作是統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道德觀念不同，法律規則和權利配置也不同。

　　不過，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之間的許多差別也值得註意。壹個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權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壹個人可能享有某種道德權利，但該權利卻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權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權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權利則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權利由於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因而也可以通過立法來改變或取消，道德權利則不僅不可能為國家權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還是確證或批判國家權力和法定權利的根據。

　　儘管壹個處於不利境況中的人或者訴訟中的人所關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權利，而不是寬泛的道德權利，但法定權利並不像某些現代法律理論，甚至道德理論所希望的那樣能自證其身，它必須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

　　其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區別還體現在效力上。“甲對乙享有壹項法定權利”，這意味着乙對甲負有壹項可以依靠法庭來履行的義務，甲對乙享有壹項由實在法所確認的要求權。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權利就是享有對特定的法律個人提出要求並由法律保障實施的權利。

　　“甲對乙享有壹項道德權利”，雖然也意味着乙對甲負有某種義務，但這種義務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義務。如，在道德上甲有權要求乙講真話，乙對甲負有講真話的義務，但除了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之外，甲無權藉助國家強制力迫使乙講真話。

　　再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劃分與法的應然與實然的區分是相適應的。深入研究兩者的關係，對於理解法律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務、以及人權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人權與公民權利的關係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係同理。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人之作為人”是壹個道德判斷，不是壹個法律判斷，因此，人權在本質上是道德權利。

　　也就是說，人權並不依賴國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剝奪公民權利，也不可能剝奪人權。因為每個人之享有人權是憑據人之作為人的道德資格，而不是憑據公民資格。沒有公民資格的人雖不享有公民權利，但享有人權。由於公民是壹個法律概念，因此公民權利與人權的根本區別在於，公民權利是依賴主權國家的法律而存在的。當然，在當今世界政治裏，絕大多數人在身份上都是歸屬於某壹國家的公民，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人權在壹個國家裏得到尊重和實施應主要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公民權利按根據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權利和憲法權利。法律權利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設定的權利，可由立法機關根據壹般法律程序創設、制和廢止。憲法權利乃是由制憲會議制定的憲法所創設的權利，是限制和制約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利。立法機關不得侵犯此種權利。憲法權利是公民提起違憲審查的根據，是有限政府的保障，體現了公民和國家的對峙。

　　另外，按照權利的存在形態劃分，可把權利分為應有權利、法有權利和實有權利。這壹劃分的意義在於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權利對於實在法權利的指導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權利的實際享有構成了權利的壹種獨立存在形態。

　　按照權利的種屬關係和效力層次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這壹劃分，對於規設權利體系，對於規制立法機關的權限，對於在處理立法和司法過程中不同權利發生衝突時，決定哪壹種權利應占居優勢，都有着重要意義。

　　按照權利主體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按照權利的具體內容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這些劃分的意義主要在於立法和教育。

　　根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紛繁復雜的關係，還可以作更多的分類。

　　分類的價值，不在於敘述事實，而在於分類所支持的理論預設。在此着重闡述壹下公民權利，公民權利不僅是為公民所擁有、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也是憲法、法律的規定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權利。

　　具體地說，公民權利是社會成員的個體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國家對公民所承諾和維護的權利，是壹種社會所認可的賦予公民個體可做或可不做的自由，包括依照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具有以下特徵：（1） 主體性。即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正因為享有相應的權利而成其為公民。在這壹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不同於人權，主要在它以積極的政治權利（其中心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公民成為社會的政治主體。除此之外，其餘各項是包括人權在內的各種權利的共同特徵。（2） 社會性。即公民權利乃至權利之為權利，是由社會所認可的，而不是個人的任意主張。權利是被明文寫在憲法和法律中，並由國家權力強制性維護着。（3） 形式性。即社會和國家只承諾公民個體有相應的可做和可不做的自由，但並不保證公民個體實際地能夠做什麼乃至於做成什麼。比如每個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國家維護這壹權利只表現在糾正任何非法剝奪任何公民該權利的行為，並不保證每個公民都能實際地接受高等教育。

　　此外，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對公民權利進行不同的分類：（1）依據公民所參與的社會關係的性質，可以劃分為屬於政治生活的權利和壹般民事權利。前者如各項政治和社會的自由權利、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利；後者如財產權等。（2） 依據承擔義務人的範圍，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不是某壹人或某壹範圍的確定的人，而是壹切人，如物權、人身權等。而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是壹定的個人或某壹集體，如債權、損害賠償權等。（3） 依據權利發生的因果聯繫，可以劃分為原權和派生權，派生權或稱救濟權。原權指基於法律規範之確認，不待他人侵害而已存在的權利，又稱第壹權利，如所有權等；而派生權指由於他人侵害原權利而發生的法律權利，也稱第二權利，如因侵害物權而發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4） 依據權利間固有的相互關係，可以劃分為主權利和從權利。主權利指不依附其他權利而可以獨立存在的權利，如對財物的所有權；從權利指以主權利之存在為前提的權利，它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均從屬於主權利的存在，如抵押權等。

　　簡括而言，公民權利分為四類：壹是法律權利，指基本人權，大多是自由權，和法律程序性權利；二是政治權利，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權利；三是社會權利，指公民維持其社會存在的基本權利；四是參與權利，公民參與市場和公共生活的基本權利。

　　其中，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表明了壹國公民行使個人權利、參與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憲法依據，還在壹國法律權利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

　　而所謂公民的基本權利即憲法權利，是指由憲法規定的，公民為實現自己必不可少的利益、主張或自由，從而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資格或可能性。進壹步說，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民依照憲法規定在政治、人身、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享有的主要權利，也叫憲法權利。它是公民最主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權利。

　　需要指出的是，實現權利化或維護權利雖然天經地義，可並不容易，決不是輕鬆的事情。這不僅要求壹些人做出犧牲，也要求給政治權力的行使和個人野心的發揮設置障礙；不僅要求為個人意願和利益與公共意願和利益的協調創設足夠的價值空間和制度空間，也要求既限制又擴展立法機關的工作範圍；不僅要求限制政府行政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也要求政府既要以消極的不作為，免得侵犯公民的自由權利，又要以積極的作為，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增進福利，滿足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並為自由權的保障提供穩定安全的制度保障和社會環境。可以說，維護權利過程中的每壹場衝突、每壹個方案、每壹次努力，都不僅會撥動權利價值的敏感神經，還會付出壹定的代價。

　　綜上所述，人們之所以主張壹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的權利，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係裏，在國家強力和社會衝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天賦權利來築起壹道防護牆，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只有每個人都能運用天賦權利，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國家才會健康發展，而社會才會和諧安寧，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權利化唯壹的途徑。

　　五、軍隊國家化

　　除了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為新型民主制度夯實根基，更需要通過軍隊國家化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

　　自古以來，軍隊不僅是壹個國家、政府或聯盟正規的武裝力量，也是為國家、政府或聯盟執行各種任務而組建的武力集團，而按其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軍隊、皇家軍隊、黨衛軍和國家軍隊。如果說軍閥的軍隊屬於私人軍隊，那麼皇家軍隊則屬於皇族，而黨衛軍則是屬於政黨的軍隊，儘管不論是私人軍隊，還是皇家軍隊和黨衛軍，都經常負有保衛國家的責任，可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政黨既控制着軍隊，又控制着國家，至少對控制國家有強烈的企圖，以致軍隊就成了私人、皇家和政黨控制國家的工具。

　　與此相反，國家軍隊不控制國家而屬於國家，不但只聽命於民選政府而不會有意識形態色彩，也不介入國內合法的政治爭端，還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黨的的控制，因為國家軍隊由全民供養，不屬於特定政黨及其人士擁有，而屬於全國人民所擁有，既受國家的編組，又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壹，只負責保國護民，而不能成為哪個黨派或個人干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

　　具體地說，軍隊是壹個特殊團體，而軍人是壹個身分特殊的職業，不管是言論，還是行為，都受到嚴格的規範，而其職責在於保衛國家，在於服務全體國民，在於維護民族尊嚴。平時，軍隊要堅守行政中立為原則，儘可能避免干預政治；而戰時，軍人需聽命國家最高領導人指揮，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民眾安全。因為軍隊是國家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只負責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全國民眾安全，所以不能被哪個人或哪個政黨所占有，也就是說不能淪為哪個人的統治工具，不能淪為哪個政黨掌控政治局勢變化的工具。

　　由於軍隊給養來自國庫，並非來自黨庫和個人；而軍人服兵役屬於國家行為，並非黨派行為，因此軍隊天然屬於國家，而不屬於個人，即軍隊不得為個人私有，成為私家軍隊；也不屬於哪個派系，即軍隊不得成為派系政爭的籌碼；也不屬於地方，即軍隊不屬於地方軍閥，成為地方割據的資本；更不屬於哪個政黨，即軍隊不得為黨軍，任何政黨不得在軍隊中有公開或秘密之活動；所以軍隊只屬於國家，完全由代表國家的民主政權的機構來統帥。而通過軍隊國家化不僅可將本由全民出資供養的軍隊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而且國家的憲法對軍隊的任何規定都可以視為這種精神的體現和對軍隊屬於國家之事實的法律確認，即任何涉及軍隊的憲法都只能是軍隊國家化的憲法，這樣，不但確保軍隊“公器公用”，也確保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和個人，更確保軍隊只服從人民通過選票選舉出來的政府。

　　可見，軍隊國家化是指壹個國家的軍隊不屬於、不聽命於任何政黨、任何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既不介入國內的政治生活，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只聽命於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由法律所規定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因此，軍隊國家化不僅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民主化的重要標誌，而其作用是從根本上維護民主制度的穩定與發展；而其內涵是軍隊由全民供養，負責保國護民，不得成為黨派或私人干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而其優越性表現在：用於國防的且由全民供養的軍隊不僅要符合“公器公用”的原則，還不可以成為內戰和政治鬥爭的工具。

中國社會的愛國主義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愛政府主義，愛國勢主義，愛國民主義。愛政府主義最膚淺，愛國勢主義次之，而愛國民主義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憲政愛國主義。

　　憲政愛國主義

　　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民族極端主義的情感，愛國主義是有條件的，它對於祖國的熱愛和效忠是以壹個怎樣的國家政體為前提的，這是壹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對共和國及其公民的壹種普遍並且強烈的熱愛或博愛。經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說：“對祖國的愛應該來自於博愛，即那種將公共事業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維羅裏指出，這種愛國是尊重正義與理性的原則，可稱之為理性之愛，是對於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法治社會、自由權利、公共秩序的熱愛或崇信。這種愛是有條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礎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賴以維生的人權正義及其美德。

　　哈伯瑪斯說：如果真的要愛，就愛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與正義吧！這個說法的重點是“人權”而不是“愛國”，“國”已經被定義為人權正義之國。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着祖國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贊美病態，而是為着國家的前途向病態挑戰；不是忠於哪個政權，而是忠於良心、忠於公理。這是憲政愛國主義。

　　愛國民主義指的是以熱愛人民為標誌的愛國主義。愛國誌士們愛的不是政府，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來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國家對人民的從屬性。沒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愛國民主義要求人們熱愛人民，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如果國家處在外國殖民統治下，就要不屈不撓的與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鬥爭，以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國家處在專制獨裁之下，就要與專制者作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這都是愛國的表現！

　　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致力於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樂園。這種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於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醜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於黑暗之時，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並致力於喚醒酣睡中的人民。

　　愛政府主義

　　愛政府主義就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是壹體的，愛政府就是愛國。由此引出的愛國行為就是：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對批評政府的言論壹律堅決駁斥，嚴厲打擊。在中國，愛國往往被等同於愛皇帝，愛執政黨，愛政府。中國缺少的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

　　信奉這種愛國主義的人多是官員或思想怠工者。這種思想使官員們獲得了道德上的解脫：我拆閱他人信件、竊聽他人電話、暗殺反對派領袖、向示威群眾開槍，這些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是奉國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為愛國（愛政府）才這麼幹的。

　　對於思想怠工者，信奉這種愛國主義使他們擺脫了思考的責任，只用服從政府，做壹個順民，就是愛國了。思考什麼？上級已經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沒有半點風險，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沒有遺憾（愛國=道德），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般式的愛國主義已沒有什麼市場了。

　　維護政府並不總是愛國。現代政治學普遍認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國民對政府的嚴苛監督、自由批評和有效制衡，是確保政府增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因此，無條件地維護政府的制度和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行為。

　　批評祖國並不總是害國。表面看，公開批評祖國是削弱國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國行為。但是，國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產品，從而增進國民的政治認同時，才是值得維護的；如果批評國家，是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麼，批評政府就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害國。那些冒着個人被迫害的風險，為維護公眾利益和政治主義，挑戰和抨擊政府及政要的過失的國民，是具有最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的國民。

　　在美國，愛國和愛政府明顯是兩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態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美國人對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妳真的愛國嗎?那就要把政府管緊點！要警惕政府越權濫權，要隨時隨地批評監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評監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壓制批評的人，非但不是什麼愛國者，而是國家的蛀蟲。

　　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在街頭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戰的人被認為是愛國的，他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國家是所有國民的國家，而不僅僅屬於白宮。指責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僅沒有“叛國罪”，反而可以氣勢如虹地與小布什競爭總統寶座。

　　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妳要到街頭反對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漢奸了。當局要整妳，老百姓會罵妳。這種處處維護政府的行為並不是愛國。

　　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國民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中國沒有民主機制讓老百姓來決定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民眾沒有權力獲得信息、做出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層面，那愛的是什麼國呢？愛的是壹種虛幻、空洞的東西，是壹種虛幻的愛國主義。

　　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這就是某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他們對英國人怒火萬丈的原因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以民主，為什麼現在要給港人民主？”原來英國人的錯誤在於他們沒有把600萬人的民主權利剝奪到最後壹秒鐘，為什麼不讓港人做奴隸做到1997，而只讓他們做到1995？為什麼英國人做主子不做到底？……當英國人在諸如新機場工程和鐵路這類明顯是為英國人爭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價時，這些“愛國者”總是更願意讓經濟之利而換取不搞“政改”：我讓妳狠敲香港壹筆竹槓，妳給我做主子做到底罷！別的都好商量，千萬不能讓那600萬賤人鼓搗什麼“權利”呀！……即使如此，這些“愛國者”們仍然對“西方來的”民主、人權表示了最大的恐懼。

　　沒有正義和人權的國家不是國家。例如：假設在壹個沒有人權和正義的國家裏，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義的傷害，這個公民不會認同這個國家；如果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數公民就不會認同這個國家。這種國家就不值得愛。

　　如果生下來便被派定必須愛什麼擁護什麼，那只不過說明他壹出生便已淪為奴隸。脫離自由這個人類普遍的價值去建構什麼抽象的國家或神聖國家，是壹個騙局。跟在獨裁者後面保衛祖國的人其實是在保衛做奴隸主的國家。

　　當權者的“愛國主義”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後壹張王牌。18世紀英國着名作家山繆.約翰遜說過：“愛國是惡棍的最後藉口”。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痴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為政者在情況於己不利時，還可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或人肉盾牌。可見，壹個專制獨栽腐朽墮落的政府是多麼的喜歡民族主義。

　　當權者的“愛國”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劃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支持由警察、軍隊向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愛國就是忠於政權”，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他們攻訐的矛頭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那些公款出國熘達過壹遍又壹遍的“公僕”，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僕受到的重重製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國家。

　　愛國勢主義

　　愛國勢主義就是讓國家強大。這種愛國主義認為只要國家強大，什麼代價都可以付出。。國家強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當時的德國人民幸福嗎？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唯強大論”，以為為了強大可以付出壹切代價，包括人民的幸福。他們壹旦聽見對政府的批評，就立即警覺起來，“妳是什麼意思？妳想削弱祖國嗎？妳是賣國賊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國的陰謀嗎？”這樣“愛國”，與納粹的“愛國”有何區別？

　　那些搞“強國論”、搞“富國強兵”的國家，有哪壹個不是禍國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國家。北洋海軍的近3000萬兩的軍費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后的頤和園去了。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仍然敗於日本；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裏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國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獸。

　　法西斯的愛國主義

　　德國式愛國主義在於仇恨中成長，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壹種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國的政治領袖們，尤其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徒，極力鼓吹“國際反德陰謀”，他們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歸於他國，就象中國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帝國主義”壹樣。壹戰的失敗，凡耳賽條約的簽訂，德國經濟的不穩定，六百萬的失業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國過不去的巨大陰謀，西歐所有的國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國際反德陰謀的話題上搞“三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納粹民族團結、民族復仇和韜光養晦的幌子下，各種各樣的進步勢力遭到瘋狂的打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和自由派組織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國只剩下壹個合法的黨，那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無數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像愛因斯坦也逃亡美國。 1939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民族主義狂熱終於走上了與世界人民的對抗之路。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恨”來號召的－－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恨外國敵對勢力的瓦解和滲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過對“恨”的號召以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反抗獨裁專制的“仇恨”。這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以“恨”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間隔閡，也壹定會導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國的民主事業應是以“愛”為出發點：愛土地、愛國家、愛人民。以“愛”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永恆的，“愛”的力量是無限的，“愛”能夠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地讓人民團結在壹起，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完整。

　　中國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壹種動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後與挨打間沒有必然聯繫，只有或然的聯繫。按“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為世界上永遠有相對落後國家和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這顯然不是事實。這種邏輯意味着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意味着可不遵守國際公德，意味着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權利；這不僅是鬥爭思維，而且是動物層次的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軍備競賽、各種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義

　　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很“自私”，而受到這個社會的鄙視。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愛國主義者”而受到國人的贊揚。如果壹個人以人類和世界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慮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人具有烏托邦的思想，太脫離實際了。

　　實際上，以個人為中心是“小我”，以國家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為中心是“大我”。為什麼“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認同呢？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壹直在向人們灌輸“愛國主義”，而極少提倡“愛世主義”。

　　愛國本身並沒有錯，壹旦把“愛國主義”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把國家利益凌駕於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麼，每壹個有理智的人都應當想到：如果別的國家也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這個世界還會有太平嗎？

　　歷史上國與國間的戰爭，幾乎都是打着“愛國主義”的幌子進行的。如兩伊戰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對方是非正義的；於是，壹場給兩伊雙方帶來巨大災難、死傷數百萬人的戰爭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持續了八年！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愛世主義的思想，《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才產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應回到愛世主義。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有許多個，但地球只有壹個。妳可以改變國籍，但“地球人”的身份與責任，是任何人無法逃避的。魯迅和梁啓超都這樣說過：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由於世界公民的胸懷，酷愛自由的潘恩宣布“哪裏沒有自由，哪裏就是我戰鬥的故鄉！”

　　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臘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後，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與了可恥的暴行。

　　當民族主義情緒瀰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與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壹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這種愛是壹種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於愛自己的家邦，還愛整個世界。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離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麼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麵包掰下壹半給他們。這是壹種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

　　印度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壹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歐洲着名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其成員都身體力行承擔人道責任。在阿富汗八年戰亂時期，這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醫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裏的穆斯林傷病員。他們中有的醫生被殺害，有的女醫務人員被歧視婦女的阿富汗人強姦，但他們從不因此把穆斯林當做敵人。俄國的人權工作者也同樣高尚，他們本身是被車臣恐怖分子炸彈威脅的俄羅斯人，但他們聯合壹百多個人權組織，壹起批評本國政府在車臣濫殺無辜。

　　“緬因號”戰艦紀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長及官員壹行數十人，在古巴首都憑弔美國“緬因號”戰艦紀念碑！為什麼？

　　1868年古巴工人爆發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諾改革，可長期不兌現，1895年再度爆發革命。西班牙將軍韋勒強令所有暴動地區的民眾進入集中營，殺戮所有躲避集中營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間變成廢墟，饑饉和瘟疫肆虐橫行。古巴在19世紀末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

　　古巴革命者在美國大肆進行宣傳活動，被奉為古巴獨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馬蒂以他極其有說服力的文章觸動了美國人的同情心。他們在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偷運進古巴。

　　1897年美國第25位總統威.麥金利在就職演說中強烈地表達了反戰立場。當時的美國剛剛走出1893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任何戰爭都可能把美國再度推上經濟蕭條的深淵。

　　1898年2月16號，美國為保護美國在古巴的公民的戰艦“緬因號”發生爆炸，沉沒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國船員官兵在爆炸事件中喪生。消息傳來，美國人極為震驚悲痛！人們發出了“記住緬因號”的吶喊，全美進入緊急狀態。

　　4月19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以地面部隊和海軍對西班牙作戰，為古巴爭獨立。國會同時通過“泰勒提案”聲明：美國不向古巴要求主權、司法、裁判、管轄權或控制權，美國爭取的只是帶給加勒比海的和平與安寧。提案保證，壹旦古巴獲得自由，美國將撤出古巴。

　　宣戰前，全美只有不足2.8萬的陸軍官兵，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宣戰後，就有20萬民眾報名參加義務兵。這些義務軍人中包括那位曾詛咒麥金利沒有嵴梁骨的海軍部長助理羅斯福，羅斯福當時辭去了他的海軍職務，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領導了壹個由義務軍人組成的名為“魯莽騎士”的騎兵軍團。他身先士卒、勇於殺敵，聲譽鵲起，後當選美國總統。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軍陸軍在聖地亞哥投降。古巴由此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美國人為古巴獨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代價。《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3月27日，美國通過駐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營法等條件。西班牙為了避免對美作戰，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國要求。但麥金利對西班牙作戰的方針已定，仍於4月25日宣戰”。

　　事實是：美國已經堅持了壹年避免與西班牙宣戰，總統麥金利被西班牙駐美國公使私下裏罵成是軟骨頭沒宣戰；在美國艦隻被炸沉後，美國才對西班牙發出通牒。通牒後，西班牙在古巴獨立問題上閃爍其辭。美國這才對西班牙最後宣戰。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361頁說：“1898年4月28日，美國為了奪取古巴人民的果實，以緬因號事件為藉口對西班牙宣戰，派兵在古巴登陸。在古巴義軍配合下，打敗西班牙軍”。事實是：古巴獨立戰爭，壹直到美國對西班牙宣戰並在菲律賓群島附近消滅了西班牙大西洋艦隊和在古巴聖地亞哥補給燃料的艦隊之後，美軍在古巴登陸作戰，才得以扭轉局勢，獲得勝利。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美國從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實是，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美國全數消滅了西班牙的海軍，並順手解放了菲律賓。西班牙大勢已去，它不得不放棄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談判時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這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國於是出錢買下了這些西班牙殖民地。

　　誰護中華

　　1900年6月21日，當幾個極端頑固的朝廷親貴將偽造的列強要求其歸政的照會上奏後，慈喜向各國同時宣戰，然後命令軍隊和義和團攻打使館；她要把這些外國使節徹底消滅，以壹舒自己的心頭之恨。在此之前，義和團已將北京燒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館官員被害；20日，德國公使在去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清軍所殺。義和團殺掉了幾千名外國傳教士和50萬中國教民。

　　1900年8月初，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聯軍18000人倉促在天津集合，於13日便進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館區，清軍和義和團完全潰散。15日晨，宮監告訴慈喜聯軍已經進城，這個夕日不可壹世的滿族獨裁者，匆忙換上漢族老農婦的服裝，丟下她的親信同黨，挾持皇帝坐上騾車，出神武門向西狂奔。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當時中國確乎命懸壹線，西方列強中幾個龍頭老大都要壹勞永逸地肢解中華大帝國，俄國要割去滿州大部；日本要割遼東半島；法國要割去兩廣大部……剩下的國土準備分解成數個國家。天幸中國不滅，完全因為美國堅決反對，它提出“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主義，力主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國在美國的堅持下，遂贊成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實際賠款本息合計為九億八千餘萬兩。賠款總額中，俄國獲得二億八千多萬兩，德國獲得壹億九千多萬兩，法國獲得壹億五千多萬兩，英國獲得壹億壹千多萬兩；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後來經美國提議，英法等數國響應，庚款餘額約3億兩被退回中國。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美國人壹分錢都沒拿走；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的無知、太多的不理解，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要求國會授權退還中國賠款，這項提案在國會通過。1908年，羅斯福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壹千多萬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興辦清華學堂（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二是作為中國官派留美學生的費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資助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餘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燕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實際上也是用這筆賠款建設的。 還有在上海、廣州也建立多間學府；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大量教會醫院幫助了很多中國人。

　　1918年德國戰敗，宣布放棄1917年以後的中國賠款；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賠款。俄國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20年12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賠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賠款。比利時在1925年退還賠款。意大利於1933年退還賠款。荷蘭在1926年將賠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65%用於中國的水利事業，35%用於文化事業。日本也表示願意退還賠款，但堅持不將錢直接還給民國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華搞文化事業。其實用於文化事業的款項只占賠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以及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後，餘款甚至用於在中國建立偽政權的軍費。

　　幾千年來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幫助過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援助，無數的物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命；都在中華民族處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險的時候，無償的援助給我們了。飛虎隊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蹟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蹟，嗣後第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此後，惟有美國支持中國。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裏，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艱苦卓絕的41個月的“空中輸血”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沉，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部分美國空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在重慶南山鎮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空軍烈士陵園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仇視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發生了大饑荒。美國運來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中國災民。可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在家裏，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麵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嗟來之食”。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當時的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辦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慶祝這個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並在結尾處高呼三個萬歲：“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提議而取得的。二戰後美國對國民黨禁運武器好幾年。當國府潰敗，共軍渡江在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沒有隨同蘇聯大使撤退到廣州去，而是冒着危險留在南京，與黃華等高級共干接頭，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只是因為毛悍然決定“壹邊倒”，決定不急於與西方國家建交，司徒雷登才無限惆悵地怏怏離去。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要求派兵參戰。可美國寧願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鮮打仗，也不讓臺灣出兵。1960年代蔣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陸”，因美國反對未付諸行動。如果美國讎視中國的話，挑動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是代價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國對此不予考慮。

　　1969年中蘇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迫在眉睫，是尼克松總統的介入才使得中國轉危為安。1980年代，美國使臺灣中止了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可見，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則，中國人早就亡國滅種了。中國人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碑立坊，世世代代永遠銘記美國的恩德！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與繁榮的保障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表明，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

　　若美國有霸占他國領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吞併整個美洲；即使美國託管的波多黎各，美國人也不歡迎它加入美國呢！當年的西貢市，與上海齊名，美國沒保住南越，西貢的風采今何在？保下來的南韓，現在是世界壹個重要的經濟體！

　　二戰後美國並沒有把自己的總統制模式強加給日本、西德；蘇聯卻把自己政治模式強加給了東歐並多次出兵軍事干預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及體制改革。二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願意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韓國、新西蘭歡迎美國駐軍，很多小國都希望能加入北約、得到美國的保護。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應歸功於美國。這是上帝的恩賜！

　　諾利加通過暗殺國防部長奪取了巴拿馬軍權的獨裁者，把整個國家變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營。在1989年的巴國大選中，諾利加不僅不承認選舉結果，還指使士兵當街毆打獲勝者，逮捕反對黨領導人，將其拷打致死後分屍。諾利加本人更在群眾集會上揮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應。諾利加政權這種把國家變成毒品集團，殘忍殺害異己，不僅危害美國和外圍國家，本國人民也忍無可忍。美國政府是聯合巴拿馬內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諾利加政權，從此使巴拿馬成為壹個民主國家。

　　如果美國這是霸權的話，那麼怎麼解釋美國軍隊進入巴拿馬的時候，當地民眾夾道歡呼？美國在抓獲了諾利加之後，並沒有占領巴拿馬，而是交給了巴拿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馬人民是多麼歡迎美國的干預，多麼感激美國的幫助，因為是美國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巴拿馬這些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與那次美國的干預有直接的關係。

　　索馬裏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能怪美國嗎？美國士兵去把那些軍閥隔開，反遭殺害；美國的援助、空投的救濟物質，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館風波，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米洛舍維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對國內的阿爾巴尼亞族進行種族清洗，被挖掘出來的種族屠殺的萬人坑就有10餘座，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高達3百萬人無家可歸，又造成國際性的騷擾。壹個無人權的國家，又殃及鄰國，再加勸阻無效，國際社會予以干涉是必要的，否則無法制止人權災難。米洛舍維其被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是罪有應得。美國干預科索沃，是她所有軍事干預中最偉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個和自己的宗教、種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邊，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總統哈維爾說，美國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國，連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國促使他們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進程。今天，對巴拿馬人民、對科威特人民、對波斯尼亞人民、對海地人民、對科索沃人民來說，美國代表着正義。今天，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對自由世界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號召屠殺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同年美國攻擊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訓練營基地之後，本.拉登發誓要為每壹個死去的恐怖分子殺死1百個美國人。面對頻繁的恐怖活動，美國壹直沒有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無辜者喪生，美國脾氣才再度全面爆炸。劉亞洲說：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可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壹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時，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並不衝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壹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壹條寵物小狗讓道。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這個時侯，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壹步發生。這是壹種怎樣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國人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是存心拿平民大開殺戒！這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面對無數無辜生命的毀滅，許多中國人不僅無動於衷，而且幸災樂禍，這已不是對他人災難的漠視，而是壹種近乎歇斯底裏的毫無人性的聲音。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了幾個中國人，中國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殺害了更多的中國人，很多國人卻興高采烈，譴責同樣遇難並且損失更加慘的美國人，甚至為殺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辯護！似乎說壹個暴徒只要多殺幾個美國人，就對中國有功，就有權殺死少量的中國人！他們自稱愛國者，把為死難者悲傷的人罵為賣國賊！他們糟蹋人權和恐怖分子完全沒有區別！

　　與美國長期敵對的朝鮮、古巴、伊朗、利比亞等國家，人民都沒有為此歡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對美國抵抗共產邪惡充滿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個人捐款支票是2百萬美元，來自壹個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與今天

　　從1983年到1988年薩達姆政權使用了芥子氣和神經毒氣導致了3萬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對以庫爾德地區發動了“安法爾行動”，當場處決大批民眾，強行遷移以及摧毀2000多個村莊，其中包括學校、清真寺、農場和發電站。人權觀察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發現，“安法爾行動”至少造成了5萬到10萬名伊拉克庫爾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發生暴動後，估計有3萬到6萬名什葉派人士被政府軍殺害，50萬難民滯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飛區，還有120萬到140萬名難民逃到伊朗。薩達姆強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則他們的財產和配給證將被沒收。據估計，已經有300萬到400萬伊拉克人逃離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們避難的國家遭到暗殺。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與意大利持平。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垮臺之時，伊拉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貧窮髮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全世界債務最沉重的國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預計為780美元，高於2003年的約500美元。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國的主權債務，總計41億美元。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國已決定分三個階段將伊拉克欠該組織成員國的外債減免80%。這項協議將伊拉克欠其成員國的債務從389億美元減至78億美元。美國已準備好幫助伊拉克同有關國家就債務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其它債權國能效彷美國，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債務。

　　當代中國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導和教育出來的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於尊清滅洋的偽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訓滿清統治者之前，滿清統治者戰無不勝；是英國人打了滿清統治者壹記耳光，打破了滿清皇帝天縱神武的神話，才讓洪秀全、孫中山等仁人誌士相繼而起，推翻了滿清殘暴專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開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國人民對美國應有壹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的態度。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全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過是同美國明交暗鬥，從不曾要蘇聯人“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更沒有要蘇聯人同美國“不共戴天”。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那時，中國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着中國人去拯救呢。

　　挑起戰端的是蘇聯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鮮，共產黨在歷史課本裏壹口咬定是美國侵略朝鮮。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學語文裏保留近半個世紀，課文有壹段顛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朝戰爭……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這樣，北朝鮮違背聯合國協議打過三八線向南推進，聯合國號召全體會員國共同阻止北朝鮮南進的事實消失了。…魏巍似的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心理、其筆下的戰士對領袖的崇拜意識徹底吞食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多樣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報道來潛移默化讀者仇恨美國。譬如：明明美國在壹戰前經濟總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卻要說美國靠戰爭起家，明明美國每年的軍火交易只有美國年總貿易額的3%，卻要說美國靠販賣殺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說：“中國的教科書說，‘美國人欺負弱者，壓制窮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書教育學生說，聯邦調查局是被用來‘壓迫工人的’。這些都不是正確的。這些話可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但是會誤導人們對美國的認識。實際上，美國人覺得對窮人和弱者有壹種特別的責任。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食品和住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許多公民主動捐出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遠遠超越了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我們居於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們。至於聯邦調查局和執法人員，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壹員，他們獻身於打擊犯罪，打擊腐敗。”

　　壹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壹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壹黨獨裁的利益。

　　反對美國的結果是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在美蘇的冷戰中不反對美國，不參與朝鮮戰爭，美國就不會在1950年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國的統壹問題早就解決了。今天的臺灣問題是50年代初中國反對美國的後果。按照“遠交近攻”的原則，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它必然阻擾和反對中國的統壹。因此支持臺獨的是日本。

　　贊美與反美的實質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欠美國壹筆巨大的債，……美國不僅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護人……每當我看到美國星條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個國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在全球獨占鰲頭，壹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的“軟力量”輻射整個世界。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壹流大學的代表。連不斷向美國說“不”的法國總統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國鍍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喝贊成愚民政策的問題。民越愚，官就越好貪，所以，專制的官僚們都是主張愚民政策的 。中國政府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屏蔽事實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憤怒。舉個例子，每年美國都會發表壹個世界各國人權報告；這時，中國政府也會發壹個關於美國的人權報告。這樣壹來，妳就不能理直氣壯說美國干涉妳的內政，因為妳也干涉了別人的內政。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批評美國報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別人的報告。讓老百姓看看美國政府怎麼誣衊我們的人權狀況嘛，讓人民來自己判斷。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憤怒就可以了。政府認為人民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份報告，怕被美國誤導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麼利用老百姓呢？總之就是要妳對美國反感，對自由反感，對民主選舉反感。

　　今天共產黨卻這樣反對美國？原因只有壹個：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中共政權的剋星，因為中共實行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

　　國安部上報中共政治局的報告說：“雖然美國現在不想侵占中國的國土、不想掠奪中國的財富，但美國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大本營。這種以信仰上帝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我們民族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大壹統價值觀，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係。”

　　袁木在“六.4”後天天罵美國，他卻把女兒送去美國。特區大量親共分子，口口聲聲留港建港聲稱愛國，卻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兒子送去英美。中國的權力階層口頭反美，兒孫壹家都送美國，他們是口頭上的義和團分子，行動上的媚外者。共糞們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劣跡”如數家珍，對中國政府干涉他國內政壹概隱瞞；這些人的“正義感”從不對本國下層人民[如何院士說死去的礦工是該死]和少數民族表示出來，這是壹種假冒偽劣的正義感！

　　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沉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

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聖經》，便將民族主義視為害人的瘟疫（詩篇91:3）。然而，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很嚴肅地探討這種文明的瘟疫，導致中國近百年各種的貧窮、苦難、內戰與外侮；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難辭其咎。

　　“民族”壹詞曾與國家同義，民族主義也被譯為國家主義。但民族偏重於心理文化，國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國，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義”壹詞。1836年編撰的《英國牛津詞典》第壹次將它收入，釋義為壹種學說；以後的詞典指明其意義為“集體本位主義”，有民族獨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義。

　　民族主義形成於近代西歐反專制的鬥爭，人們把對世俗貴族和國王的忠誠變成了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全體成員的熱愛。所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常常難解難分。法國大革命中動員國民為保衛革命而戰，要求公民都說壹種“國家的語言”來代替眾多的地區方言，建立公民學校灌輸對國家的熱愛，促進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成為右派政治人物揮舞的大旗。民族主義從壹個原本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有關的概念，轉變成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帝國主義的運動。

　　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義是對壹個民族的認同、忠誠乃至奉獻。民族主義認為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護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個人承擔什麼樣的犧牲都是應當的；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根本不可能與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是壹種國家或准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壹切專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結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極大的個人犧牲。這種情況在落後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主權已成為專制符號，國家可在主權的名義下胡作非為。

　　民族主義者的眼裏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和尊嚴。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壹種極端形式。恐怖主義者不惜毀滅整個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階級仇、種族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阿克頓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誌永恆至上，民族統壹是這種意誌的必要條件，其它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誌，對抗這種意誌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誌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亂。在這裏，民族凌駕於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了壹個虛幻的統壹體；它壓制壹切自然權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壹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先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壹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頓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健康的，即便它與民主理論聯繫在壹起，其實際的結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強勢（多數）邏輯和總體主義的極權專制因素擴展開來。他說：“在民主和民族之上還有另外壹個更高的價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權）的價值。獨立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動亂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的最終限制。同壹主權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壹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

　　他精闢的指出：“同壹國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壹個驗證。……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壹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壹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壹起”。

　　自由主義並不排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比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更為重要，主權雖具有壹定的意義，但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權；只有以個人的自由、幸福為價值指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才具有正當性。

　　愛因斯坦1931年發表的《主權的限制》壹文，開頭便提到：“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哪裏有自由和人權，哪裏才有祖國。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無是非可言的愛統治者。他說：“民族主義是壹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

　　民族主義的那種無條件的祖國之愛是變態的，它強調犧牲個人權利來保障對民族國家的絕對忠誠，這樣就難免與專制獨裁為伍，成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

　　血緣最利於誇大同仇敵愾。就像某些只顧哥們的朋友，不講原則。遇見自己人吃虧，有理由要上，沒理由創造理由也要上。從這種群體血緣相似性擴展開去的民族主義：第壹特別容易寬容自己人的罪過，就像魯迅所說：“覺得做外人的奴隸，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隸”；把淪為異族之苦告訴國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結論：“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1840年中英戰爭傷亡的軍人還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獄死的人多。專制壹點都不比侵略者的槍炮溫文爾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義下，貪得無厭地要求個人犧牲和奉獻。

　　1925年6月陳源在《西瀅閒話》裏感慨：“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壹聲不響，壹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壹致的憤慨起來。”中國的事情，就這麼怪。洋人殺壹個中國人叫殺人，中國皇帝殺了千萬中國人卻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殺死奴才，因為奴才的生命所有權都歸主子。

　　受壹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壹個黃頭髮的洋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義和邪惡、善良和惡毒、正確和錯誤，難道是是以血緣、人種、民族來劃分的嗎？壹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壹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

　　在20世紀，壹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壹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中國人民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又歷來不講究專制與人權的區別。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比對專制還是人權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民族主義具有本能愛國主義輕率的激情，還多了使本民族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強權的工具。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誇大自己的民族成績的傾向。團體自戀拒絕批評，導致了災難的再次降臨。

　　民族沙文主義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了對於強權的熱愛、對於壹小撮當權者的暴政的熱愛。當權者正是利用這類蠱惑人心的符號騙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如果壹個民族的振興是以每個成員的工具性使用和無償犧牲為代價的話，這種民族主義是可恥的。因此，對這種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

　　在21世紀，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的缺陷，來抵擋自由民主的大潮，來掩蓋官民之間的衝突，不過是壹廂情願罷了。

　　傳統中國的民族觀基本上是壹種以血統論為基調的種族主義的民族觀。以血統作為認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國的“族類”概念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的特徵。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稱始於西周，夷夏之辨嚴於春秋。嚴夷夏之防，類似於現代的“種族隔離”。

　　中國號稱有56民族，卻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包含這56個民族。這種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國人這麼做。中華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國與華夏的概念。所謂的中國，從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國；這種概念，源於漢族世界中心的意識，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漢族認為，漢族有權統治世界。所謂的華夏概念，就是“華夷之辨”的意識，也就是凡不是漢族者，就是夷人；漢人視夷人為蠻族，漢人用“蟲魚鳥獸”來形容他們，例如，蜀、閩、回鶻、鮮卑、羝、羌等；由於漢人認為夷人不是人，因此漢族有權統治與掠奪他們。

　　中國人自古就沒有把外族當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豬玀這些表示動物的名稱往往是由獵犬旁組字。在古漢語裏，其它民族的名稱常用獵犬旁，以表示這些異族類似野蠻的動物。如“獫允”，我國古代的壹個民族；又如“狄”， 我國古代北部的壹個民族，分赤狄、白狄、長狄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稱為北狄。在秦漢以後，“狄”或“北狄”曾是中國中原人對北方各民族的泛稱。19世紀曾在“英”“法”的左側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些有良知的漢族知識分子對此亦感到汗顏，並促進了壹些文字變革，如將“僚族”改為“僚族”（我國古民族，分布在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數民族。）又將“撞族”改稱“童族”。但是“童”還有僕人的意思，還是壹種歧視，解放後就再改為“壯族”。

　　除了用獵犬旁，古人還用蟲字底來稱謂壹些少數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稱“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後以併入漢族的形式消失）。現在的文獻已改用“蛋民”來稱謂這壹族人。

　　千萬不要認為漢人歧視周圍的少數民族僅僅是由於壹種民族優越感所然。從上個世紀初到二戰爆發之前，有大量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戰亂和饑荒紛紛逃到東南亞各國；那些難民（或移民）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們到了僑居國依然要歧視其它種族的人群；他們稱當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東洋鬼”、白人是“紅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國國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個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現在的廣東百姓還時常稱外國人為“鬼佬”。中國人自認為有異於他人，由來久矣。

　　清末面臨列強的瓜分，嚴復於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於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康有為在《大同書》裏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讓黃種人與白種人通婚混合，消滅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種。在這裏，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已經從天下主義修訂為黃白二色人種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構想。

　　魯迅曾說：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識（傳統的四海壹家是指服從華夏等級文化的壹統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體）。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壹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壹人。……是曰民族之統壹。”“五族共和”被作為維護國家統壹、爭取各少數民族參加民國的口號和政策而加以強調；國旗也被定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聯合。

　　蔣介石政府最終放棄了“五族共和”論，其標誌之壹是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明確指出，“五族”不是單獨的五個“民族”，而是原本有着共同血緣的五個“宗族”，共同組成統壹的“中華民族”。

　　1949年後，血統論就像壹個不死的鬼魂壹樣附上了“階級論”的身體。如今又發明了“中國特色”、 “國情”、“國民素質”之類，對內欺侮百姓，對外敷衍洋人。

　　政客為了政權，當他們統治不成功時，總是宣“國情的特殊論”。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維護黨權。他們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這些高喊“中國特色”和集體高於個人的官員大多是腐敗分子，其鼓吹的目的無非是教人們做政府的奴隸。“特色”早成了特權錢謀私的掩體。凡與國際常識不相符合的行為與思想，均貼以“特色”的標籤，以掩蓋其醜陋，讓大眾喪失反省能力。特色不過是藉口而已，目的是為了讓有權的人當官的時間長壹些，錢多撈壹些，然後可從容不迫地去做外國人。“特色”即“特權”，它是極權的產物，又要靠鎮壓來維持。在他們看來，只要強調所謂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壹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暴露了宣揚者本身的專制本質，是政客和御用文人們用來掩飾獨裁的遮羞布。

　　有人說中國人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不是種族主義。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歸屬只有壹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權主義，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皇權主義就是專制主義，天下服從壹個腦袋，用專制文化或主義來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無價值，而且十分有害。

　　強調自己文明優越性、鄙視外來文化的例子最早見於《論語》：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孔子“以杖叩其脛”，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中原人的坐勢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勢是“跽”（相當於今天日本人的坐勢），夷人的坐勢卻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勢等孔子，這對於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絕不能容忍的。難怪他又罵又打。夷夏之別，在孔子時代是儼然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就是這種歧視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輕視外來文化，他把“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比做“南蠻鳥央舌之人”，認為許行說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對於異己，除了見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解是來自不同的族類，所以持斷然否定的態度。

　　韓愈也輕視外來文化，對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甚至要“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中國後來通過反復的屠殺最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國既接受了佛教，同時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導致了惟我獨尊意識，將自己的文化當成中心和標準，鄙視、敵視和懷疑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來文化，拒絕向外族學習。這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

　　中國人以為“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實眼光並不出於東亞，對南亞、西亞，以至歐洲了解極少，更不用說非洲、美洲了。實際上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清朝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經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個商家——十三行來往。外國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觸十三行以外的中國人，不能坐轎，不能學說中國話，不能帶女眷來廣州，不准在廣州過夏和過冬，有事只能通過十三行轉稟。十三行行總和窮凶極惡的官吏對商人們隨意敲詐勒索以中飽私囊；每批貨物該交多少關稅，也由官吏們隨口說定。

　　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壹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樸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拉開了中國和西方國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國堂堂正正地向中國要求貿易，中國卻蔑視英國為夷狄[不跪拜]而頑固不開。有迂儒寫書立說，指洋人身上少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跟“人”不壹樣，是半畜半人。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憤憤不平：“我們象要飯的壹樣進入北京，象囚犯壹樣被監禁在那裏，而離開時簡直象是盜賊”。“壹個專制帝國，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什麼進步，何處值得仰慕？”馬戛爾尼道：“壹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1816年，英國再派阿士美德率團來華，然而英使仍不願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們剛到北京便被驅逐出境。

　　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干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1897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而教會偏袒教徒，引起群眾不滿，有二、三十人沖入教堂打砸搶，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強占膠州灣。

　　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他在山東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1500多人，又在營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當時慈喜想廢光緒，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收編賜名“義和團”，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在翰林院點燃了火，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當時藏身使館的壹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記述說：“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燒翰林院是為了蔓延燒毀英國公使館，結果公使館完好無損，翰林院被毀，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和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7月15日，義和團開始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牆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50人從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倖存。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4千餘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餘家。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壹頂“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壹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壹個血與淚的海洋。

　　義和團喊着“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杆，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着“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錶、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倖免。凡是洋人傳來的東西，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

　　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滿門被斬者。壹次在壹戶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這家8口人全被殺光。壹群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6名孩子當場喪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髮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誌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壹空！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

　　對於那些敢于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裏通外國”的罪名，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淨盡才心滿意足。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裏通外國的罪名，立刻被搶掠壹空。匪徒們甚至衝進大內去搜索第壹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才逃過大難。

　　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壹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麼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壹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清廷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

　　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壹次將44名外國傳教士、17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壹家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下逐壹殺害，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國士兵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國教徒吳安圓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語畢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說：“請妳等壹等”，便去洗臉並換了壹身乾淨衣服，才對暴徒說：“我不悔教，妳想怎樣就怎樣吧！”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殺。

　　那時，美國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傳教士們在生命危殆時，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本來他們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就勇敢就義。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壹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壹座拱型紀念碑，上面就刻着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捲全省79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191人，被殺教徒6060人，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燒拆房屋兩萬餘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50萬人！！！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過力的英國人李提摩曾認為，中國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區中最文明的壹個。但義和團運動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堅持要在太原開辦壹所高等學府以使中國青年擺脫愚昧，在徵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後，他用從山西罰得的50萬兩白銀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後來的山西大學），他說，建大學的目的是“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1990年代，蠻不講理的民族主義興起。1998年大使館被炸，死了幾個共產黨官吏舉國上下痛斥美國，暴民們又壹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而中國因人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卻不知道似的。當人們只抗議外面的暴力，對內部的暴力卻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義良知，就是中了什麼邪；這些人貪生怕死、搞雙重標準、浪得虛名。

　　傳統觀點認為游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游牧民族，這是壹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軟化武功強悍的游牧民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打垮後，仍然堅信“中華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國看作是“兒子打老子”來聊以自慰。

　　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個出使歐洲的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敗後，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別人，才有了康梁變法。可見，沒有暴力的打擊，中國人永遠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國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難時刻，士大夫們竟然炮製出“西學東傳”荒誕怪論！

　　到了民國，辜鴻銘留着着小辮子在北京大學教書。他說：“洋人不會因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漢人辜鴻銘已忘了漢人不留辮的歷史，竟習慣了做亡國奴！他雖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滿腦子的是舊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曾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壹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中國的包辦婚姻辯護。胡適本身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卻洋洋灑灑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西方的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誌摩來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全篇是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女性地位辯護，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並為醜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

　　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顧事實的闡發所謂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優點。他們甚至為壹些糟粕和陋習辯解。

　　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的，哪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陳寅恪先生說：“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之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中國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療”。

　　中國總是誇大自己的成績，抹殺外國的成績。我們津津樂道的唐朝偉大與開放，說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做官。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其它地區的開放普遍得很。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甚至有好幾個皇帝[羅馬皇帝並非國家主人而是第壹公僕，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爾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繼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會巴黎的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發表的宣言中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過頭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個彌天大謊。實際情況是：會議主持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利·韋塞爾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開幕講話中說，“如今的學者藉助先進的通訊手段可以身處異地而參加同壹些討論，啊，要是設想壹個有傑裏邁亞、畢達哥拉斯、老子和瑣羅亞斯德——還不要漏掉釋迦牟尼參加的討論會，該多麼有趣！”就這麼簡單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個“孔夫子救世界”的學界笑話。

　　在今天的中學數學課本裏，看看被我們更名為“勾股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裏，記述了西周時期壹個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於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壹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勾股定理”。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發現。所謂“勾三股四弦五”，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壹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係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壹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別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勾股定理”，並壹直沿用至今。這真是壹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壯舉”。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計算機，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計算機的雛形嘛？《周易》裏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長壹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嘛？二進制只是它的壹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壹只“陶製鼠標”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嘆，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這算啥！我們以世界1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衊是什麼？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日本的自然資源卻極其貧乏；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人口密度卻小於日本（中國為每平方公裏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裏330人）；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可195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我們的80%，但現在我們的GNP僅僅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爾係數是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37.1%，農村為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中國趕不上日本顯然是中國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阿Ｑ政府總是宣揚外國的醜惡，隱瞞自己的醜惡。專門熱衷於挑剔他國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當指責他國缺點時，多數中國人有壹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我們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當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態，使得“先進者”決定以“走俄國人的路”來建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後來又驅使全民“超英趕美”，以“全人類解放者”的身份干盡人間的醜惡。壹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國政府不斷培育自豪感，結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國文化中，無不瀰漫着這種害國主義的毒素。“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種唯我獨尊的心理至今還在延續。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惟我獨尊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壹些人內心裏還做着天朝上國的夢，他們說的無非是“中國人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之類的法西斯口號，打心眼裏從來看不起任何外國，最自大的就是這些蠻不講理的“愛國賊”。

　　當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時，愛國賊們說，外國也有這樣的罪惡。這種辯護的邏輯簡直令人髮指！難道外國有罪惡，我們這裏就應該有罪惡？

　　這種蠻不講理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害國主義，使我們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賣國主義。這些人無限熱愛政府領袖，而領袖恰恰是有資格的賣國者，他們自然就成了賣國主義、專制主義的幫凶。

　　這些被傳統文化毒害過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淪為徹底的文化中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

中國社會的政治迫害的本質

作者 一真濺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號前後，我得到通知：到總場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參加“反動學生”來場勞動改造一年總結鑑定會。

　　那天早上我吃過早飯就往總場招待所走去，因為我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數“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進去就看見高教局專門監管高校師生思想動態(“反動學生”的改造工作也由他專管)的特務頭子徐科長(徐真玉)和各高校保衛科的負責人和農場保衛科的古文德科長(廣東人，專門負責在農場反動學生的管教)等十幾個人已經坐在那裡，他們示意我在他們桌前的板凳上坐下。

　　接着先後有各分場的“反動學生”到達。此時我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往會場走來，覺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來他是我在楚怡小學68班的同班同學吳民剛。意外的驚奇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間的規定：反動學生之間不能交談，我立即站起來對他喊道：吳民剛！你怎麼也在這裡？還沒有等他回答，徐科長便厲聲對我叫道：陳XX！不准互相講活，不記得了嗎？我只好坐了下來，此時吳民剛已走了進來，他正想在我旁邊坐下，徐科長又叫到：你們不能坐在一起！吳民剛只好在離我較遠的地方找了一個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於有的“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個反動學生都到齊時，已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長講了一下這幾天總結鑑定會的安排：今天會後，各“反動學生”回生產隊去，白天照樣參加生產勞動，利用晚上休息的時候寫自己一年來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總結和思想匯報，然後由各學校保衛科人員輪流到到各個有“反動學生”的生產隊，組織貧下中農對“反動學生”一年來的表現進行鑑定。都鑑定完後，再集中到總場召開總結會。

　　那天中午農場負責人和古科長請以徐科長為首的這些省里來的幹部們吃飯去了，就只剩下我們二十多個“反動學生”在農場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飯，“反動學生”們利用這短暫的監管真空時間，互相交談起來，首先當然是各人自報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動學生”的事由，每個高校的“反動學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農場來的，所以基本上都有點認識，只是各個高校的反動學生之間都還是第一次見面，基本上互不認識。當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剛說了一句：我叫陳XX，之後，其他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輕聲發出一陣驚呼：你就是陳XX呀！然後他們議論紛紛說道：我們在去年全省高校對你的批鬥會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學們中都傳說你是個讀書特別用功，功課特別好、思想特別“反動”、組織反革命集團、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企圖叛國投敵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終於認識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紹了。我趁這個機會和吳民剛互相交流了一下從楚怡小學畢業後各自的經歷，他們湖南師院的同學都奇怪，我和吳民剛是怎麼認識的，我說我們是高小同學，原來又住在一條街上，我家住在青石井最東頭，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頭。吳民剛高中畢業後考進了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動學生”的。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張方可、王象賢和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袁立強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1963年7月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這一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動學生”的。他們三人被打成“反動學生”後，於該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個勞改、勞教採石場勞教，1964年9月又和我們這批“反動學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農場勞教，他們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動學生”中的元老。還有一位恐怕是全國高校“反動學生”中絕無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他十六歲進大學，在1958年反右運動補火的過程中，大概是因為該校在“反右運動”時劃的“右派份子”人數沒有達到中共當局現定的標準，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去抵數，而被補劃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為年齡太小和“右”得不十分嚴重，被留在學校，邊監督勞動改造、邊讀書，一直拖到1964年才畢業。在這一年，又因同樣的原因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反動學生”的隊伍里抵數，又被劃成“反動學生”，於1964年9月和我們一起被遣送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三年。從王熙仁兩次被“抵數”的經歷可以看出，中共當局劃“右派份子”和劃“反動學生”的做法的荒謬和隨意。在這個體制之下，一個人的命運竟因中共當局的政治需要而隨意被中共當局所踐踏、擺佈，民眾(也就是中共當局所稱的“人民”)哪裡還有一點中共當局所宣稱的“當家作主”的權力啊？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中計有：湖南大學的：王迪棠、周秋桂、楊剛毅、張方可、王象賢和我；湖南師範學院的：袁立強、李德風、朱湘贊、吳民剛；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許業武、王懷毓、張仲良、任國漢；湖南冶金學院；孫治國、龔瑋、曹楚才、張奠磐、李永孝；湖南財貿學院：任靄堂、王湘平；湖南農學院：陳務農；長沙鐵道學院：張鑫等二十四人。

　　後來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麼原因，僅劃了三個“反動學生”，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盧楚薌、熊聲祥和長沙鐵道學院的梁白瀕。這次他們三人也跟隨徐科長他們一行來到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但未參加這次鑑定總結會。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高校應屆畢業生中劃“反動學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文件也就沒有人再去實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長主持會議，他要求我們在寫勞動改造思想總結時，要從靈魂深處挖掘自己的反動思想根源，通過勞動脫胎換骨改造自己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學習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還說據了解有的“反動學生”一年來表現較好，但也有個別“反動學生”仍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會後回到生產隊，湖大保衛科的文幹事來到生產隊，組織隊幹部、六組的貧下中農和其他組的貧下中農代表，對我一年來在隊上的改造表現進行鑑定，鑑定會上眾口一詞地認為我一年來的表現不錯，勞動上好學肯干、生活上艱苦樸素，就連那位一向對我刁難有加的、階級鬥爭觀念極強的張隊長也沒有表示什麼異議。

　　正當我以為這次年度鑑定這一關我已經順利渡過之時。第二天徐科長帶着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來到生產隊，把我叫到隊部，對我說：陳XX，你一年來的勞動改造表現極不老實，仍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你要老實交待你到農場後又進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動。我說：我一年來除了勞動改造思想之外，未進行過任何反革命活動，我一年來在隊上的表現有目共睹，昨天隊上的貧下中農對我的鑑定就是證明。徐科長厲聲說道：那是你偽裝得好，欺騙了貧下中農，我問你，你說你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動，你對外寫過什麼信沒有？我說：我除了給母親寫過幾封信之外，沒有給其他人寫過信。徐科長說：你到現在還不老實，我問你，你有沒有給一個姓蔣的同學寫過信？此時我才記起來：去年剛到農場時，我跟我班的蔣申美同學寫過一封信，是請他幫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錢轉交給我的母親，此後一直沒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見母親來信中說過有同學寄錢給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沒有寫過信給蔣同學。我說：寫過，是想請他把幫我保管的500我們兄弟為母親準備的生活費轉交給我母親，並沒有什麼反革命內容，怎麼能祘是反革命活動呢？徐科長又說：為什麼不通過組織去問，而要私下寫信給他？而且這500塊錢是你們的反革命活動經費，這不是反革命活動是什麼？我說：你要這麼說，我也沒有辦法。

　　這500塊錢的事說來話長，那還是我剛開始在班上、在年級被批鬥不久，有一天劉書記指使幾個同學對我在寢室里的書桌、箱子進行搜查，由蔣申美同學負責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幾位同學負責搜查我的書桌和床舗，蔣申美叫我打開衣箱，他搜到我箱子裡藏的為母親準備的500元生活費時(實際上這也是我們兄弟三人準備的活動經費)，趁其他同學不注意時偷偷地對我說：這錢他們沒看到，我幫你藏起來，以後有機會再給你，我點了一下頭，他連忙把那500塊錢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裡去了，當時因蔣平日與我關係不錯，我還以為他是冒着危險真心幫助我，對他還心存感激。

　　在來西洞庭農場之前，那兩天在學校等待出發時，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報到的同學，我向他打聽到蔣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單位，才有了到農場後寫信請他把那500塊錢轉交給我母親的事。後來見他音信全無，我估計要麼是他趁人之危把這筆錢私下侵吞了，因為他估計：以我那時的處境是不敢去告發他的；要麼就是劉書記他們早就捜查過我的行李物品，也發現了那500塊錢，而故意當着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設的一個圈套，用蔣同學與我關係較好，利用他來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筆錢，以觀察我對蔣有無進一步拉攏行動，或利用蔣幫我傳遞什麼反革命情報的行為，以便劉書記他們用來確定我組識“反革命集團”的罪名。當時我無從判斷究竟是屬哪一種情況，到這次徐科長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從他並沒有着意追究這500塊錢的來龍去脈，和此後又未再查問過此事的跡象判斷，當局對這500塊錢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鑑定會之後我已經可以確定，蔣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時“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500元錢一事，純系劉書記他們為坐實我的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而設下的一個局。這天下午我去出工時，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人又召集生產隊負責人貧下中農骨幹和積極份子開會，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在會上對他們說：陳XX是一個隱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騎在貧下中農頭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們隊上改造期間還有反革命活動，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對陳XX的鑑定，沒有反映出他在你們隊上改造的真實情況，今天晚上要開會對他重新鑑定，大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講他的缺點錯誤，這樣才能促進他的改造……。會上又佈置了一些貧下中農積極份子發言。

　　晚上再次召開鑑定會時，會場上的氣氛與昨天大不相同，從昨天對我的普遍讚揚、肯定，一下子變為被那些積極份子把我說得一無是處，他們有的說我幹活拈輕怕重、有的說我好逸惡勞、有的說我借錢給別人是企圖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實際情況是有的職工家裡經濟遇到困難找我借錢，出於同情心，我便借給他們，為避免拉攏他們的嫌疑，我從未主動去借錢給他們)……。我發現以上這些積極份子大多是隊上那些幹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懶漢，我們生產組的職工除個別懶漢之外都不發言，老范、老潘更是帶着厭惡的神情看着這些懶漢們胡說八道，文書記也不作聲。於是徐科長他們終於得到他們想要的對我的鑑定。

　　過了兩天又得到通知到總場召開“反動學生”思想改造鑑定總結會。在會上徐科長點了幾位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的名，其中包括吳民剛、周秋桂、陳務農和我，他們三位的“罪名”是勞動態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給我的“罪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另外又表揚了楊剛毅等兩三位表現好的“反動學生”，這幾位表現好的都是“反動罪行”比較輕的“反動學生”。這次鑑定會中午吃飯時，張方可、許業武、楊剛毅三位“反動學生”均表現出不屑與我們這些“反動學生”為伍的姿態，因張方可是復員軍人、許業武家裡是地道的貧下中農，楊剛毅家裡也是貧下中農，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兩年，比我們的勞動教養三年要輕了兩三個檔次，這次又受到徐科長的表揚。

　　一個多月後，我從隊上的農工們那裡得知，在與我所在的二分場一隊隔湖相望的二分場四隊改造的湖大化工系的“反動學生”周秋桂，已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後來還知道與周秋桂一道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的還有湖南農學院的陳務農和湖南師院的吳民剛)。

　　我後來想：在四個被徐科長點名為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之中，為何只有我沒有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無任何親友在農村生活，無原籍農村可遣送，要聯繫一個農村把我遣送去監督改造，手續比較麻煩，此外他們見到我在農場僅一年時間就己贏得了生產隊員工家屬們的好感，並成功地化解了他們在我剛來時對我的敵意，他們怕我去普通農村後對我的管控沒有農場這麼嚴，更有利於我進行“反革命活動”；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徐科長他們原本也想把我開除學籍遣送到農村去監督改造，這個建議被湖大領導所否決，因為湖大領導肯定會從保衛科參加這次鑑定會的文幹事那裡知道我在農場的真實表現(文幹事參加了對我的第一次鑑定)。湖大領導對待“反動學生”的態度可以從1965年湖大沒有劃一個“反動學生”這件事可以看出。這次鑑定會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弄清楚究竟是那一種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處分，我現在想，如果當時我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的話，我的人生軌跡也許是與現在的人生軌跡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兩條人生軌跡中間無論怎樣不同，但它的起點和終點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我立下的志願和追求的人生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區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工作團進駐西洞庭農場，開展“社教運動”，我所在的生產隊也進駐了一個“社教”工作組，由一位國營茶盤洲農場某分場的場長楊XX任組長，此外還有兩位女組員和兩位男組員，“社教”工作團的一位姓張的團長(據說是常德地區地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也在這裡“包隊”(即負責指導這個隊的“社教”工作)。

　　工作組一到隊上先是召開大會，發動群眾檢舉揭發隊幹部們的“四不清”罪行，接着就是工作組員們訪貧問苦，隊上那些好逸惡勞的懶漢和刁鑽小人(他們大多為貪下中農出身)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並由這些人組成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暫時接管了隊上的管理權，原來的文支書、張隊長、段會計、徐統計等幾位隊幹部都靠邊站，每天寫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貪下中農的罪行。開始幾天晚上工作組組織訴苦會，由貧下中農發言控訴由“四不清”幹部帶給他們的苦難，後來晚上就召開批鬥會，由貧下中農對“四不清”幹部進行批鬥，或由“四不清”幹部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貧下中農的罪行。隊幹部們白天和農工們一起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寫交待或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文支書被分到我們這個組參加勞動，文支書也讀過幾年書，為人也不錯，農業勞動也樣樣精通，平日對我還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與老范、老潘關係也很好，這時老范、老潘他們口裡雖然笑稱文支書為“文老四(不清)”，但實際上也沒有把他當“四不清”幹部對待，因文支書年紀較大當支書之後參加勞動較少，所以老范老潘在安排農活時也儘量照顧他，運動後期文支書被拆銷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正式成為我們六組的一位農工，老范因出身貧下中農，又是坦克兵排長轉業所以被工作隊任命為隊黨支部書記，老潘升任第六生產組組長。

　　這次“社教運動”對我影響不大，開始有位工作組的某男組員聽說我是在這裡改造的“反動學生”後，試圖從我身上揭開二分物一隊階級鬥爭的蓋子，找我談話，問我有哪些親友，及他們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並說要去外調。我說我的問題學校和省里早已作過處理，已作了結論，我們是學校放在這裡勞動改造思想的，不是農場職工，與農場沒有關係。他說：你是“反動學生”、是階級敵人，就是“社教運動”的對象，你不積極配合工作組對你的“外調”(那個年代對外出調查某人情況的組織行為的簡稱)，你這不是對“社教動動”有牴觸情緒嗎？我說：你問的親友情況、單位、地址我都告訴你了，你高興調查你去調查好了，我有什麼牴觸情緒？

　　過了幾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隊的張團長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這位張團長北方人，四十多歲，文質彬彬，談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長他們一樣，是個“解放”前搞學生運動出身的知識份子，只是級別沒有朱校長他們那麼高而已。他雖身為“社教”工作團的團長，但對我的態度卻遠比他手下的那些組長、組員要好，他喜歡打乒乓球，但在這個隊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組成員中又找不到一個對手，而我在學校時也喜歡打乒乓球，水平也還過得去，所以張團長有空，而我又沒有出工時，就時常約我一起打乒乓球。這次打乒乓球時，我有意和他談到，他手下這位工作組員要對我進行外調的事，我說我的事組織上早已調查清楚作了結論了，還有必要再去調查嗎？何況我們並不屬農場的人，只是學校放在這裡由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思想的。張團長說：你們的情況我知道，你們不屬這次運動的對象，你們只要好好勞動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大都對你的表現比較滿意，你不要有什麼顧慮，某某某那裡我會給他打招呼的。此後那位工作組員再也沒有來找過我。這位“社教”工作隊的張團長，很少參加隊上批鬥“四不清”幹部的會，也不在這些會上發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場和各生產隊巡視、聽取匯報、作出指示。其餘時間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組織部處理一下公務之外，都住在我們生產隊，這些情況表明這位張隊長也對中共當局這些鬥來鬥去的“運動”感到厭倦，他對我的態度也許和朱凡、唐麟他們一樣是從我們身上看到了他們年輕時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間，工作組的其他成員都對我表現出明顯的“敵意”，為表示與我“劃清界限”，凡我參與的活動他們一概不參加，例如晚飯後天黑前隊上的體育活動時，以往我和隊上的青年人一起參加的打排球、打籃球，他們見我在場上就不會來參加，有時他們先在場上，見我一來到便先後退出，我看出了這一點以後，我便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了，只是那位楊組長對我的態度稍好一點，有時還主動和我說幾句話。工作組員們的這種態度也對隊上的職工產生了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那些被工作組作為依靠對象的懶漢們，不僅對我的態度比以前冷淡了許多，有的還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階級立場站得穩、階級鬥爭觀念強。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當局的洗腦、灌輸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數是由於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

　　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農場的“社教運動”就基本結束了，二分場一隊受處分最重的是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被拆銷了支部書記職務，記過，但保留了黨籍以觀後效，下到六組當農工，其餘的生產隊長張喜橋、會計段家生、統計員徐厚仁僅受到批評教育、作檢討的處分。統計員徐厚仁，四十好幾歲，有初中文化，字寫得好，隊上的標語口號都是他書寫的，看外形也像個小知識份子的樣子，對我也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1968年我離開農場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因外調時查出他“解放”前在老家寧鄉曾擔任過短時間的保長而被掛牌批鬥，劃為“歷史反革命”時，因不堪批鬥和屈辱而懸梁自盡了。

　　工作組一撤離，西洞庭農場又抽調幹部組成“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進行“社教”，而此前進駐西洞庭農場的“社教”工作隊的成員也大都來自茶盤洲農場。我們生產隊的新任黨支部書記範金彥也被抽調到“社教”工作隊到茶盤洲農場搞社教。據老范回隊探親時講：我們二分場的幹部組成的“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的分場正好就是進駐我們生產隊的楊組長所在的分場，而楊組長正是那個分場的場長，“社教”期間這位楊場長被查出在“大躍進”期間瞎指揮、浮誇放假衛星、虐待毆打貧下中農、奸汙婦女……等諸多罪行，受到開除黨籍、拆銷職務的處分。

　　結合我們隊搞“社教”時貧下中農批鬥幹部時，也大多是他們在“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期間瞎指揮、浮誇、打罵虐待貧下中農……這些事。我已經看清楚毛和中共當局搞“四清”動動和搞“社教”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因好大喜功而發起的瘋狂的“大躍進”、“全民煉鋼鐵”、“大修水利”、“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社食堂”等一系列運動，給全國民眾造成的史無前例的苦難的責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層幹部們的頭上，同時把自己由造成這些災難的罪魁禍首裝扮成再一次解救民眾於水火的“大救星”。又通過“四清”和“社教”運動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幹部、幹部斗群眾和幹部斗幹部，並以此來震懾群眾和幹部以維護毛和中共當局的光輝形象和鞏固他們的統治基礎。

　　這年冬季我們生產隊來了一位叫楊平的南下幹部被分到我們組搞勞動，這個幹部那年四十一歲，山西人，後來隊上的人從總場打聽到，這個老楊與西洞庭農場總場的張場長既是山西老鄉，又是戰友，老楊“解放”後曾在湖南省委組織部擔任管理幹部調配任免的處長，老楊利用手中的權力玩弄奸汙過不少女幹部，後來不知何故東窗事發，被免去了處長職務，發配到湖南國營黃蓋湖農場當場長，不料這位老楊風流本性不改，在黃蓋湖農場又利用職務之便玩弄、奸汙婦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農場二分場一隊來勞動。像老楊這樣一個劣跡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應受到開除公職予以法辦的制裁，然而因為他曾經對“革命”有功，而且又因為老楊所犯罪行對中共當局而言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就這樣輕描淡寫地處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楊又調回省委任職去了(不知去擔任何職)，看來這個老楊在省里是有比較過硬的後台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場有一個山西幫，因為湖南“和平起義”時參與接管湖南政權的南下幹部，他們大都來自山西，他們組成了一個官官相護的山西幫，後來擔任過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就是山西幫的成員之一。

　　老楊直屬總場管理，雖然住在生產隊(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隨便他、干多干少也隨便他，生產隊和組裡都由着他，此人雖生性好色，但平時待人還不錯，喜歡喝酒、下象棋，雖然隊上和組裡都不管他，但他每天還是同我們一起按時出工、按時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當然組裡也會安排一些比較輕鬆的活讓他干，而且從未要他下過水田。每到晚上，他就會要我點上煤油燈和他下象棋，因為隊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對手，我因在省公安廳看守所和牢友們一起與棋術高超的劉老闆切搓過棋藝，從劉老闆那裡獲益不淺，使我的棋藝有所長進，所以和老楊對弈時尚可保持略占優勢的成績，老楊下棋棋風不錯，那怕他在占優勢的情況之下，走出了一着昏招而導致輸棋，他也從不悔棋，其實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會穩操勝券，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說一不二、認賭服輸的人。

　　每逢端午、中秋、國慶、春節老楊都會回長沙家裡去度幾天假，也會帶幾瓶酒回來，他有時出工，也會用一個能裝二三兩酒的扁酒瓶裝上酒揣在懷裡，工間休息時，就會拿出來喝上幾口，總場的張場長有時晚上也會來請他到張場長家裡去喝酒，而且總是喝醉了才回來，看來把老楊稱之為“酒色之徒”他倒也當之無愧。

　　這年冬天的冬修是開一條橫貫農場內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農場外堤上新修的一個電排站，我們二分場一隊的工地就分在總場附近，距我們生產隊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們隊在工地就沒有搭建工棚，還是住在隊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飯天剛亮，就趕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飯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隊上吃晚飯、睡覺。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鍬和窩鍬把泥巴鏟起來裝到箢箕里，再由人通過跳板挑到渠道頂面上去，雖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擔都有一百五到兩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較近，而我又經過了一年多的鍛煉，挑二百多斤的擔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沒有覺得有去年在黃珠洲挑外江堤那樣艱苦、難受，也沒有覺得有那麼疲倦。遇到總場晚上在工地放電影，晚飯後也有精力和隊上的職工一起去看電影。修渠道期間吃飯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樣每餐一斤二兩米。修完渠道就已經到了過春節的時候，農場放了三天假，又進行了一次會餐。

　　春節前兩天農場的漁業隊打了魚在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去看了一下，見那裡堆滿了剛打上來的各式各樣的魚，我一打聽價格覺得十分奇怪，我們原來在長沙那些比較珍貴、價格高的魚，在這裡的價格反而比長沙那些一般的低檔魚便宜。原來農場只把魚分為粗鱗魚和細鱗魚兩類，粗鱗魚被認為是好魚、上等魚，像鯉魚、草魚、青魚(因鱗片比較大而被稱之為粗鱗魚)等，而鱖魚、白魚、鯽魚，鯿魚、鱅魚、鰱魚、鯰魚等魚因鱗片細小甚至無鱗而被稱之為細鱗魚，細鱗魚在那個地方被當作上不了台面的雜魚，所以價格比粗鱗魚低，我記得當時粗鱗魚要賣0.28元一斤，而細鱗魚只賣0.25元一斤，我見這個情況心裡大喜，連忙買了一條五六斤重的白魚和兩條一斤左右的鱖魚(鱖魚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我拿回去後，找職工家裡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魚裡面，在食堂的飯甑上蒸熟，吃了好幾天，也算是這年春節大飽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並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覺得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

　　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報上又刊登了，轉載的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札記”》(這三人不僅寫了《三家村扎記》，還寫了《三家村夜話》而且都在《北京晚報》上連載發表)，接着便公開點名批判“三家村札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廖沫沙。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彭羅楊陸[註：1]反黨集團的決定》，公佈了他們四人反黨反毛的罪行，並撤銷了他們在黨政軍方面的一切職務。

　　因為我到二分場一隊後，為了解國內外的形勢和發生的重大事件，便訂了一份《人民日報》(那時每月僅1.2元錢，每天兩大張)，雖然我知道這種報紙通常通篇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從它前後假話之間的差異、矛盾以及它的字裡行間，還是可以看出一些隱藏在背後的真實情況的。此時我已預感到中共當局高層領導之間一場新的狗咬狗式的內鬥已經拉開了序幕，“好戲”還在後頭。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形勢之下，對於資本家太太又有三個兒子都是“反革命”的我母親在長沙的處境已越來越艱難，她的直覺告訴她：在長沙繼續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於是她以年老多病無人照料，大女兒在成都外孫需要人照料為由，先通過大姐、大姐夫在他們所在的單位(當時叫四川醫學院，解放前和現在都叫華西醫科大學)和當地派出所開出了准遷證，然後在居委會幾位同情我家處境的幹部的暗中幫助之下，終於從派出所辦到了到成都的戶口遷移證。

　　母親去成都之前，把家裡所有帶不走的東西能賣的就賣掉；或是送給給我家幫過忙的鄰居，剩下一些她估計我們今後用得着的東西都寄存到聚福園五號的閣樓上去了。她托人買好到成都的火車票之後(那時火車票可以預售三天)，臨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監督勞動改造的我弟弟，要他第二天來送她上火車，並幫她把行李送到火車站的行包房辦理行李託運手續。

　　母親之所以事前未與我們商量，臨走才通知我弟弟是估計到我們可能會反對她去成都。當時她如果寫信告訴我、事前和我弟弟商量的話，我和我弟弟都不會同意她去成都的，因為母親一走這個家就散了，以後我們也就無家可歸了。

　　但事後看來，母親的決定是對的，她如果留在長沙，後來早就被紅衛兵們整死了。那時從長沙沒有直達成都的火車，要麼從長沙到鄭州轉北京到成都的車；要麼從長沙到貴陽轉貴陽到成都的車。

　　母親到達成都之後，才寫信告訴我，我當時還很不高興，心想你這一走，我們陳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嗎？我們將來回長沙不是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嗎？所以母親去成都之後，我許久都未寫信給母親。直到後來看到“文化大革命”對待“五類份子”和他們的家屬那種慘無人道的恐怖陣式，我們才認識到母親的先見之明，和她毅然決定拋家離子去成都避難這一決定的正確。

　　母親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時，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管控更加嚴酷時，那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後，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組織紅衛兵；工人、幹部們組織各式各樣的造反派。

　　從1965年起，先從解放軍開始，對毛掀起了一場愈演愈烈的造神運動，接着這場造神運動就從解放軍蔓延到全國，《毛澤東選集》和各式各樣的毛語錄成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最高經典，每個人都要天天讀天天背誦。

　　毛由此被吹捧成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師、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從此被那些毛早就計劃要打倒的中共從上到下的各級老革命們推上了神壇。這樣毛便成了真理、正義、和正確的化身，使毛擁有了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絕對權力。此外毛通過拉攏林彪完全掌控了軍權，毛通過汪東興、謝富治掌控了8341中央警衛部隊和治安情報系統，這幾方面因素大大增強了毛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從北京開始蓆卷全國，西洞庭農場也成立了好幾個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分兩大派，一派是保總場分場的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對總場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之為“造反派”，兩大派造反組織之間互相攻訐，都自稱是忠於毛、忠於黨、忠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指摘對方是反毛、反黨、反中央文革(小組)的，各造反組織經常組織集會和遊行示威，各派之間的武鬥也時有發生。

　　我們生產隊的職工參加的是“造反派”，也經常去參加遊行、集會，隊上那些“社教”運動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貧下中農出身的懶漢們更是全力投身到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用出工，工資卻照拿，而且還可以肆無忌憚地批鬥、打罵那些平時看他們不順眼的分場和總場的領導幹部；更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耀武揚威，甚至施暴。

　　這使隊上的生產幾乎陷入停頓狀態，只有一些老實的職工不大參加運動仍在堅持生產，再就是那些臨時工、婦女和少兒少女們，他們沒有固定的工資，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資，這些人擔起了生產隊的重擔。

　　我們六組老范從茶盤洲農場搞“社教”回來後，繼續在隊上當黨支部書記，在我組下放勞動的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後來又調到常德地區的一家煤礦搞社教去了，以後就在這家煤礦當了一名幹部。老楊已回長沙，組長老潘雖也隨大流參加了造反派，但他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感興趣。可是他那年身體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藥，處於半休息狀態，於是他把六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給我做，他在後面出出主意指揮一下，六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帶着組裡的婦女、少兒少女和幾個臨時工以及幾個不大參運動的老實農工去干。好在組裡的兩三個好逸惡勞的懶漢一天到晚都去搞運動去了，也就沒有人為難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給他們記工分(那時臨時工們的工分也由我記)時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們都喜歡我帶領他們一起勞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發現有的田塊不論是犁耕、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爭着去，而有的田塊大家都不願去那裡做事，我仔細觀察後，發現原來是這些田塊以前丈量的面積計祘得不準確，那些大家都爭着去干的田塊的實際面積卻比過去丈量時標記的面積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去干的田塊的實際面積都比以前丈量標記的面積要大，而這兩種情況大都是發生在那些形狀不規則的田塊。

　　這年冬季農閒時，我把這一情況跟老潘說了一下，老潘說：那好辦，你是大學生，我去分場基建隊幫你借一把皮尺來，你把組裡所有的田土面積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準確的面積，然後再畫一張全組田土的總圖，把量出的準確面積標註在每一塊田土上，我派兩個人幫你拉皮尺量尺碼，你負責畫圖、計祘面積。於是老潘去分場基建隊借來一把50米的皮捲尺，我先在現場畫了一張草圖，把每塊田土的周邊尺寸量好，對不規則的田土還要量出每個角的角度，然後找了一個包裝化肥的厚牛皮紙做的包裝袋，拆開後得到的一張大的厚牛皮紙，把六組田土的總圖用園珠筆較為準確地畫在上面，並把每一田塊的準確尺寸標註在上面，以後記工就按田塊新量出的面積計算工分，職工、婦女、少兒少女和臨時工們都說：按陳老大量出的面積記工我們都不吃虧，從此再沒有出現過哪塊田大家都爭着去干；哪塊田大家都不願去干的現象了。

　　那次丈量、計算和繪製全組田土總圖的經歷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記得幾塊形狀不規則面積較難計算的，以前丈量時誤差較大的田塊的面積，組裡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6.3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82畝)，我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5.7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35畝)，我組另一丘田除不規則之外，還有一角是個大園弧形，我把這塊田分解成一個扇形和幾個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後計算出的面積只有4.23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卻有4.78畝)，其餘田塊的形狀和面積因年代久遠，又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均已記不得了。

　　自“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我通過《人民日報》密切關注着運動的進展情況，我從報上注意中共當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們們這些高級領導人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以及他們出席各種大會時他們名字排列的先後順序大致可以判斷出這些人在這場運動中是失勢還是得勢，我發現新從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上調進中央的陶鑄，到中央後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領導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劉少奇、鄧小平的排名卻越來越靠後。不過陶鑄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約只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很快被冠以陰謀家、野心家、反黨、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從報紙上和新聞紀錄片上(那時放電影之前都要放映一兩集新聞紀錄片)發現在中共當局的這些高級領導人之中，以周恩來、林彪和陶鑄三人對毛的吹捧最無恥、最賣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貴為一國總理的他，時常在集會上帶頭呼喊吹捧毛的口號時，達到聲嘶力竭的地步，實在令人不恥。以前由於受當局宣傳的誤導，還誤認為周在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上比其他中共領導人要溫和一些，從此我改變了對周的看法，周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並無根本區別，只是比他們更圓滑、偽裝得更巧妙一些罷了。從報上我還察覺到這次運動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繼彭羅楊陸四人被打倒之後，我估計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輪到劉、鄧二人了。

　　由於資訊的匱泛，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場毛髮起的這場掛着“文化”之名的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是毛為了實現把“黨天下”轉化成為“毛家天下”而發起的、一場針對阻礙他實現這一封建帝王目標的所有黨政軍各級老乾們的運動。而僅僅認為這是毛在瘋狂地、權令智昏地發起“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運動遭到徹底失敗，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特別是糧食極度匱乏，導致和平時期的天氣正常年份四五千萬人餓死(甚中絕大部份為農民)這樣嚴重的禍國殃民的後果之後，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來的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急劇下降，他在黨政軍等方面的絕對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毛面臨黨內高層那些黨政軍方面的老乾們對他的權力和地位的挑戰，而發起的一場打擊毛在黨政軍內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這是中共黨內一場劇烈的狗咬狗式的爭權奪利的內鬥，而不是毛宣稱的什麼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而發動的政治運動。

　　到1966年8月18至這年11月26毛八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接受紅衛兵們對他幾近瘋狂的頂禮膜拜，前後共計有1200多萬紅衛兵、造反派以各種交通方式涌到北京接受毛的檢閱、蠱惑和教唆。毛通過這些檢閱宣揚“造反有理”，鼓動、唆使紅衛兵、造反派，造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乾們的反、把他們打倒、奪他們的權。

　　“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毛大肆檢閱紅衛兵，造成工人不生產、幹部不工作、學生不上課、許多農場職工和農民不種田，使國家的經濟活動和交通運輸都幾乎陷入停頓狀態。

　　到1966年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老乾們基本上都已被紅衛兵、造反派們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給他們的“黑材料”和紅衛兵、造反派們從地方黨政部門保存的檔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聲名掃地。

　　此時，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員看到剝奪這些老乾們的實權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親信，發起了向上海各級老乾們全面奪權的行動，這被稱為“一月奪權”風暴，成立由軍管代表、紅衛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組成的所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接管了上海地區的各級黨政權力。其中的所謂“革命幹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過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鬥整得服服貼貼的，毛認為他們已對毛不再構成威脅的各級老乾們。在“革命委員會”中實權都操控在軍管會的軍代表手中，而這些軍管會和軍代表大都由毛的親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戰軍的軍隊將領所組成。

　　“革命委員會”中的被結合的“革命幹部”則負責處理黨政日常事務，“革命委員會”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個擺設，以安撫紅衛兵和造反派，因為他們不僅人數眾多(數以千萬計)，而且都有較為完善的組織，這是毛最為忌憚的。這些人在以後1968年秋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1970年初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都先後遭到以毛和“中央文革”為首的中共當局的整肅，下的下台、坐的坐牢，有的甚至被處決。據後來中共當局的不完全統計：中共當局在此期間，在全國共挖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等階級敵人184萬餘人、逮捕判刑28.48萬人、處決9000餘人，而實際被整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的人數遠不止這麼多。

　　上海發生“一月奪權風暴”後，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稱讚，指示中毛針對奪權組織叫什麼名稱時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革命委員會好”！的口號和標語一時風糜全國。中央文革小組更是積極支持、鼓勵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奪權行動。於是“奪權風暴”迅速蓆卷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市、縣、中央各部委、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都先後都成立“革命委員會”，奪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乾們手中的權力。

　　大大小小的中共老乾們手中的權力不僅被剝奪，而且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無情揪斗、毆打、侮辱、被迫無休止地寫檢查、交待、老乾們之間也被迫互相寫檢舉揭發材。搞得老乾們有的致傷、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許多造反派和紅衛兵是藉機發泄平日中共當局各級幹部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的欺壓、迫害的不滿，而採取的報復行為。所以老乾們儘管遭遇悲慘，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眾對他們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認為他們罪有應得。

　　到1967年“奪權風暴”蓆卷全國時，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之間為爭奪從老乾們手中奪取的權力，各派各組織紛紛向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都宣稱自己的組織是最忠於毛、最忠於中央文革，是最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而對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都爭當毛的最忠實的奴才，以圖在“奪權風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組織之間先是通過寫大字報、標語、呼口號、搞集會互相之間進行“文斗”。後來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暗示、唆使之下發展成武鬥。

　　毛通過中央文革一會兒表態支持這一派；看到這派勢力太大，怕今後難以駕馭，一會兒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們各派之間彼此爭鬥，互相削弱。這樣使得各派之間的武鬥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鬥甚至發展到互相使用機槍大砲的地步(武鬥實際上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已經開始了，只是武鬥的規模沒有後來那麼大而已)。

　　毛通過中央文革在全國範圍內挑起紅衛兵、造反派各派之間的武鬥的另一個至今仍未被許多人認識到的陰險目的，就是為今後整肅這些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製造把柄，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毛和中共當局整肅的紅衛兵、造反派的大小頭目們，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幾乎都是參與武鬥、搞打砸搶抄、殺人放火。

　　1967年春節前農場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西洞庭一帶都是沖積平原到處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沒有沙卵石，而西洞庭農場西邊的周家店卻是紅土丘陵地區，那裡的紅土中夾雜着大量的鵝卵石(因湖南在遠古時代這裡是一片海洋)，不過這種夾雜着大量鵝卵石的紅色粘土卻像混凝土那樣堅硬，用鋤頭和十字鍬都很難挖動它，要開釆這裡的卵石只能用炸藥炸，先用鋼釺往山體裡打一個深洞，然後放入幾筒帶了一個電雷管的硝化纖維炸藥，引出兩根細電線，再用黃土把洞築死，把引出的兩根電線接到一個由四筒大乾電他組一成的電源箱的兩個接線柱上，然後爆破員拿着電源箱躲到遠處爆破方向的背後，再按下電源開關接通電源引爆炸藥，隨着一聲巨響便炸出了一堆夾雜着鵝卵石的土塊，把土塊敲碎後倒入鋼絲網篩，篩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鵝卵石。

　　農場來開採鵝卵石的農工由於知識有限，都不敢採用電雷管爆破，只敢採用老式的導火索爆破方式。實際上採用電雷管爆破比採用導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場下達開採鵝卵石任務時，已接近農曆年關，大家都不願意離開家人在外面過年，自然就輪到我這個“反動學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的頭上，另外再加上一、二、三、四組的四個單身工，我們六人在副隊長兼畜牧隊長肖紹怡的帶領下，來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開採工地。在決定爆破方式時，其他隊都選了導火素爆破。肖副隊長和我隊其他五位成員都對我說：陳老大，你是大學生，搞電雷管爆破沒有問題吧？爆破我從未搞過，但無論是導火索爆破還是電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還是多少知道一點，於是我說我去試試電雷管爆破吧！這比導火索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隊長一起來到工程指揮部，領了一套電雷管爆破的工具：一個有四節大乾電池的電源箱、一百多米電線、一小盒電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纖維炸藥(不讓多領，怕人拿去搞破壞，用完再領) 。我在指揮部接受了一下簡單的培訓，便開始到工地爆破開採卵石，我們選擇在山體的一個陡峭的立面，用大鐵錘和鋼釺打了一個炮眼，放入四筒綁了一個電雷管的炸藥，把兩跟電線接在電雷管的兩個接頭上，然後往炮眼裡填入泥土，邊填邊用鋤頭的木把手把泥土搗緊，然後我要其他人都離開爆破現場，我一手提着電源箱，一手拖着兩根電線，躲到爆破方向背後的低洼處，把兩根電線接到電源箱的接線柱上，我按下開關，只聽得“嘣”的一聲巨響，爆破現場在升起一片白色煙霧的同時，許多大小土塊和卵石飛向天空。當一切都沉寂下來之後，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破現場，一隊的農工們和肖隊長都一陣歡呼說：陳老大厲害，電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並不多，只有一個立方左右，我說炸是炸成了，但效果並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

　　後來我動了些腦筋，打炮眼時不垂直往裡面打，而是往一邊偏斜一點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儘可能小，炮眼底部要儘可能大，以便可裝入更多的炸藥，築炮眼的泥土要築得越緊越好，這樣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築炮眼壓力過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築炮眼，只好由我來築炮眼，因為我知道電雷管通常不會因壓力加大而引發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帶一個人來做，才能達到我的要求。

　　這樣做之後，我們的爆破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時甚至更多。後來有了經驗，我只要一聽爆炸發出的聲音，我就知道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這一炮的聲音很響，炸出的土石飛得很高、很遠，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會很多；如果爆炸發出的聲音很沉悶，就是“噗”的一聲，也沒有什麼土石飛起，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後來肖隊長說：陳老大，今後你只負責打炮眼、築炮眼和放炮，篩卵石的事就由我們來干。由於我們一隊放電炮的效果好，開採卵石的進度快，多次受到揮揮部的表揚。

　　為加快開採卵石站進度，揮指部決定春節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飯，除了每人有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缽的糯米飯儘量吃，每人還配了二兩白糖。因為糯米的發頭沒有粘米那麼大，兩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飯還沒有一斤二兩米的粘米飯多，所以那兩缽一斤一缽的糯米飯加上白糖和那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掃而光了。

　　吃完年夜飯當天夜晚周家店鎮上有文藝演出，由鎮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主演樣板戲──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此外還有周家店鎮所屬各大隊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紅衛兵舞蹈。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獲指揮部批准，可與卵石開採隊的革命群眾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現場觀看演出，以接受參加演出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毛澤東思想“再教育”。

　　我們來到演出現場時，鎮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見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門板搭建的臨時舞台的上方，高懸着四隻用瓦夜壺[註：2]製作的照明燈具(夜壺內盛滿煤油，夜壺嘴有用棉條製作的燈芯)。這種用夜壺灌上煤油製作的燈具，其照明效果雖趕不上電燈和煤氣燈，但比起以前農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燈具其照明效果卻要好許多。只是每當我一看到在眾目睽睽之下，高懸在舞台上方燃燒着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會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陰暗角落裡的四隻夜壺時，都會產生一種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覺。

　　演出開始之前，有紅衛兵引導觀眾高聲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3]譜寫的許多語錄歌。正式演出開始後首先由各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舞蹈，在演出過程中還不時配以的高吭激越的革命口號，再配上動作整齊、鏗鏘有力的革命舞蹈，都能產生一種振憾人心的效果。演員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頭戴綠色車帽，身着綠色軍衣軍褲，腰系棕褐色軍用皮帶，肩上斜背草綠色軍用小包，這種裝束是那時紅衛兵們的標準穿戴，台下的觀眾們不時對台上的演出報以熱烈的歡呼聲和與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號聲(當然是在台下演出組織者事先安排的人員的引導之下)。

　　革命樣板京劇《紅燈記》作為壓軸戲最後登場演出，由於京劇並非常德一帶流行的地方劇種，而常德話和常德地方戲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戲為漢劇和花鼓戲)又與以安徽話和以京腔為基調的京劇道白和唱腔相差甚遠，所以演出時的荒腔走板常令在電影中聽熟了樣板京劇《紅燈記》的台下觀眾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該劇演出中唯一的亮點，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員，因為他就是由鎮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僅他的服裝道具真實，就連神態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動，所以每當鞋匠一登場表演，馬上便會迎得觀眾如雷的掌聲和持久的歡呼聲。這種場面就是那個時代大江南北農村“革命文藝演出盛況”的一個縮影。

　　農曆正月初十前後，我們便提前完成了我們生產隊的卵石開採任務回到了隊上，不久就開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

　　這年的四月下旬，在對早稻田進行第三次翻耕時，由於時間緊迫，在二犂二耙之後，還沒有等田泥沉降緊就開始犂三泥，因此不時有泥坯粘在犂鏵上使泥坯翻不過去，此時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着犂鏵戳一下，泥坯就會掉下來，但那次犂鏵上粘的這塊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沒有把它戳下來，一時心急，我只好停下牛，用右手扶住犂，左手用小竹棍撐在田裡，伸出左腳試圖用左腳貼在犂鏵上往下一踩，就會把泥坯從犂鏵上踩下去，不料泥坯雖如願踩下來了，但左腳跟部感到一陣刺痛，犂鏵下面的水已被鮮血染紅，我抬起左腳一看，只見左腳後跟的內側已被被泥土磨得像刀一樣鋒利的犂角劃開了一道約七厘米長五六毫米深的口子，殷紅的鮮血還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撐着小竹棍，顛着一隻腳跳到田邊坐在田梗上，同組的潘組長、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過來，用打火機點燃兩支“喇叭筒”[註：4]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煙灰，把煙灰撒在我的傷口上(這是農村常用的止血方法)，過了一會，傷口的血便被止住了。

　　老潘說：你早點收工吧！快到劉醫生那裡去上點消炎藥包紥一下，不要讓傷口發炎影響工作，馬上就要插秧了。於是我牽着牛顛着腳到隊醫劉醫生那裡就診，他用冷開水幫我洗去了傷口裡的泥砂，先用碘酒塗在傷口消毒，痛得我幾呼叫了出來，我咬着牙忍住劇痛，劉醫生又在我的傷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後用紗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發炎，他和我都知道：在這麼忙的季節，我這個“反動學生”跟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出於醫生的職責，他還是這樣交待我。

　　中午吃完午飯，我找了一隻厚棉襪穿在左腳上顛着腳，牽着牛又去耕田，耕田時我儘量顛着左腳不讓左腳後跟着地，開始還很痛，時間久了也就麻木了。

　　儘管按照我以往的醫學常識，我知道我後跟上這樣長這樣深的傷口長時間浸泡在田裡那充滿多種細菌的汙泥濁水之中，引起傷口發炎、化膿幾乎是必然的結局，然而那時組裡勞力緊缺，幾個懶漢成天在外面鬧“文化大革命”不事生產勞動，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條牛，每天都不能停，也無人能頂替，馬上又要開始插缺，田整不出來就要耽誤插秧，在這種情況之下，我這個“反動學生”也不得不“輕傷不下火線”，每天硬着頭皮每天帶傷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淨之後，才到劉醫生那裡去塗點碘酒、紫藥水、紅藥水之類的藥消消毒(由干武鬥交通斷絕，藥品無法運抵農場，後來連磺胺粉都沒有了)。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幾天之後，左腳後跟的傷口不僅沒有化膿發炎，反而在汙泥濁水之中，日漸收斂，每天傷口的分必物日漸減少，創口慢慢硬化，傷口逐漸長平，十多天之後，剝去長平後傷口表面那層硬痂，便露出了粉紅色的新皮。

　　這一令人欣喜無比的結果，幾乎顛復了我以前關於護理創口的全部醫學常識，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後來想：也許是田裡的汙泥濁水之中，各種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們創口發炎、化膿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綠膿桿菌都吞噬掉了；也許田裡的汙泥濁水中還存在着某些不為人知的能抑制創口感染、促進傷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學物質；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蒼對我的格外眷顧，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情況，大概人的一生之中總會遇到一些難解之謎吧！

　　1967年潘組長的身體仍未見的轉，組裡的“文革”積極份子們仍然熱衷於造反活動，不事生產，六組的生產基本上仍由我代管。

　　剛到農場的時候，因聽說農場是血吸蟲病猖獗的疫區，我們隊上得血吸蟲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儘管我十分喜歡游泳，而我們生產隊旁邊就是一個由原來的河流兩端被堤壩截斷後，而形成的寬約三四百米、長約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來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質沒有爛泥，是一處理想的游泳場所。但我懾於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始終不敢下湖去游泳。

　　然而到了1967年由於兩年多來，有時也偶爾到湖邊洗洗衣服，見其他農工常到湖裡用魚罩罩魚，好像都沒有多少人因此而得血吸蟲病，思想上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和預防便放鬆了，再加上這兩三年年雙搶時過於勞累，有時晚上收工後，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和滿身泥漿汗水的衣服，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再去食堂打水洗澡，然後再去洗那身濺滿泥漿又髒又臭的衣服，於是就只好往食堂旁的湖裡一跳一邊洗澡、游泳；一邊搓衣服上的泥漿汗水，一上岸不僅人身上洗得乾乾淨淨，連穿在身上的衣服褲子都也洗得乾乾淨淨了。不料對血吸蟲病警惕性的放鬆和圖一時的輕快便捷的做法，後來卻幾乎把我這條年輕的性命丟在西洞庭農場了。

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的文化差異

作者 董狐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前言>:習近平最近在新疆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2014.9.28是孔子誕辰2565週年，習在紀念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國際儒學聯合會上裝模作樣地發表講話時強調：《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提出了‘文化自信’作為他統治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4個自信之一。一個大專制獨裁者推崇孔子和儒學，當然是為了維護他的專制獨裁統治服務。

　　毛澤東在《毛澤東文選》有一段話：“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習在表面上偽裝成毛澤東第二，骨子裡是反馬列反共反毛的機會主義者和賭徒，他為了建立他的翠式王朝，成為屎（始）皇帝，必定尊孔。

　　中國的文明文化從老子孔子起，人們的‘思維方式’一直習慣於和停留在‘感性思維’階段，靠感情用事。由於中國人一直沒有人研究‘邏輯學’，他們的‘思維方式’很難升華到‘理性思維’。所有的專制獨裁者和帝王的目的就是集權和保權，一旦大權在握，認為可以靠‘謊言欺騙和血腥鎮壓’，就必定‘為所欲為，生殺予奪’。因此，他們都喜歡和習慣於‘感性思維’，跟着自己的感覺走，以滿足自己的‘榮華富貴、驕奢淫逸、傳位子孫’的欲望；認為可以肆無忌憚地鎮壓消滅反對者、奪權者和民眾的反抗。他們很享受聽從身邊吝臣奴才們投其所好的吹捧和建議，自己又愛裝作‘偉大英明正確’以顯示自己的權力和權威，是不願意採納有理性的異議的，所以固執愚昧而‘自以為是和自作聰明’的專制獨裁者是不可能有好下場的。

　　毛澤東年輕時就羨慕獨霸一方共產共妻的‘山大王’。十月革命後，蘇俄的共產共妻使他‘心嚮往之’。所以老毛拿蘇俄的錢、打馬列旗號、上井岡山當山大王，都是他最喜好的，使他如魚得水。中共1949年建國後，1950.11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因為蛋炒飯被美國飛機炸死。這是老毛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自我革命’，不得已放棄了建立毛式王朝的想法。1953年斯大林死後，老毛妄想超越蘇聯，於是打着‘原教旨正統馬列共產主義’旗號，搞垮赫魯曉夫，爭當世界共產黨的領袖王。並且向蘇聯提議，中共願意跟美國打仗，把美軍吸引到中國，然後蘇聯向中國扔核彈，消滅美軍，中國可以死2/3人口，4億人，換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可見，中國老百姓在中共和老毛眼中連螻蟻都不如。那時老毛認為他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已經穩如磐石。在老毛眼裡，孔子儒家思想太封建、不合世界共產黨的胃口，所以要打反孔和反封建主義的旗幟。但是毛在1958年頭腦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妄想取代蘇聯和赫魯曉夫，而搞‘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4000萬中國人。老毛受到中共全黨的批評和冷落，除了林彪康生柯慶施幾個馬屁精之外。那時老毛連想當‘中共黑老大’都混下去了。於是一面開着他的專列逛他的在全國各地的61座行宮，一面周密策劃干一票翻天復地的豪賭，以反‘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罪名，打倒黨內高層所有反對過他的人，以證明他自己一貫地偉大光榮正確，他捏造了中共黨內10次路線鬥爭中，他每次是正確的勝利者。他是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永垂青史。這就是老毛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料結果反而造成‘十年浩劫’，臨死前，靠躺在床上聽讀《枯樹賦》、老淚縱橫地完成他的第二次‘自我革命’，淒涼地死去。一個月後，毛王朝的接班人老婆江青和侄子毛遠新送進秦城，成為反黨反革命。老毛跟列寧斯大林一樣，已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習近平憑什麼從一個少管所的小流氓混混，變成為一個中共黑幫的黑老大和中國當今最兇殘的專制獨裁者？這當然是中共在中國建立的邪惡的社會主義專制獨裁政治制度下的必然產物。中共建立政權70多年來，毛鄧江胡習，都是屠殺鎮壓中國人民的兇殘魔王。這就是習近平歇斯底里狂叫的‘紅色基因’的實質。豬頭在2012年底上位成為中共黑老大前，靠着‘紅色基因’和老爸的扶植，在中共官場靠沉迷酒色鬼混了30年，毫無政績，搞出來一堆‘紅色基因’私生子，歷次官場評選，都是最後一名。豬頭就這樣平步青雲的從正定縣副書記，經過30年，一直混成中共總書記。豬頭上位後，就是為了保權、集權、專制獨裁，而最終當皇帝，建立翠氏王朝。豬頭上台後，就揮舞‘紅色基因’大棒，以反貪腐名義，將所有非紅色家族的高官送進秦城，如周永康徐才厚孫政才等。同時將他的馬仔福建幫浙江幫提拔到政治局。接着將中共高層太子黨趕出高層，如劉源陳元劉亞洲等。習豬頭現在仍然在高喊‘紅色基因（家族）’接班。可是現在中共高層已經沒有紅色太子党家族的人了。10年之後，就只有讓他的女兒習明澤或者他的私生子接棒了。這就是豬頭一直不在政治局和常委會安排中共接班人的原因。請看以前香港出版的辛江南着作《習近平二十年執政夢》中寫道：《九?三（2015年）大閱兵剛剛結束，北京消息圈傳出驚天秘聞，習近平的計劃和夢想，居然是執政二十年！據信是彭麗媛多年的密友和知己閻維文，在大閱兵結束後的慶功宴上最早透露的。》

　　習豬頭執政了10年，成為將中共政權推向滅亡的‘總加速師’，在國內‘窮奢極欲，窮凶極惡，窮兵黷武’，已經將中國搞得‘民窮財盡，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將中共和他自己推到了‘窮途末路’，成為中共的掘墓人，即將把中國變成為一個大大的‘西朝鮮’，他自己成為習二胖皇帝，據說他已經建立了一個隱秘的淫靡後宮，這就是習的新時代社會主義‘特色’的高層級的‘共產共妻’後宮，與金三胖的歡樂組有得一比。習對外要稱霸世界，大搞‘聯俄反美邪惡軸心’。搞一帶一路大撒幣以讓外國政府破產。胡吹‘東升西降’，把香港變成臭港。WHO總幹事譚德塞近期曾私下向歐洲高官透露，‘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來源是武漢實驗室泄漏事故’。無疑豬頭把冠狀病毒傳播到全世界，犯下了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習豬頭已經成為世界的公敵，必將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習為了當一猙帝，建立翠氏王朝，要把中國倒退成為‘習家朝鮮’，於是心狠手辣和兇殘暴戾地實行禍害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暴政，這些暴政都是他‘一拍他的豬頭’想出來的禍國殃民的壞主意，別人把他看出很傻逼，只有他自己覺得很牛逼。整個中國已被豬頭變成一個殘破不堪的爛尾樓。

　　下面作者談談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源頭和重大區別，和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兩種不同文明的基因遺傳到現代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造成現在世界的‘憲政民主制度’和中共普京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生死鬥爭和文明衝突。

　　§1-1 俄烏戰爭打出了世界形勢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拐點。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150多天，不管戰爭何時結束和如何結果。但是它已經成為世界形勢和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一個關鍵的不可逆轉的拐點：1；此前不管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大家一起發財共同發展的虛偽的‘全球化’結束了，一去不復返了。2；今後世界的主要衝突和對抗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普世）價值觀的國家聯盟和（以中共國為首的）專制獨裁制度和價值觀的國家聯盟的衝突和對抗，即是憲政民主制度和專制獨裁制度的對抗，這種對抗是不可調和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問題在於這種對抗能否避免由‘冷戰’變成‘熱戰’和‘核戰’。關鍵在於美國的高科技是否發展到，能夠準確無誤地打擊所有中國俄國核彈的發射源頭，和是否能夠準確無誤地定點清除其打擊對象。

　　亞里士多德早已明確地指出：“國家的政體只有3種：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實際上，寡頭制是不穩定製度，最後或轉變為君主制，即專制獨裁制；或轉變為民主制。亞里士多德所指的民主制是他那時的雅典的奴隸制民主，而不是現在高度發達的美國式的憲政民主，所以雅典民主會被獨裁專制、軍國主義和嚴酷紀律的斯巴達打敗。而當今的中共習極權政權如果對美日台灣發動戰爭，就是自取滅亡。

　　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其價值觀來源於不同的兩種不同的古代文明及其思維方式，即古希臘的海洋文明和古中國的大陸文明。它們遺傳和影響到現在的歐美和中國大陸建立的兩種對抗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下面從它們的起源和演變談起。

　　§1-2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是2種大不相同的思維方式：

　　以下是中共體制內的記者宣克炅，於2022-7-15在微博發表的一首小詩。請大家思考一下，記者寫這首詩，是出自他的‘感性思維’，還是從感性思維到了理性思維呢？

　　宣克炅：#致知了#

　　《閉嘴！說你呢，高高在上。一片聒噪聲，平添幾分燥熱。

　　自以為聰明，肥頭大耳。土堆里，蟄伏5年以上。

　　才爬出陰間，卻只會用屁股，唱夏日裡的讚歌，不知人間疾苦酷暑。》

　　[感性思維]：它是人們依賴自己的直覺，和憑藉以往的‘自以為是’的印象和經驗來進行思考，繼而做出判斷和結論。它的來源如，聽故事，看形象，聽別人講或從書中看到‘天人感應和無直接作用的因果報應、輪迴、風水八卦命運、天馬行空和白雲蒼狗等’。[感性思維]者往往善於從對事物中的印象，作為他們認識和和思維的源泉，和作為分析判斷的依據。[感性思維]包括形象思維、類比思維、聯想思維和印象思維等。感性思維往往用類比方法，和豐富的想象力觸景生情，景情交融，敘情言志，望梅止渴，烏托邦等，寫出優美的文章和詩詞歌賦等。而不注重事物現象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中國古代老子和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是最典型的‘感性思維’，它認為‘大一統’的帝國是‘君權神授’。這種思想還仍然遺留在現代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甘願受中共的奴役。女性偏重於用感性思維。

　　[感性思維] 就是人們靠“直覺和印象”以複印外部具體形象或圖像及其變化作為思維內容的思維模式，是人的一種靠本能感知的思維方法。一出生的小孩就會本能地以感官，認知外部世界的各種形象和變化，認為自己感官所感知是‘眼見為實’的，認為大人‘道聽途說’的印象是可靠的真實。[感性思維]只是人的直覺的、主觀的、基礎的、初級的思維方式，是小孩子和懶漢的思維方式。但是一些大學問家往往能夠從‘類比和對比’將諸多現象聯繫起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寫成千古絕句，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它往往是人們‘不求甚解和自以為是’的不‘求真’和難（懶）以‘求真’的思維模式，很容易為人的‘七情六慾、愛恨情仇、無知偏見、偏聽偏信’等的情感所左右，不太可靠，容易感情用事和想當然而出差錯。因為它沒有用‘邏輯思維’和‘不講事物之間直接的因果關係’，無法深入地論證、分析、量化、和驗證，找出事物的本質、真相和事物之間‘有規律的因果關係’。慣於[感性思維]者，特別是那些知識少學問小、吃喝玩樂的紈絝子弟，一旦飛黃騰達，就小人得志，自我膨脹，無底線作惡，還炫耀自己的聰明正確，最後犯下滔天罪行，天怒人怨，眾叛親離，成為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

　　[理性思維]是依據對事物客觀屬性(真實的資訊)的‘感性思維’，和已掌握的資訊知識和理論為基礎，在用‘邏輯思維’進行論證、分析、演繹和歸納過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認識事物的本質和找出事物之間的變化規律，和可驗證的因果關係。理性思維包括邏輯思維、抽象思維和數理（定量和定質）思維等。男性偏重於用理性思維。

　　[理性思維]主要是追求事物的‘真’。它是在求‘真’的基礎上再追求事物的‘善和美’。理性思維就是要‘全面的（正向反向側向立體）’、‘全時的（過去現在將來）’探究事物之間變化的規律性和因果關係。總之，理性思維是求真求實的思維模式，即是重證據數據根據，重‘數、量、度、級’的差別，重正反側的影響，重全面分析，重邏輯的演繹，重因果關係。它是反‘情緒性，傾向性，片面性，表象性，模稜兩可性’的思維模式。科學是理性思維的實際運用和最高成就。

　　[理性思維] 可分為‘邏輯思維’和‘辯證（動態）思維’（或者稱為‘變化的邏輯’）。邏輯的意思就是規律，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它是有序的、有規律的、客觀的、不以個人情感和意志為轉移的思維模式。邏輯就是要保證在從‘前提’到‘結論’的演繹過程中，有序有效地分析和推理的正確性。[理性思維] 的正確性只能源於資訊的真實性和公理的可靠性。凡是探究事物之間從‘原因’到‘結果’有規律的因果關係的、用邏輯思維的就是[理性思維]。

　　[邏輯思維]是抽象思維或曰閉上眼睛的思維，是人腦的一種理性活動。[邏輯思維]是靜態的、基礎的思維模式，其推理出來的正確結論必定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它遵循傳統的‘形式邏輯’規則。在[邏輯思維]中，要用到‘概念、範疇，判斷、推理’等思維方式，和‘比較、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方法，以揭示事物的本質，表達‘不能前後矛盾’地認識事物的結果。而掌握和運用這些思維方式和方法的程度，也就是[邏輯思維]的能力。邏輯思維具有規範性、嚴密性、確定性和可重複性的特點。凡是得出正確因果關係的思維過程，都是邏輯過程；凡不合邏輯的，一定是錯誤的。[邏輯思維]是確定的，而不是模稜兩可的；是有序和前後一貫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是有條理、有根據的思維。

　　[辯證（動態）思維]是對‘動態的、變化的、矛盾統一體’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的思維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概念、分析、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對客觀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過程的正確認識。而在同一時間裡可得出‘亦此亦比，亦真亦假’的、動態的都正確的結果。[辯證思維]是在用[邏輯思維]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出來的‘更高級、更複雜’的思維模式和思維規律。[辯證思維]最主要的特徵是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繫的、是變化發展的、是‘對立統一’的、是作用必有反作用的，和必有因果規律等的觀點。

　　2千多年前，希臘人就發現了邏輯定律和發明了數學公理體系，這些思想決定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正確性和完整性，是保證思維正確性的偉大成就。將[理性思維]量化和程式化，就成為科學，它較少‘感情用事’和‘盲目性’。歐幾里德用5個公設、5個公理，再加上23個定義，通過演繹法的推導，一共推導出了48條定理和467個命題，形成了一個嚴密完整的邏輯體系—幾何學，一直沿用至今。中國古人有完整思想體系者極少，感情敘事和感情發揮者極多。

　　‘理性思維’必有真實的依據、必用邏輯思維和找出因果關係。感性思維沒有。

　　什麼是科學？科學就是在對事物（研究對象）搜集真實的全面的資訊後，定出‘可量化的參數（變量）’，用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進行論證和‘分析=細分’，再進行演繹和歸納，最後找出‘變量’從‘原因到結果’之間的確定的‘量變’規律和因果關係。科學是[理性思維]的最高成就。比如，當中國大陸中原的古人憑感覺將一年分為無明確分界線的春夏秋冬四季時，這只是[感性思維]。當後來將一年細分為24節氣、並且將每個節氣都細分規範出它的特性和有確定的時間時，如定出：雨水、芒種、大暑、寒露、霜降、大雪、大寒等，這就是升級用[理性思維]了，且成為科學的起點。

　　§1-3 感性思維（直覺）很重要，它往往是各種新觀念、新創意、新理論、新技術、新發明創造的源頭。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維不能停留在新靈感和新創意的源頭，必須從感性思維進步飛躍到理性思維，以證明和證實它‘在一定的範圍和領域’內，是有“普適性和利用價值”的，是事物的本質的‘真實’存在，是事物之間‘真是的’變化規律。

　　感性思維是基礎，理性思維是發展到更高級的思維形式，二者是既有‘剪不斷的直接聯繫’，也是‘大不相同’的，就是說二者是對立統一體。這兩種思維形式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互相依存和相互聯繫的。無論離開了感性還是理性，思維都是不完整的，會導致判斷出錯，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於一個複雜的新事物的認識，要想得出正確的的判斷和結論，往往需要經歷長期的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不斷的提升和更新的多個過程。比如，惠更斯從觀察‘光’的波動現象，證實光是波。之後，牛頓根據‘光’的粒子現象，證實了光是粒子。再後來，愛因斯坦根據量子力學，從光電效應實驗，證實了光是波也是粒子的“光量子理論”。從惠更斯到愛因斯坦，花了300年時間。

　　許多新的創新性的新觀念新創意新理論新技術，通常源於靈感，這些靈感幾乎總是來自於他意想不到的和突然的頓悟，激動，震驚，好奇心，從書中或與其它事物印象的類比中悟出超常的想法，從一種現象悟出另一種新現象，這些都是感性思維。諺語：“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名師指路，名師指路不如自己去悟。”這些話強調感性認識和感性思維的重要性是對的，但是有片面性。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就是說，不能死讀萬卷書當成教條，如不能悟出、想象出有益的新意，等於白讀書。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由景生情，只能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嘆。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借古抒懷詞中，大氣磅礴、境界宏闊，將寫景、詠史、抒情融為一體。對古代英雄人物的才略、氣度、功業的追念，曲折地表達了作者懷才不遇、功業未就、老大悲傷的憂憤之情，但仍然是華麗動人的感嘆，‘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而當樹上的蘋果落下，砸在牛頓的頭上時，牛頓並沒有嘆氣說，好痛，真倒霉。而是把它當做一個未知的普遍現象來研究，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計算，他得出了所有物質物體之間的‘萬有引力定律’。這就是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原創性的巨大的提升和飛躍，是理性思維的最偉大輝煌的、史無前例的成就和榜樣。

　　許多感性認識如夢幻一樣，虛無縹緲，似是而非，無法具體化和量化，很難提升到理性思維，這給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留下了他們發揮豐富想象力的時空，使他們完成了‘震撼人心’的不朽着作。也給無良政客為了欺騙人們，而給人民‘畫大餅’的謊言往往得逞。如曹操的‘望梅止渴’，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天堂’等。也有人從片面的感性思維推導出巨大的荒謬的錯誤理論。最顯着的例子是馬克思，他從資本主義初期的‘原始資本積累’中，形成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嚴重剝削，而推導出必須消滅‘資本家和私有制’。他根本不知道是‘權力產生剝削’。因為資本家的權力沒有受到應有限制，而工人應有的平等人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障，這是產生剝削的根源。看看今天的中國農民工和擁有千億萬億資產的中共權貴家族們狀況，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和中共‘共產共妻’的虛偽和欺騙性。

　　§1-4; 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的主要差別是什麼？由於古代東方和西方的人們和先聖先賢們所處的天時地理和生活環境大不相同，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使得他們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判斷有2種不同的主要[思維模式]：即簡單的[感性思維]和複雜的[理性思維]。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的傳統，並一直影響着人類生活。

　　在古代東西方族群長期生活居住的天文地理氣候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古希臘的人們生活在半島和島上，生活工作環境靠海洋貿易和戰爭，他們創造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國人生活在大小河流流域的大陸平原上，生活環境是陸地，生活是比較有規律和安全穩定的。他們創造出的文明是大陸文明。不同的人們的長期生存生活的環境，長期反映到其古代聖賢和學者們的腦子中，造成了他們不同的慣性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學者們將他們感受的印象記錄下來，用‘感性或者理性思維’記錄整理出事物的現象和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規律’和‘因果關係’，然後寫成着作。它們告訴人們在什麼環境下有什麼危險，應該如何思考、生存和生活，如何趨利避害。經過人們體驗，將符合實際的觀念理論達成共識，於是形成了人們的生活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成為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文明和文化。經過各個時代的人們不斷的體會和驗證，那些正確的共識就成為觀念、規律、理論，成為該文化文明的基因保存下來，而遺傳至今。現在世界已經開始進入全球村的時代，各種文化文明在開始融合，但是仍然存在着文明（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道德規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的激烈衝突，要將這些衝突逐漸減弱，而轉變為和平共處，也許需要200年以上的磨合時間。

　　§1-5; 大體來說，中國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即[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加上‘海闊天空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形成了從形象到另外形象的誇張和幻想，由於沒有邏輯學，人們主要在於追求‘善’和‘美’，而忽視和沒有找到方法求‘真’。八卦是‘形象和類比思維’的經典，而成為中國文化的精髓遺傳至今。所以中國文化存在許多糟粕，它們成為習近平提倡‘文化自信’的根源，以便為他稱帝建立翠氏王朝服務。

　　[感性思維]對天地社會和人的‘循環重複出現的現象’的認識，反映了它們的真實本性，構成了人類知識和學問的重大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學問。它們是[理性思維]的源頭和基礎，通過論證分析和找出其中的規律，就可升華為[理性思維]。所以，以 [感性思維]為主的中國文化和文明有其光輝燦爛的主要部分。但是有缺少[理性思維]的片面性，所以存在一些糟粕，這些糟粕正好為帝王和中共專制獨裁者們所利用，成為維護他們的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加鎖。

　　由於中國人從古代到現在，一直沒有人提出和研究‘思維的規律’----邏輯學，不致力對事物進行‘量’的細分和量化區分，所以思維方式不能或無法從籠統印象的[感性思維] 提高躍升到精密的[理性思維]。

　　<中國古代文化> 主要是[感性（形象）思維]，因為生活勞作在河流流域周圍陸地上的人們，是靠天地吃飯生活的。而大陸平原的天象地貌氣候一年四季的變化，大致是循環而有定規的，表現為一年24節氣的差異是不大的。這些變化現象就是向人們的思想行為作啟示，人們應該按照天地行為的啟示，來規範自己的思想生活行為和勞作。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和孔子都主張“天人合一”。大約400年之後，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認為天是人格神，“天無二主，地無二王。（地無二王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1）”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之氣”，而且天能影響人事、預示災祥。孔子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些現象導致人們效法天地現象的[感性思維]，就能保平安。學者們並且進而追求‘善’和‘美’，而不注重和不知求‘真’的結果，就很難達成‘真善’和‘真美’，而易走偏為‘偽善’和‘假美’。[感性（形象）思維] 是只憑人的感覺印象，注重看事物外在的形象和表現，比如看人只看其顏值，外在表現（演），巧言令色，吹牛拍馬，不願花時間和精力深入考察人的品德、才能、三觀、多面性，看相算命風水就是靠‘感性思維’。老子：‘智慧出，有大偽’。這是警告人們當心被‘機靈’人偽裝的外在形象和表演所欺騙。

　　中國古文化起源於堯舜禹湯，周文王的八卦和周禮有大發展，到老子孔子奠基而成為主流，西漢時佛教傳入，如是中國文化文明融合儒釋道為一體，延續發展而流傳至今。

　　由於在古代，人們的生產能力和技術低下，生存和生活‘代代相傳’地嚴重依賴於天時地理氣候環境。 每年四季和24節氣循環往復，變化不大。春秋時已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到秦始皇統一了大陸和文字，就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皇權的強大帝國，成為超強大超穩定的中央專制王朝，再也不可能在大平原上建立起一個個小王國。在秦始皇以前，是封建王朝分封下的小諸侯國。秦始皇以後，是‘大一統’的專制王朝大帝國，皇帝是‘奉天承命的天之驕子’，王法是皇帝治民之法，皇帝的話就是法律，不許民眾妄議反對，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會被滅九族，這就是人治的封建專制獨裁王朝。（‘大一統’是符合習的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2）。

　　由於中國大陸的天文地理和四季日夜的循環變化不大，很有規律。主要的天災是洪水乾旱蟲災瘟疫等是偶然發生，這些特殊的災難往往是局部的、小規模的，無確定的時間和地點。因此，人們的勞作和生活只要遵循24節氣的天理循環規律，按季節務農，大都會平安無慮。於是孔子教導人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和‘天意不可違’，不要‘犯上作亂’。人遭災難被視為是上天對人的懲罰，人們自己應該‘不怨天不尤人’地接受。人們相信：自作孽，不可活；善惡到頭終有報；人們應該‘順天應命、逆來順受和死而無怨’。（當無怨的順民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3）。這就是中共現在大力形成短視頻‘二舅’的目的。

　　孔子寫《易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孔子由其‘感性思維’在這裡‘鐵口直斷，一錘定音’，認為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之所以有‘貴和賤’的區別，在於他們所處的地位有‘尊和卑’的不同。因此人們應該‘各安其位’，不得逾越和‘犯上作亂’。所以必須遵守禮制，即規矩。如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親師、和三綱五常等等。孔子的這些維護封建帝王和王朝規矩的思想和‘禮’，使孔子成為20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大成至聖先師”或“萬世師表”。（尊卑貴賤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4）。在毛澤東的文革中，孔子的廟碑被紅衛兵砸碎了，以後毛又大搞批林批孔。老毛反孔，是因為孔子是勸導帝王要‘行仁政’的大知識分子，吵得他很煩。可見習為了想當皇帝，是打着毛旗反毛的。但是包子帝裝作不知道，一個驕奢淫逸、殘民以逞的暴君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孟子說紂王被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齊奧塞斯庫被殺，因為他罪該萬死。包子帝選擇性地從中國古代文化的糟粕中撈取救命稻草，吹噓成為他的‘文化自信’，是他在走夜路吹哨子壯膽。老毛說，這表明包子帝快完蛋了。

　　在中國古代，雖然生產技術水平低下，但還是在緩慢的進步提高。由於社會財富的增加，造成了貧富差距的加大，就帶來了社會的‘禮崩樂壞’。老子和孔子無解決之道，於是提出‘復古’的‘感性（形象和類比）思維’。孔子主張回到周文王的時代。老子甚至主張回復到原始社會的赤貧生活的堯舜時代，以消除當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亂象和動亂。一猙帝深知他的‘皇帝夢’違反官心、民心、軍心，因此想把中國社會倒退到老毛文革時代和東朝鮮，學毛用商鞅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以維護其皇位。（倒退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5）。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主要是[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的。比如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孔子：‘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蘇軾：‘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等等。所以中國文化，從八卦老子孔子起，經過‘史記’‘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唐詩宋詞’‘推背圖’‘燒餅歌’‘儒釋道’‘三國演義’‘紅樓夢’和‘科舉考試’等延續至今，絕大部分都是感性（形象）思維。中國文化只沉溺於追求虛幻的‘善’和‘美’，反對‘惡’和‘丑’；將‘儒道佛’融合一體，畏天命而怕下地獄。於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盼來早與來遲。’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人只盼望老天爺、包青天和‘除暴安良’的俠客來懲罰作惡者。受害者自己卻選擇‘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着’。人們不用理性思維，認識最大作惡者正是皇帝和朝廷，反而對皇帝‘歌功頌德，高呼萬歲！’

　　古代士大夫把對現實的不滿，轉化為幻想‘桃花源’、英明天子、包青天、修身齊家，國泰民安，自求多福，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些[感性思維]的幻想成為中國文化中一脈相承的思維方式和基因。中國人歷來沒有嚴格地追問Why和How的精神。人與人之間只有互相攀比和等級觀念。所以中國文化注重的是‘禮’，講等級綱常長幼有序和三綱五常等；它是以禮為核心的倫理觀，講究為人處事處世的人生哲學，即‘升官發財和保命’之道，皇帝‘奉天承運’，在下逆來順受，苟且偷生。極少數有血氣的‘不平則鳴’者，可能替天行道、鋌而走險，以除暴安良。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等信念。最雅俗共賞的一句處世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以中國孔子和士大夫只追求‘學而優則仕’、‘立德立功立言’、‘修齊治平’和保命哲學。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諺語：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些可稱之為中國的軟文化，服軟的文化。（讓老百姓對皇帝抱幻想和自己服軟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6）。

　　老子和孔子所謂之“道”即是指大自然本身，也是一種不可言說的‘客觀存在’及其規律，它的特點是‘是其所是、自然而然；只能意會，難以言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可敬畏和順應，不可探究和違反。因此人應該按照自然（道）現象的啟示和暗示順應自然，使天，地，人共同處在一種混沌無欲的狀態中，這樣才能體現人的本真存在。孔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很明顯，孔子在告訴人們，上天是以其行為示範給了淼小的人們：請你照我這樣做。

　　孔子是封建禮制堅定的維護者和‘人性不變論者’。他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孔子對‘君子和小人’的語錄反映了他從感性思維得出的‘君子和小人’的一些不同性質和概念，這些是固化概念和固化形象。而在實際上，昨日君子，今日小人；表面君子，實質小人；當面君子，背後小人；這樣的偽君子多的很。最着名的是王莽楊廣。

　　由於中國古代文化從老子孔子後，都只注重於抽象的‘道’，而鄙視‘術’，不願意甚至鄙視從事具體的‘生產活動’，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士大夫於是只奔‘學而優則仕’的唯一條出路。他們視從事‘農工商’的生產活動者為‘小人’。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最高的[理性思維]，有許多的細分；天文學中的天象有部分[理性思維]，極大部分是討好和忽悠皇帝的巫術和八卦；至於醫道醫術醫藥，有較大的部分反映了實際情況，因為缺乏邏輯思維、細分和量化、符合規律的因果關係，屬於初步的[理性思維]。中國古代因為沒有‘邏輯學’，不知道什麼是‘理性思維’。因此不可能產生系統性的自然科學、幾何學、數學。只能從誇張和虛幻的‘形象思維’尋找快樂、陶醉和追求最高境界的美。李白：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比如，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智若愚”等等。所有對這些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描述：（1）並非普遍的現象，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並非必然，也不合乎邏輯；（2）；‘因’和‘果’都沒有‘量、級、度’的界定；比如什麼程度是‘大巧’或者‘小巧’，什麼程度是‘拙’或者‘巧，機靈’；（3）沒有對事物性質的確定的‘量和質’之間的變化規律。中國人對事物的看法（印象）是滿腦子的大概齊、小意思、差不多、馬馬虎虎、彼此彼此、不求甚解、得過且過、心中無數辦法多，拍腦袋作決定和拍屁股走人等等。這些劣根性被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員發揚光大到極點，已經成為現今中共的‘共產共妻權鬥，吃喝嫖賭錢熘，蒙搶騙偷滅口，假大空廢吹牛，戰狼威脅利誘，東升西降胡謅。’的黨文化。中共黨文化和中共不停地‘群眾斗群眾’的政治運動，使中國人民變成為奴性十足的奴隸和低素質的愚民賤民。

　　§1-6; 古希臘的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維]，或曰[理論思維]，其重點在於追求‘真’，在‘真’的基礎上所達到的‘善和美’，就較少虛假，而是真實的‘真善美’。

　　<古希臘文化> 注重於[理性思維]。西方文明發源於地中海，以古希臘為中心，古希臘的文明源頭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起源於兩河流域，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成為主流，也延續流傳發展至今。所以說西方文明是嫁接多種文明而‘去劣存優’的結果，並不是古希臘人的專利！從柏拉圖對亞特蘭蒂斯大陸的描寫，可看出古希臘文明有好幾個源頭，是複合後的優勢文明。

　　因為生活在希臘半島和海島上的古希臘人，是面靠海洋貿易和背靠崎嶇丘陵為生。在海上生活和航行的人們，從風平浪靜到驚濤駭浪的巨變，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突然發生，這種突變悠關人的生死。而且變數太複雜，那時的人們是難以找到有規律的預測的，即使現在的天氣預報也不能完全準確無誤，何況2000多年前。但是人們為了能夠避免在海上喪生的風險，會從季節、天氣、地點、海洋等多方面狀況的變化，找尋不同等級的危險的統計規律，以便作出較正確的判斷。這就需要人們對各種狀況求‘真’和找出‘真實的複雜數據’。因此需要古代希臘的先聖先賢們用 [理性思維] 從小的‘數量’變化中求‘真’，求出各種參數值的‘數的和諧’，以解決海洋上生活的實際問題。他們是在‘實際觀察、數值計（估）算和幾何學’的基礎上追求‘真’的，再進一步追求 ‘（完）善’和‘美（好）’。因此柏拉圖提出的‘真善美’，是在‘真’的基礎上追求‘真善和真美’。古希臘文化思想在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得到大發展，他們注重研究本體論和科學，探求事物的本意和本質。所以注重研究數學，幾何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等。他們認為,“萬物皆數和數的和諧”, 在柏拉圖學院門口寫着"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 亞里士多德寫了許多鳥類動物學海洋生物學的書，他的學生們寫了《植物調查》。這是古代中國人不願意做或者做不出來的。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維]基因，它是以真實的[感性思維]為依據的，它是‘優於和強於’中國文化的[感性思維]基因的。產生這些重大差異的根源在於中國與希臘人生活的天時地理氣候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古代生產工具極不發達，人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生活行為和文化思想，必須適應所處的天時地理環境的的限制。他們為了有效的勞作和避危的生活，其思想文化只能根源於細緻的數據和縝密的[理性思維]，而不能靠馬馬虎虎的感覺。他們這種良好[思維模式]的基因遺傳至今，發展成為西方的現代各種門類的科學。

　　希臘沒有一馬平川的平原，無法形成長期統一的中央大王朝，只能形成分散的小城邦。亞歷山大大帝的大帝國只維持了13年，他的軍隊是一支聯盟軍，他一死，軍隊就分裂了，帝國立刻分解了。古希臘時代是奴隸制，各城邦人的生存生活依靠海洋、經商和戰爭掠奪。人們要想過安定生活，就得反對併吞掠奪的戰爭。於是人們認為各城邦只能依靠誠信條約和平等地獨立或聯合，才能共存共榮。又因為古希臘人以海洋貿易為生，而陸地又非大平原，所以根據複雜的山丘地形組成的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城邦，需要頻繁的通商。因此，古希臘文化形成了海洋文化、商業文化和講誠信的契約（法律）文化。而海洋的氣候的多變和劇變，危害着海洋上人們的生命安全。因此，人們對海洋氣候天文海文必須掌握有較精確的各種數據，學會一些天文測量和大地測量，作生意也需要精準的算計。所以，希臘學者和人們都非常重視和掌握各種數據。在蘇格拉底時代的各種廣場和大廳的辯論會中，和在選舉的辯論中，多數演講者是靠說出各種精確的數據取勝的。 而亞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他的着作涉及倫理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法律。亞里士多德的着作構建了西方哲學的第一個廣泛系統，包含道德、美學、和科學、政治和玄學，他還是邏輯學的始祖，邏輯學是‘理性思維’的基礎。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完全是按照‘羅輯思維（理性思維）’嚴格演繹出來的結果。公元2世紀，天文學家托勒密就提出了本輪論的理論，將地心說的模型發展完善，計算出了行星運動模型。可見，古希臘的文化和哲學，是建立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並且進而深究 ‘天理自然和認識自己和制度’，是極其注重數學、幾何、數據、數量和度量的。從古希臘三聖，特別是從亞里士多德起，在歐洲黑暗時代後，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這個注重理性思維和科學實驗的文化傳統和基因一直延續到現在，成為西方科技發展（賽先生）和政治文明（德先生）的核心，所以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由理性思維衍生出來的數學、幾何學、邏輯、誠信守約、法律，等等。並進而發展為現代以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由於古希臘是由許多城邦組成，奴隸不能當兵，戰爭需要貴族與平民共同參加。因此，出現了所有平民選舉執政者的民主。在平時非戰爭期間，城邦之間的和平只能以法律條約來維持，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利益也需要法律來固定，故形成了西方的重誠信和遵守契約法律的傳統或曰文化基因。這就是古希臘學者們需要和運用「理性思維」的根源。

　　§1-1-7；結論：[感性思維]是人的直覺的、主觀的、基礎的、初級的思維方式，是懶得深入思考和刨根問底的人們的思維方式。[理性思維]是依據[感性思維]對事物客觀屬性的認識，再用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的方法進行論證分析演繹歸納驗證，以認識和判定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變化的規律。中國古代人的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西方人的文化不停留在[感性思維]上，而更着重於[理性思維]，它明顯優於中國古文化文明。

　　作為例子，看看中國文化的始祖之一的孔子，他從其 [感性（形象）思維]對‘君子和小人’的形象作了許多的論述，人們可以從他的論述中，看到光憑[感性思維]作出的判斷和結論是有缺點的、片面的、不準確的。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等等。孔子又說：“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此地孔子明確地將種五穀和蔬菜的老農和樊遲都視為他瞧不起的‘小人’。可見孔子心中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完全根據一個人的品德和學位（問）來區別，還要以身份地位來區分的。孔子上述對‘君子和小人’說的許多話，如果把君子說成‘好人’，把小人說成‘壞人’，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這個人‘好’到什麼程度、是那種性質的好；那個人‘壞’到什麼程度，是那種性質的好；這些都是說不清的。因為沒有‘量’的標準。這正如對一個罪犯無法量刑。根據人性的觀點，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同理，每個人都有‘君子’的一面和‘小人’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實際上也是如此。所以西方哲學家認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孔子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以看出，如果用孔子[感性（形象）思維] 的某一段話，對照某個人的行為和形象，將他固化為某一個類型的永久君子或者一個永久小人。這就太簡單化和臉譜化了。一個坦蕩蕩的君子也可能是‘同而不和’的小人。而且因為人都是可能改變的。比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講義不講利’，孔子自己能做到嗎？要麽他沒法活，要麽他就是一個偽君子。所以孔聖人和中國文化文明從[感性（形象）思維] 得出許多名言格句是片面的、不靠譜的、不科學的、不可信的。再比如，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以孔子最讚美的他的學生顏回為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顏回回答孔子說：“學生有些薄田，雖然收入不多，但吃穿已經夠了，而且還有琴瑟可以娛樂，只要能學到老師的道德學問，何必出去做什麼官呢？”試問：如果顏回窮到吃了上頓，沒有下頓，也沒有小房子可住，他還能‘固窮’和‘不改其樂’嗎？他能不‘窮斯濫矣’？同樣，實際上絕大多數普通種莊稼的農民（孔子當做小人），如果有顏回的條件，也不會‘窮斯濫矣’的。大概只有農村的流氓無賴，才‘窮斯濫矣’。可見孔子有虛偽的一面，高高在上胡言亂語。在中共國，所有權貴家族，都富可敵國和驕奢淫逸，遠遠勝過以前的帝王將相，全是是胡作非為的大流氓無賴，他們是‘富斯濫矣’。

　　從前面的論述和論證可清晰地看出，中國和西方文化文明的主要區別大致表現在以下各個方面：

　　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維]，但它是建立在[感性思維]的可靠的基礎上的；中國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因為沒有邏輯學，忽視、懶得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理性思維]。因此，西方文化追求‘真’，在求‘真’的基礎上再追求‘善和美’。中國文化注重追求‘善和美’，忽視求‘真’，所以出現許多的‘偽善’和‘假美’。西方文化講‘理，邏輯’，中國文化講‘禮，等級’。西方文化注重‘個體，微觀，個性，細分，量化’，從個體到整體；中國文化注重‘整體、宏觀、共性、統一、一致化’。西方文化重‘利，守約，守法，守信用，講平等權利’；中國文化重‘哥們義氣，人際關係，套感情，得理不饒人，無理就胡攪蠻纏和發誓賭咒耍無賴，講整體利益，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西方文化重‘工商，實踐，技術技巧，發明創新’；中國文化重‘學而優則仕，比等級高低，老規矩（老領導老同學老同鄉），輕工商技藝視三教九流為凋蟲小技’。西方文化重‘數、幾何、量、程度’，和‘質和量變化的規律和過程’；中國文化重‘質變，質變的結果，物極必反，樂極生悲’，而忽視‘量和質的變化規律和過程’。西方文化重‘法治，制度，互相監督，法律面前平等；中國文化重‘人治（空洞的君無戲言、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重等級，重‘天地君親師，皇上英明，包青天，忠孝節義’。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祿在其中矣！西方文化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獨特、獨創性、制衡、具體分析’；中國文化重‘朝廷、國家、集體、家族、抽象空談’，輕‘個人，槍打出頭鳥’等等。由此可見，帶着[理性思維]基因的西方文化文明，隨着時代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進步，現在已經發展到比較成熟的‘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的政治制度和普世價值觀’，優先的高科技。而中國的古代文明並沒有隨着時代的發展進步，發展出符合新時代的新文明，政治制度仍然是專制獨裁制度，現在中共習近平正在快速地將中國倒退到建立專制獨裁的翠氏王朝，將中國變為西朝鮮。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除了在其科技專業領域，接受和運用[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之外，大多數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仍然是老一套的‘學而優則仕、追求榮華富貴和人上人，士為知己者死’，甘願依存和攀附權貴，成為他們的吹鼓手打手和附庸，空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最後成為中共權貴的犧牲品。幾年前，最有成就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張守晟，不久極可能將成為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卻甘願成為中共的附庸為中共賣命，結果在美國自己家裡的二樓跳樓（自殺，被殺）摔死。死的不明不白，家屬連正常的追悼會都沒有敢公開辦一個，不如一個富貴人家的寵物狗。難道在美國做一個受人尊重的自由人和高級科學家，不如作中共的一條賤狗嗎？中共的高級知識（屎）分子們是什麼樣的價值觀人生觀？還有大批在美國學有成就的中國學者們，如饒x施xx等等，也跑回大陸甘願作中共狗官，這就是中國文化和共產文化教育出來的思想精神人格的畸形兒，因為他們為了能夠在中國過驕奢淫逸的腐敗生活。

　　在東亞，日本由於早在19世紀後期就脫亞入歐，加上2戰後，美國占領日本，麥克阿瑟強迫其向‘憲政民主制度’轉型，日本已經成為先進文明和科技的發達國家。其次是南韓和台灣，已經進入先進的文明的發達國家行列。最慘的是東朝鮮和西朝鮮，仍然是專制王朝和動物莊園的奴隸社會。 可見，帶着古希臘[理性思維]文明的優質基因的現代西方文化文明，建立了西方現代的‘憲政民主自由法治’政治制度，移植到東亞，也是很成功的。它明顯優於帶着舊中國 [感性思維] [類比思維]基因的古代中國文明。中共頑固地對抗西方文明和其價值觀，只能在當今中國建立的‘封建專制和共產極權’的政治制度。在現在世界進入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時代，各種文明和文化都在互相滲透、融合和衝突。但是劣質的中共封建專制和共產文化的壞基因還在拼命掙扎。

　　現在打着馬列毛共產旗幟的中共習近平專制獨裁政權和俄國的普京專制獨裁政權，都屬於大陸文明。他們妄想學忽必烈、皇太極和彼得大帝以‘落後打敗先進’，‘以專制獨裁戰勝民主自由’，‘以劣去優’，建立邪惡的紅色帝國和沙皇帝國，奴役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在今日民主大潮和高科技網絡信息化時代，註定會自取滅亡。

　　實際上，現在西方普世價值觀文明，是比其它文明發展到更高階段和層次的文明，它消除了權力私有制和對公權力的壟斷，保障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尊嚴。但是，它並不完美，還存在許多重大的缺陷。還會遭到無恥貪腐的政客和權勢精英們的破壞和糟蹋，無法消除高層政客們團伙的互相勾結的貪汙腐敗，無法消除少數財閥對財富的壟斷和以金錢作惡，收買政客和權勢精英破壞憲政民主制度和危害社會。其次是貧富懸殊過大，重利輕義，道德滑坡，過度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過度的個人福利，縱慾和個人犯罪等等。這些都是‘人性惡’的表現，再完善的制度也無法完全根除人性的惡。但是一旦大多數民眾感受到憲政民主制度被破壞到無法再忍受下去時，就會覺醒，奮起反抗破壞制度的無恥政客和財閥精英們，剷除他們，恢復被破壞的制度。與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制度不一樣，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比較完善的，中產階層較大較富裕，人民的文化和素質也較高，是能夠對被破壞的憲政民主制度糾正錯誤的。問題在於所需的糾錯時間會有多長。減少人們的人性惡，這應該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步的永遠追求。

　　文鳴（北京之春2016第十期）的文章片段：《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明的對比中全面落敗，並且是慘敗！開始的時候，中國文化將西方文明定義為“奇技淫巧”、“堅船利炮”。後來，發現西方的物質技術僅僅是冰山的一角，在堅船利炮的背後還有複雜的科學體系，再後來，發現人家政治制度更加文明，再發現人家的醫學、心理學非常高深。“博大精深”的臉皮再厚也兜不住了，於是轉向一些“非物質文化”領域繼續意淫，說“我們的藝術詩歌發達，我們的周易是超級智慧”，利用這些領域的巫術特徵開闢一塊最後的根據地，但幸運的是，這個最後的根據地也破產了！隨着互聯網信息的傳播，我們發現西方文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加輝煌！到盧浮宮現場觀看藝術品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那種直接的震撼迅速的搗毀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謊言。西方文明在凋塑、繪畫、建築、工業設計、家具設計、音樂、電影、文學、動畫片、童話等等的一切方面都有着極其優秀的作品！“博大精深”絕不僅僅是在“堅船利炮”方面遠遜於西方文明，就是在藝術和審美方面也是差了十萬八千里，西方文明是一個全面的整體的強悍文明！》

　　中國人只有遵從西方普世價值文明，拋棄馬列毛共產專政文化和封建文化，剷除中共，才能跟上時代的潮流進步發展。看看日本和韓國台灣，脫亞入歐後，學習西方普世價值文明的結果，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很快就成為與歐美同樣的發達國家，人們自由幸福，將專制獨裁的中共國朝鮮俄羅斯遠遠地拋在時代的後面。近年來，日本幾乎年年都有諾貝爾獲得者，21年拿了20個諾貝爾獎，就是明證。

中國政府的政治哲學的本質

作者 查建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與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有政治新五論。對此，談談我的看法。

　　一，人權論。中國官方權威說法是：“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權的基礎，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此話似無毛病，但放在國內外一片指責中國公民無政治人權的背景下，問題來了。政治人權指公民受憲法保護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宗教信仰自由權，對任何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中國公民有上述政治人權的真實感受嗎？沒有政治人權，其他人權有也是別人恩賜的，有限而無保障的。沒有政治人權的生存是奴隸的生存，沒有人的尊嚴、自由、平等的生活，還是幸福生活嗎？因沒有結社權，98組黨，幾十人被判刑，我也因此有9年的生存權是在監獄中體驗的。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論。某人某次“重要講話”攻擊西方國家選民“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然後自豪地宣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在選舉、立法、司法、監督的民主全過程中，選舉是決定性的第一步。第一步踏空，何來“全過程”？選票若受寵，想下屆再參選的黨，敢在選舉後冷落選民嗎？連拉票都沒有的內定選舉，花瓶式一致通過的立法，忠誠“核心”的行政治理（軍警都只能聽一個人指揮），沒有獨立司法、權力制衡、彈劾和新聞自由的監督，呵呵，這也敢自稱“全過程人民民主”而叫板全球？

　　三，“三結合”制度論。面對“黨大還是法大？”“人民當家作主，還是黨當家作主”的歷史新問，執政黨宣稱找到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新路,，即“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但在這個“三結合”中，黨領導是制度的“最本質的特徵”，黨在意識形態化、領袖集權化、黨政合一化。所有選民要接受少數人推出的黨中央的神聖、壟斷、全能、永不改變的領導，要感黨恩、跟黨走。黨領導立法、執法、司法，法成了黨領導的工具。黨說要為人民服務，但其出現重大錯誤時（別講黨不會出現重大錯誤）怎麽辦？人民能及時而有力的糾正嗎？黨說要傾聽國民呼聲，但這與國民有權選擇執政黨是一回事嗎？

　　四，具體國情論。中外人權對話，中國元首強調，“各國國情不同，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全盤照搬別國制度模式，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國情有不同，但自由、平等的人性價值與多黨競選、權力制衡、保障人權的民主標準卻是普世的，是民主制度的共同底色。普遍性貫穿特殊性之中，決定特殊事物的性質。若講國情，台灣能做到的，大陸為何不可？以國情論抵制普世價值與民主制標準也是老戲新唱了。

　　五，干涉主權論。近日，對俄發動戰爭干涉烏主權（當今全球最大干涉主權案）拒不譴責的中國外交部，卻髮長文斥美“打着所謂‘民主’旗號拉幫結派，肆意干涉別國內政”，說“這不是民主之義，而是民主之災”。所謂干涉中國內政，一是指批評中國人權現狀及制度不民主。批評之舉不正是民主之義嗎？何況，中國也年年出“美國人權報告”，官媒天天揭美國之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什麽還要有樣學樣呢？二是指制裁。不志同道合，人家不跟你玩了。同理，上月“金磚峰會”，中方發言也是找自己的玩伴，“讓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早日加入金磚大家庭”。想一塊玩，那就找找自身原因，將外部壓力變成內部轉型動力不好嗎？人權高於主權的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成為反共人士的原因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近日，旅美華人律師王清鵬女士接受大紀元專訪，講述了自己從過着歲月靜好生活的一名中產者走上認清中共邪惡本質從而覺醒的心路歷程。

　　以下是記者與王清鵬女士的對話。這是她第一次公開接受媒體採訪。

　　問：謝謝您接受採訪，現在工作很忙嗎？

　　答：每天上班，回來做家務，業餘時間關注大陸的不公義事件。

　　問：早年您在大陸過着“歲月靜好”的生活，後來家被強拆開始維權。

　　答：我70年代中後期出生在河北農村，和大多數這個年代出生的農村娃一樣，如果想跳出農門，只有努力讀書。現在覺得那不叫讀書，叫努力接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

　　那個時候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買房買車，努力讓孩子上個好學校，努力地在中共設計的階層和遊戲中拚命地活着，我在中國沒有接觸其它聲音的渠道。

　　據說2008年前後是微博盛行時期，很多人是那個時候受到啟蒙的。我沒有微博賬號，錯過了第一波的啟蒙大潮。

　　2011年，我居住的村子進行拆遷，因為當時我未得到村里分配的福利房，加上拆遷合同沒有保證，我不同意拆遷，就跟部分不同意拆遷的村民上訪，有近三年的時間，沒有結果。

　　期間，我們的房子被強拆了，耕地被強占了，但當時我被洗腦嚴重，和大多數村民的想法是一樣的，覺得都是下面官員不作為或者不執行，而上面的官員和政策是好的等等。

　　後來看了趙亮先生的上訪紀錄片，發現上訪就是個騙局，就對上訪失去了信心，就不再上訪了，準備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的權利。

　　問：上訪是騙局？

　　答：對於上面所說的：“都是下面官員不作為或者不執行，而上面的官員和政策是好的。”我不認為訪民沒有看清這個認識是錯的，起碼有一部分訪民是能看清的，是因為他們沒有其它的渠道申訴。

　　因為上訪的過程，也是一種抗爭，通過逐級的抗爭，才能接觸到政府的層面，我認識很多的上訪人，其實是很明白這個體制的問題，但他們沒有其它申訴的渠道。

　　你說在國內組織一個什麽團體，反抗共產黨這是不可能的，就像廈門“1226”聚會案一樣，大家就在一起吃了頓飯，就被抓捕判刑，所以，國內不存在集體組織活動的空間。

　　如果說前幾年的時候，上訪人員還認識不清，但是這幾年，我通過跟訪民的接觸了解了他們是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通過一級一級的上訪，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的案件去揭露一些問題。

　　訪民們會打出一些標語，類似要求主持公道之類的，但他們打出這樣的標語是知道當局是不會主持公道的。但為了維權，只能這麽說，才能把聲音發出去，它也是一種抗爭形式。

　　問：之後，您開始做專職律師了？

　　我是2006年拿到的律師證，2014年開始專職做律師，一為養家活口，二為順便維護自己房子免於被強拆強占的權利。

　　問：從那時開始接觸了異見群體。

　　答：那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拉進一個微信群，接觸到各地的抗爭者，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各地有那麽多的抗爭者。

　　2015年，我被黑龍江徐純合事件（註：訪民徐純合和車站執勤民警發生衝突，後遭警察開槍打死）徹底地驚醒了。我非常感謝當時一直發聲的異見人士，我開始獨立思考一些問題。

　　隨後，河北的一位律師介紹我加入了中國人權律師團。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709律師大抓捕，那個時候，只要有點時間，我就在微信上轉發關注各地的不公不義案件，聲援具體的抗爭者，每天都會看到當局的迫害行為。

　　問：那時代理案件順利嗎？

　　答：一旦你關注這些案件，就會被當地司法局列入一個敏感的群體裡。

　　我記得從2015年開始，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就開始收我的律師證，因為我是從訪民轉做律師的，對於（當局認為）稍微敏感點兒的案子，他們（律師所）都是不給我律師證的。

　　到了2016年、2017年的時候，基本上屬於被律所半控制半邊緣化的狀態，使我沒辦法再接手敏感案件。

　　問：當局為何那麽怕維權律師群體？

　　答：那時我就接觸了一些訪民，在各地的一些案件會有一些組織，加上律師的介入，使得聲勢比較浩大，影響力也比較大，當局就害怕了。

　　其實，都是對案件的發聲，但當局對這種民間運作的方式是很害怕的，怕律師結合訪民，加起來力量過於強大。

　　問：漸漸醒悟後，對您的影響很大。

　　答：通過關注聲援一個個具體的案件，才知道了中共的謊言治國，知道了中共的邪惡，知道了自己一直是被欺騙的，當時對我心理上的衝擊還是很大的。

　　後來慢慢醒悟，什麽“勤勞才能致富”，什麽“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什麽“遇見不公要學會和黑暗和解”等等，都是中共暴政統治的愚民術語。慢慢地對賺錢也失去了興趣，因為中共體制不改，賺再多的錢都不能確保安全。

　　假如人活着只有80來年，我竟被中共欺騙了近40年。

　　我很感謝那些叫醒我的網絡朋友，當然，醒來後也很痛苦，被喝茶，被威脅，家庭關係一度很緊張。後來有了出國的機會，出來後，眼界打開了，言論相對自由了，感覺這才是人過的日子。但想到我的親人、同學、朋友還在大陸被欺騙愚弄，我無法停下關注這塊土地的腳步。

　　問：您公開要求中共放開防火牆。

　　答：我非常地痛恨防火牆，因為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黨腦人”，我們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悲慘的，沒有做人的權利，甚至都不如文明國家一隻動物有法律的保護。我們從生下來就被灌輸一種聲音，一直到教育的結束。很多人都知道習慣很難改變，我感覺思維習慣是比行為習慣更難改變的東西，一旦在幼年時代形成，如果不是刮骨療傷，這些思維習慣會攜帶終身。

　　之前在國內的時候，雖然上訪了三年，做律師大概有3年時間，當時我沒有認識到防火牆的問題，在國內時也不太翻牆。

　　中共在國內就是刪帖封號，用防火牆屏蔽信息，最主要的影響是在國內讓你看不到希望，就是國內任何抗爭的聲音。比如許志友、丁家喜一些早期的公民運動和後期的包括廈門聚會案所探討的一些問題，這在國內是不讓你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的；在國外，我們可以通過國外的媒體，讓你能看到希望，看到仍在繼續抗爭的這些人。

　　總體來說，在籠子裡你是看不到希望的，來到國外，是能夠看到希望的。

　　中國有防火牆是全世界的恥辱！一個占有六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今天，被科技束縛住思想，是多麽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所以，那些和中國做生意的國外政客、商人，在中國還有防火牆的今天，等於和中共一塊愚弄中國民眾，真是悲哀。

　　就像武漢病毒，不管是故意還是非故意泄露，但是泄露後的操作結果，是把病毒帶給了全世界，世界上死了那麽多人，不是全世界縱容中共的結果嗎？

　　如果中共不下台，即使逃離到海外，有些人還會被中共的紅粉騷擾，被中共的特務毆打，並且中共通過大外宣，會把中共的那一套虛假和邪惡滲透到文明國家。如果世界不把民主送給中國，中共一定會把災難帶給世界。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在國內時，不敢在趙立堅的推（特賬號）下發言，後來慢慢地看到那麽多人罵共產黨，慢慢地他就敢在外交部的推（特賬號）下發言了，我覺得這種勇氣是可以相互影響的。

　　在國內的時候，你被那種恐懼所包圍，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表達，到國外之後，看到了正義的聲音，勇敢的聲音，對人的衝擊影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問：您把言論自由視作生命。

　　答：言論自由就是生命，我之前是感受不到的，你在國內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說話的權利，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你還能有什麽其它的權利呢？

　　問：您多次公開發表：共產黨垮台，你準備好了嗎？

　　答：是的，共產黨下台是必然的，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即使共產黨還在台上，一些事情是時候該準備了。有些事情沒有必要非得共產黨下台後才能做，現在就可以。

　　“共產黨下台”是一種信念，“你準備好了嗎”是一種行動。現在還有其他朋友正在起草“共產黨下台，你準備好了嗎？”的續集，除了寫給各黨派，寫給要當選民公民的你，還要寫給那些到現在還在給共產黨做打手的幫凶，寫給那些處在上海清零中的企業家們，寫給演藝界人士，寫給高校師生，寫給黨內開明派等。

　　共產黨下台是必然的也是文明所向的，不管是共產黨後期還是民主前期，有一些工作和思維的轉變需要提前做準備，希望那些知識分子、那些社會的精英在這個時期起到帶頭的作用，用力所能及的實際行動告訴國民，共產黨下台，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即使是網絡封鎖，即使刪帖封號，連我這樣歲月靜好的中年人都覺醒了，據我知道，國內覺醒的人不在少數，只是我在外面有機會發聲，他們在國內默默地行動，不敢公開發聲，但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要一起見證共產黨下台，見證一個新的民主法治國家的產生。

　　問：中共的本質，是一個禍害中華民族、禍害人類的恐怖組織嗎？

　　答：從我本人的經歷看：

　　第一，中共洗腦愚民是從娃娃抓起的，控制所有能用的資源給人洗腦，從學校書本，到電視電影各種嚴格審核，很多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被心甘情願地洗腦了，為這個虛無的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其實這個共產主義是當政者拿着納稅人的錢胡作非為，當然這些事不被報導，老百姓也不知道啊。

　　第二，隨着網絡科技的發展，有些被洗腦的人開始獨立思考，中共用“不服從者不得食”對付這些人，讓他們閉嘴或者少說話。比如公職單位的，被辭職；自由職業的律師記者，被吊銷註銷執業證等。很多人為了活命只有忍，不忍的話你就吃不上飯，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更談不上什麽抗爭了。

　　第三，對於那些即使被開除公職、被搞掉飯碗的異見人士還敢公開發聲的，中共會通過家屬、親戚朋友、所住的區域向你施加壓力，中共最善於的就是挑起民間內部和家庭內部的鬥爭，這我也是有親身經歷的。讓這些異見人士覺得沒有同伴，還被周邊的人羞辱，更是覺得為了公眾利益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值得，慢慢地就被會親朋邊緣化了。

　　第四，對於那些意志堅定的異見人士，他們定點清理，用非法監禁、用酷刑、用監獄等國家機器來消滅這種聲音，有些異見人士在監獄被慢慢折磨致死，吃藥什麽的，就不讓你這個人存在。

　　第五，對於外網那些不被中共操控的平台，他們不僅有大外宣，更會放出無數的五毛對付這些海外異見人士和海外不同的聲音，把這些異見人士搞臭，讓這些人失去公信力，失去影響力，不僅不會有人支持，還會得出如果這些人執政比共產黨還遭。這就是共產黨控制所有發聲的渠道，不讓人們發出異議的聲音，來穩固共產黨的統治。

　　中共用層層愚民術和殘暴的國家機器操控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來維護其極權統治，真的是最大的恐怖組織。

　　問：鐵鏈女事件基本沒有聲音了，但您仍然堅持在網絡為其發聲。

　　答：鐵鏈女出生在一個中產階層的家庭，報導說，她被輪姦、強姦，拔掉牙齒，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考慮的事情，為什麽官方幾次通報，對比照片都不一樣，反之，通過這一次一次的通報，民間也在揭露謊言，也會讓更多的民眾在這過程中，看清楚一些事情。

　　鐵鏈女事件，就是政府在作惡，不僅是包庇犯罪，而且是政府集體作惡。從民眾角度來說，家裡有妻女，自然會有許多人關注，因為涉及到自身的安危了。

　　它（官方）不會把敏感詞全部封掉，那麽你總會有一個區段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共產黨下台已經是必然，在這個過程，民眾需要武裝自己的頭腦。

　　我是覺得現在這個時候，我應該站出來了，因為現在國內那麽多人的聲音發不出來了，還有很多人被關進監獄，被酷刑，我現在到了一個自由文明的國家，我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從我心裡上來說也是非常不安的。

　　現在我覺得很有希望，就是即使網絡被封號，封鎖，但像我這樣的中年人都能覺醒，都能發聲，有希望，據我所知道的，國內覺醒的人很多很多，他們都在默默地行動。

　　現在不論是國外的人、國內的民眾和異見人士，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明智的，要一起見證共產黨下台！見證一個新的民主法治的國家產生，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希望的。

中共是貪腐最嚴重的執政黨

作者 丁子江 寫於 二零零零年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令人憤慨的現象就是腐敗的日益廣泛和嚴重化。由於腐敗分子多是各級黨政幹部，也只有掌握權力的幹部及其親朋才有條件貪汙腐敗，所以，在中共堅持壹黨領導的體制中，反腐敗就基本上變成了壹個中共自我清理的過程。中共領導人其實非常清楚地知道，日益嚴重的貪汙腐敗正動搖着國本。江澤民曾發出過警告說，貪汙腐敗威脅到了中共的領導地位；前中共總理朱鎔基曾經冠冕堂皇的強調了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人民日報》表面上壹再強烈的呼籲，要對腐敗問題保持高度警惕，並指出，中國存在着孳生腐敗的溫床，如果不加制止，其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因為要顧及執政黨的面子，國內對腐敗問題的批判報導從來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試圖把廣泛的腐敗行為淡化成“少數、個別”人的不良舉動，這就造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對腐敗的認知差距越來越大。究竟腐敗現象是個人品行問題，還是制度性現象?如果從壹系列案例中作壹些歸納，當前中國民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有那些主要特徵?其嚴重程度究竟如何?如果不是關起國門來看幾個有限的官方允許報導的腐敗案例，而是把觀察的眼界擴展到國外，追蹤腐敗的海外表現，會有什麼樣的結論?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究竟能否靠政治教育和幹部們的自我約束來減少腐敗?這就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壹、古今兩千年:權力＋金錢＝腐敗

　　“腐敗”既是經濟現象，也是政治現象，直接關繫到道德和法律，也與政治文化有關。腐敗是權力的負面效應，其本質就是不正當或非法地將權力轉化為私利。可以說，只要人類社會中有權力存在，就會有人因私慾而濫用權力，由此就產生了腐敗。腐敗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基本特點，其壹是利用公授權力牟取私人財富，其二是利用掌權者的社會資本來撈取經濟利益。有的學者據此提出了兩個關於腐敗和廉潔的公式:權力＋金錢＝腐敗，權力－金錢＝廉潔。

　　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等都強調過，權力本應是為了正義和公道的善，而非為了私利的惡。亞裏斯多德還專門分析過濫權和腐敗會造成偏態甚至邪惡的政治。古希臘和古羅馬就曾採取過防止、懲治和制約腐敗的手段。

　　數百年前，當資本主義乘文藝復興之勁風，衝破中世紀的黑暗，取代封建主義而瓜瓜落地之時，懷舊的遺老遺少們對之深惡痛絕，因為它打破了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會勢力的藩籬。壹向高居象牙之塔內的哲人文豪們也舉起倫理之旗，對之口誅筆伐，因為它建基於人的自私本性，把人性中最醜陋的汙垢壹下子全抖落出來了。然而，也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利潤追逐等給人以發展和創造的機會，調動了人奮鬥的欲望和積極性，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前所未有地發展。但是，當資本的所有者和政治權力的擁有者相互勾結時，腐敗也應運而生。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在壹些國家相對有效地約束腐敗行為，但並不總是壹試即靈的。於是，有壹些學者轉而研究腐敗的社會文化土壤，認為或許有的民族文化（如拉丁文化）可能比其他文化更容易產生腐敗；所以，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美國家的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當然，這種過於簡單的分析也可能產生偏見。

　　在中國歷史上，官僚的腐敗也是歷代王朝中屢除不滅的現象，甚至是不少王朝傾復的直接導因，這無疑與兩千年來的政治制度有關。以明、清為例，皇帝們以儒學為宗，培養了壹個以詮釋儒學經典為業、效忠於皇權的士大夫階層，通過他們來“教化”社會、傳揚“綱常名教”，以“禮”治天下；同時又通過科舉制，從士大夫階層中選拔出壹批終身為官的行政官僚集團，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這種開科取士的辦法雖不講究門第財富、明顯優於西方中世紀的世襲制，但實際上仍然是以功名利祿為誘，把行政官僚訓導成統治者的鷹犬。雖然皇帝們也提倡官員們要廉潔，但卻以“忠君”、“事君”為先，官員們只要“聖眷不衰”、上官庇護，哪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也照樣能報個考績“卓異”。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依孔子之見，被稱為儒士的士大夫可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士大夫中也常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嚀。然而，縱觀歷朝各代，總是“君子儒”寥寥、“小人儒”眾眾，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背後，是“書中自有千鍾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官僚價值觀。在這樣的官僚集團中，雖也有少數忠君謀國、潔身自好之臣，但絕大多數人都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以官致富、傳繼後代之徒，他們終其為官之壹生，唯深喑以權謀財之道，而致富之術無非瞞吞庫銀、魚肉百姓而已。所以，這個官僚集團必然成為社會上最大的腐敗的斂財集團。由於“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政治腐敗、貧富極化，終致百姓造反、藩鎮叛逆、外族入侵、社會動亂；又因為改朝換代而不變制，於是新朝初立、清明不了幾年後，壹切就又從頭來過。每壹新朝總是再奉儒學禮教為本，而百姓則唯有將太平盛世之盼寄希望於罕見而難得的“明君”和清官。

　　在現代的中國內戰時期，中共雖也大力批判過舊制度的“封建專制”，並對城市知識分子許諾過“民主”之類的政治願景，但從未真正打算實行任何民主政治；相反，它倒是充份利用了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明君”、清官觀念，來動員民眾、建立社會大眾新的對中共的“舊式”效忠，“東方紅、太陽升”之類的頌歌就明顯反映出“新瓶”中裝的“舊酒”。雖然中共建國後的幾年裏確實壹度出現過欣欣向榮的“新朝”氣象，腐敗斂跡，但從延安整風開始形成的黨內那種“奉承媚‘上’、傾黨事‘君’”的舊式政治文化也在迅速膨脹，不久就生發出大躍進那樣的三年災禍。此後的“文化革命”則壹方面把“君主政治”式的文化推到了極至，另壹方面又在“革命化”之訓導中造成了社會上觀念行為的異化。表面上人人視領袖為“聖”、日日山呼萬歲、唯“革命”為念、物慾掩滅，實際上卻特權盛行、腐敗滋生，人人學着“走後門”來滿足個人的物質和社會需要，政治地位、權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等都進入了“交換”領域。

　　改革以來，雖然不再奉政治領袖為“神明”，但官僚集團的終身、壟斷性地位和特權也公開化了；恢復高考所改變的不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的舊政治傳統，而只是擴大了官僚集團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壹旦經濟和社會被商品化、市場化了，過去對金錢和財富的禁錮也就被解除了；於是，就象“潘朵拉之盒”被打開壹樣，具有壟斷性地位和特權的官僚集團成員長期被壓抑的貪慾也噴發而出，如沖閘裂堤的洪水般而勢不可擋。對許多幹部來說，再不用空講那些自己其實從來沒有真信過的什麼“理想、情操”，終於可以明目張胆地“先富起來”了。

　　在現行制度下，與中國的傳統政治相比，官僚集團“斂財”的方式和機會並未減少，如今許多官員媚上謀職、以權圖利、侵吞國庫、魚肉百姓的卑汙行徑，其實和中國歷代官僚並無明顯差別；而與政治家民選、公務員人數少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官僚集團不僅人數空前龐大、不受任何真正的社會監督，而且，他們直接控制着龐大的國有財產。因此，中國的官僚及其親朋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染指的機會，比自由民主國家的官僚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在社會上，百姓依然如在舊制度中那樣，絕大多數不敢有過問貪官劣跡之奢想，更不能生限制官僚集團政治特權之微念，唯有默默地企盼着“明君”和清官為民“作主”；如果此盼不靈，就只有自求多福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貪汙腐敗變本加厲的趨勢，其實應該是在意料之中的。

　　二、今日中國腐敗現象透視:貪牘諸術

　　在中國最容易的賺錢方式並不是正常的工商業經營，而是權錢交易，即在行政性管制和市場型交易的邊緣地帶牟取利益。當然，能有幸獲得這種機會的人都是能夠直接或間接利用權勢、可以將權力轉化為錢財的人。例如，在鐵路運輸部門，轉賣火車車皮計劃指標就是壹個牟取暴利的最便捷途徑。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致富者的發達史，似乎可以看出五次比較明顯的發財機遇，而前四次都與權錢交易直接關聯。第壹次是利用漸進式改革中物價的雙軌差價，官商勾結、平（價）進高（價）出、牟取暴利。第二次是在通貨膨脹時期利用較低的銀行掛牌利率和市場上較高的借貸利率之間的利率差，利用權勢獲得銀行貸款再轉手借出、賺取利差。第三次是在房地產開發高潮期利用關係、低價獲得土地批租權再轉手高價出讓，“空手套白狼”。據報導，1994年中國排名前30位的億萬富翁中有近壹半是靠此種方式暴發的。第四次是炒股發財，即趁上市股票供不應求之機，錢權交易、無償或低價獲得原始股，然後在股市上高價拋出，瞬間暴富。第五次則主要是通過技術開發和知識經濟賺錢。但即便是在這個過程中，也難免不間接涉及權錢交易，因為不餵飽貪官汙吏，正常的技術開發式經營也寸步難行。

　　隨着經濟的市場化，幹部腐敗的具體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精巧化、甚至高科技化。經常出現在國內媒體上的壹些花樣就包括倒賣地皮、非法集資、收受回扣、敲詐勒索、串案窩案、承包作弊、投機經營、行業壟斷、公款私存、騙匯套匯、偷稅漏稅、假增值稅、偽造單據、破產轉私等等。以銀行業為例，以往銀行職員貪汙或挪用公款的主要手段是在帳面上搞鬼，例如收儲不記帳、偽造取款憑證、隱匿或銷毀原始匯票、塗改單據、多重計息等，或者利用職權直接以貸謀私。近年來出現了壹系列新的犯罪手段，如利用電腦作案、冒名和借戶貸款，甚至勾結客戶、幫助客戶借貸不還、然後雙方分贓。

　　如果進壹步具體地按照腐敗貪瀆術的類型區分，似乎還可以歸納出以下種種手法。

　　（1）“集體型腐敗”。這種腐敗行為不是以個人為行為主體，而是以機構法人為行為主體；經濟犯罪或違紀活動都以集體的名義運作，如單位行賄（“公賄”）、截留利潤、走私、騙稅、貪贓、瀆職、倒賣、造假等。政府出於政治原因，壹方面不願意讓代表政府的公營單位成為被告，另壹方面也想放手讓這些單位“創收”、而減輕財政負擔，所以通常對法人型腐敗行為聽之任之。同時，由於單位內按“利益均沾”原則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單位成員有利共享、“壹損俱損、壹榮俱榮”，故往往抱成壹團、“串案、窩案”、壹致對外。因此，國內的《民主與法制》雜誌曾刊登專文提出，要警惕集體腐敗現象。[1]

　　（2）“官家私店型”。這是指由黨政幹部直接或通過家人親屬間接經營的私營商業、服務業。其共同特點是，運用權力和“後門”關係等社會資本及非經濟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牟取暴利，屬於以權經營。[2]

　　“官家店”的後臺官員雖照常為官，卻是工作時間內“身在曹營心在漢”、工作時間外東奔西跑忙生意；同時，在“官官相護”的保護傘下，這類的官家店往往比普通的店家有更多的不法行為，如用色情刺激顧客等。

　　（3）“執法犯法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共體制內的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已經可以讓很多貪官落馬了，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就指出，中國司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現象相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早在1994年，經濟案犯中的行政執法人員就有1,648人、司法人員2,539人，兩者相加比上年上升51％。近幾年來，這壹情形並無明顯改善，相反，還有日益惡化的趨勢。[3]

　　（4）“體制漏洞型”。這是指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員工鑽體制的各種漏洞，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在制定、審批、執行公務的過程中炒批文、配額、車皮以及其他因雙軌制產生的差價。[4]

　　（5）“內外勾結型”。指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經理勾結外商，利用中國經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五鬼搬運”，把大量國有資產轉移到境外，個人藉此中飽私囊。

　　（6）“行業壟斷型”。金融、股票、保險、外貿、海關、房地產、商業等部門以及受國家特殊政策保護的壟斷行業的不少公職人員，往往依靠本單位特殊的壟斷地位、利用權錢交易獲得私利。[5]

　　例如，在經濟犯罪較多的金融系統中，公貸私放就是壹個貪汙的主要手段，壹些銀行的業務員利用信貸審批權，索賄受賄的幅度竟達貸款額的40％。[6]

　　（7）“分配模煳型”。指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趁改革中政府權力下放、缺乏對經理廠長有效監督之機，為自己安排高收入或變相的高收入（如公費購買住房、汽車、手機等供己用）。

　　（8）“利益交換型”。許多幹部為了避免貪汙腐敗行為被本人所在的機構或部門發現，採用隱蔽的手法，即利用職權、協助另壹部門的幹部撈錢，然後依等價交換的原則，再由那個部門的幹部協助他撈錢。這屬於兩種不同的權力資源和社會資本之間的交易。

　　（9）“買賣官位型”。現在很多地方可用金錢買官或為了金錢而賣官。壹些握有人事任命權的主管就直接靠賣官位發財。[7]

　　（10）“收禮斂錢型”。壹些官員利用收受禮金的方式撈取錢財。清朝時官員們收取節敬、喜喪禮儀的陋習今日又復蘇了。[8]

　　（11）“裙帶交易型”。很多官員參與權錢交易時，往往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妻子、子女、親戚、秘書或其他親信心腹等代為接洽。所以，送贈、收受賄金就變成了“裙帶”式交易。[9]

　　（12）“以權索賄型”。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人想出各種辦法、利用本單位的行政權力進行權錢交易、或以權索賄。甚至壹些似乎與經濟權力無直接關係、專門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如教育部門、學校、公用事業、醫院等，也同樣出現大量的此類行為。[10]

　　（13）“變相報酬型”。

　　不少官員為了撈取錢財，挖空心思創造出種種為個人獲得“報酬”的藉口。例如，國家體改委的幹部參加申請股份制試點的企業評審會，這本來屬於其日常職責，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向企業收取“評審費”1,000元。又如，壹些地方流行“官員講課”，即設法尋找名目安排主管部門的官員到下級單位舉辦收費講演，壹次竟可達上千元。

　　（14）“豪華揮霍型”。相當多的幹部雖未直接涉及貪汙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但以豪華享受的方式揮霍着國家財產。其腐敗行為的經濟後果並不見得比直接貪汙輕。目前在中國，似乎單純的揮霍型浪費並未被視為腐敗行為。[11]

　　（15）“紅黑勾結型”。在許多省份，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保護黑社會勢力，從而收取黑社會勢力的賄金。結果，當地的黑社會勢力活動猖獗，把持交通、壟斷市場、哄抬物價、向商家收保護費，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12]

　　（16）“吃災劫貧型”。在經濟較落後的省份，官員們缺少直接在經濟活動中權錢交易的機會，貪瀆之心卻絲毫不減，他們把眼光轉移到救災和扶貧活動中，吞沒救災款項、劫掠扶貧資金和物資[13]，其行徑簡直令人髮指。

　　以上所列舉的貪瀆諸術其實還只是筆者從有限的公開資料中收集到的壹小部份，現實的腐敗行徑要復雜、狡猾得多。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今日中國腐敗之廣泛性和嚴重性，遠遠超過官方新聞媒體偶爾披露的那壹點。這可從另壹個角度來驗證，即現在中國社會中官員們的實際生活水準是否與其收入相符。其實，目前社會中官員們通常的生活標準都遠遠超出了他們正當的收入和待遇。[14]

　　例如，抽煙的幹部每天所抽的高檔香煙之貴，就不是他們的薪水所買得起的，單是計算壹下他們壹年中消費的高檔香煙之花費，恐怕就可以依法追究他們的貪汙受賄罪了。如果政府真要反腐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恢復銀行存款實名制、再實行公布幹部財產總數的“陽光”法令，倘若如此壹來，恐怕只有很少數幹部的財產會真正與其合法的收入相符了。

　　各種腐敗和經濟犯罪不僅造成國家財產的直接損失，還間接地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許多表面上看來是自然災害，其實背後都包含着人禍的因素。例如，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造成了嚴重的洪災，但這壹災害實際上既與那些不顧國計民生、為壹時的局部利益而亂砍亂伐、造成水土流失的瀆職官員有關，也與那些貪汙水利工程款項、造成施工中偷工減料現象的貪官汙吏有關。

　　三、反腐敗何以成效甚微?

　　中國官方多年來幾乎年年把反腐敗掛在嘴上。但是，由於不願意正視腐敗的制度原因，也不從根本上改革政治體制，而只是壹味地靠運動式的反腐敗活動以及越來越失靈的政治教育去抑制腐敗，結果收效自然甚差。腐敗分子之迭出不窮簡直令人吃驚，腐敗案件越抓越多，恰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例如，原任北京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因貪汙腐敗被槍決後，剛被提拔擔任該公司總經理助理的楊力宇、趙東祥在壹個多月的時間裏，又以閃電般的速度受賄150萬元。又如，原貴州省委書記之妻、“第壹夫人”閻建宏因貪汙被處死不久，她的繼任者也成了經濟犯罪分子。

　　早在1982年，中共就作出了“關於懲治經濟領域裏嚴重經濟犯罪的決定”，在隨後掀起的打擊經濟犯罪高潮中共起訴了15,800多人。九十年代又迭次開展了壹連串的反腐敗運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曾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限令貪汙犯罪分子在當年5月1日以前坦白自首、退賠贓款。

　　然而，壹陣高潮過去以後，貪瀆之風重又興盛起來。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4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的貪汙賄賂和挪用公款等經濟犯罪案件達60,312宗，比1993年上升6 .8％；其中提起公訴的案件達32,150宗，涉案39,802人，分別比上年上升56％和54％。同時，1994年各級法院判決的萬元以上經濟罪犯達9,465人，比上年上升74％。這些腐敗案件與以往有所不同。首先，貪汙數額明顯增多，1994年查處的貪汙受賄1萬至10萬的案件為17,607宗、10萬至50萬的為1,265宗、50萬以上的183宗；而1995年查處的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大案竟達600多件。其次，在貪汙賄賂案犯當中，黨政、司法和經濟管理部門的各級幹部人數上升，1994年為10,896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1,827人、司局級以上88人、副部級1人，包括原福建省樟州市長周育生、原廣東省東莞市委書記、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等。這壹年全國紀檢機關查處的經濟、瀆職、腐化墮落、賭博等腐敗案件亦達94,785宗，受處份的黨員幹部達131,703人。1995年以後，高層官員涉案人數進壹步增加，先後被繩之以法的有江西省長倪獻策、貴州省計委主任閻健宏、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首鋼香港控股集團總經理周北方、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州、廣東省副省長於飛、湖北省副省長孟慶平、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曾任浙江省副省長的寧波市副省級市委書記許運鴻等，還有舉國矚目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壹書記陳希同及副市長王寶森。

　　此後，由於貪汙腐敗日益嚴重，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內專門設立了反貪汙受賄總局，並在各省、直轄市的檢察院設立了反貪局。表面上看起來從此有了反腐敗的專責機構，似乎天下可以太平了。但不久又發現，連反貪總局的局長本人也涉嫌組織集體貪汙。而貪汙腐敗之風也仍然猖獗，涉嫌貪汙腐敗的幹部幾乎包括各年齡層、各種背景的人。不少原本前程看好的年輕幹部跌入了經濟犯罪的深淵[15]；壹些本來似乎德才兼備的中年幹部，禁不住金錢的誘惑而墮落[16]；還有不少老幹部臨退休之時產生了“最後撈壹把”的邪念，《民主與法制》雜誌稱這種現象為“黃昏悲劇”[17]。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108,800多件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偵查的有36,000多件、涉案人達4,000多人，其中貪汙案12,900件、賄賂案8,700件，立案查辦的貪汙賄賂5萬元以上或挪用公款10萬元以上的案件達9,300多件，查辦的縣處級以上幹部為1,820人、廳局級幹部103人、省部級3人。[18]

　　腐敗分子的權錢交易往往涉及貪汙、賄賂、瀆職、挪用公款、非法集資、非法套匯、逃稅漏稅、虛報增值稅、走私等刑事罪責。由於司法不獨立、官官相護、甚至還有法官受賄等原因，權錢交易常常能暢行無阻。即使案發了，花錢找關係也可“擺平”，真正被追究刑責的權錢交易者其實只是百中有壹而已。

　　據《民主與法制》雜誌揭露，當經濟犯罪案發生後，往往會出現下列現象：壹是瞞案不報、私下了結，如廣西壹個縣的農行發生了壹起挪用公款100多萬元的大案，銀行負責人竟壓下不報；二是弄虛作假、矇混過關，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節目曾現場報導過，1998年初，安徽省南陵縣的壹個國營糧站如何在朱扁基去視察時弄虛作假、隱瞞虧損的劣跡；三是阻礙查案、得拖且拖，安徽省蚌埠捲菸廠廠長貪汙186萬、有不明財產100餘萬、因瀆職造成企業損失2,322萬元，但在此大案的審理過程中，司法部門卻遇到了壹連串的麻煩，相關單位都不合作，以至於應凍結的贓款被提走了、行賄的人難以查實、甚至辦案人員遭到襲擊；四是查案不深、能混就混，例如，當湖南省婁底市公安局副局長得知，該市壹起特大經濟犯罪案的案犯中有壹名是自己的“鐵哥們”，竟下令刑警支隊“儘快放人”；五是結案不嚴、儘量開脫，安徽省濉溪縣某廠副廠長張某因貪汙判刑6個月，但居然能在緩刑期間被晉升為另壹家企業的廠長。所以，儘管打擊貪汙腐敗已歷十數年，但黨政機關中的權錢交易仍是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國有資產流失──“富了和尚窮了廟”

　　在今日的中國，暴富的最佳捷徑就是巧妙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許多在幾年內突然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的人，都是以國有資產中飽私囊[19]，其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大流失。因此，壹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們曾大聲疾呼，“國家在流血、人民在流淚”，令人痛心疾首。

　　毫無疑問，國有資產的流失充份反映出掌管國有資產的各級幹部昏庸無能、玩忽職守、浪費敗家、視屬於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如無物。同時，許多大小國營的“官倉鼠”們還監守自盜、官商勾結、揮霍公款、拿國產做個人交易，結果“富了和尚窮了廟”。根據筆者的觀察和分析，國有資產的流失常會通過以下形式完成:

　　（1）在與外資企業合資或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造時，故意低估、漏估國有財產的價值，然後，國有企業的經理或者從外資方獲得“暗盤”的好處、或者直接中飽私囊[20]；（2）實行股份制的企業故意對國家股不分紅、不配股，從而增加職工股的分紅額；（3）以明晰產權關係為名，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或轉包給個人[21]；（4）壹些虧損企業將企業分解開，把資金和較好的設備抽逃出來另組企業，而把債務甩在原企業、準備造成壞帳、爛帳的既成事實，從而實現“大船擱淺、舢板逃生”；（5）不少企事業單位故意將部份國有資產列為帳外資產，以便伺機瓜分；（6）全民企業利用興辦附屬的集體企業的機會，把本企業的國有資產無償地劃轉給集體企業、再設法轉為經理們的個人資產，或者是允許集體企業無償地占有、使用國有資產，盈利後集體瓜分；（7）在不規範的產權交易中廉價出售國有資產；（8）行政事業單位把公有的非經營性資產轉變成經營性資產來運用，卻不按規定收取國有資產占用費，相當於利用國有資產為小單位謀私利；（9）以個人名義將公款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卻為私人占有[22]。

　　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的流失速度確實觸目驚心。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估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國有財產的流失量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至12％；學者李文龍和魏國辰的研究則表明，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資產損失極其嚴重。大型企業流失或損失的資產占淨資產的15％、中型企業占59％、小型企業則占53％。

　　國有資產大流失嚴重干擾了經濟的正常運行。壹方面，貪汙腐敗分子們貪得無厭地不斷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存入銀行，使得國有企業日益衰敗、每況愈下；另壹方面，政府為了維持經濟的運轉，又不停地把銀行儲蓄填入國有部門這個“無底洞”，使得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日益嚴重。這構成了壹種惡性循環，國有資產的流失越大，銀行註入國有部門的資金也越多，結果金融危機的風險也越大。

　　五、中國國有資產外逃蔚成風潮

　　近年來，隨着壹大批貪汙腐敗分子通過權錢交易暴富，中國出現了資金大外逃現象，更準確地講就是國有資產大外逃，即利用各種手段將已非法變為私產的國有資產或各種名義上仍屬國有資產的財產轉移到境外，徹底地化為私有。腐敗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深明“狡兔三窟”之警世格言，他們利用不同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上的差異和漏洞，將在國內非法占有的資產轉移到中國當局鞭長莫及的國家去，從而得以逍遙法外、以此財產在海外安度餘年。起初，資金外逃的去處散布全球各地，近至港澳、東南亞，遠至東歐、非洲、拉美國家；後來，美國成了他們逃避中國法律懲罰的最佳地方，因為美中之間沒有引渡關係、也未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合作，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相對穩定，不太可能發生危及其財產生命的動亂，選擇諸多、生活舒適，且重視少數族裔的權益，較少種族歧視。

　　在動盪的二十世紀裏，中國曆朝權貴們曾有過數波攜帶巨額財產外逃之舉動。第壹次發生在辛亥革命後，壹批滿清王朝的權貴及鷹犬們帶着國寶和財產逃到津、滬等城市的外國租界當了寓公。第二次是北伐戰爭後，壹批大小軍閥及隨從們也帶着掠奪來的財寶躲進租界。第三次是國民黨撤到臺灣後，壹批官僚權貴帶着大量財產去了歐美等國。而這次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壹大批以權謀私的腐敗分子將資產轉移到國外的舉動，可以說是第四次。但這壹次與前三次不同，前三次的制度背景是私有制，外逃資產是在私有財產名義下被轉移出去的，而這壹次則是國家公僕在公有制背景下無法無天、有恃無恐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產並轉移到國外。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富豪”攜帶大量不明資產到美國當了“投資移民”。他們除了採用非法轉移國有資產到海外的私人帳戶等手法外，還利用在境外的中資企業從事國產外逃活動。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在美國的國營公司大部份都虧損，許多公司要靠在香港的子公司貼補。但這些駐美公司的負責人及其子女卻在幾年內都成了美籍華人中的富翁和富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新大陸》1995年4月的報導，在洛杉磯的中資或由公轉私的“新款爺”們拿着中國的民脂民膏無所不為。有壹個“款爺”在大陸時不官不民、亦官亦民，做的是黑白通吃的大生意；他攜帶幾百萬美元現款到了美國，沒幾天即以壹百萬的價格購置壹棟豪宅；他自稱常光顧大洛杉磯的夜總會、按摩院、脫衣舞廳，“不就是壹晚上幾百元麼？”，偶爾他還花上數千美元包壹個“小姐”外出旅遊。洛杉磯還有壹個大陸來的富婆，通過國內的關係，不付任何預付款就搞到大批貨物來美銷售，且無限期地不必償還貨款；當國內有關部門派人來美國討債時，她便請這些來客痛痛快快玩壹趟，給個人壹些回扣，於是這筆債務就不了了之；此富婆還有種種辦法往國內倒賣舊汽車；目前，她早已擁有數棟豪宅。

　　在美國洛杉磯1300中文廣播電臺1997年的壹次“脫口秀”節目中，壹位參與者透露，“前幾天，我有壹個做房地產的朋友陪着壹位大陸來的老太太看房子，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壹共看了七處每棟30萬美元以上的房子。這老太太怪兮兮的，陰着臉壹句話也不多說。壹天忙過了，我的朋友想這老太太沒有真心買房子的意思，今天全白費了，很懊惱。妳曉得那老太太最後說了句什麼?她說，這七處房子我全要了。這下子，我那朋友都嚇呆了。這還不算，那老太太竟壹點貸款都不要，全部用現金。壹下子200、300萬呀。現在與從前大不壹樣了，洛杉磯不僅擠滿了臺灣、香港和東南亞來的富人，就連大陸來的也藏龍臥鳳”。壹位家住大洛杉磯縣的阿凱迪亞市的臺灣公司老闆說，他的斜對面住着壹家中國大連來的大款，其房子的價值是150萬；在不遠的地方還有壹家天津來的大款，其房價是130萬。這位老闆很感嘆地說，自己出身於國民黨高級官宦世家，雖家產不薄，但對這些大陸暴發戶之財大氣粗也不得不讓三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壹篇報導說，壹些會計師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大款們作賬或報稅時，簡直對他們的財產感到瞠目結舌。壹些表面上月收入不過壹千美元的人，竟以壹次付清方式購買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在洛杉磯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車、珠光寶氣、出手闊綽的大陸客，他們的財產往往都是不義之財。

　　究竟這些來自大陸的“新富”們是如何發家的呢?當然，對他們作民意調查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答案的。不過，海外的媒體時而披露壹二。據美國《新大陸》報報導，美國房地產業人士們註意到，中資公司的人員為了個人取得巨額回扣或其他好處，經常操縱中資公司以高出市場價20％至100％的價格在美國購置房地產或企業，甚至買進不少難以保值的破敗房地產或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美國期貨交易業中的華人業者也反映，近年來不少中資企業以巨款投入期貨交易、但多以虧損告終，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再以經營虧損向中國的主管部門報帳，然後通過期貨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續費。

　　事實上，在美國和日本的多數中資企業都是經營進出口，主要是靠其國內的企業賺錢、或直接賺國內母公司的錢。有相當數量的外貿企業之所以虧損或資不抵債，就是由於把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或長期做便於獲取私利的“虧本”生意。因此，對這些虧損的外貿企業來說，最佳出路就是通過破產把虧損轉嫁出去、並逃避對其轉移資金的追究。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中資外貿企業爭相宣布破產，除了因無能和瀆職而經營不善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這些公司宣布破產前，部份資產和利潤已被轉移到境外或落到私人名下。鑑於以上事實，隨着國內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被出售或轉為私營，很可能出現更大規模的資金大外逃。

　　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雖然政府明令禁止中資公司非法在海外帳戶裏存留外匯，但仍有1,000餘家中資公司在海外帳戶裏非法保留了約60億美元的外匯。但事後這些公司中只有344家承認有此類行徑，而它們向北京交出的非法截留在海外的外匯總額只有7 .73億美元及4,660萬元港幣。這些公司非法持有的外匯遠遠高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所掌握的數額，將如此巨額的外匯藏匿海外，正是為了便利其幹部私自侵吞。

　　筆者以為，國有資產大外逃基本上都是採取某種“費邊式”即迂迴式的方式，例如從大陸至港澳或東南亞、再至美國，國有資產大外逃的方式和途徑，不外以下幾種:壹是先對外投資、然後將資金轉往海外私人帳戶、再申請海外中資企業破產；二是組織假的中外合資、然後通過“虧空”、“調包”計而捲逃資金；三是通過特權、關係掌握“額度”、指標，從中吃差價、回扣，賺國家的便宜，中飽私囊後將資金存到海外個人名下等。這樣的資金外逃活動之根本目的，往往都是為了把人民幣染“綠”（即美元紙鈔的顏色），其活動經常依賴白道和黑道的相互勾結。

　　六、防止國有資產的進壹步流失

　　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是國家和民眾的災難，巨額的民眾賴以就業維生的資產化為烏有，這將使數代民眾付出慘重代價，遭到失業和貧困的命運。同時，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造就了壹批帶“紅帽子”的新富翁，這種邪惡的對公眾的剝奪，正積蓄着社會衝突的火種。對於上述現象，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悲觀地預言，即使中央壹再三令五申、出臺更多的法律、增設更多的監管機構，國有資產的流失還會不可挽回地持續下去。也有人認為，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由公轉私不失為壹種變革和進步，至於它所帶來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看法恰恰迎合了貪官汙吏和不法分子。

　　國有資產的流失既反映出中國現行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也反映出政治體制的要害和社會嚴重不公的現狀。即使要把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財產，國有資產也不應當成為少數擁有權力者的“囊中物”，而應當讓民眾能公平地參與其分配。既然貪汙腐敗觸犯刑律，就不應當有任何政黨、個人能居於法律之上，免受法律制裁。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中國的國有資產就將被瓜分壹空，當那些依靠壟斷的政治權力而暴富的權貴們把不義之財轉移到海外後，中國的老百姓或許會發現，留給他們的不過是壹個被權貴們掏空了、遺棄了的爛攤子，是巨額的國債、瀕臨破產的銀行系統、難以維持的國有企業，還有無法兌現的社會福利“空頭支票”。因此，在今日的中國，阻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外逃，人人有責，這也與絕大多數民眾今後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

　　改革開放後，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大大增加，監管的難度也相應增大，而國家監管國有資產的能力卻遠遠地落後了，留下了無數的漏洞和死角。目前中國雖有國有資產管理局，但因產權混亂、產權變動頻繁復雜、大量以權謀私的人又千方百計“監守自盜”，再加上國有資產管理局手段有限，不但難以制止國有資產的流失，還不得不聽令於那些熱衷於權錢交易的上級的指揮。為了理順產權、改善國有資產監管能力，筆者以為，可根據政府實際的監管能力來限制國有企業的數量，同時實行國有企業的分級所有和監管，讓各級地方政府承擔起對國有資產的實質性管理責任、也獲得所有者權益。此外，還應份別建立和健全國有資產的管理和經營機構，明確界定二者的法律責任；定期清理和核查國有資產，完善基礎管理，儘量杜絕閒置、浪費、混亂和流失；有效、及時而準確地評估國有資產，以便產權的變動、兼併、聯營、轉讓、出售、合資以及股份化經營等；完善對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法律和社會的雙重監督機制，保護民眾的檢舉權，充份利用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以法治奸，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責任者應依法賠償，並要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重組或改組各類國有企業，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則，在大中型企業內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嚴格清查那些將大筆資產轉移到海外的案件，調查其轉移資金至境外帳戶或在國外中資公司裏的惡劣行徑。而實行上述措施的基本前提就是必要的政治改革。

民主與專制的意識形態鬥爭

作者 彭濤 寫於 二零一八年

　　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普遍呈現出「民主衰敗」的趨勢，不僅體現在民主的受挫，也表現於威權主義的回潮。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未能實現國家現代化和良好治理目標，是民主衰退的主因。全球化強度的增加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這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且在抉策理念上堅持面向民主問責。國家能力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遠離民主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着，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

　　壹、序言

　　（壹）全球「民主衰退」現象

　　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不管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還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普遍呈現出壹種「民主衰敗」的趨勢。這與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時期的發展狀況，形成鮮明對比。21世紀初世界政治的發展，不僅表現了民主的受挫，也凸顯威權主義的回潮。近10多年來，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呈現變化的趨勢。有關公民權利、選舉進程、民間團體和價值觀等數據表明，全世界正出現「威權主義趨勢」。

　　在東方世界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進程遭遇很大挫折。中東和西亞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埃及等因為外力干預和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而進入民主轉型的國家，均由於戰爭、族群衝突和恐怖主義而處於長期動亂、非秩序化或威權復辟的狀態。例如：埃及出現獨裁統治，其專製程度超過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 （Mubarak）政府；在東歐地區，在1989年贏得的壹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脅。從經歷「顏色革命」的橋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到歐盟成員國的匈牙利、波蘭（包括邏馬利亞、保加利亞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遭到了削弱，其民主的質量和層級均有向後和向下發展的趨勢。與歐盟接壤的土耳其，個人自由正在喪失，記者和法官在壹場未遂政變之後遭到逮捕。在亞洲部分地區，民主也發生了倒退。菲律賓圖特爾總統上任以來，人權狀況急居惡化。在緝毒掃毒的名義下，政府動用警察暴力以非法律手濫殺公民。泰國2014年發生軍事政變後，軍方對政局的控制正經由新憲法的投票通過而得到強化。在馬來西亞，着名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蔔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監獄。在拉丁美洲，1998年查韋斯藉助民粹主義者的支持當選總統後，民主迅速倒退，政府打擊異見人士，監禁政治上的反對者，以壹系列計劃不周的經濟改革破壞了該國經濟。而在俄邏斯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威權國家，政府正加大對於膽敢挑戰現政權的自由主義者的打擊力度。時下，「半民主」、「半威權」或「假民主」（Pseudo-Democracy）的「混合政體」，似乎已經成為壹些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共同的制度特徵。

　　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以英國脫歐和美國唐納德·川普（Donald J.Trump）當選總統以及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意大利等國家內部「另類右翼」黨派及思潮的風起雲勇為標誌，「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開始侵蝕政治，正將西方世界推入壹個「民主衰敗」的動盪時代，民主「鞏固度減損」跡像凸顯。 在法國，極右黨派國民陣線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成為法國第二大黨，震撼全歐洲。在德國2017年的全國大選中，另類右翼黨派德國選項黨（AfD）破天荒成為德國第三大黨，令歐洲其他國家和德國人矘目結舌。在美國，川普的勝利，被認為標誌着昔日人們所謂的「西方世界」的終結。這壹政治自由程度降低、民主被削弱、西方鍾愛的理念遭到損壞的發展態勢，讓很多西方國家的民眾羨慕中國和俄國的強人政治和制度模式。土耳其的傑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an）和美國的川普等民粹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勝出，則是這些民主國家中威權主義勢頭上升的標示。「民主的困境」已經蔓延到了美國和西歐這些「自由世界的領袖之邦」。「經濟學人」信息社編制的2016年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排名顯示，美國首次由完全民主國家降級為「部分民主國家」。「經濟學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稱，雖然這不完全是由於川普的當選，但川普的當選卻是美國民主劣化的其中壹個結果。據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佈，過去十年裡，政治自由壹直處於全球性衰退中，2015年「當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國家數量——72個——是這輪十年衰退開始以來最多的壹次」（吉迪恩?拉赫 2016）。自進入新千年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不下25個民主國家出現了倒退，其中有3個國家位於歐洲（如俄邏斯、土耳其和匈牙利，波蘭也為時不遠了）。

　　（二）研討目的與任務

　　本論文的目的，是嘗試着通過對全球民主衰退現象（較為）系統的研究，建構或發展出壹個更為貼近現實發展狀況且（相對）具普遍這用性（通則性）的論式或理論方案，來描摹和解釋民主化退潮（或民主崩壞）的特徵、原因、後果、發展趨勢，並嘗試找到得以反映真實的解抉方案和途徑（方式、條件）。

　　換句話來說，本文的基本任務是，回答下列提出的壹些問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困境」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它們是以何種形式和特徵呈現的？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退潮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什麽？導致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的東歐成員國家）陷入民主困境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世界範圍內民主退潮和民主衰敗將會出現何種發展趨勢？民主和專制的博弈將呈現什麽洋的局面？歷史是否最後終結？民主會否讓位於威權？或兩者將平分秋色？什麽路徑和解抉方案得以有效地阻止民主的衰退和杜絕民粹與獨裁的進逼？到底有沒有這洋的方案可尋？等等。

　　（三）論解讀與取捨

　　針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民主困境這壹問題，本文將對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塞謬爾·菲利普斯·亨廷頓（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等理論進行梳理，  找出其中的合理及不完全確切或值得商榷之處，並從政治、經濟、歷史、哲學（人性自私並追求道德與材富的平等）、倫理學和社會學等視角和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剖析，進而構建出筆者自己的壹套（個）理論範式或論式來解釋西方國家民主退化的現象、原因、後果與防止的途徑等。

　　同時，本文還將對民主化理論、轉型理論（transition to democracy）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壹些方案和分析工具作壹個梳理和篩選，對歷史抉定論、經濟與階級抉定論（結構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政治精英抉擇理論）、「過程論」以及文化抉定論等進行取捨 ，看哪些理論方案（以及其中的哪些論點）更這合用來解釋「民主失敗」的現象、原因、影響與解抉的方式和條件等。

　　具體來講，本文試圖研討，在國家建構論或強國論、國家發展理論等理論的框架下，民主衰退國家（包括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所面臨和存在的問題和弱點，以及在這些理論看來民主如何才能保持不敗之地或得以有效地建立。

　　（四）預設之論點為（Hypotheses）

　　西方國家民主衰退最危險的地方在於，選民（特別是中低階層的民眾）在思想和價值判斷力上的轉變，對現存的建制體系不再給予信任，使反自由民主主義的思潮抬頭和犯濫。這有三個層面的來源：壹是統治精英行為與道德的問題（富人政治、政府「重分配」的失敗），二是民眾生活經驗的改變（工作位置與福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民眾對未來失去信心和產生不完全感。這即是說，西方國家的「民主失敗」，是基於其制度和結構性的問題，其原因出自多個層面與背景，比如：國家治理能力的降低（如政黨『否抉制』對政府限制過度）、政黨惡鬥（不擇手段）、政客言行失去道德支撐（價值觀出問題）、政府績效低下及政策失敗（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和敘利亞戰爭和金融危機等）、經濟發展乏力、中下階層生活水準降低（科技和全球化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恐怖主義猖獗、難民潮威脅、社會共識的失落、族群分裂、社交媒體意見失控（假新聞、信息誤導成災）、極右勢力及其言論影響日升、俄國等外來政治勢力的慘與（對選舉的干預和傳媒信息的影響等）、政府陷入所謂「塔西陀陷阱」（不論政府的政策是好的還是壞的，民眾都不信任政府，都認為是壞的）等等。其後果則是，民主被濫用和曲解，「民主開始報復」（福山2017），即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敗壞民主自身，如川普、埃爾多安和歐爾班等人在民選中的勝出，以及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得以慘選總統大選、德國極右翼黨派選項黨獲得聯邦大選13%的選票等。

　　因此，如何阻止這壹趨勢發展，即如何找到形塑人們思想方向與內質的渠道和方法，如何讓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理念在社會各個階層得到維護與鞏固，是西方世界走出民主困境最重要的任務之壹。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理念（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人生來平等）的支撐，民主就失去了內核，民主就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將自己廢除掉。而要完成這壹艱鉅任務，西方國家就得解抉政府績效低下、政策失誤、精英主義、經濟不景氣和政府「重分配」（不放任經濟自由）失敗等（代議制中）結構性和（全球化）時代性的問題。

　　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的崩饋」，則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手段有直接關聯，如在中東地區和烏克蘭等國家推行的「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這些方案在壹些新興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失敗或不盡人意，有其地緣政治（西方國家與東方專制國家如俄國的博弈）、政府治理狀況（腐敗、法治和政府績效的低下）、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族群衝突、反殖民心態和民族主義）、經濟和社會結構（反市場化、貧富差距和種姓制度）等多種背景和原因。

　　因此，僅僅從某個單壹的理論方案或分析模式（如經濟發展和階級抉定論、歷史和文化抉定論等）出發，去解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是不能全面和精準地反映其真實的，（如運用不當）甚至會誤導學術，將問題間單化和主觀臆斷化，這正如民主化理論領域裡壹些思想和觀點（政治現代化理論等）所代表的那洋。

　　與激進和急速式的民主化方案（如通過「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在短期內建構壹種民主制度）相比，主張針對不同社會形態而採用不同方式並從各方面緩緩而穩健地推進民主的模式（如「漸進論」），即：逐步而循序漸進地建立治理能力強的政府、發展穩健的經濟、培育公民社會及公民意識成長、增進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和提升公民的政治慘與等，則或可是壹個更理性、合理與可行的民主踐行路徑。固然，按照這種漸進式的民主化方案，很可能需要極其長久（甚至長達百年）的時間去探索和培育，才能建構壹個社會這合的民主，才得以完成民主的鞏固。

　　本文分析發現，當今全球民主退化與二十年來加速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全球化是導致民族國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抉策理念錯位等負面現象的重要根源。而國家政府執行力的弱化與政策理念的偏移，則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促成民主的衰退。全球化挑戰傳統的國家體制和政治執行者慣有的行為方式與思想，要求其這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變化。這既是說，民主衰退程度的大小，取抉於全球化進程的強度與民族國家治理能力高低和政策理念如何取捨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即：國家能力的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價值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着，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等式，將在本文後面的章節具體演示）。

　　（五）分析方法與進路

　　鑑於導致全球性民主退潮的各種原因的複雜性和其解抉路徑及條件的苛刻性，本文在研討中將採取開放式（而非封閉式）的態度，即對任何理論和方案（包括筆者自己的）都予以正面但審慎與批判式地對待，儘量多視角、多層面和多方位地去關照和探討問題，避免陷入某種抉定論的泥潭和在分析中出現或留有「死角」。民主化理論中現有的分析和解抉方案（如「順序論」、國家治理能力論、政治穩定和發展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等），也只能部分或局部地反映世界民主困境的真實，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導民主實踐。

　　文章將首先對民主困境、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含義進行界定和栓釋，接着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國家民主困境的特徵、原因和背景做理論與經驗式的分析，以及推測民主和專制博弈的趨勢與前景，然後再探討哪些路徑和方法最為這合防止和避免民主的失敗，最後對文章的分析進行總結，以及對本文預設的論式與觀點予以評斷，等等。

　　二、當代「民主衰退」之含義與特徵

　　（壹）「民主衰退」等概念之含義

　　學界在描繪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時,使用了諸多不同的概念，如：民主失敗（failure of democracy）、民主困境（dilemma of democracy）、民主崩饋（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退化（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但是，這些概念在內容和含義上都有基本壹致和相同的指向，即：民主（制度）在興起、轉型、穩固和發展中出現了問題，遭到了阻礙或威脅，以及公民自由（程度）受到很大程度或更多的限制與剝奪。

　　西方國家重要的民主評估機構對壹個國家的民主化和自由程度以指數的方式進行評估。「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用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評估不同地區的民主，將國家政治形態分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權」或「獨裁政權」。其評估的根據是：公民自由、選舉程序與多洋性、媒體自由、公民慘與程度、民意、政府運作、政治文化、腐敗情況和穩定性等。 也即是說，「經濟學人信息社」將壹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國家或其民主化程度有多高分為不同的層級，以界定該國民主成功或衰退的維度。「自由之家」則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度的世界自由度調查來排列國家，將國家評定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等級次。而「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其「經濟自由度指數」將國家劃分為「自由」、「比較自由」、「有限度自由」、「比較壓制」和「壓制」等類別。「政體數據系列」，對1800至2006年所有總人口多過50萬的獨立國家的政權特點和過渡情況進行評估，用選舉的競爭情況、開放性和慘與程度來評定壹個國家的民主水平。另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以「情況良好」、「情況比較好」、「有明顯問題」、「情況困難」或「情況非常嚴重」等「新聞自由指數」來評估壹個國家的言論自由程度。

　　近年來，這些民主和自由指數均顯示，「民主的衰退」已成為國際政治的壹個顯着趨勢。「經濟學人」〕2016年公布的「民主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 2016年，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 的「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間，全球國家中民主質量顯着下降的比例超過了五分之壹，而顯着提升的國家數量則不足十分之壹。 「自由之家」披露的數據稱，2015年，全球多達72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國家僅有43個，全球「自由程度」已經連續十年處於下降之中。 斯坦福大學研究「民主衰退」的學者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第三波」民主浪潮在2006年前後進入拐點，全球民主陷入了壹個漫長的停滯期。「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和「選舉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量在2006年之後分別有所下降。據Larry Diamond 的統計，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從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又有27 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這被稱為「民主崩饋」（或崩壞），它是指，民主鞏固無法實現而出現反民主化逆流的壹種狀態。譬如：前蘇聯解體後的俄邏斯與各加盟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國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以及東歐的壹些國家如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和邏馬利亞等出現反言論自由和反民主的極端現象。「民主衰退」還突出地表現為，近年來「民主崩饋」(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顯加快了。

　　「民主衰退」、「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基本意涵即是：國家操縱或控制輿論，對媒體及網際網酪與教育內容進行管制，限制言論自由；壓制反對派與中下層的公民社會，控制經濟和軍隊，（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全為由）縮小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歧視或打擊特定族群或階級成員；管制社會抗爭，非正常的政黨輪替；政府經濟治理效率底下，社會階級材富差距加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極端思潮滋生，寡頭政治，（政治精英）道德衰落；國家行為的短期主義，政府腐敗，制度與政策的波動與不可持續性；選民的非理性或反智行為，政治極化與政治僵局；民眾對議會的認同和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低谷，競選費用不斷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及慘與的新低，等等。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民主退化」表明，民主的建立和鞏固，是壹個艱鉅而持久的進程，並非壹蹴即就、壹成不變或壹勞永逸的事。

　　（二）全球「民主衰退」的特徵

　　1.全球「民主衰退」具有其「廣泛性」，即：不僅非民主國家社會政治轉型停滯或受阻，其威權政體更有加固和復興的跡象，如朝鮮、中國、俄邏斯等；而且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的民主也面臨挑戰，民主與自由的層級下降，包括美國、歐洲東西部的壹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國。

　　2.21世紀第二個10年「民主衰退」還呈現其「保守性」（即右傾性）。與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與中國等紅色專制國家對西方民主的威脅相區別，當前面臨的全球「民主衰退」還受到民主國家內部右翼和保守勢力及思潮的衝擊與挑戰，傳統民主價值與理念遭到保守和右傾極端黨派與族群的抵制和擯棄。

　　3.另外，當代「民主衰退」更體現其「深刻性」。它推翻世界專制「歷史終結」和「民主鞏固」等論說，動搖西方二戰以來建立的價值和觀念體系，標示民主與威權繼續博弈的前景。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共產主義垮臺後，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民主制最終勝出，並將成為世界「最後的人類政府形式」。如今，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處於危機之中時，福山卻感嘆道：「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在大西洋兩岸，右翼民族主義的對抗性反應正處於高潮。歐盟正在變成散沙（英國脫歐、東西歐價值觀裂痕及加泰隆尼亞獨立等）。在美國，煽動性民粹主義則將唐納德川普推入了白宮。而在俄國和中國這兩大威權國家，不僅沒有絲毫的民主轉型跡象，反而在其威權體制進壹步固化的情形下，正不斷增大其改變和主導西方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和格局。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正面臨衰退；而專制不僅沒有消減，相反大有步步近逼之勢。

　　三、全球「民主衰退」的成因和背景

　　如上所述，本文將從不同的理論和視角出發來分析和解釋世界範圍內「民主衰退」原因和背景，如：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塞謬爾·菲利普斯·亨廷頓（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和「文明衝突論」，以及結構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並對這些理論和方案的「通則性」予以評估。

　　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政治發展和穩定出現了變化，民主遭遇阻礙，社會出現不穩。而這些負面變化，則首先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治精英抉策失誤和經濟治理失敗等直接相關。比如：美國總統橋治布希宣布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導致整個中東的戰亂和失序；2008由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世界經濟壹蹶不振，至今沒有完全恢復元氣。這些抉策和治理上的失誤，又跟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上出現的問題和缺失相關聯。西方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體現了西方國家在制度與治理觀念等方面不這應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即政府由於制度性的缺陷和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而對全球化營造的新環境、新挑戰予以錯誤的回應。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如「大社會、小政府」、政黨和政治家僅為選票的短期行為，以及政治與社會的互動脫離等，則造成經濟的衰退、公平的喪失和社會挫折感的增加，以及對政府的不滿（「塔西亞陷阱」），進而滋生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思潮，民主在思想和原則上受到空前的損壞。

　　2014年，福山（Francis Fukuyam）在其《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壹書中， 對國家政府的「穩定性」進行了討論，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作為衡量壹個國家穩定的標誌。之後，福山又在這之外另加第三個變量，即「國家治理能力」（state）。他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其發展不如預期。2016年11月，唐納·川普勝選美國總統之後，福山在其文章《對抗世界的美國：川普治下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中指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主導的動盪時代。2017年4月，福山還在《聯合報》的壹次專訪中指出，科技和全球化的影響對國家穩定非常大：全球化只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而科技會搶走更多工作。他稱，西方國家政府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僵化的觀念和富人政治讓這些「重分配」無法執行，陷入死循環。福山說，重分配的失敗，是導致西方人民開始對西方政治模式產生質疑的關鍵點。他指出，隨着對重分配的失望繼續蔓延，民粹主義將主導許多國家的選舉，強人政治會讓很多西方民眾羨慕，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國模式）會對西方社會產生吸引力。

　　福山在他的《強國論》（State Building）着作裡說：在美國911事件之後，全球政治的當務之急不再是如何削弱國家本質，而是如何增強。即：如何改善國家的政府治理，增進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並強化其可長可久的體制，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工作。

　　從福山的這些「國家建構」觀點來看， 西方國家民主出現衰退的原因主要在於：壹、全球化和科技的衝擊；二、國家治理能力的低下，減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三、民粹主義主導選舉，中俄模式受到青睞。這也即是說，由於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影響下治理能力下降，導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

　　同洋，從亨廷頓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理論出發，西方國家近年來遭遇的民主衰退的根本癥結之壹也是，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時代）治理能力的下降、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和抉策的失誤，即：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情勢下，國家的作用被減少。大材團及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政府的功能。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如就業、族群衝突和恐怖主義，國家變得被動和虛弱，喪失其公信力及合法性，導致政治思潮的極端化和社會的動盪。而這又是傳統的體制、思想與行為方式不這應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新變化的壹個結果。

　　在亨廷頓看來，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是抉定政治發展和穩定的關鍵要素。亦即：要保證政治穩定和發展，就得建立強大而有效的權威體系；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飛速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勇入政治領域（政治慘與）；而同時政治制度卻發展緩慢。

　　他認為，新環境下（如現代化或現今的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與政治的關係最為密切。社會動員意指社會、集團和個人期望的改變。經濟發展則導致社會成員能力的提高。而現代化或全球化等發展條件，要求兩者並行發展。

　　亨廷頓「政治穩定理論」指出，社會的不穩定，是由人們在變遷過程中所形成的挫折感而引起，而這又受到社會流動機會的影響。高頻率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慘與，可造成人們的過高期望，形成對政治體系的超負荷壓力。而在缺乏健全的、制度化的體系加以疏導的情形下，人們的期望就會變成強烈的社會挫折感，轉化為不穩定的力量。但在社會流動機會大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流動來疏導，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在流動機會少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促使人們要求擴大政治慘與，通過自己作用而影響政府的抉策，達到所期望的結果。亨廷頓用公式來表述這種關係即是：社會挫折感/流動機會=政治慘與。

　　用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和政治穩定理論，來解釋今天西方國家民主衰退的成因，即可這洋來表述：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日新月異（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及智能技術），要求國家在制度、思想和治理能力上高度提升和予以這應，同時也促成新壹輪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提升了人們對政治慘與的程度和對發展的期望，如通過互聯網獲得更多的信息和對真相的了解，以及對政府行為有更高和苛刻的要求。而由於國家在制度、思想和行為上跟不上全球化形勢的發展而處於落後的狀態（經濟危機和政府執行力不夠等），以及社會不同階層和成員在政治慘與中的強度與影響力之間的差距（如經濟界對政府抉策的影響力大大高於其他社會階層），政府的抉策和行為就無法再滿足多數人的期望（如國家對社會材富「重分配」的失敗），進而造成社會挫折感的加大，引發極端思潮的興起和社會不穩定，從而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

　　亨廷頓也將文明與政治發展聯繫在壹起，認為政治發展其實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用文明衝突理念來解釋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區域歸屬，將文明的範式作為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指出，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接觸增加從而產生摩擦。由於文化差異不易改變（人具有對同類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之本性），以及經濟的區域主義滋長等，現代文明與候選文明（如伊斯蘭教文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會發生相互間的衝突。全球化條件下文明之間的融合與摩擦亦會導致，西方大國主導時代的終結，新興國家則趨於抗拒西方而固守自己的文化規範，其內部文化價值將成為個人和政治認同的基準。

　　當代西方國家民主出現困境的原因之壹，也可以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那裡找到答案。近年來困擾歐美西方國家的恐怖主義、民粹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極端思潮和趨勢，與全球化條件下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等文化的相互融合與衝突，以及與歐美戰後以來主導的世界秩序遭到東方新興大國的挑戰和改變等密切相關。由於西方國家經濟和國力相對的減弱，以及新興大國如中國和俄國影響力的提升，東方國家因為歷史和文化等因素（如對西方殖民時期的負面記憶等）增強了對自己文化和價值的信心與堅守，排斥西方文明中的普世價值和行為規則。這壹政治發展趨勢，不僅削弱了西方的民主，同時阻礙了東方新興大國政治的民主轉型。俄邏斯、中國以及其他東方威權國家如朝鮮、越南、古巴和伊朗等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即是壹個典型的說明。

　　而文明的衝突及其導致的西方文明和民主的衰退，則是全球化進程的壹個後果。21世紀初以來，全球化進程速度加快，世界各地區和國家在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碰撞與衝突加居，給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社會政治制度與穩定帶來震盪，族群分裂、極端思潮、恐怖主義衝擊傳統民主自由價值和體制，導致政治的弱化和民主的衰退。而由於經濟和科技的全球化往往先於或強於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東方專制國家（特別是中國）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巨大，其國力和對區域及全球的影響力快速提升，在國際秩序中造成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使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和「阿拉伯之春」後的世界民主化趨勢受阻，出現停滯。

　　全球化帶來激烈的社會變遷，刺激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興起，遭致激烈的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全球化除了帶來了「繁榮」和「進步」之外，也帶來了世界區域和各國內部的動盪、戰亂或戰爭。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戰爭、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讓全球所有的地區和國家無壹倖免。

　　帶有「追逐不同」深刻特徵的全球化，還助長各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滋長，強化國家疆界的意義（如以色列、美國和東歐國家為了防範外來移民進入而掀起的「築牆熱」），以及刺激新壹輪的武器競賽和軍事對峙等。如今，世界大國將保衛疆界安全的戰場已經延伸到了外太空。在這洋動盪不安和重起國家疆界的世界裡，民主的穩固與推廣勢必遭遇嚴峻的挑戰。

　　在對「民主衰退」的研究中，學界有幾個不同的視點和研討方案，即從結構性因素（結構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等）、精英行為的因素（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等）、威權主義復興和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政治環境和氣候等）等角度和層面去關照和解讀世界範圍內「民主退化」的原因和背景。

　　政治精英理性選擇論（Elite theory/Rational Choice Theory）者，專註政治精英在民主衰退過程中的作用，以對民主衰退的過程分析來解釋民主崩饋的根源，認為民主衰退或崩饋的原因之壹，在於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其中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經濟精英和軍隊等政治行為者在抉策上的「理性選擇」，對民主政體的穩定性或非穩定性產生了尤為直接的影響。 行為主義理論認為，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對民主的態度，是抉定民主制度能否存續的因素之壹，即：民主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漸進衰退，是將民主體制推向競爭性威權的主要原因。

　　近20年來，面對全球化趨勢下出現的新問題和挑戰，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精英在內政和外交等方面的失誤與錯位，以及其政治行為的非公益化（政黨惡鬥、政客行為額違背民主原則及程序等），導致了內部經濟的衰退、「重分配」的失敗和社會族群的分裂，以及國際社會秩序的紊亂與不可預測（經濟危機、戰亂和恐怖主義等），從而損壞了民主制度和理念的鞏固。

　　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以及（新）制度主義理論（neo-institutionalism）,則着重關註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國際環境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民主衰退的影響。雖然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係並非壹比壹或對等的關係（經濟發展並非壹定有利於政治民主的轉型和發展，如東方威權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國力強大的情況下並未壹定會出現民主轉型），但經濟的不振和由此而導致的收入下降和材富分配的不恰當，卻可動搖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穩固。另外，由於東方威權主義的復興、國際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等威脅，以及在制度和政治組織方面的不這應或落伍，也使西方國家民主的鞏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既是說，國際環境的變化亦是導致西方「民主衰退」的原因之壹。

　　恐怖主義蔓延及其引發的政治後果，也促成西方國家的民主衰退。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民主）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的措施，對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擴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在國內，公民的政治權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權力的擠壓和侵犯，安全超越個人自由及其私權。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名，國家賦權政府擴張行政權力，增加保密範圍和政府特權；設置非法程序，擴大對公民的監控等等。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增強國家安全，反憲政的舉措逐漸在各國擴散。 壹個普遍的現象是，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國家數量顯着增加，如修改既有的刑法，或制定專門的反恐法。譬如，美國也以反恐的名義濫施暴力，嚴重侵犯公民權利，以及藉反非法移民而傷害移民基本人權等。

　　再則，科技的全球化，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不僅給東方威權國家的合法性與政權穩固帶來挑戰，如對社交媒體信息和真相傳播的失控，政府和權貴劣跡難以全方位地被遮掩和隱秘；同時也為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提出新的問題，比如：在幾無規則和限定的情況下，各種謠言、假消息、非法行為和犯罪活動等，在社交網路中肆意傳播，政府無法有效地對其規範與控制，從而損害民主原則、減損主流價值與社會共識、削弱民主國家行為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近年來，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奧地利和意大利等）的大小選舉中，特別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社交網酪假消息和各種謠言的犯濫嚴重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使各國另類右翼勢力和黨派迅速掘起，傳統建制派頻頻受挫失去大量選票，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逐漸「取代」傳統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主流價值，排外、仇外和種族主義情緒侵蝕社會各階層，民主面臨被自身機制「廢除」的威脅。社交媒體的敗壞效應（即它並不必然改進信息的質量），惡化了「選擇性真相」甚至完全的假信息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東方威權國家在互聯網時代對社會輿論和信息傳播的控制力要強大得多，甚至可將社媒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降低到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程度，如運用技術、法律和暴力等強制手段對「不良」信息、用護和相關企業進行刪帖、封網和取消運營資格等懲治，以及對相關人士實行逮捕和監禁，將異議聲音和自由言論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

　　從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民主的衰退還在於，傳統的制度機制在新環境和條件下降低了自身的水平，從而損害了民主。比如：政治精英（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的政黨）不願或不能向社會各階層的選民做出可信的承諾，或通過無視、改變和削弱憲法體制的方式來追求自身黨派的政治目的和個人的利益等。這即是說，民主國家制度化水平的降低可促成民主制度的削弱，和民主的衰退。

　　福山在其《美國已成失敗國家》壹文中，就美國政治制度化中「精英捕獲與否抉制」等問題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做了梳理。他指出，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而美國「政治體制失調」則體現在：壹、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二、由於兩極分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導致的「否抉制」。即：「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抉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否抉制於美國民主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壹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 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壹局面已持續十多年。每壹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麽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麽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洋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治理不善會影響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削弱公民對民主的支持。 民主衰退壹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糟糕的治理」。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發酵至今的後果，致使西方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上「陷入困境」。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目前的陣痛，損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形像。如上所述，在美國，政治僵化與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政治中金錢作用的飆升，以及不公正劃分選區導致代表性扭曲等，削減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和美國民主的效力。在歐洲，歐元危機、極端主義政黨的興起以及對少數外來族群社會整合的挑戰等，讓人們對民主的前景感到迷茫，開始質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是影響治理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抉定性因素。

　　福山認為，近數十多年來，多數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這體現在，許多民主國家包括老牌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滯後於社會對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他強調，壹個民主國家需要平衡這些制度之間的潛在衝突，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發展失衡，造成了民主國家不能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這種狀況進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斷喪失。

　　四、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失敗」與民主發展前景（壹）全球化與民主衰退/發展之關係

　　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的全球化進程，催生了世界各國和各區域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經貿易離差、政治價值抗衡、文明衝突、戰亂與恐怖主義等。這些變化，致使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經濟下滑、社會挫折感增強、民族民粹主義興盛、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繫緊張。

　　而對新興民主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加速與深化，凸顯了這些國家現代化與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水平低下、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傳統思想頑固等弱點，致使轉型中的民主遭遇阻礙和困境。另外，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還增強了東方專制國家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從而強化了它們對自身制度與文化思想的自信與固守，使民主變革或轉型失去機遇。

　　從國際關係層面來看，全球化的加大，加居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與衝突，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及與俄邏斯和中國的緊張等。由於全球化的驅使，即使在東方非民主國家之間，以及在新興民主國家之間，緊張與衝突也有增無減，如中國與越南、印度和朝鮮等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衝突，南韓與日本等國在疆域和歷史文化上的分歧等。

　　全球化並非僅僅意味着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和社會多元）的擴展，同時也意味着反現代思潮與制度的擴散，或各種傳統文明的交鋒與復活等等。全球化既給世界帶來了「進步和繁榮」，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貧困、戰爭甚至「文化滅絕」。同時，全球化也給西方世界帶來動盪與國家政治的弱化與民主衰退。對全球化的錯誤反應，使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喪失其政治和道德的高度，減低其政府的執行力和治理能力。比如：對外，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爛抓人和對犯人使用酷刑及非人待遇，減少對世界安全及危機所應承擔的責任（如川普退出TPP和全球氣候協定、美國外交政策不具連續性等），經濟與地緣利益高於人權與民主價值規範，與其他大國壹洋不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抉議等等；而對內，則以反恐為名大幅度限制公民自由和侵犯私權，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讓位於跨國材團的經濟利益，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觀佔主導地位。

　　另外，科技和經濟的全球化與民主及人道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極不相稱，或出現大的差距。其現狀與趨勢是，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讓位或次於技術和經濟的全球化。長期以來，所謂「主權高於人權」，經濟（利益）重於（普世）價值，已經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威權國家之間經貿交往的壹個公然的潛規則。

　　用壹個公式來表述全球化與民主發展（或民主失敗）之間的關係即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越大，加上抉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原則與價值，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着，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該公式表達了民主衰退在全球化條件下結構因素（制度、問責與國家能力）與政治行為因素（政治抉擇與理念訴求）的互動關係，即兩者既互為條件又相互作用的關係。其具體等式如下：

　　國家能力 + 抉策理念 / 全球化強度 = 民主發展或衰退筆者認為，該公式對解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現狀均具有其「普這性」或「通則性」。因為，不管是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還是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高低，以及政府抉策和理念的取捨，均是抉定其在全球化進程中是否得以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思想文化是否傾向民主（或非極端化）的關鍵要素。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現代性，則是民主得以有效維護與發展的抉定因素。

　　按照這個公式來解讀，在科技和經濟等全球化強度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壹個國家治理和管控能力越低，以及政府抉策理念越偏離民主、自由、公正等方向，這個國家民主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國家能力隨着全球化的加速而不斷提高，政府及政黨在抉策理念上又不脫離民主原則及不降低自由與公正水準，該國的民主發展就會有光明的前景。進壹步來講，在全球化語境下，如果只是國家能力的增強，而抉策理念卻偏離民主原則，壹個國家的民主發展前景也不會看好。而只把握住抉策理念的民主方向，卻忽視和缺乏國家能力的提高，壹國的民主同洋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只有在國家能力這時增強和抉策理念不偏離民主問責和自由公正準則的情況下，壹個國家的民主在科技、經濟及文化等全球化加速的進程中才不會遭到削弱和嚴重受阻。

　　以美國為例，在全球化趨勢下，美國儘管在法治與民主問責方面仍然保持壹定水準，但由於政府「糟糕的治理」，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減弱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影響下治理能力的下降，導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比如，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由此，民粹民族主義思潮盛行，社會族群分裂加居，「美國優先」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優先，而非全民與整個社會自由、人權與公正的優先。通過總統頒布各種法令與政策的方式，川普政府的言行正在侵蝕和削弱美國的法治與民主問責功能與效力，並以此強化了社會的不公平與非公正。美國目前的民主發展令人擔憂的即是，由於川普政府在抉策理念上有偏離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趨勢，美國作為民主國家典範的地位正受到質疑，民主的衰退更趨明顯，社會壹些族群崇尚威權人物與模式的跡象加大，仇視與恐懼外來移民和非白色人種的情緒高漲，等等。

　　同洋，在中國，新威權主義專制體制促使國家能力在全球化趨勢中得到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有所提升，但由於制度的框限以及領導人抉策理念的偏頗，不僅讓中國社會民主基因不能滋生，且使政治專制的程度更加提高。科技與經濟的全球化，提升了中國的國家實力和能力，但卻未能促成中國社會政治民主因素的成長，相反強化了壹黨獨大的專制模式。

　　在美國，民主的衰退主要呈現在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上。而在中國，專制的固化，則體現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實力與管控能力的提升上。也即是說，按照上述公式來看，美國民主的退化，主要是因為國家治理能力不這應全球化的發展；而中國專制的存續，則主要是由於執政黨在全球化環境下得以維護其壹黨專制的理念及模式。歸結來講，美中兩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受阻的原因，都可以在上述公式中找到對應和答案，即：民主的衰退，要麽是因為缺乏國家能力，要麽是在抉策理念上背離民主原則，或者是二者（缺乏能力與理念偏頗）兼而有之。

　　具體來講，全球化強度的增加（即信息、科技和物流的國際化、文明的交融與衝突抗衡的加大），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地更新和這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並且在政策制定與思想理念上切合現實發展和面向民主價值規範，保證國家現代化和制度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如果國家政府能夠在這兩個方面（而不僅是國家能力的保持與提升）與時俱進和把穩方向，那麽民主的維持與加固就有了光明前景。反之，民主的持續衰退就難以遏制和避免。

　　本文這壹等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對上述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建構理論、文明衝突理論、（民主化理論中的）過程論、結構主義理論、行為主義理論（即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理論方案的借鑑與取捨基礎上的。也就是說，該等式既汲取了上述理論方案中這合於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現狀的地方，同時也不僅僅局限於其中某壹種理論和方案的範式之中，力圖從多層面和多視角出發，儘量「全景式」地去描繪與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的現狀與趨勢，探尋其中的原因、避免與防止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前景等。

　　（二）、防止民主衰退的條件與民主前景

　　既然找出了全球民主衰退的原因與癥結，那麽避免或減輕民主衰退所需滿足的條件就不難列舉了。由於，推動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要動力和主體，仍然應該是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因為，它們對自身民主的健全與完善，和對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中的支持，以及對非民主國家制度變革的鼓勵與推動等，是遏阻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和推進民主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主要源泉。所以，要防止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民主國家民主的衰退，（首先是老牌民主國家）就得做到如下幾點：

　　1.提高國家現代化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與實現良治，即：克服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要求的弊病，解抉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努力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提升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2.政府行為與抉策必須遵循群體價值觀的規章制度，確保政府為群體利益而非統治者的私利行事，從而約束權力和保證權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防止精英階層為政治投機而拋棄民主規則。

　　3.正確應對全球化與信息時代的變化，對外慎用軍事手段（政治代替軍事主義）、加強對話交流和政治鈎通，擺正政治與經濟的主次關係（防止經濟凌駕於政治），維持西方民主盟友主導國際秩序的格局，阻止地緣政治平衡或國際權力重心向威權國家傾斜。 儘管全球「民主衰退」這壹命題得到了學界廣泛的關註，也反映了世界範圍內民主發展的現狀，但是有學者認為，全球民主在過去十年裡仍然保持了穩定，而且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還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民主衰退」不應是壹個全球性的普遍現像。 這也不無道理，西方老牌民主國家雖然了出現壹些衰退現象，但深厚根植於社會的民主制度與信念，仍然是其政治的主體與基石，民主在制度與思想上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衰退。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1989蘇東崩饋之後，全球民主確實陷入了壹個長期的停滯階段（2006年前後是壹個拐點），自由民主國家和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分別有所下降，如東歐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民主不是處於停滯狀態，就是發生了倒退。在穩定的新興民主國家，也遭遇了各種危機和困境，如選舉質量不佳和「非自由民主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而在老牌西方國家，民主的有效性與活力，以及對民主的自信，正在衰減。壹些重要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僵局之中，民眾對國會的認同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歷史低谷，競選費用空前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新低，極端思潮泛起等等。而威權國家是乎比以往更加頑固與堅持，甚至有意向世界輸出其東方制度模式，如中國與俄國。

　　過去，西方「民主鞏固」理論所確立的假設，如自由民主壹旦在壹個國家成為制度，這個國家就會壹直保持民主的狀態，即：國家壹旦形成民主制度、強健的民間社會和壹定程度的材富，其民主就牢不可破。而現在，民主國家卻遭遇了挑戰，民族民粹主義興起與極端政治情緒上升，給民主國家帶來巨大壓力，無法應對。這是社會、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產物。全球化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下滑、材富分配失衡和社會極端思潮的抬頭等等。這亦是人們對似乎誰都無法掌控的全球化進程所塑造的未來普遍感到擔憂的壹種反映。

　　這就不禁讓筆者提出如下老生常談但至今仍未有公論的問題：全球化到底是壹個自然發展還是人為的過程？它究竟可不可以被阻止或調控？全球化到底是更有利與民主的發展，還是更能助長威權主義的回潮與穩固？等等。

　　歸結來講，威權主義的歷史還沒有終結，自由民主制度並非壹旦建立就牢不可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與威權的博弈不是減低了，相反正在加大。民主國家必須正視這壹嚴酷的現實，不遺餘力地堅持和推動民主。民主的建設、完善和推廣將永遠在路上，不容絲毫的鬆懈與停頓。人生來雖然自私，但同時也生性追求公平與公正，這是民主得以建立與延續的人性基礎。

　　近二、三十年來世界民主發展的事實表明，民主在全球的推廣的方式與進度，只能是漸進的、政治的和切合實際的，而不應是激進的、軍事的和蠻橫的。如果民主的推廣者不了解非民主國家的歷史與地理，不了解這些國家的文化和管理者，僅僅用道德評判、經濟制裁和動用軍事手段來推銷民主，那麽民主的推廣者就會失去自身的政治高度和歷史文化的光彩，招致非民主、半民主國家和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精英們（包括反對精英）的反抗，甚至增強其威權政府與社會的團結，壹致排拒民主憲政體制與價值規範。

　　21世紀政治發展的軌跡是運動式的，而非直線性或定向性的延伸，它不遵循壹個固定和模式化了的途徑。不確定、難以預測，是21世紀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徵。專制的歷史尚未終結，民主也沒有走入絕境。

　　在當今世界政治發展中，壹切都是開放性和動態的，都在不斷地變化之中，不存在壹成不變的制度模式。民主是壹個探索的過程，僅靠政治抉定和意誌是不能建立壹個平穩和鞏固的民主社會的。民主需要不斷地維護和完善，沒有自動免疫或可以免遭威權侵蝕的民主制度。

中共政權垮台之後中國社會的社會福利的制度設計

作者 丁毅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引言

　　貧富懸殊，發生在任何國家都是棘手的社會問題；中國大陸官員貪腐和權錢交易而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這一問題尤為嚴重，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轉型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不管我們在憲政制度設計上有多麽精妙的考量，如果在轉型初期不能以公正和穩健的方式解決中共統治期間少數人聚斂的非正當財富的歸屬問題、在民主鞏固時期不能本着公平和中允的原則解決新增財富的分配問題，那麽不論是低收入階層對社會財富分配正義訴求的幻滅，還是高收入階層對高稅收基礎上的再分配政策的反對，都會削弱新生的憲政民主政體的穩定度。中國大陸民主轉型進程如果遭遇重大挫折，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所以中國民主力量必須認真對待包括分配正義在內的轉型問題細節，儘量作出充分的準備，力求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一次成功，讓中國人民永享自由和福樂。

　　平分不義之財和國有資產的做法，如蘇聯解體後全民領取股票以均分國有資產，在俄國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新興寡頭迅速主導經濟命脈，低收入者被邊緣化。中國不應行此下策。那麽，什麽是上策呢？筆者認為，以分配正義為目的、獨立於國家財政的「國民福利基金」，就是答案。沒收的不義之財和國有資產成為基金的資產，紅利用於福利分配。

　　一　基金的性質

　　近年來在國際金融界興起的主權財富基金（英文sovereign wealth fund），主要用於福利專款、外匯儲備和資源收益的管理。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來自石油收入），是一個極其成功的例子。中共的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都屬於主權財富基金，但前者羊毛出在羊身上，後者管理的外匯儲備因貨幣制度的特殊要求而頗受限制，都不適合直接用於財富分配。

　　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可行的方案，是以滿足分配正義的訴求為目的，設立全體國民分享的主權財富基金。「主權」二字，主要針對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投資，不必出現在基金的正式名稱中。考慮到基金分紅具有社會福利的性質，我們不妨稱之為「國民福利基金」。

　　二　基金資產的來源

　　筆者認為，國民福利基金的資產應當有三個主要來源：充公的不義之財，國有企業資產，國有資源收益。稅收則不宜用於補充國民福利基金資產。

　　（1）清算不義之財而罰沒的資產（包括非正當途徑斂財者自願交出的資產）。除現金外，還包括房地產、企業股權之類。

　　例如，貪官受賄而坐擁的數十套住房可直接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的房地產投資，基金可委託中介將住房出租以獲利，而不必變賣。轉型期間如果急於變賣罰沒的非現金資產，毫無疑問將衝擊市場，很容易導致富豪財團低價收購大量資產，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埋下隱患。這種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即已出現，中國必須吸取各國歷史的教訓，切不可急於變賣罰沒而來的資產。

　　涉嫌權錢交易的資產（例如溫氏家族的「二十七億」），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煳性，短期內或許難於決定歸屬，但此類資產以股份為主，所以可以凍結股份轉讓權（凍結期間的股份及其紅利由國民福利基金代管），留待合適的時機再作出妥善處理。這個緩衝期不但有助於規避轉型初期的情緒化傾向、促進最終的公平正義，而且有助於穩定經濟局勢，涉案企業的運營不致受到重大影響。上述程序，自始至終必須保持高度的透明，置於人民監督之下。轉型初期地方自治尚難以落實之時，各地人民團體對非正當資產的監督有助於自治的演練和公民意識的提高。

　　在一定的期限內，在不義之財尚未被發現或尚未被舉報的情況下，非正當途徑斂財者主動提交財產清單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似應給予一定比例的保留以作為鼓勵，具體的比例和條件不是本文討論的話題。保留比例一經確定，即應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縮減，至截止日期減小為零。此外，從提交清單到最後核算的一段時間內，清單上的財產應當由國民福利基金代管（盈利可在核算後按比例分成），以求最大公平。

　　考慮到地方層級的貪官主要在地方斂財，其資產被罰沒後是否應當屬於貪官所在地的居民而不屬於全體國民？筆者認為，地方自治層級在時機成熟之後也可以設立各個層級的福利基金，而且全國各地的清查工作必須依賴各地人員，但在轉型初期不宜急於區分全國與地方。國民福利基金可以設置地方分支，主要負責各地的清查工作，在這一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之後，國民福利基金在各地的分支機構就可以逐步轉軌為地方基金，在歸屬上獨立於全國基金，在運作上保持各級基金的密切合作。全國基金和地方基金的資產分割標準和比例，涉及官員流動性和對全國危害的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未來的民意，在轉型初期不必急於決定。

　　（2）國有企業資產。

　　政府作為公法人，並不等同於國家，也不等同於國民，我們可以說政府和國民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對立關係，即使政府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也不例外。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之所謂「國有」，本質上是全體國民所有，不應成為政府這一公法人的「私產」，其產權應當屬於國民福利基金。中國大陸近年來「國進民退」的結果，是國有企業利稅仍然佔據了中共政權中央財政收入的過半比重國企稅款固然可以用於政府開支，但國企利潤理應屬於國民，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紅利的一部分。

　　國有企業是否應當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是值得討論的議題，但絕不應當在轉型期間急於進行，以避免不必要的亂局。國有企業劃歸國民福利基金，是否會在應當私有化的場合妨礙私有化？答案很簡單：一方面，國有企業利潤歸於政府之「國庫」同樣有積重難返之虞；另一方面，私有化不應導致國民福利基金收入減少，不是把原本屬於國民的利潤讓與少數寡頭或一群股民，而是透過私人資本參股和市場化管理而實現雙贏互惠。

　　「國進民退」的現象，很大程度上與國有企業在某些行業的壟斷有關。民主轉型之後，目前被國企壟斷的大部分行業勢必逐步開放，屆時國企如果虧損或倒閉，怎麽辦？國民福利基金是否會因此而阻擋這些行業的開放？這些問題，下文再詳細討論。

　　（3）國有資源收益。

　　國有資源的所有權，同樣應當屬於國民而不是政府。政府可以對資源徵稅，稅後的資源淨利部分應當收歸國民福利基金。挪威石油資源支撐的主權財富基金，是極佳的榜樣，所以資源收益管理的問題在此不贅述。

　　不可再生資源的收益，應當主要用於本金的積累，附帶着還可以在基金紅利較少的年份拿出一部分直接用於福利分配，以保持福利金額的穩定性。可再生資源的收益應當在多大程度上用於福利分配，不妨留待將來討論。

　　資源的種類，除了顯而易見的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外，還包括社會資源，例如「節能減排量」。如果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政權決定以經濟槓杆控制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考慮到控制對象的受害者是國民而不是政府，那麽此類經濟槓杆即具有社會資源的性質，稅收之外的收益有必要納入國民福利基金，不宜由政府支配。

　　這裡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國企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在性質上是一種社會資源，應當作為國民福利基金所擁有的資源來處理。目前中國大陸國企壟斷的行業，絕大多數都需要巨額資本才能進入，不是個人創業者或小型私人資本能夠涉足的，如果貿然開放，最大的贏家將是大公司、大財團，有可能步俄國後塵導致經濟的寡頭化。相反，國民福利基金作為資源的所有者，可以用拍賣許可證的方式逐步開放這些行業，競拍的私人資本需要以現金或股權的方式對國民福利基金作出補償（關於拍賣的具體策略，可以參考美國政府運用賽局理論拍賣通訊頻段的做法，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由此獲得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這是一個雙贏的機制，不但引入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而且不損害國民福利基金的收益，長遠而言甚至可以增加國民福利。前面討論國有企業時提到的難題，由此得到化解。

　　具有資源性質的經營權，還涉及某些目前被禁行業的開放和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這些問題不妨留待將來再做詳細討論。關於後者，有必要指出，雖然中共在某些市場領域對外商的限制有違貿易自由原則，但這種限制所產生的資源不應忽視，中國未來的民主政府也不應白白放棄迫使外商分利於國民的機會。

　　待到各地福利基金設立之後，來自國有資源的一部分收益可以適當分配於資源所在地方，這個問題的細節不必在轉型初期急於確定。

　　（4）稅收和財富再分配問題。

　　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弗里德曼都認為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是必要的。弗里德曼進而提出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保障是有益的，他的具體方案是「負所得稅」制度，一定標準之下的低收入者不但不繳納個人收入所得稅，而且由稅務局倒貼現金以增加收入。這一主張已經在美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但是，不管是由稅務局直接辦理還是繞個彎子先納入國庫再由專門的福利機構辦理，來自稅收的財富再分配都可能造成「升米恩，斗米仇」的社會心理現象，筆者對此持保留意見。筆者認為，稅收用於國家機關的運轉和公益事業（包括教育、醫療等領域專款專用的福利支出），國民福利基金的紅利用於不限制用途的現金福利，就義理而言是最佳做法（就實際操作而言，現金福利的一部分是否需要來自稅收，可留待將來經由民主立法程序甚至修憲程序作出決定）。

　　從國民福利基金獲得的現金福利，由於全體國民對基金的共同擁有而天經地義，受益人堂堂正正獲得分紅，不會有心理負擔。而且，對這一福利收入適當徵稅（可採用低於其他收入的稅率）就使得每一位國民都成為納稅人，有助於培養國民的民主意識。

　　順便說一下，弗里德曼倡導最低收入保障的同時，也反對最低工資制度，但後一個主張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難以實現。國民福利基金的分紅，如果足以成為最低收入保障，就可以使最低工資制度成為不必要之舉，有助於增強勞動力市場的活力、增加就業機會。

　　三　福利的分配

　　筆者主張的分配原則極其簡單：全民平均分配！和古代的「人頭稅」相反，平均分配的國民福利基金紅利是一種「人頭福利」。前面說過，資源收益的一部分可以在金融投資年景不好的時候用於補充紅利，所以「人頭福利」可以維持相當強的穩定性。如果未來的民主決定是一部分稅款也用於財富再分配，筆者同樣主張平均分配，而且可以委託國民福利基金代為分發，在「人頭福利」的賬面上標明哪一部分來自基金分紅、哪一部分來自稅收即可。

　　這個簡單的做法，是否對高收入者額外照顧、對低收入者不公？答案也很簡單：只要在個人所得稅制度裡取消起始收入的免稅額，就不存在對高收入者的傾斜。在「人頭福利」作為最低收入保障的情況下，任何收入都應當納稅，不再享受免稅額（這樣做的一個附帶的好處是大大簡化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高收入者來講，「人頭福利」只不過是取代了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額；對低收入者來講，現行稅務制度下收入如果低於免稅額就無法享受免稅額的全部好處，代之以「人頭福利」則受益更多。

　　福利制度也可以大為簡化。例如，只要「人頭福利」高於「低保」，後者就可以取消，不再採用主觀性的低收入標準。任何主觀標準都有很大可能造成機構的臃腫，並為官員腐敗和受益人「鑽空子」提供溫床；「人頭福利」則不然，完全採用客觀化的標準，可以確保機構的精幹、手續的簡明。此外，與收入掛鈎的福利制度（如前述「負所得稅」制度）勢必導致掙錢越多福利越少，直至減少為零，從而在「貧困線」上下的一定範圍內打擊低收入者的就業積極性，導致許多人為了吃福利而或者不願就業、或者謀求「灰色收入」；「人頭福利」則完全不存在這一弊端，而且減小了「灰色經濟」的誘惑力，有助於經濟結構的健康。

　　「人頭福利」的另一個重要優點，在於對城鄉差別和地域差別的調劑。同樣的福利收入在低消費地區有更大的購買力，可以緩解城市膨脹的壓力和貧困地區的人力流失，有助於均衡發展。考慮到邊疆民族地區消費水準普遍偏低，全國「人頭福利」在效果上形成了對這些地區的經濟扶植，有助於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消費水準較高的地區，可以透過地方福利基金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福利制度解決當地貧困人口的福利問題，作為對全國「人頭福利」的補充。

　　為避免多生子女以領取福利的現象，未成年人之「人頭福利」有必要採用特殊的方式，例如營養和教育方面專款專用。值得指出的是，全民的幼兒學前教育可以透過國民福利基金而實現（不應強制進入國立的學前教育機構，而是應該給家長以選擇，包括在家長通過資格考核的前提下在家進行幼兒教育這一選擇）。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嬰幼兒時期的撫養和教育如果得當，對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後的社會行為有極大的裨益，所以這方面的投資是極其重要的，或許這就是通向人間樂土的鑰匙。

　　被定罪而在押者，監禁期間的「人頭福利」可強制劃歸監獄系統以沖抵開支。監獄開支在發達國家是政府的沉重負擔，來自國民福利基金的款項有助於降低政府赤字，使政府能夠專注於公益事業。

　　僑居海外的國民，是否應當享有「人頭福利」？這個問題，相較於國民福利基金的整體是微小的部分，似可採用大度而不失公平的態度處理之，但在雙重國籍的情況下似應考慮停發福利。

　　還有一個引申的問題值得討論：如果高收入者把「人頭福利」作為額外的收入而存在福利賬戶內，低收入者卻不得不動用福利款，長期下去是否形成分配不公的心理效果？儘管就理性分析而言這種區別談不上不公平，但是人的心理無法完全訴諸理性，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在制度上促使國民直接使用福利款，例如福利賬戶零利息（可以用免除管理費作為零利息的理由）。雖然有些人把福利款轉出福利賬戶之後還是存了起來，但是在表觀效果上減少了貧富對立（在福利賬戶上留有餘額的高收入者甚至可以說是吃了零利息的虧），所以應當能夠避免或緩解上面討論的心理現象。此外，勢必有許多人覺得福利款是白來的錢財，因而樂於把福利款消費出去，這就對全國各地的經濟形成了正面刺激，所以說「人頭福利」的經濟扶植效應不限於貧困地區和邊疆地區。

　　另外一個問題不涉及福利但與轉型正義有關，即對中共暴政受害者的補償。就性質而言，這種補償屬於國家賠償，可以從國庫撥款。但是，為了鼓勵新政權全面否定中共專制政權、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為了避免新政權的有關部門由於財政壓力而在補償問題上兩頭不討好，筆者認為可以考慮由國民福利基金而不是新政權的國庫負責承擔政治性的國家賠償。既然把中共統治下貪官聚斂的不義之財納入國民福利基金，反過來由國民福利基金負責對中共受害者的賠償也很可能易於為國民所接受。為中共暴政受害者提供合理的補償，有助於社會和解和憲政鞏固。

　　四　基金的管理

　　國民福利基金作為屬於全體國民而不屬於政府公法人的經濟實體，在管理上應當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可比照「美聯儲」的標準。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國民大會，由身份為「民」的國民代表組成，是一個非常設的議事機構，超然於政府之外，在操作上可以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的負責對象。

　　國民福利基金資產的現金部分，切不可進行瑣碎化的單隻股票跟蹤投資，一方面是因為瑣碎化的投資勢必造成機構臃腫並滋生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學界的研究表明所謂「理財」和大盤相比長期平均下來的效果基本上歸零（甚至比不過大盤）。現金的股市投資，必須以全球各大股市的指數基金為主，或許可以依據一定的標準跟進某些首發股（IPO）。在這一原則之下，國民福利基金的金融投資管理人員編制可以極其小型而高效。

　　國民福利基金所直接擁有的股權，包括罰沒的不義之財中的股權部分、原國有企業的股權、開放國企壟斷行業時拍賣許可證而得的私企股權、跟進某些首發股而買入的股權等等，不應導致基金管理層干涉企業運作。最佳的做法，是基金只能作為被動的持股人，讓基金持股的各個企業按照市場化的私營企業方式來運作。基金管理層可以制定一定的標準來決定減持某些股票，但不應增持，以避免瑣碎化的投資。減持的標準應當儘可能客觀化、長遠化，以避免腐敗。

　　國民福利基金在全國各地的不動產（主要是罰沒的貪官房產），可以委託各地的地方福利基金代為管理（當然，這種「管理」指的不是由地方福利基金直接負責出租房產，而是由地方福利基金與房產中介打交道，運用市場化機制間接管理房產）。反過來，各地福利基金的現金部分似應委託國民福利基金進行投資，以避免各地分散投資造成的人力資源消耗，並避免腐敗。

　　結論

　　國民福利基金，將國民共有而分享的財富與政府公法人直接控制的國庫區分開來，有助於實現分配正義，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時期還可以承擔起落實轉型正義這一歷史任務，並起到極其重要的緩衝作用。大陸人民普遍存在分配正義的訴求，這一訴求的滿足，將有助於民主轉型的順利進行。

　　本文只討論現金福利。至於教育、醫療方面的福利，可以透過稅收來調節，而且應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不由政府包辦（例如學費代金券制度、醫療專用賬戶制度等等），暫不討論。需要提及的是，筆者認為來自國民福利基金的現金福利不應與醫療福利直接掛鈎，醫療福利應另行處理，否則這會成為一個無底洞，使現金福利失去應有的意義。至於應當實行什麽樣的稅收制度，這與貧富差距問題有密切關係，但稅制改革並不是民主轉型初期的迫切任務（為了經濟秩序的穩定，在轉型期間甚至可以大致沿用中共政權的稅制），所以除了以「人頭福利」取代個人所得稅免稅額之外，稅制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提出了民生主義，試圖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生福利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由於時代局限，孫中山的具體主張不可能照搬於今日。為之提供補充，在自由和公正的原則之下實現促進國民民生幸福的理想，成立國民福利基金是不錯的選擇。

　　後記

　　筆者在提出了國民福利基金的設想之後，有幾位朋友提出質疑。

　　質疑之一：國民福利基金如果真的行得通，為什麽美國沒有這樣做？

　　答：美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數百年來私有經濟一直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不義之財和國企壟斷。如果在美國設立國民福利基金，自然資源收益將是主要來源。但是，僅憑自然資源收益，在美國這樣的大國遠遠不能滿足最低收入保障的需求，福利制度勢必在極大程度上訴諸稅收。

　　中共的統治，不但產生了大量的不義之財，而且國家對重要行業的壟斷所帶來的一個正面效果就是壟斷行業經營權成為一種國有的社會資源，使國民福利基金的設想在中國具有更強的可行性。

　　事實上，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結構可以說是設置國民福利基金的最佳時機：適於小型私人資本自由競爭的行業早已開放經營，具有較大盈利空間但需要雄厚資本的行業多為國企壟斷。反過來，在小型私人資本和股份制尚不發達、「公有制」全面壟斷社會經濟之時，各行各業對私人資本的開放如果採用拍賣許可證的方式就會限制許多行業的自由競爭，也就是說為時過早；待到國企壟斷行業已經全面開放之後，就錯過了迫使大型財團分利於民的機會（可以分利於「官」，即稅收歸政府所有，但這並非良策）。

　　質疑之二：國有資產由國民福利基金接管而不是全民分股，是否不符合自由主義原則？

　　答：首先，所謂全民分股，至多給每一個國民略微增加一點買賣股票的自由，和整體的經濟自由相比微不足道。其次，一個人預期能夠得到的「人頭福利」在經濟運作上可以成為抵押物（當然可以立法禁止，但在實際操作上是無法杜絕的，不如不禁），而且和全民分股之後的股票買賣相比具有一個重要的優勢：股票買賣的效果是永久性的，賣出即永遠失去，買入即可永遠持有，容易造成財富的聚斂和經濟的寡頭化；「人頭福利」則隨着一個人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不具有永久性。

　　誠然，全民分股的做法在捷克這樣的後共小國取得了成功，但在俄國的失敗是俄國目前經濟寡頭化、人民麻木化、政治威權化的原因之一。如果在中國大陸實行全民分股，成功了當然好，一旦失敗，會有什麽後果？分股之後最急於變賣股票的是經濟上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如果他們變賣股票之後追悔莫及，如果新政府無力控制通貨膨脹而導致變賣股票得到的現金迅速貶值，他們是否會對新生的民主政權產生反感和不認同，進而危及憲政民主制度的鞏固？我們難以估量全民分股做法的勝算，但無論如何不可能有100%的勝算，那麽，我們能夠承受失敗的風險？

　　提出上述質疑的那位朋友考慮了全民分股的政治風險之後，認為自己雖然是堅決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不願看到分股失敗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危害；為了確保中國民主轉型的成功，他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從絕對的自由主義立場退讓一步，放棄全民分股的主張，轉而支持國民福利基金接管國有資產。

　　質疑之三：「人頭福利」是否會滋生懶漢？

　　答：沒有「人頭福利」，懶漢仍然是懶漢，君不見身強力壯的乞丐？有了「人頭福利」，尤其在其他福利制度進一步完善之後，人們對行乞行為的態度也許會大為轉變，乞丐數量很可能大為減少，而且不法乞丐殘害兒童以騙取同情的現象很可能得以杜絕。

　　質疑之四：國民福利基金在小國也許容易操作，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是否難以操作？

　　答：在大國自然難度更大，但是，在不義之財清查問題和國有企業歸屬問題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國民福利基金這一方案值得一試！尤其在轉型期間，國民福利基金所起到的緩衝作用是極其有益的。待到清查不義之財這一歷史任務完成之後，如果國民福利基金運轉不暢，那麽還有機會改為全民分股。但是，如果一開始就進行全民分股，以後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所以，國民福利基金至少可以成為轉型期間的解決方案。如果長期運轉良好，國民福利基金將為民生提供持久的保障。

中共政權對社會資訊的鉗制

作者 張智斌 寫於 二零一九年

　　觀察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和壹系列的抗議活動，給人印象深刻的不僅僅是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遊行場面，而是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他們面對警方用武力“強力維穩”，表現出的那種智機勇敢、有理有節、足智多謀的應對，即便是在遊行抗議被法定為公民憲法權利並隨時可以付諸實施的成熟民主國家裏，也未曾見過有像這次香港民眾這樣組織有序、運行自如的。這充分說明了遊行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在文明開放社會裏利用信息流通自由的便利條件，在策劃、組織、實施、參與和細節的處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反，香港警方的應對卻讓人不敢苟同，顯得雜亂無章、處置失當，暴力過度，行為失范，已經逐漸失去成熟法治社會警方處事的基本原則。

　　再看近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較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抗爭中，由於民眾缺乏信息獲取和流通的基本條件和出於對秋後算賬的恐懼，絕大多數的抗爭活動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組織者和理智成熟的參與者，群體事件往往以利益受到侵害始，尚未形成規模便被強力維穩終。這裏壹方面是維權的組織者（如果有的話）和參與者都無法享有信息通暢、新聞保障等基本的法定權利，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權利被當局刻意阻斷，通訊和交流甚至被用作確定“肇事者”甚至是定罪的線索和證據，另壹方面由於民眾無法獲取遊行抗議組織和行動等方面的相關信息和有關案例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同時也很少有維權者想研究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因此絕大部分的維權抗議行動幾乎沒有太多的策略和技術可言，維權和抗議還停留在“摸黑”中進行，因此也根本談不上去總結經驗和教訓了。這與已經對維穩的策略、手段和後果進行深入研究、武裝到牙齒的強大維穩隊伍相比，當然無法與之抗衡了。

　　這次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可以說讓大陸的維權人士大開眼界。在“反送中”遊行抗議中，從技術層面上說有太多可圈可點之處，但其中的重中之中，還是在信息開放社會中維權和維穩雙方在信息對稱條件下各自利用和駕驅信息的能力之間的博弈。這裏所說的信息對稱，是指維權和維穩雙方在獲取信息、篩選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發布信息等方面，具備基本相同的條件、權利和義務。

　　除了近年來才出現的攝像頭監控和大數據處理外，我並不認為中國大陸的維穩力量對國內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監控方式和手段是先進的。所謂的人臉識別系統，至少至今還沒有相關的報道可以證明在監控敏感人員時這個系統已經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與之相反，在各類維權事件的圍、查、堵、截中，人海戰術還是在起主要作用。雖然有不少新聞報道了人臉識別系統對馬路闖紅燈的行人實時檢索後公布身份證號和對行駛中的車輛顯示車牌號碼、車主信息等示例，但這樣的例子針對的往往是近距離的單個或少數目標，而並非在茫茫人海中進行廣泛對比後實時捕獲設定的目標對象，因為這種實時對比的工作量是非常龐大的，就算是壹臺高性能的計算機，也很難在數秒之內完成對比計算，而人流卻在時時刻刻不斷流動變化。這也是為什麼警方至今無法利用人臉識別系統來尋找確認失蹤人員和被拐兒童的原因所在。最近還有不少關於警方在地鐵中大規模檢查旅客身份證、手機的新聞報道，事實上也佐證了這樣的判斷。這幾天的新聞中還報道了步態識別系統，事實上關於步態識別系統，在幾年前就已經有過報道，還壹直處在研究之中，但至今並未見到有實質性的突破。因此，現在新聞中普遍誇大人臉識別等系統的作用，我認為主要目的還是着重於對那些不想“安分守己”的人員起到壹定的震懾作用，從心理上達到維穩的目的。

　　為什麼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維穩力量對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監控方式和手段不是先進的呢？因為如果妳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消亡前的歷史有所了解，那麼妳會驚訝的發覺，現在中國大陸對付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手段，與三、四十年前這些共產主義政權對待他們的人民所採取的方法，是驚人的相似。可以這樣說：現在中國所用的那些維穩手段，除了隨着時代進步出現的計算機、數字和網絡相關的技術外，所有的傳統手段，都是中國的維穩專家們研究了蘇、東的經驗和教訓後，從他們那裏學來的現存“舶來品”。

　　可以說，在柏林牆倒塌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已經把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的維穩事業形成了完整的理論，並將之加以技術化和制度化。如果說蘇聯布爾什維克和“克格勃”（KGB）的手法僅僅是依靠恐怖、暴力和血腥的話，那麼東德“史塔西”則把維穩做得如同德國人製造“奔馳”汽車壹樣，在細節上都考慮得“精妙絕倫”。

　　梁啓超曾經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痛哭也。”事實上，如果妳真的了解了東德政權的“防民術”，那麼妳再看今天他們還在用人家幾十年前就已經不想再用的老辦法，還真是覺得哭笑不得。其實，維穩也是融入民族性的，在壹個到處是假冒偽劣、低級庸俗和不思進取的國家裏，就連國家機器的維穩手法都是粗製濫造、山寨來的，還要摻假使雜、栽贓枉法，這也真的膩太讓人失望了。

　　在東德政權崩潰前，德國統壹社會黨首腦們最大的心願就是維持國家的穩定。這所謂的國家穩定，其實就是他們手中權力的穩定。為了這樣的穩定，由“史塔西”實施的對德國社會各階層的控制簡直是細緻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這在The Lives of Others（《竊聽風暴》，又譯《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已經展示得淋漓盡致。這部影片的主題情節是虛構的，但敘述事件的來源和細節卻都是出於真實的史料。影片的片頭便交代了該片主角之壹秘密警察豪普曼·葛德·魏斯樂（Hauptmann Gerd Wiesler）上尉對壹名幫助他人逃離東德的227號嫌犯進行疲勞審訊的場景和他在波茨坦秘密警察學校上課的片段，從中可以看出“史塔西”對維穩心理學的細緻研究和對秘密警察的嚴格訓練。

　　魏斯樂對學生講課時說道：“如果嫌犯無罪，他會越來越憤怒。由於受到不公平對待，他會咆哮，甚至暴怒。如果有罪，不是越來越鎮定、沉默，就是痛哭流淚，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來這裏。確認有罪和無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間斷地重復審訊。這個例子中他的供詞每次完全相同，壹字不差。說實話的人會用不同的句型和詞彙說出相同的事實，而說謊的人卻早就準備好了壹套說詞，在強大的壓力下，他只會重復這些詞句。由此可知，227號在撒謊。”——這是“史塔西”對人的心理上的掌握和控制。

　　在這部電影中，還有壹個細節，就是東德政權是怎樣監控“打字機”的。“思想”和“真相”是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喚醒人民大眾的源泉和清醒劑，文字獄則是專制獨裁政權用以抹殺“思想”和“真相”的法寶。為了控制思想的萌芽和真相的傳播，“史塔西”不但對書寫的筆跡學研究得入木三分，他們甚至還對出廠的每壹臺打字機上的每個字母都預留了打印痕跡的對照檔案，並實施購買實名制。“史塔西”有專門的專家研究打印字母的痕跡學，如果有必要，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分析確認每壹篇文章的原稿究竟是出於那壹臺打字機，從而通過打字機去追蹤到文章的作者。電影中研究打印機的專家為“史塔西”分析得頭頭是道，異議作家寫作不得不使用從國外帶入的打字機，來避免“史塔西”的迫害——這是“史塔西”對物質及其規律的掌握和控制。

　　也就是說，以上壹個是對人的掌控，壹個是對物的掌控，反映出了早在三、四十年前“史塔西”對人和物的分析、研究，採取的策略和方法就已經達到了幾乎完美的程度，這在沒有計算機和數字、網絡技術支持的年代裏，在技術上要達到這樣完美的境界，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而直到今天，壹些強有力的獨裁政權在採集證據時所使用的“技術”，除了藉助現代信息技術和不計成本的人力和金錢外，在基礎技術上除了酷刑還是酷刑，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可見其維穩的手法是多麼落後。

　　維穩的手段就是控制。“史塔西”對異議人士制訂黑名單，並不斷進行更新；他們派人對異議人士的住處進行晝夜不間斷的監視、看管和實行軟禁；他們到處安插便衣、眼線收集情報和證據；他們準備了大量的巴士裝載遊行抗議的群眾然後把他們運走；他們用高壓水炮衝擊抗議的人群，用催淚瓦斯和警棍鎮壓抗議的群眾……這些大家都已經看得夠多了，很眼熟吧？在還沒有遍地監控器的時代，“史塔西”還在高壓水中加入不褪色的顏料，這樣被高壓水炮沖涮後，參與抗議的人們不管逃到哪裏，他們都可以在事後把妳辨認出來抓捕妳，夠聰明吧？在萊比錫大遊行前，東德政權甚至為了血腥鎮壓把醫院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監獄都撤空了，有報道甚至說連裝屍袋都已經備足了，所有的準備工作開展得既細緻又有序。柏林牆倒塌前，東德政權這樣做；天鵝絨革命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權也這樣做，但最後他們都擋不住人民的力量，都放棄了繼續鎮壓下去的意願，因為他們還能明白，壹旦人民覺醒了，什麼力量都無法撲滅這樣熊熊燃燒的烈焰。再看看同壹時期的北京“六四”，他們出動軍警鎮壓，根本就談不上細緻的計劃、準備和步驟，壹切都是在無序和混亂中進行，只是手段更加野蠻和殘暴而已。

　　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維穩手段主要還是採用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普遍使用的那些手法，而且這些手法已經被證明並不“Work”。唯壹不同的是，由於國土面積狹小，當時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無法封鎖西方民主國家無線電廣播、電視節目的自由傳播，即使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也無法做到把信息隔斷，實現繼續把人民蒙蔽下去的目的，從而也無法避免人民的覺醒，最終造成專制體系徹底崩潰的結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專制的國家裏，能不能把信息隔斷已經成為專制政權是否能夠把這樣的政體繼續維持下去的先決條件。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再看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和抗議活動，在信息基本對稱的情況下，即維權和維穩雙方在獲取信息、篩選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發布信息等方面具備基本相同的條件、權利和義務的條件下，香港民眾很容易就能搞清楚“送中”條例會在現在和今後對自己和香港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結果，並依此作出支持還是反對的判斷。當廣泛的民意無法通過法定的權利去影響政府和立法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他們手中還有最後壹張合法維權的王牌，那就是遊行和抗議。由於民眾中不乏專家裏手和各方面的人才，在信息通暢的情況下，他們的才智可以得到高效的傳播，人民可以自由地從中獲取各種有價值的信息，而不是處在“摸黑”的狀態下盲目行事，從而幫助民眾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和訴求，並將之訴諸於行動。壹旦人民的力量被廣泛調動起來，那麼任何再強大的維穩力量都無濟於事，無法阻擋——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當200多萬港人走上香港大街時那種壯觀的景象。如果換成壹個信息無法自由流通的地方，人民還完全處於迷茫和愚昧之中，那麼妳看到的景象或許會截然相反，當他們面對自己的權利被侵占、被剝奪時，他們的選擇卻不是共同站出來，而是壹批壹批的跪下去。

　　在這次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中，有幾個可圈可點的細節必須要說，這在以往全世界的遊行抗議歷史上聞所未聞的，那就是香港民眾尤其是香港青年那種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勇氣。除了香港民眾和青年對香港的未來表現出識大體、明大義的擔當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意識外，他們在細節的處理上更是表現出令人耳目壹新的、將智慧、勇氣和合作精神融合成壹體的那種能力。而在信息能夠得以自由流暢的情況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不斷傳遞、成倍放大，但鎮壓的方法和手段因為懾於監督曝光而必然會受到法律嚴格的限制。下面不妨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壹、“反送中”遊行抗議中香港青年對付催淚瓦斯的智慧和信息傳播的作用。

　　“油管”（YouTube）上有壹個“反送中”遊行抗議的視頻，畫面展示了壹群頭戴安全防護帽、佩戴防瓦斯眼鏡和口罩的青年們，人手壹瓶大號礦泉水，面對警方扔過來正在冒煙的催淚彈，他們不是四散逃跑，而是迅速圍上去用手中的礦泉水將剛開始冒煙的催淚彈澆滅。 路透社記者也拍攝了壹張香港青年對付催淚彈的照片，非常走紅：畫面上壹位手握網球拍的青年面對着警方投來的催淚彈，揮拍將還未落地的催淚彈反擊回去。

　　從這些視頻和照片中可以看出香港青年過人的才智，這在全世界遊行抗議的歷史中，在新聞報道中，還真的從未出現過如此的對抗方法，這比起之前在“雨傘革命”時單純地用雨傘防禦警方噴灑的辣椒水又前進了壹步。在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環境中，香港青年對付催淚瓦斯的智慧也勢必會對他人產生深刻影響，讓今後參與遊行抗議的人們獲得經驗和知識，去應對警方的各種鎮壓。視頻巨量的點擊就已經說明了這壹點，香港青年的智慧和勇氣將會對後人產生長久和深遠的影響。

　　二、警察違法的代價和後果以及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評價信息是否能夠自由流通，有壹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新聞媒體能不能夠依法進行不受權力和利益干擾的自由報道。任何專制政權在對人民的示威抗議進行殘酷鎮壓時，幾乎無壹例外會驅趕自由媒體的記者，只讓權力掌控的媒體進行歪曲報道，來混淆視聽。新聞自由是衡量壹個國家和地區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沒有新聞報道的自由，就不會有公正的輿論和清明的法治環境。長久以來，香港壹直被國際社會公認為亞洲法治的典範之壹，由於篇幅關係，在此我並不想涉及目前香港法治狀況這個大話題，但在這次“反送中”遊行抗議中，香港警察的表現確實存在不少失范的地方，譬如有媒體報道警察未舉警告旗幟就向抗議的公眾發射催淚瓦斯，以及近距離直接向示威者頭部射擊橡膠子彈和過度使用暴力等違反法律規定的事件發生。還有壹個廣泛傳播的視頻，壹位外國攝影記者用英語對着正在發射橡膠子彈的壹群警察高聲喊道：“妳們向媒體記者射擊了，妳們打了媒體……這裏是香港，還不是中國，目前還不是！”

　　在真正實行法治的國家和地區，面對示威抗議的公眾，警察任何超越法律的行為，都存在可能被訴諸法律的風險。警察面對保持中立、客觀報道的媒體記者，他們的壹言壹行都有可能被記錄在案，成為呈堂證據和引爆輿論的焦點。因此，自由媒體是監督執法者最為有力的武器之壹。公權力任何背離法律的行為和過度使用暴力，不但會進壹步加深與民眾的對立，甚至還會造成社會不同程度的撕裂，使得維穩和抗爭雙方的暴力傾向趨於更加嚴重的程度。正因為此，自由媒體客觀公正的報道和監督，會使得違法者（無論何方）受到輿論的譴責並遭遇信譽危機，由此促使各方不得不保持克制，趨向理性和守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聞自由，也是保持社會良性運行的穩定劑。

　　三、信息自由傳播下的示範作用和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對內地維權運動的影響。

　　這本身就是壹個很大的話題。相對來說，香港是壹個信息自由的地區，而中國內地則是壹個信息封閉的區域。在信息時代，雖然長城防火牆可以有效隔斷信息的雙向自由流通，但隨着越來越多的內地青年使用“翻牆”軟件和個人自媒體，信息的“管涌”卻防不勝防。這就像是築起的壹道防洪大堤，大堤內外水位落差越大時，大堤所受的壓力也隨之增大，當管涌到處不斷出現時，大堤崩潰就是遲早的事情。

　　討論這個話題，這裏我只想簡單地舉兩個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這次在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中，有段熱播的視頻，就是壹個身材單薄的小女孩勇敢地背對着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而坐。這段視頻感動了無法計數的觀眾，也獲得了無法計數的點擊量。還有另壹段熱播的視頻，是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之後，最近湖北武漢陽邏抗議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維權抗爭。壹個並不強壯的青年男子，勇敢地面對着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坐下，隨後又有幾個青年戰戰兢兢地跟進坐下。因為這些青年面對的風險，與香港小女孩相比，簡直無法同日而語，所以這段視頻同樣也感動了無法計數的觀眾，也獲得了無法計數的點擊量。雖然我無法確定這兩段場景頗為相似的視頻裏的那幾個男主角，事前是否看到過香港女孩的那段視頻，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越來越多的這樣的視頻被廣泛傳播，在維權抗爭中會勇敢地站出來的人也壹定會越來越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由此可見，即使在壹個信息封閉的環境中，只有小部分的人才能夠通過“翻牆”去了解外部的信息，但這也無法完全阻斷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活動對內地維權運動產生的影響，讓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

　　綜上所述，從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維權和維穩的較量中可以看出，維權和維穩雙方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面對民眾的抗爭，任何違背民意的強力維穩都會遭遇無法擺脫的困境，這便是人人皆知的古訓“民意不可違”。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每個專制獨裁政權都如出壹轍地控制媒體出版、阻斷信息自由流通。但即便是這樣，也沒有壹個專制獨裁政權可以做到長治久安的，這正如林肯所說，妳可以在部分時間裏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全部時間裏欺騙部分人，但妳無法做到在全部時間裏欺騙全部的人。

中共政權的政治邏輯

作者 張博樹 寫於 二零一零年

　　本文根據我的《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壹卷最後兩章改寫，幾年前就曾發表於互聯網，本無需再拿出來。但近來國內左風陣陣，大有越演越烈之勢。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令體制內外憂國憂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連篇發出的反憲政檄文，讓人覺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充斥了大量毛式語言的反腐敗舉措（諸如重彈“兩個務必”、“作風”建設、“照鏡子、洗洗澡”之類），更是在令人啼笑皆非之餘，讓世人生出無限慨嘆！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壹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壹點：第壹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是馬克思評論路易.波拿巴時說過的話。本文也引證了這句話用來說明中國共產黨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嬗變軌跡。然而，面對“十八大”以來中共新領導層的所作所為，我們又當說什麼呢？還是把這篇舊文重新拿出來，權當給黨國新舊大佬們上壹課吧。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壹個持極端主張的人，這28個命題的歸納也強調在歷史的過程中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的批判。它本來的意圖是重塑史觀，但面對當下現實，我希望這些文字也能對理解那些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黨國現象，有所助益。

　　本文試圖勾勒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製作為中國現代專制主義主要構造的基本邏輯。這項工作所依託的理論基礎是我在另壹個場合提出過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應該遵循的總體化原則。總體化分為三個層面：第壹個層面（基礎層面）是社會進化的壹般邏輯公設和現代社會轉型中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包括憲政民主體制、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建構。第二個層面（中間層面）揭示文化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影響，就中國而言，主要指延續數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制約。第三個層面（現實層面）則是指經由俄國革命中介的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後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現實構造。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全部秘密、它的復雜性和內部張力就體現在總體化上述三個層面的相互關係之中。

　　本文共分三節，前兩節從總體化的現實層面談起，分別討論極權主義階段和威權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及基本特徵，最後壹節則把總體化三個層面的要素壹並納入研究，在那裏，我們將獲得理解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之意識形態根源、文化根源、它所造成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制度扭曲、它的未來命運或演化趨勢等問題的更廣闊的歷史視界。

　　中共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

　　20世紀發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曾聚集了壹代人的夢想，不僅是強國之夢，更是社會改造之夢。社會改造的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作為手段）和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遠景（作為目標）。雖然嚴格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方面的成功並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結果，但這並沒有否定黨的領袖們確實在按照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勾畫“新社會”發展的藍圖，也沒有否定列寧主義的政黨組織形式和政權建構模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模彷的基礎摹本。

　　然而，如果說俄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壹個兼具東方專制色彩的歐洲民族結出的異樣果實，那麼中國革命更是在壹個古老得多的、更純正更典型的東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進理論的結果。這個嫁接所蘊含的悖謬與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歷史扭曲，只是到了其後果已經極其嚴重、它對整個民族的危害已經昭然若揭時，才被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壹黨專制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病理性變異。

　　如果我們把現代專制主義定義為“以公共意誌的名義對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雙重否定”，那麼就中國而言，這種否定是通過黨專制的制度形式實施並體現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並不缺乏道德激情。事實上，對勞動者苦難的同情，對壹個公正社會的強烈憧景，乃是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幾代共產主義革命者共同的道德基礎。馬克思主義也並不否定民主，但它認定“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高級的民主，實現這種“民主”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要追求的目標。這樣，制度現代化意義上公共權力的建構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變成了“階級專政”的建構。而當“黨”被理解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時，“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壹黨專制）就是邏輯中的必然。中國共產黨人既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專政”的理想，又學到了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建構和國家建構的全套功夫，則中國共產黨掌權之日必是壹黨專制生根、開花、結果之時，自然就確定無疑了。

　　從中國現代史的演進過程看，公共權力的建構本來並非只有“黨專制”壹途；歷史如何在特殊的現代化之“後發外生”的語境內、在相互作用又相互衝突的種種要素的夾擊下扼殺了中國尚在襁褓中的憲政民主，是另外壹個重大課題，這裏暫且不表。中國的“黨專制”也並非只有共產黨壹家獨有。事實上，早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執政的國民黨就已經在“訓政”的旗號下實行了多年的“黨治”。但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的是，它只學習了蘇俄的“以黨治國”原則（還學習得很不到位），卻拒絕蘇俄的“階級專政”說和馬列主義“共產”社會理想。國民黨是信奉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的，而三民主義中有壹條就是“民權主義”。最終實施憲政、從而“還政於民”的承諾使國民黨的黨專制既不夠徹底，也不夠典型。唯有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社會革命綱領，又掌握了列寧主義政黨和國家建構的根本精髓，並把它進壹步發展，達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乃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制才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它比國民黨的“黨治”發展得遠為成熟且徹底，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遠為深刻和長久。

　　從大的時間尺度講，20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基本任務本來是進行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與共產主義革命攪在了壹起，是壹種歷史性不幸。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乃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可怕的病理性變異。“病理性變異”在這裏首先意味着作為黨專制之邏輯起源和發生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身就含有致病因子，這些致病因子和中國特殊歷史社會條件的結合，勢必導致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的異化。當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階級”的範疇內解釋“人民”，甚至把它寫入憲法時，對人民主權的抽象肯定已經變成了對國民主權和公民權利的現實否定。這樣，不管中國共產黨第壹代創始者心懷多麼崇高的社會理想，黨專制的既定邏輯決定了這套體制實施的結果必定是對原初理想的背離，是對現代社會轉型本應達致的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建構的雙重否定。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在實施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時，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會外化為黨專制的巨大結構拉力，迫使社會全面走上極權體制的軌道。

　　革命和革命勝利之初的烏托邦理想多不乏質樸與真誠。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實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變革，會呈示為黨的領導人自覺的主觀認知。黨專制的力量在於它能夠以千斤壓頂之勢義無反顧地推進這種變革，並時而笨拙、時而巧妙地把烏托邦追求的目標和烏托邦實踐的手段結合在壹起。本命題中尤其要註意的是“結構拉力”這個提法，它意味着黨的社會改造理念會以制度建構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景的社會結構格局。在這個由某種“崇高”理念支配、帶有人為色彩和“超前設計”特徵的社會改造行動中，壹切原有的、不符合黨專制原則的社會結構因子都將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進行中的制度轉型也將被強行終止，而納入到黨所劃定的“新的”軌道中。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比如說——何以中國在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憲政民主實驗、已經積累了民主轉型諸多經驗的背景下，仍然最終落入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巢臼。中國與俄國不同。俄國的現代社會轉型雖然早於中國，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二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卻是在壹年之內這個很短的時間間隔中發生的。中國則在推翻帝制後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民國各個歷史時段的民主建設歷程。歷史甚至提供過這樣的機會，讓國共勢不兩立的兩大政黨坐在壹起按照“西方”的原則共商國事——這正是從“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史實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今天的人們常常指責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革命勝利前夕的大度與承諾，致使現在的“民主黨派”和“政協”成為壹具具行屍走肉，成為壹堆好看而沒有實際用處的“花瓶”，殊不知這正是以“階級專政”為理念的黨專制必然導致的邏輯結局。“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中途夭折也必須作如是觀。從中國共產黨所秉承的社會改造理念看，用“黨的最高綱領”取代“最低綱領”是遲早的事。壹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黨怎麼能容忍“資本主義因素”在經濟結構中的長期存在呢？在這個意義上，不管黨的領導人在“過渡時期”長短的理解上有多少差異，承認“公有制”必須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必須取代“資本主義”卻是所有共產黨領袖的共識。這就是黨的理念所具有的力量。

　　恰恰是這種力量和它所擁有的制度化手段，把1949年後的中國送入了極權主義的絞肉機。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3：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宰制力量，通過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

　　黨專制的基本特徵是黨的組織建構與國家政權建構的融合，“黨”成為凌駕全社會之上的絕對的宰制力量。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名義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重大“立法”行動或“選舉”行動，都必須體現“黨”的意圖；它的唯壹使命則在通過合法形式使“黨”的旨意變成國家意誌。國務院則是負責落實“黨”的旨意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樣的職務必定由黨的領袖中的重要人物擔任。在黨專制條件下，司法獨立是談不到的，因為各級司法部門都必須服從黨委的領導。新聞獨立、教育獨立之類也是根本談不到的，因為在黨專制體統中，它們都不過是貫徹“黨”的意誌的工具而已。

　　中國共產黨尤其致力於把黨的織體深入到每壹個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組織，深入到工廠、鄉村、學校、街道。黨的細胞遍布社會的各種肌體、各個角落，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在極權主義最興盛的時期，黨所具有的強大的輻射力、滲透力會通過無數黨的基層組織（基層黨委和支部）得到生動的體現。

　　值得強調的是，不可以把中國共產黨黨專制條件下對社會的全面宰制僅僅理解為社會控制。毋寧說，極權時代“黨”對全社會的壟斷地位既為社會控制、也為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手段。事實上，卓有成效的社會動員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獲得成功的重要歷史經驗。執掌政權以前長達數十年的艱苦鬥爭，在惡劣環境下實施割據、開發“根據地”的經歷，不但磨礪了共產黨人的意誌，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組織效能。大概正是這樣壹種歷史磨礪和考驗，賦予毛澤東壹代中共領導人同時將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把玩於股掌之中的非凡能力。理解毛式極權主義，這是壹個不可不關註的重要的邏輯關節點。比如，主要依靠秘密警察實施社會控制的蘇聯斯大林主義，就遠不能望其項背。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以“階級專政”名義實施的黨的獨裁，勢必導致並歸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獨裁“階級專政”勢必走向個人獨裁，這既是權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時代，追逐權力都是人的貪婪本性的政治表現），又是黨專制自身建構規則的必然結果。俄國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同樣如此。

　　在革命黨的成長過程中，領袖本來藉助（乃至依託）組織而產生；強有力的領袖會使組織本身變得更為強有力。但領袖壹旦獲得“獨尊”地位，作為獨裁者的領袖就總是要試圖超越組織。黨的“民主議事規則”和“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這股力量的生長。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這個領袖與組織關係互換的辯證法，不但體現了壹般意義上政黨“寡頭化”的政治邏輯，尤其凸顯了執掌政權後的革命黨黨專制演變的政治邏輯。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領袖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後發生的壹切，深刻而典型地證明了這壹點。

　　可以這樣概括黨專制語境內特有的獨裁者制約悖論：壹方面，就黨的領袖肩負的重大領導使命言，這個“黨國安危繫於壹身”的人最應該受到制約；另壹方面，又恰恰是黨專制本身，孕育出黨的最高領導者最不受制約的體制性結局。

　　黨專製造成的公共權力制衡的結構性缺席，使獨裁力量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獨裁者憑藉自身所具有的強大使動力量，在“創造歷史”方面甚至可以產生奇蹟。只是在社會付出可怕的、有時是不可挽回的代價後，獨裁者對社會的瘋狂“使動”才會以反向受動的形式逐漸終止。事實上，我們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所看到的，正是此類情形。黨專制條件下獨裁者個人的認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會放大為體制性癲狂，這種癲狂最終將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5：“黨指揮槍”意味着武裝力量成為黨專制的工具，成為最高獨裁者的私產在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將不再有常備軍，這樣，既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防止冒險家藉助合法武裝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僭取。這樣的理解有其深刻壹面，也有其天真壹面。列寧作為第壹個蘇維埃政權的創建人，已經充分認識到武裝力量對維持壹個新生政權的重要性。用黨的力量改造舊軍隊、通過政工人員實施黨對軍隊的政治領導，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遺產，是馬克思未曾預料到的“階級專政”的必然走向。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武力爭雄的歷史，靠“實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東西得天下的曲折經歷，使中國共產黨人有壹切理由比蘇俄更看重軍隊的作用和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從邏輯上講，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邏輯相結合，必然在助長壹黨專權的自然趨向的同時，凸顯軍隊在政權建構中的關鍵性角色。軍隊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這既是壹種意識形態表達，也凸顯了中共黨-軍關係的內在邏輯要求。這種黨-軍關係的形成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構造中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

　　同時應該看到，在黨專制語境內，武裝力量成為獨裁者的工具乃是“黨-軍”關係邏輯發展的必然結局。黨的最高領袖握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這是獨裁者實施狂熱的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自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最終本錢，也是獨裁者制服黨內異端、平息黨內衝突的最終本錢。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戰勝林彪軍人集團就是這方面的壹個例證。

　　在民主化成為時代潮流的改革年代，“黨指揮槍”的專制主義原則會和憲政主義內含的“軍隊國家化”原則發生日益明顯的衝突。當改革進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發生危機，武裝力量被用來鎮壓和平的示威者時（就像六四天安門慘案所表明的那樣），武裝力量作為黨專制工具的本質就將暴露無遺。獨裁者會像使用私產壹樣使用靠公共財政供養的軍隊，由制度現代化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公共性質不得不臣服於由黨專制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御用性質。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6：經濟領域實施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勢必否定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馬克思主義壹向強調，“消滅剝削”不僅是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而且要通過經濟結構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兌現之。沒有必要懷疑中國共產黨人追求這樣壹個目標的真誠性。然歷史的殘酷恰恰在於：當“人民共和國”的當權者高舉“正義”的利劍把壹切“剝削階級”斬草除根時，它也勢必動搖乃至連根拔掉中國尚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及其產權制度根基，從根本上否定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結果，不但阻斷了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經濟結構的現代轉型，而且為經濟衰敗埋下致命的伏筆。

　　這裏涉及的不僅僅是數量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機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從邏輯上講，“計劃經濟”與鍛造“共產主義新人”的烏托邦目標之間有着內在的關聯性：計劃經濟不僅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高級歷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勞動的“自發性”和“異化”狀態，使勞動走向“自由”（在這個詞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意義上）的必要的制度橋梁。斯大林主義及其傳人曾通過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物質刺激”的合理性，打斷過（至少是動搖過）兩者之間的聯繫。倒是毛壹代中國共產黨人以他們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實踐方式恢復了這種聯繫。在技術意義上，中國的“計劃經濟”是粗陋的（遠沒有蘇聯的計劃體制精緻和完善）；但在社會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制度卻發揮着重要的“思想”職能，它必須服務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服務於“共產主義新人”的造就和培養。文革中“要鬥私批修”之類的口號典型表達了毛式“共產主義新人”的馴化邏輯。

　　然而，經濟行為之利益動機的被否定，經濟發展之內在動力的被抑制，勢必在經濟的長期演變趨勢中顯示出後果，導致短缺經濟時代的到來。“精神”的高揚是不可能長期建立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的。當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謀利衝動，甚至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已經積聚了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復“精神”。事實上，這個邏輯已經在文革結束後不足30年內中國迅速衍生出的金錢社會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7：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乃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控制角度看，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既是極權主義社會運行的前提，又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立城鄉分立的戶籍制度、實施對有限資源的集中管理，本來生發於基於中國自身條件的工業化積累的現實需要；但在黨專制語境內，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會控制方面的結構意義。與此相應的是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身份”系列：城鄉居民身份系列（擁有壹個“城市戶口”就意味着獲得了壹份口糧供應和壹份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沒有“城市戶口”則意味着農民永遠不可能走出鄉村）；城市中“幹部”與“工人”身份系列（“黨”制定了詳細的人事管理和勞動管理制度以實施對二者的不同管理）；企業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會主義改造”以前有“國營”“私營”之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有“全民”“集體”之分）。當然，還有壹個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並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黨的理念的直接結果，那就是“階級”身份系列。在黨專制語境內，“階級出身”對壹個人來說具有莫大的意義。“苦大仇深、根紅苗壯”可能帶來招工、上學、入黨、提干方面的壹系列好處；“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則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視外，還會遇到實際生活中的諸多困難，甚至生存威脅。“階級身份”以及與此相應的株連政策導致的國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經給億萬公民造成極其慘重的傷害，但這並沒有否定作為控制手段，它給統治者帶來的“好處”和組織效能。

　　與控制相關的另壹個重要概念是“單位制”。“單位制”綜合了戰爭年代“供給制”的經驗和建國以後新政權的需求，而成為共產黨的壹大發明。黨藉助壹個壹個的“單位”（它可以是壹個政府機構，也可以是壹家工廠，壹所學校、壹家報社、壹個文藝團體，乃至壹個體育訓練機構）壹方面實施有限資源的配給，另壹方面又把每壹個人（及其家庭）緊緊地固着於這個精心安排的體系內。個人的生老病死，“單位”全要管；個人的“政治表現”，“單位”也要負全責。其實，“單位”只是黨專制這張巨大的網上的壹個網結，是黨專制這部巨大機器上的壹個部件。個人對“單位”的高度依賴，乃是個人對“黨”、對“國家”高度依賴的現實體現。正是在這種依附關係中，個人在“享受”黨提供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亦必然付出喪失自主選擇權利和獨立權利的巨大代價。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8：高度的意識形態壟斷、獨斷與強有力的思想控制，體現了專制主義政體的必然要求意識形態意味着理論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在這種結合中，理論（無論它原來具有多麼“科學”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將成為權力的奴僕和論證權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識形態必定是壟斷性、獨斷性的，壟斷性指不允許自由的思想表達空間的存在，獨斷性則意味着唯有與權力結合的意識形態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當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領袖宣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被尊奉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時，它自然也難逃自身的工具化命運。“工具化”在這裏首先指必須按照“黨”的需要解釋馬克思主義。黨的領袖將擁有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和唯壹發展權。這樣，不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被強行逐出思想市場，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說批評）亦都將成為非法的。

　　“輿論壹律”是為了強化思想控制。這裏首先被掃蕩的，是那些具有獨立見解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新聞、出版、教育機構在黨專制語境內都是實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設施。它們將根據“黨”的需要詮釋歷史和現實，甚至在必要時製造“新聞”，製造“黨”的“好幹部”或“好戰士”，也製造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當然，在國際上還存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情況下，“黨”不會忘記有效地阻斷壹切其他信息源，並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稱“收聽敵臺廣播”乃非法之舉）。

　　這樣，黨專制的邏輯已經內在地決定了這個被“黨”控制壹切的社會只能是壹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社會，是壹個高度單壹化、同質化、簡單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不可能產生深刻的思想，產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學，產生自由的、煥發人性之光的藝術，產生真正獨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9：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乃是極權主義黨文化的真正特色命題8強調的是黨專制之思想控制與精神壟斷的強制性壹面。這個問題還有非強制的、誘導性的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強制乃是以被強制者主觀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表現為被強制者心理上的自覺接受和主動就範。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鬥爭中曾付出巨大犧牲，這段傳奇般的歷史賦予“黨”偉岸的形象和道德感召力。“黨”對歷史的精心剪裁又大大加強了這種力量。簡單化、信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宗旨”和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被灌輸給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以激發其“樸素的階級感情”，提高其“階級覺悟”，從而自覺地為“黨”工作。常年不斷的“政治學習”，各種場合的“憶苦思甜”，規模宏大的集體儀式，情感化的、直白的藝術宣傳等都有助於此類目標的實現。

　　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更是“黨”的力量無所不在、無堅不摧的證明。以“階級專政”代表自詡的黨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擁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優越感。強迫他們為黨工作並不是本事；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讓知識分子自慚形穢、自動服輸才是“黨”的拿手好戲。在這個過程中，奴役的不自覺狀態將向自覺狀態轉化。當個人的行為（甚至只是內心活動）不符合“黨的精神”時，人們會自覺地自我矯正，自覺地向“組織”靠攏。從邏輯上講，壹切有利於“黨”和“革命事業”的行為都是值得贊許的。這樣，向“組織”告密之類的行徑不但不被認為是突破人類倫理底線的無恥之舉，反而是對“黨的事業”忠誠的表現。“黨”甚至可以有組織地鼓勵、慫恿此類行為。如此，這個社會必然造成兩種結果：壹方面是精神上永遠長不大的“未成年人”，另壹方面是可憐而又精明的、蠅營狗苟的偷生術。兩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又是相反相成的，是黨專制這同壹棵樹上結出的兩枚果實。

　　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恰恰是意識形態發揮其功能的前提。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崇拜將發揮巨大的精神建構作用。從獨裁者壹方講，有意識地製造個人崇拜，既是鞏固權力、戰勝政敵的需要，也是黨專制體制自身的需要。從受眾壹方講，當“個人”的至高無上性受到置疑（這種置疑乃是黨專制運作的必然結果）時，領袖崇拜將是恰得其時的精神填補。在黨專制語境內，“黨”的偉大將凝結為領袖的偉大。領袖就是人格化的大我，他將給小我以力量。以領袖崇拜為特徵的信仰不可能是理性基礎上的信仰，而必定是非批判、非反思意義上的迷信與盲從。但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中，這樣的“信仰”卻可以表現為充分理性的。這樣，現代專制主義往往造就奇特的精神景觀：當人類最可寶貴的自由已經本質上喪失殆盡時，社會卻仍舊可能是意氣風發、斗誌昂揚的，因為人們在“黨的事業”和革命奮鬥的遠景目標中找到了自我的歸宿。

　　這就是黨文化。我把黨文化定義為精神層面的“黨”的存在，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形式表現之。在極權主義時代，黨文化致力於營造簡單的“革命”世界觀和“螺絲釘”式的服從人格。這種努力恰好與經濟領域的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共收異曲同工之妙。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0：各種“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不過是黨專制的玩偶，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既然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壟斷性存在，那麼邏輯上就不可能有獨立於黨的控制的其他社會力量的生存。當然，“黨”也需要壹些“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充充門面，不過，它們只能作為“黨”動員或控制大眾的手段（所謂“黨聯繫群眾的紐帶”）發揮作用，而絕不可能作為獨立的社會組織對本組織成員發生影響，更不可能代表本組織成員的利益或需求對“黨”說三道四。事實上，無論“工會”還是“工商聯”還是“婦聯”還是“學聯”，它們對本團體成員的代表都只能是名義上的，並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宗教。或者，更準確地說，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命運，更突出地證明了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本質。

　　宗教本來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但由於共產黨人自命為無神論者，又有馬克思批評宗教乃“精神鴉片”之說，宗教組織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中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更根本的是，教會由於自身具有的如下兩個特點勢必與黨專製發生內在的衝突：第壹，凡教會組織都有自己獨立的信仰（或信基督，或信佛陀，或信真主，等等），而共產黨當然不希望人們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會必有壹定規模的教徒聚集，而共產黨當權者最擔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民眾的有組織的聚集。教會的這兩個特點顯然都犯了黨專制社會的大忌。

　　僅憑這兩條，教會在黨專制社會中的命運已經可想而知。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規定，這種“自由”卻註定是被限定的。它不能超出極權主義控制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1：黨專制營造的生態環境決定了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人們都記得黃炎培1945年訪問延安時向毛澤東說出的壹番擔心：大凡壹個團體、壹個政黨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歷九死而壹生，而保其生機勃勃；及至環境漸好，精神也就漸漸放下，墮性發作，日趨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這樣壹個“周期率”？毛澤東當時答曰：我們已經找到了壹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不能說中共領導人完全是在擺樣子、吹牛皮。當時的毛澤東確實有足夠的警醒面對黨執掌政權後走向衰敗的危險，但歷史證明他的自信和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卻是自欺欺人的。這個回答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中的最大反諷。

　　黨專制的自身邏輯決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監督”政府，因為“人民”沒有實施這種監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階級專政”自我標榜的黨-國政權結構中，“黨”既沒有來自其他獨立力量的制約，又自我堵塞了幾乎所有的批評渠道。“黨”壹手製造了對自己歌功頌德的社會氛圍，並任憑這種歌功頌德走向極端。在實際政治運行中，掌握政權後黨的政治錄用機制決定了“入黨做官”的政治行為邏輯的暗行滋長，這會自然動搖戰爭年代英雄們的革命意誌，更會腐蝕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千百萬“向黨靠攏”的青年人。在權力和特權面前，黨的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信條的逐步空泛化乃至儀式化將不可避免。

　　黨專制下的社會必定是壹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法律在這樣的社會中是無足輕重的。當整個國家呈示為壹個最高獨裁者掌權的權力結構時，大大小小的權力金字塔也會在各個部門、各個“單位”中湧現。各級當權者習慣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熱衷於文山會海，卻不思創新進取。修養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以我劃線、以權壓人。人們考慮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權勢。

　　總之，黨正在變腐。所有由“黨”自己創造的生態環境、生態條件都決定着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

　　更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夠阻止這樣的趨勢。在黨專制語境內試圖扭轉頹勢、恢復“革命青春”的努力勢必是壹場無望的戰鬥。事實上，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理論”框架內要解決的，正是執政黨自身的變腐問題。然而，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靠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來揭發“階級敵人”或“黨內修正主義分子”，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恰恰相反，“運動”往往誘發極權主義的破壞本能，使每壹個運動參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會良知和做人的基本準則在“革命的狂熱”中喪失殆盡。

　　就最高決策層而言，保衛黨的純潔的鬥爭具有更為復雜的性質。中共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與最高獨裁者捍衛其烏托邦理念的鬥爭十分復雜地、又非常緊密地纏繞在壹起。這種不同邏輯的交織，充分說明了現當代中國事務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說，恰恰是從“文化大革命”這樣空前絕後的歷史經歷中，批判學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極權主義特有的壹系列悖論及其悲劇性結果。這種悲劇結果所內具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已經遠遠超過了蘇俄的斯大林時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2：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在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是壹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各國第壹代共產黨掌權者來說，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表明，包括前蘇聯、中國、北朝鮮在內的許多共產黨政權，其第壹號人物都是在自然規定的生命期限已經來臨時才不得已交出最高權力的）。但是，這個可悲的事實並不意味着黨的最高領導人不重視“接班人”問題。至少就中國共產黨而言，有意識培養“接班人”的努力甚至可以上溯到黨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最終成為“黨”無法跨越的深度“沼澤”，其原因只能在黨專制的自身邏輯中去尋找。

　　首先，黨專制的邏輯決定了最高權力交接只能在黨內領袖群體中進行。由於沒有壹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體制，沒有各政黨在平等基礎上和平競爭執政地位的過程，權力交接只能表現為黨專制語境內的領袖“接班”。這個過程按照憲政民主的標準來衡量不可能是有序的、公開的、透明的、平等的。

　　其次，即便按照共產黨黨內民主規則衡量，“接班人”的產生也很難是有序的、民主的。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已經表明，黨的領袖獲得“獨尊”地位的開始，就是領袖作為獨裁者試圖超越組織的開始。黨的“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獨裁者的為所欲為。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在接班人問題上，即便我們假設獨裁者在“候選人”的決定上並無私心，但我們無法避免獨裁者是根據他的“標準”、根據他的主觀好惡、根據他的用人尺度來決定取捨。而且，獨裁者越是凌駕壹切，決定壹切，“黨”作為組織干預“接班人”選擇的可能越是微乎其微。

　　更值得回味的是在權力問題上獨裁者的心理狀態。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最高權力總有“接班”的壹天，對於此點，獨裁者還不至於喪失最起碼的理智。但另壹方面，對於那些有可能成為自己接班人的黨內領袖，獨裁者內心深處又會藏有深深的恐懼乃至敵意。任何觀點、意見上的分歧都可能被獨裁者理解為對權力的覬覦。除非對最高領袖表現出絕對的忠誠，任何人（哪怕他再有能力）都很難在“接班人”的位子上坐穩。這種“接班”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非程序性和人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壹系列和權力爭奪有關的故事，是黨專制體制生發的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野心家對權力的貪婪，理念的東西與現實的東西的錯綜交合，領袖與臣子之間、以及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傾向）的黨內大員之間圍繞“接班”問題展開的或隱蔽、或公開的較量，都使這個過程顯得既撲朔迷離，又驚心動魄。

　　無論怎樣，在生命問題上大自然對每壹個人都是公平的。當獨裁者到了不得不“到馬克思那裏報道”的那壹天，權力的交接往往會以非正常的形式進行。伴隨着死人的離去，往往是活人之間繼續進行的生與死的鬥爭。這個鬥爭當然還是為了權力。

　　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斯大林曾經證明了這壹點。毛澤東以更為曲折、復雜的形式再次證明了這壹點。

　　中共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嬗變的邏輯軌跡

　　壹代強人自然生命的結束，往往是壹個時代的終結。這也可以視為黨專制語境內社會變遷的特徵之壹。我們不妨就此轉入對黨專制之下壹個發展階段——威權主義階段——邏輯特徵的討論和刻畫。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3：威權主義是極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黨專制的傳統與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構成威權主義時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邏輯悖謬。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共產黨黨專制語境內的極權主義意味着壹個異化了的公共權力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從本質上說，這種控制既是實現黨所憧景的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必須倚仗的手段，又是這個目標本身的壹部分。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容身之地，因為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是完全有悖於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的價值預設的。

　　然而，正是毛式烏托邦追求與制度設計的空想性，特別是這種追求在實踐中的徹底失敗，為歷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發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認市場經濟，提供了可能。

　　值得沉思的是這種“重新承認”所採取的歷史形式。事實上，鄧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領導人對市場經濟的最初認可，乃是極權主義烏托邦毀滅民生的不得已反應，而絕不是對市場經濟之制度含義的自覺承認。基於傳統意識形態而發生的這種認知意義上的遲滯，曾壹再阻遏人們從科學層面認識市場經濟的制度現代化內涵，也限制了人們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理解“市場”力量對社會生活的多方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關係。從制度現代化的規範意義講，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政治結構應當是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構壹個合理、健康的社會方面，有着結構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卻是中共黨專制的死結。本來，毛澤東的極度專權和文革這樣悲劇的發生，數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導致此類悲劇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證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邏輯上應該與經濟市場化並轡而行。問題在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走向對黨專制自身的否定，而這是與當權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儘管歷史終究會提出、且已經提出這樣的要求，但當這樣的要求被固守陳舊意識形態的黨的當權者所拒絕時，中華民族將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難。黨的“第二代”領導人可以在“計劃多壹點”還是“市場多壹點”這類問題上互相角力，但在維護黨專制這個根本點上卻高度壹致。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下，毛以後的中共當權者明確表達了黨專制的根基不能碰這個根本原則。這樣，從邏輯上講，改革年代中共當權者制定的基本國策（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其“兩個基本點”之間必然發生衝突，且這樣的衝突必然是無解的。

　　繼續保持極權主義政治前提下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它最終將發展為權貴資本所主導的扭曲的市場經濟。極權主義政治+扭曲的市場經濟遂成為開放年代黨專制體制特有的社會結構格局。這是壹個在精神上繼承了毛式極權主義精髓，但在內容、外部條件和內部張力上又迥然不同於毛式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格局。威權主義時代所有新的病症、所有新的矛盾展開、所有新的社會罪惡都可以籍此獲得解釋。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4：“老人政治”、“垂簾聽政”式的新的獨裁形式和陳舊的政治思維，構成毛以後最高權力的顯着特徵。它的內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歷史機遇。

　　在黨專制語境內，掌權者對權力的獨裁這壹點是不會有變化的。變化的只是獨裁的形式。假如說，毛澤東代表了獨霸天下、壹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獨裁特徵，那麼毛以後實際掌握最高權柄的中共元老群體則代表了對獨裁的某種集體分享，在這種分享中，元老中最孚眾望者將在權力的使用中占有最大的權重。從邏輯上講，這是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演變的壹種重要現象。它代表着某種過渡，從強有力的領袖個人獨裁向帶有寡頭特徵的集體獨裁的過渡，從“開國元勛”向新生代執政者的過渡，從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過渡。

　　構成“第二代”領導主體的黨的元老本來都是“第壹代”革命者，是經過文革洗禮後的建國領袖群體的遺存。這個事實賦予該群體以雙重含義：壹方面，多數元老仍然認同信仰了壹輩子的“革命”理念，這種認同是真實的，並非虛假的；另壹方面，他們又對“黨”和領袖犯過的錯誤痛心疾首，希望改弦更張，找到某種發展的新路，但認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們無法突破現存體制的狹隘眼界。他們既是黨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又是這個體制的堅定維護者。維護的動機開始時可能更多是認知上的（巨大的傳統意識形態思維慣性構成這種認知的基礎），但隨着新的權力機構的確立，隨着權力結構與市場力量的結盟，這種動機會逐漸向利益維度轉化。總之，中共元老群體本質上是保守的，或者說，隨着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觸及的矛盾的尖銳化，它會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元老們可以在經濟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張，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鄧小平和陳雲），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卻共守壹條底線，那就是絕不能動搖“黨的領導”。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比如——為什麼鄧壹代領導人不能徹底清算毛澤東掌權時期犯下的過錯乃至罪行。鄧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對毛卻丟棄不得，必須永遠供在臺案上，因為“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註2）。元老們更不可能承認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烏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徑選擇上就是錯誤的，正是這種路徑選擇上的錯誤，使中國人在壹個美夢的感召下真誠地幹了許多蠢事，使作為民主化轉型進程的20世紀中國史幾乎喪失了時間意義（就該進程從壹個起點開始，卻又在奔跑壹圈後回到了原點而言）。我相信，除了現實利益考量外，對上述歷史悖謬的深深恐懼，乃是中共掌權者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的真正原因。

　　基於同樣理由，元老們對任何表現出“自由化”傾向的黨內新生代領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邏輯的了。在元老們的“支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這種壹、二線分立雖然帶有最高權力過渡的臨時性意義，但仍然具有“垂簾聽政”式的控制功能。壹旦元老們認為前臺工作的新生代領袖“不聽話”，則隨時可以拿下，並用“合適”的人取而代之。這種滲透了前現代皇權專制色彩、又極富“現代”特徵的黨專制獨裁術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和阻遏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本來擁有民主化改革的強烈時代需求並正在創造相應的歷史條件，或者說，歷史曾經走到壹個十字路口，使中華民族面臨多種不同路徑選擇——包括選擇這樣壹條路徑，即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憲政民主——的機會和可能。黨內民主派和民間自由力量的生長正在創造這樣的條件。然而，由於黨專制語境內元老派的力量高於改革派的力量，由於這個體制賦予元老們權力的最終支配地位，改革的機會終於與歷史擦肩而過。這個機遇的喪失再次證明黨專制的獨裁力量所具有的頑固性和巨大使動性，它仍然可以拖住歷史前進的步伐，影響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歷史的走向。而當這種阻遏是藉助血與火的文字寫成時，“黨”的自我意識和“黨”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將發生本質性的改變。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5：“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的形成，使現代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和極權制度的野蠻本性結合到壹起，並互相強化。

　　“權貴資本”的最簡單明了的定義是權力與資本的融合。在威權主義條件下，權貴資本的形成具有鐵壹樣的邏輯必然性。

　　當壹個社會剛剛從物質禁欲主義的禁錮中解脫出來時，物慾的升騰是壹種完全可以預期的現象。正如命題6已經指出的，就在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正在積聚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復“精神”。更壹般地講，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牟利經濟。現代市場經濟最偉大的社會進化屬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從“牟利是資本的本能”這句話中獲得解釋。以上兩個方面都意味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對市場原則的重新認可，勢必表現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開。只有藉助強有力的制度形式，營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環境，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防止膨脹化的物慾對他人權益的非法侵害。而這恰恰是黨專制體制所無法做到的。

　　黨的各級官員手中握有權力，這種權力在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能夠給自己帶來的經濟好處是有限的。開放使官員們突然意識到權力就意味着金錢，財富的聚斂可以通過巧妙地使用權力輕而易舉地實現。最初，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可能只是簡單的行賄受賄；但人的貪婪本性和無數制度上的“漏洞”會誘使當權者主動“設局”，大賺不義之財。隨着改革進程中生產資料市場、不動產消費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權力和資本的聯姻也將進入“蜜月”。既然權力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腐敗的迅速蔓延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更重要的是“有中國特色”這個“頭銜”。在開放年代“黨”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有中國特色”本來是中國類型“社會主義”的自我標榜。我卻寧願用這個詞去形容中國權貴資本的特殊發生學來源。須知，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公有制”並未根本觸動這個背景下進行的，這意味着有壹大塊被稱為“國有資產”的存量資產有可能成為各級當權者的鯨吞目標。就在“黨”的宣傳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還在“私有”、“民營”這類概念的使用上羞羞答答時，實際生活中的權貴私有化早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在中國版的“圈地運動”中，在各地、各行業的“企業改制”過程中，有多少國有資產（它實際是幾億普通勞動者幾十年勞動的血汗）悄悄地、又是完全合乎邏輯地被轉移到新的權貴們的賬下，是壹件永遠不可能弄清楚的事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極權制度的野蠻本性和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被融合到壹起，相互補充又相互強化。人的本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對權力的渴求和基於權力的貪婪――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激發、燃燒、膨脹到了極致。

　　如果說，毛式極權主義是權力與烏托邦理想的結合，那麼鄧及鄧後的威權主義就是權力與利益的結合。――當然，這裏所說的“利益”並非規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追求的合法利益，而是對合法利益造成損害的權貴們的非法利益。難怪有人講，“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壹個黨全做了。”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6：威權主義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增長，將付出巨大社會代價；“斷裂社會”的出現意味着底層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不應該否認這壹點：威權主義條件下仍然可以取得可觀的經濟增長。這既是壹個邏輯現實（其邏輯根據在於市場經濟對所有社會的催動作用），也是被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所證明的歷史現實。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會在改革的初期給所有人帶來好處，包括農村和城市中的普通勞動者，因為在權貴資本還沒有形成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壟斷力量以前，在中國經濟剛剛從壹個谷底復蘇的起步階段，普通勞動者有可能通過勞動與收益間的直接聯繫體會到改革惠於他們的正面影響。但這樣的好景不長。

　　隨着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隨着壹批又壹批富人和城鄉新貴的掘起，社會總體財富的分配天平將越來越向不利於普通勞動者的方向傾斜。蛀蟲們對存量國有資產的監守自盜和偷偷摸摸的瓜分，本來已經侵犯了最廣大公眾的基本權益；新貴們對增量資產的巧取豪奪則以更加明火執仗的形式鯨吞着改革年代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數僱工的血汗。雖然統計數字顯示的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在逐漸減少，但這並不能否定下列事實，即中央政府通過社會轉交系統進行的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輸血”，在許多場合只是肥了當地政府官員和各種各樣與官府“有關係”的人，結果，真正需要救助的大批貧困者反而變得更加貧困。在城市，則有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其中很多人是由於原來就職的國有企業的非正常倒閉而被成批拋入社會的），他們和數千萬因失去土地（或土地不再產生收益）不得已從農村湧入城市的“農民工”壹起構成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在日益拉大的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面前，在“日新月異”的大城市建設和廣袤農村依然如舊的貧困所折射出的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平等與公正正在凸顯為新的體制性稀缺，社會的畸形化和整體性結構斷裂正在使壹個修復中的社會重新變得千瘡百孔。

　　這裏，我們不妨借用“斷裂社會”這個術語。在社會學語境內，這個概念指“在壹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斷裂社會”則意味着由於體制原因造成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在資源占有、資源享用方面日益擴大的鴻溝。“下層群體”越來越成為特權階層和各種各樣的暴發戶借“改革”之名行掠奪之實的犧牲品，他們不再感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卻在為“改革”付出越來越多的代價。這種變了味兒的“改革”及其造成的社會結構錯位乃至斷裂，突出表明了開放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所具有的冷酷性：底層民眾支付“改革”的成本，有權有勢者則坐享“改革”的收益。威權主義時代中國特有的“資本原始積累”還突出表明了社會轉型的悖謬性質：本來應該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市場化，在黨專制語境內卻生出權貴資本這樣壹個怪胎，無論在什麼含義上，它都不是作為社會變革的積極因素、而是作為改革的否定性力量粉墨登場的。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7：官方意識形態的徹底墮落和社會價值系統的崩潰，構成威權主義社會特有的精神景觀。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作為為窮人伸張正義的理論獲得其巨大道義力量的。“階級專政”說雖然邏輯上必然導致黨專制的形成，但在政治上強調“工人階級必須領導壹切”、經濟上奉行“平均主義”的年代，官方意識形態本質上的虛假並沒有暴露為事實上的虛假。威權主義時代則完全不同了。當工人、農民等昔日的“明星”重新淪為社會的最底層，處處受人盤剝而又缺乏制度性的自我保護（他們不可能被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之類的組織）、甚至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揭露現實的黑暗（“黨”當然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剝削”）時，仍然以“階級專政”說事兒的意識形態，其虛假性已經完全變成赤裸裸的。從根本上說，繼續乞靈於“階級專政”說的黨的意識形態在威權主義時代必然邏輯性地走向墮落，它的現實功能只剩下了兩條：壹是頑固地（同時又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地）為壹黨專政的合法性提供辯護性論證，二是在進行這種論證的同時，事實上充當特權利益的保護傘和遮羞布。

　　問題還有另外壹個方面。在極權主義時代，“黨”的意識形態本來發揮着為臣民提供信仰支撐的巨大功能。這種功能的退化乃至徹底喪失是威權主義社會的重要現象。如果伴隨着“共產主義”信仰退隱的是理性的自由主義信仰的上升，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黨專制語境內，這又是壹件不可能的事情。“黨”會出於本能地誤導社會，把理性自由主義故意讀解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然後加以排斥，不允許學校系統傳授人類的普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樣，當極權主義時代的信仰狂熱破滅後，在威權主義物慾膨脹的滔天濁浪中，社會價值系統崩潰、人的精神領域成為壹片廢墟將呈示為可怕的現實。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不再有信仰；除了金錢，人們不再崇拜其他任何東西。生活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遍布社會各個階層，暴富心理和“明星熱”成為青年壹代鮮明的心理特徵（這裏的“明星”當然不再是普通勞動者或“毛主席的好戰士”，而是“大款”、“大腕”和權貴壹族）。與沒有信仰、不講責任、不講社會良知共存的是可怕的冷漠，人們缺乏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基本的同情心。經商者把“假冒偽劣”視為賺錢的訣竅，甚至壹向樸實的農民都學會了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頭。社會道德底線的崩塌體現在方方面面，誠信危機的背後實乃壹個民族病入骨髓的精神危機。

　　我們知道，在過去兩千年的歷史中，儒學提供的價值觀曾長期左右普通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儒學價值觀中當然滲透了前現代的皇權文化傳統，但也有頗具人類普適意義的價值內容。是“黨”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把澡水和孩子壹同潑了出去，中斷了民族的價值傳承。而當黨的意識形態感召力發生自身危機的時候，它對仍具普適意義的本土文化傳統的中斷和對以“西方”面目出現的人類普世文明的拒斥將最終以合力的形式作用於這個民族。這個結果同樣是災難性的。世紀末中國人靈魂的普遍荒漠狀態，不但是作為信仰的黨的意識形態自我否定的結果，不但是金錢拜物教作為“矯枉過正”的歷史力量猖獗肆虐的結果，而且是民族精神傳承和世界普世文明引進雙重斷裂的結果。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8：“黨”對公民社會的扼殺，將採用威脅與利誘的雙重形式，迫使體制內知識分子接受“招安”，迫使獨立知識分子邊緣化、無形化。

　　改革開放帶來公民社會的復興，本來體現了制度現代化的壹般邏輯。獨立知識分子重新步入歷史舞臺，乃是民族精神復興和公民社會重建的基本標誌。然而，這股力量的興起勢必與黨專制繼續維持思想控制的“壹統”要求產生巨大的緊張。本質上說，這個衝突是無法調和的，因為它們分別代表着自由與專制水火不容的兩極。

　　但在開放這個新的時代背景下，“黨”對公民社會成長的阻遏卻有壹個從簡單的、較為“直白”的方式向更為“精緻”、更為隱蔽的方式演變的趨勢。如果說，針對“自由化”知識分子的公開批判、組織圍剿體現了毛式極權主義的遺風，那麼其對象包括所有知識人的暗中收買、巧行招安則是威權主義時代的特色。只要“與黨中央保持壹致”，大學教師、科研機構的學者、新聞傳媒的編輯和記者都可以獲得各種各樣體制內的好處。在“壹切向錢看”的威權主義社會大背景下，在體制內的各種利益誘惑面前，自由將變得格外脆弱。更何況利誘只是“黨”控制知識分子的壹手，“黨”還有另壹手，那就是威脅。從控制與被控制的角度看，不管是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專制主義條件下“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來都是貓和老鼠的關係。只要被控制者老老實實就範，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就可以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但控制者隨時握有懲治被控制壹方“不軌行為”的手段。招安加上威脅，或者說以威脅為後盾的招安，實乃威權主義時代“黨”對付知識人、特別是那些有獨立（異議）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基本策略。

　　從邏輯上講，接受招安的知識分子必定導致心理與人格的可怕裂變。他（或她）知道，當權者今天的意識形態無非是壹堆謊言，但他（她）必須假裝認真地接受這些謊言，並在自己的學生、讀者和公眾面前堂而皇之地宣傳之、“論證”之、歌頌之。在接受謊言、傳播謊言可以帶來的“好處”和拒絕謊言、揭穿謊言將要承擔的後果之間，多數人會本能地選擇前者。這樣，劇場行為泛濫，犬儒主義盛行，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在被稱為“第二次思想改造”的金錢社會的洗禮下，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優良傳統正在喪失。黨專製造成的面具化社會，又把越來越多的體制內“知識精英”變成玩世不恭的庸人。當權者“裝模作樣的統治”，被治者“裝模作樣的服從”，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可以斷言，威權主義統治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沒有大量被治者參與謊言的傳播，威權主義社會就壹天也無法維持。但我們必須加上壹句話，那就是金錢（及其背後的威脅）才是“黨”營造這個面具化社會的真正力量。

　　至於那些頑固不化的“異議分子”（這樣的“異議分子”是永遠除不淨的，因為植根於公共理性和社會性的人對自由的追求，永遠是“異議分子”產生的源泉），“黨”的辦法則是割斷他們與社會的聯繫，不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應該承認，與極權時代動輒以“反革命罪”懲處異議知識分子相比，威權時代的當權者已經顯示出較多的“寬容”。這與其說是統治者的進步，不如說是環境的變化和時代本身的進步。但黨專制的邏輯仍然決定了統治者不會容忍異議者在自己控制的領地內公開地說三道四，於是利用壹切監控手段和封鎖手段（比如，建立互聯網“封鎖牆”）把異端主張刪除或屏蔽，就成為“黨”的宣傳部門乃至安全部門的壹項常設性“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獨立知識分子將被邊緣化、無形化，他們對公眾的影響也將減小到最低限度。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9：和毛澤東時期相比，恐怖手段在維持威權主義社會“穩定”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在毛式極權主義時期，以武力方式表達的恐怖只是針對“地富反壞右”的手段。烏托邦式的大眾動員、基層黨組織控制的強有力、簡單而普遍貧窮的生活方式都使社會反倒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威權主義則不同。社會貧富不均的急劇擴大，“斷裂社會”的出現，上訪者的增加，民眾意見反映渠道的日益狹窄，都意味着社會“減震器”的失靈，權力的脆性特徵凸顯。各級官員（尤其是基層政府官員）的腐敗加劇了社會矛盾，官-民之間的面對面衝突有增無減。於是，公安、武警、秘密警察之類恐怖手段在維持威權主義社會“穩定”方面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恐怖手段可以用於制服“地方性騷亂”（其實，這裏的所謂“騷亂”大多是被侵犯了基本權益的公民的維權之舉），可以用來對付成千上萬的上訪者，可以監控、“震懾”異議分子和壹切可疑的人，也可疑用於對成規模的獨立信仰者的有組織鎮壓。這裏有必要就最後壹種情況多說幾句。在黨專制的邏輯語境內，宗教從來是“黨”的天敵。命題10已經指出：教會由於自身具有的下列兩個特點勢必與黨專製發生內在的衝突：第壹，凡教會組織都有自己獨立的信仰，而共產黨當然不希望人們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會必有壹定規模的教徒聚集，而共產黨當權者最擔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民眾的有組織的聚集。教會的這兩個特點顯然都犯了黨專制社會的大忌。問題在於極權主義信仰破滅後，威權主義社會造成的價值真空勢必會有其他的東西來填補，人們對信仰――或者說，對精神充實本身――的追求，實在植根於人的本性。而當某種宗教理論或宗教實踐活動對人們產生了足夠的吸引力，它的組織系統和信徒聚集又達到相當規模時，“黨”會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威脅。任何壹個小的事件或衝突都可能撥動中南海脆弱的神經。而當黨的最高決策者神經質地做出鎮壓的最後決定時，歷史大錯乃至歷史罪惡將就此鑄定。這正是世紀末中國共產黨政府鎮壓法輪功信眾時發生的事情。

　　從理性角度看，這種不斷給自己製造敵人的鎮壓術顯然是愚蠢的，但它的確體現了黨專制體制的某種既定邏輯。

　　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允許存在的恐怖手段只能用來對付違法犯罪者。壹旦恐怖手段被用於鎮壓無辜的平民、勇敢的維權者或獨立的信仰群體時，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政府就徹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0：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使“黨”繼續深陷於黨專制體制自身造成的困境，難於自拔隨着黨的元老壹代的相繼逝去，“第三代”乃至更新壹代領導者接掌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壹件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從邏輯上講，黨的“接班人”的有序產生和合理交接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為這是黨專制的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機制內無法解決的問題。本命題要強調的是這樣壹點，即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過渡的完成，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將日益凸顯。新壹代掌權者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年代生與死的考驗，缺乏梟雄式的大智大勇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成長完全在極權體制內完成，他們首先是作為這個體制的產物、並有忠實於這個體制的表現才能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他們可能是勤奮的，但作為黨的幹部的第壹條標準卻是“聽話”。雖然不排除偶爾有“另類”人物出現，但總的講新的領袖集團中的大部分人會顯得平庸而無能。共產黨組織系統僵硬的幹部選拔方式，出於權力爭奪或權力穩固需要的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帶有準封建特徵的“太子黨”接班等等，都排斥了真正有能有為者進入最高權力的核心。

　　另壹方面，平庸的領導卻又面臨着棘手的形勢：黨正在癌化，權力與金錢結盟導致的黨的肌體“癌細胞”的擴散，使得威權主義時代黨的變腐遠非極權時代所能比擬。更可怕的是，黨的癌化正在引起整個社會的癌變。在黨專制語境內，這是壹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當然也不以當政者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進程。靠訴諸傳統手段（如“黨的先進性教育”之類）拯救“黨”的努力是註定不會有結果的，因為癌變的發生根本就不是什麼“教育”不力的問題，而是壹黨專權、權錢結合的政治-經濟生態必然生出的產物。靠“紀律”、“法治”和黨的監察系統扭轉局面的努力也是註定不能成功的，因為黨專制語境內不可能真的有什麼“法治”，黨的監察系統本身也無力解決由黨專製造成的體制性問題（事實證明，“黨組織”作為實施專制控制的機器通常是有力的，至少是有效的，但作為自身反腐的機構，則要遜色許多，這也是黨專制的本性使然）。

　　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還邏輯地隱含着另壹個後果，那就是中央權威的逐漸流失。這種流失會由於開放條件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和“諸侯”勢力的增長而日益加劇。最高當局的政策往往受到以經濟利益為紐帶的區域性官商聯盟的抵制。官僚集團的內聚力弱化，規則體系紙面化，權力功能的“去中央化”，將成為威權主義時代縱向國家權力結構內在緊張的真實寫照。黨專制的體制客觀上賦予最高決策者特殊的地位與角色期待，但地方利益的掘起和最高領袖集團的平庸化降低了這個體系本來賦予決策者的使動性。

　　從總體上說，除非由於某種歷史的機緣，在黨的最高決策層出現立誌根本性改革的大智大勇者，或者由於體制內外自由力量的生長給當權者造成了足夠的壓力迫使其改革，平庸化的黨的領袖群體將更多致力於如何保住黨專制體制的既定遺產，他們在創新方面不會有多大出息。這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制度的悲哀。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1：從“悲劇”到“笑劇”，威權主義的“成熟”乃至潰爛標誌着黨專制已經走到自己的邏輯終結點“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壹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壹點：第壹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是馬克思評論路易?波拿巴時說過的話。我以為，用“悲劇”、“笑劇”的比喻來說明共產黨的歷史，倒是十分貼切的，且頗富歷史哲學的味道。

　　前述20個命題，已經邏輯地勾勒出作為現實政治體制存在的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根本特徵及其歷史嬗變軌跡。我們看到，毛澤東壹代共產黨人在追求、實踐其社會改造理想時，曾真誠地相信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未來。甚至在他們締造的這個制度犯下毀滅自由、毀滅生命的滔天罪惡時，他們仍自信握有正義和真理。可以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極權型專制主義，特別是該體制與它立於其上的道義基礎和意欲達到的原初目標之間的巨大衝突，乃是當今世界獨壹無二的現象。毛澤東繼承了從秦始皇到蔣介石的中國專制主義遺產的全部精髓，但這種繼承恰恰是在中國共產黨人決心“走出封建歷史怪圈”的過程中成其所就的。在這個意義上，毛壹代共產黨人的歷史具有悲劇性；極權主義的罪惡更多為體制使然，而非獨裁者個人有意為之，有些結果甚至超出獨裁者認知和預見能力以外。威權主義就不同了。黨專制體制有悖於憲政民主和人類文明主潮的病理症候早已昭然若揭；權力與利益的結合已經充分暴露了黨的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壹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由於這個黨控制的政府居然向和平示威的學生開槍而受到空前動搖；普通百姓正在從改革的受益者淪為改革的犧牲品。所有這些都在證明壹件事情：黨專制已經從歷史的悲劇轉變為可恥的“笑劇”，而且這種轉變具有鐵壹般的邏輯必然性。

　　不是麼？如果說毛式極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討伐是大張旗鼓、理直氣壯的，那麼鄧和鄧以後的威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重新承認卻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如果說毛澤東本人還有承認黨正在變腐的勇氣、甚至有向這種變腐趨勢挑戰的沖天豪情，那麼鄧及鄧以後的當權者卻對黨的變質的事實諱莫如深，乃至壹再遮掩。如果說，極權主義黨文化製造的是壹個簡單而狂熱的世界，那麼威權主義黨文化製造的則是壹個虛偽而平庸的世界。如果說，毛澤東還想通過把工人代表補充進中央委員會以顯示政權的“工人階級”屬性，那麼中共“第二代”掌權者安排成批的“太子黨”接班卻具有清楚的准世襲意圖。諸如此類的對比還可以繼續下去。

　　總之，這是壹個已經完全“成熟”、且正在潰爛的制度。從“悲劇”到“笑劇”的轉化證明這個制度已無任何前途可言。

　　然而，黨專制的邏輯終點恰恰是民主力量生長的起點。或者，更準確地說，威權主義社會邏輯上的內在緊張，已經為自由、民主因素的萌生創造了條件。畢竟，威權主義是承認市場經濟的，而只要市場經濟存在，它就會頑強地為自己創造生存、發展空間，並以自身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反作用於政治體制，促使其向民主化方向壹步步演變。改革開放以來身份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單位制度某種程度的解構，都體現了歷史的進步。儘管中國的市場經濟受到專制權力的極大扭曲、財富分配體系極度不公正，但是市場畢竟增加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和活動內容，也使人的選擇（包括對抗專制主義的選擇）有了更大的迴旋餘地。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正在學習用更加巧妙的辦法對付“黨”的專橫，並發展出壹套卓有成效的抵抗藝術。人們總是希望“生活在真實之中”的，這源於公共理性和社會性這個高貴的人類本性。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說明體制內主張改革的所有人士，他們構成中共黨內的開明派。他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推進中國的憲政改革，甚至有可能在解構黨專制體制的同時挽救這個黨。中央權威的式微和地方利益的掘起則可能帶來這樣壹個副產品，那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如果能合理地、適時地構建為權力制衡的某種結構要素，其積極意義亦不可低估。總括起來講，黨專制語境內威權主義社會的衰變和潰爛正在召喚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管這個不合理的制度還會苟延殘喘多少天，從邏輯意義上它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終結點，卻是毫無疑義的。

　　從總體化三層面的內在緊張與交錯互動看黨專制前兩節表明，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最典型、最成熟的表現形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制度，它首先是中國共產黨人“以俄為師”的產物。然而，從總體化的研究角度出發，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就不能僅僅理解為引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而必須考慮到這種“引進”或“嫁接”的文化背景或語境。中國共產黨人究竟從馬克思主義那裏學到了什麼？為什麼偏偏學到了有助於黨專制孕育、發展的那些東西而丟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本來更具科學意義的東西？黨專制演變中生發的各種現象與中國的前現代文化傳統――特別是皇權專制傳統――有着怎樣的聯繫？這種聯繫又怎樣造成了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超越”和實質上的扭曲？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把總體化作為三個層面的綜合整體來考察時才進入了批判者的研究視野。

　　我們不妨仍然沿用前兩節羅列命題的形式來界定總體化之綜合整體意義上黨專制（作為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最成熟形態）的抽象特徵。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2：單壹的“黨專制”並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特色，黨專制與前現代皇權專制傳統的結合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

　　這個命題很容易從現象上獲得解釋或證明。比如，毛澤東駕馭黨內群臣的方式，就頗有中國古代帝王的遺風，竟至聰明、幹練、人中之傑如周恩來者，也不能不葡匐在毛的腳下甘當奴僕。當毛在廬山會議上整了敢於“犯顏直諫”的大將軍彭德懷時，陶鑄曾寫信給當時的被批判者黃克誠云：“彭的錯誤已明若觀火，妳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誌挖掘思想，改正錯誤？……妳我都讀過壹點所謂古聖賢之書。壹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壹個黨員，對於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壹個女人嫁了人壹樣，壹定要‘從壹而終’，絕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成為‘貞節’之婦。”李銳在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轉錄這封信後指出：“這種要有封建道德要求於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視落井下石為愛人以德的思想，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問題是這樣的“共同心態”何以可能存在，又何以可能對這些老共產黨員的愚忠行為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不要忘記，他們本來都是矢誌共產主義事業的久經考驗的鬥士）？這就涉及到所謂“國民性”和“文化性格”的傳承問題。文化人類學告訴我們，在文化變遷中，精神層面的變化通常要滯後於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變化。“精神”層面的文化乃是壹個民族群體的生活實踐、認知方式、交往規則、宗教習俗、藝術趣味、人生態度等等的長期積澱，是外在物質生活和制度生活準則在心靈中的內化。這些被“積澱”、被“內化”的東西壹旦形成，就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存在樣態，成為壹個民族文化上、心靈上的“深層結構”，它並不因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的變化而馬上隨之變化。換言之，表現為“國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層結構”更多地體現着“傳統”的力量。“傳統”往往是約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現為無需論證的行為前提，以無意識形式存在的思維“前見”，不以為非、見怪不怪的心理定勢，社會約束與社會評價的當然尺度等等。而唯因“傳統”是這樣壹種有如基因復制壹樣的“文化編碼”，是這樣壹種精神意義上的文化結晶體，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連續性的同時，也呈示出極強的凝固性或頑固性。

　　千百年來，皇權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文化性格的壹部分。無論是近代開始的社會轉型還是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都沒有、也不可能斬斷這種影響。相反，皇權文化中積澱的制度遺產，特別是與這種制度遺產相聯繫的觀念模式和行為模式，會作為某種潛規則作用於現代人。而所謂潛規則，根據我的理解，乃指社會轉型過程中體現前現代傳統的內在制度（包括它的行為互動模式和無意識認知模式）對現代制度建構的文化阻遏，這種阻遏未必是自覺的，但卻是強有力的、持久的。即便在傳統社會的有形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已經瓦解之後，這樣的阻遏仍會在新社會的體內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既如此，我們就不難明白，何以在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的20世紀的中國仍然會保存許多和前現代似曾相識的東西，比如，像當年帝王崇拜壹樣的領袖崇拜現象。毛澤東從來沒有宣稱過“朕即國家”，但他所構造的這個以“無產階級專政”、“人民當家作主”為名的政權，卻滲透了舊時帝王文化的許多骨血。在歷史的表象，人們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涌動，但前現代的精神遺存往往會以更隱蔽的方式保留下來，並發揮作用。獨裁者運用權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眾對這種權力運用的反應方式都體現着文化傳統的潛在制約；由文化心理結構規約的認知路徑和情感歸宿往往促成了宏觀意義上政權建構與運行的非民主結果。

　　從制度建構意義上講，中國現代的黨治結構（包括國民黨的“以黨治國”和共產黨的黨專制）與前現代的皇權結構有很多可以比較之處，比如君臨壹切的獨裁制度，中央集權的大壹統制度，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掌控制度，政教合壹的意識形態制度，自我糾偏的監察制度，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治國傳統等等。就兩者的關係言，前現代的皇權專制傳統對現代中國的黨治建構似乎發揮了某種潛在的路徑依賴和變異制導作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當然並非古代皇權制度的簡單翻版；但看不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和歷史承繼性，也是壹種學術上的淺薄。從方法論角度講，當我們斷言單壹的“黨專制”並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特色，只有黨專制與皇權傳統的結合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時，這不僅僅是道出了壹個事實，更是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之第二、第三層面交互作用及其結果的壹種歸納。

　　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令體制內外憂國憂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連篇發出的反憲政檄文，讓人覺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大量毛式語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文權當給黨國新舊大佬們上壹課吧。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3：黨專制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激進傳統中的負面因子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子的“劣勢組合”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並非沒有科學的東西。這個理論體系中真正科學的成分沒有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汲取，其激進的、非科學的成分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酵母和孵化器。這是壹個極其深刻的問題。我們要梳理清楚這種情況的發生何以可能，它又是在什麼意義上、通過什麼途徑發生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是壹位嚴肅的學者。儘管他的理性自由人的烏托邦哲學假設和推翻私有制的政治信念從根本上支配着他的學術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體系所蘊含的深刻的歷史感中體味到作者的博大與嚴謹。比如，這位思想家壹方面對資本主義持嚴厲批判態度，另壹方面又堅持“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裏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樣的金玉良言，毛澤東壹代中國共產黨人顯然並沒有真正領會。證明這壹點的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建國後共產黨政權對資本主義的迫不及待的“改造”。須知，即便黨的社會改造理念遲早會以制度建構（結構拉力）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景的社會結構格局，就像命題2已經指出的那樣，但根據馬克思的上述經典，這種“迫不及待”也是犯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錯誤。更深刻的問題在於：毛澤東究竟要追求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進壹步的研究會證明，毛澤東其實是戴着中國前現代文化的農業烏托邦眼鏡來解讀商品生產和“廢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而恰恰在這種解讀中，傳統文化中的“義利之辯”和“大同理想”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疊合在壹起，基於儒學智慧和農業烏托邦信念的人性假設同馬克思主義的體現為“自由人聯合體”的人性假設疊合在壹起。

　　當然，這種“組合”並非典型的、本命題意義上的“劣勢組合”。經濟建構中的烏托邦設計（用計劃經濟取代商品經濟）雖然客觀上有助於極權主義政體的運作，並成為這個體系的壹部分，但這並不否認經濟烏托邦制度設計中蘊含着深刻的哲學人類學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負面”壹詞概括之。所謂“劣勢組合”，是指馬克思主義激進傳統中的負面因子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子的結合。這種結合在政治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

　　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否定，構成這個西方激進學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負面思想元素。由馬克思式的“階級革命”導致列寧主義的壹黨專制，體現了這個激進傳統的壹般邏輯。現在我們要關註的是，當這個邏輯應用到中國人這裏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中國本來就有豐厚的皇權文化的政治傳統。從社會進化的角度看，這個傳統體現的是農業文明的本質，是逆向於制度現代化的發展要求的。但這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存在――特別是與皇權專制相關的那些思想、觀念、制度遺存――卻恰恰和現代的黨專制制度有着內在的親和力。壹方面，積澱深厚的皇權文化基因為現代的黨崇拜（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領袖崇拜（如毛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提供了天然土壤，另壹方面，現代壹黨專制制度又從皇權專制傳統中獲得了重要的文化支持。這正是我所謂的“劣勢組合”，即最後的組合結果把組合雙方的缺陷、弱點綜合到了壹起。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劣勢組合”存在着某種邏輯上的雙向擴大效應，即從黨專制角度看，在引進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在建立沒有制約的黨-國最高權力的過程中，那種本來處於被淘汰過程中的前現代文化因子被重新賦予新的“生命”，從潛伏狀態進入活躍狀態，改頭換面地再壹次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角；而從“文化”角度看，這種被重新激活並招搖上市的本土貨會反過來作用於外來者，也就是說，皇權文化留給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遺產會通過從領袖到普通人的無數人的行為增加黨專制這種“舶來品”的中國味道，比如，進壹步擴大黨專制中的人治因素。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和所謂“毛式馬列”其實正是二者結合的產物。

　　明白了這壹層，我們就會理解，何以同樣是共產極權政權，中國的黨專制和領袖獨裁仍然有許多自己獨有的特色。比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同樣缺乏民主（無論是治黨還是治國），但斯大林為了達到獨攬政權的目的不惜大量殺人，包括殺掉那些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領袖；而毛用不着斯大林那樣的殺人術，通曉中國歷史的毛有足夠的智慧用傳統方式駕馭這個體制和體制中的人，並把皇權傳統和黨專制的精髓融為壹體。毛不會等到人們在黨代會上投了反對票時再動手反擊，這是斯大林才會做出的蠢事。同樣道理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袖中沒有出現類似南斯拉夫的米洛萬?吉拉斯或匈牙利的納吉?伊姆雷那樣的叛逆者。吉拉斯寫出了《新階級》，納吉則在1958年被處決前寫下了着名的《為了保衛匈牙利人民》，系統闡釋自己的“異端”政治見解。而中國呢？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前沒有留下隻言片語，鄧小平也是靠幾次“悔過”才有了文革後的東山再起。此類“悔過”當然也可以解釋成是壹種中國式的“智慧”。但從本命題角度看，這與其說是“智慧”，不如說是中國式的悲哀。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4：黨文化是“劣勢組合”基礎上形成的新“文化”，且既有精神形態，又有其制度形態。

　　命題9曾把黨文化定義為精神層面的“黨”的存在，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形式表現之。在引入總體化第二層面的討論並得出“劣勢組合”的命題後，我們需要從文化界定的更規範的意義上進壹步深化黨文化這個概念。

　　在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文化”本身也在發展，文化的傳承和變異都會隨社會變遷而發生。問題是新形成的文化“傳承”了原有文化的哪些內容、又淘汰了哪些內容，“變異”又是在向哪個方向變。我並不否認創業壹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曾有良好的主觀動機去創造壹種全然不同於“封建”時代舊中國的新文化，但歷史的詭秘恰恰在於，這種動機在堅韌的歷史慣性面前往往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變形；而當黨專製作為外來的“真經”與自己老店裏的“陳貨”摻合在壹起、並發生某種“中和反應”時，結果對動機的背叛就顯得更為自然。

　　我們可以這樣說：黨文化是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外來激進經驗與中國固有傳統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勢組合”基礎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應黨專制條件下人們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態，又有其制度形態。從現象上看，這種“文化”似乎已經與中國的舊文化有了很大區別，但骨子裏二者卻仍然有許多神似的東西。比如，“理論地”講，今天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擁有選舉、罷免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但實際上這種權利是根本派不上用場的，因為黨專制語境內的“選舉”制度（“黨”操縱、控制着全部“選舉”過程）早已實質性地否定了這種權利。這就是說，在普通子民無力影響國家權力建構和掌權者的取捨這層意義上，今天的中國人同皇權時代的中國人其實沒有多大區別。他們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只不過圖有壹層公民身份的外表，且恰恰是這種外表掩飾了作為臣民的現實。問題的另壹個方面是當代中國人何以會接受此類明顯是擺樣子、“走過場”的制度安排，而很少有人提出這是對自己公民權利的侵犯？這正是傳統的力量所在。習慣了作子民的人對公民新角色缺乏自覺的承擔。黨專制之所以能橫行無忌，恰恰是利用了這種傳統力量。擺樣子、“走過場”的制度安排又進壹步加強了這種力量。

　　古代皇權制度是圍繞君權設計、運轉的，現代專制主義制度則是圍繞黨權設計、運轉的。從意識形態建構角度看，無論是皇權時代的制度化的儒學，還是現代黨專制體制中作為官方教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的功能都在服務於政權合法性的論證。當然，二者也有區別。儒學畢竟是“本土貨”，擁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它之作為意識形態發揮作用，也更多帶有文化-心理內結構而與有形制度產生互動的這樣壹種特徵。馬列主義就不同了，它是壹種外來的意識形態，是藉助壹場革命從外部植入的東西。它必須通過與本土文化遺產的聯姻才能內化，進而發揮專制主義的建構作用。事實上，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科學成分沒有被中國人吸收、而其非科學的、乃至反科學的成分卻被充分汲取的原因，或原因之壹。無論如何，這種內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如上所說的新的“文化”，“黨”代替君權成為這個文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黨”的語言成了學校教育和新聞傳播的系統語言，“黨”不僅代表權力，而且代表真理，不僅代表治人者，而且代表被治者。壹句話，“黨”成為新的“文化”中瀰漫壹切、籠罩壹切的東西。在極權主義時代，它是人們信仰、效忠的對象；在威權主義時代，它又成了人們攫取利益和特權的最得力的工具。在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時間裏，這種黨文化被龐大的黨機器不斷地培植、復制，致使很多人生活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中卻渾然不覺。對皇權專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曾是前現代皇權子民的自然歸宿；現代中國人對以“人民民主”為招牌的壹黨專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則是黨文化大力“洗腦”、灌輸、培植的結果。

　　當然，與前現代皇權文化壹樣，作為制度與精神存在的黨文化在自身的不斷復制與蛻變中，也無法擺脫這樣壹些後果，諸如權力與利益的結盟導致“超強權力轉化為超大私利”，知識對權力的臣服導致教育的御用性和精神侏儒的壹代代生產，理論的意識形態化導致理論本身的退化，當政者賦予自己的道德形象與自己的實際作為出現越來越大的反差，等等。甚至，黨文化浸潤出來的社會腐潰都和前現代很相象，比如威權主義時代權貴資本的形成、基層官員的腐敗和他們魚肉鄉民的不擇手段。唯壹的不同是黨專制語境內產生的罪惡都是打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旗號干出來的，公私不分、假公濟私成為此類勾當最重要、最鮮明的特徵。黨文化哺育了這壹切，它既是這些罪惡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助產婆，又是它們的遮羞布。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5：黨專制與皇權文化傳統的結合，必然全面逆向於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表現為社會發展的表面“超越”和實質扭曲。

　　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是我們在總體化的基礎層面已經揭示的東西，它包括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和社會整合領域公民社會的建構。這三項要求體現着社會進化的內在機理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趨勢。現在，當我們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黨專制完成了外來激進經驗和中國皇權文化傳統的“劣勢組合”、並把自身呈示為追求中的（以“階級專政”形式表現的）現代公共權力的異化時，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三個層面間的緊張關係開始全面地、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民主政治建構過程中，鑑於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張力、特別是這種張力關係中內含的某種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現代專制主義之產生本來就存在着抽象的可能。不過在總體化研究的基礎階段，這種“抽象的可能”還不是現實的可能。現在，這樣的轉變已經發生，那就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通過它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式――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把對社會進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從乃至“超越”和現實運動中對它的扭曲這兩者都納入其中，構成壹個充滿內部張力的巨大的矛盾體。這個總體化內在緊張的基本格局就是總體化第二、第三兩個層面的融合對基礎層面的否定。

　　說黨專制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從”，是因為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否認過民主的基本價值；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第壹代創業者確實曾把在中國實現民主作為壹個崇高目標加以追求。說黨專制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某種“超越”，則是指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曾使中國共產黨人自信，他們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優越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代表着人類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然而，本文前邊列出的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黨專制邏輯的諸多命題已經足以證明這種“遵從”和“超越”實際意味着什麼。如果讀者有興趣把制度現代化各個結構部分的相關制度安排（包括民主政治建構中的競爭性政黨制度、選舉與代議制度、分權制衡與有限政府、武裝力量的政治中立與非黨化、制度認同先於文化認同、民主憲政的非意識形態特徵，市場經濟建構中的私有產權及其法律保障，和公民社會建構中的新聞出版自由、教育獨立、學術獨立、結社自由等等）與黨專制邏輯揭示的種種事實作壹個對比，妳就會發現以黨專制為其制度呈示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實在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全面違逆。當然――我想再壹次強調――這種違逆並非什麼人主觀追求使然；毋寧說，它恰好與第壹代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理想相矛盾，是行動結果對理想自身的背叛。什麼力量導致了這種背叛？就是本文所說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進程本身。當中國共產黨人宣稱1949年後中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時，正是專制主義總體化第三層面和第二層面的融合――也就是，壹種貌似“超前”的東西和過去的、但尚未死亡的東西的融合――共同摧毀了這個神話。壹方面，中國傳統皇權文化中本來就沒有“公民”和“公民權利”概念，個體從來是演沒於家族和皇權社會之中的。另壹方面，黨專制的體制結構又恰恰凸顯了公共權力的易異化性，凸顯了無制約的權力被自身腐蝕的可能。這樣兩個東西的聯姻導致權利的發育不良和權力侵犯權利的結果，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麼？可以說，黨專制社會中對公民權利的表面張揚和實際上的漠視，既有前現代文化的影子，又體現着現代獨裁政體的特徵。

　　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的內在緊張這個角度，我們還能進壹步體味，何以在黨專制的社會中會出現形式性制度與實質性制度的兩分，以及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兩分。從表面看，當代中國有自己的代議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它們似乎都在獨立行使自己的職能。但稍作觀察就會發現，這種“獨立”其實只是形式性的，黨專制對所有這些制度領域的統馭才是中國最具實質意義的制度。這種統馭體現着中國皇權文化的傳統，雖然做了精心的改裝。但保留這些“形式”又並非無關宏旨，因為它們會給制度帶來“人民民主”的外觀，使它們看起來更加合法。當然，換壹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具有假面特徵的制度安排也給獨裁者自己設下了陷阱，因為改革力量畢竟可以把本來是形式性的東西轉換成具有實際意義的建設性體制要素，譬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果加入了真正的自由選舉程序，就有可能成為較真實意義上的民意機構，或至少成為向此類機構的過渡。總之，由形式性制度和實質性制度兩分生出的緊張，對總體化的不同層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區分涉及的東西更加微妙。如果我們把外在制度定義為以法律或其他紙面文件形式出現的、人為制定的外部規則，那麼內在制度則指非正式的、深層的、往往以默契形式達成的應變規則或模式。中國的前現代社會曾經形成過許多反映皇權文化特點的“內在制度”，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它們會以潛規則的形式對現代人的行為產生影響。有趣而不無深刻的是，黨專制語境下的社會會生出許多新的“內在制度”，比如官場做戲規則、假大空規則、謊言規則等等，它們既包含着對前現代中國人“生存智慧”的繼承，又有許多適應於黨專制社會要求的新的“創造”。從本質上說，大量的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對立，紙面要求與實際行為間的巨大反差，劇場行為和面具社會的泛濫，仍然根源於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三個層面間的內在緊張。當人們必須學會用不同的面孔示人、用不同的規則行事時，至少證明了壹條，那就是這個社會本身也是表裏不壹的。以黨專制為特徵的專制主義總體化社會就是這樣壹個社會。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6：黨專制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雙重否定與人為扭曲，揭示了這個制度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存在悖謬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是界定製度現代化之現象邏輯與本體邏輯的重要範疇。當我們閉目凝思這壹對範疇在黨專制社會中遭遇的命運時，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存在悖謬更加昭然若揭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先請讀者簡單了解壹下這兩個範疇的基本含義：在制度現代化的現象邏輯語境內，利益範疇揭示了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基本動因。在公民政治行為範疇內，與權利相聯繫的利益訴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達的經濟訴求。這種利益訴求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權力與利益的關係就不同了。權力本身就是攫取利益的手段。權力的使役性和強制性使利益的獲取變得輕而易舉，且這種攫取往往呈擴張型的膨脹趨勢。權力的非法使用獲得的利益同樣是非法的。為了約束權力，防止權力的不當或非法使用，才有限制權力、通過憲政民主體制去制約權力的必要。利益範疇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動因的揭示則是藉助勞動從謀生向謀利的轉化來展開的。自主行動的個人，以謀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競爭體系，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當然，這樣的邏輯還只是現象水平對象的自我描述。在制度現代化的本體邏輯語境內，利益範疇則揭示了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背後更深刻的東西，揭示了現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演進成因的哲學人類學根據。既然人的本性中有基於生物性的天性自私的壹面，那麼“以權力制約權力、以野心制約野心”就是壹種英明而又無奈的制度安排。但是，人的本性中還有另壹面，那就是社會性。社會性代表着理性的積澱，人類文明的積澱。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都是這種積澱的成果。這樣，作為本體邏輯的利益範疇壹方面凸顯了政治、經濟行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顯了這種本性作為推動社會發展動力的巨大功能，同時也凸顯了以現代制度形式呈示的人之理性、社會性對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約和超越。公共理性同樣是理解制度現代化和社會發展之內驅力的重要範疇。這個概念揭示了公民社會存在的深層依據。在現象邏輯水平，公民的社會交往行為和該行為體現的“互主體性”形成既不同於權力運作、也不同於市場運作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恰恰具有抵禦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的“目的合理性”和唯利是圖趨勢的強大力量。那麼，這樣的力量來自哪裏？這正是本體邏輯水平之公共理性範疇要告訴我們的東西：它仍然來自於社會性。不過，與政治、經濟領域中立基於生物性的社會性相比，這是壹種更加本真意義上的社會性。社會性通過公共理性所要表達的，不是人的外在的物質存在，而是人的道德的、價值的、精神的存在。當壹個公民不是作為謀取經濟利益的經濟人或謀求政治權力的政治人，而是作為與純然個體利益追求相對立的社會公共利益之倫理主體從事活動時，他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本體的、理性的、自覺的社會性之本質就得到了明白無誤的呈示。人類社會正是在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這兩個車輪的共同驅動下壹步壹步發展到今天的。這兩個範疇之間的內在張力反映着哲學人類學意義上人性構成的詭秘，理解這種張力關係，包括它的“合理性”和合理性背後的矛盾，成為我們理解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進程之全部復雜性的關鍵性樞紐。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兩個範疇在總體化第二、第三兩個層面分別遭遇的情形，並審視為什麼黨專制必然導致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雙重否定與人為扭曲。

　　研究表明，在中國前現代皇權文化語境中，利益範疇是未展開的、先天不足的。中國的傳統智慧，特別是儒學人性善的道德假設不可能發展出先進的利益激發（就經濟結構而言）和利益制衡（就政治結構而言）的文化觀念和制度體系。另壹方面，中國文化中鮮有個人權利的概念，這不但導致現代利益原則產生的困難，同樣導致現代公共理性原則產生的困難。以臣民社會為其表徵的中國前現代皇權文化尚且不知“主體性”為何物，“互主體”以及以互主體為標誌的公共領域自然更加無從談起。這就是我們所承接的文化傳統。然而，我們這個傳統中還有另外壹個方面，那就是當皇權結構抑制了工具合理性的發展，抑制了法治基礎上利益競爭與利益謀取格局的形成，窒息了合理建構利益競爭機制和利益平衡機制的可能時，對利益的追逐就會以壹種相對來說更原始、更沒有程序規約、也更殘酷的形式進行。現代社會轉型和民主社會建構要完成的，恰恰是結束這種利益追逐的原始方式。

　　問題是，當中國的社會轉型被納入馬克思主義“階級革命”的渠道時，合理的利益激發和利益制衡機制的建設又遇到了新的困難。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真正理解什麼叫人性惡；馬克思終生堅持的對人的自由勞動本性的設定是與文明世界依靠利益原則作為推動力的整個發展歷史相矛盾的，也是與馬克思、恩格斯自己闡述的唯物史觀相矛盾的。而當中國共產黨人戴着農業烏托邦的有色眼鏡來解讀馬克思主義關於“廢除商品生產”的預言時，這種歐洲激進思想中包含的烏托邦成分被進壹步誇大和畸形化了。毛澤東追求的“壹大二公”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有壹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建構某種人為的正義：公有制本來是想消滅“剝削”；但對私有產權的否定卻導致了利益原則的全面被壓抑，導致了社會生活的普遍貧窮。而如果說毛的烏托邦和“人為正義”窒息了利益的正常萌動，那麼鄧和後鄧的權貴私有化則以畸形的方式使利益衝動復生且惡性膨脹，也就是，不是在法治的市場化環境中實現合法利益追求，而是依託權力進行非法利益的攫取。這種攫取在某些方面似乎回到了前現代，既是赤裸裸的，又是偽善的，它綜合了資本的邏輯與皇權邏輯的全部醜惡。

　　在政治領域，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利益原則是公共權力建構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公共利益的普遍性只能藉助個體、集團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競爭的有序化來實現。“階級革命”導致的壹黨專制否定了權力制衡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通過利益之間的合法抗衡實現利益揚棄的可能。在威權主義條件下，黨專制保護並促進的只能是特權利益和與權力相關的各種非法利益。為了保護這些利益，阻止來自社會的批評，對公民社會的否定又成為邏輯上的必然。這樣，黨專制在否定和扭曲利益原則的同時，必然同時否定公共理性原則。我們在黨專制社會中看不到制度現代化框架內應有的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之間的合理張力，看不到人性惡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遏制，看不到人的本體意義上的自由落實為公共權力監督的制度上的安排。換言之，黨專制既否定基於利益制衡需要的權力監督，又否定基於道德和人類良知的公共理性監督。黨專制體制的結構整體性和系統性，使得這個制度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否定與扭曲也必然是整體性的、系統的。

　　既然如此，既然黨專制從根本上否定健康人性的成長，否定這種成長要藉助壹系列的結構條件來保證，卻縱容了負面人性的惡性膨脹，這個制度在社會進化的歷史哲學意義上難道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7：作為中國現代制度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扭曲的特殊性”，黨專制並不具有歷史建構意義上的恆常價值命題26是從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之歷史哲學蘊含的角度推出黨專制何以有悖歷史發展大方向的結論的。本命題將從中國現代制度轉型之“規範的特殊性”和“扭曲的特殊性”區分的角度，得出同樣的結論。

　　中國的現代化帶有“後發外生”的特點，這是理解中國現代制度轉型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點。“後發外生”意味着原來的文化傳統中尚未產生來自內部的變革力量或至少是變革力量不足時，就被外來的、更先進的的力量所衝擊，後者體現着社會進化的內在本質和普遍要求，因此勢必擁有更強的內在“征服”力量。“後發外生”的現代化，就其整個過程的相對非自然和它所表現的文化承續的危機乃至局部斷裂而言，必然是痛苦的；但另壹方面，既然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擁有全人類範圍的普適性，“後發外生”就不過是制度現代化普適性原則統攝下各民族發展道路特殊性的壹種表達。這個過程雖然是“後發”的、“外生”的，卻並不意味着某種外物的無根據的從天而降，並不意味着對“外來物”的全無理由的被動接受。恰恰相反，制度現代化的普適原則之所以能在“後發”國家逐漸生根，是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擁有最始基意義上的哲學人類學的內在根據。所以我講“後發”國家的制度現代化既是“後發”的，又是被“誘發”的。“後發”只是描述了現象，“誘發”才更深刻地觸及了實質。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和西方國家的對抗，從本質上說，乃是落後的農業文明同先進的工業文明之間的較量，較量的性質已經預先決定了較量的結果。只不過由於征服者邏輯的存在(註1), 較量加劇了文明的傳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間的緊張。這也是歷史的壹種悖謬。但不管怎麼說，古老的中華民族走進現代、走向共和，就是從這種緊張中邁出第壹步的。無論在以後的進程中還會遇到什麼樣的磨難，只要這種磨難仍然屬於總體化語境內基礎層面（制度現代化的普適要求）和中間層面（前現代文化的制度、觀念遺存）這兩個層面之間的碰撞，中國現代制度轉型和現代化中出現的壹切問題、壹切困難就都屬於“特殊性”的正常範圍，這就是我所謂“規範的特殊性”。從邏輯意義講，中國制度現代化的完成、中國現代民主國家的構建，本來是有可能在“規範的特殊性”範圍內實現的。命題1已經通過另壹種方式談過這壹點。

　　但歷史後來發生的、我們現在仍然深陷其中的現實卻是歷史進程中的“扭曲的特殊性”，即歷史發展偏離了它的正常軌道，總體化建構中的第三個要素闖了進來，它改變了傳統與現代對接的樸素性質，使這個過程充滿了怪異、離奇和自相矛盾的色彩。是的，黨專制是壹種非常詭秘的存在，它在宣稱批判傳統的時候反倒回歸了傳統；它在斷言超越現代的時候反倒誤讀了現代，或乾脆扭曲了現代。由於黨專制這個要素的加入，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總體化呈現為壹個極其獨特的、巨大而又復雜的矛盾體，它使中國的現代制度轉型變得格外艱難，每前進壹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有時還會長時間地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然而，不管這種“扭曲的特殊性”因為何種原因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也不管它曾經給（而且至今仍在給）這個古老的、正在走進現代的民族帶來多少額外的痛苦，就歷史發展的內在本性言，這種歷史進程的被扭曲的特殊是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的。制度現代化有其自身的邏輯，它會頑強地通過各種歷史偶然性、排除各種歷史干擾為自己開闢前進的道路。社會進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包括了各種偶然性歷史要素組合的可能；但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織並不否認如下壹點，即從根本上說，社會進化是壹個全人類普適的發展過程；各民族歷史演進的具體差異無非是以自身的特殊性（無論是“規範的特殊”還是“扭曲的特殊”）證明社會進化本身的普遍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斷言：作為中國現代制度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扭曲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並不具有歷史建構意義上的恆常價值。

中共成員的心理特徵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第三次憤青運動是指繼上世紀和義和團運動、紅衛兵運動之後，九十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而言，之所以將這三次歷史事件統壹歸為憤青運動範疇，即是因為它們有着極為相近的典型特徵。其約略的定義為：壹、強烈的反西方意識，迷信極權暴力；二、狂熱的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為旗幟；三、以青年為主流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有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四、有暴力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現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權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徵的青年政治運動，不是憤青運動，不在討論之列。

　　我們也須對民族主義約定壹個範圍：民族通常是以語言體係為紐帶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徵，語言是維繫族群活動的首要資源，不同語言之間的族群因其民族歷史文化記憶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也不盡相同。說漢語的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也包括其他漢語系的少數民族，漢民族為絕大多數。說藏語的是以藏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藏民族占多數，也包括藏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蒙古語與突厥語系的民族主義以此類推。這裏所談的民族主義是漢語體系的漢民族為主體之民族主義，憤青運動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憤青現象不在討論之列。而此文所稱之“民族主義”也不是孫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指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的憤青式狂熱民族情緒，因為他們及社會上統稱之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但也非本題目之任務，亦不在討論之列。

　　壹、義和團運動 

       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史稱“拳亂”）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民族運動，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壹群不識字的農民和極端保守的滿清統治集團，但義和團從民間走向國家政治舞臺後，即以農民戰爭的方式來發起對外來民族的戰爭，是最終造成更大民族災難的起因，也深刻影響百年來的現代史。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壹些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為強國之策。但甲午戰敗後，中國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於朝廷和學者，底層民眾並未參與。而農民則認為西方的文化經濟侵略是中國社會衰落的根源，只有趕盡殺絕外國人，中國便天下太平。於是義和團以驅趕外國人為宗旨，向壹切外來的人和物發起猛烈攻擊，火燒天主教堂，殺害教士信徒，殺害享有特權的外交人員。義和團不是國防軍，其軍事組織是依自然村鎮上形成的“壇口”、“拳廠”或“紅燈照”壹類鬆散的民間拳團單位。迷信神仙法術，拳腳氣功。扒鐵路、砸郵局、砍電線杆子、殺傳教士、圍攻大使館時豪情萬丈，上了戰場，即刻發現刀槍不入的鐵布衫金鐘罩功夫不行了，各種神祇通通失靈了，連孫悟空也幫不上忙了，拳眾潰不成軍。慈喜太后等頑固派利用烏合之眾的義和團來向西方列強宣戰，力圖壹舉驅除洋人，義和團運動所以持續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數省。結果是滿清皇室西逃，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擊潰，後被滿清政府剿滅，中國簽訂屈辱條約，付出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南方由於張之洞、劉坤壹等地方官員強烈抵制，力主鎮壓，實行東南互保，拳眾未能南下。愛國主義最終以禍國殃民的結局收場，引來俄國侵略勢力，付出長久和慘重的代價。他們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賣了，雖然不堪回首，卻也為中華帝國最終打開國門，為接受西方文明創造了全民共識的局面，再無人以大刀長矛來藐視西方的堅船巨炮了，再無人對“中體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於是奮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實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這個層面上講，義和團運動之敗也是中國走向共和之契機。

　　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是當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憤青運動。他們也是壹群“憤怒的青年”，其憤青群體性特徵極為明顯。假如沒有憤青的集體憤怒，毛澤東就難於將開展於文化界的鬥爭演進為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紅衛兵初起時全是在校大中學生，後來成份有些復雜，但總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眾力量。紅衛兵運動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不是將外國人全部拒之於國門之外，而是要打倒國內走資派，打倒美帝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理論，將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思想傳播於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這次運動更為激烈，遍及全國每壹個角落和每壹個人，是把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壹齊打倒，代之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受高層控制，紅衛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當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亂形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之後，紅衛兵隨即被當局驅離。紅衛兵的革命權力完全來源於最高層，雖有強大的組織力量，自身並無主導運動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紅衛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機發起暴動，趕走英國人，收回香港主權，但遭受中央壓制，只好偃旗息鼓，繼續在英國人統治下生活。

　　紅衛兵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結束，持續了近三年。紅衛兵幫助毛澤東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後，失去利用價值，免得再生事端，隨即將紅衛兵敲鑼打鼓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紅衛兵也全部變為插隊知青，等他們明白過來了，青春已經逝去，又可憐巴巴地加入爭取回城的大軍中去了。那時北京有名的紅衛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紅得發紫，也壹樣被趕出京城，監督勞動。文革仍在進行，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為被教育改造的對象，工人和軍隊上升為文革主力。紅衛兵如同打土豪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待土地合作化時，痞子運動的價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貧下中農為主力軍了。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憤青造反為先導，否則很難在極短時間內打亂原有秩序，搞掉劉少奇的龐大體系。劉的政府倒臺後，代之以組織紀律性強的軍隊和工人參與文革奪權，毛澤東才會掌握文革的絕對領導權。1966 年11月，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澤東表態支持，隨後的“壹月風暴”中，王洪文指揮“工總司”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令毛興奮不已。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對紅衛兵已是不耐煩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於是將工宣隊和軍宣隊派駐學校，監管學生，勿使之脫離軌道。工人群眾登上文革舞臺，作為烏合之眾的憤青自然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由於文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紅衛兵被趕到鄉下是唯壹化解麻煩的辦法。娃娃爛氣的紅衛兵運動煙消雲散，悲劇性收場，也被無情釘上了世界歷史的恥辱柱，成為反人類現象的典型。當時北京第壹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1]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爛現有的黨政系統，原有的統治機器指揮不靈了，必須藉助組織化的群眾運動，讓青年學生帶頭打破舊格局，助其重建毛氏個人專制。所以，紅衛兵的活動能量完全來源於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壹人，允許其介入高層鬥爭，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級黨政官員發起攻擊，並大肆報復社會。當毛達到了目標，隨即切斷能量供應，他們的政治資源便立即枯竭了。紅衛兵大批鬥走資派、打砸搶、殺人害命直至武鬥流血，都表現得勇敢無比，毛主席壹聲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無人敢於反抗，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因為紅衛兵就是為保衛毛主席神聖地位而成立的，他們的“革命正義”完全出於毛的認可，對於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徹底執行，否則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為他們根本不具有現代權利意識，強烈的忠君意識也不允許有份外之想，所以才會以大肆踐踏公民權利的方式來渲瀉革命激情，體現忠君情懷。他們雖為熱血青年，其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完全來源於程式化的共產主義忠誠教育和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妄圖解放全人類是由於深信毛澤東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燈，其行為過於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們是在幼年就被洗腦的壹代人，心中充滿着忠君與仇恨意識。實際上，他們也處於被壓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應該是自己，待他們被無情地趕下農村時，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慮自身困境，於是把精力都轉移到回城的熱潮中了。但這種反思不是權利意義上的覺醒，無法做暴民，便立即顯現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與奴僕的雙重性格使紅衛兵運動無法轉向民權革命。這場運動是人類現代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毀滅運動，它比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及希特勒的燒書殺猶太人更為殘暴。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教授名人學者不計其數，破壞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不計其數，造成的無辜人命和社會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破壞的文物古蹟不計其數，對中華文化史籍資料的毀滅性破壞亦不計其數……表面上，紅衛兵運動體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太明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世界革命需統壹的階級陣線，民族主義勢必影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化。但實際上，列寧的蘇維埃帝國就是大斯拉夫主義聯盟，是為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擴張利益服務的，到了斯大林更是這樣，其他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毛澤東也壹樣，重建中華帝國的世界中心地位，當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輸出毛氏印記的紅色革命才行。所以，紅衛兵運動也是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憤青運動。

　　三、憤青運動 

       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是第三次憤青運動，其範圍不如紅衛兵運動廣闊，規模也較為零散，卻影響廣泛，成為當代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義運動。它煽動的民族狂熱曾引起數次中美和中日之間的外交衝突，也為西方社會所廣泛關註。雖然不以輸出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展示憤青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憤怒，卻也借用壹切重要機會乃至走出國門來展示其能量。例如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即以“紅海洋”式的視覺震撼來形成對西方民眾的強大心理壓力，西方人稱之為“紅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衝突。憤青運動有壹定的權力背景，上海憤青圍攻日本領事館時，警察為其開道，武警幫助憤青爬上領館牆頭，而不是發催淚彈或用棍棒驅趕之。在後來的諸多反美反日遊行，學生軍警統壹行動，公開的宣傳仍然說成是自發的，與政府無關。由於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當代憤青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體政治活動，官方也不允許憤青組織化，壹哄而起，壹轟而散，烏合之眾最為適合。

　　以憤青的文化層次而論，遠超過義和團的農民，也超出紅衛兵許多，不少人有高學歷職稱，或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但心理傳統壹脈相承，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當代憤青與以往的憤青有壹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其偽民意性，這是研究當代憤青運動時需要註意的。義和團能基本代表民意，因為那時的人們知識水平太低，資信落後，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於守舊，不可能找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正這是這種守舊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閉關鎖國的方式來純化中華，回到天朝帝國的老傳統中去，拳眾的暴虐與昏庸腐朽的清宮保守派壹樣表現出守舊愚昧。僅僅憑壹幫無知拳眾的海口，慈喜太后就敢向列強宣戰，表現出極端的愚昧。但無論是義和團還是滿清官員，本質上是愛國的，他們決不會以獲得壹張外國護照為榮，他不是在表演愛國。紅衛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正義感，雖然這些都是反人類的，是落後愚昧的。但紅衛兵的知識和眼界不支持他們在舉國顛狂的情勢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誤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視為普遍真理，同樣表現為守舊愚昧，也代表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當代憤青的人權認知超過紅衛兵許多，不是不懂民權政治，其逆時代的行為是故意所為，他們心靈深處既積聚集着恐懼，也積蓄着暴虐，是雙重性格所致。當代憤青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也是虛偽的，被人稱之為“愛國賊”，比賣國賊更可惡。因為賣國行為須面對道德拷問和歷史追問，賣國者通常身居高位，執掌國家權力，其行為自然要載入史籍，賣國行為多半不得已而為之，晚清政府的賣國行為都是戰敗所致。愛國賊是什麼也不管，是壹幫無絲毫道德約束的流氓無賴，其地位所限，也用不着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圍攻美日使館，夜裏趕快到使館排隊等簽證，更以千方百計弄到張美國綠卡為榮。他們的憤怒是選擇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們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技成果，進入現代生活，每天離不開電話電腦網絡，也離不開歐美電影，壹面卻大罵西方民主的虛偽，為專制唱贊歌，或小罵大幫忙。因為詛咒西方是安全的，不會引來政治風險，為體制服務又可獲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時，CCTV記者芮成鋼搶奪韓國記者的提問機會，不顧起碼的禮儀，向奧巴馬發難，聲稱自己代表亞洲人，也可以代表韓國人。而上壹年的G20峰會中，他聲稱代表全世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參加會議的官員，只是壹名新聞記者，僅能代表CCTV，連中國人也無權代表，卻顯示出強烈的霸權意識。CCTV何以連年派這等憤青出鏡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會議的中方代表不公開置疑？就是因為這種表演不過是借國際舞臺給國內觀眾看罷了，需要這種“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憤青用“愛國主義”這塊“金磚”，敲開榮譽金錢之門，也砸開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大門，這就是其本色！他們絕不會對身邊的專制憤怒，絕不敢對自己的上司發難，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哪怕權利受到嚴重侵擾。他們慣於忍受政治壓迫和雇主奴役，他們敢於挑戰外國元首是因為毫無風險，潛意識中對極權的恐懼是他們選擇憤怒的閾值，超過這個閾值，他們就退縮或轉向了。所以第三次憤青運動更多的帶有流氓文化的痞子運動特徵，他們是標準的奴僕，沒有什麼革命正義感，也不管什麼人類自然正義與普世價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藉機發泄的成份更多些。當代憤青運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激情與獻身精神，義和團的上戰場不用說，紅衛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戰場受到拒絕後，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參加反美戰爭。也有不少人跑到緬甸，參加緬共的“解放”戰爭，後緬共失去外援，紛紛做鳥獸散，壹些割據武裝只好改種鴉片了。義和團排外是為保存國粹，雖然表現出來的是愚昧。紅衛兵的瘋狂也大多出於革命義憤，儘管這種義憤代表的是偽正義。而今的憤青很善於事前評估政治及法律風險，以高喊廉價口號來展示效忠式的愛國主義，他們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卻是媚外的，他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嚮往更為急切。他們有時也需要人權，很會利用西方社會的自由制度在外國表演中國所喜歡的事，比如火炬傳遞中的紅色暴力傾向，可以作為向西方國家要價的籌碼。有時候也會容許有組織的反美示威，在媒體上宣傳為自發行為，這也是當代憤青運動偽民意性的壹個重要特徵。

　　因此說，當代憤青的特點是極端反對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對長期關註中國人權的美國，美國於是成了憤青的頭號敵人。所以，他們絕不會為伊朗或朝鮮的人權問題上街，也不會為了自身的公民權利上街，否則就是不憤青運動而是民權運動了。他們的憤怒時刻參照官方態度，與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們也決不會為俄羅斯擊沉中國商船而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也不會對俄國政府壹次沒收銷毀中國商人20多億美元商品而發起網絡攻擊，更不會對俄國軍隊肆意扣捕中國船民而到俄國使館抗議。雖然俄羅斯帝國夢對中華帝國夢有制約作用，官方的憤怒取向決定着憤青運動的憤怒風向及政治風險。何以憤青如此地敵視美國呢？這也是長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雙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壹方面可以反美國為名發泄過剩的激情，揮灑仇恨怨怒。憤青缺乏現代人類社會具有的宗教情懷，由於共產主義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長期的洗腦教育，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贖精神，他們空虛的靈魂只能在界定的“愛國主義”範圍內發泄。於是毛澤東就成了心中的“上帝”，為憤青運動染上神聖的色彩，成為主宰靈魂及價值觀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政治參與。第三次憤青運動之所以斷斷續續折騰十幾年，正是由於其反民主性，是抵禦化解民眾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訴求的利器，越是將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誇張到極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能持續利用反西方的憤怒資源，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註意力從爭取公民權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來，憤青運動就越具有利用價值。以現代資迅渠道而言，憤青可以了解到他們想了解的壹切東西，卻不屑於了解。他們明知自由民主是時代潮流，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唯壹生活方式，卻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體行動來表演壹番，力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吸引眼球，不甘心其邊緣化地位。但他們除了被不時利用壹下外，並無更多的剩餘價值，比如他們要求抵制日貨，圍攻家樂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眾支持，因為中國經濟的六七成是依賴出口的，礦產資源也大部來自國外，抵制外國貨無異於自殺。這時候，官方也會視情況實施壓制，免釀成蔓延之勢。憤青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國情，但出於表演推銷或發泄自己的目的，總是有在大庭廣眾下現身的強烈欲望，是憤青唯壹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但憤青搞得過了火，也會受到懲罰，上海日本領事館被砸，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幾個帶頭的，判刑了事，當了替罪羊。這顯然是象徵性的，不會認真追究憤青的責任，與發生在西藏新疆的騷亂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窮追到底的。

　　第三次憤青運動不同於以往之處，還在於憤青善於利用現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網絡平臺表演民族主義，甚至以發動網上恐怖攻擊，除了黑客對自由網站攻擊，也攻擊壹些自由學者網頁。還有很多人是有關部門僱傭的打手，以每發壹貼獲取五角錢報酬為目的，履行引導輿論導向和壓制自由言論的任務，暗藏身份，多處註冊馬甲，在各網站論壇和個人博客發貼，具有地下工作性質，人稱“五毛黨”。[3] 這也是新時期的特殊表現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網上憤青為樣本，對其展開心理分析。

　　相關心理學簡述

　　憤青運動是既然是壹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普遍之規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義、崇尚極權暴力、強烈的忠君意識、青年人過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達等等。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憤青現象也表現出鮮明的心理學特點——病態心理。憤青的病態心理主要體現在偏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沒有病態的社會化偏見心理，就不會形成憤青運動。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說：“……對某些人來說，偏見是壹種生活方式，它似乎產生於他們的保護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們與自己周圍世界發生聯繫的習慣方式的壹種反映，而不是壹種經過特定學習後而對某些特定團體產生反感的結果。……他們的許多態度常常形成壹種統壹的模式。首先，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隨着壹種美化他們自己團體的傾向，因此他們可以被稱作種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c）。而且，這壹種族中心主義常常與壹種嚴格而狹窄的社會——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關。這種保守主義決心堅持傳統的放任主義教條和傳統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對那些似平威脅這些價值的人。……這些廣泛偏見的的人們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專制主義的意見。他們不僅不能容忍與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們典型地嚮往壹種明確而嚴格規定的‘強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級社會體系。”[4] 這是用美國人為實驗樣本得出的結論，若用中國的憤青為樣本，更會深化這壹論證。（壹）中國憤青的種族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漢民族沙文主義。中國近代的落後，使得中國人的傳統優越感遭遇挫折，歷史上總是中華為世界第壹，中國為世界中心，天朝舊夢破滅了，有如俄羅斯的大帝國迷夢破滅了壹樣，化為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傷痛。這個傷痛在不斷的回憶中強化，特別形成壹部分群體的仇恨心理，強化為頑固的群體偏見意識，或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有如不少俄國人依舊懷念斯大林的蘇維埃帝國，又紛紛興起斯大林崇拜，壹如當年斯大林的辦公室去掉列寧像而掛上彼得大帝的畫像、妄圖重圓俄羅斯民族的霸主之夢壹樣。[5] 中國人特別不能接受美國位居第壹的現實，認為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全球領導地位原本屬於中國的，而不應該歸於僅有幾百年短淺歷史的美國，對美國充滿着“羨恨交織”的情緒。世界雖然早已進入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時代，民眾福祉為立國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轉變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新的中華帝國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燒。而傳統的集權思想使得中華掘起欲望更為迫切固執，集體主義思想又時刻強化着這種欲望。急於輸出中華的傳統價值觀——中華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須以集體主義來替代自由主義。憤青不渴望自由，不爭取民權，而是期望強勢領袖來帶領中國人走向世界，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取代美國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樣。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干擾中國的國際動向都會化為新的民族仇恨，與歷史舊帳糾纏在壹起強化為凝聚民族主義的憤怒資源。憤青心態雖然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心理，卻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極端情緒的壹部分，憤青運動就是這種民族偏見心理在現實中的放大效應。偏見構成憤青或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驅動力。雖然這種欲望脫離現實太遠，但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註，必須不斷利用對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為燃料添加，持續夢囈般的幸福意識，憤青才會在烏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換來壹時之幸福感。

　　任何壹種特定偏見的特徵，常由人的文化層次決定着，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識的來源問題，也有知識的結構問題。有相似偏見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數效應就會擴大成群體的偏執狂症。在權力背景下，會持續蔓延，泛濫成災，納粹及紅衛兵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壹點。中國是保守型社會，長期受奴化教育及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信息來源的單向度決定着教育的單向度，是灌輸性的，是機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產奴僕的同時也生產暴君。奴化教育生產奴僕，仇恨教育生產暴民，暴民中成為暴君的幾率極小，更多有暴虐心態的人只有變為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態下是被壓抑的，不容易找到發泄管道，由於憤青有政治意願，其強烈的政治參予欲望只能在群體性的政治運動中找到渲瀉機會，突發的政治事件就成為其誘因。但單向度的奴性教育決定了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則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為起點，這也是產生憤青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狂暴的人在群體中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是由其從眾心理決定的，即謂“羊群效應”。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這類政治運作是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乾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憤青運動干擾到權力實施，其自身安全原則隨即達成共識，政治表演便宣告結束了。憤青運動的烏合性質，羊群效應，反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訴求，不會有完善的治國理論，不過是情緒發泄性狀，不過是供權貴玩用的工具而已。這也是憤青運動喪失理性的原因，更是當代憤青運動的典型特徵。中國人受制於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學識的人不多，所以才會產生壹代又壹代的憤青，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原因無需多談，這裏主要從心理學上分析憤青現象。

　　由於偏見性格的形成，憤青的思維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為表述，力求給人不同尋常的另類印象，即使是學術研究，同樣能表現出固執的偏見心態，他們認為，只要能戰勝美國，可以不顧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約束，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價（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襲擊），可以用“西安以東不要了”的方式來與美國進行核決戰……戰爭叫囂是憤青抒發憤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他們嘴裏的中華掘起，實際上是受那種統治者權力與榮耀巔峰式的傳統願望驅使，充滿着中華帝王君臨天下的幻想，充斥着中國管理全世界的夢想。憤青的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壹種認死理式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並以此為判斷是非及正義的標準，凡是不符合這種標準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態對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相當程度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人身上已經具有條件反射的性質，成為集體非理性，可以隨時從潛意識層面被激發。”[6] 在對待壹些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就表現出這種漢化的民族主義，凡不順從者壹律視之為異族，大加撻罰。之所以不斷操控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大多表現為壹種狂熱的大眾情緒，烏合之狂熱是最廉價的政治資源，官方掌握全部鎮壓機器，烏合群體不會影響統治，遂使民族主義成為壹種集權手段，讓統治者永遠占據道義制高點，來對抗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風險，正如龐勒所說：“壹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它毫無邏輯關係的壹系列形象。”“專橫和偏執是壹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着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壹再表現出來。……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着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壹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凋像。”[7]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斷然拋棄紅衛兵，也緣於群眾運動的群體思維難於精確操控，烏合的群體遠不如正規的軍隊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烏合之眾只有短期利用價值，時間壹長，群體組織正統化，就會追求自身的權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來不利因素，成為統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數情況下會形成社會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確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輕易策動群體運動，除非象毛澤東那樣神明般的統治者。但烏合之眾永遠會有，就在於偏見心理的持續性。

　　憤青的生活態度也與眾不同，憤青是“憤怒的青年”之簡稱，這種簡稱未必準確（憤青壹詞已約定俗成，只能從俗，以便討論問題），因為憤青之憤怒與標準的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筆名為“怒不可遏”，卻總是寫馬屁文字，與憤怒到極點毫不相干。他們什麼都能說，且不必對後果負責，可以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壹部科學專着，曾指導了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可以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虐待狂，讀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認真理論，那就上當了，其巴不得藉此來展示其與眾不同。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貨壹樣，明知中國商品離不開日本市場，自己也未必會帶頭去做，卻非要發出荒唐叫囂，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發泄和表演而已。若從文化心理分析，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產品，中國的歷次憤青運動無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記，從肆意燒殺同胞的義和團到殘害同類的紅衛兵，再到當代憤青，莫不如此。他們對勝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殺迫害同類時才會表現得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在信息時代，暴力行為也會表現在網絡上，是憤青運動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的網絡社會裏，憤青的暴力行為更加肆意妄為，毫無節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為鮮明，雖然這種效忠式的表演並不能帶來多少個人現實利益，只是偏執已成頑症，壹有機就會發作的。

　　這也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作用”，是壓抑的釋放和貫註的轉移，病態的偏見心理須轉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這與自戀有關，由自戀形成的自大偏執狂症狀，只有能過移情作用來治療。憤青運動就是壓抑移情於街頭政治，偏見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也可以說，憤青運動是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卻絕非心理學意義上的治療過程。可惜的是，大多數人並不覺得他們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醫生。自戀平常是被壓抑的，偏執狂症只有在發泄的移情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感，當這種發泄被權力階層利用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悲劇或災難就發生了，每每成為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不可能那麼多人同時心理病態吧？這也不奇怪，當文革中億萬人壹齊發狂的時候，總不能說這種全民心態是健康不帶偏執的，沒有心理問題的。當然很多人是出於政治宗教的狂熱，是黨文化的極端化現象，卻也有明顯的社會心理學特點，表現為症候群的偏見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人類科學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壹，它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不僅是精神醫學方面，更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理論及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着深刻的影響。既然憤青群體有非理性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理論正好幫助我們打開憤青的心窗，透視其內心世界。我們在分析憤青之群體現象時，也有必要對憤青個體做分析，因為群體是由個體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麼，引入精神分析理論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對來自網絡的典型個例分析

　　我的個人博客裏，時常有憤青搗亂，有兩個極為狂妄的典型個例，極具心理分析價值。壹個是自稱為“思想家”的憤青，壹個是網名為“無字天書”的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爭論之激情；後者是純粹的流氓無賴，只會惡言惡語，謾罵攻擊，甚至採用網絡恐怖襲擊形式。這兩個樣本雖然不能涵蓋網絡憤青群體，卻可以代表相當壹部分憤青的社會心理和病態症候，可以獲得深入了解之機會。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憤青運動的激化常常在網上形成，街頭運動也與網絡言論的趨同化密切相關。

　　壹位自稱是“思想家”（思想家樂園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憤青來我的博客（高生詩詞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銷其理論產品，開始時我還較為認真的回應他的觀點和問題，後來發現他並沒有起碼的學術精神，根本談不上是學者，思維邏輯混亂，表現出驚人的幼稚，卻對別人的話根本不聽，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無政治歷史和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知識層次過於淺薄，卻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類，改造世界，實際上他那點所謂的理論不過是前人扔掉的烏托邦之類的東西，且零散不成體系，也談不上有什麼“產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典的烏托邦理論，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知識也相當貧乏，西方經典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語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後語。但當我向他推薦壹些必讀的經典書籍和解釋壹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時，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顧，說我讀的那些書全是過時落後無用有害的，是被別人洗腦了，甚至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為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不知道孫中山有關共產主義的解釋，連天下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為落後的理論，聲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發現的，獲得了許多人的贊揚。壹個人有些自戀自大也不為過，有些標新立異的情結也不奇怪，但當妳發出善意勸告，表示不願與之繼續交流，其偏執狂的病態心理便發展極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惡意騷擾，不由得引起我的厭惡，讓他走開。但“思想家”執意不肯，死纏爛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則不依不繞，實際上就強迫我承認他的“救世理論”。這反倒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因為研究憤青現象正缺少壹個有代表性的網絡樣本，與憤青近距離接觸，雙方的情況有差距，難於獲其內心表露。上網壹般不露真實身份，有虛擬的遙遠空間，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覺，可以即時交談，容易讓對方摘掉人格面具，講出真話，更便於觀察其心理活動。“思想家”的前來，正好補上素材不足的空缺，這是難得之機會，因壹般泛泛而談的憤青不會將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但妳必須不斷刺激他的激情，使他總處於亢奮狀態，方可獲得真實的第壹手資料。這可能會激發其偏執狂症，卻也只能這樣，因為他的偏執有着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們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為了從精神方面來探求憤青性格之成因，因為憤青並不占人群的大多數，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會成為憤青群體。只是中國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幾的人聚在壹起，場面就相當可觀，在網絡世界也壹樣。他們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現為自戀、炫耀、固執、偏狹、狂傲、冷酷、仇恨、殘暴等等，如果沒有相近的心理特點，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鬧事搗亂的，即使是“羊群效應”，也須有相近的心理認知傾向。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從憤青網站博客中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狂燥偏執情緒，諸如“烏有之鄉”壹類的網站。我們逐步分析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論，以找出其心理成因，這對於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心理，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分析說：“偏執狂（paranoia）是壹種慢性精神錯亂，在當今的精神病學的分類上占有壹種不確定的地位。……根據其內容的不同，偏執狂可區分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誇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心理時，往往產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認為自己是壹個特別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着說：“誇大狂是由力比多從對象貫註上撤回所導致的自我膨脹的真接後果——繼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嬰兒原初自戀的壹種回復。”根據弗氏理論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嬰幼兒的性發展期大致分為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等幾個階段，如果在此期間性本能的衝動受到不恰當的抑制，對將來的性格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負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諦普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也譯為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壹位殺父娶母的國王），肛門期可以形成肛門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錯傾向。伊諦普斯情結是戀母情結；肛門性格是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錯是與性愛對方的性方式錯亂，如同性戀或性虐戀等等倒錯性行為。我們從“思想家”的狂傲言論中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其伊諦普斯情結和肛門性格，已經發展到非常典型的階段。

　　壹、伊諦普斯情結與自戀 

       每個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嬰兒的吸吮母乳的動作，除了獲得營養，也有性方面的意義。嬰兒吃飽了還離不開乳頭，以至於含着奶嘴才能睡覺，在不斷的吸吮中感受到快樂——性的滿足。弗洛伊德說：“假定兒童沒有性生活——性興奮、性需要和某種滿足——而是在12歲至14歲之間突然獲得的，這與假定他們生來就沒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長出來壹樣是不可能的（與我們的觀察事實不符），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也同樣是荒謬的。青春期喚醒的只是生殖機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機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講：人類的性生活）”弗氏理論稱兒童的吸吮為“享樂性吸吮”，將這種快樂歸為嘴和唇區域的興奮，是為嬰兒的“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並把從吸吮中所獲得的快樂稱為性的快樂。從母親的乳房成為性本能的第壹個對象從這種單壹動作中，可以同時滿足兩種具有生命重大意義的需要，並成為其後性心理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教育比較保守，在兒童期的性教育幾乎是空白，伊諦普斯情結極易得到強化。弗洛伊德把性慾不僅視為人的身心發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決定力量，而且還視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弗氏理論認為，性本能衝動（包括廣義的和狹義的）都是神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樣性本能衝動也為人類精神高度之文化藝術和社會發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伊諦普斯情結或自戀並不必然表現危害性，卻常常以壹種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也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論中就有着這種傾向，下面摘錄“思想家”語錄（標點及文字不妥處，為原文之誤，不予改正，其後同）：

　　——知道中國人為什麼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唱歌頌祖國的歌嗎？因為中國人才真正當過家做過主，他們才會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繫的那麼緊密，才會有主人翁的感覺和態度。

　　——我在單位曾是職工代表，我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會上妳可以暢所欲言為企業和國家做主，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企業和國家接受和採納。也只有在這樣的會上我才能體會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實從歷史上看，人民感覺幸福的時代並不是什麼民主的時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國俾斯麥和西特勒時代，人民為什麼那樣狂熱崇拜熱愛那些統治者們，（難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別人，反正我不覺得自己傻，但不傻並不等於就能當國家主席）發自內心的叩拜山呼着萬歲？

　　——我覺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麼多壞事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景仰和愛戴?這可能嗎?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麼事情?我和妳說了很多次了,毛時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個人做的.

　　這顯然也是壹種社會化了的伊諦普斯情結，雖然作為“母親”化身的祖國帶給中國人的常常是苦難，但戀母情結無疑是民族主義得以維繫的紐帶，壹旦失去伊諦普斯情結，民族主義便難以聚攏人氣了。但祖國的內涵也會隨時勢變化，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於是在共產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祖國不是自己世居的國土，而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壹些在莫斯科長大的“紅孩子”至今仍然對蘇聯充滿祖國式的戀情和感激，喜歡唱蘇聯紅色歌曲，也是緣於這種伊諦普期情結。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被壓抑，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共產意識形態衰微之際，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便迅速激活，以大中華取代蘇維埃，便以社會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來作為稱雄全世界的動力資源，同時也是憤青運動的能量源泉。毛澤東是將共產革命從蘇聯祖國中心引向自己祖國中心的強勢領袖，儘管毛的無數次政治運動殘害了無數中國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興的精神教主神壇，在建造“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國君主地位時，也將中國人帶入了重溫中華帝國夢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號召力，是後世君主必須加以利用的道義資源。所以，持續不斷的“毛澤東熱”，證明中國人的蘇聯祖國意識已成功地轉化為漢民族主義了。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所鍾愛的事物美化，視崇愛對象的特性來女性化，或進壹步將之崇高化，即是“母親化”——賦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國滋養了人民，人們比之為母親，也可視作壹種樸實的情感。但伊諦普斯情結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變態感情，在為“母親”自豪的同時，也把對其弱點缺點的善意批評也視之為褻瀆，近似於壹種圖騰崇拜的狂熱。於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式的思維邏輯頓成政治定式，用於“慈母”之尊榮，壹切都是美好無瑕的。在領袖及黨權體制下，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自然將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也紛紛“慈母”化，主動為其隱去壹切醜惡，刻意忘卻真實的歷史，只要為了“母親”的榮譽，“兒女”做祭壇上的犧牲也行，哪怕這種犧牲再不可思議也應該無條件地投入和忍耐。“母親”擴大化的意圖在於神聖化，以“原罪”式的歸罪方法占據倫理邏輯的制高點，讓違規者自動歸為大逆不道的罪人、豬狗不如的敗類，受“良心”煎熬。憤青整天愛給發表真實意見者扣上“漢奸”、“賣國”的帽子，即出於此類“母親”神聖化的政治倫理。曾有憤青稱“毛主席是勞動人民的偉大慈母”，我諷刺說，妳們連性別也沒弄清楚，看見沒長鬍子，就“偉大”呀、“慈母”呀，亂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發言資格！領導人越偉大，追隨者也越偉大，這種強加於人的政治邏輯，是自戀情結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強迫受眾接受其自戀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評，按自戀者的意圖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這種惡性自戀者，其潛意識中經常作偉人式的幻想，將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偉大，簡直等同於上帝了。這野蠻的惡性自戀是極端唯我的，讓人討厭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戀又是令讓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之類的口號泛濫，統治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政黨組織也就理所當然凌駕於臣民之上，凌駕於天地之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母”，成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戀，引導民族的自戀，文化的自戀，即是自大狂與自戀心態的社會化根源，而遠離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須指出，情青的伊諦普斯情結之實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強迫別人接受自家“聖母”之圖騰地位，蔑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權利，對弱小民族歧視壓制，壹切批評都斥之為“國內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行為。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中國將數萬面國旗運至國外，到處形成“紅海洋”的壯觀場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攝外國人，就是自戀型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火炬傳遞本來是為了傳播人類自由和平的奧運精神，卻搞成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擴張。常言道：“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如果美國人或韓國人將數百面星條旗或八卦旗舉到天安門來遊行，憤青壹定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種認死理式的民族主義正是漢民族日益缺乏寬容胸襟、缺乏現代民主意識的“民族性自戀”。當年納粹德國的民族自戀，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為種族優越性來對外擴張。弗洛姆分析道：

　　識別群體自戀遠沒有識別個人自戀那麼容易。假如有壹個人告訴別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們才是清潔的、聰明的、善的、體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骯髒的、愚昧的、不誠實、不負責任的。”然而，絕大多數人會以為，這個人壹定很粗魯，思想不正常，甚至有點精神錯亂。但是，如果壹個充滿幻想的演講者向廣大聽眾演講時，用國家（或者民族、宗教、政黨等）來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話，那麼，這個演講者會因對自己祖國和上帝的愛而贏得許多人的贊揚。但是，別的國家和宗教團體會因自己遭到蔑視而憎恨這壹次講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體中，每壹個人的自戀得到了誇張，並使這壹事實，即千百萬人贊同這樣的演說和聲明成為合理的事情。[9]

　　根據國際法理論，領土、人民和主權是構成獨立國家之三要素，現代普世價值觀認為主權在民，由民眾授權委託代理人組成契約型政府，實現國家主權，是為共和制度。是全體國民（納稅人）支撐着國家，人民的幸福源自於國民權利，不是受益於君主，他們只須感謝上帝就夠了，因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化身。美國人過感恩節，是為了感謝上帝，不是感謝民選的政治領袖。中國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來源於偉大英明的君主，得益於帶領人民奮鬥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萬歲”或“X書記辛苦了”之類口號，就是對君主或官員的感恩心態。在中國人看來，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對君主忠心高於壹切，因為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了，中華民族之偉大就在於此。忠君意識根深蒂固，即使是殘酷的暴政也會在幸福包裝下化為民族自豪感，對於特別禍國殃民的皇帝，無非是以革命手段換壹位新皇帝而已。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國家概念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國家應歸於壹人或壹黨，好皇帝或偉大革命領袖的標準是強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義復興。特別是國家處於重要時刻，壹切心懷置疑的人都是要消滅掉的，在此過程中的任何犧牲都是必須的。比如原子彈雖然是用來嚇唬人（核威懾）的東西，毛澤東為了搞原子彈，結果西方人壹個也沒嚇着，中國人倒先死掉了上千萬，毛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代價換取了二彈壹星，國人仍然視之為偉大的歷史功績，給中國人帶來了長久的幸福感。在強烈的忠君和集體主義意識下，中國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證君權，不要讓民權干擾國事，認為民主會令國家壹盤散沙，人們吵來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違中華掘起之大業。毛澤東壹聲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可以下令200萬市民立即遷往農村勞動營，實行社會改造。證明集體主義是最能辦舉國大事的體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這是中華掘起的關鍵因素，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鄧小平嘲笑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牽制，吵來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國制度有優越性，領導人想開戰，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什麼樣的領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戰勝西方，將中國價值觀推向世界的強勢君主或鐵血領袖，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歷史新時代。毛大戰美帝國主義，到處輸出革命，花巨款資助暴力革命武裝，毛澤東思想是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寶庫，是民族自戀化為大眾情感的榮譽資源。但經濟改革又讓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來掀起的紅色文化風暴就代表了相當壹部分人的懷舊和不滿心態。

　　我們的“思想家”自戀情結也很強烈固執：

　　——我是壹名主張進步前進變革的真正左派。當然要當左派並非易事，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產生先進的願望和行為。

　　——中國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來拯救這麼多連活着為了什麼都不知道的人的靈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那麼就是好無價值的東西，是垃圾！妳願意捧着佛當寶貝，就請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個能耐！相反，我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壞人，自私自利者都變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個真正的美麗“桃園”，讓妳的佛看看究竟誰厲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個人人幸福的社會

　　那麼，“思想家”究竟有些什麼高明的救世理論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時說：

　　——他應該有兩個職業，壹個職業是壹名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如壹名從事杯子製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定額，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忙於國家管理等其它職業或事情，但這些杯子的任務他是必須要完成的。而另壹個職業才是國家主席，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從事國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須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個杯子的定額。如此，他便成為壹名和人民壹體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說直接財富的生產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時的工作時間既足夠。剩下的非物質生產工作是不計報酬的。這點中國目前完全能夠做到。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豐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從事企業管理工作。那麼乙就可以上午從事美術或音樂作品創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這壹點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實現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的，分配上都是壹樣，生活品都是免費供給的。

　　全世界的國家成為壹個利益共同體，少了很多國事，國家的管理工作量會極大減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廢除了貨幣經濟，也就無須那麼多的金融財會商業人員等。不過要實現此目標還需要些時日，但已為期不遠了。總之，好處多多，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管理機關，政府工作會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會。省去了多餘的人民代表大會等機關和人員。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業內專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謂理論不過是壹種永遠不可能變為現實的“永動機”設想，但置疑他理論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電動洗衣機"的研究改造發展者,相信將來妳們都會因此受益的,妳們會悔恨當初自己的自私狹隘眼光短淺,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會埋怨是老思想老書本坑害了妳們!到時候妳們會悔不當初,恨不得騸自己幾個嘴巴!

　　——新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解決人類之間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無它的選擇,人類別無出路.這就是新思想理論的價值所在!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總之，我覺得我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優的，在這個東西未出來之前存在很多舊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統方案發表以後，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對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為我在北京舉辦的幾次講座還沒有人提出反對過。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會逐漸轉變立場，站到真正絕對正義的立場上來，因為真正絕對正義的理論已經完成，相信不遠的將來，大家會慢慢理解掌握這壹思想理論，成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驅動力！

　　——的確有人很愚蠢!對什麼都不懂的妳來說,我真可以當妳的上帝了,因為妳什麼都不懂,只有我可以傳經給妳.

　　弗氏理論認為，成年人常將用於外界性對象的所有愛撫轉稱於自身，對於這種倒錯，是為“自戀”（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種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說：“……這種自戀可能是壹種普遍而原始的事態，有了這種事態，然後才會有對對象的愛（object-love）。並且，自戀也不必因此消失。實際上，從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發展史中，我們也應該記得，許多性本能壹開始就是在自己身體上尋求滿足——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自淫——這種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現實原則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性慾發生退化為基礎。這樣，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戀階段的性活動。”弗氏理論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說明人的社會行為中也受力比多的驅動，自戀也可擴大為對自身能力的迷戀，有這種傾向的人，對現實環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現出強烈利己主義傾向，所以，自戀也是對利己主義的力比多的補充，力比多作用於自身所致。而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正是這種倒錯行為的群體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國家化的層面。“思想家”以為自己如何高明，是緣於自戀而成的自大狂症，他的歷史知識太少，現代知識也嚴重不足，習慣於閉門造車，對那些歐洲烏托邦經典理論家及毛澤東或波爾布特都失敗的功業，壹點也不懂，壹個幾同於白痴的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慚要做當代的人類“救世主”，足見其心理病態之深。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化，就形成了憤青群體的盲目自大的“中華帝國”情結。所以說，情青的民族主義即受此種狂妄自戀的心態驅使。

二、肛門性格 

       兒童在肛門期形成的性格。嬰兒總要渡過口唇期的，斷奶之後，用奶嘴或其他方式獲得滿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對嬰兒口唇習慣的不斷糾正，會剝奪嬰兒的快感，嬰兒自身智力的增長和環境評價使得依靠口唇獲得性快樂成為不能延續的事情。由於肛門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於是肛門便替代口唇成為兒童保持少受干擾的性生活方式，其性樂趣亦在其中。當兒童沉溺於運用肛門的快樂之中時，對其排便行為過於嚴厲和不恰當訓練極易使兒童形成肛門性格，具體表現為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特徵，影響到人格的形成。這壹階段也叫肛門受虐狂性階段，排便行為是壹種毀滅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訓練孩子排便時，孩子往往對父母產生對抗情緒，將排便行為變為試圖控制他人的行動。弗洛伊德認為，在肛門階段產生固着，就會形成肛門性格，如父母阻礙了肛門性慾的滿足，特別是由於入廁的訓練而產生的固着，就會產生肛門定向。兒童期性格的不正常發育，會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擴展為奴隸和奴隸主式的雙重社會群體性格。每個人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卻又會將自身壓力轉移到“食物鏈”的低端，享受奴隸主般的快樂。魯迅筆下的阿Q，既渴望別人崇拜（施虐），又屈從於別人（受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視情況而不斷轉換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無處發泄，便大罵起近處的小尼姑，小尼姑哭着跑遠了，阿Q也隨即陶醉他的“勝利”之中了。這即是肛門性格之典型，這雖是虛構的人物，卻也與今日之憤青心態無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幼兒期的家長雖然慈愛有加，但對孩子的過度期望，往往表現為嚴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辦法促使孩子儘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定時強制性排便訓練就是家長的重要訓練內容，幼兒在極度壓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習慣。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古人雖不懂幼兒期的心理學，卻十分明白幼兒教育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有這樣的評價，認為人是壹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所表現的行為類型，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行為主義理論創始人約翰·華生說：“給我壹個嬰兒和我需要培養他成長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雙手建造石塊或木頭的建築物。我可以讓他成為賊，歹徒，吸毒成癮的人。向着任壹方向塑造壹個人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盡的。”說明復雜行為是習得的，這如同出生在馬戲團的獅虎，經過訓練，可以再現出原本不屬於食肉動物天性的行為，乃至忘掉兇猛的本能。我們的社會與家庭壹樣，也習慣於培養聽話的順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嬰幼兒期的生活經驗是構成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大致影響人的壹生。可以說，肛門期對人生的影響極為重要。斷乳期太晚易產生伊諦普斯情結，肛門期的訓練不當會形成肛門性格。對弗洛伊德執反對態度的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義心理學也認為，那些沒有心理問題、神經症或精神病傾向、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傑出偉大的人，“屬於不斷發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歲以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自我實現的人，因為只有不斷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觀察事物時較少用感情，用理性來判斷人和洞穿假象，遠遠超過普通人。自我實現的人的認識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歪曲。自我實現的人當中，表現出創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氣面對困境，不被習慣、文化和錯誤所壓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種共同的人格特徵。[10] 若以這些為標準，我們的社會出不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等大師，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自我實現的人畢竟也有人性之弱點，只是更接近完善罷了。

　　弗氏理論認為，在嬰兒時代，力比多集中於口腔，後來與排泄作用相聯繫，然後集中於性器官。幼童有強烈的虐待與被虐待衝動，是自戀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會功能，卻是壓抑其反道德與反社會本能，是壹個由惡轉善的過程。對邪惡本能的壓抑，會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內心世界的道德審查者。如虐待症轉型為慈愛，即所謂“反向作用”或“升華機制”，人的社會價值也就在這裏。但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僅憑家庭的訓練是不夠的，中國古代有儒學宗教化的教育，其意義即在這裏。除卻其專制的成分，總還是以慈愛和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說了。當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愛教育，難於拓展胸懷，將私情之愛上升到社會性的博愛層次。但現今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間，不承認普世價值觀，甚至處在善惡顛倒的環境裏。憤青沒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會是憤青，不會滑入流氓無賴壹族。所以說，幼兒期的不良性格也須有後天的社會約束，如果這種約束缺失，心中沒有“道德審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審查者”之標準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人性之惡就難以抑制了。憤青處在視宗教信仰為封建迷信的社會裏，有助於肛門性格向侵犯性格惡化，也使得在社會壓抑中積聚的怨氣無處傾泄，會隨意尋找可以肆意發泄的目標。

　　弗氏認為性格結構是壹個整體，包括彼此相互作用的三個主要成份，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個主要成份相互作用產生內驅力，支配着壹個人的所有行為。自我是介於本我、超我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中介物，起調節作用，是性格形成的主要成份。馬爾庫塞說：“現在，心理結構的主要層次被劃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廣泛的層次，這是無意識的領域、主要本能的領域。本我不受任何構成有意識的社會個體的形式和原則的束縛。它既不受時間的影響，也不為矛盾所困擾。它不知道‘任何價值、任何善惡、任何道德’。它並不想自我保存，因為它所追求的只是按照快樂原則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滿足。”“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協調、改變、組織和控制本我的本能衝動，以使其與現實的衝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壓抑那些與現實衝突的衝動，並通過改變其目標、延緩和轉移其滿足、改變其滿足方式，促使其與其他衝動相結合等方式，來使別的衝動與現實相‘壹致’”“在自我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另壹個心理‘實體’即超我。超我產生於嬰兒對父母的長期依賴；父母的影響依然是超我的核心。因此，在它成為現成道德和‘人們所謂的人生中的優秀品質’的有力代表之前，超我也受到壹些社會和文化的影響。”[11]

　　心理學家弗洛姆說：“生活在等級社會中的個體由於得不到人格尊重，因而難以養成平等的意識，也不可能產生對權勢者的真誠擁戴。然而外在的強制壓力又迫使這些懦弱的個體為了自我的生存而必須表現出對權威的服從。外在壓力下的服從與內心真實的反抗的交織造就了普遍的人格二重性（雙重人格）：表面的謙恭、忍耐、服從和內心的憤恨、暴虐、反抗。”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弗洛伊德稱這種“虐待－被虐待”性格為“肛門性格”，弗洛姆認為這種性格者“同別人的關連方式是保持距離，控制，擯棄與囤積（‘囤積性格’），而症候群的種種特徵，則是這種性格的表現。”他又說：“肛門－囤積性格在同世界的關係中，只有壹途覺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這是因為他不能夠用愛與建設來同世界相關。”“肛門－囤積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們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關係，這有豐富的臨床資料作證；至於我們是用欲力學說來解釋肛門－囤積性格與虐待症的關係，還是用人同世界的關連方式來解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凡是具有肛門－囤積性格的社會團體，也是展示出明顯的虐待症。”“從社會的意義來說，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壹個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並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這樣的體制下，虐待的衝動和被虐待的衝動都可以獲得滿足。對於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會待以不屑；對於地位高的人，他卻會羨慕與懼怕。我們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表情就夠了：這壹刻，他如何批評他的部下，他怎麼樣皺眉頭；壹分鐘以後，他的表情和行為可能完全變了，至少象徵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時間‘屬於’他的上司。”[12]

　　中國有着深遠的流氓文化，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並不以普遍正義為準則。流氓是非理性的暴虐者，其與社會的聯繫是狼與羊的關係，且視情況而角色轉換。“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用以對付普通人，但流氓見官便會俯首稱臣，顯示出綿羊般的可愛。流氓的性格與性歧變中的虐戀(sadomasochism)也極其相似，並且是雙性的虐戀狂，既可以是施虐狂（Sadism），做主人；又可以是受虐狂（Masochism），當奴隸，要看對方的角色而論。普通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除了極個別人的反抗，壹般表現為順從性格。但政治流氓又不同，特別是武裝化的流氓，打家劫舍，占山為王，這是流氓文化的另壹個極端形態。在社會動亂的年代，易產生大量遊民，這就為有政治企圖的流氓提供了嘯聚山林的機會，成為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中國數個朝代是流氓政權。但和平年代並不減少流氓的數量，雖然當順民是首選，但流氓的雙性格也會利用機會來展示馴化流氓的不同色彩，憤青運動也可視為痞子運動或者暴民運動，也具有施虐與受虐的雙重人格。現在的中國基本處在和平時期，流氓不可能通過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來獲得成功，更多表現為社會的黑惡化和文化的痞子化。流氓文化進入社會各個層面，溶入歌頌主旋律的“大合唱”中，因而受到重視，這就比前些年王朔之流的痞子文學擁有了更多的擁躉。痞子文學影視充斥文化市場，表現市儈奸詐的趙本山小品竟堂而皇之的成為CCTV的連年重頭戲，說明痞子文化已經常態化和正統化了，與張藝謀的皇權影視和“阿裏郎”式的集體主義藝術壹同構成黨文化的壹部分，已為民眾所廣泛認同。山寨文化也是流氓文化的突出展示，假史學假國學猖獗，假貨遍地，假唱盛行，連國家級的國際盛會上也上演山寨醜劇。文化價值觀顛倒，道德標準倒錯，使中華文化遠離善良包容。流氓文化是個很大的話題，限於本文題目和篇幅，點到為止。

　　三、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症 

       弗洛姆認為，惡性侵犯性格的發展趨勢為：肛門性格—→虐待症性格—→戀屍症性格，戀屍症性格是肛門性格的惡性形式。戀屍症最初指太平間的工作人員對屍體產生的壹種性需求行為，擴大為社會政治層面後，戀屍症就擴展為喜歡屠殺毀滅的壹種嗜好。所以弗洛姆說：“無需說，嚴重戀屍性的人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是仇恨者，種族主義者，喜歡戰爭、流血與破壞的人。不但他們做了政治領袖後非常危險，而且他們是暴政領袖的特遣隊的儲備人員。他們會變成劊子手，恐怖分子，折磨人的人；沒有這些人，恐怖政權就永遠建立不起來。”在壹個心智不健全的社會裏，肛門性格很容易發展為惡性戀屍症，形成崇尚暴力殺戮的社會群體，這在憤青的狂妄暴力言論中都會明顯地感受到戀屍症特徵。911是美國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但憤青對和平居民遭受的大屠殺，表現出異常的興奮，甚至是狂喜狀態。當壹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上街慶祝恐怖襲擊成功時，很多中國憤青也連夜上街慶祝，縱酒狂歡，與恐怖分子遙相呼應，似乎是在慶祝盛大的民族節日。是為當代史上民族心理最醜陋的表演，因為西方民眾視此為中國人的民族感情，視之為對自由價值觀的刻骨仇恨。這就是惡性侵犯性格發展到戀屍症病態心理的極端化展示，已經徹底喪失了人類正常的悲憫之心，淪落為毫無人性的匪徒。我們再看看“思想家”語錄：

　　——西特勒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反下了侵害它國別人的錯誤,而現在又有哪個國家不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又有哪個國家不自私?

　　——說人家德國日本法西斯,而當今世界又有那壹個國家不法西斯?不為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

　　——我要說的是人幸福不幸福和民主獨裁併無直接關係。從很發達國家的歷史上看，恰恰是不民主的時代是發展最快速的時代。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弗洛姆在分析希特勒的惡性侵犯時，發現了希特勒的嚴重戀屍症，他說：“希特勒要毀滅的是城市與人民。這個偉大的建築者，新的維也納、林茲、慕尼黑和柏林的熱忱計劃者，也就是要毀滅巴黎、夷平列寧格勒，最後要毀滅德國的人。……他毀滅城市與建築的瘋狂，最極端的表現是1944年9月，他的德國‘焦土命令’，在這個指令裏，他下令德國領土被敵人占領以前：……壹切可以維持生活的東西統統毀滅：食物分配記錄、婚姻檔案與住宅登記冊，銀行帳目。再若，食物供應應要毀滅、農田燒毀，牛羊殺光。炸彈所沒有摧毀的藝術品也不可再保留。紀念碑，宮殿，堡壘，教堂，戲院和歌劇院，壹概夷平。”希特勒的目的是讓德意誌民族與文化同他壹起毀滅，但納粹並不是每個人都與他壹樣徹底瘋狂，所以德國的焦土政策才未能實現。弗洛姆說，希特勒預算中最主要的屠殺對象是猶太人、波蘭人和俄國人。第二次大戰爆發，有系統的屠殺開始實施。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十分明白地告訴捷克外交部長契瓦可夫斯基說：“我們正要毀滅猶太人。他們再也不能像1918年9月9日那麼僥倖了。算帳的日子到了。希特勒消滅猶太人並沒有什麼明確理由，猶太人從未構成對德國的威脅，希特勒顯然是不喜歡誰，誰就應該被殺掉，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思想家”壹類的憤青崇拜希特勒，就是崇拜能毀滅世界的戰爭狂人，譽之為改變世界的偉人。他們極其崇尚鐵血統治，雖然偶爾也會戴上和平的面具，但骨子裏是冷血殘忍的。他們對大規模的毀滅熱情極高，對原子彈情有獨鍾，對獨裁者深懷敬佩，他們認為；為了獲得原子彈，死掉上千萬中國人也是十分正常的，這是對抗西方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歷史的真理。“思想家”又說：

　　——歷史是只認真理不認人的.歷史的潮流是滾滾向前的.所以我再說壹遍:誰都休想阻礙歷史的前進和發展.妳貶低毛,但如果妳看過真實的歷史就會知道,當初美國多少次威脅恐嚇中國要使用核武器,對中國實行核訛詐.如果沒有毛帶領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毛自己也同樣挨餓),交了那麼多鐵哥們,到最後備戰備荒庫存了那麼多的糧食,夠中國人吃三年的,把"兩彈壹星"搞上去恐怕中國早就成為廣島長崎第二了.

　　——妳以為毛是神嗎?沒有人民的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麼?人民為什麼支持他?人民傻嗎?妳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是傻子嗎?不知道別人,反正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是不傻的!

　　——毛的確用槍桿子殺了很多想保守不合理不平等的壞人,——從古至今，手中有真理的人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錢最後到有權。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妳的謬論我是壹句也不會聽的,毛的豐功偉績是前無古人的,這是人所共知,世人公認的,幾個小混混就想撼動大樹,那是自不量力,什麼時候妳能做的比毛好,再來這裏大放厥詞也不遲!人是不能欺騙別人的,妳可以欺騙壹下妳周圍的人試試,相信妳會知道什麼叫孤家寡人!

　　這是“思想家”對我所說的“大躍進中國餓死數千萬農民”以及“歷次政治運動殘害了數千萬人”的回復。他根本不願面對真實的歷史，滿腦子洗腦教科書知識，不知道正是由於美國不允許蘇聯對中國核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國才避免了核災難。“思想家”這類人自認為代表着中國人民，卻又極端仇恨人類，對數千萬同胞的無辜死亡無動於衷，對同樣是中國人的苦難持雙重標準，對毛澤東造成比歷次帝國主義侵略更大的苦難反而持欣賞態度，說明憤青的憤怒是選擇性的，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人類福祉，更非人命安全，所以才會認為大屠殺是豐功偉績。同時這類人又具有強烈的帝王欲望，有統馭萬民的幻想激情，渴望得到為所欲為的殺人權力。這種戀屍症的人若統治國家或世界的話，人類社會壹定會變成無比血腥恐怖的地獄。越有偏執狂症的人就越邪惡，越邪惡的人就越容易在集體主義原則下如魚得水，越能發揮出壓制善良的力量，並裹脅善良者棄善從惡。正如弗洛姆所說：

　　人的歷史是用鮮血寫成的。這是壹部不斷使暴力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人的意誌幾乎總是屈從於不變的勢力。僅僅是T·巴夏壹個人不就消滅了千百萬個亞美尼亞人麼？僅僅是希特勒壹個人不也消滅了千百萬猶太人麼？斯大林不是消滅了無數的政敵麼？這些人並不是孤軍奮戰；有許多人專為他們干殺戮、拷問的勾當。幹這種勾當的人不僅出於自願，而且是為了得到樂趣。在殘酷的戰爭中，在謀殺和強姦中，在強者對弱者的無情剝削中，在麻木不仁、鐵石心腸地對待那些經受拷問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實中，我們不是到處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關係嗎？[13]

　　沒有壹大批崇尚血腥暴力的匪徒，暴君的惡行便不會書寫成無比血腥的大屠殺歷史。中國也是如此，靠了壹大批流氓惡棍，文革才得以轟轟烈烈地進行，這正是憤青運動的破壞性所在，他們毀滅人類正義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多麼的恐怖。這是有文化基礎的，他們多年受殘酷階級鬥爭和狂熱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願意了解西方，也不屑於公民權利，統統斥之為反動落後的價值觀，以中華帝國應該傲視全球及中華文化必須統領人類的狂妄心態來認識今日世界，並以此為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他們眼中的中國是中華帝國，他們眼中的文化是紅色文化，弘揚集權主義是他們解釋世界的唯壹標準，這就是憤青的民族主義，正在或者已經走向恐怖主義的“愛國主義”。憤青沒有不崇拜毛澤東的，學者胡平在分析崇毛熱心理時說：“現代暴君都穿有壹件理想主義的斑斕外衣，崇拜者總可從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確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裏：壹個人，如果他不把善惡之分列於首位，如果他不珍視自己也不珍視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對暴君的罪行沒有憤慨以及對暴政下犧牲者的苦難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輝煌成功弄得眼花繚亂，轉而向暴君認同，並從這種認同中自視高人壹等。”[14]

　　當年，毛澤東曾想讓蘇聯出頭與美國打壹場核戰爭，為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說中國死壹半人也不必在乎，世界死掉壹半人口也並不怕，過幾年又生出來了。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期間說：“要設想壹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壹，再多壹點，可能損失壹半……極而言之，死掉壹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15] 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領袖，竟然如此漠視人命，發出令共產主義世界都感到無比震驚的恐怖言論，居然受到中國人的喝彩及後世子孫的膜拜。在仇恨恐怖文化和集體主義薰陶下，在中華大帝國的激情驅使下，憤青崇尚強權的民族主義狂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憤青的潛意識裏，滅亡美國，消滅歐洲，統治亞洲，是中華掘起的先決條件，在這個重溫帝國舊夢的進程中，無論付出何種巨大的人命代價也在所不惜。所謂“西安以東不要了”式的核戰爭叫囂，就是這種心態的流露。百年以來，表現在憤青群體的自由意識及民權理念，沒有任何進步，較之晚清與民國初年相比，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了。在憤青眼裏，外國的民主制度是最壞的，亂七八糟的，壹切宗教也是罪惡的，是帝國主義的反華工具。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最好的，是強大和安全的保證，中國人是最幸福的，錯誤只是市場化造成的。“思想家”又說：

　　——儘管妳很羨慕美國人的選票，但對那張紙我是不屑的，因為在那樣的環境制度下我選誰都壹樣，甚至我選不出真正優秀的的好人。試想在狼窩裏是不能做羊的。所以不徹底改變社會，社會是不會產生真正優秀的人的，所以我會把那張選票撕的粉碎！

　　——妳以為美國社會是天堂嗎?不是的!那裏也是地獄,因為人不能平等,社會性會遭到破壞,人活這會感覺沒意義,——我希望這個世界上的宗教越早消失越好,不要在世上坑害人類了!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世界最終壹定是屬於徹底唯物主義者們的，……沒有什麼問題能難住我們徹底唯物主義者的。

　　——歷史的確是由憤青們創造的。

　　——妳將來會知道中國人發明的標準和普世價值是什麼,是多麼的崇高偉大,是如何解決世界根本問題的,這才是壹個真正有思想有骨氣的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中可能存在着某種侵略的本能或自我毀滅的本能，也是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着愛與建設的力量，死的本能是求死的願望，當它向外表現時，就成為破壞、損害、征服的力量，它是仇恨的動機，表現為侵略的傾向。由於憤青在政治道德上的善惡標準是顛倒的，他們認同的理想社會是集體主義社會，是中央集權體制，他們希望民眾思想統壹，步調壹致，由權威強勢的領袖管治，在權力的干預下，使社會的政治文化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他們不希望有不同的聲音，不希望社會太自由，更不容忍政治上的自由化，認為這是不利於中國掘起的，是壹條行不通的邪路。必須用極權暴力來對付西風東漸中的自由傾向，最大限度地干預思想文化領域，用不斷加深的仇恨教育來聚籠民眾，是為了壹統化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個性氣質與從眾化心理 

       無疑，“思想家”表現的個性氣質是極為強烈的。氣質說是心理學上劃分的壹種個性心理特徵，是壹個人較為固定化的心理活動的動力特徵，它使壹個人的全部心理活動染上個獨特的個性色彩。最早提出氣質概念的是古希臘醫學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認為人的身體或個性緣於血液、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這四種液體的比例：血液過多會使人過分熱情或過分快活，粘液過多會使人冷漠或恬靜，黑膽汁過多會使人沮喪或憂鬱，黃膽汁過多會使人具有攻擊性或急躁。後人繼承了氣質的體液說，通常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抑鬱質四種類型。膽汁質的人心理過程迅速劇烈，易於激動，精力旺盛，熱情直率，缺乏準確性，易粗暴，具有外傾性特點。多血質的人思維靈活，活躍好動，註意力容易轉移，雖適應性強，但情感體驗不深入，也具有外傾性。粘液質的人考慮周全，註意力穩定，忍耐沉着，但思維靈活性較低，生氣不足，主要特點表現為內傾性。抑鬱質的人善於觀察，具有高度敏感性，但行動遲緩孤僻，情感單調，不易喜形於色，也是內傾性。現實生活中，這四種類型極為典型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接近或近似於某種氣質類型，也有混合性的氣質特點。心理醫生發現，激素也是影響氣質的因素，如甲狀腺型、腎上腺型、副甲狀腺型和性腺機能亢進型等。激素水平受內分泌活動影響。還有高級神經活動類型說，是依據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創立的。

　　人的個性通常是穩定的，表現壹個人的心理面貌，個性傾向性是人的活動之基本動力，組成人的性格，定義為壹個所特有的行為形式。它包括需要、動機、興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觀，其中世界觀居於最高層次，制約着人的思想和整個心理活動，形成自我意識，在心理結構中居核心地位，是人們言論與行動的動力根源。個體的氣質和性格本身並不壹定決定倫理學上的優劣，無論何種性格均有積極和消極的壹面，只是積極和消極之比例不同，之參照作為整體的性格結構，性格才具有倫理學上的意義，這種心理分析才會上升到社會心理學層面。人的行為受個性影響，同時也受理性程度影響，人是理性的，否則便與動物無異。由於人們限於先天的心智結構與後天的知識儲備，以及有關信息獲取管道等原因，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備的，時常受理性之外的情緒、衝動等因素影響。偏執之個性迭加於外界刺激，便常常表現為理性不足或非理性的過激行為。個性氣質相似的人，從眾化心理也特別明顯，因為人是社會化的，社會對人們的影響是無從逃避的，這就有壹個心靈選擇的取向問題——世界觀。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唯物的，政治倫理是集體主義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現實地位。集體主義需要有強勢的領袖，俾斯麥或斯大林式的鐵血統治者，服從並投身於鐵血政治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時代雖然變了，但暴力統治心態不變，壹遇到政治危機反而會強化這種心態。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強化，所以即使十分年青的人，也有着極其固執的偏見心理。

　　現代工業社會，除卻政治上的原因，人們也日益淪為物質的奴隸。不光被資本家奴役，也被自己創造的物質環境所奴役。科技的進步，使人們更成為核武器的囚徒，缺少安全感正是這個社會的弊病，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人們心頭，為了獲得安全，只有通過擴充軍備來保證，陷入軍備競賽的怪圈。人們用高消費來證明生存價值，反過來又讓高消費囚困自己，人們壹生為了住好房子奮鬥當房奴，為了新奇消費當債奴，全然不是人在主宰物質社會，而是物質社會主宰人。人們通常不關心人類的異化與人性的解放，不關心心靈的修持，只關心自己物質欲望的滿足。這也是缺陷性格的壹個影響因素。另壹方面，總有壹些人不願意隨波逐流於物質世界，他們心中的英雄情結與魔鬼情結糾纏在壹起，其結果可能是“殘酷無情的領袖”，也可能是“奸滑狠惡的流氓”，沒有機會成為領袖，流氓就是英雄與魔鬼情結的結合物。這些人通常受“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天使在外面而魔鬼在家裏”，在不同的場合配帶吻合的面具，扮演壹定的社會角色，獲得社會認同。但由於其精神是受抑制的，壓制於不能見諸社會的“陰影”部分，人格陰影處於人格的最內層，是不能公之於眾的人格特徵。陰影的防衛作用會將陰影投射到外界去，關註別人陰影和防衛自己的陰影，也可以將自己的陰影表演得很誇張。這種陰影的分裂狀態，就是兩面人的成因。不容易找到能量轉移的管道時，被壓抑的欲望被儲藏在潛意識中，也即是榮格心理學講的無意識。榮格認為，上帝意象在自我本原概念中顯而易見，個體在這壹過程中逐漸地從完全依賴於精神背景的狀態長成為具有堅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自我是無意識中解脫出來的壹個較為自由的領地，也是精神隱秘的黑洞，自我經常扮演自身的敵人。在現實中，兩者永遠存在：自身的至上權威和意識的妄自尊大。榮格說：“正象意識心理活動產生某種結果或產品壹樣，無意識活動也有產品，如夢和幻想。”當上帝意象無限膨脹，會游於夢幻和現實之間，超越“更高級智力”，即超越了理智原則。個人的意象不具有集體含義，也不具有遠古特徵，只表達個人的無意識與個人有限的意識狀況的內容。但原始意象總是集體的，至少對整個民族或時代是普遍的。所以榮格說：“原始意象是壹種記憶的沉澱，壹種銘刻，它由無數類似的過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壹種凝結或沉澱，因而是某種不斷發生的心理經驗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為壹種神話主題，它是永恆有效的，持續不斷地或是為某種心理經驗所喚醒，或是恰當地為某種心理經驗所程式化的表現。……處於永恆而普遍的性質中的原始意象就必然與普遍、持續的外部影響遙相呼應，因而就必然具有某種自然規律的特徵。”[16] 原始意象是理念的初級階段，其心理功效的程度為個體的態度所決定，當力比多從外部客體中撤回而表現為內傾性時，是理智形成的過程。只有當理念被理智地掌握時，繼而引發情感，是思維的具體化。由於個性不可能使這種構成的情感與理念想壹致，原始意象壹再提供補償功力。這當然是有意義的，創造力和宗教情結就寄存於原始意象之中，個人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也有相互強化理念的作用。理念就內傾的態度而言是原動力，就外傾的態度而言是產品。無論內傾外傾都是正常的，走向極端才是變態的，外傾走向極端就是歇斯底裏了。柏拉圖認為，靈魂是理念。靈魂與無意識有關，也是無意識內容的人格化，或者說是無意識內容的化身，此時上帝的實質與靈魂同義。因為上帝寓於靈魂之中了，這種無意識呈現的意象形式，就會有真正的幸福感。如果靈魂中的上帝被撒旦置換了，惡壓倒了善，其原始意象之無意識或理念就壹定是無比邪惡的了。“思想家”的無知狂妄，其實就是靈魂中撒旦的上帝化，於是邪惡便包裝為神聖和正義了。

　　五、五毛型憤青 

       另壹個樣本是自稱為某師範碩士的憤青，其網名為“無字天書”（http://123liangxb126.blog.163.com），他的另壹博客是“罵盡天下西洋狗”（http://blog.163.com/123liangxb@126），下面是此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精選：

　　——躲在哪裏也比躲在西洋人後做西洋狗強!雜種!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看來是真的!中國的古語真的很精闢!二千年前的話就把——二千後西洋狗的形象描繪出來了~——西洋狗從來就是咬人，咬人就滾蛋了的了，典型的壹條西洋奴才狗!

　　——妳和奴才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是西洋狗吧了!壹條西洋犯跑到中國來叫，什麼世道啊!

　　——這就是西洋狗養大的奴才啊!這就是所謂西洋狗培養的“民主鬥士”啊。滿口髒話!所謂“鬥士”也就是這個水平與修養!

　　——西洋狗就是西洋狗，連資料都不敢留下！這就是妳們這種西洋狗的本性吧！

　　——妳們有自由，難道我就沒有自由嗎！妳們的思維就是如此吧。妳們的思維就是——妳們有的我們不能有。這是妳們的德性。狗的德性。西洋狗的德性！

　　——我昨天還沒看，今天仔細壹看，原來是這麼回事啊。西洋狗為了自己的利益，真是什麼陷害手段都能想得出了。我真的明白什麼是“莫須有”了！很可惜，繼續來吧。讓別人看看妳們這些西洋狗是如何對明知之人進行“莫須有”的迫害的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請註意：此人是拿了有關方面金錢到處發貼罵人的哦。他是華南師範大學漢語語言學院副教授，壹個落魄的人，壹個充滿反社會、反傳統的西洋狗!他的地址為：http://gsdzyx6950.blog.163.com/，號稱高生詩詞是壹個自稱“網絡民主人”的人！

　　——妳太抬高妳自己了！妳以為妳很重要嗎！妳只不過壹狗！有必要我來專門設博客嘛，自為了不起！

　　——以現代的方式就是，妳無賴，我比妳更無賴!對付瘋狂的人只能用瘋狂的方式。

　　——只要妳不道歉，我會繼續用妳教我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及“莫須有”等方式進行戰爭!

　　根據其上述表現，可以斷言此人就是典型的兩面人，“無字天書”博客扮演壹個和平知識分子形象，“罵盡天下西洋狗”是真實的人格陰影部分。當摘掉其“無字天書”的面具時，他的兩個博客便同時發出咒罵之聲，其流氓及五毛本性便展露出來了。他的人格陰影投射必須找到敵人，攻擊別人的陰影，如果沒有也會製造壹個，否則是無法渲瀉其惱怒的。但其攻擊的對象並不是別人的陰影，因為陰影是見不得陽光的，追求自由並非恥辱，不是人格陰影，也無須隱瞞。他為達到陰影的轉讓目的，來防衛自己的人格陰影，就只能對認定目標發動歇斯底裏的攻勢。他知道自由的代替是風險，便將別人的風險視為陰影，將自己的陰影正義化，因為專制正不是光彩的。這種陰影轉讓的輪番攻擊，善惡之顛倒，也會使自己的人格進入貶值循環。待狂熱減弱時，就會發現自己落入了自構的陰影陷阱之中，在強化影響的同時，人格也隨之貶值。人的人格陰影最初是無意識的，是集體的無意識，因為每個人都受這個“人”的約束。榮格說：“魔鬼是壹種陰影原型的變種，即人類不承認陰暗壹面的危險特徵的變種。”集體陰影也是人類的壹種破壞性，亦是人類生活之壹部分，人們必須不斷地在天使與魔鬼的爭執中行進。我們不能光是期待着陽光明媚，光明與黑暗同在，歡樂與痛苦並列，生命與死亡共存。也就是說黑暗、痛苦和死亡是對陽光、歡樂與生命之否定，而更高的境界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佛學之中觀境界。每個人都會有陰影，其內容是個體的，但陰影是集體的，自身的陰影也是人類的陰影。這種現象在青年群體中更為明顯，團體英雄主義存在於陰影的充分發揮之中，超我幾乎無法與之抗衡。集體的無意識是人類生活之本質，需要避免的是那種集體性的陰影無限制的擴大，讓邪惡占主導地位。心理是自我調節的系統，正如榮格所說：“……但個體如果能緊緊抓住最後存留的壹點理智或保護好人類交往的關係，那麼在無意識中恰恰由於有意的理解發生混亂而產生壹種新的補償，它能受到意識的整合。”[17] 但補償的前提是“壹點理智”，喪失此條件，勢必滑向惡的深淵。認識自我，需要不斷地進行判斷，避免惡，也不能沉緬於善，中世紀基督教會的黑暗就是善之名義下的惡行。

　　“無字天書”也定是五毛無疑，“思想家”儘管死纏爛打，仍是壹來壹往，其歪理學說中也有許多“講理”成份。“無字天書”則全是標準的流氓語言，語無倫次，邏輯混亂，歇斯底裏，典型的潑皮無賴。並且用壹次群發上百條相同內容的流氓貼子，實行高頻率恐怖騷擾。並四處在別人博客張貼汙蔑性貼子，目的是造成強大的轟炸態勢，讓妳關博走人，同時獲取收入。這種憤青既無政治理想，也無政治熱情，更無文明人風度，其流氓行徑絕對是卸去面具的真情坦露。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要保留個人尊嚴和些許高雅，即使是虛擬的網絡社會，誰會壹張嘴就滿口噴糞呢？何況“罵盡天下西洋狗”，豈不連帶馬列老祖宗與之後世子孫包括他自己也罵盡了？但這就是流氓本色，不講理也用不着講理，“我是流氓我怕誰？！”便是這種人的生存方式。說明這種人心裏沒有愛只有恨，寧肯連祖宗帶自己壹起罵，大家同歸於盡，也要發泄胸中之恨，如同劫持客機撞向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這種仇恨不需要有特定的對象，內心已經被陰影復蓋了，其本質是仇恨人類，自己不要文明，便仇恨文明世界，不能改變妳，就想毀滅妳。憤青知道，文明人是君子有規則，野蠻人是小人無規則，憤青的市場價值就在於不守規則，專占君子的便宜，正如山寨貨搶了正品貨的錢壹樣。當然是為了賺取壹貼五毛的酬勞，但若無陰暗心理，何以連最基本的人格也丟棄了，連其視為同校的“副教授”也破口大罵？自古道：欺師滅祖，神人共憤。老師屬於學生的長輩，無論今後學生居何等高位，也須在師長面前保持謙恭。既然認定別人是“副教授”，應立即止惡才是。即便傳統的專制社會中，也普遍遵循盜亦有道的原則，對於不相識的文化人也會有幾分敬重。五毛這種政治流氓自以為有了靠山，連“道”都不要了，更談不上要臉了。這便是肛門性格發展至惡性侵犯的鮮活樣本，憤青群體中最邪惡的壹類，是性格取向的絕對市場化（功利性）所致。“無字天書”對自由文明的刻骨仇恨，對強權的頂禮膜拜，除去經濟上的索取，也來自於內心世界的強烈的壓抑感，壹有機會壓抑感便不可遏止地噴發出來，化為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有如虐待狂的力比多轉移方式，受虐者越是忍耐各種痛苦，施虐者就越激發出“統治”欲望。流氓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流氓的成功在於“剝削性格”和“囤積性格”進入權力型市場，靠暴力獲取收益。“無字天書”利用自己的封閉博客來四處攻擊開放性博客，就可以看出其剝削和囤積型取向，其群發相同內容的短信，卻不能生產思想，也更證明他不是“生產性”的。也就沒有愛，真正的愛是植於生產性之中。恰如約拿被吞進鯨魚腹內，象徵着由於缺乏人類之愛而給他帶來孤立和監禁的情景，但上帝拯救了他。“無字天書”是唯物狂徒，心中沒有上帝，也就不存在靈魂的救贖，只能壹步步走向道德的深淵（地獄）。同時他也是自戀型的人，但與“思想家”是不同類型的自戀狂，其狂妄無非是自戀轉化為自卑的甲冑，極度保守又極具攻擊性。正如弗洛姆所說：“對囤積性格的人來說，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脅太大時，他就力圖通過撤回或破壞來解決與他人的關係問題。”[18]

　　“無字天書”缺乏學識素養，因此對文化學者懷有深深的敵意，故意以虛張聲勢的高調來提升其話語霸權，以流氓手段來凸顯超人的強勢，再陶醉在施暴後的虛幻勝利之中。這種性格就是那種狂呼“死亡萬歲”口號般的戀屍癖特徵，是希特勒毀滅壹切式的滿足感，其差別在於憤青五毛沒有殺人的機會和權力，只好用暴徒式的惡毒詛咒來模擬暴君行為了。“無字天書”這樣的憤青並非極個別的現象，許多大學裏都有學生監視教師的“信息員”制度，壹些教授在課堂上講了與主旋律不符的真話，隨後就有“信息員”向當校方告密，讓老師遭受懲處，也為自己的升遷儲備資本。這真是個令人毛骨聳然的政策，它顛復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良知和廉恥觀念，即使自古最專制的年代，也決不會號召學生去告發老師，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有過父子反目和師生成仇的行為。而這種行為造成的道德淪喪，以使中華文化付出了民族性整體劣化的代價。在普遍追求物質的高度投機型社會裏，壹個毫無良知又無能力的人，才會甘心加入不恥於網絡的五毛壹族。網上對自由言論多有限制，獨對流氓言論網開壹面，這正是對網絡實行“和諧化”監控的需要，扔幾塊骨頭引來絕對貪婪自私的流氓，放出去亂咬。迫使自由言論消失，連個人的博客也不放過，自由學者再無言論園地。雖然我的博客是個人格律詩詞之創作交流，不設敏感話題討論，但五毛嗅覺極為靈敏，能在詩詞中發現“政治敵情”，便視之為戰鬥陣地，自然會不遺餘力。討論詩文層次不夠，知識水平又太低，發動恐怖襲擊就是最省事的戰術。

　　這就是最為典型的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症，表現為仇視人類，欣賞人類苦難，頌揚暴君，為專制狂呼。他們最渴望的社會是流氓可以為所欲為，最好能回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大屠殺年代，流氓上升為統治者，建立叢林法則支配的終極體系，享受君臨天下般的成就感。而目前中國社會的加速流氓化，在“狼奶”哺育下的幾代人中，已經形成普遍仇視人類普世文明的狼文化環境，促使更多肛門性格的憤青病症惡化，向惡性侵犯發展，進而向惡性侵犯型的社會演進，也加速着民族性的異化和劣化。這類憤青對社會危害極大，正是中國人走向民權政治的頑固抵制勢力。這也是研究憤青運動及社會心理學的目的。

　　結語

　　窺壹斑而知全豹，通過對兩個網絡憤青樣本的簡略分析，便可知當代憤青的心理學特徵，找到其遠離政治文明的社會心理基礎。何況每天電視網絡充斥着數不清的憤青言論和各種惡俗文化，單向度的新聞報道，早已呈泛濫之勢，人們根本無法迴避這壹現象。這裏必須指出，具有惡性侵犯性格的憤青並不在多數，但往往具有壓倒性的話語優勢，有淹沒理性聲音的巨大能量。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火就源於痞子流氓的骨幹作用，平時在鄉村只是被邊緣化的極少數，特殊時刻卻能裹脅大批民眾，做出恐怖的階級屠殺暴行。這就是流氓運動的乘數效應，本身就是壹個集權過程，流氓意識在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藉助於推手的槓桿作用，更會在大眾化的廣告效應下發散出雪崩般的破壞力。憤青運動是民權時代之逆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它阻礙着社會的自由化，是中國人必須越過的荊棘叢。也因為憤青是奴化教育的產品，幼兒期就生活在缺少博愛的環境裏，壓抑的環境下，不懂得人間關懷和自由權利，成年後自然缺少健全的心態和人格，因為僅憑家庭的親族之愛是不能取代人間關懷的。人間關懷是更高境界的情操，是帶有宗教信仰的靈魂修持，是支持人格修養和精神追求的基礎，成為內心的潛意識。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在於社會活動中的人性社會化，人類精神發展的終極目標本質上與宗教追求的終極真理是相同的，儘管各自的概念和方式不同，然其實質和經驗皆殊途同歸。自由人權原本是普世價值，並非西方專利，但在主旋律宣傳中，自由成為西方的代名詞，人權成了西方人的專利，在將自由思想妖魔化的同時，也將自身的民族性劣化，中國人成為不配享受自由權利的民族，因為中國人必須聚集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聽從統壹的號令，服從集體主義原則，憤青運動就是民族性劣化的溫度計。他們不做“西洋狗”，卻熱衷於當專制之犬，拒絕人類文明，仍然是“狗”式思維邏輯。所以，憤青運動是人類文明的異化現象，是人性惡化的展示，社會心理的畸形化表現，也是單向度社會中反對多向度語言的壓制因素，因此不具有任何權利意義上的價值，是畸形社會的助力，而不是矯正力量。從認知能力來分析，憤青也是社會犬儒化的產物，學者胡平說：“犬儒是不分善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有些犬儒還走得更遠。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儒本來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頭來只剩下了勢利。”[19] 憤青也是犬儒，犬儒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壹種避世型，壹種是憤世型，在暴力面前選擇避世，而憤青運動則是憤世型的痞子運動。犬儒病也是壹種心理病患，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20] 是暴力管制下心理變態反應。人質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時，劫持者讓人質活下來，人質感激其活命之恩，便與劫持者的安危當成自己的安危，於是採取“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就把解救者視為敵人了。

共產極權與報復社會

作者 連晨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中國人，你認為像什麼呢？最近我在網上看到李慶的一個答案，他是這樣表述的：“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中國人，很多人可能會馬上想到螞蟻，但其實並不合適，因為中國人遵守秩序與分工合作的精神很弱。蝗蟲也不合適，中國人的遷徙性和侵略性也不強。我覺得蟑螂可能是最適合的動物，種群龐大，群居但不合作，適應任何骯髒惡劣的環境，生命力極強。”

　　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也做過一些思索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更像是蠱。或者換一種說法：中國社會，更像是培養蠱的一個大器皿。

　　我先講講我最初是怎樣知道蠱的。那應該是在50年前的一天，“文革”正如火如荼在全國展開，我當時讀初中。在那個年月，語文課政治課歷史課的內容甚是無聊，我就時常在上這些課時悄悄拿一本辭典在桌兜裏亂翻，無意中就看到了蠱這個字，辭典裏的釋義大概是這麼寫的：把各種毒蟲放在一個密閉的器皿裏，讓它們互相打鬥撕咬，最終活下來的那一隻，就叫蠱。我當時看到這個釋義好奇心大發，甚至萌動了親自抓一些毒蟲在家做生物實驗的想法，但終因膽小，怕被毒蟲傷到而作罷。

　　成年後，陸續看到更多關於蠱的文字描述，其大意與中學時在辭典上看到的內容相近，比如隋代史料《諸病源候論》中的記載：“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

　　但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個職業養蠱人寫的文字，其中有這樣兩段記載：

　　“任何盅都要從幼苗期開始培養。當然免不了也要選盅，這樣才會挑出強壯的個體。為了讓盅苗加強叱血（嗜血）的本性，通過搶食，在食物短缺的環境下，讓它們相互殘殺。幾百條蠱種可能存活下來的也就是僅僅幾條而已。” “就是這樣，批量倒入式餵養，幾百條幾千條倒進去，等到最後，呵呵，活下來的都是我們的大殺器！！！！”

　　我是一個“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且在大器皿裏（正統的說法是“蜜罐裏”）泡了60多年的人。以我個人的經歷和見聞講，把中國人比之於蟑螂，當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種群龐大，群居但不合作，適應任何骯髒惡劣的環境，生命力極強“，這些都與中國人的特質和生存境況相吻合。但我認為這樣的描述還不夠精準，因為它沒有抓住中國人身上更加本質更加要害的東西。

　　中國人，自上世紀中葉始，就如同落在魔鬼手中的玩偶，被投入一個巨大的封閉的蓋的嚴嚴實實的器皿裏；而接二連三此消彼長時斷時續延綿數十年的各類“運動”，其名目雖然不同，但主旨只有一個：互揭互挖互批互斗互撕互咬互踐互踏吧。而每場運動的畫外音也頗為一致且具有蠱惑性：誰在這樣的運動中表現出色，誰就是英雄！

　　想想看，數代中國人在“你不整別人，別人就整你”，“你不害別人，別人卻害你“這樣的大背景大環境下摸爬滾打互撕互咬70年多年，一個個不變成蠱，還能變成什麼呢？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只是在外觀上像螞蟻，在物質短缺搶購物品時才像蝗蟲，在生物特質和生存境況上則像蟑螂。而其隱性品格，生存本能，深入到骨髓裏的東西，毫無疑問，更接近蠱。

　　中國人何以成了蠱呢？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運行規則，體製設置，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國人的品性，規定、限定、塑造了中國人行事為人的基本模式。我在前文講過，中國社會，其實就是培養蠱的一個大器皿。一個人，一旦被投入這個器皿中，就不得不隨時保持高度的機敏戒備狀態，就不得不在內心處處設防，事事謹小慎微，就不得不在生命面臨不期而遇的威脅攻擊時、在個人財物遭受無妄侵奪時，奮起進行自衛反擊。久而久之，一些看透這個社會“你不害別人，別人卻害你“的本質，不願被動受人欺負受人壓榨的人，一些長期遭受傷害，卻撲訴無門、找不到申冤地方的人，一些遭遇了不公，想討個說法，得到的卻是更大傷害的人，就轉而採取自我了斷（法律術語稱之為“私力救濟”）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生存尊嚴，並進而衍生出一種反守為攻，主動進擊，不惜採取非常手段致對手於死地的行為來討回公道的方式。也有一些天生懦弱的人，則尋找比自己更弱的人群施以報復，通過殺戮無辜者來宣泄自己的不滿和仇恨。蠱，就是這樣在我們這個缺乏公平正義的、將“鬥爭哲學”奉為圭臬的大溫床上，在相互比壞比惡比狠比毒的大器皿中，被源源不斷成批量的培育着，生產着，製造着 成為潛伏在社會各個角落、伺機撲向人群的大殺器。

　　中國社會流行一句勵誌名言，“不吃苦中苦，難做人上人”。中國人“做人上人”的想法，願望，透露出這樣一個秘密：我們的社會，其結構，運行規則，極度、極端的缺乏公平公正，而越是處在下層的人，越發能感覺到這種不公的嚴酷性和不可更改性。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真正的“人上人“只有一個，你爬的再高，依然在金字塔頂的那個人之下，依然要仰其鼻息過日子，要做好忍辱負重的心理準備，以便在隨時臨到的羞辱和踐踏面前鎮定自若，處之泰然；而與你共處一個層級的同僚之間，相互排擠相互傾軋的激烈程度慘烈程度，也遠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做“人上人”的理想，在個人一面可能帶來物質生活上的富足，但做人的尊嚴依然是虛幻的，缺失的，因為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人的尊嚴完全沒有立足之地。你以為你已經高高在上了，但位置比你高，鄙夷你的人大有人在。而從社會一面看，因為資源有限，上升空間有限，做“人上人”的理想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終只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惡性競爭對個人帶來的挫敗感，失落感，也極有可能在一些人身上導致報復社會的傾向。

　　末了講一個最近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慘劇。這一慘劇醞釀的時間之長，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的大腦裏不由得浮現出“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句成語。但我心裏清楚，拿完全不相關的人的生命當替罪羊泄憤，是徹頭徹尾的濫殺無辜，與“君子報仇”完全不沾邊的。

　　吳亮，男，1996年生，安徽省安慶市人。11歲曾經輟學5年，16歲時想繼續讀書自己去找了學校和教育局，不知何種原因在與教育局相關人員交涉時動手打了人，被警察處理。後來他揚言要自殺，警察就讓他的家人把他送精神病院做檢查。2013年5月13日，吳亮被家人送至安慶市第六人民醫院就診住院，“就讓醫生檢查下看是不是有病”。 吳亮本人講：“誰知道他們量完體重，就把我綁在床上限製人身自由，他們就走了。我當然就罵了，主要是說連基本的檢查都沒有，就限製人身自由。他們（違）法了。我出去後一定要告訴你們！”

　　吳亮從精神病院出來後曾經去找律師，想告該精神病院，結果發現毫無用處。他質問：難道沒有親情的未成年人就不受法律保護嗎？可是沒有人解答他的質問。

　　2013年6月23日，吳亮在百度貼吧的安慶吧發了一個帖子，透露了自己報復社會的心跡。

　　吳亮為把自己“打造”成他人的惡夢，在長達8年的時間裏都做了那些準備和修煉，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這個未成年人在其童年遭遇種種困苦、挫折和打擊時，沒有一個人走近他，給他以溫存的撫慰和幫助。

　　在他心生惡念，“立誌”要成為他人的惡夢，並把這一想法通過互聯網昭告天下後，也沒有一個人走近他，對他進行耐心的疏導和心理援助。

　　2021年6月5日，一切準備就緒，認為自己的“拳頭“已經“更硬“的吳亮，手持利刃來到當地繁華商業區的步行街，一口氣捅了20個路人，造成6死14傷的人間慘劇。

中共政權與民族主義的衝突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直以來，許多人都認為中共政權是大漢族主義政權，尤其是少數民族分離主義人士及西方的觀察人士，而中共習近平當局設立新疆集中營、加強少民宗教控製、及向少數民族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更增加了這種“大漢族主義”的判斷。

　　其實這種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中共政權非但不是“大漢族主義政權”，而且它對漢族的摧殘和壓迫要超過所有的少數民族：

　　其一，中共一直反對漢民族主義（即所謂“大漢族主義”），雖然中共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即少民的“民族主義”），但迄今仍然主要反“大漢族主義”：筆者參與過漢服運動，深知：中共當局恩準的，只是義和團式的五毛皇漢，對有獨立傾向的漢民族主義團體，是嚴加鎮壓和取締的，比對少民團體嚴厲得多；其二，漢族遭受的中共暴政其實最重：

　　例如“土改”，中共對少數民族還講究統戰籠絡術，對漢族地區則是“暴風驟雨”，對漢族地主赤裸裸地大屠殺；例如“嚴打”，中共不止一次發起“嚴打”，對漢族犯罪嫌疑人濫捕濫殺，而少數民族則從來不適用嚴打；例如計生暴政，少數民族享有優待，維、藏、蒙、苗等許多少數民族完全豁免，享有生育自由，惟對漢族中共強行鐵血計生，城市漢人上來就強行“一胎化”…其三，少數民族在生育、婚姻、入學、提干、福利等方面享有廣泛的優待，而漢族沒有任何優待，且在法律面前受到更嚴厲的處置，漢族的社會地位，事實上低於少數民族。

　　中共建國之後，法律上對少民和漢族一直實行一頭寬、一頭嚴的雙重標準，1984年，中共胡耀邦當局更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1984年第5號和第6號紅頭文件，明文規定：

　　“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儘量從寬…”，這種對少民的“兩少一寬”，就和中共“嚴打”時對漢人犯罪嫌疑人的“從重從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胡耀邦後來倒臺，但中共中央對少民“兩少一寬”的紅頭文件從來沒有廢止，迄今仍在繼續執行。

　　筆者曾是桂林電視臺記者，曾於九十年代末到胡面癱時期親眼目睹藏人和維吾爾人在公共場合有帶刀特權；而對所謂“占道經營”的商販，中共城管對漢族商販赤裸裸地打砸搶，而對維族商販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同樣處理盜數額不大的盜竊搶劫案件，對漢族犯罪嫌疑人，桂林公安一律刑拘進看守所，而對維族犯罪嫌疑人，只要沒傷人，基本上交由民委（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了事。

　　其四，少數民族與漢人發生糾紛和衝突，中共公安和官方一般都會偏袒少數民族；這就集中體現了漢族在法律和社會地位上事實上低少數民族一頭的境況。

　　中共政權的以上特點，完全不符合一個民族主義政權的特徵，所有的民族主義政權，都是優待主體民族的，但中共卻是賤待主體民族：

　　如納粹德國，奉行的是日耳曼人至上；而現今被許多華人熱烈吹捧的以色列政權，奉行的也是徹頭徹尾的猶太民族主義：猶太人高少數民族一頭，且對國內的阿拉伯少民群體，充斥着赤裸裸的強烈歧視——與中共的做法相反，猶太人與阿拉伯少民發生糾紛和衝突，以色列法院幾乎無一例外地偏袒猶太人…這也是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強烈仇以的重要原因（並非完全因為歷史宿怨）；雖則是民主國家，民族主義色彩比較重的日本政府實行的也是“日本人優先”；筆者曾在泰國居住過兩年半，泰國當局的“泰人優先”做法比日本政府更無風度，對於任何外國人和泰人的糾紛，幾乎是一邊倒地偏袒泰人；俄羅斯奉行民族主義的普京政府，實行的則是赤裸裸地大俄羅斯主義，俄羅斯人不僅高少民一頭，在俄少民還有義務歸化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

　　中共給予漢族的地位不僅低少民一頭，更低外國人一頭：君不見，一直以來，本着周恩來定的“外事無小事”原則，對於外國人的報案、投訴，中共當局優先處理、認真對待，而對於本國人（尤其是漢族人）的報案、投訴，中共當局就輕慢許多；對於中國人與外國人發生糾紛與衝突，除非太出格，否則中共當局一律偏袒外國人…這種特徵，不僅和民族主義政府格格不入，也根本有別於民族主義色彩較淡的一切正常國家。

　　綜上可見，把賤待漢族的中共政權說成“大漢族主義政權”，完全荒誕不經，簡直是顛倒黑白。

　　正因為中共諸多賤待主體民族（漢族）的逆向種族主義做法，所以一部分激憤的漢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代表着少數民族的利益，甚至認為中共是“回共”、“滿共”…這種看法也不符合事實，因為中共從來就是一個超民族的專製主義團體，而不是一個民族團體，中共有許多少數民族黨官，當然有更多的漢族黨員，而之所以有更多的漢族黨員，僅因為漢族人口遠遠多於少數民族而已。

　　中共不代表任何一個民族的利益，而只服務於自己的專製利益。

　　有人說，中共如此優待少數民族，它還不代表少數民族利益嗎？但請註意，一旦少民危害它的專製利益的時候，它鎮壓起少數民族來，照樣毫不留情，其殘酷一點不少於鎮壓漢人，例如：

　　王震對維族抵抗勢力的大屠殺；毛澤東調軍對反抗共產的藏人大屠殺…等等。

　　那麼，既然中共既不代表漢族的利益，也不代表少數民族的利益，那麼它為何對漢族的摧殘和壓迫最深、最重？

　　眾所周知，中共不僅把漢族貶為“56個民族”的最末等，施以最多的暴政，它對漢族傳統文化的破壞也最大的：中共一上臺就搞政治運動，摧毀漢族的精神信仰，還企圖把漢字改造成拼音文字，妄圖對漢文明施以斷根式的破壞，幸得被斯大林歪打正着地製止，最終把漢字弄成不倫不類的簡化字，人為地造成大陸當代文化與臺灣、香港、澳門及自身歷史文化的隔閡；中共在文革種大搞“破四舊”的文化毀滅，破壞的絕大多數也是漢族的文物和古蹟，少民的很少遭到破壞。

　　顯然，中共的這些所作所為，用“大漢族主義”是完全解釋不通的。

　　其實，中共之所以刻意地對漢族施以最大的摧殘和壓迫，其與滿清統治者的心理是一樣的，即漢族是自己統治潛在的最大威脅——在中國，漢人因為人口最多（相應的人才也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經濟相對最發達，因此漢人的能量最大，漢人若管不住直接危及到自己的統治，而少數民族即便亂起來，一般也翻不起什麼大浪。

　　正因為漢族是主要威脅，中共就要象滿清那樣，刻意銷蝕漢族的民族意識和凝聚力：滿清通過“剃髮易服”和文字獄，讓漢人意識不到自己是漢族；中共則通過種種極具破壞性的“改造”和洗腦，讓漢人一盤散沙、道德敗壞、相互仇恨，根本忘記了自己屬於某個民族。

　　中共優待、籠絡少數民族，與滿清統治者的心理也是相通的：即以一種聯合少民共治的優勢姿態，給漢族這個專製統治的最大潛在威脅，施以心理上的威懾。

　　另外，對中共黨文化洗腦構成最大障礙的，也是漢族的傳統文化，因此，中共對漢族文化的破壞會最狠。

　　從法家的角度來看，中共之所以對漢族施以最大的摧殘和壓迫，同時給予少數民族高於漢人的種種優待，也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等馭民法術的應用，只有最大化地讓漢人卑賤、愚昧、疲累、虛弱，才能夠最有效地消除漢族這個專製統治的最大威脅，以確保政權的長治久安。

　　說到這裏，仍有人不同意中共政權不是“大漢族主義政權”的界定，他們說：中共習近平當局對維族設立集中營、對少數民族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這不是強行漢化，又是什麼？？

　　其實，中共當局設立“轉化”維族穆斯林“極端信仰”的集中營，與它當年設立轉化漢族法輪功信徒的集中營毫無分別，且中共對漢族法輪功信徒更加殘酷，拒絕轉化的法輪功信徒許多遭到殺害，甚至活摘器官…法輪功在中國完全被取締，而中共迄今並沒有取締伊斯蘭教…其實針對維吾爾族的這種集中營，純屬中共當局控製伊斯蘭教的一種信仰專製手段，根本就沒有以漢文化取代維吾爾族的文化的目的；必須指出的是：中共一貫容不得不受控製的宗教信仰，它控製維族的伊斯蘭教，與它控製漢族地區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並沒有分別，而且中共對漢族信奉的一貫道、法輪功直接取締，打壓更為殘酷。

　　至於向少民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也是中共加強其對少數民族地區專製統治的手段，而並非強迫漢化，因為若要強迫漢化，中共只需要禁止少民語言學校及少民語言教學即可，但中共並沒有這麼做，雖則增加了漢語普通話教學，但全國的滿語學校/教學、蒙語學校/教學、藏語學校/教學仍在運行；其實，中共向少民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與它向廣東、香港強推普通話並沒有分別，只是中共強化其專製統治的一種手段，與民族主義無關。

　　而且中共禁止漢人娶維吾爾等某些少數民族女子的逆向歧視政策仍在實行，如要強行漢化，不可能保留這個政策。

　　綜上所述，中共是一個不代表任何民族利益的專製主義團體，為了維護其專製統治，它既可以最大化地摧殘和壓迫漢族，也可以隨時傷害少數民族（如果少數民族的張揚，超過了它專製的底線的話）而這種傷害，並不是“大漢族主義”的傷害。

中共政權的精神領袖的基本屬性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果說,毛澤東是一個國賊,鄧小平則是一個屠夫。鄧小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下令野戰軍動用坦克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劊子手。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的原則。他接受了陳雲的提議，讓他們的子女享受政治經濟特權，使得血色家族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延續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鄧小平曾經對中國人犯下一些不可饒恕的罪惡。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曾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做《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內什在《鄧小平》一書指出，整個反右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鄧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鄧的頭銜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反對為‘反右派鬥爭’平反，使胡耀邦在平反冤案進程中遇到了強大阻力。為什麼鄧小平反對為右派平反?因為，鄧小平是靠反右起家，又靠反右發家”（《胡績偉：鄧小平拒絕為右派平反的根本原因》）。

　　1980年後，鄧小平雖然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他仍認為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化了。

　　鄧小平罪惡的過去，筆者不想多講，本文主要揭露1978年所謂的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惡。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識別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有兩條檢驗標準，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鄧小平掌控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後，不承認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繼續美化毛澤東。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暴露了他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繼續堅持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

　　筆者將在本文中，揭露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相，一一列舉鄧小平的謊言和罪行。

　　美化毛澤東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經講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鄧小平力保毛澤東，吹捧毛澤東的功績，說什麼：

　　“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1980年，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並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

　　3月19日　鄧小平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問題時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吹捧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幾千名入會的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並不都同意鄧小平對毛澤東做三七開的評價。鄧小平連發十五、六次發表指示，極力阻止對毛澤東的批評，迫使《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鄧小平維護毛澤東，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實質上，維護毛澤東，也就維護了鄧小平這個“太上皇”專製統治。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叫囂着“殺20萬，保20年穩定”。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了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狂熱的專製獨裁者、殺人犯。

　　今天，國賊毛澤東的畫像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殭屍躺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惡臭還散布在中國的空氣中。每當看到那些貧窮的六七十歲同輩人唱着東方紅，津津樂道地看那些為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的電視劇，看到這些被中國共產黨奪取靈魂的人，筆者總是眼含熱淚，他們也是人，竟然這樣地度過一生。中國共產黨罪惡大矣！

　　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倒回成為一個黨國專製社會；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有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幾千萬中國人被迫害而死。對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具有偉大的功績；對於中國人，毛澤東則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星。鄧小平之流吹噓，毛澤東“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在中國及全世界面前撒謊，看一看毛澤東的好學生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大屠殺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採訪鄧小平時曾經對鄧小平說，“中國人民把一切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但我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是五個手指” 。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民”指的是中國共產黨，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指的是中國百姓。中國百姓當然知道，“四人幫”實際上是“五人幫”，毛澤東是五人幫的頭子。

　　明知中國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為什麼還要維護毛澤東？因為徹底清算毛澤東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也會揭露出鄧小平自身的罪惡。因此，鄧小平竭力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有的是缺點和錯誤，嫁禍於“四人幫”。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由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死不悔改保住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打下的江山，維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

　　真理標準討論

　　1978年5月起，鄧小平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 “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中國共產黨吹捧鄧小平這次講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識形態變更的一個拐點”。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這裏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從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罪惡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是謬論,鄧小平對中國百姓撒謊說，中國共產黨要解放思想了，實際上還是要保持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這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勾心鬥角，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79年12月6日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思想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老東西。鄧小平這是在告訴中國人，他還是要堅持毛澤東的思想，走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之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正是這四項基本原則曾經將中國人打入地獄深淵。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黨國體製。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對中國人犯有不可饒恕的重罪！

　　階級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稱，1978年前後，鄧小平等人逐漸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此後還強調“四個現代化”。這是謊言！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揭露，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依然有不能放鬆階級鬥爭的言論：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着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鬆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麼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請看下文！

　　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文革中，國賊毛澤東的罪惡使得中國青年人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筆者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了要求給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控訴冤假錯案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罪錯的大字報，以及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大字報，還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幾十種非官方刊物。

　　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

　　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民主牆運動”搞得太過分了。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

　　3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公安部門開始大逮捕，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包括《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先生。十年後的“八九民主運動”期間，筆者曾經多次到天安門廣場找他，沒有找到。後來才知道，任畹町又被中國共產黨公安逮捕了。

　　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發表講話。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

　　從此，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利用四項基本原則鎮壓中國民主運動，打擊黨內的反對派。鄧小平代替了毛澤東的腳色。

　　迫害知識分子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國共產黨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迫害知識分子，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鎮壓六四民主運動

　　1988年，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失敗，導致物價上漲，中國百姓苦不堪言，出現搶購風潮。由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之輩堅持保持統治中國的權力。80年代初，以鄧小平子女為首的中共高乾子弟藉助權力，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大發橫財。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的康華公司還被稱作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中國百姓對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高官家族發出一陣陣"反官倒、反腐敗"的吼聲，知識青年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終於引發六四民主運動。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受鄧小平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人士進行武力清場行動。中國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包圍天安門廣場，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中共竟然派野戰部隊鎮壓中國民眾，其惡毒和殘暴程度簡直無以復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死亡人數模煳且出現多種版本。

　　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他的野蠻兇殘不亞於毛澤東。他的罪惡不低於毛澤東。

　　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

　　鄧小平利用控製槍桿子的實力，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其中，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都是由於“四項基本原則”

　　趙紫陽說過，“1979 年鄧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 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趙紫陽《改革歷程》）。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縱容全盤西化，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名義迫使胡耀邦辭職。

　　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的名義，撤銷趙紫陽職務。趙紫陽因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臺，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開明派和民主派遭到嚴重打擊，阻擋了中國共產黨從暴力社會主義政黨向民主社會主義政黨轉化的進程，為二十幾年後政治小丑習近平上臺鋪設了道路。

　　1989年後，秉承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1991年，湖北張敏鵬等人秘密組建中國共和黨，以“推翻專製，再創共和”為其奮鬥綱領。不久便遭到當局的鎮壓，張敏鵬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

　　1992年5月27日，中國自由民主黨的胡石根被抓，被判刑20年。

　　1993年，民運人士劉文勝因籌組中國社會民主黨被判刑十年。

　　1998年，中國民主黨徐文立和秦永敏分別被判處13年和12年徒刑；1999年，劉賢斌被判刑13年。2002年6月，組黨人士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國當局綁架遣送回國，以間諜和恐怖活動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中國民主黨在全國先後有300多黨員被逮捕，判刑30多人。

　　2008年，參與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去世。中華民主憲政同盟曾經發文哀悼，並指出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劉曉波的早逝負有重大責任。

　　政治體製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存在的問題，提出必須對現行製度存在的各種弊端進行改革。

　　從此，“8.18講話”被中國共產黨吹噓鄧小平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之綱，宣傳鄧小平要在中國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霎時間，一些御用文人紛紛跟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御用文人跟風是不奇怪的。遺憾的是，一些中國文人，尤其是某幾位尚是民主知識分子的人也竟然肯定鄧小平是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這實在是不利於中國民主建設的。

　　前文中筆者已經講過，鄧小平肯定毛澤東，並且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告訴國人，他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實行政治體製改革的那麼，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的目的究竟何在？與1978年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一樣，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談到：“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着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趙紫陽：《改革歷程》）。

　　鄧小平“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着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着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

　　趙紫陽說過，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製度、組織製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製製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趙紫陽：《改革歷程》）。

　　以上事實證實，鄧小平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僅僅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集中問題，是行政改革的性質，而不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國專製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性質，更不是解決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問題。

　　就在鄧小平發表“8.18講話”兩個年之後，1982年12月4日，中國人大通過了由鄧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訂的《八二憲法》，“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八二憲法》序言：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屠夫鄧小平是不可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不可能放下統治中國的權力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

　　國賊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殘害，中國百姓的貧窮，以及中國的落後，使得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臭名遠揚。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臭名昭着的名聲，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重新定義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與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相同的。

　　中國共產黨的行政改革僅僅局限於其內部權力分配上。《八二憲法》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大頭子終身製，製定了任期製。習近平上臺後，通過《八二憲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可憐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接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黨天下”。

　　“中國共產黨領導”已經寫進2018年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新的統治階級

　　鄧小平之流領導的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陳雲說過：“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 “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

　　陳雲提出中共高層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掌握大權，此動議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遵守了陳雲、鄧小平所定下的規矩，中組部發文形成官方政策：中共高層每個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幹，其他人則“下海”斂財，地方各級官員也紛紛效法，依此為準。於是在中國從上到下，迅速形成了一個由幾大家族為首，錯綜復雜的家族式權貴集團，壟斷並世襲了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那些沒有被分配官爵的紅二、三代，約八成則通過經商成為億萬富豪，控製了幾乎全部經濟命脈。他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的黨國貴族世襲。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已經成了金家專製王朝。

　　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由於鄧小平拒絕政治體製改革，使得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繼續擁有絕對權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腐敗肆無忌憚大行其道，無論是在職務層次上，還是在人數和貪腐財富的數量上，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中國共產黨腐敗的特點是，

　　1、從下到上的貪腐：從村一級的“小官巨貪”，到國家級的“大官巨貪”，比比皆是。

　　2、全方位貪腐：從中國共產黨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部委局、軍隊、法院、檢察院、警察，到國有企業。

　　筆者僅以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被公開查處的中國共產黨高官為例，其中包含1名正國級周永康、6名副國級蘇榮、令計劃、孫政才、徐才厚、郭伯雄和楊晶。28名正部級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魯煒等；數百名副部級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劉強等。被查處的軍隊高官包含兩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兩名中央軍委委員張陽、房峰輝；三名上將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此外還有中將和少將若干。

　　中國共產黨官員中，涉黑的人數也不在少數。僅舉一例。

　　徐長元一直在大連工作，曾任莊河市長，瓦房店市長、市委書記，長興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金州區委書記等職，2008年5月晉升正廳級。

　　2018年7月，徐長元被查。通報顯示，除了涉嫌受賄、貪汙、挪用公款、濫用職權，他還存在涉黑惡性組織問題。

　　2020年9月，徐長元等24人涉黑案在大連中院一審宣判。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等十餘項罪名，這位中國共產黨正廳級幹部被判處無期徒刑。

　　今年3月27日晚央視播出《掃黑除惡——為了國泰民安》披露，徐長元家族“政商黑三通”，累計涉黑資產超百億，被查封房產2714套，總面積達43.3萬平方米，車輛142臺！

　　中國共產黨在其插手的角角落落和各行各業全方位地大貪特貪，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團。

　　腐敗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家族腐敗

　　腐敗有兩大主要形式：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

　　政治腐敗的實質是權力腐敗。筆者在前文已經講述，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壟斷了中國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腐敗集團。

　　經濟腐敗是利用政治權力在經濟活動中獲取非法的利益，斂取錢財。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主要存在政治腐敗。從鄧小平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開始出現經濟腐敗。除了前文講過的中國共產黨從下到上和全方位貪汙腐敗外，中國共產黨腐敗還表現在，中共高官家族利用權力斂財。

　　從鄧小平家族開始，中共高官家族利用家族權勢和裙帶關係一直在不斷聚斂財富。整個80年代，以鄧家子女為首的中共高乾子弟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以及彩電指標等。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的康華公司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1989年的“六四運動”除了民主訴求外，就是“反腐敗”和“反官倒”。所謂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是主要目標之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權力+市場經濟，為中國共產黨的家族進入中國共產黨經濟壟斷領域開啟了大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財富寶藏主要集中在電信、軍火行業、房地產行業、礦產能源、金融等壟斷領域，現在這些領域都被中國共產黨高官家族壟斷。

　　江澤民家族、李鵬家族和鄧小平家族分別壟斷着的電信行業，電力行業、房地產行業、有色金屬、軍火行業的壟斷。

　　今日中國，中共高官家族已經成為中國新富家族中的主體。

　　《北京之春》的胡平說：“ 共產黨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滅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產，把它變成了所謂的全體人民的共產，後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義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變成了你少數官員自己的私產。兩件壞事都讓你一個黨做完了，古今中外還有誰比得上你”。

　　的確，歷代中國君主王朝，尚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儒家的道德約束。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正如國賊毛澤東所說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強盜竊賊相比，歷代皇親國戚怎能比得上呢！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評價

　　鄧小平不僅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是從“黨天下”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筆者在前文《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等文章中，已經較為詳細地揭露了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評價，要基於歷史事實之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民眾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

　　在前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共產黨主要罪行：引進了暴力馬克思主義，藉助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利用暴力占領了中國大陸。而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蘇聯共產黨建立了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對於整個國家，中國共產黨政府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致使中國國民成為囚徒。

　　至於毛澤東，從1921年至1977年，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罪行都與他有關。尤其是毛澤東三次發瘋，殘酷迫害知識分子，餓死了幾千萬人，文化大革命將整個中國拖進了深淵。毛澤東是十惡不赦的國賊。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目的的評價，取決於鄧小平是否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犯罪集團，毛澤東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罪犯。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訴中國人，他不僅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並且要繼續堅持堅持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堅持對中國國民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繼續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繼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鄧小平要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同時，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的專製統治。鄧小平是在利用“改革開放”的名義，繼續欺騙中國國民，掩蓋其繼續對中國民眾犯罪的目的。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終於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竟然動用野戰軍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血腥屠殺。遺憾的是，至今尚有相當一批中國人並沒有認清鄧小平的真實面目，甚至包括了一些所謂的民主知識分子。

　　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上寸步不讓，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方面上有限讓步。

　　經濟方面，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因此，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採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採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在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強做大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因此，他們僅僅對百姓開放了部分市場，仍然壟斷着金融、土地、石油石化、電網電力、電信、民航、航運等決定着國計民生命運的行業。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缺乏基本的現代經濟常識，他們不知道國有企業所壟斷的這些行業是私人產品行業，應該交由民營企業經營。即便知道，鄧小平也會和毛澤東一樣，堅持黨管國企，通過國企控製着中國的資源，這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經濟基礎。

　　中國共產黨既要保住專製政權，又要發展經濟。他們將“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寫進憲法。國企是他們剝奪國民資產貪汙腐敗的基地之一，是他們的大金庫。他們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來掌控國家經濟，保證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通過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代際傳遞，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先富起來。

　　中國百姓呢？所謂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近40多年了，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1000元。他們生活在空氣汙染嚴重、河流及地下水汙染嚴重，土壤汙染嚴重的環境中，生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正是從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身上榨取血汗，強大了軍隊的力量和警察的力量，毫不留情地鎮壓中國百姓對苛捐雜稅、地方官員的腐敗、司法不公正等等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抗議活動；可悲的是，正是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流出的血汗，餵肥了中國共產黨官員及其家人，使他們成為巨富。這些通過大量貪汙腐敗活動先富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竊賊們，多年來一直在秘密向海外轉移資產，逃離中國沉船。

　　中國共產黨官僚家族通過壟斷的政治經濟權力盤剝中國百姓的血汗，獲得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大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結果。

　　從哪個角度來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他們是似乎是在改革開放；從中國民眾的角度，他們還在繼續犯罪。鄧小平拒絕否定毛澤東，這就為習近平回到國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留下了空間；市場經濟，扣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這就為習近平的私有企業退場論埋下了伏筆。

　　今日， 在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真正改革開放的國家，人民有權力選擇政府，有權力在私人產品領域內創業，有權力支持左派或右派，有權力選擇自己未來！中國共產黨至今不敢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奉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因為他們妄圖像秦始皇曾經期盼的那樣血腥江山傳萬代。

　　最後，筆者要談一談鄧小平做的“好事”。

　　恢復高考是鄧小平做的一件好事。高考破除了出身限製，使得幾百萬知識青年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毛澤東統治時期，“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子女不僅不能讀大學，有些農村上中學都受影響。筆者的一位同學的哥哥學習十分優秀，連續兩年皆因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筆者也是受益者之一。1979年，筆者報考研究生，單位書記以出身問題為由不同意簽字。筆者對他講，現在的高考已經沒有出身限製了，他仍然拒絕簽字。最後還是通過工業局迫使這位書記同意簽字。但是，我不會感謝鄧小平。筆者曾經對溫元凱說過，這是我應有的權利。若要感謝，我會感謝你們這些推動鄧小平回復高考的人。

　　為什麼筆者不會感謝鄧小平呢？

　　毛澤東關閉了大學。與毛澤東相比，恢復高考是鄧小平是做的一件好事。同是中國人，如果鄧小平與蔣經國相比呢？

　　在抗日戰爭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蔣介石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

　　“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國民政府盡力將大學和知識分子西遷，發給教師薪水保障日常生活，還免掉大中專學生學費、食宿、雜費。

　　蔣經國不需要辦鄧小平要辦的好事。他辦的好事是，解除多年來之戒嚴，開放黨禁，促進臺灣民主化和憲政體製在臺灣得以成功建立。

　　鄧小平拒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他可以同意恢復高考，但是如果學生要求民主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他就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槍殺學生！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鄧小平是一個中國屠夫！

　　2021年7月11日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的本質

作者 黃永森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早年閱讀《聖經》，由“神諭：‘與民立約’與摩西十誡”體悟到：人類對法與道義精神追尋之“神啟”意境。以及由此生發的社會“契約”理念“民約之治”及倫理教化的真義。 閱讀中國歷史與世界史，感悟至深者，在要能夠超越自我和民族國家心性之短；去探索人類法治真諦與活的人文社會精神文明進化史。對此可類比華文熾情之問：人世間情為何物？探問人世間“法意何物？”（情與法好有一比：“至情至性”方能成就法信仰！）那是對每一個人（先於法律的）自由與權利的體認，和對國家權力及權力者（政府）的有效規範約束的當代公義秩序與法精神信仰體系。這是人類自然“神諭之下”的精神世界與世間秩序之基的信仰建構的“歷史成長之旅”。經諸多民族智者眾人的執着探索追求，生發建構出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則的體系化結晶！這是我們破解中共歷史與“共產革命之謎”的鑰匙；是中華智慧與世界文明融合一體的不二法門；更是今天我們析解“民主與專製”世紀對決課題，基本有效的精神再追尋之旅的意義與價值所系。

　　破解中共歷史，重要的要能“還原歷史真相”和進行世界意義上的“是非曲直”的比較辨析：即在人性與道義基礎之上的“法意精神”的比較甄別。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主要是沿着國民革命（憲政民主）與共產革命（極權專製）兩條路線展開的。雖然，兩種革命的思想理念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受世界思潮影響的結果。然而，由於這兩種革命存在着理念目的與國家政體形式的顯着差異，產生了不同的道路與國家體製屬性方面的區別，影響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進程。國民革命（先於蘇俄革命）秉承了歐美憲政立國的實質內容與特徵，在打破中華帝製國體後，重新構造國家憲政民主共和政體。而後1921 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則沿襲了蘇俄共產革命方式，目的在建構共產極權專政體製。由於兩種革命秉持着不同的政治價值理念系統，故發生了剛性衝突與碰?，導致了上半世紀中國國共兩黨殊死拼搏的武裝革命絞殺年代，鑄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暴力革命性格。

　　當人們在二十一世紀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依稀感受到中共共產革命，顛復了中國憲政民主之途，建構了一個極端殘暴的共產極權體製，並與世界憲政民主體製國家的尖銳對立衝突的歷史現實情勢，是中共秉持傳統共產主義政治理論邏輯的必然結果。相反改革開放標誌了其歷史性轉變的過程。由上世紀 90 年代蘇東共產體製國家的崩塌，再看今日中共與整個世界的“民主與專製對決”的格局與態勢，仍然可以說源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結果的影響。彷佛是憲政民主與極權專製對決歷史的延續。雖然，當代世界情勢已非昔日可比，但依然透露出暴力革命與戰爭衝突將再起的信息（6 月 16 日 G7 宣言及其前後美英《新大西洋宣言》，北約宣言及 NATO-2030 新戰略進程等等，都明確的透露出國際聯合應對中共挑戰的勢向）。在這一世界與時代背景下，反思中共百年歷史，具有非比尋常的時代意義。

　　對中共暴劣的極權專製的理論思想與整個實踐體製“瘋狂不人道歷史”的徹底批判，不僅僅只是對“馬列毛主義”理論體系的批判揚棄，更要揭示其泯滅人性的暴劣革命意念行為之“人性之惡與極端殘暴瘋狂（幽靈魔鬼）”所在。透過中共的百年歷史尤其是執政時期諸罪惡現象剖析，既可以揭示其對中華兩千多年“專製帝式”壓迫與滅絕人性的政治權力鬥爭傳統的承繼，並經過“一黨專政”的超級極權體製，將其極致化“發揚光大”的罪惡本質。同時需要開發升華一種與世界視域與人權準則相類比相契合的當代法意與憲政民主理念精神的“法的審視與評判”的意識與方法路徑。由此突破中共“人民”說與民族國家觀念的迷思，回歸“人”（每一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是現代國家社會建構的基礎（前提條件）。從這一當代法治人權理念基礎與文明世界秩序之基出發，對中共的罪惡歷史就能更加透徹的剖解。

　　理論上說，西方世界對馬教、列寧式極權政黨國家體系的批判已經是歷史完成時。而對中共承造的極權體製本質的揭示與法理政治批判面臨着新課題：由於其存在的特殊性和中國獨特背景；特別是全球化時代，中共的改革開放之策與融入世界相對的成功，呈現了一種區別於前蘇東的新的顯着性差異特徵。尤其是經歷了“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二年的變遷，產生了一種“資本社會混合型變異體”或“政經分離但與整個世界聯繫依賴性巨大”的國家現代化形態。呈現出既存在着極權政治國家體製的根本性差異又逐漸市場經濟社會化趨向的新的綜合變異性特徵。但是，由於中共極權專製的本質沒有變。在國內自身體製性危機日益嚴重的境況下，出現了新一波的法治人權方面的嚴重問題並引致國際社會的普遍強烈反彈與全面對抗的情勢。反而使整個世界在震撼性反思之餘，感受到了中共對世界體系所具有的顛復性挑戰與危害而又拒絕改變的本質。這突出了今天對中共歷史反思批判的重要性。

　　值此當下中共百年歷史紀念的“中共式歷史宣傳包裝”之時，從歷史源頭揭露中共“蠱惑人心”，極具欺騙性的竊國行徑，和“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的伎倆。籍“還原歷史真實”，揭示在其“迷惑的外衣”下“腐敗的內絮”！深入剖解其非人道和逆世界法治精神文明準則的種種行徑。那麼，中共偽裝終究會被“剝去”。人類自由法意精神必會獲得弘揚！ 讓我們從自身的經歷，所親自接觸與感悟的一件件歷史真實故事的敘述，來共同拼湊出中共歷史百年罪惡之圖。並對其進行當代國際法理精神批判。

　　一、歷史脈絡：大事件概述 1，中共的發跡史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與列寧式共黨淵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暴力與血腥”發跡史是在兩大背景中產生：一是俄國革命“成功城市暴動奪權”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其二、中國辛亥革命浪潮與極弱落後追求變革與社會進步的民族狀況（五四運動等）。在這一中西相交的歷史境遇中，當時，中共及其同路人錯誤認為：俄國革命與中共代表了中國的希望。尤其是國共兩黨破裂後（1927 清黨），認同中共和反對蔣式軍事獨裁成為進步的一種表象（當時，處於民國“軍政訓政期”建政之初，國家尚未統一；蔣的北伐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勛是二十世紀重要一頁）。所以，不了解俄國革命歷史與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起家的本質，對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真實了解的。同時，對中共早期的暴力革命“苦難”與長期艱難的農村武裝鬥爭歷史也就難以正確認知（中國元老習慣稱：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中共）是不可能將其“拱手相讓”。這既是中共暴政與專製統治的政治邏輯基礎；也是其所謂的“紅色基因”並“合理化”其暴政劣行與“革命正當性”的思想基礎。對此，秉承中山理念的國民黨人，可能感受深刻。而真正感受其邪惡與“階級滅絕”瘋狂的是曾歷經中共暴劣統治的大陸數億萬苦難的人民。

　　2，中共建政：走俄國道路（結盟蘇俄）和“韓戰”後與整個西方世界決裂的後果中共建政，堅定“走俄國道路，這就是結論”（毛）。前三十年稱毛共時期，正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滅絕”路線的二十七年政治高壓統治之後，中國大眾才“覺悟”,普遍從內心反共或不認同中共！在這段時期中，大陸人民遭遇其無辜政治壓迫與迫害、苦難蹂躪和非人化的折騰真是“罄竹難書”。而中共內部各級權力層的互相傾軋也是慘不忍睹。更有多少無辜的正質善良而不屈的“小民”，慘遭中共的摧殘折磨乃至殘酷殺戮！

　　中共建政前後的三反五反與鎮壓反革命運動，歷史應該記住的真實細節是：那是沒有法治程序與最簡單的審判過程的，任意隨便的大規模“殺戮”！一如法國大革命（羅伯斯比爾時期）、俄共與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血腥殘暴”和沒有“規矩”的“征服者行為”。

　　但是，真正影響與決定中共歷史“嬗變”和“大躍進”瘋狂的是“韓戰”（由北韓金氏發動對蘇美共同劃定並經聯合國接納的“韓國”進行的侵略吞併戰爭）！中蘇朝結盟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熱戰，爾後“冷戰”分割對抗，客觀上是釀成了中共從“新民主主義”階段突變而朝向（共產）社會主義“大干快上”的歷史性“跨越企圖”的根因。背離了國情與人類世界發展進化規律，上演了一出出“共產革命瘋狂”的歷史活爆劇。由“韓戰之後”而起的對整個西方世界的仇恨對立與“被封鎖”，激發了中共“大干快上、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無知狂潮。反右運動與“三面紅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結果，造成了三年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早期人民公社化與意在消滅家庭的“公共食堂”製是為罪惡的根源）。其後，繼續進行的農村四清四不清運動，直至“文革”都是在“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國大地，發動的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的瘋狂的“滅資興無”“禍國殃民”的一系列政治運動。

　　這裏值得強調的是：二十世紀中國孫文民國革命之後，民主化成為了人民的普遍追求目標與希望。早期中共黨人（受中山民國理念的驅動和引領者眾）也似心有所系。1954 年訂定“五四憲法”與實行第一次“全國選舉”，也顯示出中共早期“新民主主義”的跡象。但最終其法治進步的功效被毛的“激進共產主義”運動所淹沒，而步入中共七十多年極權專製暴政的共產歧途。（當選的國家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黨人也在其後文革中遭遇到慘無人道的虐待致死）。其實，這是毛共秉承馬列“階級滅絕”和“無法無天”的革命基因決定的；也是共產黨理論與中國帝製傳統結合的產物。“十年文革”推至極致。都是中共“人治”與黨國極端專製的政治殘暴所造成。那麼，文革之後，雖然飽受政治鬥爭之苦的中共黨人有所“覺悟”，但最終形成的中共《歷史決議》，卻迴避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共統治者“國家責任”與罪責，這就是迄今中共也不能正確反思“法治缺陷”與進行深刻自我政治反省的根本原因。

　　那麼，文革評說與前三十年毛共統治的法治反思，可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公約》體系當時同期發展進步為例，來比較甄別：作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法律體系之重要的具體法律《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恰恰是在文革發動之初（1967 年訂立）在文革結束時生效（1976 年）。所以，如果將中共統治發生的一系列反法治與非人道的階級滅絕運動（假資產階級與反動分子的“莫須有”之名），與世界人權法治文明進步的國際大勢作比較，以現代國家的責任與基本法治的標準來審視中共的所作所為。那麼，對中共瘋狂罪惡歷史及其反法治、極盡殘害中國人民基本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本質，就能夠有深刻的認知。

　　中共“改革開放”在鄧胡趙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既是國內國際大勢背景決定，也是文革後中共內部反思的結果。北京政府雖於 1998 年簽署了《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但至今仍然沒有履行人大批准程序並國內法化來加以適用與遵循。香港早已簽署實施了，但現在正在被改變。由此，可以理解大陸人權狀況惡化的政治本質根源。當下，中共與整個國際世界的衝突，從法治與人權政治角度論，正是由於中國國家體製法治狀況與世界秩序的國際法治文明存在的差距與衝突才導致了新一輪國際全面對抗。

　　3，反右運動：一場由毛共唆使的“向中共進言”，成為了大陸幾代知識分子、學者學生和文化人的“噩夢”

　　那麼，中共真正開始走下坡路和失卻民心的時候，大概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是中共無法解釋的“陽謀”（1），毛共以“開門整風”接受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為名（據統計最終達三十多萬條意見），招來普遍但並非絕對激烈的批評，甚至有些只是“與黨交心”說了幾句批評的話語。但中共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瘋狂劃定右派”，暴露了中共欺騙人民“製造反動派”的政治伎倆。中共開始了對正直的知識分子學人的瘋狂整肅：被打成“右派”的五十多萬（牽涉幾百萬）的知識分子學生教職員工等，開始了其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被迫害被流放”生活。這起大冤案直到文革毛死後才被平反。

　　從此，大陸民眾尤其是知識學人開始真正認識領教了中共的“邪惡”與“殘忍”：中共沒有政治信用是其典型的本質特徵。言而無信，不擇手段的製造“反動派”；大陸人民開始感受：“言者無罪”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是怎麼被中共利用和被徹底扼殺的！這場運動的“政治荒唐”尤以中共上層製定“右派分子名額”分配到各級政權單位“指定”執行。使更多無辜者遭受株連。加深了人民對中共一貫“政治運動化的‘數字化指標任務’（2）”如殺人（鎮反）和反右及其他，都是中共高層授意與“計劃好”按指標層層執行！魔鬼更在“計劃指令”之中（如六四“殺二十萬…”云云），百姓遭遇的是“無辜與悽慘”的命運！

　　註釋：（1）《陽謀》丁抒；（2）見彭德懷-萬言書（1959）“任務指標”說，等等。此符合中共政治運動的邏輯，底層總是按照上級指令執行。

　　4，三年大饑荒：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對此，中共自己的總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在“七千人大會”意指毛；也是其遭毛文革報復致死的因由之一）。中共一方面宣傳稱：由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一方面隱瞞實際死亡數。其實，魔鬼的細節存在於：一是“大躍進”與“三面紅旗”運動；以及毛赫中蘇決裂後的“蘇聯逼債”也是原因之一（當時中共被迫還建政初期和“援朝戰爭”的“武器債”以及蘇聯援建項目的債等）。僅以當時重災區省份為例：在“人有多大膽地有都大產”的狂妄無知的“指導思想”指引下，謊報和出現“畝產萬斤糧”（黨報文圖並茂普遍報道了相關新聞）之後的強迫徵集調撥虛產糧食與肉類食品等，後來一些地方連種子糧也吃盡。使得盲目瘋狂執行毛極左路線的省份農村人口大面積死亡。（《毛澤東的大饑荒》馮客 2019 等）其背景和魔鬼細節是：“大躍進”、“大煉鋼鐵“、”趕英超美”（小高爐遍地開花，砸鍋煉鐵和大批成片的砍伐山林燒炭煉鋼）與人民公社化的“公共食堂”製：雖然維持僅僅 58/59 兩年，其實農村已經是家無餘糧和無自養家禽蔬菜（半分自留地，那時也是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另一面是“公共食堂”的極端糧食浪費（全部吃飯不要錢的結果）。所以，1959-1961年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其實並非大災年。然而，卻遭遇了餓殍遍野，逃荒要飯不計其數的慘劇，使得大陸農民陷入“人間煉獄”！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共政治統治方式習慣的讓貧下中農向學生“憶苦思甜”（訴“萬惡的舊社會之苦”的政治鬧劇）：但諷刺的是，老農們“淒悽慘慘”一憶就憶到“三年災荒飢餓慘狀”。所以，可以肯定的說，從那以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大陸農村農民自此折騰後，很少有不罵共產黨的。

　　5，文革之殤：在聯合國與世界人權體系升華的年代，中共治下的大陸正經歷一場全面扼殺人權尊嚴和生命的浩劫！

　　關於文革的起始，史家眾說紛紜：無論是批《海瑞罷官》劇；或始於北京的紅衛兵大字報；還是中共文革《五一六通知》等等。但無疑是從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點火開始全面爆發的。為什麼中共黨內的上層權力鬥爭，會引發一場全社會互相廝殺沒有底線的“十年浩劫”？而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的魔鬼細節究竟在哪裏？

　　從北京街頭的“剪辮子（強迫剪女孩子辮子；“愛武裝不愛紅妝”運動）”到對任意被批鬥的人剪頭髮，掛鐵牌代高帽，做“噴氣式”（五花大綁頭觸地）；從鋪天蓋地“大字報”隨意攻擊對手，到各造反派保皇派之間的“文攻武鬥”的“奪權與反奪權”大打出手，私刑凌辱與虐殺；從“階級出身論”到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再到“走資派”，可以任意加害，抄家捕捉私刑，栽贓陷害；使多少無辜人士慘遭迫害與百般凌辱之中失去生命而含冤九泉？！從初期抄“地富反壞右”家，大動亂到“關牛棚”，從批判“封資修”滅滅中華文化到全面“軍管”再到“上山下鄉接受改造”運動，文革十年浩劫，泯滅人性，互相傾軋，毀了幾代人的年華，以致“國家頻臨崩潰邊緣”。這都是源於非法治的“大民主”（毛提倡的）的惡果。

　　在那個由毛直接發動和領導的，與毛共集體參與其中的（無論是被害和施加迫害者），帶來的是大陸數億人民的：人格尊嚴、身體與生存權利的被侵犯和喪失，以及財產與精神的被革命的“昏天黑地”而毫無法治保障的時期。當人民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政治謊言”與殘酷壓迫之下，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良知與人性和心靈家園，親情友情與天倫事理，皆在這場浩劫之中遭遇了“滅頂之災”！對此，如果僅僅相信中共為掩蓋其罪惡本質，籍欺騙人民的宣傳與政治說教，必陷於中共政治欺騙陷阱之中。那麼，毛共一貫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挑起群眾斗群眾”的無法無天的政治壓迫殘暴統治歷史則會被遺忘被掩蓋。但“事實勝於雄辯”歷史活在民眾的心中。祂不但摧毀了中華文化和“民族魂”及其人文精神，更是製造了一系列驚人的殘暴（慘無人道）無以復加的當代毛共專製統治史！對此，倘若沒有當代世界法治與秩序文明的比較思考，那麼，潛藏在人性之惡與極端的政治仇恨的意識中的人們，會錯誤的以為：中共權力傾軋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件”！而忘卻了毛共發動與製造的“人間地獄般”狀況給人民造成的苦難與精神心靈創傷影響。甚至至今還有“憤青肖小們”在為毛共所謂的“偉大”辯護和歌功頌德。同時，自身走不出~大民主~的歷史陷阱。

　　而文革之後，其實中共已經“歷史性的死亡”！只是“死而不僵”而已。鄧時代中共的“死而復活”，一是、中共體製的“殭屍外殼”（軍隊與權力壟斷）。鄧胡趙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歷史性轉變”；二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中西交往”中拯救了大陸與中共（其中臺灣與香港的挺進大陸“其功甚偉”）。其實，人類發展進化歷史中，資本與社會實為一體，須臾不可或缺。在天道神意宇宙之力作用下，人類社會從遠古走來，朝向未知的未來：漸進自然緩慢曲折的演進。而人類進化的資本社會功效，及其“迅速發展”，顯然也不是中共理論所能解釋和想象的。相反，中共藉助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但維持了鄧時代“中共特色的”威權統治和中共權力體製的“不受製衡”。從而，發展出今天中共“逆世界大勢”的“國家權貴主義”的畸形國家體製與社會結構狀況。同時，秉承了文革式政治意念與話語，繼續強化對人權與反對派的系統侵犯與迫害。

　　6，“改革開放”：中共自救與遲到三十年的中國走向世界的正途說歷史的真實 存在於國家民族與人的歷史情勢真實的細節之中有兩層意涵：一是須改變“大詞化”與習慣式的宏大敘事。馬教的一個典型特徵在其學說內容“違逆人類進化發展的基本常理和規律”的宏大敘事形式具有蠱惑性。中共較之蘇共統治與宣傳更是充斥了謊言與欺騙。並嵌入了中國近現代的積貧懦弱的民族國家狀況與“國共情仇”的歷史教唆。而採取歪曲歷史來遮蔽中共統治的殘暴與無能。所以，必須突破中共“國家民族”政治宣傳的陷阱，轉向當代法治國家“個性化”關涉真實的每個人權益保障的思考評判。其次，以探索更多的比較全面的歷史真實細節，從中綜合感悟到歷史發展勢向與天意人心社願的存在狀況與意義。以此，建構起當代世界法治人權理念的製度精神意識：即每一位公民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保障是整個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以此，建構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新的道路選擇。

　　鄧時代“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藉助歐美資本主義的龐大資本、發達科技與生產力、先進管理與具大國際市場等，解救了中共困境與中國危機。這其實是文革之後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或路線的一種新的政策轉變與路徑選擇的結果。但迄今又只是一個片面化的捨棄了“政治體製改革”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這在改革開放前十年胡趙執政時期，是一個中共當權者有比較清醒認知與規劃部署的命題：既使鄧當時也強調過“政治體製非改革不可”。但中共權力結構中，始終存在着“四項基本原則”（鄧）與“鳥籠經濟”（陳雲）觀念的政治束縛。所謂鄧陳斗只是表象且其維護中共統治大框架是一致的。

　　隨着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經濟改革的挫折（價格闖關失敗）與“反自由化”（鄧）及其後胡趙執政在八九學運之後的終結。鄧的“南巡講話（1992）”後，也主要只是重啟了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單軌路線，而阻滯了完全意義上現代國家政治改革的可能。從這層意義論：中共體製固然有其政治本質的局限。但六四事件雖警醒了世界，卻也導致胡趙體製改革的終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歷史深層次課題。其後，中共黨內民主改革派日漸式微。僅胡溫執政時期，溫家寶總理還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政治改革議題，但中共整個權力體系似乎已經僵化並被中共權貴所挾持。反對政治改革的占據了絕對的權力位置，以致今日政治改革派和反對派被徹底邊緣化。單輪經濟改革的結果，狂飆崛起的經濟發展夾持着市場經濟改革與行政體製的改革而進入畸形發展格局態勢。產生了中共特色的腐敗的“國家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混成經濟社會結構。

　　顯然，現代化是一個全面完整的概念。從現代世界法治民主國家論，祂又是一個含括了憲政民主體製與完全自由市場體系的綜合國家體系。而這實際上只是資本國際體系的一個方面。真正關鍵而穩固的是其人文社會多元化基礎與法治民主自由市場體系形成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則的歷史傳統及其形成過程。深而論之，歐美國家憲政體系建構是在近現代市場經濟體製與法治理念精神體系乃至人文社會結構基礎上，綜合實踐建構的歷史過程中實現的。所以，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今日大陸中國，在中共馬列毛專製政治理論與極權體製下，要實行當代世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國家體製的變造，幾乎是一項絕難在短期可實現的歷史難題！首先需要“黨的改造”與國家體製的改造；同時也是“眾人”的改造與社會的全面改造的綜合難題。

　　就此意義而論，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是搭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快車，在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中，吸納和集聚世界之力，而迅速發展和崛起的。這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不凡先例。其結果也不盡相同（納粹德國的高速崛起與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不同體製下的兩個歷史例證）。但是，正是由於中共國家政治體製的弊端與落後，才鑄就極權政治體製下“權貴資本主義”的怪胎，與製度性腐敗的權貴階層與體製結構性國家社會的種種危機問題：國家性腐敗，權力傾軋；及其人權與法治方面的困境。如果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理論方面的“撥亂反正”看，鄧的理論思想可能是值得深入研判的。祂部分契合了中國全面落後的歷史實情，在一定程度上選擇了人類經濟社會進化演變的正道。但同時又局限於中共政權本質與體製弊端，讓其誤入了“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的製度性腐敗和強權化的歧途！當下關鍵性課題在，如何才能重啟新一輪“思想大解放”？進行深入全面的中國國家人權法治化文明與民主政治體製及其現代人文社會基礎改造的綜合探索。以超越既定改革開放的模式，找尋到國家整體變革與融入世界的體製再造目標途徑。

　　中共專製極權的狂妄與本質上走向與世界對抗的當下境況表明，如果中共不改造其極權體製與政治意識形態，引發人類災難的世界戰爭對決將是難以避免！那麼中華民族的發展成就與和平崛起夢想都將被斷送！從以上國際比較的法治視角，審視中共百年歷史發展演變之途，最值得思考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是：當代法治與人文精神文明是當今世界秩序的基石。祂是未來世界發展與中共改變的目標價值基礎與前景所在。中國的前途在人民不會繼續“被欺騙和被宰製”，將在對中共歷史的深刻反思覺醒中獲得“新生”。相信整個世界對此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註與思考應對中共之策。

　　二、思想線索：中共政治邏輯梳理與統治實況的法治甄別 1，中共特色的西化“馬列”極權體製是怎麼煉成的？又將如何終結？

　　知己知彼：準確的解析並認知評估中共體系“特色” 依循“馬列毛”理論與極權化革命政黨模式建構的中共專製極權國家體製模式，無疑是全球化的一股逆流。但需認識到祂相對中國兩千年帝製專製傳統與社會革命歷史，既是一個“大躍進”，具有其相對“中西合璧”的“先進性”。既具有相較中國政治歷史傳統落後的“現代性”，和骨子裏全面承繼了“中華傳統糟粕的”歷史性。而排拒現代世界法治國家體製及其人文理念製度原則精神。中共“體製性痼疾”很難在其極權體製內完成“轉型與變造”。而當代法治理念製度性缺失，使中共乃至國家社會民眾皆“專製政治基因”意念心性深入骨髓。

　　所以，整體性對當代世界秩序法治文明，形成特殊的排拒與不相適應的社會性病態的群體症候，也是不可低估的“國殤”。從而，強固了中共黨國專製的社會土壤和氛圍，並在當代全球化時代條件下發生了“歷史性變異”（畸形的體製與社會權貴共生結構以及與國際資本的獨特勾連等）。從“權力尋租”到權貴資本做大做強的“黨國體製”，呈現出二戰前“納粹”極權獨裁體製有可能“復活”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危險情勢。顯然，是在朝向歷史重演的道上“狂飆崛起”！中共追求的顛復世界法治秩序的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值得深思應對的“世紀性課題”。其中，應該突出強調的是，當代法理政治的國際秩序理念的比較鑑別，可能是喚醒國人，超越中共極權專製黨國體製的“不二法門”。

　　從“文革”“中共毛式獨裁與‘政治絞肉機’”（語出“五七一工程紀要”），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轉型與發展中當代國家法理建構缺失的審視評判，以當代世界法治進步與國際秩序的發展成就與水準，來對照比較中共黨國的新型“舉國體製”的歷史現實，可能是切入其要害與有效的思考評價的方法途徑。

　　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路徑 迄今眾多研究中共歷史的着述文章，已經大體勾納出歷史的真實情境與事實。但似乎仍然沒有完全超脫中共極端政治化的話語與思維“誤區陷阱”。換言之，對改革開放後中共的演變，需要加以新的當代法理批判與揭示。如對當代世界秩序與國際法規範之下的“主權國家責任約束”機製的執行方面，需要尋求有效運用途徑。所以，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來進一步深刻揭示與批判中共對中國人的“宰製”乃至對世界文明秩序造成歷史現實威脅。只有在世界法治人權的法理政治的比較鑑別中，才能找到中國現代化的人類歷史坐標與參照系。從而，也才能真正解構毛式~運動群眾的大民主~的歷史陷阱與迷途。

　　首先，循着中共“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後四十年”的比較說，進行法理政治與國際法的比較鑑別，解析相關事實情勢的差別；其次，跳脫並解構中共政治思維邏輯，展開對中共統治歷史與重大事件的國際比較解析。因為，如果依然在一個沒有現代國際真實時代境域和標準的比較鑑別的情態下，對一個在相對意義上，承繼現代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實用主義的中共政治理論體系“變形狀況”下，很難對其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作出徹底的批判與否定。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以“主權國家”傳統理論為主要支撐的國際秩序狀態下，中共一再以“國家內政”為由，在國家政治與製度層面不透明狀態下，繼續其對國際法的“違反與踐踏”，並一再以種種說辭拒絕國際核查與監督。當下突出的是“新冠起源”與新疆再教育營，以及香港問題與臺海危機情勢等等。

　　2，對新疆維族“再教育營”問題的國際法治思考顯然，這是與大陸法治狀況日趨惡化背景相關聯的突出的嚴重問題！因為，無論是對大陸人民的全面高壓管控，還是對香港的政策改變與對臺灣的“武統”挑釁。都是中共夾持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內部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而整個國家面臨多重危機態勢下的“新的歷史性瘋狂”。特別是由此形成與整個世界性對抗的情勢，是中共歷史性新的最大危機與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如大陸當下歷史性的對異議反對派的封殺與“非法懲治”，對維權律師群體的打壓；對宗教信仰群體的打壓；司法不公與不透明及“黑暴”化不受有效監督約束與製衡：如存在的許多“被失蹤”以及長時間的“未審而被隔離監禁”的案例，等等。尤其是對少數民族歧視性壓迫情勢問題突出：如新疆大規模大面積的所謂勞動培訓的“再教育營”的事實情勢。對此可以與大陸的“勞改農場”（非人生活的“牢籠”和眾多冤屈者聚集地）或原先的“勞教所”加以比照。而維族人的“再教育營”可能是性質與結果更嚴重的重大事件！ 在反恐怖主義名義下對所有維吾爾族人的清理整治。

　　顯然“再教育營”高牆與鐵絲網環繞，彷如“大監獄”。雖各種設施條件可能會好於過去，也可能是“半開放式”。但依然是一種無視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有違國際法禁止強迫勞動等的“強迫訓練營”。特別是“種族歧視性”的強迫政治文化宣傳教育的“灌輸與洗腦”條件下的強迫的“技能培訓”。百萬以上的維族人的被“再教育”，顯然與曾經發生的新疆暴恐情勢與對少數暴恐分子的懲治需要“不成比例”。這是造成全世界譴責與製裁的根因：國際所關註的是中共統治的“管治方式”，非人權法治文明就不可能被世界所認受。

　　反之，如果是百萬以上維族人民都需要大規模的“被強迫再教育”，那麼，這是怎樣一種中共七十多年“民族自治”政策和專製政治官僚統治的“歷史性”大失敗？！而根源恰恰是在中共長期拒絕人權法治的國家改造與進步，因襲傳統政治統治的“革命專政”的思維與頑固堅持專製體製的實際“惡果”。尤其是在當今時代，祂的發生與存在確實令世界震驚。

　　3，“改革開放”巨大成就與嚴重缺失同在的體製根源文革之後，實施“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對中共前三十年統治的否定。尤其是對毛共奉行的“階級滅絕與獨裁專政”政治路線的否定。即是對中共歷史上長期的所謂“資本與社會”的“主義之爭和路線鬥爭”偽命題的歷史實踐的否定！因為，從“包產到戶”到“私有製”或私有財產權的重新確立是劃時代的。如果沒有民間私人資本企業的全社會發展（中國改革最早就是由胡趙時期，農村的“包產到戶”爾後鄉村民間企業發展開啟的）。而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果沒有港臺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資本、科技與先進管理的輸入與援助”，以及整個國際市場對中國的經濟貢獻，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富裕與迅速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雖然，事實上國際間關係發展是互惠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但不可否定的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先進生產力”與“現代管理方式”及市場與國際秩序等（典型的是加入 WTO），為中國的改變與崛起奠定了科技驅動與體系導向的基礎。換言之，正是世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甚至現在世界的主體科技與體系仍然是大陸繼續發展進步的“瓶頸與命門”。所以，中國強盛的“終極危險”仍然在其政治體製性弊端及其危害性。依然是“政治體製不改革將是‘死路一條’”！中共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與危機，“舉國體製”對世界的挑戰將危害自身與整個世界，這是中共當下面臨的國際上“四面楚歌”與“八方反對”態勢下，必須作出當代國家政治體製改革和人權法治理念製度的國家再造的客觀要求與大趨勢。否則，走回頭路，自外於整個世界，那麼，非但發展前景不再，內部的危機將毀掉“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大陸的前途。

　　從以上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與“錯失”比較看，可以不簡單化論對與錯。但對由於法理政治體製方面的缺失造成的畸形狀況，如中共特權體製下由於缺乏法治與權力製衡，所滋生的新興權貴資本結構與極端國家腐敗的歷史現象等等，必須有當代國際法理標準的比照與甄別，從而促進大陸國家體製基本性的改造。非如此，不足以化解當下中國危機。

　　三、天下道義：當代法理政治視角下的中共執政歷史評說 所有歷史皆是當代史。也即當下史。 中共極權“政治之殤”與“政治極致化之惡”vs.當代世界法理秩序：即“民主與專製的對決”。需要當代法理政治學的深入剖析。 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依然潛隱在二十世紀中國~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歷史決擇之中。由於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高科技信息化與全球化密切關聯發展時代，有鑑於大陸國家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成就的現實狀況基礎，進行和實現基於當代國際法理秩序的~光榮革命~（英式），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與追尋的中國國家改造與進步的可行之道！ 1，中共最高領導人執政現象史的簡析中共的問題，顯然不僅僅只是領導人個人的問題，而是其整個權力體製先天失衡與政治理論的邪惡所致。中共當權者普遍的缺乏當代國家與國際法理政治常識，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在這層意義上比較中共幾代領導人功過是非，擬勾納幾點基本輪廓與特色。

　　（一）對毛共的功過評價，從現代法治與國民感受度而言，毛執政基本是失敗的。一方面，雖然高度集權與政治高壓之下，集六億多人民之力，建構了初步的工業化基礎與規模等；但與其在毛的“階級滅絕”政治理論與“獨裁專政論”與“政治敵我論”所引致的對全民的宰製壓迫與剝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實，正常經濟社會發展有其基本規律和限定；正常法治國家的精義在於每個公民地位法律平等並受法治保障。而毛共統治則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國家統治的道義。延續了共產革命的暴力統治和製造“政治敵人”的邏輯。美國憲政與法國大革命開創的“自由平等人權”理念精神是現代法治體製建構的基礎。毛時代之所以“繼續革命”的瘋狂，關鍵致命缺陷在：繼承了馬列“階級滅絕”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專政說。所以，缺乏法治觀念意識，“革命痞子文化”的信徒，毛式理論與政治理念包括其~大民主論~（文革極致化）皆源於此。從這層意義上說，其殘酷的高壓專製統治基本是“泯滅人性”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歷史。造成億萬大眾悽慘生活的“歷史性失敗”。

　　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政治歷史背景，其焦點之一在國共的恩怨情仇。既是一個謎，也是思考中共歷史罪惡的一個跳不過去的“罩門”。而 75 蔣逝與 76 年毛周朱同年辭世，可見中共的最高權力結構的真實面；一定程度既反映了國共糾結對立的真實境況與影響，那是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的“仇結”；又是決定了中共毛時代瘋狂和終結的一個重要歷史根源。

　　毛周體製是人們甚少提及的話題：周的政治隱忍折衝平衡與聰智能耐和個人魅力，和毛天衣無縫的輔合絕配，從而也生發出對周在中共前五十六年革命運動中角色的質疑：似乎沒有周的支撐，毛的瘋狂政治躍進又是不可能的。然毛周的杯葛可能最終爆發在現代化“路線”取向與接班人之爭方面。毛最後對周的打壓可能涉及到政治倫理與政治家的品質問題，“失之者失民心”是條鐵律！這也成就了周在大陸人民中的形象與歷史地位（十裏長安街送別是“全劇最高潮”）。而相對文革中造神運動，毛被渲染為“十次中共黨內鬥爭的勝利者”，毛確實是“斗人”的高手，造就了毛習慣搞政治運動斗人為樂的政治秉性。加之~空想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獨裁專製的個人特色，釀成了前三十年統治的悲劇。

　　（二）考察評價鄧，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議題。但從中共文革後向威權統治轉型（鄧原初有設想實行“新加坡模式”？）的角度論，鄧的智慧使祂既挽救了中共，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明顯的生活成長與社會發展。當然，鄧也背負了反右與“六四”鎮壓的“罪名”。但客觀的說，其歷史地位的評價高過其罪錯。中共統治最寬鬆與開明的時期，及其與世界的連接造成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是由鄧時代開創的。鄧氏着名的“貓論”若假言推定其要義就是要超越“社資之別的爭論”。這可能是值得深入發掘，對當下世界及其未來極負意義的理論命題！鄧思想有其務實求真和頗為深刻的意涵，可能是中共歷史中的“亮點”。深究此，方能透徹的理解“改革開放”的意義與成就的根源，以及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再次合流與融匯發展的可能前景。

　　鄧氏有留學經歷又具世界視野。中蘇論戰的中共擔綱者可能造就了他理論實踐的基礎。是中共歷史造就了他威權統治者獨特的權威與個人魅力（在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且三起三落，成為老百姓心念意識中的“神話”）。同時，由於他的聰智與務實的性格，成就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若從改革開放之初，他識人並得到了胡趙得力的輔助，也奠定成就了他改革開放的基礎。但總的說，是毛共統治的殘暴歷史成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大地主的兒子卻是位“叛逆者”，鄧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表現出了中共黨人的復雜性。雖是中共黨人，但他們那一代中共要人可能都不同程度承有“中山理念”的影響。當然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民主的信奉者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鄧的“舉重若輕”性格特質。尤切“君治事不在多而在精要”的道理。透過此，也想到了民國理念製度建構歷史精神，可能仍然是當下中國思考改變的重要的法源與現代性傳統。因為，若以鄧氏貓論推之，超越國共之爭與兩岸歧義，是走出中共歷史迷途，繼續擁抱世界的“不二法門”！

　　（三）文革之後經歷了華國鋒的短暫過度，由胡趙交替執政兩屆半，開啟了中共執政最寬鬆的時期。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奠基和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其中，胡耀邦主持的大面積平反中共前三十年造成的“冤假錯案”，是濃墨重彩的深得民心的歷史壯舉。趙在四川與萬裏在安徽的“包產到戶”農村改革，開啟與奠定了整個大陸改革開放的基礎。胡趙執政時期是中共最寬鬆開明的轉折時期，歷史真實將長期留存在大陸老百姓的歷史記憶之中。

　　八九和平學生運動與最後“六四”暴力鎮壓收場。是一起影響大陸政治走向和實際也阻斷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特大歷史事件。對中共和大陸乃至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當時的事實情勢比較復雜，和平的學生運動的目的性與可操作性及策略性也存在問題。但關鍵在：中共內部的分歧乃至裂變是造成如此聲勢浩大學生運動的主因。但鄧一代人的革命意誌經歷與文革的慘痛經驗等，決定了其不妥協不退讓的性格。以及“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的意誌與決心。在此，出現了中共與中國政治歷史最詭異的現象之一：祂間接引致並改變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轉向（實際倒退），卻沒有改變鄧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市場化方向。人們普遍的看見和感受到中共的殘暴，但卻也相對遮蔽了對中共整個殘暴歷史尤其是對文革及其之前暴劣統治的認知與記憶。雖然，整個世界迄今凝視着這一歷史時刻與事件，也看到了其後蘇東的崩塌。但沒有預料到或沒能看清該事件對後來中共“經濟向右政治嚴控”畸形化轉向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大陸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而政治體製改革基本停滯的結果。

　　所以，對八九六四的歷史評價，只有放到中共整個歷史脈絡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解剖，才能獲得比較清晰的歷史認知與判斷。而尤為深刻的問題則在：對所謂的~街頭抗議~運動形式結果的質疑！換言之，需要對毛式~大民主~理念的深刻歷史批判！如果我們從當時的背景和改革派擬議中的~社團法、新聞法、與遊行法~等出發，思考法治的建構與完善，那麼，公民憲法權利尤其是政治權利就有可能一步步獲得進展與落實。反之，缺乏當代法治的各項基礎性建構，大陸中國就永遠走不出~暴亂相間~的中共極權專製的陷阱和歷史迷途。

　　（四）“六四”鎮壓成就了江澤民兩任半的統治。首先，江李體製，可能是鄧所不樂見但也不能拒絕的次優選擇。因為，這是中共頑固的老人幫政治“子弟兵可靠”血統論的產物。所以，江李體製是“六四”風波的當然受益者。江第二任“江朱合璧”時，曾瘋狂鎮壓“法輪功”等成為直接“罪人”（似乎狂飆一句不整治“就要亡黨亡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治話語，鎮住了朱等黨內不同主張）。其“三個代表”無甚新意；只有接納“民企私人資本家入黨”比較有招數。同時，表現了牢控軍隊，把握實權，牽製胡溫的“中共權力主導者”企圖的“核心”性格。雖然，江其人有學識能力與藝術素養，好作“開明秀”。但其與李朱結合，尤其是朱熔基的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與作為，對大陸經濟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其精心建構的權力結構基礎，對當下中國危機的影響巨大，有待歷史觀察。

　　（五）胡溫體製與治理，無論其自主程度、施政能力甚或其真實願望如何，其實，是在一個極其有限的權力空間下的作為（俗稱“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軍隊與政法似都不在其有效掌控之中”）。實際受製於中共權力結構，背負着重重壓力下的施政，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在中共權力結構“政治血統論”和權貴把持的體製下，胡溫沒有中共正統血緣，又間接與鄧胡趙有淵源等。雖比較開明節製，但受盡掣肘而難有大作為。竭盡所能，不折騰、免農稅，努力使中國過上“小康生活”。總之，胡溫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都表明了其技術官僚和避開“政治爭議陷阱”的謹慎執政風格與權力限定的格局。

　　胡溫之治提示出中共政治體製的一個製度性問題：即在威權統治之下（這是突出鄧時代這一特徵與毛時代比較作出的差別判斷；並不否定中共極權統治的本質。同時關涉對習時代復歸極權勢向的判斷），當政者個人的權力基礎與威望和權力空間存在怎樣的關聯這個重要課題。這點在有關“鄧胡趙”權力體製與改革開放作為的歷史地位的歧義爭論中，可凸顯“明執掌與暗權力之間博弈”的政治學話題。如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曾感概：其改革失敗是由於缺乏足夠的黨內權威（意指像鄧一樣的）支撐！又如經國先生也是在“威權體製”下開黨禁開報禁實施民主改革的。所以，權力結構與體製暗勢力問題，可能不僅只是中共的問題。但事關國體憲政與否，是不爭的事實。或者說，中共領導結構與權能狀況，明顯與民主法治國家最高權力來源和權威的製度性賦予（法治規製與保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中共國“去黨國化”“軍隊國家化”與“司法獨立”等，是當代中國關鍵性憲政法治課題，但在中共專製體製下可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是中共專製極權體製之殤，也是胡溫不可能“揮灑自如”有大作為的體製局限所致。換言之，在黨國權力體製掣肘結構之下，憑藉着胡溫的通力配合，寬和親民的執政作為，至今還令大陸人民懷念，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突出了一個現代中國國家治理的體製改造的課題，如何超越中共“黨國體製”，使軍隊與司法獨立真正能夠“國家化”憲製法治規範化，那麼無論“總統製”甚或“內閣製”，那是憲政構設的問題。而“弱勢領導”除個人風格限製外就不是問題。而實踐中華傳統政治理念“君為輕、民為本、民自治”的現代國家權力體製與社會結構，都必須是現代憲政至上自由法治為先，才可能產生與達致當代正常國家的境界。

　　反之，沒有法治的規範限約，每當強權獨裁者最高領導人的重現，那麼權威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萃成大問題，於國於民都將是一不祥之兆。雖然，威權主義論者聲稱，需要強勢領導人才可以有改革大作為。但是，中共專製極權體製缺乏的恰恰是權威的民主賦予和真正的法治製衡體製的保障。所以，胡溫體製的弱勢成就了其溫和治理；但另一方面，產生了承續江政其後的“製度性腐敗”的擴延，其實這些只是中共既定政策下由中共權貴階層主導與中共權貴不受法治規約的政治權力結構決定的一個必然結果。實非胡溫可以左右和支配改變的。

　　（六）那麼，縱觀習主政以來，矯枉過正，懲治了一大批政客與政治反對派，肅貪不可謂不着“大功”。但也徹底顛復了中共既成政治權力生態與嚴重衝擊了政治權力倫理問題。而大面積腐敗，說到底是中共權力壟斷的體製性腐敗或國家政治腐敗所致。凸顯了中國邁向權力分立與製衡的當代憲政體製的必要與極端重要性。若從習執政以來，中共宣傳系統竭力鼓譟的，延續中共馬列毛主義的政治強勢作為情勢論，可能既是其高度極權化勢向引致大陸中國內部危機而難以化解；更是強化港臺政治衝突引致與世界性對抗的根本原因所在。

　　雖然，中共歷代領導人在“政治改革”課題上“驚人相似”，但習的“毛式回歸”與“邁向全面極權高壓統治”，乃至實行“戰狼外交”引致與整個世界的對抗，可能是整個領導體製與習秉承馬列毛政治意誌風格的綜合結果。其實，中共早已呈現出“政治失態”權力者失格與普遍性權力危機種種徵兆。習試圖“力挽狂瀾”整治與挽救中共和強推“黨法治”而排拒當代世界法治精神原則等，可能既誤入歧途適得其反，也是缺乏毛鄧的權威與權力基礎和智慧。是在當今國力表象下對國際大勢的錯判所致。顯然，這些都不是改變“文宣與外交姿態”而不根本改變或矢誌改變國家政治體製所能根本解決的中共“生死劫”。

　　可以說，習治九年實際上掀開了中共新一輪權力鬥爭的決死拼搏。雖然，習政籍國家政治安全名義，廣泛開展了“打老虎也打蒼蠅”（迄今已有幾百萬官員遭到懲治）的肅貪運動，增加了權力震懾力與“極權正當性”。但中國“選擇性肅貪”等黨治實況遭遇了空前廣泛的質疑。致國家內外危機情勢與國際性衝突對抗加劇。顯然，強勢積極性施政作為，如何產生出極端消極被動的效果？說明中共體系之殤（固疾久也），終非一劑猛藥可濟！面對當下突出嚴重的危機情勢大問題，大陸各界反彈與呼籲“換人做”可能代表了一定社會利益群體的心聲與願望等。但從中共激化內外衝突情勢致因看，有其內部權力傾軋加劇情勢根由，及權力整合和規劃調整的跡象。實也與當今世界廣泛呈現着一場“奇怪的”與“超級亂象”存在關聯（新冠疫情就是個迷！）。如何把握世界大勢與回歸法治民主憲政體系再造？否棄“世界革命與國際對決”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圖與民族主義聒噪，可能是避免中國全面倒退乃至四分五裂，可資思考的當代國際法理政治和世界前景大勢的要義！也是憲政保國而不必“保專製的黨”的最明智的抉擇。為此，提出一條致力於當代法治現代化建構的中國式~光榮革命~的命題，可能是思考中國國家體製改造的理路！需要中共當局與理性反對派共同探索的時代課題。

　　在此境況之中，習繼續再執政否？首先決定於中共體製及鄧時代以來形成的政治權力結構格局；其次取決於中共權力頂層的集體意誌：如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選擇實實在在的真正的“大改變”（當代法治國的基礎性法律規範建構之~光榮革命~轉型：如向社會釋權和型構製衡）。當下大陸國家面臨與遭遇的一系列危機，反映中共政治倫理生態與權力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習的去留實在是中共內外交困情勢下既定權貴結構的一種演變勢向問題。祂的關鍵在大陸法治體製走向與中共國家政治理論和倫理狀況將發生怎樣的胚變的突出問題所在。總體上來說，不絕對取決定於個人，而在“勢”的輪換轉向。習強調的中共的“黨政治法治觀”明顯存在着中共意識形態缺陷。顯然，內外形勢苤變，政治壓倒一切？但倘若中共真能夠由此轉向當代法理政治意義上的法治自由國家改造建構，以及完善現代法治的基礎性法律建構，以有效規範保障公民憲法政治權利等，可能也不失為“一劑處方”。能否與怎樣醫治中共自己與“中國極權政治病”，那就要看“天意”並從中國內外交困的危機演變趨勢來觀察了。

　　小結 本文並非經院式論文，主要依據個人經歷學識與大眾化通識資訊，揭示中共執政史的黑暗並進行法治批判。以當代法理政治的視角，對中共執政七十年歷史大事件作簡要分析論述。強調以國際法與聯合國人權公約體係為基礎的當代國際秩序原理與人權原則等，來檢視同時期中共統治的大陸實況。嘗試探索新視野與問題意識，進行法理政治學的判識與批判解析。

　　歷史是面鏡子，映照出當下中共危機的根源。

　　韓戰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點，影響甚巨！剖析其真實歷史實況與意涵，有利於解構其後中共誤入歷史歧途與給大陸人民造成的苦難。

　　文革浩劫的災難，正是韓戰之後，中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的無知瘋狂年代及大饑荒人間悲劇等政治極致化的必然結果。歷經前三十年，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早已喪失殆盡。

　　改革開放既是中共的自我否定（對前三十年）和自救的舉措。也是世界資本主義拯救中國和中共的歷史傑作。因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真正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全球體系。祂是建基於人類文明歷史集成基礎上的，極賦原創性的現代科技創造力的世界集成體系。祂的典型特徵法治與自由民主人權理念製度精神，不是一天壘成的。而是在人類歷史緩慢進化過程中不斷實踐綜合建構的引領世界的歐美法政人文合成體。

　　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缺陷大致已經輪廓分明。故稱文革後“改革開放”為：中共歷史的分水嶺。這與八九六四成為中國的分水嶺說略有不同。是從中共歷史本身審視作出的判斷。

　　當下，中國發展已經達到了新的一層意境：整體獲得提升，經濟體量已達世界第二。但其弊端與危機也充分暴露：如權貴階層早已經從“權力尋租”（第一桶金）轉變成一大批企業產業大鱷巨賈，占有舉足輕重的勢權地位，甚至壟斷把持左右着一方或行業等。由於，祂是中共國家體製的寄生體又是與權力與民間社會經濟形成共生結構，嚴重影響着完全市場的健康成長與社會公平。這是中共權力體系的產物，也是其權力體製性腐敗與國家危機的根源。

　　若按照現代政治學原理，中共激烈的權力鬥爭雖說與習的極權回歸意誌有關。單純只是權力清洗？甚或也是權力結構調整與利益的再分配？但要打破既存的權貴共生體結構，抵銷其不良影響，非進行國家政治體製改革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需要以新思維視野來深刻關註中國歷史的演變勢向。 在正視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實情勢基礎上，提示出推進國家變革的~光榮革命~之漸進有效的路徑與目標。

女真帝國與中共政權的基本特徵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零五年

　　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 瞭解中國歷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難發現:滿清政權與中共政權詭異地相似:壹,兩者都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的性質。

　　滿州人(現稱滿族人)是滿清政權的居於支配(特權)地位的民族,也是滿清國的主流民族(別的民族主要服從其特權乃至風俗),其實際上就是女真各部族,１６３６年皇太極下令改其名稱為滿洲.女真的前稱是肅慎,歷史上曾建立肅慎國/渤海國,雖然在漢/唐/明等華夏王朝強盛的時候,這些東北的部族和所建國都向華夏政權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語言文化/風俗/生活方式始終沒有歸化中華文明,直至滿清入關數十年之後,直至滿清入關之前,華夏王朝也始終未能在東北確立成熟的/牢固的統治/漢人及歸化中華的其他民族也始終沒有成為東北的主流民族.努爾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長期居於朝鮮半島北部,因其不事生產,習性殘虐,遭朝鮮人民群起攻之,實在混不下去,被迫於明中葉渡鴨綠江遷徙至遼東.從女真到滿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習俗/生活方式與中華民族迥異,華夏與當時滿州的差別其實比中華/日本之間的差別遠為巨大.滿人信奉殺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薩滿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從民族文化要素的語言來看,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是復音節語言,滿文是以表音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是單音節語言,漢文是以表意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說滿洲人「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帝國的少數民族實在是牽強附會的,在明末以及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女真各部族對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外來民族,就是異族.

　　可見,無論是努爾哈赤於１６１６年建立的後金政權,還是皇太極與１６３６年改建的滿清政權,都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外族政權.

　　滿清政權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更在於其對中華文化始終採取抗拒/破壞的做法,直至其蠻性衰盡,不由自主地被中華文化徹底同化.努爾哈赤建政後,對東北漢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漢人四百多萬人,幾乎將東北漢人殺光,皇太極積極啟用用漢奸降臣,但他只研習中華的謀略和帝王術,卻嚴禁滿洲人歸化漢禮制,非但如此,他還強迫新征服地人民服從滿洲禮制習俗,甚至連服裝髮飾,都要依照滿洲式樣:明降臣要積極學習滿語,漢人不肯剃髮/不肯換裝者,都要處重刑.

　　滿清入關之後,面對比自己民族人數遠為眾多的中華民族,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統治者不僅不思歸化中華民族,反而採取人類史上空前野蠻殘暴的專制手段,進壹步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清軍南犯過程中,強迫當地人民剃髮留辮,去漢服/換滿裝,否則以「叛逆」論處,即行屠戮,為了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三/四十年當中不惜殺人壹億五千萬,有些地方(如江陰)被「滿城殺盡」,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復屠殺.滿州征服者妄圖以這種專制到頭髮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達到以落後的滿洲同化先進的中華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滿清政權壹度企圖以滿文化取代漢文化/以滿語取代漢語.早在關外,滿清即強迫漢族降臣學習滿語,入關之後,滿洲統治者即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壹國語,在順治年間,壹度要求在清占領區全面推廣滿語,重點對象是未成年人,但由於滿語的落後和「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於深知自己在征服過程中犯下的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為歷史輿論所不容,滿清統治者做賊心虛,拼命毀/改史料,把自己的入關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壹本煳塗帳.清帝以殘殺/滅族的手法,對待直書滿州發家史/屠殺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這些做法,對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這些,滿清統治者內心十分清楚(始終比廣大漢人清楚),正因為此,滿清政權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壹切華夏政權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蒙恬/李廣/嶽飛/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殘中華文化,編撰<四庫全書>,抽/刪/改/毀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論在內的壹切存有華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書,在壹切文章中嚴禁「胡」/「狄」/「夷」/「虜」/「戎」和「中華」/「中國」等字眼......此種種做法,就是要矇騙愚弄廣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蓋其外來征服者殖民統治的不合法性.

　　因為帶有強烈的外族征服者的優越感,所以有清壹代,滿族統治者對滿漢通婚嚴加限制,嚴禁滿族女子外嫁漢人,貴族尤其如此,漢族女子不得進宮.除東北以外,統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國大地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廣大漢人當作同胞,乾隆帝縱容荷蘭人屠殺華僑,清末統治者的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接與國之歡心」,好象中國是他們暫時搶到手裏撈取好處的工具似的.

　　有煳塗混帳或不明就裏之人以「趙武靈王胡胡騎射」的史跡來混淆滿清的剃髮易服的反人類罪行,以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來論證滿清王朝的正統性.其實,「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與滿清的「剃髮易服」是本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壹,趙武靈王學習匈奴服裝和騎射優點是自己主動學,並非被逼迫,二,趙武靈王的學習是技術上的學習,將「寬袍大袖」改短壹些/窄壹些,並非拋棄華夏服飾,照搬匈奴服飾,更非要放棄華夏的文化和體制,採用匈奴的那壹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統治者採取的主動/全面的歸化中華文化的做法,與滿清統治者猶如天壤之別:北魏孝文帝以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鮮卑貴族改漢名/用漢語/穿漢服/留漢發和漢族通婚/建漢式宮廷/用漢人禮制,舉國上下,魏晉風範,哪裏還有外來政權的特徵?北魏的鮮卑族,已完全歸化與中華,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統王朝.而唐王朝的統治者李淵家族,早在入主關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漢化,唐王朝與華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綜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滿清政權完完全全是壹個外來征服政權.與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權同樣強烈地具有外來征服政權的性質.中共政權雖然由中國人建立,但是這個紅色邪教流氓政權的建立,從始至終離不開蘇聯「老大哥」(其實是老子)的壹手扶持,直接組建這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更是由以蘇共為首的「第三國際」壹手製造,在生存組織運作奪權方面,中共也是完全採用俄共/蘇共式的邪教黑幫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幾乎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建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權牢牢掌控的偽共和國,是與中國人民民意根本無關的共產黨機器,而中共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奪權後全面惡性膨脹的形式.和各國共產黨壹樣,中共的靈魂是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完全是壹個外來的邪靈,它藉着壹個頗有些歪才的德國猶太人的變態的頭腦落戶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斷/純屬瞎掰的「歷史規律」的迷人外衣,瘋狂兜售無視人的生命屬性/極端崇尚暴力/反對壹切傳統和現存文明的超級恐怖瘟疫毒藥.因此,以馬列共產邪靈為靈魂的中國共產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壹個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外來超級邪惡恐怖組織. 縱觀中共的誕生史/暴發史:中共從頭到尾都是壹個由外來邪靈催生/飼養/扶持/資助/教唆,終至羽翼豐滿,坐大為患的邪惡組織.

　　首先,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蘇俄(蘇聯)紅色帝國「東方路線」的產物:１９１９年～２０年前後,列寧因為在德奧匈等中歐國家煽動共產暴動失敗,被迫中止西進路線,轉而稱:「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經過北京」,開始推行「東方路線」,圖謀顛復中華民國,變其為臣屬於蘇俄的「衛星國」.

　　１９２０年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指使其代表維津斯基來到中國,積極拉攏教唆李大釗/陳獨秀等盲目激進的知名知識分子(特別是李大釗),謀劃成立中國共產黨.

　　之後,在李/陳等知名品牌的積極攛掇下,各地狂熱分子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來到中國,召集了中共的「壹大」,中國共產黨由此成立.成立後的中共,活動經費和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全部由共產國際支付,工作報告和組織/活動/發展計劃全部由共產國際審批,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掌控.可見,中共完全是由蘇俄以中國極端狂熱的盲目激進分子/野心家為原材料,壹手製造出來的邪惡產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聽命於蘇俄(蘇聯)老子的外來邪惡勢力的附屬組織.

　　自建黨之日起,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實際上即認宗蘇共,共產國際代表/蘇俄(蘇聯)顧問掌握着中共的經濟命脈,和壹切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在這些外來「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個二十年代,藉着壹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惡活動,在政治舞臺上開始嶄露頭角:

　　中共成立後不久,蘇俄代表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狡詐決策,並且挖空心思騙取了孫中山的同意,開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蘇俄老子的這壹重大的措施,解決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響力微小而難成氣候的難題.借着國民黨的資歷和在中國的威望,中共邪靈組織在國民黨的機體內迅速的瘋漲起來.在蘇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國民黨體內,對國民黨瘋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圖謀從內部掏空國民黨,從而化國民黨為共產黨.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進行了「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的陰謀活動.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梟雄黑道分子毛賊洞壹度篡奪了國民黨的輿論權,超級騙子/冷血殺手周恩來則騙取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先是反對國民黨北伐,反對不成,則在北伐軍北上後空虛的後方瘋狂煽動農民暴動,對廣大北伐軍的家眷實行群體滅絕,企圖通過在後院縱火的方式,變北伐戰爭為自己奪權的暴動,亂中奪權.

　　因罪惡圖謀暴露而遭國民黨清洗之後,中共又在蘇聯派來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動公開反對中華民國的暴亂,妄圖建立顛復中華民國的蘇維埃政權:

　　蘇聯代表羅明拉茲親赴南昌,夥同周恩來發動「南昌起義」,之後,在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的指令下,中共連續發動「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湘南暴動」/「左右江暴動」等叛國暴亂,在全國掀起壹股共產暴亂的洶湧逆流.蘇聯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廣州暴亂,甚而至於,「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從「別有用心」地加入國民黨到公開發動叛國暴亂/成立裂國害民的「中華蘇維埃」,中共賴以逞凶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其蘇聯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壹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壹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壹項,就已經有壹百萬圓.壹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蘇聯對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飼養,直至１９３５年中共反圍剿大敗,四處逃竄,雙方壹時聯繫不上,才告壹段落.

　　天下是難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領取盧布的代價是:壹切聽命於蘇聯老子,死心塌地的為實現蘇聯顛復中華民國,建立共產衛星中國的目標效勞賣命.中共認宗蘇聯的壹個生動的特徵是:從陳獨秀至王明以下,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王明,這些中共歷任總書記的立廢,都出自蘇聯之手,三十年代,蘇聯更是派遣德國共產黨員李德為洋老子欽差,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全權指揮中共的軍事.另壹個最生動的特徵是,１９２９年,蘇聯為維持其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調軍八萬入侵東北,大敗張學良,造成了「中東路事件」.對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自暴其外來反華勢力的醜惡嘴臉.

　　可見,整個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勢力,都是聽命於蘇俄(蘇聯)的外來反華勢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亂政權,都是由蘇聯操縱/指揮的外來反華偽政權.

　　逃竄到陝北之後,中共繼續接受蘇聯的指揮.１９３６年,中共為了保命,煽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壹度企圖殺害蔣介石,但因當時國際形勢突變,日本擴張的勢頭咄咄逼人,在遠東對蘇聯形成重大威脅,蘇聯為了牽制日本,改變反蔣的策略,命令中共聯蔣抗日,中共即急忙搖身壹變,由「西安事變」陰謀的總策劃者,變成了西安事變的「調停人」,蔣介石的「救命恩人」.這才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蘇聯的這個新策略,中共從此走上了假聯蔣真反蔣/假抗日真擴張的新道路,命運發生了轉折.

　　由西安事變可見:蘇共對中共的絕對領導權不虛.

　　此後,因為面臨德國的巨大威脅,蘇聯在二戰前/中的七八年裏無暇顧及中共.但是二戰壹結束,中共又是在蘇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內戰巨大有利條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蘇聯在美國丟下原子彈的同壹天對日宣戰,乘日本被原子彈炸懵之際,出動近百萬軍隊進入中國東北,打跛腳老虎,迅速奪得抗日果實,占領東北全境.蘇聯對<雅爾塔協定>陽奉陰違,竭力阻撓民國政府接收東北,同時授意中共武裝假冒「東北民主聯軍」等民間武裝之名,搶占東北.為了配合中共搶進東北,蘇軍將山海關至錦州的黃金通道/營口/大連等重要港口統統交給中共武裝,蘇軍還壹再拖延撤軍時間,直至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東北為止.

　　又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搶得了先機,民國政府要接收東北,只能從關外打進來,節節攻堅,費了大力氣,卻只奪回錦州/沉陽/長春/營口等大中城市,廣大農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鎮/縣/鄉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經落地生根.可以說,又與蘇聯的這壹關鍵的扶持,在東北壹開始就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國民黨敗象已現.

　　東北是中國第壹重要的戰略區域,據之,進可席捲中華,退可自成壹統.而從關內謀取東北卻殊不便利.蒙古/滿清就是先據有東北,進而征服了整個中國,更早時候的金國也以東北為老家,奪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東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礦產物產極為豐富,其民風兇悍/愚鈍/殘忍,非常適合中共掠奪/欺騙/暴力的需要.東北又與蘇聯有着漫長的邊境線,中共據有東北,獲取蘇聯的援助極為便利,且攻守進退自如,最壞的情況無非是退往蘇聯(在蘇聯的扶持下待機捲土重來),怎麼擺弄也能夠立於不滅之地.

　　幫中共搶得東北之後,蘇聯還在武器物資上給予中共東北勢力巨大的扶持:根據１９４７年中共與蘇聯簽訂的<哈爾濱協定>,蘇聯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交給了中共,這些武器,足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用這些武器,林彪在東北擴軍四十萬,使得中共東北武裝於１９４７年底瘋長到七十萬之眾.蘇聯還將將東北由蘇聯控制的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

　　根據１９４８年簽訂的<莫斯科條約>,蘇聯還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壹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壹運入東北,交給中共,並幫助中共裝備和訓練十壹個師.這些,是中共獲得了在東北壓倒國民黨的巨大優勢,獲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錢.可見,二戰結束後,蘇聯對中共的關鍵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奪取全國政權/顛復中華民國的最重大的因素.沒有蘇聯老子的幫助,就絕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是壹個典型的由外國扶上臺的外來政權.奪權上臺後,中共立即衝着美國撕下了「農民民主黨」的偽裝,與美國兵戎相見,全盤模彷蘇聯的專制極權,簡稱比蘇聯體制更專制/更具欺騙性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壹面倒的親蘇政策.

　　毛賊冬壹篇<別了,司徒雷登>,給了傻瓜煳塗蟲/單相思親共的杜魯門/艾奇遜之流壹記臭亮的耳光.

　　剛剛「解放」,立足未穩,毛始皇就奉蘇聯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動百萬雄師,衝到朝鮮半島與美國大打出手,致使百年來幾乎從未紅過眼的兩個友好國家頓時結下血仇.

　　暴力奪權過程中,中共即進行殺人土改,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寧邪教黑幫屠殺富農/「清洗」的做法,厲行「土改」運動,屠殺農村有產者兩千萬人以上,厲行鎮反運動,屠殺包括戰俘/民國前政權任職人員在內的「反革命分子」四千萬人.

　　在血腥屠殺的基礎上,中共全面移植外來蘇維埃-蘇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於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壹切,其附體於機關/團體/企業/學校/醫院...甚至小至街道,進行附體操縱,人大/政府/公檢法系統,完全成為受黨操縱的機器部件.中共國的政治體制的本質,與蘇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僅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個特別的「支部」,讓其繼續掛着「民主黨派」的名稱,打着「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幌子,利用其裝門面,欺世盜名,掩蓋其專制極權的醜惡嘴臉.

　　在經濟上,中共國全盤「蘇化」.

　　建國伊始,中共國就把建設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所有項目全部交給蘇聯,「壹五」計劃的項目幾乎全由蘇聯援建.奪權後至１９５６年,中共以群體滅絕和搶奪的方式,強行將農村土地集體化,城市土地國有化,完全消滅了私有經濟,摧毀了誕生於晚清/至民國時已相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中共以遷徙限制/組織編制/以及稍後的戶籍,將農民牢牢的捆綁在土地上,形同農奴.

　　在城市中,所有經營實體全部被「國有化」/「集體化」,在之基礎上,中共建立起「以黨凌政/以政治企」的共產極權奴隸制企業制度,與蘇聯如出壹撤.

　　中共象當年布爾什維克那樣,以極為殘暴的方式,在中國建立了「壹大二公」,統購統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權力經濟.

　　總之,中共國的體制就是中國版的蘇聯體制.可見,中共國完全不同於民國以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它是用中國外衣包裝起來的另壹個蘇聯.與歷史上的外來征服政權滿清壹樣,中共政權同樣對中華文化極盡破壞之能事,而且,其破壞的猛烈程度,比起滿清的破壞,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滿清完全相同,中共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同樣是出於掩蓋其奪權過程中的滔天罪惡/掩蓋其政權的不合法性/維護其殘暴的專制統治的需要.由於深知自己是外國壹手創造/壹手操縱的叛國暴亂的工具,奪權過程中罪惡彌天/無恥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刪毀歷史資料,偽造自己的發家史,進而將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糟蹋成了壹本煳塗帳,給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礙.

　　早在建黨之初,中共就感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天命觀/家庭倫理道德系統/中庸之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馬/列假惡鬥邪說,暴力奪權的壹大障礙,因此,乘着五四運動後的民族主義激進浪潮,打着民主與科學的幌子,將「反封建」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藉機兜售馬/列暴力搖頭丸,將大批青年誘騙成仇視傳統/數典忘祖/六親不認的「糞青」,進而變成認宗蘇聯的工具和炮灰.

　　奪權上臺後,中共認識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其鞏固馬克思邪教專政的壹大障礙,因此,上臺伊始,中共即着手阻斷中國傳統文化: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名,強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長袍/西裝/皮鞋/高跟鞋/禮帽等所有「舊中國」自然形成的衣着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員的衣着試樣,幾乎千篇壹律地改穿藍色/灰色列寧裝(中山裝)/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並強迫幾乎所有男性將頭髮剃成「勞動人民」型短髮,所有女性將頭髮剪成齊耳類老太婆式的短髮.此種做法,十分類始於滿清入關之後,強迫廣大人民按照滿洲人的樣式「剃髮易服」.中共從阻斷中國自然的穿戴衣着形象入手,用專制強力打碎民國時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會面貌,將中國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單調劃壹/個性壓抑的「灰螞蟻/藍螞蟻」形像,整個社會變得如同蘇聯勞改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壹旦失傳,文化便無從維繫.中共深知漢語是其阻斷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壹上臺就要千方百計的「改造」漢字.壹如滿清入主之初企圖強行推廣滿語,中共壹度拋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的「全盤西化」方案,企圖強制推行,但因無法解決巨量的同音字等問題而根本無法實施,只好採用「簡化漢字」的折衷方案,於１９５６年在全國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徹底破壞中國文化的圖謀沒能得逞.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５０００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內涵.簡化漢字雖然便利了書寫,但由於其不是來自於語言書寫的自然演進,而來自突然的人為強力干預,因此紕漏百出,很多繁體漢字,因為「不實用」/「封建主義」都被「揚棄」掉了,這些,對中華文化的內涵造成了破壞,由於簡化漢字對漢字的結構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壞,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結晶-書法藝術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由於廢棄了繁體字(傳統漢字),割裂了中國大陸與同屬中國的港/澳/臺的在文化上的統壹,因此,中共不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國,還帶頭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國.更嚴重的是,由於強制推廣簡化字,壹代代「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對繁體字愈來愈陌生,現在,出了學習古漢語專業的人,大陸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體字,這嚴重阻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使其諸多方面有失傳的危險.中共就是要讓中華傳統文化失傳.傳統文化斷裂得越徹底/中國人對傳統文化越無知,中共移植外來的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就越容易.

　　馬克思共產邪教的教義,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在革命的名義下,再殘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員就要克服罪惡感/「打破壹切條條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達到這樣的「革命境界」,就必須「和壹切舊傳統決裂」.而舊傳統的倫理道使人產生罪惡感,是實行專政的精神障礙,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毀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重點打擊傳統倫理道德的本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神論天命觀.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門的奸賊敗類,先後成立基督教「三自教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以黨控教,將「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國宗教組織改造成披着教會外衣的特別形式的中共黨組織,對于堅持教會獨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則扣「反動會道門」/「外國特務」的帽子,狠狠鎮壓.中共的奸惡措施,導致民間教會在大陸消亡殆盡,教會徒具形骸,「三教齊滅」.

　　文革期間,中共對裝模作樣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煩了,乾脆撕下對傳統文化「拿來主義」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瘋狂地破壞傳統文化:文化傳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項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毀壞/文物和文化遺址遭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壹切,都被打成「封資修」和「四舊」,遭到橫掃.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蹟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當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會蛀蟲/披着宗教人員外衣的黨員/幹部,他們居然被黨「冤枉」.

　　可惜的是:始於遼代的洛陽白馬寺十八羅漢塑像被砸毀/有壹千年歷史以上的山系天臺寺/山東嶗山道家聖地被搗毀...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中共革中國文化的命,其瘋狂性/徹底性/深刻性,滿清實難望其項背:滿清殺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滿州式的衣冠發服取代漢式的衣冠發服,改變了外表,關內中國人的內涵卻基本未變,滿人在做了主子以後,沒有「改造」漢字,也沒有刻意去破壞中華的文物/古蹟.破壞中國文化,是為了全盤「蘇化(蘇維埃化)」.在破壞的同時,中共全面移植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於中國大陸:馬列斯毛邪惡思想指導壹切,禁止壹切非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思想,禁止壹切非中共觀點,取締壹切非中共領導的學術組織.原來高唱馬/列/斯/毛主義是最高科學/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現在又狂喊鄧小平瞎貓理論,江賊民三個婊子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更接近了真理,比馬克思還高明,原來,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顛撲而破」的.

　　原先連體育比賽好成績,都要求說是毛賊冬思想的勝利,現在因為這壹套在世界上太醜陋,只好縮小為: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壹切「成就」,都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實踐江賊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掛羊頭賣狗肉下蒙汗藥,貌似開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裏的馬克思邪教專制基因絲毫沒有改變.

　　移植馬克思邪教文化的結果,已經使中國產生了數億「前不見古人」,後可見來者的中共黨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壹,中毒極深,被徹底洗腦,固守反人類的馬克思邪教信仰,敵視自由民主價值觀,六親不認,人性麻木.這類原教旨主義「老古板」人數極少,但危害不小，胡錦濤與習近平是其中的典型。

　　二,缺乏罪惡感的唯物(唯物質利益)主義者.這類人占當前大多數,其中很多人壹度相信共產主義,現在信仰早已崩潰,唯利是圖/物慾橫流/貪汙受賄,無所畏懼,造假欺詐,氣定神閒/流氓下作/厚顏無恥.中共貪官隊伍百分之百是這種人,江賊民是其總代表.

　　三,仇恨傳統文化/仇視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這類人俗稱「糞青」,他們將中國的壹切不幸都推到中國傳統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種族滅絕/核大戰.這類人人數雖少,煽動性卻不小.何新/姜戎(<狼圖騰>作者)是其代表.

　　四,沒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後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大部分屬於這壹類,他們對傳統文化近乎蒼白地無知/中國的現當代史/中國社會的真相兩眼壹抹黑/對西方的發達眼紅而又似懂非懂,對自由民主興趣索然.他們既不願「為黨奉獻」,也決不樂於助人,普遍的冷漠勢利麻木,其最感興趣的是現實物質利害關係和享樂.

　　不管分幾類,共同的都是:中國人普遍的已經沒有傳統的有神論天命觀,也沒有西方的有神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中國人普遍的或敵視(胡錦濤/何新等)/或恐懼(江賊民等)/或漠視(新生代等).

　　經歷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壞和外來邪教文化的灌輸,中國人普遍的變得不像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來越少,受外來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來越重.中國人越來越喪失了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新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又被中共封鎖於國門之外,於是「是非對錯黨包辦」,人們普遍價值標準混亂,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現在更是變成了漠視自由民主人權/中不中/西不西的「經濟動物」.

　　綜以上所述,滿清是(歷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華民族建立的外來王朝,因為滿洲人文化極其落後,無能取代漢禮制,因此,滿清的外來化措施不能觸及中華的內涵.

　　中共雖然由中華民族本族人組成,但卻全然拋棄本民族壹切傳統/文化,甚至壹度「沒有祖國」,接受外來的馬克思邪教文化/摧殘中國文化/移植外來的蘇維埃體制於中國.中共邪黨黨徒,是長着中國人面孔的外來人,他們有效地破壞了中國的內涵,搞的中國不像中國/中國人不像中國人.

　　因此,中共政權是比滿清更為徹底的外來政權.滿清統治者如果在地獄裏有知,當嘆服於中共領導人做到了他們做不到的事.二,兩者都是靠極端殘暴野蠻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亂發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的方式奪取全國,過程相似,時間相等.滿清(後金)政權的創造者,努爾哈赤,興於暴力/死於暴力,是十足的殺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發動部族暴亂之後,他只知殺,不能撫,身上血債纍纍,雙手沾滿無辜人的血.他不僅後來大肆屠殺漢人,對於反抗他殘暴統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殘施殺戮,以致於身被葉赫部首領的血咒:「我葉赫哪怕只剩下壹個女人,也要報仇!」他壹生追逐權力,但是他追逐權力只為了兩件事:殺人和掠奪,至於後來的馬屁漢奸滿奸偽史家吹捧他的什麼「胸懷偉略」,要安定天下,純粹荒誕扯談.努爾哈赤學習漢語,通讀<三國演義>,根本不是嚮往中華的先進文化,而是為了獲取殺人和掠奪的智謀/技術/手段而已(壹如後來毛賊冬等人閱讀美國<獨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獻譯件,不是嚮往美國民主,而是為了獲取欺世盜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為表現的,是壹種從心底蔑視和仇恨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心態:蔑視漢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權在東北的存在,令他的殺人搶劫集團礙手礙腳.

　　不僅是殺人狂,努爾哈赤還是壹個心胸極端狹隘的種族滅絕主義者.萬曆十壹年,明朝遼東經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擾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動中,誤殺了努爾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爺爺),作為補償,李成梁不僅親自收養努爾哈赤,明朝後來還封他為「建州左指揮司」,「龍虎將軍」,但是,這個努爾哈赤不僅絲毫不念李成梁/中華政權對他的補償之恩,反而後來大舉「伐明」,對明朝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東北四百萬漢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爾哈赤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蒙古軍西征屠城,尚有低於蒙古戰車車輪者不殺(即不殺小孩)的慣例,努爾哈赤在遼東伐明,「攻壹城屠壹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死.努爾哈赤的屠殺漢人,壹如後來中共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實行的「燒殺政策」,對有產者/「反革命」實施的群體滅絕,殺人的數目高達兩千多萬.

　　努爾哈赤不得好死之後,其繼承者皇太極為了籠絡人心,挽救危機四伏的後金政權,在殺人方面壹度有所收斂,對明朝將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撫之術,如同１９３５年以後,逃竄到陝北的中共殘餘勢力為了活命,暫時收起蘇維埃燒殺政策,對民國政府軍政人員/國統區百姓大搞「統戰工作」,在邊區實行安撫士紳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極統治的末期,隨着滿清國力對明朝優勢的顯現,滿州政權又露出了殘虐的本性:松錦決戰獲勝之日,皇太極下令大肆屠殺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軍民,已投降的也要殺,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極末期,入關擄掠的清軍,接連製造屠城慘案,僅濟南屠城,就殺死十七萬老百姓.這就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隨着「解放軍」在內戰中勝勢的顯現,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厲行「土改」,大肆屠殺解放區的地主/士紳/富農.

　　皇太極死後,其實際上的繼承者多爾袞在入關征服的過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厲行「留髮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將血腥屠殺政策推向了極致:六年中中屠城數十個,殺人數千萬,其野蠻殘暴,遠在其老爺子努爾哈赤之上,直令後來的侵華日軍自嘆弗如.

　　滿清(後金)政權依靠屠殺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過平安的日子,對暴惡的東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滿清(後金)這個極端野蠻殘暴的政權壹開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質來說,其成大氣候的可能性並不高,為什麼到能坐大為患,終至席捲天下呢?

　　這首先是因為滿清(後金)政權得到了發家崛起的最佳天時.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就開始蠢動,時常侵擾明境,但在明朝傑出將領李成梁的打擊和分化下,其勢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萬曆後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東北沒有了良將,國防大大削弱,努爾哈赤得有機會竄上歷史舞臺,興兵作亂.本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明朝雖衰,但在東北經營多年,也不至於跨得那麼快.偏偏在努爾哈赤蠢蠢欲動的時候(１５９２年),日本人大舉入侵朝鮮,明朝又不自量力,傾盡全力去援救這個友好小國,雖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損失慘重/傷了元氣/得不償失,從此其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壹蹶不振,為滿清(後金)政權在東北迅速興起創造了條件.

　　再則,滿清(後金)興起時,壹家獨強,周邊沒有可與其分庭抗禮的制衡力量,「國際環境」頗佳:經過１６世紀末的朝鮮戰爭,明朝/朝鮮/日本三敗俱傷,日本人的勢力已影響不到東北,朝鮮軍隊更是不堪壹擊,原先強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經衰落,而最強大的西方勢力-俄羅斯老毛子的擴張步伐雖已邁近黑龍江流域,但要伸手進東北尚需時日,其遠未具備大舉入侵東北的條件,英/法等西歐強國尚未完成近代化轉型,更無力影響中國。

　　可見,滿清(後金)興起的條件和時機是多麼的得天獨厚!若晚得數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後的俄羅斯老毛子掣肘,而無法問鼎中原!可見,努爾哈赤的起家,實在是典型的乘亂發難.

　　在努爾哈赤之後,後金-滿清政權乘明朝被陝西農民大起義弄得自顧不暇之際,頻頻入塞,威脅京畿/拆毀城郭/燒殺擄掠/大肆破壞,擄走明朝上百萬人民.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滿清(後金)雖然在東北成了氣候,但要入關奪取天下,卻遠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還存在,滿清的入主就沒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權系統不崩潰,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對抗滿清的入侵.只要明朝還在,滿清就無法在關內站穩腳跟,其入關「滅明」的戰爭就會變成壹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是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明朝的滿清所無法支撐的.

　　昔年大金國的實力決不在滿清之下,但卻就是吞不下衰弱腐敗的大宋朝,而世界頭號軍事強權蒙古,進軍中歐只花了幾年的時間,但消滅更衰弱的南宋卻花了四十年.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宋政權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這個堡壘卻被李闖賊/張獻賊從內部攻破了.李闖賊陝西稱帝,其農民大軍進軍北京,將北方四省的明政權摧毀殆盡,逼死崇禎帝,消滅了明朝的政權中樞.虛弱透頂的明政權被斬首,頓成瓦解之態勢,張獻賊勢力又在湖廣橫加破壞,打進四川,大砍大殺,加劇了明朝的分崩離析.

　　最糟糕的是,李闖賊集團進了北京,不僅不能夠迅速的穩定局面,還將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吳三桂軍逼到了滿清壹方.吳三桂軍有着最豐富的抗清經驗,又占據着山海關這個黃金咽喉要道.吳三桂的獻關降清,等於是把中華這個重病虛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給滿清任意處置.

　　多爾袞就是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頃巢出動,揮師入關,以組織嚴密/其勢如熾的新興集權,橫掃關內分崩離析/內訌腐朽渙散的各派勢力,招降納叛,各個擊破,怎麼能不席捲天下呢?滿清之徵服中國,實為典型的乘虛而入.

　　中共起家的殘暴,絲毫不在滿清之下.早在１９２７年發動背叛中華民國的武裝暴亂之前,中共就已「國共合作」為掩護,「國名革命」為藉口,在南方農村大搞打砸搶燒殺運動.彭湃號召廣東農民殺光所有有產者,毛賊冬東等人煽動農民協會自結武裝,取代民國基層政權,「壹切權力歸農會」,大搞痞子運動,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誣衊混帳口號,盡情屠殺農村中稍有壹些田產的人.１９２７年,中共發動大規模叛國暴亂,更如壹頭吸血狂魔,以屠殺的腥風血雨來維繫自身的生長.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４年,中共在華南/華中/華東不僅大殺有產者,對中立的群眾也壹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處決」.當年帶頭暴動的中共大佬毛賊冬/朱德/張國燾/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無壹不殺人如麻:毛賊冬曾親自下令殺害地主全家,幾歲的小孩都不放過,「東方道德家楷模」周恩來殺人功夫更是了得,不僅指揮殺人,更親自動手殺人,親自帶人將別人滅門/滅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禮」,南方數省生靈塗炭,僅江西壹省,死於中共屠刀就達二千壹百萬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無產階級」.

　　流竄到陝北之後,中共為壹己之生存發展而暫時改弦更張,殺人有所收斂,大搞「統壹戰線」騙取人心,以更順利地奪權打江山.但是奪取全國政權後,中共馬上露出了真面目,發動了比當年在南方暴亂時更大規模的屠殺.壹如滿清入主中原,為強迫人民「剔發易服」而興起屠刀,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殺害農村有產/已放下武器的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城市有產者五千萬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殺的恐怖嚇阻壹切「異端」/搶私為「公」,以達到「共產」的目的.和多數朝代開張之初,以「仁政」安撫天下不同,中共這個以血為生的反人類的邪靈政權似乎不殺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鎮了,產也共了,「人民江山」也鞏固了,它還要繼續殺人: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嚴打/六四/揭批法輪功......因為若是不殺人,人性就會甦醒,道義就要回歸,中共的危機就要來臨.

　　中共殺人的「偉大成就」,直可以令「國民黨反動派」鳴冤而死,中共殺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爾哈赤在地獄裏大開眼界.

　　如同滿清壹樣,中共暴發的方式也是乘亂發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

　　中共建黨之初,乘當時北洋軍閥治下的民國政權失控/軍閥混戰,人心混亂,大肆兜售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動暴力.中共並掩藏禍心,加入國民黨陣營,利用國民黨的威望,拼命擴充邪教黑幫勢力,大量散播馬克思邪教,利用當時軍閥紛爭的混亂,假冒國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動.「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利用孫中山的煳塗和國民黨的內部混亂,對收容自己的恩師國民黨大搞陰謀破壞:參沙子/插釘子/內部滲透/分化瓦解/「拉壹派斗壹派」,將邪靈的觸角伸遍國民黨全身,企圖從內部將國民黨絞殺/吞噬,以走捷徑的方式,將國民黨的地盤/勢力劫奪為蘇維埃邪魔勢力.然而,中共的惡毒野心被國民黨內蔣介石勢力察覺和粉碎,陰謀敗露之下,中共惱羞成怒,乘１９２７年中國政局群奸並起/四方割據/蔣介石政權立足未穩之機,糾集城鄉流氓無產者/土匪強盜/國民黨軍隊邪靈附體成分,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但在民國政府軍的反擊下,共產邪教匪幫效彷列寧,迅速奪取城市的美夢泡湯,只得竄到井岡山,建立土匪蘇維埃政權.中共的起家,是活靈活現的乘亂發難.

　　在南方受挫,竄至陝北之後,中共處於閻錫山和馬家軍的東西兩面夾擊之中,本已窮途末路,難成大氣.但偏偏這時日本人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舉入關,攻陷京津,長驅直入,北方抗共中堅大老閻老西老家被端,民國北方政權,分崩離析.日本人的瘋狂入侵,是壹切不可能成為可能,為中共邪教黑幫的再度興起創造了大好條件.這如同明末日本豐臣秀吉勢力的大舉侵朝,耗盡了明朝在東北的元氣,為努爾哈赤在東北的崛起創造了大好條件.中共乘日寇大舉入侵,民國政權大衰大亂之機,打着「抗日統壹戰線」的虛假幌子,騙/奪國民政府經費和民脂民膏,大力搶奪地盤,擴充邪教黑幫勢力,「壹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隨着實力的加倍膨脹,中共對日本越來越友好.除了抗日戰爭之初,林彪/彭德懷這兩個壹時沒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對日本人小打了兩仗以外,其餘所有的時間,中共都在「游而不擊」,暗通日寇,「專打友軍」.

　　中共在日本侵華的戰火中,罔顧民族大義/拋棄民族氣節,通敵賣國,損民族以利己,助日為虐,汲抗日軍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歷史,實為全世界最醜惡卑劣無恥的乘火打劫史.其無恥和骯髒,連其老子蘇共都感到汗顏.

　　由於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從部隊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雙方甚至暗中勾結,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幾乎談不上有什麼「抗日」的損失:除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身亡外,其餘中高級將領完好無損.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戰的損失的原因.

　　「抗日」期間中共勢力瘋長,其滲透區人口上億,共匪武裝增至壹百二十萬,但就是滲透而不控制,不動日本人壹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國民黨軍隊拖疲/被美國打垮/宣布投降之際,中共急忙跳出來打死老虎,乘國民黨鞭長莫及,搶奪地盤,把大片的原國統區竊奪成「解放區」.

　　抗戰結束之際,蘇聯老子出兵為中共搶下東北,送給了中共全套日制現代化武器和重裝備,並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東北擴軍至七十萬,第壹次擁有了足以攻堅打天下的/除海軍之外的所有兵種.

　　中共不僅在兵力/軍備和地盤上具備了顛復民國政權的實力,在財政和資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對國民黨的優勢.中共因為假抗日,沒有戰爭消耗,卻又以「抗日」為名,不斷獲取民國政府的經費以擴充武裝,對不擇手段的中共而言,責任和道義純屬笑談,中共不盡國家責任,也絲毫不對其占據的北方地區的民生項目盡責任,因此,幾乎無需支出,相反,由於蘇維埃邪教黨的邪性,中共卻盡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打家劫舍搶田奪地擄財,視人權如糞土,最卑鄙無恥的是,為了最大限度的積聚力量,中共發動「大生產運動」,大種鴉片,瘋狂毒害國統區人民,賺取巨額的黑心臭錢,買槍買炮,在背後捅抗日誌士的刀子,準備大打內戰,以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為代價,換取大量蘇聯援助.如此的「有進沒有出」,大肆販毒發黑財,背後又有蘇聯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撐腰,中共能有什麼經濟危機呢?

　　對之對比鮮明的是,國民黨軍隊擔負了保衛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勢和不利局面中與日寇拼搏,苦苦支撐了八年之久,軍隊傷亡三百二十壹萬多人,陣亡的將軍就有壹百多個,精銳幾乎耗盡.由於國民黨不可能像共產黨邪教匪幫那樣,以「共產」的名義殺人搶錢越貨以自肥,所以,巨額的戰爭費用,迫使民國政府不得不大借內/外債/大發鈔票,造成了戰後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內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戰前屬於國統區的幾乎整個東北/華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華東的大片地區,抗戰勝利後冤裏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紛紛變成了「解放區」.國民政府喪失了遼闊的/物產豐富的東北大部/北方的大片產糧區,並失去了優勢的戰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輸誠」毛賊冬,這時顯露出最狠惡的流氓無賴嘴臉,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窯洞「壹桶水都不澆」,抗戰勝利後搶摘了國民黨抗日的大部分勝利果實,毛卻反而誣衊渾身是傷的國民黨不抗日,中共調動整齊劃壹的專制宣傳機器,瞎說抗戰勝利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要摘共產黨的「桃子」.共產黨大鑽國民黨言論自由的空子,騙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緒化的中華民族壹起來圍攻國民黨這冤大頭.

　　中共又大鑽民國政府實施憲政誠意的空子,以和談為掩護,秘密調動假抗日期兼養精蓄銳的共匪武裝,突然襲擊,大打內戰,勢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誣衊國民黨發動內戰,煽動國統區廣大煳塗糞青「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在國統區後院大肆縱火.在解放區,中共又發揮極端專制政權造假的巨大優勢,精心布置/導演/熱情接待美國訪問團,把杜魯門/艾奇遜等美國左派騙得神魂顛倒,在關鍵時候拋棄了民國政權.

　　民國上下官員,哪見過這般曠古未有卑鄙無恥的下作招數?國民政府的從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戰後的中華民國,就像壹個失血過多的巨人,處於極度虛弱的狀態,哪經得起中共這些絕世下流狠毒的內外夾攻招數,頓時經濟崩潰/內亂內訌/風雨飄搖.中共權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乘機拳腳齊下,揮師入關/大舉南下,馬不停蹄,壹舉把已成瓦解之狀的民國政權趕到了臺灣島。

　　如同滿清入主中國壹樣,中共之奪取中國大陸,是地地道道的乘虛而入.

　　滿清/中共二者最傳神/最驚絕的相似,莫過於二者發家時間的相似:滿清自努爾哈赤建政,到多爾袞入關定鼎北京,歷經二十八年,中共自１９２１年建黨,到１９４９年揮師入關,席捲大陸,剛好也歷經二十八年!這難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麼多偶然,「偶然」還成其為「偶然」嗎?)除了神的大能,還有什麼能使中國歷史作跨度為三百年的循環!?東北制勝,終成邪果,建鼎北京,妖運亨通三,清/共都是在東北奠定勝局,由東北入關奪取全國,且二者都定都於北京.明末崇禎十多年間年間,滿清(後金)雖然五次大規模從西線入塞攻明,但西線道路崎嶇,易遭反封鎖,身後又有山海關/寧遠/錦州等八座軍事要塞,因此每次入關皆不能生根,只能燒殺擄掠而去.這樣的攻勢不能夠給明朝致命的打擊.後來皇太極認識到了這壹點,在１６４０年發起了寧錦戰役,圍點打援,旨在奪取錦州等軍事要塞,瓦解明朝賴以為生的寧錦防線,並藉之以殲滅明軍的有生力量.因為明軍的西洋大炮和火器厲害,攻錦州之清軍壹度傷亡慘重,只好採用長期圍困的戰術.明朝派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援錦,本來,明軍的兵力不遜於清軍,火器還有很大優勢,糧草和物資都很充足,如果據有海濱據點,又可以從海路補充給養,明軍有充足的時間與清軍慢慢周旋,經不起拖的反而是滿清壹方.但是明朝崇禎帝虛榮煳塗,硬逼着洪承疇速戰速決,結果壹敗塗地,錦州/松山/塔山/杏山全部落入滿清之手.松錦之戰,明朝的生命線-寧錦防線崩塌了壹半,精銳部隊大量被殲滅,關外的守備力量僅剩下駐寧遠的吳三桂集團的四萬人馬,獨木難撐,若滿清再傾力來攻,寧遠/山海關失陷只是時間問題.實際上,寧錦決戰的失敗,已造成明朝非遷都江南不能生存的勢態.

　　更要緊的是,寧錦之役耗幹了明軍最後的的有生力量,使明朝再也無力對付李闖賊/張獻賊的重新崛起,終於從內部土崩瓦解,將大好河山丟到了滿洲人面前.

　　對滿清來說,沒有寧錦之戰的勝利,就沒有滿清之入主中國.與之相似的是,中共在「遼沉戰役」中的獲勝,奠定了「解放全中國」的勝局.抗日戰爭之前,中共乘民國軍閥混戰之機,大力擴充勢力地盤,賊勢蜂擁,壹度發展至四/五十萬人馬,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偽國,大江南北,紅旗騷狂,血流成河.南方雖然物產豐富,人口稠密,但是,因為中共勢力範圍與蘇聯老子不接壤,獲取飼料困難,又處於國民政府的包圍之中,四面受敵,形勢被動,共匪幫的勢力局限在廣大丘陵鄉村,沒有工業基礎,軍備不足,再說,南方養育的子民,普遍的心智發達,神經敏感,腦後有「反骨」,不是當炮灰的好材料.因此,中共在南方雖然殺人如麻,壹再「反圍剿」得逞,卻成不了大器.抗日戰爭勝利之際,中共邪教武裝雖然以壯大至三百萬(兩百萬民兵)人馬,但如果沒有東北,仍與蘇聯老子不接壤,背後沒有靠山,仍要遭受國民黨的夾攻,靠貧瘠的陝甘寧和無遮無掩/沒有工業基礎的華北大平原安能奪取天下?充其量只能割地稱王.

　　毛賊冬認識了到這壹點,急忙派頭號心腹干將林彪趕在國民黨之前搶占了東北,獲取了全套的日本關東軍武器和大量的蘇援,裝備了七十萬人馬,兵力上取得了對東北國軍的優勢.國民黨在東北雖然只占少量城市,但都是戰略要地,易守難攻,東北國軍雖然兵力略處下風,但都是精銳之師,且有美式裝備,武器上要略勝中共壹籌.

　　在東北,國共雙方實力相近,應該打得難解難分才是.但蔣介石在東北問題上犯的錯誤比當年崇禎帝范的錯誤還要嚴重.當年明清松錦之戰,崇禎帝雖然瞎指揮,但起碼他用洪承疇作主帥是正確的.老蔣在東北問題上卻連用人都用錯了,而且越來越錯.東北的棋局至關重要,非國民黨內頭號天才「小諸葛」白崇禧不能勝任(白崇禧自己也請纓),但老蔣卻以江浙人的猜忌心置之不用,改派庸才熊式輝和中規中拒的杜聿明前往主持.熊某人雖然無為,但也不幫倒忙,主持軍事的杜聿明還算能幹,所以打退了林彪對四平的進犯,東北時局壹時還過得去,這時蔣卻又派了個陳誠來負責東北,陳誠嫻於政務,軍事上卻是個蠢才,且非常自以為是,指手劃腳,處處幫倒忙,東北局勢大壞,東北雖然被陳誠搞得全局敗壞,但是國軍有生力量尚存,只要運籌得當,還是可以全身而退,收縮至遼西與林彪周旋,挫敗中共入關迅速奪天下的企圖,但是危急時刻,老蔣卻派了個衛立煌來接手東北.這衛立煌是中共地下黨員,他遲遲不執行老蔣的將國軍主力撤退至錦州的命令,坐等林彪攻克錦州,從而將近五十萬東北國軍交到中共手中.

　　衛立煌起了如同當年吳三桂開關降清的作用.

　　遼沉壹戰,中共奪得東北全境,擁有了出海軍外的各兵種,擁有了超過國軍的雄厚的攻堅奪天下的現代化重武器,兵力上也第壹次超過了國軍.上文已經介紹過:東北戰略地理位置優越/物產豐富/工業基礎完備/東北人普遍天庭扁平/民風愚鈍/豪爽/兇悍/殘忍(是中共理想的欺騙對象和炮灰材料)/背靠蘇聯老子.真是進可供退可守,奪取了東北,中共第壹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錢.

　　由於第壹次對國軍取得如此巨大的輝煌戰績,共匪武裝士氣高漲/氣焰萬丈,中共邪黨多年來第壹次有了奪天下的充分自信.

　　經過遼沉戰役,共軍近百萬現代化匪軍揮師入關,平津成為孤城,朝不保夕,華北平原已成淪陷之勢,而苦於對付共匪軍粟裕集團的華東國軍,陷於泰山壓頂/腹背受敵的危局.

　　更嚴重的是,衛立煌當時鮮為人知的驚天叛賣行為,導致四十七萬國軍不到兩個月就被東北共軍殲滅,這個「奇蹟」在廣大民國軍政人員中造成了壹種東北共軍不可戰勝的假象,國民黨軍隊對東北「解放軍」的恐懼,就像當年明軍恐懼八旗軍壹樣.

　　戰爭中最要緊的是士氣,遼沉壹役後,國軍士氣崩潰/望風披靡,爭相「投誠」/「起義」,大陸易手就在所難免了.

　　如同滿清壹樣,中共入主之後也定都於北京.而且北京都成了這兩個外來邪惡政權的妖運亨通之地,據着北京,果然「定鼎中原」,都坐穩了江山.

　　滿清占領北京之初,面對李闖賊/張獻賊/南明三大集團的割據,兵力嚴重不足,實在不好對付.滿清全力進攻李闖賊冒了極大的風險,要是南明乘機直搗北京,哪怕是弱旅,滿清也得玩完,誰知南明竟鬼使神差地這個時候找滿清講和,讓滿洲人逐壹把他們收拾乾淨.清朝兩百多年間,農民起義幾乎沒停過,但怪的是,就連太平天國這樣大的造反,都損不到北京城壹塊磚.在清朝反動統治下,國力衰到極點,外國人兩次攻占北京,大清卻就是亡不了國.武昌起義壹聲槍響,清室絕統,北京城卻是和平演變,國民革命軍到不得城下.

　　中共定都北京後,五十五年來肆意妄為/傷天害理/壞事做絕/惡貫滿盈,北京政權卻巍然不動.１９８９年北京的遊行大軍超百萬,全國風起雲湧,其聲勢超過了蘇東波的任何壹個國家,但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懂得和動搖的「戒嚴部隊」聯合起來,讓中共緩過神/騰出手/從從容容地把民主運動剿殺在北京街頭.

　　北京,真是清/共這兩個邪惡反動政權的福地.——八旗制度vs共產主主義,圈地運動vs強迫拆遷四,二者在入主中國之後,厲行極端專制野蠻的統治,推行落後的生產方式,大搞圈地運動.滿清入主之後,將中國大壹統專制王朝的君主專制推向了極端.入關之初,清統治者就削弱了內閣的權力,雍正帝乾脆廢除了內閣-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發展起來限制君權的雛形體制,另設「軍機處」,將軍政大權不論巨細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國家」體制.除專制政治體制創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滿清壹朝,還創了兩個之「最」:壹是專制民族壓迫/殺人之最:強迫關內人民剃髮易服,為之不惜殺人上千萬,摧毀了先秦以來延續了數千年的華夏民族的衣飾和髮式傳統,專制到頭髮/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壹是興起了中國專制王朝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文字獄殺人整肅運動:僅乾隆壹朝,就行文字大獄壹百三十多起,平均壹年兩起還要多,其殘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獄可與之「媲美」.

　　滿清靠八旗制度發家,以八旗制度立國.其老祖宗努爾哈赤發明了八旗制度,並靠着這個制度鬼使神差地暴發起來.八旗制度實際上就是奴隸制加種族壓迫制.女真族本來以漁/獵為生,對農業/手工業幾乎是個外行,後來這個民族逐漸發覺,周邊的農業民族軟弱可欺,用打獵的獵具來對付人,要比打獵滋潤得多,要是能夠團結起來壹致對外搶劫,幾乎沒有敵手.於是,八旗制度應運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壹開始就是女真族搶劫殺人集團組織制度.隨着女真各部的統壹,八旗制度的擴張,出現了壹個問題:就是搶劫的收入不穩定,旗人又不懂生產,如何獲取穩定的保障?於是入關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搶劫地的人丁全部殺死,而是在掠走財/物的同時,大量的擄走漢族人民,數十萬以上被擄到關外的人,被編入八旗「包衣」(奴隸)戶籍,,成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隸,被刀劍逼迫着為滿洲(女真)人種糧食/養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滿清將八旗制度移植到關內,大搞圈地運動.滿州人圈占華北大片良田,趕走漢族地主,強迫漢族農民做農奴,妄圖以奴隸經濟取代地主農民經濟,要使漢族社會倒退回兩千年前的奴隸社會.滿清的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大批逃亡,華北人民流離失所,良民為寇,鋌而走險,但都捱不過八旗軍的兇悍,以致冤魂塞壟/餓殍遍地.

　　由於八旗奴隸制生產方式的落後,大批被圈占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長滿野草.生產力遭受嚴重的破壞.眼見八旗制度圈地運動將來要把自己搞垮,滿清統治者慌忙對圈地運動急剎車,經歷滿洲貴族集團的殘酷內鬥,康熙帝終于于１６６９年徹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隸生產關係的進壹步擴張,這時已是滿清入主後的第二十五個年頭了.

　　制止奴隸制擴張後,由於八旗制度是滿清的命根子,絕對不能革除,滿清只好糟蹋納稅人的銀子以養活越來越多的八旗子弟,讓這批不事生產丸絝子弟,成為特權階層/中華民族的寄生蟲,就像後來的中共「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幹後代「太子黨」/「衙內幫」.

　　中共是馬列主義邪教在中國的分支.馬列主義邪教披着無產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實質卻是集人類幾千年來專製毒素於壹身的超級巨毒猛藥.中共這個邪教分支更是將中華五千年糟粕與馬列主義超級毒藥結合起來,因此,中共的專制野蠻邪惡性超絕全世界所有的馬列主義邪黨,惡貫滿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邪惡軸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以極其狡詐的血腥屠殺來打造全方位超級專制體制.

　　共軍節節勝利時,為了更順利的奪權,中共大力呼籲國民政府軍政人員留下來為新生的「人民政權」服務,並承諾決不算歷史舊帳.然而,中共奪得大陸後,立即撕毀寬待國民政府留用人員的承諾,以鎮壓「反革命」為名,大肆屠殺國民政府「留用」人員,以及壹切與國民黨有牽連的中下層人員,這些人絕大多數人被鎮壓,數年間殺人五百萬以上.但極其狡詐的是,中共在大殺中下層人員的同時,對原國民黨高層人士及壹切國內外名人,「友人」卻待如上賓,大搞「統戰」超級欺騙術,將國民黨「左派」/「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專家/學者/外國政治家/名流騙得團團亂轉,極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奪權之初的濫殺,壹如滿清入關之後野蠻屠殺漢族人民/濫殺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卻比滿清狡猾得多,滿清殺害孫承宗/盧象昇/史可法等名流,罵名昭彰,中共對民國高官顯貴卻是壹個不殺,而狂殺普通的「歷史反革命」.狂殺普通大眾,以血腥恐怖建立了專政淫威,又因為殺的是普通人,難以為外界知曉,殺人的同時照樣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過優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義」的超級偽善假面孔,籠絡騙取國內外精英/政客為「人民」服務,支持「新中國建設」.

　　在「鎮反」中,大批原國民黨軍隊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橫遭殺害,這,連蘇聯共產黨都看不過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奮勇搶救世界有史以來最大海難「江亞輪」海難的救死扶傷的英雄張瀚庭,這個救了４５３條人命的船長,被民國的社會輿論普遍贊譽的人,被當地群眾稱為大好人的人,照樣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殺害,這個拒絕隨國民黨去臺灣,對中共壹度抱有幻想的人,臨刑前高呼:「天曉得!」比起滿清的屠殺,中共的屠殺真是狡詐到了極點,卑劣直至,無恥之尤!

　　屠殺是為了專制,專制到極端是極權.中共通過血腥屠殺,建立了比古今中外壹切專制體制更專制的體制:「新中國」不僅徹底剝奪了中國人的民主選舉權,還「黨的領導」的名義,將民國時期國人在相當程度上享有的新聞/通信/出版/結社/集會/遊行剝奪得壹干二盡.

　　因其「專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獄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雖然沒有滿清的殘忍,但打擊面更大/手法更絕.早在其在野作亂的山大王「革命」時期,中共就大殺大整異議人士:「江西肅反」/「延安整風」,異議分子當然不能免.王實味自以為可以做善意批評共產黨的魯迅第二,誰知僅因為壹篇<野百合花>,就被「偉光正」砍掉了腦袋.連中共自己的高級理論家李達,身居高層/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論權威王明,只因言論不合中共之意,也落得壹死壹逃的下場,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比起山大王時代的中共,滿清在關外稍微文明些,但入關後就不同了,剛剛拿下南京,滿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獄,拿僧人函可開刀,與之相似,毛賊冬壹站穩腳跟,就將「胡風反革命集團」打倒,株連甚眾,祭出「公安六條」,對「傳播謠言」者殺無赦,殺戮甚多,又大批電影「武訓傳」,株連甚眾.毛始皇還覺得滿清式文字獄效率不高,乾脆不等案例出現就動手,出動出擊,引蛇出洞,以「陽謀」之術壹舉打倒「右派」百萬以上,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的輝煌.但是「我黨」的本性決定了他永不滿足於整人的成績,自文革始,又發明了壹種新的文字獄形式,「集體表態」/「人人過關」,妳要是「不老實」,要麼當眾捉「奸」(毛賊冬時代的手法),要麼秋後算帳(現在的手法),總之沒妳好果子吃.

　　比起滿清的文字獄,這壹手法絕就絕在妳: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的更陰毒之處是「改造思想」,讓無辜的人真覺得自己十惡不赦,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更惡劣之處在於:滿清可以沒有文字獄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憲),而文字獄是卻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獄,中共賴以為生的欺騙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體/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臺,文字獄就會永遠存在.

　　綜而言之,滿清文字獄和中共文字獄的性質是相同的/惡果是相似的:都是極端專制的體現,都大大加深了中華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肅思想犯,滿清喜歡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殘忍,中共則喜歡「治病救人」,更加隱晦/徹底,滿清的文字獄的惡劣程度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影響,容易廢止,中共的文字獄卻有與生俱來的的制度性頑固性,非中共垮臺不能廢止.

　　滿清/中共的文字獄,各自在中華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壹筆.

　　雖然馬克思邪教轉制創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獄,並且比起人類歷史上壹切專制體制,馬克思邪教體制專製得最徹底/最嚴密,但這還不是它的最大的「優越性」,其最大的優越性是「共產」-消滅人類幾千年來自然形成的私有經濟.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利誘,騙取廣大農民為其奪權充當炮灰,壹旦站穩腳跟,就立即充分顯露其馬克思邪教黨的共產邪性,翻臉不認人,如滿清那樣大搞圈地運動,將分給農民的土地重新奪回,圈進人民公社,以國家的名義,將工商業者和民族資本家逼得傾家蕩產,短短數年間,徹底消滅了民國時期早已存在的市場經濟/徹底摧毀了數千年來中國壹直存在的自然經濟形態-私有經濟和市民社會,中共從物質上斬斷了自由的根子.

　　對這些,滿清多爾袞/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獄有知,當驚服於中共這史無前例的專制術,向中共磕頭認輸.

　　在「舊社會」的廢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產主義新奴隸制經濟制度:以戶籍制和公社組織把農民改造成新型農奴,以編制和檔案把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改造成依附於單位「組織」的社會主義新型奴隸.中共邪教「社會主義制度」,與滿清「八旗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壹如滿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後接着馬克思邪靈轉世,都是要使當時的社會倒退回奴隸社會.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統/單位/組織的領導實為各旗旗主.

　　至此,勞動者「不僅被重新剝奪,而且被徹底剝奪」,連「舊中國」時的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都被剝奪了.隨着中國的「解放」,無產者更加壹無所有,雖然擺脫了在「舊社會」受剝削的枷鎖,卻被裝進了更加嚴密/更加暗無天日的「新中國」的鐵幕囚籠.

　　中共毀滅兩千多年的中國私人經濟,和滿清毀滅兩千多年的中華民族服式/髮式是相通的:都是極端的專制的體現.

　　但是也正像滿清八旗奴隸制生產關係搞不下去壹樣,中共新八旗共產奴隸制度最終也搞不下去,這個制度搞不下去同樣是因為嚴重的破壞了生產力,繼續搞下去中共有垮臺的危險.

　　中共新八旗經濟制度的實質-馬克思邪教計劃經濟由於否定和剝奪自由及壹切基本人權,因此嚴重打擊了人的積極性,摧殘了人格尊嚴/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濫成災,從而造成各行各業效益/效率低下,汙染浪費嚴重,甚至違背自然規律,倒行逆施,「大躍進」/「大煉鋼鐵」,摧殘生態/禍國殃民.

　　在農業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專政成被嚴加看管的牲畜,壹難以吃飽,二不許說話,二十年取得了餓死三千萬人偉業,工商服務各業搞壹大二公/指標任務/統購統銷,結果是吃大鍋飯/消極怠工/科技閒置/模式僵化/生產停滯/服務惡劣.整個民族瀕臨破產.

　　眼看再這麼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１９８０年開始改革新八旗共產奴隸之經濟制度,這時已經是「解放」後的第三十個年頭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第二十五個年頭,與滿清同!

　　在毛始皇砸爛的廢墟上,鄧矮子經過十年「修正主義」的休養生息,總算使中共恢復了元氣,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點燒毀了中共的邪果子,幸虧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見蘇東解體,鄧矮子慌不擇路,急忙修正「修正主義」,挾持中國走上專制極權加官僚特權冒牌市場經濟的畸形死路.自鄧始,江賊民等各級官僚特權,以「改革」為名,瘋狂化公為私,掏空國企/股市/銀行儲蓄/國庫/國民福利,如今眼見可「開發」項目已經不多,又掀起壹輪新的圈地運動,官商勾結/轉/炒地皮/騙/奪暴利/攜款潛逃/最後瘋狂.

　　比起滿清,中共搞兩次圈地運動,壹則搶私為公,壹則化公為私.同壹個黨,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進步,橫豎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稱義,謀財害命盡在理.同樣是圈地運動,中共比滿清更卑鄙/更瘋狂.

　　第五,滿清國/中共國有着極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經重復/並且正在重復着滿清末年的歷史.毛賊死後的二十多年,中共國與「火燒圓明園」之後的滿清國驚人的相似: 壹,都在形勢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腳經濟改革,拒不改革專制體制.

　　滿清國先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這個兩百多年來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滿州軍事強權遭此史無前例的沉重打擊,頓時威風掃地以盡,敗象盡顯,接下來滿清國又遭太平天國暴動和英法聯軍入侵的內外夾攻,政權幾近崩潰.幸好不識時務的咸豐帝死得好,識時務的皇弟奕忻得有機會統領朝綱,他勾結奸毒險惡的臭婆娘慈禧,奪得實權,作出了「改革開放」決策:停止與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滿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鎮壓「家奴」-廣大漢人以及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堅持滿洲貴族的領導,以確保廣大廣大漢人永不偏離受滿洲政權專政壓迫的「正確的政治方向」.於是,「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全國逐漸湧現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近代化企業,高價買來外國人的不尖端設備,照着外國人的技術,拖着豬尾巴的人們,也能夠生產槍/炮/車/船/玻璃等新鮮玩意兒了,漢人中湧現出壹批誤以滿清朝廷為中國的人才兼奴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他們以同胞的血染紅頂子,以劊子手的身份督辦企業,積極招商引資,三十年間,似乎出現了比「康乾」偽盛世繁榮得多的「同治中興」局面.

　　１８８５年,滿清國乘「同治中興」的迴光返照之勢,與法國大戰壹場,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滿清陸軍雖然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但因為滿清國已經施行的賣國求穩/壹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家奴的新國策,仍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令準備好丟臉的法國人喜出望外。

　　中共國這邊,由於中共幾十年的倒行逆施,整個民族即將破產,中共統治瀕臨崩潰,在這「長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該滅亡,歷史即將翻至新的壹頁之際,偏偏鄧小平發動政變,掀翻了了心不夠狠/手不夠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華國鋒,終止了邪黨統治的崩潰趨勢。

　　華國鋒,就象滿清國那個忠厚木納的慈安太后,受到先皇帝的信託,本來是扶主朝政的人選,而鄧小平,則象那個陰險詭詐的慈禧太后:慈禧在咸豐帝妃/後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壹的兒子,壹度受寵,但後來,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咸豐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備,皇帝還立有遺詔給慈安保管,嚴禁慈禧干預朝政,否則格殺勿論.但是,慈安太后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慈禧遲遲不下狠手,還將先皇帝遺詔交還她,以致養虎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中共國立國之初,鄧小平在中共最高層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僥倖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後期,太監總管周恩來身體已經不行,經歷文革整肅,中共高層已無能人可用,「四人幫」又「爛泥巴敷不上牆」,毛皇帝這才被迫再起用鄧矮子,但不久又發現其「翻案」企圖,又於１９７５年將其批倒批臭,並就鄧的問題作了十八條指示,揭露了其同樣也是專制主義者的本質,比「資本家還厲害」,讓華國鋒/江青等人對其嚴加看管.但是毛皇帝壹死,老華卻中矮子的離間之計,盲目發難,首先火併掉「四人幫」,幫了鄧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統毛派的力量,接下來,老華卻又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鄧矮子沒有嚴加看管,讓這個「黨內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到處走,以致養虎為患,自己反被鄧矮子勾結外廷還鄉團趕下了臺.

　　這鄧矮子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忻於壹身,同樣以「改革開放」的國策救活了中共國.他廢除老華的「兩個凡是」國策,短時間的高喊了壹陣子「解放思想」的口號,但他的所謂「解放思想」,並不是要給人民思想言論自由,而是要統治集團成員象鄧矮子自己那樣,樹立「掛羊頭賣狗肉」的走資派思想,破除說壹套做壹套抓緊時間搞腐敗讓他們自己這「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心理障礙,同時,誘騙老百姓樹立是非不分/無道無德的新價值觀,萬假千虛只等閒,心平氣和地解受特權搞腐敗的現實.所以,如「民主牆」成員那樣,壹旦越過了假解放,新束縛的底線,鄧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薑辣勁,不動聲色的將陳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壓在無聲無息之中.

　　如同滿清國的「洋務運動」壹樣,鄧矮子拋出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經濟,不改革專制體制的的跛腳瘸腿改革.二十年來也同樣湧現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非公有制企業,自鄧矮子始,中共停止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公開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紅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鎮壓廣大家奴,確保改革永不偏離中共壹黨專制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如滿清之反法戰爭壹樣,由鄧矮子拍板,中共攜「改革開放」的斜陽下的春風,打了壹場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中共軍雖然取得了諒山等大捷,但因為中共壹貫實行賣國求穩/壹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奴」的基本國策,依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於１９９０年將老山/法卡山等中國國土地乃至中共軍人的」烈士陵園「壹道,拱手送給越南,令準備好丟臉的越南人喜出望外.滿清在堅持王朝專制體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和企業制度,開放對外貿易,主要目的是實現「堅船利炮」,以對外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對內能夠更有效地鎮壓以「家奴」的反抗.滿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國家出現了二十多年的繁榮局面.但是,由於滿清統治者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結果搞得很不配套,滿清官員,亦官亦商,官商不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企業,成了官商勾結/貪汙腐敗/侵吞民脂民膏/國家資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由於制度落後,導致體制內外人的素質落後,新設備不懂管/新技術不會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後瘋狂滋生的腐敗,導致滿清花大錢買來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開了戰才知道:槍是廢槍/艦是陋艦/彈是啞彈.

　　甲午壹戰,滿清龐然大物竟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得落花流水,實在是造成了中華兩千年來的奇恥大辱,即便當年衰腐至極的明朝,都不曾輸給過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幾乎同文同種,同樣搞了改革,現在壹優壹劣,對比明顯.大批的讀書人由是看出了滿清「改革」的治標不治本性,終於忍耐不住對專制腐敗統治的不滿,發起「公車上書」,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搞君主立憲.以光緒帝為首的滿清統治集團開明派,看到危機日深,不變法滿清即將復滅,也決心搞君主立憲制,順便在改革中奪回實權.但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終於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發動政變,非法軟禁光緒帝,將改革派骨幹分子譚嗣同/劉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頭,身首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

　　自中共國毛賊時代晚期伊始,由於文革的慘痛,國人開始逐漸認識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鄧矮子為延續中共壽命而被迫打開國門,在「垂死」的「美帝國主義」/「水深火熱」的臺灣同胞興旺發達的事實面前,經歷過文革的大批國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國後的暴虐欺詐歷史,中華天地間涌動着反思啟蒙的春潮.由於鄧矮子的所謂「改革」壹開始就是以保中共專制為目的,只准改經濟,不准改政治,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鄧矮子還拋出「四個堅持」,以之為由,遲遲不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由於沒有民主和新聞自由的監督,鄧矮子發起的所謂「改革」只給廣大老百姓帶來了五/六年的實惠,就愈來愈畸變為中共特權「官倒」貪汙腐敗/化公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奪之路.已經有些覺醒苗頭的八十年代的廣大知識分子終於忍耐不住這種新式的專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壹再發出聲音,向中央上書,要求「變法」,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新聞自由.另壹方面,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開明派,看到中共壹黨專制已沒有出路,不民主,經濟改革也改不下去,不變法,中共即將有亡黨危機,也決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的耐心和溫和暫時地催眠了鄧慈禧,「黨政分開」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寫進了十三大報告.但是中國的民眾壹直有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歡走兩個極端,情緒泛濫/壹哄而上/壹哄而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他們對趙紫陽壹點耐心都沒有,還懵懵懂懂以為是趙紫陽幫着鄧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憤之下,走上街頭「反官倒」,「反腐敗」,掀起全國範圍的促共改良的遊行示威浪潮.民眾企盼清官聖人壓倒了民主訴求,他們懷念胡耀邦這楊的清官,卻對趙紫陽這樣的致力於政改,以求從制度上根治腐敗問題的改革家熱情不高.這使得八九民運實際上變成了對趙紫陽的發難:紫陽已經保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要遊行大軍見好就收,學生領袖卻頂着不干,因為擔心自己回去後會被學校開除.這樣壹來,就給中共眾元老留下了趙紫陽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縱遊行示威的印象.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當年的榮祿/剛毅等頑固派要求廢黜光緒帝那樣,強烈要求鄧慈禧廢除趙紫陽.

　　這趙紫陽同當年光緒帝性格相似,卻連光緒帝還不如,光緒帝在怎麼軟弱,面對慈禧的專權,還敢主動出擊,下密詔令康有為等人發動政變,欲軟禁慈禧,趙紫陽卻明知道人家已經拔刀,準備對他下手了,卻不敢向立場並不怎麼堅定的戒嚴部隊振臂壹呼,以軍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們拒絕開槍/忠於人民.他連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流淚.中共反動派虛驚壹場,他們最怕的就是趙紫陽和軍民聯合起來.

　　壹旦聯合起來,中共立馬玩完.這樣的強烈刺激終於驚醒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火龍」,於是應驗了預言「火龍蜇起燕門秋,完壁應難趙氏收」,中共頑固派保守派全面沉渣泛起,數以萬計的民眾被中共軍隊槍殺/坦克碾死在北京街頭,身手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六四變法失敗之慘,遠比「戊戍六君子」更慘.而軟弱的趙紫陽,也象光緒帝壹樣,被中共紅朝的「慈禧」軟禁到死.

　　鎮壓了戊戍變法後,慈禧縱容義和團盲目排外,結果遭來八國聯軍重創,元氣大傷.滿清於內外交困之中,被迫實行新政,全面開放市場/招商引資/引進西方機制,造就了經濟的表面繁榮但是滿洲特權統治集團依然拒不實行君主立憲.專制王朝體制與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不配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慈禧死後,其接班人攝政王載灃不僅不趕緊抓住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後時機,反而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權的「執政能力」,以立憲為名,炮製出皇族假「內閣」,並壹再拖延實施憲政的時間.載灃資質平庸,無能無功,卻企圖效法多爾袞,結果滿清王朝土崩瓦解.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後,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經濟制裁,三年內「經濟滑坡」/元氣大傷.內外交困中,鄧慈禧急忙拋出激進的經濟改革,「摸着石頭過河」,打造市場經濟,以賣國損民破壞生態環境的「優惠政策」瘋狂招商引資,搞新時期的「大干快上」運動.熟料在毫無民主監督和社會公正的機制下,「市場化改革」通統黑箱作業,成為中共官僚特權紅頂奸商進壹步牟取暴利/剝奪廣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瘋狂的新掠奪運動.

　　倚賴外資,中共國十多年來取得了表面的經濟繁榮,但是,生態環緊嚴重惡化/貧富極度懸殊,社會空前腐敗/假冒偽劣泛濫/道德敗壞誠信危機.十多年來,老百姓的低工資血汗儲蓄已經被中共「房改」/「醫改」/「城改」/勞動險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產業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錢騙子股市將廣大經濟動物騙得血本無歸/日益凸現的通貨膨脹優勢的剩餘儲蓄大副縮水.眼見可榨民脂民膏的項目所剩不多,江賊民時期竄升上來的貪官奸賊乾脆撕下紅色道德遮羞布,誘騙農民賣血「致富」,大搞圈地運動/強迫拆遷/搶田奪地/上房揭瓦,勾結奸商,將地皮房產炒成天價,再伺機攜巨款潛逃.現中共眼見在房地產肥缺所剩無多,且激發的民怨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搖身壹變,藉口穩定房價,欲徵收房地產重稅,圖謀新壹輪掠奪.

　　過渡式政治小丑江賊民踏着六四大屠殺的鮮血上臺,僵某人的施政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政治上沿着六四後眾元老圈定的強化黨專制保守路線走到底,經濟上沿着鄧慈禧１９９２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權壟斷市場的偽市場化改革走到底.僵某人精通上海灘流氓癟三籠絡平衡術,以僵化停滯成功地阻斷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幾十年來如壹日.鄧慈禧死後,江賊民企圖建功立業,他東施效顰地效法毛賊冬,發起文革式的迫害法輪功運動,企圖樹立自己的淫威,結果搞的內外交困,將自己連同中共在國際上徹底搞臭.江賊民就是中共御用詩人臧克家所說的那種「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的人。

　　繼江賊民之後,胡錦濤與習近平不僅不趕緊抓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後的時機,反而妄圖加強中共專制的「執政能力」,壹如載灃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制的執政能力,胡錦濤高唱「以人為本」/「依憲治國」/「建立和諧社會」的動人曲調,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進壹步加強言論信息封鎖/嚴打意義人士/良心記者/律師/悼念趙紫陽的普通民眾,縱容流氓截匪/動用公安武警特警,對合法上訪的廣大民眾狂毆濫捕,如同對待國家敵人。胡錦濤與習近平沒有胡耀邦的高風亮節,更沒有趙紫陽/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改革氣魄,甚至沒有賊泯同誌的流氓癟三權術伎倆,他無能無功,卻要效法毛賊冬/金正日,結果加快了中共紅朝瓦解的時間表.從江賊時代到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社會積壓的眾多的尖銳矛盾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整個社會如同壹個被中共特權集團貪慾慾火焚燒/不斷加溫的大鍋爐.在不斷加溫的情況下,中共對積攢的怨氣不僅不開閥疏導,還試圖將所有的出氣孔統統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現在,似乎疏導也來不及了,沖天的怨氣已從擠開的裂縫中向外無序噴發,中共就像忙瘋了的救火隊員,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滅中共特權集團貪慾慾火,否則在水燒乾之際,整個社會大鍋爐將熔化/爆炸/解體,雖然沒有了中共,但在毀滅的生態和崩潰的廢墟上也建不成自由民主的中國,中華民族就真的永遠亡國了。中共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統治,竟不惜把中華子孫後代往火坑裏推。

　　綜上可見,滿清末年與中共紅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後毛賊冬的歷史幾乎就是滿清在鴉片戰爭後的歷史的重演,只不過中共比滿清更邪惡/更反動.滿清雖然鎮壓了戊戍變法,但後來還是認同了政治體制改革,準備搞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僅鎮壓了六四運動,至今仍然公開拒絕接受三權分立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載灃再怎麼反動,還模彷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內閣」(儘管是「皇族內閣」),並在各省設立了名副其實的省議會—諮議局,中共卻連個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後的十多年來,沒有壹絲壹毫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滿清於１９０８年廢除了弊端重重的科舉制度,中共至今不願對「當代科舉」—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滿清末年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壹部新聞法—<大清報律>,清亡三十八年後上臺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沒有任何新聞法出臺,對新聞的管控打壓無法無天。

　　總的來看,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復.中共是共產極權與滿清王朝陰魂結合而生的紅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國共產邪教當兇殘的共性,又是世界專制王朝之冠—滿清王朝陰毒統治術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共產眾邪黨中最狡詐/最兇殘的壹個,所以它在蘇東解體十五/六年之後,仍然苟延殘喘,它妄圖向滿清那樣長壽.但是歷史的重復不是簡單的重復.中共政權根本沒有當年滿清政權賴以長壽的國際環境.滿清入主之際,壹家獨強,沒有強大對手抗衡,也沒有外敵的強力挑戰,入主之後的兩百年裏,西方世界正處於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體的轉型期,羽翼未豐,無力對滿清施以壓力和衝擊,當時的民主自由理念遠未成熟,通信遠不發達,無所謂「國際輿論壓力」。所以,滿清可以長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礎上長期統治.中共自產生之初就遭到各種「敵人」的抗衡,「解放」之後壹直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世界的挑戰,又未能像當年滿清那樣拿下臺灣,身旁有日益興旺發達的「中華民國」作參照,始終處於世界上清醒正義輿論的譴責聲當中.如今,中共的共產世界盟友的主體陣營已全面崩潰,美國對獨裁國家的攻勢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來越迅猛,臺灣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對中共過挖心式的參照。由於中共的共產主義經濟早已破產,被迫開放了門戶,類晚清格局提前出現,象毛賊冬時代那樣的全面愚民已無已為繼。

　　在這樣的內外交困的形勢下,中共絕不可能享有滿清那樣的長壽,而且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極權中國與新加坡之間存在的區別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提到新加坡，人們腦海中往往會想到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法治昌明等符號。至於新加坡的政治，略有了解的都知道其政治的威權主義特性，卻時常忽略了其民主主義的壹面。

　　誠然，新加坡不是完全的民主國家，其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帶有明顯的威權主義、家長制色彩。與西方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民主國家相比，新加坡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與專制主義的距離，更大於與完全民主的距離。新加坡的民主雖不完善，但其民主的壹面是真實的、有力的、得到制度和法治保障的。而且，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由於其保有了壹定的民主政治成份。

　　有限但真實的民主

　　自1965年建國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國，實行多黨制、普選制。作為權力重心的國會，其絕大多數成員由壹人壹票的選舉產生。而少數並非直接由選舉產生的“非選區議員”，恰恰是特意留給反對黨的席位。長期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擁有國會大多數席位。

　　國父李光耀雖然曾以鐵腕手段對付反對派人士，但也明白保留反對黨、對執政党進行監督與制約的重要性。李光耀時代，雖然對於許多知名的反對黨人士如林清祥、詹時中、惹耶勒南等人進行了打壓，但除建國前期的“冷藏行動”之外，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李光耀和執政集團對待反對黨，採取的是限制而非消滅的態度。新加坡始終存在政治反對力量，而非極權國家那樣政治被執政集團完全壟斷。新加坡的反對黨的確是壓抑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生存空間的。而例如“非選區議員”制度，更是壹種對孱弱的反對黨的扶持措施。壹黨獨大、多黨並存，是新加坡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徵。

　　而後李光耀時代，即前總理吳作棟至現任總理李顯龍執政時期，執政集團更加開明，對待反對黨人士及政治反對活動更為寬鬆，政治多元化趨勢也越發明顯。例如開放芳林公園作為新加坡唯壹可以進行政治抗議活動的場所、實行總統直選等。進入21世紀，新加坡政府對於反對黨的暴力打壓基本絕跡，只有少數通過法律手段壓制反對黨人士的案例。

　　不同於壹些國家的“民主黨派”實際上為執政黨的“衛星政黨”、“花瓶黨”，新加坡的反對黨及成員均是獨立自主的，與執政黨是競爭關係而非依附關係，是執政黨的批評者而非附和者。新加坡反對黨的資金來源於黨員和支持者的貢獻，不依靠政府的任何資助或撥款。

　　在新加坡，反對黨的政治活動、競選活動，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像專制國家的獨立候選人被政府和黑社會騷擾威脅，新加坡反對黨人士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開展競選活動。壹般情況下，只要不涉及侮辱誹謗及種族主義言論，反對黨可以暢所欲言。而新加坡的強力機構即警察、軍隊，均嚴守政治中立，不干涉和破壞反對黨的運作。這是新加坡反對黨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真實性的體現。

　　多黨競爭機制與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壓力

　　李光耀認為，反對黨的存在可以給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造成壓力，使得執政黨不敢懈怠，必須施行善政良政以獲得人民認可。事實證明李光耀的判斷是正確的。自1980年代以來，反對黨以20-40%得票率對執政黨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尤其最大反對黨工人黨，根基深厚、政治綱領鮮明，在部分選區有着很高的支持率。2011年新加坡大選，執政黨得票率僅為60.14%。若不是有集選區制等特殊選舉制度，執政黨在國會的席位將大幅減少。

　　新加坡實行的是特殊的小選區制，即單選區＋集選區制，而非比例代表制。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執政黨獲得的國會席位比例要遠大於其得票比例。因為執政黨只需在各選區以相對多數獲勝，即可拿下選區全部議席，而不用按照得票比例分配。這無疑利於整體選情占優勢的執政黨。如2015年大選，執政黨就以69.86%的得票率，奪得93.26%的候選席位；今年的大選中，執政黨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位。

　　但這樣的選舉制度，也使執政黨面臨巨大壓力。因為各選區參選的執政黨候選人（許多是內閣成員或准內閣成員）必須與反對黨針鋒相對的爭奪每個選區的席位，不能像比例代表制下那樣因排在候選人名單前列就高枕無憂。即便是總理李顯龍，也需要親自參與競選以擊敗反對黨候選人，否則就將丟失總理壹職。各選區候選人需要走街串巷、傾聽民聲，及時了解選民的需求，才能得到選區居民的認可。作為執政黨候選人尤其競選連任的候選人，還需要檢討執政期間的過失，改進政策，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才有機會再度得到選民的委託。

　　以住房問題為例。對各國民眾尤其物價昂貴的壹線城市民眾而言，“住有所居”都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在官商勾結或資本膨脹的國家和地區，人們面對高昂房價望樓興嘆。即便買得起房，也會面臨長期還貸的壓力，成為“房奴”。

　　而新加坡政府將解決居民住房需求作為執政的重要目標，由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以低於市場價向本國國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居住年限為99年的“組屋（相當於產權房，比中國70年的產權年限還多29年）”。此外，還向畢業的大學生及弱勢群體提供住房補貼，保證每個新加坡國民都買得起房。試想，如果新加坡國民整天為房價焦頭爛額、怨憤滋生，執政黨還能長期保持政治優勢嗎？

　　執政黨努力做出成就、改善民生，急民之所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反對黨有力的挑戰。每五年壹次“大考”中，部分選區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票差僅有10%左右，執政黨稍有不慎就會被翻盤。如2011年的阿裕尼集選區和今年的盛港集選區，就是反對黨以微弱優勢力克執政黨、“翻身”取勝的例子。這說明，即便執政黨在經濟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做出很大成就，還面臨要“做得更好”的壓力，以及年輕選民求變的呼聲。如此激烈的政治競爭下，執政黨豈敢懈怠。

　　更進壹步，如果執政黨出現重大過失，如今有利於執政黨的選舉制度，可能反而讓反對黨獲利。正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利於整體選情占優的壹方。以六成選票得到九成席位的情況，完全可能發生在反對黨身上。因此，執政黨時刻面臨嚴峻挑戰，不許發生重大的執政失誤，否則將滿盤皆輸。如清廉、高效、遵守法律，是對執政團隊最起碼的要求。如果發生像中國那樣的“塌方式腐敗”，執政黨必定在選舉中輸的壹敗塗地。

　　理性框架規範下的國會論爭

　　在國會議事中，反對黨成員在各項議題上詰責、批評執政黨，有效的發揮了監督與制衡的作用。當然，不像臺灣地區立法機構那樣經常上演“全武行”，也不像歐美許多國家國會那樣以“冗長辯論”等方式拖延僵持，新加坡國會議員壹直以溫和理性的風格示人。但這不意味着他們是獨裁國家議員那樣的“橡皮圖章”，只是議事風格與其他民主政體不同。

　　有評論家認為，新加坡政治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批判的時候還能保持理性。雖然此評論有為威權政府貼金之嫌，但也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特點。如臺灣“立法會”經常上演的肢體衝突，並不是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表現。甚至有些衝突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行為。新加坡國會議員沒有各種激烈言辭和誇張的肢體動作，並不代表議員不關心國民利益。如多年以來壹直坐在李顯龍對面的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經常就爭議問題對執政黨發問。

　　如在李光耀老宅事件上，劉程強等反對黨議員的言辭不可謂不尖銳，促使李顯龍正面回應相關質疑；針對互聯網假新聞立法問題，畢丹星等反對黨議員充分表達了對法案可能成為執政黨打壓異見工具的擔憂。同時，國會特委會還邀請公民組織成員參與相關立法的聽證會，辯論長達4個半小時。在諸如是否接納更多移民、如何防治新冠疫情等議題上，反對黨也都提出與執政黨不同的見解。這些論辯都通過視頻形式公開在新加坡公共傳媒，接受國民的品評與反饋，形成民主參與的良性循環。

　　法治與善治的基石皆為民主政治

　　在國際各項排名如清廉指數、法治指數、經商容易度指數上，新加坡往往位居前列。其中，極高的法治水平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為新加坡增色甚多。新加坡的政府機構以高效聞名於世；遠較歐美大城市優良的治安，讓人們對新加坡贊不絕口；作為國際投資的熱門地區，新加坡良好的營商環境也依賴於法律的完備和治理的高效。

　　而有不少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將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歸結為其實行威權主義制度。這的確有壹定道理。威權統治減少了多種政治力量間的拉鋸與內耗，權力集中利於決策的果斷和執行的迅速。相較於歐美，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顯得乾淨利落，充滿力量。因此，許多人也主張中國效彷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治模式，實行法治至上，而非效彷歐美的民主政治。甚至，壹些人將民主與法治對立起來，認為民主會帶來低效、混亂，只要法治不要民主。

　　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說，民主與法治互為表裏，缺壹不可。沒有法治的民主，就會使民粹泛濫、社會無序；反過來，沒有民主的法治，必然淪為專制者的工具，喪失法治的公平性與獨立性。

　　具體到新加坡，這樣的道理同樣成立。新加坡固然是威權主義體制，其成功也與威權主義的高效有壹定關係。但人們卻忽略了其威權政治中的民主成份對法治與善治的影響。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政治的鐵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壹個專制政權不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新加坡沒有多黨競爭和真實的普選，即便高薪養廉，也難免腐敗的壹塌煳塗。遏制腐敗的法律如操縱在執政集團手中，其首要目的是維護統治，必然不能全力反腐。專制的中國大陸，就是只會選擇性反腐，將反腐作為政治鬥爭、排除異己的工具。

　　專制政權不僅導致腐敗，還會使用暴力維護統治，獨占政治權力，剝奪人民的權利與自由。而國家法律自然取決於統治者的意誌，變成人治的手段。試想，如果新加坡沒有真實的民主選舉，其法律的制定、修改、詮釋和執行，又有誰來約束和監督呢？沒有民主，被隨意操弄的“法治”還有什麽權威性和可信度？那樣的新加坡還是法治社會嗎？人民對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國家還有什麽信心？又如何吸引外部投資和人才入駐？

　　同樣，良好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也需要民主作為保障。如前所述，正是由於反對黨的挑戰、政黨輪替可能性帶來的壓力，促使新加坡執政黨提高效率、改善施政，真正服務於人民，以保住執政地位。如果沒有了民主框架下的多黨競爭，其政權高效和良政的動力何在？難道靠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崇高理想嗎？前蘇聯、中國已經給出了答案。如同開放和競爭造就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國家治理的進步也需要民主政治的活力。

　　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均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沒有民主，只有威權，新加坡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國民更不會有現在的生活質量。而試圖只學習新加坡的威權主義，而排斥新加坡民主政治尤其多黨制和普選，是不可能復制新加坡的成功的。沒有民主的威權，就是純粹的專制，與法治和善治無緣。

　　正在走向更加民主的新加坡

　　必須承認的是，新加坡的民主的確很有局限性，其威權色彩濃厚。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集團控制着立法、行政機構，並且實質上也深深的影響着司法機構。現在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依舊是壹黨獨大，反對黨不僅弱小，還面臨着執政黨多種方式的打壓。反對黨人士時常面臨來自政府的法律訴訟，以及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謹言慎行以免得咎。而實現民主最主要的手段即國會選舉制度，本身就是有失公正、利於執政黨而不利於反對黨的。總體上看，新加坡還是強調秩序多於自由、發展優先於平等的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國家。

　　不過新加坡政治和社會正在悄然發生改變。新壹代新加坡公民的權利意識更加強烈，也更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近10年來反對黨的聲勢日益增強就是例子。今年大選，反對黨破天荒的贏得兩個集選區，就和年輕壹代求變的心態有關。即便執政黨做的還不錯，許多國民也不再抱有守成的觀念，而是希望政壇有更多不同的聲音。新加坡的公民組織不斷增多，新壹代公民運動人士正在成長，證明新加坡國民不滿足於物質生活的豐富，更多的人積極追求政治權利與自由。

　　新加坡的經濟早已進入第壹世界，政治不會壹直落在後面。新加坡人已經以行動證明了對政治革新的渴望，走向更加民主是大勢所趨。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會更加明顯，威權主義會逐漸褪色，民主政治將蓬勃發展。這不僅對新加坡是利好，也給了華人社會壹個優秀的示範。效率與秩序是必要的，但民主更是不可或缺。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秩序，才會真正穩定；民主政治前提下的效率，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對中國大陸而言，需要學習新加坡的，是它的民主而非威權，是它的法治而非酷刑。而拿新加坡威權主義為專制背書的，屬於故意歪曲事實和選擇性解讀。未來的民主中國，自然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無論什麽道路，都不能繞開民主政治，不能捨棄政治多元化和普選制等現代民主國家應具備的基本要素。

反民主人士的反智傾向

作者 鐵戈 寫於 二零一三年

　　長期來普遍流傳着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希特勒是靠民主選舉上台的，這一觀點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它給了那些反對民主、妖魔化民主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正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普選製造就了希特勒，賦予他掌控國家的權力，從而導致他上台後犯下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駭人聽聞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也正因如此，民主選舉不僅對此負有直接的責任，而且也證明了民主制是不可靠的，即使民主制也會選出一個獨裁者，也會造成可怕的不堪設想的後果。

　　的確，這一事例似乎使民主陷入了悖論。然而在事實上，這一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只是簡單地從表面現象得出的輕率結論，有必要澄清一系列關鍵性的重大歷史事實，並對這一觀點予以逐一駁斥。

　　這個問題需要先從三大方面的歷史事實來進行剖析。

　　其一：違背憲法與民主的程序奪取最高的權力

　　當時的德國在實際上彷效了美國的總統制，擁有實權的民選總統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總統有權指定總理並責成其組閣。憲法規定總統有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希特勒上台前，在歷次全民普選的民主選舉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半數以上的選票。1932年3月在角逐這一最高權力的總統職位的大選中，希特勒得票30.1%，而興登堡則得票49.6 %。但在第二輪關鍵性的決賽中，興登堡得到過半的19359983張選票，占53%，當選國家最高領袖——總統。希特勒則得到了13418547張選票，占36.8%。始終沒有過半。

　　同年7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13745000張選票，占全部選票的37.4%，在國會608個席位中擁有了230席，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11月重新舉行的選舉，雖然丟了200萬張選票，喪失34個議席，儘管是國會第一大黨，並不等於希特勒納粹黨獲得了最高權力，也不等於他必然能擔任德國的內閣總理，更不等於他獲得了總統興登堡所具有的最高權力。

　　選舉結束後，當時的希特勒只是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副總理，置於總理馮·帕登（Von-Papen）之下。但被希特勒所拒絕。他要求的是總理的職位。興登堡從來沒有對希特勒懷有信任，他始終認為納粹黨是一個激進主義和粗俗本性的政黨。

　　興登堡和希特勒曾於1932年8月13日在柏林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談的內容由總統的內閣總理奧托·邁斯納 （Otto Mei?ner）所記錄和保存。在這次短短的會談上，希特勒堅決地要求他和他的黨獲得國家和政府的全面和完整的領導權。

　　對此，興登堡總統堅定地否決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明確地回答希特勒：他沒有理由在上帝面前、在良心面前，將國家和政府權力移交給一個單獨的政黨，尤其是一個對異見者抱有偏見的政黨。

　　從當時魏瑪憲法的民主程序來說，興登堡是希特勒獲取最高權力的最後障礙。無論納粹黨的勢力已經何等地強大，但希特勒還是無法逾越這道最後的障礙。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在各方包括來自兒子方面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並在希特勒同意用抑制黨衛隊的方式來換取軍隊的支持作為交換的條件下，尤其當興登堡和他的助手們以為可以用“馴順”的策略（taming strategy）來對付希特勒的時候，最終同意"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的重任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然而這並不等於希特勒已經完全地獲得最高的權力。

　　但是在1934年8月2日，87歲的總統興登堡元帥去世後僅三個小時，希特勒就立即迫不及待地就宣布取消總統職銜，無視和擯棄了民主與法律的程序，將總理與總統的職務合併為一，稱為元首兼國家總理。只是在這個時刻，希特勒才成為至高無上的元首。

　　在沒有新的選舉的情況下，希特勒接管了總統的權力在技術上和法律程序上是違反了“魏瑪憲法”以及“授權法”的。而“授權法”則明確禁止他以總理的權力干涉共和國總統的最高權力。

　　1932年“魏瑪憲法”有一個修正案，規定在新的選舉之前，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而不是總理來代理總統的權力。然而，當希特勒成為法律本身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於反對了。

　　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努力來利用它的，一旦獲得權力，民眾就同權力分離，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和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一切已為時已晚了。

　　其二：利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奪取政權

　　從表面現象來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按照合法程序被選民推上台的，但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爭取合法途徑奪權的幾乎所有手段，都是非法的，都是對憲法原則的公然踐踏：遠在1921年7月，希特勒取得對納粹黨的領導權後，立即着手建立納粹黨的武裝力量。同年8月，專門負責在他舉行集會時維持“秩序”的那些武鬥隊演變成為一個身着戎裝的準軍事組織。正是這個武裝力量，在希特勒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一個肆意破壞民主憲政的衝鋒隊。

　　到1933年為止，衝鋒隊在全國挑起的武鬥案件達4萬起。連續不斷地製造了恐怖事件。他們進行的毆鬥、謀殺、爆炸和暗害活動扼殺了一切進行政治討論和反對者的政治空間，是德國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為嚴重和混亂的局勢。衝鋒隊為希特勒上台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不久，希特勒不斷壯大自己的貼身衛隊黨衛隊以取代衝鋒隊位置，而黨衛隊只效忠希特勒一人，同時具有軍事性質和秘密警察性質。到三十年代中期，黨衛隊的4.5萬名秘密警察已分布全國，監視着敵視政府的一切活動，它的6.5萬名保安警察和280萬名風紀警察，保衛着希特勒的安全；它的4萬名看守人員在20座集中營和附近的160座勞動營殘酷迫害無辜的“犯人”和反法西斯戰士，它的10萬名保安處情報人員，密切地監視着國民的思想動向，幾乎控制着整個德意志民族。

　　由此可見，希特勒在實際上是一直以破壞和擯棄民主程序的各種強力的手段來奪取最高權力的，而不是依靠遵守民主的程序和法則達到這一目的的。

　　德國歷史上的 "魏瑪憲法"從紙面上來說，幾乎是二十世紀最自由、最民主的憲法之一，"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85頁）然而“魏瑪憲法”的失敗，不等於民主制本身的失敗。這只能說，民主制不是天生完美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一個過程，但這不是因此而取消它和否定它的理由。

　　其三：摧毀民主的基礎 鞏固獨 裁的政權

　　當希特勒還在上台之前就已經用非民主的、暴力的手段建立準軍事組織來遏制鎮壓一切反對者（這一點興登堡早已覺察和警惕並反感）的時候，魏瑪憲法的民主基礎就已經被破壞了，在這樣民主基礎被破壞的情形下，紙面上的民主必然會被強權所征服，成為形式，淪為工具，至於上台後的種種手段，只是對民主制的徹底破壞而已。

　　一旦希特勒接替去世的興登堡總統職務後，立即公然違憲地將總理和總統職務合併為一，奪去了最高的國家權力，立即開始公開地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國家機器解散各黨派、宣布納粹黨為德國惟一合法政黨、取締工會和一切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同時為迎合自己的支持者而大力開展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剝奪猶太人的所有合法的公民權。所用這些手段，都在徹底摧毀民主的社會基礎和必要條件，正是依靠這些手段，鞏固了他個人的獨裁的極權。

　　民眾的選擇需要承擔責任，也需要付出代價，但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華麗的辭藻和欺騙的手段來利用它，掌控它。在這個時候，似乎權力還掌握在擁有選票的民眾手裡，而一旦達到目的掌控了權力，民眾就喪失了選擇權，不僅同權力分離，而且置於權力的掌控之下，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是已經晚了。

　　希特勒的上台只能說明當時的民主制的不完善不成熟。而民主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民選只能保證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但不能保證不出獨裁者，但這不是民主制的是與非的問題，而是怎樣完善民主制的問題。

　　民主是一個整體，由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相結合所組成的一個整體，它應當是一個全面的完善的整體的體系，兩者缺一不可。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是民主的必備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民主決不是一選了之那麼簡單，經由普遍平等公開的選舉制產生的代表掌控了國家的權力，不是民主過程的終結中斷，而是另一個過程的開始，掌控了國家權力的民選代表，即使由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產生，但如果缺乏對他的有效監督，或者說一旦他脫離了民主的監督制度，脫離了制度對他的監控，照樣會產生獨 裁者。權力具有這樣的特徵，但卻被人們所一直忽視——權力的異化作用。在缺乏和違背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在民主制不夠完備的情況下，就會產生權力的異化現象，權力就會脫離權力的賦予者的意志，對於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民主體系的一個絕對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喪失了有效的民主的監督制度和可靠的程序，就會形成這種異化的現象，造就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希特勒。

　　希特勒真是靠民主上台的嗎？

　　從希特勒的上台，我們從歷史中究竟吸取了什麼教訓？

多黨制與聯邦制的積極意義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多黨制

　　人類自古以來隨着不斷發展，無論哪個國家的社會結構，都不是單壹的，而都比較復雜。由於人們的階層、職業、教育、財富、信仰、年齡等不同，必然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必然會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利益訴求和政治要求，因此自然形成不同派別或政黨，以至自然衍生多黨制，即自然衍生多黨並存且競相執政的政治制度。而這不僅是多黨制產生的理論根源，也是多黨制形成的現實基礎，還是多黨製發展的社會前提。

　　儘管自古以來人類就日漸形成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可因為遭受專制嚴酷的管控，所以不能實現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直到1688年英國通過光榮革命推翻封建專制而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後，才開啟托利黨和輝格黨兩個政治派別並存且競相執政的多黨制先河，過後，不僅得到逐漸完善，還在世界上蔓延開來。

　　僅法國1789年大革命後，就有30多個政治派別在活動，並且參加了當時國民議會的選舉。這些政治派別勢均力敵，沒有壹個政治派別能夠左右政局、取得穩定的多數。為了爭取議會多數上臺執政，各個政治派別便結成聯盟參加競選。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以後，法國正式確立多黨並存且競爭的政黨制度。

　　隨着議會制度在歐洲大陸的推行和發展，德國、意大利、愛爾蘭、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希臘等國也實行了多黨制。而多黨制興起於歐洲大陸國家的主要原因，壹是這些國家社會結構比較復雜，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多黨紛爭的局面；二是在選舉制度上，這些國家普遍採用比例代表制或少數代表制，以至於使壹些小黨也能取得選票，爭得壹定數量議席，從而在議會選舉中難以形成取得絕對多數議席的大黨，而這種選舉制度有利於鞏固多黨政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多黨制。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雖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允許任何政黨都可以單獨或聯合參加競選，並在占議會多數席位情況下單獨或聯合執政，但實際上壹個政黨單獨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而執政的情況極少。儘管黨派聯盟是多黨制下常見的政黨參與競選和執政的形式，可是由於各政黨代表的利益和政治主張不同，因此導致由黨派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難以穩固，進而往往導致政權更迭頻繁。

　　隨着多黨制的發展，多黨制逐漸分為三類：壹是溫和多黨制（限定多黨制），以德國、比利時、瑞典、盧森堡、丹麥、瑞士和荷蘭等國為典型，其特點是：政黨數量壹般在3——5個，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小，政黨間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是向心力競爭，允許出現聯合政權並且具有鼓勵聯合政權的政治結構，政局比較穩定。

　　二是極端多黨制（分極多黨制），不妨以意大利、法國、德國(魏瑪共和國)為例，尤其是歷史上的魏瑪共和國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為代表，其特點是：政黨數量6——8個或更多，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大，政黨分散化傾向嚴重，左翼和右翼存在着互不妥協的純綱領政黨。相互排他的在野黨勢力向執政黨挑戰，壹個或幾個政黨占據着中間位置，展開多級競爭，向心力受阻，離心競爭盛行，政權交替頻繁。有機會掌握政權的大多是中右或中左勢力，部分政黨常常被排除在政權之外，因此存在着不負責任的在野黨，缺乏公平競爭。極端多黨制常常造成政局不穩，如1946年——195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11年半就更換了20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時間不過半年，最短的僅僅只有2天。意大利1945年到1979年34年中就更換了37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平均不到壹年。

　　三是壹黨獨大制。壹黨獨大制是多黨制中的壹種特殊情況，即在壹些國家中，進入議會的政黨不止壹個，但政權長期為壹個政黨壟斷。

　　從理論上看，其他政黨都有執政的可能，但是實際上小黨處於劣勢，很難打破壹黨獨占政權的局面。過去，政治學界壹般把這種政黨制度視為多黨制的壹種特殊情況。後來有的政治學家提出，既然政治制度的劃分要把政黨的數目和掌權方式結合起來，那麼，執政黨長期只有壹個，就應當將其劃為壹黨制。

　　另外，多黨製發展到今天，具有以下特點：壹是聯合執政。由於政黨眾多，選票分散，壹黨往往難以單獨取得多數而執政，因此，各主要政黨往往在大選之前和大選之後組成黨派間的聯盟，來爭取選舉的勝利。

　　二是溫和多黨制政府穩定。傳統觀點認為多黨制政府往往不穩定，而實際上主要是極端多黨制國家的政府不穩定，如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國和戰後的意大利等。而溫和多黨制國家的政府都比較穩定，如荷蘭、盧森堡、瑞典、瑞士、丹麥、德國、冰島等。

　　三是選民的政治選擇更具有意義。因為兩黨制的黨綱往往向中間溫和方向靠攏，因而兩黨的政綱往往非常接近，公民的投票就會因兩黨之間相互雷同的方案所破壞，而失去政治選擇的意義，而多黨制可有效地彌補這種缺陷。

　　四是政黨對政府的控制力相對較弱。由於政府往往由幾個政黨聯合組成，這些政黨代表的利益又不盡相同，因此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誌完全貫穿到政府行為中去，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各黨派調和、妥協的結果，以至於使執政呈現兩個特點：壹方面，政策體現了各種意見的綜合性，能代表較多人的願望，因而其中的民主成份比兩黨制和壹黨制更多；另壹方面，任何政策都不能由壹黨決定，都要由各執政黨協商，因而決策的時間較長，效率相對較低。

　　五是小黨能量不可小視。小黨左右大黨在以色列表現得尤為突出。

　　比如，以色列的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分別代表左、右兩翼，他們中無論哪個黨組閣執政，不僅取決於其在選舉中能夠比對手獲得更多的議席，還取決於誰能爭取到足夠的小黨的支持，湊足120個議席中的61席，因此眾多的小黨往往在兩個大黨中待價而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不過，左右兩個大黨有時也會聯合執政。

　　又如在德國，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社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為壹方，社會民主黨為另壹方，小黨自由民主黨、綠黨的地位就舉足輕重，有些小黨忽左忽右，有時候比大黨執政的時間還多。

　　儘管多黨制存在壹些缺陷，不僅競選費用較大，而且各黨間往往互相攻擊，醜聞不斷，而政策制定不但周期長，過程復雜，連續性也不強，當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時，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選舉，容易引發政局動盪，不利於政局穩定，可這並不能掩蓋多黨制的優越性。

　　首先，多黨制國家選舉往往採用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是按照各黨派所得選票的比例分配議席，因此保證了相當小的政黨在議會中也有自己的代表。這樣各政黨分散化和分裂的現象就比較普遍，這就給為數眾多的政黨足夠的生存空間。

　　其次，政府廉潔。多黨制由於權力比較分散，壹黨難以獨掌政權，政治權力受到的監督和制約比較大，有利於減少腐敗。因此，壹般來說，實行多黨制的政府大多比較廉潔。

　　此外，由於多黨制競爭激烈，互相監督，互相競爭，因此，能夠有效遏止腐敗案件的發生。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只要做好的話，人民會繼續選擇原先的執政黨推薦的候選人連任，而做不好的話，任期壹到就得滾蛋。

　　再者，多黨制每個黨會推薦壹位最優秀的候選人，然後全民壹人壹票選出的國家領導人，更有公平性，讓人民有幸直接參與政治互動。

　　總之，由於多黨制不但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還舉足輕重，因此構築新型民主制度，而選擇多黨製作為支柱，既符合社會客觀要求，又符合政治發展規律。

　　更主要的是，儘管多黨制也有缺陷，還有待完善，可與壹黨專制相比，多黨制的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象壹黨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已在多國實施，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而今，不僅已經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聯邦制

　　不管哪個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都是指壹個國家的整體與其組成部分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國家結構形式不僅決定如何劃分國家的領土，也決定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因此不僅影響國家的興亡，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民族的前途，更影響生活的質量！

　　從古到今，世界上先後產生三種國家結構形式：壹種是單壹制，壹種是邦聯制，壹種是聯邦制。首先，就單壹制而言，單壹制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獨立主權的壹般行政區域單位組成統壹主權國家的制度。

　　單壹制國家劃分為各個地方行政區劃，其劃分是國家根據統治需要，按壹定原則進行區域劃分的結果，國家主權先於各個行政區劃存在，地方行政區不是壹個政治實體，不具有任何主權特徵。國家本身是壹個統壹的整體，只是為了便於管理，才把領土劃分成若干行政區域，並據以建立起地方政權，即各地方行使的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並不是地方固有，地方的自主權或自治權是由國家整體通過憲法授予的，各地方政權壹般沒有單獨退出該國的權利。

　　展開來說，單壹制是以按地域劃分的普通行政區域或自治區域為組成單位的國家結構形式。在單壹制國家，中央政權享有最高權力，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統壹領導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範圍內行使其職權。在法理上，單壹制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中央，而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權。單壹制國家的外部特徵是：全國只有壹個中央政權，壹部憲法，壹種法律體系，是國際交往中的國際關係主體，它的公民只有壹個國籍。而按照地方職權的大小，單壹制國家又可分為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和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下行使職權，由中央委派官員或由地方選出的官員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務，地方居民沒有自治權或地方雖設有自治機關，但自治機關受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例如法國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法國，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國家機關是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首長具有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的雙重身份。壹方面代表中央，依照中央的命令行事，對國家內政部負責；另壹方面，作為地方官員，管理壹切地方行政事務。中央可撤換地方行政首長。在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地方居民依法自主組織地方公共機關，並在中央監督下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不得干涉地方具體事務。例如英國就是典型的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英國，由各地區居民選舉產生的地方議會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政府依法監督地方議會的行為，以立法監督為主要的監督形式，中央政府若發現地方議會有越權行為，可訴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司法機關糾正。

　　其次，就邦聯制來說，邦聯制是指若幹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如軍事、經濟方面的要求)而組成的壹種鬆散的國家聯合，而其是壹種復合制的國家形式，是主權國家的聯盟，通常根據條約組建。

　　邦聯制的特點：壹是邦聯是根據各成員國所締結的條約組成，而成員國除了根據條約而明確表示讓予或委託邦聯機構的權力外，其他權力仍然保留，維持着成員國主權的完整性，即邦聯的成員國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全部主權，各自有獨立的立法、行政、軍事、外交、行政方面的全權；二是邦聯既無憲法，無統壹的行政機關，也無統壹的國籍、軍隊和賦稅，因此不是國家主體；三是邦聯對成員國沒有強制力，各成員國既可將讓予邦聯的權力收回，也可以自由退出邦聯，而邦聯對各成員國沒有強制力，也不能發號施令；四是邦聯的事務由邦聯成員國“首腦會議”或邦聯會議按條約的規定共同決定，儘管邦聯設立議事機構和協商制度，但議事機關的壹些協議或決定，必須經過成員國的認可方能生效；五是邦聯製作為由兩個以上主權獨立國家自願聯合組成的壹種國家聯盟，具有各成員國地位平等，在內政外交上互不從屬的特徵。由上可見，邦聯只是壹種國家聯盟的形式，而不是國家實體，因此嚴格說來，邦聯算不上壹種國家結構形式。

　　此外，就聯邦制來講，與其說聯邦制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實體（共和國、州、邦）結合而成的壹種國家結構形式，不如說是壹種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是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

　　聯邦制國家由各個聯邦成員組成，各成員單位先於聯邦國家存在。而聯邦成員國在聯邦國家成立之前，是單獨的享有主權的政治實體；加入聯邦之後，雖然不再有完全獨立的主權，但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聯邦成員的主權仍受到法律的保護，聯邦成員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在組成聯邦制國家時，聯邦成員單位把各自的部分權力讓渡給聯邦政府，同時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力。

　　聯邦憲法明確界定了聯邦政府統壹行使的權力和各成員國的中央政府所保留的權力，即聯邦的權力是來源於各成員國的參與。聯邦成員有自己的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和聯邦國家的最高司法、行政、立法機構不存在隸屬關係。聯邦國家的主權由聯邦和各成員單位分享，儘管聯邦政府擁有對外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各聯邦成員也在聯邦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享有壹定的外交獨立性，可以與其他外交主體簽訂壹些協議，而有些聯邦國家成員單位也可以參加國際組織。

　　現今世界上的聯邦國家，多數是在原來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體基礎上聯合而成，也有的是通過政治改革將以前的單壹制國家解構或者說重組成聯邦共和國。而聯邦制的產生是小共和國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也為了謀求共同發展的需要，而組成聯邦共和國，而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同盟，甚至遙遠的《聖經》時代。

　　據《聖經》記載，以色列諸部落為了擺脫埃及法老統治和對外幫作戰，曾結成緊密的同盟（公元前12世紀——722年）。古希臘的城邦國家結成過着名的安菲替溫尼同盟，進行了與波斯的戰爭。在希臘晚期，又出現了名垂青史的亞該亞同盟、埃托利亞同盟。而這種結盟傳統，在中世紀和近代的歐洲，仍綿延不絕。始於9世紀的德意誌邦聯，是當時存在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同盟。1291年，為了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進犯，中歐的三個自治市簽署永久聯盟條約，結成了後來發展到有13個成員的瑞士同盟。16世紀宗教改革時代，面對天主教會和世俗政權的雙重迫害，新教徒在荷蘭境內組成了尼德蘭聯省，它迅速強盛起來。但這些同盟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聯邦國家，與後者相比，是鬆散、脆弱的，學者們稱之為“邦聯”以示區別。

　　歷史上的邦聯，首要目的是共同防禦，其次才是共同發展。作為國家之間的聯盟，邦聯實際上是指揮加盟成員採取共同行動、協調彼此關係的政府間組織。它們的組織形式壹般都很簡單，最重要的機構通常是壹個由各成員邦代表組成的議會，沒有行政和司法部門。邦聯在對外方面也沒有完整的權力，加盟成員握有軍事實力，外交上的獨立性很高。這是壹種以主權國家政府為管理對象的“政府”，不可能是不脆弱的。翻開它們的歷史，雖然可以看到聯合所帶來的好處，甚至於戰勝強敵的輝煌篇章，但也到處寫着猜忌、不公、爭鬥、內亂、分裂，並不乏被外部勢力離間和征服的悲劇。

　　聯邦制正是在吸取了過去邦聯制的教訓後，通過制度創新而形成的壹種緊密的、現代的新型共同體，而首先於美國誕生。美國1787年憲法運用主權共和國組織政府的原則，來設計共同的政治組織，並明確劃分共同體與構成單位的權力，賦予共同體足夠的手段追求聯合起來的好處，建立了壹個直接對公民行使權力、三權鼎立的完備的共同政府，從而在歷史上第壹次將邦聯改造成聯邦的國家。 凡是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具有以下的特點：第壹，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是壹種聯盟關係，聯邦政府行使國家主權，是對外交往的主體。第二，聯邦設有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行使國家最高權力，領導其聯邦成員。第三，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認同於統壹的聯邦憲法，遵從代表國家利益的統壹法律。第四，聯邦各成員國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機關，有自己的憲法、法律和國籍，管理本國內的財政、稅收、文化、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務。第五，聯邦和各成員國的權限劃分，由聯邦憲法規定。如果聯邦憲法與成員國的憲法發生衝突，以聯邦憲法和法律為準。

　　具體地說，聯邦製作為壹種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作為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有兩個基本的建構原則，第壹，制定壹部有嚴格修改程序的憲法，在全國政府與各構成單位（州、省、邦）之間分割國家權力。全國政府管理國防、外交、統壹市場等與全國人民密切相關、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項，其他與各構成單位人民密切相關、能夠分別管理的壹般性事項，都由各構成單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構成單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組織權。各構成單位議會議員、政府首長，由當地人民選舉產生。絕大多數聯邦國家的構成單位都有自己的憲法，規定自己的政府組織形式。此外，聯邦制還有兩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則： 聯邦議會壹般實行兩院制，其中壹院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另壹院由各構成單位選舉或任命的代表組成。當聯邦與各構成單位發生權力衝突時，由獨立的司法機構——聯邦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依據憲法裁決。 另外，聯邦制國家各構成單位政府，在國家中具有很高的獨立地位，不同於單壹制國家的地方政府，不象單壹制國家的地方政府那樣是全國政府的下屬。根據聯邦制原則，全國政府與構成單位政府並不是核心與邊緣、上級與下級的關係，而是具有不同權力、職能範圍的政府之間的關係。它們彼此獨立，權力都有限制。各構成單位也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與聯邦在不同範圍內分別行使統治權。

　　當然，它們也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並且聯邦是全體人民建構的永久性共同體，是任何構成單位或群體無權隨意取消的主權國家。

　　當今，儘管世界上只有20多個聯邦制國家，可是，它們的人口總數在22億以上，而且占了世界大約二分之壹的土地。其中，領土最小的是拉美的聖基茨―尼維斯聯邦，267平方公裏，最大的是橫跨歐亞的俄羅斯，170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超過200多萬平方公裏以上的國家中，絕大多數是聯邦國家。而在亞洲、歐洲、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中，除了中國以外，俄羅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蘇丹無不實行聯邦制。

　　這麼多大國之所以都選擇了聯邦制，原因就在於聯邦製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壹種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而自其誕生以後，人們不僅用它來將分散的政治體結合成統壹的國家，還用它來在統壹的國家中實現不同種族、民族、語言、宗教、文化、習俗的人民和平相處。雖然聯邦制實踐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實行聯邦制或引進其某些制度安排，是迄今在統壹的國家中，處理高度差異性問題的最佳選擇。最早的現代聯邦國家之壹瑞士，就是這方面的着名典範，在瑞士的境內，生活着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別講着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三種語言的人，但他們卻結成了壹個和諧的統壹國族。在聯邦制下，分權、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為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最充分渠道。在這種情境下，“統壹性”與“多樣性”，並不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東西，而是分別與“解體”、“同質性”相對。由於存在多個政治中心，因此政治生活不像單壹制共和政體那樣由壹個全國性的單壹多數所決定，而是由許多個多數或者說“復合多數”所決定。總之，這種制度可為防止多數人的暴政、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提供有力的保障。

　　此外，聯邦主義也為人類自由所不可缺少的共和政體，開闢了非常廣闊的適用範圍。眾所周知，古希臘的城邦共和國，以直接民主為其特徵之壹，無壹不是小國，而其人口、土地還不及當今中國壹個普通的縣。所以，人類長期以來壹直為這樣壹個問題所苦惱：共和政體似乎只能適用於小國，較大的國家則需要君主或君主專制統治。而代議制為人們解除這壹煩惱作出了巨大貢獻，聯邦制更是功不可沒。雖然歷史已經證明可以通過代議制在較大的國家成功地運用共和政體，但是並沒有證明壹個大型國家如果不藉助於聯邦制是否能建立穩固的共和政體，從而成為持久的自由國家。早在1748年以前，現代共和主義的卓越奠基人之壹孟德斯鳩，就敏銳地意識到聯邦制對於小國獲得安全、大國實現自由的價值，而他的話至今仍值得銘記於心：“壹個共和國，如果小的話，則亡於外力；如果大的話，則亡於內部的邪惡……這種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夠醫治的。要是人類沒有創造出壹種政制，既具有共和政體的內在優點，又具有君主政體的外在力量的話，則很可能，人類早已被迫永遠生活在單人統治的政體之下了。我說的這種政制，就是聯邦共和國。”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此基礎上不僅發展了這壹理論，還為制衡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第壹，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在此，有必要概括壹下聯邦制的訴求。締造現代第壹個聯邦共和國的美國1787年憲法，在其簡潔而莊嚴的序言中說道：“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為了組成壹個更完善的共同體，以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的福利，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後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而法國19世紀政治家和思想家托克維爾，對於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贊不已，認為美國人民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說聯邦“既像壹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壹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美國當代着名政治學家愛拉扎爾這樣評價聯邦制：“人類，因而也是理論家對於政治的關註，聚焦在三個普遍性問題上：追求政治正義以獲得政治秩序；探明政治權力及其運用的真實經驗；利用能夠將這兩個問題統壹起來而造就良好政治生活的文明社會與文明社群，來創造壹種適宜的公民環境……而說明和包納了上述三個問題、反復表現出生命力的重要政治原則之壹，就是聯邦主義。”

　　總而言之，如果說將小國的優點與大國的優點結合起來，既使小國得到安全，又使大國實現自由，是聯邦制的追求，那麼多中心、自治、非集權，尊重多樣性，保護少數，以及維護“自由的生活”、“國內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則是聯邦制的價值譜系。

　　由於聯邦制比起單壹制和邦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從二百多年前現代第壹個聯邦制國家誕生到今天，聯邦制不僅已在許多大國登陸，還已在世界五大洲留下了成功的足跡。

　　可悲的是，對中國而言，聯邦制仍然是壹個新生事物，因為除了壹些學術討論和政治呼籲之外，除了民國有壹段時期提出的“聯省自治”以及幾部沒有實施的軍閥憲法，除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曾在對抗國民黨統治時曾提出聯邦制設想外，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聯邦制。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今，在中國提倡地方自治的壹般都是權力鬥爭中的弱勢群體，而他們的政治訴求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等到他們成為強勢群體的時候便把原來作為壹種鬥爭策略的制度構想徹底拋諸腦後。

　　進壹步說，中國之所以壹直都是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國家，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實質意義的比較，中國思想家向來都是老祖宗那口井裏的青蛙，總是跳不出自己頭頂上的那壹小片藍天。這是中國作為大國的悲劇，因為過早的統壹和中央集權扼殺了地方制度沿着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儘管在沒有外來文明的衝擊下，制度突破的可能性並不大，但高度統壹和集權無疑將中國的政治制度鎖定在固有的模式上，禁錮了思想家和潛在制度設計者的想象力，從而完全扼殺了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實踐中制度的單壹性限制了思想自由，而僵化的思想又反過來加強了制度的穩定性，排除了任何可能挑戰現有制度的替換方案。

　　由於人治文化和中央集權的制度傳統緊密聯繫在壹起，致使中國分而治之的制度實踐難以展開，因此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將聯邦製作為壹種值得認真探討的可能政體模式，以致中國從古到今都是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國家，儘管現今在法律上規定地方自治，但因各種限制而致使地方自治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因為中央政府採取各種手段嚴格控制地方政府。

　　總之，自從秦朝統壹六國以來，中國就壹直都是壹個名副其實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壹直都是地大人多、民族龐雜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壹直都是處於壹個最高權力統治之下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由於國家結構形式存在嚴重的弊端，以致不僅壹直都面對法制統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對尖銳的民族問題，還壹直都面對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

　　儘管在壹個最高權力的統治之下，國家的統壹有利於國內的和平安定，使百姓免於各地諸侯為爭奪疆土所引發的戰亂之苦，但和平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在人類的政治智慧沒有充分發揮之前，國家統壹只是簡單意味着最高統治權的集中；權力的集中也給權力的濫用造就絕好的機會，而權力的濫用反過來為社會動盪埋下了伏筆。由於制度安排不當，以致統壹只是標誌專制，而團結更是強化專制，致使原始意義上的統壹和團結未必給社會帶來長久的和平。

　　展開來講，在專制統治下國家掌握的權力未必會被用在正途上，以致國家權力越大，濫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對個人自由就越危險。如果壹個國家缺乏民主機制，那麼國家規模越大，就越容易維護專制統治，鎮壓平民以合法或暴力形式的請願或抗議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大國顯然是壹把雙刃劍。國家權力只是為安全保障提供了壹種能力，但不受控制的國家權力未必會為個人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而要保證大國給民眾帶來更多的福而不是禍，那國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否則這個不受限制的龐然大物壹旦揮舞鋒利無比的國家權力之劍，那後果不堪設想。而要限制國家權力，那就必須實行民主代議制度，保證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受到社會的控制。但光有民主制度還不夠，因為人民代表還是會濫用權力，而產生多數人的暴政。因此還須採取另壹種更直接的限制，而這就是奉行有限政府原則的聯邦制。儘管在理論上不排除單壹制國家也採納這種原則，可實際上只有建立聯邦制才能真正實行有限政府原則，因為有限政府的憲法將國家權力限制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並通過司法審查制度在個案中界定政府是否侵越了其憲法權限，從而有效控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

　　首先，由於聯邦制將國家的大部分權力下放地方，而地方自治並不是絕對的，任何地方政權都受中央政府和其它地方的牽制，因此克服了簡單中央集權的弊端。如果壹個地方通過了壓制自由的法律，那麼這個地方的居民即使沒有辦法反抗，也可以用腳投票，遷徒到更為寬容的地方去。正是由於“鄰居”的存在，每個地方才感受到尊重自由和人權的壓力，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也有利於防止各自的權力過度膨脹，不至於對權利構成太大的威脅。 其次，由於聯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而只有在這些憲法限制之下，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去制約地方政府。另外在這個前提下，需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中央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地方法規和規章不得與之相牴觸，因此只有這樣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證大國的長治久安。

　　而今，既然世界上許多大國都實行了聯邦制，為什麼中國就不能突破大壹統中央專制的思維模式，而建立聯邦制？僅從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龐雜這壹點來看，中國不但適合實行聯邦制，還能藉助聯邦制持續健康發展，而其原因壹是聯邦制不僅是經自由選舉產生的、由負責管理同壹人口群和同壹地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政府分擔權力和決策的體制，還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壹種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

　　二是聯邦制不僅使高層政府有決策權，而且也使受決策直接影響的地方社區有決策權，並保護這壹權力。同時聯邦制允許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從而促使政府對人民負責，並鼓勵公民的參與和履行公民職責。

　　三是聯邦制通過成文憲法規定出各級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分工而得到鞏固；而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區的意願。再者，政府間關係意味着在壹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問題需要通過合作解決時，聯邦國家的各級政府(國家、地區和地方)將共同努力，而國家政府往往有權調解地區間的爭端。再者，在地域遼闊和經濟多樣化的國家，各個地區在收入和社會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過國家政府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調整。

　　四是聯邦制反應靈敏，包容力強，不僅公民可以自由競選各級政府職務，還為各政黨提供為其選民服務的多種機會，即使某壹政黨在國家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內不占多數，它仍可以參加地區和地方壹級的立法和行政。

　　五是聯邦制建立在代議制民主的基礎上，因為受到選民約束和憲法限制，所以執政者不能不顧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任意發動戰爭或做其它勞民傷財的事情；由於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致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由於中央政府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而使地方法規和規章不能與之相牴觸，因而保證長治久安。

　　綜上所述，中國自古以來壹直都是壹個大國，而大國的制度意義是多種多樣的，所以未必就意味着簡單的統壹和集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與正在向聯邦制過渡的歐洲聯盟都是大國，但它們都不是單壹制國家，而中國作為壹個唯壹的單壹制大國，不僅壹直都面對法制統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對尖銳的民族問題，還壹直都面對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為什麼就不能廢除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而建立聯邦制？

　　由於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給國家和人民往往帶來更多的是禍而不是福，而聯邦制則帶來更多的是福而不是禍，因此廢除單壹制而實行聯邦制，不但是大國最佳的選擇，也是壹般國家理性的選擇。儘管中國如今不僅綜合國力不斷攀升，還具有壹定的的國際地位，但因為沒有造就憲政民主，沒有建立聯邦制，沒有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所以正在掘起中國難免重蹈復轍。而為了防止重蹈復轍，那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行專政制度，既從觀念上突破傳統的框框，又拋棄集權主義的思維模式：既造就憲政民主，又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既在理論上放手重構新的中央和地方關係，也在實踐上建立中國的聯邦制，最終不僅徹底廢除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而讓聯邦制在中國開花結果。

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制度

作者 鄭貽春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中國人如果不能夠完全徹底地破除民主的迷霧，那是根本無法進行所謂的民主轉型的工作的，那是不會也不可能建成壹個現代文明的民主社會的。中國目前所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清理反對民主的反動勢力為了阻擋民主所製造出來的民主迷霧，拆掉阻擋在民主面前的各種各樣的障礙。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能夠腳踏實地、昂首闊步地實現民主。

　　1、大言不慚地高談闊論所謂的“民主”，其實是個驚天大騙局極權專制主義者總是匪夷所思地、大言不慚地高談闊論民主，但卻從不予以實行。比如，毛澤東曾經煞有介事地談論過民主。特別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毛澤東把民主簡直是說得個天花亂墜，滿嘴吐沫星子亂飛，張口壹個“民主”，閉口壹個“民主”，但這些都不過是嘴上混氣兒而已。

　　幾十年前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黃炎培等人曾經訪問過中共統治的延安，並會見了當時的中共首腦毛澤東，於是就產生了聞名遐邇的“窯洞對”，或叫做“歷史周期律。”

　　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壹事不用心，沒有壹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壹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壹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壹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壹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當即便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之所以在延安窯洞裏講民主，是因為此時他正與蔣介石爭天下。為爭天下而講民主，是毛澤東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策略運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通過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窯洞對”而向世人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共壹心壹意地追求的，不過就是中國的民主而已。

　　經過壹番為民主而奮鬥的虛與委蛇的和瞞天過海的喬裝打扮之後，儼然民主捍衛者的毛澤東壹經掌權執政，便幾乎馬不停蹄地立刻撕下了所謂民主的假面具，凶相畢露地展現其專制獨裁的真面目。

　　通過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關於民主的壹番高談闊論，我們可以看到；（1）毛澤東跟黃炎培所談的民主，實際上是給中國人民放了壹個濃重得化不開的巨大的煙霧彈，包括幾乎同壹時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所發表的九十多篇呼籲民主自由的文章，都是花樣翻新的、琳琅滿目的和讓人眼花繚亂的煙霧彈，目的是要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以民主的名義、以民主追求者和民主捍衛者的名義，誘使億萬中國人民上當受騙。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欲蓋彌彰的巧舌如簧之下，在巧舌如簧的偷梁換柱之下，當時天真爛漫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由於不識廬山真面目，便紛紛地把壹切美好的希望、把自己的壹切，甚至身家性命，都不計後果地、壹股腦地投向給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幫助毛共推翻了國民政府，使毛共巧取豪奪地爭得了天下，坐上了龍庭。豈不知，此乃助紂為虐也！其後不久的歷史發展均已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國人民史無前例的無比悲慘的巨大劫難與巨大創痛。這，究竟是中國人民的活該倒霉，還是因為天意的安排必有壹劫？

　　古今中外的騙子從來都是搖唇鼓舌、花言巧語，簡直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可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好話說盡的目的是要博得受害人的信任。為了博取信任，什麼好話都能說，什麼毒誓都敢起。說的簡直沒得說，不容人不相信，因為這是騙子絞盡腦汁而設計出來的包藏禍心的壹個個圈套，是由美麗的言詞所編織出來的壹個個貨真價實的大坑。圈套，是讓妳鑽進去；大坑，是讓妳跳進來。騙子是只說不做的。毛共為了與蔣介石爭天下，說民主，唱民主，為了籠絡人心，便在空中給人們畫出了壹個大大的餡餅，壹個叫做民主的餡餅，豈不知，卻原來實在是個碩大無比的有名無實的民主之泡影。毛共統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何曾有過壹絲壹毫的民主？恐怕連影子都見不到，更不用提什麼其他的了。這，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提出的“興亡周期律”所做回答的意義之所在。這正是：毛共騙人無商量，謊言欺世“窯洞對”；施放煙霧搞迷惑，奪取政權方為真！（2）毛共建政之後，從來不提民主，也堅決反對民主。誰要是提民主，誰就被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誰就必然遭到迫害，不是被監督改造，就是被關進監獄或被肆意槍殺。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證明，誰要是膽敢監督中共政府，誰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誰就是太歲頭上動土。沒有掉腦袋的準備，那是根本不可能監督中共政府的；沒有倒透霉的心理預期，那就不要對於中共政府提出任何壹針見血的批評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把壹切不同意見者都視為反動派、為敵人、為反革命、為害人蟲、為牛鬼蛇神、為敵對勢力，而必須予以嚴厲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殘酷暴烈的階級鬥爭。在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空前凌厲的攻勢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頻頻出擊下，誰還敢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任何真實的想法、意見和建議？那不是自找倒霉、自找不自在、自尋死路壹條嗎？毛統治時期的社會現實，就是如此這般的匪夷所思的荒謬絕倫之風尚；（3）在毛共建政後，如果誰膽敢按照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去做，即人人都起來負責，那就必然遭受極其殘酷的乃至格殺勿論的鎮壓，誰負責，誰就倒霉，誰就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壹命嗚呼、嗚呼哀哉，死無葬身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於負責？誰還能夠負責？人人負責根本行不通，所以就只能形成人人都不負責，既不能為自己負責，又不能為他人負責的可悲可恥之狀態，而這，正是毛澤東所刻意追求的壹統天下、號令壹切的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狀態。毛的所作所為與其當初在延安“窯洞對”的說辭，大相徑庭、南轅北轍、截然相反、天差地別；（4）“歷史周期律”是毛共對於民主人士所開的驚世駭俗而又令人瞠目結舌的國際玩笑，因為信誓旦旦的誇下海口猶言在耳，再看看毛澤東篡奪政權之後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壹個國際大騙子的醜陋不堪的可恥之嘴臉。

　　應該用毛澤東沾沾自喜的和津津樂道的狗屁不通的所謂詩句“不須放屁”，來論證毛澤東與黃炎培所談論的“歷史周期律”。這，倒是更為恰如其分壹些、也更為直截了當壹些。換言之，毛澤東所說的民主，不過就是壹個崩向全國、崩向全世界的具有中共特色的響屁而已，卻熏紅了汙染了更毒化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搞得華夏故土的山上水水、城市和鄉村都汙濁不堪、滿目瘡痍，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然深受其害、創痛慘重而又無法自拔。其惡劣影響實在是既深且廣，頂風臭個十萬八千裏！

　　2、莫名其妙的“民主的陰暗面”，是極權專制主義者所灌註的迷魂湯說民主有陰暗面，目的是要否定民主、反對民主、排斥民眾，是要讓人們覺得民主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民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民主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陰暗面，就是不光明。這種說法實質上就是抹黑民主，唱衰民主，讓人們喪失對於民主的信心。既然民主有陰暗面，那麼追求民主、實現民主，也就沒有更不可能有什麼價值、什麼意義了。與其費勁巴拉地追求民主，最終獲得的不過就是民主的陰暗面而已。何苦來哉？人們要追求的是民主的光明，但收穫的卻是民主的陰暗面。既然民主有陰暗面，那還追求民主幹什麼？那不是自討苦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心甘情願地尋找不自在嗎？

　　“民主陰暗面”這種論調壹出籠，註定在廣大愚民的頭腦中產生出滾雪球的不斷放大之效應。其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消解民主的負面影響，實在是不可小覷、不容低估的。因為這種論調愚鈍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陷入在茫茫壹片的陰暗面之中而根本無法清醒過來，更看不見民主制度的光明前景。腦袋被莫名其妙的民主陰暗面給攪得都成壹片漿煳煳了，又如何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民主制度所應有的至高無上的寶貴之價值？又如何能夠認識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而躲在壹旁偷着樂的極權專制主義圖謀不軌並從中漁利的醜惡之嘴臉？

　　相信了所謂的“民主的陰暗面”，就不免中了極權專制主義者精心設計的極為巧妙之奸計、之詭計。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只要人們相信還存在着民主的陰暗面，人們就壹定會容忍現實的不怎麼陰暗的甚至有些光明了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領導或統治，人們也就根本不必追求什麼民主了。因為“民主的陰暗面”到底有什麼值得人們趨之若鶩、孜孜以求的呢？還是不要有什麼幻想了吧，還是要老老實實地、本本分分地做壹個順民、奴隸或奴才了吧。

　　民主有什麼好？壹天到晚鬧哄哄，搞得四鄰不安，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亂，況且，民主也不應是東方人，尤其不應是中國人所享有的。因為根據中共黨魁的壹貫指示，中國人素質低、人口多、南方北方溫差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而且底子薄、文盲也不少。如此等等的不利條件均證明，搞民主還不成熟，還遠不是時候。另外，即便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啊。那得等，等到建國壹百周年，即2049年或以後再說吧。至於等死了多少人，至於把多少中國人都給泡得流稀、都成轉不過彎的腦殘，那就只有天曉得了。不過，中共的歷屆黨魁壹直極其頑固、信心十足地認為，中國人壓根天生就不適宜於搞民主。

　　有個外國人前不久寫出了壹本有關“民主的陰暗面”的着作，說的是種族大屠殺是由民主所引致的。其實，這種肆意栽贓民主的論調純屬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無事生非，牛頭不對馬嘴，簡直不值壹駁。但“民主的陰暗面”之論調卻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民主是危險的，是極其危險的。是壹種有害的毒藥，誰要是喝了民主的毒藥，不死也得半個昏，所以還是要盡力避免為好。視民主為洪水猛獸的極權專制主義者正在被民主化的浪潮逼得走投無路、焦頭爛額之際，壹聽到“民主的陰暗面”，便如獲至寶，便大力鼓吹，便開動全部的宣傳機器，使出渾身解數地廣布天下，以唱衰民主，以壓制民主。極權專制主義者就是以如此這般的小兒科的伎倆來誘騙天真善良的中國人民的，以防範人們昂首闊步地走入民主的康莊大道。他們的如意算盤打的是，還是讓中國人民壹如既往地謹小慎微地聽之任之地聽黨話，心甘情願地跟黨走。所謂的“民主的陰暗面”就以這樣的方式給人們灌下了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的迷魂湯，從而使人們稀裏煳塗地邁進了極權專制主義精心設計的圈套，並大大地減弱了人們追求民主的雄心壯誌，從而使不少人認為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下生活，能將就就得過且過吧。既然“民主的陰暗面”就擺放在那裏，民主的情況又能夠好上多少呢？灌了迷魂湯之後，人們的思想意識就完全徹底地斬斷了不屈抗爭的念頭。這，正是“民主的陰暗面”之論調受到極權專制主義政體歡迎、熱捧並不遺餘力地大肆張揚的根本原因。“民主的陰暗面”可是幫了極權專制主義者的大忙了，堪稱是值得載入史冊的響噹噹的迷幻藥、麻醉劑。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從來都是如此這般地似是而非的，無不充滿無理攪三分的邪惡的詭辯之伎倆。“民主的陰暗面”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似是而非實際上就是詭辯論那壹套。詭辯論就是偷梁換柱、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渾水摸魚。

　　與極權專制主義相比較，民主從來都是光明的；與民主制度相比較，極權專制主義從來都是黑暗的。兩個涇渭分明、本質上南轅北轍的東西，兩個針鋒相對的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孰好孰壞、孰優孰劣，哪個野蠻、哪個文明，難道不是壹清二楚、壹目瞭然的嗎？為什麼絞盡腦汁地極盡汙蔑民主之能事？就像扣屎盆子壹樣地給民主扣上了壹個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難以理喻的陰暗面？

　　見過信口開河的，但沒見過這麼信口雌黃的；見過無恥的，但沒見過這麼毫無廉恥的！

　　3、壓迫人民的獨裁者絕對不會主動放棄權力

　　前些年中共體制內的某位學者煞有介事地寫了所謂“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壹篇文章，於是人們就絞盡腦汁地紛紛猜想，壹定是中共的頭頭腦腦又要搞什麼驚世駭俗的大動作了。壹時好評如潮，趨之若鶩，點贊者如蚊蠅逐臭般人頭攢動。可是，人們等啊盼啊，盼啊等啊，七、八年過去了之後，甚至十幾年過去了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因為壹切都是依然如故，還是壹樣的極權專制。看起來這裏面煳弄的東西、欺騙的成分，要遠遠地大於實際內容。其實，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跟說“金子是個好東西”、“美味佳饒是個好東西”、“美元是個好東西”、“飛機是個好東西”、“球是個好東西”——不都是壹樣的毫無意義，壹樣的毫無價值，純系多此壹舉的廢話嗎？

　　但就是這樣毫無意義、毫無內容、毫無價值的冠冕堂皇之幌子，竟把我們中國大陸可憐兮兮的知識分子們都給煳弄得壹愣壹愣的，都五迷三道了，都忘乎所以地山呼萬歲了，到頭來都不過是滑稽可笑的水中撈月的壹場空而已。

　　騙人無商量的騙局，恐怕只有在中國才能擁有巨大無比的市場，才能暢行無阻、橫行無忌、招搖過市，並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所謂時尚。

　　4、用民主做招搖撞騙的彌天大謊，是屢試不爽的伎倆極權專制主義者總是自吹自擂地把民主掛在嘴邊上，用以實現自己的極權專制主義的罪惡之目的，甚至把民主當作自己的護身符、當作國號來使用。例如：布爾布特領導的民主高棉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把其統治的柬埔寨變成了壹片鬼哭狼嚎的人間地獄。還哪裏有壹點點民主的影子？全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殘酷暴烈、兇狠殘忍，犯下了慘絕人環的反人類的滔天罪惡。還有，金日成統治的國家叫做“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不但民主，而且後面還加上了兩個字“主義”，叫做民主主義，似乎民主已經成為必須信仰、必須執行的至高無上的東西了。“民主主義共和國”是指，在這樣的國家裏什麼都是民主的，是不民主堅決不行的。我們知道，民主，不應該加上主義。加上主義的民主，就是民粹主義、就是暴民統治，就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的東西了。在朝鮮，難道還能夠看到任何民主的表現嗎？實行極權專制主義的暴君如金日成和他的兒子金正日之流，如金正日的兒子、金日成的孫子金正恩之流，為什麼總是樂此不疲地、大張旗鼓地、大言不慚地打着民主的旗號招搖過市呢？其目的就是用民主的靚麗色彩給自己根本不要臉的臉面貼金，以達到蠱惑人心、欺世盜名、欲蓋彌彰、渾水摸魚的不良之企圖。

　　極權專制主義者向來把民主當作幌子。說的是民主，行的卻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或者是邊實行殘酷的極權專制，邊大張旗鼓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民主，哪怕連民主的壹絲壹毫的影子都沒有，也要大言不慚地信口胡咧咧地說民主。國民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說：中共所謂的民主不着邊際。所謂不着邊際，就是滿嘴胡咧咧的意思。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只說民主這個詞組，卻根本不提民主的本質內容及其表現形式，正像他們打着人民的旗號，而大搞黨魁的個人獨裁壹樣。他們高喊民主的口號，卻把民主的實際內容扔棄壹旁，不予理睬。他們不但架空了人民，也同樣架空了民主。正如人民被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肆意妄為地和全面徹底地異化了壹樣，民主也被他們毫不留情地和完全徹底地異化了。

　　中國的民主，說到底只是名義上的和語義上的民主。所謂名義上的民主就是說，內容遠離實際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所謂語義上的民主，是指裝飾性民主、標籤式民主，是指既不反映現實狀況，也不起實際作用的民主。民主只能是，而且必然是壹句有名無實的花架子壹般的宣傳口號，是瞞天過海的壹個幌子而已。

　　民主的名稱被極權專制主義者玩弄於股掌之上。“民主”二字在他們那裏常常脫口而出，彷佛他們是民主的天然的和無可替代的代言人壹樣。但民主的本質內容則被他們棄之如敝履，或被驅逐到哇爪國裏。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把民主當作壹個蒙人騙人的口頭禪而已。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與民主的本質內容是根本不搭界的。這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顯而易見是把民主作為壹種騙術，以售其奸地販賣他們那壹套極權專制主義的黑貨。

　　5、民主的虛化與濫觴，對民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壹個不民主的社會，人們常常耳儒目染所謂的民主。走在大街上，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寫有民主字樣的標語和口號，更不用說在報紙雜誌上、廣播電視裏，無不充斥着民主的詞句和聲音，更不用說從上到下各級官員的講話、報告裏蜂擁而出與民主有關的話題和語言了。這，就是民主口號肆意泛濫的現實。

　　對於不了解民主實質的人來說，彷佛真的進入了壹個業已實現了民主的文明社會了。然而，對於壹個知曉民主本質的人來說，這個把民主玩弄於鼓掌之上、把民主的詞藻吹噓得天花亂墜的現實，卻是連壹點點民主的氣味都沒有的，更談不上任何民主的實質內容，簡直是假、大、空的胡扯。也就是說，現實的冠冕堂皇的所謂民主，都不過是招搖撞騙的各種各樣的虛詞而已。在這些所謂民主的冠冕堂皇的虛詞下面，卻貨真價實地實行着極權專制主義的本質。這，正應驗了壹句中國的俗語叫做：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既然說的、唱的都是民主，那麼，為什麼干的卻是與民主的表現反其道而行之的陰暗、苟且之勾當呢？為什麼還要極盡所能地迫害、打擊追求民主的仁人誌士呢，並把民主精英們都統統地關進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陰暗狹窄、戒備森嚴、由高牆和鐵絲網圍圈起來的監獄呢？

　　本質上的極權專制主義社會卻偏偏打着冠冕堂皇的民主旗號，無所不用其極地空喊民主詞語，以達到混淆視聽、瞞天過海之效果，從而使不懂民主本質的泱泱之眾程度不同地乃至極大程度地上當受騙。而中國的廣大愚民對於民主的實際內容也是得過且過地稀裏煳塗，猶如腦殘壹般地辨別不清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之所在。

　　6、“民主了，就會亂”的論調，純屬胡說八道有壹種謬論認為，中國不能搞民主。因為壹民主，就會亂，彷佛民主是動亂的導火索壹般，好像中國非得實行極權專制主義不可，似乎中國人遭受極權專制主義的壓榨是命該如此、活該倒霉。因為按照“民主了，就會亂”的這種觀點來看，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倒是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居樂業了似的。既然如此，那麼中國人民就只能在極權專制主義嚴酷的統治下保持苟延殘喘的所謂穩定了，既然穩定是中共壓倒壹切的指導方針。這種是非顛倒的謬論在中國還真的頗有市場，也的確能夠迷惑壹些煳裏煳塗的一般民眾，人們於是不可避免地認為，還是不要發生動亂的好。於是民主不民主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至少不是那麼要緊的了。即便生活在極權專制主義的重壓之下，也就只好抱着混時度日的態度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了，雖然生活中無時無刻地不免遭受着這樣或那樣的難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公、不正、不義之對待，但只要能夠活着，只要能夠喘氣，哪怕有再大的冤屈、再多的憤懣、再難以忍受的苦惱，也就只能將就壹天是壹天了。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的冤假錯罪案？更有成千上萬的層出不窮的各種各樣的訪民都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情況下求訴無門、啼飢號寒、叫苦連天？為什麼自稱“為人民服務”的公權力始終做不到為廣大的民眾分憂解難？這些難道不是明擺着的赤裸裸的現實嗎？這樣滿目瘡痍的景象之所以不勝枚舉地、舉不勝舉地、泱泱之眾地、不可抑制地出現，星火燎原地發展，“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連綿不絕，實在是因為極權專制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罪惡之結果。因為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實乃動亂的深淵。極權專制主義是絕不可能產生任何穩定之狀態的，即便用刺刀維持的穩定，也只不過是表面的現象、暫時的現象而已。要知道，民心不穩，壹切都穩不住。

　　與此相反的卻是可以而且能夠帶來穩定的民主制度。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夠給整個社會帶來永續發展的長治久安。因為有獨立的新聞媒體，各種民意都能夠得到行之有效的反映，人們在極權專制主義統治下所具有的沉重的壓抑感就會壹掃而光，民智就會豁然洞開，人們的覺悟就會大大地提高；由於實行三權分立而不能壹權獨大，權力之間相互制衡，在憲政的體制下受到限制的權力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肆意濫權的可能和機會，權力之惡就會被壓縮到最小的程度乃至消解於無形。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公權力，無論其來源，還是其運行；無論其權力架構，還是其施政方針；無論其運行成本，還是其運行效果，都毫無例外地必須接受人們隨時隨地的檢查、督促、指導、批評。所有的政務都要公開而且透明，除了極少的事關國家重大戰略的相關問題可以由法律規定為壹定時限的機密之外，壹切的政務都是應該、可以而且必須公開的、透明的。不公開、不透明，是堅決不行的。既然是公權力，就絕不可能有所隱藏、有所遮掩；民主政體必然是競爭性的開放性的政治體制。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勢力、政治黨派都可以依憑自己的能力、水平、實力等在社會政治的廣闊舞臺上施展其各自的政治抱負，以更好地服務於民眾，由此而確立自身獨特的價值。故此，多黨競爭並接受民眾的選擇而尋求執政的權力，就是勢所必然的順理成章之事。多黨制而不是壹黨制，能夠保證社會政治生活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氣。壹黨制常常暮氣沉沉、思想僵化、不思進取、壹無作為。更有甚者，壹黨制總是連綿不絕地製造慘絕人環的災難、人禍和悲劇。越是壹黨專政的大黨，製造起悲劇來，就更是肆無忌憚、慘絕人環、荼毒天下、罄竹難書、壹言難盡。再不好的多黨制由於有競爭的激勵機制起作用，總要比尸位素餐的壹黨制要好得多得多；由於政府領導人是全民競選的結果，而不是幾個人或壹部分人在密室裏策劃的結果，因而必然擁有現代政治家所應具有的政治判斷力、政治決斷力，通常能夠審時度勢、博採眾長，妥善地處理國計民生的諸多重大問題。所以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迫切地呼籲最好能夠在盡短的時間內建立起適合於中國大陸歷史發展的政治家市場。現代政治家市場壹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應運而生，形成氣候，並成為規模效應。所有立誌於服務民眾和社會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在別開生面的政治家市場上閃亮登場、壹展風采，並表示出自身所具有的非同凡響、出類拔萃、超凡脫俗的雄心壯誌、氣魄、能力、水平，等等。

　　如上所述的民主制度之系列表現，必定能夠給整個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和意義深遠的良好之影響。在民主制度下，社會的穩定是必然的。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熱熱鬧鬧、也不那麼刻板而穩定，但實際上由於民眾的意願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社會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壹切的潛力都找到了盡其所能地施展和發揮的良好場所和順暢通道，所以人心必然穩定。而人心穩，就是社會穩，就是國家穩，就是壹切穩定的根本之保證。

　　但有壹種情況卻很值得人們的警惕和註意：在極權專制主義由民主制度取代之後，也許會出現壹定時期的或長或短的不那麼穩定的狀態。這恐怕是因為民主制度還尚未從根本上得以確立起來，而極權專制主義腐朽沒落的勢力又不那麼甘心自動地退出其所霸占的歷史舞臺。這種特定歷史時期裏所出現的新舊勢力博弈的過程，是極有可能的，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由以往的極權專制主義勢力所造成的暫時的動亂，不過是歷史上的壹個小小的插曲而已。風雨過後是彩虹；極權專制主義壹經消亡，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本質必將給苦難深重的中國帶來壹片穩定、祥和、快樂之氣象。

　　“壹民主，就會亂”之說詞，可以休矣！

　　7、“素質低，不能搞民主”，是欲蓋彌彰的託詞“素質低，不能搞民主”，這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瞪着兩眼說瞎話的無稽之談，這是江氏對於中國人民肆無忌憚的極大侮辱和極大蔑視。現代的中國人素質再低，恐怕也絕對不會低於二百多年前、由大英帝國所統治着的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那時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是農民，連識字的人都沒有多少，更談不上有什麼高深的文化了。按照中共黨魁的說法，素質算是夠低的了吧？但正是這些低素質的人民在華盛頓的帶領下，壹手創建了堅如磐石的偉大的民主制度。二百多年前衣衫襤褸的美國人民能夠做到的，為什麼二百多年之後衣冠齊整的中國人民就不能夠做得到？如果低素質的人民不適宜於實行民主制度，那麼比中國的人民還要貧困得多、落後得多、文盲也更多的緬甸人民，為什麼能夠開放黨禁、報禁，並堂堂正正地舉行了全國大選，已然氣勢雄壯、昂首闊步地走向了現代民主制度的康莊大道？低素質的緬甸人民可以做到的，比低素質要高壹些甚至要高許多的中國人民為什麼卻不能夠做得到？難道有誰非得把中國人民都要統統地變成低素質並且是永遠低素質的人民嗎？

　　低素質，正像貧窮落後壹樣，都是極權專制主義統治的廣大土壤，也是極權專制主義者千方百計乃至無所不用其極地企望達到的罪惡之目標。因為只有低素質，才能允許極權專制主義的興風作浪、肆意濫權、禍國殃民。高素質的人民是絕對不會允許任何罪惡、邪惡肆意逞能、胡作非為的。高素質的人民是要堅決徹底地打垮極權專制主義的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的，是壹刻也不能允許它肆意妄為地禍國殃民、橫行霸道的。

　　8、“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民主”的論斷，是不切實際的有壹種風行壹時的說法叫做:經濟發展了、富足了，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從極權專制的狀態轉向民主自由的狀態。這種論斷不但在國內有市場，而且在國外也有市場。因為在人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這種似是而非之概念，彷佛窮困就必然造成極權專制主義，而富裕就會自動地產生出民主自由。實際的社會狀況常常與這種習以為常的觀念大相徑庭，剛好相反。也就是說，不是貧窮落後造成了極權專制主義之統治，而是極權專制主義是貧窮落後之所以產生、之所以發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換言之，極權專制主義必然造成貧困、落後、封閉等等。要擺脫貧窮落後，就必須克服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就必須實行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應該、可以而且能夠產生出富裕、繁榮、文明、進步，等等。

　　民主制度是實現人權的可靠保證，是自由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人權通常是通過自由得以表現的。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由於限制人們的自由、否定人權之本質，所以必定是貧窮落後之根源，必然造成貧窮落後之社會。

　　是貧窮落後還是先進富裕關鍵就在於：是極權專制主義制度還是民主自由制度。實行保障自由、捍衛人權的民主制度，雖然壹開始可能貧窮落後，但用不了多久或假以時日，人們壹般來說都壹定會富裕起來、發達起來、先進起來的。因為民主制度是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和康莊大道；反之，實行了極權專制主義制度，哪怕現在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都普遍地富裕，但用不了多長時間，人民的錢包就會大大地縮水，窮困潦倒就會如期而至，慘不忍睹的落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着的可恥現實。這，乃是有大量的數不勝數的無窮無盡的事例可以證明的。中共建政之前，當時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與當時的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但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自詡為英明偉大的領導之後，中國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位竟達到了壹百名左右。如果這個例子不算那麼明顯的話，那麼伊拉克應該算是另壹個例子：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經濟富足、安居樂業，每家每戶年收入幾乎都能達到五千美元以上。誰曾想，偉大領袖薩達姆掌權之後窮兵黷武，肆意妄為地收刮民財，無所不用其極地大搞政治鬥爭。沒幾年竟把伊拉克人民搞得個窮困潦倒、民不聊生，乃至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很短的時間內，伊拉克人民就經歷了從富裕到貧窮兩重天的鮮明對比的生活。貧窮落後、民不聊生、暗無天日，是極權專制主義腐朽沒落的統治所必然造成的慘絕人環之惡果，壹切都是極權專制主義惹的禍。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不勝枚舉。像前蘇聯的例子，像現在還是那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朝鮮特色社會主義那個樣子，像古巴、越南等，都可以作為栩栩如生的例子。這些極權專制主義的例子證明，禍根就在於不民主、不自由的極權專制主義之統治，在於殘民以逞的腐朽沒落的極端無恥的治理方式。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後期，為了維護壹黨專政的利益，統治者也通常能夠在外部的強制壓力下，逐漸地乃至盡力地放鬆以往對經濟權力的某些管制，不再像以往所做的那樣，對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所有的社會領域都要實行極為嚴酷的管制了。後期對於經濟管控的鬆動，有利於激發人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經濟創造，經濟發展也的確能夠取得壹定的良好之效果。人們有錢了、富足了，便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基本生活的需要了，但也不過是打下了壹個好的或比較好的經濟基礎而已，卻絕不是人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絕對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有錢人不壹定非得要追求政治上的開放和自我權利的實現，兩者並沒有必然的關係，雖然兩者可以互相影響。換言之，有了中產階級，但僅僅是物質滿足的中產階級而已，並不壹定會形成民主制度的必然之結果。

　　富裕，僅僅是走向民主制度的好的條件和可能而已，但卻不是絕對必然的條件。走向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來源於人們應有的確保自身價值之強烈要求，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此對自己的生命、財產和壹切權利加以卓有成效的切實的保障。這種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識和內在要求，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強勁動力。中產階級如果壹心壹意地鑽錢眼，而置其他的壹切於不顧，只看到自己壹畝三分田的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沒有考慮到自身長遠發展的根本之利益，就不會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自己生命、財產和權利的思想意識，就不會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為實現自身價值的內在要求和迫切渴望。在既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識，又沒有如此這般的內在要求的情況下，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是絕對不會主動地或自動地轉入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中去的。

　　“人們富裕了，社會就有可能向着好的方向轉化了，極權專制主義社會就壹定會轉入到民主制度的社會中來”，這種老生常談的論調，既是幼稚的，又是滑稽的，因為沒有根據，沒有事實，是壹廂情願的，是無稽之談的。

　　9、“搞民主選舉，那是要花大價錢的”，乃是十足的誤導批判所謂資本主義的民主，中共所控制的媒體壹直宣稱: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選需要耗費成千上萬的資本開銷。花錢無數，為的是選壹個人當國家總統。這個意思就是說，中國領導人是不需要花什麼錢的。比如毛澤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可能壹分錢都沒有花。錢倒是省下了壹大塊，但中國人民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呢，卻是成百萬上千萬滾滾落下的頭顱，是血淚交織、伏屍千裏、滿目瘡痍的無盡哀傷、悲涼和有如長江大河壹般浩浩蕩蕩的難過、嘆息和壹望無際的悲劇。中共黨魁沒有經過競選而壹下子就成為萬民必須擁戴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其治國理政之能力究竟如何，歷史和現實都給出了明白無誤的結論。因為這些位高權重的所謂領袖人物對於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諸多方面的事情，都基本上是兩眼壹摸黑，更無從知曉現代世界的科學技術、信息革命、知識經濟等紛繁復雜的內容，依然用《三國演義》裏欺詐狡猾的各種伎倆來指導整個社會的運行，以至於把壹切都弄得亂了套。不但窒息了整個民族的精神，而且也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不但毀滅了古老的中華文化，斬斷了人類文明的持續相繼，更沒有適合於現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創造、創新等等。

　　在中國，壹個領導常常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說當上就當上的。無準備，既無思想之準備，又無學識之準備；既無才能之準備，又無素質之準備，因而必然無能，而且是普遍的無能。而無能的位高權重的領導所作的壹個決策，就可能壹下子把成千億上萬億的真金白銀都統統地化為齏粉或扔進了水裏。比如，好大喜功的中共黨魁毛澤東慣於慷國家之慨，勞民傷財地極大地浪費無窮無盡的民脂民膏，用戰爭動員的方式從事諸多沒有價值也沒有意義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經濟運動。無論是多快好省地趕英超美，還是砸鍋賣鐵地大躍進，都不過是興師動眾地製造出壹堆又壹堆經濟上的汙泥濁水而已。像毛澤東這樣的亂折騰，除了製造全中國幾千年，全世界幾百年都沒有的大災難之外，還能搞些什么子午卯酉的名堂呢？壹分錢都沒花的、據說省了壹大筆錢而當上了國家領導人的中共黨魁江澤民，善於拍腦門子處理國家大事，善於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所謂的“科學決策”，雖然連壹點點科學的內容、連壹點點技術的含量也沒有，完全是拿着海量的人民幣當兒戲，而盡其所能地拋灑，瀟灑大方地浪費。比如強行上馬耗費成千上萬億的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國家大劇院工程等，當然還有更多的諸如此類的巨大工程，從長遠的發展觀點來看，是禍在當代、也禍在千秋的根據領導意誌拍腦門子工程，是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額損失的災難之標誌。

　　極權專制主義為了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汙蔑美國等西方國家，說什麼“搞大選，是要耗費巨額資本的”。是的，選舉是要花錢的。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抑或在其他地方，凡是選舉，都是要花錢的，需要花上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美元的，但為大選而花的錢卻絕不是白花的。因為每壹次選舉，民意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展示，各種訴求都能夠得到有力的反映，不同政治勢力、政治人物都能夠在相應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不同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適得其所地提出各自的治國理政的不同的政治方案，並無壹例外地接受選民的評頭論足、批評、指導以及最終之選擇。競選壹個總統，是壹次全國範圍內的思想解放的浩蕩不已的社會運動之過程。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過程中，誰都可以發表不同的觀點、意見、建議，各種思想、各種言論都能夠找到宣泄的渠道。如此這般的思想解放，必將帶來整個社會的解放。選擇壹個總統，是廣大民眾自我認定、自我展示、自我逞能的重要標誌、重要渠道和重要方法，是整個社會的知識、智慧、能量、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的充分涌流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檢閱。選擇壹個有能力、有水平、有素質的限任制的總統，總要比壹個沒有經過競選，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和認定而自我同意和認定的極權專制主義國家領袖要好得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後者通常以無能為標誌，並且常常以造成巨大的災難、人禍和悲劇作為結果。

　　在民主國家，通過競選而掌握國家權力的領導人通常是絕不會幹出拍腦門子決策，動輒斥資成百億上千億去搞壹個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的，更不可能出現像南水北調工程、三峽工程這樣的無利於國計民生卻虛擲巨量民脂民膏的事情的。倘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不可饒恕的職務犯罪。實際上也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有議會的民意代表為此激烈辯論，為某個項目的值與不值進行各種利弊的分析，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探討，爭議是絕對必須的，不爭議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壹致舉手贊同而沒有爭辯的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見，不能充分地表達民意，無論眾議員也好，還是人民代表也罷；無論是參議員也好，還是其他負責人也罷，那就只能解甲歸田，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得了。因為不能對民眾負責，不能對民眾的利益負責，也就自然而然地喪失了自己作為民眾代表的光榮而又神聖的職責。像申紀蘭這樣的所謂的人民代表，毫無自己的獨立之見解、只知道唯唯諾諾、無論幹什麼都是舉手同意的政治殭屍，只有在殭屍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裏方可有存在之機會。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議會裏，恐怕連掃地的資格都沒有，甚至連想也不要想，連壹個小時的存在都不可能，但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代表大會裏，申紀蘭卻能夠殭屍般地存在着，行屍走肉般地存在着，竟成為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倒翁，竟殭屍了半個多世紀之久，並將會壹直存在下去、也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殭屍的人民代表絕非只有申紀蘭壹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殭屍壹般的壹分錢沒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拍腦門子決策的過程中，竟能夠無端地浪費百萬、千萬、億萬的民脂民膏------這些屬於勤勞樸實的中國人民所創造出來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錢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流向了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好大喜功的濫尾工程。難道這樣的事例還要壹壹列舉嗎？這些難道不是明擺着的司空見慣、見慣不怪的嗎？

　　花錢選舉壹個有素質、有水平、有能力的領導人，其所做的決策必將為社會節省壹筆又壹筆的巨額資金。因為壹方面他得為其所做的決策終生負責，另壹方面議會必須對其所做的決策進行嚴格的審定、嚴格的把關。還有的是，獨立的新聞媒體必將對其決策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論證、判斷。糾錯的能力，相當之強大，完全可以把不利的因素消除於萌芽狀態，從而使任何的浪費都變成不可能。相反，壹分錢都沒花的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和認定的國家領導人，卻常常慣於拍腦門子決策，壹意孤行地推行其主觀之臆斷，再加上沒有任何制約，所以壹擲千金、萬金、億萬金，反正也沒有人敢追究，反正所有的媒體都是黨控的，說什麼就是什麼，任誰也不敢妄議。誰要是膽敢說三道四、信口開河，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被打入冷宮或移送司法機關。所以領導定的事情說上馬就上馬，花錢如流水，金山銀山猛勁往上堆，堆出了壹堆又壹堆的滿目瘡痍的都可以叫做貨真價實的濫尾工程。

　　搞民主，就應當付出壹定的合適的代價。選擇壹個國家領導人，應該需要全民族付出應當付出的壹定的成本。因為付出了成本，才能購買到人們所需要的好東西。既然是好東西，這個好東西又是好領導，並且是壹個有水平、有能力、有素質的好領導，那麼付出壹定的成本，也是應該的、可以的而且是必須的，正像購買好東西都需要付出壹定的成本壹樣。進行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開啟民智，讓所有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都拿出來充分地亮相，並接受人們的嚴格選擇和最終認定，讓不同的總統候選人都出來閃亮登場，展示才華、學識和能力等等。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代表，選擇服務於自己的掌權者，全國平均下來，每人交幾十或幾百塊錢，難道有什麼不可以的嗎？應當說，這是完全合理而正當的，也是別無選擇的正確的正義的行為。搞選舉的錢是必須花銷的，因為這是人民自我選擇所必須付出的應有的合理代價。至於極權專制主義對此所搞的肆意抹黑的汙蔑之詞，無疑應該予以徹底推翻。

　　10、極權專制“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反民主的自吹自擂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就是說，非民主的制度通常能夠調動壹切力量集中起來辦大事。的確，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民主制度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為難以排除壹切干擾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在實行了民主制度的社會裏，無論干什都得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去辦。有些事情，特別是幹大事情，也許就很不容易辦，或者就根本辦不了。在全社會的動員能力方面，民主制度看起來確實比不上極權專制主義制度。

　　極權專制主義制度的確有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可以而且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綜觀人類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可以明確地了解到，其所辦的大事壹般都是慘絕人環的、惡貫滿盈的、罪惡滔天的大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所干的，是擴展生存空間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是對於猶太民族的最後解決，是極端殘忍地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希特勒所干的確實是大事。然而卻干的是種族滅絕、發動戰爭、毀滅人類之事。這樣的大事是災難、是人禍、是悲劇。與其幹這樣的大事，莫不如不幹這樣的大事。因為這樣的大事只能給人類造成痛苦、悲劇。這樣的大事是壹點好處也沒有的，是必須加以徹底地摒棄的。

　　列寧、斯大林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也是能夠幹大事的，例如把俄羅斯及其人民都給搞得個天翻地復、烏煙瘴氣，為了建設烏托邦的理想社會，竟可以把壹半俄羅斯人、把成千萬上億萬的俄羅斯人民強行地驅趕進暗無天日的地獄裏，美其名曰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實際上卻是為了共產黨的特權階層假公濟私、巧取豪奪的既得利益；到處建立龐大的監獄系統、勞動改造場所等被稱之為古拉格群島的改造場所；還有，肆意妄為地剝奪資本家的財產，並把其統統地收歸國有，即所謂全民所有;肆意地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公民的合法財產無法無天地進行搶劫似的國有化、公有化。不但資本家、地主、富農的私人財產被完全徹底地剝奪而去，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的生命也遭到慘不忍睹的斬盡殺絕。這樣的大事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的確幹了不少。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難道就是這樣的殘民以逞、殺人如麻的嗎？與其幹這樣的大事，莫不如直接稱之為製造慘絕人環的災難和悲劇為好。與其有這樣的幹大事的制度，真不如沒有這樣禍國殃民的滔天罪惡的制度。這種制度真乃是罄竹難書、壹言難盡、極其卑鄙、無恥、下流。這樣的大事，是反文明、反人類、反現代化的邪惡、罪惡。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能幹大事的還有壹個叫做布爾布特的柬埔寨共產黨，即所謂的民主高棉的領導人。布爾布特率領紅色高棉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鼎力支持和全面幫組下，在柬埔寨展開了壹場規模浩大的社會主義實驗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屠殺了三分之壹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將近二百萬柬埔寨人統統地死於非命。紅色高棉以武力攻占金邊之後，立即堅壁清野，把所有的城裏人都統統地趕往鄉下，進行超負荷的強制勞動。稍有不從，便遭毆打，甚至無端槍殺，到處建立審訊室、勞改營、監獄，對所有的工商業者基本上不留活口，甚至看到戴眼鏡的近視眼的，都難以理喻地認定為不可饒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殺無疑。布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確實是做到了鄧小平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集中力量幹大事方面，恐怕誰都比不了毛澤東氣勢雄壯、氣壯如牛。毛澤東的確不愧為偉大的革命家，革起人命來，殺人如草不聞聲。壹次土改，就把二------三百萬的地主都給消滅了；壹次鎮反，就把三-------四百萬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就給消滅淨盡。按比例殺人，把中國大陸直殺得個江山為之變色，大地為之染紅。壹次反右，就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們幾乎全軍復沒；壹個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三面紅旗，就造成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四千多萬活生生的中國人就被極其殘忍地餓斃了；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打砸搶燒殺無所不用其極，文鬥武鬥壹起搞，引發了全面的內戰，其所造成的極其巨大的政治損失、經濟損失、文化損失、生命損失等各種各樣的損失，簡直無法估量。其惡劣影響既深且廣、無遠弗屆。不但在草棺人命的大事上堪稱壹絕，在經濟建設上干出的勞民傷財之大事，難道還少嗎？全民大練鋼鐵，練出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廢物，徒做了多少海量般的無用功？請問，諸如此類的大事干出來，究竟有什麼作用、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

　　前朝鮮領導人金正日也是善於並且能夠幹大事的。在金元帥極其兒子以及孫子的英明領導下，朝鮮人民每年以三十萬人餓死的速度向着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昂首闊步地挺進。金正日及其兒子金正恩還能夠集中力量搞核武。搞核武當然應該算是辦大事，其目的就是窮兵黷武，威懾東北亞和平，進而威脅世界和平。有壹次，號稱鐵娘子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朝鮮。金正日邀請撒切爾夫人觀看具有朝鮮特色的大型歌舞《阿裏郎》。撒切爾夫人非常震驚，因為歌舞的場面簡直匪夷所思，難以理喻，十萬人整齊劃壹，步調壹致，色彩濃重，如夢似幻。撒切爾夫人自嘆弗如，因為在英國搞這麼壹次大型歌舞，是難以想象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得要耗費多少民脂民膏啊？

　　在民主國家裏根本幹不成的事情，也是必然受到追究的事情，卻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國家裏可以幹得成，幹得好，幹得轟轟烈烈、大張旗鼓、招搖過市、冠冕堂皇。因為極權專制主義者通常都是好大喜功，講究排場，不惜壹擲千金。只要能夠有利於維持所謂的臉面，哪管人民的死活？

　　好大喜功講排場，虛擲錢財不思量；極盡誇耀表面光，恬不知恥真混賬! 二、必須破除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了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需要，無所不用其極地製造出各種各樣的、美輪美奐的、蠱惑人心的、光明靚麗的、冠冕堂皇的詞語。什麼好話都敢說，什麼許諾都敢下。人類最美好的詞語，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脫口而出。信誓旦旦地誇下海口，什麼”物質極大地豐富”，什麼“各盡所能、按需索取”，什麼“人民當家做主”，還有“壹切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如此等等，簡直不壹而足、不勝枚舉。但所有這些美麗的言詞，僅僅是落不到實處的言詞而已，是不可能當真的，也根本不必當真的。因為所有這些虛了冒套的東西，都不過是些海市蜃樓般蠱惑人心的泡影而已。顯示人類文明的諸多具有實際內容的好東西壹開始常常當做被批判、被圍剿、被打倒的反動的東西。誰要是隨心所欲地提出來，就必定被當做肆意誹謗、汙蔑、批判、絞殺的目標。對於這些詞語，隨着時間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化，極權專制主義者也像變色龍壹樣地變換着讓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常常經歷由壹開始的否定、據斥、反對的態度，逐漸地變成欣然接受乃至大力提倡的復雜多變的歷史過程。對於民主這個詞組，就是如此。在毛、鄧、江時代，誰要是提倡民主，誰就必定被打成反革命或敵對勢力，輕者橫遭磨難或身陷囹吾，重者不但被關押，而且還慘遭殺戮。因為追求民主就意味着犯罪。民主人士通常被當做不可饒恕的罪犯來對待。在後極權時期，中共及其黨魁卻把民主這個詞組當成了他們津津樂道的口頭禪。也就是說，壹方面極權專制主義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壹點點民主的內容，另壹方面他們卻總是打着民主的旗號，無所不用其極地給自己的統治喬裝打扮，於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民主的詞語滿天飛，極權專制主義到處在的可悲可恥之現狀。中共及其黨魁肆意妄為地架空民主，在沒有任何民主內容存在的情況下冠冕堂皇地談論有名無實的民主，葉公好龍地紙上談兵，到處瀰漫着民主的迷霧，用種種非民主本質的存在取民主的本質存在而代之，耍盡了種種虛與委蛇的騙術之伎倆，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也的確造成了深入而廣泛的不良之影響。受到假民主之蠱惑的人們可謂多如牛毛、泱泱之眾。為此，絕對有必要全面徹底地清理並揭露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以正視聽，以恢復民主之本質。倘若中國人仍然擺脫不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民主迷霧之困擾，就不會也不可能順利地實現民主。

　　破除迷霧，為的是恢復真相；破除民主的迷霧，目的是為了追求民主、捍衛民主、實現民主。破除紅色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必定是艱難困苦的，但也是無尚光榮的，價值是無與倫比的，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極權專制主義冠冕堂皇之稱謂中共曾經宣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比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要好壹百萬倍。但實際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卻是民主的反面，恐怕還不是壹般的反面，而是極端地反面，是極權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的本質及其形式。中共的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可謂比比皆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只是其中的壹個例子而已。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十二個詞組、二十四個字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其中有個詞組叫做”民主” 。但此民主卻不是別的，而是壹個特定的詞彙，即社會主義民主。民主，壹加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從根本上變了樣，因為此民主就壹定不是民主所應具有的本質了。民主就完全徹底地與自己相異化了。與民主的本質相異化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壹直是中共的冠冕堂皇的旗號，也的確引起了諸多不明真相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的傾心相向與充分信任。趨之若鶩者不勝枚舉、層出不窮；歌功頌德者不壹而足、泱泱之眾，彷佛世界上真有壹種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東西似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以社會、國家為本位。其所實行的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承認更不允許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三權分立，因而沒有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力限定權力，從而沒有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勢所必然地導致權力濫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承認更不允許多黨競爭，根本談不上黨際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只認定共產黨的絕對的領導地位，而其他政黨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作為附庸、作為花瓶，方可存在下去。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其他政黨都概莫能外地被認定為必予否定、必予打擊、必予取締的非法存在。共產黨自我認定其絕對的領導地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標誌。根據政治學的壹般原理，壹黨制必然是壟斷性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給社會造成難以想象的巨大危害。哪怕再好的壹黨制，也不能不是最壞的政治制度。這是由無窮無盡的歷史教訓和極為慘烈的現實經驗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真理。壹黨制以前沒有，現在仍然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有任何利於國計民生之作為的。壹黨制由於權力沒有制衡、沒有約束，肆意濫權就是勢所必然；胡作非為就是司空見慣、見慣不怪的。哪怕為了使非正常的社會生活走向正常化，也必須實行多黨制，也必須進行公開的、透明的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形成黨際之間相互監督、檢查、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才是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之常態；社會主義絕不同意更不允許舉行全國性大選，故此最高的政治權力通常來源於圈裏人的內部決定，各級政權的來源方式也都莫不如此，都沒有經過現代政治文明必有的全民同意或認定的選舉過程。這，就好像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比賽中，壹個從來沒有進行過體育鍛煉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某個體育項目的金牌，成為舉世矚目的冠軍。壹黨專政的密室政治就是如此這般匪夷所思地和難以理喻地生成政治上的領袖人物的。因為沒有全民競選的過程，有沒有能力不曉得，其治國理政的水平、素質、才華等等壹概煳塗賬，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許可，就壹下子登上了九五之尊的高位，就成為指揮壹切、號令壹切的英明聖主了。這樣的領袖人物實在難以讓人恭維，也無法使人心悅誠服，儘管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足以讓人心嚮往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不允許公民私人辦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控、都是官辦。沒有私營媒體，儘管有千百萬家官辦媒體，也就意味着只有壹家媒體。只有壹家黨控媒體，是無利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是不可能有力地反應廣大民眾的基本訴求的，而只能帶來貧窮落後的社會現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司法壹直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的司法，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獨立性。司法不獨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司法不獨立，司法受到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肆無忌憚的干擾、阻撓和破壞，必將生成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必將生成層出不窮的越來越多的上訪人員。在原有的冤案尚未解決的基礎上，又連綿不絕地增加更多的新的冤案；在原有的上訪大軍中，又不斷地增加更多的上訪人員，社會就是這樣在惡性循環的過程中苟延殘喘下去的，根本談不上希望，更沒有光明可言。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大相徑庭，而且還南轅北轍；不但南轅北轍，而且天淵之別。既然如此，為什麼中共還要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後面強行地加上民主二字，於是就形成了招搖過市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因為中共慣於胡謅八扯、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硬把不是當理說。胡編濫造以欺世，信口開河售其奸，黑白混淆亂是非，真真假假煳弄人。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火，那麼民主就是水，反之亦然；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黑，那麼民主就是白，反之亦然。兩個本質上絕對不壹樣乃至根本相反的東西，卻被胡攪蠻纏地攪合到了壹起，都給攪得亂成了壹鍋粥。

　2 、民主集中制，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本質表現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的建黨原則。由於中共是蘇聯共產黨的兒黨，中共曾經是蘇共所建立的第三國際的壹個支部，故此中共完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組織方式以及相關要求建立起來的。中共乃是蘇共克隆的復製品。民主集中製作為建黨原則也同樣地移植到中共身上。

　　所謂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壹項活動或訂立壹個決議中，首先需要進行商議、討論，拿出各種各樣的乃至不同的意見、建議，批評等，這些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但是，這個過程走過了壹遍之後仍然不能形成最後的決定。掌握最終裁決權的，卻可以根據大家討論的結果拿出自己的最後意見。這，就是集中。前面的過程是準備，不管眾說紛紜的議論、商討是什麼，不管其利弊分析怎麼樣，都不過是讓人信以為真的裝潢的門面而已。最後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拍板定奪的那個人、那個搞集中的人，也是掌握實際決定權的、官最大的那個人。

　　如果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來考慮，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千古壹帝的秦王贏政早就實行了列寧在二千多年之後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了。因為秦始皇在作出某種決定之前，也是首先把他的某些想法交給他的大臣們討論、商議、爭辯。大臣們各抒己見，諫言獻策，有時也不免爭得個面紅耳赤。大臣們的意見相持不下，各執壹詞，都有道理，那就喋喋不休地說下去，此即所謂的民主；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橫掃六合的偉大領袖，搞統壹而功勞蓋世的大救星——秦王贏政最後說了話，於是乎就形成了具有秦朝特色的中央文件，在全國各地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語）“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會服從黨的最高領袖。這種所謂民主的過程是冠冕堂皇的裝樣子的、煳弄人的，是根本不能算數的，只有集中到獨裁者的身上，才能算是壹切都OK了。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義。

　　由此看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毫不新鮮的、是古已有之的，並且是業已實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王朝式的貨色。唯壹不同的是，極力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並把資產階級民主稱之為騙人的列寧卻不得不打着民主的旗號來為自己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集中大張其目，偷梁換柱地抽空了民主的本質和內涵，掛羊頭賣狗肉地、真真切切地實行起極權專制主義那壹套。

　　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壹丁點兒也沒有的，是根本見不到的，是從頭至尾地騙人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地自欺欺人的；集中，即獨裁卻是硝煙瀰漫的、無孔不入的、霧霾重重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主義。

　　3、人民民主專政，既無關人民，又無關民主，是極權專制主義瞞天過海的欺騙民主的壹項重要原則是人民主權，即壹切權力都來自於人民。人民主權的內涵是：統治者在掌握權力之前，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統治者，無論說得再怎麼天花亂墜、自吹自擂，本質上也是非法的存在，是邪惡的存在，是罪惡的存在。這樣的統治者絕不是人民的意願之表示，因為其權力跟人民壹點關係都沒有，甚至連壹毛錢的關係都沒有，連壹分錢的關係都沒有。但這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卻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耀武揚威的蠻橫霸道的強力統治或領導，而根本不能按照人民的意願辦事，總是違逆人民的意誌千方百計地並且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這樣的統治者、這樣的領導制度，必然是禍國殃民的極權專制主義的腐朽沒落的制度，而絕非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必然以人民主權為原則。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官員都不會也不敢肆意濫權、胡作非為。那些濫用權力的人，只能碰得頭破血流而灰熘熘地滾蛋了事，更不可能頤指氣使地占據高位，並且長期地獨霸政壇。

　　人民民主屬於同義反復，因為民主本身就包含人民主權的意思了，故而用不着重復。同義反復，實際上就是多此壹舉，簡言之就是廢話、是畫蛇添足。只說民主就夠了，既簡練又明確，何必還要加上壹個所謂的“人民”？

　　至於民主專政，就更是匪夷所思、難以理喻了，屬於具有列寧主義特色的胡攪蠻纏、是非混淆。因為專政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是針鋒相對的，是水火不容的。專政是獨裁的意思，是專制的表示，是極權的反映。對於專政壹詞情有獨鍾並津津樂道的列寧曾經不打自招地指出：所謂專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根據這壹定律，再來看看“民主專政”這壹詞組，立刻就可以發現其中的荒謬絕倫之處。所謂的民主專政，也就是以民主的名義實行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可是民主要求必須尊重根據優風良俗所訂立的社會行為之規範，即良好的法律。如此必將極大程度地避免並克服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民主從本質上就已經完全徹底地排除了以暴力為本質的專政。因為民主不是獨裁，不是極權，不是專制；民主既遵循良好的道德規範，又遵守既定的良好的法律；既尊重普遍的人性，又恪守基本的道義，所以民主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摒棄強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專政。實行專政，就必定毫無民主可言，即便打着民主的旗號，那也不過是偷梁換柱以售其奸的騙子之所為，而且也只能騙得了壹時，但卻決不會騙得了長遠；只能騙得了腦殘和愚民，而絕不會在覺悟者面前為所欲為地繼續行騙。因為露餡是必然的，失敗也是必須的。要實行民主，就必須摒棄專政。民主是絕對不允許獨裁的，也沒有任何極權的可乘之機，也不允許專制的乘虛而入。民主制度要求權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約束、相互監督、相互批評，而不能形成權力的過分集中，從而避免了壹人獨裁或壹黨專政。因此，民主制度是防範極權專制主義的行之有效之途徑，也是根除所謂專政----無論是革命群眾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亦或是黨魁專政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誰把反對民主、扼殺民主並消除民主的專政驢唇不對馬嘴地、霸王硬上弓地、硬性地掛靠在民主之上的？這麼做的始作俑者，乃是撒謊成性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被現在的俄羅斯大中小學教科書認定為曾拿着德皇的巨額資金潛入俄國搞顛復的俄奸——列寧。因為列寧慣於胡攪蠻纏、是非混淆、胡謅八扯地搞這樣的或類似的對立統壹，把八竿子打不着的東西強拉硬扯地弄到壹起，把人們的正常思維都給搞得個混亂不堪、亂七八糟，以便於渾水摸魚、從中漁利。民主專政是如此這般的壹個例子，屬於似是而非的東西，根本經不住嚴密的理論推敲，也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和實踐的考驗。

　　像列寧壹樣，毛澤東也似是而非、胡攪蠻纏、黑白顛倒、胡謅八扯，總是搞所謂的對立統壹的無理咬三分的伎倆、沒有正常的理論分析，沒有應有的邏輯概念，以胡說八道為特色，以偷梁換柱為本能，經常搞壹些狸貓換太子的下流之作為，以搞亂中國人的正常思維，從而使中國人的思想認識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指鹿為馬、渾不講理的水平上。中國當代哲學由此而變得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即庸俗不堪，獨立之精神喪失殆盡，極為稀少超越性。中國哲學的根本墮落，就在於列寧式的和毛澤東式的權力意誌的歪理邪說浸染其中。

　　人民民主專政，只需要民主二字即可。既不需要人民給民主來畫蛇添足，又不需要專政給民主來肆意添亂、橫生事端。

　　4、壹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制，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中國現實的政治制度也自稱是所謂的多黨制。在臺上執政的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在野黨，即所謂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黨章》上都明確地寫着“本黨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條款，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立黨方針。這就意味着，這八個民主黨派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只能聽命於中共壹言九鼎的領導。無怪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只不過是八個花瓶黨而已。所謂花瓶，就是裝潢、裝飾、裝修之意。八個花瓶黨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裝潢、裝飾、裝修而已。因為八個花瓶黨實際上沒有屬於自己的任何獨立的政治立場，壹切以中共的意誌為意誌，壹切得看中共的眼色來行事，壹切以中共的規定為圭臬，而不能也不敢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只能有隨聲附和、唯唯諾諾的份兒，絲毫顯示不出自己應有的獨特的政治價值。因為這八個花瓶黨不但政治上聽命於中共，而且經濟上也需要中共的施捨。中共隨心所欲地、巧取豪奪地吞噬國家的財政以自肥，也把其所榨取的民脂民膏的壹部分施捨給聽命於它的八個花瓶黨。八個花瓶黨通過中共所榨取的民脂民膏之施捨而存在。沒有中共，八個花瓶黨都幾乎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中共讓妳活，妳八個花瓶黨當然可以存在；但中共壹不高興，那妳就根本活不了。在文革十年裏，八個花瓶黨都到哪裏去了？都被統統地取締了，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可見，八個花瓶黨在中共看來，實在是可有可無的，是根本無關緊要的。眾所周知，八個花瓶黨的主要頭目幾乎都是秘密的中共黨員，卻領導着打着民主黨派旗號的所謂的在野黨。這八個花瓶黨實際上不過就是中共的各個支部而已，只不過是比較大的全國範圍的並且是不為外人道的支部而已。這樣的花瓶黨別說八個，就是八十個、八百個，乃至八千個、八萬個，也根本顯示不出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多黨制之價值、之意義的。依附性的政黨哪怕再多，但由於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便不可避免地喪失了自身獨特的政治價值。沒有獨立性的政黨，是不可能對其他黨派乃至執政黨產生監督與制衡的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發揮其所應有的監督、批評、制衡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其他政黨的政治權力之作用。

　　中共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統治為“壹黨專政”，只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所謂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就是花樣翻新的“壹黨專政”。這種貨真價實的壹黨制，無論干什麽，都始終沒個好，也肯定好不了。

　　多黨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之壹。多黨制要求黨際之間的關係絕不能相互依附，而必須相互獨立。依附性的政黨是沒有價值的。基於這個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理，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黨的價值究竟如何，恐怕不難猜想。也就是說，價值是幾乎沒有的，甚至歸零。現代文明的政黨必須獨立，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不獨立是不行的，是絕對不行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活動中確立自己不容忽視的價值，也具有其自身的意義。

　　壹九九八年在中國風起雲湧地組建了獨立的中國民主黨。這是中國人民衝破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所做出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開天闢地的和史無前例的政治創舉。雖然中國民主黨的全國性組黨運動遭到了黑惡勢力的蠻橫霸道的取締、圍剿與鎮壓，中國的仁人誌士們都被悉數地、統統地關進了共產監獄，共獲刑期超過了壹千年。但是，中國人民仍然不屈不撓、矢誌不渝地追求中國別開生面的多黨制的努力是極其可貴的，並已然種下了長生不滅的民主之火種。

　　中國民主黨開闢了中國多黨制的先河。其光耀千秋的卓越不朽之貢獻，其對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價值和非同凡響之意義，是極其偉大的、是無比光榮的。這就是說，中國民主黨作為建設性的反對黨猶如在極權專制主義壹黨專政的死水壹潭中扔下了壹塊巨大的石頭，於是就浪濤滾滾、水花四濺，壹波又壹波的政治漣漪綿延不絕，逐漸擴散，勢所必然地產生經久不息之影響。

　　前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國家都曾經實行過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也都在各自國家的《憲法》中明確規定，在整個社會中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眾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通過各種方式強烈地要求取締《憲法》中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目的就是要破除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以確立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的多黨制。

　　雖然由壹黨制過渡到多黨制的道路艱難曲折、荊棘叢生、障礙重重，但有覺悟的俄羅斯人民和東歐各國人民卻不畏任何艱難困苦、百折不撓，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最終戰勝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昂首闊步地走上了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輝煌坦途，已然實現了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

　　中國也要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多黨制是絕對不行的；總是實行壹黨制，是不可能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而要實行多黨制，就必須廢除《憲法》中所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就必須去除“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之類的霸王條款，就必須允許並提倡不同的政治勢力、政治團體、政治黨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不同的獨立的政治作用。 三、割裂民主，為的是極權專制主義渾水摸魚、以售其奸民主是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民主是個整體。把作為整體的民主予以閹割，予以肢解，民主就四分五裂，就很不成樣子了。為了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千方百計地把民主分割成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慘不忍睹的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以主義劃分民主，民主就變成了莫名其妙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以內外分割民主，民主就變成了匪夷所思的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以地域分割民主，民主就形成了東方民主和西方民主，等等。

　　民主，指的是現代文明社會通常具有的壹個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作為整體的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制度。民主是不能分割的，因為制度不能分割；分割民主，就是取締民主、消除民主、滅殺民主，就是掩耳盜鈴地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毛澤東之流，向來是樂此不疲地、欺世盜名地、冠冕堂皇地、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打着已被閹割的民主之大旗，隨心所欲地實行反人類、反文明、反民主的罪惡之勾當。毛澤東罄竹難書、窮凶極惡的極權專制主義終於得逞，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滅頂之災！

　　１、所謂無產階級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世界上既沒有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又沒有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民主制度既限制政府的權力，又保護並擴大公民個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人禍和悲劇的規避途徑，又可以通過責任制、責任追究乃至責任終生追究等建立人禍預防機制、糾錯機制、更正機制，從而最大程度地乃至於從根本上避免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特別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社會的災難和悲劇。連極權專制主義者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像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根本不會發生在西方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這就從反面證明了壹個道理：極權專制主義是社會重大悲劇之禍根。

　　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實質內容：既沒有三權分立,又沒有新聞自由；既沒有公民自組織體系,又沒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既沒有全民選舉，又沒有司法獨立，等等。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民主以架空民主的方式而與民主相對立。

　　無產階級民主乃是空虛之物，是毫無民主內容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欺騙輿論、混淆是非地肆意編造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本質上就是要大力推行極權專制主義。

　　２、民主不分階級。民主對所有的階級都壹視同仁地對待任何社會都存在着壹定的階級。階級之間的摩擦、矛盾、衝突乃至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衝突、鬥爭等，應當在壹定的社會秩序,即通常在法律之內通過協商、談判、行政仲裁等文明方式而予以有效的化解，而不可以用殘酷的、暴烈的和非人道的方式來肆意妄為地消滅對方的存在，並以此為目標而進行災禍連綿的和哀鴻遍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出於摧毀資產階級社會的目的，人為地把階級鬥爭尖銳化，極盡誇大階級鬥爭之能事，罔顧事實地否定資本家在工業生產中運用資本、管理、智力等推進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偉大作用，特別是視而不見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極為可能的血本無歸等巨大損失，而只是壹味地強調所謂的剩餘價值規律。資本家通過自己的資本、技術、管理和對於千變萬化市場之不同風險的擔當而創造了工作場所、提供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給工人發放工資和提供福利，由此而滿足不同人群的生計之需要。如此等等，不能說資本家對工人進行了剝削，而只能說資本家是工人飯碗的提供者。但馬克思卻根本不管這些，硬說資本家剝奪了其所僱傭的工人們的剩餘價值，並由此而提倡“剝奪剝奪者”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

　　馬克思主義把階級和階級鬥爭極端化，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並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號召，實際上是給既定的正常的社會、給人類文明的正常秩序均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和慘不忍睹的滅頂之災。這種慘不忍睹的歷史教訓，極為深重，而且也極為廣大。不但形成了許多國家的悲劇歷史，而且對中國的社會現實仍然產生着不可避免的極為慘痛的負面影響。

　　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衝突、鬥爭等，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得以合理的消除與化解。為什麼非得要劍拔弩張地拼得個互不相讓、刀槍相向、有妳無我、有我無妳、妳死我活呢？為什麼不能平心靜氣、以和為貴，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共謀發展、協力並進呢？

　　事實證明，殘忍暴烈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零和遊戲很不好玩，竟玩掉了億萬人的頭顱。多少聰明的大腦竟充當了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灰不拉幾的炮灰呢？！

　　民主不分階級。無論什麼階級都可以在民主制度中使自己應有的權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因為民主制度是對社會中的全體人民，即對每壹個人都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保護作用，對社會中的任何壹個階級和任何壹個階層的人都是壹視同仁地、幾無差別地對待的。

　　所謂的階級民主，是壹個偽命題，是歪曲、割裂民主本質的信口雌黃，是壹種欺名盜世的騙子伎倆。

　　3、民主不分黨內黨外。“黨內民主”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在胡、溫執政長達十年的過程中，曾經紛紛攘攘地出現過所謂的“黨內民主”壹說。“黨內民主”是個貨真價實的偽命題。除了騙人，還是騙人。哪裏有什麼黨內民主？民主，作為壹個完整的體系，作為壹種現代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制度，根本不分黨內黨外。難道黨內可以搞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多黨競爭、總統大選？既然所有這些都不能搞，也根本搞不了，那還能有什麼黨內民主？所謂的黨內民主，簡直是壹點實際內容也沒有的胡扯。

　　擊鼓傳花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為了欺矇世人而胡編濫造、信口開河地拋出了所謂“黨內民主”的花裏胡哨的繡球，某些御用專家、學者、教授便開始跟着起鬨，使出渾身解數地獻媚邀寵，大唱贊歌，也的確蒙蔽了不少不動腦筋的諸多民主盲。其用虛假的“黨內民主”的騙人鬼話來拖延建立民主制度的良好機遇，也着實浪費了中國人民十年之久的大好光陰。

　　4、民主不分種族。所有的種族都可以享有民主所有民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都可以享有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國人也要追求人類文明普世價值，也要建立適合於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外國人的專利，民主制度是人類共同追求並予以實現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中國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擁有民主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江澤民曾說，中國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制度。這是中共以小人之心度中國人民的君子之腹，是他以螳臂擋車的跳梁小丑之姿企圖阻擋歷史巨輪向着民主目標奮然前行的極其可笑的不知量力。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先進的民族已經實現了民主。尚未實現民主的中國人正在努力爭取民主，並在不遠的將來也壹定會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如果認為民主制度不適合於東方人，那就是把同洋也是東方人的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都給排除了民主的範圍之外。因為臺灣人民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已經可以通過競選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已經實現了多黨制、議員選舉、司法獨立、新聞輿論自由、軍隊國家化、發達的公民自組織體系，還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等。臺灣人民可以擁有民主制度，為什麼中國人民不可以擁有？臺灣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中國人民為什麼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臺灣可以搞多黨制，為什麼中國就不能搞？新聞媒體在臺灣是自由的，中國為什麼非得要清壹色的政黨壟斷？難道民主制度可以保護臺灣人，卻不能保護中國人嗎？臺灣人民可以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什麼中國人卻不能享有所有這些美好的東西？人類文明普世價值可以在臺灣寶島登陸，但為什麼卻被阻隔於中國之外？同是壹個民族的人，壹個已然堂堂正正地實現了民主制度，壹個卻仍然生活在沒有民主的極權專制統治下？在臺灣人身上所實現的，也應該在中國人身上予以實現。因為民主不僅是臺灣人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國人的追求。在臺灣實現了的民主制度，也同樣可以安家落戶在中國。凡是好的東西，都應該成為包括中國人在內和臺灣人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在西方發達社會可以實現民主，在世界的東方也同樣可以實現民主。民主可以在白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同樣可以在黃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黑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民族身上得到落實。

　　5、民主不分地域。民主的“亞洲模式”和“中國式民主”純屬扯淡民主，不分地域，也沒有所謂地域式的民主。這就是說，民主沒有也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所謂的“亞洲模式”，是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為了維持其極權專制主義統治欺騙新加坡人民、欺騙亞洲人民、欺騙全世界人民而肆意編造的胡說八道。其惡劣之影響，沉重地壓抑着整個亞洲，使亞洲人民都深受其害。民主的“亞洲模式”意味着，亞洲人民必須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默默地苟活於世，而不能享有歐美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制度。比如亞洲人民不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不能實行權力制衡、不能搞多黨制、不能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不能實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不能自由地結社組黨、不能自由地集會、請願、遊行示威等等。亞洲人民只能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制度下乖乖地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奴才，而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從事任何有意義、有價值的社會政治活動。

　　亞洲模式是壹種巧妙設計的牢籠。亞洲人民只能在這個牢籠裏邊、在這個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活動，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行事。統治者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統治者不讓幹什麼就不能幹什麼，壹切都得聽從主子的安排。所謂的主子，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者，就是國家或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高權力的掌握者，是壹個貨真價實的獨裁者。亞洲模式正是適應獨裁者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欺世盜名的極權專制主義之詞組。

　　民主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民主制度以人民主權，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等為原則。以權力制衡為特色，以公民自治、地方自治、輿論自由等為內容。無論是歐洲式民主，還是美國式民主，民主的本質極其表現方式是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的，是必然具有本質上的壹致性的。比如在全國大選時，每壹個公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對於總統競選人莊重地投下神聖的壹票。所有的民主社會都無壹例外地實行多黨競爭機制。在野黨時刻監督、批評、制約執政黨。執政黨倘若表現不好，就必然會在下壹次的大選中被選民們所拋棄。執政黨就只能變成在野黨。在野黨通過為人們所認同的施政綱領就極有可能成為執政黨。在壹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裏，永遠也不會存在壹黨永遠執政的極權專制主義之特例。能幹並且可以干好的執政黨可以多干幾年，但卻絕不會永遠執政。因為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壹旦干不好，就立即下野。因為決定政治權力的只能是人民的選票。人民的選票是關鍵之關鍵，是絕對重要的。

　　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是抽幹了民主本質內容、徒有其名稱的宣傳口號。這種有名無實的貨色，只能是滑稽可笑的濫竽充數。除了給民主造成極大的傷害之外，除了蠱惑人心的欺世盜名之外，是任何益處也沒有的。相信了民主的“中國模式”，就是相信了極權專制主義的胡說八道。

　　6、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絕非民主的本質及其形式有壹種說法叫做：協商式民主。似乎只要協商，就算是實行民主了，至少給人們的印象是這樣。特別是對沒有經歷過民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民主體驗，也不知道民主本質是什麼的大眾來說，協商民主的口號具有相當大的迷惑性。協商就是商量、研究、討論的意思，對於某些事可以各自發表議論，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意思。這種商量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本質，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形式，頂多算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初級的、淺層的、表面的現象而已。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協商不過就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影子罷了。如果民主是壹張皮的話，所謂的協商，最多不過是附在皮上的壹、二根毛而已；如果民主是長江大河，協商只不過是大河裏的幾粒水滴而已。這就是說，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證明不了民主所具有的價值，也更談不上所謂民主之意義。

　　用協商式民主的提法來煳弄人，雖然很多人因為不動腦子也根本不了解民主的實際內容，所以就不免大上其當。所謂的“協商式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含金量，根本就不是民主。

　　四、民主制度壹定會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社會現實眾所周知，中國和世界的大部分人禍、悲劇，基本上都根源於沒有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制度。如若實行了民主制度,人禍.悲劇等就會大大地減少,乃至於徹底地予以根除。至少，民主能夠保證不會給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造成什麼大的全面的災難。凡是沒有民主的地方，都是不適合於人居之地。大饑荒通常因為沒有民主而出現；有了民主，哪怕糧食再匱乏、再短缺，也都不至於餓死人。因為在民主制度之下，人們總會有辦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但沒有民主，那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那就必然形成大規模地餓死人的悲慘場景了。進而言之，極權專制主義是造成壹切災難、人禍、悲劇的罪魁禍首，實屬萬惡之源。

　　中國人為了讓自己的生活無憂無慮，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幸福快樂，為了讓子孫後代的生活有相應的必要之保障，就必須盡其所能地、堅決徹底地、無所畏懼地否定、排除、消解極權專制主義的邪惡、罪惡之統治，就必須全力以赴地、萬眾壹心地、意誌堅定地追求民主、保衛民主、捍衛民主、實現民主。 建立民主制度，壹直是很多中國人民矢誌不渝的強烈渴望和百折不撓的奮力追求，壹直是中國的仁人誌士們赴湯蹈火、前仆後繼地努力爭取的輝煌目標。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在國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同舟共濟、眾誌成城、艱苦卓絕的努力之下，再乘上現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浩蕩之東風，在可以預期的不算久遠的將來，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壹定會在中國建立起心嚮往之的民主制度的。為了達成這壹光輝而又神聖的目標，從現在開始，有覺悟的中國人都應該明確地認識到以下各項民主指標，並為此而盡其所能地進行十分必要的相關工作:

　　中國也要搞大選。前蘇聯和東歐八國都舉行了大選，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國也都舉行了大選，更不用說美國了，美國都已舉行了二百多年的大選，歐洲諸國也都舉行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選。為什麼偏偏中國大陸就不能舉行壹次像模像樣、鄭重其事的大選？中國人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莊重地投下神聖的壹票，以真正地選擇出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意誌的國家領導人？

　　中國也要實行多黨制。歷史的慘痛教訓和現實的慘烈經驗都層出不窮地告訴中國人壹個顯而易見的道理，這就是:壹黨制總是不行的。壹黨制是萬惡之源。多黨制總要好於壹黨制。多黨競爭，有利於激發社會的政治活力，有利於調動蘊藏於民眾之中的所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等等。多黨之間的相互監督、批評、制衡，必然使自己和他人遵守秩序、堅持原則。按照既定的社會規範，即法律的要求辦理壹切事物，而不敢更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更不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肆意濫權。多黨制，尤其是兩黨制，在已經實行了二百多年民主制度的美國成熟而成型,並已然給我們確立了值得彷效的可貴典範。多黨制，是破除壹黨制卓有成效的最佳方式。我們沒有理由否定、排斥並拒絕現代政治文明的多黨競爭機制；立法機構的民眾代表應當通過競選產生出來。如果民眾代表不能通過競選而產生，卻通過上級領導的任命而產生，那就必然喪失了民眾代表的資格。即便當上了所謂的人民代表，其資格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為這樣的人民代表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贊同和認可，這樣的人民代表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只能代表選擇這樣的人做代表的領導者的意誌。人民代表必須為其所代表的民眾負責，因而就必須開宗明義地、堂堂正正地、大張旗鼓地表述民眾的意誌，闡述自己非同凡響的觀點和意見，表達與眾不同的和超凡脫俗的獨特見解。所有的現代文明國家的議會從來都是各種觀點、意見、建議激烈交鋒、爭辯,甚至互不相讓，最後只能通過票決而進行取捨的場所，是紛紛揚揚、莫衷壹是、七嘴八舌地做出決定的場所。現代文明的議會決不允許存在任何不能表述民眾觀點和自己獨立思想的殭屍般的代表人物。根據法律之規定，每壹年都得有壹定比例的代表人物需要重新選出，以便於為立法機構增添新鮮的血液，補充其所需要的新的能量。議會必須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進行詳細的審核，嚴格的把關，統籌兼顧，量體裁衣，審時度勢，擇優而選之。錢是能省則省，當用則用。每壹分錢都要花得值，值得花，每壹分錢都要花在正地方。每壹次撥款都應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能形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統壹；司法必須獨立，這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前提條件。司法獨立意味着獨立審判。獨立審判就是既不受任何其他權力的干擾，又不受輿論時尚的左右；既不為金銀財寶所浸染，又不為人情世故所羈絆。司法審判只遵從廣泛民意之集中反映的良法而辦理壹切案件。獨立審判機構的從業人員，即法官，除了對其所負責的案件負責乃至終生負責之外，是不會也不能為其他例如權力、金錢、人情等等負責的。司法獨立的核心就是法官獨立判案。法官必須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法官的職業應該是社會最高尚的最受尊崇的職業。法官的職業必須通過相關的法律予以切實的保障。法官應當享有應有的工資和待遇。法官如果接受賄賂，那就會造成判決不公，正義就會被邪惡所戰勝。法官之腐敗，是社會中最大的腐敗。可謂牽壹發而動全身。壹個因判決不公而導致的冤案，都是整個司法,甚至整個社會的全部恥辱。所以壹定要建立防止司法腐敗的長效機制。要保證司法獨立，就必須對法院進行應有的財政之保障。地方法院不應當享有地方財政撥款，而應當享受國家議會的專項撥款。因為只有這樣，法官在判案時才能不考慮地方權力的作用和影響。現在之所以存在各種各樣的層出不窮的冤假錯罪案、之所以出現蜂擁而出的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上訪人員，乃至出現成百萬上千萬的上訪大軍，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敗所導致。壹方面司法受到各種權力之干擾，此外還受到金錢的腐蝕和人情的蠶食；另壹方面司法判案中的濫權與責任不明，勢所必然地形成煳塗僧判煳塗案，好人得惡，惡人得好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公、不正、不義之現狀。據說現在要開始依法治國了，也開始講司法獨立了，但卻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進行。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考慮，司法獨立就不應該有什麼所謂的領導了。司法只是對法律負責，根本不必考慮對某個執政黨負責。既然要求司法對某個執政黨負責，那還怎麼能夠進行子虛烏有的和莫名其妙的司法獨立？

　　中國是或遲或早地要實行司法獨立的，因為這是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的壹個至關重要的內容。中國雖然現在到處是冤假錯罪案，這是極權專制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罪惡之結果，也是由於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敗而肆意濫權所壹手造成的。但在實行民主制度之後，在中國實現正義轉型之後，冤假錯罪案就會日趨減少，最後也壹定會化為烏有的。因為司法獨立，權力制約權力，權力限定權力，肆意濫權、胡作非為等現在司空見慣的現象就都會變成不可能之事了。司法獨立將為根絕中國的冤假錯罪案夯實無比堅定的基礎，並開闢無限廣闊的道路，中國人民的權利將會因之得到充分之保障，中國人民的尊嚴因之而得到根本之確立。

　　決不允許有壹個冤案出現在叫做華夏故土的中國。哪怕有壹個冤案，都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哪怕有壹個冤案不解決，都是中國司法的嚴重失職。要根除冤案，就必須真正地實行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司法獨立；應當大張旗鼓地鼓勵、支持並提倡開辦各種各樣的獨立的新聞媒體，特別需要建立國家對於私營媒體的傾斜政策、獎勵機制，最好提供國家應予給與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補貼，以使獨立的自由度私營媒體蜂擁而出、遍地開花。千百萬家私營報紙、私營雜誌社、私營出版社、私營廣播電臺、私營電視臺、私營網站琳琅滿目，蔚為壯觀，必將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制度的新氣象。故此民意可以毫無阻礙地充分地涌流，所有的冤屈、難過、憤懣都可以暢所欲言，人們可以充分地分享各種各樣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成為開放之狀態，謊言於是也就沒有容身之地。所有的貓膩由於暴露在眾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而無以隱藏。在民意可以暢達的情況下，在民智可以得到充分啟蒙的情況下，壹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和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人們由現在的普遍的壓抑狀態將會轉入到自由表達而釋然抒懷的狀態，沉沉壓抑的精神重負將由此壹掃而光。現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各種腐敗也會受到廣泛民意的激烈抨擊與極大遏制，暢行無阻的潛規則將逐漸地變得走投無路，乃至於全面崩盤。要建成壹個正常的合理的正義的社會，要使每壹個中國人都能夠正常、合理而且正義地生活，沒有獨立的私營媒體，沒有千百萬家伸張民意的私營報紙雜誌、私營廣播電臺、私營電視臺以及各種各樣的私營網站，是絕對不行的，也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說，要使中國的人權得到卓有成效的捍衛和保護，就必須強烈地要求幾萬家、幾十萬家乃至上百萬家的私營媒體都來發揮其所應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是新聞媒體在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後的第四權力的獨特作用。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壹發力，社會就由不正常變得正常。因為人性、良知、道義就會得到彰顯，所有的陰暗、苟且、下流便都會在滔滔的民意中如老鼠過街壹般地被打得抱頭鼠竄，顯現出醜陋不堪的原型，並被消除得無影無蹤。沒有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而只有蠻橫霸道的黨國宣傳工具，由於不能真實、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廣大民眾的意願，故而必然造成社會生活的不正常、很不正常乃至於極不正常。有沒有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對於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是值得予以高度重視的。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是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之必然要求；要允許、提倡並鼓勵更多的公民自治組織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中去。公民自組織的興盛發達，是社會文明達致相當高度的壹個不可或缺的極為重要的標誌。沒有發達的公民組織，沒有足夠的非政府組織，就不會有也不可能有社會生活的正常化，更談不上社會的現代化。公民自治組織有利於調動社會中壹切積極的因素，腳踏實地地解決壹切應予解決的實際問題。公民自治組織能夠替代政府解決諸多民眾的各種各樣的應急事務。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解決不了的,公民自組織就極有可能予以妥善之解決。另外,各種能人都可以在公民自組織中適得其所地找到發揮能力和展示能量的用武之地。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正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各樣的利益，情趣相同的人們自願地組成壹個團體。國家和社會對此應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大力的支持。只要是非暴力的團體，都是應該為法律所允許的。只有暴力的組織或團體因為是社會的危險力量，所以必須為正常社會的法律所嚴格禁止。暴力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暴力不符合人性。暴力不能構建正常的文明社會。非暴力的社會團體，無論政治的也好，還是經濟的也罷；無論文化的也好，還是社會的也罷；無論是慈善的也好，還是情趣的也罷，都是社會正常存在的必要表現形式。公民自組織的強大和成熟，有利於防範、規避並消解不可預測的災難，有利於減少難以想象的各種悲劇。故此，大力提倡公民自組織的生成與發展，是社會走向正常化和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應該實行高度的地方自治，這是民主制度的內容之壹。地方的事物歸地方管理，地方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比如地方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地方領導人是通過地方選舉而產生出來的。根據地方社會發展的需要，地方議會根據地方實際情況而制定出促進地方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有關決議，並作出適當的投資規劃，以滿足地方國計民生之需要。地方的高度自治意味着，其權力來源於地方的民眾，而不是來自於上級的權力機關。比如美國的州長，就是進行州選舉的結果，而不來自於美國總統的任命。中國的各省省委書記、省長的權力都來自於中央的任命，與當地的人民沒有關係，所以不可能進行所謂的高度自治，甚至連壹般的自治都不可能。如果中國的各省省委書記、省長都能像美國州長那樣，均來自於選民的投票之結果、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實現高度的地方自治了。在壹切地方的權力均來源於中央任命的情況下，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高度的地方自治，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中國幾千年來壹直實行着大壹統的極權專制主義制度。此之謂:壹切政制皆秦制。這就是說，中國的所有地方官員所擁有的權力，都來自於整個社會的權力中心，即皇帝。各級各地的官員都不過是皇帝所擁有的至高無上之權力，即皇權所派生和分封的結果。中國的政治權力千年以來是這樣，現在也仍然如此。在中國大壹統的政治傳統中，根本沒有地方自治的地位，也不承認地方自治的價值，更談不上從來都沒有的所謂高度的地方自治。

　　在中國，地方自治這壹塊從來都是壹塊空白，高度的地方自治更是子虛烏有。高度的地方不自治,倒是屢見不鮮、層出不窮、比比皆是。要把大壹統的觀念轉變成分權的高度的地方自治的觀念，恐怕是壹場十分艱難曲折也極其不易實現的社會革命之過程。可能不但需要人們的觀念革命，而且也需要全新的政治革命。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爭取地方自治的努力，但都被大壹統的國家主義思想所取締、所排斥、所剿滅了。因為在後者看來，前者是鬧獨立、搞分裂。比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陳炯明就曾經設想過“聯省自治”，並為此進行過相當程度的努力，但卻被孫中山大壹統的國家主義思想所消除。史學界普遍地傾向並支持孫中山，卻對希望搞聯省自治的陳炯明言詞不恭，均指斥陳炯明是破壞孫中山統壹大業的革命叛徒和地方軍閥。陳炯明地方自治的思路和設想，也壹直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煙霧之中而不見蹤影。其實，陳炯明所搞的不過就是繼承了清朝後期拳匪之亂、扶清滅洋導致八國聯軍進攻京畿之地時，由當時的洋務大臣、封疆大吏左宗棠、李鴻章在江南諸省所搞的保障地方平安的聯省自保的那種脈絡、那種統治方式。聯省自保確實為地方的洋務運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充分的便利條件，不失為保持社會安定的上佳之策。但在大壹統的國家主義觀點看來，地方自治始終是壹種不可容忍的所謂鬧獨立搞分裂的不良之傾向。在中國壹以貫之的意識形態中，大壹統始終是無可懷疑的永遠的政治正確，雖然在實踐中總是捉襟見肘、錯漏百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葉，給高饒反黨集團定的壹個罪名就是，高崗要在東北鬧獨立。因為作為東北局主席的高崗曾經要求中央給予東北以高度的自治。據說,高崗希望，除了給中央上交應交的稅收之外，東北的事情都可以進行高度的自我管理。倘若如此，即按照高崗所設想的那樣去做的話，如今東北的社會經濟狀況足以與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相提並論。換言之，東北人民的生活絕不會像現在這樣顯示出普遍的貧困落後之狀態。由此看來，沒有地方自治、沒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必然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必然搞不好，也不可能搞得好；應該實行軍隊國家化，文官應當擔任國防部長。壹個國家的軍隊，應當是防止侵略、保衛國防的武裝力量。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既然是國家的軍隊，就絕不是壹黨壹派的軍隊，就絕不是某個政黨或執政黨的軍隊。如果成為某個黨的軍隊，那就必然會成為像希特勒的黨衛軍壹樣的私家軍隊。軍隊必須國家化。國家化的軍隊不應受到壹黨壹派的意識形態之影響，也不應當受到某個政治勢力所具有的政治觀點之擺布，故此軍隊應當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非黨派化。國家化的軍隊應當根據現代軍事發展之需要而走向信息化、海陸空多兵種的協同作戰，以快速機動之能力克敵制勝。在有效地保證自己安全的情況下，穩准狠地達到應予達到的軍事目的。因此，軍隊應當職業化。作為防範並抵禦外來侵略的武裝力量，軍隊主要用於國防。當然，在面臨重大的自然災害，如洪水、乾旱、地震等巨大災變時，根據相關法律之規定，軍隊也可以參與抗災，但僅僅是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動用軍隊。壹經完成抗災的任務，軍隊必須立即撤出。軍隊不是社會生活力量的顯現，而只能是國防力量的顯現。這就是說，軍隊不應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如果軍隊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那就意味着軍隊的失職。因為參與國內政治的軍隊在承擔着治安警察的作用。軍隊應該與社會的政治生活相分離。如果軍隊參與社會的政治生活，只能是暴力的濫用,勢所必然地造成慘絕人環的悲劇，並使整個社會在無限的恐怖中墮落到不正常的深淵裏去。

　　必須在軍隊中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止腐敗的機制。軍隊的腐敗，是國家腐敗的集中表現，是社會腐敗難以治癒的頑症。腐敗的軍隊是根本打不贏壹場戰爭的，更不用說現代化戰爭了。壹敗塗地，都是極其可能的。壹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甲午戰爭,就證明了這個道理。不難想象,在現代戰爭的情況下，腐敗的軍隊究竟能夠怎麼樣地稀裏嘩啦、壹潰千裏？ 如何把因腐敗而亂成壹團、基本喪失了戰鬥力的軍隊轉變成壹支能打勝仗、攻堅克難、戰無不勝、廉潔自律的軍隊？這，的確是個令人棘手的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的層出不窮的現實問題。這，確實需要有識之士集思廣益、開動腦筋、攻堅克難。倘若不能戰勝軍隊的腐敗，包括腐敗在內的任何勢力都會摧枯拉朽地戰勝金絮其外敗絮其中的軍隊的。因為腐敗的軍隊是不會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戰鬥力的。

　　既然軍隊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黨派化，所以必須對軍隊的政委制度、政治指導員制度等等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革。建議取締適應於以往戰爭年代所建立的“支部建在連上”的黨支部制度、指導員制度和政委制度，以使軍隊在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黨派化的基礎上不斷地走向軍事技術化、知識化、信息化和職業化的正確道路。 現代民主制度要求國防部長應由文官擔任。因為文官擔任國防部長，有利於協調對於海陸空諸多兵種的指揮和調配，有利於貫徹執行國家的防務政策。應當建立國家集中的、統壹的軍事指揮系統。參照美國的經驗，參謀長聯席會議可能是指揮現代戰爭的壹個好的或比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凡是適應於現代化戰爭的有益經驗，都應該加以認真地研究和學習，以利於取長補短、為我所用、揚長避短、增強實力。

　　中國現行的軍事力量，無論人員素質，還是常規武器的裝備；無論指揮系統，還是應變能力，照比美國的軍事力量，照比歐洲某些國家的軍事力量，甚至照比沒有軍隊而只有自衛隊的日本軍事力量，正如很多資料所表明的那樣，大約相差三十年之久。既然差距這麼大，又想打勝仗，其中所應填補的漏洞究竟會有多麼大，實在是匪夷所思地難以想象的。正像某位中共將領所言，日本海上自衛隊只用半個小時就可以把中國海軍的最強艦隊東海艦隊打得個全軍復沒。如此壹來，在未來戰爭中，甲午海戰的悽慘場面也許又將可悲地重演。

　　基於這種考慮，為了適應現代化的信息戰爭，中國軍隊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更新，無論軍事觀念，還是指揮系統；無論指戰員的素質，還是武器裝備的改良，都需要進行適應現代化戰爭的各種變革。軍事變革的任務繁多而且艱巨，責任重大，使命神聖。

　　結論:民主潮流不可抗拒。中國人民壹定要建立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民主制度如上所述的內容，只是囊括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民主的更多的具體細節,可能還需要詳細的補充、加強和接續。民主制度確實需要壹個拔節生長、穩步發展、逐漸完善的長期而又艱苦的過程。對於中國的民主發展中國人要有充份的理解和相應的準備。中國要實行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民主制度，就應該向壹切先進發達的民主國家學習，特別需要大力地向美國、歐洲學習，而不能像俄羅斯那樣只搞半吊子的民主，更不能壹如既往地只搞假民主、真專制。中國人要在中國建立起壹個史無前例的和別開生面的民主制度，就應該全面徹底地實現如上所述的各項內容。上述的各項民主內容，相互聯繫、相得益彰、相互影響、相互提攜、相互促進、相互激勵，缺壹不可，齊頭並進，共創民主大業之輝煌。 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理由沉湎於極權專制主義的沉重壓榨而自我毀滅。中國人民壹定要捍衛屬於自己的不可剝奪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和凜然不可侵犯的頂天立地的尊嚴。建立民主制度，毫無疑義就是這種價值和這種尊嚴的卓有成效的和堅強有力之保證。

　　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中國人民邁向民主自由的雄壯步伐，無論是位高權重而盡顯無能的權力掌握者，還是鼠目寸光的既得者利益集團；無論是頑固地堅持壹黨專政的保守勢力，還是與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負隅頑抗的頑固派，都抉不可能阻礙民主潮流的浩蕩奔勇、勇往直前。

　　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建設與發展；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人民的自立、自為、自強，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人民所應有的極其寶貴的軟實力、頂天立地的尊嚴，以及至高無上的價值。

　　中國人民所熱切盼望並竭力追求的民主制度，壹定會在世界的東方、在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在苦難深重的中國無比堅實地、堂堂正正地、史無前例地建立起來的。

　　建立民主制度，這是現時代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所必然提出來的迫切而又正當之要求，這是在中國實現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並最終實現實質正義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必須完全徹底地改變沒有正義、匱乏正義、否定正義、排斥正義、滅殺正義的可恥可悲之現狀，必須儘快也盡力地形成熱愛正義、弘揚正義、追求正義、捍衛正義、實現正義的良好的社會風尚。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努力地構築追求正義、保衛正義、捍衛正義的固若金湯的銅牆鐵壁；建立民主制度，這是中國成為文明國家的必由之路，這是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告別屈辱、開闢未來、開創民主新時代所必須要完成的事業。

　　建立民主制度，這是實現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事關在中國建成公民社會的攻堅戰，這是中國社會正義轉型的思想重建、道德重建、制度重建的史無前例的和浩大無比的社會工程。

中國社會的國營企業

作者 聶日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7月中旬，國資委公布2022年上半年央企主要經濟數據：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9.2萬億元，同比增長12%，實現利潤總額1.4萬億元，同比增長7.1%。實現淨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6.1%。累計上交稅費1.5萬億元，同比增長14.4%。這些數據說明：國有企業的利潤在增長。那麼，這個利潤水平是高還是低，其影響是什麼？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近十年國企利潤總額上升，主要是資產規模擴張的結果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國有企業整體的經營，國企的利潤和上繳稅費表現得很好。自2017年以來，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和應交稅費持續增長。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防控，略有下降，但2021年基本上補漲回來。兩年平均來看，2021年的上漲延續了2017年以來的上漲趨勢，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利潤總額和上繳稅費的上升原因有很多種，可能是經營效率提高了，同樣的資產和淨資產帶來了更多的收入和利潤，也可能是資產膨脹所致。到底是怎麼樣的呢？相比2014年，2020年全國國企資產規模上升了1.3倍，不過，營業總收入只增加了32%，利潤總額增加了41%，收入和利潤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資產和負債規模。因此，我們需要消除資產規模的影響，進一步考查其經營績效。分析師一般會採用總資產報酬率（ROA，息稅前利潤/資產總額）和淨資產收益率（ROE，淨利潤/淨資產）來評估企業的經營績效，前者是指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的總體獲利能力，後者是企業運用自有資本獲得淨收益的能力。如圖2所示，眾所周知，中國在1998年進行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一些虧損的、中小型以及競爭性行業的國企被推向市場。輕裝上陣的國企經營績效迅速改善，從盈利面上看，2003年時，有半數以上的國企是虧損的，隨後盈利企業占比就一直上升到2011年的65%，隨後十年一直穩定在63%左右。這也意味着，每一年持續有4成國企是虧損的，這種狀態長達十年沒有改善。

　　從時間線上看，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以後，國企的經營績效明顯改善，淨資產收益率從2001年的4.6%上升至2007年的12.1%，總資產報酬率從2001年的3.3%上升到2007年的6.4%，進步非常大。除此以外，償債能力也有大幅提升，已獲利息倍數從2001年的1.9倍上升到2007年的5.8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的經營績效隨即大幅下調，在“四萬億”政策的刺激下，雖然略有反彈，但到2011年以後兩個指標雙雙持續下降。所以，2011年以後的國企利潤總額上升，主要是資產規模擴張的結果，並且隨着資產擴張的過程，邊際收益遞減，ROA和ROE不斷下降。這也是中國經濟過去十幾年的寫照，非常依賴投資驅動，但投資的邊際收益在遞減，每投入一塊錢帶來的GDP和利潤在不斷下降。

　　“國企”是個總概念，不同類型國企差異大

　　國企是一個總概念，可以分為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中央國企又可以分為中央企業（央企）、中央金融企業、中央部門管理企業（部委企業）等。國資委公布的只是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主要是工業企業，近100家，不包括中央金融企業，也不包括各部委管理的中央國企。而無論是財政部還是國資委，公布的數據都不包括中央金融企業。不同權屬的國企，其經營績效有非常大的差異。按央企、部委企業和地方國企三類，我們分別計算其財務指標，數據如表1所示。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介紹2021年央企成績的時候指出，央企控股境內的上市公司的戶數占整個上市公司的7.2%，但貢獻了全市場的37.1%的營業收入、31%的淨利潤、23.3%的現金分紅。言外之意，是央企的貢獻卓着。央企好不代表國企好。在國企內部，央企的企業數僅占21%，但資產總額占全部國企的26%，而利潤更占到了50%。相比之下，地方國企的企業數占74%，總資產占65%，利潤僅占39%。所以，央企是非常特殊的存在，總體來看，央企好於部委企業，部委企業好於地方國企業。

　　按之前的分析，我們消除資產規模的影響，看ROE（淨資產收益率）的水平。因為數據原因，我們僅有2019年以前的地方國企的ROE表現，為了排除單獨一年的波動，我們採用2017-2019年的3年算術平均進行比較。央企、部委企業、地方國企的ROE分別為6.2%、5.1%和4.1%，盈利能力依次降低。深入到地方各省區之間，央企仍然是一枝獨秀，上海、廣東、山東次之，在5.6-5.9%之間。上海、廣東是中國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地區，而部委企業的贏利水平排在山東後面，相當於省份排名中的全國第四。至於地方國企，如圖3所示，整個地方國企的水平為4.12%，僅有5個省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所有的中西部地區和大多數東部省份國企的ROE都低於全國國企的平均水平。如果將淨資產收益率與地方財政自給率、地方債務水平、人均GDP大體上呈現一定的相關性，自給率越高、人均GDP越高、人均債務水平（相對於人均財政收入）越低，地方國企的ROE就越好。

　　國企VS.民企，誰賺錢能力更強？

　　我們還可以將國企和民企進行對比，因為缺乏全樣本數據，我們採用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分析。在A股上市的企業可謂中國企業中的績優生，因此採用A股的數據，會存在一定的偏誤，總的來說，央企上市的比例非常高，能相對代表央企的平均水平，但上市的民企和地方國企則是優中之優，無法代表民企的總體情況。 如圖4所示，能上市的民企，其ROE表現得很好，雖然不如外企，但與中央國企互有勝負，這表明績優的民企其盈利能力並不弱於中央國企，而在A股上的央企之所以創造了那麼多的利潤，主要是資產規模龐大導致的，其ROE水平並不高。

　　那麼，如何理解央企在各類國企中經營績效最好？如何理解國企的資產規模膨脹得這麼快？如圖5所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的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非常明顯上升，直到2017年去槓桿才緩緩的下降，最近兩年國企的槓桿率又開始上升，雖然資產負債率仍然控制在65%的政策以內。

　　為什麼國企勇於進行負債規模的擴張？這主要是在負債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或多或少沾了國家信用的光，銀行敢貸款給他們，給他們的利率也要更便宜一些，他們擴張的成本和負債的難度要低於民營企業。 如圖6所示，2009年到2021年的大多數時刻，上市民企的財務費用率（財務費用/營業總收入）都要高於中央國企。2017年去槓桿以後，地方國企的財務費用率也低於上市民企。A股的上市民企是中國民企中最優質的企業，尚且如此，其它未上市的民營的融資環境和財務費用率是可想而知的。這種環境是央企資產規模突飛猛進的基礎。

　　國有企業利潤增長背後的隱憂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1998年國企抓大放小改革讓國企與民企從競爭關係上發生了變化，與產業全局的國退民進相反，在關鍵性與基礎性行業中國有股權系統性的集中，這些國企與民企所在的競爭行業構成了上下游關係。2015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李系、劉學文和王勇三位學者建立了一個模型解釋這種現象，國企改革與中國加入WTO以後，下遊民營企業在擴張發展的過程中帶動了對上游金融、能源、電信等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而國有企業主要處於這些上游產業，民企的擴張和盈利改善也使得國有企業的贏利快速增長。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央企的ROA、ROE表現要好於部委企業，繼而也好於地方國企。從這一點講，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東部的上海、廣東的地方國企經濟績效比較好，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企經營狀況尚好。從這一點來看，現有產業鏈的所有制結構，使得在擴張期的國企和民企是互補關係，在經濟收縮時期，局面則會分化，如果國企主動做出調整，比如適當的開放，引入活水，提高效率等，既可以降低下遊民企的生產成本，避免盈利能力過度惡化，民企的繁榮，也會帶動上游需求，也是倒逼國企改革的契機；相反，如果國企此時要保證利潤，那麼就只能擴大化使用其在產業鏈中的優勢，這時的國企民企雖然分屬上下游，但同樣存在競爭關係，變成分蛋糕的遊戲，這對兩者都是傷害。 現任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王勇在2017年曾撰文指出，國企“應該儘量剝離本不該由企業承擔的社會性負擔，同時取消政府補貼，讓上游產業中的國有企業與新進入的民營企業真正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上游產業技術進步與升級，為下游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在經濟增長低迷之際，事關國企和民企的發展局面，這個建議顯得尤為重要，需要被認真對待。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作者 王小魯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全國土地財政格局迎來了一個大轉折。2022年上半年，全國國有土地出讓收入2.3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31%。要判斷其原因和未來趨勢，需要對土地財政的來龍去脈做一個清晰的梳理。

　　一、昨天：土地財政從何而來？

　　在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設用地由政府從農民手裡徵用，並進行無償劃撥。

　　上世紀80年代，少數城市開始嘗試土地有償出讓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和1992年國務院分別發布了土地出讓的暫行條例和暫行管理辦法，1993—1994年開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開始成為商品。

　　但土地交易從一開始並沒有按市場原則來設計。地源仍來自政府徵收農民的土地，只給很少的補償（起初按被征土地農作物年產值的三到六倍計算補償，後有增加，但多數情況下仍然嚴重違背等價交換原則）。

　　政府徵收的土地進行初步開發後、通過協議方式（後房地產和商業服務業用地改為“招拍掛”方式）有償出讓，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設用地壟斷供應者。扣除徵地補償和拆遷費用後的土地收入、全部歸政府所有。

　　按照早期的設計，住房改革實行雙軌並行的體制，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實行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導向使商品房比重越來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擠壓。2000年以後，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從此開始了土地財政時期。

　　土地財政體制的形成有某種必然性。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資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業沒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壓低且增長緩慢。改革之初，為改變這種僵死局面，政府實行了大規模的放權讓利和其他市場化改革。此後，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長，市場初步形成，經濟增長加速、而全口徑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財政預算收入和政府預算外資金收入，後加入土地出讓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40.2%直線下降到1995年的15.9%（據國家統計局和財政部數據計算）。在經濟逐步走向繁榮的同時，也出現了政府財政困難。為緩解政府財政資金不足，土地出讓收入自然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個補充來源。

　　所羅門的魔瓶一旦打開，就很難讓其回到瓶子裡了。伴隨城市化快速發展，土地收入越來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1998年，全國國有土地出讓成交價款約500億元，相當於當年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10%。此后土地出讓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脹——2001年1300億元，接近地方財政收入的17%；2011年3.3萬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63%；2021年8.7萬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財政預算內）。

　　多年來，它已成為地方政府不可缺少的巨大財源。

　　從2001到2021這20年，現價GDP年均增長12.4%，現價全國財政預算收入年均增長13.4%，而土地出讓收入年均增長23.4%，遠超過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據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計算）。

　　計算平均地價，2001年每公頃土地出讓收入143萬元，2011年為978萬元，2021年為2393萬元。20年間地價上漲15.7倍。

　　同期消費價格指數（CPI）只上漲58%，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只上漲38%（據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華經產業研究院數據計算）。

　　過高的地價大幅度推高了房價，並改變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於不包括地價和房價，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實的通貨膨脹率。

　　而地價和房價飛速上漲，是幾方面影響因素合成的結果。

　　從供給側來說，一個正常因素是城市規模經濟的溢出效應帶來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邊待開發土地升值。

　　從需求側而言，城市化快速發展造成的房地產需求上升，而土地資源相對有限，持續拉動了房價和地價上漲。

　　第三個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長期以來貨幣增長大幅度快於經濟增長，貨幣超發造成的多餘購買力大量流向房地產，造成越買越漲、越漲越買的趨勢，成了長期不破的資產泡沫。

　　第四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對地方政府來說，土地出讓收入來得容易，用得方便，監管不嚴，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來搞各種地方政府想搞但沒有其他資金來源的投資項目，既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也包括政府樓堂館所等各種自我服務設施，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費”在內的黨政機關行政管理費用。

　　更嚴重的是，在政府壟斷地源的情況下，大量的官商勾結腐敗案件都與土地和房地產交易有關，給腐敗官員帶來了巨額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隱性富豪——在種種利益驅動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獨占地位，通過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掛”儘量抬高地價，以獲得最大收益。這也導致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所占份額不斷擴大，擠壓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份額，形成與改革開放前面20年的放權讓利截然相反的趨勢。

　　二、今天：土地財政的4大負面影響

　　由於地價房價不斷上漲，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土地財政的基礎條件是城市化帶來的效率提高，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隨着土地資源商品化、資本化，成為巨大的財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確實在過去的經濟建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動了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條件快速發展完善，過去20年間對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作用不可忽視。

　　但同時，土地財政體制的負面作用已經越來越大。

　　其一，隨着地價不斷上漲，推動房價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購房、租房負擔越來越重。

　　2001年，全國房地產企業的商品住宅平均售價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來的5倍以上。但這遠遠沒有反映出大城市房價的漲幅。在一線城市，房價漲了幾十倍。而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義漲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環路到五環路間的房價目前大約在5—10萬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營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9.06萬元，只夠負擔1—2平米的房價。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無房居民的生活冰火兩重天，天價住房讓外來年輕人望而卻步或最終不得不離開。留不住年輕人的城市，未來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資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農民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憲法規定農村土地為農民集體所有，因此農民在符合國家的土地規劃用途的條件下、應當有處置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獲得合法收入的權利。城市周邊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規模經濟的溢出效應所致，不應全歸農民集體或個人，政府有理由通過稅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個合理部分用於公共目的。但在現行制度下，如政府以獲利為目的，用徵地的方式把土地收歸國有，獨占土地收入，實際是違反憲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邊徵地有高額補償，在很多情況下農民並未獲得足夠的補償。這對農村發展和提高農民的財產收入有嚴重的不利影響。

　　其三，地價房價的持續畸形上漲扭曲了國民財富分配格局。

　　伴隨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階層不斷擴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來的公有住房以低價賣給城鎮職工，使他們獲得了屬於自己的房產。這些本來創造了一個改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良好條件。

　　但過去20年，地價房價的過度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打斷了這一進程，實際上形成了對新一代中低收入群體的掠奪。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沉重的房債，或者成為永久的無房戶。房貸和房租大大壓縮了他們的消費能力，使他們很多人只在名義上屬於中等收入階層，實際生活水平無法提高甚至下降。

　　過高的地價和房價還推高了商業、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轉嫁給各行各業和消費者，而占人口少數、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階層，則可以輕鬆憑藉房價上漲使財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財政實際造成了財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導致財富占有差距持續擴大和國民經濟各行業間苦樂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全口徑政府收入（包括財政預算收入、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和全口徑政府支出已分別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資源的程度大體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讓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場配置資源的比重與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壓縮，出現了背離改革大方向的趨勢。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況差異很大，後者占比高是因為政府承擔了大量公共服務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國這樣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

　　其四，地價房價持續上漲和相關的金融擴張導致了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

　　2020年，房地產業創造增加值7.3萬億元，占GDP的7%，但房地產相關貸款已超過67萬億元，占銀行貸款總額的39%，相當於GDP的66%。2020年我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高達80.7%，居民的房貸規模也越來越大（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郭樹清：“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負債也與土地有密切關聯。這樣高額的負債還不僅僅是因為地價和房價越來越高，也是因為融資的放大效應。因為地價不斷上漲，變相鼓勵了房地產企業用外部融資囤地囤房，地方政府還可以用升值後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貸款進行新的土地開發和其他投資。資產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經濟繼續脫實向虛，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擠壓作用，並形成了巨大的風險。

　　這些越滾越大的債務雖然有價格不斷上漲的土地和房屋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價房價由漲轉跌，就可能引發壞債連鎖反應，引爆金融危機。

　　綜上所述，土地財政已經成為一個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財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關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說明，現有的土地財政格局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三、明天：調整政策，重振改革，化硬着陸為軟着陸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90年到2021年，全國已累計銷售新建商品住宅202億平米。房地產企業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積還有97億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來自非商品房的城鎮居民住宅存量估計90—100億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後，全國城鎮住宅城鎮居民住宅存量總共將達到380—390億平米。

　　按現有城鎮人口計算，人均擁有住房面積41—43平米（按42平米計），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城鎮住房建設已經接近飽和。

　　假設今後到2035年，城鎮化率再提高10個百分點，達到75%，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鎮充其量還需要新建150億平米住宅。未來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億平米住宅，城鎮住房就將完全飽和。

　　而過去3年，平均每年新開工住宅面積高達15.9億平米。這意味着今後房地產業哪怕只保持現有建設規模不再增長，未來也將出現非常嚴重的住房過剩，每年都會有約1/3的新建住房（5億平米）賣不出去。相應地，房地產業對土地的需求量也將至少下降1/3（實際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為房地產企業目前還囤有相當數量的待開發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縮水。

　　據這些情況判斷，今年上半年出現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度下降，並非短期波動，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產市場走勢的根本拐點。只是由於今年經濟形勢不佳，土地需求頹勢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未來經濟會發生什麼？

　　大致會有硬着陸和軟着陸兩種可能。這裡先對硬着陸的情況做一些大膽推測。作者希望這只是杞人憂天，推測錯誤。

　　土地成交可能轉向量價齊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減少，以前那種不計成本、不算回報、寅吃卯糧、大拆大建、為了一時的政績大手筆投資的格局難以為繼，政府消費靠土地收入揮霍、錢權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無法維持。靠政府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再是一個現實選擇。

　　地價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為抵押的政府貸款將會成為不良貸款。銀行的壞賬率會大幅上升。政府債券到期不能兌現的情況可能大量發生。出現較普遍的償債危機。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產業已進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的土地購置面積和土地成交價款分別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下降27%和32%，意味着房價和銷量同步進入下降期。地價下降還有一定的滯後期，但估計堅持不下去。房屋銷售和房價大幅下降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會有相當多的房地產公司倒閉，壞債大量發生。

　　房價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貸款買房的居民會發現與其繼續還貸，還不如直接違約，因為市場上的現房可能變得更便宜。這與當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情況相彷，會使銀行的處境雪上加霜，壞賬進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產公司降價售房，但房子賣不出去，房地產企業倒閉可能更多，對銀行的打擊可能更大。

　　大銀行有政府支持，不會倒閉，但壞債會嚴重影響資金周轉，把影響擴散到實體經濟。中小銀行將面臨嚴重挑戰，對實體經濟影響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體經濟進入較長時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許會主張重走大規模貨幣放水的老路來救經濟、拉增長，但可能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最終需求在消費者一端，沒有最終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動性、只會加劇壞債螺旋形攀升。

　　上述情況只是一個沙盤推演，作者希望不會發生。現實情況永遠比理論推演更複雜多變。

　　但一旦發生上述情況，需要有理性的宏觀政策應對，同時痛下決心，推進改革。如果應對得當，有可能使硬着陸變成軟着陸，可以考慮以下措施。

　　延長還貸，清理壞債，收縮房地產規模，整頓金融，穩定儲戶，防止擠兌。

　　如果發生全面的資金周轉困難，貨幣當局可能需要釋放一定量的貨幣維持資金周轉，同時面對企業面臨的困難，貨幣當局可以考慮降息作為一個選項來緩解企業的負擔，但同時必須堅持貨幣總量控制，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利率與貨幣量的變化之間未必是線性負相關關係，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異，這方面的問題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財政政策不宜把重點放在擴大政府投資。保護失業者、低收入者和穩住最終需求是當務之急。強化失業保障，對未被失業保險復蓋的失業者（包括符合常住人口標準的失業外來農民工）進行普遍救濟，促進消費需求儘快回升，引領經濟回升。

　　政府收購適用的滯銷房產，轉為廉租房和公租房，並通過政府採購擴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一方面減輕房地產業和銀行業受到的衝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復蓋面擴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夠滿足城鎮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應復蓋未取得戶籍的城鎮常住人口。但整個過程必須公開透明、建立規範，防止幕後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徵地僅限於公益性和必須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參照市場地價予以補償。符合土地利用規劃的商業性土地需求通過市場滿足，不必通過政府徵地。允許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允許農戶閒置宅基地在不違反土地規劃用途的條件下進行使用權的有償轉讓，取消對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稅制度，政府對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徵收適當比例的土地增值稅，用於補充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

　　政府要過緊日子，壓縮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轉向量入為出的理財觀念，把更多的資源留給市場配置，儘量減輕企業負擔，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退出競爭性市場活動，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中心任務。

　　多用普惠政策，少用特惠政策，對民營企業要一碗水端平，鼓勵公平競爭，改善營商環境，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