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的社论选集 六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9月18日05:31:2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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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 作者 陈泱潮 写于 一九七六年 第壹篇 历史性 第壹章 修正主义
壹、 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制度 今天己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历史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只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件下，己经出现了壹种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剥削制度更为黑暗、更为狡诈、更为贪婪、更为毒辣和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当今苏联及其它修正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修正主义制度。 二、修正主义制度的特征 1.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 这种新型的剥削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裏演变出来的。它的第壹个特征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2. 集体垄断共同占有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 3. 特权资本化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壹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壹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产阶级合股投资，然后按资本的大小分取利润，是将生产资料资本化来进行剥削。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是合伙执政，然后按权力大小分吸人民血汗，是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特权化，又将特权资本化来进行剥削。 4. 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相结合 这种使资本家望尘莫及的资本积累制度具体的剥削手法，主要是使用欺骗和强制并用的手法。壹方面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敲打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锣鼓点，鼓吹着"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的破喇叭，利用壹切宣传工具和手段，进行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利用物质刺激奖金壹类推行血汗工资制度，诱骗劳动。另壹方面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政策，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视线，加剧战争准备，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断提高定额，提高生产指针、追索上缴利润等强制性的手法来奴役劳动，敲骨吸髓般地榨取剩余价值。 5. 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 这种修正主义制度，是使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处于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劳动人民时刻提心吊胆，防被吃、被欺、被整。可是他们总免不了被吃、被欺、被整。因为他们不仅是丧失了壹切防卫手段，而且是丧失了壹切。修正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者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而只能奴隶般附首听命服从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支配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可以自由出卖。而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却沦为了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必须壹切听从当权人物即所谓"组织"的摆布。苏修叛徒集团，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丰富的物质基础"等等幌子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前所未有的压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极端残忍的毁灭人性的专政、镇压。劳动产品不是劳动者所有，而是为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撄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对劳动者的残害尤其表现在精神上、思想上和人的基本权利上。奴隶主用奴隶的人身来殉葬，以显示其永恒的统治；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以劳动者的人的尊严、自由、主权和创造精神来殉葬，用以显示其绝对的占有。尤其难以令人容忍的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却还要强迫劳动人民"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恩典！"（《马恩选集》第壹卷4页）为了取得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利益，劳动者被迫壹方面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壹方面又使自己物化为生产资料，处于毫无人权，毫无保障的水深火热的困苦境地，劳动者不仅是被重新剥夺，而且是被彻底剥夺。 6. 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社会法西斯主义 修正主义的政治，乃是人数极少的壹小撮党阀兼军阀、财阀、派阀的寡头政治、宗派政治、行邦政治、法西斯政治、骗子政治，根本新没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与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方法相壹致，这种政治只崇拜进行极端无耻的欺骗宣传的破喇叭筒和标誌着法西斯专政的带血的屠刀。这种政治用神化党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恐布政策来压制批评，镇压革命；用昨天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今天的阶级斗争；用批判别人的卑鄙来掩盖自己的更卑鄙；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词藻来掩盖修正主义的丑恶本质……因而这种政治是标准的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资本主义制度是用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恩选集》第壹卷253页）而修正主义制度则反之，是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灵光的掩饰之下的、冠冕堂皇的、因而更百倍无耻的剥削来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愈是大张旗鼓地将特权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奴役和阶级剥削宣布为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新愈是更加令人感到可鄙、可恨、可恶！可见修正主义“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壹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 （《马恩选集》第壹卷4页）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使修正主义社会壹切都染上了虚伪透顶的"灵光"。到处都散发着特权屠刀的血腥气。杀人和说假话，是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的本色，其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7. 面临严厉的挑战：周期性政治危机 这种极端反动和荒谬的政治，不管它披上了怎样华丽的服装和涂上了多么鲜艳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它内心的肮脏和黑暗。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行邦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和殊死格斗，是不会停止的。况且，修正主义的统治又正是座落在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地下的溶岩，整个社会不可调合、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正在聚集着力量，并终将聚集起力量冲天而起！正如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它本身不可解决的，它本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要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那样，修正主义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它自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严厉挑战。在总危机爆发、总解决关头到来之前，这种挑战反映在大约每十年壹次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上，尤其会强烈地集中反映在围绕着最高统治者继承权和权力再分配上而展开的血腥而丑恶的争夺及由此争夺而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上。 8. 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以上是修正主义制度在内政方面的特征。在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上，修正主义制度是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相对而言也可叫特权帝国主义）。垄断，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的经济特征和本质，是修正主义制度天然具有的。不过，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是来源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过程发展到壹定阶段上才引起垄断，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则是通过政权的力量直接达到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则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否定壹切民主这壹特征，在修正主义制度下方才得到了最完备的体现。对内，“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的沉重、显着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列宁选集》第二卷748页）对外，对世界资源、市场、殖民地的掠夺、瓜分、扩张、渗透、抢占、侵略等等这些资本帝国主义具有的特点，社会帝国主义也都无不具有，无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帝国主义在进行任何损人利己的卑鄙勾当的时候，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呀，“国际主义"呀，“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经济互助"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等等旗号的。由此可见，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完全与其对内的政策相壹致；欺骗和实力并用。这种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有别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地方如下： a. 社会帝国主义建立在政经壹体高度组织化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基础上。 b. 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c. 因而社会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具有更高垄断性、更强的竞争力量、更贪婪的欲望、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 三、修正主义的现实含义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特征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己经不止是原来意义上的修正主义了。 在无产阶级未取得国家政权前，在私有制社会裏，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通过什幺道路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壹概念的主要标誌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滴咕"最终目的算不得什幺，运动就是壹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那些与无产阶级并立的广泛的小资产阶层或领取资产阶级残汤剩饭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工人贵族；其性质不过是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和资产阶级策略上曲折变化的后果，不过是壹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潮。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在公有制社会裏，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固国家政权，究竟还要不要坚持消灭壹切剥削制度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壹概念的主要标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壹切剥削制度这壹根本立场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用昨天资产阶级的剥削来掩盖今天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压榨；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口号下，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专政无产阶级，对整个劳动人民进行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是用嘴滴咕，而是用执掌着印把子的枪杆子叫喊"最终目的是达不到的，官僚们的利益就是壹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壹个穷凶极恶的当权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其性质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自身利益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直接产物，是在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裏演变出来的壹种扼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政体，壹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新型的剥削制度。 因此，反苏防苏决不等于就是反修防修，事实是恰恰可以在偷运民族主义的货色中大干修正主义的勾当；只有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整个修正主义制度，并为铲除产生这个修正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源而斗争，才能算做反修防修。 四、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极严重的危机，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的解体，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种动摇。修正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它使社会主义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
壹、 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 反修防修乃是在这样严重的历关头提出来的严重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历史註定“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誌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语录》第22页）那末，修正主义制度妄图取社会主义制度而代之，就是壹种对历史的反动。坚决粉碎这股反动的逆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和共产主义方向，把被弄颠倒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再颠倒过来，避免人类落入修正主义制度奴役的黑暗深渊，是反修防修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所在。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夺取反修防修的全面胜利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坚持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己经成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劳动大军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使命。 二、 反修防修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壹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的指南。"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25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復述，而在于运用。 同时，壹切社会科学上的捍卫都是通过发展完成的，并且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捍卫。尤其当历史的演进己经经历了壹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之后，更是如此。 但发展却往往好象是回復到从前的起跑线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復亡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行动的条件、性质之后，第壹次空想社会主义才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为使第二次空想社会主义重新上升到科学的殿堂，反修防修的理论必须完成下述两个任务： 1. 揭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实质（即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只有查清病根所在，才谈得上对症下药。 2. 指明促使反修防修获得胜利的条件、方式和途径。 这是新变化、新时代、新任务、新实践对理论工作所提出来的要求，历史己为满足这样的要求提供了客观条件。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32页）这是千真万堆的真理。我们必须重视对反修防修理论问题的研究和传播。“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37页）。 三、 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壹百多年的艰苦探索，才从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壹伟大的真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幅员广大、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復杂的特定环境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选甲种本337页》的真理，己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来。壹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惨痛的历史事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鉴戒。对外，主要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威胁；对内，主要面对修正主义上臺的现实危险，更是促使中国人民十分痛切地感触到修正主义的反动和危害……历史就这样把反修防修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的对苏大论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反对修正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奴役人类的历史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不能让红旗落地的呼声和实践，贯穿整个运动过程斗、批、改的反反復復；伴随着整个运动深入程度的惊心动魄的殊死的政治大搏斗，壹直震动着中国人民的身心。毛主席亲自敲响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钟，更是使千百万革命者从朦胧中警觉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发动、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积累了自身反修防修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培养了壹批誌在反修防修的理论队伍，在壹定程度上打碎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枷锁，使中国人民从对神化的迷信中，返回到对现实的感受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打破了坚冰，标明了航向，从而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尖端。如果说，五四运动曾经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的话，那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必将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在"预期看，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161页）现在看来，这壹天终于来到了。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肩负反修防修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要有壹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中国是壹定能够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来的！ 第三章 根源
壹、 从何处才能找到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 无疑，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仅仅停留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去探寻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壹元论唯物史观的彻底运用。我们不但要看到阶级斗争的现象和后果，而且应当看清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个时代只产生这样的阶级，不产生那样的阶级，等等。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的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壹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思选集》第三卷307页）。 显然，修正主义制度之所以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復辟"。在这裏，所谓"资本主义復辟"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诚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在公有制确立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和復辟的危险性确实存在过。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进步，都使以私人的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难以简单重復了。修正主义的压榨方式，己远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所能比拟。因此，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虽然这些影响、包围和压力不无作用。使修正主义制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乃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 二、 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这种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其性质是什么呢？能不能说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呢？我们在不久即将展开的分析考察，在这裏先姑且不谈。"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修的事实，中国存在着变修的现实危险，都说明了：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过是具有两重性的过渡的社会。它在表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还更表现了向修正主义的过渡。这样的社会是不能就算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果我们壹定要按习惯把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就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叫做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此之时，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及由此矛盾代来的骚乱、动荡、傍偟，与其说是在感受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前的阵痛，毋宁说是在承受着社会主义社会分娩过程中的痛苦。为使社会主义不至夭折变成修正主义怪物，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三、 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兼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壹、 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过程 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关键性的壹步迈出来的，是直接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保护民族资产阶级，把土地分到个体农民手中，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壹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生产出现了五种经济形态。在这个时候，竟管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尤其是具有壹定资本的私营工商业，和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市场，对国营经济客观上仍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同时，资本主义的泛滥，使衰弱的小生产者、个体农民频临破产，加速了贫富悬殊，尤其是农村阶级的新分化。这壹切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己经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问题，及时地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政权强大的暴力、强大的舆论力量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依托，通过集体化的道路，通过先公私合营，最后完全纳入国营的道路，将社会生产资料基本纳入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国在壹九五六年即解放后的第八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有别于自由竞争引起集中，集中引起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这个改造过程的特点是：在通过国家政权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同时，把整个社会的生产都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垄断起来了。 二、 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归于消灭，而是将这种生产通过国家政权，通过公有制，进壹步高度集中和垄断起来，达到高度组织化的程度，将政治领导权和经济支配权统壹起来，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生产力。本着这样的出发点，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生产、工业按生产系统、产品分类集中统壹起来，形成了国家垄断，这是不用多说的了。就是农业，也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政社合壹。国家垄断的金融信贷网和商业购销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控制了整个经济的流通和交换命脉，不仅如此，即不仅仅只是实行了有组织的生产，而且还实行了有组织的生活和有组织的思想。党的组织以及在党领导下的各种政工、群众组织，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统壹战线、各种学习小组……等等组织，以及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和户籍制度，渗透到了每壹个有人的地方，渗透到了每壹个生产岗位，渗透到了每壹个社会角落。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壹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壹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裏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 三、 此种生产的优越性 这种政经壹体化，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能够极有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组织整个社会财富，发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使之投入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最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主义的机体。只要有壹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遵照客观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及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用以满足发生变革以后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么，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取缔官僚特权，限制并逐步消除旧的法权关系，从而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这种社会生产将因使每个劳动者获得了解放，从而也使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因而壹定能够取得以往任何生产形式都不可能比拟的高速度发展。这是壹个方面，但是，事情还有另壹个方面。 四、 这时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否定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方式，但仍然服从私人占有管理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需要资本家行使集中管理的职能，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社会生产更是需要组织者行使高度集权的管理职能。而这种管理职能如同资本主义的管理职能壹样："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367页）公有制生产管理者如同资本主义管理者壹样，既不是劳动者推选代表来管理，更不是由劳动者直接管理，而是由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机关指定的管理人员专职管理。因此，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仍然存在。这种管理的二重性表现在"不仅是壹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368页）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存在着壹个归属问题，即所有权是不是真正地掌握在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者手裏的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县官不如现管"，而新生的官僚特权则力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力图壹天天膨胀在生产、交换，尤其是在分配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大量的私有制残余和小生产的残余在新的劳动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庇护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不但没有可能取消，反而因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发达繁荣起来。粮票、布票、其它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票证充斥于市就是壹例。在这种情况下，黑市成灾，资本义商业投机获得了可靠的保障。计划经济的管理极不完善，往往需要以协作的名义进行自由调节，以至依然存在着标准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市场。更不用说农产品的自由市场了。正如列宁指出的："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兼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中，凝固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石。 五、 二重性的垄断政权垄断着整个社会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依靠市场情况来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则依靠政权（实质就是党权）来掌握。在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裏，生产什么──由政权的计划来规定；怎样生产──在政权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怎样交换──在政权的指挥下统壹调拨，壹句话，垄断权力就能垄断壹切。但是，如同公有制本身就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机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结石──壹样，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生产也有两重性。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也就是说，垄断权力就能垄断壹切，造成了生产对权力的极大的依附关系，造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过敏性反应。以至只要政治路线稍有波动，就能够使整个社会生产受到震动。生产的方向、性质，生产的效率等，都会因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改变而改变。而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在存在着阶级、产生着阶级的社会裏，是时刻存在着两重性的。这种两重性，不是体现在同质的政治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物的必然更选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权力性质的能够异化上。毛主席壹再敲响警钟，要人们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妳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67年13期《红旗杂誌》）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两重性。 六、 权力分工起关键作用 这壹切都反復说明了，在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生产裏，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力量，乃是政权的力量。常识告诉人们，权力不仅需要壹定的机构来体现，而且必定要由壹定的人来执行和掌握。权力性质愈是取决于思想政治路线，参与制定路线，执行路线的人的因素，也就愈加显得重要。因此，谁掌权，怎样由谁来掌权，谁怎样子掌权，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方向、性质和效率，权力分工成了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过程的关键所在。"路线是根本、领导关键"完全具有丰富内容的深刻的经验之谈。立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壹定将使整个生产充满革命的活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速度奔向共产主义，立于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也必将使整个生产充满反革命的恐怖和日益深重的惰力，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落入修正主义的火坑。分工的正确与否，不但取决于分工的路线立场正确与否，而且取决于分工的方法途径是否正确。是依靠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大众自己选择领导，还是将领导强加给他们？这就是在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分工上的核心问题。
壹、 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马克思选集》第壹卷285页）──这就是共产党人要把传统的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战斗宣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仍然只有共产党才能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当时执政的，也毫无疑问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能执政，是由于社会主义壹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样壹种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掌握了这个必然性，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赢得了人民信任、爱戴和拥护，团结和动员了人民的力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共产党掌握政权，不是壹般的改朝换代的事情，而是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不仅面对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面对着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及整个社会习惯势力的抵抗。尤其是当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趋势还未达到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只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能不依靠暴力夺取政权，共产党发动人民大众，以革命暴力粉碎了反动暴力，推翻了剥削者，剥夺了剥夺者，是"枪杆子裏面出政权。"实践证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要取得政权，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样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也初步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进行土改以后，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把对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造，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壹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完成了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任务。共产党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也就全面完成了从组织上对国家各级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进步行动。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从组织上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要想取得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改造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壹方面，新社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包围，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和颠复的危险，面对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抗，尤其是面对着壹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本能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执政的共产党不能［页４５］不依靠专政的铁腕，以暴力为依托，实行所谓“独裁”。另壹方面，刚执政的共产党正处于极富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刚开拓了掌握政权、实现理想的光明前景，还未受到权力地位的致命腐蚀和分化。在这个时候，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才刚刚开始或基本完成，公有制的基础还不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復辟企图正每时每刻、通过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的小生产势力变为现实。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能够通过十分之九的居民享有民主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共产党及其所掌握的政权来体现。同时，处于资本高度集中、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经济结构中，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挑战，要对付国际资本的包围，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的处境，都［页４６］要求必须以进步的集中反对反动的集中，以革命的垄断反对反革命的垄断。由于这壹切原因，共产党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并通过这壹点，垄断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权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这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的。这种固定化垄断本身，是对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保证，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我国在公有制改造前后，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时候，尽管固定化垄断政权的共产党人毕竟不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的的［４７］确确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支持和拥护。因此，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状况，在这个时候［以上五字下面有着重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壹阶段，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虽以暴力为依托，但不算强制性迫使社会接受的东西，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桎梏。 三、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但是，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其实从壹开始就落入了壹种特效腐蚀剂中。 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就权力的起源来讲，如上兹述，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壹种需要，不过是执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是，当权力在行使这种职能的时候［页４８］，也就具有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可能。权力除了必然赋予当权者以特殊利益以外，还同时赋予了当权者谋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极为方便的条件。恩格斯说得好“社会生产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分工的壹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有着权力“壹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马恩书简》单行本，第６８页）这种所谓独立性，就是当权者在行使管理职权中，有着摆脱广大生产者监督而享有特权的现实性。只要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必须有壹个脱离实际［页４９］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马恩选集》第三卷２２１页）“统治阶级壹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２１页）－－这就是迄今为止壹切权力机关所共有的属性。使权力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的那些缺点。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壹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 显然，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壹般向特权膨胀［页５０］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壹趋势。政经壹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 会生产，赋予了当权者以特殊的地位，使当权者获得了比以往任何壹个时代的当权者更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则更使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强，从而变得更加特殊。而这些就正是推动壹般权力向特权膨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之所以向能够大量占有无偿劳动、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权转化，就实质来讲，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在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决定的；而就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页５１］完成的。 这种实质和形式的壹致，实在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权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蚀性。这是以往壹切权力的腐蚀性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以往的权力其腐蚀性就是酸性剂的话，那么在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权力，其腐蚀性就完全等于特效腐蚀剂－－就算是强酸剂 Ｈ２ＳＯ２吧［以上两个“２”均为右下脚小号脚註］。 很明显，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蚀剂Ｈ２ＳＯ４中了！！ 四、任命制 任命制历来就是奴隶主阶级专制、地主阶级专制、资产阶级专制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壹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页５２］不安置壹群宵小，并把壹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页１４２），另壹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同上，页１９４）。诚然，在社会变革的初起阶段，在新兴力量尚未取得统治和尚未巩固统治的时候，任命制曾起过壹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统治权的取得和巩固，由于矛盾的转化，由于权力的腐蚀性，总的趋势是无疑问的：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汙、搞专制恐怖的。因此，连资产阶级中的民主共和派，都早就不齿于使用任命制了。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美国，除了在历史博物馆裏可以看见任命制的样本外［页５３］，只有在粪坑裏才能找到任命制。当然，在这些国家裏，某些职务的人选还是任命的。但是，这种任命已经不成其为制度了，这种任命不过是在普选制议会制之下的壹种间接选举方式罢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日报》） 而任命制恰恰起到了抹煞这壹点的作用，把权力的给予当作上级领导栽培恩典感激涕零。那些希图高官厚禄的人，削尖了脑袋，摇着尾巴，变尽法子，拼命讨“领导”的欢心。无原则地服从、顺从，卑鄙无耻地谀从，为的就是有朝壹日的受任命、得提拔。高级官僚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关心的是［页５４］维持住到手的荣华富贵，保持住旧质的稳定性。政治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导致了用人路线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不是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就是专门网罗走狗奴才：“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韩非子选》４２页）从而导致了当权阶层日益腐朽，日益无能，日益没落，日益反动。 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下，任命制造成了当权者只为他的乌纱帽和提拔他的上司负责，不为他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负责。 任命制加剧了政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任命制强化了专横拔扈掉官僚统治； 任命制培育了无耻透顶的奴隶主义，终将使政治风尚坠落败坏到极其卑鄙肮脏的地步；［页５５］ 任命制蘩衍滋生了政权体系内的宗派主义并导致了宗派主义战争；…… 归结为壹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的任命制，将劳动者、人民大众的主权剥夺殆尽！ 因此，可以断言： 任命制是阻挡继续革命的堤坝！ 任命制是束缚人民民主手脚的锁链！ 任命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门径！ 有人说，苏修不是也进行选举吗？请问那是怎样的壹种“选举”呢？首先，候选人就是“领导”内定的。而“领导”内定的候选人，实质上就是“领导”所要任命的“接班人”。妳选谁［页５６］？苏修的所谓选举，纯粹是骗人的把戏！所谓“选举会议”不过是架表决机器，所谓“选举过程”无非是演场木偶戏：操纵者要木偶举右手，木偶难道能够举左手？这种选举，对于权力本身来说，是自我欣赏，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于玩场权术游戏，目的不过在于“使这个政权得到壹个伪造的民意批准。”（《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１２６页）对于人民来说，则地地道道是受欺骗、受玩弄、受蹂躏、受残踏、受侮辱！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堪忍受地被剥夺！ 五、等级制 如果说，任命制就是维系官僚军事机器的法宝的话，那么，等级制就是官僚军事机器的标誌。“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页５７］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５１页）等级制伙同任命制，将国家政权委托给以攻为守深中官僚主义毒素，从官僚主义阶梯上爬起来的“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历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都是依靠等级制对社会实行金字塔式的统治。等级制又推崇资格论、臺阶，看门阀、分地位、排辈份、叙长幼。等级制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因循守旧的胃口，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奴化人民的需要。等级制唯陈旧老朽蠢物的马首是瞻，人的革新创造性遭到扼杀，风华正茂气饱力壮敏锐灵活的青春活力竟然成了人的弱点！时代变化了，形势变化了，但等级制不允许领导者有变化，等级制［页５８］惯于用上壹个时代的人治理这壹个时代的人，用前壹个时期的人统治后壹个时期。等级制使统治者高踞于人民的头上，以至人民要仰起头来才看得到统治者的脚跟！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消除了这种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是人为地更加强化了完善了这种等级制度，比资产阶级社会更甚壹层地僵化了这种等级制度。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裏的等级，不是等级壹般，而是等级森严！不但在政治上把人分成等级，比如仅行政干部的级别就有二十多级；而且在经济上分等级，单工人这壹级之内就又分成八级；不但在工资上分等级，而且在货币的票面价值上也分等级，同样壹餐饭，劳动人民可能二十元钱吃不下来，但有的人却可以用壹［页５９］张报销单壹笔勾销或付两毛钱了事。同样壹斤肉，壹个是国家牌价，壹个是黑市牌价……妳想想看！连货币的票面价值往往都因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这样大的等级差别！这还罢了，尤其难于令人容忍的是，甚至在知识上，在新闻上，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也分等级！某本书、某个文件、某部电影、某条消息……只能发到某个级别，只能传达到某个级别，只能给某个级别的人观看、传阅，只能让某个级别的人知道、掌握……等等，等等！怪不得在这样的等级制下，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在政经壹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使用等级制巩固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等于重新变相恢復私有制，等于明明白白地重新划分阶级！［页６０］ 等级制下的领导艺术，不需要创造力，只需要简单机械传递的低能。等级制要奴才不要人才。领导要的是不学无术、毫无工作热情和革命干劲的混虫。但是他却能以传达“机密”到他那壹级的文件，以传播和人民隔绝的上层统治集团的消息讲话来炫耀他“很有水平”，他把下级召集来听他指手划脚口沫横飞的“报告”，无非是把上级吐在他口裏的唾沫重新吐出来，到底有哪壹句是属于他自己有所创见的闪烁着活的思想火花的话呢？他没有，也不能！要不就是无偿地掠夺他人的劳动，将秘书或僚属所写的稿子拿来呆头呆脑或装腔作势地念壹念。等级制不需要德才具备的人从事政治，人才横遭摧残和压制。 等级制孵化官僚主义者阶级；［页６１］ 等级制加速了当权者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等级制加深了当权者和人民大众的隔阂和对立； 壹句话，等级制将劳动人民置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使劳动人民只能承受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的份； 因此，可以说，等级制是促使官僚政治日益昏溃腐败的催化剂； 等级制是压在人民民主头上的顽石； 等级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支柱！ 六、国家机关自治化 ［页６２］ 在任命制和等级制的协同下，国家机关完全得以自治化。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就是人民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当权者，当权者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誌和愿望，而不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誌和愿望，去发号施令。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也就是当权者能够有效地剥夺和压制了人民的主权。国家机关自治化，为当权者对批评他们的人执行打击报復，横加迫害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人民既不能选举，也不能撤换，对国家机关的施政状况，劳动人民无权与闻。比如对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指标的规定，生产成本的核算，生产过程中货币流通的收支状况，尤其是对生产利润的使用，产品的分配……等等，这些与［页６３］生产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生产者大众根本就没有权力参与讨论、制定、规划、核算、审查，更谈不上参与支配了。相反，国家机关想怎样处理妳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怎样处理这些产品，反正妳生产者不用管，就是妳想管，也管不了，管不着。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壹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壹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壹卷７８２－３页）显然，在高度组织政经壹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裏，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实行国家机关［页６４］自治化的过程，就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所有制的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的话，那么，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裏，货币资本则转化成了特权资本。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者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同时，变成了自由劳动者。而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是使劳动者在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中，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会说话的工具”。这样，国家机关自治化就使“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１３页）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要害就在这裏，使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变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页６５］官僚军事统治机器，使官僚主义者阶级完全有可能狂吞滥占人民财富，狂饮滥吸人民膏血。 因此，可以说：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徒有其名的蠹虫们的藏身之所！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箍在人民民主身上帝紧身衣！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季节所有制的政治壁垒！ 七、神话党 使上述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得以恶性发展的，是对党的神话。所谓神话党，就是要人民象佛教徒膜拜如来佛观音大士［页６６］那样来膜拜党，就是要人民象基督教徒敬礼上帝那样来敬礼党。首先将党的领袖偶像化，菩萨化，然后进壹步将党的各级组织，甚至将个别党员都壹概偶像化，菩萨化。“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支部就是反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我是党派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党”“对党的领袖人物言及批评的，就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所谓神话党，就是决不允许人民对党的看法、主张和做法持有异议，更不允许持相反的态度；在党的面前，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倘有不敬，立即取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而且坐牢杀头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影响后代，累及朋友，十恶不赦万劫不復！［页６７］ 但是，党绝对不是由理想王国中的上帝和极乐世界裏的如来佛组成的，而是由现实生活中要穿衣、要吃饭、会活动、会变化的人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阶级的人。而人的阶级性是由他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并会随他的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什么从娘胎裏带来就壹成不变的东西。人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不保的情况下，确实会是最革命的，但在身暖腹饱环境不坏的情况下，壹般来说，革命性往往跟前者就不尽相同，而在身享尊荣、掌握特权……的情况下，壹般来说，就会更加不同了。 可是，对党的神话，却不允许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持较为客观的态度，神话党在不允许人民客观地看待党的同时，也就是不允［页６８］许党清醒地正视自身的客观状况。 其实，这种神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早已有之。请听卢梭是怎么说的。他指出，这是“那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表面上尊奉圣教，实际上却极为残酷的人们的可怕的信条，这些人往往借口维护所谓上帝的权利，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血永远受到尊重，而对人类的血则毫无吝惜。” 因此，对党的神化无非就是在重復僧侣和教会用天国的永远幸福为幌子巧妙地剥夺人们现实幸福的旧把戏。对党的神话就是用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将马克思主义变为新型的僵死的宗教教义，就是要将充满革命精神的党变成壹个新的极端残酷和腐朽的僧侣集团。 因此，神话党就是用天才论和形而上学的［页６９］毒汁毒害党、瓦解党，从而使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为奴隶总管党、官僚老爷党、老虎屁股党、修正主义法西斯恶霸骗子反革命的“共产党”，加速党的革命性在任命制、等级制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腐蚀下濒于毁灭。 因此，可以说， 神话党是使党变修国变色的桥梁；神话党是缠住人民民主思想的毒蛇！ 神话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基础！ －－所有这壹切，就构成了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极其巨大、极其特殊的腐蚀性。毫无疑问［页７０］，这种特效腐蚀剂的腐蚀对象，就是那已经跳进这种腐蚀剂中，喜欢游“壹元化自由式”的集政治经济大权于壹身的少数人－－执政的共产党。 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恩选集》第壹卷１６９页）辩证法的威力无处不在发挥作用，辩证法胆敢把神圣事物置于永不停顿的发展、流动过程之中，辩证法竟然胆大到这种程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壹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１３页）因此，在公［页７１］有制社会生产中，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合对党的神话而完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任凭这种上层建筑统治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废。因为这种上层建筑必将对公有制经济基础发生恶性反作用，改变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来到了。在这个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化垄断，转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成了束缚社会变革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由社会变革的合理需要，变成了阻挡社会革命的垃圾堆拦路虎。这种转变，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转化，同样是发展的必然。 “事实摆在那裏，驳不倒也辩不掉。”（《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５６页）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页７２］断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壹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进壹步加以证明。
壹、共产党的变化 １、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共产党由昔日的国家的造反者，变成了今日国家的统治者，因而使自己从被政权迫害的对象、镇压的对象，变成了受政权保护的对象、腐蚀的对象。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裏，即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裏，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页７３］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执政的共产党既拥有主宰整个社会的巨大权力，也面临被整个社会新旧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内外进攻和腐化的危险。共产党因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蚀剂中。这种情况势必使处于这种地位、享受此种利益的“恐怕相当大壹个多数”的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严重的问题是，糖弹与其说来自于敌人的阵线，毋宁说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营垒，与其说来自于别人的赠予，毋宁说来自于自己的需要。此种地位的变化，埋伏着使壹个穷苦而精悍的小伙子变成壹个虽拥有巨资而鸦片烟瘾日渐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险。［页７４］ ２、敲门砖 入党做官的毒雾包围着党。在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支配下，资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只有依附强权、通过特权才能增殖。或者说，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在私有制社会裏，资本就是能够生出更多货币来的货币，而在公有制社会裏，资本却成了不要壹文钱就能够索取到很多货币的特权。在政经壹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垄断政权就能垄断壹切的状况，使社会上所有企图吸血的臭虫都想方设法要混进党内来。因为权力是共产党固定化垄断着的，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官，不能掌权。这些品质恶劣、手段卑鄙、贪图禄位、壹心想吸血的投［页７５］机分子，把入党当做了做官求荣、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高唱着对党的贊歌，高举着拥护党的双手，投和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胃口，披上种种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涌入了共产党内。以至列宁曾经十分愤怒地断然说过：“我们应当说：现在，当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壹定会有许多坏分子要混到党内来。”（《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１６１页）当冒着生命危险为真理为光明而战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情况是以巩固的地位长期稳定地执政的时候，党遭到入党做官毒雾的包围，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裏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见《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３９３页）成问题的是，“物以类聚，人以［页７６］群分”“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７６页）入党后，又反过来按自己的誌趣物色和发展“新同誌”入党。拉出去，打进来，已经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开明的、能够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列宁：《壹九二三年论文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３３页）即真正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先进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状况，却有使执政党成为藏垢纳汙、集汙秽于壹身，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 ３、癌细胞 走资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出现。事实上，上述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险早已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实［页７７］存在”的事实了。共产党内出现了壹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壹事，就是证明。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只要看壹看他们不准农民开垦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产计划指标以外的产品，只要看壹看他们如何“苦大仇深”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孙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只要看壹看他们压迫人、剥削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贪汙腐化、盗窃行贿、投机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权、吃特权、和特权命相连，就知道他们不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誌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壹体化进壹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页７８］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壹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壹切固有的特征。他们自从尝过人肉之后，就不愿意再吃别的东西了。这个派别的出现和共产党的上述两个变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这个派别数量发展的总趋势不是减少而是每日每时都在有新的增多。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瓦解着执政的共产党的战斗力和严重地改变着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素质。这是壹个隐藏在执政的共产党体内，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有朝壹日要使其发生质变成为修正主义法西斯党的“癌细胞”。 二、劳动者的变化 １、要当家作主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给劳动者带来的第壹个变化，就是使劳动者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的奴化意识中初步获得了解放。从前，无产阶级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壹无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对象，劳动者除了挨冻受饿以外，不可能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来，正如马克思所引叙的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壹卷５７页）这种情况，迫使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地主。可见，劳动者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遭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页８０］役。而现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已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样，劳动者就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和这个解放相应的，是劳动者愈来愈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集团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奴化意识，第壹次被打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改变，以及伴随这壹改变过程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劳动者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当然主人翁的地位，愈来愈明白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页８１］上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国际歌》所表达的思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壹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愈是深入劳动者的心灵，他们对救世主、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就愈是得到确立；因而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无权过问的地位，而发出了直接参加管理的要求；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参与分工；他们就愈是不满足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生产关系而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要当家作主，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２、矛盾混合物 劳动力从商品性质转化为壹身兼具主体、商品、无条件绝对服从物性质的矛盾混合物－－［页８２］这就是劳动者的第二个变化。从前，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这壹点上，在实践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意识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矛盾。而现在，公有制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党所不断宣传的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力图使劳动者明白使用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不是为他人干活，而是为自己而干活，要劳动者在思想上明确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并不等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尽管在宣传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雇佣劳动，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作用，劳动力却还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工资［页８３］制度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表现：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尤其重要的壹点是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从前，劳动者是在组织性较为松散的社会裏生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和居住地点，多少有壹定的自选余地，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出现，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者，因而在那时劳动者“是自由劳动者”（《资本论》第壹卷７８２页）。而现在，劳动者是在政治经济壹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裏生活，劳动力已经不是作为自由劳动者，而是在组织中的劳动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属于政经壹体化起来的组织，属于社会。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什么地方使用劳动力，是由“组织”决定的。作为壹般劳动者的分工，妳得服从“组织”的安排［页８４］，决不可能凭妳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想到那个部门就到那个部门。没有“组织”的分工，不经过“组织”的安排和允许，妳就休想变换工作和迁徒居住地点。妳生产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生产，在什么时间内进行生产，等等，无不服从握有权力体现着“组织”的上级领导的支配。可见，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壹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页８５］盾混合物。这壹点，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的壹切［以上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了解全在这上面”（《马恩通信集》第三卷４６５页），“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评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７页） ３、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 劳动者本人不能随便选择场所使用劳动力的状况，更使劳动者产生了壹种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干预指定给自己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务的要求。这种要求壹方面因为劳动者力图寻找发挥自己思想意识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壹方面因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使这种指定给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与劳动者壹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发生了紧密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页８６］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不但往往是徒劳的，而且往往要给干预者本身带来祸患，饱尝权势迫害的苦头。劳动者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极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极的教训必然冒了出来：各自随大流混混过，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么当家作主，什么创造性劳动，与我们毫无权力的劳动者，简直隔得太远太远了！劳动者在现实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下去。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单行本３５页）任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都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充［页８７］分的解放了出来。当着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受到压制和摧残，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击和扼杀，自主的劳动热情普遍被泯灭和窒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桎梏的壹个明证。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１、境异时迁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壹阶段，阶级关系基本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历史文献中，已经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的阶级关系、用以分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真正的［页８８］敌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以外，这主要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革命的基本对象，大体上是壹致的。这个主要问题和基本对象，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但是，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后，阶级关系是否还是老样子呢？除了丧心病狂、狼心狗肺企图混淆视听的骗子以外，几乎每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回答：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依附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且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２、阶级关系变化的根子 ［页８９］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为，阶级首先是“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马恩选集》第壹卷３８页）“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２１页） 不错，阶级划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私有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私有制的产生最初也是由于分工而引起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当分工去管理这些剩余产品的人在把管理职能变为剥削职能，因而把属于生产者大众共有的社会剩余产品窃为己有的时候，私有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壹件事情，壹个是就活动而言，另壹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壹卷第３７页）可见，分工不仅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而且是私有制产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会［页９０］所由分离出阶级来的基础。 是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２页）从分工的观点来看，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是颇有些与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状况相彷佛的。从分工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仅仅不过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方面改变了私有制，还远远未“就活动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制，因为产生私有制的前提即阶级分化的前提，在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裏依然存在。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现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分工地观点看，叉路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页９１］，是壹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子。 ３、关于阶级的定义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壹文中，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壹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壹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壹些集团，由于它们在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壹个集团能够占有另壹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３８２页） ４、新的阶级关系 （１）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 ［页９２］ 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把浩如烟海的整个社会上的人，简化成了两种人：管理者和生产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进壹步使这种简化同化，打破这两种人的分界线，从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和进入无阶级社会［以上五字下面有着重号］”。（《马恩选集》第四卷第３３２－３页） 但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状况及与此相应的固定化的社会分工，却使这种简化又大为復杂化了。这种復杂化使从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５１页）［页旁有五字註解，意义不清］［页９３］ 这种代替主要表现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是穿着共产党紫衣红袍的现今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已经从资本的雇佣劳动变成了特权的奴化劳动。地主资本家声名狼籍的剥削已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冠冕堂皇的剥削所取代。 （２）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首要标誌，就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特征就是强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大权于壹身，享有所谓“壹元化领导”实则为“壹人化领导”的特权，并且利用这个特权“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１９６４年［页９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壹个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体系中，处在壹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公有制社会生产在政经壹体高度组织状态下进行，劳动者也就生活在这种严密的组织网中，他们的壹切都得服从组织的分工和支配。而所谓“组织”，实质上就是那么少数几个垄断着权力的人，其当然的主要代表就是“壹人化领导”者。而这些“壹人化领导”者，又是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这样的体制上形成对权力的垄断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之所以能掌权，全是上级组织提拔信任的结果［页９５］。壹般来说，人民无权决定他们的前途，因而他们只在上级面前表示服从，而对在他们职权管辖下的人民则无所顾忌或顾忌甚少。他们愈来愈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演变成为特权。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从而垄断壹切的生产方式，使恐怕相当大壹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手裏的状况，越来越在壹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壹切决定经济命脉的地方成为现实。资产阶级法权越来越膨胀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生产组织中，是特权指挥者、特权管理者、特权支配者。资产阶级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也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抓生产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抓生产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与其说他们关心生产，毋宁说他们关心对产品的支配［页９６］，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供他们穷奢极欲地挥霍和享受。他们抓生产的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想出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大搞管、卡、压，对人民群众实行糖衣砒霜和带血刺刀相结合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只许人民群众“三老四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奴隶般地服从，当牛做马，不许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进行监督。他们专横跋扈地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特权。他们通过任命制等达到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又通过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达到强盗式固定化霸占壹切。他们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和支配者。他们把权力当做［页９７］资本，愈来愈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工资等待遇高于壹般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利用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关系，仗恃他们手中的特权所进行的榨取。官僚主义者阶级愈是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和对劳动产品的监督权管理权支配权，他们就愈能贪汙、挥霍、盗窃、化公为私、行贿受贿，他们就愈能在无深无浅不计成本的报销单中鲸吞人民血汗，他们就愈能在“照顾关系”等名目繁多的花样之下营私舞弊，大发横财，他们就愈能吃“送上门”。分工使劳动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０９页）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用手中的特权，或直接攫取，或打着协作的旗号，私相交易，以物易物，以这壹方面的“关系［页９８］”换取那方面的“关系”，以开这壹个“后门”换开另壹个“后门”，因而使他们可以无不占有，因而使他们集体占有整个社会财富，合伙分赃吸工人农民的血，成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性，贪婪地侵吞社会财富，压榨劳动人民。私有制使地主资本家在消费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到自己的“老本”，而所谓“公有制”却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财产无形地藏身在“国有化”和“集体化”之中。公家仓库实际上是他们的私仓，国家银行实质上就是他们的私人钱庄，高等学校不过是他们自己家的私塾，工厂农村壹切企事业单位更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资产”。他们在“慷慨地”挥霍这些财产的时候，是根本不计血本的！同时，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利用［页９９］社会分工的需要，大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把他们的六亲好友，心腹爪牙尽可能安置在工资高、条件好、环境宜人、油水丰厚或所谓“关键性”岗位上工作，不管他（她）们的品德才智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于是因人设事，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壹个茅坑数人占，干部队伍日益大大过剩，蠹虫成群为患，使整个社会因家庭间分工的不同，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新的显着的不平等。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力图使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成为世袭，永恒地存在下去。他们贪图舒适和安逸，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固定化地脱离了生产劳动，生活完全脱离了［页１００］劳动人民，过的是寄生的、腐朽的、典型的剥削阶级生活。与他们固定化垄断权力相应的，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在他们僵化的头脑中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全部货色。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们拼命地神话党、拼命地歌颂和吹嘘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汗马功劳，拼命地强化官僚军事机器，拼命改变军队、监狱、公安机关、法院等专政机关的性质。他们醉心于建立他们在臺上咳声嗽、劳动人民在臺下鸦雀无声吓得直打哆嗦那样壹种法西斯专政的秩序。他们把自己当做党的化身，神话党就是神话他们自己。他们正是通过神话党的领导来歪曲党的领导。他们法律是“我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就是壹元化的领导，”就是朕的领导；谁反对朕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应该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或者干脆请他吃几粒花生米！”他们完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野蛮地残害、监禁和屠杀劳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马列。可是他们却更为卖力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口号以欺骗群众。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凡谈“革命”没有哪壹点不在装假，搞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什么革命传统，什么无产阶级利益，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壹心壹意追逐的是他们的私利，是特权！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页１０２］，他们要革命，而壹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裏，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壹个新型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壹个“反对革命”的阶级，“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内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盘踞要津的大党阀、大军阀，大官僚。这壹小撮当权派头子更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页１０３］民群众最凶恶、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敌！官僚主义者阶级当道，就是嗜血成性的豺狼当道，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猛兽当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超等剥削－－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是超等压迫－－残暴透顶的奴隶主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 （３）主管阶级 主管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管家。党委壹级的副职以及在基层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即在此列。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主义者级，享有相当的特权。在他们的主管职权范围内捞点油水，或在主管之间彼此进行交换互相走走后门，都有很方便的条件。而且他们对于上升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也仅［页１０４］只壹步之差。因此，他们本能上是依附特权、依附进行“壹人化领导”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他们在本质上也带有特权的烙印。但是，他们接触实际问题比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多壹些。当着他们遭到“壹人化领导”的排挤、打击和专横拔扈掉压制时，他们内心也会有不满，有看法，有壹定的革命性。其右翼追随官僚主义者阶级，充当鹰犬和帮凶，持反革命的立场，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拼命维护反动的上层建筑，对这壹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其左翼往往怀着补天之愿，对现状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着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对于他们要达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目的有妨碍，对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所冲击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在新的危机和斗争面前，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权衡失，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计较利害。他［页１０５］们不是在为人民的目标下献身人民，而是在为自己的目标下提到人民。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冒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的改良主义是在不违背“壹人化领导”、不触动社会存在根本问题，不改变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这种改良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又必然招致官僚主义者阶级顽固派的仇恨，所以是有极大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当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主管阶级肯定是会发生分化的。右翼成为反革命，左翼却可能转入革命的阵线。应当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感召力，由于共产党本身的革命遗传，由于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推动，不但主管阶级的左翼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少数左倾的人，也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页１０６］命的阵线。争取他们发生这样的转变，对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４）小资产阶级 小干部、小市民、小知识阶层即属此类。如国家机关中的壹般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壹般办事员、医生、中小学教员、学生界、商业工作人员，以及壹部分握有壹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工人如汽车驾驶员、合作餐馆工作人员等，壹部分受过壹定文化教育有点手艺现实生活状况具有中农上中农水平的农民等等。所有制的变化，并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阶级性有太大的改变，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队伍消失了，而是使其增加了。他们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壹部分是受特权的荫庇，有外快可捞，有“后门”可走，有“关系”可拉，或工［页１０７］资略高，子女有出路，生活上比较宽裕的。这种人不但礼拜赵公元帅，更敬重姜子牙的打神鞭，希望自己有朝壹日登上封神榜，上升到主管阶级的地位。他们仰承“壹人化领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鼻息，秉承主管阶级的意旨，唯唯诺诺。他们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生产关系的统治机器面前发抖，“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这壹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选》四卷合订本第五页）第二部分是虽无特权可仗恃，但尚有资产阶级法权可利用，有门路可走，生活上壹般过得去的。他们也想发财，但姜太公准许赵公元帅向他们开放的门路有限。他们知道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权资本，他们想攀附上去取得壹点特权，可［页１０８］是封神榜上老不登上他们的名字。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特权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感受到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必须多动脑筋，时时小心註意人事关系。逢年过节，该送礼的地方得送礼，该请客时得请请客。这样方能走壹点“后门”，能拉壹点“关系”。他们对上级面子上绝对都巴结着壹点，内心裏也有不满，遇机会也会发发牢骚，骂声“贪官汙吏”“走资派”。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是反感的，但对于反党阀反军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十分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对革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特权制度的命，同样也会“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同上第５－６页）第三部分是既无法权可［页１０９］利用，又无门路可走，工资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生活在下降的。这壹部分人的革命性非常值得重视。他们的经济地位既已十分苦寒，债务丛增，负担渐重，老婆孩子问题壹大堆，物价天天涨，工资年年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看得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主管阶级以及和自己同类阶级但有特权荫庇有法权可利用的人的生活状况，相形之下，更使他们倍感凄凉，确实大有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感；他们所受教育程度又使他们有壹定的思考能力，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真理，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对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仗势欺人，弄权吃人的现实，早已不满，精神上感觉到深受压迫的很大的痛苦，渴望早日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修［页１１０］正主义特权制度，渴望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渴望民主、自由、平等，心情十分迫切。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前，“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壹个数量不少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同上，第６页）这壹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经验已经给予了证明，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大多数，会抛弃改良主义的羁绊，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热情传播者和实践的积极投身者，将充分发挥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其中壹部分人有可能在各个斗争过程中把自己改造和锻炼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对这壹部分人壹如既往是寄以厚望的。以往大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此也曾给予了证明。毛主席指出：“［页１１１］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同上第６页）这在今天，仍然是没有疑问的。 （５）半无产阶级 所有制的改变也没有消除半无产阶级。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的半无产阶级包括：ａ、现实处于下中农、贫农生活水平的农民；ｂ、城镇街道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 这裏所说贫下中农，绝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划定的成份，而是依据现实的生活水平所作的新的衡量。我国解放初期到现在的近三十年时间，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化已是十分之大。有的原来的贫下中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页１１２］新的农奴时代的大地主恶霸，成了新的领主、新的庄园主、新的奴隶主。农村大多数居民，包括原来和他们在壹条线上的大多数老贫下中农，不过是进壹步做稳了他们的奴隶罢了！农村两极分化之严重，由新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新的农奴阶层即新的贫下中农境遇之困苦，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终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田间肩挑背扛当牛拉车日晒雨淋，不做壹天的牛马，就不分壹天的口粮，就没有壹天的盘缠。年终分配，粒粒可数，含辛茹苦耕种出来的粮食，公粮、“余”粮、“爱国粮”、“忠字粮”、派购粮……量来量去二三月就断粮！官僚主义者阶级迫使他们按国家牌价“出售”最好的粮食给“国家”，又按高出国家牌价数倍的价格从黑市买回口粮。他们终年难尝几次肉味，全家老小［页１１３］冷壹把热壹把餵出壹只猪来，得交售壹半给“国家”，并且还得上重达三元钱的屠宰税！就以税收来说，除了像这样明显的税收如屠宰税、粮食税、烤烟税、市场交易税等外，大头在暗处。成堆脱产、半脱产的基层干部和人员，如大队正付支书、正付大队长、文书、民兵负责人、民兵小分队、治安委员……等等，以及成批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这些人多如牛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都转嫁在了新农奴新贫下中农的身上，集体账本上壹刀切除。生活中必须的日用品如肥皂等他们必须拿鸡、鸡蛋等壹类农产品－－无论妳自产或去黑市高价买来交给供销社才能换到。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在官僚主义主义者阶级当道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经年不公布账目，甚至多［？这裏的“多”字也可能是“累”字］年不能分红，整个生产队工分、粮食、副业收入等财务状况，群众壹无所［页１１４］知，工分高低完全由领导壹句话，分工好坏更是凭领导好恶喜怒而定；分值之低，做壹天牛马活，仅获三、四角，差的地方则只能分到壹、两角，好壹点的可分到五、六角以上，条件最好的地方可达壹元以上的，那已是极少极少的地方了。他们和高级官僚的正式的工资相比较（不算比此工资高得多的油水），悬殊竟达壹二十，二三十、五六十、六七十倍！而且这点点微薄的血汗钱要支付全家生活所需，从壹块盐巴到疾病医药。遇有病痛，好药好针水除非出高价从黑市购买，否则只好干瞪眼看着有权势的人家“壹元化”！参工、参军、参政、上大学、开拖拉机、做赤脚医生等等，更是根本轮不到今日没有特权靠山的新农奴贫下中农及其子女身上，他们的子孙后代是註定世袭他们的地位的了。荒年［页１１５］暴月、青黄不接，告贷无门，国家发放的返销粮、救济款也往往落不到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新农奴贫下中农的身上！真是养猪的吃不上肉，种谷的吃米糠！他们想开点小片生荒吧，又怕被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挨整，他们想出外卖点劳动力为生吧，更面临壹人做事、全家受累、不分口粮、没收房子、加重罚款、家破人亡的威胁！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就是註定要忍受现代乡保甲长的敲诈勒索，就是要任凭新地主、新恶霸、新农奴主残酷的蹂躏，他们尝够了划地为狱，插翅难飞的味道。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生产关系，对社会分工的如此不合理，早就怨恨冲天了！城镇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无靠山无门路找不到固定工作或正式职业的失业者，［页１１６］帮人打短工，搞缝纫，做泥木工，当搬运夫，修修电筒锁钥，或学点中医，挖点中草药，行点针灸。此类人粮食虽有国家定量供给不愁天干下雨，但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又为住房问题所苦，整日愁眉苦脸，提心吊胆，也担忧人家在“大批资本主义”的时候将他取缔和打击。他们的福利事业官僚主义者阶级无暇过问，但对他们的劳动价值却很註目。他们最后被组织起来，但条件就是在“上缴积累”的名义上，官僚主义者阶级将他们的剩余价值尽行取走。他们的地位与新贫下中农的地位很接近，思想往往受小生产的局限，但对打倒特权，革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命，他们也是贊同的，“其需要壹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同上，第７页） （６）无产阶级 ［页１１７］ 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工人队伍有了很大的增加。虽然他们被所谓“条条”“块块”的工业分类分成了不同系统的工人，形成了有壹定程度差别的中央企业工人，地方省、市、专区、县企业的工人，但他们有壹个共同点，就是连自身的劳动力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已被彻底剥夺，成了纯粹的无产阶级，他们本身绝大多数既无法权可利用，更无特权可仗恃，壹切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的安排和支配。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因而主人翁的权利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的主张和看法，既不能实施，也缺乏公开地坦率地表达的场所和条件，他们的思想被官方的舆论宣传限制在壹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能根据［页１１８］官方的调子去说，只能用官方的有色眼镜去看。不然的话，他们的思想言论，就有被当做“反动”思想言论，被当做“异端邪说”受到专政的危险。整个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不可忍受的压迫。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剥削下，在“有权的吃权，没有权的凭关系，没有关系的吃空气”，“送上门，走后门，没有门”的权势门路社会裏，无产阶级没有门路可走，没有关系可拉。他们在经济上工资普遍很低，长年不得增长，而家累日重，物价日贵，劳作日紧，体力消耗日甚壹日，往往未到月底，工资早已用完，寅吃卯粮，负债累累，生活日益窘困。很多工人夫妻双方分隔两地，家庭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准鳏寡孤独地了此壹生，更不用说子女教［页１１９］育得不到保障，子女前途升学就业问题不能不令人悬心牵挂了。他们的福利事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可悲，在麻木之时固可无动于衷，中夜觉醒，不禁长叹！很多工矿的食堂，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营私中饱的ＸＸ［此两字不清，也许是“自留地”？］、克扣粮食，克扣油盐，工人吃的是大锅猪食菜，喝的是缺油少盐白水汤。这种生活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体验不到的，他们关心的是下达任务要紧凑，生产任务要落实到人头上，生产指标定额要追加，上缴利润剩余价值越多越好，工人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知埋头干活越好！这完全是马克思所描绘的那幅吃人图画的再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壹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壹个战战兢兢，［页１２０］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壹样，只有壹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１卷２００页） 这裏只要把“货币所有者”改成“特权所有者”，把“劳动力所有者”改成“有劳动力而无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就行了。然而，这是多么可悲的壹种改变！无产阶级竟然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更彻底地剥夺了！无产阶级似乎又回復到从前的命运上去：“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壹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壹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壹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马恩全集》第二卷４０４页）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他们的被彻底剥的，他们已经反抗了，用普遍消［页１２１］极怠工即变相罢工的方式，甚至尝试着用过上海壹月革命风暴的方式。现在，整个无产阶级在觉醒之中，他们正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斗争！他们依然“特别能战斗”！（《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８页）他们越来越明白，既然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造成了无产阶级被迫固定化无权，被迫丧尽人权，被迫要变成牲口，那么无产阶级就只有彻底剥夺剥夺者，只有改变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夺回自己的权力！“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的怒吼将更加强烈、更加响亮地震撼整个社会。 形势正是如此：“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壹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马恩全集》第二卷５８７页）［页１２２］ （７）“黑人”无产者 “黑人”，这是在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裏的特殊产物。那些没有迁移户籍、没有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配给的人，统称“黑人”。这部分人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正当职业了。他们之所以成为黑人，有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触犯了社会，有的则是纯粹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迫害。他们的生活有的依靠小手工业，有的依靠做点小买卖，有的则属流氓无产者之流。虽然个别“黑人”因投机倒把致富，但在政治上也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这壹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壹种革命力量。”（《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９页）。 （８）新形势下的敌我友及其前途 总而言之，新的阶级关系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关系。 在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壹切仗恃特权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维护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反动生产关系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壹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 主管阶级的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但同样要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革命队伍的阵线。 最后，仍如毛主席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壹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９页） 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上，确信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统壹战线，孤立和打击人数极少的壹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死硬分［页１２４］子。 官僚主义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权力在少数人手裏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特权的形成和膨胀。 而特权的生存条件是神话党并通过神话党来奴役劳动。 神话党和奴役劳动又完全建立在社会法西斯特权专制制度之上。 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人民却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唤起了不可抑制的新的阶级觉醒。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已经使人民高度组织起来了，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正壹天天启发着人民考虑自己的地位，正壹步步准备着暴风雨的到来。 官僚主义者阶级同样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页１２５］已经将神话打破了的话，那么，对神话的再塑造，只不过是为了准备让人民将神话彻底粉碎。 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壹、基本矛盾的不相容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劳动者和阶级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大变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 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页１２７］革命，改革壹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壹步调整壹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这是壹条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路线。 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壹套体制，进壹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显然，这是壹条修正主义反革命［页１２８］的路线。 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壹。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当此之时，差之壹毫，失之千裏。 二、改良主义行不通 １、行不通的原因 既要维护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又不敢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在枝节问题上进行壹些小改小革的这样壹条路线，叫做改良主义路线。然而，这是壹条从壹开始就註定行不通的路线。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如上壹节所说，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它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页１２９］；其次，列宁说：“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裏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列宁全集》２９卷４７１页）改良主义路线，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壹些人的手裏转到另壹些人的手裏，用年轻人壹定胜过年老人进化论来冒充辩证法，代替阶级论，以强调精神变物质来冒充唯物论、代替存在决定意识；用形而上学的斗争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辩证的斗争方法。改良主义对付修正主义的方法不是强有力的斩草除根的治本的方法，而是壹套隔靴搔痒、割韭菜、摘蘑菰、打强心针、吃止痛片、服鸦片的治标方法。这套方法不过是使总崩溃变为逐步瓦解过程的方法。在顽固不化、盘根错节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面前，在空前激烈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页１３０］改良主义路线的前途，不是投降，就是毁灭。 ２、改良主义者 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发端于统治集团中的左翼，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受着现实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妳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反映着社会主义受现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的彷徨和徘徊。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多少有别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他们感受到不变不行的压力。但他们的所谓变，是在维持旧质稳定性、维持旧统治秩序目标下的细枝末叶的改良。他们也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认是发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裏呢？他们要么是真的摸不准，要么就是摸准了不敢触［页１３１］及。总之，他们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试问头痛医脚，脚痛止痛［？此两字看不清］，能医得好病吗？在急需动大手术才能拯救生命的情况下，延缓手术就等于死亡！而仅仅依靠强心针是不能治愈重病的。 在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我们并不排斥。有的时候，止痛和註射强心针是必要的。 但是，治病只懂止痛和打强心针，乃是庸医所为。很多病人就坏在庸医的手裏。 ３、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 主要在于它撕开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面纱并形成了“‘下面’不愿［“不愿”两字下面有着重号］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不能照旧”四字下面有着重号］统治”（《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６６页）的局面。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０６－７页）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的时候，改良主义没有能够及时采取这壹步骤，而是壹方面强调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因而也就等于否定特权的统治，壹方面又强化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壹元化领导”，因而也就等于强化劳动者的奴隶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地位。 这样，就进壹步将劳动者本身［页１３５］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从而也就使整个社会生产置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其结果就是必然加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壹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壹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壹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壹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３页）改良主义者没有找到叉路口社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页１３６］在的基本矛盾，因此他们不能使既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解脱。改良主义既要公有制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能有效地排除修正主义上层建筑对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和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可以宣告破产，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既不能解散，还得由国家养起来，吃“大锅饭” 。“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５０页）劳动者自主劳动的主人翁精神向谬误方向的转化，或者使积极干预被迫走向反面，就是自觉不自觉的消极的反抗－－变相罢工似的－－普遍怠工。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生产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的紧张，日用百货缺乏，国计民生受到影响，物质生活的供不［页１３７］应求，加剧了社会矛盾，使不满情绪普遍增长，势必危及政权的稳定。改良主义虽然给修正主义的上臺造成了壹定的困难，促使革命者对真理作进壹步的探求，但是毕竟难于阻止受现有生产方式内在特点支配的社会演变。 三、修正主义侥幸的机会和淼茫的前途 １、 修正主义上臺有了可乘之机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实质上是因为权力被腐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成为矛盾混合物并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因而破坏了生产力所造成的。但是，从表面来看，却似乎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干扰”而导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嫁祸于人，可以据此骗人骗己。这是修正主［页１３８］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壹；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挥霍和剥削，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担子日甚壹日地沉重起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长期毒害和欺骗宣传，小生产的近视，小家庭的局限，使相当壹部分人渴望改变眼前物质生活的窘困状况，甚于考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迎合这些人的心理，打着发展生产、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物质需要的幌子，“名正言顺”地绞杀反修防修的革命运动。这是修正主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二； 使修正主义制度成为现实存在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官僚主义者阶级，其根基不但未被动摇，其体系反而在“加强壹元化领导”的大红伞下，盘根错节地扎根在整个社会上。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和操纵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权。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性，使官僚主义者阶级人数虽少，能量极大。官僚主义者阶级握有重权，居高临下，地位主动。这是修正主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五； 整个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已经成为官僚［页１４１］主义者阶级得心应手的专政工具，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话党，实质都是为修正主义服务，本能都是趋向修正主义的。这样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作用。这是修正主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六； 上层建筑和政治结构，事实上早已迫使人民群众和政治分离，广大人民群众无权无力无法有效地与闻和干预政治，甚至广大共产党员也无能与闻和干预上层统治集团政争的内幕，他们只有在事态发生后听候通知的份，没有在事变过程中表示意见的权力。与当权者相反的不同意见，既没有公开表述和讨论的条件，更没有进行试验的场所。庞大的暴力机器使下面暴发骚乱的可能性小于权力中心的角逐可能形［页１４２］成的统治危机。权力的垄断性，权力之争的诡秘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性，既造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必然性，又形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合法保障。这是修正主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七； 赫鲁晓夫的阴谋诡计和朱可夫的官僚军事暴力相勾结，利用对党的神话和整套国家机器的暴力，实行和平的反革命的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壹下子”异化成修正主义社会的最危险和最主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总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逝世前后寻找表现时机，使用这样的方式和时机的条件Ｘ［此字不清］已日趋具备。修正主义很可能通过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壹下子”［页１４３］生出来。这是修正主义上臺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八。等等。 －－“所以，林彪壹类如上臺，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在壹九七四年底，他八十二岁诞辰夜不能寐时所作的这壹结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修正主义上臺的现实威胁！ ２、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 （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革命力量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确实已经筑起了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因此，即使修正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得逞于壹时上了臺，註定也是不能长治久安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明确指出：“我［页１４４］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更何况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验和锻炼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普遍炼出了识别修正主义的“火眼金睛”，已经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和生活感受，认识到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新的阶级斗争的觉悟。中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培养出来的斗争精神、革命意誌，是反修防修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不是修正主义可以轻易壹刀砍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也绝不是修正主义可以随便摆脱的，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论述，像紧箍壹样紧紧地套在了官僚主义者阶［页１４５］级的头上……。所有这壹切，是苏联赫鲁晓夫们没有碰到过的，而这也正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第壹个致命的问题。 （２）十亿人口强制性的生产和主动性的消费 第二，中国人口骤增猛涨，其数已近十亿，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问题是每人每时都面临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大问题，显然只有依靠发展生产来解决。但在不是自由竞争而是高度依附权力的政经壹体化垄断生产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又首先取决于政治的清明，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解放劳动者的创造力。但是，同样显然的是，修正主义制度恰恰是扼杀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是被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垄断权力所专制和压制住的，这怎么能［页１４６］够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呢？纵然，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用糖衣砒霜和带血的刺刀把生产暂时刺激起来壹下，但是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其时间也肯定是短暂的。在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把持下物质刺激这壹套，只能起恶化社会矛盾的作用，只能是修正主义的榨油机。这壹套之所以被毛主席所否定，正是已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实践所证明是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况且，十年来对这壹套的批判，已经使劳动者对其恶果的感受不是麻木的而是敏感的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将劳动者的主权剥夺殆尽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取消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野蛮专横地压制住，［页１４７］但是却不能阻挡广大劳动人民对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的需求；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专制住广大劳动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却抑制不住他们本身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压榨的贪欲。官僚垄断特权在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肯定是难得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６３页）十亿人的生活问题及其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所没有承担过的巨大的压力，也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壹个致命的问题； （３）僵化的国内政治，箍紧必炸 第三，中国和苏联的社会结构不尽相同。苏联是壹个半欧洲［页１４８］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没有中国严密，因此，社会矛盾有壹定的缓冲余地。它有成文的法律，有壹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壹类持不同政见者还可以发表反对意见，举行记者招待会等，对政治犯不采取屠杀的政策，教育制度也使人们多少有壹点能够凭自己的才智得到深造的可能，学术方面也不强求划壹，而是提供条件允许并鼓励自由讨论、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做法能够使社会上具有才能的人们有壹定的奔头和出路，使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从而使革命运动缺乏敢于牺牲壹切的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则不然，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实行现代法制，而是实行封建专制，变化性灵活性很大的政策，迁就应付临时事件，凭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壹元化领导”的［页１４９］好恶喜怒执行政策，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对所谓“反革命”或格杀勿论或施以重刑，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等都不器重人才，而是凭关系，看门阀。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把持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社会的矛盾冲突缺乏缓冲的余地。千千万万优秀人物愤懑不平，渴望变革，被迫敢于铤而走险，要从绝路中闯出生机来。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同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长时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特权的过程中，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义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领导集团的日益僵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内部日益僵化，孕育着总崩溃的到来。这些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壹个致命的问题。［页１５０］ （４）面临地方造反的现实威胁 第四，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布满了诸侯、藩镇、军阀割据混战的记载。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而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诸侯，新的藩镇，新的军阀雄踞之势。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裏，这种局势曾是动乱的根源的话，那么在反修防修的历史任务已经明确，在毛主席已经发出了要地方监督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的号召之后，这种局势却有可能转化成为粉碎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阴谋的积极因素。每块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完整的地区［？最后壹字不清楚］，都有可能变成壹个现成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壹个潜在的危险。 （５）在国际交往中承受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 第五，在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发［页１５１］展的情况下，即使修正主义通过出卖中国的资源和工业原料换来了大量外汇，但为了保持政权，也要以相当部分花在消费上，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是有限的。不但中国人民不容许把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任凭官僚主义者阶级出卖国家资源做工业国的附庸，而且国际竞争势必把中国抛在后头。这种状况也必将影响和改变国内结构。当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人权运动已在苏修及东欧壹些修正主义国家的后院裏，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的前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人民的视野也在壹天天开阔起来，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普及，人民的耳目也越来越灵，思想也越来越发达。国际民主潮流势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强烈的反响。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页１５２］临的又壹个挑战。 （６）人民决不会容忍下去 第六，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最重要最本质的壹个原因是，修正主义路线本身所具有的反动性和反人民性。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趋向光明的解决，而是使这个基本矛盾趋向黑暗的恶化。因而它不得不继续接受这个基本矛盾的支配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它把公有制社会生产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它用强力推行壹条特权专制的路线，利用劳动力还具有的商品属性，鼓吹“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以小恩小惠作诱饵，蛊惑人心，“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 （《马恩选集》第壹卷３８５页）从而实质上加固劳动者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奴隶地位［页１５３］。也就是说，修正主义路线恢復劳动力商品性质的活力，是为了将劳动者进壹步推入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就范做稳奴隶的深渊。它对于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则决定性地要予以毁灭！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人民性和反动性，决定了它必然遭到具有反修防修意识的全体人民的自觉的反对和坚决的抵抗，这是毫无疑问的。 （７）回光返照不久长 总而言之，任何欺骗都是不能持久的。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命运，绝对不是什么幸运，而肯定是厄运。在今日中国，修正主义即使上了臺，其统治地位也是不能长久的！它的“壹下子”得逞于壹时，不过是预示着它的必然顷刻瓦解！愚蠢昏昧的人迷信于眼前，智慧明达的人却着眼于未来。修正主义制度不过［页１５４］是整个剥削阶级制度的回光返照。在今日中国，其做法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其前途也将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壹哄而散。”（《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７４页）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决不会容忍的”！ 四、生死关头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１、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誌 作为人的体力和脑力总和的劳动力，在任何社会裏都是生产的基本因素。没有劳动力的［页１５５］参与，就没有任何生产活动。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性质的变化对社会性质的变化具有强烈而敏感的反映。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变为商品，不将劳动力变为商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和压迫方式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４７１页）修正主义将劳动力的所有权从劳动者身上剥夺，使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不将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特权专政的超等奴役压榨制度就不能建立起来。修正主义的生产就是奴隶制度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体系中，“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和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马恩选集》第四卷１６４页）共产主义将劳动［页１５６］力变为主体，不将劳动力作为主体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鸿图就始终不过是壹句空话。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７３页） 由此可见，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誌。掌握这壹原理，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斗争的实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２、围绕着解放劳动还是奴役劳动而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正如同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那样，劳动力壹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自身矛盾的出路。［页１５７］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正是紧紧围绕着这壹点而展开的。究竟是把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净化为主体性质，还是恶化为奴隶性质，究竟是把社会引向真正的完整的社会主义，从而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境界过渡，还是把社会推入修正主义的黑暗深渊，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旧有形式已经很难恢復，由于社会生产的高度组织化，劳动力也很难倒退到纯粹商品性质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劳动力的本能是强烈要求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摆脱矛盾混合物的处境。而统治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所掌握的上层建筑却要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和惯性，把劳动力完全沦为官僚的奴隶以便于驱使。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基础。站在劳动人民［页１５８］的立场上，壹切以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生产上、分配上、社会上都切实地、而不是虚伪地确立和增强劳动力的主体地位，这就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放劳动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终将要取消劳动力商品属性，但是社会主义阶段虽限制却也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质，而不是就否认它或扩大它。这条路线，对劳动力的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的奴隶性质，则是决定性地要加以根本否定。这条路线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就在这裏。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就不但是只着眼于生产工具，“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页１５９］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３１页）而且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掌握生产工具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的身上，用自主的热情的劳动代替强制的被迫的劳动，用解放劳动者的方法解放生产力，努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与此相反的，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基本的经济规律，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所阐述，在此即不赘言。必须指出，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根源。只要劳动力这种矛盾混合物的性质存在壹天，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不会有壹刻的停顿。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页１６０］终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３、不利于革命的斗争方式 但是路线斗争又集中表现在权力之争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权力之争的重要意义：垄断政权就能垄断壹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既然整个国家的军、政、财、文大权都已统统高度集中于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垄断，既然早已排除了另外的政治组织通过合法的途径与共产党争权的可能和存在的余地，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共产主义事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马恩全集》３５卷３８０页）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已是如此，共产党在长期固定化执政后更是［页１６１］如此。权力愈重，利害关系愈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就愈尖锐。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当权的官僚主义这阶级。但是，共产党内的权力之争不是诉诸于人民的裁决，而是决定于其上层内部的倾轧。诚然，共产党是壹个有革命理论信念、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壹个具有革命遗传的党，特别是当党的领袖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党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定会坚决抵制修正主义，抵制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是，毕竟由于少数人长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政权，已使党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党内“恐怕相当大壹个多数的”当权人物，已经蜕变成了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形成了壹个官僚主义者阶级。［页１６２］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养尊处优，不读书，不劳动，不调查，不研究，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脱离实践，做官当老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特殊地位，使他们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官僚主义者奉权力为偶像，迷信权力，崇拜权力，唯权力是从甚于坚信路线，他们的信仰就是权力，是标准的权力至上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性无比贪婪，无比凶狠，无比阴险；他们的眼界毫无历史感，近视而无远见，昏昧而不能明察。为了夺取权力，他们会不惜壹切，任何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任何阴谋诡计都会使出来地去谋权、篡权、夺权，使权力之争具有了极不平常［页１６３］的险诈性和残酷性。正因为党内这种情况，正因为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整个上层建筑本能趋向于搞修正主义，正因为国民经济陷入了停顿和濒临崩溃，正因为修正主义上臺有了可乘之机，正因为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和条件，正因为不同意见没有公开发表、讨论和试验的余地，正因为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质变，等等，所以致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迈出决定性的最后壹步时，革命力量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肯定是处于劣势的地位。斗争形式极其不利于革命。显然，在这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不直接诉诸于人民，如果不立即果断地诉诸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危机和修正主义的上臺，都是在所难免的。 第八章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壹、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 综上所述，“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壹方面是经济运动，另壹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壹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２页）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页１６５］段。第壹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变更的阶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上层建筑变革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从时间上说，第壹阶段在中国大约从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３年，相当于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运动到人民公社化及为巩固人民公社而斗争的这段时间，第二个阶段在中国则是以对苏大论战为起点，从１９６６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来的。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反修防修实质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只有从对私有制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从私有制的全部锁链下得到解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１６６］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加以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９６６年爆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在上面《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节文章裏，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整个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开端，在具有“开端”的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页１６７］可避免地具有了“开端”的局限。 这种局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壹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壹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在当时是不能苟求的［以上十个字下面有着重号］。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页１６８］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壹如从前，“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马恩选集》第三卷６６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展开的“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教育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上海壹月风暴”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是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尽管显示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影子（例如从舞臺上驱逐帝王将相、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等等），但毕竟远未能够完成改革壹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任务。［页１６９］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復活的方便条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就以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而言，从打破剥削阶级壹统天下的正确的革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沦落到了新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营私舞弊塞私人凭关系走后门的境地。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推荐和选拔的新形式，充满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玩弄特权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旧货色！又例如“卫生革命”，向［页１７０］改变城市大老爷卫生部的革命目标前进的步伐，结果却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领导下，踏入了城乡大小老爷合伙营私舞弊服务部的泥沼。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控制下，从“赤脚医生”的人选，到治病发药，不少合作医疗不仅实为“官医”，而且变成了合法走私的“医院商店”，账目不公开，药品 囤积居奇，据为己有，投机倒把，甚于奸商。如此等等。 在总问题没有解决，总根子未曾触动的情况下，壹切改革都是虚话，陈旧的东西不但会力图在新形式中復活，而且简直是在新形式的躯壳裏找到了最适宜生存的条件。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但是，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革命的，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页１７１］千百万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与和投身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壹系列反復、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深入持续达十年之久，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现存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展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广阔的前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对党神话，撕开了假社会主义的面纱，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壹定阶段，便同它们壹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Ｘ［此字不清］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少数人对权力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把所有制管理的专制形式膨胀为极［页１７２］端专制的新的特权压榨手段，强加于公有制社会生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已经重申：“要不是每壹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３３页） 公有制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改变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方面的严重的弊病，权力分工必须由绝大多数人即由整个劳动人民来左右。为着谋取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必须首先争取使每个社会劳动力都得到解放。“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共存。”（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论巴黎公社》第５６－５７页）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不含煳地揭示了，应当打碎从前［页１７３］的官僚军事机器，“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裏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同上，５５页）“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壹些人的手裏转到另壹些人的手裏。”（同上，３６１页《马恩选集》第四卷３９２页）［此处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页码指示］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走资派的手裏转到跑资派的手裏了！再不能把权力让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下去了！这种垄断，已经形成了更无人道的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形成了更贪婪、更狡诈、更毒辣的新的剥削阶级，已经形成了更黑暗、更残酷、更罪大恶极新的剥削制度！“不消灭壹切［此两字下面有着重号］奴役制，任何壹种［此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马恩选集》第壹卷１５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已经［页１７４］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生产力的桎梏。要改变这样的生产关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论巴黎公社》１３６页）；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积极进行。 五、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 １、壹般准备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恩选集》第二卷［页１７５］１９５页） 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段所确立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好了组织准备。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所造成的恶果和激化的矛盾，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壹定的必要的文化水平。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壹百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近六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苏联变修的惨［页１７６］痛的教训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为发展反修防修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依据。 ２、主动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这壹切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次解放使他们充满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则是使无产阶级从思想的牢笼裏又获得了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们坚定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使他们对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具有了皮和肉的感受。麻木中的痛苦无知觉不痛苦，感觉到的痛苦更痛苦。过去的痛苦只留下了疤痕，现实的痛苦［页１７７］却刺激着每壹根神经。无产阶级从丧失壹切、固定化没有壹切中，认识到了他们更彻底地被剥夺，因而准备更彻底的剥夺剥夺者。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胸膛裏充满了仇和恨的怒火！无产阶级已经看清必须进行第二次更猛烈的血与火的清算的对象，已经不是从前的剥削，而是如今的剥削！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从感性、不是从宣传中得到启发，而是从自身的政治实践经验的感受中，更为牢固地掌握了真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都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壹卷３８５页） ３、所有现存制度都处在困惑的状态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页１７８］了巨大的变化。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裏遭到窒息和扼杀的命运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苗头却在资本主义世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裏酝酿着破土而出。资本主义世界在炫耀其“民主、自由”的时候，却遭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无情的挑战。修正主义国家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人权运动却揭破了它的残酷和黑暗，暴露了它和人民尖锐对立的困境，在“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乐曲声中，却声声听得出修正主义鬼魂的哀嚎。整个世界的社会制度都在其自身内在的弊病支配下钻牛角尖，走死胡同，因而整个世界都在渴望，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出现，都在孕育着新的生命。而战争的阴影，使这种渴望和等待变得更［页１７９］为迫切，使这种孕育更加日益临近分娩之期。中美关系的解冻固然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可是在中国难道又没有打开向外窥探 的窗户？当中国不断惊人的事件在世界面前接二连三出现的时候，中国人难道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辞职不感到有点什么值得探讨吗？ ４、被动因素 但是，这壹切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全部完成。革命需要主动因素，同时，革命也需要被动因素。在“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恩选集》第壹卷６０９页）的局面下，无产阶级只有从壹系列探索的失败中，才能认准解放的唯壹出路。“但是，在这些失［页１８０］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恩选集》第壹卷３９３页）陷于灭亡的是那些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树立起来以前，探求出路的矛盾混合物所没有摆脱的壹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壹系列应当摆脱的东西，才能够聚集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而无产阶级要摆脱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实践，只有通过“壹连串的失败［此两字下面有着重号］才能使它摆脱。”（同上，３９３页）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由于这个革命已经“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壹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壹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页１８１］革命的政党。”（《马恩选集》第壹卷３９３页）当着修正主义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的放肆的欺骗宣传和疯狂的恐怖政策越 来越使人民不堪忍受的时候，当着人民普遍认识到“如果壹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壹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马恩选集》第壹卷５０１页）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上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的时候，当着既要打着红旗就不得不受红旗的紧箍限制而生产力更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不能得到解放的时候，当着统治集团内部许多成员也越来越厌烦、越来越不能接受“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壹个人按照壹己的意誌反復无常的性情领导壹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８页）的专制体制的时候，当着重［页１８２］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加剧的时候，当着革命的领导权已经由改良主义者手裏转到马克思主义者手裏的时候，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工作全面地完成了！ ５、必然的东西壹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社会主义现存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反修防修的必然要求，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必然发展。 必然的东西壹定会变成为现实的东西。“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壹样，是不可避免的。”（《马恩选集》第壹卷４８８页）任何企图阻止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来的行动，都是反动的行动，徒劳的行动。无论勇敢的螳螂们花岗岩般顽固的头脑有多么大，不可壹世的手臂有多么粗，在历史车轮［页１８３］面前，螳螂毕竟是螳螂！任何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定将被历史车轮无情地碾碎！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第九章 基本方针
壹、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将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 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 碎；就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变为千百万革命分子的实践、变 为既牵动整个下层劳动人民、又牵动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改良主义的幻影清除 干净，把上层建筑领域裏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生动地开［页１８５］展起来，用以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从而既能前所未有地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 义生产，又能有效地粉碎修正主义上臺的现实威胁，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全面地、稳固地奠定基础。 二、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６ １页）相结合的完［页１８６］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 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 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 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确保劳动人民能够真正当权。在无产阶级民主 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能真正地享受到主权，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聪明才智得到应有的培养、锻炼和发挥。领导者只有取得被领导者大多数的同意， 才能领［页１８７］导。被领导者壹旦为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就能光明正大地成为领导者。同样，领导者壹旦为大多数劳动者不贊同，也能不至蒙受阴 谋诡计的暗箭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毁灭的恐惧，平安地回到被领导者的正常生活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使人民大众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将切实保护人民，保护革命，保护壹切革命的创造性的见解和活动，将帮助人们打开思想的牢笼，把人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并且依靠这些创造力全面完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使社会早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使人类的註意力早日集註到发展科学、征服自然上来；使人们早日完全享受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页１８８］择职业的自由。建立这种无 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对绝大多数人们的未来提供极好的机会，重新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鼓舞起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热情。 简言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防止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国家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唯壹有效的利器，是使权力分工为人民所掌握，当权人物和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范围的切实保障。 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１、 从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消除弊病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页１８９］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壹种征象，表示 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以上从“用来……”到“……本身中”各字下面均有着重号］（着重号是我加的－－马东伍）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四字下面有着重号］。”（《马恩选集》第二卷３０７－８页） 这是壹条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这壹指示，我们可以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六十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页１９０］从列宁掌握国家政权五年之后在逝世前夕的指示：在我们面前，“第壹个任务，就是改造那完全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简直是坏透了的国家机关。”（列宁《壹九二三年论文集》单行本第１８页）“关于我们国家机关及改善这种机关的问题，乃是极端困难，远未解决而同时又非常迫切的壹个问题。”（同上第２５页）“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致使我们必须首先切实加以考虑，怎样来与这机关的缺点作斗争。”（同上３１页） “应当及时猛省。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壹切夸耀等等怀着万分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来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 （同上，３２页）到毛主席所亲自发动和领［页１９１］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文艺、教育、卫生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鞍钢宪法等等，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思想等等，以及革命委员会等新生事物，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矛盾的弊病，或多或少地显现了解决矛盾和消除弊病的手段，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轮廓。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壹。［页１９２］ ２、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２４５页）“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占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５６页） 列宁肯定：“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３卷２１１页）并指明了这种政治形式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１）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２）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３）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页１９３］，因而使任何人［“任何人”三字下面有着重号］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第２６０页） 恩格斯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论巴黎公社》第１５页） 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二。 ３、 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 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壹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壹等的首要任务。（《列宁全集》第３３卷３３０页） “要派遣几个有学识修养而又忠诚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 研究这个问题。”（《二三年论文集》第３７页）“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 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妳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妳想否认这壹点，那妳就是把世界上壹切［页１９４］ 革命事件的经验壹笔抹杀。”（《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２２１页） 更为明确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及《国家与革命》中，都曾摘录和引用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壹文中的话： “‘……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第壹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是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裏是绝对没有的，我们［页１９５］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各级行政区长官’（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壹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壹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３卷２２６－７页） －－尤其必须重视的是，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为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对于……观点”等十二字下面有着重号］”！ （同上，２２６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那么，美国等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不要官僚制的呢？看来主要有两点。 第壹点， 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就 是“当壹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页１９６］逆施、壹贯地奉行着那壹个目 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 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壹种形 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 的安全和幸福的。”（见《１７６５－－１９１７年的美国》）值得特别註 意的是，美国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使推翻旧政府、 组织新政府的行动成为顺理成章的受法律保护的行动。 这裏所谓旧政府被新政府代替，虽［页１９７］然新旧两者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毕竟是壹种不断更新或更换的形式。它的存在表明了统治阶级阶级民主的存在， 统治阶级的阶级民主显然使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增强。美国正是通过 成文宪法，取消任命制、实行普选制、两党制、年度选举、总统任期限制、 军队从属于文职当局，等等，尤其是依靠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 基本权利来做到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 第二点， 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每壹个国家有三种权力：（壹）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 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 中在同壹个人或同壹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 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页１ ９８］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壹，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 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壹，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壹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壹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 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壹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 美国正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使权力 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互相限制，以权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 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 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页１９９］取的合理成分吗？ 形式始终不过是为内容服务的。让我们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壹段话，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壹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马恩选集》第四卷１６９页）马克思也说：“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裏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２页）等等。 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指示呢？让我们还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列宁说：“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用［页２００］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壹。”（《列宁选集》第三卷２３１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状况”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理想”二字下面有着重号］。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现实的”三字下面有着重号］运动。（《马恩选集》第壹卷４０页）“所以我断言－－恩格斯说－－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马恩全集》 第二卷６７７页） 因此，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３８页），是完全应该的。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 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问题的几段论述 １、 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马恩选集》第四卷５０２页） ２、 考茨基之流破产的根本原因 列宁指出：“象考茨基、奥托•鲍维尔等等……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壹个形式，而忘记了 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復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页２０２］与其说象初等算术，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８４页） ３、 共产主义者的责任 列宁还指出：“……只要再多走壹小步，彷佛是向同壹方向迈的壹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美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壹条道路，壹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允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略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页２０３］是要掌握壹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壹种形式去补充另壹种形式，用壹种形式去代替另壹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８５页） ４、 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列宁还说：“壹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不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誌、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壹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誌、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页２０４］实际结论：第壹，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壹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壹种形式来代替另壹种形式。”（《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７７页） ５、 这壹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重要 “壹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壹切武器，壹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壹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同上） ６、 需要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新形式 ［页２０５］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壹种形式，壹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中共“九大”文件汇编》第２０－１ 页） ７、 新的斗争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还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壹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壹个翻天复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壹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壹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第７４页）［页２０６］
壹、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最高领导 １、 党的信任危机 按照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毫无疑问是本国独壹无二的共产党组织。 但是，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共产党的惨痛的历史事 实，却不能不令人发出疑问：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继续如此这般地奉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应不应该继续如此这般地拥护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 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党的领导，已经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领导［页２０７］，而是马克思主义叛徒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的统治，是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更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共产党，只会把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领导成修正主义的黑色领地。要想使社会主义国家还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必须摆脱、必须推翻这样的 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有哪壹个修正主义的党会抛弃共产党这个称号，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党呢？这种情况从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相反，变修的党将会更加拼命地标榜自己岂止是革命的、简直是最革命的共产党，岂止是马克思主义的、简直是最纯粹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 何况，在任何壹个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页２０８］免不了是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难免执政的共产党本身和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必然并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在这种变化面前，人们不能不会考虑：这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 这样，无情的历史就使共产党的组织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信任危机。 ２、 党的领导不可不要 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如果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拟定《宣言》的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无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页２０９］宁主义。”（《毛主席语录》第１页）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共产党的领导永远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至于成为叛徒搞修正主义。在公有制社会经济基础上和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中，在共产党本身和劳动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的主要敌人已经在共产党的当权派内，并且由于客观存在这个主要敌人正滋生繁衍的现实面前，必须考虑党的领导究竟以什么形式体现才符合实际，符合科学，符合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方向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 ３、 最根本的不是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党的领导被视为就是党员的领导，就是党支部、党委、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党组织委派来的人的领导，党［页２１ ０］的领导壹度因此被糟蹋到极端荒谬和反动的地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誌气，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威风，正是在维护这种所谓党的领导的旗号下，疯狂猖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是现实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澄清了这种可耻的混乱，是整个事态的演进、披露和发展，是毛主席壹系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指示，打破了对党的神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曾壹度瘫痪了，但党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却没有瘫痪，而是更加迅猛地发展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过的中国人民，已经对党的领导这壹概念有了正确［页２１１］的认识，广大革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能算作共产党的领导。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产党本身也明确了“党的壹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见《中共“十大”文件汇编》第４９页） 这种关于“党的领导”的概念的变化和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誌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亿万人民通过革命实践痛切感受到的经验总结。它充分表明了，虽然在白色恐怖下，在社会主义主义革命第壹阶段，党的组织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旨，往往是相壹致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权力被共产党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下，党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页２１２］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即那些党内当权人物集团）往往成了、并註定要成为贯彻和执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宗旨的障碍。因此，党的领导已根本不能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了。 ４、 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虽然已经明确了党的领导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门浩瀚的学说，并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已多次明确指出，这门学说不是死的教条，而是活的指南。怎样才能使这门浩瀚的学说变成整个社会易于牢固地掌握和运用其精神实质的“方向盘”，怎样才能使活的指南不至于被有意和无意地曲解为死的教条呢？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纳成简明的法律形式交给人民。 因此，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社会主义［页２１３］国家的最高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得遵守宪法，服从宪法，受制约于宪法，逾越者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和制裁。 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 １、 两党制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壹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壹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两党的组织领导主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出版物（书籍、报刊、杂誌等）来体现。两党的党员不固定，用以打破［页２１４］党派成见。妳今天拥护甲党的主张即可成为甲党的党员，明天拥护乙党的主张即可为乙党党员，任何人不得非难。两党的常设机构主要是报刊编辑部。经费由国家平等提供，监督使用。两党负有为国家提出行政正职领导候选人供人民选择的责任。政权由经过普选证明为大多数人拥护的党来掌握。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任何不信仰、不遵守、不服从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的组织、党派，都必须坚决取缔。但是，这种取缔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得到了壹个充分贯彻实行的合理环境而自然形成的。在阳光之下，萤火虫没有市场。 ２、 两党制的好处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页２１５］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选》甲种本第３５２页）两党制为这种比较和斗争，提供了壹个合理的形式。与执政党相反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和主张，都有公开表述、讨论和试验的条件和场所，而成文宪法又使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意见、看法和主张都统壹在壹个正确的方向和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民主和法制之下，让谬误得以公开暴露，从而使谬误失去了藏身之地；让争论由人民、由宪法、由理智来裁决，而不是诉诸于强权，从而使争论确立真理而不至导致谬误。因而，两党制能够使革命合法，使真理受到 ［页２１６］尊重，使笼罩着壹党制权力之争的罪恶的黑暗的无耻的阴谋诡计绝迹；两党制是监督政府行使职权，使当权人物不得滥用权力，使错误路线能够得到及时的和较为顺利的纠正的有效的方法，是防止执政的共产党蜕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奴隶总管老爷党的壹个有力的措施。 ３、 两党制的历史渊源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极好的方法。美国尼克松水门事件已足够发人深思，促人反省。是什么使美国总统不能滥用职权，是什么使资产阶级的总统只能效忠公职而不能违法循私，是什么使权力很大的总统不能不辞职？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吗？不正是由于在这种民主和法制之下实行［页２１７］了两党制，从而使资产阶级的政党只能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而不能作为资产阶级的主宰的缘故吗？更不用问日本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田中为什么也无独有偶会步尼克松的后尘辞职了等等。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形式，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它能够有效地动员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内部能互相制约、监督，从而使公职人员难以扩大特权难以官僚化。因而对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促进国家机关的新陈代谢，等等，是有利的。在这裏是形式帮助了内容，在另壹方面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无产阶级能够将资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壹整套学来，为什么就不能把两党制也为我所用呢？ ４、 两党制的理论依据 ［页２１８］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壹个政党。世上没有独翅能飞的鸟，也没有独脚能跑的人和兽。关于无产阶级也完全可以实行两党制的理论依据，我们还不必就拿壹分为二、对立统壹、辩证法的原理来加以证明，也不必多所引述，只要指出这壹点来就足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９页）这难道还不够权威，还不够明白吗？ 为什么无产阶级就只能有壹个政党呢？为什么壹定要“把壹切都搅在壹锅稀裏煳涂的粥裏”呢？须知“这锅粥只要沉淀壹下，其中的［页２１９］各种成为正因为是在壹锅粥裏，就会陷于更尖锐的对立之中……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尤其是立意搞修正主义专门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更能“在壹定的时机会比壹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壹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煳涂了。”（均见《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１０页） 至于如何对待从前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作过巨大贡献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第壹国际的态度，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克思所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壹国际，曾经“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页２２０］第２９卷第２７４页）但是，当“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１３页）的时候，恩格斯却毫无缠绵之情地写道：“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马恩选集》第４卷４１２页）对此，恩格斯还说：“任何政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壹时（这两字下面有着重号）的成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壹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壹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知道，气泡是壹定要［“壹定要”三字下面有着重号］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页２２１］钻到国际裏来了。它裏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壹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不过，老黑格尔说过：壹个政党如果分裂［“分裂”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了并且经得起这种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壹个阶段上都有壹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壹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壹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１０－１２页） ５、 两党制的现实苗头 ［页２２２］ 其壹是，在公有制未确立的好些地方，在同壹国家未执政的共产党旁边 ……特别是自从中苏论战以来－－出现了壹个或几个（马列）共产党组织。 其二是，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裏，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壹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现实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和自己现有的阶级地位，註定了现有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页２２３］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其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群众基本上都分裂成了两大派。这决不是偶然的，同样是现实阶级关系变化的必然反映。除了阶级根源之外，两派成见之深，反映了未经人民表决的自信，两派武斗，反映了缺乏能令人信服的解决争端的民主制度的困恼。 其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军队代表由上级机关调配外，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均系两派群众推荐。但是，这种推荐仍是在壹党制的框子之下进行的，人选集註在是否党员，家庭出身是否过硬上。并且，它不是让取得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代表组成责任领导班子，而是让两派对等的代表捏合［页２２４］在壹起，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做不成多少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从而使政权仍然落回官僚主义者阶级壹党制特权老爷手中，翻案復辟成了难免之事。但是，革委会由两派群众推荐产生，毕竟是具有两党普选制迹象的壹个表现。 其五是，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的出现，更是无产阶级两党制在现实生活中露出来的苗头。这不单单是壹个干部队伍臃肿庞大过剩的表现，而且简直明明白白是共产党干部队伍壹部分在朝、壹部分下野的状况。不过这种在朝与下野，都不是由人民决定，而是由党内当权派决定的罢了。至于说到劳动锻炼的问题，在壹党制下，这种下野锻炼的方式，仍然远远脱离人民，不是到人民中与人民同甘共苦，而是远离人民住进了特殊庄园。等等。［页２２５］ 总而言之，“不从根本上［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开始革命，就不能完成革命。”（《马恩选集》第壹卷１５页）无产阶级两党制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壹个组成部分，正如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壹样，壹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无产阶级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掌握两党制、运用两党制，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容忍任何政党把自己的宗派利益、小集团利益，凌驾于整个公有制社会人民的利益之上了！无产阶级只有从政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才能解放全人类！而马克思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基础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每个劳动者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选制，则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基础。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主权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自身。壹切权力机构的产生和法律的制定，以及当权人物的任免，都必须征得劳动者大多数的同意和批准。 马克思指出：“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壹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法兰西内战》，见《论巴黎公社》第１９８页） 恩格斯指出：“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马恩选集》第四卷１６９页）“民主已经成了［页２２７］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壹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煳的。”（《马恩全集》第２卷６６４页）“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此三字下面有着重号］政治形式。”（《马恩选集》第四卷５０８页）“毫无疑义的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种特殊形式［自上壹个句号以后的２６个字下面分别有着重号］。”（转引自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单行本第１２页）。等等。 四、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上层权力机构 1、立法 人民代表会议制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代表会议与修正主义壹党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本质的区别。 修正主义壹党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乃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法西斯骗子政治的摆设和点缀，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第壹，代表的产生不民主。代表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是由党老爷指派的。第二，代表大会的议案都是由党提出来，并且已基本是由党老爷决定下来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修正主义党主子强奸民意的壹架表决机器，人民只有在“人民代表”开完会后，方才知道某某位是“人民代［页２２９］表”，方才知道开过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究竟代表什么人民呢？不堪忍受的欺骗和侮辱！ 而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名符其实行使立法权的机构。 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人人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被选为人民代表的资格。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负有制定新宪法及选举法等急需的法律、法令的使命。其代表名额，应按现［页２３０］行行政区划（中国将来应划为六十个省、市、自治区，取消地区壹级行政区划）分配，至少每县壹名。人口在壹百万以上的县、市，可考虑增加壹名。少数民族代表及妇女代表名额应予照顾。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由县人民代表会议提名，全县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全年时间应统壹作例如以下的安排：两个月在本选区原单位搞好本职工作；两个月在本选区内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本职工作非体力劳动的，必须参加基层体力劳动；两个月外出参观、访问；两个月在本选区参加政法工作，其中壹个月做陪审员，壹个月作辩护律师；两个月学习理论，研究问题，准备［页２３１］提案，最后两个月参加年度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代表工资，无论何人，均按原单位、原工种、原级别不变，但办公费 （包括法定外出参观、访问的车船旅行费用）全由国库支付。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可相机特约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列席参加。列席代表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由各省、市、自治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选举３－５名代表组成，或按比例代表制由选区人民普选产生，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关。常务委员每届任期六年，第壹届即平均分为三组，每二年改选总数的三分之壹。 凡在政府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于其任期内，不能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或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享有修改宪法、制定法［页２３２］律，根据当选总统提议审查和任免政府各部部长及其组成人员，制定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对外政策、以及监督和弹核政府行政当局等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则负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处理日常对外事务、审讯壹切弹核案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授予它的壹应职权。 但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壹切法律、法令的提案应呈递当选总统签署之后，方为有效的法律、法令。法案呈递总统后，总统如同意则应批准，如不同意，即应退还，并须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对总统退还的议案，如代表会议经过復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认为该项法案应予 成立，则交全国人民［页２３３］审议讨论表决，或交由全国县以上代表会议总人数议决，如获多数通过即为正式法律、法令；也可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会议议决，如获全国省市、自治区代表会议过半数的通过亦可定为正式的法律、法令。对代表会议呈递总统的法案，总统如扣压迟迟不復，超出壹月，亦为有效法律。 但代表会议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等自由的法律。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完全的地方自治，壹律取消由中央任命地方长官的作法。 因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代表资格、代表权限、代表产生的法则等，壹应可以推及省、市、自治区直至地、县人民代表会议，基本原则对基层人民代表会议亦适用［页２３４］。 地方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根据地方当选行政首长的提名，审查批准地方行政机关的组成人员，遵照宪法及中央法律、法令之规定，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具体情况的法律、法令，监督地方行政当局守法、施政、工作效率等情况，负有弹核之全权。常务委员会处理代表会议委托的工作，负有审讯弹核的全权。 2、行政 总统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行政权属于总统。 仅就字面上讲，“总统”壹词显然优于“主席”或“总理”的称呼。“主席”壹词，虽［页２３５］然具有主持会议、话让大家说的民主意味，但却显得局限于会议而缺乏行动。“总理”壹词虽然具有日理万机富于实行的权威含义，但却又犯包办壹切而取代大众责任之忌。因此，比较而言，“总统”壹词较能使议论和行动、民主和集中、领袖人物和人民大众统壹起来。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执掌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总统，负有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统领人民群众、忠于马克思主义、遵守宪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不断革命的崇高责任。 总统每届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两届以上，更不得终身任职。对总统废止 “万岁”呼喊。 总统选举手续如下： 候选人由两党代表大会提出。再由总统候［页２３６］选人自己物色助手提出付总统候选人。 国家对两党总统候选人，平等地、充分地提供壹切宣传工具，以便两候选人向全国人民阐述他们的政见和主张，供人民选择。 选举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即由全体享有选举权的公民，根据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所定方式，在全国统壹的时间内，选派选举人若干名，组成各省选举团，集合于各省省会，进行投票。选举团清点投票结果，并开具证明书，封印后用飞机经送首都呈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该主席应当在全体代表的面前，开拆所有证明书，公布票数于银幕之上，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计算票数得票数多者即当选为总统。但此当选票数必须超过选举人数的过半数。如无人获得过半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当復选，以得票多者为当选总统。如两候选人的票数相当，全［页２３７］国人民代表会议亦应立即投票选举其中壹人。 应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当时正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人员，不能被选派为选举人。 凡年满三十五岁，在本国居住达十五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当选为总统的资格。凡年满三十岁，在本国居住达十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当选为付总统的资格。 在总统被撤职，或已故、辞职及不能执行总统职权而去位时，总统职务应由付总统执行。在总统及付总统二人都被撤职或亡故、辞职、无能力任职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选举代理总统，至总统能力恢復或新总统选出时为止。 总统工资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法定标准采取供给制，不得任意增减。总统卸任之后，可［页２３８］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但仍具有国家高级顾问的当然责任。国家对卸任总统负有保卫安全、保障生活供给、提供研究经费和写作条件等项义务。 总统就职应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发表就职宣言。 总统为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总统应提出人选，征得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半数以上的同意，选拔各部部长组成其责任内阁，以及任命大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等国家高级干部。此项提名任命手续，应经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用法律加以规定。 总统应随时向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报告国务情况，并应将本人认为所当采取的措施、政策提请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审查议决。总统有权在［页２３９］例会之外于非常时期召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总统应接见驻外使节，应责成各行政部门首长，按时当面或亲笔书面报告该部门工作情况及提出意见，应註意壹切法律是否施行，应监督国家机关执行政策的情况和工作效率，并对这壹切负责。 总统、付总统及国家机关所有干部，完全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如受违反宪法、结党营私、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等罪过的弹核时，应予撤换。 上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物的产生方法及其权限，可以类推至省、 地、县及基层行政机关。 ３、 司法 马克思主义法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司法权，属［页２４０］于最高法院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并设立的高级、中级和初级人民法院，以及上诉法院。 法官由选举产生。法官应精通法律，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相当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品德必须公正无私、刚直不阿。法官忠于职守者，得终身任职，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德才不当者，人民代表会议可随时予以撤换。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应重视政法学校（院）的开办，这种政法学校（院）即等于马克思主义学校（院）。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懂马克思主义，没有辩证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进步的世界观将得到空前的普及，必将大大地有助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在这样的法制之下，律师制度、人民陪审［页２４１］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均应实行。 但律师不固定，不专业化，各行各业裏诉讼双方所请托为之辩护者，即可视为律师身份。 为保障正义的伸张，应绝对废止秘密审判。被告有权自我辩护或吁请人民代表或请托其他社会人士为之辩护。准与被告和告发者或其他证人对质，准予被告提取对于本人有利的证据。没有法定的手续，被告不受逮捕，人身安全和住宅不得侵犯。案件审理不得久拖不办。案件的公开审判应根据案情影响范围之大小，在案件发生地点的行政中心举行。 为避免和纠正案件的错判和判决失当，允许并保障被判决者申诉，并为申诉者负责。凡有高级法院的地方，应设立上诉法院。法院、［页２４２］检察院、公安局应分立。执法而循情走私者，执法而搞逼、供、信、捆绑吊打非法刑讯人者，以执法犯法，罪加壹等论处。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有关民法、刑法，以为法院判决的尺度。决不可再听凭所谓的“形势需要”实则为官僚壹己之喜怒哀乐、门路关系壹类来草棺人命、玷辱法庭、危害人民了！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法制下，任何人都享有批评别人的权利也负有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批评的义务。诽谤和诬蔑将为社会所不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批评现任总统不仅受到法律保障，而且将受到社会支持，决不会因为批评总统而构成罪案，更不得因为对总统说着壹个不字就被残暴地处死！马克思主义法制将把军事官僚的法西斯暴政［页２４３］彻底埋葬。 五、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基层权力机构 １、 工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除了革委会外，还出现了班组长由工人选举和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及干部下基层或工人进驻机关等现象。这些苗头都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阶级要民主，要真正当家作主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厂工人代表会议是工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力的机构。负有制定本厂生产定额、计划、监督厂长及整个管理机构工作情况等项责任。厂代表会议要定期听取厂长关于厂务工作的汇报，检查厂革命委员会的整个工作，等等。［页２４４］ 全厂代表名额应根据本厂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于各车间。工人直接选举本车间出席厂代表会议的代表。同样，厂长、厂革委会成员及厂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车间主任，在其任期内不得被选为厂代表。每届厂代表任期两年。 厂代表除会议和必要的学习时间之外，壹律不脱产。但在厂代表会议或厂革委会的统壹安排下，可到其他车间从事他工种劳动或到各管理部门（例如机关、食堂、商店、医院等）“蹲点”，以便掌握情况、行使监督职能、 推动改进管理工作。 厂的行政权属于厂长及由他提名代表会议多数票通过所组成的厂革命委员会（所谓厂长即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厂长由全厂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厂代表会议责成当选厂长及所负［页２４５］责的厂革命委员会以精简的机构、精干的人员，以高度的效率做好全厂政治思想工作、生产业务工作、财务劳动工资工作、生活福利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等。当选厂长应对上述工作负全部责任。每届厂长及革命委员会任期应以两年为宜。 厂长及革命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如不称职或有违法乱纪行为，厂代表会议有权随时撤换。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特权专制下，书记制专政与厂长制专政完全是壹路货色。而在人民民主共和普选制等所组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无庸置疑，“通过壹长制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４２５页）。 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壹律由工人［页２４６］直接选举产生。对工人直接选出的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如无厂代表会议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上级不得随意令其免职。 任何玩弄阴谋诡计，比如以福利主义为诱饵把国家设备、资金用以生产非国家计划安排的产品、用以谋取非法利润、用以拉笼本厂工人获取多数票当选的厂长，是为伪厂长。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会议或向上级行政机关或代表会议或直接向各级法院提出控告。上级领导机关或法院，不得以诉讼双方拥护者多寡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宪法及与之相应的有关法律和事实真相本身，为评判是非之准则。要保护少数，註意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的手裏。对以非法手段谋取选票、结党营私、贪汙盗窃者，必须加重惩罚，诉诸刑事判决。［页２４７］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用法律明确规定和确保工厂的社会主义性质。工厂领导有执法的权利，更有守法的义务。 2、农村 目前在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但将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到大队核算制。 生产队长应当壹年壹选。每年年终结算分配之后，即行年度总结。在制定来年新计划的同时，比较不同方案，全队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社员直接投票选举新队长。再由当选队长提名征得全队社员多数票的同意组成生产队新的革命委员会。如果当选队长提出的队委会人选，经过全队社员表决被否定，当选队长得再提出其他人选供全队社员选择。例如当选队长提议某甲担任本年度生产队记工员，表决结果［页２４８］被否定，当选队长便提出让某乙来担任此职，表决结果获得了大多数票的通过，这样，就算某乙被批准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了。全年的生产定额、指标、计划，在选举队长时，队长候选人就应明确作出。如该候选人当选后，其计划需作某些改动，必须经全 队社员大会的通过。队长必须将收支情况、工分情况、分配况，随时向全队社员公布。全队社员大会可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或违法乱纪的队长。 由于生产队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只要诉诸于大多数人的裁决，人们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关切，使他们具有天然的强烈的民主要求和能够正确选择“当家人”的能力。这种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形成的切身的经济利益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定将能够帮［页２４９］助亿万农民打 破传统的宗法、宗族观念和克服文化水平的局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农村基层完全能够蓬勃开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如果说，生产队是农村劳动组织的细胞的话，那么，大队即是农村劳动组织的基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出现的“贫下中农管理商店”、“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合作医疗”等新生事物，就已充分表现了大队壹级作为基础的重要性。但是，在改良主义的前提下，在特权的把握和控制下，这些新生事物，只有夭折或名存实亡的前途，而没有成长壮大真正使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可能。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大队立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大队人民代表会议。大队人民代表会议负有监督大队行政班子整个管理工作和裁决大［页２５０］队和所属各小队发生纠纷以及推荐学生、审查和决定参军、参政、参工人员的全权。大队代表会议代表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小队，由各小队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但大队长、小队长及大、小队革委会成员在任期内不得当选为大队代表会议代表。大队代表会议的召集者为代表会议所选出的会议主席。大队代表会议每届任期二年。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大队行政权属于大队长。大队长每两年改选壹次。如小队长那样，亦可连选连任，不限任次。大队长应由全大队十八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社员集会直接选举产生。大队革命委员会，由当选大队长提名，经大队代表会议多数票通过组成。大队革委会人员从简。大队长全年至少壹半时间得参加集体生产劳［页２５１］动，但不固定在本生产队。付大队长兼管文书工作，亦只得为半脱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管理全大队农、林、牧、副、渔、文教、卫生、供销社全盘工作。大队卫生员以及供销社工作人员和学校负责人，应由当选大队长从本地人或在本地居住三年以上的人中提名，经全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责成大队长对上述壹切工作负完全责任。 大队长如不称职，或有违法乱纪行为，大队人民代表会议有权随时将其撤换。 壹如工厂那样，壹切不正当选举都得视为非法，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会议或上级行政机关或代表会议或直接向法院提出控告，国家定当严肃处理此类弊端。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用法律明确规定和确［页２５２］保农村基层经济核算单位的社会主义性质。农村各级领导同样必须模范地信守国家法纪。 3、军队 根据列宁的说法，军队历来是旧制度最顽固的堡垒。因此，对旧军队的瓦解就是对旧制度的摧毁。 瓦解旧军队必须从动摇旧军队的基础着手。而任何军队的基础都是士兵。 “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马恩选集》第四卷３３６页）特权专制下的军队，典型地反映了特权专制的腐败、专横和反动。 必须结束军队中将才横遭驱逐、奴才得到重用、官贵兵贱、上尊下卑、官大壹级压死人的腐败制度了。［页２５３］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威力将有力地打击军阀官僚特权制度，全面地、彻底地改造军队的素质。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民主原则和首长负责制必须坚决贯彻于军队之中。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质，其方式与工厂和农村略有不同。 军事和政治二者完全不应该分开管理，各成体系。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建军原则将使军事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高度统壹，也完全能够高度统壹。 班、排长由士兵直接选举产生。付班、排长由当选班、排长任命。 当选班、排长集合为连士兵委员会。连士兵委员会选举连长。连长提名并经连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连长、事务长。［页２５４］ 当选排、连长集合为营士兵委员会。营士兵委员会选举营长。营长提名并经营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营长等必备干部。 当选连、营长集合为团士兵委员会。团士兵委员会选举团长。团长提名并经团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团长、参谋长等必备干部。参谋人员则由参谋长提名，团长任命。 上述选举按服役期两年壹选。 团以上指挥员由国防部任命。 国防部直接由当选总统掌握。 班、排、连、营、团指挥员在战场上如遇阵亡或重伤失去指挥能力，则由上级首长直接另行任命，或按预定安排由原当选人员奋起顶替。所属人员必须绝对服从指挥，待休整时再经上述民主原则调整。由于指挥员指挥能力军政素养和战斗胜负［页２５５］及战士生死存亡关系甚大，所以民主原则和首长军政统壹负责制在军队基层完全能够贯彻执行。军队得因此而大大提高战斗能力。同时，军队亦将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坚强捍卫者。军阀将因此而无壹立足之地。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将逐步取消常备军，而向全民兵役制和全民武装过渡。 六、 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公民的个人权利 正如同分配依附于生产同时也能促进生产那样，人权问题始终从属于同时也能改进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说：“人民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权宣言》）这纯粹是骗人的谎话。只要看壹看资产阶级所有制即“资产阶级私有［页２５６］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壹些人对另壹些人的剥削上面的”（《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６５页）这壹点就足够明白了。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在资产阶级的吸血制度下，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壹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１２页）人们的父母与父母之间的财产关系贫富悬殊之大，还有如人们之间那样，从来就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私有制下，人们生来其实就不是而且始终也都不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向人们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清楚地阐明了，人们生来应当是而且能够是自由平等的。 为了实现这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壹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页２５７］（《马恩选集》第１卷２６５页） 那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不是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呢？我们的上述分析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公有制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国有化”和“集体化”，不过是私有制的改头换面，不过是使资本家的资本占有，变成了官僚的特权占有罢了！而特权占有比资本占有更使社会的不平等扩大了千百万倍，更使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不自由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特权占有下，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是被彻底地剥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极力要用牲口权取代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本来就应当享受到的人权。［页２５８］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取代！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已经逐渐在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 然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决不会从天而降，决不可能从反动统治阶级那裏获得恩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自己能够解放自己。“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裏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２４０页）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并且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只有在无产阶［页 ２５９］级民主制度下，才能够使这壹切获得牢固的保障！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使人民同是生产者，都是主人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壹律平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及相应的法律体制，使人民在法律规范面前壹律平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两党制、人民代表会议制等，使人民真正不再感受到奴隶总管党的皮鞭的奴役威胁了，使人民真正享有了当家作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利！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将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仅有两党的中央机关报纸和刊物，而且有两党的省、［页２６０］地、县地方机关报纸和刊物，执政党能够表达官方的意见和解释，在野党也同样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政见主张，得以在民间和人民壹道行使监督的职权。新闻将恢復它神圣的真实性，将能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样化合丰富内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欺骗宣传和不负责任的攻讦和诽谤，都将遭到人民的唾弃。新鲜活泼生动的文风，定将取代毫无生气的新老党八股。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努力贯彻和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提高和发展。文学艺术将享受到揭露壹切黑暗和歌颂壹切光明的充分的自由。国家将满足壹切科学研究的需要，尊重并奖励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壹切个人创［页２６１］造性劳动。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们将不断革除社会分工固定化的弊病。为此将努力满足人们迁徒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迁徒和强制性的分工应该逐步废除。国家将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缩小三大差别，提高较差地区和较差工种的各方面待遇，全面地推动生产的发展。人们由代表会议签註的工作证，将成为人们自己掌握和使用的职业履历证明书和选择职业的介绍信，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对待历史积累的壹切迄今合理的因素，决不抱形而上学的排斥的态度。相反，对于以往历史所提出的壹切在今天仍有进步意义和可取之处的东西，它都将经过必要的扬弃，历史地予以肯定。例［页２６２］如在人权问题上，对待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的壹些主张，就持这样的态度。这些主张是：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壹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壹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页２６３］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页２６４］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壹。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着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等等。 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着的地位。无产阶级绝不会对此掉以轻心。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以上五字下面有着重号］，而是壹般无权［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它不能再 求助于历［页２6５］史［以上两字下面有着重号］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人的完全丧失［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復［以上六字下面有着重号］才能恢復自己。”（《马恩选集》第１卷 １４页）并说，无产阶级“唯壹实际［此两字下面有着重号］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这个”两字下面有着重号］理论出发的解放。”（同上，第１５页）如果说，这在资本占有制下已经是如此的话，那么，在特权占有制下就更是如此了。如上所说，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 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 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 七、 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定能得到满足 上述实施方案，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页２６６］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针对着社会主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根子，并为了铲除这个根子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要壹劳永逸、无所不包地解决整个社会过去未来的所有问题，它只不过是抓住了主要之点，为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自己政权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奠定了壹个合理的基础。这决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决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它是只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壹经认识到并决心去做就能够达到的现实境界。正如同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变革所壹再昭示过的那样，任何壹种新的社会需要，都是整个社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孕育的结果，这种需要为人们所认识，正是这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的前兆，无产阶［页２６７］级民主制度，乃是基于先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展进程所造成的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这种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的得以明确，正显示了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客观条件和时机已经具备，已经成熟。千千万万受尽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颠沛无告、在黑暗中痛苦不堪的人们， 第十壹章 无产阶级专政 壹、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壹套马克思主义者的衣杉。”（《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１１０页）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到政权的国家裏，在列宁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此三字下面有着重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此六字下面有着重号］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着名论断面前，修正主义壹反从前否定、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孔，壹变而为响亮地叫喊“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标榜他们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口口声声宣称他们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页２６９］ 但是，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呢？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任意压迫和宰割人民的暴虐统治，把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专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把权力为少数奴隶总管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把大大小小的世袭君主独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实行的赤裸裸、血淋淋、野蛮透顶、残酷到家的恐怖政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诬蔑、迫害、抓捕、监禁、镇压、屠杀［页２７０］，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把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徒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把禁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思想和人身自由的社会监狱，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任意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任意侵犯、搜查公民的住宅，抄公民的家，任意侮辱、捆绑、毒打、扣押、逮捕公民的法西斯暴行以及利用职权不拘形式对公民的打击报復，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壹句话，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民主、自由、人权的蛮横剥夺，把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天堂和无产阶级［页２７１］劳动人民的地狱，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这哪裏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地地道道的专无产阶级的政！ 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地地道道点冒牌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到了澄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了。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看壹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样的专政吧。 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源、目的和时间 ［页２７２］ 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此五字下面有着重号］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以上十壹字下面有着重号］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上六字下面有着重号］；（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此六字下面有着重号］和进入无阶级社会［此五字下面有着重号］的过渡。”（《马恩选集》第四卷３３２－３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但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来源于任何人的臆想，或任何学派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来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中，对此进壹步说明：“每壹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使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页２７３］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壹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恩选集》第１卷２３２页）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整个社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而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上九字下面有着重号］。”（《马恩选集》第３卷２１页）［页２７４］ ２、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 壹、马克思所下的定义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以上六字下面有着重号］，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此四字下面有着重号］，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差别［以上八字下面有着重号］，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壹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壹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壹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壹八四○年至壹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恩选集》第壹卷４７９－８０页） －－马克思本人在１８５０年写下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始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壹个最概括、最本质、最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都不过是这［页２７５］壹定义的补充和发挥。我们在研究这个定义时，应当註意到马克思自己在这壹定义中所着重强调的三处地方。 二、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壹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宣布不断革命［此六字下面有着重号］”的社会主义。 在这裏，马克思直接了当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态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态度就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宣布不断革命［此六字下面有着重号］”。 值得註意的是，马克思在这裏所说明的“宣［页２７６］布不断革命［此前六字下面有着重号］”究竟是针对着谁说的呢？ 就在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的这句话的紧前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种宣布不断革命不是针对着资产阶级而是针对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此前九字下面有着重号］而言的。对于已经反动的资产阶级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断不断”革命的问题，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小资产阶级来说，确实存在着壹个“断不断”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称为“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今天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裏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更为嚣张，确实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种危害和威胁。请註意，马克思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乌托邦［此三字下面有着重号］，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此七字下面有着重号］，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页２７７］的壹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壹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壹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上，第４７９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的革命专政。它是指发展变化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这与马克思在作出此定义之前，于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和恩格斯就表达过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此三字下面有着重号］运动”（《费［页２７８］尔巴哈》见《马恩选集》第１卷４０页）的思想，完全是壹脉相承的。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作出此定义的几乎同时，于１８５０年３月在另壹篇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宣布的“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同上，第３８５页）的思想，也完全是壹致的。 这与马克思在作出此定义之后多年于１８７３年在《〈资本论〉第壹版跋》中十分精颤地表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页２７９］解；辩证法对每壹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１卷２４页）更是完全壹致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僵化政治，和“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壹个阶段”“把现代社会理想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１卷３８５页）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在本质上、在根本立场上，就是格格不入的，就是正相反对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页２８０］度，在本质上，在根本立场上，都是完全壹致的。 三、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和灵魂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此四字下面有着重号］”。 在这裏，马克思明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就不但表明了全部政权归无产阶级，而且还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君主专政、党阀专政、军阀专政、宗派专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 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完全壹致的。早在马克思［页２８１］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此定义之前，在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恩全集》第２卷第１０４页）并说：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恩全集》第１６卷１５页）而在作出此定义之后若干年，在１８７９年他们两人又重申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壹道走。“（《马恩选集》第３卷３７４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应该是无产阶级全体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权利，决不应为高踞于无产阶级头上的少数官僚主义者阶级［页２８２］篡夺并假名强制性固定化垄断、霸占！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阶级的专政，而无产阶级又是由如此众多的人组成的，那么，这种阶级专政怎样才能做到呢？很清楚，实行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实行阶级民主。专政和民主，对同壹阶级讲来，本质上完全是壹个东西。或者说，专政和民主，是壹个阶级政权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专政施于外，民主用于内。任何阶级的专政，除了由于历史进程决定的本阶级阶级地位等客观条件外，都必须建立在高度动员本阶级的阶级力量这壹基础之上。任何有效的强有力的阶级专政，都需要动员和ＸＸ统治阶级每壹分子的力量。责任心、创造力、积极性、斗争精神等等。统治阶级的阶级动员越充分，专政的力量就越大。而统治阶级动员的最有［页２８３］效的手段，就是统治阶级自身内部充分发扬了民主。倘若统治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获得了充分的主权，那就没有任何可以任意支配整个统治阶级意誌的个人特权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除非他的意见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愿，代表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动员和发挥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加强本阶级的专政服务。列宁左勿右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时说道：“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壹起的。”（《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三卷２３８页）并且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确保“穷人、十分之九的居民享受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几乎是完全的，［页２８４］只是由于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而受到限制。”（《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单行本３０页）毛主席在总结建国十三年来，尤其是大跃进的经验时，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转引自壹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生命，而无产阶级又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和现存生产水平之上，既无可避免地与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必然受着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剥削阶级的影响。那么，这种阶级民主又怎样才能坚持其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保持［页２８５］其共产主义方向及其纯洁性呢？显然，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必须以体现着无产阶级意誌的马克思主义法制为其前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法制的统率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才能够始终坚持其社会主义道路，才不至于丧失其共产主义方向和纯洁性，才能强烈地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及其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有力地防止和排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倾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制，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正确方向和准则，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气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页２８６］级的阶级民主，以及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誌－－马克思主义法制的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老虎屁股党的寡头特权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同样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而这鱼和水的关系，又正好似刘备所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三国誌•隆中对》） 四、消灭壹切阶级差别…… －－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差别［此八字下面有着重号］”……的过渡阶段。［页２８７］ 在这裏，马克思指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何在。 在这裏，马克思不但就已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性，而且就已指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着“消灭壹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并且，在这裏就已明确地、具体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不断革命的方向，这就是要消灭三个壹切和改变壹个壹切。而这些目的、任务和方向，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专政若不为消灭这三个壹切和改变这壹个壹切服务，若不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若不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者是在消灭前壹种阶级剥削－－例如打倒资本的同时，却又造成了另壹种更罪恶的阶级剥削－－例如培植特权，那就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页２８８］ 但是，对于消灭诸如差别、关系以及改变诸如观念这类东西，虽然并不绝对否定暴力有可能发生某种效用（例如在消灭或者改造私有制过程中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是，决定性的是暴力没有能力都做到这壹点和完成这壹点。事情很清楚，消灭壹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壹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壹切社会关系，都是绝对不同于从肉体上消灭壹个敌人或壹只鸡那样简单，而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壹切观念，就更是绝对不同于弯曲壹根铁棍那样凭借暴力。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过暴力壹下子能够实现的，甚至简直就是暴力所根本做不到的。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页２８９］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４０７页）请问妳能用暴力清除旧社会死尸毒害我们的臭气吗？请问妳能用暴力铲除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土壤吗？哪怕妳就是握有重兵、最有铁的手腕的全地球的红军总司令，妳能够做到这壹点吗？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裏。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裏。”（《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３８１页）并说：“归根到底，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所代替，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页２９０］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巩固和扩大这种胜利的惟壹保证。”（同上，３８５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任务和方向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不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４４８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正在于实现“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采取“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 这与马克思主义暴力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暴力”（《马恩选集》第３卷２１１页）的原理是符合的。 由此可见，那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笼统地完全当成或者主要当成是暴力的说法或做［页２９１］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都只不过是劣等资产阶级专政和纳粹法西斯专政的翻版，都只不过是杜林壹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关于“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引号至此的字下面都有着重号］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转引自《马恩选集》第３卷１９８页）的胡说的翻版。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迷信屠刀、棍棒和镣铐的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的暴力恐怖统治，是根本不能并足而立，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反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才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不断实现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不断采取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种制度－－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成熟的无产阶级专［页２９２］政本身（破折号后面的字均有着重号）。 五、暴力的作用 －－助产婆和辅助工具 但是，应当看到，上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只有在无产 阶级已经建立了政权，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了社［页２９３］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能够全面施行。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 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壹切，没有政权就丧失壹切。”（摘自１９６７ 年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还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 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摘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可 是，“沙皇说，除了政权，壹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 壹切都是幻影。”（《列宁全集》第９卷４３７页）过去的世界上没有壹个 反动派会自动退出历史舞臺，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全世界社会主 义革命取得政权的高潮未到来，无产阶级的兵临资产阶级的城下之势未形成 的时候，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是绝对不会向无产阶级拱手交出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来的。 显然，“争得政权”和“运用政权”是两［页２９４］回事。没有“争得政权”就不可能“运用政权”，更谈不上专政。那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 够争得自己进行专政的权利呢？《共产党宣言》指出：“每壹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 的资产阶级。”（《马恩选集》第壹卷２６２页）应当“用暴力推翻资产阶 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同上，２６３页）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起义以 后，马克思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及时地丰富和发展了他所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容，及时地指出了：“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马恩全集》第１８卷１６５页）正是在这个使命面前，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１７卷４６８页）并且还指［页２９５］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他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此二字 下面有着重号］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壹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壹改造的过 程。”（《马恩全集》第１８卷６９４页） 由此可见，“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壹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 马克思的话说，是每壹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恩选集》 第３卷２２3页）在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以便建立本阶［页２９６］级 专政而斗争的时候，甚至包括在取得政权的初期阶段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将不可避免地突出在首要的地位上。而在此之后，并不是取消而只不过是由首要地位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由钢弹和刺刀的形式转变为政府措施和法律形式，由助产婆转变为工具罢了。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到国家政权后才能建立起来，暴力将作为专政的壹个方面与专政共存下去。 由此可见，随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并且由于这两个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也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第壹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端，不过是无［页２９７］产阶级专政趋于成熟的标誌。关于这壹点，我们将在下 面的篇幅中再予分析。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但从理论上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而且从实 践上确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 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明确指出： “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壹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妳 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 专政。（《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１５页） 那么，巴黎公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始人所确认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究竟是什么样的［页２９８］ 呢？现在最好就让我们引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对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主要着作《法兰西内战》的摘录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马克思是这样总结、这样论述，而列宁是这样摘录的： （２）‘……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 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此六字下面有着重号］。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 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６）‘……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壹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 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８）‘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 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解散和剥夺教会） （１１）‘……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 能，则不应该废除（断言应该废除是有意的捏造），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 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１６）‘……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 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 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经成 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自“现在……”起十八字下面有着重号］’ （１９）‘……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而是壹个骗局……’ ‘……它（公社）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同上，３７０－４页）等等。［页３０４］ 由此可见，上文把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定义指出来以及对此定义所作的解释和推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巴黎公社革命事业的直接继续，不过是要将巴黎公社未竟的事业加以完成。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 １、巴黎公社的教训 但是，巴黎公社为什么仅仅存在了７２天就失败了呢？马克思说，公社 “本来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此四字有着重号］，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页３０５］！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 （《马恩选集》第四卷３９３页）列宁说：这“两个错误都在于采取进攻行动不够，对打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认识和决心不够。”（ 《论公社》３６２页）恩格斯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壹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同上，２６６页）列宁根据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分析，进壹步指出公社曾经犯过“没有占领法国银行，没有进攻凡 尔赛，没有明确的纲领等等”错误。（同上，第３２７页）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和十月革命、中国革［页３０６］命成功的经验， 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经历壹个预备阶段或称为初期阶段。 ２、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阶段 这是壹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原来这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及初期为巩固政权而斗争的 这个阶段；就是从资本主义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的这个阶段；就是变更经济基础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这个 阶段。在中国，这个阶段的时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壹阶 段这两个时期。 因此，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过渡时期那 样，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也有壹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 政的预备阶段或称初期阶段。［页３０７］ 在这个初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务是夺取国家 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倒资本统治，建立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为全面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本义奠定基础，准备必 要的条件。在这个初期阶段，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旧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 因此，这个初期阶段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路部分。万事开头难。 这个初期阶段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争夺国家政权而进行妳死我活斗争的 阶段，是无产阶级和以资产阶级为首的有产阶级就要不要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而进行激烈斗争的阶段。 因此，这个初期阶段是充满火药味的阶段［页３０８］。在这个阶段， 尤其表明了“专政”是壹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 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妳死我活的无情斗争。这样的字 眼是不能信口胡说的。”（《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３２２页）而与这壹个初 期阶段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 ３、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的特点 壹、暴力居于首位 首先，因为在夺取政权时期，“世界上还没有壹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臺的统治阶级。”（《列宁全集》第２８卷３４１页）“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页３０９］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 权利。”（《列宁全集》第１２卷２６１页）“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壹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 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 命就别无出路。”（《列宁全集》第４卷２４２页） 因此，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高潮尚未到来之际，当国际 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形势尚未形成之前，任何壹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非暴 力不能打碎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非暴力断难夺取到国家政权！ 显然，在这样壹个用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也仅仅是在这样壹个时 候，无产阶级专［页３１０］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的－－因为在此以前 的法律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律。 其次，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但还尚未使政权巩固下来的时期，即 如列宁所说：“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自“进到……” 起十二字有着重号］（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壹，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 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壹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壹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 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 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 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页３１１］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 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 壹切战争和壹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 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 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此七字有着重号］。”（《列宁选 集》第３卷５１６页） 正因为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虽然夺得了政权但还未巩固政权，正因为这个 时期“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灭，也不可能壹下子消 灭。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页３１２］有被消灭……他们的反抗劲头 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９２页） 正因为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不但面对的是“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 采取壹切罪恶手段的壹贯反抗”（《列宁选集》第３卷７１７页）而且所面 对的是整个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的反抗与挑战，并且还面临国际资本的包围 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和颠复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时期暴力的运用虽然 没有上壹个时期即武装夺权时期显着，但仍然居于突出地位。没有无产阶级 暴力的强大威猛，无产阶级刚刚到手的政权就有可能得而復失，无产阶级对 整个社会的改造方案，尤其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实施。 但是，应当看到，尽管在夺取政权和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暴力虽然居于首要地位，可是根本的东西还是经济运动，还是在于采取新的［页３１ ３］更高的生产方式，没有土地革命的号召和行动，就不可能有工农红军， 没有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就不可能 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等等。 二、壹党制垄断权力 第二个特点。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到为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斗争，处 于核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垄断权力的，只能是壹个共产党的党组织。 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比以往任何壹个阶级夺取政权都不同。从前，无 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无非是用新的剥削关系、 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关系和旧的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 则［页３１４］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在旧 社会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反动阶级的奴役和毒害下，能够认识到这壹点，即能 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而走上自觉［此二字有着重号］反抗阶级剥削 和阶级压迫的，毕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全体，而只能是之中壹部分先进分子； 因为在旧社会反动阶级专政的血腥统治下，只有这壹部分先进分子才有 可能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而组成壹个为当权的反动派所不容而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英勇奋斗的党。当时艰苦危险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使党能够自然地排 斥了投机者和自然地淘汰着投机者。生于忧患。在这种条件下的共产党是新 生的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充满着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 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页３１５］先锋队组织； 因为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和革命力量对比的关系，由于在夺取政权以前， 无产阶级尚未争取到斗争的主动权，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中也只能集中于壹个党内才能对付掌握着主动权的反动阶级，而在夺取到政权以后，又只有经过长期夺权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这个共产党才能够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原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改造。 正因为在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到为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斗争的整个过 程中，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旧的剥削阶 级地主和资本家，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标和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生 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正因为还未受到特权的入骨腐蚀，正［页３１６］因为初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 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千百万人 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壹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 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 的党，要胜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２００ －２０１页）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预备阶段或称初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时 期，处于无产阶级事业核心地位垄断权力发挥领导作用的，只能是并且也只 能有壹个共产党的领导。“既要革命，就要有壹个革命党。没有壹个革命的 党，没有壹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 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页３１７］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毛选》四卷第１３６０页） 同时，也应当看到，初期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行无产阶级壹党制的时候， 建立了在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壹战线。尤其是在夺权时 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正是通过高举了争取民主 反对独裁的旗帜，才在民众中博得了“实行民主好处多”的声誉，才能够建 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壹战线，才能孤立反动派，才能夺取到政权。“只有为 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马恩选集》第１卷 １２页）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同样也是不能违背这壹规律的。 三、集权专政 第三个特点。服从于居于首要地位的暴力［页３１８］革命和居于核心 地位的壹党制的需要，初期无产阶级专政以集权治世，立法、行政、司法事 实上融为壹体，集中在党的壹元化领导和掌握下行使政权职能。 至于之所以需要如此，原因自明，无庸赘言。值得註意的是，在进行这种以暴力居于首要地位为背景的壹党制集权专 政的时候，有壹个反动派的政权和政党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着，或者至少是作 为对立面的这个反动政权和反动派实际影响还存在着。因为这对壹党制集权 专政客观上存在着壹种竞争推动力。而这种竞争推动力又使党在争取民心的 同时容易比较敏锐地和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有利于避免自身内 部的僵化，因此在这个时候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页３１９］是有效的。反 之，随着对立面及其影响的减弱或消失，这种竞争推动力和有效监督力也就 会随之减弱和消失。 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实行壹党制集权专政；打倒资本统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的主要特点。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 当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上层建筑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阶段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也就到来了。这壹阶段和上壹阶段相比，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个阶段，旧的经济基础已经变更，无产阶级已经运用政权的力量，加速完成和初步巩固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进步，都使以私人占有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简单重復了，而被推翻的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生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自然规律大批走进坟墓，并将完全地走进坟墓去了，剥削者已经变了样。 产生剥削的根子也变了样。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由在外部变成了在内部并且是在内部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已经由旧的剥削阶级变成了新型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走资派。 因此，这个阶段已经到了必须把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消灭壹切阶级差别，……主要在于不断采取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全面地贯彻和落实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务，是夺取反修防修胜利，砸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打倒特权奴役，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变革上层建筑，建立和健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全面地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高速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低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的过程中，必然同样要经历壹个过渡程序。这个过渡程序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国家政权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有可能直接较为和平地和顺利的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反之，如果国家政权已经落到修正主义者手裏的话，那么，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过渡，其间必然同样要爆发壹场比从资产阶级手裏夺取政权更为復杂、更为血腥和残酷的武装夺权斗争，开展更高壹级的暴力革命。 ２、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的特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我们在第十章裏，已经作了壹个大概的勾划，其原因在以前的各章裏也已经加以阐述。这裏仅就其和初级形式相比的特点简单说壹下。 壹、法制 鉴于发展了的情况，鉴于必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鉴于必须防止社会主义公有制演变成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鉴于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革命，鉴于消灭壹切阶级差别……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采取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鉴于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虽然逐渐死亡，但旧的剥削阶级的影响和残余还存在，鉴于资产阶级法权和小生产的存在，鉴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存在，鉴于新型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出现，鉴于决不能听凭官僚壹己的喜怒好恶颠倒是非为所欲为，鉴于对特权滥用暴力的情况应当消除，所以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整套成文法及其权威。马克思主义法制的根本点［此十壹字有着重号］在于使革命合法化，保护不断革命 ［此四字有着重号］，保护社会主义经济［此六字有着重号］，保护反对把任何现代社会理想化而不断谋求采取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行动。 二、民主 鉴于必须消除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化党所构成的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特权腐蚀作用，鉴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非变革不可，鉴于马克思主义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而得到的普及和有了更广泛深入普及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用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代替了壹党制，从而使政党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而不是专政无产阶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老虎屁股党。居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而权力则来源于无产阶级民主共和普选制，等等。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原则在于［以上十三字有着重号］落实无产阶级的阶级［此二字有着重号］专政，使整个无产阶级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老爷真正地直接地当家作主，解放劳动者，解放生产力。 三、分权专政 鉴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革命的主要敌人不但产生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而且产生于集权专政的权力结构及其所导致的特权对当权者的特效腐蚀性，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与其初级形式在权力结构上正相反，它不再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情况下以权治世，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归于壹身集权专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的统壹下，以权治权，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无产阶级分权专政的根本目的［此十三字有着重号］在于消灭壹切阶级剥削［此六字有着重号］，防止权力特权化，防止国家权力机构按照惯性走向人民的反面官僚化，用以保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和自由。 四、人权保障 鉴于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鉴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基本人权的保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分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巩固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使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下的公民，能够真正地、广泛地、愈来愈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人权保障的根本方向［以上十三字有着重号］在于确保劳动力彻底摆脱矛盾混合物地位，消除商品性质和奴隶性质，牢固地确立主体地位。 总之壹句话，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本句全句有着重号］，全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这些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的主要特点。 ３、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狂吠 壹、为何狂吠 正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十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的全面贯彻落实，正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是夺取反修防修胜利的根本措施，正因为这种形式不但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且专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政，正因为采取这种形式是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页３２８］级斗争，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这种形式使官僚主义者阶级丧失了吃人不吐骨头的特权资本，所以它必然会遭到壹切剥削阶级、尤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猖狂反对。官僚主义者形“左”实右的故伎必然重演，他们会神经错乱地狂吠什么这是“反党”、“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完全是资产阶级那壹套”等等。 二、驳所谓“反党” 什么“反党”！难道妳们这壹伙吃人不吐骨头的官僚主义者豺狼就是党吗？妳们这样的党我们就是要反对，我们就是反定了！当此之时，不反对妳们这样的党就不成其为革命。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页３２９］的或机会主义的党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政党是合理的那样，反对妳们这样反动透顶超等的毒蛇猛兽吃人民害人民阻挠历史前进的叛徒党，是绝对的造反有理！我们反对妳们这样的党，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学说和事业的维护！那些真正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都肯定会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同誌和朋友！而妳们动辄以“共产党”的招牌镇压人民对妳们的抵制和反抗，却正暴露了妳们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三、驳所谓“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什么“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难道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正是十分有利于“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吗？难道不正是使阶级斗争能够最合理、最人道的经历它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的最好方式吗？难道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本义的最好体现吗？要［页３３０］说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妳们抹煞阶级关系的变化，否定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贫下中农的尖锐对立是现实的主要的阶级矛盾，用昨天的历史的僵化了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今天的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把革命当成“反动”，把人民当做“敌人”，把背叛尊为“忠于”，用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冒充和反对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斗争，用社会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用修正主义制度代替了社会主义制度。 所有这壹切证明，真正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正是妳们！ 四、驳所谓“都是资产阶级那壹套” 什么“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都是资产阶级那壹套”！对妳们这壹胡说最好的回答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页３３１］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论公社》第５５页）告诉妳们，正因为无产阶级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形式有点相似”，所以才成其为进步，才成其为新的历史创举！因为这样正符合事物发展是由简单到復杂，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形上升的辩证规律，正符合恩格斯所说“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恩选集》第三卷１８０页）正符合列宁称为“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壹个形式到另壹个更深刻更壹般的形式”“在高级阶段上重復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彷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復”的“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壹［页３３２］书摘要》单行本１５９页） 不错，是同样称为“法制、民主、分权、人权”，但壹个是资产阶级的，另壹个则是无产阶级的；壹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另壹个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内容已经根本不同了！正如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必然有些“好象”封建专制壹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也必然有些“好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必然如此！难道妳能够根据“国家”壹词的相同，就把所有国家都归为奴隶主阶级国家壹类吗？难道妳能够把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和原始共产主义混为壹谈吗？ 五、历史车轮不可阻挡 不读书、不研究，形而上学充斥头脑，阴谋诡计祸心包藏于胸的官僚老爷们，妳们究竟有没有看懂上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页３３３］问题的论述？妳们究竟有没有壹点正视现实的勇气？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妳究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立场，修正主义的立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立场上？ 不要再坚持妳们那壹套“剥削有功、压迫有理”了，不要再利令智昏下去了，不要再梦想妳们的修正主义天堂了。妳们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的总崩溃之势已经近在妳们的眼前了！ 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已经怒吼了，人民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是到了掀翻妳们这桌“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筵席的时候了！ 任何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定将被历史车轮无情第碾碎！ ［页３３４］ 六、危险的关头和极好的时机 壹百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遭到了资产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老修正主义分子的疯狂的攻击、谩骂和反对，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挡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步伐。 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裏掌权执政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却轻而易举地做了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分子极力想做而始终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国家机器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他们用典型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即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冒充无产阶级专政，玷汙无产阶级专政，糟蹋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得面目全非，丑化得声名狼籍。 他们这种做法对内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事实已经证明，绝大多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都已演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裏，不要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旋得旋失，并且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惨遭欺骗和屠刀的扼杀了；不要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毁灭了，而且无产阶级本身已更为悲惨地沉沦在极端残酷和野蛮的恐怖专政之下了！ 他们这种做法对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壹方面使目前资本主义世界裏的劳动人民在比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往往会发生错觉，把修正主义制度当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法西斯专政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遭到了极大的阻碍。另壹方面，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高度组织的政经壹体化社会生产的巨大生产能力和巨大竞争能力，对遭受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掠夺、压迫和剥削的国家，必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修正主义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专政，又正好适合这些国家充满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们的胃口，他们十分乐意效法打着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利用本国已经具备的革命条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大搞国家资本主义，在既成生产方式的推演下，为谋取自己身家世袭特权地位，而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的黑暗深渊。在实力竞争空前激烈，生产垄断非常必要的当今世界，将有为数不少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与其说是在朝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不如说是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向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专政即社会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制度发展。这样的发展，其实质就是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入了超等奴役压榨制度的死胡同，决非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确实已使社会主义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确实已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在这个意义上，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壹切活动的历史罪恶，就在于有可能将整个人类社会推进极端黑暗的修正主义制度，社会法西斯专政的时代，而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但是，正在这样严重的危险关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同时，整个世界历史也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即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第五节第三段所述，全世界所有现存社会制度都因其自身内在弊病的恶化陷入迷思。 资本主义制度陷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这壹基本矛盾中，深受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在剩余价值理论和人民革命的打击下，风雨飘摇。叉路口社会主义制度陷在政经壹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壹基本矛盾中，眼看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壹步步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面临变修的危险。 修正主义制度陷在社会主义招牌下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这壹基本矛盾中，深受严重的周期性政治危机，内部僵化和人权运动的冲击和威胁，外强中干，随时都面临突然事件的爆发，摇摇欲坠。 并且，在这些社会制度下，以无产阶级为壹方，以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为另壹方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全面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正越来越尖锐，无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叉路口社会主义世界更是达到了空前尖锐激烈的地步；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修正主义世界裏正日益白热化大有壹触即发之势。并且，奉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与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整个世界在矛盾斗争冲突的旋涡之中打转，不得解脱。特别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酝酿着新的世界大战，而这新的世界大战又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上的新型战争。从而导致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人类正承担着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压力。等等。 这壹切，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全世界胜利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时机。 但是，停留在从前形式和水平上，是不能利用这样的条件和时机的。 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条件和时机。 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阐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有掌握了敌人的壹切，才有可能消灭壹切敌人要彻底剥夺剥削者，必须连同剥夺者的剥夺手段也壹起剥夺。 不为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壹部分真理留有余地，相反观点就理所当然地享有存在的权利。 在互相连接、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客观事物面前，任何人既不能抗拒表现着必然性的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排除还具有必然性的存在的必要。 因此，当无产阶级不但对资产阶级专政作了革命的批判，而且对自己的专政也作了批判的革命以后，当无产阶级宣布要进行真正的民主革命和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宣布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把资产阶级头上的最后壹道灵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含的合理性－－予以剥夺和利用（就如同剥夺和利用他们的生产资料那样）的时候，国际资本家制度的全线崩溃和修正主义制度的迅速瓦解，是任何人都挽救不了的了！ 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许多寻求解放的国家风起云涌，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狂飙巨澜壹定会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裏，“横扫千军如卷席”！帝国主义国家为这场革命准备了人们变革私有制的要求和民主传统与垄断资本－－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梯；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则为这场革命，准备了可以立即还原为公有制的基础，准备了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准备了人民大众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自己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渴望。 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在当今世界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使新的世界革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使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建立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篇章，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抓住这样的时机，刻不容缓地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将对全世界，全人类发生深远的强烈的影响－－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决不能错过这样的时机，决不能放弃或者拖延这样的革命！
壹、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 人民和革命的概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即在现阶段，对待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区分人民和敌人、革命和反 革命的新分界。壹切贊成、拥护和参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建立无产阶级 民主制度而奋斗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都是 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同誌。壹切反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敌视、破坏建立无产 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势力、集团和个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都是站在反革命 的立场上的反动派。 二、对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待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是实行免职留薪、保留原 有待遇，同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公民权利的政策。举例而言，在这种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策下现任中央各部部长的前途，将有如下几种选择： 三、从拿破仑的失败和华盛顿的成功说起 名震全球的资产阶级英雄拿破仑，最后是死在流放他的海岛上了。他临 死时的心情，我们大可不必去加以揣测，但是对他的失败，却有值得註意的 地方。我们应从［以上两字有着重号］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 ［以上四字有着重号］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来加以观察。如果说拿破仑的失 败是以对俄战争为定局，那么，这失败主要不在于他进攻欧洲封建主义的最 大堡垒，不在于他竟然把毛瑟枪口对准了了不得的沙皇，不在于俄国统帅是 库图佐夫，不在于莫斯科大火和奇寒冰冻。不，不在于这些。他打进莫斯科 直捣沙皇老巢是勇敢的行动。他的失败在于他打进莫斯科后不利用沙皇俄国 当时已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没有及时地宣布解放农奴，没有 造成从内部致命处瓦解沙皇俄国！如果他当时立即宣布解放农奴，那么，广布沙皇军中和社会上的农奴渴望解放的心情，就会变成欢迎解放的行动，沙皇俄国的社会和军队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和崩溃。如果说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话，那么，作为封建势力的头子沙皇亚历山大却相反具有了“法国共和主义”的气度，能够巧妙地让法国在欧洲封建势力联军的进攻面前作选择：不是在拿破仑或者波旁王室这二者当中选壹个，而是在拿破仑或者共和国这二者当中选壹个！还有，拿破仑的侵略统治虽曾在西班牙人民战争的 反抗面前，壹再感到头疼和动摇，可是，当联军打进法国也最害怕法国人民 战争的时候，拿破仑却害怕发动全民族！如果说这也是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 的话，那么，更为矛盾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拿破仑竟然搞 封建专制加冕称帝！当然，壹个人的革命专制，总比整个统治阶级的反革命 集体专制对人民要好得多。但是壹个人的革命专制总是敌不过整个统治阶级 的反革命叛变的。拿破仑厚赏有功将领，却培植出了新贵族！他所封的元 帅、公爵、伯爵、男爵们，到头来乐不思战，还是背叛了他及他们自己的先 前！拿破仑确实是壹个矛盾的人物［此七字有着重号］。矛盾的拿破仑的真 正失败，在于他作为法国胜利象征而建立起来的旺多姆凯旋柱，最后被法国 人民自己当做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而加以毁掉了！ 而另壹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美国的开国元勛华盛顿，就才智方 面看来似乎远不如拿破仑，但他却取得了拿破仑所没有取得的成功。他领导 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而当战争胜利终了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加冕称帝， 而是宣称：“农事是我生平最喜爱的娱乐。”只想解甲归田。他在制宪会议 以后，当选为美国第壹任总统，但他也没用已有的威望和到手的权力来改元 称帝，而是遵守宪法，在任满时发表了感服人心的“要团结－－要做美国 人”的告别演说，回到他老家维多尼亚的乡间。然而，华盛顿是成功了！他 的成功不在于他能颐享天年，既未被流放、监禁，也未遭受过暗杀的威胁和 颠复、政变、身家不保的恐惧。重要的是，他所与之建立的制度对他的国家 和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共和国壹般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改造的政治 形式［以上整句有着重号］，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以上七 字有着重号］。例如，象北美合众国那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见《马恩选集》壹卷６１１页）无怪乎佛兰克林会说：“我时 常又时常，在开会的时间裏，在我对它的结果抱着希望和恐惧的变迁裏，看 着主席背后的太阳（即华盛顿所坐椅背上画的太阳－－本文作者）不能说出 它是上升的或是下落的，但现在，到最后，我很高兴，我知道它是个上升 的，不是个下落的，太阳。” 这些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往事和人物，华 盛顿、拿破仑、沙皇，离现在已经久远了。而现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是也出现了列宁、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吗？人们对他们又 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历史是无情的，但历史又是正直无私的！每个有幸 能作为历史人物的人，应当很好地珍重自己的历史地位呵！ 应当慎重的加以选择。留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往往只因壹念之差。究竟是 让世人怀着敬仰之心来提起自己的名字，还是让世人充满憎恨之情来诅咒自 己？究竟是忠于马列，维护党的事业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因而也能解 放自己，还是背叛马列，保护官僚们的利益，更罪恶地奴役人民，因而最后 必然被人民所打倒，祸及身家？这似乎是关系私人的得失之事，但其实完全 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大事，是至大之公事，不可不慎之又慎。 在比较利害得失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註意的两点是： Ａ、不敢于自我否定的代价是使自我肯定成为不可能； Ｂ、谁企图把屠刀伸向革命和正义，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绞刑就等待着谁！ 革命和正义是永生的，刽子手的生命是短暂的，任何欺骗都是不能持久的！崇高和卑鄙、光荣和无耻，有着天壤之别！显然，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那种对权力来说是暂时的上帝，对人 民来说是永久的公敌，对其身家性命来说是丧失自由的囚徒，对历史来说是 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可取的［此四字有着重号］。 显然，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样壹种生产关系下的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的命运也是不足取的［此四字有着重号］。因为存在决定意识， 在对权力长期的固定化垄断这种存在下，任何开初最民主最明智的人，思想意识也会日益僵化，随着对基层生活的日益脱离，随着年岁的增高，随着垄 断权力时间的日益延长，思想作风必然轻则保守，重则 专横。伟大的斯大林的晚年就是最好的证明。壹旦最高领导成了这种状况， 势必给国家、人民、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本人不利，对党的根本事业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尤为不利。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者壹旦有了帝王思想，壹定要弄到身败名裂亡国的地步。同样道理的另壹方面是，只要叉路口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形成帝王专制的土壤，党和国家领袖就有至少要在晚年犯错误乃至犯严重错误的危险［从“只要叉路……”到“……危险”有着重号］。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究其主要根源难道在于他本身的主观因素吗？前车之复，后车之鉴！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誌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显然，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远大明达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又充满了为整个人类、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的解放事业而忠诚奋斗的革命热忱和斗争精神的话，他是壹定会顺应历史潮 流，力挽狂澜，决意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决意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因而他理所当然地会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奠基者，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的第壹任大总统。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因他的领导和参加，而得以相对和平地展开；在 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发动新的世界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从而大大地减 少革命、国家和人类的牺牲，大大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因而他必定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真诚的拥护，他无私无畏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他善始善终的业绩定与天地共存！这样的命运才是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领 导人值得争取的［此五字有着重号］命运。 思想壹旦冲破牢笼，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着人 们，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适逢社会的需要定将广为传播开来。当整个社会已经明确了当今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尺度，人们便有了选择自己所走道路 的方向。谁忠诚于人民，人民就忠诚于谁，就爱护谁；谁想专制人民，人民仇恨的怒火就要焚毁谁，人民就要打倒谁！人民如水，统治者如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这是中国七世纪初期封建帝王唐太宗就已懂得的道理。 “在壹个国家裏，首脑人物多半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明确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将像壹股清新的风，有 如春风，胜似春风，吹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囊括全球！人民能够懂得，人民能够实行他们的伟大导师的教导：“在这裏，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壹切现实的东西都会 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 壹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 －－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 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恩选集》四卷２１ １－２１２页）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壹、 总纲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国际无产阶级不断革［页３９０］命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用以指导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半封建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产生的、修正主义制度掘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是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对资本主义国家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对修正主义国家则是推翻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统治，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还原为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官僚垄断［页３９１］特权阶级社会法西斯专政还原上升为更高壹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还原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性，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对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是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夺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努力造成使官僚主义者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土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上升为高级形式，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派别和思潮，防止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修［页３９２］正主义社会，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搞好国家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福利劳动保健和文化教育水平，增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和性质，积极支援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力争用新的世界革命制止世界核战争的爆发。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始终坚信不疑地运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言行壹致地真诚地为消灭壹切剥削阶级而斗争，决不半途而废，决不知难而退，决不允许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和扛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用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修正主义制度的超等剥削和超等压迫来剥［页３９３］夺劳动者、奴役劳动者、压榨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二、任务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万裏长征走完了第壹步，必须坚持革命、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决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只不过是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不过是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存在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壹个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第二个目标是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第三个目标是在对生［页３９４］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对整个上层建筑、首先是对国家机器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只有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才谈得上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才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才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可靠的保障，才谈得上反修防修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才谈得上更大规模和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实现能够有利于帮助解放无产阶级、而不是有利于进壹步奴役和压榨无产阶级的所有权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现代化，才谈得上无产阶级革命确有可能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目的。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壹个目标以后就停止下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了壹具死［页３９５］胎。究其实没有达到任何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目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仍将继续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二个目标以后就停止下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遭到了夭折。其实只不过是为修正主义的上臺准备了条件，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超等压榨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对全人类的奴役张了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遭受到比资本剥削和压迫更痛苦、更悲惨千百万倍的特权压榨和专制的命运。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壹个目标后必须为达到第二个目标而斗争，在达到第二个目标后更其必须为实现第三个目标－－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页３９６］加倍努力地奋斗。绝对不应停止，绝对不能停止，停止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停止就是向地狱的沉沦！ 因此，必须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必须打倒修正主义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必须坚决剔除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赖以滋生和存在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由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等所合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由第壹阶段进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即由变更私有制经济基础到展开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相应地必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上升为无产［３９７］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代替壹党制，必须用普选制代替任命制，必须用地方民主自治防止和清除官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即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取代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反动透顶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必须实现更高形态的劳动组织，采取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必须坚决执行《共产党宣言》所有基本原理，必须坚决地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潜伏在革命营垒裏的［页３９８］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因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前壹个阶段，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严重危害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的伟大历史运动，因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构成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壹个目标以后，仍然必须继续前进，必须为彻底解放每个劳动者，谋求每个劳动者的充分的自由发展，为彻底解放全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向征服大自然和探索宇宙空间进军，必须为全面实现最终目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页３９９］ 三、途径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途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未到来、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总崩溃之势未形成之前，绝对不应存和平过渡的幻想，无产阶级只有诉诸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但在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且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怒潮已经产生强烈影响、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来临的情况下，在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国家即具有民主传统、工农业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则不应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或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或壹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应毫不含煳地把重心放在武装夺权上，而在美、英［页４００］、法、德、日等类国家，则可以首先努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尤其是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宣传，尽可能揭露私有制的弊端和罪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各方面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政策，争取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政权。但同时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应吸取巴黎公社和智利阿连德的经验和教训，当选后必须坚 决毫不犹豫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军事机器并适时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把武装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裏，人民的手裏。另壹方面，如果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破坏民主传统、破坏普选，那么，武装起义的时机也就到来了。在这样的时机下，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应毫不犹豫地发动人民拿起枪杆子，策动旧军队广大士兵，推翻壹小撮垄断资产阶［页４０１］级的统治。相信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和实践，必将推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促进国际资本主义的总崩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将得到证实。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修正主义国家推翻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统治的途径，首先应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工作，尽可能揭露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弊病，尽可能揭露特权专制的罪恶，尽可能揭露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尽可能揭露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和人民大众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唤起亿万工农兵新的现实的阶级觉醒，使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排除利用矛盾说服统治集［页４０２］团中某些人物转变立场投身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但其根本立场仍应放在准备第二次武装夺权上，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工作，扎实地、细致地、深入地做到广大士兵中去，扎根到整个社会上去，努力策动军队起义，准备遍地开花全民总暴动。中心问题仍然是暴力夺取国家政权问题。应高度註意政策和策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广泛的统壹战线，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大旗，团结广大人民壹道在各条战线上向修正主义统治阶级展开猛烈的进攻。在宫廷政变式或地方军区起义重上井岗山再建延安式或全民总暴动条件未成熟、准备工作未充分之前，要聚积力量，伺机而起，不要轻易采取军事行动，而应组织工农兵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劳动权利，减轻劳动强度，争取［页４０３］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而斗争，应号召广大劳动者用普通怠工的方式和修正主义相对抗，努力摧毁修正主义的经济命脉，以积极的态度促进起义时机的成熟。相信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和实践，必将从根本上动摇修正主义的统治，修正主义制度的周期性政治危机有可能会成为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导火索，马克思主义壹定能战胜修正主义的统治！ 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的斗争，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才能胜利，这是可以肯定的。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由执政的共产党创始人或领导人利用已有的权威和政权，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制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民主法制，［页４０４］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是最为理想的。也就是说，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目的，有可能通过说服的途径达到。但首要的壹个前提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基本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尊重辩证法，尊重唯物论，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代表。相信只要具有这壹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就能够说服执政者。“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壹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９页） ［页４０５］ 四、组织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在党的章程裏自有明确的规定。这裏仅谈谈壹般原则和特殊组织方式。 第壹条：凡承认本党纲、拥护和宣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誌愿为达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而奋斗的人，都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员。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员条件不受出身、性别、年龄、财产、职业、种族、籍贯等限制。 第二条：愿意加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人，不必填写入党誌愿书，不必经人批准，但是，他（她）必须以自己的活动取得所在地区或所在单位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公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把凡是积极传播无产阶级［页４０６］民主革命理论，对本党革命实践给予了道义支持或物质援助，为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而奋斗的同誌，都视为本党党员。 第三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对党员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壹）、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二）、积极传播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努力投身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批判修正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贡献自己的壹切力量； （三）、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忠诚无畏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人权、争民主、争自由、争平等； （四）、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团结大多数人，［页４０７］敢于并善于同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作各种形式的坚决斗争； （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自觉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努力树立高尚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坚决抵制福利主义的侵袭，正直廉洁，光明正大，做壹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四条：凡在本地区、本单位翻印、散发、传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壹类文章的小组，即为本地区、本单位筹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领导筹建的工作，在使组织不致遭到破坏的前提下，应取得本地区、本单位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公认，以便在条件成熟之后民主选举领导者。［页４０８］ 第五条：党员有脱党的自由。但是，党员脱党不可出卖党的机密，否则以叛徒论处。对凡取得了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信任，尔后又向反动派告密，以至造成了对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人身安全的危害或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事业的损失者，当视为叛徒，对叛徒必须采取严厉惩处之手段。 第六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各级领导机构按民主选举的原则组织之。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充分尊重各地区党的组织者的创造精神和革命贡献。各地区党的组织者，在不违背党纲的前提下，享有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的充分的自由。成功属于那些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能因地制宜富于创造并踏实苦干的人！［页４０９］ 勇敢、坚定、沉着、机智、无比崇高而光辉的生命－－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无敌的力量定将充满了每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心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决不会辜负历史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尝够了专制奴役的奴隶！起来，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失去自由的人民！这是最后的声音，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壹定要实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民主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十四章 扬弃论 壹、 引言初步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恩选集》壹卷15页）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奠定了无产阶级哲学的基础，但是，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壹系列新成就的获得，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的哲学也需要并且也必然要有所发展和丰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着作之后，历史已经把着述《扬弃论》的责任，摆在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前。 《扬弃论》的批判对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裏十分猖獗的新形而上学，即打着辩证法壹分为二旗号的形而上学。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马恩选集》三卷61页）绝对地、孤立地、僵化地、片面地看待事物，是所有形而上学者的共性。不过，以往的形而上学者往往是在不加掩饰不予伪装的情况下表述他们的观点，而新形而上学者的特征却是打着辩证法壹分为二的旗号推销他们的货色。新形而上学者自命为是对立统壹规律、壹分为二方法的忠实信徒。然而，他们正是从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和运用对立统壹、壹分为二的。他们的确把对立统壹给“壹分为二” 了。他们或者把对立绝对化、希图唯我独尊的“统壹” ；或者把统壹绝对化，企图从运动中壹笔勾销对立。两者异曲同工，目标壹致，都以其片面性和绝对化对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两者表现虽异根子同壹，都是官僚特权僵化政治的产物。 把对立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将对立看做不可交易、不相联系、不相影响、不相渗透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好，就是壹切皆好，好得不能再好，美化上天；坏，就是壹切皆坏，坏得不能再坏，贬斥入地。对正确和错误的判断，不是尊重客观事实，实是求是，而是凭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大搞绝对化：我就是绝对真理绝对革命的化身，妳就是绝对错误绝对反革命的代表！只讲斗争性、不讲亲和性；只讲绝对性、不讲相对性；只讲对抗的排斥性、不讲矛盾的同壹性；只讲改变他物的第壹次否定，不讲升华自己的第二次否定。他们的信条是，斗争就是壹切，转化是不可能的，超乎本本之上的新东西是永远不能出现的，现存的状况就是永久的未来，绝对地壹成不变，万事不会变、不可变。他们以人害言，毫不尊重相反观点中的合理部分，并且剥夺了人们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既为相反观点保留了存在的余地，又使自己不能升华。这种新形而上学运用在科学研究上必然产生固步自封，视野狭隘等弊病，自不待言；流之于社会，则使充斥着片面性、固执己见、金刚怒目、昏头昏脑的恶斗之风泛滥开来，严重危害了人民内部的革命团结，严重阻碍了社会的革命发展。 而把统壹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把自觉地维持旧质态的稳定性当做了始终的目标，只着眼数量的变化，而否定量变渐进性的中断，否认质变导致的转化，否认飞跃形成的新质态已使事物发展到了新阶段。他们在“壹分为二” 的幌子下，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莫衷壹是，追求无原则的和平，追求没有对立的统壹。他们看不见矛盾斗争乃是有生命力的统壹物的存在形式，看不见任何稳定和平衡都是有条件、相对的、暂时的、看不见离开了对立斗争展不开矛盾的本质冲突，使事物的矛盾抑制在相对静止地方的代价，就是以停滞和落后作为交换。此种新形而上学流之于社会，其恶果就是否定和掩盖现实阶级关系的变化，否认和掩盖现实阶级斗争、助长保守无为、腐败僵化、日益堕落的官僚风气，纵容邪恶、同流合汙、抗拒变革、葬送革命，同样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革命发展。 《扬弃论》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关于壹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两点两面圆圈发展说。 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马恩选集》三卷181页）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壹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耍说明和发挥。” （《黑格尔“逻辑学” 壹书摘要》158页）并说；“辩证法是壹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统壹，是怎样（怎样成为）同壹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壹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化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同上31页） 《扬弃论》将把通过对静止的观察得来的相对性，通过对运动的观察得来的绝对性，通过对发展的观察得来的必然性，復归于它们自身有机地密切联结着的整体之中。从这个整体中，我们将看到壹分为二是分解法、分析法、解剖法；而二斗出三是化合法、综合法、合成法。分解、分析、解剖，是在既成的东西中找东西；化合、综合、合成，是使未成的东西成东西。只有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才是较为完整的革命的对立统壹辩证法。 在凡是能够壹分为二的地方，就必然有二斗出三。三是区别于旧壹的壹，是新壹，是异于从前而发展了的壹，是不同于开端又是开端的壹。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每壹桩向上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新东西的出现，事物的化合，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调合、捏合。“合二而壹”漠视、掩盖了事物矛盾斗争的法则，既不利于能动地、自觉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又延缓了革命的转化，阻挡了向前的飞跃，导致了停顿、倒退、向后。而二斗出三却强调并昭示了矛盾斗争法则，从事物的内在活动和必然趋向方面去揭露矛盾，并通过自觉地对矛盾的扬弃，缩短矛盾的斗争周期、解决矛盾、推动向上的发展，促成向前的飞跃、加速革命的转化，比较及时地明确认识由新的质态所展开来的新的局面。 这就是说，“二斗出三”与“合二而壹”不是壹回事。“二斗出三”是对“壹分为二”的补充、继承和发展。 但是，二斗出三所主张的斗争方法与把对立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所主张的斗争方法是不相同的。《扬弃论》捋说明对立是矛盾在运动中的初级斗争形式和壹般的规律，而扬弃却是矛盾在运动发展过程到了壹定阶段，壹定尺度上才会出现的高级斗争形式和特殊的规律。对立以扬弃作为变易的环节，扬弃则以对立作为其进行的基础。对立旨在改变他物，扬弃却不但要改变他物，而且还必然要异化对他物的改变，即不但要否定，而且还要自觉地否定这个否定，自觉地改变自身，从而，“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马思选集》三卷180页）推动事物发展、递进、上升到新的更高壹级的阶段。 显然，这种扬弃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保持着肯定的东西的否定，即如黑格尔所下的命题：“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 （《逻辑学》上卷36页）显然，这是壹种使矛盾双方都发生异化上升的扬弃。如前所说，这种扬弃决不是在没有斗争的前提下达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对立物矛盾双方激烈交锋、斗争的结果。“扬弃”本身就是斗争的特殊的高级的形式、手段。 这种使矛盾双方都发生异化上升的扬弃，与折衷主义有着根本的、原则的、本质的区别，和把统壹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所追求的统壹，是不相同的。 扬弃决不是矛盾双方半斤对八两的结合。因为矛盾双方应予保留的肯定成份、合理因素本来就不是相等的，其中必有壹方是主流部分，而另壹方不过是支流部分。同时，扬弃也绝不是矛盾双方原有性质和形态的保留，乃是经过变易的保留。矛盾双方之所以还有如此相壹致的地方能够结合起来产生新质态，壹种情况乃是因为事物总是在新陈代谢的规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方面总是富有生命力的，仅仅由于新陈事物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结、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才导致了新的壹方面有需要抛弃的地方，而旧的方面又还有生命力的地方需要保留。这样，就造成了新旧两方面都具有抛弃的同壹性和保留的同壹性。当矛盾双方的同壹性壹经在斗争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到了壹定阶段、达到了壹定尺度，同向交织（此四字下有着重号——誊抄者註）在壹起的时候，斗争的特殊的高级的形成——扬弃就出现了。矛盾双方经过扬弃立即发生异化，使前壹过程的矛盾发生质变，从而形成由简单到復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显现转化。 有趣的是，卢梭把向反面的转化称为是“封闭壹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所由出发之点相遇。” 恩格斯在把这样的说法称为“辨证法的杰作”加以引述的时候（见《马恩选集》三卷59页），对这句话加了着重号。无独有偶的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壹书中也谈到“科学是壹种自身封闭的圆圈”。而列宁对此也很註意，在旁边批道；“科学是圆圈的圆圈”（《黑格尔‘逻辑学’壹书摘要》）。但是，无论是卢梭或黑格尔，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都没有对所谓“圆圈” 给予明确的、具体的阐述。以至今日哲学界对此尚不得其解，仍抱神秘态度。《扬弃论》捋以“壹分为二，二斗三出、全过程两点二面圆圈发展说”来表明是到了解除这种神秘态度的时候了。的确，生活之树是长青的，发展的河流是不会枯竭的，“顶峰论” 是错误的！ 人类只有在哲学上争得解放，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 使思想既能把握住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的方法，正是辩证法。而“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涵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壹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壹卷24页） 谁掌握了这样的方法，谁就能够目光犀利、气魄宏大，谁能够运用这样的方法，谁就无往而不胜！作者愿和读者壹起铭记住、壹起掌握住、并且壹起去切实运用这“壹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壹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壹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壹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已开辟出道路” ！（《马恩选集》四卷240页） 新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必将由此展开！ 光明就在我们面前！ 工人阶级谈经济危机 绪论
经济、经济―经世济民做到了吗？
当前的经济大体上可以分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成熟的经济，和以砖头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市场经济。 前者中间又以美国经济为领导，后者以中国经济为领导；世界经济问题也就是美中两国的经济问题。
经世的意义是经营和治理这个国家，使之符合世界的发展方向，避免失去控製，以至于甘冒出轨翻车等毁灭性危险；济民指的是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上升，至少不再下降。
美国经济自从裏根上臺，中间经过大小布什和克林顿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折腾，除了90年代中间短期较为平稳之外，其余的日子很不好过，以至于发生了2007-2009年“金融融解”的危机，它不但蔓延全球，而且连带把中国的“改开大业”给以沉重的打击，至今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根本原因何在呢？
很少人归因于实体经济的生产障碍，大多数人认为这都是金融、银行、房贷等虚拟资本发生了这种那种的不顺遂导致经济大衰退。他们认为只要理顺虚体经济，实体经济就会霍然痊愈，全球的经济恢復指日可待。果真如此，何以三年之后并无起色，反而把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中国推向万丈深渊而在所不惜呢？佐利克之流在卸任之际前来中国，意欲何为呢？
虚体经济派的错误在于不懂得实体经济是经济中的基础部分，而虚体经济是经济的上层，没有不因基础动摇，上层震裂的。设若上层部分不稳而基础稳固，经济结构仍然不至于垮臺。换句话说，在经济增长不遭受生产障碍的条件下，金融问题不会成为致命的问题。实体经济既是整个经济的动力也是虚体经济的被动性、依赖性和断裂性的源头。
在这篇介绍性质的文章裏，我不准备详细评析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因生产障碍（或生产失败）导致经济大衰退和长期萧条的历史性总结，而只做提纲挈领的要点说明。等到本文刊出和广泛讨论之后，再做总结。
总论
要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自己” 和“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马克思）。
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晚期资本主义製度裏，高利润和高利润率（及增长率）之间是互相排斥的，要实现高利润和高利润率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前提下，资本一般为了攫取近利而顾不得国内的利润率。近三十年以来，世界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上的局限及经济体之间、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排除垄断），促使资本大量投向不变资本，即生产工具，主要是机器和自动化生产工具，以便发展并增加劳动生产效率(美国企业劳动生产率自1980到2010年增加了60%，即30年来的年增率为2%)，降低生产成本，极大地提高利润总量。导致：资本的有机组成（即预付的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c与预付的可变资本或工资加福利v的比，也就是c/v）不断上升和因为缩减对劳动力的投资使得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代价：商品生产相对过剩，而资本积累绝对过剩；资本积累过多，规模过大，投资不出去，过多的资本必然而且蓄意製造剩余人口和失业后备军，并走上投机道路，转化经济危机为金融危机。无风险或少风险的生产性投资渠道壅塞，资本的实现和扩大再生产遭受困扰；大量失业、贫困、破产以及工人阶级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低落等等。结果：生产力越强大，平均利润率及增长率越下降，以至于陷经济于停滞并引发金融和债务危机。关于最近公布的新资料，参看MichaelRoberts: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5/12/27/the-marxist-theory-of-economic-crises-in-capitalism-part-one/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5/12/29/the-marxist-theory-of-economic-crises-in-capitalism-part-two/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6/07/05/john-bellamy-foster-and-permanent-stagnation/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6/07/11/america-jobs-profits-and-the-stock-market/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8/06/29/the-productivity-puzzle-again/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8/07/06/trade-war-and-depression/ 及其他资料。 预算紧缩和刺激方案都不能解救危机。以前行之有效的解救办法是通过战争、普遍毁约和没收来毁灭生产、资本、通货、财富、资产的过剩。但是在全世界资本处于风雨飘摇的今天，谁都拿不定主意，也不敢冒险。
除了上面所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造成的危机之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似乎意犹未尽；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危机―价值危机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杀手。
资本主义世界发现它自身坠入价格的两个陷阱―其一是跟随下降的价值而扰动的商品价格，价值之所以下降是由于大量使用减少劳动量的机器，使得劳动者的工作日时间大部分消耗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部分被资本家独占，没有被社会使用，只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只有很少一部分（即必需劳动部分）用来为社会创造新价值；其二是作为商品所吸收的死劳动（或称为物化劳动）价值的机器磨损及原材料或能源消耗，都因为机器耐用性提高，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低消耗、高效率，从而大为减低，因此商品的成本价格进一步地下跌。商品、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普遍贬值。机器和自动化的使用使商品廉价而过剩，世界市场萎缩。
由于资本价值随时间递减，房地产、债务、证券、商品及其他金融资产例如通货无不随着时间贬值。其价值的量度标准是黄金价值，而黄金价值则由黄金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人们为了保有资产的价值，往往延长持有资产的时间，于是增加了资产的周转时间，而债务和金融总危机因此变得更为频繁而严重。
鉴于拥有高生产效率的工人阶级把大量时间浪费在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上，使得为社会创造新价值的时间普遍减少，商品、资本及通货的普遍贬值产生了价值危机―商品及资本的价格紧缩而同时通货膨胀，即紧缩与通胀并存的价值总危机。
一个显着的矛盾是：一方面商品，资本及虚拟资本（即产权的资本化，包括银行信贷，证券，股票期权，房地产，期货，衍生产品，证券化资产及其他金融工具或对未来利润的期盼等与劳动价值在表面上无关因此价值不确定的、而在内容上相关的虚幻资产）全部贬值，而在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着商品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及资本积累过剩。
银行资本与实体经济相矛盾，并使货币流向虚拟资本脱轨而去。银行资本靠实体经济为生，但是它对实体经济不做贡献而成为社会和大众的一种巨大浪费、重担与危机渠道和机製。
在过剩资本的威胁下，当前的价值危机日益无解，因为过剩资本必然蓄意打造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及长期失业大军。
垄断资本培植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来降低过剩资本带来的不可忍受的负担，从而使国际垄断资本打开世界市场，以有毒的（应当读作诈骗和一钱不值的）资产与债务的形式把过剩资本转移出去。过剩资本已经把经济危机金融化，即从事实上把经济危机蜕变为金融危机。
延缓危机意即把作为投资主要障碍的过剩资本予以清除。这一观察跟经典观点―危机源自缺乏消费需求是相反的。资本毁灭的普通方法包括世界规模的战争，广泛的破产和毁约，这些都有严重的副作用。唯一可行而无害的方法是：经由金融赌场组织及利润共享的征税方式通过自然破产，使大银行及其他大资本国有化。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趋向于保持资本的现存价值并促使自我扩张…”，其做法是通过以降低利润率为代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资本是会顽强抵抗使用毁灭或者收归国有作为自我扩张或经济恢復手段的。
随着过剩资本的延缓毁灭，在增强的劳动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倾向性规律将会由于以下的矛盾使经济长期停滞：
“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顿和危机。”《马恩全集》第25卷，第278页，即《资本论》第3卷，第15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推动力的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的理由却是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从而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模式创造着物质条件。
以下让我们探讨几个实际的事例。
1.零利率能够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吗？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呢？
支付的利息是劳动力为资本免费创造的整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在半强迫下免费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增殖总额，其中包含利润，利息，租金及赋税等。
货币资本或生息资本与生产性资本分享剩余劳动产品。近乎零的利率意即借款者无成本借贷，生产性资本家可以把剩余价值几乎都作为利润全部侵吞，不必因利息负债，而且也不用为租金和赋税负债，这是因为资本可以借长期贷款而不出成本或极少成本。在名义上，这种高质量的竞争优势会鼓励资本加强投资和生产，谋取利润，从而增强利润率和增长率，可以说达到一石多鸟的效应。
不幸的是，近乎零利率所最可能增进的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虚拟资本例如证券、银行及其他虚拟资本的生产（今年美国股票升值可见一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即凡是有能力免费贷款给别人的要嘛是无权的存款人要嘛是中央银行家―他们要为可见的将来刺激出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以浪费掉别人的好货币来代换坏货币。因为货币“价格”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便宜，垄断金融资本早就占尽便宜，囤积货币，准备一旦利润上扬，大赚特赚。然而生产性资本因为商品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过剩，反而无意于借贷投资。
结果是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奥巴马为鼓励企业创造工作机会特意减税的提议也同样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可以在理论上无成本借债交税，所以其影响也微乎其微。
越来越多的虚拟资本在美欧日中央银行免费贷款以拯救银行、避免破产的政策下，变成零利率的瘾君子。自从2008年美联储抛出九万亿美元註入流动性以来，除了冒着通胀危险繁荣证券、期货等市场外，坏资产仍旧，金融危机的源头仍旧，只不过把危机暂时延缓了，但恢復经济遥遥无期。见http://brechtforum.org/economywatch/money-addicts
2.美国社会的阶级对立
奥巴马减低预算赤字的强硬路线，只是一种从软线做机会主义的退却，目的是出卖劳动多数，不惜代价地竞选连任。人民不能因为他改“善”了策略就相信奥巴马。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为人民利益的原则；他们的任何改变不过是廉价的计谋而已。
人民应当了解资本为压迫及剥削劳动多数，启用两个代表资本利益的两派，即茶党•共和党及民主党。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派都能为资本攫取权力并从事反对劳动多数的阶级战争。那种寄希望于两派之中的胜出者来停止压迫和剥削是全然的白日梦。即便奥巴马凭借欺骗和两面派手段取得连任，他将仍然是大资本的囊中物，而大资本是绝对不会放弃它对劳动人民的极权统治的。
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以来遭受最为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新的价值远远达不到需求的―获取天量的利润既不能防止也不能停止因新价值随着劳动生产效率的发展而递减的内出血。取得的利润越丰厚，雇用的劳动力就越少，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也越少。社会经济价值的总剩余出现了赤字，过去的社会价值的消费无法一如既往地得到补偿。整个社会进入这样一个价值危机时代：利润率及经济活动下降，增长转化为停滞，恢復受挫，债务超过还债能力，银行面临毁约，货币贬值，财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裏，紧缩•通胀交替着待命而发，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失业，等等。简单地说，由于劳动生产率引发价值危机，留下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危机及伴随而来的商品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过剩。
资本正在设法把21世纪的危机转嫁到罪孽深重的劳动多数头上，让他们当替罪羊并强化阶级战争。 3.无人工厂是否可能呢？ “工人贵而设备便宜，这就鼓励公司行号宁愿把钱花在机器上而不再花在人们身上”。 如果这一倾向继续下去，资本投资中的不变资本部分是否最终会完全取代可变资本―生产中的全部人力？关系着自动化生产取代劳动的许多问题会引起相关的其他问题，譬如劳动力会从社会消失及世界会变成一个纯机器的世界吗？机器会自动繁衍自己吗？ 通用汽车公司曾经于1980年代投资800亿美元在底特律的悍马出艾克工厂，搞全自动生产。但是，“设想成为橱窗的工厂却以一场梦靥告终”。（参看尔乃斯特•曼德尔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Verso，1995，第164页）富士康执行长郭臺铭在2011年曾经说要采购一百万臺机器人来代替人力生产，结果如何呢？没有下文了；直到七年后的今天（2018年），他才正式公布要裁员三十四万人，力拼A.I.无人工厂。 为什么GM的机器人狂乱不羁，不胜其烦呢？原因在于机器不创造新价值，为资本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力。离开劳动力的资本只能空转；离开资本的劳动力却可以谋求繁荣。要想创造使用价值然后创造交换价值，就必须仰赖人们花劳动时间，把自然资源转变成为製造产品和服务产品，也就是从无到有。离开人们的干预，设计，尝试和测试，组织力，任何机器或自动化生产都是不可能的。机器增加活劳动的生产效率，从而间接地增加价值；但是，它自身不能够创造新价值。它顶多可以借助机器生产者已经投入到机器裏面的死劳动，赎回已经客体化（或物化）在机器裏面的价值。当扣除了机器的耗损和折旧成本之后，它的内藏价值通过被异化的剩余劳动时间传化为资本，直到废弃为止。机器人自身是不能为资本创造价值和由此创造利润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Grundrisse中曾经警告读者。 剩余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增加，于是劳动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得以无偿占有更多的利润。然而创收的代价是由于投入可变资本或预付的工资远少于早先投入的不变资本―工厂，设备，原材料和能耗，机器及自动化等，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增长率通常与经济一起停滞。“资本作为主导生产形式朝着自我解体的途径运转”。（《大纲》第700页）投资不变资本的回报停滞是生产力不断增加使得作为生活工作日的一部分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达到饱和程度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对活劳动力的额外剥削阻碍了资本的实现；“生产力的增加变得与资本无关；实现本身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实现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于是资本不成其为资本”。（《大纲》第340-1页） 一旦利润饱和而且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将可能延缓利润率下降，方法是“开创【例如服务业】那种对资本而言需要更多的直接劳动的，或者在劳动生产力还欠发达的地方【例如砖头五国及其他发展中的市场】的新型生产分支…，也可能开创垄断业”。（《大纲》第751页） 西方发达市场的就业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为了增强利润率，资本提供比生产性企业职场人员更多的“非生产性”服务业人员和职位，如软件，金融，市场，广告，娱乐，零售，房地产，接待业，医疗，教学，保安，军事等。海外工作外包成为资本攫取海外高利润率来补偿国内低利润率的另一个重要方法。由于利润率下降连带使资本贬值，西方发达市场不得不实行去（或解除）工业化的工业政策。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以及经由多国公司实现资本的国际垄断是资本逃脱因利润率下降而日趋没落命运的第三个方法。经济大衰退之后紧跟而来的大停滞断然否定了那些做为奇想怪论的新自由主义纾困疗法。 4.为什么私企不愿意投资到绿色能源？ 奥巴马要求国会停止给石油巨头每年40亿美元的退税补贴。正确的办法是：禁止这些垄断资本趁机打劫―提价；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持真正新能源技术，譬如不损害环境或威胁食物供应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或高科技生物燃料。 资本的高峰发展已成过去，而且进入无可挽回的逆发展阶段。它的存在对社会弊大于利。资本唯一的优势是其不断创新和不断增加的生产力，但是，在生产的障碍下，它随着时间而快速弱化。 垄断大化石燃料资本控製并拥有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以便索求人们无法抗拒的垄断价格，并勒索极高的利润。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资本抑製而不是发展新能源及相关的技术。实际上，它已成为一股危害人类进步的反动势力。反对资本的力量必须尽早打败并尽快替换它，否则资本将陷地球于毁灭，那时就太晚了。 私人资本是绿色能源企业的最坏的投资者，因为它们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事业，因此生产的利润率（或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 不应资助私人资本投资绿色能源，国家政府应独占对公有或社区的新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政府应把所有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和油气资本国有化，准备好系统性地变革这个成为时代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5.论住者有其屋政策 美国整个房屋价值从峰值下降了 7 万亿美元。由于房屋不是如同食物那样的消费产品，而更像是作为股权的股票— 一个有使用价值的真正金融资产。房屋所有权转手就像股票一般。虽然买方因高价位进货而失去股本，可是，如果卖家仍在住房市场上做买卖，那么他的盈利额和买家的损失量相同。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卖家会发现其增益是浮夸的，因为不是每个部门的贬值率都和房地产的相同，何况卖方手中的现款价值也在与时俱退。 在目前的大停滞时代，所有产品和服务产品都在贬值，其中一些贬值得比较多，货币值也同样在贬值。任何价格上升现象必然是暂时的 ；价格以下降中的价值为参照作上下波动，它会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价值取得一致，但在这裏顺便提一下：这一事实与商品的供需关系是无关的。 由于一切都在随时间贬值，没有办法对抗这一价值规律并保持领先，第一，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行业更为劳动密集或比社会各行业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需要更长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些特殊行业因此属于那些具有减少劳动生产率、 生产力和利润的部门；其贬值程度因此小于所有部门的平均贬值程度。典型的农业，如水果和蔬菜等部门、 采矿和接待部门可算是特殊行业。第二，垄断资本所控製的市场— 如金融、 军事、 电信、 互联网、 计算机和其它大工业 — 的价格是垄断价格―具有导致价格膨胀的刚性和不降反升性质。 虽然房屋有价值，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其磨损折旧很适中，旧房屋保值性比新房屋好，即旧房在单位时间（年）的贬值速度小于新屋。股票有虚拟交换价值，但没有使用价值，早些时候买的旧股票往往比新买的股票会较好地保持其一般性的虚拟价值。 同样，资本投资会按照利润率的下降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或减速。 利润率下降的反面也是如此，即当利润率上升或资本自我扩张时，商品升值或资本升值以及产业投资都会与时俱进地加快。迎来扩张最有效的办法是，雇用更多的工人，提高工资/福利，当然这是以降低利润作为代价的。 为恢復和扩大房地产业，建筑商要雇用更多的建筑工人和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同时降低房屋的自动化的製造与建造过程，从而牺牲利润。这将减少资本的有机组成 c/v ，其中 c 是预付的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v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或工资加福利，资本的总投资是 c + v. 有时候好政策是最好的政治。 银行必须勾销大多数人的抵押贷款，使借款人偿还不超过原借贷的 10%。 较新的房子平均比具有完全相同的建筑样式、材料与面积的旧房贬值得多些。此外，较新的房子随时间贬值较快，因为不只是商品，连资本和货币也随时间贬值。价格按照其相应的价值波动，最后都返归价值。价值贬低最终引致价格走低，导致住房等商品价格下降，这无关于供需关系。下降背后的动力是价值折旧。举例而言，当人们发现一所旧房子，建在七十年代，或甚至在 1950-1960年代，其价格维持得相当好，这令人惊讶的事情原因何在呢？ 原来，价值在经济学裏面是举足轻重的。 说到这裏，我们应该全面停止建房吗？我们不应该。生产是任何社会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大银行及其他垄断资本的国有化来纠正功能失调和腐败，即致命的社会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利润的最大化。低成本或免费的公共住房、 高等教育、 医疗保健和退休项目，以及终生就业必然是一个称得起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这个光荣称号的政府的优先任务。 生产不应当为私人利润而应当为了人类的福祉及环境的平安无恙。 我想将我刚才说过的再加以提醒，即所有商品包括房屋的总的趋势是随时间失去其价值。那些希望看到一个价值上升的市场并押註的人们，会失败于跟贬值市场赌输赢并伤害到自己。 买房自住者应该买二手三手房，避免买较新的住房，因为后者贬值快。 不仅商品贬值，资本和货币的价值也与时俱退。建筑商、 开发商、 房地产经纪人都想要赶超那个所向无敌的贬值大洪流。要取得成功，他们将大量举（低利率）债，把房价相对于成本价格提高到惊人的水平。很明显，买家会因这种计谋犹豫不前。对于这种买方的抵製，他们的反应将是在建筑方面偷工减料和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到露骨的程度。新住房的质量和价值低下就不用说了，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毫无价值。 《洛杉矶时报》最近报道：长沙市 30 层酒店在两个星期内拔地而起。一些人质疑建造方面的安全问题，但建筑商却为自己的建造方法作辩护。上海2009年13层楼倒地的恐怖经验记忆犹新啊！ 法律说：当房屋净值低于市场价格，住房抵押贷款方有止赎住房和赶走房主使之无家可归的权利。法律是错误的，因为这违反了任何法律都不应该使人无家可归的人权。使用市场价格做出判断是完全疯了，因为市场价格在价值轴心上作不理性的上下波动。国会必须立法把市场价格更换为基于建筑中使用的劳动力结算的住房原价值。建筑中的住房所使用的全部劳动时间和每小时劳动力平均价格都是公共知识，建筑商及（或）房地产经纪人可以轻松地把原先住房价值登录在官方住房记录上。 为了进一步保护数以亿计房主的福祉，政府应规范开发商/建筑商/房地产经纪人卖房所得的利润。公开已知的住房成本价格，是其原始价值及固定资本投资的总和。固定资本投资包括设备、 机械、 工厂的磨损及折旧，原材料与能源的耗费开支和用于住房建筑和生产的设计与知识产权成本。标高的金额不应超过成本价格的一定百分比，这一百分比取决于住房样式、 大小、 功能、 地区位置和历史发展。政府须定期公布“住房标高的金额表”。 再重復一遍，政府必须不使任何房主无家可归。 上次两个主要经济衰退，分别结束于 1975 年和 1982年。衰退后10 季度内，经济共增长 13.4%；在这次经济衰退后的10个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6.2%。 住房交易的缓慢不是经济停滞的关键问题。一般的价值危机，其中房屋价值随时间下降是一个组成部分，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机械和自动化取代劳动，以便使金融•军事•工业三巨头体製更为富有，代价是低工资、低福利、就业不足、失业、 大规模贫困、 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破产和不断下降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缺乏劳动力投入到商品/服务产品中去意味着较少在货物中创建新价值。凝结在货物中的新价值随时间下降最终导致较低的新市场价格，因此市场紧缩。房屋通常就是这样的紧缩市场，与货币或财政政策改变或调节控製无关。 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他遭受到双重惩罚 ― 第一，房屋的价值连带着价格将做结构性的下降；第二，按揭贷款支付利息。购房者因此两面受损。当买家把住房因老化造成的折旧也计算在内时，一旦签下新房主的字，他们就会在金融和房地产资产上三面受损。 如果贷方出借的利率是负的，譬如-0.8%，这可以帮助买家补偿部分损失。不过，这是不够的。真正解决房屋灾难的办法是住宅产业国有化。所有有工作而需要住房的家庭应可以以象征性的房价从工资中扣除支付费用给政府购买住房。 6.从价值危机看欧债危机 债务危机已不再只是希腊或意大利的问题，它蔓延到了整个欧元区。 马克思价值理论清楚地表明当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而金矿开采停滞导致更高的黄金价格，一如目前，那么商品和纸币的市场价格会下降。这就是今天的先进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现况。 作为传染体的债务危机是价值贬低危机的直接结果。因为不能兑换贵金属的钱的价值与时俱退，银行信贷的钱也一样，它要求的利率比当黄金价格较低时更高，并且是越来越不愿意出借。在美国，债务危机的严重性与欧元区债务危机相似，但是已被推迟，因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储备货币―美元具有独特地位。 高劳动生产效率引发的价值贬低危机遭受到我称之谓“紧缩•膨胀”或滞胀的打击 —同时并存的商品价格下跌和不可兑换贵金属钱 （或通货膨胀的货币）贬低，两者都以黄金价格来衡量。根据相对贬值率的不同，紧缩•膨胀可以主要发生在商品 (通货紧缩)或钱（通货膨胀）之中。此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发生资本贬值和资本的生产率下降。 平均利润率和增长率下降的倾向性规律应用在这裏的同时，总利润飙升。枯藁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利润下降而是由于紧缩•膨胀产生下降的利润率、 失业和资本对投资进行罢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判断德国经济不服从这一规律。 一般经济学家普遍建议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变作为临时医治传染性债务危机的疗法，其实有比这种建议更有效的解救危机措施：世界人民应该暂停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便克服危机。 时论认为：27 个欧洲国家中有25国的领导人同意签署新的财政契约，它将用法律限製他们不准使用稳健的财政刺激方案来反击经济衰退。在欧元区外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做法。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的 20%以上。判定他们要经历更长和更深沉的衰退将会拖垮那些依赖贸易为生的、从中国到美国的经济区。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无视生产和资本过剩，预算紧缩意味着增长失败，因此未能停止债券的毁约。 不过，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资本主义世界已遭受这么长时间的过剩，已经经不起通过财政刺激方案再一次地过剩，很明显德国总理安格拉 • 默克尔，作为原东德人氏(Ostländer)，已经把马克思的教导铭记于心。 高生产率导致高剩余价值生产和低新价值创造，因此间接导致举高债维持主权开支，因为潜在的剩余价值包括利润、 利息、 租金，税务负担，债务融资的剩余劳动力的补偿、政府支出和其他浪费性质的开支。低新价值创造引起并存的紧缩的商品和膨胀的货币。（两者都是由在黄金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黄金价值来衡量）。默克尔珍视货币稳定远超过了商品价值的与时俱退。 如果她把德国所敕令的紧缩方案终结在马克思的结论上，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将是把所有的银行和企业“欧洲联邦化”，因此来进一步地团结各欧盟成员国。没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社会化，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债务和银行危机。 财政刺激计划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去除生产障碍才是解决经济危机和灾难的关键。 德国已经是主要的净出口国 ；它不需要故意维持一个贬值的货币，这就是为什么默克尔反对把经济刺激作为一种可行的政策选项的原因。 毫无疑问，她知道紧缩政策将会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造成危险。在两害相权之下―即在货物和服务产品的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进行选项，她选择了前者，因为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忍受。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案容易导致如同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的滞胀―过剩连同通胀一起变得更糟。 马克思预测价值的危机即包含产品和服务产品以及货币与资本在内的普遍贬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贬值转化为下降的生产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市场价格跟随着波动。相关联的一个倾向性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是着名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从而导致增长率下降。他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实践证明属实，例如美国平均利润率长期以来，特别是自19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至今，并与凯恩斯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无关。对马克思而言，有效需求不足只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产生危机的起源。 尽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引申理论―倾向性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自从150年前创始以来，经过难以估计的长期復杂和多方面的认真检验，确证无疑，但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借助统治阶级的政治霸权来主导全球的经济理论及其历史，导致世界市场上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地区的经济学工作者舍近求远―笃信西方政治经济偏见，怀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过时，甚至于不惜诋毁之而后快。对于这些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地区的“带有双重偏见的”学者们，我以诚挚的心情劝谕他们参看以下两本着作，作为启蒙和使之避免或洗涤闭关自守心态： 我将摘要介绍这两本书，以飨读者。 二 砖头五国属于后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资本欠发达，市场欠发达，农业仍占重要收入部分，但是优点是发展和前程远大，搞好了就一跃而晋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砖头五国个个跃跃欲试，不惜一搏。 果不其然，不但中国，所有五国都增长快速。砖头五国1999年的产出只占全球经济的4.1%，美国占30%，欧盟占28.9%。到了2011年，砖头五国占到18.9%（约13万亿美元的产出，紧逼美国），美国降到21.5%，欧盟降到25.6%。一个经济的多极世界站稳脚步了。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资本主义的大跃进是要付出庞大代价的―劳动力资源、天然资源和汙染资源等潜在的未开发资本要无偿或廉价出卖给国际垄断资本来换取外资作为发展的本金，外加生产和市场的出让，政治的不自主，经济、金融、财政的“外化”等作为流到西方垄断资本家手裏的血汗利息，一句话，堕落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深渊裏。 由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长期资本霸权和世界市场及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强大势力，后起的砖头五国无法借助于资本主义大跃进来取而代之，顶多在生产和市场上甘为别人做嫁衣裳―当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属国，成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仆从；如若搞不好，那就要坠入万劫不復的败亡深渊，没有翻身的希望。关于这些事实我在十多年前写的：《苦难资本主义》中有详细的论述和警告，可以参看http://sans-culottes.bokerb.com/ ... &uid=5916&ids=50140 中国作为砖头五国的领头羊、身负示范重任的标准仆从终于由接轨的属国陷入败亡的深渊。借助大量浪费珍贵的廉价劳动力、天然与汙染资源换取收入的增加，自我感觉良好，西方也同时称善、叫好以示鼓励，结果是如此凄惨，尽管工人阶级为五国社会创造了极高的劳动价值，商品价廉物美，然而自己无法占有，被迫尽数交付内外资本家而一贫如洗。西方垄断资本因为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投入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从而整个经济体全面贬值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而面临崩溃和大萧条威胁时刻，由于可以从砖头五国特别是中国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极高价值和数以几倍、十倍计的利润率来弥补自己国内相应部分的贬值与下降带来的损失，才能继续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中国却用无偿和不惜代价的、自残的悲壮方式拯救了垂死的西方！ “发展就是硬道理，有水快流的恶果！大搞产能过剩、环境汙染、资源破坏，血汗工场的现代化，让社会和百姓承受后果，再按别人的WTO游戏规则把过剩的产能推向严重依赖出口，换取美债欧债的白条，这就是所谓的改开的实质。” http://www.haotie001.com/article/3729053.html 西方会因此而感恩图报吗？他们无愧为主子，用震怒掩盖着自己的无能，用指责鞭笞五砖特别是中国，掩饰着内心的虚弱，用嬉笑怒骂、挑拨离间来鼓动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继续为西方主子效犬马之劳，直到大家一起毁灭。五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明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依靠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劳动力、市场、资源才能达到今天的发展地位，意图冒着不可持续发展的危险搞资本主义大跃进欲一枝独秀，是政治上荒唐和不负责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诳妄表现。 1.人民币贬值可以挽回美国的失业潮吗？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不断发文（2011年10月3日）要中国为人民币贬值负责，他以挽回就业为理由，建议美国国会立法对通货操纵者作出威胁。诚然，大规模的和长期的失业是美国的一种国家危机，但是，想利用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也就是强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失业是不切实际的。 例如，中国想要买美国的军事工业产品，并要拉拢五角大楼以便进口每年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军事硬件和软件。如果能实现的话，军事交易将大幅降低美国贸易对中国的逆差，而无关乎克鲁格曼教授的反货币操纵的战略。美国•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既是国际经济关系难题，也是一种政治•军事的闹剧。但是美国大资本不想放松其统治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霸主地位。他们想要让政治军事事态在可行的有利前提下，越紧张越好，而且当然不希望平等对待区域性势力 — 中国、 日本、 印度、 俄罗斯、 朝鲜等，以便从所有地域性强国那裏获得经济利益，从而解决其失业和其他紧迫的相关难题。资本是人民福祉的障碍，大资本是福祉的大障碍。 就基本理论而言，西方货币已经贬值了相当一段日子。但是，没有一种货币得益。为什么？简单的答案是，贸易不平衡不单单是由于汇率导致的 ；事实上 汇率只是贸易不平衡的一个次要因子。 较先进的国家比砖头五国那样的新兴市场掌握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迫使工人把他们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投入到生产剩余劳动产品，即生产利润上面，而只使用很少的劳动时间去为社会创造商品内含的新价值。不仅社会的经济剩余因此而蒙受损伤，而且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因此市场价格、资本以及货币一并贬值。 而新兴市场相反―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西方，因此其商品的价值，资本和货币价值以及市场价格一般高于西方。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些崇拜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出口将註定要失败-只有廉价的货币和出口商品价格低，才能有出口竞争优势等等。他们错了。西方不断从砖头五国进口货物，彷佛没有明天一般，因为他们的货物的价值超过了西方国内的同样产品的价值量，无论进口国货币的价值有多高。事实上，等价交换规律的本身在于价值，而不在于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价格或汇率，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7章）。中国居民经常抱怨国内某些产品（一般是美国大量生产的）比美国还贵，其实这只是价值规律的科学反映之一罢了。 现在让我们关註一下全球失业潮这个难题。 美国不能根除这么顽固的失业率的真正原因是，第一，一般企业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做更多的工作。一般製造业工人在机械及自动化的帮助下，现在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大概每17年一个工人可以取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人。第二，工人阶级因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力，生产供过于求经常出现，因此阻止通常需要雇用更多工人来从事的扩大再生产。第三，由于雇用的工人少了，企业必须投入比工资/福利更大的资本额到机械及自动化上面，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即投资回报率下降。举一个例子，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总计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0％，但是从1979年到2009年，其利润率已经从35％下降到25％或按线性近似在30年裏减少了10％。 （见1. 安德鲁•克莱曼【Kliman】：《资本主义生产的失败》，Pluto出版社，2012年出版）美国製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为可观―製造业工人的生产率自1993年以来，17年中增加了一倍，并使美国损失了超过1100万个就业岗位。见<http://www.dailymarkets.com/econ ... r-loss-of-u-s-jobs/>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下跌中的利润率已经成为不利于经济的重要因素，并影响经济的復苏。世界正在亲眼目睹一场较轻的长期大萧条。 中国的失业情况一直是严重的，因为资方要利用失业压低工资。2008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4.2%,但不包含农村工人和城市农民工。实际失业率高达27%。（见1. 克莱曼，第189页）。 常年失业是后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其中资本的垄断、集中、金融化、价值危机和巨大的停滞或较轻的大萧条（即次萧条）保有半永久性的支配力。就体製外的解决方案而言，第一步将是对金融•军事•工业三巨头的国有化和民主化，然后是就业、医疗卫生、高等教育、住房，退休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 什么是体製内的解决方案呢？除了动员劳动多数继承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占领华尔街及其他全球规模的革命道路外，没有其他办法。眼前的目标是高举分享利润这个鲜明的旗帜-先按91%的税率，征收占人口1%的富人的所得税，然后把失败透顶的政治机器予以民主化。 西方在过去的百年左右，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已经降低了服务、产品、资本、货币和开放市场内的几乎所有东西的价值。除了他们的垄断产品和服务，例如在军事，安全，飞机，知识产权及其他特定领域之外，全球市场的新兴资本买不起价值量少而价格昂贵的西方商品。西方可行的最佳办法是内部交易，或者投资新兴市场，製造具有较高价值量的商品，然后卖给国内。 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遣部队，面对潜伏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不断的危机所造成的绝望深渊，它们首当其冲，也感同身受。价值危机是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发展障碍。 新兴市场应该也好不到哪裏去，因为最终一个又一个地要如同西方一样，沿着那个在劫难逃的生产模式的相同路径前进。无限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是以失业和新价值的创造越来越少为代价的，这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国和亚洲市场的劳动生产率一般只有西方的五分之一，每十年翻一番，但是由于现在正在加速进行提高生产率和产业升级，估计不用几年就能赶上西方并面临价值危机及其祸害。 卡尔•马克思在150年前分析并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註定失败的规律，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忽视其科学远见，反而贊同资本辩护者们不科学的教条。由于现实总是比教条强的，更多的年轻人将甩掉那些自欺先驱们加在他们身上的历史包袱。 2.中国经济趋缓的现实意义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司机，而今减速加快，前途如何呢？ 中国经济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每个都需要特别考查，以彰显其大图景的意义。经常被忽视的特征之一是中国的价值经济学。 我们所指的价值，既不是股票或商品的市场价值，也不是供求市场价格或价值，或用不兑换金银的货币来衡量的价值。除了劳动力即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外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价值。包含在或物化在产品或服务产品的劳动价值是唯一的根本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市场价格上下波动。价值决定价格，而不是相反。 砖头五国的新兴市场与西方国家（欧元区，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的市场相比，其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的一般平均价值较高，这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鼓励资本家大量使用劳动力，生产工具不具有先进性，劳动生产率比西方较为落后，并把更多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花在商品上。由于每个工作日包含创造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和花费在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剩余劳动时间，一位砖头五国的工人将不得不花费比剩余劳动时间更多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创造的新价值比利润多。砖头五国的平均利润一般低于西方。然而，有一个可以弥补利润不足的优点，那就是因为砖头五国的平均利润率即平均投资回报率高于西方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相对较少的投资，可以启动较多的流通与周转资本，给以时间的话，仍然可以占有可观的利润量。 由于砖头五国的商品价值高，相应的市场价格跟着会高，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的趋势，它不同于西方，在那裏低价值商品意味着较低的市场价格或价格的紧缩趋势。 只要砖头五国的资本保持充分就业的工人阶级（即5-6％的失业率；但是五国无例外地出现很高的失业率），其高价值的商品优势，将继续产生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砖头五国见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与此相反，西方已陷入低利润率和增长率的泥沼，而且高劳动生产率製造了低价值的商品。 虽然中国操纵外汇汇率压低人民币的交换价值，但这是以其国内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进行出口竞争的。价值规律是疏而不漏的。 砖头五国由于商品价值的提升，其资本也同样升值。极多的高价值资本需要找出路，例如租让出去和•或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与西方的资本成为显然的对比，西方资本所含价值低，成为闲置和过剩的、没有生产性投资出路的资本，其低价值逼迫资本投放到非生产性的、虚拟和赌场学上的金融投机资本，导致继续不断的债务危机。 砖头五国的资本会无限製地茁壮成长吗？答案是一个响亮的：“不”字。首先，他们的高价值商品的出口需要西方的市场，但西方市场正在失去活力。第二，本地资本所有者 ―主要是垄断官僚和买办资本家 ―不再满意于以小于西方资本规模为代价的高利润率及增长率。它们要如同其西方“伙伴”那样积累大量资本。因此，总趋势是采取 “科学发展观”和产业升级 ― 以失业和低价值商品与资本以及生产过剩为代价，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眼前的利润，并扩大内需。 这最终使得全世界没有经济增长。 中国的垄断官僚和买办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任何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分析都必须反映这样的倾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官僚资本，鲸吞资本和外逃资本的快速积累，并立即全部出口海外，以及上层家族加速外移，以避免革命的审判和惩罚。 中国的资本无法悠闲地作长期积累的打算了，尤其在阿拉伯春天来临之后。目前，不管是如何扎实的所谓“顶层计划”，将放缓经济增长以加强快速利润，不论是否有抗议出现。 3.中国的债务怪兽 中国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是有价值的投资呢，还是上升的债务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魔法―重力和其他科学发现的定律似乎不适用。过度负债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壮举。 这些壮举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这个秘密就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最有效、最快速、最好的和最省事的道路是社会主义。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工人无怨无悔地为毛泽东时代的27年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巨大的使用价值。在西方先进国家，几百年来的私人资本家没有这种好运―剥夺国家财富进行私自积累的机会。在27年的社会主义时代裏，积累了坚实的基础设施和国民收入总量，使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个历史性的黄金时期应当感谢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基地为奢侈消费、剥夺、贪腐、资本外逃、国有和集体财产的私有化提供了条件。此外，资本主义回潮使当官的转变成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不得不与西方垄断资本家分享数以十万亿美元计的财富金额，这些财富来自过去30年来数以十亿计的三代农民和工人在微薄的工资下被迫无罢工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2008年中国製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待遇是1.36美元，这是美国的4.2%。参看1. 克莱曼第187页或www.bls.gov/opub/mlr/2011/03/art4full.pdf 2005年印度有组织的製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待遇是91美分，相当于美国的3%，但高于中国。见http://www.bls.gov/opub/mlr/2010/05/art1full.pdf ）。因此中国很快吸引了大批外国资本，它们蜂涌而至，一方面飞速挖掘前社会主义的宝藏，另一方面浮夸性地刺激了增长率。 只要社会主义的大红利持续有效，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发展，不过如同西方和其他国家那样，任何看似纯粹的经济问题，总会转变成政治和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总爱称贊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它将用来挽救即将到来的危机。他们不认为由十亿雇用劳动者的青春、血和汗水创造的钱是为了官僚买办资本家阶级用来逃跑的。 当我们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一个普遍及大规模失业危机作比较，债务将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劳动力为国家经济剩余创造着使用和交换价值，这每年4.2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可以使用各种通货膨胀方式化为乌有，只要国内和海外的工人和农民继续为资本家创造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剩余劳动价值，用来岁岁年年继续投资。 这种经济魔法比赛看来会抵挡一阵子，直到政治和社会动乱吞没了各国政权。 4. 哈耶克、米塞斯、凯恩斯救不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 由于资本随着时间贬值，住房，债务，股票，期货及其他金融资产如同货币一样也随着时间贬值。为保全旧资产的旧价值，保存期超过一般正常的保存期间。资产周转时间增加。债务危机和一般的金融危机都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顺便一提的是古董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这虽然是稀缺资产的特性，但也从侧面说明时间因素的决定性诱因。 一方面，商品，资本和虚拟资本―即财产所有权的资本化，如证券，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机性的、不确定的和虚幻的资产都在贬值，尽管它们在表面上和劳动价值的内容无关。另一方面，发生商品生产过剩，产能过剩，资本积累过度，例如美国非金融公司囤积着高达2万亿美元的现金，不知道怎样利用。这裏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买和卖互相对立起来，不使用的资本就以置闲货币的形式出现。” 西方世界曾经期待日本作为经济典范。高劳动生产率使投资回报下降，物价通缩和通胀并存。随着资本的贬值，资本生产率，即每1美元投入所得到的小时产出，也降低了。难题既不是哈耶克、冯•米塞斯、凯恩斯，也不是正当行的正统经济学家们所能解决的。“直升机本•伯南克”既然未能为日本的价值危机造成的经济困境指点迷津，似乎也无法成功处理这整个西方世界的难题。 5.从互联网看资本的没落 苹果公司派息利好，股价创新高的根本原因在于，1. 实行熊彼特(Schumpeter)所提出的“创造性毁灭”企业模型，也就是把各式移动上网机轮番略加改进后，重復製作来贩卖老货并诈取极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非法的欺诈行为不可能增加多少价值，然而时尚和爱好攀比的消费者却甘愿上当受骗而对苹果的这种低级营销术乐此不疲，为别人做嫁衣裳，把辛苦钱交付苹果积累资本，自己却越来越囊空如洗。这种偏要上当以求心安理得的病态说明资本霸权多么厉害。微软和其他互联网垄断寡头们的软件也可以此类推2. 苹果、谷歌、微软、脸书等国际互联网垄断资本，无偿囊挂了几亿网民在网上的辛勤劳动及其集体创造的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如果你我数以亿计的广大网民们不为互联网日以继夜地努力耕耘并开辟新天地，网上这些垄断寡头们能赚取利润吗？有谁来买iphone, ipad, 花钱给苹果、谷歌、微软、脸书等？互联网所有价值属于全体网民所有，但是由于资本霸权及其残酷的极权统治，几十、几百、几千万亿美元的互联网上的社会价值量竟然被少数垄断资本所掠夺和侵吞了。 以追逐私利为生的资本本身越来越失去了为生产利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和能力，从而不再或尽量少雇用劳动力开发和创造价值与生产剩余价值。它们日益仰仗对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实行无偿私自占有、非法私自侵吞与转化社会的集体劳动价值为非法的剩余价值即广义的非法利润，形同盗窃，成为社会公敌。 这个国际盗窃价值集团在互联网上的非法表现只是它为非作歹的冰山一角。它利用政治力量不但在掠夺网民，也在通过被它全部收买的各国政府和官员，大搞化公为私、侵吞公共财产和社会财产，掠夺世界人民，并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自我贬值和急速没落的腐朽性和垂死挣扎。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资本主义及资本霸权疯狂压迫、剥削及掠夺人民，已经引起人民反抗资本霸权的怒火；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打碎资本奴役劳动人民的牢笼，求得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结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经济问题之一是银行拒绝向企业放贷。但是，我想补充说，企业也拒绝招聘。去争论企业是否缺乏公众良心是毫无意义的，企业的根本动力在于牟利，特别是牟取立即利润和无风险的利润上面。资本主义经过600多年的发展，那些立即利润或无风险利润的来源或投资渠道早已日渐枯竭，剩下的多半既不是立即可得的利润，也不是无风险的，而是需要长期经营、充满着风险的全社会规模的超大型事业。面对这种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整个社会动员的超大型事业，资本是无能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定时期的一种特定生产模式发展至今，已经完成了任务，其继续发展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不再，迫切需要新的生产模式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将成为巨大的时代错误，因而成为人民民主继续革命的对象。 市场竞争促进不断发达的生产力，导致上升的劳动生产率和垄断。前者撵跑了有合理收入的工人，后者排挤中小企业并到海外去雇用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失业不但在数量上升级，而且几乎长期地波及到所有部门。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在一起，失业影响了经济增长、商品生产过剩、资本过度积累和很多其他问题，反之亦然。 经济危机包括债务，金融，赤字，信贷等等危机，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根本性危机，即价值危机，也就是贬值危机。这裏的价值特指劳动价值或劳动时间，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因为只有活劳动能重新创造价值，机器及自动化只能保留着作为物化价值的死劳动而不能创造新的价值。除少数的天然资源，如空气和水，给人类提供了天然的价值，所有的价值来自花费在自然上面的人类劳动力。我们强调价值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价值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交换中实现。价值不是绝对的，更没有普遍性可言。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裏的劳动群众的价值不同于社会主义裏的劳动群众的价值，前者的价值是一种特定的、作为雇佣劳动力商品的、物的价值，与资本家阶级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人的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也是互相冲突的，除非我们把社会理想化，也就是抽象化。 资本家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在所有经济部门进行生产，他们投入较少的资本在劳动力上面（称为可变资本 ―活劳动担当价值生产任务），而投入较多的资本在工厂、材料、机器及自动化上面（称为不变资本 ―隐藏着物化或死劳动）。很显然，改进了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投入到生产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增加了通过磨损、折旧及其他相关的提取过程，来提取凝结在固定资本的死价值。最终，必要劳动时间微不足道，使工人不再把他们的劳动时间投入到商品生产上，而是使用机器和自动化把工作日投入到剩余价值即资本或利润的生产上。 （劳动时间=为赚取工资和福利的必要劳动时间+为资本牟取利润的无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再生产停滞，可变资本就减少，工资就下降，使用的劳动量就减少。这些又反过来重新影响价格，使价格继续下降。” 在极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包含着可以忽略不计的花费和物化在产品裏面的必要劳动力，或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凝结在内的新价值很少。此外，来自固定资本的产品价值只是一小部分旧价值或物化在产品内的死劳动价值。 为生产花费的必要劳动力与工资水平相当，高生产力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和利润率一起下降的，因为资本家把太多的投资捆绑在购买非价值生产的固定资本上。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几乎所有的劳动时间成为剩余劳动时间，以牺牲失业人员为代价，利润于是不断腾飞。 价值减少而剩余价值或利润却在膨胀，价值危机于是不可避免。 斯蒂格利茨教授审议的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一如上述。 (1) 高度失业潮来临。 (2) 工资缩水。 (3) 利润率和增长率都在下降。 (4) 大滞涨即次萧条趋向长期化。 (5) 由于产品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而创造的价值较低或可忽略不计，因此价格紧缩。在西方，价格紧缩是正常的，而在发展中市场裏，物价上涨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比西方创造更多的价值。然而，这些市场在竞争的压力下急于发展劳动生产率，到那时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西方，而不再像先前的的自我了。 (6) 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爆发。 “在世界市场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矛盾集体爆发；在特殊的危机中（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爆发只是间歇性的、孤立的和倒向一边的。” 在当前世界市场的危机中，矛盾确实集体爆发无一例外。在金融危机―大衰退期间，现在只有德国暂时是个例外。西方国家和砖头五国正在集体遭受矛盾的总爆发。 (7)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危机要素的产生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品的再生产价格比先前生产的低廉。因此，市场上的商品发生贬值”。 “说到危机引起的资本的破坏，要区别两种情况。只要在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实际资本就会被消灭。… 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贬低，这种贬低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的再生产过程。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下降。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破坏。一个人亏损了的东西，被另一个人赚去了。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价值量被禁止在同一个人手裏发挥资本的作用。旧资本家破产了。”于是资本的毁灭和危机同步发生。（以上见马克思《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论》第2册，第17章）。 (8) 资本的过度积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 (9) 国际垄断资本接手全球生产的大部分，加快了经济金融化和资本的独裁政治。 (10) 富国和穷国之间及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强。 (11) 由于缺乏生计，劳动群众别无选择，只能向金融垄断资本借债，债上加债以至于到了偿还不了的地步。由于垄断资本已经把经济金融化，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债务和信贷。 (12) 赤贫，缺少医疗保障，失业，战争贩子的军费开支等，强製政府花钱，而钱要无中生有，因为资产阶级拒绝通过向富人和公司征集较高的税收来与公众分享其利润，从而人为製造了一个国家债务危机，例如在希腊等国和温二十七等人的“中美国”。 (13) 为了弥补利润率下降，西方资本不顾环境和采矿业的安全保护，而贪图能够剥削廉价、无助但丰富的劳动力，就把工厂、资本、就业机会和技术包给海外。然而，这种资本的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外化不是没有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西方一样，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将使下降的利润率和增长率蔓延到世界各地，那时再想通过外包来进行补偿将是不可能的了。 (14) 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所以，利润和增长率是高于西方的。为了这种比较优势付出的代价是，商品（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高于西方的，因为工人在生产上花费更多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产品创造更多价值量。此外，发展中市场的货币例如人民币具有升值倾向，这不完全由于政策使然，而是价值随劳动生产率反向变化的结果。商品和货币升值会伤害他们的出口。 (15) 由于发展中市场的价格较高，在本国市场中不能流通和消费自如，其国内消费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必须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他们依靠进一步压低工资、补贴出口、操纵汇率并因此引起摩擦和贸易不平衡问题。 (16) 美元作为法定货币，既不能兑换贵金属，也不值得作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美国的经济价值的生产与其暴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美元的价值不断急剧下降。用当地货币计算的G.D.P. 贬值，这适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 (17) 发达市场已经集体进入一个无价值的世界黑洞 ― 一个黑暗时代又回到21世纪，困扰着有史以来人类所仅见的这个最先进的生产製度，但也是最有缺陷的製度。洞中唯一的火星苗，是使用不兑换金银货币的魔术来支撑对社会公众无所助益的利润，彷佛若无其事。这种愚蠢痴呆的火苗，使黑洞更黑而不是更亮，註定要同归于尽。 (18) 早期和中期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用非自动化或少部分自动化的生产工具，那时利润率和成长率只有下降的可能性和倾向性而没有必然性，从而导致生产革命化的历史趋势。当它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急速和高度发展，全自动化生产使利润率和增长率的下降呈现必然性和强製性，而不再仅仅是倾向性的。 (19) 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及垄断行业，当前的行业一般都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知识、固定资本密集型的，因此生产出来的利润率（或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大多数社会化大型事业，例如公众医疗、绿色能源、防止全球暖化工程、防止和清除汙染工程、核废料处理工程等都不再与以积累个人资本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而强烈要求一个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经济製度。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和生产工具私有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晚期，终于如同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的理由原先是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现在生产力被受到利润率长期下降造成的空前强大的阻力，从而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模式创造着物质条件。 (20) 社会总剩余由于新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少、社会消耗不易紧缩，社会总剩余日趋低落，使全球劳动群众进入重灾区。资本被迫把投资目标从劳动生产率极高的製造业转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开采业，如土地、房地产、矿产、碳氢能源、水资源开发等行业，以求延缓利润率下降的总体趋势。中国商品增值这种暂时的现状尤其刺激土地掠夺和房地产快速和大幅增值，以及连带而来的农民工人阶级化即农村城镇化，这与美国房地产四年来持续下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这种好景是不会长久的，随着固定资产的大量投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气候暖化和汙染加快加深，开采业也将会受到影响，社会经济的总剩余更会枯竭，不要说人均实际收入，即使人均名义收入不升反降的日子不会太远。 (21) 人们由于从小到大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发展辩护和涂脂抹粉的影响，大多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如同几百年来那样不断地死而復生，只要能够求救于国家干涉主义的资本主义例如罗斯福新政或凯恩斯主义或混乱不堪的所谓“深化改革”那种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人们就会信心十足，资本主义就会趋向稳定，转危为安，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但是价值危机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肤浅的推断刚好相反。价值危机所产生的并发性紧缩和通胀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潜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推动力的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因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不断下降，从而加大了价值危机的程度，因此这个共振式破坏性互动不断增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得以变革即转化及扬弃。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并转化资本主义製度，我们才能彻底消灭价值危机及其并存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从而不再发生政治经济危机。 (22)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进入长期次萧条阶段，砖头五国的全盘西化即所谓向“国际”接轨潮流，以及鼓动各国把政治西化当作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标准模式（“普世”价值）或所谓“政治改革”的企图破产了。一个经济多极世界势必要朝着政治社会多极世界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将紧紧依靠真正的也就是继续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霸权的、劳动人民自由联合的世界。 (23) 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无产阶级的解放必然是自己的事业。那种把自己的革命事业假手于别人或异己的“精英”组织的代理策略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先进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 1855-1926) 说道：“很久以来，全世界的工人一直在等待先知来带领他们走出奴役…如果你能被领出来，你就能被领回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回顾中国反革命资产阶级团伙在邓小平这位“先知”的领导下是怎样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復辟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自己的阶级如果不能掌握政权的话，夺取政权就形同白费。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不在于夺取而在于训练和着手自己掌握、保有和巩固政权这种高难度的任务。 工人阶级谈右派理论 这几天许多人转发过来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给我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作了一个如下的点评。 张文一开始就说：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学家去捍卫，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了。 这话就好像在回答我这些年在与人辩论时所提的一个问题似的。我的那个问题是： 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安排好一切经济活动，那么还要经济学家们干什么？ 经济学家们早就会全部下岗了，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为各种问题而绞尽脑汁，争论不休呢？ 现在张的意思就是说，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有问题，而是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学家们来捍卫。 我的天，这也是太能说会道了吧！ 首先，张维迎在这裏混淆了两个概念：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 像张维迎等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私有製为基础的，不受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已。 所以，在下面的点评中，当我批评张维迎们所讲的“市场经济”时，我指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也符合张维迎们的本意。 许多人会说：市场经济就是以私有製为前提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必然就是私有的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否则就没有市场了。因此根本不用提自由私有製的定语，直接说市场经济就够了 市场经济与私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混为一谈。 市场只是人们交易的平臺，它并不一定需要私有製为基础的。我在多年前所写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 的有关章节中澄清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分工，而不是私有製。 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样化的，而分工却使大多数人从事一种产品的生产，许多产品还只是生产链上的中间产品，或者是生产者毕生都不曾用过的产品，那么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生产者，是如何才能满足其自己和家人的多样化需要呢？ 这就需要有市场的存在。在市场这个平臺上，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生产者以货币为媒介，买到自己所需的产品，从而满足其生活的多样化需要。这样的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不管是国有製还是私有製，分工越发达的地方，市场就越发达。相反，在分工不发达的时代和地方，市场也就越不发达，比如在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和时代，尽管是私有製和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国家的计划经济，但是由于分工不发达，所以市场也就很不发达。 可见，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要分工存在，不管什么所有製，都需要市场做交易的平臺。谁反对过这样的市场经济呢？ 没有的。 既然根本就没有过人反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张维迎所谓的“捍卫” 岂不是与风车作战吗 ？ 张维迎们所捍卫的其实是私有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但是他没有这样说，要么是他自己还不清楚，要么是为了混淆视听，包装一下。 以公有製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市场经济的平臺来交易产品，以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同的多样化需要。但这并非张维迎所要的“市场经济”，所以张维迎笼统地用“市场经济”一词，并不严谨规范。 张在该文中继续说道：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要捍卫“市场经济”、（註：他的本意其实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他认为他所谓的“ 市场经济”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製度。 张维迎这个的话既不客观也不中肯了。 难道中国那些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们与千千万万个杨改兰们是非常平等的吗？ 这是睁眼说瞎话呢。 当然张维迎们会说，他们所说的“平等” 并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起点的平等。就是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的市场经济可以给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按张维迎的话就是可以使出身贫寒的穷光蛋也能变成百万富翁。 起点平等？ 难道中国杨改兰们的孩子与王健林的儿子和柳传誌的女儿都有起点的平等吗？ 都有变成亿万富翁的平等机会？这是哄鬼的瞎话。 张维迎还说：正因为市场经济是平等的, 所以招致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呢？ 不正是千千万万个资本家富豪们吗？ 他们的熏天财势让他们拥有的特权不正是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这些利益集团怎么能会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呢？这不是胡说吗？ 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张维迎们所主张的不受干预的完全市场经济中，连看病都成了有钱人的特权, 没有钱的人只能等死。硬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平等的，这并不符合事实。 张维迎接着又说，反对市场经济的人是出于无知。包括爱因斯坦，罗素那样的人和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反对市场经济都是中了科学主义的毒，是无知。 我首先需要再次澄清一下：爱因斯坦也好，罗素也好，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 至于谁更无知，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的篇幅太长。因为张维迎的文章已经很长，我不能全部都作深入点评。 至于张所说的第三个原因，说反对市场经济的人都是出于嫉妒，这纯属他个人的猜想而已。这样的话题过于无聊, 略过。 下面就到了张维迎所讲的：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这一节了。 这大概是张维迎自己最得意的重点章节了。 这一段张维迎讲的很长，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张维迎认为：人类目前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近200年来的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 在张维迎看来，今天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并不是现在的人们比古代人更聪明了，也不是现在的资源比古代更多了，甚至也不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了，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完全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所以张认为现在人类的物质文明成就完全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奇迹。 我认为，张维迎说的不对，犯了归因错误。 实际上，人类物质文明在近代的大幅度提高，是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人类现在还在用手摇纺车，也不会有汽车轮船，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地下资源了，那么，即使再有更多的陶朱公，沉万三们的商业努力，也不会让人类拥有现在的物质文明的进步，更不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 就像如果没有万维网的发明者Tim Berners-Lee，那么再有一千个马云，一万个李彦宏，也不会有互联网经济一样。 所以人类现代巨大的物质文明的进步，完全是科技的进步与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这种科技进步正是人类的认识革命带来的。现在一个中学生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远远超过了中国诸子百家的知识总和。从知识拥有量来衡量，完全可以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更聪明了。张维迎说现代人并没有孔子们聪明是错误的。 另外，以私有製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也并非是近200年的近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很长历史了。比如在中国的商代，商品经济已经很流行了，殷人就是因为善于贸易活动而崛起的，所以被称为商人，建立了商王朝。实际上，不但中国的历代历朝不缺从商而富的百万富翁亿万富豪 ， 比如陶朱公吕不韦沉万三们，而其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活动也有上千年了。然而，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前，这上千年的商品经济和私有製，并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什么重大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清朝人与2000年前的周朝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说明了，私有製和商业活动在二千多年历史中，并没有创造什么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和奇迹。不论是中国的商人，还是地中海国家或者阿拉伯的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奇迹。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人类现在还在用手摇纺车织布。商品经济和私有製也许可以使沉万三们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却无法让天下人都可以免于贫寒。 实际上，中国到了清朝时期，尽管中国已经有了悠久的商业历史，也有过许多商品经济所创造的富豪们，但是由于没有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什么起眼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与2000年前的周朝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张维迎又继续侃侃而谈，说在市场经济中，因为私有製，私人老板需要对利润负责，所以就会对产品质量等等负责。文中虽然说了一大堆，大都是在復製亚当斯密们的陈词滥调。 当然，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经济的迷信者们看来，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摆平一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因为私人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利润负责，即使出于私利也一定会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等等负责。 这个观点与事实是不符的。实际上，自从中国实行了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以来，假药假酒假蜂蜜假奶粉等等层出不穷，无不是出于私人老板们对利润的不懈追求而来的。为了利润，不惜偷工减料，造出的豆腐渣工程触目惊心，可谓罄竹难书。而且，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还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在许多行业普遍竞相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比如自来水管，使得廉价的有毒的水管通往千家万户，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这是所有中国人每天都看见的事实。 所以，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事实求是，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信口雌黄。 如果硬说这些事的发生，不能怪罪私有製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能怪国家监管不到位，那就是强词夺理了。实际上，当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国家监管不到位时，就等于承认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机製或者“看不见的手”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失败的。 张维迎这裏的观点来源来自亚当斯密们。亚当斯密的两本书，我上大学以前就看了。亚当斯密其实只是在一个简单的思考层次上说过：国家和教会不用教育商人们任何商业道德规范。因为，在亚当斯密看来，商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会尽量把事情做好，把产品质量搞好，不会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因为那样会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完全不用去管，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也会让为自己打算的商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做出有利于他人的商业活动。 不知道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简单浅白的见解，为何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如此广泛地共鸣？说实话， 亚当斯密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农村的老年智者们的思考水平一样，只包含了一部分相对合理的成分而已。可能正因为其肤浅明了，所以被中国人广泛接受。 张维迎只是其中之一。 现实生活已经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太乐观，太简单，太天真了。实际中的商业世界充满了欺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层出不穷。 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还不是亚当斯密们的理论的根本缺陷。 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则是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所没有触及到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其自我机製的作用下，必然失去平衡，导致了生产过剩和经济下行。 这个机製完全是数理逻辑的问题，与商人们的道德水平如何，或者政府是否严管都没有关系。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有一个基本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其自我机製的作用下，一定会发生相对过剩，这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理科思维，需要从系统论和动力学的观点去分析观察问题，让经济学从政治啦人性啦道德啦心理啦等等文科范畴内走出来，成为一门理科学。其实经济学在西方的大学已经被归到理科了。而中国的经济学人，尤其张维迎那一代，当年考大学时都是文科生，善于言辞，但思维只能停在事物的表层，无法深入，也无法处理稍微復杂一点的逻辑关系，所以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进入经济学，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只能拉来像亚当斯密那种粗浅的初级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虎皮唬人，靠贩卖亚当斯密的牙慧混饭吃。 然而，他们的观点虽然肤浅简单，却容易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因为一般人只能接受凭直觉和经验就能理解的东西。所以，越肤浅的东西越受众广泛。而理科理论则需要推理和思辨能力, 不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维迎又罗列了改革前，中国经济的种种现象，以证明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狭小。因为，中国经济的并非只有改革前与改革后的两种选择，还有其它选择的。 至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性质，至少对于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它是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与富士康的计划一样，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的贫穷等等，主要是为追求国家资本的积累而压製劳动者的收入这样的资本家的理念造成的。改革不过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私人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的改革智囊们，却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由于缺少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造成的，所以他们的改革就是要中国补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开始了“补课论”指导下的改革。 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有点大，这裏就不展开谈了。还是让我们回来看看在张维迎在这篇文章中还谈了什么。 张维迎在文章中说到：“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裏转到另一部分人手裏，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对此我要简单说几点： （1）如果承认政府可以通过二次分配解决社会贫困问题，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由市场经济会产生社会贫困问题的，而自由市场经济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导致了货币沉淀，商品过剩，市场萧条，爆发经济危机。 我认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这些问题，才催生了现代经济学，而不是张维迎所辩称的那样：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太美好了，所以需要他们这些人来领薪捍卫之。 （2）政府二次分配所转移支付的资金是来源企业，但是可以来源私有企业，也可以来源国有企业呀，并非离开了私有企业，国家就没有了财政收入。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私有企业的产值早已已经超过了国企，但是纳税却少于国企。以中国製造业500强为例，在2013年製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国有企业的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的百元收入纳税的3.05元的2.85倍。（数据来源杜建国）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私企天性是不愿意缴税的，所以私企普遍偷税漏税成风。国企除了依法交税，还应该缴纳税后的利润。各国的国企的利润都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科教文卫等等开支的重要来源。如果听从自由经济派的主张，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小政府，少收税，那么别说社会保障製度，而且全国的公教科文卫的开支都必将萎缩，包括张维迎所在的公立学校也要关闭了，只有到私立学校去就业。 问题是这样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导致了宏观经济在整体上失去了平衡。国家的二次分配不仅是为了缓解私有化经济所带来的贫富悬殊社会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整体保持自我平衡的主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在我看来，高税收~高福利不但提高了社会进步指数，而且对于维持货币循环，保持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二战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过去周期性发作的生产过剩危机，享受了多年的经济繁荣，从而进入了富裕社会。正是因为西方国家放弃了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实行了大政府的国家干预，从而克服了自由经济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破坏，才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二次分配在GDP中占比越高，经济的自由程度就越小，社会贫富差距也越小。这是西方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干预政策带来的。然而给西方国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与西方国家的私有企业製度的经济体製相矛盾的，所以在经济上造成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外逃，在政治上造成了的两党激烈斗争，引发了社会撕裂。 但是脑子被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生活经验所笼罩的井蛙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误以为西方国家的富裕是资本家们残酷剥削积累的结果，所以主张补课论，即让中国补上资本残酷剥削的课，只是现在给这个资本主义补课论包装一个市场经济的名称而已。 总而言之，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介入，进行经济调节，就已经不再是自由经济了，而是受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全世界的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信徒们所坚决反对的。 张维迎还以财富排行榜上的富翁排名会换人的“ 垂直流动” 为由，来证明其私有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阶层，没有阶级，可以让收入更公平，所以张维迎据此断言：私有製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製度，是唯一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独木桥。 我不知道中国首富从王建林换成马云，与中国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的六亿人有何关系。印度，印尼，墨西哥，海地，等等上百个国家，一直实行的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很多年了，他们的首富也换过多次，他们因此实现了共同富裕了吗？ 即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也不是皇帝永远是一家的，地主也不会永远是地主。贫民朱元璋也做了皇帝，难道那时中国就是只有阶层，没有阶级的共同富裕社会吗？ 张维迎最后引用“卖拐”小品节目，说反对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是“卖拐者”, 把健全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疾病缠身。实际上真正的卖拐者是在贩卖私有製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拐，还把这个拐包装成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独木桥。 工人阶级谈商业资产阶级的本质 对《没有民营经济，何谈共同富裕》一文的几点质疑望长城内外 2021年9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的文章《没有民营经济，何谈共同富裕》（以下简称“刘文”）。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现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经济发展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吗？ 刘文说“只有经济发展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经济始终都在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製度建立之前，什么时候实现过共同富裕？再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些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了吗？ 铁的事实说明，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对实现共同富裕起决定作用的是分配製度。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製度，穷人的生活水平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永远也达不到共同富裕。 这就像吃饭一样：过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富人吃的是米饭，穷人吃的是米汤；后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富人吃的是肉，穷人吃的是肉汤。虽然穷人吃的汤比过去好了，但少数人吃肉、多数人喝汤能叫共同富裕吗？ 二、民营经济效益高吗？ 刘文中反復讲民营经济有活力、效益高，可是他自己举出的数据却否定了他的观点。刘文说：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这一组数字已经证明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可是，这一组数字也证明了民营经济与非民营经济相比，经济效益是不高的。民营经济用全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只创造50%以上的税收和60%以上的GDP，这说明民营经济人均创造的税收和GDP都不如非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虽然创造了60%以上的GDP，但却只创造了 50%以上的税收，对国家的贡献也明显不如非民营经济。 由此可见，关于“民营经济效益高”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为什么民营经济发展了贫富差距却扩大了？ 刘文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基本途径。所谓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是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这要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 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年民营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却扩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9日发布的2020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737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727元。 城镇私营单位人均上交的税收的比非私营单位少，而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却只有城镇非私营单位的59.3 %，这说明，私营单位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企业主的口袋裏。 由此可见，刘文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基本途径”“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这要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都是骗人的谎言。至于说“所谓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更是对“共同富裕”的歪曲：过去富人吃米饭、穷人喝米汤，后来经济发展了，富人吃肉、穷人喝肉汤，虽然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但这能叫共同富裕吗？ 四“真正的企业家”会出现吗？ 刘文说：“我们要提倡的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为富不仁都不是企业家精神，真正的企业家既要有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又要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既有挣钱的目标和能力，又有社会责任感，通过投资经营和创新造福社会。” 我认为，这裏涉及到三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致富？ 刘文说：“如果整个社会不鼓励致富，大家都怕富怕冒尖，那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认为，社会要发展，当然要鼓励致富，但致富有两种，一种是为个人富而致富，另一种是为大家富而共同致富。私营企业主属于前一种，而公有製企业员工属于后一种。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个人富而致富，他会带领企业员工共同致富吗？ 二是怎样才能致富？ 在人类社会，致富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致富，另一种是主要依靠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来致富。私营企业主显然属于后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美化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把这种行为说得像美丽的鲜花一样。否则，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三是富人致富后会帮穷人吗？ 刘文说：“需要在提升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比如，提倡三次分配培养社会向善的氛围，鼓励富人用财富为弱势群体等提供帮助，包括办一些公益性的教育机构、医院，或者在公共领域提供其他的公共服务。如果富人能够一方面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为国家为老百姓使用财富，那这样的富翁肯定是越多越好。” 我认为，这样的企业家肯定会有，但大多数富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是为了个人富而致富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来致富的，他们怎么可能像雷锋一样去舍己为人呢？所以，我们既要积极倡导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为国家为老百姓所用，同时又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 总之，刘文的不少观点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批驳，以正视听。 工人阶级谈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化是社会不公和动乱的主要原因 一、“计划经济的失败表明，那些想以其他的生产、分配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取代个人财产权的荒谬尝试，总是以事与愿违的方式告终”，不对。计划经济并没有失败，只是暂时因为极权主义受到挫折。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不取消个人财产权，而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製。相对于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长的私有製，公有製计划经济无疑是非常幼稚的，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暴露很多缺点和不足，本来通过逐步完善就可以解决，但有人想改弦易辙，一些无良文人借机对计划经济大肆攻讦，汙蔑诽谤。 二、“财产权不仅仅限于合法占有牙膏牙刷等小件生活用品，而是允许人们合法占有土地、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不对。财产权仅限于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服、金银财宝以及银行存款等，改开后放宽到包括厂房、设备（也属于生产资料），而不允许占有土地。土地必须国有化，这是底线，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点。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外，自奴隶社会以来基本上都是私有製，而私有製社会的特点恰恰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和简单技能为生的基本上都是穷人，靠出卖知识和头脑为生的基本上都属中产，只有占有生产资料才有成为富人的可能。富人财富的多寡除经营好坏外，主要与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有关。占有生产资料越多，雇佣的工人越多，榨取的剩余价值才能越多。官僚阶级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从而获取大量财富。 三、“土地所有权被剥夺之后，不仅因土地而产生的冲突继续存在，而且变本加厉，性质更为恶劣，更有利于强者和权势者”。中共将土地收归党有有利于官僚资产阶级，不利于工农大众。改开后出现的强拆和暴力执法，恰恰是土地党有造成的恶果之一，这在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四、“土地所有权的出现表明人类达到了更加远离动物界的文明程度，否则人类会继续像在电视裏《动物世界》中见到的动物那样为争夺领地和食物恶斗不休”，不对。在私有製社会裏，土地私有化与动物世界的领地宣示没有本质区别，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战争和矛盾冲突与动物“为争夺领地和食物恶斗不休”没有本质区别。 五、“财产权作为每个人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允许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作财产加以拥有。所以，财产权排除了奴役的正当性，因而确保了每个人的自由”，不对，财产权没有那么大能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排除奴役的正当性，才能确保每个人的自由，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财产权。在私有製社会，“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财产加以拥有”司空见惯，如父债子还的奴仆和长工，父债女还的丫鬟仆女和肉偿等。唐诗中描述的“陶尽门前土，房上无片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历经一千多年，至今在私有製社会并不鲜见，平等享受财产权就是一句笑话。 六、“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这句话不能算错，但不完全，更怕的是没有致富的基础。私有製社会是没人限製“致富的权利和自由”，但如果你生来就家徒四壁，债务缠身，吃了上顿没下顿，上不起学，成年后靠出卖劳动力、同时打几份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一辈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想发家致富只能是幻想。而权贵富豪家的孩子生来就家财万贯，上贵族学校，无需学而优，成年后就是官二代、富二代。 漫谈社会公平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左翼支持消灭阶级的结果平等的世界观与右翼反对消灭阶级的机会平等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历史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对抗，如果历史决定论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西方国家认同左派价值观的人有很多是比较倾向于历史决定论的，因为自由意志论的信徒始终找不到能够彻底反驳历史决定论的依据。无论是心理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还是斯宾诺沙的决定论，戴维 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格里格 津巴多的社会心理因素理论，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弗洛姆的社会学理论都是支持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 如果用历史决定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命运的壹部份。我们并没有决定世界的能力，我们的自由的感觉实则是壹种假象，但这种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说可能的真相实际上永远无法达到：壹个超宇宙的智慧无法存在，因此记忆所有过去与未来的设备不可能存在，因此这个宇宙儘管壹直是单线索的以决定论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无法预测其演化方式，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为决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实在是太广泛了：万物之间皆有联繫因果，而意识的自由确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输入输出渠道的未来人类，虽然没有怀疑我们也是那样的壹种悲惨境遇（我们的情况是这些信息的渠道太广泛以至于我们的意识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接管或处理，这样我们的自由意识实际上与整个世界是无限联繫起来的），因为历史的单壹图象，所以意识与量子壹样，也只是存在无穷可能，但瞬间内还是波涵塌陷，唯壹选择壹种状态，而且这种选择是内秉其先前状态的——这点是独断的和最值得争论的…… 物质决定意识 也许妳还未被心理学的证据说服，但脑神经科学研究却可能对妳拥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给予致命壹撃。这些神经科学研究均指出，我们的行为都是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决定，而且这些活动都出现在我们作出有意识的决定之前。 生理学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实验是其中最早兼最着名的研究。在这实验里，参与者前面有壹个按钮，他们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时间按下按钮，只要每当他们感受到意欲移动手指按掣的冲动时，就做出这壹动作，并记下他们感受到这壹冲动的准确时间。整个过程，Benjamin Libet 会运用脑电图来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研究发现，某种脑神经活动出现的时间比参与者感受到行动冲动的时间早了约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结论：意识总是来得较晚。早在我们有意识按下按钮前的 300 毫秒，大脑的神经连结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移动手指的决定。这就是说，妳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下意识决定行动，但实际上妳的大脑在妳不知道、仍没作出有意识决定的时侯，已经早壹步做了决定。 如果只有壹场实验，我们大可以抱持怀疑态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实验结果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类似实验，并对实验装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神经科学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实验研究。实验中要参与者选择按左边还是右边的按钮。研究发现，某种无意识的脑神经活动能预测参与者所作的决定，而且这个大脑活动在参与者作出选择前七至十秒就会发生。 这真是让人咋舌的研究发现。当妳随意在左右按钮之间作出选择时，如果有人观察妳的大脑，就能在妳有意识地作出选择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预测到妳决定按哪边掣，那麽妳的行为显然不是妳有意识的决定，而是由妳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导致。 以妳选择餐馆的行为作为例子，妳需要思考选择西餐还是中餐，最红妳决定选择西餐。这是妳行使自由意誌的选择吗？这看起来是，但根据决定论，妳的选择必定是由过去事件所决定，这些原因可能是妳脑部的神经活动、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无论如何，它们都构成了充分原因导致妳选择西餐，而且它们又是由其他原因所决定；如此类推，壹直溯回过去，追溯到妳孩童时候、出生之前，甚至还未有太阳系之前的事件，它们早已经决定了妳会选择西餐。既然我们无法改变遥远过去的事件，那麽明显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没有自由意誌。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係的总和 在壹个生物的肉体里，同它的心灵活动相对应的、以及同它的自觉活动或任何其他活动相对应的时空事件（考虑到它们的複杂结构和公认的物理化学的统计学解释），如果不是严格地决定的，无论如何也是统计地决定的。对于物理学家我要强调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见相反，依我看来，在这些时空事件中，量子的测不准性是起不了有关生物学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减数分裂、自然突变和射线诱发突变等这样壹些事件中，提高了这些时空事件的纯粹偶然性的特性时，量子的测不准性才会起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明显的，为大家所公认的。 为了进行论证，让我把这壹点当作是壹个事实，即假如不存在关于「宣称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麽，我相信，每壹位没有偏见的生物学家都会这样看的。这是因为关于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同直接内省所证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经验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种多样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逻辑上却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因此，让我们来看壹下，我们能否从下面两个前提中引出正确的、不矛盾的结论来： （1）我的肉体作为壹架纯粹的机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据无可置辩的直接经验，我知道，我总是在指导着肉体的运动，并且能预见其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是决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感到要对运动负起全部责任。 我认为，从这两个事实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结论是，我——最广义上的我，就是说，凡是说过「我」或者感觉到「我」的每壹个有意识的心灵——总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着「原子运动」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经有过、或者仍然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已经被限定了，并变得专门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简单措词来表达这个结论，那是轻率的。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因此我是万能的上帝」，这句话听起来既是渎神的，又是狂妄的。不过请妳暂时把这些涵义撇开不管，先考虑壹下上面的结论，是否就是生物学家能够用以壹下子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结论。 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壹种新的真知灼见。据我所知，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年以前，或者还要早壹些。根据早期的着名的奥义书，印度人在他们的思想里已经认识到阿特玛（ATHMAN，我）=梵（BRAHMAN）这壹概念（即个人的自我等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这是壹点也不渎神的，而是代表了对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学者，在学会了这句话以后，都努力地把这个最伟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此外，许多世纪来的神秘主义者，每个人都独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谐壹致地（有点像理想气体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可概括成壹句话：我已成为上帝。 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华和其他壹些人支持这种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侣，在他们互相凝视时，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喜悦，在数目上来说，已经是合二而壹了——已不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说来，他们感情上过于激动而不能从事清晰的思维，在这方面他们也和神秘主义者很相像。 请允许我再作壹些进壹步的评论。意识从来不是在複数中被经验的，而只是在单数中被经验的。即使在意识分裂或双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两个人格也是先后交替出现的，决不是同时出现的。诚然，我们在梦中同时扮演了许多角色，但这也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总是其中的壹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角色或那个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动和说话，而当我们常常热切地期待另壹个人的回答或反应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恰恰是我们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们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样。 众多这壹观念（奥义书的作者是着重反对这种观念的）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意识发现它自身是同壹个有限范围的物质，即同肉体的物理状态紧密相连的，并且是依赖于它的（要考虑到在肉体发育期间心灵的变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时期内的变化，或者要考虑到发热、酒醉、麻醉和脑损伤等的影响）。可是，存在着大量的相似的肉体。因此，意识或心灵的众多化似乎是壹个含意深远的假设。或许所有纯朴坦直的人们和大多数的西方哲学家都曾经接受过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几乎直接导致了灵魂的发现，有多少个肉体就有多少个灵魂，同时也导致了这样的问题：灵魂是否也像肉体那样总是要死亡的；或者它们是否是不死的，并能依靠它们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种抉择是令人生厌的；后壹种则忘记了、忽视了、或者是否认了众多性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人们还曾提出过不少更蠢的问题，例如动物也有灵魂吗？甚至还问女人有没有灵魂，还是只有男人才有灵魂？ 这些结论，儘管还只是推测的，壹定会使我们怀疑众多性假设，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过这个假设的影响的。如果剔除明显的迷信，保留其关于灵魂的众多性的朴素观念，同时又用宣布灵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体壹起死亡的说法来「修补」众多性的观念，那麽，我们是不是倾向于更为荒谬的谬论呢？ 唯壹可能的抉择是单纯地守住直接经验，即意识是单数的，关于意识的複数则是未知的；这裡只有壹个东西，但看上去却像有好多个，实际上这隻不过是由壹种错觉（梵文是「玛耶」，意即「幻」）产生的这壹个东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镜子的房间里，也会产生同样的幻镜。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玛峰同样也是从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个山峰而已。 当然，还有许多精心构思的鬼故事盘踞在我们的心中，妨碍我们去接受这种简单的认识。比如，据说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树，但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这棵树。这棵真正的树通过壹些巧妙的设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识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觉的东西，而关于这些巧妙的设置，只有它们的最初的而且是相当简单的几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边望着同壹棵树，树也设法把壹个映像投入妳的灵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树，妳看到的是妳的树（非常像我的树），而这棵树自身是什麽，我们不知道。对于这种放肆的言论，康德是要负责的。在认为意识是壹个只有单数而无複数的名词的观念中，很容易换成另壹种说法，即显然只有壹棵树，而所谓映像这壹套把戏不过是壹种无稽之谈而已。 然而，我们每壹个人都有无可争辩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总和形成了壹个统壹体，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这个「我」又是什麽呢？ 我想，妳如果认真地分析壹下，妳将会发现它不过是比许多个单壹资料（经验和记忆）的成份为多壹点的东西，就是说，它是壹块油画画布，在它上面聚集了这些资料。而且，经过仔细的内省，妳将发现妳之所谓「我」者，实在是指把那些资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种基本材料。妳可能来到了壹个遥远的国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们壹道亲热地生活，就像妳过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亲热地生活壹样。在妳过着新的生活的同时，妳还记得起过去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实将会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谈论「青年时代的我」；而妳正在阅读的那本小说中的主角，也许对妳来得更亲切，对妳来说，肯定比「青年时代的我」更为生动和更为熟悉。然而妳并没有中断，也没有死亡。即使壹个有本领的催眠术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记忆，但妳不会觉得他已经杀死了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样的。 当我们把意愿作为基本的心理现象加以考虑时，我们发现在这壹术语下理解的事实构成了发展链条中的壹些环节。这种发展的低级阶段，也就是简单的随意活动，被归入冲动的表现；而这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选择活动，则是意志本身的表现。在回顾本能的表现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壹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心理条件是某种冲动行为，与此同时，生理组织的特性对它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主要考虑随意活动的第二种形式，也即高级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动，以及它与意识过程的关係。 我们从动物王国中觅得了说明本能活动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关于意志的调查中，我们将仅仅限于人类的意识，儘管意志活动也常常存在于动物世界，尤其存在于较为高级的动物中间，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由于意志的概念普遍限于选择范围，因此随意活动的问题壹般又称为意志问题，并且仅限于人类，原因在于这壹问题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意志的本质具有极其重要性，而且对于我们了解意志活动与我们其他内部经验实的关係也极为重要。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把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因此它是壹个该由我们自己的心理来加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壹种冲动的活动，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是单壹地决定的活动，在意识中存在壹种动机。意志活动产生自不同动机之间的选择，不论是清楚地意识到还是模煳地意识到。因此，在冲动中，"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发展。由于后者涉及在各种冲动的动机之间作出壹种抉择，因此"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随着"自由情感"而产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拥有意志的结果，是选择性意志的结果，那麽两者的关係如此经常地被调换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不是说"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倾向于说下面的话，"我能行使意志，因为我是自由的"。这难道不是把因果关係混淆起来了吗？十分清楚，我们的自由意识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意志是无效的。囚徒壹旦出狱，他将十分高兴，但这是愿望，而非意志。坚信我们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是活动的决心。那麽，我们究竟如何解释下面的事实，即扎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识却否认了它的起源，并且使它本身成为意志的原因，儘管实际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碍的阻止而採取行动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把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採取的行动称作意志活动，并且把此视作我们自由的结果。但是，我们把什麽东西假设为这种自由的原因呢？看来，这壹点在因果的链条上出现了突然的断裂。我们说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种因果的想法。这是因为，如果自由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因或其他东西，那麽它便停止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也就是它不再成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现在，注意壹下我们得出这壹结论所经历的步骤。如果我们说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关係的任何想法，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为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壹种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认作该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这样：排除因果关係的自由概念作为壹个中间因素而被动的进入，壹方面意志服从于因果关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关係的支配。现在，意志屈从于特定的因果关係，即自由的因果关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关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过程的因果关係的支配。 正是这壹观点引起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的冲突，前者坚持主张"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后者则是以自由为出发点。决定论者说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壹种自由的意志不可能与世界过程的实际的因果联结相壹致。自然规律将会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种活动，不论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动因无法帮助自身。"可是，非决定论者回答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拥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识。自然的必然性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后者得到了内在良知声音的保证，要求动因对其每壹项活动负责。" 自由意志的反对者坚持认为上述假设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随者则认为这壹假设是必要的。那麽，论战的双方哪壹方正确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为，所有关于意志自由的伦理争论都是不适当的。这些争论会推动我们，它们可能会使我们倾心于人类意志自由的假设，但是却无法证明任何东西。即使否认意志的自由会危及良知的有效性，并动摇我们整个伦理体系的基础，科学仍会按其历程发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话。可是，幸亏情况不是这样。不论哪种理论守住了阵地，实践始终未被问津。妳们可能记得康德曾经说过："唯有在自由观念下行事的每个人，他的活动实际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携带的壹切规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证明不受理论哲学满足的约束壹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具有的自由意识使得宿命论成为不可能，除非这种意识本身也被认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关係之中。因为这种自由意识告诉我们，我们具有的活动力量不受任何壹种强制力量的有意驱使，不管这种强制力量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但是，这种自由意识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活动是没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卫者和反对者在他们混淆强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达成壹致意见。确实，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们不能说地球被迫转动，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人类被迫去死。只有壹个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强制。宿命论者所犯的错误是摧毁了自由，并用强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强制实际上是产生于自由的壹种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法把强制构想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从自由的本身意义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话，我们将会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在壹个有目的的随意活动中起阻碍作用的任何东西，在意识看来都被感受为是壹种强制，而意志便是这种强制的对立物。自由和强制是壹对相对而互补的概念，它们必然与意识相联繫。在意识之外，它们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种神话般的想象可以将它们与事物联繫起来。如果我们说，"地球屈从于强制，因为它绕着太阳转"，我们可能正好断言了太阳的自由，因为它使行星转动。 赫尔巴特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麽我们实际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由归之于我们自己，那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自由的。"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这样讲："如果我们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麽接下来必然是该现象确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原因。"这壹错误的推论恰恰是绝对的非决定论的追随者们在作结论时提出的。他们作出这壹推论的前提是，我们无法在意识中发现决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们活动的首要原因。 有人试图通过进壹步的肯定论据来支持来自意识的这种否定证据。我们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个发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况为先决条件，而每个发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先前的情况本身必须有壹个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对于这种无限系列的开端，我们必须假设壹种原始的、自发的冲动，如果这个世界的起源变得可以理解的话。现在，如果壹旦表明某个方面处于普遍的因果关係之外的话，那麽去想象在世界的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任何数量的因果联结系列，而且每壹种系列均有其特定的开端，将不存在任何困难。如果我现在实施某种随意活动，那麽，这壹事实以及它的壹切结果都意味着壹种新系列的开始，它们的每壹项均由自然原因所决定，除了第壹项外，因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达到的范围。 在这壹争论中有两个弱点。首先，关于事物的第壹个开端之假设对意识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论图景般地描绘还是概念般地描绘；其次，即使假设了世界的第壹开端，那麽，类似的开端能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假设将成为壹种类比的推论，这种推论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础。 在贊成或反对意志自由的这种或那种争辩中，基本错误越陷越深。这种基本的错误表现为，对整个问题的考虑仅在自然的因果关係的概念下进行。首先，把它作为壹个心理经验的问题来陈述。如果我们从这壹观点出发对它进行考虑，我们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无论是随意活动的心理原因还是意识的其他表现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发现的，原因在于下述两点：第壹，它们存在于意识之外，而且属于壹系列难以达到的过去经验；第二，它们形成了更为普遍的意识连结的壹部分，个体的心理仅仅构成了其中的壹个环节。妳们知道，个体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会的集体意志"决定的，在这个社会的集体意志中生活着意志的拥有者。尤其在这种联结中，我们发现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心理生活的因果关係在自然的因果关係的规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规律）之下是无法立即予以归类的。 根据自然界的因果律试图构筑壹个民族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不仅在实践中是徒劳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个人能够说，除了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以外，他还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麽我们也壹定能够在谈论历史的每壹个事件时说，它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在这两种情形里，自然的因果关係缺乏其必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个体的随意活动来说，我们只能引证决定性的动机，我们无法证明强制的原因。在这壹方面，历史事件的概念和随意活动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区别是，壹个涉及社会，另壹个则涉及个体。 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仅仅存在于大批个体意志的表现之中。个体和他的随意活动包含在越来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圆中，首先发生的是个体所直接隶属的小型社会的普遍意志；然后，个体带着这种意志屈从于较大社会的意志；接着，个体带着这种较大的社会意志又隶属于更加综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关係成为他随意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过来为更有能量的壹些个体的意志所左右，而这种更有能量的个体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体意志所默许。 意志表现的频率与意志效应的大小成反比，这是写在历史上的壹条规则。通过全民行动而使历史进程发生突然改变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到社会中普遍意志活动的壹些事件，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历史的里程碑。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跃的；儘管在社会内部发生了壹些变化，而且在方向上时而向这边时而又向那边摆动，但是它们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像个体的意志在服从于冲动和情绪（个体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冲动和情绪下暴露无遗）时发生的变化壹样。由少数杰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决定已经让位于壹些几乎注意不到的影响，这些影响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并且通过外部条件或内部变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间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个体意志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意志。在动荡的年代，事件的发展进程往往把个体也卷了进去，而在这些时期，当普遍意志不活跃时，社会就处于我们所谓的平衡状态。但是，从先前历史产生的社会情况，从外部的自然原因产生的社会情况，以及从特别有力的个体意志的影响中所产生的社会情况，必然会在事物的普遍进程中对个体的随意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只能期望在头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之间消逝的长久间隔中，社会的恆定情况将会使组成该社会的壹些个体的随意活动带有某种壹致性。 这种普遍的影响由统计事实得到证实。我们发现，每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数目、自杀人数和结婚人数可以在几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于文明国度从以往历史中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几乎保持不变。奎特莱特曾经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数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数来，甚至更加稳定，当然，自杀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在自杀事件中，意志是无话可说的。奎特莱特还证实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麽对罪案的起诉和惩处可在任何壹个国家保持不变，刑事犯罪的发生在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数量、性质和分佈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而且，在自杀事件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选择。每年差不多有同样数目的人上吊身亡、开枪自杀、服毒致死和投水自尽。从所有这些稳定性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壹个民族而言，历史地决定的社会条件在个体公民的随意活动中起决定性影响。历史社会条件恶劣的人没有机会掌握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历史社会条件恶劣的人是不自由的。 在对不同的自然界进行的观察中，我们的结论得到了进壹步的证实。这种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壹个社会的状态。如果我们对有助于决定那种社会状态的统计表所显示的绝对规律性中出现的壹些轻微偏差进行比较，那麽我们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轻微的偏差追踪至它们的原因上。于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盗窃的犯罪人数，同时却减少了婚姻人数。暴发性传染病，像霍乱那样，伴随着结婚人数的减少，但是，霍乱等传染病结束以后不久，结婚人数又有明显增加。后面的现象可以归之于由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来，社会正在无意地加速填补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个体的活动是如何缺乏规则，社会的活动却表现出完全壹致。但是，这种规律性看来也是壹种盲目需求的产物。每种活动都伴有明确的、用数字表示的规律，没有任何壹种个体意志可以将它改变。 但是，如果在个体活动的这种累积中，没有任何东西的踪迹可以归之于个体意志的影响，那麽我们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影响是幻觉吗？难道自然规律的例外不只是壹个明显的例外（当我们的观察延伸到相当宽广的领域时，它便消失了）吗？不错，人们已经得出了这壹结论。据说，统计数字表明，随意活动在可以测量的程度上有赖于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意志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偶发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没有规律的现象，但是，两者都是壹些现象，它们的规律无法从特殊的例子中推断出来。这样壹来，据认为，意志自由问题的解决应求助于经验。而且，这种解决的办法是决定论。 但是，在统计学的事实中没有东西能使这样的结论具有正当的理由。这些事实仅仅表明由社会条件施加的影响构成了决定意志的原因之壹。无论它是唯壹的原因，还是从其他地方发现的壹系列协调的原因关于那些问题，他们无话可说。 在把我们的观察从个体延伸至大型社会时，我们排除了单单引起个体的所有原因，或者单单决定社会的壹小部分的原因。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为了排除可能会破坏观察结果的偶然影响，人们进行了大量观察。观察开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各种独立的障碍之源（它们在加和减两个方面起作用）将会互相补充，从而使整个数目的平均数将按照观察的实际事实为我们提供壹个结果。但是，当我们认为，由于统计使我们取消了对个体的影响，因此这些影响不再存在时，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在壹系列观察中排除的偶然错误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样糟糕。物理学家可以忽略它们，仅仅因为它们对物理学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这样。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除了由社会状态施加的影响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对具有个体特徵的意志施加影响的进壹步决定因素。心理学家不该忽略特定的情形所显示的偏差，因为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这种次级的决定因素确实存在。 统计学本身告诉我们说，决定随意活动的个体条件的效应实际上可以在壹个社会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进行追踪。犯罪、自杀和婚姻的人数随着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等而变化。那就是说，壹俟统计学越来越深入到细节中去，它便指向更为特定的类型的影响，这种类型有赖于那个社会的特定圈子裡社会状态的特定性质。统计学所能做到的对于统计学来说，鉴于许多原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着它的调查走，直到它到达这样壹些圈子裡，也即它们的成员在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绝对相似的圈子裡。统计学将为我们提供关于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甚至关于狭窄圈子裡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而且我们可以从它们那裡计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个个体通过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随意活动中去。但是，只要还有人拒绝这种力量，我们将被迫考虑壹种个人因素，如果我们打算了解特定的随意活动的因果关係的话。 四 意志的决定因素在壹个民族的社会条件中有其根源，这些决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过统计显示出来。意志的决定因素是在自然过程和历史的因果关係中产生的。因此，它们的作用证明了意志不是非决定性的。但是，统计数字只能发现随意活动的外部原因；至于随意活动的内部原因，我们则完全被蒙在鼓裡。这些内部的原因构成了个人因素，而这种个人因素就其性质而言肯定会逃过任何壹种统计的观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因果关係的形式是什麽，这些问题当然是统计考察的粗略平均数所无法决定的。 个人因素以各种方式与决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发生冲突。于是，普遍意志为个体意志的决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让个人因素去决定由普遍意志所瞄准的结果是否也会成为个体意志的目标。壹种决定性的影响以同样方式继续由整个社会中的社会状态来加以实施，并且在个体所属的职业圈子裡由社会状态来继续实施；但是这裡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意志的独立活动没有个人因素的决定性协作是不可能实施的。 现在的问题，这种个人因素是什麽？在意志的所有决定因素中哪种因素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考虑了决定活动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种原因时，我们仍然发现意志是非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称这些外部条件不是原因，而是动机，它们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动机。在原因和动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原因必然会产生结果，可是动机就不是这样了。确实，壹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无效的，或者其结果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出现了第二种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时，结果仍然显示出原因的迹象，而且以可以测量的形式显示出原因的迹象。壹种动机可以决定意志，也可以不决定意志；如果情况属于后者，那麽便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结果。 动机和意志的联结的不确定性是由于（而且仅仅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存在。由于这个缘故，所有的动机看来都不足以对随意活动作出完整的解释；它们不可能是强制的原因，但是却保留着部分的决定作用。至于意志的动机之所以不足以对它作出解释，仅仅因为个人因素本身的性质和它与外部因素的协作方式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与此同时，壹个无效的动机对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壹事实导致壹种推论，即外部动机和内部因素并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数原因那样进行合作，而是人格成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谈"个人因素"，因为那种表述方法意味着其他因素的同时合作。由于随意活动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们必须从人格的深层之处寻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从性格中去寻找。 性格是随意活动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动机不过是随意活动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动机作用和因果关係之间存在着这样壹种基本差别动机是通过密切考察壹种活动的外部条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这样决定的，可是因果关係的最终基础对我们来说仍然壹无所知，因为它们涉及个体心理发展的壹系列心理条件。 我们根据壹个人的性格对外部动机所作的反应来对壹个人进行评估。那就是说，我们根据壹个人的随意活动来判断壹个人的性格；我们从随意活动的效果来确定壹个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据这些效果作出判断以外，无法再用其他办法来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质至今还是壹个谜。因此，不论何时，当我们达到解决这些哲学问题的限度时，还留下最后壹个问题，它是我们无法解开的壹个谜。但是，在这种情形里，那个棘手的难点似乎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它位于壹系列可认识的原因和结果中间。决定意志的动机是自然的因果关係链条中的壹部分。然而，个人性格（它能单独构成意志）在这因果关係中无法安排壹个位置。因此我们无法立即地和经验主义地决定，就个体之间和社会之间存在的每种差别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隶属于自然的因果关係的。 据说，壹个人的性格是空气和光、营养和气候、教育和命运的结果。它是由所有这些影响所决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现象壹样。这种断言是无法论证的。性格本身有助于决定教育和命运，这壹假设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壹种原因的结果。心理遗传的壹些事实使得以下情况极其可能，如果我们的调查能够渗透到个体生活的真正开端，我们便该发现壹种独立人格的核心，它并非从外面可以决定的，因为它是先于壹切外部决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方法同样无法证明性格不是外部影响的产物。如果两个人的全部生活历程绝对壹致，那麽他们的性格特徵会不会表现出壹致性呢？我们说不准，因为这种情况在经验中从未实现过。只要经验的缺乏容许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回答，我们就该假设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某个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条件的结果，部分地则是人格的先天拥有。但是，关于性格的因果关係的进壹步问题并未由该回答予以解答，因为性格的开端并非个体生活引发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为普遍的因果关係的条件。虽然或许人存在主观能动性，但是任何选择都不会跳脱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框架，基本上不会偏离特定的社会关係。 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 如果历史决定论的说法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机会也不能真正确保真正诚实创造辛勤劳动的人有机会全面发展，那些用机会平等反对结果平等的人，他们只是利用机会平等的价值观驯化别人或者是用来攻击对手，他们私底下应该也清楚环境对人的作用。他们无法说明历史社会条件如何均等，机会平等的存在根本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人本来就是环境的产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法律保障也无法确保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时代就被环境中错误的世界观扼杀的人，他们自然会在以后的竞争中输给那些带给他们负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认同决定论的心理学流派认为历史经验相同行为模式就会相似，根据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学派的相关分析人的行为是先天基因跟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天基因是每个人不能选择的。至于后天环境，人们在出生之前他们出生之后所要面对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是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在他们出生之后对他们施加影响所形成的。这种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将决定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向哪个方向运动，这种想法跟思维方式将作为因果规律的源头在环境的运动之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是环境决定着人而不是人决定着环境，所以就算保留机会平等对于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说法，实际上就算壹个人在壹生中在因果关係的支配之下在环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改变很多次生活态度，真正支配人的命运的也并不是人本身，反对民营企业建立血缘特权让流氓无产者去改朝换代本质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种根据时机衍生出来的特权否定原来的特权不会改变不公正的本质的。每个人都无权选择下丘脑 海马体 前额叶 边缘系统的结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根本没有对命运的支配权的，每个人在跟环境的互动中会成为哪种类型的人实际上是由因果关係决定的，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有的人就是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竞争的环境中成为基层民众。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馀价值论之前就有人据决定论主张了社会主义，只要决定论还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经济上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左翼就还是会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还是无法支配命运的，因为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根本无法装载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并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在不同的时机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会有怎样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人本质上还是命运的产物。既然是这样所谓的相对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根据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的耗费以及成果进行计算然后区分阶级差别的竞争机制，表面上的竞争跟奋斗本质上是根据谁在投机取巧的基础上更接地气谁就获得更多的财富这个法则建立的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如何通常取决于这个人操纵社会知觉的能力，一个人在单位内部的权势如何通常取决于这个人操纵人际知觉的能力，现实层面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理性检视个人历史衡量个人品行的机制，也不存在一种可以具体计算劳动价值进行按劳分配的的机制，操纵社会知觉与人际知觉的能力通常是历史社会条件赋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竞争产生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命运的产物。支配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的内在逻辑不是按劳分配原则，支配人类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的内在逻辑本质上是运气。 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是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衍生出来的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每个人的际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是不平等的 人际环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异以及智能差异，也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根源。壹个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谋生以外的事情，精神与思想上的压迫让他们没有几乎什麽时间思考，文化环境的狭隘，以及人际环境的局限，周围也没有人会给他们思想上的启蒙，基本上让他们几乎没有什麽空间去思考，于是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圈子裡边形成了具有惯性的思维，基本上他们的人生的轨迹也就被确定下来了。壹个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虽然有时间与空间去思考，因为人际环境上某些积极因素的缺失，也会变得单纯变得无知，只要人们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除非人在刚出生的时候脑袋裡边就存储了大量的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还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并且可以预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会有什麽样的不同的结果。如果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不同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因果关係就会支配着人们，不然本质上还是处在先尽人事后听天命的状态，经历过之后才能从过往经验中发现因果规律，因为支配人们的行为的思维模式是在人们认知过往经历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使人们有时候会主动的寻求改变现状，可是改变到什麽程度也无法跳脱世界观层次的局限，世界观的层次是由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每个人在竞争中是成功还是失败要经历壹个表面上的奋斗过程，但是实际上结果早就已经註定好了。 中国社会属于标准的逆淘汰机制，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公义，在中国可以上升为精英阶层的人，基本上不是家庭背景太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精通鬼穀子心术与厚黑学的流氓无产阶级，诚实创造的胆汁质人类与抑鬱质人类大多数只能是蓝领工人或者白领工人，而且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严重失衡的，没有钱买学区房或者缺乏社会关係的人没有机会进入优质的中学，直接影响以后进入优质大学的机会，中国的大学在政治学 哲学 经济学 史学 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充份的学术自由，中国的教育环境压迫人在世界观层面的思辨，中国境内从基层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有激活天赋的特殊经历，这些特殊经历让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考试机器不一样。 私有制是经济层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际层面的不平等的根源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衍生出来的历史社会条件形成的社会关係，要真正实现平等不是只消灭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个不允许竞争与独佔，只允许合作与分享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上面，只要人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备不同社会功能的人，不应该被市场机制的评价而产生价格高低上的区别，每个人具体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是无法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得到报酬的，没有哪个老闆愿意给老实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表面上的公平竞争所造成的结果是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层次的变化，当结果上的差异影响了人们在需求上的释放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的追求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消灭阶级差别啦。造成人们在竞争中会成功或者会失败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时机方面的因素，比如壹个成功的人在人际竞争中之所以会成功，基本上是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领悟他所有机会接触并领悟的知识，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认知他所有机会接触并认知的事物，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对手丰富，他可以驯化他的对手的结果。 很多事情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质上还是运气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这种本质上因为运气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总是让旁观者以为失败的壹方是因为不够努力，正是这种迷惑性，让人们相信机会平等然后结果可以不平等的筛选机制，只要大多数人懂得了用决定论的观点来认识事物，估计市场经济距离灭亡的那壹天应该会越来越近吧。 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竞争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麽佔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公平竞争就是壹个伪概念，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竞争。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麽佔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相信进化论相信无神论的人最害怕决定论，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竞争的欺骗性的时候，属于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就不会容易再接受结果的不平等。到了那个时候，弱肉强食将被重新定义，如果要比拳头，资本家是打不过工人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人数上，资本家都处于劣势，如果用拳头来决定弱肉强食，资本家应该沦为中下阶层。可是只要还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会有太多的人站出来改变规则，无论是比什麽只要存在竞争就没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体力之外的能力胜者往往是历史社会条件方面拥有优势所以人格发育程度比别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遗传因素方面佔据优势的人，或者是即拥有历史社会条件方面的优势又拥有先天遗传因素方面的优势的人，只要存在竞争就是在根据外因筛选出胜利的人跟失败的人，所以追求结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场的。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平竞争是不存在的，大脑神经科学已经充份的证明了这壹点。从大脑神经科学来看，人类的思考与情绪主要是由大脑中的两个部分控制影响。壹个是前额叶，主要负责理性思考，我们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对象」所该具备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额叶控制，例如：会推论因果关係、能思考解决方案、能分析情势、能评估后安排优先顺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强大前额叶功能的伴侣和小孩，是多麽的幸运又幸福呀！ 另壹个部分就是杏仁核，这个位于大脑核心位置的两颗杏仁大的组织，只负责让人做三件「态度不好」的反应：攻击、逃跑、发獃（简称攻逃呆）。前额叶在大脑的外层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脑的核心，从演化上来看，应该是重要的部位会放在中间被好好保护着，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负责攻逃呆，有什麽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机处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几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见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门口，您也只能想办法找个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点逃，至少要跑赢隔壁的那壹个，才能活下来；或是好好躲起来，想尽办法不要动、不要出声、呼吸轻壹点、不要散出气味，或许灰熊没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说，攻逃呆重不重要？！ 当人类不住野外，改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没有生存危机？有！最大的生存危机是什麽？「不被喜欢」！壹个不被喜欢的人会被霸凌，可能会被围殴致死、会被遗弃、会被忘记分享食物和资源给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类壹觉察到「不被喜欢」，攻逃呆就出现了，而且十万分之两秒就马上反应了。（前额叶启动要0.2秒，怎麽也抢不赢杏仁核！）攻击，包括：指责、超理性讲大道理、借兵来证明真的很多人认为妳是错的、批评、翻旧帐、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说笑话转移注意力、怪罪别人、推託只是模彷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对、专註某事不理会、生病、扮演被害者与无能力弱者。发獃，包括：呆僵、发獃、装作听不见、没反应、麻木。 研究发现当杏仁核启动时，攻逃呆平均维持十八分钟，而且会让前额叶停滞四小时。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贫困家人暴戾之气严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没有机会得到优质的大脑发育过程，所以在日后的社会竞争中很容易沦落为弱者。因为他们的前额叶壹直在停滞呀！真的没机会长大与成熟呀！ 独立生存能力的第壹点是独立思考能力，认清整个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这壹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无比庞大複杂。人受自身环境视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窥豹，只见壹斑。但是，处于社会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们也得以聚累大量资源。而越底层的人，生活在对社了解肤浅而产生的幻象当中，无法解释自己生活的苦闷的来源更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类贫富最本源的不均，是来自信息不均，本质就是教育不均，信息不均与教育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边本来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学生时代没有学会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断，毕业之后直接面对专门为资本家刻意操纵社会知觉服务的媒体环境，你的生活环境裡边又没有激活你对资本家的宣传进行反思的因素，成为资本家的奴隶就是你的命运。 就算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壹个中国贫困山区或者城市边缘的读者看到了专门分析环境因素的外归因的文章，因为缺乏理解所需的亲身体验，而无法从文字中得到半点启发，所以他们读完后，仅仅平添纠结，觉得还不如读心灵鸡汤舒服。 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根据劳动的质与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会角色的竞争过程本质上是在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话语权 平檯 天赋 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形成的差异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无法改变人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普遍规律，从观察半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还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性，论证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的本质是个人自由意誌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个人自由意誌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可以证明人不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右派社会学的错误，从而论证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个别的阶级流动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从上层进入基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无法遗传父母优质的基因，比如因为从幼儿到成年经历了父母从半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奋斗过程所以没有得到好的培养，比如成长过程中因为遇到恶人的伤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从基层流动到上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获得良好的天赋，比如父母不惜从半无产阶级降级为无产阶级也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比如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因为贵人所以获得良好的启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论证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的支配作用，论证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本质。一个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对社会进行革命，而不是让组成阶级成员的个人相信资本主义的阶级流动理论然后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消耗生命。 大部分人并不能认清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也无从把真实清晰的社会观传递给孩子？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错误的传递给孩子，结果就是「坑娃」。西方左派政党的崛起说明西方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比中国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们起来争取结果平等支持左派政党。 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对人类社会的心理分析 作者 埃里希 弗罗姆 写于 一九七三年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裏，人们壹直以自豪的态度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看待西方文化，自豪的是，人类凭借理性，认识和征服了自然；乐观的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到了实现。 人们的这种自豪是有道理的。依靠理性的力量，人建造了壹个物质世界，这个真实的物质世界甚至超过了梦幻、神话故事和乌托邦的世界。人运用了物质的力量，这种物质力量使人类能够获得维护尊严和生产性生存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尽管人的许多目的还没有达到，但无可怀疑，人类正处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进程中；生产的问题──生产在以往是个问题──原则上已得到了解决。现在，人能够理解人类壹体性的思想，能够领悟人之所以征服了自然，是因为人类不再处于早期的梦幻状态中，而是身居现实的可能性中。人对自己和人类的未来感到自豪并充满信心难道不正当吗？ 然而，现代人却感到心神不安，并越来越困惑不解。他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全是无用的。当他的处世能力增强时，他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中却是软弱无用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 现代人的危机导致了曾促进过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启蒙运动所怀有的希望和观念的崩溃。进步的观念本身被称为孩提式的幻想，而“现实主义”──壹个用来表明人之缺乏信仰的新名词──却反而大行其道。在过去几个世纪裏，人之尊严和人之力量的观念曾赋予人类以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和勇气，如今，它却面临着这样壹种挑战：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承认，人最终是软弱无力、微不足道的。这种思想预示着我们的文化之真正根基的毁灭。 启蒙运动的思想教导人们，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理性，以引导自己建立正确的伦理规范；人应该信赖自己，他既不需要教会的启示，也不需要权威的启迪，以辨别善和恶。启蒙运动的格言“勇于认识”，意味着“相信妳的知识”，这个思想成为现代人取得成就和业绩的激励力量。而对人的自主精神和人的理性与日剧增的怀疑，产生了道德上的混乱。人既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又失去了理性的指引，结果是接受了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相对主义提出，价值判断和伦理规范完全是体验的问题或註意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裏，不存在客观的、正确的陈述。然而，由于没有价值和规范，人就不能生存，因此，这种相对主义易使人追求非理性的价值体系。人回到了希腊文明、基督教时代、文艺復兴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早已超越了的旧位置上。今天，国家的需要、对具有魅力气质的领导者、对强大的机器和物质成功的狂热追求，成了人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源泉。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吗？我们愿意在宗教和相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吗？我们可以在伦理方面放弃理性吗？我们能相信在自由与奴役、爱与恨、真理与谬误、诚实与投机、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上，绝大多数都是主观偏爱的结果吗？ 确实，存在着另外壹种选择。正确的伦理规范是由理性、并且只能由理性所构成。人能够依靠理性，正确地辨别和评价价值判断，就像人能够用理性评判所有其它事物壹样。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伟大传统，已为以人的自主和理性为其根据的价值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些体系是建立在这样壹个前提之上的，即对人来说，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因此，它们归根到底也是心理学所探究的问题。 如果人道主义伦理学是以关于人性的知识为基础的，那么，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析学应该是人道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最强大推动力之壹。但是，心理分析学尽管使我们对人的了解有了极大的提高，却不能使我们在了解人应该怎样生活、应当如何行事方面有所长进。它的主要作用是“暴露”和用事实说明，价值判断和伦理规范是非理性的──而且常常是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的合理化表达，因此，它们没有自居客观正确性的权利。这种暴露本身虽然具有非常的价值，但当它局限于批评而不能进壹步发展时，它就逐渐失却了效果。 为把心理学建成壹门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学把心理学与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相区分，这是壹个错误。它忽视了这样壹个事实，即我们如果不从整体上观察人（包括他寻求生存意义的答案之需要，以及发现他应该按此生活的伦理规范之需要），就不能理解人格。弗洛伊德的“心理的人”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的人”壹样，是不切实际的建构。不理解价值的本质和道德的冲突，就不可能理解人和人在情感及精神上的紊乱。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并把註意力集中在后者，而是在于恢復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是从人的物质－精神之整体上把握人的，它相信人的目的就是造就人自己（to be himself），而且，达到这壹目的的条件就是：人壹定是为自己（for himself）的人。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重申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正确性，以说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并不会导致伦理相对主义，相反，它会使我们相信，伦理行为规范的源泉应当在人的本性中得以发现；道德规范是以人的内在品质为基础的。违反人的本性，就会使人的精神和情感分裂。我试图说明，成熟的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和完整的人格（personality）──生产性性格──乃是“善”的源泉和基础，并在最后的分析中说明，“恶”与人的自我和自残无关。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是舍己，不是自私，而是自爱；不是否定个体，而是肯定真正的人自身。如果人要对人的价值持有信心的话，他必须了解他自己，他必须了解他的本性是否有向善和生产性的能力。 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权威主义伦理学 如果我们不像伦理相对主义那样，放弃探求客观的、正确的行为规范，那么，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之标准呢？我们所能找到的标准要由我们所研究的规范属于哪壹类伦理体系来决定。从本质上说，权威主义伦理学（authoritarian ethics）的标准与人道主义伦理学（humanistic ethics）的标准是根本不同的。 权威主义伦理学是由权威说明什么对人是善的，并由权威规定行为的法则和规范；而人道主义伦理学是由人自己制定规范，并受制于这些规范，人自身既是这些规范的真正来源或管理者，又是这些规范的执行者。 由于使用于“权威主义”这壹名词，因此，有必要澄清壹下权威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因为人们广泛地认为，我们面临着两者必居其壹的局面：要么接受独裁的、非理性的权威，要么完全不要权威。然而，这种抉择是壹种谬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权威。当我们说权威的时候，是指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产生了健全的能力之中。权威受到尊重的人，在完成授权于他的那些人所赋予的使命时，有能力行使职责。他既不需要威胁那些人，也不需要以自己的魅力来博取他们的贊赏。只要他在壹定程度上能有助于他人，而不是剥削他人，他的权威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就不需要非理性的畏惧了。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要求那些服从于这壹权威的人经常督促监视和批评。理性的权威总是暂时的，它是否被认可，要视它的行使情况而定。另壹方面，非理性的权威往往产生于对人的统治。这种权威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对焦虑和软弱无力的被统治者来说，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相对的。壹方是权威，另壹方是惧怕，非理性的权威常常建立在这两者的相互倚持〔恃〕上。这种权威不仅不需要批评，而且严禁批评。理性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威的拥有者与受权威制约者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的，两者仅仅是在某个具体领域裏有知识和技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非理性权威的真正本质是不平等，它含有价值上的不同。在使用“权威主义伦理学”这壹术语时，所涉及的是非理性的权威，它是作为所通行的极权主义和反民主主义制度的同义语使用的。读者不久就会看到，人道主义伦理学与理性的权威是相融的。 区分权威主义伦理学与人道主义伦理学有两点标准，壹个是形式上的，另壹个是内容上的。就形式而言，权威主义伦理学否定人有认识善恶的能力；价值规范的制定者总是壹个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这种体系并不以理性和知识为基础，而是以对权威的畏惧、被权威所统治者的软弱及依赖感为基础的；被统治者把壹切权力交给统治者，使后者拥有了神秘的力量；这种权威是不能也不必怀疑的。就内容而言，权威主义伦理学对何为善、恶之问题的回答，主要是根据权威的利益来定，而不是根据人的利益来定的；这是壹种剥削，尽管被统治者可以从中获得壹定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利益。 权威主义伦理学形式和内容的这二个方面，在儿童伦理判断的产生和成年人缺乏考虑的价值判断的形成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辨别善恶的能力是在幼年时期打下基础的；最初是关于生理上的功能，然后是关于较復杂的行为问题。孩子在学会用理性辨别善恶之前，就具有区分好坏的感觉。他的价值判断是作为他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友好或不友好反应的结果而形成的。孩子完全依赖于成年人的照顾和爱护，因此，母亲脸上出现的贊赏或不贊许的表情足以“教育”孩子区别好坏，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学校裏、在社会上，同样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好”就是壹个人所做事受到贊誉；“坏”则是壹个人所做的事社会当局或绝大多数同胞都不贊许或要惩罚之。对伦理判断来说，害怕不贊赏和需要贊誉似乎确实是最有力的、且几乎是唯壹的动机。这种强烈的情绪压制着孩子，以至孩子甚至成年人不敢发问：在壹个判断中，“好”是对他而言还是对权力者而言。如果我们的价值判断所涉及的是事物，那么，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说，这辆车比那辆更好，那么显而易见，这是因为称之为“更好”的这辆车比那辆车更好用；好或坏是指那样东西对我是有用的。如果壹条狗的主人认为这条狗是“好的”，那么，他所指的是这条狗的某些特性对他是有用的。因为它实现了主人的某些需要，例如，壹只警犬、壹只猎犬、或壹只玩具狗。如果壹件东西对使用者有好处，这件东西就叫做好东西。对于人，也可以使用同样的价值标准。如果壹个雇员对雇主有好处，这个雇主就认为他是好雇员。如果壹个学生听话、不惹麻烦，并为老师增光，老师就称他为好学生。同样，壹个孩子温顺听话，他就可以被称为好孩子。“好”孩子可能感到恐惧和不安全，只是想顺从父母的意誌而使他们高兴，而“坏”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意誌和真正的兴趣，但却并不讨好父母。 显然，权威主义伦理学在形式和内容上是互不可分的。如果权威不想剥削被统治者的话，他就无需要依靠和压抑情感来统治了；他应该鼓励理性的判断和批评──这样，就冒暴露本身无能的危险了。但是，由于权威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因而他规定：服从是最大的善；不服从是最大的恶。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不可宽恕的罪行是反抗，因为反抗是对权威建立规范之权的怀疑，是对权威根据被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建立规范之原则的怀疑。即使壹个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惩罚并感到有罪，就会使他变善，因为这样，他就是承认了权威的优越性。 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中，有壹个权威主义伦理学的实例。亚当和夏娃的罪行并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本身加以解释的；偷吃识别善恶知识之果本身并不是罪恶。事实上，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同意，区别善恶的能力是壹项基本德行。亚当和夏娃的罪行是不服从上帝，这是对上帝之权威的挑战，因为上帝害怕人变为“我们之壹而懂得善恶”，就会“伸手摘下生命之树而获得永生”。 人道主义伦理学虽然和权威主义伦理学相反，但它也可以以形式和内容的标准区分之。形式上，它以这条原则为基础，即只有人自己（而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才能规定善恶的标准。内容上，它则基于这条原则，即对人有好处的谓之“善”，对人有害之处的谓之“恶”；伦理价值的唯壹标准是人的幸福。 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权威主义伦理学的区别可以从两者对“德性”（virtue）壹词的不同含义而得到说明。亚裏士多德使用“德性”壹词，意指“美德”──就是人借以实现他潜在特征的能动性之美德。帕拉塞耳萨斯［註：Paracelsus，1493-1541：生于瑞士的德国医生，主张神秘主义］的“德性”壹词，是每个事物个性特征的同义语──德性就是事物的独特性。每壹块石头或每壹朵花，都有它的德性，都有它具体的特性组合。同样，人的德性也是特征的组合，这些特性就是人种的特征。如果他发挥出“德性”，（独特性）他就是“善良的”。相反，“德性”在现代的意义上，是权威主义伦理学的壹个概念。“有道德”就意味着否定自我和服从，意味着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 人道主义伦理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说人的价值判断，就像人的其它所有判断、甚至知觉壹样，植根于人之存在的独特性，而且它只有同人的存在相关才有意义。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反对这种立场的观点认为，就伦理行为的真正本质来说，人的存在是与某些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相关联的。因此，壹种只註重人和人的利益的体系，就不是真正道德的，它的目标仅仅是指向孤独、利己主义的个人。 人们常提出这种论点，以否定人有能力（和权力）主张和判定人的生活之正当规范。这种论点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因为，对人有好处的就是善这壹原则，并不意味着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或孤独对人有益；也不意味着人能够在与外界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实现人的目的。事实上，正如许多人道主义伦理学倡导者所提出的那样，人性的特征之壹就是，人只有和他的同胞休戚相关、团结壹致，才能求得满足与幸福。然而，爱汝邻人并不是壹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现象，而是某些内在于人之中并且从人心中迸发出来的东西。爱既不是壹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力量，也不是壹种强加在人身上的责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使自己和世界联系在壹起，并使世界真正成为他的世界。 主观主义伦理学和客观主义伦理学 如果我们接受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原则，那么，我们如何回答那些对人有能力实现客观正当之规范原则的否定呢？ 确实，人道主义伦理学中有壹个派别接受这种主张，并同意价值判断没有客观的正当性，除了个人的武断、偏爱或憎恶外，价值判断什么也不是。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由胜于奴役”除了是感觉的不同外，当然什么也没有说明，它并不具有客观的正当性。在这种意义上，价值被定义为“任何所期望的善”，而且，欲望是价值的检验标准，而非价值是欲望的试金石。这种极端主观主义的真正本质与那种主张伦理规范应当普遍化、且适合于全体人的观念是不相融合的。如果人道主义伦理学只是这样壹种主观主义，那么，我们面临着这样壹种选择：或是接受伦理权威主义，或是放弃普遍正确之规范的壹切主张。 伦理快乐主义最先对客观性原则作出让步，它认为：快乐对人有益，痛苦对人有害；它提供了壹种据以评价欲望的原则：只有满足后能引起快乐的欲望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则是无价值的。然而，尽管H．斯宾塞认为，快乐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壹种客观功能，但快乐并不能成为价值的标准。因为有些人喜欢服从而不喜欢自由，他们的快乐来源于憎恨而不是爱，来源于剥削而不是生产性的工作。这种客观上极为有害的快乐现象是典型的神经病性格，而且，心理分析学已对它作了广泛的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讨论性格结构时加以论述，这壹章所涉及的是幸福。 在使价值标准更具有客观性方面，重要的壹步是伊壁鸠鲁所倡导的和缓的快乐主义原则，他试图通过区分“高级”的快乐与“低级”的快乐来解决这壹难题。虽然，这壹努力使人们对快乐主义的内在困境有所认识，但这种解决办法仍然是抽象武断的。不过，快乐主义有壹大优点，即通过使人自身的快乐与幸福之体验成为价值的唯壹标准，它关闭了所有这类企图──由权力者决定“什么对人最有益”，而不给人以机会去思考所谓对他最有益的感受──的大门。因此，那些真正炽热地关心着人之幸福的进步思想家，提倡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及美国文化中的快乐主义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快乐主义有它的优点，但它并不能为客观正当的伦理判断提供基础。如果我们选择人道主义，那么是否必须放弃客观性呢？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规范，而这些规范对所有人都具有客观正当性，并且是由人自己而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者所决定的呢？我认为，这的确是可能的。现在，我们就来论证这种可能性。 首先，我们不该忽略，“客观上的正当”并不等于“绝对”。例如，壹种可能性、近似性的说明、或任何假设都是正当的，但同时，如果事实或程序证明它的论证有限，并有待于将来加以修正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相对的。相对和绝对的整个概念都植根于神学思想中，而在神学思想中，神的领域作为“绝对”的领域是与不完美的人的领域相分离的。除了这种神学的内容外，绝对的概念毫无其它意义，而且在伦理学中，也如同在壹般的科学思想中壹样，它是毫无地盘的。 但是，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在伦理学中，客观正当之陈述的可能性这壹主要异议仍然尚待解答。这种异议是，“事实”（facts）必须与“价值”（values）有明确的区分。自康德以来，这种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即只有关于事实而不是关于价值的陈述，才是客观正确的；科学的壹个尺度就是排除价值陈述。 在艺术方面，我们仍然习惯于制定客观正当的规范，这些规范是从科学原则中推论出来的，而这些科学原则自身则是根据对事实的观察或经广泛的数学演绎程序而建立的。纯科学或“理论”科学本身是发掘事实，发现原则。甚至在物理学和生物科学中，加入壹个规范因素，也并不破坏它们的客观性。应用科学首先关心的是实践规范，这种规范即是应当执行的事情，这裏，“应当”是由事实和原则的科学知识所决定的。艺术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活动。有的艺术只需要壹般的常识，但其它艺术，诸如工程技术或医学则要求广泛的理论知识。例如，如果我想铺设壹条铁路，我必须根据壹定的物理学原理方能完成。在壹切艺术中，壹套客观正当的规范体系构成了以理论科学为基础的实用理论（应用科学）。当然，在任何艺术中，可能有达到完美之效果的不同途径，规范并不意味着武断；违反这些规范，就会遭到不良后果的惩罚，甚至完全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不仅医学、工程、绘画是艺术，生活本身也是壹门艺术。［註：在这裏，艺术壹词的用法与亚裏士多德的术语是不同的。亚裏士多德是在“创造”和“做”之间加以区分］事实上，这是人所实践着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困难、最復杂的艺术。它的对象不是这种或那种专门行为，而是生活的行为，是人具有参与可能的发展过程。在生活的艺术中，人既是艺术家，又是艺术品；既是凋塑家，又是大理石；既是医生，又是病人。 人道主义伦理学主张，为了理解对人而言何为善，我们必须懂得人性。因为“善”是对人有益的同义语，而恶是对人有害的同义语。人道主义伦理学是以理论性的“人的科学”为基础的“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在生活的艺术中，就像在其它艺术中壹样，人之优点的实现（美德）程序与他具有的人之科学的知识、以及对人的技能、实践方面的知识成正比。但是，人只有在所选择的某些行动以及所期待的某些目标的前提下，才能从理论中演绎出规范来。对于医学科学来说，这个前提是期望能治愈疾病并延长生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医学科学之法则都是离谱的。每壹门应用科学都建立在壹个公理上，即所期望达到的行动目的，而这个公理是行动选择的结果。然而，伦理学的基本公理和其它艺术的基本公理是有区别的。在壹种假定的文化中，我们能想象，那裏的人们不喜欢绘画或桥牌，但我们无法想象，那裏的人会放弃生活下去的愿望。驾驭生命是生物体的内在本能，不管人愿意怎样思考这个问题，但他都不得不活下去。［註：自杀作为壹种病态现象，与这个原则并不矛盾。］生与死之间的选择，比现实的选择更明显；人的现实选择是在有益的生活与有害的生活之间的选择。 解答为什么我们的时代失落了作为壹门艺术的生活之概念这壹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现代人似乎相信，阅读和写作是需要学习的艺术，成为壹名建筑师、工程师、或有技术的工人是需要学习的，但生活则是很简单的事，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以学会怎样生活。正因为每个人都在某种方式中“生活”，所以生活是这样壹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裏，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壹名专家。但这并不是因为人成了生活艺术的主人就使他达到了没有困难之感觉的程度。在生活过程中，普遍缺乏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显然排斥这样壹种辩解。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所有的重点都压在幸福、个体、以及自身利益上，但它还是教导人们认识到，幸福（或者，我们用壹个神学术语：个人的拯救）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尽他的责任去工作，去获得成功。金钱、声望和权力已经成了人的刺激剂和目的。人在他的行为有益于他自身利益的幻觉下行事，虽然他实际上服务于其它壹切事情而非他真实自我的利益。对他来说，每壹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艺术不重要。他可以为壹切，就是不为自己。 如果伦理学所构成的规范主体是在生活的艺术中实现美德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从通常的生活本质、尤其是从人类存在的本质得出它最普遍的原则的。用最壹般的话来说，所有生命的本质是维护和肯定它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壹种维护它之存在的本能趋势；正是从这壹事实中，心理学家假定了自我保护的本能。生物体的首要“责任”就是活着。 “活着”是壹个动态概念，而不是壹个静态概念。存在和生物体特殊力量的展现是同壹回事。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壹种实现其特殊潜能的本能趋势。因而，人生活的目的是根据人的本性法则展现他的力量。 然而，人并不“壹般地”存在着。人在与他的同胞共享人的特性之精髓的同时，他总是壹个个体、壹个唯壹的实体，他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他的性格、气质、天资、性情正是他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他能够肯定他的人之潜能，只是因为他实现了他自己。活着的责任就是成为人自己的责任；就是发展人的潜能，使之成为独立的人。 简言之，对人道主义伦理学来说，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消弱人的力量；罪恶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 这些就是客观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首要原则。这裏，我们不能予以详述，在第四章中，我们将阐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原则。然而，在这裏，我们必须把壹门“人的科学”当作壹门应用性的伦理科学的理论基础来处理。 人的科学 壹门人的科学之概念依赖于这样壹个前提：它的对象即人是存在着的，因而具有壹种人种所特有的人的本性（human nature）。在这壹点上，思想史呈现出它特有的冲突与矛盾。 权威主义思想家通常认为，人性是存在的；但他们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他们用这种假定来证明他们的伦理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不可改变的，并是以这种固定不变的人性为基础的。然而，他们所认为的人性是他们的规范──和利益──的反映，而不是客观的探究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进步人士必然欢迎人类学和心理学所发现的事实。相比较而言，人类学和心理学似乎主张人性的无限可塑性。因为，可塑性意味着规范和制度──所设定的人性之因，而非人性之果──也是可塑的。他们反对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是固定不变之人性的表现这壹错误的假定。但是，人性的无限可塑性理论的信奉者所坚持的立场同样是靠不住的。首先，人性无限可塑的概念易导致与人性固定不变之概念壹样令人不满意的结论。如果人具有无限可塑性，那么，不利于人类幸福的规范和制度确实会有机会把人永远塑造成适合于这些规范和制度的模型，而人不可能利用人性所固有的力量去改变这些模型。人将只是社会秩序的傀儡，而不是凭借他的内在特性，对不良的社会、文化形态之强大压力，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行动者，历史证明了这壹点，事实上，如果人只是文化形态的復制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从人之幸福的角度给予批评和判断，因为那裏没有“人”的概念。 与可塑性理论所形成的政治、道德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它在理论上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不存在人性（除非根据心理学的基本需要所下的定义），那么，心理学的唯壹可能将是壹种极端的行为主义，它所叙述的是壹种无限量的行为型式或壹种可衡量的人类行为型式。心理学和人类学所能叙述的只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因为人的特定表现只是社会形态在他身上所烙下的印迹；人的科学只能是这样壹门科学──比较社会学。然而，如果心理学和人类学要对人类行为之法则形成正确的主张的话，那么，它们必须从这样壹个前提着手：某种东西，比如说Ｘ，依其特性，以明确的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产生反应。人性不是固定的，这样，文化就不能作为人的固定本能之结果而给予阐述；文化也不是人性能消极地、全面地适应的固定因素。诚然，人自身甚至能适应不令人满意的环境，但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人形成了壹定的精神和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人本性特质的结果。 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来适应的；人自身能适应充满不信任和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缺乏独创性；人自身能适应需要压抑性要求的文化环境，但在实现这种反应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人发生了神经症。人自身几乎能适应任何文化形态，但同样，这些文化形态与他的本性冲突，他产生了精神和情感上的紊乱，这些紊乱最终迫使他改变这些环境，因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 人不是壹张能任凭文化涂写的白纸；他是壹个富有活力和特殊结构的实体。当他自身在适应时，他是以特殊的、确定的方式反应外在环境的。如果人像动物壹样，通过改变自己的本性，自动地适应外在的环境，并适合生活在他所唯壹能适合的特殊环境中，那么，他就会进入专门化的死胡同，这种专门化乃是每壹种动物的命运，于是，人就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另壹方面，如果人自身能在毫无冲突的情况下，适应违背他本性的所有环境，那么，人类也就无历史可言。人类的进化植根于人的适应性，植根于他本性中无可毁灭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强迫他永无止境地寻求更适合于他内在需要的环境。 人的科学的主题是人性。但它并不以对人性是什么进行完全充分的描述为起点；对这个主题有壹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它的前提。它的方法是，观察人对各种个人、社会的环境之反应，并从对这些反应的观察中推论出人性。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对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反应；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对自己文化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环境的反应。儿童心理学研究成长中的孩子对各种环境的反应；心理分析学则力图通过研究人的病态环境下的扭曲，而得出关于人性的结论。以这样的方式无法观察人性，人性只有在特殊环境下的特定表现中才能加以观察。这是壹个从对人的行为进行经验研究而推论出来的理论解释。人的科学在构造“人性之模式”方面，与其它那些基于或受制于从考察资料和不能直接观察的情况中推断出实体概念的科学并没有什么差别。 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传统 在人道主义伦理学传统中，所盛行的观点是，对人的认识是建立规范和价值的基础。因此，亚裏士多德、斯宾诺莎和杜威有关伦理学的论着，也同样是他们关于心理学的论着。在本章中，我们将要概要地叙述这些思想大师们的观点。我并不想重復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历史，只是想通过叙述人道主义伦理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来说明这种伦理学的原则。 对亚裏士多德来说，伦理学是建筑在人的科学之上的。心理学研究人的本性，因而，伦理学是应用心理学。学习伦理学的人，应该像学习政治的人那样，“必须懂得壹些关于灵魂的事实，就像壹个人要医好眼睛或身体的毛病，必须了解眼睛或身体壹样。……但是，即使在医生中间，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人在获得有关身体的知识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更多。”从人性中，亚裏士多德推演出这样壹个规范：“德性（美德）”就是“能动性”，能动性即意指运用其所特有的功能和能力。作为人之目的的幸福，是人的“能动性”和“运用能力”的结果；它不是静态的占有或思想的状况。为了说明能动性这壹概念，亚裏士多德把奥林匹克运动全作为壹个类比。他说：“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那些荣誉的获得者并不是最健美最强壮的人，最健美最强壮的是那些竞争者（胜利者是其中的壹部分），所以，行动者就可获胜，而且是正当的胜利，这是生命中崇高和美好的事情。”自由、理性、能动（如沉思）的人是善者，因而也是幸福者。于是，我们具有了客观的价值命题，这种价值以人为中心、或是人道主义的，同时，这个命题也是从对人之本性和人之功能的理解中推演而来的。 和亚裏士多德壹样，斯宾诺莎探究了人的特有功能。斯宾诺莎的探究是从思考万物本质上所具有的特有功能和目的开始的，并解答道：“每壹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人、人的功能及目的与任何其它事物并无不同：保护自身及维护生存。斯宾诺莎得出了德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只是把壹般规范应用于人的存在而已。“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 对斯宾诺莎来说，保持自我的存在，就是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人。这是万物的真谛。斯宾诺莎说：“如果壹匹马变为壹个人，那么就像壹匹马变成壹只昆虫壹样的被毁灭了。”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壹个人变成壹个天使，那么就像壹个人变为壹匹马壹样的被毁灭了。德行是每壹生物特殊可能性的展现；就人而言，是表现出最富有人性的状态。因此，斯宾诺莎认为，“所谓善是指我们所确知的任何事物足以成为帮助我们愈益接近我们所建立的人性模型的工具而言。反之，所谓恶是指我们所确知的足以阻碍我们达到这个模型的壹切事物而言。”这样，德行是与实现人的本性相壹致的；因而，人的科学是理论科学，是伦理学的基础。 理性指导着人去从事他所应该从事的事，以使人成为真正的自我，并由此而对人进行什么是善的教导；实现德行的途径是人积极运用自己的力量。这样，力量就是德性；软弱无能就是罪恶。幸福本身不是结果，而是伴随着力量增长的体验，软弱无能则伴随着意誌消沉；力量和软弱无能都涉及到人所特有的全部能力。价值判断只能应用于人和人的利益。然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并不仅仅是个人爱憎的陈述，因为人的特性是人类所固有的，因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人性模型的客观性基础上的，虽然他承认无数有差异的个体，但这种客观性却是所有人的共同本质。斯宾诺莎极其反对权威主义伦理学。对他来说，人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的手段。价值只能由人的真正利益来确定，这些利益就是：人是自由的，是能够生产性的运用他的力量的。 科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现代倡导者是约翰·杜威。杜威既反对伦理权威主义，也反对伦理相对主义。对前者，他认为，凡诉诸于天启、神命统治、国家控制、惯例、传统等等的共同特征是，“到处是权力的声音，以至阻止了探究的需要。”对后者，他认为，某些事物是供享乐的这壹事实本身，并不是说，“这些事物享有价值判断。”这个享有是壹个基本的论据，但它必须得到“作为证据之事实的证明”。和斯宾诺莎壹样，杜威认为，客观正当的价值命题只有依靠理性的力量方可实现；对杜威来说，人生活的目的就是根据人的本性和性格而成长和发展。但他对任何固定目标的反对，导致他放弃了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人性模型”是壹个科学概念。杜威的观点主要强调手段和目的（或结果）之间的关系，并把它当作规范之正当性的经验基础。根据杜威的观点，“只有当存在某些问题、需要克服某些困难、改善某些不足或贫困、依靠改变现状而解决某些冲突倾向时，评价才会产生。而这壹事实反过来说明，只要有评价，就会出现壹种智力因素──探究因素，因为目的是照此形成、并具体化的。如果把它付诸实践，那么，它就会提供现实的需要（或不足），并解决现实的冲突。” 对杜威来说，目的“只是壹连串长期的行动；手段则是壹连串近期的行动。在全面评价所提出的行动方式的过程时，手段和目的的区别，即时间顺序上的区别就出现了。从时间上讲，‘目的’是所考虑的最后的行动，手段则是首先采取的行动。……手段和目的是同壹实体的两个名称。这两个名词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差异，而只是判断上的差别。”勿用置疑，杜威强调手段和目的的相互联系，是理性伦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壹个重要观点，它尤其提醒我们，要反对那种把手段和目的相分离，使其变得毫无用处的理论。但是，“在心裏还未想好行动的过程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要干什么，”这壹点未必正确。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但我们却能够通过对人的整个现象加以经验分析而确定目的。不妨说，许多目的虽然还缺乏手段和实践，但对它却能够进行正当性的分析。人的科学能赋予我们壹幅“人性模型”的图像，从这幅图像上，我们能演绎出目的，然后找到实现目的的手段。 伦理学和心理分析学 我想，从前面的讨论中显然可见，作为壹种应用科学的人道主义客观伦理学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壹种理论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伦理学从亚裏士多德到斯宾诺莎的进步，多半是由于后者的动力心理学超过了前者的静态心理学。斯宾诺莎发现了无意识动机、联想法则、持续壹生的童年体验。他的欲望概念是壹个动力概念，这个概念胜过亚裏士多德的“习惯”说。但是，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如同至19世纪的所有心理学思想壹样，趋向于维护抽象性，并且没有根据有关人的经验调查和探究的新资料所建立的方法，以检验理论。 经验探究是杜威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关键。他承认无意识动机，他的“习惯”概念有别于传统行为主义所描述的习惯概念。他认为，现代临床心理学“展现了壹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强调无意识动机不仅在决定明显的行为、而且在决定欲望、判断、信念、理想化时的极端重要性”，这说明了他所强调的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但即使在他的伦理学理论中，杜威也没有详尽地说明这种新方法的全部可能性。 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心理学方面，都很少有这样的努力，即把心理分析学的发现应用到伦理学理论的发展上，这是壹个令人非常惊讶的事实，因为心理分析理论有很多贡献，这些贡献尤其与伦理学理论有关。 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这样壹个事实，即心理分析理论是第壹个主题不局限于人的孤立方面，而是他的整个人格的现代心理学体系。弗洛伊德发现了壹种新方法，这种方法取代了传统心理字，传统心理学不得不把自身局限于对壹些完全孤立、并可在实验中加以观察的现象的研究。这种方法──对自由联想、梦、谬误、移情的分析，是壹种探讨，根据这种探讨，迄今“不可公开的”材料在受治疗者和分析者之间的交流中得到了“公开”，并成了可说明的东西，当然，公开的只是自我认识和反省。这样，心理分析的方法获得了进入现象的权利，要不然的话，它是不能借助现象进行观察的。与此同时，它揭开了许多情感体验之谜，这些情感体验甚至不能靠反省来认识，因为它们是受抑制、并与意识分离的。 在壹开始的研究中，弗洛伊德的兴趣主要是神经病症状。但心理分析越发展，就越明显地看出，只有理解了包裹〔括〕在病状中的性格结构，才能理解神经病症状。神经病的性格、而不是神经病的症状成了心理分析理论和治疗的主要对象。在对神经病的性格进行追踪研究中，弗洛伊德为性格科学（性格学characterology）奠定了新的基础，而在近几世纪中，心理学忽略了这壹问题，性格只是小说家和剧作家的题材。 心理分析性格学虽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它对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却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伦理学所涉及的全部美德和罪恶，其意义必然是模煳的，因为它们经常以同壹名词来表示人的不同和部分矛盾的态度，只有把对它们的理解与美德和罪恶从属于人的性格结构联系在壹起，才不会发生意义模煳的问题。壹种与性格相分离的美德也许实现不了任何价值（例如，谦卑是由恐惧或补偿抑制自大所引起的）。而如果把壹种罪恶与整个性格联系在壹起理解，那么，就能够从壹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认识（例如，自大是不安全和自我蔑视的壹种表现）。这种考虑与伦理学极其相应；把孤立的美德和罪恶作为单独的品质来处理，这是不够的、并且是错误的。伦理学的主题是性格，而且只有参照作为壹个整体的性格结构，才能对单个的品质或行动给以价值上的说明。美德或罪恶的性格，而不是单个的美德或罪恶，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主题。 对伦理学来说，心理分析的无意识动机之概念并非毫无意义。这个概念的壹般形式，要追溯到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年代，弗洛伊德首先对无意识反抗作了经验性的详细研究，于是，为人的动机理论奠定了基础。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以这样壹个事实为特征的，即有关人之行为的价值判断是由行动背后的动机所组成，而不是由行动本身所组成的。因此，对无意识动机的理解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壹个新领域。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最低劣的自我，而且最高尚的自我，都能是无意识的”，它们都能成为行动的最强烈的动机，伦理学研究不能忽视这壹切。 尽管，心理分析为价值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但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学派并没有把他们的方法积极运用于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许多研究使伦理学问题陷于混乱。这种混乱是由弗洛伊德的相对论立场所引起的。这种立场认为，心理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价值判断的动机，但不能帮助我们确立价值判断本身的正当性。 弗洛伊德的相对论最直接地表现在他的超我（良心）理论中。根据这种理论，任何事情只要偶然成为包含在父亲的超我和文化传统的命令及戒律系统中的壹部分，那么，它就能成为良心的内容。根据这个观点，良心只是内在化的权力。弗洛伊德对超我的分析，只是对“权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斯洛德在题为“壹个非道德心理学家的态度”壹文中，为这种相对论观点提供了壹个很好的例证。作者在结论中提出，“每壹项道德评价都是从过去的情感体验中衍生而来的情感病态的产物──强烈的矛盾冲突”，而且，非道德精神病学者“将以道德学家在精神病学上和心理进化的分类上的冲动和理智方法，取代道德标准、价值和判断”。然后，作者在叙述中陷入了观点的混乱，“非道德进化心理学家不具有关于任何事物正确或错误的绝对或永恒准则”，于是，似乎只有科学才是“绝对和永恒”的问题。 斯洛德与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略有不同，前者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壹种与人的生来即存的恶相对抗的反应形式。他提出，孩子的性追求倾向直接向着双亲的异性壹方；结果导致他对双亲同性壹方的憎恨，于是，在他的早期情境（奥狄浦斯情结）中，敌对、恐惧、犯罪感便必然产生了。这壹理论是“原罪”概念的世俗化。弗洛伊德推论道，因为这些乱伦和凶恶的冲动是人之本性的组成部分，人不得不发展伦理规范以使社会生活具有可能性。在原始的禁忌制度、及后来的非原始的伦理制度中，人建立了社会行为的规范，以便保护个人和群体免遭这些冲动的危害。 然而，弗洛伊德的立场并非始终是相对论的。他热情地相信，真理是人必须追求的目的，并且相信人的这种追求能力，因为人天生具有理性。这种反相对论的态度在他关于“生活的哲学”之讨论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他反对这样的理论，即真理“只是我们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产物，因为它们是在改造外在条件时提出来的”；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破坏了与实践生活相联系的要素”。他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能够统壹人类，并使人从迷信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信念具有启蒙运动哲学的悲怆性。这种对真理的信念成为他心理分析疗法的基础。心理分析就是努力揭示有关自己的真理。弗洛伊德继承了自佛陀和苏格拉底以来的思想传统，相信真理是使人从善和自由──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健康”──的力量。分析疗法的目的是以理性（自我）取代非理性（伊特）。分析的情境要由这种场合来确定，即那裏的两个人──分析者和病人──都把自己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治疗的目的是恢復健康，药方是真理和理性。弗洛伊德的天才的最高表现或许是，假定在壹种文化中，有壹种基于极其忠实的情境，而在这种文化中，如此的真诚却是很少的。 在性格学中，弗洛伊德也提出了非相对论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只是壹种隐含着的东西。他认为，裏比多从口唇阶段经肛门阶段，壹直到生殖器阶段，它不停地发展，而在健康者那裏，生殖取向占居优势地位。虽然弗洛伊德没有明确地涉及到伦理价值问题，但这裏已经有了壹个暗含的联系：前生殖取向、依赖的性格、贪婪的特征和吝啬的态度，在伦理学上不及生殖取向，后者是生产性的、成熟的性格。这样，弗洛伊德的性格学包含着美德是人之发展的自然目标。这种发展受到特殊的、且大部分是外界的环境之阻拦，结果它形成了神经病性格。然而，正常生长将产生成熟、独立、生产性的性格，有爱和从事工作的能力。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在最后的分析中，健康和美德是壹回事。 但是，性格和伦理学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明确。它势必会有某些混乱，这部分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相对论和未明确承认人道主义伦理价值之间产生的矛盾，而部分则是因为弗洛伊德主要关註的是神经病性格，却很少註重对生殖和成熟性格的分析与叙述。 在下壹章中，我们将重新考察“人的情境”和它对性格发展的意义后，逐渐详细地分析：生殖性格和“生产性取向”具有同等的意义。 人的情境 每壹个个人都代表着全人类。他是人种的壹个特例。他是“他”，且他是“全体”；他是具有他的独特性的个体，在这壹点上，他是唯壹的，而与此同时，他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他个人的人格是由对所有人都共同存在的人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在讨论人格以前，必须先讨论人的情境。 壹、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 人和动物在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壹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壹；如果它的本能不再适应变化着的环境，那么，这类动物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但动物全然不会改变它所生存的环境。它以这种方式和谐地生活，这不是说它不与环境抗争，而是说它的遗传特征使它成为环境中稳定不变的部分；它要么适应环境，要么绝种。 动物的本能越不完全、不稳定，头脑就越发达，因而就越具有学习能力。可以说，人是在进化过程中，本能适应力达到最低点时出现的。但是，他的出现具有了壹种使他不同于动物的新特性：他意识到自己是壹个独立的实体，他有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能力，有用符号表示客体和行动的能力；他用理性规划并理解着世界；他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他的感觉之范围。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 二、人在存在和历史上的二律背反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破坏了“和谐”，而这种和谐是动物存在的特征。它们的出现使人成为宇宙的反常物、畸型物。人是自然的壹部分，他遵从自然法则，且无力改变这些法则；但他又超然于自然的其它部分。当他是自然的壹部分时，他却被与自然分开了；他无家可归，但又与所有动物壹样，被囚禁在家中。他在偶然的时间和地点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又偶然地被迫离开这个世界。他意识到自己，他明白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的存在是有限的。他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死亡。他永远无法摆脱这壹存在的二律背反而获得自由。即使他想达到忘我的境界，他也不能做到这壹点；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消除自己的肉体──他的肉体使他想要活下去。 理性，是人的福份，也是人的祸根；理性迫使人永无止境地设法克服那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在这壹点上，人的存在不同于其它所有生物，人永远处在不可回避的不平衡状态中。人的生命不可能靠重復人种的模型而“活着”，他必须靠自己而活着。人是唯壹能感到厌烦、感到不满、感到被驱逐出伊甸乐园的动物。人是唯壹会感到他自己的存在是个问题，他不得不解决这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的动物。他不能返回到与自然的和谐的前人类状态之中，他必须继续发展他的理性，直至成为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 理性的出现，产生了人的二律背反问题，这个问题迫使他不停地寻求新的解决之途。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内在于理性的存在中，理性的存在使人得到发展；通过理性，人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裏，他和他的同伴都感到安归家中。人所达到的每壹阶段，都给人留下了不满和困惑，而这种困惑又促使他去寻求新的解决道路。“前进的动力”并非人生来就有，而是人的存在之矛盾促使人依其开始时的路线前进。人丧失了伊甸乐园，丧失了与自然的壹体性，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奥德赛、奥狄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他被迫继续前进，并不断努力，通过填写知识白卷上的答案，变未知为已知。他必须了解自己，必须说明他存在的意义。他被促使着战胜这种内在的分裂，因为他为渴望得到“绝对”所折磨，他为渴求另壹种和谐所折磨，而这种和谐能消除他与自然分离，与同伴分离、与他自己分离的祸根。 这种人性的分裂，导致了我称之为存在的二律背反，因为，这种二律背反植根于人的真实存在中；它们是人所无法废除的矛盾，但人能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这些矛盾，这与人的性格和文化修养有关。 最基本的存在之二律背反是生与死。对人来说，我们壹定会死，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人意识到这壹事实，而且这种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活。但是，死是生的真正对立面，而且，它是与生的体验无关的，并与生的体验不相容的。所有关于死的知识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死亡并不是生命中有意义的部分，而且，除了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外，我们对此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因此，就我们对生命的关切而言，我们失败了。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凡有意誌的人都会使生命充实”，而“聪明人所思考的是生而不是死”。人壹直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而否认这个二律背反，例如，基督教的永生概念，通过设立壹个永存的灵魂而否认人的生命以死亡所告终这壹悲剧事实。 对必有壹死的人来说，致命的打击是另壹个二律背反：每个人都具有人类的全部潜能，然而生命的短暂却不允许人全面实现他的潜能，甚至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復如此。个人的生命只有和人类的生命壹样长，他才能分享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发展。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都不过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壹刹那，这壹点与个人实现人的全部潜能之要求形成了悲剧性的冲突。人对他所能够实现的与他事实上所实现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至少有壹种模煳的感觉。而意识形态也倾向于通过假定人死后生命方完成、或假定壹个人自己的历史时期就是人类最后的、圆满的实现，来调和或否认这壹矛盾。还有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充分的展现生命，而在于为社会服务和对社会尽职；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从属于国家及社会的福利，或从属于象征着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外在权力，与后者相比，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实为不足壹提。 人是孤独的，但同时，他又与外人相联系。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是壹个唯壹的实体，他与其他任何人不壹样，他意识到自己是壹个独立的实体。当他必须依靠理性的力量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时，他壹定是孤独的。然而，他不能忍受孤独，他不能与他的同伴毫不相干。他的幸福有赖于他感到，他与他的同伴、与过去和未来之人团结壹致、休戚相关。 与存在的二律背反截然不同的是，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历史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并不是人类存在所必不可免的，而是人为制造、并可解决的，这种二律背反既可在它们产生时解决，也可在人类历史的随后壹阶段给予解决。当代的矛盾──有丰富的用于物质满足的技术手段与无能为力将它们全部用于和平及人民福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它并不是壹个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是由于人缺乏勇气和智慧所产生的。古希腊奴隶制也许是壹个很难解决之矛盾的例子，这壹矛盾的解决只有到了历史的后壹时期，人类平等的物质基础建立之时才能实现。 存在和历史上的二律背反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混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些把兴趣放在确认历史之矛盾上的人，急切地想要证明，历史矛盾是存在上的二律背反，因此，它们是不可改变的。这些人试图使人相信，“不应该是的就不可能是”，人应该顺从地接受他的悲剧性命运。但是，这种混淆两类矛盾的企图并不足以使人放弃解决这些矛盾的努力。人之精神的壹个独特性就在于，当人面对矛盾时，他不会无动于衷，他会逐步树立起解决这壹矛盾的目标。人类的所有进步就起源于这人个事实。如果阻止人以行动对他所意识到的矛盾作出反应，那么，这些矛盾的真实存在就被否定了。调和矛盾、消除矛盾，是个人生活合理化及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的合理化）的功能。然而，如果人的精神只有理性之答案和真理才能给以满足的话，那么，这些意识形态就毫无作用了。但是，人也有这样壹个独特性，即把他的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或权威所要求的思想，当作真理。如果调和的意识形态是由舆论或权威所倡导的话，人的精神就有所抚慰，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人能够凭借以自己的行动消除历史的矛盾而对这些矛盾作出反应；但他不能消除存在的二律背反，虽然他能以不同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人能通过缓减与调和意识形态而抚慰自己的精神；他能第凭借在享乐或事业上的不断活动以设法逃避内心的不安宁；他能努力取消自由，并力图使自己返归为外在于他的权力之工具，使自己沉缅于这种工具的状态中。但是，他还是感到不满足，还是感到焦虑，不安。只有壹种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面对真理；承认在毫不关心他命运的宇宙中，他的根本孤独和寂寞；认清对他来说，超越于他并能解决他问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人必须承认他对自己负有责任，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即只有运用他自己的力量，才能使他的生命富有意义。但是，意义并不包含确定性；的确，对于确定性的追求阻碍了对意义的探求。然而，不确定性才是使人发挥其力量的真正条件。如果人镇静地面对真理，他就会认识到，人除了通过发挥其力量、通过生产性的生活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外，生命并没有意义。只有时刻警惕，不断活动和努力，才能使我们实现这壹任务，即在我们的存在法则所限定的范围内，充分发展我们的力量。人决不会停止困惑、停止好奇、停止提出问题。只有认识人的情境，认识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二律背反，认识人展现自身力量的能力，人才能实现他的使命：成为自己、为着自己、并凭借充分实现其才能而达到幸福，这些才能是人所特有的能力──理性、爱、生产性的工作。 在讨论了内在于人存在的存在之二律背反后，我们才能回到本章壹开始所提出的说明──在讨论人格之前，先要讨论人的情境。通过叙述心理学必须以人类学－哲学关于人的存在之概念为基础，这种说明的意义更明确了。 人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人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情感和追求。弗洛伊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壹事实，而且，他试图根据他那个时代的机械论思想和自然主义思想加以说明之。他认为，那些并不明显地表达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和性本能（或像弗洛伊德后来所提出的爱欲和死亡本能）的情感，只不过是那些本能的生物驱力之更直接、更復杂的表现。这种看法虽才华横溢，但他否定了这个事实──人的大部分情感追求都不能用本能之力量加以解释，这壹点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即使人的饥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了满足，他还是不会满足。和动物正相反，那时，人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开始。人追求权力、追求爱、或追求毁灭，他把生命的赌註押在宗教、政治、人道主义理想上，这些追求构成并表现了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的确，“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而活着”。 与弗洛伊德机械论──自然主义的解释相反，另壹种说明壹直被解释为这样的意思：人有壹种本能的宗教需要，这种需要是不能用人的自然存在加以解释的，而必须用某种超越于人、起源于超自然力量的东西加以说明。然而，这后壹种看法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能用对人之情境的充分理解加以解释。 人之存在的不协调所产生的需要远超过人类早期的动物需要。这些需要导致了壹种迫切的动力，在人自身和自然的其它事物之间恢復统壹和平衡。人首先在思想上进行了恢復统壹和平衡的努力。他建构了壹幅作为参照框架的包括精神在内的世界之图像，根据这个参照框架，人能回答关于他处在何种境地、及他该干什么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体系并不充分。如果人只是壹个脱离肉体的智者，那么，他的目标是可以通过综合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实现的。但是，由于人是壹个既有思想、又有肉体的实体，因此，他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还要在生活过程、情感和行动中反应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他必然追求他存在之所有方面的、统壹的、整体的体验，以找到新的平衡。因此，任何壹种令人满意的取向体系都不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着人在行动、行为的各方面都力求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因素。人致力于壹个目标、壹种观念、或壹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壹种表现。 回答人对取向和信仰的既定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原始制度如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裏，以自然物体或祖先来代表人寻求意义之答案。有些是无神论体系如佛教，虽然它的原始形态并没有上帝的概念，但人们通常仍称其为宗教。有些是哲学体系，如斯多葛学派，还有的是壹神论体系，这种壹神论体系以关于上帝的概念来回答人对意义的追求。在讨论这些不同的体系时，我们遇到了术语困难的阻碍。如果不是由于这样壹个事实，即因历史的原因，“宗教”壹词意为壹种有神论体系、壹种以上帝为中心的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体系统称为宗教体系，只是我们在术语中还没有壹个通用的词，可以表示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二种体系，也就是说，壹切试图对人追求意义作出解答的思想体系和使人自己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的努力，都可以用壹个共同的词来表示。由于缺乏壹个较好的词，因此，我把这些体系称为“取向和信仰的框架”（frames of orienfaction and devotion）。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还有许多其它的追求完全被当作世俗的追求了，但它们却植根于同样的需要中，由此，宗教和哲学体系产生了。我们不妨考察壹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观察到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无数人倾全力达到成功，追求声望。在其它文化中，我们已经并还在看到，对以征服和统治为特征的独裁制的狂热崇拜和追随。我们颇感吃惊的是，这些情感的强烈程度，它甚至常常比自我保护的动力还强。我们很容易为这些目标的世俗内容所欺骗，并把它们解释为性或其它类似生物性追求的结果。但是，追求这些世俗目标的强烈程度和狂热，与我们在宗教中所看到的狂热是否真的壹致？所有这些取向和信仰的世俗体系是在它们力图提供答案的内容、而不是在基本需要上不同吗？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幅图象是如此的靠不住，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壹神教，而他的真正信仰却属于那些比基督教的任何形式都更接近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的体系。 但是，我们必须作进壹步的考察。认识这些由文化所形成的世俗追求的“宗教”本质，是理解神经病和非理性追求的关键，我们必须把后者看作是对人追求取向和信仰的回答──个别的回答。如果壹个人的体验是由“他对家庭的固定作用”所决定的，他没有能力独立行动，那么，他事实上是壹个原始祖先的崇拜者，他与无数崇拜祖先者的不同只是在于，他的体系属于个人、而不是文化上所形成的。弗洛伊德看到了宗教和神经病之间的联系，并把宗教解释为神经病的壹种形式。然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神经病应被解释为宗教的壹种特殊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个体、不定型为其特征。关于壹般的人之动机问题，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所有人都共同具有取向和信仰之体系的需要，但满足这些需要之体系的特定内容则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是价值上的区别；成熟的、生产性的、有理性的人选择壹种允许他成熟、具有生产性和理性的体系。而那些在发展上受到阻碍的人，必然回復到原始的、非理性的体系，进而延长并增加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他将停留在人类数千年前就已克服的、最典型的水平上。 由于对取向和信仰之体系的需要是人存在的固有部分，因此，我们能理解这种需要的强烈程度。对人来说，确实没有比这更有力的其它能量源泉了。人在有或没有“理想”之间，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但他在不同类型之理想的选择上，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尽力于崇拜权力和毁灭，还是献身于理性和爱。所有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追求某些超越于获得物质满足以外的东西。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有种类的区别。人的思想中，最好也是最邪恶的现象，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精神上的这种“理想主义”（idealism）。因此，有种相对论观点声称，某些理想或某些宗教情感是有价值的，这壹说法本身就是危险而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每壹种理想，包括那些世俗意识形态中人之共同需要的表达；我们必须判断，这些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进人之力量发挥的程度、以及它们对生活在这个世界裏的人之平衡与和谐需要的真正回答的程度。然而，我们要重復道，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了解人的情境。 人格 人都具有人的情境和内在的存在之二律背反，这壹点是共同的；但他们在以特殊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方面，却是各具特色的。人格的无限差异，其本身就是人之存在的特征。 对于人格，我理解为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性，这些特性是个人的特征，也是使人成为独壹无二之个体的地方。就整体而言，先天特性和后天特性之间的区别，与气质、天赋、所有气质上特定的心理特性和性格之间的区别是同义的。然而，气质（temperament）的不同并不具有伦理意义，而性格（character）的差异却构成了真正的伦理问题；性格差异体现了个体在生活艺术方面成功的程度。为了避免在“气质”和“性格”这二个术语的习惯用法上的混乱，我们将首先从讨论气质入手。 壹、气质 希波克拉底认为，有四种气质：胆汁质、多血质、神经质和粘液质。多血质和胆汁质型气质所具有的反应方式的特征是，好激动、兴趣转移快，前者的兴趣弱而后者的兴趣强。相反，粘液质和神经质型气质的特征是，对兴趣的兴奋缓慢而持久，粘液质的兴趣弱而神经质的兴趣强。在希波克拉底看来，这些不同的反应方式与身体状况有关（值得註意的是，在壹般用法上，只需记住这些气质的否定方面：今天，胆汁质意味着易怒；神经质是抑郁；多血质是过份乐观；粘液质是过于缓慢）。这些气质范畴直到冯特为止，壹直为大多数的气质研究者所使用。现代，最主要的气质类型之概念是荣格、克雷奇默尔和谢尔登的概念。 在这壹领域，进壹步的探讨、尤其是关于气质和身体之变化过程的相互关系，其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探讨必须明确区分性格和气质，因为在性格学中和在气质研究中壹样，对这二个概念的混淆，都阻碍了研究的深入。 气质就反应的方式而言，它是体质上的、不可改变的；性格本质上是由人的体验、尤其是早期生活的体验所构成的，而且，由于见识和壹些新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改变的。例如，壹个人具有胆汁质气候，他的反应方式是“快而强”。但关于他是怎样的快而强，则要视与这方面相关的他的性格而定。如果他是壹个生产性的、公正、爱人者，那么，当他爱时、当他被非正义所激怒时、当壹个新观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时，他都会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如果他具有破坏性或虐待狂性格，那么，他在破坏或残忍方面是迅速而强烈的。 气质和性格的混淆，已给伦理学理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对气质差异的偏爱，只是主观爱好问题。但性格上的区别，在伦理学上却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有壹个例子能帮助我们澄清这个问题。戈林和希姆莱具有不同的气质，前者是循环性神经质，后者是分裂性神经质。从主观爱好的立场看，壹个偏爱循环性神经质的人应更“喜欢”戈林而不是希姆莱，反之也壹样。然而，从性格的角度看，二个人有壹个共同的特性，他们都是野心勃勃的施虐狂。因此，从伦理学观点来说，他们同样都是恶的。相反，在生产性性格中，壹个人主观上可以喜欢胆汁质而不是多血质气质的人，但这种判断并不能构成对这二个人各自的价值判断。 在应用荣格关于“内倾”和“外倾”这些气质概念时，我们常能看到同样的混乱。喜欢外倾的人趋向于把内倾形容为抑制的神经过敏的；而偏好内倾的人则把外倾形容为浮浅、缺乏毅力和深度。这种谬误在于把具有壹种气质的“好”人与具有另壹种气质的“坏”人相比较，并把价值上的区别归因为气质上的区别。 我认为，气质和性格的混淆，很显然地影响了伦理学。因为它导致了对那些主要气质跟我们不同的人种的谴责，它还迎合了那种假定性格的区别在感受上与气质的区别壹样不同的相对主义。 为讨论伦理学理论之目的，我们必须求助于性格的概念。这壹概念既是伦理判断的主题，又是人类伦理发展的目标。这裏，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传统上混淆这壹概念的原因，这种混淆主要是没有区分动力性格概念和行为性格概念。 二、性格 （壹）动力性格概念 在过去和现在，註重行为取向的心理学家都把性格特性当作行为特性的同义语。从这种立场出发，性格被定义为“壹个体所特有的行为型式”，而其他作者如W．麦独孤、R．G．高登和克雷奇默尔则强调性格特性的意动和动力因素。 弗洛伊德曾首创了最壹贯、最深刻的性格理论，即把性格作为壹种内驱力的系统，它构成行为的基础，而不等同于行为。为了正确评价弗洛伊德动力性格的概念，对行为特性和性格特性进行壹番比较是有益处的。行为特性表示可以为第三者所观察到的行动。如行为特性“勇敢”被定义为，不惧对安逸、自由、或生命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标的行为。节约作为壹种行为特性被定义为，以节省金钱或其它财富为目的的行为。然而，如果我们研究这种行为特性的动机，尤其是无意识动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行为特性掩盖着许多完全不同的性格特性。勇敢的行为可以由野心所激发，以至壹个人为了获得贊誉而在特定情境下甘冒生命的危险；勇敢的行为也可以由自杀的冲动所激发，这种冲动促使壹个人有意或无意地寻求危险，因为他的生命没有价值，他想毁灭自己；勇敢的行为又可以由完全缺乏想象力所激发，以至壹个人勇敢的行动，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等待着他；最后，勇敢的行为还可以由壹个人真正致力于思想或目标的行动所决定。动机统统被看作是勇敢的基础。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例子中的行为都是相同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动机。我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如果壹个人能详细地观察这些行为，他就会发现，动机的不同也导致行为上略有区别。例如，作战中，如果壹位军官的勇敢是由献身于壹种思想而不是野心所激发，那他在不同情况下的行为就极其不壹样。在第壹种情况下，如果所要冒的危险与战术上所要达到的目的不相称，那么，他是不会发起攻击的。另壹方面，如果他为虚荣心所驱使，那么，他的激情会使他和他的战士盲目地面对危险。在这种状况下，他的行为特性“勇敢”显然是意义极不明确的。另壹个特征是节约。壹个人也许是节俭的，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使他不得不如此；或者，他可能是过份节省的，因为他具有吝啬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为达到节约的目的而毫不顾忌现实的需要。这裏也可看出，动机本身又可以产生出不同的行为。在节约的第壹种状况下，这个人能很清楚地分辨出这样壹种情况，即何处他该节约，何处他应花钱。而在节约的后壹种状况下，这个人是毫不考虑客观需要的节约。被不同动机所决定的另壹事实是行为的预测。如果壹名“勇敢的”士兵为野心所激发，我们可以预言，他的勇敢行为只是由于他的勇敢能得到报答。如果这个战士为献身于他的事业而勇敢，那么，我们能预测，他的勇敢能否得到赏识，这个问题并不影响他的行为。 与弗洛伊德无意识动机概念密切有关的是他关于性格特性的意动性理论。他承认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常熟知的见解：如巴尔扎克所说，性格研究所论述的是“激发人之动机的力量”；人的行动、情感和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性格的特征，而不只是对现实情况之理性反应的结果：“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承认性格特性的动力性，承认人的性格结构代表壹种特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能量被引入了生命的过程。 弗洛伊德试图把他的性格说和裏比多理论合并起来以说明性格特性的动力性。根据19世纪末流行于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假定，自然和精神现象中的能量是壹种真实的实体，而不是壹种关系的实体，弗洛伊德认为，性驱力是性格能量的源泉。根据壹些復杂而卓越的假设，弗洛伊德把不同的性格理解为各种性驱力形式的“升华”或“反应形式”。他把性格特性的动力性解释为源于裏比多的发现。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相壹致，心理分析理论的进步产生了壹个新概念，这个概念不是以孤立的个体之观念为基础，而是以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为基础。它认为，这种真正的关系能控制和调节表现在人之情欲追求中的能量。这壹观点的先驱者沙利文据此把心理分析定义为“人际关系的研究”。 以下所提出的理论，有几个观点本质上是追随着弗洛伊德的性格学的：即假定，性格特性是行为的基础，且行为必须是从性格特性推断而来的；性格特性所构成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人对它可能是毫无意识的。弗洛伊德还假定，性格的基本实体并不是单壹的性格特性，而是整个性格结构，单壹的性格特性都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些性格特性应理解为壹种产生于特殊结构──或我称之为性格取向（orientation of character）的综合物。我将限于涉略很有限的壹些性格特性，这些性格特性是由基本的取向所直接形成的。另壹些性格特性可能要作同样的处理，它或许可表明，这些性格特性也是基本取向或这种主要的性格特性与主要的气质特性之混合体的直接产物。然而，我们将会看到，通常所列的大量其它性格特性并不是我们之意义上的性格特性，而是纯气质特性或行为特性。 这裏所提出的性格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的主要区别是，性格的根本基础并不在各种类型的裏比多中，而是在特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生活过程中，人凭借a获得并同化事物；b使自己与他人有关而使自己与世界发生着联系。我把前者称之为同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而把后者称之为社会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这二种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形式都是“开放的”，而并非像动物那样，是由本能所决定的。人能够通过取得或接受外在的来源、或依靠自身的努力生产而获得事物。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获得和同化它们。人也不能单独地生活，而与他人毫无联系。为了防卫、为了工作、为了性的满足，为了玩、为了养育下壹代，为了知识的传播和物质的占有，他必须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此以外，他也需要与其他人、与群体相联系。完全孤立是无法忍受的，且是与健全之生活不相容的。人使自己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能够爱或恨；他能够竞争或合作；他能够在平等或权威、自由或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壹种社会制度；但他必须在某种方式中与他人联系，而这种特定的联系形式就表现出他的性格。 这些个人借以使自己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取向，构成了他性格的核心。性格可以被定义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这种心理能量的流通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因为人的行动并不是由先天的本能模式所决定，所以如果人的每壹次行动、所采取的每壹个步骤都要慎重地下壹番决心，那么，生活就太不稳定了。相反，许多行动都要极其迅速的加以完全，而不容意识的审察。此外，如果所有行为都要得到慎重决定的应允，那么，就会产生许多不协调的行动，而不是与特有功能相容的行动。根据行为主义的思想，人认识到，要以半自动的方式作出反应，就要养成习惯的行动和思想，这些习惯就是条件反射。这种观点在壹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它忽略了这样壹个事实，即人之特征及不可改变的、最深层的习惯和意见是性格结构的产物；习惯和意见是特殊的表达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能量通过性格结构而得到诱发。性格体系可以视为人对动物本能器官的替代物。壹旦能量在壹特定的方式中得到诱发，行动就“符合性格”。就伦理学而言，也许并不希望有某种特殊的性格，但它至少许可人的行动相当壹致，并使人免除了次次都要作出壹个新的慎重之决定的负担，人能够安排与他性格壹致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了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壹定程度上的相融合。而且，性格也有选择人的观念和价值的功能。因为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观念似乎与他们的情感、愿望、逻辑推论之结果无关，他们感到，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由他们的思想和判断所确定的，而实际上，他们这时的思想和判断是性格的产物，就像他们的行动是性格的产物壹样。这种确定又反过来促使性格结构更稳定，因为它使性格结构显示出其正确性和合理性。 性格不仅使人的行动前后壹致、并“合乎理性”，它也是人适应社会的基础。儿童的性格模式是在其父母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的。父母和他们培养孩子的方式又是由他们所处的文化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壹般的家庭是社会的“精神培养处”，通过使自己适应家庭，儿童养成了性格，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性格能使他适应他所必须完成的工作。他所养成的这种性格使他想做他必须去做的事，而且，他和同壹社会阶层或同壹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壹样，都具有这种性格的核心。壹个社会阶层或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性格之某些重要因素的事实、壹个人能说壹种“社会性格”代表壹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之核心的事实，说明了社会和文化形态对性格形成的影响程度。但是，我们必须区分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区分同壹文化中，这个人的性格与那个人的性格。这些差别部分地是由于抚育孩子成长的父母之间的人格不同，以及孩子成长之特定的社会环境──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同。但这也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尤其是他们的气质不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个人性格的形成取决于他在气质和体质方面之生活体验的影响，这些体验包括个人体验和文化体验。对两个人来说，环境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体质不同，使他们或多或少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相同的环境。只是作为个人与文化形态相适应的结果所发展、而不是植根于人的性格中的行动习惯和思想习惯，在新的社会形态影响下，是很容易改变的。另壹方面，如果壹个人的行为植根于他的性格中，那么，他就能充满能量，且只有当这个人的性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他才能改变。 下面所要分析的非生产性取向（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不同于生产性取向（the productive orientation）必须註意，这些概念是“理想类型”，而不是对某壹特定个体之性格的描述。由于要说明问题，因此在这裏，对它们给以了区别对待。任何人的性格通常都具有这些取向的部分或全部，其中，有壹个是占主导地位的。最后，我想申明，在描述非生产性取向时，我所提出的只是它们的否定方面，而它们的积极方面，将在本章的后壹部分作简要的讨论。 （二）性格类型：非生产性取向 （1）接受取向 具有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的人感到，“壹切好的都源于外界”，同时他相信，要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物质、慈爱、爱情、知识、快乐──唯壹的途径是接受外界来源。在这种取向中，爱的问题主就只是“被爱”、而不是爱的问题。这种人在选择他们所爱的对象时，常常不加区分，因为他们淹没在这样壹种被人所爱的体验中，以至只要任何人给他们以爱、或似乎像爱他们，他们就会“迷恋”上这个人。这种对任何爱他们的人收回爱或对他们表示冷淡，都极其敏感。这种人在思想方面也壹样：如就理性而言，他们是最好的听众，因为他们的取向是接受观念、而不是生产观念；让他们自己表现意见，他们会感到束手无策。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让其他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而他们自己则不愿为此而费壹点力。就宗教而言，这些人具有这样壹个上帝的概念，即他们无需动手，便可从上帝那裏得到壹切。如果他们不信宗教，那么他们在与他人或公开机构的关系中，同样信奉这样壹个原则；他们总在寻求壹个“有魅力的帮助人”。这种人表现出壹种特别的忠诚，这种忠诚的根基就是感恩于帮助他们的人，同时又害怕这种帮助的失落。因为他们很需要帮助以获得安全感，他们不得不忠诚于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对他们来说，说壹个“不”字很困难，而且他们很容易陷入忠诚与允诺的冲突中。因为他们对每件事或每个人都爱说“是”，而不能说“不”，判别能力的萎缩导致他们更依赖他人。 他们不仅依赖权威以获得知识和帮助，而且还依赖壹般人在任何方面的支持。当他们孤身壹人时，他们便感到茫无所措，因为没有帮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当碰到壹些从本质上讲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履行的行为时，这种帮助──做出决定、履行责任──就尤为重要。例如，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向每壹个与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有关的人寻讨建议。 这种接受型的人极其爱好吃喝。他们倾向于通过吃喝来战胜焦虑和意气消沉。这些人的嘴巴经常有壹个明显的特征：嘴唇张开着，似乎表现出壹种不断需要餵养的样子。在他们的梦幻中，被餵养象征着被爱，而挨饿则是受挫或失意的表现。 总的说来，具有接受取向的人在表面上是乐观、友善的，对生活和他们的才能有壹定的信心；但当他们的“供应来源”受到威胁时，他们便会感到焦虑和心神不安。他们常有助人的诚意和愿望，但他们把为他人服务当作获取好感的活动。 （2）剥削取向 剥削取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具有和接受取向壹样的基本前提：壹切好的都源于外界，人不管想要什么，都得到外界去寻求，人自己是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的。然而，二者的区别是，属剥削取向的人并不期望从他人那裏接受礼物，而是通过强力或狡诈，从别人手裏拿走东西。这种取向的人，其活动范围是很广的。 在感情和慈爱的领域裏，这种人常常是强占或窃取。他们只为那些能从其他人手中抢走的人所吸引。被抢的人是否有吸引力，要以他们是否隶属于其他人为条件；这种人不会去爱那些无人迷恋的人。 关于思想和智慧方面的追求，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这种人并不会去创造观念，而是会窃取观念。他们或是以直接剽窃的形式、或是以更狡猾的方式──用不同的术语重復别人的观念，并坚持这是他们自己的新观念──来达到这壹目的。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那些很聪明的人常常这么做，虽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才能，他们完全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新观念。那些在其它方面富有才能、而在这方面缺乏独到思想和独立创造力的人，常常可以在这种性格取向中、而不是在先天缺乏创造力方面得到说明。这种人对物质方面的取向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能从别人手裏拿走的东西似乎总要比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好。他们利用和剥削他们能压榨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们的座右铭是，“偷来的果子最甜”。由于他们想利用和剥削别人，因此他们或明或暗地“爱”那些有可能剥削的对象，并“餵养”那些为他们所榨取的人。极端的例子是，壹个有盗窃癖的人，虽然有钱买东西，但他还是乐于享受那些他能偷窃到的东西。 这种取向的人似乎常常以有壹张辛辣的嘴为其突出的特征。很难用词句来形容这些人是怎样花言巧语的。他们的态度是敌意和操纵的混合。每个人都是剥削的对象，而且都要根据他的可利用性加以判断。这种人并不具有接受类型的人所具有的信念和乐观，他们的特征是怀疑、挖苦、羡慕、妒忌。由于只有从别人手裏拿到东西，他们才能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别人的所有物，而过低地估计他们自己的所有物。 （3）囤积取向 接受型和剥削型在这壹点上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期望从外界获得东西，而囤积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与此有本质的区别。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壹种威胁。他们似乎在壹堵保护墙的包围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他们不仅吝啬钱和物质的东西，而且吝啬情感和思想。爱实际上是壹种占有；他们并不给予爱，而是试图通过占有“被爱者”而获得爱。囤积型的人对人、甚至对回忆都有壹种特殊的忠诚。他们的多愁善感使过去的壹切都显得极其珍贵；他们抓住过去的壹切不放，并沉溺于对以往情感和体验的回忆中。他们对壹切事都有所了解，但这毫无用处，他们没有创造思想的能力。 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我们也能识别这种人。他们的特征是，紧闭嘴唇，以手势代表全部态度。接受型的态度似乎是诱人的、坦率的；剥削型的态度是敢做敢为的、尖锐的；囤积型的态度则是生硬的，他们似乎想强调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这壹隔之墙。这种态度的另壹特征是学究式的有条理。囤积型的人对壹切事物、壹切思想或情感，就像对钱财壹样，有条不紊，他的条理性是枯燥无味的、刻板的。他无法忍受东西的凌乱不堪，他会自觉地把些东西重新加以整理。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壹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通过整理事物，把它们安置在壹个适当的位置上，以躲避它们侵犯的危险。强制性的清洁是他需要脱离与外部世界之联系的另壹表现。超越他自身之墙的壹切事情，都被看作是危险的、“不干净的”；通过强制性的洗礼──与在和不干净的物或人接触后，要进行宗教洗礼仪式壹样──他清除了有威胁的接触。壹切事物不仅在适当的位置、而且在适当的时间裏得到了安置；刻守时间是囤积型的特征，是他们控制外部世界的又壹方式。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是对那坚固阵地的壹种威胁，那么他就以固执而对此作出逻辑的反应。壹个经常性的“不”字几乎成了他防御侵犯的自动屏障；稳坐不动成了他对被逼迫之危险的回答。这些人常感到，他们具有的只是固定的力量、能力，及智力，这种贮存着的力量在运用中会减少或消耗，而且它们决不会得到补充。他们不明白，壹切有生命的实体都具有自我补充的能力，活动和运用人的力量会使它得到增长，这种力量不用，反而会削弱它；对这种人来说，死亡和毁灭比生命和生长更现实。创造性的行动是他们听而不信的奇迹。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壹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壹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妳的则是妳的。” （4）市场取向 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发展成为壹种主要的性格特征，这只是现代的事。为了理解这种取向的本质，我们必须认识现代社会中市场的经济功能，它不仅与这种性格取向相似，而且是现代人这种性格取向发展的基础和主要条件。 物物交换是最古老的经济途径。然而，传统的地方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地方市场上，物物交换提供了壹个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机会。生产者和主顾们是互相熟悉的；相对来说，他们是壹个小集团；双方或多或少都知道对方的要求，所以生产者能按主顾的特殊要求而生产。 现代的市场不再是壹个集会的场所，而是壹臺以抽象和无个人要求为特征的机器。生产者是为市场，而不是为他所熟悉的主顾们生产；他的决断是以供求律为基础的；这种供求律决定商品能否出售，及以什么价格出售。例如，无论壹双鞋是否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供应大于需求，那么，某些鞋就要在经济上被判死刑；这些鞋也许本来就完全不该生产。就商品的交换价值而言，市场日就是它的“裁决日”。 读者也许会反对这种把市场过于简单化的叙述。生产者确实力图事先断定需求，在垄断的条件下，他甚至在壹定程度上获得了对需求的控制。然而，市场的正规作用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充分的支配力，以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通过中产阶级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影响全体民众。市场的价值概念所强调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壹点又导致了人们，尤其是人自己的同样的价值概念。我把那些植根于人把自己当作壹种商品、并把个人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取向性格，称为市场取向。 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取向有了迅速的发展，随之壹种新的市场──“人格市场”发展了，这是几十年来的现象。职员、售货员、商业主、医生、律师及艺术家等等，全都出现在这壹市场上。事实上，他们的合法身份和经济地位是有区别的：有些人是独立的，靠提供服务而获取报酬；另壹些人则是被雇佣而领取薪金的。但他们全都依靠那些需要他们服务或雇佣他们的人的个人接受，才能取得物质上的成功。 在人格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估价的原则是壹样的：在这壹方，出售的是人格；在另壹方，出售的是商品。两者的价值都是交换价值，它们的使用价值只是壹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壹个充分条件。的确，如果人们只被赋有合意的人格，而不具有在他们必须完成的特殊工作中的熟练技能，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不能发挥效用。壹位纽约的医生如果不具有最起码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那么，他即使有最好的医疗态度和最完美的医疗设备，也不会获得成功。壹位秘书如果不能快速的打字，那么，她即使有最可爱的性格，也难保其不丢工作。然而，当我们问，作为成功的壹个条件，技术和人格各自的比重应占多少时，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某些情况外，成功主要是技术和其他壹些人之特性──如诚实、正派、正直的结果。虽然，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壹方面是技术和人之特性的比重，另壹方面是二者和“人格”的比重，但“人格因素”总是起决定作用的。成功主要依靠壹个人在市场上怎样很好地出售自己，他的人格是否获得通过，他是否是壹个漂亮的“包裹”，他是否“令人愉快”、“健康”、“可靠”、“雄心勃勃”；此外，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属于哪个俱乐部，他是否认识有权之士。在某种程度上，人格类型要依靠壹个人所从事的特殊工作而定。股票经纪人、售货员、秘书、铁路主管、学院教授、或旅馆经理，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人格，除了他们的区别外，他们还都需要实现壹个条件：有此需求。 事实上，要争取成功，只具有完成壹项特定任务所需的技能和装备是不够的，人必须能“有效地表达”他的人格，以同他们竞争，于是便形成了人对自己的态度。假如壹个人完全凭借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的话，那么，人的自尊和他的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人的自尊和他的使用价值成正比；但是，由于成功主要依靠人怎样出售他的人格，因此，他体验的自己是壹种商品，更确切地说，他既是壹个卖主，同时又是壹个待出售的商品。壹个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如果壹种商品、或旅行包也有感觉和思想的话，那么，这种感受倒可以和这些商品相比较。例如，柜臺上的每壹只旅行包都尽可能地使自己富有“吸引力”，以吸引顾客，并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昂贵”，以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以最高价格出售的旅行包会感到洋洋自得，因为这意味着它是最有“价值”的旅行包；而那些卖不出去的旅行包则会感到悲哀不已，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但是，有的手提包尽管在外表和使用价值上是最佳的，但由于提包式样的翻新而使它不幸运时，它也会落入同样的命运。 像旅行包壹样，人必须在人格市场上赶时髦，为了赶时髦，他必须知道何种人格是市场上最需要的。这种知识通过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壹般得以传播，并在家庭中又得到了辅助教育。然而，人在早期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够的，它只强调了壹些壹般的特性，如适应力、雄心勃勃、以及对他人不断变化着的期望的敏感。在其他场合，人也获得了壹些成功之典型的更特殊的例子。画刊、报纸、新闻短片都展现了各种成功者的画面和生活故事。图片广告具有同样的功能。成衣广告商就是壹个成功的例子，它表明，壹个想要在现代人格市场上“赚大钱”的人所应有的样子。 向壹般人传播所需要之人格模型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电影。年轻女子竭力彷效着高价明星的面部表情、发型、手势，并把此当作是有指望获得成功的途径。年轻男子则力图使自己像在银幕上所见的明星模式。然而，壹般人对最成功者的生活却很少有所接触，他同电影明星的关系也有区别。事实上，他们与电影明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但却能在银幕上壹遍又壹遍地看见他们，能和他们通信，并得到他们的照片。与我们的时代相反，过去演员是为社会所鄙视的，但他们却向观众传播着伟大的诗作。而今日的电影明星没有伟大的作品或思想可向观众传播，他们的作用是充当壹般人与“伟人”的中介。壹个人即使没有指望获得如伟人们那样的成功，但他还是能努力彷效他们的；他把伟人当作圣人，并因为伟人有成就，而把他们当作生活的楷模。 由于现代人所体验到的自我既是市场上的卖主，又是待出售的商品，因此，他的自尊只能由他所无法控制的条件来决定。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价值；如果他不成功，他就没有价值。作为这样取向之结果的不安全感的程度，几乎没怎么受到重视。如果壹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壹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因此，壹个人被无情地驱使着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他的自尊都是壹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摧毁了。 然而，这不仅是自我评价和自尊的问题，而且也是人作为壹个独立的实体，壹个与自我同壹之实体的体验问题。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成熟的生产性的个体之感觉，是与他把自己作为壹个有力量的行动者加以体验相壹致的；这种自我感觉可以简洁地表达为，“我就是我所是”。市场取向型的人所面临的是，把自己的力量当成商品让渡给别人。他不是壹个力量的拥有者，而是壹个把力量遮掩起来的人，因为他的问题并不是在使用力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而是在出售力量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力量和力量所创造的东西相分离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相区别，并要由别人来判定和运用；于是，人的自我同壹感和自尊壹样动摇了；现在，这种同壹感是由人所扮演的壹切角色构成的：“我就是妳所需要的”。 易蔔生在《培尔·金特》壹剧中表述了这种人格状况：培尔·金特力图发现自我，但他觉得自己像壹只洋葱──被人壹层接壹层地剥开，却找不到核心。由于人无法在怀疑他的同壹感中生活，因此他必须在市场取向中找到同壹感的证明，这种同壹感与自我和人的力量毫无联系，而是与他人有关他的意见相联系。他的威望、他的地位、他的成功、以及他作为壹个特定的人而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取代了真正的同壹感。这种情境使他完全依赖于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并迫使他保持他曾经获得成功的那样壹种角色。如果我和我的力量互相分离了，那么，我的自我实际上就是由我所卖得的价钱购成的。 人体验他人的方法与他体验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是作为商品而被体验的；他们也不呈现为他们自己，而是呈现为可销售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简化为取得成功、富有吸引力、及价值之间量的多少的区别。这个过程与市场上商品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壹幅画和壹双鞋既可以表现为交换价值，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所以好几双鞋与壹幅画是“等值的”。用同样的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被简化为壹个共同的因素──市场价格。他们那独特的、唯壹的个体性是毫无价值的，事实上是壹个压舱物。独特的这个词很能表达这种态度。取代这个词原来所意味着的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展他的个体，现在它几乎成为无价值的同义语。平等壹词也改变了它的原意。所有人生来平等这壹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基本权力──把人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今天，平等则已相当于可交换性，且是对个体的真正否定。平等是每个人发展独特性之条件已为平等意味着消灭个体、树立无私特征的市场取向所取代。平等原来是和差别联系在壹起的，而现在，它已成了“无差别”的同义语，而无差别确实是现代人与自己、与他人之关系的特征。 这些状况必然歪曲人的全部关系。当个体自我被否定时，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表面的，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可交换的商品，人没有能力、且不能彼此提供唯壹的、“独特的”个体。然而，市场创造了壹种它自己的同事关系。每个人都卷入在同样的竞争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成功；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相遇了（或至少相信他们能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感受，因为他们都在同壹条船上：孤独、害怕失败、渴望快乐；这场竞争没有方向，也不要指望会有方向。 人之关系的这种表面化特征，使许多人都希望在个人的爱之方面，能找到深刻而强烈的情感。但爱壹个人和爱邻居是不可分割的；在任何壹种特定的文化中，爱之关系都只是这种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人之关系更强烈的表现。所以期望植根于市场取向中的孤独的个人为个体之爱所拯救，这只是壹种幻想。 思想和情感壹样，也是由市场取向所决定的。思想具有迅速把握事物的功能，以便能成功地处理它们。普遍和有效的教育促进了思想的功能，它使得智力而不是理性达到了更高的程度［註：智力和理性的区别，将在本节的下壹部分加以讨论。］。为了处理之目的，所需要知道的壹切只是事物表面的、肤浅的特征。深入到现象的本质中以发现真理，这成了壹个过时的概念（真理不仅含有前科学的“绝对”真理──无数经验数据的教条，也包括人凭借理性、通过观察和随时修正所获得的真理）。大多数的智力测验都依这种思想而定调；它们并不怎么衡量人的理性之能力，也不能充分衡量人的理解力，以使心理迅速适应壹种既定的情境；把这种测验称为“心理适应测验”才是恰当的。因为这类思想本质上适用于运用比较和定量衡量之方法，而不适用运用分析特定现象及实质的方法。所有问题同样都“令人感兴趣”，且它们在重要性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知识本身成为壹种商品，因此，人就被他的自身力量异化了。思想和知识都被当作生产成果的工具。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中，人关于自己的知识、心理被看作德性、正当生活及幸福的条件，而现在，它却退化为在市场研究、政治宣传、广告等等中，用来为更好的操纵他人和自己服务。 显然，这种思想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学习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用于为市场需求服务。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太多了，以至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激励学生想要更多更好地学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对所教课程、知识、及见解等等的兴趣，而是为了得到提高交换价值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对知识和教育虽有极大的热情，但同时，却把那些“只与”真理有关、而在市场上无交换价值的思想，说成是不切实际的、无用的思想，并抱以怀疑或蔑视。 虽然我提出，市场取向是壹种非生产性取向，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其它的非生产性取向有区别，因此，它是自成壹类的非生产性取向。接受、剥削、囤积取向有壹点是共同的：即每壹种取向都是壹种人之关系的形式，壹种取向如果支配了壹个人，便成了他的特性和特征（后面还将要说明，这四种取向并非如迄今为止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必然都是否定的性质）。然而，市场取向并不能发展人的某些潜在性（除非我们荒谬的假定，“虚无”也是人的壹种特性）；市场取向的真正本质并不是发展壹种特殊的、永久的关系，而态度的确实可变性才是这类取向的永久特性。在市场取向中，得到发展的只是那些能最好地加以出售的特性。没有哪壹种特定态度是占统治地位的，而这壹真空则能由需要之特性最快地加以填补。然而，需要这壹特性已失去了该词的原有含义；它只是壹种角色，壹种特质的借口，如果另壹个更合乎需要，它就很快被替换了。例如，体面有时就很需要。某些商业部门的推销员应该以那种可靠、朴实及负责的特性来影响公众，这些特质是19世纪许多商人的真正特质。现在，人在寻求壹个逐渐灌输了信任感的人，因为看来他过去好像有这些特性；他在人格市场上所出售的是他具有表现这种特质的能力；而在这角色的背后是哪壹类人这无关紧要，而且，也没有人会关心这壹点。他本身的兴趣并不在自己是否忠实，而是这种忠实在市场上使他能得到什么。市场取向的前提是真空，任何特质的缺乏都不能改变这壹点，因为任何持久的性格特征总有壹天会与市场的需要相冲突。有些角色也并不适应人的独特性；因此，人必须废除它们──不是废除这些角色，而是废除人的独特性。市场人格必须是自由的，它没有个性。 我们至今所讨论的这些性格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例如，壹个人也许是接受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但通常也混合着任何或所有其它取向。在这壹章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这些混合取向问题，而对这壹点，我所想强调的是，所有取向都是人的特征的壹部分，而什么取向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序上有赖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对各种取向和社会形态之关系的更详尽的分析是社会心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我还是愿意在这裏提了壹个尝试性的前提，以作为决定这四种非生产性（不管哪壹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值得註意的是，研究性格取向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样壹个事实，即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性格形成中某些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在于特殊取向──它们是壹种文化或社会阶层最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代表了强烈的情感力量，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情感力量，以便理解社会的作用。流行的观点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而我想说明，不应该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形态和社会体制“影响”着个人。二者其实是越来越深刻地相互影响；壹般说来，个人的整个人格是以人与人的相关关系为模式的，而这种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原则上能够从对个体的分析中推断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 从接受取向中，我们常可以发现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裏，壹个有权力的集团完全可以剥削另壹个集团。因为被剥削的集团没有力量改变它的情境，也没有任何力量改变它的观念，被剥削者敬仰他的统治者就象敬仰他的供养人壹样，因为从这些供养人那裏，他能获得生命的壹切。不管奴隶得到的东西是多么的少，但他总感到从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看，他理应得到的更少，因为他的社会结构给他留下了这样壹个真实的印象，即他没有组织起来的能力，也没有依靠自己的行动和理性的能力。相应来说，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略壹看来，这种接受态度似乎已完全绝迹。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观念及实践都阻拦着接受取向，并强调每个人必须寻找自我，必须对自己负责，如果他想“无往而不胜”，就必须运用他自己的创造性。然而，接受取向受到阻拦，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适应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导致了无依无靠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现代人微妙的接受性的根基。这壹点在对“专家”和“舆论”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在每个领域，人们都期望有壹个专家，他能告诉人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该怎样去完成工作，所有人都应该听从他的教导，接受他的观念。我们的社会裏，有科学方面的专家，幸福方面的专家，而作家由于是最好的卖主，因而事实上就成了生活艺术的专家。这种微妙的而不是壹般的接受性在现代“民俗学”中呈现出怪诞的形式，广告则使它变本加厉。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即刻致富”的命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人们却还是在做着这壹步登天的白日梦。这种情况部分地与使用新发明有关；无需调档的汽车、不用摘除笔套的自来水笔，这只是随手而来的二个奇妙的小例子。而有关幸福方面，情况就更突出了。壹个极有特点的引证是，作家法尔维说：“这本书告诉妳怎样改变自己，使自己与过去判若二人──幸福、健康、精力充沛、自信、有能力、不用照顾。但这要求妳遵从不费力的心身安排表；实际上要比这简单的多。……这裏所开列的有益之方案可能颇为奇特，因为很难设想不劳而获。……然而，情况就是这样，妳马上就会看到。”［註：法尔维（Hal Faivey）：《将会改变妳生活的十个助手》，芝加哥，1944年版。］以“获取我所需要的”为座右铭的剥削性格，是要返回到淫盗行为和祖先的封建制那裏，返回到19世纪榨取天然资源的强盗、巨商那裏。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为利润而漫游在地球上的“流浪的”、“冒险的”资本者，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他们以贱买贵卖为目的，而且无情地追求权力和财富。这种类型的性格是在18和19世纪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培育起来的。而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权威主义制度，赤裸裸的剥削又復活了，这种权威主义企图剥削自然资源和人类资源，它们不仅剥削本国，而且用强力侵犯其它国家。他们公开宣扬强权，并通过强调强者生存的自然律而使强权合理化；爱和正派都是软弱的象征；思想则是胆怯和堕落的表现。 囤积取向与剥削取向并存于18、19世纪。囤积型的人是保守的，他们对拼命的获取很少有兴趣，却热衷于在方法上以合理原则和保护既得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追求。对这种人来说，财产是他的自我和保护最高价值的象征。这种取向给了他以壹种极大的安全感；他对财产和家庭的占有构成了壹个安全的、易于管理的世界，就像受到了19世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保护的那样。强调工作和成功是善的例证的宗教伦理也支持这种安全感，同时倾向于赋予生命以意义和宗教上的满足感。这种稳定的世纪、稳定的占有、稳定的伦理综合起来，给中产阶级的成员以壹种归属感、自信感和自豪感。 18和19世纪，并没有出现市场取向；市场取向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只是到了最近，旅行包、标签、商标名称也变得重要起来，人和商品都壹样。工作信条失去了份量，买卖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在封建时代，社会的变动性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壹个人无法利用他的人格而为前进开路。在市场竞争的年代裏，社会变动频繁。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如果壹个人“能把商品兜售出去”，他就能往上爬。今天完全靠个人自己而发财的机会比过去少多了。如果壹个人想往上爬，他必须适应各种大规模的组织，而他的主要资产是他有能力扮演所期望的角色。 失去个性、空虚、生命无意义、个体自动化，这壹切导致了不满足的增长，导致了寻求更适当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和寻求能引导人达到这个目标之规范的需要。接着所要讨论的生产性取向表明，这种性格使人的全部潜能得到生长和发展，而其它所有活动都应从属于这个目的。 （三）生产性取向 （1）壹般特征 从古典和中世纪文学的时代直到19世纪末，人们作了大量的努力，以说明好人和好社会应是什么样子。这些观念部分是以哲学或神学的形式加以表述，部分则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得到了表达。很显然，20世纪缺乏这种视野。20世纪所强调的是，对人和社会进行批判的分析，而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种积极的看法则是被蕴含在这种分析中的。当然，无可怀疑，这种批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任何社会进步的条件。但由于缺乏设计“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社会之眼光，却使人在相信自己、相信他的未来面前无能为力了（而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又同时是无能为力的结果）。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学在这方面都无例外。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对神经病人的性格作了杰出的分析。他们关于非生产性性格的临床说明（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谓之前生殖期性格）是详尽无疑的、准确的──他们并不顾忌所使用的理论概念需要修正这壹事实；但他们很少考虑正常、成熟、健康之人格的性格。弗洛伊德把这种性格称之为生殖性格，但生殖性格是壹个极其模煳和抽象的概念。弗洛伊德把生殖性格定义为壹个人的性格结构，在这种结构裏，口唇裏比多和肛门裏比多在最高的生殖欲面前，已失去了主导地位和作用，而生殖欲的目的是与壹个异性相结合。对生殖性格的这种描述，并没有超越那种壹个有能力在性欲和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个体的性格结构的说法。 在讨论生产性性格时，我将大胆超越批判性的分析，而深入研究这种充分发展了的性格的本质。这种性格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这可作为研究生产性取向这壹概念的最初途径，以说明这种生产性取向和弗洛伊德生殖性格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不在字面上、而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弗洛伊德关于裏比多的理论，那么，它就可以相当准确地说明生产性的意义。因为在性成熟的阶段，人有正常的生产性能力；通过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新的生命诞生了。然而，这种生产性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物质生产的能力却是人所特有的。人不仅是理性的、社会的动物，他还是生产的动物，他能够运用理性和想象力，去改变眼前的物质。他不仅能够生产，而且他必须生产以维持生命。然而，物质生产只是生产性性格最通常的象征。人格的“生产性取向”是壹种基本态度，是人类在壹切领域中的体验之关系的模式。它包括人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精神、情感、及感觉反应。生产性是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进壹步而论，我们指出，他必须由理性所引导，因为他只有了解了力量是什么、怎样运用力量、及为何而运用力量，他才能使用他的力量。生产性意味着他把自己当作壹个他之力量的化身、壹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溶为壹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相异化。 为了避免对“生产性”这壹术语的误解，似乎有必要扼要地讨论壹下什么不属于生产性的问题。 壹般来说，“生产性”这个词与创造性、尤其是与艺术创造相联系的。真正的艺术家确实是最令人信服的生产性的代表。但是，并非所有艺术家都具有生产性。例如，壹幅普通的绘画，除了在画布上以照片的方式復制了壹个人的人像外，也许并没有其它的内容。但壹个人没有创造某些可见物或可传授物的天赋，却能生产性地体验、观察、感觉和思考。生产性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壹种态度，除非他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废人。 “生产性的”这壹术语容易与“能动的”壹词相混淆，而“生产性”则易与“能动性”壹词相混淆。虽然，这二个术语可以是同义语（例如，在亚裏士多德的能动性概念裏），但能动性在现代的习惯用法中，常表示与生产性全然相反的意思。能动性壹般被定义为，耗费力量以促使现存情境发生变化的行为。相反，如果壹个人没有能力改变或明显影响现存情境，而是为外在于他自身的力量所影响或所动摇，那么，他就是壹个被动者。这种流行的能动性概念只註意到实际耗费的力量及由此而带来的变化，却没有对统治这种能动性之潜在的心理状况作出区分。 人在睡眠状态下的能动性就是壹个非生产性能动的例子，尽管是壹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人在昏睡中，也许会睁着眼睛、也许会行走、说话、做事；他在“行动着”。那种能动性的壹般定义也许可用到他身上，因为他耗费了力量，并带来了相应的变化。但如果我们考虑壹下特殊性格和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就会看到，行动者并不是真正的睡眠者，而是催眠者发出的指令，通过睡眠者加以行动。虽然，催眠状态是人为制造的，但它却是某种情境中极端且特有的例子。在这种情境中，壹个人能够行动，但他却不是真正的行动者，他的能动性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压力强迫的结果。 非生产性能动的壹种共同类型是焦虑的反应──不管是剧烈的或平缓的、还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这种反应常常是当今之人疯狂偏见的基础。与由焦虑所引起的能动性不同的是，以屈从或依赖权威为基点的活动，尽管二者经常混和在壹起。这个权威也许令人畏惧、令人羡慕或为人所“爱”──这三者通常是混合的──但这种能动性的起因却是权威的命令，这种命令可以是形式上的，也可以涉及内容。人之所以能动，是因为权威期望他能动，而他所做的正是权威所要求他做的。在权威主义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能动性。对权威来说，能动意味着以某种高于他自己的名义而行动。他能以上帝的名义、过去的名义、或责任的名义行动，但他不会以自己的名义而行动。权威主义性格受到了源于最高力量的刺激而行动，这种力量既不易受攻击，也不易改变，因而它是不会受到源于他自身本能冲动的影响的。 与服从之能动性相类似的是机械般的自动化能动性。在这种能动性中，我们看不到对权威的明显依赖，而是有赖于以舆论、文化形态、常识、或“科学”为代表的匿名的权威。人所体会或从事的是他应该体会或从事的事。这种能动性并不起源于他自己的精神或情感体验，而是起源于外在之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种能动性缺乏自发性。 这些能动性最有力的来源是非理性情感。壹个为吝啬、受虐狂、羡慕、妒忌及所有其它贪婪形式所驱使的人，是被迫而行动的；因而，他的行动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理智的，而是反理性的，反人类利益的。壹个人不断重復自己的行动，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墨守成规。他是能动的，但不是生产性的。 尽管这些能动性的来源是非理性，且行动者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有理性的，但它们所产生的重要的实践结果，却常常导致物质上的成功。在生产性概念裏，我们并不牵涉必然导致实践结果的能动性，而是要涉及到壹种态度，壹种在生活过程中对世界和自己的反应模式和取向模式。我们所要论述的是人的性格，而不是他的成功。 生产性是人所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但“力量”是什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力量这个词意味着两个矛盾的概念：拥有力量＝能力＋对力量的控制＝统治。然而，这是壹种特殊的矛盾。力量＝丧失力量之结果的统治＝能力。“对力量的控制”是“对力量的运用”的歪曲。人生产性的运用其力量的能力是他的潜能；无这种能力就是他没有潜能。人运用理性的力量，就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而理解其本质。人运用爱的力量，就能冲破与他人的分离之墙。人运用想象的力量，就能使还未存在的东西具体化；就能规划并开始创造。缺乏潜能，人与外界的关系就会被歪曲成统治世界、控制他人的欲望，就像人们过去所做的那样。统治与死亡联系在壹起，潜能与生命联系在壹起。统治产生于没有潜能，又反过来加剧了没有潜能的状况，因为壹个人能强迫别人服待他，结果，他自己对生产性的需要就逐渐丧失了。 当人生产性的运用他的力量时，他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人能够以两种方式体验外在于他的世界：再生的方式（reproductive），即以胶卷的形式理解现实，对现实进行了照相式的刻板记录（显然，再生式的理解甚至也需要积极地运用头脑）；及原生的方式（generative），即依靠想象及人自身精神和情感力量的自发活动，而使新的物质充满生机，并重新创造这种新物质。在壹定程度上，任何人都以这两种方式进行着创造，但这两种体验方式各自的份量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有时，其中的壹种方式是发育不全的。而对这种几乎不存在的极端的再生模式或原生模式的研究，是理解这些现象的最佳途径。 在我们的文化中，原生能力相对萎缩的问题屡有发生。壹个人能够按事物的现有面貌（或按他所在文化的要求）去认识它们，但这些事物不能使他产生富有生机的感觉。这样，壹个人就完全成了“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了现象的全部表面特征，但他没有能力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也没有能力想象这些还没有出现的事物。他只见局部而不见整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对他来说，现实只是具体化了的事物的总和。这个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是计算的想象力，即他把所知道和所存在的壹切因素结合在壹起，由此而推论出它们未来的作用。 另壹方面，失去了领悟现实之能力的人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建立了壹个内在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裏，他似乎是完全有信心的；他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而为所有人都理解的现实的普遍因素，对他却是不现实的。当壹个人所见的对象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全然是他的想象力的产物时，他就是在幻觉；他以自己的情感来说明事件，而毫不关心、至少不完全承认这些事件在现实中的进展。壹个患狂想症的人也许认为，他正受到迫害，壹次偶然的谈话可以被当作那种羞辱他、伤害他的计划。他相信，这种羞辱他、伤害他的意图虽缺乏更明显、更确切的表现，但这并不能证明任何事物；尽管在表面上，这种意图并不表现出伤害性，但如果壹个人“更深刻地”观察壹下，它的真正含义就很显然了。因为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真正的现实彻底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壹个内在的现实。 “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在看到了明了的世界时，他能以照相的方式在意识中再生这个世界，他也能通过操纵事情和众人而行动，就像他们显现在那幅图像上的那样。精神病患者却不能看到现实的本来状况；他把现实只当作他内在世界的壹个符号、壹种反应而加以理解。这两种现象都是壹种病态。精神病患者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这样，他就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而“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那作为人的力量枯竭了。然而，他并不是在社会效用上无能为力，而是由于他的现实观是那样地被歪曲，以至当涉及到更多的即时现象、素质和短期目标时，他就很容易犯错误。“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 “现实主义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真正对立面是生产性。正常人是有能力使自己与世界相联系的，这种联系的方法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理解世界；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世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如果其中的壹种能力衰退，人就得病了。而正常人则具有这二种能力，尽管这二种能力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再生能力和原生能力的存在是生产性的先决条件；这两种对立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生产性的动力源泉。最后，我想强调，生产性不是这两种能力的总和或混合，而是从这两种能力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某些新东西。 我们已经讨论了生产性是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壹种特殊模式。那么问题在于，有生产性的人是否能生产；如果能，他所生产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 生命的诞生只是从怀胎而始、至死而终的生命统壹体的壹个特殊阶段。由生到死这二极之间的壹切就是焕发人之潜能的过程，就是使潜在于二个细胞中的壹切富有生机的过程。只要给以适当的条件，身体自身就能生长；相反，精神的诞生过程却不是自动的。它需要生产性的能动性，赋予人的情感和智力潜能以生机，并使人形成自我。但是，人之情境的悲剧性在于自我的发展永远不会完成，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人的潜能也只能得到部分的实现。人总是在他还未充分诞生前就死了。 尽管我并不想描述生产性概念的历史，但对它进行某些必要的说明，也许有助于澄清这壹概念。在亚裏士多德的伦理体系中，生产性是壹个关键的概念。他认为，通过弄清人的功能，就能确定人的德行。在壹名长笛演员的演奏中、壹位凋塑家或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中，好在于他们具有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特殊功能，具有使自己成为他们之所是的功能；同样，好人也在于他具有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使自己成为他所是的功能。这样壹种功能就是“壹种灵魂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遵循或包含着理性的原则”。亚裏士多德说：“但是，我们在精神或行动中，是具有还是运用这种主要的美德，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精神可以毫不产生任何好的结果而存在，就像人在沉睡或其它任何不活动的状况下那样；但能动性却不能这样，因为壹个具有能动性的人必然有所行动，且必然是适当的行动。”在亚裏士多德看来，好人就是在理性的指引下，依靠他的能动性，使人的特有潜能富有生机。 斯宾诺莎说：“德性与力量，我理解为同壹的东西。”自由和幸福在于人对自己的理解，在于人努力实现他的潜能，并“愈益接近人性模型”。斯宾诺莎认为，德性与运用人的力量相壹致，恶则是人不能运用他的力量；对斯宾诺莎来说，恶的这种本质是重要的。 歌德和易蔔生以诗歌的形式，美好地表达了生产能动性的概念。浮士德是人对生命之意义永恒追求的象征。对浮士德这壹问题的回答，既不是科学、快乐，也不是威力，甚至不是美。歌德提出，对人的追求只有壹个答案，即生产的能动性，这种生产的能动性是与善相壹致的。 歌德的浮士德表达了对人的信念，这种信念是18、19世纪进步思想家的特征；易蔔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写于19世纪下半叶──则是对现代人非生产性特征的批判分析。这壹剧本的标题也许称为“寻求自我的现代人”更好。当培尔·金特用全付能力去赚钱、去获取成功时，他相信，这是为他自己而行动。他根据奥丝所提出的这样壹个原则而生活：“要使妳富有”，而不是根据人的原则“真实地对待自己”生活。当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发现他的剥削和利己主义阻止了他成为真正的他自己；他发现壹个人只有具备了生产性，并赋予自己的潜能以生命，那么，自我的实现才有可能。培尔·金特未能实现他的潜能，这就是他的“罪过”，而且也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缺乏生产性。 以上，我们研究了生产性取向的壹般特征。现在，我们必须研究表现在各种特殊行动中的生产性，因为只有研究了它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人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壹般性。 （2）生产性的爱和思维 人的存在是以这样壹个事实为特征的，即人是孤独的，他与世界是分离的；人无法忍受这种分离，他被迫寻找与他人的关系，并与他人结为壹体。人实现这种需要的方法很多，但只有壹种方法才能使他保持其为壹个唯壹的实体而不变；只有壹种方法才能使人在与他人的相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人之存在的矛盾是，他既要求与他人的接近，又要寻求独立；既要寻求与他人结为壹体，同时又要设法维护他的唯壹性和特殊性。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只有生产性才能对这壹矛盾及人的道德问题作出回答。 通过行动和理解，人能生产性地与世界相联系。人生产事物，而且在创造的过程中，他对物体施加着他的力量。人通过爱和理性，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理性的力量，使人能通过与对象的积极联系而透过事物的表面把握其本质。爱的力量使人能冲破与他人的分离之墙并理解他人。尽管爱和理性只是人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同形式，尽管二者缺壹不可，但它们表现了情感和思想的不同力量，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加以讨论。 生产性爱的概念与通常所说的爱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几乎没有什么词语会比“爱”更不明确、更易混淆了。除了恨和厌恶，几乎每壹种感情都可用爱来表示。爱包含着壹切，从爱吃冰泣淋到爱好交响乐，从壹般的同情到最强烈的亲近感。人们认为，如果他们“迷恋”上某个人，他们就是在爱。他们声称，他们不能没有爱，他们也占有着爱。事实上，他们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比爱更容易了，困难的只是在于要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们寻找爱之幸福的失败，是由于在发现合适的伴侣方面，他们的运气不佳。然而，与这壹切混淆不清、壹厢情愿的思想相反，爱是壹种极特殊的情感；而且，虽然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但是要实现爱，却是最困难的成就之壹。真正的爱植根于生产性之中，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称作“生产性的爱”。无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对他人的爱、还是二个人之间的性爱，爱的本质都是壹样的（爱他人与爱自己的本质也是壹样的，这壹点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註：见第四章，第壹节。］虽然，爱的对象不同，而且爱本身在强烈程度和性质上也常有区别，但仍可以说，某些基本要素是各种形式的生产性爱的特征。这些要素就是关心（care）、责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认识（knowledge）。 关心和责任意味着，爱是壹种能动性，而不是壹种征服人的热情，也不是壹种“感动”人的影响力。生产性爱所包含的关心和责任，在约拿书中，得到了极好的论述。上帝告诉约拿到尼尼微去警告那裏的居民，如果他们不改正他们的恶劣行径，他们将受到惩罚。约拿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他害怕尼尼微的居民将会悔改，因此上帝会宽恕他们。约拿是壹个具有很强秩序感和法治意识的人，但没有爱。可是，当他企图逃走的时候竟发现自己在鲸鱼腹内，这象征着由于他缺乏爱和与人类休戚与共之心而给他带来孤立和监禁的情形。上帝拯救了他，他到尼尼微去了，并按照上帝告诉他的话劝诫当地居民，然而他所害怕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尼尼微的百姓忏悔他们的罪过并改过自新，于是上帝便宽恕了他们，并决定不毁灭这个城市。约拿感到极度的愤怒和失望，他希望做到的是“正义”而不是仁慈。最后他在壹棵树荫下找到壹些安慰，这根树是上帝为保护他免受日晒而造的。但当上帝使这根树枯萎的时候，约拿便觉得沮丧并且愤怒地抱怨上帝。上帝回答说：“妳怜悯这根葫芦树，但妳对它既没有出过力也没使它长大，它在壹夜之间长大，又在壹夜之间死去。在尼尼微那个大城市裏有十二万多分辨不清是非的百姓，何况还有那么多牲口，难道我不该饶恕它？”上帝对约拿的这番话应该在其象征意义上加以理解。上帝向约拿阐明，爱的真谛是为某些东西“出力”，并“使某些东西成长”，爱和劳动是不可分的。人人都爱自己出过力的东西，同时也为他所爱的东西而出力。 约拿的故事说明，爱与责任是不可分的。约拿并不感到他对他同胞的生命负有责任。他会像该隐那样问：“我是我同胞的监护人吗？”责任并不是壹种由外部强加在人身上的义务，而是我需要对我所关心的事情作出反应。责任和反应具有同样的根基，反应＝“回答”；负有责任意味着准备作出反应。 母爱是生产性爱的最通常、最易理解的例子；母爱的真正本质是关心和责任。在孩子诞生时，母亲的身体为孩子的诞生而“出力”，孩子诞生后，母爱在于她努力使孩子成长。母爱并不依赖那些孩子为了被爱而必须履行的条件，母爱是无条件的，她只以孩子的要求及母亲的反应为基础。 关心和责任与个人之爱的关系并不明显；人们认为，堕入情网已是爱的顶点，然而实际上，它却是爱的开始，并且只是实现爱的壹个机会。人们认为，爱是壹种神秘性的结果，由于这种神秘性，两个人便互相吸引，事情就这样毫不费力地发生了。诚然，人的孤独和性欲使他很容易堕入情网，这壹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但是，这是壹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收获。壹个人不会偶然被爱；依靠自己力量去爱的人才会产生爱──就像只有先感到有趣而后才会产生兴趣壹样。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吸引力，然而他们忘了，吸引力的本质就是他们自己那爱的能力。生产性的爱壹个人，意味着关心这个人，感到对这个人的生命──不仅对他的肉体之存在，而且对他全部人之能力的成长和发展负有责任。生产性的爱与被动的爱、与那种对所爱者的生命消极旁观的爱是不相容的；生产性的爱意味着对所爱者的成长付出劳动、加以关心、负有责任。 尽管西方壹神教宗教具有博爱精神，进步的政治概念也表达了“所有人生来平等”的思想，但对人类的爱并没有成为壹种普遍的体验。对人类的爱被看作充其量是对个人的爱的结果，或是壹种在未来才能实现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人类的爱与对某个人的爱是不可分割的。生产性的爱壹个人意味着与这个人的精髓，与作为人类代表的这个人相联系。爱某个人如果和爱人类相分离，那么，这种爱只是表面的、偶然的，并且必然是肤浅的。然而，我们可以说，对人类的爱与母爱是不同的，因为孩子是无依无靠的，而我们的同伴则并非无依无靠；但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区别甚至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存在。所有人都需要帮助，都要依赖别人。人类的团结壹致是任何个体呈现自身的必要条件。 关心和责任是爱的组成因素，但是没有对所爱者的尊重和认识，爱就会堕落成统治和占有。尊重不是惧怕和敬畏，根据这个词的词根（respicere 即看），尊重意味着能够按其本来面目看待壹个人，能够意识到他的个性和唯壹性。没有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壹个人的尊重；没有对人之个性的认识作引导，关心和责任也将是盲从的。 通过研究理性（reason）和智力（intelligence）的区别，就可获得对生产性思维的基本理解。 智力是人达到实践目标的工具，其目的是发现处理事物所必须的各方面知识。对目标本身、同样对“理智”思考所依赖的前提不应有怀疑，而应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且这些前提本身也许合乎理性，也许不合乎理性。智力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壹种极端的状况下、在狂想症患者的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例如，他的前提──所有人都密谋反对他──是非理性的、荒谬的，但在他以这壹前提为基础的思想过程中，却可以表现出非凡的智力。在力图证明他的狂想主题时，他把所观察到的东西结合在壹起，并作出逻辑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常常是那样的具有说服力，以致于很难证明他的前提是非理性的。当然，对问题只应用智力并非限于这种病理现象。我们的大部分思想必然与达到实践效果有关，必然与事物的数量和表面现象有关，而没有探究内涵的目的和前提的正确性，也不设法理解现象的本质和特性。 理性包含着第三维度──深度，深度达到了事物的本质和过程。虽然，理性与生命的实践目标并没有分离（现在我将说明，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它又不仅仅是直接的行动工具。它的作用是通过对事物的了解而认识、理解、把握事物，并使自己和事物相联系。理性能透过事物的表面以发现它的本质，发现事物那隐藏着的关系及更深刻的意义，发现事物的“道理”。因此，它似乎并不是二维的，用尼采的话来说，它是“透视的”，即它把握住了事物所有可想象的相互关系及范围，而不仅仅是与实践有关的方面。关心事物的本质，并不意味着关心事物“背后”的某些东西，而是关心必要的、壹般的、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现象特征，避免事物表现的、偶然（逻辑上不相关）的方面。 现在，我们可以着手考察生产性思维的某些更具体的特征了。在生产性思维中，主体和客体并非毫无关系，而是主体要受客体影响、并与客体相关联。客体并不是作为某些死东西、某些与人本身和他的生命相分离的东西而得以体验的，就象壹个人仅以壹种自我孤立的方式去思考某些事物那样；相反，主体对客体有强烈的兴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越密切，他的思想就越有成效。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真正的关系才会促进他的思想。对他来说，壹个人或任何现象都是壹个思考对象。这壹观点的最佳例证就是佛陀发现“四重真理”的故事。佛陀看见壹个死人、壹个病人和壹个老人。他当时是个年轻人，却深深地为人的这种不可逃脱的命运所感动，他对所见之事的反应是激励了他的思想，结果创造了生命本质和普渡众生的理论。他的反应并非是唯壹可能的反应。在同样的情境下，壹个现代医生可能具有的反应是，思考如何与死亡、疾病和衰老作斗争，但他的思想也是由他对客体的整体反应所决定的。 在生产性思维的过程中，思考者为对对象的关切所激发；他受对象的影响，并对对象作出反应；他关心并反应着对象。但是，生产性思维又是以客观性为特征的，是以思考者对客体的尊重、有能力按客体的本来面目认识客体，而不是以自己的愿望去认识客体为特征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壹，就是生产性思维的特征，因为壹般来说，这种统壹是生产性的。 只要我们尊重我们所观察的事物，达到客观性是有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认识事物的唯壹性和相互关联性。这种尊重与我们所讨论过的关于爱和尊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我想理解某些事物，就必须按它自身的本质而认识它的存在。对壹切客体的认识均如此，而且它构成了壹个特殊的人性研究问题。 对有生命和无生命之客体的生产性思维，必须具备客观性的另壹方面：观察现象的整体。思考者如果孤立地看待客体的某壹方面而忽略了它的整体性，那么，他甚至完全无法理解他所研究的这壹方面。韦施梅尔曾对生产性思维中这壹最重要的因素给予了强调，他说：“生产性的过程往往具有这种性质，希望得到真正的理解、探究和考察。在这壹方面的某个领域裏，这壹点虽变得至关重要，成为中心的关註点，但它并没有孤立。这种情境下，壹个新的、更深刻的构造性观点形成了，这个观点包括对所观察的事物的功能意义、分类等等的改变。壹个人如果在某壹领域获得情境结构上所需要的引导，那么，他就会做出合理的预测，这种预测需要直接或间接的证明，就象这壹结构的其它部分那样。这种证明包括两个方面：获得整体壹致的图象以及决定整体结构所需要的那些部分。”［註：韦施梅尔：《生产性思维》，纽约，1945年版。］客观性不仅要求要按客体的本来面目认识客体，而且也要求要按人自己的本来面目认识人，例如，了解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发现自己是与所观察的客体相联系的观察者。另外，生产性思维是由客体的性质和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主体在思维过程中，使自己和客体相联系了。这种双重的决定便构成了客观性。相反，在错误的主观性中，思想不受客体的制约，这样，它就退化而为偏见、壹厢情愿的思维、及想入非非。但是，客观性并不是超然、没有兴趣和漠不关心的同义语，就像它经常含有“科学”客观性的错误观念那样。对壹项费力的工作，壹个人如果没有生气勃勃的、充分的兴趣所推动，那么，他怎么可能识破事物的表面的幕帐呢？客观性并不意味着超然，而是意味着尊重；也即客观性并不是歪曲和篡改事物、他人和自己的能力。但是，为了达到所期待的结果，思考者的主观因素、他的兴趣就不会歪曲他的思维了吗？人的兴趣就壹定是科学探究的条件吗？作为认识真理之条件来说，没有兴趣的观点是靠不住的。［註：曼海姆（K．Mannheim）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纽约，1936年版）壹书中讨论过这壹观点。］几乎任何有意义的发现或洞察都是由思考者的兴趣所激发的。事实上，没有兴趣，思维就枯燥无味、不得要领。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兴趣，而是在于有什么样的兴趣、以及和这种兴趣相关的真理是什么。所有的生产性思维都是为思考者的兴趣所激发的。决没有对观念进行本质歪曲的兴趣，而只有与真理不相容、与所观察的客观本性之发现不相容的兴趣。 生产性是人之固有本领的说法与人本性懒惰、必须有压力方可行动的观点相矛盾。这是壹个古老的假说。当摩西要求法老让犹太人撤离，以便他们有可能“在沙漠上服务于上帝”时，摩西的结论是“妳们懒惰，除了懒惰外，妳们壹无所有”。对法老来说，苦役意味着干活；崇拜上帝就是懒惰。那些指望从他人的能动性中获得而自己无需费力的人，也都采用了同样的观念。然而，生产性是不能剥削的。 我们自己的文化似乎提供了壹个完全相反的例证。在近几个世纪裏，西方人被工作的观念、需要持续的能动性所困扰。他几乎不能有任何稍长时间的懒惰。总之，这种悬殊差别产生了。然而，懒惰与被迫的能动性并不对立，它们是人的全面功能受到干扰的两种症状。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常看到他的主要症状是没有工作能力，而在所谓需要调节者身上，我们看到其主要症状是缺乏轻松享乐和休息的能力。被迫的能动性并不是懒惰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补充，这二者的对立面是生产性。 生产性能动的丧失导致懒散或过份活跃。饥饿和压力决不是生产性能动的条件。相反，自由、经济安全、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裏，工作是人的才能之有意义的表达──才是有助于表现人之本性趋向于生产性的运用他的力量的因素。生产性能动是以有节奏的转换能动性和有规律的休息为特征的。人在必要时，只要能做到安静和独处，生产性的爱、生产性的工作、生产性的思维就是可能的。能够倾听自己的声音是有能力倾听他人之音的先决条件；能独身自处是能与他人相处的必要条件。 （四）社会化过程中的取向 正像本章壹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生命过程包含着两种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化关系和社会化关系。 我们能区分下面几种人际关系：共生关系、撤回－破坏性、爱。 在共生关系中，人与他人是相关联的，但他失去了独立性、或从未获得过独立性；通过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壹部分、被他人“吞没”或“吞没”他人，他躲避了孤独的危险。前者的根源就是临床诊断上所谓的“受虐狂”。受虐狂试图通过把自己与他人捆绑在壹起，而消除壹个人的自我，逃避自由，并寻求安全。这类依赖有多种形式。它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牺牲、义务、或爱，尤其当文化形态证明其合理时更是如此。有时，受虐狂的追求与性冲动及享受（受虐狂的性反常行为）混杂在壹起；受虐狂的追求与对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追求常常发生极大的冲突，因此，对受虐狂来说，独立和自由是痛苦的、折磨人的体验。 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份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復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壹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壹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壹个任我们意誌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壹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被统治者是作为壹件可以利用和剥削的东西、不是作为以自己为目的的人而得到理解和对待的。这种控制他人的渴望越和破坏性混杂在壹起，就越具有残酷性；而经常被伪装成“爱”的仁慈统治也是虐待狂的壹种表现。仁慈的虐待狂期望他的对象是富有的、有力量的、有成就的，他力图以自己的全部力量防止壹件事的发生，即他的对象获得了自由、独立，因此就不再属于他了。 巴尔扎克在《幻灭》壹书中，对仁慈的虐待狂给出了壹个明显的例证。他描述了年轻的吕西安和摆出神父架势的囚犯巴诺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了这个刚企图过自杀的年轻人不久，神父说：“我从水裏捞妳起来，救了妳性命，妳变做我的附属品了，妳跟我的关系正如万物之于造物主，妖精之于神仙，鬼怪之于撒旦，肉体之于灵魂！有我的铁腕支持，不怕妳坐不稳权势的交椅；我给妳享尽快乐，荣誉，连续不断的欢娱……永远不会缺少钱用……妳在外边得意，夸耀，我蹲在泥地上打根基，保证妳荣华富贵。我呀，我为权势而爱权势！我自己不能享受的东西，看到妳享受我感到高兴。总而言之，我会变做妳！……我要创造壹个人，给他生命，按照我的方式把他琢磨，塑造，因为我要像父亲爱儿子壹般的爱他。我的孩子，将来妳坐着双轮马车，就等于我自己坐着，妳讨女人喜欢，我也跟着快活。我对自己说：这个美貌的青年就是我！” 然而，共生关系是壹种与对象接近、亲密的关系，尽管这要以自由和完整为代价。第二种关系是疏远的关系、撤回和破坏性的关系。个人无力之感觉，可以通过从作为壹种威胁的他人那裏的撤回而得到克服。在壹定程度上，撤回是任何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正常行动部分，是计划、研究、物质的再造、思想、态度等等所必须的。但在这裏所叙述的现象中，撤回是与他人关系的主要形式，并且，似乎是壹种消极的形式。与撤回在情感上相对应的是对他人的冷漠感，它常常伴以自我膨胀感为补偿。撤回和冷漠可以是有意识的，但并不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它作为壹个事实问题，几乎为壹种肤浅的关心和好交际所掩盖。 破坏性是撤回的积极形式，毁坏他人的冲动是由于惧怕被他人毁坏而产生的。由于撤回和破坏性是同壹种关系的消极和积极形式，因而，这两种关系常以不同的比例相混合。然而，它们的区别比共生关系之积极和消极形式间的区别更大。破坏性是由于生产性遭到比撤回更强烈、更全面的阻碍所产生的。它是求生内驱力的性反常行为，是丧失生命之能力转变为破坏生命之能力。 爱是人与他人，及与自己之关系的生产性形式。它包含着责任、关心、尊重和认识，包含着对他人成长和发展的愿望。它表现了两个人在互相保护完整性条件下的亲密关系。 综上所述，在同化和社会化关系中，各种形式的取向之间壹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下面这张图表给出了所讨论过的各种取向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註：图表裏圆括号中的概念的含义，将在下壹部分给以说明。］同化 社会化 A．非生产性取向 （a） 接受………………受虐狂 （领受） （忠诚） （b） 剥削………………虐待狂 （获取） （权威） ┓ ┣共生 ┃ ┛ （c） 囤积………………破坏 （保存） （武断） （d） 市场………………冷漠 （交换） （公平） ┓ ┣撤回 ┃ ┛ B．生产性取向 工作……………………爱、理性 对上面这张图表，似乎只需稍加说明。接受和剥削的态度包含着壹种不同于囤积态度的人际关系。接受和剥削的态度导致了壹种与他人的亲密和接近，因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期望从他人手裏平安或放肆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接受态度中，统治关系是壹种顺从的、受虐狂的关系；如果我服从较强的人，他就会给我所需要的壹切。这个人成了壹切好处的来源，于是在共生关系中，人从他人那裏接受了所需要的壹切。另壹方面，剥削的态度通常包含着虐待狂的关系：如果我要依靠强力从他人手裏获得我所需要的壹切，那么我必须统治他，使他成为我所统治的无依无靠的对象。 与这两种态度相反，囤积关系意味着对他人的疏远。它不是以从壹个外在的源泉那裏期待或获得壹切好处为基础的，而是以期待通过不浪费和囤积而占有事物为基础的，与外在世界的任何亲密都是对这种自给自足的安全体系的威胁。对囤积性格的人来说，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胁太大时，他就力图通过撤回或破坏来解决他人的关系问题。 市场取向也是以与他人的分离为基础的，但与囤积取向相反，这种分离的内涵是友好而不是破坏。市场取向的整个原则是轻松的接触、表面的联系，只有在更深的情感意义上才与他人分离。 （五）各种取向的混合 在叙述各种不同的非生产性取向和生产性取向时，我所讨论的取向似乎都是些独立的实体，它们彼此有明确的区别。为了说明问题，这种区分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能够对这些取向的混合加以理解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每壹取向的本质。然而实际上，我们总是要讨论混合的倾向，因为壹种性格决不会只代表壹种非生产性取向或生产性取向。 在各种取向的组合中，我们必须区分各种非生产性取向的混合、及非生产性取向与生产性取向的混合。前者中，有壹些彼此有壹定的密切关系，例如，接受常常是与剥削而不是与囤积相混合。接受和剥削取向对对象都有壹种共同的接近，相反，囤积取向则使人与他人疏远。然而，那些彼此关系较小的取向甚至也常常混合。如果要了解壹个人的特征，通常应了解他那占统治地位的取向。 非生产性取向与生产性取向的混合需要更透彻的讨论。没有壹个人的取向是完全生产性的，也没有壹个人的取向是完全不具生产性的。但在每个人的性格结构中，生产性取向和非生产性取向各自的比重不同，改变并决定着非生产性取向的性质。在上面所讨论到的非生产性取向中，曾假定，这些取向在壹个人的性格结构中是占统治地位的。现在，我们必须对前面的讨论作壹补充，即考虑在生产性取向占统治地位的性格结构中，非生产性取向的性质。这裏，非生产性取向并不具有那种当它们占统治地位时的消极意义，而是具有了壹种不同的、建设性的性质。事实上，正像所叙述的那样，非生产性取向可以看作是曲解的取向，而这些取向本身又是生活之正常和必要的部分。每壹个人为了生存，都必须能领受别人的东西，获取东西，节省和交换东西。他也必须能听从权威，引导他人，独处及表现自己。只有当壹个人获得东西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时，这种领受、获取、节省或交换的能力才会转变成对接受、剥削、囤积或市场的需要，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获得方式。在壹个生产性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社会关系形式──忠诚、权威、武断、公平，在壹个非生产性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就会变成服从、统治、撤回、破坏。因此，根据生产性在整个性格结构中所占的程度，任何非生产性取向都具有积极和消极这两个方面。下面这张不同取向之积极和消极方面的表例，可为这种原则提供壹个例证。 接受取向（领受）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领受……………………被动、没有主动性 敏感……………………无主见、无个性 忠实……………………顺从 谦虚……………………无自尊心 可爱……………………寄生 适应性强………………无原则 社会性适应……………奴性、无自信 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灵敏……………………怯懦 有教养…………………无骨气 乐观主义………………壹厢情愿 信任……………………轻敌 温柔……………………多愁善感 剥削取向（获取）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积极……………………剥削 主动……………………好生事端 能提出要求……………自私自利 自豪……………………自负 有冲动…………………草率从事 自信……………………自大 有魅力…………………勾引 囤积取向（保存）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重实践…………………无想象力 节俭……………………吝啬 小心……………………多疑 含蓄……………………冷淡 有耐心…………………无生气 谨慎……………………焦虑 坚定、顽强……………顽固 沉着……………………懒惰 临危不慌………………迟钝 井然有序………………迂腐 有条不紊………………固执 忠实……………………占有 市场取向（交换）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有目的…………………机会主义 能变化…………………反復无常 年轻……………………幼稚 目光远大………………胸无大誌 襟怀坦白………………无原则、无价值 善交际…………………不能独处 重实际…………………无目标 不独断…………………相对主义 有效率…………………过分积极 好奇……………………不机智 理智……………………唯理智论 能适应…………………无辨别力 容忍……………………冷漠 机智……………………愚蠢 慷慨……………………浪费 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并不是同时存在的二类独立的取向。这些特性中的每壹个都是连续中的壹点，它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性取向的程度所决定的。例如，在生产性高涨时，就可看到理性、系统、井然有序的取向；而当生产性衰弱时，井然有序就越来越不合理性、迂腐、勉强，这实际上破坏了自身效果。从年轻变为幼稚、从自豪变为自负也都如此。由于下面的事实，我们看到，仅就基本取向而论，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变化性。 （1）非生产性取向的混合，由于各种取向的份量不同而不同；（2）每壹次质的变化，都由现有的生产性取向的份量所决定；（3）不同取向在物质、情感或理智活动方面的作用强度不同。 除对整个人格的了解外，如果再加上对不同气质和天赋的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些基本因素的构造，可以在人格方面产生无穷的变化。 对人道主义伦理学原则──美德即寻求对自己尽义务，罪恶即自我残害──最显然的争议是，当伦理的目标实际上应在战胜利己主义和自私时，我们却把利己主义和自私当作人类行为的规范。进而言之，我们忽略了人所固有的弊病，而这种弊病只有靠对制裁的惧怕和对权威的畏惧才能加以控制。如果人不是天生具有这种弊病，那么，我们的争论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人不是经常在追求享乐吗？享乐本身不是与伦理原则相悖，或至少是不在乎伦理原则的话？难道良心不是促使人们行善的唯壹有效力量吗？在人道主义伦理学中，良心不是已失去了它的地位了吗？人道主义伦理学中，似乎也没有信仰的地盘，那么，信仰难道不是伦理行为的必要基础吗？ 这些问题包含着对人性的某些假设，同时，它也是对任何关心人之幸福和成长、因而也关心有益于这壹目标的伦理规范的心理学家的壹种挑战。在这壹章裏，我将努力本着心理分析的资料来处理这些问题，而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已在人性和性格壹章中给予了论述。 自私与自爱以及自身利益 现代文化充满着对自私的忌讳。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自私是不道德的，爱人才是道德的。无疑，这种教义与现代社会的实践是公然相矛盾的，现代社会所主张的是，对人来说，最有力、最合法的内驱力是自私，运用这壹不可缺少的内驱力，人就能对共同之善作出最大的贡献。但是，断言自私是最大的恶，爱人是最大的善的教义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这裏所说的自私，几乎是爱己的同义语。人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爱人或爱己，爱人是美德，爱己是罪恶。 这壹原则可以在加尔文理论中找到经典的表述，根据加尔文的理论，人本质上是邪恶、无力的。人以他自己的力量或长处绝不能实现任何善事。加尔文说：“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既不会以理性、也不会以意誌来统治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该以肉体的满足作为我们追求的有利目标。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忘掉自己、忘掉我们所有的壹切。正相反，我们属于上帝，因此我们要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因为肉体是最具有破坏性的瘟疫，如果人放任自己，他就会遭到毁灭。肉体只是壹个不具自我认识、不知自我所求、而全凭上帝指引的救世避难所。”人不仅应该确信自己壹无所有，而且应该竭尽全力使自己谦卑。“因为如果妳认为我们拥有任何身外之物，那我就不能把此称作谦卑。……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应该考虑的来思考我们自己，除非我们全然蔑视那些可假定为我们的优点的东西。这种谦卑是真诚地服从于壹种思想，即人的精神充满着自身的苦难和贫乏，唯有如此，才能说明上帝的旨意始终如壹。” 强调个体的壹无所有和邪恶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不该有任何的期望和重视。这种教义植根于人的自我蔑视和自我憎恨。加尔文把这种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说，自爱是“壹种有害的东西”。 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所持的人的观点，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确定了壹种基本的态度，即人自身的幸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而在生活的过程中，人成了超越自身目标的壹种工具，他是全能的上帝或世俗的权威、规范、国家、事业、成功的附属物。康德也许是启蒙时期最有影响的伦理思想家，他认为，人应该是自己的目的，而决不仅仅是手段，但他同样谴责自爱。根据康德的观点，期望使他人幸福的美德与期望使自己幸福的美德在伦理学上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而这种本性的追求并不具有明确的伦理价值。康德承认，人不可能放弃对幸福的需求；在壹定的环境下，它甚至是壹种责任，这部分地是因为健康、财富和爱好可以是人实现其责任所必需的手段，部分地则是因为缺乏幸福──贫穷──会阻止人实现他的责任。但是，爱自己、追求自身的幸福决不是壹种美德，作为壹种伦理原则，追求自身幸福“是最要不得的事，因为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因为它削弱了提供道德动机的基础，并破坏了道德动机的崇高性。” 康德对利己主义、自爱、自大、自我享乐作了区分。但是，即使是“合理的自爱”，也必须受到伦理原则的限制，自我享乐必须加以摧毁，个人必须谦卑，并使自己符合神圣的道德律。人应该在实现他的责任中找到最大的幸福。道德原则的实现──因而，个人幸福的实现──只有在团体、民族、国家中才有可能。但是，“国家的福利”与市民的福利和幸福并不壹致。 尽管事实上，康德比加尔文或路德更尊重个体的尊严，但他否定个人有反抗的权力，即使在最残暴的统治下也如此；如果反抗行为威胁到政府的统治，反抗者就必须受到不亚于死亡的惩罚。康德强调，人的本性先天倾向于邪恶。为抑制这种倾向，道德律在本质上是绝对必须的，否则人就会变成禽兽，人类社会就会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而告终。 在启蒙时期的哲学中，其他人比康德更有力地强调个体对幸福的需求，例如爱尔维修。现代哲学中，这种倾向在斯坦纳和尼采那裏得到了最激进的表述。在自私的价值问题上，斯坦纳和尼采虽然采取了与加尔文和康德截然相反的立场，但他们却同意对方关于爱他人或爱自己二者必居其壹的假设。他们把爱他人斥责为软弱、自我牺牲，而把利己主义、自私及自爱设定为美德。但他们也使问题变得混淆不清，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上述各点作出明确的区分。因此，斯坦纳说：“这裏，必须以利己主义、自私来确定，而不是以爱的原则、爱的动机如怜悯、温柔、善良、甚或正义、公平──它们也是爱的壹种表现、爱的壹种产物──来判定，因为爱所知道的只是牺牲，而且它要求自我牺牲。” 斯坦纳所斥责的这种爱是受虐狂的依赖性。由于这种依赖性，个体使自己成为实现外在于他自身的他人或他物之目标的手段。斯坦纳并不回避提出与这种爱的概念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观点极具有攻击性、夸大性。斯坦纳所确定的原则与几个世纪裏基督教神学所具有的态度完全相反，而这种态度在盛行于斯坦纳那个时代的德国唯心主义裏是很鲜明的，即个人应该屈身以服从于壹种外在于自己的力量和原则，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中心。斯坦纳并不是具有康德或黑格尔那种高度的哲学家，但他有勇气激烈地反对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否定具体的个人，因而有助于那种个人受制于他之外的压迫力量的绝对观点。 尼采和斯坦纳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区别，但他们在这壹方面的思想却又十分相似。尼采也把爱和利他主义斥责为软弱和自我否定。对尼采来说，寻求爱乃是使人不能为他们的需求而奋斗的典型的奴隶现象，因而人力图通过爱来获得他们所需求的东西。这种，利他主义和爱就成了人类堕落的象征。对尼采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毫无负罪之心地准备牺牲无数人，这就是有教养的兴旺的贵族阶层的本质。社会应当是“上层阶级能够借以提高自身责任并达到更高地位的基础和脚手架。”还有许多引文能用来证明这种蔑视和利己主义的精神。这些思想常被尼采的哲学来理解。然而，它们并不能代表尼采哲学的真正核心。 尼采本身之所以具有上述这些思想，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与斯坦纳壹样，尼采的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壹种反抗。这种哲学要求经验的个人服从外在于他的权力的原则。在尼采夸大的理论倾向中，反映出这种反抗的性质。其次，在尼采的人格裏，含有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这使他把“强人”强调为壹种反应结构。最后，尼采深受进化论和进化论所强调的“适者生存”论的影响。这种解释并不能改变这样壹个事实，即尼采认为，在爱他人与爱自己之间，存在着壹种矛盾。然而，这种错误的二律背反本身就能推翻他这种主要观点。他所非难的“爱”并不植根于人自己的力量中，而是植根于人的软弱中。“妳对邻居的爱是出于妳对自己不适当的爱。妳以爱邻居来逃避爱自己，并愿意由此树立起壹种美德！但我看透了妳的‘无私’！”尼采明确地说：“妳不能维护自己，妳也不能充分的爱自己。”对尼采来说，个人具有“壹种至关重大的意义”［註：见尼采：《权力意誌》壹书。］。“强大的”个人，才会具有“真正仁慈、高贵、伟大的灵魂，这种灵魂不为获取而给予，也不需要通过仁慈而胜于他人──这是对真正仁慈的壹种‘浪费’，它以人的富有为前提。”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壹书中，尼采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壹个人之所以帮助邻居，是因为他自己有所企求，或为了避免失去自己。” 这种观点的本质是，爱是壹种丰富的现象，它的前提是爱者能够给予爱的力量。爱是肯定和生产性，“它寻求创立壹个所爱的目标！”唯有发自人内在的力量，爱他人才是壹种美德；但如果爱他人是自身根本无能的表现，那么它就是壹种罪恶。然而事实上，尼采仍然没有解决自爱和爱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壹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的问题。 自私是首要的罪恶、以及爱自己不排斥爱他人的学说决不局限于神学和哲学，它已成了家庭、学校、电影、书籍中广泛传播的壹般思想；当然也是所有社会教育的手段。“不要自私”是壹句世代相传的教育千百万儿童的常用语。它的意义却仍然含煳不清。许多人会说，它的意义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考虑他人，要关心别人。事实上，它通常会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不要自私意味着不要按自己的愿望行事，意味着为了权威而放弃自己的愿望。就以上的分析而言，“不要自私”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壹样模棱两可。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含义外，“不要自私”还意味着“不要爱妳自己”、“不要成为妳自己”，而使妳自己服从于某些比妳本身更重要的东西，服从于壹种外在权力或由它所内在化的“责任”。“不要自私”成了意识形态抑制自发性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之壹。在这壹口号的压力下，个人不得不牺牲壹切，不得不彻底地服从，只有那些不为个人，而为外在于他自己的某个人或某些事物服务的行为才是“无私的”。 必须再次说明，这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片面的，因了除了人不该自私的学说外，在现代社会中，也盛行着相反的观点，即记住妳自己的利益，根据对妳最有利的原则行事；如果妳这么做了，那么妳也就是为了他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事了。作为壹种事实，利己主义是普遍福利之基础的思想是竞争社会所树立起来的原则。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似乎矛盾的原则却成了同壹文化中同时存在的教材；然而，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个矛盾所产生的壹个后果是引起了个人的混乱。面对这两种意义，处于人格完善进程中的个人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种混乱是现代人感到困惑和无依无靠之最重要的根源。 爱己与“自私”是壹回事、爱己与爱人必居其壹，这些教义已广泛的流传在神学、哲学和大众思想中。弗洛伊德在自恋理论中，用科学的语言把这壹教义合理化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假定，人有壹定量的裏比多。在婴儿时期，人的所有裏比多是以孩子本身为对象的，弗洛伊德把它称之为“原发自恋”。在个体的发展中，裏比多便从人本身转到其它对象上。如果壹个人在“对象关系”上遇到阻碍，那么，裏比多就会由对象那裏退回到自己身上，这称之为“继发自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对外在世界的爱愈多，他对自己的爱就愈少；反之也壹样。于是他认为，爱是壹个人自爱枯竭的表现，因为这个人的全部裏比多都转向了壹个外在于他的对象。 这样，问题产生了：心理观察是否证实了爱己与爱人是根本矛盾的、二者必居其壹的观点？爱己与自私是壹回事，还是互相对立的？进而论之，现代人的自私是否把自己当作壹个个体而关心自己的智慧、情感、感官潜力？他没有成为社会经济角色的附属品吗？他的自私是与自爱相壹致，还是由缺乏真正的自爱所引起？ 在我们对自私和自爱的心理方面进行讨论之前，先应该强调，爱人与爱己决不相容的概念是壹种逻辑谬误。如果把我的邻居当作人来爱是壹种美德，那么爱己就必然是壹种美德而不是壹种罪恶，因为我也是壹个人。没有壹种人的概念是不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声称排除了自己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内在矛盾的。《圣经》所表述的“爱妳的邻居如爱自己”的思想意味着尊重人本身的完整性和独特性、爱自己、认识自己与尊重他人、爱他人、认识他人是不可分离的。爱我自己与爱任何他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壹起。 现在，我们可以解决大家所争论之问题的基本的心理前提了。壹般来说，这些前提是：不仅他人，而且我们自己都是我们情感和态度的“对象”；对他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不但不相矛盾，而且基本上是互相连接的。就下面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意味着：爱人与爱己并非二者必居其壹；相反，在所有有能力爱人者身上，我们都可看到，他们也爱自己。就“对象”与人本身的关系而言，爱在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表现，它包含着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它并不是壹种为他人所影响之意义上的“感情”，而是壹种努力使被爱者得以成长和幸福的行动，这种行动来源于他自身的爱的能力。 爱是壹个人有力量去爱的表现，爱某个人是人的这种力量的实现和集中。这种爱与罗曼蒂克的爱不壹样，它只能爱世上的某壹个人，而发现这样壹个人，是壹生中难得的机会。如果对某个人的爱导致了对他人之爱的转移，那么，这也不是真正的爱。只能为壹个人所体验的爱表明了这样壹个事实，即它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壹种共生联系。爱所包含的基本意义与使被爱者体现出人类本质特性直接相关。因此，爱壹个人就意味着爱人类。正如詹姆士所说，只爱家人而对“陌生人”毫无感情的这种“分工”，是根本无能力去爱的象征。爱人类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随着对某个特殊人物的爱而产生的抽象概念，相反，它是对某个特殊人物的爱的前提，尽管壹般来说，对人类的爱是在爱某个特殊个体中获得的。 由此可见，原则上说，我自己必然是我之爱的壹个对象，就像其他人是我之爱的对象壹样。对人自己的生命、幸福、成长、自由的肯定，植根于人的爱之能力，即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如果壹个人有生产性爱的能力，那么，他也就会爱他自己，如果他只能爱他人，那么，他就全然没有能力爱。 假定了爱己与爱人原则上互相关联后，我们如何解释那种显然排除了任何对他人之真正关心的自私呢？自私者只关心自己，他所争取的壹切都是为了自己，在给予中他毫无快乐，只有在获取中方觉享受。他只依自己能从中获取什么的立场来看待外部世界；对他人的需要他全无兴趣，也不尊重他人的尊严与完整。除了自己，他壹无所见，他从对他是否有用的角度来判断每壹个人和每壹件事。这不就证明了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势必择壹不可吗？如果自私与自爱是壹回事，那么，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但自私与自爱是壹回事的假定是十分荒谬的，在这壹问题上，它导致了许多错误的结论。自私与自爱，实际上是对立而非壹致的。自私者并不十分爱己，或很少爱己；事实上，他憎恨自己。他缺乏对自己的喜爱与关心，这种缺乏只是他缺乏生产性的壹种表现而已，因此，他是空虚的、屡屡受挫的。他势必不幸福，并焦虑地从生活中摄取满足，但他又把自己与这种满足相隔绝。他似乎极其关心自己，但实际上，这种关心只是壹种不成功的努力，以掩盖和补偿他未能关心真正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自私者就是自恋，这种人似乎把对他人之爱转向了对己之爱。其实，自私者没有能力爱他人，但也没有能力爱自己。 我们把自私与贪婪地关切他人相比较，就更容易认识自私了。例如，就像我们在壹位过份挂虑、具有统治感的母亲身上所看见的那样。当她自认为十分喜爱她的孩子时，实际上她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怀有深深抑制的敌意。她对孩子的过份关切，并不是因为她极其爱这个孩子，而是因为她不得不对自己全然无能力爱孩子而有所补偿。 这壹有关自私之本质的理论，来源于对神经病患者的“无私”进行心理分析的经验。在观察中可发现，具有这种神经病症状的并不是少数人，这些人通常不仅为这壹病症所困挠，而且也为其它的有关因素，如沮丧、疲劳、没有工作能力、爱情关系破裂等等所困挠。无私不仅没有被看作是壹种“病症”，它还常常是这种人引以为自豪的拯救性格特性。“无私”者“为自己壹无所求”；他“只为他人而活着”；他以不自视其傲而自豪。他很惊讶地发现，尽管他那么无私，但他并不幸福，他与那些最亲密者的关系并不令人满意。他想去掉他所认定的病症，而不是去掉他的无私。分析表明，“无私者”的无私，并非与他的其它病症毫无关系，而这是些病症中的壹种；实际上，它还常常是最重要的壹种病症。他在爱和享乐上无能为力；他对生活充满敌意；在那无私的外观背后，巧妙地隐藏着强烈的自我中心。只有把他的无私当作与其它症状壹样，也是壹种病症，这个人才能得到治愈，并由此而治愈他那缺乏生产性的病症，这种生产性的缺乏是他的无私和其它苦恼的根源。 无私的本质在影响他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们的文化中，最通常的是“无私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她认为，由于她的无私，孩子将体会到被爱的意义，进而学会如何去爱。然而，她的无私之影响与她所期望的并不完全相符合。孩子并没有表现出被爱者的幸福，他们焦虑、紧张，害怕母亲对他们不满意，并急于不辜负她的期望。他们常常为母亲那暗藏着的对生活的敌意所影响。他们感觉到了母亲的这种情绪，但并没有认识它。最后，他们自己也完全受这种情绪感染了。总之，“无私”之母亲的影响与无私之父亲的影响并无多大的区别，实际上，前者常常更恶劣，因为母亲的无私阻碍了孩子对她的批评。他们负有不使她失望的义务；在美德的伪装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厌恶生活。我们如果有机会对壹位真正自爱的母亲的影响进行研究，就会看到，自爱的母亲更有助于给予孩子以爱、快乐、幸福的体验，而不是让孩子只体会到他被爱。 对自私和自爱进行分析后，现在，我们能讨论自身利益（self interest）这壹概念了，在现代社会裏，自身利益已成了关键的象征之壹。这壹概念的含义比自私和自爱的含义更模棱两可，但只要我们探讨壹下自身利益这壹概念的历史发展，对其含义的模棱两可就能充分理解了。问题在于什么构成了自身利益，以及如何确定自身利益。 对这壹问题的探讨，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方法。壹种是由斯宾诺莎所极其清楚地阐述过的客观探讨方法。对斯宾诺莎来说，自身利益或“寻求自己的利益”与美德是壹致的。他说：“壹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在，则他便愈具有德性，反之，只要壹个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存在的保持，则他便算是软弱无能”。［註：斯宾诺莎：《伦理学》中译本，第171页。］根据这种观点，人的利益是维护他的存在，这种存在与实现他的内在潜力相壹致。自身利益的概念是客观的，因为“利益”不能根据人对利益的主观情感来加以表达，而是要根据客观的人性来加以表达。人只有壹种真正的利益，即充分发展他的潜能，充分发展作为人类壹员的他自己。正如壹个人为了爱他人而必须了解那个人和他的真正需要壹样，人必须了解他自己，以便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并认识怎样才能符合自己的利益。壹个人如果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自己的真正需要，那么他就会对自己的真正利益蒙混不清。对于确定什么构成人的自身利益来说，人的科学是基础。 近三百年来，自身利益这壹概念的含义越来越狭窄，以致它几乎成了斯宾诺莎有关自身利益之思想的对立面。自身利益已等同于自私，等同于获得物质利益，获得权力和成功；自身利益已不是美德的同义语，战胜自身利益已成了壹种伦理戒律。 这种退化可能是由于对自身利益从客观的探讨错误地转向主观探讨所引起的。自身利益不再是由人性和他的需要所决定，相应地，人忽略了在这壹问题上可能会犯的错误，而主张人所感受到的他自己的利益必然是人真正的自身利益。 现代的自身利益概念，是两个矛盾着的概念的奇特组合：壹方面是加尔文和路德所主张的概念，另壹方面是自斯宾诺莎以来进步思想家所持的概念。加尔文和路德教导人们，人必须压抑他的自身利益，必须把自己仅仅当成服务于上帝意图的工具。相反，进步的思想家教导人们，人应该以自己为唯壹目的，而不是服务于任何超越于人的意图的工具。结果是，或者人接受了加尔文教义的要意，但摒弃了他的宗教阐述。或者人并没有使自己成为上帝意誌的工具，但他成为经济机器或国家的工具。他承担了壹种工具的角色，但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工业的进步；他工作并积攒金钱，但这本质上不是为了快乐地消费金钱和享受生活，而是为了节省、为了投资、为了成功。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僧侣式的禁欲主义已为壹种内在的尘世禁欲主义所替代，在这种禁欲主义裏，人的幸福和快乐已不再是生活的真正目的。但是，这种态度逐渐脱离了加尔文概念所表述的内容，而与自身利益的进步概念所表述的内容结合起来，主张人有权力──也有义务──把追求自身利益当作他生活的最高规范。结果是，现代人根据自我克制的原则而生活，根据自身利益的原则而思考。他以为他的行动是为了他的利益，而实际上，他的最高关切点是金钱和成功。他被这样壹个事实所蒙骗，即他最重要的人的潜能还没有实现，他在寻求被认为是他的最佳利益时失去了自己。 自身利益概念含义上的这种退化与自我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在中世纪，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宗教团体的壹个内在部分，在个人还没有完全成长为壹个个体之前，他是在社会和宗教团体内表现自己的。自近代以来，当人作为壹个个体而面临着自我独立的考验时，人自身的同壹性就成了壹个问题。在18和19世纪，自我的概念便日趋狭窄，人们认为，自我是由个人所具有的财产构成的。对这种自我概念的解释，不再是“我是我所思”，而是“我是我所有”、“我占有什么”。 过去的几代人在日益发展的市场影响下，自我的概念已从“我是我所有”转变为“我是妳所需”。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感到自己是壹种商品。他与自己相分离，就像商品的卖主与他所想要出售的商品相分离壹样。当然，他关心自己，并极其关心他在市场上的成功，但“他”是管理者、雇主、销售员，又是商品。他的自身利益实际上是把“他”作为雇佣自己的主体，把自己当作商品，这种商品在人格市场上应当获得最令人满意的价格。 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他认识到，他欺骗了自己。虽然他追随着“自身利益”的原则，但他并未能认识真正的自身利益，而且，他失去了他力求保护的真正的自我。他被告知，他从来没有自我，因此，他作为未加工过的物质，不得不被送回到熔炉裏进行加工。他发现，他是根据奥丝的这样壹个原则生活的：“满足妳自己”，这个原则与人的原则“忠于妳自己”是对立的。他对自己的壹无所有感到恐惧，当他的支撑点──虚伪的自我、成功及占有被夺走或遇到严重麻烦时，这个没有自我的人便不得不屈从了。他不得不承认，当他努力去获得世界之所有财富时，当他不停地寻求那似乎是自己的利益时，他便失去了他的灵魂，或者，用我的话来说，他便丢失了自我。 弥漫于现代社会的退化了的自身利益概念，引起了各种权威主义思想对民主的攻击。这些思想声称，资本主义犯有道德上的错误，因为它为自私原则所统治，而他们的制度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制度的原则是，使个人无私地服从“更高的”目标──国家、“民族”。他们的这种批评影响了不少人，因为许多人认为，追寻自身利益并没有幸福，他们受到了为人类的更大团结和共同责任而奋斗的鼓舞。 我们勿需花很多时间来反对权威主义思想。首先，他们并无诚意，因为他们只是为了隐瞒壹伙“高贵者”的极端自私，这伙高贵者企图征服并维护他们统治广大民众的权力。他们的无私论旨在欺骗那些受他们控制的国民，旨在推进他们对国民的剥削和操纵。其次，权威主义思想混淆了这样壹个问题，即当他们把国家作为壹个整体原则而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时，却又以无私之原则的代表而出现。每壹个公民应该献身于公共利益，但国家却可以追求它自身的利益而毫不顾忌其它民族的利益。除权威主义隐瞒了最极端的自私这壹事实外，他们是宗教观念──以世俗的语言──的復活，即人在本质上是软弱无能的，因此他必须服从，而现代精神和政治的进步实质上已战胜了这种观念。权威主义思想不仅威胁着西方文化的绝大部分珍贵成果，威胁到对个人独特性和人之尊严的尊重，它们也势必阻挠对现代社会进行建设性批评，并由此而阻挠必要的改革。现代文化的失败，并不在于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也不在于它的道德观念与追求自身利益壹致，而是在于自身利益之含义的退化；它的失败不在于这样壹个事实，即人们过份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并不在于他们太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 如果如上面所述，坚持追求虚假的自身利益的原因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中，那么，改变自身利益之含义的机会似乎确实很遥远，除非有人能指出改变其方向的特殊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现代人对他追求“自身利益”之结果的内在的不满足。宗教要想成功，只有自行消失，变成空有形式的东西。社会的“开放空间”日益缩小，第壹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壹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期望落空了。20年代末的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短期内所形成的新的毁灭性战争的威胁、以及由这壹威胁所引起的极度不安全，动摇了人们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除了这些因素外，对成功本身的崇拜也不能满足人那根深蒂固的对自我的追求。如同许多幻想和白日梦壹样，这种崇拜只是在新奇和足以刺激人的时候，才给人以壹时的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所做的壹切似乎都是无用的。他们仍然在这样壹个口号下生活，这个口号宣扬相信世俗成功的乐园和魅力。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壹切进步所带来的丰富条件已开始使他们感到烦恼，而且已使他们在寻问，作为人，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到底是什么。 除非我们文化的经济条件许可，否则，这种内在的幻想很难破灭，重新评价自身利益的愿望也很难兑现。我已经指出，虽然把人的全部能量引入工作和追求成功，是现代资本主义获得巨大成就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壹，但我们已到达了这样壹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裏，生产的问题实际上已解决，社会生活的组织问题却成了人类的首要任务。人创造了机械能等动力，使人自己不用投入全部力量便可生产出维持其生活的物质条件。他能够把壹部分精力用于生活本身的使命。 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即主观上对文化所形成的目标不满足、以及具有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基础，才能使第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理性直观行之有效。这就是社会和心理改革的壹般原则，尤其是改变自身利益之含义的原则。但我们这个时代，使人对真正利益的追求麻木了。壹旦人认识到他的自身利益，他就在实现这壹利益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困难的壹步。 良心是人对自我的呼唤 没有什么比人说“我将依我的良心行事”更值得夸耀了。有史以来，人们始终以正义、爱和真理的原则，反对迫使他们放弃所知与所信的各种压力。先知们就是依良心而行事的，当他们的国家腐败和不讲正义时，他们就会谴责自己的国家，并预言它的没落。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使真理遭到损害，并据此而违背良心的行事。如果没有良心的存在，人类早就陷入危险的旅程了。 与这些人不同，另壹些人也宣称他们是根据良心而行事的。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把有良心的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事；当战争犯把他们的欲望权力置于他人生命之上时，他们也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动。事实上，几乎任何残忍或冷酷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受良心的支使，因此，良心所发挥的力量，确有必要给以平息。 在各种经验的表现形式裏，良心的确很易混淆。这些不同种类的良心，只是内容有所区别的同壹事物吗？它们是同壹“良心”名称的不同现象吗？或者，当我们在经验现象中探讨人类动机问题时，就会发现良心存在的假定是靠不住的吗？ 对这些问题，有关良心的哲学文献提供了丰富的思路。西塞罗［註：西塞罗，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译註］和塞涅卡［註：塞涅卡，古罗马哲学家。——译註］把良心解释为内心的声音，这声音会对我们伦理性质的行为加以褒贬。斯多葛哲学认为，良心是自我保存（自我照顾）。克吕西普斯［註：克吕西普斯，古希腊哲学家。——译註］把良心形容为自我和谐的意识。经院哲学认为，良心是上帝在人心中所树立的理性法则。它与良知有所区别，后者是判断的能力、期望正直的习性；前者则是应用于具体行为的壹般原则。虽然，现代作者已不再使用良心壹词，但“良心”壹词却常常被用来意指经院哲学所说的良知的含义，即内在的道德原则的意识。英国学者曾强调这种意识中的情感作用。例如，沙夫慈伯利［註：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1671—1713年），英国情感主义（或直觉主义）伦理学家。——译註］认为，人的身心本身是与宇宙秩序相和谐的，在此基础上，他假定，人具有“道德感”，壹种对正确与错误的分辨感，壹种情感的反应。巴特勒［註：巴特勒（Batler，1692—1752年），英国情感主义（或直觉主义）伦理学家。——译註］提出，道德原则是人的内在结构部分，而良心尤其是和人那天生的仁慈行为的愿望相壹致。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我们对他人的情感，我们对他人贊成或不贊成的反应是良心的核心。康德则从各种具体内容中抽象出良心，使它与责任感相壹致。尼采对宗教的“坏良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看到真正的良心植根于自我肯定，植根于“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舍勒认为，良心是理性判断的表达，但这种判断是源于情感，而不是出自思维的。 然而，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且也没有触及，心理分析关于动机问题的研究资料却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根据区分权威主义伦理学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壹般界限，来区分“权威主义”良心和“人道主义”良心。 壹、权威主义良心 权威主义良心是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或任何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内在化了的声音。只要人与权威的关系依然是外在的、不受伦理制约的，那么，我们就很难谈论什么良心；这种情况下的行为，不过是权宜之计，它是根据对惩罚的惧怕及对奖赏的渴望而加以调整的，它总是依赖于权威的存在，依赖于权威对人该做什么的认识，以及权威对惩罚或奖赏的断言或能力。人们对有罪感的体验，往往并非产生于他们的良心，而是产生于人们对这些权威的惧怕。恰当地说，这些人并不感到有罪，而是感到害怕。然而，在良心的形成中，这种权威，如父母、教会、国家、舆论等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当作伦理和道德的立法者而得到了认可，人们采纳了权威的法律和制裁，这样，它们就在人的身上内在化了。外在权威的法律和制裁成了自我的壹部分，这个人似乎感到，他不是对身外之物负有责任，而是对身内之事，对他的良心负有责任。良心比对外在权威的惧怕更有效地调节着行动，因为，人能够躲避外在的权威，但他不能逃避自我，因而也无法逃避已经成为自我之壹部分的内在权威。弗洛伊德把权威主义良心称为超我，但我将要说明，权威主义良心只是良心的壹种，或者说，它可能是良心发展的初级阶段。 尽管权威主义良心不同于惧怕惩罚和渴望奖赏，因为它同权威的关系已经内在化，但它们在其它的本质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共同点是这样壹个事实，即权威主义良心的规定并不是由人自己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而只是由权威的要求、权威所明确的戒律决定的。如果这些规范碰巧是善的，那么，良心就会引导人的行为从善。然而，它们之所以成为良心的规范，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善的，而是因为它们是由权威所给定的。如果这些规范是恶的，它们同样也会成为良心的壹部分。例如，壹个希特勒的信徒，当他的所行之事违反人性时，他同样认为他是根据他的良心而行事的。 即使良心与权威的关系已经内在化，也仍不能把这种内在化看作是如此之完整，以致良心可脱离外在的权威。这种完整的脱离只是壹种极其的例外，对于它，我们可在妄想神经病的病例中加以研究。壹般来说，权威主义良心型的人必然附和外在的权威、附和外在权威的内在化。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常常相互作用。令人畏惧的外在权威的出现，是不断滋育内在化权威良心的源泉。如果权威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即如果没有理由害怕权威，那么，权威主义良心就会衰落，同时它就会失去力量，良心就会影响人对外在权威的印象。因为这种良心常常带有人需要贊美、需要某种理想、需要追求某种完善性的色彩，而这种完美性的偶像被投射到了外在权威的身上。结果是这些权威的图象上，反过来又染上了“理想的”良心之色彩。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所具有的权威之特性的概念，不同于权威的真正特性；这壹概念越来越理想化，因此也就倾向于重新内在化。这种内在化和投射的相互作用，常常导致对权威理想性格不可动摇的信念，这壹信念完全不受经验所发现的矛盾的影响。 权威主义良心的内容来源于权威的要求和戒律，它的力量植根于对权威的惧怕和羡慕的情感。善良之心是取悦于（外在和内在化的）权威的意识；罪恶之心是令这些权威不高兴的意识。（权威主义的）善良之心产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为它意味着权威的贊许、与权威的关系更加密切；罪恶之心产生惧怕感和不安全感，因为反对权威意誌的行为意味着面临被惩罚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它将为权威所抛弃。 为了充分理解这后壹种情况的影响，我们必须回忆壹下权威主义者的性格结构。人通过成为比他自己更强大、更有力的权威的共生部分，从而找到了内在的安全。只要他是权威的壹部分──以牺牲他的完整性为代价──他就会感到他拥有权威的力量。他的确定感和认同感依赖于这种共生感。为权威所拒绝，则意味着陷入了壹种真空的状况，而临着壹无所有的恐怖。对权威性格的人来说，最坏的莫过于此。当然，权威的爱和贊许给他以最大的满足，甚至惩罚也比拒绝强。惩罚意味着权威仍然和他在壹起，如果他有“罪”，惩罚至少说明权威依然关心着他。通过他对惩罚的接受，他的罪恶得到了洗刷，恢復了归属于权威的安全感。 《圣经》关于该隐犯罪和受到惩罚的记载，提供了这壹事实的范例，即人最害怕的不是惩罚，而是遭到拒绝。上帝接受了亚伯的奉献，但拒绝了该隐的奉献。上帝不说明任何原因，就给了该隐以人无法生活的最坏处境，即在不为权威所接受的环境下生活。上帝拒绝了该隐的奉献，因而也就是拒绝了该隐。对该隐来说，这种拒绝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杀害了剥夺他那必不可少物的对手。该隐所遭到的惩罚是什么呢？他并没有被处死，甚至没有受到伤害，事实上，上帝禁止任何人杀害他（该隐的标记意味着保护他免受伤害）。他所遭到的惩罚是成为壹个被遗弃者，在上帝拒绝了他以后，他就和他的同胞分离了。这种惩罚确如该隐所说：“我所受到的惩罚，远过于我所能承受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讨论了权威主义良心的形式结构，指出权威主义的善良之心是取悦于（外在的和内在的）权威的意识；罪恶之心是令这些权威不高兴的意识。现在，我们要回过来讨论权威主义的善良心之和罪恶之心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显然，对权威所要求的绝对规范的任何侵犯，都是壹种不服从，因此是有罪的（不管这些规范本身的好坏如何），这在本质上是对任何权威主义的冒犯。 在权威主义情况下的主要罪过，是反抗权威的统治。于是，不服从成了主要的罪行；而服从则是基本的美德。服从意味着承认权威具有超越于人的权力和智慧，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施加命令、给予奖惩。权威要求服从，这不仅要使他人惧怕他的权力，而且要使人格外相信他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和权力。对权威的尊重伴随着对此不可有所怀疑的禁忌。权威可以把对自己的指令、禁律、奖惩的解释权赐予他人，权威也可以阻止别人具有这种权力，但权威决不会使个人具有怀疑和批评的权力。如果有批评权威的任何理由，那壹定是附属于权威的那个个人出了毛病。实际上，如果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根据这壹事实，就可证明这个人有罪。 承认权威具有优越于人的责任，导致了几种禁令。其中最普遍的是反对个人自认权威、或有可能成了像权威那样的人，因为这将与权威的绝对优越性和独壹无二性发生冲突。正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亚当和夏娃的真正罪过是企图成了像上帝那样。作为对这种挑战的惩罚，同时也为了防止这种挑战的再次发生，他们被驱逐出伊甸乐园。在权威主义制度下，权威的产生与他的臣民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权力，掌握着他的臣民所决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无论权威的特权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为唯壹的领袖，他与他人在根本点上的不平等是权威主义良心的基本原则。这种不平等的壹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只有权威具有不遵从他人意誌、而遵从自己意誌的特权；他自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是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在权威主义取向中，意誌和创造的权力是权威的特权。他的臣民常常是服务于他之目的的手段，是他的财产。权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被创造者力图不再作为壹样东西，而要成为壹个创造者。 人决不会停止对生产和创造的努力，因为生产性是力量、自由及幸福的源泉。然而，壹个人对权力的依赖如超过了他努力的程度，他那真正的生产性、他对自己意誌的维护就会使他产生有罪感。巴比伦人因合力建造壹座通天之城而受到惩罚。普罗米修斯因把火种──象征着生产性──交给人类而遭链锁岩石的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把人对自身权力和力量的自豪斥责为罪恶的骄傲；政治独裁者则把这壹点斥之为可耻的个人主义。人曾通过牺牲、奉献最好的谷物或牛羊而试图平息众神对人之生产性罪行的怒火。割礼是这种企求的另壹种方式。向上帝奉献出象征着男性创造力的男性生殖器部分，以保留住人对这种创造力的使用权。在这种奉献──但愿是象征意义──中，人认识到他在生产性方面的垄断权，除此而外，人还通过有罪感来约束他自己的能力，这种有罪感植根于对权威主义的信念中，这种信念认为，人运用自己的意誌和创造力就违背了权威是唯壹的创造者的特权，而臣民的责任，只是作为权威的“东西”而存在。这种有罪感会使人变得软弱，会减少人的力量，并更顺从于统治，这赎他力图成了“自己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之罪。 矛盾的是，权威主义的罪恶之心，是人具有力量感、独立感、创造感及自豪感的结果；而权威主义的善良之心却导源于人的顺从感、依赖感、软弱无力感及罪恶感。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都用准确无误的术语，对这种善良之心作了说明。对自己软弱无能的意识、藐视自我、有罪感及对邪恶的意识，是善的标誌。事实上，人自己具有罪恶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标誌，因为罪恶之心象征着在权威面前的“惧怕和发抖”。这壹矛盾所产生的结果是，（权威主义的）罪恶之心成了“善良”之心的基础，而如果壹个人要具有善良之心的话，他则应该创造壹种有罪感。 权威的内在化有两种含义：壹种含义是我们已讨论过的人对权威的服从；另壹种含义是担任权威的角色，以同样的严厉和残酷对待自己。因此，人不仅成了顺从的奴隶，而且是严厉的工头，他把自己当作他的奴隶来对待。对于理解权威主义良心的心理结构来说，这第二种含义是极其重要的。或多或少缺乏生产性的权威的性格，都会产生出壹定程度的虐待狂和破坏性。通过充当权威的角色和把自己当作奴隶加以统治，这种破坏力得到了渲泄。在对超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对这种破坏性成份作了说明，而其他观察者则用所搜集的资料加以了证实。即使人像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着作中所假定的那样，其侵略的根源主要来自本能受挫，或像弗洛伊德在后来所假定的那样，侵略的根源主要来自“死亡本能”，这都无关紧要。事实上，问题是权威主义的良心是反对人自己的破坏性所产生的，因此，破坏性必然要在美德的幌子下行动。心理分析的探索、尤其是对固执性格的考察，揭示了良心有时所具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以及它怎样使人长期仇恨自己。弗洛伊德力要证明尼采理论的正确性，即封锁自由会导致人“转而反对自己。敌意、残酷、爱好迫害与惊慌、变迁、破坏──以这些全部本能转而反对它们自己的主人，这就是‘坏良心’的根源。” 心理分析的会谈是研究城市中产阶级权威主义良心的有效方式之壹。这种方式揭示了父母的权威和孩子们应付这种权威的方法是神经病的决定因素。分析家发现，许多病人完全没有能力批评他们的父母；另壹些病人在某些方面批评他们的父母时，却忽然中止了对父母使他们遭受痛苦的那些性质的批评；还有些病人在贴切地批评父母或对父母大发脾气时，感到有罪和焦虑。在分析工作中，甚至为了使壹个人能够回忆起那些引起他生气或批评的偶然事件，也要花费相当大的功夫。 更难以捉摸、且也更隐蔽的是那样壹些有罪感，这些有罪感来自没有取悦于父母的体验。有时，孩子的有罪感与他没有充分爱父母相联系，尤其当父母期望成为孩子情感的中心时更是如此。有时，这种有罪感是因害怕使父母的期望落空而引起的。这后壹种情况特别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权威主义家庭裏，父母的态度这壹决定性因素。尽管罗马的壹家之父──家庭是他的财产──与现在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仍被普遍地看作是满足父母的情感、并补偿父母自身生活中的失望。 即使在我们这种非权威主义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父母期望孩子“成长”，以弥补他们在生活中所未能达到的。如果父母没有成就，那么孩子就应该获得成功，以给父母壹种替代性的满足；如果父母没有获得爱（尤其是如果父母之间不相爱），那么孩子就应该对此加以补偿；如果父母在社会生活中均感到软弱无力，他们就会期望在控制孩子中获得满足。即使孩子符合这些期望，他们仍然具有有罪感，因为他们做的还不够，而这会使他们的父母失望。 壹种令父母失望的、难以捉摸的形式，是由父母与孩子的差异感所引起的。统治型的父母期望他们的孩子在气质和性格上像他们。例如，性情暴躁的父亲不会同情壹个不动情感的儿子；兴趣在现实成就上的父亲会对壹个兴趣在思想、理论探讨上的儿子颇感失望，反之亦然。如果父亲的态度是独霸，他就会把儿子同他的差别理解为低劣，儿子感到有罪和低劣，是因为他与父亲不同，而且他力图使自己成为他父亲所期望的那种人。但他的成功只在于削弱了自己的成长，而成为壹个很不完美的他父亲的復制品。由于孩子认为，应该像他的父亲，因此，这种失败给了他壹种有罪的良心。这个孩子力图从这些义务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成为他“自己”。但这种努力常常造成成了壹种极为沉重的“有罪”感，以致他还没有实现自由之目的，就在半途倒下了；这种负担是这样的沉重，因为孩子所要对付的不仅是他的父母、他们的失望、责备及要求，而且还有那些期望孩子们“爱”父母的整个文化。以上的说明，虽符合于权威主义的家庭，但它对当代美国却似乎未必正确，尤其在城市，我们已很少见到公开的权威了。但我所描写的这幅图景在本质的意义上仍是真实的，虽然没有明显权威，但我们仍可看到匿名的权威，这种权威以充分的情感方式表达对孩子的期望，由此而取代了对孩子施以明显要求的方式。此外，这些父母并不认为自己是权威，但他们却是匿名权威的代表，他们期望孩子顺从双方──父母与孩子──都认可的标准。 有罪感不仅来源于人对非理性权威的依附性，而且来源于这样壹种情感，即人的责任是取悦于权威，而有罪感则反过来增加了这种依附性。有罪感已证明，它是形成和增强依附性之最效的手段，而且在整个历史中，有罪感是权威主义伦理学的社会作用之壹。权威像制定法典者壹样，使他的臣民为他们那许多不可避免的违法问题感到有罪。在权威面前，不可避免的违法是有罪的，而且它需要权威的宽恕，于是，壹种无边的罪过之锁链、有罪感形成了，期待赦免的要求产生了，这种要求把臣民们禁锢了起来，并对能得到宽恕而感激备至，却不去批评权威的要求了。正因为有罪感和依附性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坚固有力的权威主义关系。对非理性之权威的依附性导致依附者意誌软弱，同时，意誌软弱又加强了依附性，于是就形成了壹个恶性循环。 动摇孩子意誌的最有效方法是唤起他的有罪意识。及早地采用这壹方法，就是要使孩子感到，他的性欲冲动及性欲冲动的早期表现都是“不好的”。由于孩子的性欲冲动是必然之事，故这种唤起有罪感的方法很少有失败的。壹旦父母（社会是他们的代表）成功地使性欲和有罪永久地联系在壹起时，有罪感就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并像性欲冲动产生时壹样坚定。此外，其它的生理功能也由于“道德”考虑而遭到了损害。如果孩子不按规定的方式上厕所，如果他不像大人所期望的那样干干净净，如果他不吃应该吃的东西，那么，他就是坏孩子。孩子在五、六岁时，已具有了广泛的有罪意识，因为他本性的冲动与父母对此的道德评价之间冲突构成了壹个持续绵延的有罪感的渊源。 自由与“进步”的教育制度对此状况的改变，并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想的程度。公开的权威由匿名的权威取而代之；公开的命令由“科学”所建构的方法取而代之；“不要做这件事”由“妳不会愿意做这件事”取而代之。事实上，匿名的权威所使用的许多方法比公开的权威更难以忍受。孩子不再感到被差来遣去（父母也不再发号施令），孩子无法进行反抗，且也发展不了壹种独立的意识。他受到了以科学、常识及合作为名义的诱导和说服，谁能反对这些客观的原则呢？ 壹旦孩子的意誌遭到破坏，他的有罪意识也就从另壹渠道得到了加强。他朦胧地意识到他的屈从与失败，而且他必然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无法不加辩解地接受壹种令人困惑和痛苦的体验。原则上说，这种情况与印度最低层的社会阶层或受苦的基督徒壹样，他的失败和软弱被合理化地“解释”为对他们之罪过的公正惩罚。他们失去自由，却被合理化地解释为有罪的证明。这种信念加强了由文化和家长制价值观所带来的有罪感。 孩子对家长权威之强制的自然反应是反抗，这种反抗正是弗洛伊德“奥狄浦斯情结”的本质所在。弗洛伊德认为，对男孩来说，由于对其母亲的性渴望而变得敌视其父亲，神经病的发展就在于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法来克服由这种敌视所引起的焦虑。在谈论孩子和父母权威之间的冲突，以及孩子不能圆满地解决这种冲突的问题时，弗洛伊德涉及到了神经病的病根问题；然而依我之见，这种冲突主要不是由性敌视引起的，而是由孩子对父母权威之强制的反应所造成的，这种冲突本身就是家长制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 由于社会和家长权威趋向于破坏孩子的意誌、自发性及独立性，但孩子并非天生就该遭到破坏，因此，孩子就反抗以父亲为代表的权威；他要争取自由，不仅是要挣脱压制，而且要使自己获得自由，成为壹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壹个机械般动作者。对某些孩子来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比其他壹些孩子更顺利，尽管获得全胜者并不多。我们可在每壹种神经病的根源中发现孩子在反对非理性权威之斗争中遭到挫败而留下的创伤。这些创伤形成了壹种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的创造力和自发性的衰弱或瘫痪；自我衰退，并为虚假的自我取而代之。在这种虚假的自我中，“我是”这壹情感只是壹种空谈，自我体验被他人期望的总和所替代；自治被他治所替代；模煳性、或用沙利文的术语，所有人际关系的体验都失去了连贯的特性。自我奋斗的失败之最重要的症状就是有罪的良心。如果壹个人没有顺利地打破权威主义之罗网，他那不成功的逃避意图就是有罪的证明，于是，只有再度屈从，才能重新获得善良之心。 人道主义良心 人道主义良心并不是我们期望其高兴、惧怕其不高兴的权威之声的内在化；它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不受外界制裁和奖赏的影响。这种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它？又为什么会对此不加理睬？ 人道主义良心是我们对整个人格是否完全发挥其功能的反应；它不是对这种或那种能力之作用的反应，而是对构成我们人类和个体存在的整体能力的反应。良心判定我们作为人而应尽的职责；它是对自己的认识，是对我们各自在生活艺术中成功或失败的认识。良心虽是壹种认识，但其范围却并不仅仅涉及抽象思维领域中的认识。它具有壹种感情的性质，因为它是对我们整个人格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精神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意识到良心在说什么，以便使它对我们产生影响。 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展现其作用的行为、思想及情感，都产生壹种内心贊成、“正直”的情感，这就是人道主义“善良”之心的特征。另壹方面，有害于我们整个人格的行为、思想及情感，产生壹种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道主义的“罪恶”之心的特征。因此，良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生产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良心是我们之完善性的卫士；它“有能力保护人自身应有的全部自豪，同时使人具有对自己作出肯定回答的能力。”如果爱被定义为肯定人的潜能、对被爱者之独特性的关心和尊重，那么，人道主义良心则能合理地称为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 人道主义良心不仅代表着我们所表达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包含着生活中我们之道德体验的本质。人道主义良心中，保存着对人生之目的的认识，保存着实现这种生活目的的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发现的这些原则与从别人那裏学来的原则是壹样的，它们都是正确的。 人道主义良心表现了人的自身利益和人的完整性，而权威主义良心则与人的顺从、自我牺牲、责任或他的“社会适应性”相联系。人道主义良心具有生产性，因而它是幸福的，因为幸福是生产性生活的必然产物。把成为他人之工具当作自己的原则（无论它显得多么高贵），都会使人变得忘我、不幸、顺从、失去勇气，这是对人的良心之要求的违反。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甚至在饮食或性行为上，对人格完整性和正确功能的任何违反，都是违背人之良心的行动。 但是，我们对良心的分析与这个事实并不矛盾，即许多人的良心之声是这样的微弱，以致无法让人听见并按此而行动。事实上，这确实是人类道德不稳定的原因。如果良心常常能发出很响亮、很明确的呼声，那么，就不会有多少人背离他们的道德目标而误入歧途了。从良心本身的真正性质中，我们可推断出这么壹个答案：由于良心的作用是维护人的真正的自身利益，因此，只要壹个人尚未完全失去自我、尚未变得自我冷漠和自我摧残，良心便还在发挥作用。良心和人的生产性是互相作用的。人的生活越具有生产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大；而良心的作用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的生产性。人的生活越缺乏生产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微弱。人的矛盾──与悲剧──是，当人最需要良心的时候，良心却最微弱。 造成良心近乎无用这壹问题的另壹原因是，我们拒绝听从良心之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对怎样听从良心之声的认识。人们常常有这么壹种幻觉，即他们的良心将会发出很响的声音，而且它的启示也将清楚明确；这些人等待着听从这样壹种良心之声，然而他们什么也听不见。当良心之声很微弱时，它的启示并不明确，壹个人必须学会怎样听见和理解良心的呼唤，以便按良心而行动。 然而，要学会理解良心的呼唤是极其困难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了听见良心之声，我们必须能听从我们自己，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这壹点。我们会听见良心的每壹次呼唤、听到每个人良心之声，但唯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每壹场合，我们常常受到各种意见和观念的干扰、冲击：电影、报纸、广播、无稽之谈。假如我们故意阻止我们听从自己的良心之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所长进。 听从自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门艺术要求具有另壹种现代人很少具有的能力，即自身独处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已产生了壹种对孤独的憎恶；我们宁可要最浅薄、甚至最令人讨厌的伙伴，最无意义的活动，也不愿自身独处；我们似乎害怕看到面对自己的情景。这是因为我们会感到自己是坏伙伴吗？我认为，对自身独处的惧怕，是害怕壹旦见到自己是壹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时，会感到窘迫，有时甚至会引起惊骇，于是，我们害怕了，并且逃跑了。这样，我们丢失了听从自己的机会，我们继续忽略自己的良心。 听从自己那微弱、模煳的良心之声是困难的，这还因为良心向我们发出的呼声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受的干扰来自我们的良心。我们也许只为许多与良心没有明显关系的原因感到焦虑（甚或得病）。忽略良心最常引起的间接反应是壹种含煳不定的有罪感和忧虑感，或简言为疲惫感、怠倦感。有时，这种有罪感被认为是由于自己没做这事或那事所引起的。事实上，人们忽略真正的道德问题，并不是由这样壹种有罪感所引起的。不过，如果有罪感虽在无意中产生，但由于它强烈以致使人无法保持平静的话，那么，它就会引起更深、更强烈的焦虑，甚至引起生理或精神上的疾病。 这种焦虑的壹种形式是惧怕死亡，它不是那种对世人必有壹死的正常担心，而是壹种对人随时会丧命的恐惧。这种对死亡的非理性恐惧来源于生活中的失意，它表现了由于人浪费生命、错失了生产性的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所产生的罪恶之心。死亡是壹种强烈的痛苦，但没有很好地生活便要死去则令人无法忍受。与对死亡的无理惧怕相关联的是惧怕衰老。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多的人为这壹惧怕所萦绕。这裏，对老年人我们有壹种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但我们的理解与对“太老”而要死亡的恐惧有着性质和程度上的根本区别。我们常能看到，尤其在我们所分析的案例中可发现这样壹些人，当他们还很年轻时，便为对年老的惧怕所缠绕；他们确信，体力的衰弱与他们整个人格、情感和智力的衰弱有关。这种观念决不亚于迷信，尽管有压倒性的事实作为反证。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强调所谓年轻性，如迅速、适应、身体的活力，这些都是壹个以成功为主要支点的竞争社会，而不是壹个以发展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之世界所需要的性质。但是，许多例子说明，壹个过着生产性生活的人在他衰老前是不会退化的。相反，在生产性生活的过程中，他所发展起来的精神与情感继续成长，尽管体力已有所衰退。然而，非生产性生活的人当他的体力──他从事活动的主要源泉──衰退时，他的整个人格的确退化了。老年人的人格衰退是壹种象征，它说明过去未能过生产性的生活。惧怕衰老表现了非生产性生活这样壹种感觉──常常是无意识的；它是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自身残缺不全的壹种反应。在有些文化中，更需要因而也更尊重老年，因为老年象征关智慧与经验。 惧怕得不到他人的贊赏，虽不如无理地惧怕死亡和衰老那么明显，但这也是无意识有罪感的壹种重要表现。在这种有罪感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对正常情况的无理歪曲。现代人期望自己为每壹个人所接受，因而他害怕在思想、情感、行为上与文化模式的常轨相背。这种无理地惧怕别人不贊赏的壹个原因是无意识的有罪感。如果人未能过生产性的生活，他就会对自己不满意，他不得不借助别人的贊赏来取代对自己的不贊赏。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道德问题，作为虽属无意识有罪感，却是普遍流行的现象来加以认识，就会对这种需要他人贊赏的渴求充分理解了。 人似乎可以顺利地自我排除，并对良心之声的呼唤置之不理。但存在着这样壹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置良心于不顾的意图很难实现，这就是睡眠。此刻，人摆脱了白天喧闹声的干扰，只接受他内心的体验，这些体验是由价值判断与顿悟，以及许多非理性努力所构成的。睡眠中，良心往往不能平静；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在睡眠中能听到良心的呼唤，却不能有所行动；而当我们能行动时，却又忘了睡梦中我们所听到的良心的呼唤。 下面所描述的梦境是壹个这样的例子。有壹位着名的作家曾遇到壹个机会，以出卖他作为作家的完整性来换取大笔的金钱和名望。在考虑是否要接受这笔买卖时，他做了壹个梦：在壹座山脚下，他遇见了两个他很瞧不起的投机分子，但这两个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告诉他，绕小道驱车开往顶峰。他采纳了这两个人的意见，但当快要到山顶时，他的车子翻了，他也因车祸而身亡。这壹梦境的含义几乎无需多加解释，在梦境中他知道，接受这壹机会是以毁灭为代价的。当然，这只是梦境所表达的象征性语言，实际上他不是肉体上的消亡，而是他作为壹个完整的人、生产性的人被毁灭了。 在我们对良心的讨论中，我已分别考察了权威主义良心和人道主义良心，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征性质。当然在现实中，它们并不是互相分离的；在任何个人身上，这两种良心也不是绝对排斥的。相反，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两种“良心”，问题是要区分它们各自的力量和相互关系。 有罪感常常是权威主义良心的有意识的体验，但产生有罪感的动力却植根于人道主义良心中，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主义的良心就像是人道主义良心的合理化。壹个人由于未取悦于权威而意识到有罪，然而在无意识中，他不会因人辜负了对自己的期望而感到有罪。例如，壹个人本来期望自己成为壹名音乐家，但为了满足其父亲的愿望，他改作了商人。但是，他在经商上并没有获得成功，于是父亲对儿子的失败感到失望。这个儿子也感到颇为压抑，自以为没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后来，他决定求助于心理分析学家的帮助。在分析交谈中，他首先大谈到他的不适应感和压抑感，不久他就认识到，他的压抑感是由令父亲失望的有罪感所引起的。当分析家问他，这种有罪感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时，他很烦恼。但不久，他做了壹个梦，梦见自己成了极为成功的商人，受到了他父亲的贊扬，这是现实生活中所从未有过的事；梦正做到这裏，他突然感到惊慌失措，极其冲动，他从梦中惊醒了。梦使他吃惊，他想是否自己完全误解了他的有罪感的真正原因。于是他发现，他的有罪感的核心并不是没有满足他的父亲，相反，是他顺从了他的父亲而没有满足自己。他完全意识到了他的有罪感，那是权威主义良心的表现；而这种权威主义良心却使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对自己所犯的如此大罪。要了解这种压抑感的原因并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模式助长了这种压抑感。根据我们的文化模式的要求，由使父亲感到失望而引起的有罪感是有意义的，而为忽略了自己所产生的有罪感则是无意义的。这种压抑感的另壹原因是，担心会认识自己的真正罪过，由此而必然要解放自己，使自己认真地生活，以取代在惧怕愤怒的父亲和力图使他满意之间的摇摆不定。 权威主义的良心和人道主义的良心的关系还有另壹种形式，在这种形式裏，虽然二者所遵循的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接受这些规范的动机却并不相同。例如，不杀人、不仇恨，不忌妒及爱邻居，这些是权威主义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也许可以说，良心演进的第壹阶段，是由权威所控制的，而良心在随后的发展中，并非顺从于权威，而且服从于人对自己的责任。赫婿黎曾提出，在理性和自由的发展尚未达到可能产生人道主义良心之前，接受权威主义良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其他人对儿童的发展也持有同样的思想。在历史的分析中，赫婿黎是正确的，但我并不认为，对非权威主义社会中的儿童来说，权威主义良心的存在是人道主义良心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只有人类的未来发展才能证实或否定这种假设的正确性。 如果良心是以严厉的、不可否认的非理性权威为基础的，那么，人道主义良心的发展几乎会遭到全面的阻碍。那样，人就得完全依赖外在于他自己的力量，不再关心或感到对自己的存在负有责任。他的全部关註就是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对他贊赏与否，这种力量可以是国家、领袖或壹种颇有力量的舆论。甚至，在人道主义伦理意义上最不道德的行为，在权威主义伦理那裏，也是作为“责任”而加以体验的。这两种伦理都讲“应该”，但却各有含义，因为“应该”所涉及到的，可以是人类最好的事，也可以是人类最坏的事。 对权威主义良心和人道主义良心之復杂关系的极好说明，是卡夫卡的《审判》壹书。书中的男主人公Ｋ发现自己“在壹个早晨被捕了”，罪名是无知和活在世上。整部小说都描写Ｋ在壹个神秘的法庭上力图为自己辩护，但他并不了解该法庭的法律和程序。他疯狂地求助于奸诈的律师，与法庭有关的妇女，以及他所能发现的任何人，但全然无济于事。Ｋ终于被判处死刑并被杀害。 这部小说是以梦境方式和象征性语言写成的，它的内容虽然实际上是通过外在事件以说明内心体验，但却达到了具体、几乎逼真的境界。这个故事表明，人的有罪感的含义是，人感受到匿名之权威的指责，并由于未能取悦于这些权威而产生有罪感。然而，这些权威与他相距如此之远，以致他甚至无法了解他们为什么指责他，或者他怎样才能为自己辩护。从这种角度看，这部小说表现了卡夫卡的理论观点。人被定罪或得救，往往全然不知其因。他所能做的壹切就是担忧和仰视上帝的慈悲。这壹解释所蕴涵的理论观点就是卡夫卡的有罪概念，它也是极端的权威主义良心的代表。然而要指出的壹点是，《审判》壹书中的权威与卡夫卡所指的上帝根本不同。那些权威并无光荣感与崇高感，他们只有腐败与卑鄙。这方面的象征是Ｋ对这些权威的反抗。他感到被权威所压服，并认为自己有罪，然而他仇恨这些权威，认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这种屈从和反抗的復杂情绪是许多人所具有的特征，这些人既屈从于权威，又反抗权威，尤其是反抗内在化的权威──他们的良心。 但是，Ｋ的有罪感同时也是他的人道主义良心的反应。他发现他“被捕了”，这意味着他被迫停止了成长和发展。他感到自己的空虚和缺乏独创性。 Ｋ感到有罪，却全然不知为何有罪。他害怕自己，渴求他人的帮助。然而，只有当理解了他的有罪感的真正原因时，他自身的生产性发展才能拯救他。在审判中，Ｋ向那个逮捕他的监察官打听了有关法庭和他的机遇等各种问题。那个监察官回答说：“虽然我不能回答妳的问题，但至少可以给妳壹个忠告：少捉摸我们，少考虑妳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妳自己吧。” 在另壹场合下，监狱神父说明了他的良心。那个教士指出，Ｋ必须考虑自己的问题，以贿赂和乞求怜悯并不能解决他的道德问题。Ｋ却把那个教士看作可以为他说情的另壹个权威，他所关心的全部问题是，那个教士是否会对他生气。当他试图抚慰那个教士时，后者却在讲坛上厉声嚷道：“‘妳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壹点吗？’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壹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但是，即使这样厉声喊叫，也没有唤醒Ｋ。他只是感到自己的罪孽更重了，因为他认为教士对他生气了。教士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向妳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妳提要求。妳来，它就接待妳；妳去，它就让妳走。”这句话表达了人道主义良心的本质，没有什么超越于人的权力能够向他提出道德要求。人必须对自己生活中的得失负责。只要他了解了他的良心之声，就能恢復自我。如果他做不到这壹点，就将灭亡；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帮助他。Ｋ未能了解自己的良心之声，所以他必然要灭亡。而就是在处以死刑的壹瞬间，Ｋ才第壹次看到了他的真正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缺乏生产性，缺乏爱，缺乏信念。 Ｋ第壹次看到了人类的休戚与共、友谊的可能性以及人对自己的义务。他提出了什么是高级法庭的问题，但他现在所提出的高级法庭，并不是他过去所相信的那种非理性权威，而是他的良心，这个良心是真正的起诉者，然而他过去却没有认识到这壹点。过去，Ｋ只意识到他的权威主义良心，以致完全忽略了他真正的道德问题。过去，由于权威对他的指责，他便自觉地意识到有罪。但他的真正罪过，是因为他浪费了生命，他无力改变自己，是因为他未能认识自己的罪过。悲剧在于当他意识倒他早该认识的这壹切时，却为时太晚了。 需要强调的是，人道主义良心与权威主义的良心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是由文化传统所形成的，而前才是独立发展所形成的。相反，在我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这壹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虽然它们是人类不同的内在潜力，但都是在壹个社会文化环境下发展而成的。在过去五、六千年的文化发展中，人类通过宗教和哲学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它的伦理规范，每壹个人如果不想从头开始的话，他的良心就必须以此为依据。但是，由于每壹制度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因此这些制度的代表人就更多地强调了各种伦理规范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共同核心。然而，对人所应持的立场来说，这些教义的共同因素比它们的区别更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些教义的限制因素与变迁理解为是它们所生长的特定历史、社会经济及文化情况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壹项惊人的发现，即所有思想家的目标都是促进人的成长和幸福。 快乐与幸福 壹、作为价值标准的快乐 权威主义伦理学的长处是单纯；它的善恶标准是权威的裁决，遵从权威的裁决是人的美德。人道主义伦理学则必然会遇到我在前面已讨论过的难题：要使人成为价值的唯壹制定者，那么，快乐或痛苦似乎就该成为善恶的最终仲裁。如果答案只能是两者必居其壹，那么，人道主义原则确实不能成为伦理规范的基础。因为我们看到，有人是在酗酒、积聚财富、名望及伤害他人中找到快乐的；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在爱、与朋友同甘苦、思考及绘画中得到快乐的。壹种为人与动物、好人与坏人、正常人与病态人所共同具有的动机怎么能指导我们的生活呢？即使我们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来限定快乐原则，这壹原则仍难以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原则。 然而，要么顺从权威，要么把快乐作为指导原则，这种选择是荒谬的。我将努力说明，对快乐、满足、幸福及欢乐的本质所进行的壹项经验分析揭示出，它们是不同的、且部分矛盾的现象。这个分析指出，尽管在主观体验的意义上，幸福和欢乐是依靠客观条件、并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它们决不该和只是主观体验的快乐相混淆。这些客观条件是能够广泛概括为生产性的。 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从萌芽开始，就已认识到对快乐性质进行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对这壹问题的解决却并不令人满意，因为那时对快乐体验的无意识动力缺乏洞见。心理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并对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这壹古老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新发现，以及它们在伦理学理论上的适用性，对有关快乐和幸福的某些最重要的伦理理论作壹简要的概括，似乎是必要的。 快乐主义认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行为规范上，快乐都是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快乐主义理论的开山祖阿裏斯提普斯认为，趋乐避苦既是人生的目的，又是美德的标准。对阿裏斯提普斯来说，快乐是即时的享乐。 这壹极端──且又天真──的快乐主义立场，具有壹个长处，即充分强调个人的意义和快乐的具体概念，从而使幸福等同于即刻的体验。但是，它显然遇到了我们已谈论过的困难，即快乐主义者不能圆满地解决他们原则的纯主观主义特性的问题。第壹个力图纠正快乐主义立场，以把客观标准引入快乐之概念的是伊壁鸠鲁，尽管伊壁鸠鲁坚持，快乐是人生的目的，但他认为，“虽然所有快乐本身都是好的，但并非壹切快乐都可选择”。因为，某些快乐随后会引起比快乐本身要大得多的烦恼。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只有正当的快乐才有助于明智、完善、正义的生活。“真正的”快乐在于精神安宁、无所畏惧，而这样的境界只有那些深谋远虑者才能达到，因为他能为了获得永久安宁的满足而放弃壹时的喜悦。伊壁鸠鲁力图说明，他那作为人生之目的的快乐概念与节制、勇敢、正义及友谊的美德是壹致的。但他把“感受作为我们判断善的标准”，这并没有克服基本的理论困难，即把快乐的主观体验与快乐之“正确”和“错误”的客观标准相混淆。他为调和快乐的主观性客观标准的努力，不外乎提出了这样壹个主张，即和谐已存在于两者之间。 反快乐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力图维护标准的真实性和普遍性，然而我们却不能忽略个人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柏拉图是把真实与否的标准应用于欲望和快乐的第壹人。快乐就像思想壹样，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柏拉图并不否认，快乐具有主观感觉的成份，但他指出，快乐的感觉可能会产生“谬误”，而且快乐像思想壹样，具有认识的功能。柏拉图是以这样的理论来支持这壹观点的，即快乐不仅产生于人体的某壹器官，而且来自于整个人格。因此，他的结论是，善者享有真正的快乐；恶者具有虚假的快乐。 和柏拉图壹样，亚裏士多德认为，快乐的主观体验并不能成为行为善良与否的标准，因此，它也不能成为判定其价值的标准。他说：“如果有些事情使道德败坏者感到快乐，那么，我们不可假定，这些事情也会使其主人快乐。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把病人视为健康、甜美或苦涩的东西当作论断，或把患眼病者似乎视为白色的东西也认定为白色的东西壹样。”不名誉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只是壹种堕落的感受”；客观上名副其实的快乐，“对人来说，才是正当的快乐”。对亚裏士多德来说，有两种快乐是合理的：壹种是在满足需要与实现人之能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快乐，另壹种则是在获得人之能力的体验中所产生的快乐。这后壹种是更高尚的快乐。快乐是人之存在状态中的壹种活动。最令人满意且完美的快乐具有这样壹种性质，即它是伴随着对获得的或实现了的人之能力的积极运用而产生的。它意味着欢乐、自发性或无阻碍的活动，而“无阻碍的”意味着“不受拦阻”或“不受挫折”。因此，快乐使行为完善，并使生活完美。快乐是和生活联接在壹起的，它不允许自己和生活分离。最伟大、最持久的幸福来源于最高尚的、具有神圣性的人类行为，即人类的理性行为，人只有具有这种神圣因子，他才会去追求这样的神圣行为。由此，亚裏士多德得出了这样壹个真正的快乐的概念，即它是与健康成熟者的主观的快乐体验相壹致的。 斯宾诺莎的快乐理论在某些方面与柏拉图和亚裏士多德的理论相类似，但他的理论远比后二者深入。斯宾诺莎也认为，快乐是正当或道德之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如反快乐主义学派所坚持的那样，是罪恶的象征。通过给快乐以壹个更经验性的、具体的定义，斯宾诺莎推进了快乐理论，这壹定义是以他的全部人类学概念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快乐概念，是与潜能（能力）的概念相联系的。“快乐是壹个人从较小的圆满到较大的圆满的过渡。痛苦是壹个人从较大的圆满到较小的圆满的过渡。”较大的或较小的圆满与人所具有的实现其潜能的较大或较小的能力是相同的，因而也更接近“人性的模型”。快乐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人的生产性行为的必然产物。“至福（或幸福）不是美德的报赏，而是美德本身。”斯宾诺莎幸福观的意义在于能力的动力概念。哥德、尼采等这些重要人物，也把他们的伦理理论建立在同样的思想基础上，即快乐不是行为的主要动机，而是生产性行为的伴随物。 在斯宾塞的伦理学中，我们看到了对快乐原则最全面、最系统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作为我们深入研究的良好起点。 斯宾塞关于快乐－痛苦原则之观点的关键是进化论。他提出，快乐和痛苦具有生物性功能，它激发人（或人类）根据对其个人（或对人类）有益的原则而行动，因此，它们是进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痛苦与损害有机体的行为相联系，快乐则与促进有机体康乐的行为相联系。”“个人或人类通过追求愉快或躲避不愉快而日復壹日地生活下去。”作为壹种主观体验的快乐，并不能仅仅根据主观因素而加以判定；它也有客观性的壹面，即人的身心幸福。斯宾塞承认，在我们今日的文化中，出现了许多“被歪曲的”快乐或痛苦之体验的情况，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矛盾和缺陷。他认为，“如果完全改变人性以适应社会状况，就要承认这样的真理，即除了促进未来之幸福的行为外，只有即刻的快乐才是正当的；随着错误行为而带来的，不是最终的而是即刻的痛苦。”他说，那些相信痛苦是有益的，快乐是有害的人，犯了曲解的错误，即把例外的出现视作常规。 斯宾塞把他的快乐之生物性功能的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作了壹番比较。他认为，“要重新塑造人性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最终必然使全部必要的活动都具有快乐的性质，而使那些不具快乐性质的活动与这些要求不符。”进壹步而论，“作为实现壹目的之手段的快乐，本身就成了壹种目的。” 柏拉图、亚裏士多德、斯宾诺莎和斯宾塞的概念具有这样壹些共同点：（1）快乐的主观体验本身不是价值的充分标准；（1）幸福是与善相联系的；（3）评价快乐的客观标准是能够找到的。柏拉图把“善者”作为正当之快乐的标准；亚裏士多德把“人的作用”作为标准；斯宾诺莎和亚裏士多德壹样，把运用人的能力以实现人性作为标准；斯宾塞则把人的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作为标准。 以上所提的快乐理论和它在伦理学中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完善的，因为这些理论的形成，缺乏以精确的技术研究和观察为基础的充分的资料。心理分析学对无意识动机和动力性格所作的研究，为这种精确的技术研究和观察奠定了基础，因而能使我们超越传统的范围，把快乐作为生活规范而加以深入的讨论。 心理分析学证实了反快乐主义伦理学所持的观点，即满足的主观体验本身是靠不住的，因而它不是价值的有效标准。心理分析学对受虐狂本性的探讨证实了反快乐主义立场的正确性。壹切期待受虐的欲望都被定义为追求对整个人格的损害。在壹种更明显的形式中，受虐狂追求肉体的痛苦，及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快乐。性反常受虐狂是与性刺激和性满足相联系的，这种痛苦的欲望是有意识的。“道德受虐狂”则追求损害心理、羞辱及被统治；通常，这种欲望是无意识的，并被视为合理的忠诚、爱、自我否定或视为对自然法则、命运及其它超越于人的力量的反应。心理分析学说明了受虐狂是如何强烈地受压抑及如何充分合理化的。 然而，受虐狂现象只是无意识欲望中最显着的壹个例子，这些无意识欲望在客观上是有害的；壹切神经病症都是无意识行为的结果，这些结果损害并阻碍了人的成长。对有害的渴望是精神疾病的真正本质。因此，每壹种神经病都证实了这样壹个事实，即快乐与人的真正利益是相矛盾的。 由满足神经病之渴望所引起的快乐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并非必然如此。性反常受虐狂就是神经病之渴望所引起的壹个有意识的快乐的例子。虐待狂以羞辱他人而获得满足；守财奴则以囤积金钱而得到快乐；他们对满足这些渴望所产生的这种快乐，也许是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对这种快乐是否有所意识，或是否要进行压抑，这取决于如下二个因素：壹个是个人对自己的非理性行为所具有的内心反抗能力；另壹个是社会对这种快乐的认可或反对程度。压抑快乐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壹种是广泛而经常的压抑形式，在这种形式裏，快乐是有意识的，它涉及的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理性的表现。例如，守财奴也许认为，他所感受到的满足是由于他对家庭的精心照看；虐待狂则可能感到，他的快乐来源于他的道德义愤感。另壹种压抑形式更极端，在这种形式裏，对任何快乐均无所意识。许多虐待狂都真诚地否定，他见到别人受羞辱时所产生的任何快乐感。然而，对他梦境的分析和自由交谈却可发现那种无意识快乐的存在。 痛苦和不幸福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对痛苦和不幸福的压抑也可能具有上面所描述的压抑快乐的同样形式。壹个人感到不幸福，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成功、或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或由于他生活中的任何外在因素；然而，他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缺乏生产性、他的生活空虚、他没有爱的能力或有许多使他不幸福的内在不足。他似乎合理地说明了他的不幸福，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种不幸福的真正原因。另外，对不幸福的更广泛的压抑引起了对不幸福的全然无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壹个人相信，他是完全幸福的，但实际上，他并不满意，也并不幸福。 对幸福、不幸福的无意识概念，遇到了壹种重要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幸福和不幸福与我们对幸福或不幸福的意识感受相壹致；而对快乐或痛苦毫无所知，则是与对快乐或痛苦的无所意识相联系的。这壹争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最重要的是它在社会和伦理方面的意义。如果奴隶对他们的悲痛命运毫无意识，那么，怎能以人的幸福之名义来反对奴隶制呢？如果现代人真像他所伪装的那样幸福，那不就证明了我们已建立了壹个最好的世界吗？难道幸福的幻想还不充分，或“幸福的幻想”不是壹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这些反对意见忽略了这样壹个事实，即幸福和不幸福表达了整个生物体的状况、表达了整个人格的状况。幸福和生命力、情感强度、思想及生产性的提高相关联；不幸福则与这些能力和功能的衰退相关联。由于幸福和不幸福都是我们整个人格的壹种状况，因此我们的身体对它的反应统统比我们的意识对它的感受更明显。不幸福常常表现为拉长的脸，无精打彩，疲惫，或像头疼之类的病症，甚至更加严重的疾病形式；而身体感觉良好等则可能是幸福的壹个“征兆”。的确，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心理更不易受蒙骗，人能够接受这样壹种思想，即将来有壹天，幸福和不幸福的存在及其程度，可以通过对人体进行化学观察而得以推断。同样，我们的精神和情感能力也要受幸福或不幸福的影响；我们的理智及情感的强度也依赖于它。不幸福削弱我们的整个心理功能，甚或使它瘫痪；幸福则能提高心理功能。当个人实际上并无幸福时，他那幸福的主观感受只是壹种有关情感的思想幻觉，而与真正的幸福则全然无关。 快乐或幸福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不是他的人格的壹种状况，我把此称为虚假的快乐或虚假的幸福。例如，壹个人作了壹次旅行，且感到很幸福，然而，他那种幸福感是由体验了壹次快乐的旅行所产生的，而实际上，他也许对失望和不幸福无所觉察。壹个梦可以向他展现事情的真相，或者，他会在以后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幸福。虚假的痛苦也可能在多种情况下得以观察，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和不幸福是习惯上的推断，因此它们被感受到了。虚假的快乐和虚假的痛苦实际上都只是壹种伪装的感受，它们是关于情感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情感体验。 二、快乐的种类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要认识快乐和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分析各种快乐的不同性质。 壹种快乐是解除痛苦的紧张所带来的感受，弗洛伊德和其他壹些思想家认为，这是所有快乐的本质。饥饿、干渴、满足性欲、睡眠、锻炼身体，这些都源于生物体的化学作用。满足这些要求的客观的生理需要被理解为主观的欲望，如果它们在长时间裏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紧张。如果这种紧张得以消除，解脱的感受就是快乐，或我称之为满足。满足等于足够，这壹术语似乎最适合于这种快乐。所有这种生理状况之需要的真正本质是，当生物体的要求得以满足，便会消除由生理变化所引起的紧张。如果我们饿了，就吃东西，但生物体──我们──有壹定的限量，超限量的进食，实际上将是痛苦的。解除痛苦之紧张而带来的满足是最普遍的快乐，也最容易在生理上获得；如果这种紧张持续了很长壹段时间，由此而成为极强的压力，它的解除也就成了最强烈的快乐。这种快乐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它几乎也是许多人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快乐的唯壹形式。 这有壹种快乐是解除心理紧张，但这种快乐与上面那种快乐性质不同。人也许认为，壹种欲望是由他的身体需要引起的，但实际上，它却是由不合理的心理需要所决定的。他可能感到极其饥饿，但这种饥饿感不是由生物体的正常的生理需要所引起，而是由减轻焦虑或紧张的心理需要所引起（尽管这些心理需要可能导源于生理反常）。众所周知，饮酒的需要常常不是由于干渴，而是由于心理的原因。 强烈的性欲，也可能不是由生理需要，而是由心理需要所引起的。壹个无安全感的人，有壹种强烈的需要，即向自己证明他的价值，向他人证明他的强大，或在性欲方面压倒别人，而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这种人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性欲，如果性欲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壹种痛苦的紧张。他很容易认为，他那强烈的性欲来自于他身体的需要，但实际上，这些欲望却是由他的心理需要所决定的。欲望的另壹个例子是神经病性的想睡眠，壹般人认为，这种病症是由正常的疲劳所引起的身体需要，而实际上，它却是由诸如抑制焦虑、恐惧、或愤怒等心理需要所引起的。 这些欲望与正常的生理需要相类似，因为这两者都植根于某种不足或贫乏中。但壹种是在生物体内正常的化学过程中所产生的贫乏；另壹种则是由心理机能障碍所引起的结果。在这两种状况中，贫乏都引起紧张，紧张的解除便是快乐。其它壹切非生理需要的不合理欲望，如渴望名誉、统治、顺从、忌妒、羡慕等，都植根于人的性格结构，它们也是由人格不完美或人格变形所造成的。满足这些情欲所感受到的快乐也是由解除心理张力所引起的，就像神经病的生理欲望那样。 尽管对真正的生理需要的满足和对不合理的心理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快乐都在于解除紧张，但这两种快乐的性质却有不同的意义。生理条件的需要，如饥饿、干渴等是通过排除生理条件的紧张而获得满足的，只有生理上再有需要时，这些欲望才会重新出现，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周期性。相反，不合理的心理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具有忌妒、占有、虐待狂的人，其欲望不会随欲望的片刻满足而消失。不可能被“满足”才是那些不合理欲望的真正本质。这些欲望是由个人自己的不知足所产生的。生产性的缺乏，及由此而来的软弱无力、恐惧，就是这些追求、渴望、及不合理欲望的根源。即使能满足这种人的全部权力欲和破坏欲，也依然改变不了他的恐惧和孤独，因此，他的紧张仍然存在。幸福的幻想变成诅咒，因为人自己没有找到解除恐惧的办法，他幻想着以增加满足来消除他的贪婪，并恢復内心的平衡。但是，贪婪是个无底洞，以满足来解除贪婪的想法，只是壹种幻想。贪婪并非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植根于人的兽性，实际上，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和幻想。 我们已看到，产生于满足生理需要的快乐和满足神经病态欲望的快乐都是排除痛苦和紧张的结果。但是，第壹类快乐是真正的满足，是正常的，而且是幸福的壹个条件；而第二类快乐最终只是需要的暂时缓减，病态作用，及本质上不幸福的表现。我提议，把来源于满足不合理欲望的快乐，称之为“不合理的快乐”，以同正常生理欲望的“满足”相区分。 对伦理学来说，不合理的快乐与幸福之间的区别，比不合理的快乐与满足间的区别重要得多。为了理解这些区别，对心理学的缺乏（scarcity）与充足（abundance）概念进行壹番介绍，也许会有助益。 人体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便产生紧张，而这种紧张的排除则给人满足。真正的缺乏是满足的基础。在另壹不同的意义上，不合理的欲望也植根于缺乏，植根于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它们迫使人产生仇恨、忌妒或屈从，来源于满足这些渴求的快乐植根于缺乏基本的生产性。生理需要与不合理的心理需要都是壹种缺乏。 在缺乏的领域外，还有壹个充足的领域。即使是动物，也有过剩的精力。在活动中，这种精力就会表现出来。但充足的领域本质上是人类所具有的壹种现象。它是生产性的领域，是内在能动性的领域。这个领域只能在这样壹个程度上而存在，即人并不仅仅为生存而工作，因此他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精力。人类的进化，是以充足领域的扩展，有效的发挥剩余精力以获得超越生存的成就为特征的。人所创造的人类的全部特殊成就，都来源于这壹充足领域。 在所有的活动中，甚至在如饥饿和性这类基本功能上，都存在着缺乏与充足的区别，因此也存在着满足和幸福的区别。满足强烈饥饿这壹生理需要是快乐的，因为它排除了由饥饿所带来的紧张。满足饥饿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食欲所带来的快乐，具有不同的性质。食欲是期望享受到美味的体验，它与饥饿不同，因为它不会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意义上，美味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就像音乐和艺术欣赏壹样，只有在文化和心理充足的情况下，美味才能发展。饥饿是壹种缺乏的现象，它的满足是壹种需要。食欲是壹种充足的现象，它的满足不是壹种需要，而是自由和生产性的壹种表现。它所伴随的快乐，可以称之为欢乐。 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于饥饿和食欲之间的差别。弗洛伊德的性概念认为，性欲像饥饿壹样，完全产生于生理上的紧张，通过满足性欲，就可排除这种紧张。但他忽略了与食欲相应的性欲和快乐，这种性欲和快乐只存在于充足的领域，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性“饥饿”者既可通过生理，也可通过心理的方法排除这种紧张以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构成了他的欢乐。但是，我们称之为欢乐的性快乐植根于充足和自由，它是感觉和情感方面生产性的表现。 欢乐和幸福被普遍地看作与伴随着爱的幸福相同。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爱是幸福的唯壹源泉。然而，对于爱像对于人类所有其它活动壹样，我们必须在它的生产性形式和非生产性形式之间作出区分。正如我在前面已指出的那样，非生产性的爱或非理性的爱只能是任何壹种受虐狂或虐待狂的共生现象，这种爱的关系并不是以相互尊重和人格的完整为基础的，而是以两个人的互相依赖为基础的，因为他们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这种爱，像所有其它非理性行为壹样，是以缺乏、缺乏生产性、缺乏内在安全感为基础的。生产性的爱是两个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形式，同时各自又有人格的完整，它是壹种充足的现象，具有这种爱的能力，象征着人的成熟。欢乐和幸福是生产性爱的伴随物。 在所有的活动中，缺乏与充足之间的区别，决定了快乐之体验的性质。每个人都体验着满足、不合理的快乐及欢乐。在生活中，可以通过分辨这些快乐来区别不同的人。满足和不合理的快乐并不需要情感的努力；而只需要具有排除这种紧张的能力。欢乐是壹种成就，它是以内在的努力、生产性的活动为前提条件的。 幸福是壹种成就，它是人的内在生产性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恩赐。幸福和欢乐并不满足由生理或心理的缺乏而引起的需要，它们也不是紧张的解除，而是在思想、情感及行为上全部生产性活动的产物。欢乐和幸福并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欢乐所涉及的是单个的行为，幸福则可称作是欢乐的连续或完整的体验。我可以说“多种欢乐”（復数），但只能说“幸福”（单数）。 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人类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他的潜能，因此，他既与世界同为壹体，但同时却又保持着他自己的人格完整性。在生产性地运用他的精力时，他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他“燃烧自己，却不化为灰烬。” 就生活的艺术而言，幸福是完美的标准；就人道主义伦理学而言，幸福是美德的标准。幸福常常被当作解除痛苦的逻辑对立面。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是人类存在的壹部分，对这些痛苦的体验是必不免的。人如果不惜壹切代价要逃避痛苦，就只能靠完全超脱而加以实现，包括不体验幸福。因此，幸福的对立面并不是悲伤或痛苦，而是意誌消沉，这种意誌消沉是内在贫乏和非生产性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了与伦理学理论最有关系的各类快乐体验：满足、不合理的快乐、欢乐及幸福。但还有两种不怎么復杂的快乐类型需要给以简洁的讨论。壹种是当完成了某项自己打算去做的工作后所带来的快乐。我建议把这种快乐称为“喜悦”（gratification），人实现了自己想完成的工作就产生了喜悦，尽管这活动并不壹定是生产性的，但它表示人有力量、有能力成功地对付外在世界。喜悦并不真正依赖特殊的活动，壹个人可以在壹场美好的网球赛中得到喜悦，就像在事业上成功壹样。关键在于完成所设定的任务中要有壹些困难，而且他要得到满意的结果。 另壹种有待讨论的快乐，并不以努力为基础，而是以努力的反面──松弛（relaxation）为基础，它是无需努力但却快乐的活动的产物。松弛在生理上的重要功能是调节生物体的和谐，生物体不能老是处于活动中。“快乐”壹词似乎最适合于意指那种由松弛所产生的舒适感，而不管这种感受的性质如何。 我们是从讨论快乐主义伦理学的疑点开始的，这种观点主张，生活的目的是快乐，所以快乐本身是善的。作为我们对各种快乐所作之分析的结果，现在，我们可以详细论述与快乐有关的伦理问题了。为解除生理紧张而获得满足，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在伦理评价的范围内，它是中立的，就像喜悦和快乐壹样。不合理的快乐和幸福（欢乐）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体验。不合理的快乐象征着贪婪，象征着人未能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相反，幸福（欢乐）证明在“生活艺术”中的部分成功或完全成功。幸福是人最伟大的成就，它是人以整个人格对自己和外在世界作出生产性取向的反应。 快乐主义思想未能充分分析快乐的性质，因此认为，最容易的生活──有壹些快乐──似乎同时就是最有价值的生活。但是，没有价值才是容易的。因此，快乐主义的谬误使我们更容易看到快乐与自由和幸福的区别；也更容易坚持，否定快乐就是善的证明。人道主义伦理学才真正要求，幸福和欢乐是主要的美德，但实行这壹美德，并不是最容易的事，而是人最困难的任务，是人的生产性的充分发展。 三、手段与目标 以快乐为目的和以快乐为手段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由于过份註重手段往往忽略了目的。 斯宾塞曾十分详尽地论述了目的和手段的问题。他指出，以快乐为目的，必然会使达到这壹目的的手段也具有快乐的性质。他假设，在壹种为适应社会而完全改变人性的状况下，“除了有益于未来的幸福和行为外，只有即时快乐的行为才是完全正确的行为；而那些不仅最终、且即时也带来痛苦的行为是错误的行为。” 乍壹看来，斯宾塞的假设似乎是有道理的。假如，如果壹个人计划作壹次快乐的旅行，那么为这次旅行而作准备是令人快乐的。但显然，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许多为达某壹目的而作的准备工作并不使人快乐。壹个病人如果为了健康，就必须忍受痛苦的治疗，而这种目的并不会使治疗本身成为快乐；女子分娩也不会变成快乐。为了实现某壹预期的目的，我们会做许多无乐趣的事情，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必须这么做。最多，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了结果的快乐，无乐趣的事或多或少可以得到缓减；对快乐之目的的期望，甚至完全超过了不愉快之手段的份量。 但是，手段和目的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此。对这壹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无意识动机的问题。 斯宾塞提出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很好的运用这个实例。斯宾塞是这样描述快乐的，壹个商人感到快乐，是因为他每次结账，其结果总分毫不差。他说：“如果乐问，对这些与实际挣钱相距甚远、且与生活快乐更无关系的工作，为何如此煞费苦心，那么答案就是，保持帐目的正确是达到挣钱这壹目的的条件，而且，它自身又成为壹个直接的目的──履行壹项职责──可以是履行获得收入的责任，也可以是履行供养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责任。”在斯宾塞看来，以快乐为手段，导源于以快乐为目的──享受生活，或尽“责任”。斯宾塞未能认清两个问题。较明显的壹个问题是，有意识地理解目的与无意识地看到目的具有某些区别。壹个人可以认为，他的目的（或他的动机）是享受生活或对家庭尽责任，但他的真正目的──尽管是无意识的──却是通过金钱所得到的权力或来源于囤积金钱的快乐。 另壹个更重要的问题产生于壹种假设，即与手段相关的快乐必然来自于与目的相联系的快乐。当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以快乐为目的（将来有钱花）使实现这壹目的的手段也具有快乐的性质（记账），就像斯宾塞所假设的那样。但是，记账的快乐可以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与目的相关的那种手段则可能是虚构的。例如，壹个对记账极有兴趣的商人，当他的帐目分毫不差时，他会感到极大的快乐。如果我们观察壹下他的快乐，就会发现，他是壹个充满焦虑和怀疑的人；他以记账为乐趣，是因为他在“行动”，却又不用作出抉择或承担风险。如果他对账目平衡感到快乐，那是因为数字正确象征性地回答了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怀疑。对他来说，记账与另壹个人玩单人纸牌或清点窗户数字具有同样的效用。手段已独立于目的；手段篡夺了目的的地位，而所说的目的只存于幻想中。 手段自身独立，手段成为快乐，这并不是因为目的快乐，而是因为与目的完全分离的其它因素。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工作的意义问题。 所讨论的这壹问题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最大痛处之壹。现代生活最突出的壹个心理特征是，许多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及活动，已越来越篡夺了目的的地位，而目的本身却成了模煳的、非真实的存在。人们为挣钱而工作；为享乐而挣钱。工作是手段，享乐是目的。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人们为挣更多的钱而工作，又把这些钱花在再挣更多的钱上，而目的──享受生活──却被遗忘了。人们紧张地工作，努力地发明创造，以节省时间。然而他们运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再抓紧工作，以再节省更多的时间，直至精疲力尽而不能运用他们所节省下来的时间为止。我们已陷落在手段之网中，却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用无线电向每个人传播着最美妙的音乐和文艺节目。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听到却是低级趣味的喧哗或有损于智力和趣味的广告。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工具和手段，但我们却不会停下来问壹下，它们的用途是什么。 过份强调目的会在多方面导致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和谐平衡关系的曲解。其壹是完全强调目的，而不充分考虑手段的作用，结果是目的成为绝对的、不真实的，它最终除了梦幻就什么也不是。杜威先生对这种危险性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目的的孤立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即虽然目的在观念中依然存在，但它只是对全部行为的重点转移到实现目的之手段上去的壹种掩饰。“目的使手段合理化”这壹格言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为这壹原则辨护的人没有看到，运用破坏性手段也有其自身的结果，即实际上改变了目的，尽管目的仍然在观念中存在。 斯宾塞关于快乐行为之社会效用的概念，对手段和目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与这壹观念相联系，他认为，快乐的体验具有生物效用，使有益于人类福利的行为产生快乐，并因此而具有吸引力。他说：“如果要改变人性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那么，这定会使全部必要的行为具有快乐性，并使壹切不合于这些要求的行为都具有不快乐性。”他继续说道：“如果所提出的这壹观点符合生活，那么任何行为都会成为快乐的源泉；如果坚持这么做下去，那么，社会环境所要求的每壹行为或活动都带来快乐。” 这时，斯宾塞涉及到了壹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任何既定的社会都力图使该社会成员形成这样的性格结构，也就是使他们渴望从事他们所必须从事的工作，以实现他们的社会职责。但他未能看到，在壹个不利于其成员真正的人之利益的社会中，有损于个人但有利于特定社会功能的行为也可能成为满足的源泉。奴隶甚至学会了对他们的命运表示满意；压迫者则以残酷为乐趣。每壹社会的凝聚力都依赖于这样壹个确切的事实，即几乎任何行为都能具有快乐性，而这壹事实说明，斯宾塞所描述的现象可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也可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泉源。关键是要根据人性和人之生活的适当环境而理解任何特定行为的意义和作用，并认识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满足。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不合理行为所带来的满足不同于有益于人类福利的行为所带来的快乐，因为前者是没有价值标准的。斯宾塞提出，每壹有益社会的行为能够成为快乐的源泉，这壹观点是正确的，由此，他假定，与这种行为相联系的快乐，能证明快乐的道德价值，这壹点则是错误的。只有分析人性，揭露个人的真正利益和特定社会所强加给他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才能发现客观的正确规范，这种规范是斯宾塞所力图发现的。由于斯宾塞对他所处的社会和该社会的未来，持有乐观主义态度，且在处理不合理的追求与满足现象上缺乏心理分析，这使他不知不觉地为流行于今日的伦理相对主义的问题铺设了壹条道路。 作为性格特征的信仰 信仰（faith）是壹个与当今的理性风气不相适合的概念。信仰这壹概念通常是与信仰上帝，相信宗教教义有关，而与理性和科学思维相对立。后者被假定为与事实的领域相关，并且与超越事实的领域不同。在超越事实的领域中，科学思想是没有地位的，那裏，只有信仰的统治。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信仰如果不能与理性思维相壹致，那么它势必会被当作早期文化的遗迹而淘汰，并为处理事实的科学和易明的、能确定的理论所取代。 现代对信仰的态度，是人们与教会权威和它对壹切思想之控制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因此，对信仰的怀疑态度是和理性的真正发展密切相关的。然而，现代怀疑态度的这各建设性也有它被人们所忽略的相反方面。 洞察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现代社会，就会看到，现代缺乏信仰已不再具有历史上缺乏信仰所曾有过的进步性了。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现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壹种新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怀疑论和理性主义曾是思想发展的推动力量，现在，它们都成了相对论和反復无常的合理化，那种不断积累事实、最终必将发现真理的信念，已成了壹种迷信。在很大程度上，真理本身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科学则被当作是对搜集资料的限制。在所谓的理性之确定性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易变性，这种易变性使人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强加给他们的哲学，或与这些哲学妥协。 没有信仰，人能生活吗？婴儿不必“信任他母亲的乳房”吗？我们不必相信我们的伙伴，不必相信我们所爱的人及我们自己吗？对生活规范的合法性毫无信念，我们能生活下去吗？毫无信仰，人生确实索然无味、毫无希望，并不敢面对他之存在的真正核心。 那么，过去反对信仰的斗争是否毫无意义？过去理性的成就是否毫无作用？我们必须返回到宗教中，或毫无信仰、自抱自弃地生活吗？信仰是否壹定是信仰上帝或相信宗教教义的问题？信仰是否与宗教密切相关，以致它们必然具有共同的命运？信仰是否必然与理性思维相对立或相分离？我将努力说明，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答復的，那就是要认清，信仰是壹个人的基本态度（attitude），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难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东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壹种内心的态度，那么信仰的特定对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论说“信仰”壹词的含义是有助益的，在《旧约圣经》中，它被称作“Emunah”，意为“坚定”，由此意指人之体验的确定性、壹种性格特性，而不表示相信某些东西。 为了有助于理解这壹问题，首先要讨论壹下怀疑（doubt）的问题。怀疑，通常也被理解为对这个或那个假设、观念或人表示怀疑或迷惑，但怀疑也被看作是壹种态度，这种态度渗透在人的人格中，由此，壹个人把怀疑集中在特定对象上就成了第二位重要的事了。为了理解怀疑这壹现象，人必须区分理性的怀疑和非理性的怀疑。我将对信仰的现象作出同样的区分。 非理性的怀疑，并非是对不适当，或显然错误的假设的理智反应，而是具有个人生活情感和理智的怀疑色彩。对这个人来说，他没有任何生活中的确定性体验；任何事物都是可怀疑的，没有什么是可靠的。 非理性怀疑最极端的形式是神经病的强制性怀疑。壹个人为这种怀疑所驱使，他势必怀疑他所考虑的壹切，或对他所从事的壹切都感到困惑。这种怀疑所涉及的常常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它又往往侵入那些微小的细节，例如穿哪壹套衣服，或是否要参加壹次聚会。无论怀疑的对象是什么，或它们是微小的还是重要的，非理性怀疑都是令人极其痛苦和耗费精力的。 对强制性怀疑所作的心理分析表明，它们是无意识情感冲突的合理化表现。这种冲突来源于整个人格缺乏完整，来源于强烈的软弱无力、无依无靠感。只有认清了这种怀疑的根源，人才能战胜意誌瘫痪，这种意誌瘫痪是由软弱无力的内心体验所造成的。如果没有获得这种认识，还有壹些别的办法，这些办法虽不太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去除壹些令人痛苦的显着怀疑。壹种办法是从事可暂时获得解脱的强制性活动；另壹种办法是接受某些似乎可以忘却自己和他的怀疑的“信仰”。 然而，现代怀疑的典型形式，并不是上面所叙述过的那种积极的怀疑，而是壹种不在乎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看来，壹切事都具有可能性，没有必然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对每壹件事、工作、政治、道德，都感到困惑，更糟糕的是，他们相信这种困惑是正常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孤独、煳涂、软弱无力；他们并不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感觉、意识而体验生活，而是根据他们所想象的去体验生活。尽管那种机械般的行动者的怀疑已消失，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不在乎的相对主义。 与非理性的怀疑相反，理性的怀疑是对那些把有效性建立在信仰权威而不是相信人自身体验之基础上的假设提出疑问。这种怀疑对人格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孩子在壹开始，毫无疑虑地接受了来自父母之权威的全部思想。但在从父母之权威的解脱及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他会提出批评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开始对自己先前毫无疑虑而接受的东西产生了怀疑，这种批评能力的增长与孩子独立于父母之权威，成为壹个成年人的过程是成正比的。 在历史上，理性怀疑是现代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之壹。现代哲学和科学从理性怀疑中，获得了最丰富的推动力。个人发展的情形也壹样，理性怀疑的产生，是与逐渐摆脱权威──教会和国家──的控制密切相关的。 对于信仰，我期望作出与怀疑向样的区分，即区分非理性信仰与理性信仰。我把非理性信仰理解为对壹个人、壹种思想或壹种象征的信念，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为基础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屈从，理智及情感作用之间的关系作进壹步的探讨。很多例子说明，壹个放弃了内在独立性、并屈从于某个权威的人，就会习惯于把权威的体验当作自己的体验。最突出的例子是催眠状况。壹个受催眠的人沉溺于对另壹权威的屈从，他的思想和感觉都是催眠师“指挥他”的思想和感觉。甚至当他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还是遵从着催眠师的示意，虽然他以为此时是他自己在判断，他是壹个主动者。例如，如果催眠师曾示意，受催眠者在某壹时间裏会感到寒冷，他当穿上外衣。那么，这个人在解除催眠后仍会有受催眠时的那种感觉，并按此感觉而行动。同时他相信，他的感觉和行为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他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意誌而行动的。 催眠状况是说明屈从权威与思想作用之相互关系的最明显例子，但是日常的许多状况也显示了同样的问题。人对具有强烈示意力的领导的反应就是半催眠状况的壹个例子。无保留的接受领导的思想，这种接受不是以听从者对所提供给他们的思想作出自己的思考或评价为基础的，而是以他们对发言者的情感屈从为基础的。在这种状况下，人具有壹种幻觉，即他们所表示的同意，就是理性地贊成发言者所示意的思想。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发言者，是因为他们贊同他的思想。事实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接受发言者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已在半催眠的方式中屈从于他的权威。希特勒在谈到宣传性会议适合于夜间举行的问题时，曾对这种状况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壹个杰出的统治者的演说天才，将在现在（夜间）获得成功，因为此刻那些意誌力薄弱者能以最自然的方式体验新的意誌，他们比那些仍然把握着自身能力和意誌力的人更容易争取。” 对于非理性信仰来说，“Credo quia absurdum est”（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这句话在心理上完全具有正确性。如果有人提出壹个合理的说法，那么，他所做的是每个人在原则上也都能做的事。然而，如果他敢于理智地提出壹个谬误，那么他说明了这样壹个事实，即他超越了壹般的才能，因此他具有凌驾于常人之上的魔力。 在大量非理性信仰的历史事件中，《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脱离埃及统治的故事是最能说明信仰问题的。在《圣经》的全部记载中，犹太人是这样的壹种民族，虽然他们深受奴役，却不敢造反，并且不愿失去他们作为奴隶的安全感。他们只认识他们所惧怕但又屈从的权力；反对上帝的意旨，并自称是上帝之代表的摩西说，犹太人不会相信壹个他们甚至不知其名的神。上帝虽不希望有名称，但为了满足犹太人对确定性的要求，也就取了壹个名称。摩西坚持认为，即使有了名称，也不能充分保证使犹太人信仰上帝。于是，上帝又壹次作出让步。他教摩西显示奇迹，“以使犹太人相信上帝曾出现过，他们先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句话的嘲讽是很显然的。如果犹太人具有上帝所期望他们具有的那种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壹定植根于他们自己的体验或他们民族的历史中。但他们已经成了奴隶，他们的信仰是奴隶的信仰，这种信仰植根于对权力的屈从，这种权力是倚仗着摩力而发挥作用的。如果犹太人还能为另壹种魔力所驱使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与埃及所使用的魔力无异但更强大的魔力。 现代非理性信仰的最极端现象是对独裁领导的信仰。这种信仰的辩护者试图以指出无数人准备为它而献身的事实事证明它的真实性。如果信仰是根据盲目忠诚壹个人或壹种目标而加以定义的，并以有人准备为它献身来衡量的，那么，先知们对正义和爱的信仰、与他们的反对者对权力的信仰，在本质上就确实是相同的，差别只是信仰的对象而已。于是，自由之维护者的信仰和自由之反对者的信仰的区别，就只在于他们信仰不同的观念。 非理性信仰是盲目的相信某个人或某些事，它植根于对壹个个人的或非个人的非理性权威的屈从。相反，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智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在被看作不含有信仰成份的理性思维中，理性信仰却是壹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科学家怎样才能得到新的发现？他是否壹开始就是不断地实验、不断地积累资料，而没有壹个他所期待发现的想象呢？在任何壹个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发现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也没有人只凭对幻想的追求就能得到重大的结论。在人类努力的任何领域裏，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常常是从那些可称之为“合理的想象”开始的，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先前研究、思考及观察的结果。当科学家顺利地收集到充分的资料，或形成了数学方程式，或两者兼而有之，而使他原先的想象很可能实现时，我们可以说，他获得了壹项假定。对这个假定作仔细的分析，以辨别它的含义，并收集证实这壹假定的资料，则可产生更确切的假设，最终也许会成为壹种意义广泛的理论。 科学史上，充满着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真理的想象之实例。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全都充满着对理性的坚定信仰。为这种信仰，布鲁诺遭爱火刑，斯宾诺莎被驱逐出教会。从理性想象的概念，到系统地阐述理论，每壹步信仰都是必需的：相信想象是所追求的合理的正确目标，相信假设是具有可能性的定理，相信最终的理论，信仰至少要坚持到基本实现了结论的正确性为止。这种信仰植根于人自己的体验，植根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赖。非理性信仰把某事情当作真实的而加以接受，这只是因为壹个权威或大多数人这么说；理性信仰则植根于对自己的生产性观察和思考的独立确信。 思考和判断并不是显示理性信仰的唯壹的体验领域。在人类的各种关系方面，信任是任何真正的友谊和爱所必不可少的性质。“信任”某人，意味着确信他的基本态度、他的人格核心的可靠性与不变性。在这壹点上，我并不是指壹个人的观点的不变性，而是指他的基本动机是相同的。例如，他的能力或他对人性尊严的尊重是他的自我的壹部分，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们信任自己，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格中有壹个自我、壹个核心的存在，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尽管环境会有变化，我们的意见和感觉也会有所改变，但这个自我、这个核心却始终不变。这个核心就是“我”字背后的实体所在，它是我们确信自身壹致性的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自我的存在，我们的同壹感就会受到威胁，我们就会依赖他人，而使他人的贊同成为我们与自我的同壹感的基础。只有信任自己的人，才有能力相信别人，因为只有他才能确定他在未来和现在是壹样的，因此，他在将来的感觉和行为也将和现在他所期望的感觉和行为壹样。信任自己是我们有能力允诺某些事的壹个条件，同时正象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是由他的允诺力所规定的，因此，信任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之壹。 信任壹个人的另壹含义是，我们相信他人、相信我们自己及人类所具有的潜能。这种信任的最初形式是母亲对她的新生婴儿的信任：她相信婴儿将活着、成长、走路、说话。然而，孩子在这方面的发展已成了常规，以致对这壹切的期待似乎不需要信任了。对于那些可能不会发展的潜能，情况就不同了，如孩子爱人、幸福、运用他的理性以及诸如艺术天才等这类更特殊的潜能。它们是种子，如果给予适当的发展条件，这些种子就会生长、并有所展现；但如果缺乏条件，它们就会夭折。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壹个条件是，对孩子生活有重大意义的人要信任孩子的这些潜能。这种信任使教育和操纵相区分。教育是与帮助孩子实现他的潜能相壹致的。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并认为只有成年人让孩子做所要求他们做的事、制止那些成年人感到似乎不合适的事，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机器人才没有信任的需要，因为它没有生命。 信任他人的极点是信任人类。在西方世界，这种信任表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中；在世俗裏，这种信仰的最强烈表现则可从过去壹百五十年间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得以发现。像信任孩子壹样，对人类的信任是基于这样壹种思想，即人类的潜能如果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能建造壹个由平等、正义及爱的原则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人现在还没有建立这样壹个秩序，因此需要有这种信任。但是，像所有的理性信仰壹样，这种信任不是空想，而是以人类过去的成就、个人的内心体验以及个人对理性和爱的自身体验为基础的。 非理性信仰植根于对权力的屈从──这种权力被认为具有压倒壹切的力量，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植根于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理性信仰则是以相反的验为基础的。我们具有这种信仰，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们相任他人、信任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潜能，因为──而且只是在这个程度上因为──我们具有自身潜能生长的体验、具有我们自己成长之现实的体验、具有我们自己的理性和爱之力理的体验。理性信仰的基础是生产性。依照我们信仰而生活，意味着生产性地生活，意味着获得唯壹确定的存在感，这种确定的存在感源于生产的能动性，源于我们每个人是这种能动性之主体、并支配着这种能动性的体验。进而论之，相信权力（在统治的意义上）和运用权力与信仰是背道而驰的。相信权力的存在就是不信任尚未实现的潜能会生长。它仅仅根据展现出来的现在来推断未来。这是壹种严重的错误估计，它忽略了人类的潜能和人类的成长，这实在是不合理的。对权力没有理性信仰。对权力或权威所代表的意愿，只有屈从的存在。尽管许多权力似乎是壹切事物中最现实的，但人类历史已证明，它是人类全部成就中最不可靠的东西。由于信仰和权力的互相排斥，因而那些开始建立在理性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如果倚仗权力，甚或使自己与权力结成同盟，那么它就腐败了，最终它们就会失却它们原有的力量。 这裏，必须讨论壹下在信仰方面的壹个错误概念。人们往往认为，信仰是人消极地等待实现其期望的壹种状况。这是非理性信仰的特征，因为从我们的讨论中可知，理性信仰绝非如此。理性信仰植根于人自己的生产性体验，因此它不可能是消极的，它必然表现着人的真正的内在主动性。有壹个古老的犹太传说生动地说明了这壹问题。当摩西把魔杖投入红海后，出现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红海并没有为犹太人辟开壹条干燥的道路。直到第壹个人跃入红海，所允诺的奇迹方始出现，海潮倒退了。 在开始讨论时，我已对作为壹种态度、壹种性格特性的信仰和作为相信某些思想或某些人的信仰作了区分。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第壹种意义上的信仰。现在又提出了壹个问题，即作为性格特性的信仰和信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我们对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所作的区分，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因为理性信仰是以我们自己的生产性体验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超越人类体验之上的信仰的对象。而且，当壹个人信任爱、理性及正义的思想，并非出于他自己的体验，而只是因为他被教导说要具有这种信念时，我们就不能说，他具有理性信仰。宗教信仰可能属于这两者间的壹种。大体来说，那些并不持有教会之权力和宗教之神秘思想，而强调人自己的爱之能力及与上帝的类似性的教派，维护和培养了人们对宗教象征意义的是理性信仰态度。在宗教上能够成立的真正的信仰，也适合信仰的世俗形式，尤其是适合政治和社会思想。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如果不是以个人的生产性体验为基础，而是由强迫个人相信这些思想的党派或国家所提出，那么，它们除了堕落为非理性信仰外，就什么也不是了。对上帝的神秘信仰和无神论者对人类的信仰之间的区别，远小于前者的信仰和加尔文主义者的信仰之间的区别，加尔文主义者对上帝的信仰，植根于确信人的软弱无力和惧怕上帝的权力。 人不能毫无信仰而生活。摆在我们这壹代和今后几代人面前的严肃问题是，这种信仰究竟是对领导者、机器、成功的非理性信仰，还是基于对我们自身生产性活动之体验的理性信仰。 人的道德力量 壹、人类性善或性恶 如果人性本恶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立场──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天生潜力和理性来识善行善──就是不可靠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反对者声称，人性使人倾向于敌视同伴、忌妒猜疑及懒惰，除非他受制于畏惧。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许多代表面对这种挑战而坚持，人性本善，破坏性并不是人之本性的壹部分。 的确，这两种冲突观点间的论战是西方思想中的基本主题之壹。对苏格拉底来说，无知是邪恶的根源，但它并非人的天性；他认为，堕落是罪过。相反，《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壹个罪恶行为为其开端的，人“自幼年起，就有邪恶的行径”。中世纪初期，这两种对立观点间的论战是围绕着如何解释《圣经》中亚当堕落的神话问题而展开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本性由于这壹堕落而腐败，后代生来就受始祖违命的诅咒，唯有教会转达上帝的恩惠和教会的圣礼，才能拯救人。奥古斯丁的劲敌佩拉吉阿斯则坚持，亚当的犯罪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不会影响其他任何人；因此，人生来就具有壹种亚当未堕落前的能力，而且，犯罪是诱惑和邪恶的结果。这场急论的胜利者是奥古斯丁，这壹胜利决定──也蒙蔽──了人心达数世纪之久。 中世纪后期，对人之尊严、人之能力及性本善的信念日益增强。文艺復兴时期的思想家和13世纪的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等壹样，都表达了这种信念，虽然他们对人的看法有许多本质上的区别，而且阿奎那从未回到佩拉吉阿斯的“异教”极端立场上。相反，人性本恶的观念在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中得到了表述，由此而使奥古斯丁的立场得以復活。路德和加尔文虽然坚持人的精神自由，坚持人有权力和义务直接面对上帝，而不以教会为中介，但他们却谴责人性本恶和人的软弱无能。根据他们的观点，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他的骄傲；要战胜这种骄傲，只有依靠人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屈从及信仰上帝的宽恕。 这两种观点，依然交织在现代的思想中。人之尊严和人之权力的思想在18世纪的启蒙哲学、19世纪的自由进步思想中得到了表现，而对此最极端的表述是尼采。这时，人毫无价值、空无壹有的观念也找到了壹种新的、完全世俗化的表达，它体现在权威主义制度中。在这种制度裏，国家或“社会”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来毫无意义的个人，被视为应该在忠顺与屈从中获得满足。这两种观念，虽明显地分属于民主哲学和权威主义哲学，但它们却以并不极端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在我们的感觉中混合在壹起。今天，我们既是奥古斯丁又是佩拉吉阿斯、即是路德又是米兰多拉、即是霍布斯又是杰斐逊的信徒。我们有意识地相信人的权力和尊严，但也常常无意识地相信人的──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无能与败坏，并把这壹现象解释为“人的本性。” 在弗洛伊德的着作中，我们可看到他是根据心理学理论来表述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在许多方面，弗洛伊德是启蒙运动之精神的典型代表，如相信理性、相信人有权维护他的本性需要以反对社会习俗和文化压力。然而同时，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懒惰、纵欲，必须强迫他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关于人的破坏天性在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理论中得到了最极端的表述。第壹次世纪大战后，破坏欲的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修订了原有的理论。根据原来的理论，人有两类本能：性和自我保护；后来的理论则让非理性的破坏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弗洛伊德假定，人是两种同等力量相冲突的战场，他为生存所驱使，也为死亡所驱使。他认为，这是壹切生物体、包括人所具有的生物学力量。如果死亡驱力指向外在目标，它本身表现为破坏性驱力；如果死亡驱力存在于生物体内，它就以自我毁灭为目标。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二元论。他没有把人看成在本质上就是善的或在本质上就是恶的，而是把人看作受两种同等且对立的力量所驱使。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也持有同样的二元论观点。生存和死亡、仁爱和竞争、白天和黑夜、白色和黑色，都只是这种倾向中众多象征的壹部分。这种二元论的确很适合于人性的研究。它给人性本善的观念留下了余地，但也说明了人之强大的破坏力，只有肤浅的幻想者才会忽视这种破坏力。然而，这种二元论的立场只是研究的起点，它并不能回答我们的心理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我们所理解的这种二元论，是否意味着人天生具有生存驱力和破坏驱力这两种同样强大的力量呢？人道主义伦理学所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无需制裁和权威主义命令而控制人性的破坏面。 或者，我们是否能获得更符合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答案，同时，在壹种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追求生存与寻求破坏的倾向？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有赖于我们对敌视和破坏性之本质的洞见。但是，在开始讨论这壹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它是如何地依赖对伦理学问题的回答。 生存和死亡的选择，确实是伦理学最基本的选择，二者必居其壹。这是生产性和破坏性、潜能和无能、美德和罪恶之间，必居其壹的选择。对人道主义伦理学来说，所有邪恶活动都与生命相违抗，而壹切善良行为则有助于保护和展现生命。 探讨破坏性问题的第壹步是区分两种憎恨：理性的、“反应性”的憎恨和非理性的、“基于性格的”憎恨。反应性的、理性的憎恨是人在自己或他人的自由、生命或思想受到威胁时的反应。它的前提是尊重生命。理性的憎恨有壹种重要的生物性功能：它与保护生命的行动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当致命的威胁来临时，它便作为壹种反应而存在，威胁消除，它也就消失了；它与有助于生命的活动并不互相对立，而是相关伴随的。 基于性格的憎恨，具有不同的性质。它是壹种性格特性、壹种对憎恨的持续意愿，它停留在充满敌意的人心内，这种敌意并非是人对外来刺激的憎恨反应。非理性憎恨可能同样是由现实威胁所引起的，就像反应性憎恨那样；但它常常是壹种无缘无故的憎恨，它利用壹切机会而发泄，并使自己合理化为反应性憎恨。憎恨者似乎获得了壹种解脱感，好像他有幸找到了壹个发泄内心敌意的机会。我们几乎可以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就看到他那发泄憎恨后引起的快乐。 伦理学主要与非理性憎恨、破坏或削弱生命之问题有关。非理性憎恨植根于人的性格，憎恨的对象则是第二位的。憎恨者既把憎恨直接指向他人，也直接指向自己。虽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憎恨他人而不是憎恨自己。对自己的憎恨通常被合理地当作牺牲、忘我、禁欲主义或自责和自卑感。 反应性憎恨的出现，甚至比它所显现出来的更频繁，因为人经常会对反对其尊严和自由的威胁作出憎恨反应，这种威胁并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微妙的、甚至是以爱和保护的形式出现的。即使如此，基于性格的憎恨仍然是这样壹种重要的现象，即把爱和恨作为两种基本力量的二元论似乎与事实相符。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二元论的正确性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对这种二元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探讨。善恶是同样强大的力量吗？它们都是人的原有特征吗？或者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其它关系吗？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破坏性是所有人类的天性；区别主要在于破坏的对象──他人或自己。从这种立场出发，结论必然是，毁坏自己与破坏他人成反比。然而，这个假设与事实是相矛盾的，即不管破坏的对象主要是指向自己还是指向他人，人的整个破坏程度是有区别的。我们并没有发现对别人有强烈破坏欲、而对自己则少有敌意的人；相反我们看到，敌视自己和敌视他人是联系在壹起的。进壹步，我们还看到，人所产生的对生命的破坏力与对生命的促进力成反比；破坏力越强，促进力越弱，反之也壹样。这壹事实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对生命之破坏力的线索。它似乎表明，对生命破坏性的程度与展现人之能力受到阻碍的程度成正比。这裏，我所涉及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欲望的偶然受挫，而是涉及人的感觉、情感、生理及智慧等能力的自然表现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生产性潜能所受到的阻挠。如果生命的成长趋势受到阻挠，那么，这壹受阻的能力便会改变进程，转而成为对生命的破坏力。破坏性是丧失生命力的结果。那些阻碍生命促进力的个人和社会条件产生了破坏性，破坏性又成为各种邪恶表现的根源。 如果生产性能力受阻，真会导致破坏性的发展，那么，破坏性似乎真可称为人之本性的壹种潜能了。由此，我们是否可说，善恶是同样强大的人之潜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研究潜能的含义问题。说某些事物“潜伏地”存在，这不仅意味着它在未来会存在，而且意味着这种未来之存在已在现在有所准备。现在与未来的这种发展关系可以这样给以描述，即未来实际上存在于现在。这是否意味着如果现阶段存在，那么未来势必会出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说，种子中现在已潜伏着树木的存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每壹粒种子势必会长成壹棵树。潜能的实现有赖于壹定的条件，例如，在种子这种情况下，条件就是适当的土壤、水份、阳光等。事实上，除非潜能与实现潜能所需要的具体条件相联系，否则，潜能这壹概念就毫无意义。叙述种子中现在已潜伏着树木的存在，必须给以特定的说明，即从壹粒种子长成壹棵树，也就是规定着如果种子处于生长所需要的特定条件下，它就会长成壹棵树；如果缺乏这些适当的条件，例如，土壤过于潮湿而不适合种子生长，那么，种子除了腐烂外，决不会长成壹棵树。如果动物被剥夺了食物，那么，它除了死亡外，决不会实现它的生长之潜能。然而，也许可以说，种子和动物都有两种潜能，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每种潜能都会产生壹定的结果：壹个为第壹潜能，即如果存在适当的条件，这壹潜能便会实现；另壹个为第二潜能，即如果条件与存在所需要的条件相反，这种潜能便会实现。第壹和第二潜能都是生物体的本质部分。第二潜能成为现实，与第壹潜能成为现实是同样必然的。使用“第壹”和“第二”这壹术语，是为了说明，在正常的条件下，称之为“第壹”潜能的发展就会出现，而只有在不正常的、病态的条件下，“第二”潜能才会成为现实的存在。 现在我们假定，破坏性是人的第二潜能，只有当人不能实现他的第壹潜能时，破坏性才会出现。如果这壹假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回答的只是与人道主义伦理学相对立的壹个观点。我们已经说明，人并非壹定是邪恶的，只有当适合他成长与发展的条件缺乏时，他才会变得邪恶。邪恶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缺乏善良，未能实现生命的结果。 我们还必须讨论与人道主义伦理学相对立的另壹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善之发展的适当条件包括奖励和惩罚，因为人本身并没有任何发展自身力量的刺激力。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将努力说明，正常的个人本身具有发展、成长、生产性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停顿本身就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健康像身体健康壹样，并非是个人必须由外力强迫才会争取的目标，而是个人自己的内在要求；压制这种要求，则需要强大的反对它的环境力量。 人有壹种内在的成长和尊严之驱力，这壹假定并不意味着这是壹种追求完美的抽象的内驱力，就像人所具有的壹种特殊天才那样。它来自于人的真正本性，来自于这样壹个原则，即行动的力量创造了运用这种力量的需要，而不能运用这种力量则会造成机能失调和不幸福。这壹原则的正确性，我们在人的生理机能中很容易看清。人有行走和运动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的运用受到阻碍，就会产生严重的生理不适和生理疾病。女子有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能力；如果不运用这种能力，如果壹个女子不能成为壹位母亲，如果她不能把这种能力运用到生育和抚养孩子上，那么，她所体验的是壹种挫折，这种挫折只能通过她在生活的其它领域加强发挥她的能力而得以补偿。弗洛伊德曾要求人们註意另壹种精力不能发挥以致引起的痛苦，那就是性功能。他认为，性功能受阻，就是神经失调的原因。然而，弗洛伊德过份评价了性满足的意义，他的理论是这壹事实的象征性表述，即人未能运用和发挥他的能力，正是人之疾病和不幸福的原因之所在。这壹原则在心理上的正确性就像在生理上的正确性壹样显而易见。人具有言说和思考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受到阻碍，人就是遭到严重的伤害。人具有爱的能力，如果他不能运用他的这种能力，如果他不能去爱，他就要忍受由这种不幸所带来的痛苦，尽管他可以假借壹切合理之由而无视这种痛苦，或运用壹切有教养的方式来逃避由这种失败而造成的痛苦。 对不能运用人之能力而造成不幸这壹现象来说，其原因可以在人之存在的真正条件中得以发现。人的存在，是以存在之二律背反为其特征的，这壹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进行为讨论。人除了生产性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外，他没有与世界合而为壹、同时又感到自身独立存在的其它途径，也没有与他人相关、又保持自己作为唯壹实体之完整性的其它方法。如果他不能生产性地运用自己的能力，他就不能实现内在的和谐与完整；他就会烦燥不安、支离破碎，被驱使着逃避自己、逃避无能、厌烦、软弱感，这就是他失败的必然结果。活着的人必须希望活下去，而他的唯壹生存之路就是运用他的能力，发挥他之所有。 也许，没有什么现象比神经病更能清楚地说明人不能生产性地、完整地生活的后果了。每壹种神经病都是人的内在能力和那些阻碍其能力发展的力量相冲突的结果。神经病症状就像生理疾病之症状壹样，都表现了健康人格反对损害展现健康人格的影响的斗争。 然而，完整性和生产性的缺乏，并不总是导致神经病。如果它真的必然会导致神经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大多数人都当作神经病来看待了。产生神经病的特定条件是什么呢？这裏，我只能提出壹些主要的状况，例如，壹个儿童比其他孩子更衰弱，因此在他身上，焦虑与人的基本欲望之间的冲突更尖锐，也更难以忍受；或者，这个孩子可能已发展了壹种比同龄人更强烈的自由感和创造感，这样，他也许更难承受挫折。 对神经病，我不想例举更多的其它状况，而是想把问题倒过来，并问道，是什么情况使之么多人尽管不能生产性地、完整地生活，却并没有变成神经病。要回答这个问题，区分两个概念──缺陷的概念和神经病的概念──似乎是有用的。我们假定，自由和自发性是每个人所应该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壹个人如果未能达到成熟、没有自发性、不能真正的体验自我，他则可以被视为有严重的缺陷。如果壹特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这样壹个目标，那么，我们则把这壹现象视作社会形态的缺陷。个人与其他许多人都处在这壹现象中，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壹个缺陷，他的安全似乎并没有因变迁或被遗弃而受到威胁。他可能失去了财富，并失去了真正的幸福感，但这壹切由于他感到适应了其他人──因为他认识他们──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他的真正缺陷已被他所处于的文化培养成了壹种美德。加尔文教所提出的人的有罪感和焦虑感就是壹个例证。可以说，如果壹个人深陷在自己软弱无能、毫无价值感之中，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否得救或永遭惩罚，那么，他几乎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乐，他使自己成为机器上的壹个齿轮，他不得不为这臺机器服务，这样的人就真是具有严重的缺陷了。然而，这壹真正的缺陷是文化的产物；但它却被当作具有特殊的价值，并因此而保护个人不受神经病的伤害，而他如果在其它文化中，则会染上使他产生深深的不适感和孤独感的神经病。 斯宾诺莎曾十分清晰地详细论述了社会形态缺陷的问题。他说：“人们虽然受制于许多情感，但永远为同壹情感所支配的人，还不多见，不过为同壹情感所牢固地纠缠着的人，也復不少。我们也常常看见，有时许多人为壹物所激动，甚至于即使那物不在面前，也确信其即在面前。假使壹个人并不是在梦寐之中，而发生这类的事，则我们便说他是发疯了或癫狂了。……但那贪婪的人，除金钱或财货外，不思其他，以及那虚荣心重的人，除荣誉外，不知其他，就其惯作于人有损之事，且足以引人怨恨而言，因不能认为疯狂，但真正讲来，贪婪、虚荣心、淫欲等虽没有被认作病症，事实上都是疯狂之壹种。”这些话写于数百年之前，至今却仍然正确，尽管这种缺陷已成为今日文化的典型，但它并没有遭到轻视，甚至也不令人烦恼。今天，我们能碰到壹些行为和感觉如同壹臺机器般的人；我们发现，他从未真正体验过自己的任何事情，他所体验的自己，完全是他认为他所应该是的人；讥笑取代了欢笑，无聊的闲谈取代了相互沟通的交谈，单调的绝望取代了真正的忧伤。对这类人，能给以两种说明。其壹是，他遭受着由自发性和个体性方面的缺陷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缺陷似乎无可救药。其二是，他和众多的其他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处在同样的位置上。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形成缺陷的文化形态使他们免受神经症蔓延之苦。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文化形态毫无作用，而且这种缺陷多少总表现了严重的神经病。在这种状况下，这壹文化形态并不足以防止神经病的蔓延，这壹事实既是更剧烈的病理力量、也是更强大的健康力量互相冲突的结果，尽管这种文化形态允许它们保持沉默。 要观察人寻求健康的力量和耐心，也许没有比精神疗法更好的机会了。当然，心理分析学家也面对着反对人的自我实现和幸福的力量。但是，如果心理分析学家能够认识破坏生产性的环境力量──尤其是人的童年期──那么，他必然会对这样壹个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他的大多数病人并没有为壹种实现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冲动所推动，他们早就放弃了这种奋斗。这种真正的冲动是治愈神经病的必要条件。虽然，心理分析的过程在于更深刻地洞察人的感觉和思想的分裂部分，但这壹理智上的洞察，并不是改变病情的充分条件。这种洞察能使人认识他所陷入的死胡同，并使人知晓他在努力解决自己问题时註定失败的原因；但这只能为他寻求心理健康和幸福开辟壹条道咱，以便其依此从事并取得成效。无疑，只从理智上洞察是不够的；在治疗上，有效的洞察是体验性的洞察，在这种洞察中，病人自己的认识不仅是理智性的，而且也是情感性的。这种体验性的洞察本身是以人寻求健康和幸福的内在力量为基础的。 心理健康和神经病的问题与伦理学问题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每壹种神经病都代表着壹个道德问题。未能实现整个人格的成熟和完整是人道主义伦理学意义上的缺乏道德。更具体地说，许多神经病是道德问题的表现，神经病症状是未能解决道德冲突的结果。例如，壹个人受晕眩病的折磨，但这可能并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当他向心理分析学家叙述他的症状时，会偶然提及他在工作上遇到了壹些困难。他是壹个不得不表达与他自己信念相反之观点的、有成就的教师。于是他认为，壹方面他解决了成就问题，另壹方面他也解决了维护道德完整的问题，同时，他用壹些復杂的合理化向自己“证明”，这种信念的正确性。心理分析学家指出，他的症状可能与他的道德问题有关，他为此而颇不高兴。然而，分析的结果表明，他的信念出差错了，他的晕眩病是他的良好自我感的反应，是他的基本道德人格对他的生活方式的反应，这种生活方式迫使他侵犯自己的完整性，并破坏自己的自发性。 即使壹个人似乎只破坏他人，他对自己生活原则的侵犯也如同对他人生活原则的侵犯壹样。在宗教上，这种原则被表述为人是按上帝的意象创造的，于是，人的任何侵犯性都是反对上帝的罪行。在世俗裏，我们可以说，我们施于他人的每壹件事──无论善、恶──也是施于我们自己的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壹项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但同样合理的说法是，己所欲，施于人。侵犯任何人的生命力，自己必然要遭到报应。我们自己的成长、幸福、力量，就是以对这些生命力的尊重为基础的，壹个人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力、而同时又使自己的生命力完整无缺。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过程本身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壹个条件。在某种情况下，破坏他人是壹种类似于自杀冲动的病理现象。虽然，壹个人可以成功地无视破坏冲动、或使破坏冲动合理化，但他──他的生物体──对这种冲动不能不有所反应，也不能为此而不受影响，这种冲动与维持他的生命和所有生命的真正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们看到，破坏者并不幸福，即使他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破坏目的，因为，这削弱了他自己的存在。相反，不健康者情不自禁地羡慕正派、爱及勇气的表现，也不能不受这些表现的影响，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以这些力量为基础的。 二、压抑与生产性 认为人本质上具有破坏性和自私的见解导致了这样壹种概念，即主张伦理行为在于抑制邪恶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下，人放纵而毫无自制。根据这个原则，人必须做自己的监督者；他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的邪恶本性，其次运用自己的意誌力以反对他那天生的邪恶倾向。于是，抑制邪恶或放纵邪恶，他将二者必居其壹。 心理分析研究为有关抑制的本质、抑制的各种类型及抑制的后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我们可以作以下的区分：（1）抑制出于邪恶冲动的行为；（2）抑制邪恶冲动的意识；（3）建设性地反抗这种邪恶的冲动。 在抑制的第壹种情况下，这种冲动本身并没有被抑制，所抑制的是产生于这壹冲动的行为。例如，壹个强烈的虐待狂，是在使他人遭受痛苦或统治他人时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假如他对不贊成的惧怕或他所接受的道德律告诉他，他不该依自己的冲动而行事；由此，他抑制了这种行为，并不再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了。虽然不可否认，这个人赢得了战胜自己的胜利，但他并没有真正的转变；他的性格壹如以往，我们所贊叹的只是他的“意誌力”。姑且不说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评价，就它的效果来说，作为对人的破坏倾向的防范，它也是令人不满的。它所需要的是极强的“意誌力”，或惧怕制裁，以保证壹个人不按他的冲动而行事。由于每壹决定都是与强大的反对力量内在斗争的结果，因此，善良之胜利的机会是不稳定的，从社会利益的立场来看，这种抑制是极不可靠的。 对付邪恶冲动之更有效的方法，似乎是阻止它们变得有意识，因而就没有有意识的诱惑了。这种抑制，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压抑意味着，这种冲动虽然存在，但不允许它进入意识的领域，或迅速使它脱离意识领域。运用同样的例证，虐待狂并不会意识到他的愿望是破坏或统治，也不会有诱惑和挣扎。 对邪恶冲动的压抑是这样壹种抑制方式，即权威主义伦理学或明或暗地把它当作培养美德的最佳途径。虽然，压抑确实是对行为的壹种防范，但它的效果远不如这种方法的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好。 压抑壹种冲动，意味着使它不为人所觉察，但这并不意味着使它不存在。弗洛伊德已说明，受压抑的冲动继续发生作用，并对本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尽管这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壹点。受压抑的冲动对这个人的影响甚至并不壹定小于有意识的冲动，其主要区别是，它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作为行为的基础的，因此，行为者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例如，虐待狂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虐待，他觉得他对别人的统治是出于关心──他认为──他们的最佳利益，或出于他那强烈的责任感。 但是，正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受压抑的冲动并不仅仅产生于这种合理化的解释。例如，壹个人可能发展壹种“反应结构”，和过分挂念、过分仁慈等，这与受压抑的冲动正好相反。然而，受压抑之冲动的力量却间接地明显起来，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称为“压抑还原”。在这种情况下，当壹个人的过份挂念发展成壹种与他的虐待相反的反应结构时，他可能会运用这种与他原有的虐待具有同样作用的“美德”，去统治并控制他人。虽然，他感到，这具有美德和优越性，但对他人的影响甚至更具破坏性，因为壹个人自己很难抗拒众多的“美德”。 对破坏冲动的第三种反应，与抑制和压抑完全不同。在抑制方式中，冲动本身依然存在，只是行为受到了阻止；在压抑方式中，冲动被从意识中移开了，但它仍以隐蔽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行为；而在第三种反应方式中，人的生命促进力反抗着人的破坏性和邪恶的冲动。人越意识到这种破坏性和邪恶冲动，他的反抗力就越强。人不仅在意誌和理性上进行反抗，而且在受到破坏性挑战的情感上进行抵制。例如，壹个虐待狂反对虐待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仁慈，这种仁慈会成为他性格的壹部分，使他解除对自己的监督，并经常运用意誌力以实现“自我控制”，这种反应强调的不是人的过失感和悔恨，而是人内在之生产性的存在和运用。因此，作为善与恶之间的生产性冲突的结果，恶本身变成了善的源泉。 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伦理的选择并非是抑制还是放纵邪恶。压抑和放纵这两者都不过是奴役的两方面，因而，真正的伦理选择并非在这两者之间，而是以压抑－放纵为壹方与生产性为另壹方之间的选择。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目标并非是压抑人的邪恶（这种邪恶是权威主义精神摧残的产物），而是生产性的运用人的内在潜力。美德与人所实现的生产性程度成正比。社会如果关心人之美德的培养，它必然关心人之生产性的培养，并因此而为人之生产性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些条件中首要的是，个人的发展和成长是壹切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目标，人不仅是目的和结果，而且除了自己以外，他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手段。 生产性取向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础。警惕性是培养美德的代价，但这种警惕性并非是看守对罪犯的警觉，而是理性的警惕，即人对他的生产性所需条件的认识和改造，并去除那些阻碍他的因素，壹旦他陷入邪恶，就只有凭借外在或内在之力量才能防止邪恶的显现。 权威主义伦理学使人充满这样的观念，即善要求作出壹种巨大的、无情的努力；善者必须经常反对自己，他的每壹过失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灾难。这种观点是以权威主义为前提的。如果人真的这般邪恶，如果美德只是人对自己的战胜，那么，培养美德似乎的确是壹种艰巨的工作。但是，如果美德和生产性壹样，那么，它的实现虽不简单，但也不是如此费力和困难的事。正像我们已指出的那样，生产性地运用人之能力的愿望人的本性，人的努力主要在于排除人自己和他之环境的障碍，这壹障碍阻止了他对自己之爱好的顺从。就像壹个变得缺乏创造性、而具有破坏性的人会不断地陷入在壹个无能为力的恶循环中壹样。壹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生产性地运用这种能力以增进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就越小；由此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壹种“善循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欢乐和幸福的体验，不仅是生产性生活的结果，而且也是生产性生活的激励因素。对邪恶的压抑也许来自壹种自我惩罚和懊悔的精神，然而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比由生产的能动性所带来的欢乐和幸福之体验更有益于善了。对伦理教育来说，壹种文化所能提供的欢乐的每壹增长，都比惩罚之警告或美德之说教所能达到的更有效。 三、性格和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的问题往往和意誌自由及宿命论联系在壹起。壹种观点认为，人完全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环境决定的，而人有决择之自由的观念完全是壹种幻想。这种观点所导致的结论是，人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因为他没有决择的自由。相反的观点主张，人有自由意誌力，不管心理或外在的条件及环境如何，他都能运用这种意誌力；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是负有责任的，并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 心理学家似乎不得不同意宿命论。在对性格发展的研究中，他认识到，孩子在壹种道德中性的状况下开始了他的生活，他的性格是由外在影响塑造而成的，这种外在影响在他的生活初期是最强有力的，那时，他既无知识也无能力去改变决定他性格的环境。当他长到力图改变环境的那个岁月，他的性格早已形成，他缺乏研究并在必要时改变这些环境的动力。如果我们假定，人的道德特性植根于他的性格，那是否就是说，由于人在性格的形成上没有自由，因而他不能对自己作出判断？是否是说，我们越是洞察了那些对性格的形成和性格的动力负有责任的条件，就似乎越不可避免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不能对任何人进行道德判断吗？ 为了避免在心理认识和道德判断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也许可以借助有时为自由意誌论所拥护的折衷方法。这种方法主张，人生活的环境排除了自由意誌的存在，因此它也就排除了道德判断。例如，现代刑法就采纳了这种观点，它主张壹个精神病患者不必对他的行为负责。和缓的自由意誌论的倡导者则进壹步主张，壹个神经病在他所不能控制的冲动的支配下，也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失去判断。然而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自由，只要他们愿意如此，因此，对他们必须进行道德判断。 但是，进壹步的考察说明，这种主张甚至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有行动的自由，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愿望，但是没有意识到它的动机，就像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动机是我们性格中各种特殊力量之混合的结果。我们所作的每壹抉择，都分别由统治动机的善或恶的力量所决定。对某些人来说，这种特殊力量具有压倒壹切的强度，以致任何人只要知道他们的性格和当时的价值标准，便可预测他们抉择的结果（尽管他们自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由地”作着决定）。对另外壹些人来说，由于他们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均等，因此他们的抉择不可能在经验上得以预测。当我们说，人可以有不同的行为时，我们所涉及的是后壹种情况。但当我们说，他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时，我们的含义只是我们没有预测到他的行为。然而，他的抉择说明，他的某壹组力量强于其它的力量，因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抉择也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如果他的性格有所不同，那么，他的行为也就会有所不同，不过，这种行为也是严格地以他的性格结构为依据的。意誌不是人性格以外所具有的抽象能力，相反，意誌只是性格的表现。具有生产性的人信任自己的理性，他有爱人和爱己的能力，所以他有依德性而行事的意誌。不具有生产性的人未能发展这种能力，他是非理性的缺乏意誌力之情感的奴隶。 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的抉择，这壹观点并非是宿命论的。人虽然与其他壹切生物壹样，受制于决定他的力量，但人是唯壹赋有理性的生物，是唯壹有能力认识这种力量的生物，而且，依靠这种认识，他能积极参与对自身命运的安排，并加强寻求善的因素。人是唯壹赋有良心的生物。他的良心是召唤他返回自己之声，它允许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以便使人成为他自己；它帮助人经常意识到生活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规范。因此，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确实有能力改变和影响那些内在及外在于我们的力量，并至少在某种程序上控制那些戏弄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培养和强化那些发展和实现善之追求的条件。虽然，我们有促使我们积极参与生活和理性和良心，但理性和良心本身与我们的性格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破坏力和非理性情感在我们的性格中居统治地位，我们的理性和良心就会受到影响，并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理性和良心是我们最珍贵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和运用这种能力。但理性和良心并不是无约束的、不确定的，也不是脱离我们的经验的自我而存在的；它们是我们整个人格结构的内在力量，而且像某个结构中的任何壹部分壹样，它们是由整个人格结构所决定，并影响着整个人格结构的。 如果我们把人之道德判断的基础建立在他的抉择是否有意誌的变化上，那么，我们就无道德判断可言。例如，我们怎么知道壹个人的童年和往后的内在活力？这种活力使他有可能抵制影响他的环境；而缺乏这种活力，会使另壹个人屈从于相同的环境力量。我们又如何能了解壹个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例如与壹个善良、仁慈者交往，并不影响人的性格发展，而缺乏这种体验，则会影响他的性格往另壹方向发展。我们确实无法知道这壹切。即使我们把道德判断的基础建立在人可能改变行为这样壹个前提下，但影响人性格之发展的体质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如此繁杂众多，以致对他在追寻实践目标中是否会有不同发展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得到结论性的判断。我们所假定的只是，当性格开始发展时，就已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知识来判断壹个有可能改变行为的人，那么，作为性格的研究，我们在伦理判断上必然会失败。 然而，这个结论并没有根据，因为它是以错误的前提和对判断之意义的混淆为基础的。判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东西：判断意味着适用主张或断言的心理功能；但“判断”也意味着对可宽恕和该谴责的活动具有“法官”的作用。 后壹种道德判断是以超越于人，并判定人的权威观念为基础的。这种权威被赋有宽恕或谴责和惩罚的特权。它的裁决是绝对的，因为它高踞于人之上，并具有人所无法获得的智慧和力量。即使是民主社会所选举出来的，在理论上并不踞于他同胞之上的法官，也具有判断之神这壹古老概念的色彩。虽然他个人并不具有任何高于人类的权力，但他的职务具有这种权力（对法官的尊重，就是尊重高于人类之权威所遗留下来的残迹；不尊重法庭，与叛逆罪在心理上密切相关）。但许多并不具有法官职务的人也扮演了法官的角色，当他们进行道德判断时，就准备着谴责或宽恕。他们的态度常包含着虐待狂和破坏性的成份。也许没有任何现象像“道德义愤”那样具有如此的破坏感，它在美德的伪装下表现出忌妒或仇恨。义愤者的满足来自于歧视他人和视他人为“劣等”生物，并伴随着他自己的优越感和正直感。 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判断，壹般说来也具有与理性判断相同的逻辑特征。壹个人在作道德判断时，所依据的是事实，而不是自认有如神明、优越、具有谴责或宽恕的特权。判断壹个人的破坏性、贪婪、猜疑、忌妒，与医生诊断心、肺之功能失常并无区别。例如，我们必须判定壹个杀人犯，而我们知道他处在病态状况下。如果我们能了解他的全部遗传特征、他早年和后来的所处环境，那么，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他完全处在他无力而为之的环境的控制下；事实上，杀人犯所处的这种状况远胜于小偷，因此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得到“谅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判定他的罪行。我们能理解他如何和为何会成为目前这种样子，但我们也能就他现在的样子来判决他。我们甚至能假定，如果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我们也会变得像他那样。这种考虑尽管可以防止我们扮演如若神明的角色，但它们不会阻碍我们进行道德判断。对性格的了解和判断与对任何其他人类行为的了解和判断并无区别。如果我要判定壹双鞋或壹幅画的价值，那么，我是根据与对象本质相关的客观标准加以判断的。假定这双鞋或这幅画质量很次，而有人指出，鞋匠或画家已尽了努力，但由于某些条件而使他未能产生出更好的产品，那么，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判断。我可以对鞋匠和画家报有同情或怜悯，我可以试图帮助他，但我不能说，我不能判断他的产品，因为我了解这壹产品为何质量这么差。 人生的主要使命是使自我成长，是成为与他的潜能相符的人。人生奋斗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自己的人格。我们能客观地判断壹个人完成他之使命的程度、他实现其潜能的程度。如果他未能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可以认识他的失败，并判断他为何失败──它的道德失败。即使我们知道，他遇到了压倒性的困境，其他任何人处于这种困境下也会失败，但对他的判断则并无两样。如果我们完全了解使他成为目前之状况的壹切环境，我们会对他寄予同情；但这种同情并不会改变判断的有效性。了解壹个人并不意味着宽恕他；而只意味着我们不会像高踞于他之上的上帝或法官那样谴责他的。 绝对的伦理与相对的伦理以及普遍的伦理与社会潜在的伦理不加鉴别地使用“绝对”和“相对”这些术语，使绝对伦理与相对伦理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不必要的混乱。本节旨在辨别绝对伦理和相对伦理的含义，并分别讨论它们的意义。 “绝对”伦理的含义是，伦理既是不可怀疑的、永远正确的、也是不容修正的。这种绝对伦理的概念出自权威制度。它从上述这壹前提中逻辑地推断出，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权威所具有的不容怀疑的优越性和无所不知的能力。这种优越性的真正本质是主张，权威不会犯错误，它的命令和禁律是永远正确的。对为使伦理规范有效而必须使它具有“绝对性”这样的观念，我们可以作简洁的处理。这壹概念的基础是有神论的前提──“绝对”的存在＝完美的权力，而与此相比较，人必然是“相对”的＝不完美，这种概念在科学思想的其它所有领域已被取代，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领域中，不存在绝对真理，然而却有客观正确的定律和原则。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样，壹个科学或合理有效的陈述意味着，在可得到的全部资料中，都运用了理性的力量，并没有为了所期望的结果而对这些资料进行隐瞒或伪造。科学的历史就是有欠充分和完整之陈述的历史，每壹新的洞见都对先前命题的不充分性有所认识，并为创立更完整的理论提供出发点。思想的历史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历史。科学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最适宜的”，它包含着壹个特定历史时期所能获得的最适度的真理。各种文化所强调的是真理的不同方面，人类在文化上越能合作，这些真理的不同方面就越能结合成壹幅完整的图像。 “相对”伦理的含义是，伦理规范并不是绝对的，它不仅像所有科学陈述壹样，是可以修正的，而且在某些情境下，它天生无法解答，并且不承认那些被视为“完全正确”的选择。斯宾塞在讨论相对伦理和绝对伦理时，曾这样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他说，壹个佃农想参加壹次普选投票。他知道他的地主是壹个保守主义者，如果他根据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投票，就有被收回租地的危险。斯宾塞认为，这是壹场发生在损害国家和损害家庭之间的冲突，他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如其它的无数情况壹样，没有壹个人能确定，选择哪壹种情况似乎错误最小。”斯宾塞并没有确切地说明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因为这裏存在着壹种伦理的冲突，即使不涉及到家庭，也要冒涉及自身幸福和安全的危险。另壹方面，不仅国家的利益在危险中，而且个人自身的完整也在危险中。他所真正面临的是，他的肉体，因此（在某些方面）也是他的精神幸福和他的完整性之间的选择。不管他作出何种选择，结果总有正确与错误的两个方面。他不可能作出壹种完全正确的选择，因为他面临着天生无法解答的问题。这种无法解答的伦理冲突与存在的二律背反有着必然的联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碰到的不是人类情境中所固有的存在的二律背反，而是可以改变的历史的二律背反。这个佃农之所以面对着这么壹个无可回答的冲突，只是因为社会制度提供给他的是壹个无法获得令人满意之结果的情境。如果社会有所改变，这个伦理冲突是可以消失的。但是，只要这些冲突存在，他所做的任何决定就都会有正确与错误这两个方面，尽管有益于人之完整性的决定可以被认为在道德上高于有益于生活的决定。 使用“绝对”和“相对”这些术语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是，更确切地表现了普遍的伦理和社会内在的伦理之间的区别。我用“普遍的”伦理来意指以人的成长和发展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用“社会的”伦理来意指某特定社会及生活在该社会之人为发挥作用和得以生存所必需的规范。普遍伦理这壹概念的例子可在如“爱妳的邻居如爱妳自己”或“不许杀人”这样的规范中看到。确实，所有伟大文化的伦理体系，对于什么是人的发展所必须的东西，什么样的规范是来自于人性并且对于人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方面，都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相似性。 我用“社会内在的”伦理学是指任何文化中的这样壹些规范，这些规范所包含的禁律和要求只是某特定社会为发挥作用和维持生存所必需。社会成员服从这些准则是该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因为这些准则是该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致力于塑造其成员的性格结构，亦即使他们自愿去做那些在现存环境下他们应当做的事。这样，例如对壹个好战的社会来说，勇气和主动性就成了绝对必要的美德，而对于壹个农业合作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忍耐和助人是美德；在现代社会中，勤奋正上升到最高的美德之壹的地位，因为现代工业社会需要把工作当作它最重要的生产动力之壹。那些在某特定社会的活动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品质已成了该社会伦理制度的壹部分。任何社会都以遵从该社会的准则、信守该社会“美德”为其重大利益，因为该社会的生存有赖于这种遵从和信守。 除了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规范外，我们还发现壹些各阶级不同的伦理规范，这方面的例子有，较低层的阶级强调谦逊和顺从，而较高层的阶级则强调抱负和有进取心。阶级结构越稳定不变，各阶级之规范的差异就越明显，例如，封建制文化中，自由民之规范和农奴之规范的差异，或美国南部白人之规范和黑人之规范的差异等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阶级的差异虽不是社会制度结构的壹部分，但不同的伦理规范却同时并存而起作用，例如《新约全书》的规范和经商有效成功的规范。每个人都根据他的社会地位和天赋而选择那些能实用的伦理规范，虽然他口头上继续鼓吹要服务于相反的规范。家庭与学校（例如，英格兰的公立学校与美国的某些私立学校）教育上的差别在于，前者虽没有直接否定其它规范，却致力于强调那些适合上层阶级社会地位的价值规范。 任何特定社会的伦理制度，其作用都在维持该社会的生存。但是，这种社会内在的伦理也符合个人的利益；因为社会是以某种个人无法改变的方式构成的，因此个人的自身利益总是与社会利益结成壹体。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组成：那些对社会生存所必需的规范与那些对其成员的最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普遍规范是冲突的。在那些特权集团统治或剥削其他成员的社会裏，情况更是如此。特权集团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冲突的，但是，由于该社会是以这样壹种阶级结构为基础运转的，因此，只要该社会的结构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特权集团就会把强加在全体社会成员身上的规范作为每个人生存所必需的规范。 流行于这样壹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否认任何矛盾的存在。首先，它声称该社会的伦理规范对其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价值，并努力强调，这些致力于发展既定社会结构的规范是来源于人类存在之本质的普遍规范。例如，禁止偷盗常常表现了与禁止谋杀相同的起源──“人类的”需要。这样，本来只是某壹特殊社会利益所需要的规范，就被赋予了人类存在所固有的普遍规范的尊严，从而，具有了普遍的适用性。只要某壹类社会组织是历史上所必不可少的，个人除了接受束缚他的伦理规范外，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当壹个社会所维护的只是壹种反对大多数人利益的结构，而改变这种情况的基础已出现时，认识既定规范的社会特征是促进改变社会制度之趋势的重要因素。那些力图改变社会秩序的努力，通常被旧秩序的代表称之为不道德。他们称追求自我幸福的人为“自私”，妳力图维护特权的人为“尽责”。另壹方面，服从被颂扬为“无私”、“忠诚”之美德。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社会伦理和普遍伦理的冲突尽管有所减少，但是，只要人类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的利益就等同于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这两类伦理学之间的冲突就始终存在着。只要人类进化还没有达到这壹步，历史地制约着的社会需要和普遍的个人生存需要就必然是冲突的。如果个人活上五百或壹千年，这种冲突也许不復存在，或至少可以大大缓减。那时，他可以在痛苦的播种后享受到生活和丰收的快乐！在历史上为下壹代而辛苦耕耘的人，也可享受到丰收的硕果累累。但是，人只能活六七十年，他不可能活着看到收获。然而，作为唯壹的存在，在他身上具有着人的全部潜能，人类的使命就是去实现这些潜能。人之科学研究的责任不是寻求“和谐”的解答，以掩饰这种矛盾，而是尖锐地认识这壹矛盾。伦理思想家的使命是维护和增强人的良心之声，去认识对人来说，何为善、何为恶，而不管它对特定进化阶段的“社会”是善还是恶。他可能是壹个“只身在荒野中呼唤的人”，但是，只有这种呼唤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就会变成良田。社会内在的伦理和普遍的伦理之间的冲突将会减小，并趋于消失，这是与下列情况相同步的：社会将变成真正的人的社会，亦即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人的发展。 当今的道德 当今有特殊的道德问题吗？各个时代，所有人的道德问题都不壹样吗？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每壹文化都有其特殊的道德问题，这些道德问题是该文化之特殊结构的产物，尽管这些特殊问题只是人的道德问题的不同方面。只有与人的根本和普遍问题相联系，才能理解道德问题的这些不同方面。在这结论性的壹章中，我想强调壹般道德问题的壹个特殊方面，这部分地是因为从心理学立场看，它是壹个决定性的问题，而部分地则是因为我们总力图回避这个问题，并在幻想中认为这个问题已解决了，它就是人对压力和权力的态度问题。 人对压力的态度植根于他所生存的真正条件。作为物质的人，我们受制于权力──自然的权力和人的权力。物质压力能剥夺我们的自由，并扼杀我们。我们能否抵抗或战胜这种压力，依赖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自身的物质力量和我们手中之武器的力量。另壹方面，我们的精神并不直接受制于权力。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所信仰的思想，并没有因压力而失效。强权和理性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压力决不能驳倒真理。 这是否意味着即使人生于铁链中，他也是自由的？是否意味着奴隶的精神与他主人的精神壹样自由，就像圣·保罗和马丁·路德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它确实极大地简化了人类的存在问题。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壹个事实，即思想和真理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外部存在，人的肉体影响人的精神，人的生理和社会存在影响人的内心世界。人有能力认识真理，人有能力去爱，但是，如果他──不仅是肉体的他，而且是整体的他──受到较强的压力，如果他孤立无援，并感到惧怕，那么，他的精神会受到影响，精神的作用就会受到歪曲并导致瘫痪。权力所具有的这种令人瘫痪的影响，并不只是由对权力的惧怕所引起的，它同样也是由壹种含蓄的允诺所引起的，即权力的拥有者能保护和照顾服从于他的“弱者”；他能使人摆脱不稳定的负担，摆脱对自己负责的负担，因为权力的拥有者能保证秩序，并能为个人在这壹秩序中安排壹个位置，这壹位置使他具有安全感。 人对这种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屈从权力＝在统治下丧失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权力＝潜能。人丧失了运用自己全部能力的权力，这种能力使他成为真正的人。他的理性失去了作用，他也许是富有智慧的，他也许有能力应付事情，把握自己，但他接受的真理是那些高踞于他之上的人所称为的真理。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因为他的情感受到了他所依赖之人的束缚。他失去了道德感，因为他没有能力怀疑和批评那些使他对人和事的道德判断失效的权力。他是偏见和迷信的牺牲品，因为他没有能力探讨那些错误信念所依据之前提的正确性。他自己的心声不能召唤他返回自身，因为他听不见这些声音，却专心致誌地倾听着那些高踞于他之上者的声音。的确，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能任意选择，也并非只是摆脱必然性，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 如果自由──反对权力以保护自身之完整性的能力──是道德的根本条件，那是否是说西方世界的人已解决了他的道德问题？是否是说只有生活在剥夺了个人和政治自由的权威主义独裁制度下的人才会有道德问题呢？诚然，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获得自由包含着个人发展的允诺，这是任何专制制度下所没有的事，尽管这些制度宣称，它们是根据个人利益而行事的。但这只是壹个允诺，它还不是壹个现实。如果我们把註意力集中在对我们的文化与那些否定人性之最佳实现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上，那么，我们就会掩饰自身的道德问题，并由此而忽略这样壹个事实，即我们也屈从于权力，不过那不是屈从于独裁者和政治官僚的权力，而是屈从于市场、成功、舆论、“常识”──不如说是常有的废话──的权力，屈从于使我们成为其奴隶的机器的权力。 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它产生于这样壹个事实，即我们丧失了对个人重要性和独特性的意识，我们使自己成为外在于我们的目标的工具，我们把自己当作商品来体验，并把自己当作商品来对待，我们自己的权力和我们相异化。我们已成为物品，我们的邻居也成了物品。结果是，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自己藐视自己。由于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权力，因而我们也就不相信人，不相信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有能力进行创造。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没有良心，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我们是壹群民众，盲目地相信，我们所走的路必然通向壹个目标，因为我们看见其他人也同样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之所以不失勇气地身临黑暗中，是因为我们听到其他人也都吹着口哨在这片黑暗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如果上帝死了，壹切事情就都可允许了”。诚然，这是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有些人认为，上帝和教会仍必须保持活力，以维护道德秩序；而另外壹些人则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任何事都可允许，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道德原则，得利是生活的唯壹原则。 相反，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如果人活着，他便知道什么是可允许的。而且，具有活力意味着具有生产性；意味着运用自己的权力，这并非为了超越于人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人自己；意味着认识人存在的意义，并成为真正的人。任何人只要相信他的理想和目的是外在于他的，那么无论过去或将来，他都会越出自我，在不可能找到理想和目的的地方徒劳地追寻。他到处寻找解决之途和答案，却就是不去寻找能使他找到答案的地方──他的自我。 “现实主义者”向我们保证，伦理学问题是历史的遗迹。他们告诉我们，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表明，壹切价值仅仅与壹种既定的文化相关。他们提出，我们个人的未来、社会的未来都要靠物质效果以保证。但是，这些“现实主义者”忽略了某些确凿的事实。他们没有看到，如果个人生活空虚和贫乏，如果个人长期缺乏生产性，并由此而对自己和人类缺乏信心，那么，结果便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失调，这种失调甚至会使人失去达到物质目标的能力。 当今，听信命运预言的现象正在逐渐增加。这种预言对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却未能註意到人类在自然科学、心理学、医学及艺术方面取得成就所包涵的希望。的确，这些成就显示了生产性力量的强大，这种力量与正在衰落的文化前景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时代只是壹个过渡的时代。中世纪并未在15世纪结束，现代也没有随即就开始，结束和开始包涵着延续了四百年的壹个过程，如果我们以历史而非我们的生命来衡量，这真是壹段很短的时间。我们的时代是壹个终结，也是壹个开端，它孕育着各种可能性。 现在，如果我重復壹下本书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感到自豪，并充满希望，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在整个讨论之后，这种肯定伴随着壹个限制性条件：善恶之后果，既非自动，也非命定。它完全是由人所决定的。它依赖于人认真地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赖于人认真地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赖于人愿意面对自己和社会的道德问题；它依赖于人有成为自己，并为他自己而存在的勇气跟积极性。 漫谈劳动 从哲学高度看，劳动是主体、 客体和意义的内涵集成体。 劳动，通常是指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 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劳动是人维持自我 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按照传统的劳动分类理论，劳动可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类。 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 特殊形式。在商品生产体系中，劳动是 劳动力的支出和使用。 马克思给我们下了这样的定义：「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 [1] 分类方法 1、劳动分为： 简单劳动和 復杂劳动两大类； 2、传统的劳动分类方法置疑 照传统的劳动分类理论，劳动可分为： 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两大类。因为人的内在存在主要矛盾即人的意识主体与生命本体间的矛盾。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这对矛盾的外在化，都是他们的综合性结果。体力与脑力的劳动是指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没有完全分割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这在表述上不等于两者的分隔，恰恰是两者的实践上的统一，这源于概念与实践本身的关系。 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确定劳动的分类方法，首先应对人类运动的形式进行分类。人类机体是由众多生理系统、组织或细胞有机地组合而成的，其中每一个系统、每种组织和各类细胞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地通过新代谢来完成各种生理、心理和精神功能，以维持和发展整个机体復杂的生命运动。可以把人类机体的各组成分完成规定功能的过程称为人的主体运动。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来看，人的主体运动可分为若干种不同形式。如，根据生理功能的不同，可分为消化运动、 呼吸运动、血液循环运动、生殖运动、分泌运动、神经运动等根据控製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自主运动与随意运动，总的看人的行为过程都是意识与生命的总体运动。 人类运动 体力运动 脑力运动 生理力运动 简单劳动 简单劳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无需特别的技术专长、知识和技能训练，简单劳动一般表现为体力劳动（跟『復杂劳动』相对）。 基本概念 「劳动復杂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价值理论界，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尝试性研究，但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虽然，人们意识到復杂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量相当于加倍的简单劳动，但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復杂劳动应该以什么原则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然而，劳动復杂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强度这三个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种独特的方式来影响劳动价值密度呢一、劳动復杂度的传统观念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 纯观念上的差异 培养费用上的差异 技能质量水平上的差异 社会交往与交换或社会关系上的差异 劳动对象上的差异 热量消耗上的差异 劳动復杂度的客观本质 据 卡尔·马克思的《 资本论》所述，提高 劳动密度可通过三个基本途径来实现：①提高 劳动强度；②提高 劳动熟练度；③提高 劳动復杂度。提高 劳动密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会提高 剩余价值的 产生 量。由于劳动熟练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密度的相对差异，并不改变整个社会在劳动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劳动密度只能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提高附加劳动密度；二是维持附加劳动密度相对不变，提高主劳动密度。显然，第二个途径实际上就是提高劳动强度，那么第一个途径无疑就是提高 劳动復杂度。 事实上，附加劳动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机体的内环境，提高了劳动行为的技术质量水平，从而对主劳动密度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应，使劳动者能够对较为復杂的劳动对象施加作用力，这本身就意味着提高了劳动復杂度。劳动復杂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技术的培训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 劳动復杂度的生理机能 人的劳动復杂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现为劳动技术质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内部特征上表现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积累。人类机体（特别是大脑）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它通过某种生物化学形式来承载各种信息，其生理机製是某些机体组织、细胞（尤其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机体的组织、细胞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有利于提高机体内部组织的相互协调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脑的各神经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感觉器官、运动器官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有利于提高机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劳动对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与意誌信息）是指大脑皮层各兴奋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暂时神经联系，有利于提高对外部或内部刺激信号（尤其是第二信号系统）进行处理和反应的能力。总之，机体每增加一条信息都标誌着机体的某些组织或细胞之间增加了一条新的生物化学联系。 由此可见，劳动復杂度提高的生理机製是机体内部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学联系。人的劳动復杂度越高，各种生物化学联系就越多、越復杂。 劳动復杂度的精确定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劳动復杂度做如下的精确定义。 马克思提出的 劳动復杂度：復杂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与简单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o之比值称为劳动復杂度，用G来表示，即 G=Mlb/Mlbo （3-28） 则 Mlb=G×Mlbo （3-29） 将此式代入（3-23）式， 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 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 这裏需要做几点说明：（1）当提高劳动復杂度时，如果劳动强度保持不变，则主劳动密度与附加劳动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当提高劳动復杂度时，如果保持主劳动密度不变，那么，就必然会引起劳动强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岗之前进行适当的 技术 培训，可以较大幅度地减轻上岗后的劳动强度。 （3）由于受到劳动者生理极限、行为极限和精神极限的製约，劳动强度的增长是非常有限的，而劳动復杂度的增长却是无止境的。 相对劳动復杂度与绝对劳动復杂度 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是相对的关系。同样的劳动，相对于某一劳动可能是復杂劳动，而相对于另一劳动可能属于简单劳动，关键在于它的比较对象是什么，在于它所比较的附加劳动密度有多大。对应于不同的比较对象，劳动復杂度可分为相对劳动復杂度与绝对劳动復杂度。 相对劳动復杂度 绝对劳动復杂度 復杂劳动 復杂劳动是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而获得这些技术专长和知识，需要经受专门的培养和训练。 復杂劳动等于倍加或自乘的简单劳动。 復杂劳动是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而获得这些技术专长和知识，需要经受专门的培养和训练。 復杂劳动等于倍加或自乘的简单劳动。 劳动復杂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復杂劳动比简单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熟练劳动同样比非熟练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高强度劳动同样比低强度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 基本概念 「劳动復杂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价值理论界，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尝试性研究，但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虽然，人们意识到復杂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量相当于加倍的简单劳动，但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復杂劳动应该以什么原则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然而，劳动復杂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强度这三个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种独特的方式来影响劳动价值密度呢？在以下劳动復杂度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 纯观念上的差异 培养费用上的差异 技能质量水平上的差异 社会交往与交换或社会关系上的差异 劳动对象上的差异 热量消耗上的差异 总之，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其外部特征和内部反应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这些差异存在如下的逻辑关系：引发復杂劳动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劳动者的培养费用；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质量水平；从而使劳动者能够改造那些在组织功能上或逻辑结构上日趋復杂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復杂性必然引起劳动者内部反应的復杂性和劳动量支出的復杂性，从而产生了与简单劳动之间在劳动量上的倍比关系；这种倍比（价值）关系必然反映在它们所体现的交换关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们的劳动主体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交换关系或社会关系必然为人们所反映，并形成相应的观念与意识。由此可见，只有透过復杂劳动所表现出的外部特征，才能准确发现復杂劳动的本质内涵。 客观本质 实践表明，提高劳动密度可通过三个基本途径来实现：①提高劳动强度；②提高劳动熟练度；③提高劳动復杂度。由于劳动熟练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密度的相对差异，并不改变整个社会在劳动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劳动密度只能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提高附加劳动密度；二是维持附加劳动密度相对不变，提高主劳动密度。显然，第二个途径实际上就是提高劳动强度，那么第一个途径无疑就是提高劳动復杂度。 事实上，附加劳动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机体的内环境，提高了劳动行为的技术质量水平，从而对主劳动密度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应，使劳动者能够对较为復杂的劳动对象施加作用力，这本身就意味着提高了劳动復杂度。劳动復杂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技术的培训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 生理机製 人的劳动復杂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现为劳动技术质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内部特征上表现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积累。人类机体（特别是大脑）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它通过某种生物化学形式来承载各种信息，其生理机製是某些机体组织、细胞（尤其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机体的组织、细胞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有利于提高机体内部组织的相互协调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脑的各神经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感觉器官、运动器官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化学联系，有利于提高机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劳动对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与意誌信息）是指大脑皮层各兴奋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暂时神经联系，有利于提高对外部或内部刺激信号（尤其是第二信号系统）进行处理和反应的能力。总之，机体每增加一条信息都标誌着机体的某些组织或细胞之间增加了一条新的生物化学联系。 由此可见，劳动復杂度提高的生理机製是机体内部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学联系。人的劳动復杂度越高，各种生物化学联系就越多、越復杂。 精确定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劳动復杂度做如下的精确定义。 劳动復杂度：復杂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与简单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o之比值称为劳动復杂度，用G来表示，即 G=Mlb/Mlbo ?(3-28) 则 Mlb=G×Mlbo (3-29) 将此式代入(3-23)式，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 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 这裏需要做几点说明： (1)当提高劳动復杂度时，如果劳动强度保持不变，则主劳动密度与附加劳动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当提高劳动復杂度时，如果保持主劳动密度不变，那么，就必然会引起劳动强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岗之前进行适当的技术培训，可以较大幅度地减轻上岗后的劳动强度。 (3)由于受到劳动者生理极限、行为极限和精神极限的製约，劳动强度的增长是非常有限的，而劳动復杂度的增长却是无止境的。 相对劳动復杂度与绝对劳动復杂度 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是相对的关系。同样的劳动，相对于某一劳动可能是復杂劳动，而相对于另一劳动可能属于简单劳动，关键在于它的比较对象是什么，在于它所比较的附加劳动密度有多大。对应于不同的比较对象，劳动復杂度可分为相对劳动復杂度与绝对劳动復杂度。 相对劳动復杂度 Gx=Mlb/Mlbo (3-32) 则 Mlb=Gx×Mlbo (3-33) 其中，Mlbo为社会平均附加劳动密度，则 Mlbo=(∑Mlbi)/n (3-34) 显然 ∑Gxi/n=1 (3-35)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社会区域的社会平均的相对劳动復杂度为1。 由于劳动量来自于劳动潜能，而劳动潜能又来自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因此平均附加劳动密度来自于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3-26)可得 Wlbo=(1+Rx)×Sbo (3-36) 将此式代入(3-30)式，可得 Ml=(I+1/Y)×G×Mlbo =(I+1/Y)(1+Rx)×G×Sbo (3-37) 则 Ql=Ml×Tt =(I+1/Y)(1+Rx)×G×Sbo×Tt (3-38) 绝对劳动復杂度 Gj=Mlb/EMRbo ?(3-39) 即 Mlb=Gj×EMRbo (3-40) 其中，EMRbo为社会成员平均的基础能量代谢率，它是指劳动者在不参加任何劳动时的能量代谢率（这个定义不同于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定义），则 EMRbo=(∑EMRbi)/n (3-41) 最低层次的简单劳动是动物式本能劳动，不含有任何智能成分，它所消耗的劳动潜能是纯食物能量形式的劳动潜能，因此可采用能量代谢率作为绝对劳动復杂度的比较对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体力劳动在整个人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人的能量代谢率与基础能量代谢率相差越来越小，因此可以用社会的平均能量代谢率来代替社会的平均基础能量代谢率，即 EMRo≈EMRbo ?(3-42) 其中 EMRo=(∑EMRi)/n (3-43) 由(3-30)、(3-40)式可得 Ml≈(I+1/Y)×Gj×EMRo (3-44) 人们通常所讲的劳动復杂度是指相对劳动復杂度，因而可用G来代替Gx。 相互关系 生理力运动、体力运动与脑力运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理力运动是体力运动与脑力运动的基础。 生理力运动是体力运动与脑力运动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因素；体力运动是生理力运动不断进化的产物，脑力运动又是生理力运动与体力运动不断进化的产物；体力运动与脑力运动的强度要受生理力运动所能提供的物质和能量的限製。 体力运动又是脑力运动的基础。 体力运动的直接性、多样性、灵活性是神经系统不断发展的客观动力；脑力运动的基本设想最终必须由体力运动来实现。 脑力运动为体力运动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 脑力运动可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体力运动的发展，为体力运动提供了预见性和目的性，使体力运动有了明确的动机；为体力运动提供了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体力运动不仅用于适应环境，还可以用来改造环境；为体力运动在总体上确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使得体力运动朝着提高灵活性和降低强度的方向发展；使得体力运动越来越多地与生产工具相结合，以产生越来越强的放大作用；使得体力运动越来越远离直接的自然物而与人工物相结合，越来越远离有形物质而与信息相结合；使体力运动的分工越来越细微，越来越专业化和復杂化。 体力运动为生理力运动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 体力运动可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生理力运动的发展：对于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类的手脚分工，使人类机体的生理结构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体力运动的成果改造了机体的生存环境，也使人类机体某些组织或器官的功能特性发生了变化；体力运动的復杂性促进了生理力运动与生理器官的復杂化和精确化。 脑力运动是人类最高、最復杂的运动形式。 脑力运动使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一般低等生物，使人类具有极高的预见性、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脑力运动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而生理力运动和体力运动的发展极为有限，它受生物规律的限製；脑力运动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製约和控製体力运动或生理力运动。 脑力运动、体力运动是生理力运动的特殊形式。 人的 运动系统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理系统，体力运动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理力运动；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理系统，脑力运动也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理力运动。 两大类型及关系 2．以復杂劳动为主的类型 简单劳动与復杂劳动的关系 商品的价值量同简单劳动和復杂劳动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復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復杂劳动等于自乘或多倍的简单劳动，也就是说，少量的復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劳动时间裏，復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的价值。在以私有製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復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不是商品生产者自觉计算出来的，而是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实现的。 简单背景知识 劳动三大基本类型 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是指以大脑神经系统的劳动为主，以其他生理系统的劳动为辅的人类劳动。 生理力劳动：生理力劳动是指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外的其他形式的人类劳动。 一般的人类劳动由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按照不同的比例关系组合而成。通常意义上的脑力劳动是指那些脑力劳动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劳动，体力劳动是指那些体力劳动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劳动，生理力劳动是指那些生理力劳动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劳动。例如，人口的生产过程虽然以生理力劳动为主，但也伴随着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生理力劳动的具体形式 是指用以恢復和补偿原有的生理性组织、器官和体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劳动。例如，当人的大脑受到轻微损伤时，其机体通过吸收适当的 营养物质并进行良好的精神调养以后，会逐步恢復大脑的健康；当产妇出现体质虚弱时，其机体通过吸收营养物质并将其转化为适当的化学物输送到相应的组织、器官和体液之中，用以恢復和补偿其功能特性；当皮肤擦破时，机体就自动地修补好皮肤；当机体的血液损失时（如献血），机体将通过肝脏等器官来製造新的血液。 加强性生理力劳动。 是指用以改善和加强原有生理性组织、器官和体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劳动。当人的某些生理组织、器官和体液的功能特性处于正常状态时，其机体通过某种生理力劳动来不断地积累生理信息，以改善和加强这些组织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例如，对人的某些组织或器官进行适当的、损伤性的物理或化学刺激后，这些组织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不仅能很快地恢復，而且还能得到改善和加强。 生育性生理力劳动。 是指用以生产新生儿的生理力劳动。妇女在怀孕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生理力劳动将各种 营养物质和食物能量进行消化和吸收，并转送到胎盘裏，又把胎盘所排泄的废物排出体外；另一方面孕妇体内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是胎儿生长发育的外环境，孕妇必须付出一定的生理力劳动来形成、维持和改善这种环境。 劳动和价值 劳动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活动和改造的独特方式 从本原看，生产力是具有 劳动能力的人，跟生产资料 相结合而构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 古猿通过 劳动转化为人，形成 劳动生产力，是生产力形成的标誌和历史上的开始，—— 恩格斯的观点。 恩格斯对生物进化、劳动进化的看法是建立在科学水平的基础上的。从完全的意义看，所谓 生产力，乃是 人类征服 自然、改造 社会和塑造 自我的能力，归根结底， 是 人类的 本质 力量在 历史中的全部展开。 [2] 任何耗散结构都具有一定的自组织 能力，它们在自组织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基因变异的方式来形成信息（包括正价值信息和负价值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来选择信息，并通过基因遗传的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 生物信息的积累使 生物组织之间、及生物个体之间能够产生越来强的相干作用与协调作用，各组织的结构越来越精细，个体之间的 协作越来越和谐。 用信息标准衡量，人类无疑是 进化水平最高的生物，是生物进化藤蔓上最硕大的果实。但是，人类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并不完全相同。 人类进化过程在基因重组和机体结构创新基础上增加了文化创造的内容，并且随着进化水平的提高，文化创造的部分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人类独占的文化积累模式使人类形成了适应自然的独特方式。在人类独有的 文化积累中，劳动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3] 恩格斯认为，手的使用和语言、思维的产生，都是在 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正是由于劳动，人才得以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所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4] 统一价值论认为：劳动的本质就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消除不确定性」等同于「提高有序性，「提高有序性」就是「提高功能有序性」，「提高功能有序性」就是「增加 价值量」。 因此，劳动的根本作用和本质内涵在于改变系统的价值总量，即劳动是 价值的真正源泉。 人类劳动 人类在 劳动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行为方式的变换与思维方式的变换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经验和能力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发展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扩展耗散结构（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第三方面，劳动促进了手与脚的分工，使人学会了製造和使用工具；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劳动促进了大脑和机体的进化，加速了信息的积累与处理。 人类劳动分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三种基本形式。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生理力劳动都可以凝聚一定的信息，因而都可以产生价值增值，其中生理力劳动凝聚的信息通常是以生理信息的形式凝聚于人的机体之中，主要表现为机体健康性、身体灵活性、感官灵敏性、环境适应性、思维创造性等方面的加强，有时也表现为缺陷器官的修復与强化、体液与组织的弥补和替代等。人类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来源于生物进化，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由于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缓慢，它所产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类劳动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于是，「信息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价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了。总之，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包括人类机体的 生物信息）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劳动作用 ↓←—————←——————←—————←—————← ↓ ∣→新的使用价值（生活资料）↑ 使用价值→劳动潜能→劳动价值∣ （生活资料） ↑ ∣→新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 ↑———————←———————← 图1 价值循环流量图 一般情况下，价值的循环运行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消费阶段（使用价值→劳动潜能）、劳动阶段（劳动潜能→劳动价值）、生产阶段（劳动潜能→劳动价值）。 消费阶段：使用价值向劳动潜能转化。人们消费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主观需要，但在客观目的上是为了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更直接的意义是为劳动过程积累必要的 劳动潜能。通常把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劳动潜能的过程称为消费。 消费效益：消费过程中产出的劳动潜能Qp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Qu的比值，定义为该消费过程的消费效益，用E1来表示，即 E1=Qp/Qu (1) 劳动阶段：劳动潜能向劳动价值转化。劳动者在生产系统中通过具体的劳动方式，把劳动潜能释放出来并转化为劳动价值。通常把 劳动潜能转化为劳动价值的过程称为劳动。 劳动效益：劳动过程中产出的劳动价值Qv与投入的劳动潜能Qp的比值，定义为该劳动过程的劳动效益，用E2来表示，即 E2=Qv/Qp (2) 生产阶段：劳动价值向新的使用价值转化。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价值与生产系统中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作用于 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的品质特性发生变化，从而增大其使用价值，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劳动价值向新使用价值的转化过程。通常把劳动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和增值过程，称为生产。 生产效益：生产过程中新增的产品使用价值Q′u与投入的劳动价值Qv的比值，定义为该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益，用E3来表示，即 E3=Q'u/Qv (2-33) 由价值循环流量图可以看出，使用价值（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劳动潜能与劳动价值都是价值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互为前提，劳动价值不再是「抽象的」，它与使用价值一样是具体的，属于相同的范畴，它来源于使用价值，又服务于使用价值，它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它与使用价值具有完全相同的度量单位。由于「 劳动潜能」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向劳动价值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它必须通过转化为劳动价值以后才能真实地体现出来，不能算作价值的基本形态，因此价值的基本形态就是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两种。 劳动认识 我们知道，投资是寻找东西和地方赚钱，这种劳动就是要获得更多更大的利润。没有利润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财富，也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获取利润，更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得到报酬。劳动是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更是人类发展、成长和存在的需要。我们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因此，不同的劳动有着不同的收益，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追求有着不同的劳动，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奉献。 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苦也好，累也罢，劳动不仅有关人的健康和智慧，也有关人的快乐和美好。劳动使我们生活丰富多彩，劳动锻炼和造就了我们人类。人的伟大其实就在于会劳动、能劳动和爱劳动。没有劳动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能体现劳动的生活是充满幸福的。 劳动证明我们不懒惰，劳动说明我们不贫穷，劳动表明我们不落后。只要我们想进步、想拥有、想改变，劳动一定能够为我们实现。——选自 叶千华《 千华随笔》「对劳动的认识」第104页。 劳动的量 劳动量的度量方式：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者的劳动量。 这裏要掌握四个方面的规定与条件限製： 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价值形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价值层次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方面；表现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务）两个方面；享受范围包括个体生活与居住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受方式包括个体独享（即工资、补贴、保险等）、集体共享（即 集体福利）和社会共享（即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价值延伸范围包括幼儿与少年成长、中年与青年发展和老年退休三个方面；价值使用途径包括生活、教育（含义务教育费和职业培训）和工作三个方面；价值用途包括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维持自己生活三个方面；价值体现方式包括工资、补贴和保险（含 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三个方面；等等。 补偿性 生活资料的消费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补偿不足、补偿平衡、补偿有余。实践表明，当劳动和补偿不能和谐统一时，如果所消费小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不足」，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有余」，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增强而逐渐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正好等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平衡」，此时劳动的耗费量正好等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会维持原状。这就表明，只有在「补偿平衡」状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社会必要的 同一社会时期，劳动者的 消费熟练度不同，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潜能，消费熟练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费较少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就可以产生较多的劳动潜能，因此所谓「社会必要的」就是要求劳动者具有社会平均的消费熟练度；同一社会时期，劳动者的劳动熟练度不同，相同的劳动潜能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劳动熟练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耗较少的劳动潜能，就可以产生较多的劳动量，因此所谓「社会必要的」就是要求劳动者具有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度。 劳动强度 背景知识： 马克思认为：「增进劳动的强度，意思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增加劳动的支出」，他还将 劳动强度定义为劳动的内含量或劳动的密度，并认为：「提高机器的速度，和扩大同一劳动者照管的机器的范围」、「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更加细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微孔」、「增进劳动的规律性、划一性、秩序性、继续性和能量」（《 资本论》第1卷第438页）等都可提高劳动强度。然而，劳动的内含量或劳动的密度是什么内涵呢？他并没有阐述清楚。劳动强度是一个容易进行主观感觉而不容易进行 理性抽象的概念。过去，人们往往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劳动强度。一是劳动者主观感觉的 紧张性、疲劳性和痛苦性，二是劳动过程所完成的工作量密度。 统一价值论认为，劳动强度的提高，对于劳动对象来说，加大了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力度（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就是加大了大脑对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处理力度），表现为工作量密度在增大；对于劳动者来说，加大了内部生理、心理和精神的紧张性和痛苦性，表现为劳动者用于补偿劳动耗费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增加。由此可见，提高劳动强度实际上就是提高主 劳动密度，并维持附加劳动密度的相对不变。因此，对劳动强度做出如下精确定义。 劳动强度：主劳动密度与附加劳动密度之比值，称为劳动强度，用I来表示，即 I=Mlt/Mlb 劳动熟练度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新工人在机床上操作时，开始总是感到笨手笨脚的，心理很紧张，动作迟缓，废品率高，不安全性大，每天下班回家感觉很疲劳，身体许多部位感到疼痛。随着 工作时间的增长，以上现象逐渐减轻并消除。这种现象是由劳动熟练度的提高而产生的。以体力劳动为例，熟练劳动行为有两方面的特征：(1)与熟练劳动行为无关的多余动作逐渐减少，精神 紧张性逐渐消失。例如，儿童初学写字时，常常是手指紧握笔杆，面部肌肉紧张，并且嘴唇噘起，眼睛歪斜，表现出一些多余动作和精神的紧张。(2)熟练劳动行为中各个具体动作之间在时间和空间排列上越来越紧凑，在功能特性上越来越协调一致，并具有越来越高的精确性和灵巧性。如优秀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凋刻家的精美作品往往使人贊叹不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熟能生巧」。第一个特征标誌着劳动者在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逐渐下降；第二个特征标誌着劳动者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变时所完成的工作量逐渐增加。总之，劳动熟练度的提高可归纳为一个基本特征：工作量不变，劳动量下降。 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製 由心理学可知，大脑皮层的机能系统性最主要的表现是动力定型，简称为动型，它是大脑对一定的刺激物系统所产生的反应系统。动型：就是以几个不同的条件刺激物（声音、光线等）按一定时间间隔和顺序组成为一个定型系统，对动物进行反復训练，动物就会逐渐形成一个跟各个刺激物的强弱、性质以及相互关系相对应的稳定的反应系统。在这个反应系统中，机体对前一个条件刺激物的反应变成了后一个反应的条件刺激物，各个刺激物只具有始动作用，而各个反应的性质由整个定型系统来决定。在动型的情况下， 高级神经活动可免除一些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活动，用以保持神经系统的活动不受次要因素的干扰，以减少能量的耗费。动型在人的身上表现为巩固的、习惯了的行为动作、思维方式、情感取向等。体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製是：人通过对某些具体动作按照固定的时间顺序和 逻辑顺序进行多次反復练习，使其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动型，从而逐步实现这一行动的自动化，从而逐渐减少机体内部的物质与能量的耗费（即劳动量的耗费）。例如，工人在操作机器方面、运动员在体育项目方面的熟练都是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脑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製与体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製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发动型的一系列刺激信号均为第二信号系统，即语言与文字信号，具体表现为大脑神经系统中暂时神经联系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动型，从而逐步实现脑力思维「动作」的自动化。生理力劳动的熟练度的生理机製与体力劳动的熟练度的生理机製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发动型的一系列刺激信号为机体内部组织所发出的生物化学信号，而产生的反应是机体内部组织的生物化学变化。 劳动的熟练化倾向与非熟练化倾向 由于动力定型的存在，每一个人对于任何劳动量或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潜能都是一个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量。不过，对于确定的 生产领域来说，同时存在着两种变化倾向： 熟练化倾向：是指同一个人完成同一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量，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 非熟练化倾向：是指在确定的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力的新老交替，劳动者平均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量，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而呈上升的趋势。当生产领域的熟练化进程与非熟练化进程大体均衡时，对于确定的工作任务，整个生产领域每个劳动者所付出的社会平均劳动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统一价值论认为，劳动熟练度就是用来描述和反映劳动者劳动熟练化发展状况的一种客观尺度。显然，它是一个相对概念。由于 劳动熟练度的基本特征是工作量不变而劳动量下降，它反映了劳动者个人相对于社会平均熟练者完成相同的工作所节省的劳动量，因而反映了劳动者相对于社会平均熟练者的熟练化状况。为此可以对劳动熟练度做出如下精确定义： 劳动熟练度 设劳动者完成某工作所需的劳动量为Ql，该工作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量为Qlo，则把 Rl=(Qlo-Ql)/Qlo 定义为劳动熟练度。 劳动復杂度 背景知识： 「劳动復杂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价值理论界，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尝试性研究，但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虽然，人们意识到復杂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量相当于加倍的 简单劳动，但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復杂劳动应该以什么原则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復杂劳动比简单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但是，熟练劳动同样比非熟练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高强度劳动同样比低强度劳动的劳动价值密度要大。然而， 劳动復杂度、 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强度这三个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种独特的方式来影响劳动价值密度呢？ 统一价值论认为，復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其外部特征和内部反应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这些差异存在如下的逻辑关系：引发復杂劳动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劳动者的培养费用；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质量水平；从而使劳动者能够改造那些在组织功能上或逻辑结构上日趋復杂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復杂性必然引起劳动者内部反应的復杂性和劳动量支出的復杂性，从而产生了与简单劳动之间在劳动量上的倍比关系；这种倍比（价值）关系必然反映在它们所体现的交换关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们的劳动主体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交换关系或社会关系必然为人们所反映，并形成相应的观念与意识。由此可见，只有透过復杂劳动所表现出的外部特征，才能准确发现復杂劳动的本质内涵。 实践表明，提高劳动密度可通过三个基本途径来实现：①提高劳动强度；②提高劳动熟练度；③提高劳动復杂度。由于 劳动熟练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密度的相对差异，并不改变整个社会在劳动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劳动密度只能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提高附加劳动密度；二是维持附加劳动密度相对不变，提高主劳动密度。显然，第二个途径实际上就是提高劳动强度，那么第一个途径无疑就是提高 劳动復杂度。 事实上，附加劳动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机体的内环境，提高了劳动行为的 技术质量水平，从而对主劳动密度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应，使劳动者能够对较为復杂的劳动对象施加作用力，这本身就意味着提高了劳动復杂度。劳动復杂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技术的培训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因此可以对劳动復杂度做如下的精确定义。 劳动復杂度：復杂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与简单劳动的附加劳动密度Mlbo之比值称为劳动復杂度，用G来表示，即 G=Mlb/Mlbo 劳动的两面性 任何劳动都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能动性是指人们按照自身对自然界的规律性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受动性是指不论人们是否认识这些规律人们总是受这些规律支配、不得不按照这些规律进行活动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过程同时并存，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唐震把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动的一面取得的成果叫做「自由自在的劳动」，并赋予其作为美的本质规定。换句话说，在劳动过程中，当「自由自在的劳动」占居对劳动的主导地位时，人的感受就是美的。他认为，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是自然界给人类下的一个诅咒，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它，而只能在它的伴随下实现自由。所以，人类劳动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人在自然面前获得自由，当他获得这种自由时，他同时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受——即美感。他据此提出了创造美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观点：1．所有创造美的劳动都是具体的劳动。个体在其与对象的对立与僵持中，需要劳动来解脱。只有劳动能把个体从对象关系中解放出来。由于个体所面临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个体的劳动形式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从表面上看，个体的劳动过程是满足吃、穿、住、用的过程。它是那样地实在，那样地俗不可耐，不少人甚至诅咒是劳动使他变得辛苦起来。然而，劳动对于人，就象生命对于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说的好：「劳动改变了人本身」。如果没有劳动，也许世界上至今没有人类；如果没有劳动，人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丰富的生活。人们可以改变劳动的形式，但却不能取缔劳动本身。2．所有创造美的劳动的共性是自由自在性。虽然每一种创造美的劳动都是具体劳动，比如种植活动、建筑活动、舞蹈活动、歌唱活动、绘画活动等等，但是，这些具体形式的劳动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每一种具体形式的创造美的活动都是体现劳动的自由自在性的活动，那种凡是体现了人类劳动的自由自在性的劳动成果则被看成是美的东西。 人类需要劳动来帮助自己生存，需要劳动来解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劳动做到了；但劳动又使人被奴役，劳动让人在形式上变得不自由。如果说，劳动的内容使人获得了物质方面的目的物，但却失去了精神方面的目的物。显然，在劳动中，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被分裂了。 参见《接受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第一版 其他理解 1、劳动的特征 为自己或者他人，提供实物劳动产品，或者提供无形劳动服务过程产品。 背景知识： 1） 劳动的本质： 在一个 价值周期中，劳动的价值在于满足价值主体「获取并消耗价值客体」的需要。（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表述：在一个价值周期中，劳动的价值在于帮助价值客体实现自己的价值。） 劳动的价值，也只在于获取和消耗。这是劳动存在的根本价值。除此以外，劳动不存在另外的价值。 2 ）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它只能在帮助价值客体实现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价值。 3）在一个价值周期中，劳动只对价值主体有价值，而对价值客体没有价值。这种情况的劳动价值， 我们称之为「劳动的单向价值」。 4）在一个价值周期中，同一个劳动所涉及到的两端的事物，互为价值的主体和客体。这样的价值周期，我们称之为「双向的价值周期」。而这种价值周期中的劳动，它同时充当了分别为两端的事物获取并实现对方价值的角色，它的所具有的价值，我们称之为「劳动的双向价值」。双向的价值周期向我们展示出她的许多温柔和美好的特点：公正、平等、双赢和可持续的建设性。 5 ）所谓剥削，是指单向的价值周期中的价值主体向价值客替施加的劳动。 我们也可以说，单向价值的劳动，我们就称之为「剥削」。 2、对劳动的不正确定义. 有几种情况 一， 定义范围狭窄. 比如，"劳动是人 创造自我内、外存在的活动". 但是，劳动是生命现象，不只存在与人类. 再比如，"其包括各种生产过程",但是除了"生产过程"之外的其他劳动呢?定义不详尽. 二， 定义矛盾. 比如，"人类 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人类的"财富"由两点构成： 1,价值. 2,劳动. (详见《资本论》第五卷说明）。用「财富」参与定义「劳动」，它就变成了：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 劳动的活动。」 三，「劳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生产的最基本内容。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是人类本身及自然界与社会关系的积极改造，其根本标誌在于製造工具」。以及「（劳动）是指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耗。」等 这些是无效的定义。因为它使用了需要被定义的概念「劳动」来定义自身。 另外，「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这一点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曲解。劳动是整个生命世界共有的现象。正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如果在人产生之前没有劳动，而人产生之后才有劳动，即，「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那么，劳动就不可能创造人，因为人已经存在。这与马克思先生的结论是背道而驰的。 3．下面是各种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劳动定义 劳动 劳动是人创造自我内、外存在的活动，其包括各种生产过程（在汽车製造厂上班，在土地上耕作，在学校裏教学、学习，或製作比萨饼等！）。在各种技术水平上，千百万种工作和任务都是由劳动完成的。对于一切 人类文明来说，劳动力都是最重要的 生产要素。 ①人类 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 ②专指体力劳动：劳动锻炼 ③进行体力劳动：他劳动去了 劳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其根本标誌在于製造工具。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既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标誌。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类生产出的人和财富，都是劳动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这三种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劳动力是其中的决定因素。劳动创造文明，创造财富，促使人类发展，推动历史前进。在一定的历史下 生产力体现为劳动力与生产工具总体的对于自然及外在社会关系的矛盾。 劳动的核心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係的内在矛盾。其基本规律为劳动力的与生产工具的外在创造性发展规律。发现与创新的规律，积累与重復劳动的规律。其规律的表现为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螺旋上升及不断扩展的生产对象。 劳动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义务，按劳分配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权利。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质就是按资分配，拥有原料 厂房 设备的资本家会佔有大量的企业利润，按生产要素分配会否定按劳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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