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工党思想史：1900-1949

　　为了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总体的价值观，把握其重要人物、内部斗争、政策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历史这些历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尽管不可能对于其历史无所不包，但将首先试图提供工党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开始本章将追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的根源，分析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英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接着，本章将试图挖掘出植根于工党历史中隐藏的价值观念。本章开始解释、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因此必须确认与新工党政治哲学相关的重要思想主题与问题。本书主张，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张的，行动与物质运动相反，表现了对于其身份认同来说最为关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工党在十九世纪的起源

　　十九世纪初，新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因为联合王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选举权，所以为获许更多的选举权而发起运动。由于国内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也部分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辉格党（Whigs)颁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这带来了更大的选举权特许，并导致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会的出现。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特许的选举权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促进了给予城镇地方税纳税人部分选举权的开始。随着十九世纪时间的推进，原先的两个党演变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更像是辉格党、异议分子、激进派的同盟，而不是一个有着系统意识形态的政党。乍一看，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可被理解为最可能支持与工人阶级生活相关的事业的政治团体，但自由党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组成的，协同于放任主义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而该学派所持观点与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包含一种强烈的社会家长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识。事实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说是托利党家长製主义（Tory paternalism)和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当政时期的托利党家长製派通过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立法，它试图：

　　「……解决整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并且政府当局第一次担负起改进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会通过义务购买的方式来改进」。

　　迪斯雷裏的托利党政府还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和鼓励互助社团（Friendly Society)的法规，使劳动合同更加公正合理，并将工会从阴谋法的范畴中去除，等等，都是这种托利党家长製主义者所颁行的立法。托利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一派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各分支在执政方式上是家长製和国家主义的。W? H ?格林利夫称：

　　「……很多不考虑历史的评论家坚持不合时宜地看待保守党的记录，要么是从一些基于意识形态敌意的谬误传说的方面出发，要么是从保守党传统中另一个很不同、很反国家主义的派别的独有情况出发。无论你是否肯定，托利党所做出的努力与所达到的成效，从集体主义观点看，实际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将自由党视为完全的天然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太准确的，另外，将十九世纪的保守党视为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这样做也是不坦诚的。可以说，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以及托利党的社会改革的进度与限製都没有了耐心。社会主义社团、社会主义协会与联盟主要形成于伦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业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联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进工人阶级投票登记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够作为工人代表候选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对于联盟的支持逐渐减少，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这次失败：

　　「……辉格党和自由党中的中产阶级不情愿看到工人被选为他们的代表。」英国政治在工党出现之前，是自由党，尤其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并且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阶级己经满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党，因为他己经在十年前就解决了工人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保守党总是得到工人阶级当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阶级体製直到最近都还能在社会习俗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强化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对于上层阶级的顺从。此类的顺从是特别针对托利党的，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传统，即选出少数它主要关心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君主製。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认为，上层理应执政，而且一定最擅长于此，因为他们是托利党，他们象征着阶级体製，因而这就是顺从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而非自由党的一个原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自由党中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植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对于1906至1914年时期有立法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被形容为与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相悖的政治哲学。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与雷蒙德?普兰特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出现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増大联系起来。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卓着的是牛津哲学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要旨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干预作为积极的手段能确保民众有更大的社会正义。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径庭，而自由主义在此前的半个世纪裏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方式的。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识到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方式对于自由党的益处。格林利夫写道：

　　「一向反对社会主义『昆虫般的状态（insect state)'马斯特曼早就准备接受并敦促社会『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来缓和英国的社会、经济痼疾，先后发表于他1901年的着作《帝国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着作《英国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与第一点关于以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手段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学概念。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地理解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尽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范围内需要的自由，并且自由市场能製造出最优于创造财富的环境。相反，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地认识自由能増强个人自主权，并能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机製确保物质资料与设施不只是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务。特别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题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着作中主张这种对自由的积极认识。格林利夫认为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体'『积极』的自由概念之上；并被浓缩在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第三个哲学观点是社会道德问题。他们认为个人不仅有个人的道德要维持和个人的责任要完成，而且有社会的道德要维持和社会的责任要完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资本主义是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种的自由主义观相对立的。于是，简言之，社群责任的价值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者从英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当中吸取政治哲学，他们也采纳了影响英国唯心主义者对责任、社群、权力的认识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却是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体的，因此，每个人都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几乎没有提及更广泛的有关弱势、贫困、赤贫群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于社群和责任的观点高于洛克着作中的观点。

　　大卫?马昆德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期工党的修正主义右翼。马昆德说，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斯特曼，当然还有格林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渊源。关于英国左翼政治哲学传统的演进，这一点在马昆德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这段话本来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者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和个人实现的核心自由原则，以确证一种活跃的状态，能够如『消极』自由一样确保『积极』自由。在其后的一个阶段的语言裏，政治公民将由社会公民补充：宪法民主将由社会民主补充。」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的广泛默从并非十九世纪晚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全部情况。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于1871年，每年开一次会；它被视为工人的中央议会。22这包括被选举出的工会代表参加年会、讨论各工会所需要为工人做的改进，并且议会委员会被公认代表工会游说政府。

　　在德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进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地位。1877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赢得国会（Reichstag)十三个席位。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该党在1875年实施《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me)之后的一次意识形态轨迹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身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两个分开的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与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爱森纳赫议会（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领导人为李蔔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儿（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联合会遵循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拉萨尔派（Lasallians)」。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要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民主地过渡到信奉社会正义思想的社会。两党在1875年哥达议会上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之后合并，这次斗争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干预与报復行动。哥达议会上提出并接受了一份拉萨尔派起草的纲领，该纲领将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方向，并相应地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选举人群，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主要参与者之一就是思想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伦理、进化社会主义将在本章讨论。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受到了早期费边社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记述伯恩施坦作为被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出德国之后是怎么生活、工作、活动于英格兰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后居留于此，他在此地编辑正式的党报。1888年，因俾斯麦政府施压，瑞士政府驱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编辑的党报。于是他迁往伦敦，在那儿与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像是英国社会主义活动的分水岭。尽管社会主义组织在构成上多种多样，但它们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得务实，以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这十年中发表了无数宣传册子、报纸文章和信件，都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表达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服从（如果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在此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与社会主义社团相关的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连贯的经济学学说。社会主义在英国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1900年各组织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会主义，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阶级对于当下政治集团的不服从的表达，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时候其他与工人运动相关的组织开始成立起来，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于1881年的社会民主同盟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相信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不正义的，且伴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Labour Marxists)这样的社会民主同盟数量一直很少，而且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与工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政治思想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涉及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对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製度、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认为「工党主义」（labourism)与其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妥协，为的是对资本主义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尽管如此，工党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看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与欧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因而他们承认英国有众多具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是有可能从选票箱裏通过工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导人物，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而是在于他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摒弃了社会民主同盟，而倾向于使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富特（Foote)写道，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独裁式的，而且关键在于，他拒绝了将工会作为煽动工人阶级的工具。对工会的这一拒绝导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运动，并因失去影响力而离开社会民主同盟。

　　另一个组织是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相信由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的手段民主渐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物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韦布本人对于费边社的特性有一个着名的定义：「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进步与社会改进不可避免，改革将不断増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要求的是渐变而非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关费边社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富特认为，早期费边社更希望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从两大国家党派的现存结构与传统内部深化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合作，因为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理论来说这些政党态度常是不友善的：

　　「费边社的领导人常被最苦于现行製度的阶级那种狭隘的偏见激怒，于是转而寻找两个主要政党的开明成员，拒绝接受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有些费边社人，如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对于工人政党比对于其他党派更加同情，但费边社领导人的总体态度是从地方到全国，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说，这个时期费边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其组织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这些讲座内容后于1889年出版，由萧伯纳编辑，标以新题《费边社会主义论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广泛好评。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颁布，准许农业工人投票选举。尽管如此，城市裏穷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选举权。这样，到1884年英国的政治版图己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然而，和城市穷困男性一样，女性仍没有政治代表或者选举权力。1893年，又一个组织成立了，被称作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苏格兰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独立工党由一群思想非常独立的人组成，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发起运动。

　　独立工党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之前就有众议院的议员，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小型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聚集起来，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发起活动，以使其成员被选入议会。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只有两名议会议员，基尔?哈迪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但工会联盟（TUC)在现实中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组建可观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国工人阶级。

　　工人代表委员会与之后的工党被承诺在关键的席位中得到自由党选票，以及在议会中得到远超出它单凭一己之力组织运动所希望能达到的影响力水平。也许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一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由党也许不会同意与其签订如此便利的协议。此外，工人代表委员会开始的几年，其成员由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阶级「工党派」（labourite)结合而成。「工党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以通过实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生活为事业的议会议员和工党党员。例如，通过提升工资、増加福利、工会代表等改善措施，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提倡工业国有化相反。工党派按照这种定义而言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就大部分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都有矛盾的态度，持着实用、非教条化的政治观。直到1918年党章确立，工党才致力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党章、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1918-1949

　　1918年，工党以文件形式建立了党章，被称为《未来纲领》（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鲁克说出了工党为何在1918年表达其政治目标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鉴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崩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工会代表运动（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绪的増强，一些关键的工会当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己经担忧如果工党不采用一个纲领而其他党会采用，于是运动就会与工党无缘……」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党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将该党由附属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各地方选区内拥有推举议会代表权利的政党（constituency party)个体成员须服从中央的纪律。工党大会将由全国性附属机构代表和选区议会代表组成，按照各自附属成员比例分配名额。」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一年工党试图通过一部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达其哲学动机。这份文件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诺内容:对于经济製高点和生产工具、分配渠道与交换媒介的共同所有权(特别是声名狼藉的「第四条」译者註:条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津贴製的前身），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时工作的最低工作条件，累进税製，为偿还战争欠款征收财产税，以及为公共利益所积累盈余。尽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认为，通过「第四条」并不能公正解读工党所奉行的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解读为伦理的，而非科学的或经济决定论的。伯恩施坦在他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论着《进化社会主义》(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这一区分。伯恩施坦强调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对于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决定思想和意誌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 。

　　第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是因为其试图把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伯恩施坦强调阶级战争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而这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未曾显现。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基于价值而非科学的或由经济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是关于民主、社会正义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因而成为了政治方案：

　　「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复的代替品。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这个片段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着。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主张议会製与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与最终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西德尼?胡克认为，《进化社会主义》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一个原因在于其倡导社会主义应当与乌托邦主义的所有观念决裂：

　　「它必须不再把自己设想成完成一个终极目标，持续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务中实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民主化运动。无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它们的手段必须与这些目标保持连续性。」据胡克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不存在脱离民主的预设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个观点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于我来说运动即是一切，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最终的样子，因为它就是一种运动或是通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使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时期居住在伦敦时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有何影响呢？答案是，很难计量，因为尽管工党中盖茨克尔派采用「修正主义」之名，且人们可从其试图改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其他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还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做第二个伯恩施坦。因此，鉴于克罗斯兰认为需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原则而非具体政策等同看待（相比于更大的公平，与国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许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响者。

　　当时的另一个思潮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对于产业工人管理的主张来自科尔（G.D.H.Cole)，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据其工人阶级受工资製度压榨的观点。与马克思遥相呼应，科尔不仅称工资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痼疾，他还呼吁进行一场阶级战争，就如同工团主义者所呼吁的一样。产业行为形式的阶级间武装冲突对于科尔来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阶级剥削另一阶级而彼此对立。科尔在他1928年的着作《工人的世界：探讨工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当中有对此类问题的政治观点。科尔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自由主义的，与费边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尔对于费边社一派的社会主义持深刻的批评态度，因为科尔认为他们：

　　「……由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出需要国有化的逻辑结论，但这么做的同时忘记了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商业的命题，还是关于人的……他们把国有化视作解决无政府式竞争问题的万灵药，而没能註意到资本主义自身己经通过在垄断中创造一个更加致命的敌人解决了竞争问题。」行会社会主义拒绝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国家垄断的提议，其理由是，将资本主义权力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官僚机构那裏是一样的，同样有害，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人在生产者的角色范围内还不能够管理、决定、占据权力位置。第二，资本主义权力正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确立，例如一些人倡导国家所有製与产业管理。对于行会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控製的基本问题被产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有製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忽略生产者（即工人）角色的问题，而关註产品的分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性质。

　　富特认为，工团主义（他把行会社会主义也包括在此义项内）：

　　「……再一次提出了生产者的观点，不过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体主义者完全忽视生产者，工团主义者完全忽视除了生产者之外的一切。」这论断当中的正确之处在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其通过国家管理和产业所有製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概念当中，对于工人的地位关註较少。尽管如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早期费边社人，也许认为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将会成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并因而使得诸如工人等个体在控製产业的国家机构中拥有股权，而不是资本家或者董事会。

　　黑斯勒引用科尔的话，把社会主义称为「……代表底层人的广泛人类运动」。

　　科尔的这一言论颇为中肯，尤其在于科尔这样的博学之士选择凭藉对英国社会贫困人口的模煳且略显直觉性的感觉总结出工党的社会主义哲学要旨。表面上科尔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暗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缺少坚实的哲学要旨，然而，科尔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关于行会社会主义的着作，就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而言确立了他思维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于休?盖茨克尔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上所引他的言论表现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而运动当中派别与派别之间在哲学方面是不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为英国社会的贫困或「底层人」而存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而同时在确切的政治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并不相同。

　　黑斯勒认为，「第四条」于1918年被工党采纳，自此工党开始试图定义其关键的动机，并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国社会贫困群体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有些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确定的认识并能通过具体的政策（如国有化、工人议会、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等）来表达这种认识，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围绕政策建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程度较低，但坚持以一套潜在的价值观（如对于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责任持有积极的理解）作为尺度来衡量是否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定义与重新定义工党的哲学价值观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两方面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论战」中重新显现，也是现今围绕新工党的讨论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裏，工党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民基础，原因在于普选权逐渐得到扩大，尤其是192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纪30年代，新当选的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试图将党员限製在民主主义者内。这一事件可被理解为逐渐排斥与压製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迫使其离开。例如，1901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工党，它曾是创建工党的组织之一。1924年的党大会上，工党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内或参选。1925年的党大会再次加强禁止共产主义者成为个人党员，并要求工会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作为地方或全国议会代表。1928年的党大会禁止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代表参加议会。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被驱逐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被称为党内同情共产主义的派别或者「同路人」。驱除共产党的支持者、倡导者或者党员，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英国的大学、工会及社会其他部门中的支持提升之后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工人阶级与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有效补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影响工党的高峰期。克罗斯曼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韦布夫妇主导了 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很多务实的政治家。左派书会（Left Book Club)取代了费边社成为先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广泛誉为「英国社会主义」兴起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家之一。马特?卡特（Matt Carter)认为，托尼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期间，与院长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时任牛津主教的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结下友谊，其间所学使他的哲学观与格林（T.H. Green)的英国唯心主义传统趋同。卡特认为在托尼于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期间，乃至在格林死后，学院都是充斥着格林的思想：

　　「当格林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对于像托尼这样的年轻而具有社会意识的贝利奥尔学生，不深深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观点是，托尼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格林的哲学传统，和诸如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尔斯?戈尔等格林的追随者，而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统一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天衣无缝，但根据卡特的观点，它是真实存在并且从历史角度看是准确无误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础同样为戈尔和霍兰的思想打下基础，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三种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对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机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统一起来的社会。」「尽管格林想要一个建设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復兴自由党，托尼构建了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来支持工党，但是两种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确实，按照鲍尔（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个观点，托尼认为他的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继承者，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对自由的关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学时的政治观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之后的政治观点则很难明晰归入英国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因为在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富特就难以划分托尼政治观点明智地说道：

　　「由于他自身政治上的数次转变，在政治上将他归类尤显困难；从1921年支持激进的行会社会主义到1928年渐进主义的着作《工党与国家》aabour and rteWat/on)，从20世纪30年代对于渐进主义的猛烈抨击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义。」在本章这一节的上下文中，可以将托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着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营利社会》（T^eAcqu/s/t/Ve5oc/ety) 视作至少表明他对于工党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对类工党马克思主义（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斯特雷奇一并做讨论。《营利社会》，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响了工党左翼。托尼在写作此书时受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类的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尽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着作中的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不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并不具备固有的剥削性，并不属于异化并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阶级上层建筑。托尼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十年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的性质怀有敌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财产是用于公共利益与社群利益，而非财产拥有者阶级的私有经济利益，那么财产在道德上是正义、公平的。

　　如果托尼对财产性质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假设不一样，但仍近似于工党马克思主义将私有财产视作资本主义痼疾，那么他在《营利社会》当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一主要思想观点简言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专註于营利，而以托尼的规范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败的。托尼指出：「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营利社会，因为它们整个的趋势、兴趣、专註之事全是推进获取财富。」由营利性问题继续引入，托尼认为它引起了另外两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第一，人们这样的物质主义和贪婪使得他们对于贫困者的同情减少，因而贫穷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这一营利社会的道德面貌严重受损，利己主义成为盛行的社会哲学。然而，如果作为思想家的托尼为西方资本主义诊断出营利性的病症，并指出这一状况引起了严重的贫穷与空虚、自私的道德观，那么他认定什么是这种营利社会的起源点呢？富特提出，托尼将其归罪于两个主导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将这一混乱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此时个人权力参考个人在社会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来。」第二，托尼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拒绝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兴起，取代了对于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渐式微，这种社会的社会、国家品格被严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德行本身是不够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精神的东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义是荒诞的.…"」另一位重要的工党思想家是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部着作中表达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1932年出版的《未来的权力斗争》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他的传记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未来的权力斗争》是一本復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着作，斯特雷奇在书中置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却是放在二十世纪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纪的情况……带来了垄断、民族主义，以及1919年之后的不稳定的货币。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真实性质乃源于资本主义根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是无计划的，其唯一调控机製是市场的机製，群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于其生产方式；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还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进行：「对工人直接的、公开的恐吓，对反叛者暴力镇压，现代帝国仅凭此就能维持自身。这样的政权有了一个名字：法西斯主义。」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英国共产主义的呼吁，这是马克思本人倡导的通过工人革命实现的正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斯特雷奇1933年的着作《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一本令人震惊且旨在发人警醒的政治宣传册，内容是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掌权以后即将发生什么。此书主要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而没有准备写成政治思想着作或明确传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斯特雷奇这十年间的第三部着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是倡导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次公开的尝试。在这本书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太过专註于货币问题而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托马斯所说，斯特雷奇认为：「这一拒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犯这个错误，他指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关键的区别：技术工人或农民将他体现在社群中的劳动出卖到市场上；工人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由雇主将此工人的劳动出卖。」然而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影响力且有诚意，却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达到顶峰，那么战争及战后时期则是摒弃它而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富特指出：「……通过阅读凯恩斯的着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越发相信国家指导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于是他成为工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1945年政府的粮食大臣……」哈罗德?拉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义影响并接受了联邦主义有关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着作《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当中清楚地看到。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拉斯基以标准的眼光看待国家。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强製性，尽管如此却能够为其公民的需要服务。国家由统治阶级管理，这对于拉斯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治下，国家管理能够公正。可以说拉斯基想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这是他在1935着作《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说道：「……政治哲学的首要责任是检验国家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观念上的品格。」因此，显然对于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国家的性质与实际功用对于其所产生的政治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对国家的态度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准确的，但他的议程却是激进而偏离于主流工党社会主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消失，而二战也反过来分裂并最终结束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左派书会。另外，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1945年获得选举胜利，在其治下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方式得以回归。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着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工党还未决定何种政治经济形式最适合用来贯彻其政策目标。大多数工党左派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集体所有製思想的影响，还受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费不足论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响。工党右派在经济领域的犹豫不决在1929-1931年工党政府时期表现出来，时任财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屈从于自由市场与城市银行家（City bankers)的权威来协调製定经济政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着的凯恩斯传记中认为，即使是在《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不久，工党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作为其经济学说，尽管有部分工党人士开始看出如何能够管理控製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斯基德尔斯基所说的工党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己消除私营部分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必然己在工党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逐渐影响与经济学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出现在工党的一部分当中，作为通向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经济途径。富特指出：「凯恩斯对于工党中一部分知识阶层造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痛恨私营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却没有办法解决商业循环和总体失业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对于工党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这是与工党的哲学价值观相一致的。第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其对充分就业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现出它对于在道德上厌恶高失业率的工党有所便利。最后第三，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通过实用性的论据证明了以国家机构为工具维持经济稳定的合法性。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工党提供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论据，国家干预反过来能使工党得以追求其哲学目标，诸如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有关工党采用凯恩斯主义另外有个观点，是由伊利莎白?德宾（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开始得到工党重要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埃文?德宾（Evan Durbin)、休?多尔顿（Hugh Dalton)、休?盖茨克尔等工党经济学小组XYZ社的成员，他们在尼古拉斯?达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贝裏（Vaughan Berry)的指导下集会8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支持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工党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宾所说，直到1944年《关于失业的白皮书》(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发布，该书接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一些人怀疑凯恩斯的自由联合，怀疑试图使资本主义製度切实可行、改善资本主义痼疾的理论。大卫?马昆德认为，1947至1949年艾德礼政府时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渐米用为工党的官方经济学说。马昆德指出在那段时期：「……大臣们慢慢地放弃了原先对于受社会调控的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根据政治决策而非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他们转而支持一种混合的经济，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礼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国最先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府。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与资本主义民主妥协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基础。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国家能调和生产资料私有製与经济的民主监督调节这一前景……对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调控成为使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妥协之词。」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国家实施扩大开支的政策以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另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与左翼政党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诸如再分配、国家管理、提高税率以投资福利与公共设施的财政灵活机製。1945至1951年时期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思想在关于经济学说的辩论中占上风的起点，并且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在1945至1970年间达到顶峰。本章试图提供工党从其十九世纪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还尝试介绍某些主题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轨迹，从而为考察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做准备。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大论战」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着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製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着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裏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誌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註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註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着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贊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製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製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製，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製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製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製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着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製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誌，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製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製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製，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製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着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註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製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誌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着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製，克製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製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製，对工资的控製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製造不正义。市场製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着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裏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着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党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臺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註。阿裏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註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裏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註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裏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着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贊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

　　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

　　斯蒂芬?德赖弗和卢克?马特尔带有些许争议地提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也许对工党现代化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92年总统选举获胜一一这一年工党败给了约翰?梅杰，士气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党可以在保守主义长期占有支配权后赢得权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场转移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同样，有关所谓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使用相关的第一手访谈材料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问的问题是，「你就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有何观点？」关于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泰勒认为工党政治的研宄者必须区分政策、策略与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修辞与解释方式是有影响的。尽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党在政策问题上，相较于向欧盟学习，并没有产生过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向美国学习有一套系统的过度分析。泰勒称，因为英国的国家政策决定放在美国是相当于州的层面上的，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对英国工党就教育、健康、养老金改革方面没有可以建议之处。此外，激发工作主动性的福利与其说借鉴自美国，不如说同等地借鉴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己经如此实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如菲利普?古尔德等工党官员与新民主党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党确实有一套社会与社会变化的理论是为新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据吉登斯所言，新民主党认为工业时代己经被信息时代取代，在信息时代需要权力的分散，选民政治当中存在变动的联盟（shifting alignment),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被夸大了。关于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长期做媒体的操纵、防御、进攻游戏。雅各布斯特别指出，新工党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响，这种方法使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公众意见之间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显得同时处于左派与右派，进而能够构建共识。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新工党用以改善其温和的号召力，这种提法似乎是准确的，因为菲利普?古尔德说，布莱尔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左右藩篱。22古尔德将布莱尔重新定义政治分界线的欲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学联系起来。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与泰勒一样，认为关于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程度与源自美国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总结说，新工党从新民主党那裏借用了福利国家改革与大规模政策方案，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昆德不确定新民主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但他的印象是这一政治影响是颇为可观的。马昆德引述，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登上英国政治舞臺，而此时新民主党是赢得选举的唯一的同类西方政党。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将比尔?克林顿视为取得了他们所想要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赢得了历来投票给右派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马昆德还提出，布莱尔和布朗认为美国新民主党的政策就在英国「行得通」而言，比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金诺克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产生影响的观点是误导性的。金诺克指出，在两个组织内部都存在可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新民主党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因而真实的政治影响无法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另外，金诺克指出一些工党官员，如菲利普?古尔德，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为新民主党提供过帮助，并事实上向美国出口了英国的助选手段，诸如快速的媒体反驳系统。

　　雷迪斯的观点与金诺克相似，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某种程度是被夸张了。雷迪斯认为唯一新工党可能真正受到影响的领域是关于如何被选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这影响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确定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有何影响，但他感觉美国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与政府对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认为希拉裏?克林顿（Hilary Clinton)最初公开讨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而这影响了新工党的一些人，特别是布莱尔。在竞选与助选活动方面，哈特斯利承认，诸如曼德尔森、古尔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与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则」（即领导人无法製定超过50%的选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响。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新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政治策略、解释、修辞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思想与政策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的影响是误导性的；认为新工党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新民主党。

　　关于「新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这个问题，我认为新民主党以某种方式对新工党产生影响，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访者的观点（除金诺克所提出的任何影响的观点都是误导性的之外）。应该指出，金诺克的这一回应符合预料，如正面回应所暗示的，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内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国民主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为他声称他担任工党党首时，工党成员帮助了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诺克之外所有受访者概括出的论点，即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现方式、修辞等方面影响了新工党。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选技巧，以使他们显得同时在各种问题上既是右派也是温和的左派。尽管这样，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雷迪斯一样，我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充其量也无足轻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诺克与泰勒提出的观点，即新民主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声称代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颇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认为新民主党影响了大量新工党的思想与政策规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支撑，即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是在全国的层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国的联邦层面，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就公共服务、养老金改革及类似国内问题对新工党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最后，新工党如果受到了新民主党的影响，我不确定其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条」

　　「第四条」的重新起草也许是最为深远地影响工党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党现代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改革行动。菲利普?古尔德认为重新起草「第四条」是布莱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一次与布莱尔的谈话中，古尔德就工党章程的那一部分讲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领袖失利是因为他们妥协了。我不会妥协。我宁肯被击败，离开政治，也不要向工党弯腰。我打算和工党较量。」此外，在1994年党大会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条」需要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尔德引用阿裏斯泰尔?坎贝尔的话：「我们没有约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这事的一一不是约翰勉强同意，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后是约翰说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得把它说出来，你不能瞎转悠。那正是在我们为新时代检讨章程的最后一刻写进去的。那其实是出自约翰一一我们当时是要绕过这一关的。」唐纳德?麦金太尔（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一措施，是工党对现代化的最终表达。麦金太尔说，布莱尔非常热衷于这一想法是因为：「这将相应地成为与工党的社会主义过往作象征性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认为曼德尔森是谨慎对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为他记得盖茨克尔在1959年选举之后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时遭遇的问题，而正是这最终导致了失败和内部冲突。

　　不过，布莱尔重新起草「第四条」的热情既体现了新工党与「旧工党」的决裂，也去除了工党的政治重负，而保守党曾不时从这重负中获取政治资本。麦金太尔将重新起草「第四条」视为新工党现代化者的一项早期的成功：「『第四条』的替换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一一尤其是因为充斥全国上下的布莱尔的竞选热情劝服工党不仅同意改变它，而且到最后是想要改变它。」然而，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指出，全国工党的部分人对章程的任何变化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工会，如投票支持保留传统的「第四条」的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来自工党左派的明显而合乎预料的反对，尤其是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的议员。另外，菲利普?古尔德认为倒数第二稿并不充分，他劝布莱尔亲自拟写。重新起草的「第四条」最终表述如下：「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勤奋的力量，我们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单一人达成更多，这样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机会都是在众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亦反映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我们亦可以在一片团结、宽容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一同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条」于威斯敏斯特宫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支持新版条款的总投票达到65%，它还得到了 90%选区工党的支持与55%工党附属机构的支持。附属机构支持率的降低是由于工会运动中部分人对工党价值的现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条」被改革，现代化者将在他们的影响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旦『第四条』被改革，布莱尔很快巩固了对工党自金诺克开始的机製改革。布莱尔加强了一人一票製，并通过发展政策论坛有效地削弱了大会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样，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不时对领导层做出刁钻的批评，在其政策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归属于布莱尔。」全球化论点

　　新工党于1997年时隔十八年后重新执政时，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受着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显着影响。新工党坚持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点，这贯穿其理想与政策目标。在西方世界，各个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学者批判的。38称之为「全球化主题」 一定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为本章起见它还是够用了。全球化论点认为，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演变出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学说运行的衰弱与市场力量的主导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与服务流入国家经济中。简言之，更多的国家活跃于贸易关系中，并在经济上彼此依靠。

　　经济上另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这些市场进行实时交易，这是由于高级的远程通讯系统让大量资本能够通过全世界市场上的广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交易中被「转手」。同样，公司选择在劳动力训练良好、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投资。因此，投资者对一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该国内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跨国公司很容易关闭工厂，这使得就业不稳定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显着方面。这一状况的积极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国家控製对其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公司能快速创造就业。布莱尔在他《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这本书中题为「全球经济」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确信的全球化论点：「现今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是移动的。跨越国界的工业竞争愈加激烈。消费者在加快这个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日益増强的作用。旅游、交通、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缩小世界，扩大品味、选择、知识。所有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观点加强国与国在全球市场上互相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革命。我们所说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个人电脑、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到网站与卫星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创造出一个即时通信与即时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货币市场依赖于卫星和电脑技术，电视现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电子技术提供信息、娱乐、互动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转变了各国商业部门，也转变了娱乐、休闲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性质，例如NHS (全国健康服务)，全天24小时运营、由护士领导、基于互联网与电话的帮助专线，被称为NHS Direct，接受人们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咨询。

　　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层方面。诸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亚洲四小龙等经济集团，对国家经济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对英国来说，特别是加入欧洲或是与其保持距离，这是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性的全球化决定。军事防御、全球犯罪预防、政治趋同都是世界从合作与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孤岛城邦的角度要面临的问题。全球多元化的发生是对于冷战传统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随后东欧与欧洲东南部等地区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应，部分也是对全球化世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反应。全球化在金融、时间、空间方面缩小了世界。这为西方世界内外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机遇;这缩短了西方历来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距离；这意味着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在一个更小、更多样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国家的、国际的合作成为了必要的而非可选择的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化也唤起了文化与宗教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并突显出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世界的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这一特征而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工党建构起其经过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是记述新工党思想史需要考虑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宣言明确了到1997年时，新工党己经将自身定义为现代的、经过内部改革的工党，观点和政策计划都有所改变：「在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己经製定出新的明确的方针，是与旧左派和保守党右派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工党是新的的缘故。」另外，宣言概括出两点有意思的内容，在关于新工党发展的讨论中很重要。第一点是，作为政党，工党自称是「……思想与理想的政党，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管用的才有价值。目标是激进的。手段将是现代的。」由于很多原因，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对思想与理想的承诺是很好地适应于工党传统的，然而这一说法公开地在新工党的思想与理想与被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上一代工党理想之间做出区别。说某些思想己经过时因而不再适宜，这是一回事，但将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这个词编织出这样一种宏观叙事意象，声称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类问题。它还能使人想到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因此，新工党暗示传统的工党思想与理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在贬义的基础上同等地表现出敌意。这一说法的潜臺词可能是新工党只接受「新的」、「当下的」思想，「现代」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价值所在。这说法中第二点有意思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学上的困难，即新工党的目标或目的是激进的，因此是传统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或手段是「现代的」。在政治的层面上，这是用新工党的话语、以不无确定的措辞表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必须以现代而非传统的术语处理。这样，关于经济，新工党认为应当追求的是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经济相反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贯彻其社会政策。哲学上在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达成某一目的或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改变目标。这个问题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也声明，新工党只愿意承诺：「……有限的一套重要诺言并将其实现。」可以说这体现了新工党谨慎、保守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国政治的选举历史中锻造出来的，因为宏大的承诺曾经吓得天性保守的选民不敢冒险让工党执政。宣言的语调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党的第一届执政期将是讲求实用的，在立法方面则大体上没什么野心，但将会通过第一届执政期内稳定有效地处理经济寻求确保第二届执政。与这种谨慎的特征和缺少改变英国社会的真正雄心相关的是，布莱尔承认新工党不会对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正确执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党做对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尽管布莱尔没有直接说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在哪些法律领域执行正确，但很可能他是指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大多数内容，接受市场作为提供商品、服务的首要经济机製，此推断还暗含了承诺不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价格控製、三方协商、收入政策。进一步是由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揭示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所正确执行的政策领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税的惩罚性息率，以及强调通过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产率。

　　第三条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后的时期裏，布莱尔试图用哲学术语定义新工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己与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联系起来。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经常被用来与美国新民主党的相比较，确实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存在紧密而直接的接触。」1998年，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本费边社小册子，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积极热诚地承诺社会正义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对实现它们的方式则灵活、创新、富有远见。这是建立在逾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进步政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国际主义。但它是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决然超越于旧左派的国家控製、高税收、生产者利益，也超越于新右派将公共投资甚至常常是『社会』和集体努力这些概念视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认为，布莱尔小册子的引言从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对新工党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政治学最清楚的表达了。就第三条道路己经付出大量时间和研宄，对其标准的结论是以立场的模煳作为政治理论。有关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最适于理解为布莱尔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例如，布朗自新工党执政之后从未在他的任何演讲或声明中提及这个说法。另外，尽管在1998年至1999年间，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维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就第三条道路思想发表讲话，但现在鲜有人说它即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的简化表达。

　　关于布莱尔所阐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可以明确的是，他试图将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与他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布莱尔试图表现出一方面新工党不是工党版的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是经过改进的、对媒体友好的「旧工党」。尽管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工党不是介于传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或归拢中心，而这本身就要求放弃一些他和新工党不愿意牺牲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不是要折衷右与左之间的差异。它是关于己改变的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关于布莱尔想让新工党代表的政治类型，其提出的另一点重要内容是他将新工党指作重新联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说新工党：「……极大地得益于联合两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一本世纪这两者的分离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进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以国家为主要中介的社会正义。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冲突，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贊成国家权力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体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他想重新联合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能够且己经采取许多来自右派也同等地来自左派的哲学立场。然而，（如上所述）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被视为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传统工党右派政治哲学时，是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像贾尔斯?雷迪斯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而且工党左翼人士常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其强烈倾向于公有製、以国家为中心的执政方式以及他们对市场的反感。

　　最后，似乎布莱尔不再以第三条道路的修辞术语描述新工党的政治学，但他也许觉得自己己成功定义新工党在当代英国政治中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可以说，大多数自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的内阁和工党议员己确定，第三条道路的修辞己经终结，因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国学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当作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准确而严密的政治哲学。

　　第二届执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党竞选宣言对于记述工党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没有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经济因素，即对英国公共服务高水平投资的持续承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单凭再度如此强调一次，就将其政治轨迹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则。布莱尔在他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写道：「这次大选从很多方面比上一次还重要。自1997年5月之后我们为经济更为强大的英国奠定了基础，现在这裏的投资正註入公共服务……」这一态度转变出自第一届执政期到一半的时候，布朗在他1999年财政预算案前报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这件事引发工党的评论家相当大的争论。在遵守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开支计划满两年之后（可以说己向选民证明，工党政府能够胜任管理经济之责），政府终于开始向公共服务投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诺的主要区别。用布莱尔的话说是：「好好建设未来的机会己经到来，将要在第二届执政期内为英国復兴奠定激进纲领的基础：严格控製通胀，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进而在未来建设动态、高产的经济；保持对公共服务投资，进而通过改革以使我们很好地使用资金……」由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中的声明，2001年宣言明确作出承诺，将为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供资金。为确定工党是否在第一届执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届执政期结束之间改变其政治途径，以及这样一种途径的改变是否意味着其基础价值的改变，我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

　　「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泰勒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根据对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莱尔周围的人更有可能会说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意识到如果不投资更多他们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反应，尽管在入主政府时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谓「布莱尔派」最初认为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不取决于高投资。泰勒认为「布朗派」会主张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他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得是出于实用目的，为了应选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因为工党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党。

　　吉登斯认为，因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们能够将其投入公共机构，并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税收以进一步为投资提供资金是与新工党执政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视作对「旧工党」的回归，如果那意味着不负责任的税收。吉登斯提出，「旧工党」的税收和开支意味着高税收与过度支出，并且招致巨额债务与借贷，这都不是新工党的方式。最后，吉登斯说，他认为第一届执政期为第二届做准备工作，新工党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你（政府）必须表现出你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时有效地履行了承诺，并且是为国家花费这些钱。

　　雅各布斯说，在回答有关「旧工党」与新工党（尤其是第二届执政期时的新工党）政策与价值上的区别时，在「旧工党」原则与新工党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从何开始和结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见是，强调高水平的公共投资是新工党执政方式与第一届执政期的大多数时候相比而言的一个明确转变。新工党一号（New Labour Mark-I)中说他们能在没有大量投资的前提下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但在第一届执政期内这种观点己不復存在，并且由于提高税收为高水平投资提供资金这一新方式，这意味着政策规划与哲学的一大改变。最后，雅各布斯说，因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不得不说，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党，尽管我们承认新工党二号与新工党一号不一样。同时，他指出持续强调公共服务改革无疑是新工党所为，而「旧工党」也许不那么担心公共服务，并对其运行表现得更为乐观、自信，这是由于它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采纳了撒切尔主义中最坏的一个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门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追求垄断的集团，保护着自己的特权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另外，马昆德断言新工党几乎对公共服务运行的改善没有耐心，尽管他承认「旧工党」也许对公共服务的利益群体过于着迷。

　　金诺克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只是工党所为而己。他指出，工党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悬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识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投资，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影响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诺克猜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也许应该在工党政府执政期更早些时候进行。

　　雷迪斯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并不特别属于「旧工党」或新工党，只是工党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免费医疗保健。尽管如此，他称贊新工党致力于保证公众从额外的税收中获取应有的价值，而这些税收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服从的。雷迪斯说，强调物有所值，并且审计获得额外资金的公共服务的表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没有提起过的，当然在70年代也没有。

　　哈特斯利在被问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否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时，认为这明显是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他进一步说，2002年预算预示着巨大希望，新工党将愿意通过更高税收提供持续的投资以致力于更好的公共服务。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以及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而未必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

　　关于「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 」这个问题，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总结出的观点，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我支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旧工党」这个词并不能作为工党中的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分类，因此「旧工党原则」同样是个冗余的概念。尽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样，我认为这的确体现出工党侧重点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改善公共服务（如上所述）是新工党的第二届执政期的中心问题，但是似乎有些人认为，公共服务的改进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而不要大量的额外资金。泰勒认为，这是「布莱尔派」的观点，而「布朗派」一直倾向于改变策略并充分地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根本上不可能经得起验证，因为一个政府很少会这么清楚地披露这种意图。另外，和吉登斯一样，我认为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的到来必将是随着新工党成功表明他们能够管理经济，因此，在执政最初两年中产生了剩余的基金，这段时间裏由于承诺遵循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开支计划，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资金。我认为这个承诺在政治上是审慎的，成功达成这一承诺，消除了所有对布莱尔工党政府将不能像之前的工党政府那样胜任经济管理之责的顾虑（不管有多不公平)，这样部分地帮助政府获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莱尔公开承认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许诺。70 2001年宣言不仅列出到2010年时要达到的十个宽泛的目标，还承诺了实现五个保证，是关于经济稳定、优质公共服务、现代化福利国家、加强社群、英国的海外影响等问题。7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诺投资公共服务而言更为激进。尽管如此，其主要历史性重要之处是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开始的经济思想突变。

　　在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的后半期，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未来的新工党政府要代表什么，有关这些几乎都没有连贯的表述。这种哲学言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在第二届执政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忙于国外事务。其导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余波耗费了政府与布莱尔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并不必惊讶他们没有将焦点放在整整两届执政期后重新阐述其政治哲学。

　　在2001至2004年间，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布莱尔在2004年布莱顿(Brighton)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讲到对「机遇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纪传统福利国家为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必须被重塑为机遇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能力与过去完全一样坚实稳固，只是更加适应未来的要求。这将是进步的未来，只要我们记住我们与非正义斗争的原因从来都是解放个人　�幝鄣乃�方不是爱自由的人和不爱自由的人，而在于保守党与我们之间，他们认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后站，让最适应竞争者与最具备特权者成功，而我们理解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生活起点如何，其自由都将通过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社群得以实现。在机遇社会中，与旧有的福利国家相反，政府不发号施令，它只授予权力。」布莱尔试图将「机遇」这一在新工党反復出现的主题置于他为公共服务改革所作解释的中心。机遇可以理解为意味着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布莱尔很有可能希望工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机遇，与他的市场领导的公共服务改革之间产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可争议，因为工党正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増加对它的投资，这些服务对所有公民「在让渡这一点上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甚至试图向工党的部门为市场领导的改革作出解释是引发争议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应该鼓励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因为市场会变得更加巩固而繁荣起来，进而对高质量的公共供给造成威胁。真正切中「机遇社会」言论的关键的是，它在第二届执政期出现得太晚了。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为公共服务改革的计划提供全新的促动力，并使得布莱尔有机会在工党大会上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己经过一个艰难的夏天，他据说曾考虑辞职。另外，批判保守党执迷于帮助有特权者，这在本质上使布莱尔能够开始2005年的大选的竞选活动。

　　正如此前引用马丁 ?史密斯所说的，工党中的现代化者并没有出现于1994年布莱尔成功当选党首之后。要说的是，「现代化者」或按其传统称作「修正主义者」 一直存在于政党中。然而，有意义的修正常在重大社会和（或）经济变化之后发生。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能充当改革的执行者，以新工党而言，1994年后修正主义者确实如此。例如，现代化者提议重新起草工党章程「第四条」实际上重新定位了工党的目的和目标。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在历史的特定阶段走到了政治话语的最前沿。工党现代化者恰当的先例就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经做过讨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一位着名修正主义者就足以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盖茨克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仅就此而言，那么这就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他通过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了修正主义者在工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在其所处特定的时代都信奉一个观点，即世界己经发生巨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也做出改变与之适应。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认为世界变了，己进入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影响着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活动。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多种因素也有所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变革，进而也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75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群体分别以盖茨克尔和布莱尔为工党的领导核心。尽管现代化者们在布莱尔自己还是一位关键性的现代化者时是在金诺克领导下存在的群体，盖茨克尔派也差不多，在盖茨克尔作为1951至1955年间影子大臣时支持他领导工党。还有相似之处在于，盖茨克尔和布莱尔都试图在工党这样非常保守的机构内主张现代化。现代化或修正主义需要思想开放的氛围以及与大众视角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盖茨克尔与布莱尔的个性都允许存在这样的氛围，这可以从他们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件事上看出，区别是布莱尔成功了，而盖茨克尔失败了。盖茨克尔修正主义者与新工党现代化者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为了能赢得选举、组建政府从而实行其思想，他们承诺致力于改变。新工党现代化者，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是1983年大选上的新议员，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与工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在1997年赢取执政权之前作为议员目睹了工党三次选举失利。盖茨克尔派也类似地在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于1963年赢得胜利前目睹了工党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选。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最后一个主要相似点是，两个群体的人都来自工党右翼。许多新工党现代化者的意识形态历程比盖茨克尔派的还要富有戏剧性。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杰克?斯特劳（JackStraw)、约翰?普雷斯科特、玛格丽特?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尽管人数较少，他们属于工党右派，自称占据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翼，他们中有彼得?曼德尔森和己故的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对之前的政治承诺所做的这一简要概括说明单个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转变。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视为新工党的代表，尽管他们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新工党政治学的主旨。

　　然而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时，盖茨克尔派己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有一套表达明晰连贯的政治经济哲学，而新工党的现代化者却还没有产生一部具有显着思想价值的作品以阐述新工党的政治经济哲学。

　　缺乏这样的文本使得辨明现代化者的思想传统这一过程变得艰难。我们可以说彼得?曼德尔森和罗杰?利德尔的书《布莱尔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于阐述新工党的世界观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标，但绝不能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作品。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纯粹的实际问题，即新工党现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权力并改变了工党的政治话语，而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及其后的克罗斯兰派从未完全主导1964至1970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说，1974至1979年工党政府包括盖茨克尔派或克罗斯兰派的部长，他们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其中还包括了克罗斯兰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尔?罗杰斯、罗伊?哈特斯利，但是他们失败了，不像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义成为工党的主导信条。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通过1987至1989年政策检讨的形式以严肃的方式开始。金诺克失利之后，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继续党内改革，最为显着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机製，改变了党员为事务和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是现代化者，但仅限于党内民主，而非党的政策和修辞。布莱尔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后成为党首时，被有些评论家称为「超现代化者」的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改革工党的政策、助选方式及其修辞，超出了此前所有体现出的修正。现代化者同新工党一起把工党完全现代化了，以至于一些工党右派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都说新工党「不再是我的党了 」 因此，到1994年时，并且无疑到1997年时，新工党现代化者己经成为工党的新右翼。这并不意味着成为工党中的现代化者或修正主义者必须只能是来自工党右翼，因为我们可以将新左派视为修正传统的或「旧左派」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观点。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国公司的中观经济力量，这是在斯图尔特?霍兰1973年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着作《社会主义的挑战》中巧妙地瓿傻摹�

　　本章试图给出工党最近的思想史，并解释新工党的一些政治影响和哲学目标。接下来三章的任务是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价值观入手分析、辨明新工党的政治哲学。每一章将以审视与这三个价值之间相关的新右派思想开始，进而探讨关于价值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视角，最后将是分析新工党对每个探讨过的相应价值观的具体哲学承诺。

　　新工党与自由

　　自由是定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试图评价自由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接下来三章的出发点是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政治组织这一历史内涵，因此新工党必须有鉴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所谓新右派理念与原则在英国的思想垄断而坚持维护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据此，本章的第一个任务是探讨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新工党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与新右派相关的观点则坚持严格的消极自由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指出，新工党对「机遇」的承诺及其有关于此的修辞，尤其是「机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证明了新工党致力于积极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对自由的理解开始。

　　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

　　讨论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时，博贊基特（Bosanquet)写道：「自由对于新右派来说是免受强製（coercion)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类动因干预的自由。」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说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个人不依赖于或不必服从于「别人的专断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个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须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而为此他或她必须不受其他人的强製。有人认为消极自由的这些定义并非内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的，且是表达消极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说，对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本质上是免受强製的自由。这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主要定义，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由也可以是免于其他个体的专断意誌支配，这与免于强製的观点并不冲突，事实上为消极自由増加了又一层概念。

　　哈耶克的观点由于只关于个体人类的强製而不是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强製，因此仍然与消极自由的传统一致。对这个定义可能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开始了关于任意与非专断意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的辩论。另外，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这个观点补充了第一种观点，即自由是没有强製，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传统，一个人若受到强製则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为消极自由的定义増加第三层论证，即一个人只有在不受强製时才能真正成为其行动的主人。如果他们被强製作出生活中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製并在强製的威胁下被人为地影响。

　　哈耶克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中不存在另一个人专断意誌的干预则等于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自由」或对自由的强製干预只有通过人类动因才会发生。对于哈耶克，个人的自由只会被不需要的、蓄意而为的人类行动侵害，而不会是通过社会或经济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据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因贫穷而不能承担住宿费用不是由另一个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后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个人没有住处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类动因强製这个人就何处容身做出选择。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于将自由消极地理解为没有人类干预和强製这种简单的哲学信念。

　　大卫?格林（David Green)认为，哈耶克信奉消极自由，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导他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免受强製的自由不能维持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义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没能意识到和认识人类知识的限度，这样也就忘记了社会现实世界（social world)的错综復杂。社会和经济机构历经文明的历史进化发展，不是由试图解决抽象问题的人独立创造的。哈耶克认为，试图进一步安排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而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再次没能承认人类知识的限度，即告诉人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自发而不受调控的，任何调控它的尝试终将失败，这样的尝试会冲击个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于实际认为冲击个人自由长远来看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暴力限製个人的独创性之自由，则破坏了进步和适应可能的改变的机製，即主动性的自由运用。以此观点，改革者不应当采取干预自发性秩序的规则，而应该通过私营组织实现其目标。」哈耶克认为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相信社会正义。对哈耶克来说，社会正义需要大政府，且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无限製的国家主权。哈耶克认为民主製度己偏离其基础原则，即通过分离权力、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依法执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规则等来限製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予个人自由。结果是民主政府的统治具有潜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仅仅是统治人民，并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尤其是，萨缪?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民主：「……己经堕落为无道德原则的拍卖，被用来满足彼此竞争的有组织群体，他们长久看来终宄不会得到平息，因为他们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种描述性的意义上支持受美国启发的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从争取得到公民的选票这个方面分析政治市场，就如同商业企业为了公民的英镑或美元竞争一样。但是，和这些理论家不同，他不仅仅视其为缺陷一一在商业市场中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他认为其内在令人反感，因为它们与正义毫无关系。」布裏坦认为，哈耶克将利益群体视为对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为政府最终会让步于巨大的利益，而这些让步的总的结果是公民间接受到授予这些利益群体的措施的影响，而他们是不属于这些群体的。这可以通过对个体公民征收更高的税而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反贫穷活动家向政府请愿重新分配更多的财富给贫困群体，或者是超级市场中可供消费者的选择减少而限製个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因为「公平贸易」倡议者成功地说服了政府禁止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劳动法为止。这样，由于利益群体的交易，个体公民更可能体验到他或她自由的减少而非増加。从而这就需要权力和政府的职权范围最小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对哈耶克消极自由观点以及民主製度缺点的这一简要概括使得我们能够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相应地理解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撒切尔说，尽管保守党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裏是自由企业的政党，并且使用过「英国强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这样的选举口号；在战后数年裏，这实际上：「……是在向左转的长征途中暂缓脚步罢了。」撒切尔认为，每届工党政府向左的方向推进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在重返权力之后对改革小修小补，而从未逆转左倾的趋势。她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保守党只放松社会主义的束缚，却不曾脱掉它。」撒切尔自1979年担任首相开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约瑟夫的影响，他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传播者。15自由对于撒切尔来说明确地与具体的政府态度相关。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製度，其中的个体家庭和企业能够追求他们的雄心壮誌。稳定的体系包括宪章性稳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国、通过健全货币的管理实现经济稳定。撒切尔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国家因素应当停止干预个人的生活。

　　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对自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从消极方面表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雷蒙德?普兰特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理论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严格独立于任何自由所能服务的积极目的和价值观。从追求某些目的（如个人只有在遵循X、Y、Z等价值时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义自由则是积极概念，其预设的前提是人类的性善论与自我实现理论，这样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论断不相符了。」社会民主主义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将其视为授权性动因（enabling agent),通过政府的积极协助保证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再分配性税收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公，从而确保社会的贫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利。新工党的准确作用不是关于回应所谓的自由主义消极命题的思想霸权，如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任务严肃地开始时那样。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诸如亚历克?诺夫、雷蒙德?普兰特、伯纳德?克裏克、布赖恩?古尔德、罗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将这一自由概念与其他同类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比如平等。因此，新工党的任务不只是实行政策从而将积极自由概念与机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而是这样将个人需要与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手段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消极自由概念的回应，即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似乎两者界限模煳了。这两种政治哲学都相信且想要促进个人的自由。本章认为，正是期间变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基本的分歧。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论文《消极和积极自由》当中认为，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自由的消极和积极概念。他认为关于自由的论断应当被认为是三兀素组成的关系，即X免于Y并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学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哲学群体就其所理解的X、Y、Z等变量的范围是有不同意见的。19因此，麦卡勒姆认为我们不足以对自由的争论中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说：「这一无能为力的表现，换言之，其诱因是源于把两种自由的区别简单却传统地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与可做某事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一这样的分类意味着自由可以是此两种二元关系中任何一种。」麦卡勒姆认为，如果关于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不是解决自由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部分地解决什么可算作阻碍或干涉了所考虑的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样假设将更加有用。他说：

　　「其区别是植根于关于长期变量的范围的不同看法一一即关于这些自由的动因的（『真实'属性，或者是关于这些动因所会（或者不会）做（或成为）的事物范围。这些区别尽管也许不是一向明显或突出，但还是会导致对个人何时可谓自由的解释极为迥异。」接着麦卡勒姆提出三点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的长期变量的不同信念之间的区别，分别如下：

　　1.坚持消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坚持积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

　　2.前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况下才有做（X)的自由；后者不采用这样的限製条件。

　　3.前者认为自由问题中的动因（例如，「人」 「人类」）实际上可以视同为英美法律中所认定的「自然」（与人工相对）人；后者有时关于这些动因如何辨别有差异很大的看法。

　　普兰特展开了麦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关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由是三元素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辨识出动因（X)，阻碍性条件，可能是强製、限製、干预、障碍（Y)以及动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视的性格和环境的行动或状况(Z) 。

　　新工党的积极自由概念

　　也许可以通过以下纲要表示：

　　(X)动因=个人和社群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个人和社群一（Y)缺少机遇一（Z)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关于工党中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纲要将与新工党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党中自由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左派」或比万派左派认为尽管减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理查德?克罗斯曼28可以说是主要的「旧左派」思想家，他说：「如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工业管理或者国家官僚机构手中权力的集中化一一简言之是重新分配职权，从而扩大选择的自由。」因此，也许下列纲要概括出了他们对积极自由概念侧重点的不同：

　　(X)动因=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加上私营管理/国家官僚机构和缺少工业民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与新工党的一样，但另外还有工业的社会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

　　(X)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一 （Y)缺少机遇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机遇使个人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并通过工业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产业从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怀有与「旧左派」相似的愿望，即重新分配经济权力并确立工人的工业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经强调，斯图尔特?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阐述的论点引起了对中观经济力量（这挫败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的註意。

　　用富特的话说，霍兰的论点寻求：「……通过计划和公有製（提供）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补救方法。现代国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际资本主义中己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从而动摇了这些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阐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纲要在侧重点上将和上述「旧左派」的纲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认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从历史上是作消极理解的。换言之，即是免受强製的自由，免于他人独断权力的自由，以及使个人免于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其所附庸之上级的那种联系。33另外，他指出社会主义己经操纵了自由的意义，并将其变为免于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当然只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己。」而且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蓄意败坏「自由」这个词的名声。事实上，公允地来看应当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从消极方面论证，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得到有力的论证，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当中呈现出的悲观主义充分地表明，数量可观的人正在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的观点。

　　新工党与「机遇均等」

　　在新工党的修辞、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说中，自由的重要性并不被经常提起。尽管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着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传记中回忆了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10月写给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中对消极自由的限製难道没有激发一代代人去寻找某种超越放任主义的社会模型吗？ 」布莱尔继续写道，「积极自由有其正确性，无论它在苏联模式中被如何践踏。」 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布莱尔关註诸如信奉积极自由这样的哲学信念。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封信的日期仅在新工党执政五个月之后，可见布莱尔也许是在寻找某种哲学观点以表达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莱尔的信，自此新工党对积极自由概念几乎没再做出哲学承诺。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有所着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和布赖恩?古尔德将自由作为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述中心。这很明确地是在回应新右派将自由以纯消极的意义使用。至于新工党为什么不经常讨论自由的价值，则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在这裏表明的一点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体的公理，尤其作为英国所有政党所提倡的一项原则。以赛亚?伯林在他的着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当中提出，自由几乎得到普世认同，因此可以对之有多种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贊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自由被当作假定的事实，这样下一步政党要做的就是定义不同版本的自由并将它们与政策建议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所认为的自由则是从它对无处不在的机遇所做的承诺，抑或所谓的「机遇均等」。机遇可以被定义为适宜或有利的境况、前景或选择的结合。

　　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机遇」用作授权性动因，以使尤其是来自贫困背景的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新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的社会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机遇的社会。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会贊成机遇平等，这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能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出自己决策的平等机遇以及免受强製、免遭干预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的标誌。新工党所信持的「机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组织提倡的机遇平等更为「厚实」，复盖面更广。然而，新工党必须从它的其他价值方面表达它对「机遇均等」的承诺，否则将很难辩驳认为其与机遇平等并无区别的指责。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机遇均等」是新工党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与平等作为「优先事项」的务实的外围工作。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概念为基础。这不像黑暗对于光亮那样绝对相反，而是消极自由的延伸，正如对社会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认为。自认为持积极自由论的人不否认消极自由论者的观点，即人应当在生活各领域中从没有明显「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将自由的范围从仅仅是一个从强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个授权行动的概念；从个人的有意的强製到自由市场结构性的间接强製，以及人生机会全凭运气的分配。积极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消极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以赛亚对两种自由概念所做的评论，那么这样的态势则变得復杂起来：「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着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我由谁统治？」和「谁告诉我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表明，彻底考察两种自由的概念时，它们试图就人类状况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将导致我们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中一种概念。这也转而导致我们假定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类型以及我们认为同类政治概念（如结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使一种政治信条区别于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完全可以大体一样），而是这些价值观的分级结构（hierarchy)。」通过对比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学可以得到此命题的一个实例。安东尼?阿布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信条不同，因为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置于他们价值观分级结构的顶端。45 T.H格林与哈耶克都可以被列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指出，格林提倡积极和消极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纯粹的消极自由概念。尽管两位思想家都信奉个人的首要地位，都坚持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政治原则，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会」的概念，重视不同的次等原则，比如社群。积极和消极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这种过分的简化是误导性的、不准确的。这两个概念真正引起的讨论是由个人决定他们要就社会和人性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会最重视怎样的答案。积极和消极自由作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价值，也涉及人们根据对人性和他们所想创造的社会类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问题。

　　新工党贊同(就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它认为「我被谁统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于是开始争取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政治征程。这样，自由变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强製，而成为了人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实现其内在欲求的自由，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我统治」(self-mastery)。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授权性动因，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领域，而不只是道德领域的，免于人类干预的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论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党的修辞中，「机遇」是授权性动因，使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自我统治。

　　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是机遇和积极自由暗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政府干预、优先重视社会贫困群体并将他们提升至足够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遇的原则被指隐含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莱尔和布朗所说:「有相当重要的少部分人从社会主流中被分割、隔离出来。他们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长期无业、贫穷或缺少教育机会，有时还经受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犯罪的困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得不到缓解。」 「在工党的新章程中我们承诺寻求最大范围地推广财富、权力、机遇。我想强调机遇是新的政治学中的关键性价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对右派来说，机遇的特征是个人从国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遇与社会不可分离，政府行动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过去太过轻易贬低其为个人改善自身与家庭而推进大范围机遇的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以抽象平等的名义抑止了机遇。严重的不平等继续代代相传，于是进步的左派必须强有力地解决对真正机遇平等的障碍。但是平等机遇的推进并不意味着福利供应和公共服务中毫无生气的整齐划一。现代左派也不会狭隘地看待机遇：艺术与创造性产业应该是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稳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们不解放每个人的潜力，则不能建立动态的经济。阻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机遇的福利国家将拖累经济。促进工作的福利国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建设经济的更大的动态机製。」「我想要这样的国家，人们取得发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虑嫉妒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nvy)。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而不是更少。但这些人生机会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壮誌雄心和同情怜悯被视作同伴而不是敌人一一我们既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公共服务。」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认为，有关新工党机遇价值观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味着新工党政治哲学存在分歧。这些不同当中有一个如怀特所说的：

　　「……关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问题存在『左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个承诺宄竟是针对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宄竟需要什么政策来满足这个承诺。」怀特称，工党现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间派」，因此新工党内存在哲学分歧。

　　布莱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领导人物，但「左派」领导人物却未指出。怀特的观点仅仅是，这两派人的分歧在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并且「中间派」从精英领导体製的方面理解「真实机遇」，而「左派」从更为平等主义的方面理解。这也相应地意味着，他们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实机遇」的正确政策有分歧，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履行他们对积极自由的承诺。紧随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左派」认为精英领导体製允许「真实机遇」中存在非正义的不平等，这些是因为残酷的时运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随意性差异。怀特认为「左派」「……认为原则上政策应当谋求如何缓解不应有的残酷时运所带来的不平等。」 相反，据怀特的观点，「中间派」是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对收入再分配态度含煳，反对对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税。尽管怀特的观点对新工党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实验，亦即，我们如何基于极少的源数据看出单个新工党政治家是否是「中间派」或「左派」？这是有疑问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赖于推断。

　　怀特关于「中间派」和「左派」的「真实机遇」论点的第二个缺陷在于术语方面。「左派」这个词是可接受的，可视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但「中间派」一词的政治含义则不清楚。也许更恰切的且根源于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衍生出的温和左派的态度。社会或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了自由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放任主义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后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义的先驱。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中间派，具有政治传统，是一种进步的左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使用时与具有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观点认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纽带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与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部分相同，后者被认为影响了盖茨克尔、布莱尔、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传统紧密相连，很难轻易区分。因此，如上所述，怀特所形容的关于「左派」和「中间派」之间对「真实机遇」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是侧重点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目的。

　　积极自由的价值观被新工党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先辈相似的模式继续下去。新工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罗斯兰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坚持通过享有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积极权利体现出来的自由的价值。尽管如此，新工党将自由与社群的价值联系起来，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积极自由预设为前提的诸多优点方面，关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许会有争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强调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换取某些国家授权。例如新政项目，规定个人在求职并同时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补助之后，为了继续享有获得补助的资格，必须在下列四项中选择一种：教育课程；有组织的工作安置；从事环保项目的工作；或者从事慈善或誌愿者机构工作。20世纪中叶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继续优先重视公民享有权利，而不顾任何社会或群体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阻碍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对于如哈耶克这样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类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碍才能限製个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认为，任何由人类行动或社会和经济力量引起的障碍能够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贫穷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限製，不管贫穷的个人是否对他的状态负责，也不管他的贫穷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兰特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识的行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义传统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种，而也是生来就有、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行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源、福利、教育等领域都存在。」对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讨论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行动的蓄意和可预见结果。哈耶克认为，在市场运行中，个人对其行动的结果不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些结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贫困群体）与纠正市场中的非正义对个人的市场决策没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尽管个人行动可能并非蓄意而为，但其影响有时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它们是可预见的，且伤害到了他人，则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预先得以製止的，因此个人就变得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了。如普兰特所说:「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论证，能够基于某种社会正义的思想使市场易受道德评论的影响，无论这思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放弃它的理由。」我们己经註意到，新工党用来履行其对积极自由价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诺个人生活各层面无所不在的机遇或者「机遇均等」。机遇的理论语言是新工党用来阐述其自由概念的务实方式，个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尽可能保证最充足的情形和选项供每一位公民选择。

　　新工党与平等

　　本章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平等的价值，和上一章针对自由的方式一样。本章将依据所谓新右派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观点考察新工党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澄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不同概念的术语，诸如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党表达的两个理念：「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以及「进步普世主义」（progressive universalism)。于是可以认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为充足(sufficiency)、优先（priority)、平等主义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这被当作关键任务，因为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评论家和作家曲解了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一概念，并与此同时指责新右派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透彻地探讨新右派有关平等问题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个任务（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类）是，指出包括诸如R. H.托尼、安东尼?克罗斯兰、罗伊?哈特斯利及继承其影响的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平等的优先与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平等概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提出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类型乃是促进优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进严格平等主义的自由概念，因此这样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关平等价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开始将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围绕平等概念的术语。

　　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平等」的术语

　　显然，在讨论平等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讨论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时，可以概括出三个版本。它们分别是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有时被称为「民主平等」）以及结果平等。机遇平等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由保守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公开支持的原则。此原则坚持，每个个人都应当能平等地获得工作和职位，例如公职。它包括无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待遇，并要求一个以才能为基准的社会。机遇平等禁止裙带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优惠待遇和个人特权，它试图保证所有个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是非歧视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支持，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在较低程度上支持这一原则。它扩展了机遇平等原则，通过减少由不幸、基因遗传和社会非正义带来的影响，包括了由个人背景、教育、才干或能力决定的问题。它试图从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做的同时减少社会中的物质性与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结果更大平等的政党这么做是基于不平等，比如基因遗传的差别是随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因为，作为社群他们认为个人有责任通过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更大平等，从而进一步帮助弱势团体，而不只是保证程序上非歧视意义的机遇平等。

　　工党中坚持结果平等的原则（或结果的完全平等）的为少数个人和团体，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Marxist SDF)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工作将成为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公社行为，因此工资薪酬的差别将与之无关。

　　除了这三种平等，新工党在执政期间还支持两种观点，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承诺。这些观点是，「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与「进步普世主义」。7新工党「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观点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财政部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中运用。尽管如此，布朗的演讲中似乎没有对这个观点明确给出过定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暗示，这既是承诺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也是承诺保证结果以使其不低于最低水平。体现这一观点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现在是领恤金者信贷（Pensioner Credit)。新工党「进步普世主义」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预算中用以描述巩固新税收和救济金製度的原则。进步普世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为几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但更多关註于最需要财政支持的人群，将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预算报告认为：「新的税收和救济金製度实践了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支持所有人，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时提供更多帮助。然而根据布朗在1997年大选准备阶段与前自由民主主义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一次谈话，围绕新工党对平等的承诺的争论变得更加混乱：「我尝试想出一个单独的中心主题，来表达我们所有的观点并将它们一起连结起来。不能称之为「主义」一一那样听起来太意识形态化了。我决定中心思想是『机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写的《公民的英国》这本书中所谈的。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无法设计结果。我们必须有的是一个做好干预准备从而为所有人提供机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当在他的自传中记述，布朗倡导机遇平等，并表示这是他对当代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的中心原则。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布朗在1997年于大选前回见阿什当，到他任职期间概括出机遇平等、结果公平及其后的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其间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对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解释仅仅是传统的、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吗？有观点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布朗改变了他将机遇平等作为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中心原则的观点，回答的根据是，他的预算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虽然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原则比较明确，但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仍可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各种解释，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的理解混乱。另外，新工党提倡的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似乎含煳不清，因而在寻求对诸如平等概念的哲学承诺时问题重重，且进步普世主义的观点对新工党描述其平等观而言是一种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本章我倾向于遵循这术语上的区分，但并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学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着作《平等与优先》中阐述的结论，因此在下列关于平等原则的观点中作出区分：承诺把人提高到一定层次，以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过满意的生活；承诺一直优先考虑社会贫困人群；承诺信奉严格的平等主义（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财富的所以不平等）。这三种观点可以分别命名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优先概念、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新右派反对平等的思想和观点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对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这类观点直接与他的自由概念相联系。哈耶克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贫穷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缺乏自由或者导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则和他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反感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英国及其海外的社会主义的高涨。尽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才主导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内核，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书出版之后早期新右派对保守党的影响：「其本质上的意图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大学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兴起对保守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在教师中也是如此……工党失去了对智识和思想界的垄断。」这个观点得到撒切尔的支持。她讲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对她观点的影响，表示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党内获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经使她的观点成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为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干脆、明确的分析性观点，论证了其经济理论与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短缺有何关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长期对自由事业和自由持乐观主义态度，并让我从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占上风时坚持了过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二个观点是，社会主义是相悖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价值1(尤其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经济中有限的政府干预 (定义为个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尽可能免于强製）。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政府干预经济、再分配税收的攻击在于他认为这些内在都是社会主义措施。因此，哈耶克认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涨与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废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己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还是以一种相当復杂难懂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级。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的观点相联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能区分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渐进的社会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极权主义。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自然的结论必将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导致对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这就是后来的着名论着《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这一次哈耶克的断然否定并不只是基于认为富裕者因收入向贫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对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于社会正义不存在这一论点。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幻象，因为在自由市场的交易中没有社会正义发生。23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断言非正义只有在蓄意违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当窃贼偷窃钱包时，非正义就被施于盗窃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个人失去工作或者获取不合比例的回报，也没有发生非正义，是因为市场的运行反映的是无数个人并非蓄意的行为，这不造成任何非正义。

　　有观点认为，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为对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优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学承诺。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是再分配税收、高公共支出、全体授权性社会福利计划等经济和社会机製。因此，新右派坚持平等的概念吗？本章认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应当得到国家的最低工资以防赤贫。然而这是对充足概念极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诺。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充足概念是极端不同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耶克所认为在道德上「充足」的标准是远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水准的。他说，防止赤贫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国民饥饿致死、无家可归的国家物资供应的最少量，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而是基于简单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持的对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诺。

　　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引起了对哈耶克思想逻辑的註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哈耶克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该确保基本最低标准？」哈耶克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困难，因为基本最低标准的思想要求具有什么是基本需要或绝对需要的概念，而因为他想说许多社会概念是主观性的，那么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会不在此列？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连贯之处，乃是基本最低标准的实行问题。要让基本最低标准起作用，其必须由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而从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确立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不应该在理论上支持中央国家机构作为资源的分配者，这对纳税人来说费用昂贵，而通过支付能力调查（meanstesting)会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并且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哄抬」影响。

　　以下观点将指出，新工党的充足概念与哈耶克的概念实质上是不同的，它因为新工党所定充足的标准远高于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寻求提供仅够防止无家可归和饥饿的物资，反之新工党实质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权利资格。新工党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现并不表示它是出于对相对性的考虑，而只是对应该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标准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观点更为充足。另外，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同样包括了对平等的优先概念的承诺。优先概念的意思是，尽管个人也许有适量充足的生存物资，但优先主义者想要深入持续地满足社会贫困群体的需要。26这要进行尝试，无论这些贫困群体是否己经得到国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资。

　　如此，要总结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不平等和贫穷不构成「不自由」，尝试弥补相对贫困需要强製个人，从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财务自由，而且实行平等回报製度将造成大量财务成本；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尝试都是在道义上不合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是错误的，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将这些新右派的观点浓缩为两个命题。第一，关于分配问题，社会别无其他合法的计划，只有防止绝对意义上的贫穷；第二，与更大平等原则相联系的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危险而非法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关平等的论着影响了工党内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过减少收入、财富、机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到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其中心在于他意识到有更大平等则会有更大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托尼的逻辑，更大平等带来更大自由，这也允许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大的遵循个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由意味着：「……能够在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因而不会更简单。这个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否对普通人开放，后者从中选择时遵循他们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于纠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与平等将能和睦共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註定为敌。」有さ氖牵�托尼意识到平等一词的復杂性以及可归于该词的意义的冗余：「再一次显而易见，『平等』一词具有不只一种意义，围绕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为同一术语在使用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本章中我认为托尼对平等的观点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后者历来在工党内得不到支持，除了萧伯纳��1901年脱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社民联31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党左翼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优先概念构成。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与此不同，如托尼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如果不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平等则不能更加自由、博爱，这需要一种持续给予贫困人群优先关註的平等。接下来的评论，尤其是加着重号的评论，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类「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资时，额外的责任应由额外的回报补偿，以作为对己执行的服务的承认以及对执行服务的诱导，没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一个人应当比别人挣得多，因为社区的环境、普通教育、生活习惯孕育出尊重与考虑的普遍传统，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的人忘记、忽略了这些账房的细节（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阶级应当从其他阶级享有的文:明传统中被排除出去，并且人类根本的、深刻的伙伴关系，应当为琐细的、肤浅的经济差异所遮蔽，「寻求平等不能通过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为这既对得到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对没有得到的人有害，寻求平等是要通过确保现在他们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不认为所有不平等都应该废除，但他确实坚持认定给予社群中所有成员「合理的物资供应」，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可以视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观点认为托尼持有平等的优先概念，因为他觉得所有阶级应该分享社群的财富，在事实并非如此的地方，人们应当优先关註最贫穷的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从而使「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这些语言并非准确地概括持续优先关註最贫穷的群体，但暗示富有群体更多的财富将必须用于「共同的用途，，而这个短语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的术语。简言之，这个短语是托尼用以表达优先关註（特别是通过社会开支）最贫穷阶级的说法。

　　其他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与更近一些的罗伊?哈特斯利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信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结果更大平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罗斯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原则，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硬』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自由的』概念。」如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结果的更大平等，亦即严格的平等主义概念，那么这就特别地意味着要保证持续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而问题之一则是什么是「结果」？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缩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正如克罗斯兰明确指出的：「首先，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继承的财产而非工作，它们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每个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最高回报这一原则，而授予有差别的利益只与出生的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人类自己劳动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劳动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们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别，也有机遇的差别一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人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悬殊，以至于人们认为，为了这么大的回报而单独挑出经济能力素质，相较于其他个人属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较于其他类似收入受到税收製度过分慷慨的对待一一也就是说，如果税收的基础在衡量个人的赋税能力方面是个糟糕的工具，那么就会出现非正义。」尽管如此，克罗斯兰同样关心缩小教育製度、财产分配、需求阶段中的资源分配、工业权利定位当中的不平等。然而，有关所谓新工党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讨所要问的最为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没有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追随者倾向于批判新工党放弃了结果更大平等原则或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平等」。有观点认为新工党所认为的平等在原则上与克罗斯兰所认为的相似。两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权的形式保证生活所依赖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两者都想持续关註贫困群体，两者都想通过保证如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机遇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自由概念，来减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问题如下所述：「克罗斯兰和新工党对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别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对于社会贫困群体中的哪些人应该给予优先关註？可以允许社会中多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关于这三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工党之间，就侧重点、政策规划好和期许有差别，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阶段（克罗斯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工党是在21世纪初）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像新工党那样信奉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吗？如果答案是「不，他们从未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们像新工党那样坚持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那么如哈特斯利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工党在哲学上比他们所想的更为相似。

　　上述所引内容表明，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他而言其本质是关于平等，约翰?罗尔斯称之为「民主平等的」平等。罗尔斯的立场是他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以使两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另外，罗杰斯认为，当这两条原则相冲突时，第一条原则或「自由原则」必须优先于第二条原则或「差别原则」。因此，由罗尔斯的观点可推知，社会中会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假设遵循了第二个原则。很清楚的是，罗尔斯不提倡严格的平等主义。差别原则所真正体现的是，罗尔斯提倡平等的优先概念，他认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应该如此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随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罗尔斯是什么类型的优先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提倡社会以之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应该持久地优先关註最少受惠者，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体与例如社会普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并不影响原则。因此，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认为罗尔斯所信奉的平等的优先概念是严格的优先主义。本章将论述新工党持有非严格的优先概念，与罗尔斯所持有的有细微的差别。总体来说，克罗斯兰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罗尔斯的概念，并与新工党所持概念相类似，但是原则中的个别地方还是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贊成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强烈斥责新工党放弃这一承诺，而事实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时表现出对平等和自由明确的误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学价值是什么？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我们无法达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种程度。我指的不仅是经济平等，我指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财富的也是权力的平等分配。对更大平等的承诺本身是目的吗？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认为，自由需要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力量。我不认为自由是没有限製，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你做你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学上是混乱的。他说，平等和对结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则，从而他成为了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如此，在下一个问题中他回答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们在实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则，那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结果的更大平等。另外，这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怀疑，即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有关平等和他们政治价值的整体秩序非常类似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厌恶新工党的保守修辞和过于谨慎的政策规划方式。

　　新工党的平等概念

　　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平等观念都不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概念。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把人们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够」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之（如上所述）称为平等的充足版本。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足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充足」？在英国社会，关于一个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称作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是没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识的。45尽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务。在历史上，这工作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津贴和授权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等的概念是达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于是它毫无保留地允许个人挣得收入。鉴于国家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劳动力在充足的最低标准获得报酬，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个范例。

　　新工党平等概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承诺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英国社会的贫困成员。这(如上所述）可以被称为平等的优先概念。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优先概念可以有两个流派或者以两种方式解释。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严格和非严格优先主义者。严格优先主义者想优先关註社会贫困群体，不管他们按绝对值计算是多么富有。譬如，这样的贫困群体也许事实上（据严格优先主义者）拥有相对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国度假，拥有较高额的存款并仍需要在财政上得到优先关註，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也许仍旧是一定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非严格平等主义者也想给予社会贫困群体优先关註，但他们认为当贫困群体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优先关註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两个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经济状况在绝对值上逐渐变好，那么非严格平等主义者就逐渐停止优先关註这个群体。这样的问题在于明确两个疑问。第一，谁是社会的贫困群体？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规定资源到什么水平则停止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这样的群体？

　　本章认为新工党信奉的是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党在全英国将生活标准提高到以下程度：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对贫困群体没有清楚的分类，因为75%的人舒适、充足地生活（意味着不只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们也有「合理」水准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则非常富有，那么根据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不需要再信奉这种平等的概念了。尽管如此，假设新工党信奉的是严格平等主义形式的平等，那么它将继续为英国人口中生活相对25%的富人而言贫穷的那75% (尽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满足，并且他们倾向于获取一些财政「需求」）获得更大平等而从事运动。

　　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是与新工党不同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与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程度，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区分，那么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人将少得多。

　　新工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其例证有针对最贫穷领退休抚恤金者与最贫穷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党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其他例证包括其对幼儿「安稳起步」（Surestart)、每一个四岁儿童的托儿所的5800万欧元投资；供儿童慈善事业使用的4500万欧元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亿欧元投入针对18至25岁人士的新政以及针对25岁以上人士的新政；针对50岁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针对单身母亲及残障人士的新政；同样，针对2000个最贫困地区就业的行动团队（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学开支；针对11至25岁不能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人的「纽带」（Connexions)项目。

　　我们註意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则证明是一些怀疑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凭据的人论点的哲学支柱。显然新工党对于平等的原则相当含煳不清。与围绕平等原则的辩论类似的问题是，新工党是支持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抑或有时称为上升的衡量贫困的绝对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一次，新工党似乎在发出自相冲突的信号。布莱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新闻之夜」（Wewsn/ght)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时作出着名的表态，即他认为绝对的贫困水平是重要的，并且几乎要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点滴获益」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过在概括他对抗儿童贫穷的策略时使用相对衡量标准，进一步使得辩论混乱，并进而宣布表示儿童贫困的绝对水平有显着降低。

　　新工党关于平等原则含煳不清的例证是，1999年3月18日，布莱尔在伦敦汤因比大厅(Toynbee Hall)发表贝弗裏奇演说（Beveridge Lecture)以纪念牛津大学学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说中，他阐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时消除儿童贫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减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内消除120万。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50万(相对而言），即从1996至1997年的440万减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万。因此，距离目标相对而言还差70万，但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50万，己然超过了目标。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对性数据，于是没能达成目标，所以从绝对性方面展示其发现。

　　因为布莱尔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在新工党的核心即存在含煳不清。这纯粹是猜测，也许在将来回忆录出版后会清楚明确地解决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与资深公务人员就新工党政治思想的访谈中，我得知新工党或至少是财政部坚持克罗斯兰派的平等概念，但将其应用到现代经济的语境当中。受访者说，财政部应用结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教育津贴、如「安稳起步」等具体的技能与教育培训机会，还包括「工人家庭税收抵免」，确保了有两名儿童的家庭有更为公平的结果，这些家庭每年劳动收入13000欧元左右，或者国家平均收入的一般从而大约状况得以増加3500欧元。受访者告诉我，这么做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劳动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为了提供更公平的结果并进而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结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党所奉行之平等原则的含煳不清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因素。新工党的平等包括对当地社群和社区的投资。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将权力分散至社群，并使得就政府的钱花费在什么上的决策民主化。汤因比和沃克认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于由1000至4000人组成的20个或更多的社区，向每一个社区提供2000万至5000万欧元项目资金，必须显示出它们是真正立足于当地社群，吸纳所有当地服务一一学校、卫生、社会服务人员、警察、房屋管理部门、就业服务部门。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事情并对当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问题提出当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产生这些措施，是因为意识到不平等不只是个人之间薪酬比例不等，还包括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社会和公共服务供应不平等，并且各社区还在获取社会物资（如公共空间、好的学校、图书馆、当地便利设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党关于其平等概念的含煳不清是令人遗憾的，但它强调人生每一阶段的教育、技能、机遇，这是实用的而且是为应对英国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受众而做出的选举权宜之计。例如，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期间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税，即25%的较低税率，33%的基本税率，83%的较高税率，以及98%的针对非劳动所得的较高税率，这对于现在的选举不可行。这并不是说，英国公众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増加。在2002年预算中，税收増加（主要通过国民保险分担（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将大量的钱投入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书写作时，根据可获取的民意调查数据）这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欢迎。57这种对所谓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水平的直接税製的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对社会收入最高群体征收较高的税阶。费边社的税务与公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议对每年100000欧兀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创建50%的税阶，这将对约200000公民产生影响。国内税收（Inland Revenue)计算得出，这样的税阶将在2000至2001年产生29亿欧元，并预计随着更多人进入收入100000欧元的群体，而会在之后数年以每年约2亿欧元的速度増长。

　　我们在评价新工党及其信奉的平等时，必须考虑到新工党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后撒切尔政府，试图劝服仍旧心怀疑虑的选民相信税收増加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存在于某种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个人主义、有限的政府干预、对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围裏。哈特斯利说，是否持结果更大平等的观点（约1956年60)是看一个政党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测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英国共产党将可算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参与民主，而新工党将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脱离工党的社民党一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广阔空间中找不到容身之处。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罗斯兰、哈特斯利以及新工党提倡平等的原则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手段，并时而作为确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会的手段。本章的观点是，工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以来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同样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认为，在工党中只有萧伯纳、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最后，本章提出，诸如「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和「进步普世主义」等思想是含煳不清的，并且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信奉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主义与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党与社群、民主

　　本章将再一次以前一章针对平等的方式，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价值。本章还将根据所谓新右派观点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群的观点，考察新工党所采用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概括出新右派关于社群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其的反感。

　　第二个任务是讨论包括R.H.托尼、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内的思想家对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本章第三个任务是解释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将探讨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美国社群主义和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观念，即「联谊」（fellowship)，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理解新工党的社群价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个任务是讨论在新工党社群框架内扩大民主的问题。将考虑围绕新工党权力分散项目的含义；将探讨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各服务的平等状况的看法；还会评论新工党对誌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的态度。本章开始将讨论新右派思想家对于社群价值的态度。

　　新右派反对社群的思想和观点

　　约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认为社群原则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这一思想是与新右派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自然状态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中的社群作为具有规则和联系的集体，只是由允许更为自然的联合体一一市场来运行的契约建立起的人造物。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于人性，与此相似的是，诺齐克（Nozick)认为市场活动是第一位的，带领国家悄悄地接近人们，甚至连概念上的契约都不需要。赚钱的买卖永远都比友谊的本能重要。」那么哈耶克关于这种政治价值是怎么说的？简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对社群的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哈耶克不攻击社群也不就方法论提出反对它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的哲学中并不明确体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关註的是反对社会正义的概念，反对中央国家的所谓权力増长，反对限定或限製个人自主权的任何运动或政策。他所敌视的是集中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他认为这些倾向会对国家权力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就意味着哈耶克会反对国家层面的社群行动而不反对地方层面的社群行动。当然，这要视个人理解「社群行动」的意思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动的定义不只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约性关系且仅仅是实用性联合体，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于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联谊共同体。这一观点表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会反对允许国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提出基于社群价值、规范、信念的有利于其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是社群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共同体。哈耶克的意思并非反对围绕地方层面的社群，因为这不会直接引起他对国家权力提升的警觉，而他认为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是坚定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因此，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并且回避任何社群主义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论的或规范性的。以哈耶克看来，社群主义对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的构想会将政治推向极权主义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类上反对，基于对超越防止贫穷的基本社会供应的兄弟情谊或伙伴关系的理解，从社群对贫困公民的义务或从对社群其他成员负责的方面来表达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

　　总而言之，社群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倾向不管是作为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的支持、解释，或是作为对国家层面公民权的描述，还是作为提倡善的某种概念的原因，都将违反构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哲学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

　　在实际的政治中，撒切尔和梅杰领导的英国新右派政府对社群思想鲜有评论。在总结新右派主导的政治世界的时代精神时，撒切尔有很着名的一句简短的话，其中说道：「……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不只是新右派对于社群概念、社会责任、「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还可以理解为所有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公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包含有对社群和社会责任的描述。也许从迪斯累裏（Disraeli)时期，但必然是受到由伦道夫?丘吉尔（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帜下领导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的影响，保守党人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是社群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以此作为其政治任务的声明。尽管人数少，但丘吉尔和他的同盟者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并转而到了其子即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这份遗产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格林利夫（Greenleaf)准确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对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的影响：「当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并没有在保守党圈子裏引起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索尔兹伯裏（Lord Salisbury)怀疑主义的支持下也许不能期望什么，因为他的态度类似于苍白的、消极的迪斯累利主义……然而在伦道夫离开以后，激进的精神依然很强烈，正如托利党改革联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组织的活动。」约瑟夫?张伯伦以他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保守党政治家。他在自由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壮大之前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正视一个新的有先进纲领的激进政党形成，取代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政党有能力处理工业化和民主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张伯伦由于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场，转而支持对方，他成为保守党席位中贊成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进一步说明，张伯伦的政治观点要求他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对待社会问题，政府代表整个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的激进的关于公共义务与社会企业的托利式理念集中关註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本章提出，「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个词很适合描述某种家长式保守主义，强调社群责任与社会义务，而且这很明确是保守主义内的一个思潮，自20世纪中期以来15,尤其是70年代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党运动历史上被视作伦理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工党内对立派系的很多成员也会承认他对其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性影响力。在工党运动中，托尼的着述是认同社群价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词「联谊」（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关于政治思想的着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问题和由贫穷导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时很难发现对社群所做的明显、确切的讨论。尽管这样，一旦读者研宄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记》(Commonp/ace Soo女),那么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会主义是他基督教联谊的理想。他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价值上使他们平等，并以此为目的本身，他的这种态度贯彻于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评论揭示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神学秩序：「……托尼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强调效率，或是完美社会机器的对称，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宁说其强调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伦理上的，强调基于人类联谊的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群或基督联谊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在某个方面是托尼追求的价值，尽管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会。格林利夫将托尼给予个人更大自由与鼓励建设更为博爱的社会这一目标视为，社群鼓励并授权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在更为平等主义和道德的社群中成为积极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环境更为富足、特权更少的社会环境中的联谊、参与性的公民权以及个人自我发展的渐进过程。他所关註的不是建立规整的社会製度，而是基于真正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当联系中释放人们的能量和潜力。」与新工党相似，托尼将降低物质与社会不平等视作使社会同时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认为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着重提出了支撑托尼强调学习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及其质量在维持托尼所强烈批判的阶级差距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转变，那么将涉及从根本上改变社群中所有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贪婪性、竞争性的态度转变成以联谊、合作、互相理解为特征的态度，从而权利的维护将与责任的实现相适应。而就每一点考虑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本章还认为，托尼意识到并提倡这样的观点，诸如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为社群式的社会等，他的这些目标只有在英国社会降低或结束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贪婪性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作为联谊的社会主义这一潜臺词蕴含在托尼的一本饱受贊誉的着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这一段话中：「所有这些思想家所着重强调其合适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学识的平等，而是环境、体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不是个人禀赋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平等。他们关註的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精神关系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简言之，他们的看法是，因为人类是人类，所以社会机构一一财产权、工业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製度应当被计划得尽可能强调、加强使他们联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们分开的阶级区别。」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则地信奉社群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理解为信奉基督联谊最为准确，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则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学的、进化的：「麦克唐纳将社会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对立于现存的事态，即根据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管理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真正的个体性会繁荣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融入先进的整体，会为这个整体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学中，个体的细胞通过整体具备功能与个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人会在整体中具有社会功能和要扮演的个体角色。」 23麦克唐纳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较少地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作为整体的社群，而非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例如工会）所做的长期斗争。麦克唐纳想要工党的社会主义将工人阶级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义的公民。大卫?马昆德在他所着麦克唐纳的传记中引用了麦克唐纳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如果新的工党运动只是工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为了纯粹的部分目的进行的一次尝试……那将威胁作为公共生活荣誉标誌的所有品质……政治中的工会主义对自身的认同必须比工会的产业需求更高更广。它必须将这些需求建立为一套国民福祉的体系；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公民；工会必须成为经济正义的守护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给出了一个印象，一个简略的关于麦克唐纳如何看待社群价值的印象。

　　这确实意味着麦克唐纳从伦理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一个被积极遵循的原则。麦克唐纳和托尼是爱德华时期（Edwardian era译者註：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工党的重要人物，然而我们能看出他们对社群原则的概念化有何区别。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被看作英国工党运动中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或顶峰，据此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基于社群主义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新工党出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安东尼?克罗斯兰开创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着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部二十五章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关于社群原则的。本章想论证，二十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思想家选择在他的着作中忽略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之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克罗斯兰的作品专註于创建基于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了，克罗斯兰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工党中盖茨克尔派被卷入与比万派的「大论战」，辩论工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和何种哲学途径。克罗斯兰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任何具体的政策行为，如国有化，而是关于政治价值，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个价值比其他任何价值都能团结社会主义者。25因此，克罗斯兰的任务是写一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这一政治价值。这是克罗斯兰的着作首要关註平等而对社群价值不做任何评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认为，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看不出此价值与当代有何相关。下列加着重号的文字强调了这些观点：

　　「关于博爱，克罗斯兰持不可知论：『不是因为我认为其内容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就其与当代状况的相关性得出确定的结论。」 「他早前对收入政策的怀疑一一最初与工党中左派相联系的政策一一转为对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为使过多的个人要求从属于整体的社群要求。然而这个转变仅限于此，.因为克罗斯兰从未停止关註，以免社群精神的过度会对隐私和个人自由造成无谓的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克罗斯兰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在法律、社会、个人生活领域内自由化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生的社会和道德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几年裏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推论所得出的那样，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时代，工党内的进步左派认为这需要进入社会议事日程，因为英国社会是特别保守的，根据阶级、性别、单一道德传统进行分层。与克罗斯兰着作中缺失社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自然倾向是自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有时会在他的着作中被混淆，但它是关于通过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既想要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大的博爱，但这裏可以看出克罗斯兰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而对社群概念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直接质疑它的。克罗斯兰对社群的观点与托尼?赖特（Tony Wright)在当代对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社会不会只被理解为（不论是道德上还是经验上）彼此割裂开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是理解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紧密结构并能製定共同目标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关于这个没有什么统一单调、压製不同或是引人怀念过去的地方。」带着这种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社群概念，我们继续讨论其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党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兰特、哈裏?莱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顾柏（Peter Taylor-Gooby)认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义上存在大量含煳不清之处。30 「社群」 一词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按照传统，这个词是用来指地区（locality);利益群体；团结一致的系统；对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体；以道德认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权威或种族完整性为特征的群体；以历史延续性和共同传统为标誌的群体；其成员以某种整体的方式（与作为特定角色、功能或职业团体相反）聚集的群体；以及最后，职业、功能或部分的共同体。」因此，对于普兰特和泰勒-顾柏，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对「社群」一词的理解。安德鲁?梅森尝试这个任务，他认为「社群」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联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区别于人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认为组成普通概念的是：「……这样的人的群体，他们共有一系列价值、生活方式，认同于该群体及其实践活动，并彼此认知为该群体的成员。」梅森将群体（group)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行动或合作以实现其目标，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认他对「普通概念」的描述并未概括出确定群体有资格成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3「道德概念」涵盖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还包括两个额外的组成部分：「第一，其成员间必须团结。『团结』是个有多重意义、含煳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是相互关心：从最低程度上而言，这意味着成员间必须在实际理性思考中些许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视彼此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有製度性的剥削与非正义。」从对社群的两个概念的简要区分，我们可以说，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单薄」概念，与此相反，「道德」概念则是社群的「厚实」概念。换言之，「普通概念」是具体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则是内在规范性的。「普通概念」尝试解释一种类似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联合的社群。解释是基于经验的断言，更低程度上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借由「道德概念」这解释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包括了对团结的说明，这意味着成员间更为紧密的伦理关系。

　　社群是定义新工党的主要哲学价值之一，并指示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与「道德概念」理解；有时既是「单薄」的也是「厚实」的社群概念。工党使用「普通概念」时是在谈论地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区分权（包括下放权力）能够使有共同目标、属于国家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能够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地区的政治。「道德概念」则与新工党所提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社群主义公民权相一致。它想让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权利和对彼此所负责任激发促进。这意味着由社群作为「联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与互相关心的休戚与共的道德规范。例如，工党的新「第四条」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团结、宽容、尊重」的社会。这不只是个人的联合或共有一些价值观念或为了某些利益为合作的人，它承载着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养的伦理规范。

　　如普兰特、莱塞、泰勒-顾柏所指出的，社群是个含煳不清的概念，能存在于不同层面。

　　譬如，新工党所信奉的社群价值大多是对于国家层面的社群的承诺。这既涉及公民权的社群主义概念，强调对社群的责任，也涉及社群内的个人权利。社群的另一个层面是区域性社群。

　　新工党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成立区域发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证。另外，特别是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地区议会（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讨论突出强调，英国的区域是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社群)，能够得益于更大的权力下放以及区域性地关註解决问题与公共服务管理。社群的更深层面是地方层面的社群。新工党通过其财政分权项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层面上的社群概念。据阿维内裏（Avineri)与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观点，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可以从两个分开的领域理解。第一，可以从哲学的层面理解、诠释、提倡，利用其对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二，从伦理层面批判纯粹自由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结果。如此，社群主义就同社群的价值一样似乎难以定义而含煳不清。例如，鲁特?莱维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可被赋予不同的形态变化。本章认为，社群主义的一种有助于理解新工党对社群所做诠释的形式是当代的美国社群主义。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对新工党，尤其是对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响。2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埃齐奥尼在承认前辈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的影响的同时，认为他们有别于「新社群主义者」，后者是与《有效社群：权利与责任》期刊相联系，并且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自治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埃齐奥尼推行的社群主义类型是民主运动式的社群主义，寻求就美国社会中权力与责任失衡发表言论。它不否认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两个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仅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区、誌愿者和宗教组织还是更为宽泛的任何因共同的价值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这与新工党对聚合性社群的强调相似。例如，托尼?布莱尔在他的费边社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会中社群的价值。他认为：「强大的社群依赖于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可一一不只是纳税与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是有义务将孩子养育成为合格、负责任的公民，并支持国家所雇用受此任务的人（如教师）。过去，我们倾向于将这些义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它们被忽视的地方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鼓励履行这些义务乃至强製实施它们，如我们正在寻求主动实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家庭-学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齐奥尼没有天真地认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价的或良善的：「社群并非自动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许多同类的传统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统的，都是独裁且压迫的。而且一个社群会锁定在一套你会认为令人厌恶的价值体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绞死是合法的。」这种形式的美国社群主义的立场是介于分隔社会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论者的道德与哲学分水岭之间。埃齐奥尼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社会秩序，类似于自由论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自治。53他断言，社群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保守主乂者：「……更关註秩序，而较少将自治作为首要的道德予以关註，他们有更为普遍且一元化的规范性议事日程，相较于依靠道德意见（moral voice)倡议价值的最终实行，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国家。」至于自由论者或者个人主义者，埃齐奥尼认为，他们声称自治是西方社会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种社群的或社会的「利益」结构否定或者侵犯。55这类似于撒切尔与梅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对社群、社会合作及集体行动的沉默态度。新自由主义哲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个人置于优先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刻意沉默。德赖弗与马特尔人文社群主义政治思想为新工党提供了除新自由主义外可供选择的社会哲学。

　　埃齐奥尼概括出自由论者为其自治观辩护所采用的典型参照标准：「主要参照的是法定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并赋予个人生命获得保护以及控製、使用其财产的权利特别的重要性。」在英国，因工党运动与大多数工党议员的社群主义本能己经消失，新工党意欲重新塑造与社群主义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政策规划。在工党中，一种强调个人权利而非财产权利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理论处理方式中的主导，因而个人和社群的责任被降级了，如果还未完全摒除，个人权利受到了青睐。新工党的社群主义政策包括，针对年轻违法者的严厉量刑，但带有教育与改造工作，还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区的青少年宵禁，但带有政府资助的青年项目。

　　另外，还有给予个人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项目，并期望个人通过数个选择中的一个来为他或她的未来承担责任，这选择包括再培训或再教育、誌愿者工作、环保项目或有组织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齐奥尼认为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意识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学地图了，因为诸如左与右、保守与自由这类术语经常在当代的讨论中得不到恰当的使用：「在这一端我们看到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如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与独立之钟(Liberty Bell))。他们强烈要求，通过从学校祷告到强迫妇女待在厨房等措施将他们所信仰的道德立场强加给所有人。在另一端我们看到激进个人主义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论知识分子；公民自由论者，尤其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选择、权利、自身利益，那么将皆大欢喜。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群，这能支持他们抵抗国家的侵犯，并通过亲朋邻裏及其他社群成员温和的敦促维护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对权威的恐惧为基础。」埃齐奥尼说，他的社群主义模式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独裁主义，因为他信奉性别平等与非强製性的社会控製方式。例如，埃齐奥尼提议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无偿工作，如抚养儿童和养护老人65,还包括「同阶婚姻」（peer marriage)，从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分工由个人因鼐龆�66的情况下，公司须提供带薪探亲假，并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额外两年的工作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会服务分散至由誌愿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社群作为第三部门，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当合适的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同时节省开支。这些提议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欢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担更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对无偿养护的资助相结合，以及提升女性权利与儿童保育结合，必然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议题。美国社群主义的批评者，如莱维塔，不公正地将埃齐奥尼归为保守主义者一类，因为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双亲家庭较单亲家庭更利于抚养子女，因而应当提倡婚姻。埃齐奥尼并未将任何有关婚姻的宗教立场置于道德的首位，但他认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几率小于未婚或离婚父母或继父继母的子女。70在这个讨论中，埃齐奥尼的观点可被定性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他认为双亲能够共同承受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将他的社群主义模式归为保守主义一类站在莱维塔的立场上明显是极其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莱维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从社群价值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强製性的，并且确实有其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试图惩罚违反者，以威慑和预防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埃齐奥尼应当承认，他的社群主义模式确实使各种形式的强製合法化了：「论证这种社会压力，包括排斥，不是强製性的，这事实上动摇了埃齐奥尼自己的观点。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那只有针对潜在异议者产生某种强製性的影响，这才有可能。于是出现了 『谁有权力施行他们的标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了通过非正式机製确保执行过程公正、公平、可问责过程中的困难。」然而，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对？埃齐奥尼否认这种类型的强製固然不对，但莱维塔将其等同于专製主义也不正确。社会的否定乃至温和的排斥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请参加儿童聚会，到酗酒的父亲在家人面前喝醉，与所有人都争吵，得不到邻裏、同事、朋友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会强製的形式，但正是「强製」（coercion)这个词，带有政治色彩，吓坏了一些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半点「强製性」的人。

　　本章认为，新工党重新发现了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一部分可以根据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理解为「联谊」，这为资深新工党政治家（包括布莱尔、斯特劳、布朗、布伦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对其进行理解。乔西?哈裏斯(Jos6 Harris)评论认为，新工党关于社群价值的思想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党的思想，那些类似「博爱」的概念与联谊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中丢失了。她说：「爱德华时代对『责任与公民权』的关註被世纪中叶的技术官僚文化排斥在一边，通过许多新工党的文件引起共鸣，正如爱德华时代关于福利与工作、惩罚与欺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念。尽管关于道德由什么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党派必定会贊同新工党的观点，即政策应当是『道德的』，公民应当是『良善』的。」这个观点重要是因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论点，亦即，尽管社群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爱德华时代源起于麦克唐纳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主导。另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主要关註

　　的是个体工人的位置问题，他们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这种工资不平等的补救方案。社会领域内的个体思潮，与之相关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状况，保护残障者与少数族裔的权利，消除对同性恋生活方式强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时改变反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所有这些问题，常被归类为滑向「纵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趋势的一部分，是与英国的左派，工党有关的，是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有关的。对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克罗斯兰派的修正主义者来说，社群的哲学价值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围内鲜有提及。更大平等的价值占据了舞臺中央，并耗费着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哲学讨论，直到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将其与他们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民主与公民权

　　如上所述，新工党对公民权的社群主义解释包括了地方、地区、国家层面的理念。通过从政治中心分散权力，更大的民主化成为新工党对地区层面上公民权的议程中的关键思想。

　　这包括，抱着最终形成地区议会的理念，为需要的地区建立区域发展署，将权力分散至英格兰的各地区。这还包括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伦敦。因此，新工党的章程现代化，尤其是将权力下放至地区层级，被一些工党评论家看作近两个世纪来最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稀奇。其他人认为，这是新工党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改革。75新工党继承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党章改革项目，而将其视作仅仅为了赢得选票的实用策略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尔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选民选择支持设立威尔士地方议会（WelshAssembly),因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了拉选票，因为其并未明显赢得选票。这样，承诺权力分散，尤其是权力下放的政策存在于布莱尔政府。

　　权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区开放，以威尔士的情况而言，也就是公国(principality)，还要求提升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够对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政策通过自治市和城市议会选举在地区以及地方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大选在国家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哲学上讲，权力分散背后的动机对于提倡这一方式的人来说是双重的。从个人的立场看，其意在通过给予公民个体投票权或对地区层级的政府就更为广泛的问题提出抗议的权利，从而提高个人自由。从集体的立场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标、同为国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公民群体能以与他们共同目标一致的方式决定他们地区的政治。根据梅森的定义，权力分散的这种集体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范例。

　　对于工党的权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批判是，它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

　　我们最多认为，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认为社群无论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价值的个人所聚集的地区或是城市，它都有权利尽实际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与此观点相关的观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正是政府遇到困难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则(如全国服务平等原则）的普遍应用造成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无法计数。大卫?布伦基特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内权力分散的这一传统批判：「是否对社群授权与向地方的民众下放权力将导致不平等：导致结果的差别，势必违背我们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平等这一核心原则。换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布伦基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将他们对社群与权力分散的价值信念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分散了的权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时，社会正义就会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诸如生活机会、社群资产的不公正分配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高发，这些都是不能允许的。80尽管如此，在考察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尤其是全国的服务平等）的关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一点，新工党没有出现来落实任何防止此类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应对措施。例如，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没有受到权力下放的显着影响，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己经取消大学生学费，然而英格兰的大学生仍在缴费。

　　这是在大学部门对英格兰学生的一种形式的服务不平等。再例如，对于所有威尔士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威尔士议会颁发免费公交通行证，然而英格兰的领取退休金人员则没有这种权益。

　　同样，这也是对于特定公民群体在公共交通服务中平等的差异。因此，新工党对权力分散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下放的态度，影响着其对服务与权益平等的承诺，也许相比全国范围内有关威尔士领取退休金人员免费公交通行证以及苏格兰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们更关心其他实质性福利权益和公共服务。

　　权力下放和分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样化的选举製度由不同的选举机构落实到位。

　　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选举中使用联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使用单记可让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欧洲议会选举使用当前由政党组织的地区名单（Regional Lists)伦敦市长选举使用非正比増补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这种多样化意味着给予公民个体与地区社群更大的政治决策自治权。不管结果的性质是政治的、选举的还是经济的，多种结果都是权力分散的总结果的一部分。

　　新工党对社群主义公民权的表达也包括了誌愿部门的作用。在全国誌愿组织委员会(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会上，戈登?布朗将誌愿者行为与社群价值联系起来：「你们的努力体现了运转中的社会、行动中的同情心、处于最好状态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说的，使得『邻居』一词成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词，而且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支柱，可以理解为社会三大部门中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大部门。誌愿部门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种多样，但可以列举五个具体的特征来定性誌愿部门的作用。第一个是，很多慈善机构通常在建立之后都基于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续。国家以普遍供应服务为主要考虑，私有部门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营利，与此两者不同，誌愿部门是关註社群的。与这种方式相关联，对了解地方情况带来了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特别为满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国家作为中央分配的中心，经常在建构服务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时候不够细致成熟。因而，誌愿部门是基于社群的，并且很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它必然表现出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会改变的。由于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家也处于这种状况，但誌愿部门往往显得对社群生活的特色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们由当地公民领导，而他们是理解其他公民变化着的需要的。在市场中，私营公司通常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而具有创新性，顾客需要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誌愿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名誉相比于寻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愿部门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后，誌愿部门更少地受生产者利益主导，因其劳动的中坚力量是誌愿性的。个人并不关心使他们的薪酬或工作条件或养老金额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免于那些「专业」问题的。人们誌愿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于一种「社群精神」的意识或者对邻裏和社群成员的利他主义。

　　似乎新工党知道誌愿部门的特征，同样也知道政府与市场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于社群的服务时的缺点，这些服务持续变化着，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应。在同一篇讲话中，布朗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都是不对的，但新工党更为充分地理解国家、市场与誌愿部门之间需要的关系标准：「过去，誌愿组织被夹在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中间。左派中的部分人将誌愿部门视为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威胁……就右派来说，用誌愿部门为政府分担其适当的责任。新右派试图用慈善行动代替国家。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确实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支持，在人们民主投票认为服务必须提供的地方作出这一保证。但是政府必须意识到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必须与人中的极少数（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进不总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机构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伙伴关系合作，基于认识到誌愿部门不是法定条文外的廉价备选，也不是躲避家庭责任的方式，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会。」然而，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以及它想允许慈善与非营利性组织来运营某些服务，因为他们觉得比由国家来做更完备，这引起了一些问题。第一，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作自治而独立于政府的。而其与政府关系越近，那么其独立、由公民领导的声誉，乃至其有效性都会受到质疑。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在范围上逐渐国际化，这有时候意味着它们在公共领域与政府竞争。达伦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义上，所有慈善事业都是地方性的。誌愿给出的时间和金钱大部分是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么它们就有増长的趋势……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很大，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乐施会（Oxfam)，更不必说红十字会。它们规模之大，即推动它们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方面可与政府匹敌的重要角色。他们变得类似于半政府机构（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达伦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调节国家与誌愿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提到这己经以《英格兰政府与誌愿和社群部门关系协约》的形式完成。另外，财政部对誌愿部门在执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跨领域检讨试图阐明政府与誌愿部门及其目标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质。84然而，誌愿部门的代表参与了跨领域检讨一些问题，诸如誌愿部门面临的财政风险、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造成的压力，以及资金关系缺乏稳定性会造成组织机构在财政上变得脆弱，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的最好理解是，人们作为个人具有权利，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确保他们有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定权利。尽管如此，因为公民权是在社群之内，所以公民必须履行个人责任。例如，社群主义左派的解释也许认为，人们作为公民对国家有守法的责任，对家庭和社群有致力于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对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积极地保持警惕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助与针对在其社群内需要帮助的人的誌愿主义来完成。布莱尔和其他新工党社群主义的领头人物认为，工党作为全民自由权利的政党太久了，而没有期待和表达个人作为公民具有的责任。

　　许多工党议员也许会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群主义者，但论争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权利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事实上，并不是彼此冲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关系，但这作为区分个人、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的社会哲学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工党议员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甚于社群主义者，乃至于视自己为「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或「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非单一将自己定为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

　　有人也许会说，设定一道不可调和的社会鸿沟的辩论是谬误的，因为没有自由主义者会忽视社群的重要性，没有社群主义者会忽视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评价至少有些许正确之处，然而，这个讨论是关于侧重点的，它确实体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明确的区别，而这个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同一区分在工党中是能够註意到的。

　　尽管如此，围绕工党的社会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新工党重新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群价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现，将其他政治价值视作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达到更为道德更为博爱的社会的手段。新工党没有向其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中输入新的价值，而是重新发现了自爱德华时代之后就未被註意的一个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

工人阶级谈社会科学

劳动法学

一、何谓劳动法理和劳工法律意识

1、 劳动法的定位和定义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是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旨在规製劳资双方的关系，保障各方面的权利及义务。作为维护人权、体现人本关怀的一项基本法律，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二宪法。

在中国，劳动法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製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而製定颁布的法律。其内容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劳动就业方针政策及录用职工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与解除程序的规定；集体合同的签订与执行办法；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製度；劳动报酬製度；劳动卫生和安全技术规程等。

中国劳动法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选择职业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享有休息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的福利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还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依法享有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依法享有参加社会义务劳动的权利，从事科学研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权利，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举报和控告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其他权利」。

劳动法也同时保护用人单位权利，包括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製度的权利、根据实际情况製定合理劳动定额的权利、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考核的权利、製定劳动安全操作规程的权利、製定合法作息时间的权利、製定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标准的权利以及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平等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等「其他权利」。

2、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1)劳动法的首要原则是人权原则。劳动法是一部人权法，它依据于宪法，来源于民商法，定位于社会法。

首先，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当然要贯彻于包括劳动法在内的所有公法、私法和社会法部门之中。

其次，私法、民商法侧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交易权，对经济关系、经济领域特别是劳动关系、劳动领域中的人权的保护则是不够甚至匮缺的，在这裏，劳动力是跟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的商品，劳动力市场也跟其他要素市场遵守同样的交易规则。然而问题在于，劳动力附着于劳动者，不仅仅是完成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和智力，而且与劳动者的需要、欲望、目标、理想、价值观、情感和意誌等等精神因素不可分离，劳动过程实际上是劳动者一种「全人格的投入」，因此，劳动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商品，它也是具有完整人格的劳动者的一部分，是劳动者这个人格主体和社会存在主体的一部分，对从事劳动活动的劳动者，仅有私法、民商法的保护是不够的，还需要作为特别法和社会法的劳动法的保护；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的保护，必须上升到对人权保护的高度，保护劳动者的自由意誌、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和安全，和保护就业权、收入报酬权等等一样重要。

第三，劳动法是一门社会法。所谓社会法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公法是用来规製国家权力机关的，私法是用来调整平等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法则是用来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是用于纠正人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未成年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矿山安全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都属于社会法的范畴。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天生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方面，能够发挥公法和私法力所不逮的特别积极作用。

(2)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原则。这是劳动法之所以为劳动法的主要原因。这条基本原则又可以细分为四条具体原则：

一一偏重保护和优先保护：劳动法在对劳动关系双方都给予保护的同时，偏重于保护处于弱者的地位的劳动者，适当体现劳动者的权利本位和用人单位的义务本位，劳动法优先保护劳动者利益。

一一平等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各类劳动者的平等保护，特殊劳动者群体的特殊保护。

一一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论它存在于劳动关系的缔结前、缔结后或是终结后，都应纳入保护范围之内。

一一底线保护：对劳动者的最低限度保护比如最低工资製度，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突破底线就是违法。

对于这一条原则，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劳动法应该坚持对于劳动者的「单保护原则」，企业、资方的权益则由公司法、企业法保护；第二种看法是劳动法应该对资方与劳方的权利加以平等的保护，这叫做「双保护原则」；第三种看法是「倾斜保护原则」，即在保护劳资双方合理权益的前提下，对劳动者予以倾斜、重点保护。本书是贊成第三种看法的。

3、劳工法律意识

劳动法是在劳资双方博弈、社会公众参与的基础上，由国家立法机关製定的，实际上是劳、资、社、政四方博弈的结果，而且随着四方力量对比的改变，劳动法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修改。一国劳动法反映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利益、意识和意誌，也反映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意识和意誌，劳动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的利益、意识和意誌，取决于劳工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发育发展程度。

所谓劳工法律意识，就是劳动者对于劳动法治、劳动法律关系的认识，是劳动者对于国家法律特别是劳动法律己经如何又应该如何保护劳动者合理权益的认知、愿望和要求。从这个概念出发，可以进一步展开劳工法律意识的论述如下：

(1)广义劳工法律意识和狭义劳工法律意识

广义的劳工法律意识是指劳动者对于法律本质和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认识，诸如对法律的性质、起源和发展趋势，法律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法律的结构、功能、价值，依法治国和法治的含义，一国内主要的法律类别和法律部门等等，也就是劳动者作为公民应知应会的基本法律知识。狭义的劳工法律意识，是指劳动者对于劳动法律关系的认识，诸如劳资关系的法律调整，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国内主要的劳动法律法规，劳动仲裁和诉讼的程序和方法，等等，都是劳动者特别应该尽量学习和掌握的。

(2)实然劳工法律意识和应然劳工法律意识

既然特定历史时期的劳动法不仅仅是对当时劳动者的利益、意识和意誌的反映，那么。劳工法律意识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等同于对现行劳动法律的认识、学习、掌握和自觉遵守。现行劳动法，当然会有一些可资利用的维权依据，但是，在劳资力量对比和社会不公的历史条件下，要么劳动立法未能足够公平地体现劳动者的权利要求，甚至会出现一些很不利于劳动者的恶法条款，要么在劳动执法（劳动行政）和劳动司法过程中，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也不能落到实处，因此，劳动者的法律意识，理所当然就包括对现行劳动法製体系的反思、质疑、批判，理所当然包括对更好的劳动法製体系的期待和呼唤。

(3 )个别劳工法律意识和集体劳工法律意识

如同各国的劳动法律都经历了由个别劳动关系立法到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的过程一样，劳工法律意识，也经历了由个别劳工法律意识到集体劳工法律意识的发展过程，前者只是劳动者个人的法律意识，后者则是劳动者集体的法律意识，是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的要求。每个劳动者当然可以依据劳动基准法或个别劳动合同法发起对于资方的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依法维权」，一是只能解决现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由是否执行最低劳动标准引起的劳资争议，根本无法满足劳动者在最低劳动标准之上的、要求与资本分享企业经营成果的増长性、发展型诉求，这是劳动者更为重要的诉求，而这只有通过工人的联合和团结并与资方进行力量博弈才能满足；二是，即使是最低劳动标准的执行和落实，单凭一个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去与强大的企业打官司，输多赢少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工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法律资源都是没法与资方相比的，而且诉讼的成本尤其是心理成本、时间成本也是工人难以承受的，在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中，资方总是赢多输少的，只有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集体仲裁和集体诉讼，才能成倍地増强劳方的依法维权和诉讼的力量。

二、劳动法和劳工法律意识的历史

1、古代社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古代社会是没有劳动法和劳工法律意识的，一是在等级专製、奴隶製和农奴製的情况下，劳动者不被当作人看待，而被视之为牛马和会说话的工具，自然不会被当作自由民和公民加以保护，最多只是被当作牛马和工具加以保护而己；二是在自耕农、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情况下，由于规模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就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就使劳动者，不存在因雇佣而产生的劳资关系，即使有雇佣关系、劳资关系或者上下管理关系，通常家庭伦理、地方和行业习俗等等就己经调整好了，很少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奴隶製是产生于能产生剩余产品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当时认为是合法的拥有和控製製度。在典型的奴隶社会中，法律确认奴隶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随意奴役、买卖和杀害。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奴隶的后代也世代为奴。早期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异族战俘，习俗上禁止本部落成员奴役其他成员。后来，本部落成员中也有被充作奴隶的，常常是作为对无力还债的负债者和判刑服罪者的惩罚。

在古希腊，奴隶的来源有战俘、债奴、海盗劫持的人口、奴婢所生子女及罪犯等。奴隶在法律上不被当人看待，而等同于财物和工具。奴隶以用于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为主。有文献记载，雅典的自由民人数约为9万，奴隶约为36万，仅用于洛裏恩银矿上的国有奴隶就有1 一2万人，大奴隶主尼西亚斯占有奴隶逾千人。奴隶价格因具体条件而有别，但总的来看是低廉的，比如一名武器作坊的奴隶价格为100—150德拉克马，购买奴隶的主人，一年间便可从奴隶身上收回其身价的全部或2/3。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之权，但事实上并不轻杀，因主人不愿由此损失一份财产。有些代理主人经营而获利丰厚的奴隶，还可得到赎身的机会，成为「被释奴」。众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常被打上烙印或戴上颈圈，忍辱负重，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经常起来与奴隶主作斗争，由怠工、破坏工具和财物、逃亡直到举行武装起义。

在古罗马，社会成员分成公民、外邦人和奴隶等不同的等级，「人格减等」是罗马法上限製主体权利能力的製度。按这一製度，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公民权和家族权的自然人，才是一个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主体，即具有完全人格。三种身分权中有一种或两种丧失或发生变化，便成为人格不完全的人。罗马公民享有市民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主要有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私权（结婚权、财产权、遗嘱能力、诉权等）两部分。在法律上奴隶不是自由人，不享有自由权，被视为财产，为权利客体。奴隶主可以任意役使、买卖和惩处奴隶，包括杀死。进入帝国时期，尽管奴隶不断进行反抗斗争，法律中也有某些禁止虐待奴隶的规定，但奴隶的无权地位并未改变。

中世纪农奴的法律地位非常低下，领主拥有对农奴近乎的无限权力，法律只保护农奴的生命权和不受肢体伤害的权利，领主有权殴打和监禁自己的农奴，法律规定农奴还可以被当作商品一样买卖，虽然中世纪并不存在农奴买卖市场，但是确实存在农奴由于份地的转让而更换领主的现象。

虽然农奴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但中世纪实际生活中的农奴并没有法律规定的那么悲惨：与奴隶不同，他们能够订立合法的婚约；可以衣食自给；对房屋、土地和财物享有某些权利。然而作为领主的「动产」，农奴当然不能享有与人身联系密切的自由迁徙权、财产权、婚姻权和继承权，农奴的人身受到领主直接严密的控製。他们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即未经主人的许可不能离开土地，当土地转移时随土地一道转移；他们须在领主的领地上从事繁重的劳役；须对自己持有的土地向领主以实物和货币缴纳各种捐税；使用和处分土地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製，当他们死亡时，财产权归领主所有；嫁娶都要向领主缴纳婚姻税。然而对于领主之外的第三人来说，农奴们却近似自由。在不考虑领主的情况下，刑法并不区分自由人和农奴，将二者平等对待。农奴可以对第三人表示财产权，如农奴的牲畜就作为他的财产看待。农奴可以和第三人订立契约并可能产生诉讼纠纷，而通常法律似乎倾向于农奴一边：如果他和第三者立约，则他被认为是订立契约的一方，享有权利。而如果他欠债不还则不负偿还之责，因为在法理上农奴只是领主的动产，是不能签订合同的，农奴可以根据此条抗辩®。

在古代中国，夏、商、西周都是奴隶製时代，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的平民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春秋中期，秦国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变法结束了这个体製，使奴隶获得了平等的民权地位，但也有论者认为，这只是把农民由私人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奴隶。汉朝，奴隶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私属，另外东汉末年，人民为躲避战乱，投靠大庄园主，也成为私属。汉唐时期，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良贱之分，如部曲（奴隶的一种）殴伤良民要处死，良民打死自己的部曲，部曲有罪不论，部曲无罪只判徒刑且可以用钱赎免。犯叛逆罪的，全家乃至全族要没为官奴。宋朝以前，长期受雇于人的，其地位低于良民，也是奴隶的一种。宋朝开始，因雇佣关系形成的主仆关系不再视同于良贱关系。但实际上，私属奴隶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过在法律上禁绝了私属奴隶、也不允许将良民卖为奴隶。元代，由于蒙古族本身实行奴隶製，所以官奴盛行。清初也对汉人实行奴隶製，至雍正年间才废止奴隶製，清初经济繁荣，康熙皇帝采低税负，像明朝一样卖身为奴者实际上己大幅减少。

中国古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有的是自由的，有的不是。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处于比较严格的封建家长製统治之下，并受奴婢製度的影响，主雇间往往或多或少带有尊卑关系、主奴关系的痕迹，双方自愿结成的非等级雇佣关系也是如此。生产性雇工有时还需从事一定的服役性劳动，工值常部分地以伙食、衣鞋等实物支付。单身长工的户籍列于雇主户下，其行动需由雇主管束。可见，中国古代的雇佣关系，即使是那些不属于等级雇佣的一般雇佣关系，也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性和人格不平等性。一般来说，中国古代雇佣劳动者在受雇时是自愿的，但长期雇佣关系一旦确立，他们中许多人的法律地位就发生变化。如宋代的「人力」或「女使」，多订有契约，年满解雇。法典规定，五年以上长工无过错而被主杀，主罪减凡人一等；主人过失杀雇工者无罪；不得与主人同居亲属通婚姻；奸主人妻女或主人有服女亲，拟罪重于凡人。明代确定一部分雇佣关系为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等级雇佣关系。《大明律》称这种雇佣劳动者为「雇工人」，其雇主为「家长」，具体地规定雇工跟雇主同罪而不同罚，处刑轻重也不同；雇工跟雇主有服亲属的法律关系也不平等，法律承认雇主及其服亲尊长对雇工人有施加体罚的惩罚权，直至将雇工人责打「邂逅致死」而无罪。雇工人的法律地位比奴婢高些，但明显地低于凡人，成为一个低下的社会等级。万历十六年（1588)规定「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佣劳动者为雇工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不是。清王朝继承了明王朝有关雇工人法律地位的律文，但多次修改雇工人条件。乾隆五十^一年（1788)改修条例，以主雇间有无主仆名分作为判断是否雇工人的主要标誌。此后，在实际生活中与雇主无主仆名分的一般雇佣劳动者越来越多。有关雇工人法，直至清亡方被废除。

2、近现代劳动法和劳工法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劳动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产生于近现代，与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及工人运动的日益壮大密切相关。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逐步兴起，工人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工人法规」，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増加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对女工及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保护以及实现社会保险等。资产阶级政府迫于上述情况，製定了限製工作时间的法规，从而促使了劳动法的产生。1802年英国通过了《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这就是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1864年，英国颁布了适用于一切大工业的「工厂法」。1901年英国製定的《工厂和作坊法》，对劳动时间、工资给付日期、地点以及建立以生产额多少为比例的工资製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德国也于1839年颁布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法国于1806年製定了 「工厂法」，1841年又颁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1912年最终製定了《劳工法》。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的国家大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规。从1802年以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劳工运动的持续高涨，西方国家陆续製定了不少劳动法。1918年德国颁布了《工作时间法》，明确规定对产业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製，还颁布了《失业救济法》、《工人保护法》、《集体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资本家的权益作了适当的限製。美国在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华格纳法》），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工会有代表工人同雇主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1938年又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时间限额，以及超过时间限额的工资支付办法。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的劳动立法出现倒退的取向，如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把工会变成一种受政府和法院监督的机构，禁止工会以工会基金用于政治活动;规定要求废除或改变集体合同，必须在60天前通知对方，在此期间，禁止罢工或关厂，而由联邦仲裁与调解局进行调解；规定政府有权命令大罢工延期80天举行，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工会的职务等。又如1947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保卫共和国劳动自由法》，同样是压製工人运动的法律。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工人运动和选举政治的压力下，各主要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如法国颁布了关于改善劳动条件、男女同工同酬、限製劳动领域的种族歧视等方面的法律，日本于1976年重新修订了《劳动标准法》，还製定了关于最低工资、劳动安全与卫生、职业训练、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随着臺湾劳工运动的兴起和臺湾政治转型，臺湾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臺湾劳动法区分为两大领域，即以《劳动基准法》为核心之个别劳动法以及以《工会法》、《团体协约法》及《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劳动三法为核心之集体劳动法。前者的目的是在维持劳工之具有尊严的劳动条件，以缓和劳工在契约上不对等的地位以及劳动过程之受支配的从属状态；后者之目的则是在此基础上使劳工能积极地参与劳动条件的决定，藉此促进劳动条件的维持和改善以及回復劳工之人格的自主性。劳工在个别劳动法所受的保护只是一种消极的保障，如同《劳基法》第1条所言，仅止于「劳动条件最低标准」的程度，超过法定劳动条件的部分仍任由劳资双方自由决定，对于劳工在劳动契约上之对等地位的回復仍有其局限性。相形之下，《集体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是促使劳工脱离弱势的状态，透过集体劳动条件的共同决定，例如工会和雇主的团体协商所缔结之团体协约，来回復劳工人格的自主性，才是劳动法真正的目的所在。虽然作为臺湾集体劳动法之核心的劳动三法，早在二战后不久即具有基本的雏形，但是由于劳资关系受到政治和经济政策强力介入（所谓国家统合主义的影响），工会的组织和发展以及团体协商製度的形成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工会最重要的对等武器一一争议行为也受到层层的限製，使得臺湾集体劳动关系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与其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较，对于劳工之劳动条件保障和人格回復的状况落后甚多。《工会法》修法草案在1999年6月1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后，与新修正的《团体协约法》和《劳资争议处理法》结合，使臺湾集体劳动法製迈向新的时代®。

20世纪70、80年代，韩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劳工运动，民主转型以后，韩国现代劳动法律体系也建立起来了。韩国调整劳动就业关系的法律法规的主要渊源为宪法、劳动标准法案及其它法规、个人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内部工作规章和集体劳资协议。

宪法：韩国宪法设立了劳动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第32条规定所有公民「有工作的权利」，且拟立法规定最低薪酬及工作条件「以保障人的尊严」。第32条也禁止在劳动和工作条件上的性别歧视。同时，第32条允许对未成年人工作的「特殊保护」和对军人、警察或因公负伤或牺牲的军人及警察的家属提供的「优先」工作机会。
劳动标准法案：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向其员工提供的最低工作条件，包括工作小时的最低标准、加班费、休假及其他带薪假、离职金及其它津贴和福利，适用于在韩国的任何办公室或「工作场所」持续雇佣5名或5名以上员工（包括外国员工）的任何用人单位。
(3 )规製劳动关系的各种不同方面的其他法规和相关规定：

设立各种最低标准：《最低薪酬法案》、《员工退休金保障法案》、《保护派遣员工法案》、《保护固定期限及兼职员工法案》，及《工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设立特定强製性雇佣指导方针：《就业安全法案》、《员工职业能力提升法案》、《平等就业机会及工作家庭平衡支援法案》、《促进残疾人就业与职业康復法案》、《针对对国家有突出贡献人群的荣誉待遇及支持的相关法案》。

关于强製性社会保险：《国民年金保险法案》、《国民医疗保险法案》、《就业保险法案》、《工伤赔偿保险法案》、《工资索赔保障法案》。

(4)关于工会和劳动管理关系：包括工会活动和争端解决的《工会和劳动关系调整法案》、关于劳动管理委员会和申诉程序的《促进员工参与及协力法案》。这些法律是调整和规製集体劳动关系的，其核心内容是员工可自由组织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劳资谈判的工会。一般来说，集体劳资协议仅适用于工会成员，因此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的就业条件可能存在差异，但《工会和劳动关系调整法案》规定，如果通常在固定的工作场所从事固定类型的工作或固定的业务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工会成员且集体劳资协议适用于该等工会成员，则集体劳资协议将同样适用于在固定的工作场所从事固定类型的工作或固定的业务的非工会员工。如一般劳动规则包含条件低于集体劳资协议中相同内容的条款，则集体劳资协议将优先适用于被集体劳资协议涵盖的任何员工®。

回顾19、20世纪各国劳动法治（包括劳动立法、劳动执法、劳动司法、劳动法律监督、劳动法律文化）的历史，我们会非常清晰地看到，劳工阶级意识、劳工法律意识和整个劳工运动的发展，是推动劳动法治的主要力量。在劳、资、社、政四方格局和关系结构中，一般而言，因为在市场经济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劳动者虽然总量最大，但由于分散无序，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现实的力量，处于社会底层和弱势状态，其他三方相对处于强势和优势的地位，成为体製内既得利益者，没有多少动力推动力量均衡、公平正义的劳动法治的进步，倒是具有强烈的把劳动者永远压在地板上的冲动，因此，劳动者就成为改变既有格局和秩序的发动机和自变量，相对而言，资本、社会、政府成为应对的方面，成为因变量。19世纪的劳工运动催生和推动了第一波劳动立法，20世纪一战以后的劳工运动推动了第二波劳动立法，二战以后的劳工运动推动了第三波劳动立法。正是劳工法律意识的不断増强、劳工集体和阶级力量的不断増强，并通过选举和劳工政党的参政执政，才把劳工的利益、意誌和愿望，体现在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政策之中。

3、中国的劳动立法和劳工法律意识的觉醒

中国的劳动立法，出现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23年3月29日公布了《暂行工厂规则》，内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对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製，以及工资福利、补习教育等规定。国民党政府则沿袭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劳动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载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颁布的《工会法》，受军政一训政一宪政思想的指导和实际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控製，在很大程度上是限製与剥夺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府也曾公布过许多劳动法令，如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过《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对解放区的劳动问题提出了全面的、相当详尽的建议，对调整劳动关系提出了基本原则。各个解放区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后颁布过不少劳动法规。

1949年的《共同纲领》，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劳动立法原则。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同年，劳动部公布《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经修正后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4年7月，政务院公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1956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1956年国务院公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1958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等4项重要规定。1966〜1976年，劳动立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製度的通知》。1982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等3项法律文件。1982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製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全民所有製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同年劳动部发出了《关于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9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这些劳动法规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6年，中国曾起草《劳动法》，由于历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劳动法》，1983年7月曾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但因很多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劳动法》，1994年7月5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标誌中国劳动法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劳动法》共13章107条，包括总则；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劳动法》是中国的基本法，为劳动法製建设奠定了基础。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审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被俗称为新「劳动法」。新「劳动法」对劳动合同製度做了进一步完善。

在中国，劳动法治的曲折发展，本质上也受製于劳工法律意识和劳工力量的发展。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劳动立法，受到劳工运动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以代表工农利益为己任的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抗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也製定了明显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令。倒是在1949年以后，随着公有製和计划经济体製的建立，劳动立法反而处于一种内在分裂和长期停滞状态，以至于从1956年就开始起草的劳动法（统一的劳动法典），直到1994年才得以製定并与1995年开始实施。所谓内在分裂是指，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宪法层面，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一个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实际上却没有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等公民权利和劳动权利，国家把这一切拿走以后，反过头来以恩主、家长的权威返还给劳动者得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在这样一种政经体製下，实际上失去了劳动立法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或劳雇关系的存在，劳动者是不可能与自己法律上的总代表即国家政权进行讨价还价和集体谈判的，是不可能自由结社成立工会的，是不可能行使罢工权的，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以后长达45年间不可能产生一部统一的劳动法典的根本原因。

只是随着国家所有製向多种所有製并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主观上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苏醒两个方面，使劳动立法真正得以启动。过去，劳动者面对国家这个唯一的雇主，是很难有个体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现在，劳动者面对的是一个一个企业和老板，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并且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资本家或经营管理者，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立马就苏醒了，并且要求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1994年劳动法的製定，劳工法律意识的直接影响还不明显，那部法律基本上是横向移植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法。经过13年的劳动法的宣传和实施，尤其是现实劳动权益受损的残酷现实压力，到2007年製定劳动合同法（新劳动法）时，劳工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製定施加了直接的（通过总工会和人大中的工人代表）和间接的（通过舆论）的影响。新劳动法实施六七年之后，遭到了来自部分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猛烈批评，由此也引起劳工界的强烈反应，并且在媒体和网络上、在立法或修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舆论战。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13—2014年的地方劳动立法过程中。2013年10月1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稿）》，向社会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劳工界和企业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小小草工友家园等劳工机构率先提出修改意见，在肯定条例合理之处的同时，也指出条例对劳工的不利之处，比如未成立工会或工会不作为的企业的职工协商代表的产生，过于依赖上级工会，而忽视了职工自行选举代表的权利；职工方发出邀约、协商过程、劳动部门批准等程序，最长可达100天，如果协商不成再走调解和调停程序，最长可达190天，足以把职工拖垮；关于集体协商期间「职工煽动、组织、挑拨、串联其他职工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应当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理」的规定，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对劳工维权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企业方面拒绝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拖延集体协商进程、拒绝与职工进行集体协商、拒绝提供集体协商所需材料或提供虚假材料、违法变更或者解除职工方的劳动合同、拒绝执行集体协商调解书等违法行为，却不必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香港六大商会也向广东省立法机关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草案》规定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要求，在不需说明理由的基础上，便可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体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与福利等事项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企业一方无论己如何执行国家在工资福利以及劳动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都必须在30天内与职工进行集体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这是用法律来支持和鼓励职工超出现行政策范围、不受现行法律约束地向企业提出工资福利方面的各种要求，用群体的压力迫使企业就范。《草案》的实行将会损害受法律保护的投资者私有产权和企业经营自主权，将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运作，将进一步令员工陷入对増加收入的盲目追求中，导致企业内部产生新的收入分配矛盾，直接削弱企业一向行之有效的奖赏激励机製的作用，令企业难以带动职工积极性和效率，严重影响生产力和竞争力。

之后，香港7大劳工团体、内地19家劳工机构奋起驳斥了六大商会。

经过劳资双方几个回合的辩论之后，9月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修改二稿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很快于9月25日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人们发现，这个正式公布的条例与第二稿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条例遭到劳工界的一致反对，因为第一稿中有利于劳工的条款（关于工人协商代表的产生，关于集体协商的时限和周期，关于法律责任，关于罢工权），大都被删除或严重弱化了。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16年前后全国人大启动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4月24日「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讲话，认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 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増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増长，2008年1月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

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

他的这些观点引起极大的争议，人社部长尹蔚民为之站臺背书，经济学界为他叫好，而劳工界理所当然表示反对。这个楼部长，意犹未尽，又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誌发表的名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的文章中称，要深化社保製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製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製，研宄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製。他再次引来网民万炮齐轰。如果说他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拿现职劳动者开刀的话，这次居然进一步拿退休劳动者开刀了。

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小梅对媒体表示，应修改劳动合同法，取消经济补偿金製度，从而帮助企业减负减税，真正减掉一些不该有的束缚；她认为经济补偿金製度加重企业负担，不利于企业转型发展，经济补偿己经成为诱发劳资双方矛盾的不和谐因素。这个统战部长的确与资方很好统合起来了，不仅勇于挑战中国劳动法律，而且勇于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因资方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时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或「资遣费」的国际惯例。

经济学界批判劳动合同法的人就更多了。早在2007年，张五常就明确称这个法律是维护懒人，会把经济搞垮，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2008年劳动合同法甫一颁布，他就说应当取缔；2012年称该法一团糟，是政府给钱让工人告老板，东莞监管最严没人敢去投资；2013年称该法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祸害，否决了市场选择合约的自由；2014年称该法的管製措施，导致把很多工厂做死了； 2016年新年伊始，他还在说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应当取缔，或者由共产党直接拆除，或者政府默许企业退出法定劳动合同，改为私定合约，就像90年代那样，完全不理合约，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最低工资、劳动法，都没有。那时候合约自由，随时可以做，随时可以不做，奇迹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子！经济増长理论就是这么简单！

劳动法专家董保华居然总结出劳动合同法的十大失衡：（1)严格限製用人单位解雇权利与过度放任劳动者辞职自由的失衡；（2)全面静态书面化的法律要求与用人单位动态调整的失衡；（3)标准劳动关系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失衡；（4)劳动力成本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失衡；（5)劳动关系调整中经营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失衡；（6)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争议解决成本的失衡；（7)用人单位照顾义务与劳动者忠诚义务的失衡；（8)劳动者奖勤与惩懒的失衡；（9)法律保护一刀切与分层分类适用的失衡；（10)刚性调整与弹性引导的失衡。他居然认为，劳动合同法一方面诱使部分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碰瓷现象的大量发生，另一方面，也构成群体矛盾的主要导火索，导致2008年以后群体性矛盾大幅上升。在涉及企业搬迁、关停并转迁的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形成群体性压力，争取高额补偿金；企业面对集体上访，集体停工，往往只能让步。根据东莞市统计，2014年因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引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占到22.4%。在董保华作为主讲人的2016年5月6日天则双周论坛上，与会的劳工学者常凯、王江松、陈步雷等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

通过对劳工群体的调查研宄，劳工学者集中表达了当下中国劳工的主要法律意识和诉求：

第一，劳动关系领域存在者普遍而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宄、司法不公的现象，一方面企业方面因为违法成本很低而置劳动法律于不顾，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大大超过法定加班时间、克扣加班费和高温补贴、不缴或少缴五险一金、任意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等等，到处都是；另一方面，劳动者因为维权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等）太高，往往被迫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就现行劳动合同法本身而言，对劳动者并不存在过度保护的问题，企业经营成本最大的部分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税收成本和权力寻租成本，这些成本都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正是这些成本的製约才使得中国製造业失去竞争优势，相反，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仅占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典型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数亿农民工不能把家安在生活费用极高的打工所在地，使得劳动力的再生产以拆分式的、家庭破碎的方式进行，这比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不如，更不用说农民工所遇到的社会歧视和文化歧视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现行劳动合同法缺乏对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的明确承认和保护，这使得工人不可能组织起来，通过谈判和罢工等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虽然其中也有集体合同一章，但都是一些抽象的、大而无当的规定，没有完整的集体谈判製度供给和实施细则，没有法律责任，没有可执行性和强製性，结果是，集体协商製度变成了工会的自娱自乐和数据统计游戏，而工会本身也没有依法履行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绝大多数企业工会被国企的经营管理层和私企、外企的资方所操控的「老板工会」，一旦工人发起罢工、集体上访和请愿，地方政府就立即作为维稳事件，派遣警力予以强製性处置，甚至对工人代表予以刑事惩处。因此，中国劳动立法最短缺的就是集体劳动关系法或集体合同法。

三、劳工法律意识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劳动合同时间人数百分比（％)
1-2年18522.90
2-5年16019.80
5年以上749.16
无固定期限22427.72
没有签合同16520.42
合计808100.00
由此表可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不容乐观，除20.4%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外，42.77%只签订短期合同，只有38.84签订了长期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且这一部分相对集中在国企: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企业类型
劳动合同时间国企民企
1-2年10.5%29.5%
2-5年18.3%25.1%
5年以上15.3%7.7%
无固定期限47.1%23.4%
没有签合同8.8%14.3%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由好到差依次为60后、70后、80后、90后。90后固然因为工龄短，签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没签合同的比例达到15.6%:

不同年龄职工与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劳动合同时间年龄
90后80后70后60后
1-2年32.0%25.8%15.8%13.8%
2-5年29.9%27.5%18.6%6.9%
5年以上8.2%10.6%9.3%12.3%
无固定期限14.3%26.2%41.5%55.4%
没有签合同15.6%9.9%14.8%11.5%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户口看，当然是农民工最差，居民户口好一些，城市户口更好一些:

不同户口职工与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户口类型
劳动合同时间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1-2年31.2%14.6%11.1%0.0%
2-5年28.5%17.8%16.4%40.0%
5年以上6.4%12.8%15.8%0.0%
无固定期限19.2%45.7%45.0%60.0%
没有签合同14.7%9.1%11.7%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学历看，基本上呈现出学历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关系:

不同学历职工与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劳动合同时间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1-2年27.2%26.3%15.5%10.6%22.2%
2-5年24.6%20.5%16.1%38.8%22.2%
5年以上5.7%10.6%14.9%12.9%22.2%
无固定期限22.4%32.1%43.7%35.3%33.3%
没有签合同20.2%10.6%9.8%2.4%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组长好一些，班组长以上更好一些:

不同岗位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劳动合同时间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1-2年26.5%15.9%16.9%9.6%
2-5年21.6%31.7%25.0%19.2%
5年以上8.9%19.0%12.5%13.5%
无固定期限28.9%30.2%38.8%44.2%
没有签合同14.1%3.2%6.9%13.5%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工资收入看，也呈现出工资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劳动合同时间~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综合分析：劳动合同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发生劳动纠纷时诉诸仲裁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从本次调查看，多达20.4%的工人没有获得劳动合同，且多为农民工（初高中、农业户口、普通工人）。原因固然主要在于企业规避签订劳动合同，这也表明相当多的工人的劳动合同意识不够强。

2、执行劳动合同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人数百分比（％)
很好13216.32
较好15318.91
一般26132.26
不太好8610.63
很不好779.52
不知道10012.36
合计809100.00
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保障劳工基本权益的第一步，关键还要看执行情况如何。认为执行情况很好和较好的占35%，认为一般地占32%,认为不太好和很不好的占20%,回答不知道的占12%以上。可见劳动合同作为最低劳动标准的执行情况是很不理想的，其中国企明显好于民企：

不同类型企业履行劳动合同情况

 企业类型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国企民企
很好25.8%22.3%
较好31.2%16.6%
一般24.2%36.7%
不太好4.4%9.4%
很不好7.4%8.0%
不知道7.0%7.0%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合同执行情况呈现出60后、70后、80后、90后由好到差的分布:

不同年龄职工所在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很好24.5%21.9%20.0%34.6%
较好19.7%18.6%25.4%24.6%
一般29.3%40.5%25.9%23.8%
不太好7.5%8.2%9.7%3.8%
很不好8.8%6.5%9.2%6.9%
不知道10.2%4.2%9.7%6.2%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学历看，从初中及以下到本科学历工人，明显表现出由低到高的满意度。研宄生的情况较为特殊，其满意度高于初高中低于大专本科，而其不满意度高居榜首，达33.3%。

不同学历职工所在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好20.7%22.0%27.1%29.1%33.3%
较好15.5%20.0%29.4%33.7%11.1%
一般34.9%34.6%27.1%30.2%22.2%
不太好10.3%9.2%2.3%3.5%22.2%
很不好9.5%8.1%6.8%1.2%11.1%
不知道9.1%6.1%7.3%2.3%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不如居民户口，居民户口不如城市户口:

不同户口职工所在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户口类型
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很好21.7%27.4%26.2%0.0%
较好19.1%25.6%23.3%60.0%
一般34.2%29.7%28.5%20.0%
不太好8.4%8.2%5.2%0.0%
很不好9.1%5.5%7.0%0.0%
不知道7.6%3.7%9.9%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岗位和地位看，将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综合计算，对劳动合同履行情况呈现出普通工人一班组长一初中及技术人员一车间科室负责人由低到高的评价：

不同岗位职工所在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很好20.8%28.6%28.0%33.3%
较好19.4%27.0%23.8%35.3%
一般33.1%27.0%34.8%17.6%
不太好8.1%7.9%6.7%5.9%
很不好9.9%7.9%2.4%5.9%
不知道8.5%1.6%4.3%2.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工资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认为合同执行情况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评价就越高一些：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所在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很好10.0%15.6%24.8%24.7%50.0%50.0%
较好15.0%15.0%21.8%29.1%12.5%8.3%
一般35.0%31.7%32.8%32.4%29.2%33.3%
不太好5.0%10.8%8.9%4.9%0.0%8.3%
很不好15.0%19.8%5.5%2.4%4.2%0.0%
不知道20.0%7.2%6.1%6.5%4.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总的来讲，占比最大的底层劳工即农民工，不仅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最低，而且劳动合同执行情况也相对不好，这无疑使他们的经济状况犹如雪上加霜。要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有赖于工人的劳动合同意识的强化并采取有力的维权行动。

3、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人数百分比（％)
建立了14117.52
没建立33040.99
不知道33441.49
合计805100.00
劳动合同是劳工个人与企业签订的，集体合同则是劳工通过工会与企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事项进行集体协商而签订的，由于加上了劳工团结和组织，大大増强了劳方讨价还价的力量，从而反过来提高个别劳动合同的标准和水平，因而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市场经济下主要的劳动力议价和定价机製。我们国家刚刚开始，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只有17%的工人确认本企业建立了集体协商製度，40%以上的人认为没有建立，还有超过41%的人表示不知道，可见，即使很多企业搞了一个形式上的集体协商，工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其中国有企业稍稍好于民办企业：

不同企业类型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企业类型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国企民企
建立了24.9%25.3%
没建立27.9%38.4%
不知道47.2%36.3%
合计100.0%100.0%
下面是处于不同年龄、户籍、学历、岗位和地位、收入水平的工人，对本企业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的知晓程度：

不同年龄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年龄
工资集体协商製度90后80后70后60后
建立了29.9%20.5%23.1%30.7%
没建立29.2%38.9%32.3%34.6%
不知道40.9%40.6%44.6%34.6%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户口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户口类型
工资集体协商製度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建立了26.6%19.6%27.8%60.0%
没建立34.8%34.1%33.1%40.0%
不知道38.6%46.3%39.1%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学历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工资集体协商製度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建立了29.1%23.4%24.7%19.5%44.4%
没建立36.8%39.9%25.9%26.8%55.6%
不知道34.1%36.7%49.4%53.7%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不同岗位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工资集体协商製度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建立了25.4%29.5%21.3%40.0%
没建立33.4%37.7%32.3%40.0%
不知道41.2%32.8%46.5%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工资集体协商製度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元及以上
建立了16.7%19.3%29.5%22.9%34.8%45.5%
没建立33.3%41.0%34.3%31.3%34.8%36.4%
不知道50.0%39.8%36.2%45.8%30.4%18.2%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从这些数据中，看不出来不同工人对集体协商的认知和态度有明显的区别，不像工资、工资发放、签订和执行劳动合同等方面呈现出带有规律性的差别，原因在于，集体协商是个新鲜事物，工人们还不熟悉，即使企业建立了，也是形式上的。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关系，还处在以个别劳动关系为主体的阶段，还没有进入以集体劳动关系为主体的阶段。

4、劳资纠纷处理方式

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劳工选择的处理方式的排序是：①当面找企业领导说理®向地方政府或上级工会反映③请仲裁机构帮助④找企业工会帮助⑤联合工友集体上访⑥请老乡、朋友帮忙©组织员工罢工⑧采取激烈行动（如威胁、自杀）：

①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当面找企业领导说理44258.31
其他31641.67
 758100.00
②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向地方政府或上级工会反映21430.40
其他48969.60
 704100.00
③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请仲裁机构帮助21029.75
其他49670.25
 706100.00
④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找企业工会帮助21829.18
其他52970.82
 747100.00
⑤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联合工友集体上访11716.64
其他58683.36
 703100.00
⑥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请老乡、朋友帮忙9213.33
其他59886.67
 690100.00
⑦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组织员工罢工7711.16
其他61388.84
 690100.00
⑧和企业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采取激烈行动（如威胁、自杀）172.49
其他66797.5 1
 684100.00
对相似问题的回答是:

劳动者如何处理企业的不公正对待

处理办法人数百分比（％)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3817.27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637.88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45757.20
离开，另谋出路12916.15
其他121.50
合计799100.00
劳动者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径

处理办法人数百分比（％)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526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权益34644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18924
找熟人帮忙425
司法途径14518
其他111.
合计785100
从以上数据分析，愿意选择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人占绝大部分，采取极端行为的只占极少数。在合法方式中，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以个人的方式去找企业资方和管理层、政府和上级工会、仲裁机构、企业工会这种体製渠道解决问题，另一种是通过组织起来联合上访、请愿、集体谈判和罢工等集体行动（这是主流体製外的自力、自主救济方式）解决问题，选择前者的明显多于选择后者的，这是因为集体上访、集体谈判和集体罢工，一则没有完全合法化，面临法律风险，需要更高程度和更高层次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需要劳动者有更高的法律意识和团结组织能力，而这两者目前都是欠缺的。

5、对工会的态度

劳动者对所在工会的满意度

满意度人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很满意589.549.54
比较满意14123.1932.73
一般19331.7464.47
不太满意9715.9580.43
很不满意11919.57100.00
合计608100 
其中国企工人的满意度高于民企: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对所在单位工会的满意程度

 企业类型
满意程度国企民企
很满意8.1%6.5%
比较满意29.3%13.3%
一般33.0%44.9%
不太满意14.1%21.7%
很不满意15.5%13.6%
合计100.0%100.0%
劳动者认为工会作用不大的原因

原因人数百分比（％)
受资方和企业行政控製30941.
工会领导人素质不高739.
工人们自己的组织能力与对工会的控製力太弱17723.
受到某些不合理的政治体製的束缚16121.
其他222.
合计743100
35%以上的工人对所在工会表示不满意，31%以上的工人表示「一般』』，只有不到32%的工人表示满意，这说明工会离工人权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高达41%的工人认为是资方和企业行政管理控製了工会，俗称「老板工会」，有21%的工人认识到不合理的政治体製束缚了工会发挥作用，这说明工人看到了中国工会的症结所在。令人意外的是，只有9%的工人把责任归咎于工会干部，而有23%的工人反省和检讨了自己的问题，认为工人们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对工会的控製力太弱了。这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正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才会产生解决问题的追求和努力。

6、对政府和法院维护劳工权益的满意度

劳动者对地方政府和法院处理劳资争议的满意度

满意度人数百分比（％)
很满意395.21
比较满意9712.95
一般35947.93
不太满意14118.83
很不满意11315.09
合计749100
表示不满意的工人多出表示满意的工人近15个百分点，再加上表示「一般」（在汉语中也就是「马马虎虎」、「差强人意」的意思）的工人高达48%，说明工人对政府和法院维护工人权益总体上是不太满意的（即使只把表示「一般」的拿出一半归入表示不满者之列，不满意者也将近60%)，其中民企工人的不满意度高于国企工人：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对所在地区法院处理劳资争议的满意程度

 企业类型
满意程度国企民企
很满意4.5%14.6%
比较满意18.6%9.4%
一般56.0%42.6%
不太满意12.0%20.7%
很不满意8.9%12.7%
合计100.0%100.0%
大学生郑颖等人对湖北省仙桃市某镇农民工做了一次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増强，但法律知识欠缺。通过与农民工直接对话和调查，自我评价为具有一点维权意识的占92.9%，维权意识很高的占3.5%，仍有3.6%的人维权意识很差，在维权受到伤害时，有83%的人想到维权，用人单位从不拖欠工资的占97.7%，交纳保险的占75.6%，但没有交或不清楚情况的仍占24.4%，对于高温补贴赔付，没有或者不清楚的占55.6%。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维权意识比较淡薄，农民工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虽有一定増强，但由于其文化层次较低，处于弱势的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对于用人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也是听之任之，有些农民工为了保证就业，或者随时跳槽，也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农民工自身证据缺乏，加之取证困难，导致其合法权益难以受到法律保护，不利于维权工作开展。相当多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熟悉不足，只註重眼前经济收入，不愿花「小钱」购买保障长远利益的综合社会保险。劳动者对人身安全和防范措施普遍看重，在遭受侵害后，也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但在具体维权法律程序和方式上却陷入茫然，甚至不得己而放弃®。

四、中国劳工法律意识的发展趋势

整个中国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劳动关系，必定会朝着法治的方向迈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劳工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加强，越来越提高。这种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劳工法律意识将从少数先进工人蔓延和传播到绝大多数工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己经不可逆转，重返计划经济己经不可能了。在计划经济製度下，劳动者的利益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加以低水平保障的（对于工人），或者是通过国家暴力直接加以剥夺的（对于农民）。在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人身获得解放，农民从土地和公社製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可以到城市和市场经济中去就业和创业，而工人也不能直接依赖同时也服从于国家，必须并且可以到市场经济中去寻找发展机会，这样一来，劳动者的个体权利需求和意识就必然高涨起来，并且必然要求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劳动者逐步获得解放的同时，所有者、投资者、经营管理者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或阶层也出现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等也要求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者权益与所有者、经营管理者权益处于一定程度的矛盾以至对立的状态，国家（包括立法、行政、司法）面对这样一种包含着内在矛盾的新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能够仅仅代表哪一方打压另一方，也不能仅仅代表自己同时打压劳资双方，而只能通过为劳资双方创造一个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来协调和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在立法环节，立法机关要同时吸收、接纳、承认、协调劳资双方的意见、愿望和要求，使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其次，在执法或政府行政环节，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製定相关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处理劳资双方的冲突，纠正劳资双方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第三，在司法环节，要公开、公平、公正地审理劳资纠纷案件，接受公众与新闻舆论的监督。这个就叫做劳动关系、劳资关系的法治化。如果不能实现劳动法治（A)的话，就只能选择B、C两种途径了： B.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市场经济、丛林政治和丛林社会；C.高度集中和垄断的国家权力对劳资双方和整个社会实行严厉管控。这两者都显然不是我中华民族的福祉，而是远离世界文明康庄大道的邪路，并且将把吾国吾族引向万劫不復之中。

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或人群，中国的劳工当然应该主动积极地加入到法治的进程中去。劳工阶级不发出自己宏大的声音，国家的劳动立法就很可能会偏袒资方而不利于劳方，这从本章前面介绍的最近两轮立法或修法博弈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资方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会，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通过经济学家、法学家、新闻媒体等等，表达诉求，向立法部门施加压力，劳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占优势，怎么办呢？ 一是要通过自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放大自己的声音，影响到主流媒体、学术界、政界，让他们不能忽视数亿劳工的巨大存在；二是要加快劳工的团结和组织程度，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法律诉求和意愿反映到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进程中去。

2、由个体劳工法律意识向集体劳工法律意识的提升

如果说前一个趋势只是劳工法律意识的量的扩大，这一个趋势就是劳工法律意识的质的提高。纵观世界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发展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个体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也叫产业关系）两个基本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劳动者作为个人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争取自己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方面的待遇，然而，由于孤独的劳工个体相对于有组织的资本和企业管理体系的弱势经济地位和相应的弱势政治地位，劳工的法律地位也是弱势的，一是国家法律体系是倾斜于保护资方的，二是即使国家立法中有许多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但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这些条款也经常难以兑现。结果是劳工阶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了激烈的、无序的破坏工厂、武装起义、革命运动等暴力反抗，遭到镇压以后，劳工阶级转而要求相对温和的、在法治框架内能够和平行使的集体性劳动权利，即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合法博弈的权利。于是，在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立法开始承认了以「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为核心的集体劳权。

只有劳工三权才为结构性地、全面地解决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搭建了一个製度平臺和法律框架，才基本实现了劳动关系的法治，并进一步为劳工阶级追求更高的经济、政治、社会目标奠定了基础。在追求、实现和运行劳工三权的过程中，扬弃了、包含了个体劳工法律意识的集体劳工法律意识，或者说劳工集体法律意识，既是劳工三权得以确立的推动因素，也是劳工三权得以运行的内在构成因素，只有所有的劳工，都充分意识到自己自由结社、团结组织的权利，充分意识到依照法律程序与资方进行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集体抗争、集体行动、集体谈判的权利，并且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避免剧烈的阶级战争和社会动荡，才能实现产业和平，才能建立一种越来越公平正义的劳资关系。

经济意识

一、何谓劳工经济意识

所谓劳工经济意识，简要言之，就是劳工对客观的经济製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与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经济前途的看法，包括认知、评价和愿景几个方面。展开而论：

1、 劳工对经济製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

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过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的底层或底盘，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可以三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也可以四分为经济、政治、社交、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经济人」乃至「经济动物」。劳工作为经济生活主体，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处身其中的经济世界和经济体系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或者来自口耳相传，或者来自学校教育，或者来自自身体验，比如，什么是公有製、什么是私有製，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劳动、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工资、什么是利润等等。

在形成对经济事实的认知的同时和基础上，劳工会对这些经济事实作出评价：哪些事实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事实是或然的和可以避免的，哪些事实是正常的、公正的因而是可以保留和继承的，哪些事实是不正常、不公正的因而是应该改变的。进一步，劳工会提出自己对经济製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和愿景，乃至理想和蓝图。

2、 劳工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经济前景的认知、评价和愿景

如果前面说的是劳工对整个经济世界、经济环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可以称之为劳工的宏观经济意识的话，此处说的是劳工个人对自己在这个经济世界、经济环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趋势中的地位、价值和前途的看法，可以称之为劳工的微观经济意识，同样也包括对个人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的认知、对个人经济价值和作用的评价以及对个人经济前途的愿景和追求。认知可能是客观真实的也可能是主观虚幻的，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煳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恰当的也可能是过高或者过低的；愿景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是乌托邦幻想。

由于教育与舆论的误导、知识结构的陈旧、思维方式的固化等等原因，劳工既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宏观经济世界的不正确的看法，也有可能形成对自己微观的经济世界的不正确的看法，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选择，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有两种，一是消极忍受、悲观认命、无所作为、苟且偷生；二是认同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游戏规则，不择手段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3、 劳工的集体（阶级）经济意识与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的关系

劳工具有二重性：作为阶级成员而存在和发展与作为个人而存在和发展。通常，对宏观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看法更有助于劳工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对微观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和经济前途的看法更有助于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的形成，以至于会产生阶级存在与个人意识的背反现象：一些劳工会产生某种官僚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固化的，阶级成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也是正常的，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和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阶级归属，一些工人白手起家、创办微小企业并最终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只要合理合法，不仅其个人选择是值得嘉许的，而且客观上也能够削弱垄断，増强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平等竞争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动力。

但是，在劳资矛盾还处于对抗性的历史阶段，劳工通过个人奋斗上升的通道是很狭窄的，只有少量的工人可以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大多数劳工是不可能的，即使霸王硬上弓创办一个微小企业，也很快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破产。那么，怎样才能改变劳资力量极度不均衡的状态呢？只有靠工人团结、联合和和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对资本的霸权和专製形成强有力的製衡，而这样做的绝对前提是劳工具有清晰的阶级意识，这就需要大多数工人从自身的微观痛苦体验出发，上升到对整个宏观经济世界、经济秩序、经济製度、经济结构的客观认识。

于是，在劳工的集体经济意识（阶级经济意识）与个人经济意识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劳工当然首先会从自己在工厂、家庭和工人社区等日常生活场景中尖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经济窘境，但这种意识会处于一种感性的、直观的、模煳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还达不到一种理性的、本质的、清晰地、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飞跃，就要通过劳工之间以及劳工与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的交流和学习，由个体的经济意识上升到阶级经济意识，达到对整个劳工阶级处于贫困和无产、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原因的认识，亦即达到对整个经济世界的科学认识，这样才能找到改变这一状态的路径和方法。阶级经济意识一旦形成，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才会变得明确清晰起来，才会克服单个地争取自己经济利益的盲目性、孤立性和无助性，才会形成个体劳工之间的团结、互助、联合和组织，才会加入一起争取经济利益的集体行动。

二、改革开放以来劳工经济意识的演变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劳工经济意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正在变得日益真实和清晰起来。

1、老工人的传统经济意识惨遭解构

所谓老工人，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就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随着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经济体製改革，以及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向私营企业的大规模改製，老工人根深蒂固的经济意识被一步一步地拆解；

第一步是民主参与的经营管理意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意识被拆解。数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至少在法律和观念的层面上使老工人形成了一种作为「经济主体」（俗称「主人翁的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通过大规模和持久的宣传而为工人所熟知，工人与工人之间尤其是工人与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小，甚至有些干部的工资还没有资深工人那么高。随着两权分离的改革开始，随着厂长负责製和承包製的推行，随着《全民所有製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製条例》的颁布实施，国家授予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等14项权利，但这些权利都明确属于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层，而不属于职工，同一条例并没有专辟一章理顺与此前颁布的《全民所有製工业企业职工大会条例》之间的关系，后一个条例曾经赋予职代会的五项职权®就完全被虚置了。经营管理层与职工的权利差距变得非常悬殊，工资、奖金和收入差距也相应拉大，这就剧烈地动摇了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分配的信心。

第二步是所有者和所有权意识被拆解。经营管理权使依托于所有权的。如果说在全民所有製（国家所有製）和集体所有製还没有被改变之前，两权分离只是剧烈地动摇了职工参与经营、管理、分配的信心，但由于他们在法律上和理论上的所有者身份还没有失去，他们的幻想还没有被彻底打破的话，那么，随着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有製向私有製的疾风暴雨般的转製，他们就真的还原成为雇佣劳动者了，而且是毫无所有权和参与权的、赤裸裸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能以他们曾经彷佛拥有过的「历史权利」来抵抗这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改製了。然而，他们的抵抗是无效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绕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国内国际的资本所有者的暗箱操作，把公有企业变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的私有企业，即使有少数企业进行了职工持股的试点，但后来也以各种名目废除了，比如上海徐家汇集团最初是有一部分职工持股的，后来这些职工股都被赎买了，因为证监委规定公司要上市，就不能有内部职工股。着名作家余秋雨就是因为花了 241万元搞到了一部分职工股，而在徐家汇上市后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经过这一番大洗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所有权和所有者意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劳动者意识了。

第三步是劳动权利意识遭受重挫。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端的是铁饭碗，就业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大不了城市安排不了，可以把工人下放或者遣返到农村去。两权分离的改革时，己经开始进行优化组合了，小部分工人或内退，或停薪留职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去工作，或者自谋生路自己创业，那时候还没有太大的下岗失业风险。到了企业转製时，伴随着所有权易主，职工的就业权等劳动权利遭受前所未有的侵害，大约有6000万左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在失去所有者和主人翁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他们不仅主人做不了了，连雇员也做不了了，这使他们的劳动权利意识受到极大的冲击，也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尊严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第四步是社会保障权利意识遭受重挫。从前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经济安全是有保障的，随着企业大规模改製以及职工大规模下岗，很多职工也失去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企业给个几千几万元，就买断了职工的工龄，了断与职工的关系，因为这些下岗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往往只能非正规再就业，甚至长期难以就业，找不到正规单位为自己续缴社保，只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来续缴社保，有时落入到吃了饭就缴不①《全民所有製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第二章第七条：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定期听取厂长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经营方针、长远和年度计划、重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计划、职工培训计划、财务预决算、自有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就上述方案的实施作出决议；二、审议通过厂长提出的企业的经济责任製方案、工资调整计划、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方案、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的规章製度；三、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四、评议、监督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奖惩和任免的建议。对工作卓有成绩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奖励，包括晋级、提职。对不称职的干部，可以建议免职或降职。对工作不负责任或者以权谋私，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处分，直至撤职。五、主管机关任命或者免除企业行政领导人员的职务时，必须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职工代表大会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荐厂长人选，也可以民主选举厂长，报主管机关审批）上社保或者缴了社保就吃不上饭的困境，有人因此而离婚、精神失常、等死和自杀的困境。这使他们反过来无限怀念虽然普遍贫穷但却拥有基本社会保障的计划经济时代。

经历了这四步打击，老工人的经济意识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他们日益意识到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低下、贫困、被抛弃与被损害的经济地位。

2、新工人的经济意识逐步形成

这裏所说的新工人，主要是指在90年代全面市场化过程中参加工作的工人，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子弟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到2013年末，农民工总数达到2.68亿，加上城市户籍新工人，总数在3亿以上，年龄在16岁左右到40岁左右，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上。2013年劳工文化问卷调查所显示的工人年龄结构可供参考：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

年龄人数百分比（％)
90后15419.4
80后31239.4
70后19024.0
60后13617.2
合计792100
大体上，我们把60后归入老工人的范畴，把70后、80后、90后归入新工人的范畴，这部分工人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82.8%。

新工人与老工人相比具有如下特征：（1)老工人在计划经济体製下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转製以后，一部分留在剩下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直到退休，大部分都下岗失业了，而新工人，即使其中年龄最大的，即使在国有企业呆过，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旋后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迅速由行政化、终身製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市场化、合同製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主人身份被迅速淡化，而劳动者的雇员身份及其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迅速凸显出来；（2)老工人大都具有城市居民户口并且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而新工人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相对而言不享有任何城市特权；（3)新工人不仅文化教育程度高于老工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迅速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甚至熟练地使用博客、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相比而言，即使是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工人，对新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对信息的消费、吸收、适应能力，比新工人要弱得多，两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可能对他们的经济意识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老工人更加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地位和优势，而新工人则更倾向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

如果说老工人的经济意识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下行的过程，那么，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学界又称之为「新生代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意识，则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上行的过程：

第一步是默默忍受城市企业的超级经济剥削，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经济意识。最老的一代农民工现在己经在没有拿到退休养老金的情况下返回农村了，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初进城打工时，只是为了挣钱盖房、为儿子娶媳妇、养老等等，并没有想在城裏定居下来，另一方面，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农民工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忍受低工资待遇：

一是「比较收益」。打工收入相对其他城裏人而言无论多么低，相对自己务农的微薄收入而言又要高得啵�而且农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呆在农村闲着也是闲着，出来做事��

歹能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二是「比较权利」。在人民公社製度下，农民其实接近于农奴，没有劳动力所有权和人身自由，区别只在于农奴依附于农奴主，而公社社员依附于组织和政权，相比之下，进城打工意味着农民获得了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以及相随而来的人身自由。

三是「比较劣势」。陌生的城市毕竟是「别人的地盘』』，农民工感觉自己是外人和流动人口，相对作为主人的城裏人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和被动状态，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再怎么不满，对自己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得到的收益的反差再怎么感到不公平，还是不敢跟人家公开讨价还价，最多只是默默地用脚投票，不断地更换雇主。

第二步是积极的个体经济意识逐渐形成。农民工积极的经济意识包括对自己经济权利的匮乏（被压迫）、经济收入的低下（被剥削）、经济安全的缺失（被抛弃）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未能享受到的经济权利、经济收入、经济安全的追求。这种意识得以产生，对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而言，主要源于自己对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贡献与自己长时间工资不涨或者増长缓慢的比较，而对年轻的80后、90后而言，更多的来自对父辈经历的观察、劳动法知识的普及以及来自网络的启蒙，当然，在这些之后起作用的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压力、共同的追求公平正义和幸福生活的本能和感情。于是一些人率先起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包括要求増加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要求工伤职业病赔偿、要求缩短工时或提高加班工资或支付带薪年休假、要求企业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等。这些都是通过签订或修改劳动合同、诉诸个别劳动仲裁或诉讼以及其他更激烈的个别抗争（如跳楼、人身攻击等等）而表现和实现出来的。

第三步，在珠三角等工业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积极的集体经济意识己经开始形成。一当农民工意识到所有像自己一样的人，都有对于工资、工时、工作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共同诉求，并且意识到个别行动不可能成功而只有集体行动才能获得成功时，农民工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共同的经济地位和权利以及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道路和方法，就开始形成明确的意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网络和小范围的线下互动，表达和梳理共同的诉求，然后通过突然的罢工行动，向企业提出这一诉求，逼迫企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对劳工做出让步。这种模式被称为「先罢后谈』』，主要是因为工人不能公开地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会向企业发出集体谈判邀约，于是只好通过罢工先发製人。在发达国家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下，在有工会作为工人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的组织机构的情况下，罢工只是一种威慑手段，一般都是先谈判后罢工，这种模式因而也被称之为「先谈后罢」。

3、老工人经济意识的下行与新工人经济意识的上行的交汇

毋庸置疑，在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老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年代形成的新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某种意识断裂现象，以至这两大工人群体的知识构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在老工人中，怀念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比新工人明显多一些，这也难怪，正在向他们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给他们上升的空间，于是只好向过去寻求安慰；另一方面，在新工人中，肯定市场经济和欢迎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人比老工人也明显多一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固然让他们处在弱势地位，但一则还有提升和改变的可能，二则他们成长起来时接受的教育、信息和价值观，使他们不可能再愿意返回到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了。当然，新工人中也有怀念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中也有拥护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一种人具有哪一种经济意识，而是在总数和总量上，是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意识的劳工多呢？还是具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意识的劳工多？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做出宄竟以何种经济意识来引导和整合中国工人阶级的选择，从而推动工人阶级的两个部分的联合和融合，使老工人阶级和新工

人阶级结合为一个完整的阶级。

无论从理论推演还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老工人阶级应该并且必将融到新工人阶级中去，理由很简单：第一，市场经济在可见的将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除非发生重大的人类灾变，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再也回不去了；第二，新工人在人数上超过了3个亿，而老工人，把在职、退休与下岗失业的合计起来，也不过1个多亿，真正在职的或者在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运行中起实际作用的国有企业职工不过两三千万人。

在1个多亿的老工人中，一部分己经退休了或领取养老金了，己经退出了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领域，另一部分大都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就业的，年龄在45-54岁之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留在国有企业。如果是在垄断型国企工作，那么作为正式工他们也享受了国企垄断带来的好处，也可以说分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虽然他们与国企的经营管理层也有矛盾，但大体上可以说是「工人贵族』』，这一部分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如果是在竞争型国企工作，那么他们虽然比私营企业的劳工的处境要好一点，但在用工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方面实际上是在日益趋同，他们与经营管理层的矛盾也很大。总之，仍然在国企任职的老工人，他们的经济意识大多也经历了上文中所说的下行过程。至于多达6000万的下岗失业工人，那么，他们的客观经济状况和主观意识状态都下降到了最低点：他们甚至没有了正规工作，只能打些零工，甚至买不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意识甚至己经低于农民工了。

所以老工人经济状况的下行线和新工人的经济意状况的上行线实际上己经交汇了，只不过由于观念对于现实的迟滞效应，他们的经济意识还没有完全交汇，还有若干差别和矛盾，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从网络舆论表现来看，老工人的维权不太引起新工人的关註，而新工人的维权也不太引起老工人的关註，只有双方具有较高觉悟的那一部分人才会彼此关註。两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隔膜，这是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劳工经济意识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收入状况

根据2013年4-5月份的调查，目前劳工的经济状况如下：

(1)工资水平

调查样本的收入分布

收入人数百分比（％)
1000元及以下212.6
1001 至 2000 元18022.0
2001 至 3000 元32940.2
3001 至 5000 元25230.8
5001 至 8000 元242.9
8001元及以上121.5
合计818100
有24.6%的被调查对象的工资在2000元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是赤裸裸的生存工

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这些央企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 GDP 增长近 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 80%。以上。http://blog.sina.com.en/s/blog_5408ee850102v9xthtml资。2001到3000元的占40.2%，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在社会上处于低端收入阶层®。30.8%在3001到5000元之间，勉强接近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只有4.4%在5000元以上，考虑到本调查的对象不包括企业的高管，仅限于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者」，这4.4%仅限于部分车间科室负责人和中级技术人员。

调查样本的岗位分布

岗位人数百分比（％)
普通工人51464.5
班组长648.0
初中级技术人员16721.0
车间科室负责人526.5
合计797100
综合考虑公务员、企业主、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群的收入状况，那么可以断言，绝大部分劳工的收入处于社会底层（24.6%)、下层（40.2%)和中等偏下层（30.8%)，三者合计为95.6%，只有少数人达到中层（4.4%)。这应该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客观经济地位的一个真实反映。

(2)工资发放情况

劳工的工资发放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人数百分比（％)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70088.38
拖欠半年以内718.96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172.15
拖欠1年以上40.51
合计792100.00
其中国企的工资发放情况好于民企：

不同类型企业发放工资情况

 企业类型
工资发放情况国企民企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94.2%79.9%
拖欠半年以内2.0%14.4%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3.1%5.3%
拖欠1年以上0.7%0.4%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拖欠严重的依次是80后、90后、60后、70后:

不同年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状况

 年龄
工资发放状况90后80后70后60后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84.2%81.6%90.1%85.4%
拖欠半年以内13.0%12.8%6.6%5.4%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2.7%4.9%3.3%7.7%
①据2012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72国工薪阶层收入调查报告，称全球平均月薪水平为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7元），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调查国家（地区）中的57位。

拖欠1年以上0.0%0.7%0.0%1.5%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户口看，拖欠最严重的是农村户口的工人，其次是部分城乡的居民户口，再次是城市户口：

不同户口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户口类型
工资发放的情况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82.0%90.0%86.5%80.0%
拖欠半年以内12.7%5.9%10.0%0.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5.0%3.6%3.5%0.0%
拖欠1年以上0.3%0.5%0.0%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学历看，拖欠严重的分别是研宄生及以上、初中生及以下、高中、本科、大专:

不同学历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78.8%87.0%91.3%88.5%77.8%
拖欠半年以内14.7%7.2%6.9%6.9%22.2%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5.6%5.5%1.2%4.6%0.0%
拖欠1年以上0.9%0.3%0.6%0.0%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岗位和地位看，拖欠严重的依次是初中及技术人员、普通工人、车间科室负责人和班组长：

不同岗位的职工所在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85.5%88.9%83.0%88.0%
拖欠半年以内10.1%6.3%10.9%8.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4.0%4.8%4.8%4.0%
拖欠1年以上0.4%0.0%1.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工资档次看，拖欠严重的依次是5001至8000元、1001至2000元、2001至3000元、3001至5000元、8001元及以上、1000元及以下：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工资发放情况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按时足额发放，从未拖欠94.7%74.8%87.1%89.9%66.7%91.7%
拖欠半年以内0.0%16.6%9.5%6.9%16.7%0.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内5.3%8.0%2.8%3.2%12.5%8.3%
拖欠1年以上0.0%0.6%0.6%0.0%4.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第一，拖欠工资现象还相当严重，民营企业尤为突出；第二，农民工（初高中、农业户口、普通工人）当然是被拖欠最为普遍的，高达近20%，至于为什么高学历的研宄生和5001至8000元会名列被拖欠榜首，原因不明，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样本中分别只有9人（占1.1%)和24人（占2.9%)，不足以说明问题吧。

(3)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劳工的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劳动合同时间人数百分比（％)
1-2年18522.90
2-5年16019.80
5年以上749.16
无固定期限22427.72
没有签合同16520.42
合计808100.00
由此表可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不容乐观，除20.4%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外，42.77%只签订短期合同，只有38.84签订了长期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且这一部分相对集中在国企: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企业类型
劳动合同时间国企民企
1-2年10.5%29.5%
2-5年18.3%25.1%
5年以上15.3%7.7%
无固定期限47.1%23.4%
没有签合同8.8%14.3%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由好到差依次为60后、70后、80后、90后。90后固然因为工龄短，签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没签合同的比例达到15.6%。

从户口看，当然是农民工最差，居民户口好一些，城市户口更好一些。

从学历看，基本上呈现出学历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关系。

从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组长好一些，班组长以上更好一些。

从工资收入看，也呈现出工资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

综合分析：劳动合同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发生劳动纠纷时诉诸仲裁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从本次调查看，多达20.4%的工人没有获得劳动合同，且多为农民工（初高中、农业户口、普通工人）。

(4)执行劳动合同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人数百分比（％)
很好13216.32
较好15318.91
一般26132.26
不太好8610.63
很不好779.52
不知道10012.36
合计809100.00
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保障劳工基本权益的第一步，关键还要看执行情况如何。认为执行情况很好和较好的占35%，认为一般地占32%，认为不太好和很不好的占20%，回答不知道的占12%以上。可见劳动合同作为最低劳动标准的执行情况是很不理想的，其中国企明显好于民企：

不同类型企业履行劳动合同情况

从年龄看，合同执行情况呈现出60后、70后、80后、90后由好到差的分布。

 企业类型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国企民企
很好25.8%22.3%
较好31.2%16.6%
一般24.2%36.7%
不太好4.4%9.4%
很不好7.4%8.0%
不知道7.0%7.0%
合计100.0%100.0%
从学历看，从初中及以下到本科学历工人，明显表现出由低到高的满意度。研宄生的情

况较为特殊，其满意度高于初高中低于大专本科，而其不满意度高居榜首，达33.3%。

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不如居民户口，居民户口不如城市户口。

从岗位和地位看，将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综合计算，对劳动合同履行情况呈现出普通工人一班组长一初中及技术人员一车间科室负责人由低到高的评价。

从工资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认为合同执行情况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评价就越高一■些。

综合分析：总的来讲，占比最大的底层劳工即农民工，不仅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最低，而且劳动合同执行情况也相对不好，这无疑使他们的经济状况犹如雪上加霜。

(5)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劳工的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人数百分比（％)
建立了14117.52
没建立33040.99
不知道33441.49
合计805100.00
劳动合同是劳工个人与企业签订的，集体合同则是劳工通过工会与企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事项进行集体协商而签订的，由于加上了劳工团结和组织，大大増强了劳方讨价还价的力量，从而反过来提高个别劳动合同的标准和水平，因而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市场经济下主要的劳动力议价和定价机製。我们国家刚刚开始，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只有17%的工人确认本企业建立了集体协商製度，40%以上的人认为没有建立，还有超过41%的人表示不知道，可见即使很多企业搞了一个形式上的集体协商，工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其中国有企业稍稍好于民办企业：

不同企业类型是晋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製度

 企业类型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国企民企
建立了24.9%25.3%
没建立27.9%38.4%
不知道47.2%36.3%
合计100.0%100.0%
进一步对不同年龄、湖库、学历、单位、岗位、收入的工人的调查数据，看不出来不同工人对集体协商的认知和态度有明显的区别，不像工资、工资发放、签订和执行劳动合同等方面呈现出带有规律性的差别，原因在于，集体协商是个新鲜事物，工人们还不熟悉，即使企业建立了，也是形式上的。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关系，还处在以个别劳动关系为主体的阶段，还没有进入以集体劳动关系为主体的阶段。

以上从五个方面调查分析了劳工的收入状况或基本经济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工时、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等重要的内容，因而对劳工经济状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们仅能从收入状况和劳动力议价机製这一基本面分析出如下要点：

第一，在全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在总体上处于低收入阶级，经济状况仅仅好于仍然以种地为主要收入的农民，而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工处于最底层。

第二，劳工收入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别劳动合同甚至无合同是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製，个体劳工面对强大和高度组织化的企业（雇主）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集体协商、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这种能够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力量的劳动力定价机製。

2、劳工对具体经济处境的意识

那么，劳工对自己所处经济处境具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呢？

收入满意度
劳工的收益满意度情况

满意度人数百分比（％)
很满意242.90
比较满意9010.87
一般30837.20
不太满意26532.00
很不满意14016.91
合计827100.00
很满意和比较满意加起来13.77%，—般占37.2%，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加起来占48.91%，其中国企工人满意度稍微高于民企工人：

不同企业类型员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企业类型
满意度国企民企
很满意2.3%3.2%
比较满意13.2%9.5%
一般35.5%38.1%
不太满意31.3%32.6%
很不满意17.8%16.6%
合计100.0%100.0%
女性工人的满意度低于男性工人：

不同性别的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70后的满意度最低、不满度最高，其次为80后，其次为60后，再次为90后，大概因

 性别
满意度男女
很满意3.2%2.5%
比较满意13.2%8.4%
一般37.1%37.2%
不太满意30.9%33.7%
很不满意15.6%18.3%
合计100.0%100.0%
为70后、80后正当成家立业，经济压力大，60后反而小一些压力，90后压力最小，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不同年龄的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年龄
满意度90后80后70后60后
很满意4.1%2.6%1.6%3.7%
比较满意14.2%8.7%8.4%15.6%
一般44.6%35.9%36.8%34.8%
不太满意25.7%34.6%33.7%30.4%
很不满意11.5%18.3%19.5%15.6%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农民工的不满意度高于城市和居民户口工人：

不同户口的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户口类型
满意度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很满意3.1%3.5%1.7%20.0%
比较满意9.9%9.3%14.5%20.0%
一般35.5%37.6%41.9%20.0%
不太满意31.1%35.4%29.7%0.0%
很不满意20.4%14.2%12.2%4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独生子的满意度高于非独生子女，不满度低于非独生子女：

是否独生子女与对收入水平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

满意度是否独生子女
是不是
很满意4.2%2.6%
比较满意12.6%10.6%
一般42.0%36.4%
不太满意26.1%33.0%
很不满意15.1%17.4%
合计100.0%100.0%
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学历工人的满意度和不满度差不多，本科生满意度最低不满度最高，研宄生满意度最高不满度最低：

不同学历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满意4.2%2.3%3.4%0.0%0.0%
比较满意8.4%13.1%9.0%9.2%62.5%
一般38.9%36.4%39.5%34.5%12.5%
不太满意29.3%31.1%33.3%40.2%25.0%
很不满意19.2%17.0%14.7%16.1%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地位看，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车间科室负责人、班组长、初中及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不满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及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不同岗位的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很满意3.5%3.1%0.6%5.8%
比较满意8.0%20.3%11.4%26.9%
一般37.3%28.1%41.9%36.5%
不太满意31.8%34.4%32.9%23.1%
很不满意19.4%14.1%13.2%7.7%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对未来五年收入的预期
劳工对未来五年收入的预期情况

预期人数百分比（％)
会有很大提高8910.81
会有所提高38847.14
没有变化10012.15
会有一定下降364.37
会下降很多121.46
不知道19723.94
合计822100.00
认为会有提高的占58%，认为会下降的占5.8%，认为没有变化和不知道的占38%，其中民企工人的期望值略高于国企工人，但担忧收入下降的也多于国企工人：

不同企业类型员工对未来收入变化的预测

I 预期 企业类型

 国企民企
会有很大提高8.2%12.3%
会有所提高49.7%45.8%
没有变化13.5%11.3%
会有一定下降2.6%5.4%
会下降很多0.3%2.1%
不知道25.7%23.1%
合计100.0%100.0%
从性别看，男工对收入提高的期望值高出女工12个百分点，对收入下降的预感高出女工2.2个百分点：

不同性别的职工认为自己收入在未来5年内的变化

 性别
预期男女
会有很大提高13.2%7.2%
会有所提高49.8%43.9%
没有变化11.3%13.2%
会有一定下降4.5%3.8%
会下降很多2.1%0.6%
不知道19.0%31.3%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对收入上升的预期由高到低依次是90后、80后、60后、70后，对收入下降的预感由高到低依次是60后、80后、70后、90后：

不同年龄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内收入的变化

 年龄
预期90后80后70后60后
会有很大提高19.1%10.7%6.9%6.8%
会有所提高50.7%50.0%42.6%44.4%
没有变化8.6%12.7%14.4%9.8%
会有一定下降1.3%4.9%3.7%7.5%
会下降很多2.0%1.6%1.1%1.5%
不知道18.4%20.1%31.4%30.1%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户口看，对收入上升的预期由高到低依次是农业户口、城市户口、居民户口，对收入下降的预感由高到低依次是农业户口、居民户口、城市户口：

不同户口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的变化

 户口类型
预期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会有很大提高14.2%7.5%6.9%40.0%
会有所提高45.5%50.4%48.0%20.0%
没有变化10.6%14.6%14.3%0.0%
会有一定下降4.7%2.7%5.1%20.0%
会下降很多2.6%0.0%0.6%0.0%
不知道22.5%24.8%25.1%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学历看，基本上学历由低到高，收入上升预期也由低到高：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水平的变化

预期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会有很大提高9.3%12.3%9.4%11.6%12.5%
会有所提高39.0%48.2%55.2%51.2%62.5%
没有变化12.7%11.3%9.4%20.9%0.0%
会有一定下降6.8%4.3%1.1%4.7%0.0%
会下降很多3.0%0.0%1.1%0.0%12.5%
不知道29.2%23.9%23.8%11.6%12.5%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岗位和地位看，收入提高预期由高到低是车间科室负责人、班组长、初中及技术人员、普通工人，而收入下降预期由低到高是车间科室负责人、初中及技术人员、普通工、班组长：

不同岗位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水平的变化

预期所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会有很大提高10.2%14.3%9.6%11.5%
会有所提高44.1%55.6%53.6%63.5%
没有变化13.0%12.7%10.2%11.5%
会有一定下降4.1%3.2%6.0%3.8%
会下降很多1.2%1.6%1.2%3.8%
不知道27.4%12.7%19.3%5.8%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工资水平看，基本上是现在工资高的预期收入更好，而现在工资低的担心更多一些: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的变化

 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预期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元及以上
会有很大提高23.8%4.6%11.6%11.5%20.8%0.0%
会有所提高4.8%30.9%48.6%59.9%54.2%41.7%
没有变化4.8%18.9%12.5%7.9%4.2%25.0%
会有一定下降4.8%4.6%5.8%2.4%8.3%0.0%
会下降很多4.8%3.4%1.2%0.4%0.0%0.0%
不知道57.1%37.7%20.2%17.9%12.5%33.3%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对改变自己生活和工作机会的评估这是对自己经济地位改变的更全面、更长期的评估:
职工对改变自己生活和工作机会的评估情况

评估人数百分比（％)
很多9111.04
较多17220.87
较少21626.21
很少15218.45
不知道19323.42
合计824100.00
认为机会很多和较多的加起来占38%，认为机会较少和很少的加起来44.5%，还有23.34%的人茫然不定。可见多数劳工对自己的经济前途和命运是比较悲观或不确定的。奇怪的是，与对自己现在状况的评价相反，在对未来状况的预判上，民企工人的自信要相对好于国企工人，这是为什么呢？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企业类型
评估国企民企
很多7.9%12.8%
较多16.7%23.1%
较少26.2%26.0%
很少26.9%13.8%
不知道22.3%24.3%
合计100.0%100.0%
从性别看，男性工人比女性工人多一点信心少一点沮丧：

不同性别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性别
评估男女
很多11.9%9.3%
较多23.4%18.3%
较少27.0%25.1%
很少16.8%21.4%
不知道21.0%26.0%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越年轻的工人越有自信，年纪越大的工人越没自信:

不同年龄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年龄
评估90后80后70后60后
很多17.2%10.0%8.9%9.1%
较多34.4%23.5%13.7%10.6%
较少18.5%29.3%24.2%30.3%
很少9.9%15.1%25.8%25.0%
不知道19.9%22.2%27.4%25.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户口看，农民工的信心反而超过t居民户口和城市户口工人：
不同户口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户口类型
评估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很多13.1%10.7%8.0%0.0%
较多23.3%15.1%22.3%40.0%
较少23.3%27.6%31.4%40.0%
很少14.1%24.4%21.1%20.0%
不知道26.2%22.2%17.1%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从家庭情况看，独生子女好过非独生子女、未婚的好过己婚的、无子女的好过有子女的：

是否独生子女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是否独生子女
评估是不是
很多14.0%10.5%
较多21.5%20.5%
较少24.0%26.4%
很少16.5%18.9%
不知道24.0%23.7%
合计100.0%100.0%
不同婚姻状况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婚姻状况
评估己婚未婚离异丧偶同居
很多8.2%13.6%12.8%0.0%12.5%
较多15.6%30.7%17.9%0.0%25.0%
较少27.9%21.4%30.8%0.0%50.0%
很少21.8%13.2%17.9%100.0%0.0%
不知道26.6%21.1%20.5%0.0%12.5%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有无子女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有无子女
评估无有
很多13.1%8.9%
较多27.7%16.2%
较少25.2%27.2%
很少14.3%21.8%
不知道19.6%25.9%
从学历看，情况比较復杂，数据没有像对未来五年收入的预期那样明显体现出学历的优势，大专和本科反而不如初中及以下和高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学历高的人对现存製度下劳动者权益的根本改善的评估比学历低的人更为悲观，表明他们有更为真实和清晰的经济意识：

不同学历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学历
评估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多13.9%12.0%8.8%4.6%12.5%
较多16.4%25.2%16.6%24.1%62.5%
较少22.3%23.6%30.9%35.6%12.5%
很少16.0%18.6%22.7%19.5%0.0%
不知道31.5%20.6%21.0%16.1%12.5%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岗位和地位看，自信度的排序是车间科室负责人、班组长、初中及技术人员、普通工人，不自信的排序是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普通工人、车间科室负责人，但考虑到普通工人回答「不知道」的，比其他人要高11到16个百分比（％)，实际上普通工人还是最不自信的：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今后盖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会

今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会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多13.9%12.0%8.8%4.6%12.5%
较多16.4%25.2%16.6%24.1%62.5%
较少22.3%23.6%30.9%35.6%12.5%
很少16.0%18.6%22.7%19.5%0.0%
不知道31.5%20.6%21.0%16.1%12.5%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从工资水平看，除了 1000元及以下的工人显得比1001-2000元的工人更有自信一点这一反常的情况外，基本上是收入越高对未来就越有自信：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上的经济地位评价不高，但相对而言，在民企工作的年轻农民工即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其他工人而言，对改变自己经济地位有更大的信心和更高的预期。

3、劳工对经济製度的意识

劳工对具体经济处境的意识大体上还停留在个体经济意识的水平上，对一般的经济製度的意识则上升到了集体经济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水平上了。

(1)对私有製和公有製的认识和评价

劳工对私有製的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不合理，应该并可以消灭9211.541
合理，不应该并不可能消灭12115.182
应该与公有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58373.159
其他10.1310
合计797100.00 
劳工对公有製的认识

评价人数百分比（％)
就是全体劳动者人人有份的国家所有製39050.
就是部分劳动者的集体所有製9712
就是劳动者享有股权的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26934
其他202
合计776100.00
(2)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的认识和评价

劳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认识人数百分比（％)
是最好的并不可取代的12916.67
是应该被计划经济取代的10213.18
应该与计划调控相结合的54270.03
其他10.13
合计774100.00
劳工追求的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人数百分比（％)
应该消灭私有製和市场经济，实现公有製和计划经济688.
社会有分工和分层，劳动者拿到工资收入就可以了9712
应该成为积极的有产者和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的公平发展48761
说不清楚14117
(3 )对利润和剥削的认识和评价

劳工对资本和利润的认识

认识人数百分比（％)
是天然合理的668.45
是不合理因而应予铲除的526.66
劳动者也应该并可以拥有资本和分享利润64682.71
其他172.81
合计781100.00
劳工对我国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的认识

认识人数百分比（％)
不存在剥削648.18
存在严重的剥削应立即予以消灭17622.51
存在一定的剥削应逐步予以消灭43054.99
说不清楚11214.32
合计782100.00
劳工对现阶段劳资冲突的认识和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不存在劳资冲突和斗争334
存在严重的劳资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应该重新恢復公有製和计划经济24931
应该通过製度改革和创新缓和并解决劳资矛盾41251
说不清楚10012
其他10
合计795100
(5 )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认识和评价

劳工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不了解这个理论14318
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价值主要是由资本、管理和科学技术创造的394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17722
这个理论部分正确，价值是由劳动、资本、管理、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27534
说不清楚15920
合计793100
劳工对剩余价值论的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不了解18823
是正确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全部来自剥削16220
是不正确的，企业支付了工资，利润是资本和管理正当所得263
有一定道理，资本的利润部分来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来自经营管理活动创造的剩余价值27434
说不清楚13617
合计786100
综合分析：限于篇幅，本书不再一一比较不同群体的工人对上述问题回答的细微差别。

尽管有若干差别，总的结果的确如上述调查统计数据所示：

第一，彻底否定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的工人占比最低，坚决拥护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的工人略多一些，超过70%的工人认为私有製应该与公有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市场经济应该与计划调控相结合，从而，主张应该消灭私有製和市场经济、实现公有製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只占8%,与之相反（另一个极端）的只占12%，而高达61%的工人主张自己应该成为积极的有产者和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的公平发展，高达82.71%的工人认为劳动者也应该并可以拥有资本和分享利润。

第二，从理论上说，虽然只有2-3%的工人贊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本价值论和分配论，但也只有20-22%的工人贊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倒是有34%的工人贊成价值是由劳动、资本、管理、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资本的利润部分来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来自经营管理活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尚有38-40%的工人表示不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也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些问题。

第三，如果说，大部分工人己经达到对私有製与公有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比较客观的认识，并且意识到建立一种综合两者之长扬弃两者之短的混合经济製度的必要性的话，那么，面对现实生活中严重的剥削和两极分化，他们又表现出较强的否定现存经济製度的倾向：认为存在严重的剥削应立即予以消灭的工人上升到22.51%，认为存在严重的劳资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应该重新恢復公有製和计划经济的工人上升到31%，相应的，认为存在一定的剥削应逐步予以消除的下降到54.99%，认为应该通过製度改革和创新缓和并解决劳资矛盾的下降到51%.，当然，相对前一种激进态度而言，主张温和改变的人仍然占多数。

第四，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a.除非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至使工人到了活不下去的状况，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再回到国家所有製和计划经济那种贫穷而没有人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b.80%的工人己经意识到了自身受剥削的、处于贫富两极分化之中的、不平等的现实经济地位，但超过50%的工人主张通过改造、限製私有製和市场经济来逐步消灭剥削并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有超过80%的工人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资本和分享利润。

四、劳工经济意识发展趋势预测

研宄当代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及其走向，要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1、宏观历史下的劳工经济意识

就宏观历史走向而言，人类经济大致经历了并正在经历这样几个阶段：（1)原始的、氏族范围内的公有製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2)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的私有製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3)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阶段；（4)国际范围内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混合所有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至于更高历史水平上的公有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及公有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迄今没有成功的实践，有之，全是失败的。

从中国历史发展而言，我国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大体上应该是第三阶段，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它们是从私有製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跨入这一阶段的，而我国是从人为的公有製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转向这一阶段的，实际上是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来，但这一回归打上了深深的权力主导的烙印，正如当时所谓跨越式发展也

是由权力主导的一样。

应该说，当代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是对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的正确的回应。发达国家己经处在第四阶段，中国在很大可能上也会走向这一阶段，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也会在现在己经达到的水平迈向更高级的阶段，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这是我们可以比较乐观地预期的，具体特点是，中国工人会有比现在更为强烈的经济联合与合作意识、集体谈判意识、财产权利意识、利润分享意识和社会保障意识，对私有製和市场经济有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製衡意识，总之，由个体经济意识转向集体经济意识、由简单的劳动力经济意识和雇员意识转向全方位的劳动经济意识和工业公民意识。

2、中国特色经济政治製度下的劳工经济意识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进入第三阶段的，那么，在过去公有製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製度中积累的巨大的权力资源一定要通过市场而变现为巨大的经济权利和利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权力垄断、驱动和控製下的残缺不全的市场经济体製，形成了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旧称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村劳动力从人民公社製度下获得解放以及进城打工获得的比较经济收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不想也不可能返回农村而渴望在城市裏安居乐业，他们大都形成了上述对私有製和市场经济大体认同的个体经济意识。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一种权贵官僚垄断和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导致官商勾结剥夺和剥削劳工，导致世界上最高的基尼系数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底层劳工的怨愤和绝望不断地积累和发酵，一当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大量失业和严重的生存危机，那么，大量底层劳工的怨愤和绝望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加上残存下来的传统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死灰復燃并且给劳工的怨愤和绝望推波助澜火上浇油，那么，在中国重新爆发上个世纪40-5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工农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就是必然的，到时，劳工在前几十年形成的经济意识就会迅速地转变为彻底否定私有製和市场经济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经济意识，这种意识将引导他们再一次建立公有製和计划经济。

所以，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尤其是其集体经济意识，宄竟是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混合所有製的社会市场经济意识，还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元公有製计划经济意识，首先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完成一场宪政民主革命，把权贵官僚主宰的市场经济改变为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

劳动文学

一、 何谓劳动文学

1、 对劳动文学的双重界定

劳动文学，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人类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部类，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以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生活为对象创作出来的，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思想、感情、意誌和愿望的文学作品。这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定义劳动文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文学就与权力文学（包括帝王文学、贵族文学、武士文学、战争文学等）、宗教文学、财富文学（地主文学、商人文学、资本文学、财经文学等）、文人文学（知识分子文学、才子佳人文学、言情文学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分类大体上是按照社会分工和分层来确定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劳动文学是劳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重要领域，这是从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角度对劳动文学的定义，就是说，劳动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劳动文化，是用语言文字塑造人物形象、构造故事情节、营造情感境界，描写、再现、表现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生活，表达劳动人民的利益、思想、感情、意誌和愿望。这是劳动文学不同于劳动哲学、劳动经济思想、劳动政治思想、劳动心理、劳动伦理、劳动法理、劳动美学、劳动艺术等等劳动文化形态的特征。

2、 劳动文学的体裁

就像一切文学形式和形态一样，劳动文学也包括诗歌（诗赋、诗词）、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四大体裁，其中诗歌包括史诗、写实诗和抒情诗；散文包括抒情散文、写实散文、哲理散文、游记、杂记、铭文、祭文、杂文、小品等；小说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小说等，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寓言、传说、传奇、口述实录、报告文学、传记也包括在小说类型之中；戏剧影视文学包括戏剧文学与影视文学，又称之为剧本。原则上说，凡是适合于其他非劳动文学的体裁，也一样适用于劳动文学。在2013年启动2014年结束的、由北京新工人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第一届新工人杯文艺大奖赛」中，文学类的体裁就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口述四种。

二、 劳动文学的历史发展

1、古代劳动文学

应该说，在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那裏，就有了劳动文学的萌芽。不管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模彷还是一种心灵的表现，是来自神的启示还是来自人的游戏，大量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宄表明，文学（还有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科学等人类文化），最初都萌芽于劳动与巫术相结合的原始人类活动过程之中，本书就不再梳理这方面的研宄成果了。在古希腊神话中，最着名的、人神合一的英雄赫刺克勒斯，就是一个放大的「劳动模范」，他完成的12大奇迹（杀了涅墨亚狮子取得毛皮、杀死九头蛇许德拉、生擒刻律涅亚山的赤牝、活捉厄律曼托斯上的野猪、一天内把奥革阿斯的牛棚打扫干净、驱赶斯廷法罗斯湖的怪鸟、驯服米诺斯牛、将狄俄墨得斯的牝马带回密刻奈、对抗阿玛宗人、带回厄律提亚岛的棕红色公牛、取得金苹果、把地狱犬刻耳柏洛斯从地府带出来），其中大部分是与狩猎、畜牧业直接相关的。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也是直接与劳动相关的，或者是劳动的某种夸张和象征。这些都是古代劳动文学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或者直接描写了农业、采集、狩猎、渔樵等劳动场景，或者再现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表现了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劳动文学经典。

古希腊神话和古中国神话、《诗经》之所以能够达到劳动文学的某种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主要原因应该是劳动在人类的产生过程和当时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它相当于是人类孕育和诞生于其中的胎胞，而且因为劳动水平很低，没有多少产品的积蓄，一日不劳动就一日没吃的，劳动的重要性就以极其尖锐的紧迫性引起当时人类的感知，并且在文学中得到了表现。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劳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所有者和经营者阶级从劳动者中分化出来了，知识分子从劳动者、所有者、经营者中分化出来了，最后，国家管理者和统治者从劳动者、所有者、经营者、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了，劳动文学反而进入一个相对低谷的发展阶段：

第一，掌握了生产资料和财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阶级，当然会贬低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并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脑体分工、知识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出现，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由于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创造和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当然要把自己的生活、趣味、理想等等优先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文人文学在很长历史时期成为主流文学或文学主流。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掌握暴力和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运用权力进行强製和意识形态教化，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人生观贯彻到文人文学、富人文学直至劳动文学之中。

于是就形成了劳动文学相对于文人文学、富人文学和宫廷权贵文学的严重的弱势地位，这个弱势一是表现在数量上，劳动文学作品远远少于后三类文学；二是表现在质量上，劳动文学的表现力和审美水平总体上要低于后三类文学，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反映劳动过程和劳动人民生活、表达劳动者心声的文学作品，达到了较高的审美水平；第三是表现在传播方式和历史传承上，很多劳动文学作品只能以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分散、自发、无序地得到传播和保存，而未能以完整的文字形式记录和流传下来，很多都堙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相反，后三类文学却能够运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有意识甚至有组织地得到传播、保存和发展。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史、西方古代文学史、世界古代文学史，上述分析不难得到印证。

当然，在古代社会，劳动文学也经历了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从离骚、汉赋，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和明清小说，劳动文学成分或劳动文学在整个文学中的比重，表现出一个缓慢上升的态势。西方劳动文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最初就是奴隶和劳动者的宗教，圣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劳动哲学思想，并且本身也堪称为一部劳动文学经典，它以文学的形式宣示了一整套劳动观念：

劳动的神圣：基督教告诉我们劳动是神圣的。在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中，劳动是被蔑视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正民都不从事劳动，从事劳动的人都是奴隶。然而基督教却赋予劳动以高贵和尊严。首先，我们的上帝是劳动的上帝，他六天的创造之工就是他在劳动。而且，我们的神一直做事直到如今。（约5:17)上帝在创造之工之后，继续从事护理之工。因此，劳动是尊贵的，是神圣的，是美好的，因为神也劳动。其次，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也从事劳动。耶稣诞生于马槽，他自己的职业是木工。喇提美尔（HughLatimer)说：「奇妙的是世界的救主，一切君王之上的王，他不以劳动为耻，不以取了如此简单的一份职业为耻。就这样他就确实让所有的职业成为圣洁了。」最后，圣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希伯来传统中学会的手艺技能与他的学者身份糅合在一起。他时常一边殷勤地劳动，一边传扬福音。他不以劳动为耻，而且要弟兄姐妹效法他的榜样，并且教导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10)在圣经裏，工作本是祝福，工作是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之一。人类可以透过工作，来礼贊上帝造物之工。人类被造也就是一同来享受这种管理大地的乐趣。每个人可以透过工作，尽情发挥上帝所赐予的不同恩赐。创世记二：15说：「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园子。」人类继续上帝创造的工程。

劳动神圣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基督教以及整个西方文化。进入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对劳动的尊重得到加强。《使徒章程》通过谴责懒惰来表达对劳动的尊重。本尼迪克修会认为：「劳动就是祷告。」懒惰被天主教认为是致命的七宗罪之一。懒惰也被认为是魔鬼的作坊。进入改教时期，马丁路德认为劳动不仅讨神喜悦，更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呼召（天职）。神呼召一些人全时间在教会中从事事工，神也呼召另外一些人从事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工作不仅是服侍人，而且是服侍神。劳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民在每天的生活中荣耀上帝和服侍人的差事。劳动是基督徒的一种职责。马丁路德把劳动看做「上帝的面具」，这就意味着上帝隐藏在劳动中。既然如此，对基督徒而言，所有的劳动就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所有的工作，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低下，都是对上帝和人类的服侍。

劳动作为惩罚和赎罪：在人类的祖先亚当犯罪之后，劳动和工作就成了诅咒，创世记三:17-19说：「主上帝对那男人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违背命令而受咒诅。你要终生辛劳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土地要长出荆棘杂草，而你要吃田间的野菜。你得汗流满面才吃得饱。你要工作，直到你死了，归于尘土；因为你是用尘土造的，你要还原归于尘土。』」人类的工作环境从水源充沛、土质肥沃美好的伊甸园，变成了充满荆棘杂草的贫土。工作的本质原本是祝福、是快乐、是享受，但却变成了捆绑，且这种捆绑一直到死，即使那些收入丰裕的人们，虽不担心贫困的问题，但是也被所谓成就感、名声所辖製，以致于过度工作，而成为另一种捆绑。

劳动与安息：上帝赐下安息来释放工作带来的捆绑。在希伯来书第四章3-11记载，有一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所存留，上帝的子民得以进入上帝所赐下的安息。因为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己经成全了。上帝用六日创造了世界万物，而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人类原本应跟上帝一样，可以歇了自己的工，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一样。但是因为罪的咒诅，所以无法得以进入上帝的安息！然而耶稣基督带来救赎。凡听从耶稣所带来的福音、认识上帝的，便拥有能力进入安息。不信从的人，则没有能力进入。但即使是听过福音、若不竭力进入那安息，也恐怕会跟那些不信从上帝的人一样跌倒了。因此，对于忙碌于工作、被工作捆绑、被工作追着跑的人，只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认识上帝，祂必赐下安息给。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裏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 28)

2、近现代西方劳动文学的復兴

在现代社会的头三个世纪（16、17、18世纪，也可叫做近代），在以文艺復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近代文化中，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的文学，主要是以知识分子和市民中产阶级（即第三等级）为主体，反对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封建主义、等级主义，伸张人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学，劳动者还没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角。

到了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流派。如果说前此三个世纪，是市民、第三等级、新生资产阶级高歌猛进的时代，那么，到了 19世纪，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其弊端、阴暗、丑恶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反思、批判和反抗，也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成为现代文化的基调，文学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中，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分，有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要求改变资本主义製度的工人阶级作家；从文学创作的内容来说，有揭露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丑陋荒淫、下层社会贫穷困苦的作品和反映工人阶级积极主动地反抗和斗争的作品。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作家偏重于前一类作品，而工人作家偏重于后一类作品。工人作家登上了文学舞臺，而反映工人阶级劳动、生活和战斗的作品，进入了文学的殿堂，这从两个方面奠定了劳动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的地位。

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有以一般人道主义为创作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体现工人阶级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前者主要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司汤达、巴尔扎克、梅裏美、小仲马、都德、莫泊桑、福楼拜、左拉等。后者主要是巴黎公社文学，指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参加者所从事的与这一伟大历史运动有关的文学创作。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是19世纪工人阶级文学的突出表现，它包括公社诞生前后20年间公社战士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其中以诗歌的数量和成就最大；主题思想是揭露反动派罪行，总结公社经验，号召人们继续为公社的理想而斗争。公社拥有以《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为首的一支相当庞大的诗人队伍：让-巴蒂斯特•克莱芒、克洛维斯•于格、路易丝•米歇尔、昂利•布裏萨克、欧仁•沙特兰、奥利维耶•苏埃特尔、阿希尔•勒•鲁瓦、埃米尔•德勒、埃蒂耶纳•卡尔亚、塞内沙尔、拉绍塞等等。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关于公社革命的诗作，以朴素的歌谣形式居多数，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主流，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面貌。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40至50年代达到繁荣，也有以一般人道主义为创作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体现工人阶级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前者较多地反映劳资矛盾及「小人物」的命运，具有典型的人道主义与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主要作家有狄更斯、萨克雷、哈代、勃朗特姐妹等，后者主要是宪章运动文学或宪章派文学，主要作家有琼斯、梅西、林顿等。宪章派文学的很多作者是产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同时也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以自己亲身的遭遇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其次，它取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迅速反映当时斗争中的迫切问题和重要事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激励战斗的号召；第三，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内容上大多是群众所熟悉和关心的题材，形式上广泛采用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体和圣诗体，语言通俗易懂；第四，它贯穿着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少作品号召欧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胜利，对外国受压迫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以一般人道主义为创作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体现工人阶级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前者以「青年德意誌派」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海涅、毕希特为代表，后者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在1848年革命前夕达到第一个高潮。毕希纳的充满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控诉专製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无名氏工匠歌曲，开启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40年代以卡尔•贝克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促进了这一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德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新莱茵报》则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阵地。伟大诗人海涅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于1844年创作了《西裏西亚织工之歌》，反映工人阶级的苦难及其埋葬旧製度的愿望。受海涅政治讽刺诗的启发，维尔特的诗歌《兰开夏之歌》、《工业》、《铸炮者》和小说《德国商界趣闻》、《着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製度的罪恶，嘲笑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丑行。他的诗歌在1848年革命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弗赖利格拉特和黑尔韦格也在40年代革命高潮中，以他们优秀的诗歌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意誌。黑尔韦格的《全德工人协会会歌》在工人中广泛流传。雅科布•奥多尔夫的《德国工人之歌》被誉为德国「工人的马赛曲」。

19世纪，劳动文学除了在英法德三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上述重要成就外，在美国、俄国和北欧国家也有重要的进展。进入20世纪，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联合和团结，工人政党合法化并进入议会和政府，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趋于缓和，劳资力量的对比逐渐趋于平衡，为劳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劳动文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在20世纪文学中，劳动文学占得了半壁江山，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工人文学家以及为工人阶级代言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左翼文学家）：萧伯纳、高尔基、显克微支、密支凯维支、布莱希特、法朗士、勃勒东、阿拉贡、奥尼尔、德莱塞、斯坦贝克、马克•吐温、劳伦斯、小林多喜二……其中许多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3、中国近现代的劳动文学

近现代中国劳动文学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2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阶段。五四前后，中国大地上响起了 「劳工神圣」的呼声，以劳工为题材的劳动文学也破土而出，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半农、叶圣陶、鲁迅、郁达夫、胡适、王统照等人，他们的作品，大都基于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视角，表达出对劳工历史力量和地位的热情而抽象的歌颂，以及对劳工的痛苦生活的同情、悲悯和愤怒，其中人力车夫是最主要的劳工形象。当时知识界与工人的交往有限，另一方面工人人数不多，产业工人更少，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完整显示出来。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限製，当时的劳工题材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宽泛的底层人民区别不大，而且「大部分是由知识者代替工人表述思想。大多数作品并未将工人作为客观描述的主体，以致只是作为知识者本人精神世界的一个补充说明，基本上是以『人的发现』为基准提出的人类问题，还远不是对具体工人生活的描述。」®
只有在20年代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前后，才出现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如蒋光慈、邓中夏、瞿秋白、沉泽民，开始在劳工人物身上贯註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但是这类作品数量少，质量也不高，真正与劳工运动相结合的劳工文学尚待形成，只是发展的趋势己经显示出来了。有研宄者指出：「可以说，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便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过程。」®

30、4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阶段。1927年国共分裂后，资产阶级联合工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转变为共产党领导工农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原来的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劳工文学，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30年，左翼作家同盟宣告成立。左联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提倡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农民的生活和斗争，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等等。

1936年抗争爆发后，左联自行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继承了左联的全部政治文化遗产，并且在抗争条件下发扬光大，最后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最高的表述。

1936—1949年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国共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和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主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和《传家宝》、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通》、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孙犁的《荷花淀》、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草明的《原动力》、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与此同时，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涌现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艾青的《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等等着名的劳工文学作品。

50—70年代的畸形异化阶段。从1921年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大众为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像一切革命一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又由于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惊人的主体抗争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因此，尽管因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压抑和损坏了文学本身的审美质量，但也因为天然地表现出了某种崇高、英雄主义和悲剧的风格和力量，因此也取得了很多文学上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49年以后，经过六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包括对文化界和整个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运动，到1956年，建成了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製，党和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自上而下地控製整个社会，不仅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力量被消灭殆尽，就是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也成了被管製和规训的对象。于是出现了一种历史的二律背反：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二字占据了所有製度、机关乃至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的核心位置，但作为个人的公民权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利，乃至生命权和人身自由，却付诸阙如，或者随时都可以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剥夺，党的一元化领导才是真正现实地起作用的铁律，违背这一铁律，必将遭到无情的打击。
于是，为这种现实政治服务的文学，一方面把劳动人民捧上天，对劳动人民不吝歌颂贊美之词，劳动文学彷佛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发展阶段，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题材和情节，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劳动者都被抬高到无以復加的地位；另一方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带给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伤害和剥夺，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匮乏，包括疯狂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所带来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却没有得到任何真实的记录和描写，一旦有人这样做，轻则是以现象掩盖本质、以非主流掩盖主流，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重则就是必须予以专政的现行反革命。50、60年代最红、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追忆红色江山是怎么打下来的革命历史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等，另一类是反映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于是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与文学场景：那些曾经送子当兵并且用独轮车推着自己生产的物资支援解放战争的农民，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一份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土地的农民，仅仅在几年以后，就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帮着党和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收归国有、奔向社会主义公有製的美好天堂了。结果怎么样，后来大家全都知道了，所以79年又不得不重新搞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製，至少落实一下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这不是劳动异化又是什么？这不是劳动文学的异化又是什么？

再来看工业和工人题材的文学。1950年，草明的长篇小说《火车头》，打响了工业和工人文学的第一枪，随后涌现了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

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罗丹的《风雨的黎明》、程造之的《黄埔春潮》、张孟良的《三辈儿》、程树榛的《钢铁巨人》等中长篇小说。5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工人作家群落，比较有名的有阿凤、万国儒、董乃相、王家斌、李学鳌、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卢俊超、黄声孝等，他们曾有当过铁路职工、火车司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钢铁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煤矿工人、机械製造工人、翻砂工、电业职工等等的经历，然后成为专业的或业余的作家，成为文学界一时之俊彦®。

回头来看这一时期的工业文学，在表现了工业化这一宏大主题、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并因此而形成一种阳刚壮美的美学风格的同时，涉及到社会和个人层面时，不仅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假大空、普遍的癫狂乃至普遍的美丑善恶的颠倒之中。一切基于自然生命本能、个人社会权利（人权和公民权利）以及对个人自由、幸福和尊严的追求，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陈腐肮脏的东西而受到鞭挞，所有作品中高扬的是多快好省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一切听从党召唤和国家指令的政治正确，以及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道德宣教。代替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真实再现的是概念和主题思想先行，以政治和道德公式裁剪现实生活；代替跌宕起伏的故事叙述的是类型化、雷同化的叙事结构（比如「拯救与新生」、「犯错与改进」的情节模式②）；代替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个性的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代替悲喜交加的史诗风格的是充满盲目的革命乐观主义的颂诗风格……与此形成尖锐冲突的是，搞了二十几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工人阶级仍然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力姑且不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最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权利，也与同期起步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虽然相比农民而言，工人还是得到了某种父爱主义的照顾）。在这样一种严酷的历史事实面前，貌似华丽的工业文学註定是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上面列举的那些作品，几乎没有能够以其积极的文学价值而进入文学史的，而只不过是以其消极的「喧哗与骚动」证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的荒芜和整体溃败。这不是劳动的异化又是什么？这不是劳动文学的异化又是什么？

80年代以来重新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劳动文学进入一个从异化到復归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裏对农村和农民题材文学的情况就不介绍了，主要介绍工业和工人题材文学的发展情况。1979年，蒋子龙率先以《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了改革开放时代工业题材文学的序幕，紧接着，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达理的《路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焦祖尧的《跋涉者》相继问世，其中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沉重的翅膀》，以及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作品，突破了改革与保守两条道路纷争的主题思想和情节框架，开始表达改革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灵世界的震动和影响，体现了对改革的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在80年代中后期，方方、池莉等作家进一步突出个体的生存体验，把关註点由工厂、社会转向家庭、生活，由改革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意识和个人命运，由推动改革的管理者阶层转向在改革中受损的劳动者阶层，预示了工业文学题材必将发生的分化（《风景》、《烦恼人生》）。至此，劳动文学基本上实现了从阶级贊美诗到世俗化生存、从英雄阶级到凡俗个体、从创世史诗(应为「伪史诗」，实为「颂诗」 一一本书作者註）到生存写实的转变气到了 90年代，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推进，迎来了一轮「现实主义冲击波」，一些作家直面现实的残酷，不回避现实的黑暗，描写了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以及工人们窘迫的生存状况，代表作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但好景不长，从此以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市场化和私有化本来为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全新的素材，但主流作家在「去政治化」、「ヒ馐缎翁�化」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文学的社会担当，工业题材文学不仅没有取得非凡成就，反而步步走向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我认为原因有两个：

一是在原来的国家所有製和计划经济及其80年代的变种中，工厂管理层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分野是隐藏起来的，或者说没有公开暴露出来，只不过一个叫做国家干部，一个叫做国家工人，双方都与同一个老板即国家建立劳动关系，都被概括在大而化之的「劳动者」、「劳动人民」的概念之下。结果反而是管理层为了争取经营自主权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承包製改革，他们也成为工业文学或一般劳动文学的主人公。到了 90年代市场化和私有化全面推进以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即「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了老板，而「国家工人」则成为与老板相对而立的雇佣劳动者，甚至下岗失业，连被雇佣的机会也没有了，这个时候阶级分野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笼而统之的「工业文学」就分化为「资本文学」和「劳动文学」，专业文学家、职业文学家、主流文学家、精英文学家、体製内文学家必须选边站队，其中大部分选择了为拥有国家权力支持的新生资产阶级站臺背书，或者只是表现和表达自己隶属于其中的中产小资阶层，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为劳动者和改革受损者呐喊和呼吁。

二是在90年代，长期生存于国有企业之内的老工人阶级被打散了，或者被市场分割了，被资本控製了，下岗失业的那一部分则流失于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了，除了少量有一定规模的集体抗争外，老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退出或者被重组了，取而代之的是数亿来自农村的新工人即农民工。专业、职业、主流、精英、体製内文学家对老工人阶级是比较熟悉的，对新工人阶级则是不熟悉的；老工人阶级被打散以后失去了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决定了文学家们的创作也就没有依托、无以为继了，而他们又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兴趣深入新工人阶级②写出以新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文学，这是他们逐渐淡出劳动文学领域的主要原因。

但其实，专业、职业、主流、精英、体製内文学家退出劳动文学领域，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文学的消亡，因为另一种形式的劳动文学以更加强劲的势头走上了历史与文学舞臺。这就是「打工文学」。

三、打工文学：当代中国的劳动文学

1、打工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打工文学最早起源于深圳特区。1980年深圳成为特区后，随之从全国各地涌入几百万创业、求职、打工的人，其中就有数量很大的农民工。最初的打工文学甚至是以「厕所文学」的形式出现的，比如文学评论家杨宏海就看见过这样一首写在厕所裏的打油诗：「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 ®1984年，深圳市文联主办的《特区文学》开始刊发了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其中比较着名的有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这篇作者根据自己打工体验写成的小说被认为是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仅仅一年之后，评论家杨宏海就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当时地处深圳关外、民工云集的宝安县，成了深圳打工文学的主要发源地，1988年由宝安县文化局创办的内部文学杂誌《大鹏湾》，是全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历经十余载，始终与打工一族风雨同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打工文学家。

老工人、新工人，是根据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划分的，国有製、集体所有製和计划经济、行政化劳动关系条件下的工人叫做老工人，多种所有製并存、市场经济和市场化劳动关系条件下的工人叫作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和拥有城镇户籍的合同製工人。

打工文学由宝安走向深圳，由深圳走向珠三角，由珠三角走向全国。1989年，《佛山文艺》调整办刊方针，将自身定位于打工文学刊物，受到打工人群的欢迎，发行量大増，1995年居然达到每期50万份，成为中国第一打工文学大刊。《外来工》、《打工妹》、《湛江文艺》、《江门文艺》等地方刊物尾随其后，《羊城晚报》也推出打工文学专栏。其间安子的自传体报告文学《青春驿站》引发了全社会对打工文学的关註。2001年，《打工诗人》在广东惠州创刊，17位打工诗人集体亮相，形成打工诗人群落。

文学界逐渐接受了打工文学，从杨宏海1992年主编「打工文学系列丛书」、2000年编辑打工文学作品和评论集《打工世界》，到深圳市和宝安区召开首次全国性打工文学研讨会、深圳市从2005年连续举办三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从《人民文学》、《十月》、《作品》、《花城》、《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北京文学》、《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星星》、《华夏诗报》等主流文学刊物发表打工文学作品，到2005年首个针对打工文学的「鲲鹏文学奖」的设立、王十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和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奖，打工文学登堂入室，被主流文学所接纳和认可。

成就较大的打工文学代表人物有：

产生期：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誌扬、钟道宇、吕啸天、李坚、缪勇、郭海鸿、鄢文江、黄河、孙春云、林灵、汪洋等，其中周崇贤作品最多，影响也最大，发表了16部小说、近700万字文学作品，堪称打工文学第一代扛鼎人物。

发展期：王十月、郑小琼、谢湘南、张绍民、戴斌、曾楚桥、白连春、柳冬妩、罗德远、许强、徐飞、曾文广、嶽勇、任明友、张守刚、何真宗、沉嶽明、许岚、刘大程、唐以洪、周述恒、许立誌等等，其中王十月和郑小琼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奖，堪称打工文学第二代扛鼎人物®。

2、打工文学的类型或体裁

优秀的打工文学家兼打工文学评论家柳冬妩把打工文学分成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打工纪实四类。在「第一届新工人杯文艺大奖赛」中，文学类的体裁也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口述四种。

打工小说：代表作有林坚的《夜晚，在海边有一个人》、《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我们INT》，周崇贤的《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盲流部落》、《都市盲流》、《南国迷情》、《异客》、《南部沧桑》、《打工妹咏叹调》、《青春无註释》、《那血那窗那女孩》，王十月的《出租屋裏的磨刀声》、《国家订单》、《开冲床的人》、《厂牌》、《示众》、《白斑马》、《寻根团》、《烦躁不安》、《大哥》、《无碑》，白连春的《静脉血篇》、《乳汁》、《身体裏的感觉》、《拯救父亲》、《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背叛》、《天堂》、《在黑暗中拥抱》、《上帝不在家》，还有缪永的《驶出欲望街》，罗迪的《谁都别乱来》、戴斌的《深南大道》、《情爱原生态》，曾楚桥的《幸福咒》、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等等。2009年12月，周述恒上了央视「小崔说事」节目，向全国公众介绍他的创作经历。

打工诗歌：代表作有白连春的组诗《城市缝隙裏的乡土》，谢湘南的诗集《零点的搬运工》，李明亮的诗集《裸睡的民工》，郑小琼的组诗《黄麻岭》、诗集《女工记》，罗德远的诗集《在岁月的风中行走》，等等。由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三本诗选，选录了 200多位打工诗人的700多首诗，是比较权威的打工诗歌选集。

打工散文：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王十月的《烂尾楼》、《寻亲记》、《冷①参见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暖间》、《关卡》、《声音》、《总有微光照亮》、《父与子的战争》、《我是我的陷阱》，郑小琼的《铁•塑料厂》、《印刷厂》、《从中兴路到邮局》、《东莞生存词》、《夜晚的深度》，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转身》、《在镇裏飞》、《月末的广深线》、《南方没有四季》、《消失》、《哭孩子》、《匿名者》，安石榴的《深圳地图》，周崇贤的《打工：挣扎或者希望》等着名打工散文，大多数都首发在《人民文学》，其中获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实际上是一部有十多万字的大散文或者一组系列散文，以打工、爱情、电子厂、老乡等等词条为题，根据自己的长期打工生活经验，对南方工业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写。《人民文学》用几十个页码选登了这篇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能己经是它发表过的最长的散文了。

打工纪实：又分成两小类，一类是报告文学，一类是自述，或者口述实录。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其中就包括打工题材报告文学集《青春寻梦一一广东打工潮追击》，收入15篇报告文学；这套丛书中还包括安子的《青春驿站一一深圳打工妹写真》，也属于打工纪实文学，该书共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16个女性在特区打拼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故事，此后，安子又写了《边缘档案一一深圳保姆写真》。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报告文学多达几十部。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获得第二届北京文学奖。张伟明的长篇纪实文学《深眸•女》，追踪那些曾经在深圳打工后来散落各地的女工的去向。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了《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记录了 16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繁花：中国打工妹实录》，跟踪寻访了数百位打工妹的亲身故事和离奇遭遇。花城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是首部全方位关註农民工、阐述当代中国巨变的历史实录。北京的传知行经济社会研宄所，长期跟踪调查农民工，做了大量的口述实录，但至今尚未得到公开出版，而这个机构己经不復存在了。杨海燕的自述作品《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一一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不仅讲述了个人的命运，而且浓缩了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这类具有文学性的自述类作品，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纪实小说，描写的就是自己的打工生活，而现实有时比虚构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小说所展现的他们的艰辛与苦难，他们的爱与恨、伤与痛、血与泪，比很多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故事更加残酷，足以令一切叙事技巧黯然失色®。2017年最红的打工作家，是从湖北来京打工的育儿嫂范雨素，业余时间在皮村的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学习写作，她写的《我是范雨素》引爆了整个网络，这篇作品正就是一篇打工者自述或打工口述实录。

四、打工文学的主题

虽然不能把当代中国的劳动文学全部归结于打工文学，因为还有一部分专业、职业、精英、体製内文学家在以劳动、劳动者作为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对象和范围，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归入劳动文学的范畴，但是，打工文学的确是当代中国劳动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本书的定义和逻辑，打工文学也就是农民工文学，或者叫做新劳工文学，或者叫做新工人文学，因为农民工无疑是新劳工阶级、新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有一些劳工和劳工公益机构人士强烈反对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了主流社会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蔑视、歧视和鄙视，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默认和承认；他们主张使用「新工人」这个概念，以体现这个庞大的群体对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应当享受的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

农民工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也被各门社会科学普遍采用的概念，所指是具有农村户籍身份而进城从事工商服务业劳动的农民，或者说是在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劳动而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权利和福利的农民。根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总数己经达①参见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花城出版社2012年半，第65—84页。到2.8171亿。这是一种全世界都不存在或者不是如此大规模严重存在的、非常中国特色的现象，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所建立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和社会体製，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根据户籍和身份，分享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乃至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大体上划分为农民和市民两个身份不同、权利不等、待遇悬殊的等级。「农民工」就是在这种二元分割的社会体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随着城乡劳动力的广泛流动而出现的一种纠结、畸形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本身这个概念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是一个中性的事实概念，并不包含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可能是支持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製的，也可能是强烈要求结束这一体製的，所不同的是，前一种人会拒绝接受「新工人」的概念，而后一种人自然而然会主张农民工应该成为与城市居民和拥有城市户籍的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新工人」，对他们来说，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

正是这种纠结、畸形、扭曲的社会历史现象，构成了整个打工文学的元主题，并由此衍生出若干次主题。

1、农民+工人、主人+流民、强势称号+弱势群体的分裂和撕扯先来读一读打工诗人刘虹那首着名的《打工的名字》：

A

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公民家族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B

打工的从名字中接生自己，从泥土深处摇曳而出。一棵草，举着风中的处境与一坡拔出泥的兄弟，赶往被命名的路上传说中的兴奋和远方，把他们提前充满

他以抓阄躲避命运，小小心愿一藏再藏不知道将为怎样的手所倾註

他用俯身来仰望，从忍不住的汗滴裏看到一天的蓝，不是为自己摇晃

进入城市的赌局，赌註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

他是被拖欠工资，又被拖欠名字的人……

C

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裏暧昧

它作復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

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

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

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一一车厢裏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身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科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D

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轮番擦拭来不及过渡频频错位的表情它湿得拧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年尾挤胀邮局的汇款，是它干燥的一种方式它平时不干不湿，像一块来自冷泪的玻璃清清醒醒地，隔开别人的风景

它顽强地浪漫过，把「打工诗人』的雅号插活在《诗刊》，光长花朵不长饭它有时铤而走险号称亡命之徒，不过是把自己扔下楼顶，为讨讨不回的工钱它在新闻热线的投诉名，是屡遭侵权者是居委会不屑造册的一一暂住人口是城管办早就瞄准的一一脏差乱

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

打工的名字挤在电臺点歌节目裏互相取暖

E

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从这首诗裏往外看天还是这样蓝，水还在照样转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与时俱进有了改变一一先富起来的，精英或高端的，领子白的经济犯罪或政治腐败的……最后还有性服务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册上堂皇就座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有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后值等于不等于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在这首诗裏，打工者、农民工陷入到农民与工人、公民与流民、强势称号与弱势群体的分裂与撕扯之中，他们似乎拥有所有的称号，其实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为自己的真实的社会地位正名的称号。他们是农民又不干农民的活了，他们是工人又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甚至主人，却又不得不在各个企业、各个城市之间流浪，是盲流，是游民，是难民，是奴民，付出超额劳动却像乞丐一样讨要工资……这是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劳动者的基本处境和根本困境，因此也就成为打工文学的母题，或者元主题；没有归宿，没有家，永远奔波在谋生的路上，碎片化的生存，形单影只的摸索打拼，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是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基本形象。他们是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吗？也许是的，不过正像一位诗人所说的：「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只看见过无数个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杨克：《人民》）；他们是建筑工，盖起了高楼大厦，自己却睡在马路上；他们是环卫工，装饰了美丽的市容，自己却像乞丐一样；他们是搬运工，搬运一切，唯独搬不动自己的命运：「这么多年，他努力搬运阴影/隐疾，泪水，乡愁，孤独/疼痛和绝望/从体内搬到体外/从起点搬到终点/从生搬到死//但他搬不动自己/像一块石头搬不动/坐在自己身上的天空/像蚂蚁搬不动一块藏着/巨大幸福的奶糖/或者说生活一直在搬运他/搬走他的健康，青春/然后慢慢把他搬进天堂」（周冬梅：《搬运工》）。

2、资本剥削、工厂专製、政府管控、城市排斥，农民工陷入孤零零的原子化生存状态

在农民工的输入地、打工点、谋生和工作场所，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这一头，他们虽然人数庞大，却遭到资本剥削、工厂专製与政府管控、城市排斥，处于一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是一部实验性很强的先锋小说，对传统的时间流加以颠复，在叙事结构上不再是传统的起承转合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而是对时间加以切割，给人一种碎片式的叙述，而这正好能够表现出农民工碎片式的生存，这当然不是他们的一种完整的生存，而只是生活在「别人的城市」裏。对小说的主人公打工者段誌而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和异己的客体，他进不去又不得不混迹其中，在人群中永远显得落落寡合；他努力质疑和抗拒，虽然勉强免于女主角齐欢那样的肉体堕落和死亡，但终于不得不弃城而去，拎着行李回到故乡小城，想为自己漂泊无疑的精神找到一个安定的归宿，但他惊奇发现，这个故乡小城也变成了一个「别人的城市」。林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打工者、农民工继续寻找那个美好的地方，但终于没有找到，只好继续下一站的漂泊®。

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正面描写了工厂裏结构性的劳资矛盾所带来的极其惨烈的后果。小老板也是工人出身的，当过技术员和业务员，终于有了自己的製衣厂，就在他的工厂濒临倒闭时，接到一个5天内完成20万面美国国旗的大订单。打工仔出身的经理李想认为本厂人力完成不了这个订单，应该分出去一部分，但小老板却要独享利润，动员全厂工人24小时加班生产，甚至带着自己娇气的老婆和工人一起干。干到第三天，许多人都趴下了，小老板提升在工人当中有人缘的技术工人张怀恩做主管，请他出面来带动和督促己经疲惫不堪的工人。这个张怀恩本来与小老板有矛盾，曾经写过一封装有水果刀的讨薪匿名信给小老板，这次得到提拔以后，怀着感恩的心理带头加班，终于，在他的带动和督促下，工厂如期完成了生产任务，但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即将做新郎官的打工仔，却由于过劳而猝死了。

一开始，农民工就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猛掷到城裏，分别进入这个或者那个工厂打工，与这个或者那个老板建立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许多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扼住打工者的咽喉，撕碎打工者的梦想/而天地很大，打工者却都是瞎子和哑巴/数千万之众，在异乡和老板面前便成为弱势的群体」（刘大程：《南方行吟》）。「我呆在深圳/这与一匹羊或一头牛呆在深圳/没有区别……」（谢湘南：《呆着》）；「车票的方向/与亲切无关/直到心情一点点变凉/直到束束街灯变成白眼/一张打工的工卡默写着如花岁月/一张张车票註释着风湿频生的命运」（子虚：《出门在外的时光》）；「/临时工/方便得如盒快餐/在随便的地方/花点随便的钱/便被人随便的捏走」（樊冰：《快餐盒》）；「/被岁月洗净了铅华/被风霜打去了菱角/我变成了一片褪色的茶叶/不幸掉在老板的茶壶下/从这个的眼裏倒入那个的眼裏/从这个的心裏倒入那个的心裏/谁品尝我的灵魂/当我悄悄/从你的身边消逝」（家禾：《茶叶》）；「最缺少的东西叫做归宿感/尽管，我熟悉工业区的一草一木/习惯于用地道的粤语与别人交谈/能一口气数出工业区内31工厂的名字/但这裏没有属于自己的将来/人在工业区，我却时刻/生活在千裏之外的别处」（曾文广：《人在工业区》）；「2000年7月21日上午，莞城/ 一张暂住证是我与这座城市/有了短暂和合法的同居关系/从一条街走向另一条街/身后，失业穷追不舍/恶毒的诅咒勿能令我/退避三舍/我的心态和多年前/那位落魄长安的书生何其相似/星期天，阳光明媚/睡觉，逛街和便宜录像/光顾了那群电子厂的员工/我的身体继续支撑/某些信念和不堪一击的自尊/失望高过摩登大厦/直抵灵魂。旁晚/玻璃橱窗对路过的我/不屑一顾/今夜，与我同居的城市/将一如既往地鄙视和嘲笑我」（曾文广：《一个失业者的报告》）；「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

许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道：「我像游魂一样整天四处飘荡/老式建筑，陈旧的出租屋室息地散发着/昏暗的光芒/一个流浪诗人呼吸的目光被现实之墙/捂得严严实实/那些火苗最终被黑暗拥抱在了比黑暗/更深的深渊中/在南方丈量工业区我是一件积压的/库存商品/渴望被消费渴望被一双人民币上/伸过来的手搂在怀中/ 1994年大年三十一根锈迹斑斑的钉子/我至今仍然没有力气拔出/流浪途中嵌亮的双眼/电力不足远处的光景一片模煳/我怀揣悲壮看天边日落西沉/用最后几元钱吃了个快餐/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粒多像/母亲的泪水/是什么卡住了我/隐藏在我的喉咙中/鱼刺一样/使我无法驱赶/ 1994年大年三十是南方免费赠给我的/入场券伤疤刺刀一样/捅在了我的心上/一段历史是一页无法/翻过的阴影/在子夜心中没有真正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许强：《流浪是块永不愈合的伤疤》）。

郑小琼用一首长诗，与其他打工诗人一起交流自己对「打工」两个字的体验和理解：「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读着陷阱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二年来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落下一滴泪/一声咒骂一句憋在心间的呐喊/我听见的打工一个衣冠不整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和匆匆夜色行走或者/像我的兄长许强描写的那样/ 『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我见到的打工是一个错别字/像我的误写它支配着我/一个内陆的女子将青春和激情扔下/背负愤怒和伤口回去但是/我仍在夜的灯光裏写着/打工打工并不沉重也不轻松的词/打工这个谬称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打工者是我他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裏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也是某个女工的叹息/没人倾听安慰它是遗失路边的硬币/让我充满了遐想打工这个词/是苦是甜是累是酸或者是我在/这个难得的假日黄昏写下的一截诗句/二年后的今天我在纸上写着打工这个词/找到了写着同一个词的张守刚徐非还有/在南方锅炉裏奔跑着的石建强以及/曾文广任明友沉嶽明……他们在纸上/写着这个充满谬误的词打工/我找到他们的心情像深秋的一缕阳光/也像露水打湿的身体我记住的/是这些在打工词语中站立的人他们微弱的/呐喊真挚地让这个词充满无限的色彩/透过夜班的女工的眼睛打工这个词充满疲倦/在寻工者的脚印裏打工这个词充满艰辛/在失业者的嘴裏打工这个词充满饥饿/当我们转过身去打工这个词充满回忆和惆怅/我不断地在纸上写着打工打工打工/我的笔尖像一颗微亮的星辰照着白天的伤口/夜晚的乡愁添加着我们的记忆/亲情它裏面交叉着重叠着百味/它在我的身体裏安置了故乡的灯火/我很艰难地写出打工这个词/更不容易用带病的躯体来实现这个词/为了正确地了解这个词我必须把自己/浸在没有休息日的加班确切地体味/上班15个小时的滋味准确地估算/自己的劳动价值精确地/握住青春折旧费把握住这个词的滋味/它的苦涩与欢乐无奈与幸福/或者有时间坐在灯光下/像张守刚一样编着一些：『在打工群落裏生长的词』/或者像罗德远一样用打工这个词来敛聚内心的光芒/在这个词裏我不止一次看到/受伤的手指流血的躯体失重的生命/卑微的灵魂还有白眼/就像今天我目睹自己/一个刚来南方有着梦想和激情的郑小琼/渐渐退次成一个庸俗而卑微的郑小琼/打工不可能成为躯体的全部/这个词永远充满剥削的味道/就像许岚她写下一个白领丽人的自叙中/不可能改变自己是浮萍一样的身份/打工是一张标签它让你在市场中出售/在别人的槽中餵养打工/你必须终年流浪打工/你必须像张守刚一样/深刻地了解一些与它有关的词语和事件/比如工卡，打卡，工号，炒鱿鱼/你还必须用三百斤稻子换来出乡的车费/四百斤麦子办理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未婚证，流动人口证，工作证，边防证……/让它们压得你衰老而憔悴/我永远活在打工的词语中把家安置在/一只漂泊的鞋子上难以遏製/只能和着两滴泪水七分坚强/一分流水样的梦来渲染这个有些苍凉的词/就像这个黄昏在纸上敲开，打工这个词/牵出内心的疼痛蘸上加班的麻木写出/在周围的可能还在发生的幸与不幸/包括流逝的人和物比如深圳的安子/比如不下跪的孙天帅比如遭搜身的女工/比如怀念着的童年，往事开始飘雪的故乡/讲着这些我租住的房子电扇散落的书本/也落泪了在打工这个词中/我每天都坚持拭擦内心的欲望/虚构未来把自己捂在某个淘金成功的寓言中/让它温暖孤独而忧伤的心使它不会麻木/虽然偶尔它也像掉下的叶子/枯涩而绝望有时它会陷入羔羊一样的迷茫/我却感觉不到疼痛己经深入骨髓/在更多的日子裏我是一个盲目者/在打工这个词上摸着等着找着/相爱着并且装进匆匆的行李中/或者像许多人一样枕着一臺收音机/倾听着默默地想起蒲公英风信子/大雁和一群在工业区上空飞翔的燕子/听见乡愁的躯体飘泊的梦想/或者坐在灯下回忆远方的爱人/年迈的双亲甚至等待一个持久的奇迹发生/我倾听到的打工这个词它荒谬地将青春/葬送我不知道在这些岁月裏这群人/这首卑微的诗歌扬起的尘埃/会成为另一种痛回忆或轻易地/让人践踏从灵魂裏抽出一些咒骂/无奈还有不可能的假想但只有这个词/它让我们干净地纯净地澄清地走进深圳佛山/东莞中山……/也不可能沉静地恬静地寂静地写着诗歌/再一次说到打工这个词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的大地/在这个词中生活你必须承受失业求救/奔波，驱逐，失眠还有打着虚假幌子/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耻辱的疼痛/每天有意或无意我们的骨子裏会灌满不幸/或者有心无心伤害着纯净的内心/让田园味的内心生长着可乐拉罐/塑料泡沫一样的欲望」（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周拥军这样描写一个小妹妹的打工生涯：「在荒春在贫困出没的山区/生长在田间和叶禾下的小妹/穿着土布衣裳带上被褥/和娘用针线织成的叮咛/一步一回头/沿江而下……/穿越这种方言和那种方言/穿越红绿灯巨大的建筑/陌生的面孔/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孑然一身/被喧嚣的气浪吞进又吐出/铁屑碎玻璃机器轰鸣/我的窸窸窣窣的小妹/倏然之间失却了温软双手/浸泡在疲劳中/瘦削如一根细铁棍/小妹温情的小妹/再不能骑在枣树上唱歌了再不能/出入高粱地偷听奶奶唤你的小名/小妹呀，你是哽咽着上路的/哽咽着离开山泉水和稻香/离开云朵般的羊群/清亮的雏鸡声/为了奶奶的药方吗/为了弟弟的学费吗/十五岁在城市还是/撒娇的年龄而在山区/在贫困人家你早己懂事/知道替大人分忧/知道家中的日子实在太苦/实在太难……/月亮又升起来了那么多的烟囱/不停地轰击着夜空/小妹在遥远的南方在模煳的灯影裏/想家想娘和弟弟/一触即痛的情感浸过/捂在怀裏的几颗汗浸浸的镍币/现在你在拥挤不堪的宿舍/坐在砖块上以腿当桌/用一笔一划木讷的字体/给亲人写信/你只读过半年书/每一个汉字都在喘息着/在你的註视下发出怜爱的响声/并且波及到/失落的乡梦/时间哗哗流淌又快过年了/许多人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小妹呵，奶奶也在推算返程的日期吗/谁能瞧见你憔悴的模样/谁能瞧见你此刻躺在病床上/连手臂也抬不起/外头的雨正大风正猛/你感到冷牙齿一阵阵打颤/身体一阵阵发抖/你哭着你的同样憔悴的小姐妹/与你紧紧依偎在一起/互相温暖着长久地发呆/长久地一声不语/哦我苦楚的小妹/什么时候才能顺着邮路回家/什么时候才能擦去/满脸的灰尘和委屈/重新吸吮生活的乳汁重新拥有课本/坐进宽敞明亮的课堂/小妹呵，我只能在诗歌中/为你祈祷为你祝福/同时大声疾呼：拯救孩子/拯救一朵朵含苞的蓓蕾/让她们再度鲜艳回到自己的颜色/让她们上升到幸福的浩空/洁白地展开翅膀/洁白地飞翔……/小妹呵我的打工的小妹呵」（周拥军：《打工的小妹》）。

灾难波及到更小的孩子，那些随父母流浪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哦，亲爱的孩子/我们回家去……/在街上你看见了什么/那是一一别人的广场……/我一直想这样说/却又害怕伤害……/那些和你一样大小的本地孩子/他们，他们是幸福的/幸福……哦，你还难以理解/就像广场上漂亮的舞臺/盛大的庆典，欢快的音乐……/而你只能张大双眼，远远地观望……/告诉我，你也想融入其中/告诉我，你也有最好的歌声/最美的舞蹈/哦，你却不说点什么/你却早早地睡了/抱着我给你买的玩具车/你将开向何方」（孙海涛：《儿童节一一给随父母流浪在外的孩子》）。

王十月的小说《示众》，以极为尖锐、极为典型、极为触目惊心的方式，向人们展现了农民工建设了城市却又被城市无情抛弃和羞辱的「异化」的主题和命运。主人公老冯是一位即将告别城市的老民工，在城市裏搞了十几年建筑，他对渗透了自己汗水、耗费了自己人生岁月的那些楼房充满了特殊的感情，好像这些楼房就是他的孩子一样：金蝶大厦是他的大儿子，百花大厦是他的二儿子，而依云小区是他最疼爱的小闺女。当他和小闺女依云小区告别的时候，却遭遇到一场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羞辱：小区保安在门口蛮横地拦住他，小区裏的女人对她投来敌意的目光，接着保安武断地认定他摇动花窗是出于盗窃动机，给他挂上写着羞辱语句的牌子示众，小区居民出于自身利益对保安的违法行为大加贊赏，路人则对他大声咒骂和羞辱。当保安将他从示众的凳子上拽下来并喝令他滚蛋时，老冯的精神世界完全坍塌了。看到这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妈的，城市让民工只能住集体宿舍、简陋的出租屋，只能睡简陋的工棚、工地和毛坯房，甚至只能睡街边、桥洞和公园，这也就罢了，于今竟然以公开示众的方式羞辱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世界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和损害吗？哀莫大于心死，老冯将如何度过他以后的人生呢？

就是在底层民工的牺牲和奉献的基础之上，耸立起城市社会高大雄伟的上层建筑：「所谓的异乡，其实就是一座座耸立在现实裏的/外表美丽而又高大的建筑。它们的形状各异，结构却基本相同/例如一一二楼在一楼上，三楼在二楼上，四楼又在三楼之上……/如果细心点，你就会发现，四楼有四楼的重量，三楼有三楼的/重量……所有的重量都垂直地压在一楼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就把一楼压成了最低层，甚至压成了地下室，见不了光。/如果再细心点，你还会发现，其实这些建筑可以归纳为三层/那就是一一上层，夹层，和最低层。生活在这裏的/都咬着牙，承受着，垂直的全部的重量」（唐以洪：《所谓的异乡》）。

3、身体的悲剧：在工厂、流水线与宿舍、出租屋之间

身体的遭遇，是打工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工业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在中国成为全球製造基地的情况下，打工者的体力和简单劳动技能，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主要资源，对他们来说，身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专製和权力专政各自以及相互结合的场景下，身体成为最主要的、最有效的、最有威慑力和伤害后果的管控、规製、训诫、约束的对象。在每周长达6天以上、每天长达11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裏，工人受到企业自上而下的、严厉的管製和指挥，像一个个零件一样被安置在流水线上；在下班以后，他们又被有意识地、按不同班次和不同籍贯拆分成原子以后塞进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裏，彼此之间形不成任何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联系，而在工人自己租赁的厂外简易住房裏，他们也只能在逼仄的环境中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打工诗人对此有这极为痛切的体验：「我说的异乡就是车间/和出租屋，两个指甲大的地方/指甲一样掐着，抠着，我的肉体和灵魂/白天在车间劳作，就像在故乡的田地裏/拉犁。我用一生的力气拉着，始终拉不到尽头/我对自己也很残酷，我常发现我/站在自己的身后，和她们一起吆喝自己/深夜回到出租屋，就像一头受伤的牛/躲在田边地角反刍痛苦和幸福/一次又一次，我咀到了故乡/这棵苦涩的草」（唐以洪：《我常说到的异乡》）。

1999年的黎明/我站在自己的身体上/我喊人类/人类不理睬我/我喊我自己/我自己还在做梦（谢湘南：《1999年的黎明》）。

夜睁大了眼睛/在工业区搜寻/机器轰鸣声裏/谁一声叹息/让夜色更加浓郁/白炽灯己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在夜裏/那个打工妹非常疲惫/她的一个又一个呵欠/比夜色更沉重/纤弱的手/己经无法掂量/夜的深度/但她必须睁圆眼睛/才能看清今夜走动的声音/从这头到那头/只是这个夜晚的/开始（张守刚：《加班加点的夜》）。

谁试用谁/证明你有用/在三月之内/从一个七天到下一个七天/你被试用/你正在被试用/生活没有窍门/你的一生都在被试用……/你试用别人/这不现实，世界不现实……/你是我/打工者，流浪者……/ 一个被试用连续的人/ 一个被连续试用的人/ 一个永远试用的人/一个人永远试用/一个与试用期等号的人/一个等号于试用期的人……/一个异乡人/一个没文凭的人/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说梦话的人/一个忧郁的影子/一个行走不定的人/一个试用期中的人（谢湘南：《试用期与七重奏》）。

监控器睁着一只眼睛/在车间上空製造悬念/摇头晃脑的侧影/总被一个阴冷的词操纵这是南方的夜/疲惫的白炽灯/照不亮一个人的思绪/流浪异乡的人怀抱清音的人/必须减掉自己的锋芒与歌喉/监控器在子夜以后/千万别出现在一个人的梦中/梦裏梦外他都很累/不要再给他突然的惊恐（黄吉文：《监控器》）。

排队，是打工者身体的一个规定动作：从进厂的那天开始/她就开始排队/排队上洗手间/排队打卡/排队去上班/排队去吃饭/排队领工资/然后排着队让一年过去（张守刚：《排队》）。

蹲着，是打工者身体的一个蓄意的、紧张的平民姿势：在乡村古老的槐树下，巨大的树荫想一个梦//在公路或自家的宅屋外，在田埂，场院/窝棚的出口处。在采矿者聚集的坑地裏/在庄稼坡地旁//在悬挂锄头和镰刀的壁前，在天井的白光裏//在建筑工地巨大塔吊的钩子下面/在脚手架的基础边。在深夜因寒冷/而无法入睡的工棚裏//在向老板讨要工资而无结果后/在空旷的院落裏，黑压压的兄弟们企鹅一样蹲着//在还未到来的生之空隙中//在自己的怀疑裏。在他们无法/控製的力量后面//雨季。大风。地球公转。太阳离开/北回归线。在由一只手/摆布的命运之中//在事物的逻辑顺序中//在一切尚未开始之前。在一切/结束之后//蹲着。一个蓄意的，紧张的平民姿势/被舞厅酒吧摒弃的姿势/在磁性的大地中央站起来/蹲着的部落。带给我一般光线/和一半阴影的我的诗歌（林雪：《蹲着》）。

疲惫和想睡，是打工者身体的经常的状态：在工厂打工，起先/不管睡得多沉/梦中徜徉于何处/只要上班铃一响/我都会一跃而起/胡乱抹一把脸/赶往车间打卡上班/后来，因为一次差错/导致迟到和罚款/短暂的睡梦裏/就总是听到铃声和打卡声/就总是不断地醒来//总想睡个踏实觉/上班时想，吃饭时想/上厕所时想，时时都想/好不容易盼到放假的一天/躺在床上，却满脑子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刘大程：《总想睡个踏实觉》）。

一个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这是中午，流水线停止流动的间隙/她为什么不去宿舍/那裏有她的一铺铁架床/我想，她一定是怕睡沉了/尖叫的电铃也无法把她吵醒//一个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在她身旁，是永远也移不平的货山/从这裏经过我己留意她很久了/我与她有同一个毛病/才让闹钟提前把我叫起//一个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她打盹的姿势很疲惫/此刻她可以流水线般完成一个梦/在梦裏，她回到家乡和童年/或者挣到满意的钞票，或者/遭遇美好的爱情上帝，请让钟摆转得慢些/请把周围的噪声降到最低（刘大程：《打盹的打工妹》）。

打工者的身体被严格管製，连上卫生间都要凭票限量：厂裏发给我们的洗手票/我们像存折或现金一样保管着/上洗手间，它是通行证/这是上午十点钟/上班后第一次上洗手间/她感觉有些腰酸背痛/捏在手中的洗手票/给她带路/在洗手间门口/己排满了等着方便的人/手裏的洗手票己汗津津了/面目全非（张守刚《洗手票》）。

打工者的身体被分拆成无数的碎片，漂入流水线，融入工业製造过程中去了：把自己的骨头，灵魂，血肉，心跳分拆/成螺丝，胶片，塑料件，弹片，挂钩/它们组装，重合，贴上标签，把童年/拆成虚无的回忆，往事，心情。把梦想/拆成泪水，失望，把身体拆成疾病，爱情/把图纸拆成製品，工资，加班，欠薪，失眠/还有把立体的社会拆成平面的不幸，村庄，乡愁，如果炉间的火焰不能点亮一块生锈的铁……而我/还在布满锈质的生活上寻找人生的意义，那些/过去的理想，激情被五金厂强大的力量拆掉/把人分别成零件，拧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些工业的疾病是如何渗入我们的身体/这不幸是从属于时代，或者大众/我却仍深爱着这时代，工业的五金厂/爱上它的车轮，机翼，机动车的轴承/爱上它带给我清晰的痛苦，幸福与不幸/我还将在这个时代把自己分拆成弹弓/开关阀门，电线，钢针，某盏路灯/如果实在不行，我被时代定义为次品/我仍将再次回到炉火间，将自己锻压/成型，把自己拆成一颗尖锐的钉子/也将定在时代的墙上（郑小琼：《拆》）。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裏/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 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

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臺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一一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郑小琼:《生活》）。

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来自河东或者河西，/她站着坐着，/编号，蓝色的工衣白色的工帽，/手指头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或者是插中製的，装弹弓的，打螺丝的……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郑小琼：《流水线》）。

作为身体而存在的劳动者，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遭遇工伤和职业病了。

一片咳嗽跌落的声音/比噪音轻比尘埃重/叫嚣的烟尘/顺着一脉呼吸遁入肺叶/沉淀成我们多年后的病痛/能喊亮秋风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转弯处/却没法镀亮内心的黑暗（黄吉文：《打磨工》）。

一种不明气体/在製鞋车间裏弥漫//这是春天/春天不会倒下也不会撤离/春天裏的叶子只会在/一种风裏轻轻地颤抖/就像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爱情/只含蓄地传递给亲密的肢体/在语言触摸不到的地方/轻快地发出它的声音//这种声音多么内在/但它和製鞋少女无关/製鞋的少女/她们的身体/是一箱箱统一编码的工衣或鞋坯/等级，归类，封闭，重復使用//就像人事部经理说不出她们的名字/她们说不出工业区鞋厂更多的隐秘//一种不明的气体/正穿过少女的身体/电视广告插播一一/一双放大的鞋/在没有极限的大地上奔跑/时代广场/一字排开的精品鞋店/人们讨论时尚、诗意、美以及信念//手掌上的鞋/手掌上留下青春腐蚀的细节/一种被证明有毒的气体/继续在青春的车间蔓延//新闻转播：/ 一位离厂的少女倒在贫穷的乡间/她的工业生涯是一张可疑的病历/另一群製鞋少女/在禁止说话的车间裏想象春天//一双鞋，一千双鞋，无数双鞋/在我们身边的时代裏奔跑/它深度击打的声音/叫着前进//一一它绕过了春天的叶子/和少女的身体（方舟：《製鞋少女》）。

一臺报废的旧冲床/被精明的老板/用低廉的价格/买下拖进工厂/可是旧冲床的脾气/却变得倔强暴躁/只要一接通电流/就发出恐怖的声响/背井离乡的打工者/为了生计/提心吊胆地面对/钢牙铁齿的旧冲床/小心翼翼地与它合作/然而换回一身的疲惫/和无法抵挡的瞌睡/终于让旧冲床有机可乘/一声惨叫/四根手指被它斩落/打工者从此残疾一生（王涛：《旧冲床》）。

四万根手指/也许就像寒风撕下的枯叶/再也不能回到树干/四万根手指/也许正像掉在地上的枯叶/慢慢地变质腐烂/成为蚂蚁和蚯蚓的食物/最终成为了泥土//四万根手指/如果它们有回忆/也许他们会想起少年时期/掏过的鸟巢/青春时放飞的梦想/牵过的情人温暖的目光/抚摸过的孩子的头//四万根手指/用殷红的鲜血和撕心的疼痛/告别筷子。钢笔。电话/也告别人民币。生活。主人/可没有了脚走路的手指/他们又如何能回到故乡/回到当初挥手作别的村口（宋显仁：《四万根手指》）。

疼压着她的干渴的喉间，疼压着她的白色的纱布，疼压着/她的断指，疼压着她的眼神，疼压着/她的眺望，疼压着她的低声的哭泣/疼压着她……没有谁会帮她卸下肉体的，内心的，现实的，未来的/疼/机器不会，老板不会，报纸不会/连那本脆弱的《劳动法》也不会（郑小琼：《疼》）。

多少树在落叶，多少人在衰老/灯火照耀的星辰，在十月的轰鸣间/听见体内的骨头与脸庞上的年轮/一天，一天，老去/像松散的废旧的机臺/在秋天中沉默//多少螺丝在松动，多少铁器在生锈/身体积蓄的劳累与疼痛，化学剂品/有毒的残余物在纠缠着肌肉与骨头/生活的血管与神经，剩下麻木中的/疾病，像深秋的寒夜……上升着/上升，你听见年龄在风的舌尖打颤/身体在秋天外呼吸，颤栗//招工栏外，年龄：18—35岁/三十七岁的女工，站在厂门外/抬头见树林，秋天正吹落叶/落叶己让时间锈了，让职业的疾病/麻木的四肢，起伏不定的呼吸……锈了/十几年的时光锈了，剩下……老/落叶一样的老……在秋风中/抖动着（郑小琼：《三十七岁的女工》）。

他缓慢而迟钝的沉闷呼吸间，被塞住的肺/在躯体裏移动的电焊尘、铝尘、水泥尘……坚硬而顽固揪着/他们生活柔嫩而脆弱的肺叶，像一颗铁钉插进了贫穷而低微的肉体/他带病的肺在工业时代中猛烈喘息。沉痛的激荡的/声音沿着他们的肉体上升，绞碎的细若烟头般明灭的希望/他们来自乡村的肺，清贫的庄稼地裏的肺，或者一双两双/眺望着命运的肺，犯病的肺，腐烂的肺/职业的疾病的沉重更加压矮了乡村低矮的烟囱（郑小琼：《肺》）。

最惨烈的就是身体的死亡了，或者是被榨干所有的健康和劳动力以后衰竭而死，或者是不堪忍受非人的工厂生活自杀而死：

她开始抱怨身体像散架的机器/磨损周身的疼痛她感觉累/月经期己过十天体内还没有/涌动的欲望她抱怨日益迟钝的/身体脚步越来越重恶心胸闷/她想睡觉从江西到东莞五年了/她感觉身体不断被掏空身体裏/包含疼痛与幸福的洞穴的潮汐也渐渐/被掏空她身体裏的日程计时器/逐渐被加班与劳累磨损这些年/她像一味苦涩的中药不断在煎熬/病根是生活药方是上班/更多的时候需要加大剂量的是加班/……在陶瓷厂她的身体被灌满陶泥/粉层咒骂油彩早会的点名……/她想逃离回到江西的乡下/种地收割庄稼贫穷的病根不断折磨她/她不能不服用这副越来越苦越来越重的药/整夜的加班早会上的训斥/她无法承受剩下累/像潮水般灌满她的身体站立的/脚己不能承受她的身体/她挪动/再挪动终于倒了下去她永远/倒下去躺在水泥地上疲倦的/双腿再也不用支撑日益加重的身体/而主管的所有咒骂都将变成乌有/离她远了她用躺在地上的尸体/告诉不给辞工的工厂：我累了/需要好好睡觉……（郑小琼：《董芝兰》）。

昏暗的路灯挂在窗下有如昏浊的/命运失眠的她己习惯远方的黑暗/疲惫的命运之车在猛烈咳嗽/夜色中车灯与路灯之间/纵横交错的命运啊被黑夜记录/罪孽与不幸光明与黑暗爱与恨/都己启程形销骨立的月亮挂在/冰冷的天空薄纸样的月亮成为她/命运的底色进城的月亮不再浩大/它被工业的灯挤压得淼小而枯涩/在薄纸样的脸上写下冰凉的叙事曲/像黑夜吞噬苦涩的路灯月光在窗下冷冷地打量从陕西到广东/月光像她一样从故乡到异乡/多么孤独月光在窗口叙述/命运的无常她一次次感到孤独/像洪水冲刷身体空再空/下去生活不断掏空一切/理想梦剩下空荡荡的肉体/像一臺运转的机器被工业蛀空的/身体正破碎下去她年轻的身体/饱含忧伤自上而下流淌/上司的咒骂背叛的爱情/不如意的生活……只有月亮还在/叙述它暗淡的命运……浑浊的生活/像一缕迷茫的光线照耀她的疲惫/泪水一颗绝望的心昏蒙的月亮/是她的青春被工业与现实掏空的/肉体她站在窗口摸索月光/摸索异乡不着边际的爱情摸索咒骂/摸索斑驳的人生在月光的阴影中/在路灯颤栗的光线间她像一列火车/从窗口奔驰而去命运像一盏昏黄的路灯/在沉沦的章节停止我从她的同事口中听到/她的故事她临死前说月亮没有陕西的好看/我在纸片上记录着她:细毛二十一岁/因失恋精神失常跳楼身亡/打工两年死于某个电子厂（郑小琼：《细毛》）。

打工者下班以后的生活，不过是在一种极为简陋的环境中消除过度劳动造成的疲劳，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恢復而己，年轻力壮的也许还能有一点性生活，但那几乎是在一种非人的、没有隐私和尊严情况下的性生活，与其说是性的满足，不如说是性的压抑。王十月的《出租屋裏的磨刀声》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打工情侣天右与何丽每月花200元在城郊比较偏僻的地方租了一间简易的房子，周末一起共度良宵，没想到好事没做几次，就被隔壁房间裏的男人吴风发出的霍霍的磨刀声破坏了，把天右差不多弄成了阳痿，女友何丽忍痛与他分手了。心慌意乱的天右在上班时被冲床冲掉了四根手指，而老板不想负责任，说你有本事去告我吧。天右买了一把藏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也开始磨刀。隔壁的女人宏来看他，两个人如干柴烈火般做到一起。晚上，宏照例去上夜班，吴风照例送走宏以后返回屋子裏磨刀，于是两间房子裏同时响起了磨刀声。天右按捺不住，闯进隔壁探个宄竟，发现吴风沉醉在磨刀过程中，根本不搭理他，磨好刀后故意激怒天右，天右就砍了他两刀，吴风身受重伤，却感谢天右让自己得到了解脱。原来吴风是一个乡村教师，爱上了小他十多岁的学生宏，宏的父亲村长不同意，两人私奔到南方打工。宏在一间夜店打工，被老板诱奸以后做了妓女，想挣一笔钱后重新开始生活。吴风纠结在渴望復仇与不敢行动之间，只能夜夜以磨刀来折磨和安顿自己。最后这两口子离开了这个地方，而出租屋裏又夜夜响起了磨刀声，只是磨刀人变成了天右。这个故事当然包含了深广的寓意，但打工者无处安顿的身体和性欲，构成了主要的线索。

至于在夜晚的扑克声中/才能得到缓解的体力劳动/如今像车胎一样被早早地放了气/旗袍超短裙吊带背心/裹着欲望的形状/在十米以外繁华的商业街/像针一样穿过他们体内/塑料泡沫一样的空虚（简单：《工地一角》）。

那些年或者/很久很久以前，这两个字/肩靠着肩/手拉着手是一个/幸福饱满的词//现在，这两个字写的/愈来愈开/一个写在北，一个写在南。/一个写在製衣厂，一个写在/五金车间……/即使写在同一页纸上/也隔着男宿舍和女宿舍/即使在出租屋裏，这两个字/不小心也会一个写在白班/一个写在晚班//我常常把这两个字读成/被流水线切开的两块自留地/今日的荒芜复盖了昨日的/葱郁/两只蛐蛐在杂草裏跳动//常在夜深人静时/这两个分开的字突然发亮/或者兀自燃烧/夫摸着「夫」/妻摸着「妻」/硬把自己当成对方的身体（唐以洪：《打工夫妻》）。

月光洗着钢铁的脸，月光留下一行脚印在围墙的铁藜上/月光拉远了从六幢到五幢的距离，那是从女宿舍到男宿舍的距离，/月光在视窗停留一分钟，月光照着，/他，或者她/月光照着他们的肉体，骨胳，内心的欲望，月光照着/他们有关新婚夜的回忆，月光太亮/像盐，撒在他们结婚十八天后分居的伤口 /月光照着肉体的井，月光照着欲望的井/月光照亮他们十五天婚假，月光照亮他的记忆/她的身体一寸一寸长满了绿荫、女贞子/她的身体在月光下荒芜，一寸，一寸的/沿着五幢到六幢四十五米的距离/如果月光再近一点，它运来辽远的空旷会大一些/她的欲望会加深一些，/如果月光再暗一些/她的皮肤的伤口会扩大一些，他内心的折磨会/深一点/月光照亮了未竣工的夫妻楼，月光照耀着报纸上的新闻/「关註外来工的性生活……」/如果月光再暗一些，那么爱情则会更坚强一点/如果月光更亮一些，未来的夫妻房会更高大一些（郑小琼：《月光：分居的打工夫妻》）。

还有失恋或者无爱的青春：除了风中的荔枝林，没有别的能安慰我/除了凤凰大道的灯火，照亮我失眠的乡愁/除了五金厂的炉火，没有别的倾听我的吟唱/除了银湖公园的鸟鸣，沿着製衣厂下滑的落泪/除了这时升起来的宽阔的寂寞与忧伤，啊！ / 一一炉火与青春一同软了下去，熄了/我说的图纸、铁片、流浪的青春/那些有过的幸福在火中燃烧/它低弱的光照亮了我内心的呓语与失恋的疼痛/在异乡，我，一个五金厂的女工/还剩下什么啊！/除了带着自己日益消瘦的影子奔波/我仅仅目睹岁月的鞭子、枕上的憧憬(郑小琼:《除了》）。

有些青年男女不愿意住工厂宿舍过分居的日子，就只好到外面租房住，但房租实在是太高了，占去他们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于是只能合租。诗人许强记录到，1990年的棚屋房客，生存压倒了一切：顺着一条汙水沟，一间又一间黯黑的棚屋，从头到尾，从尾到头：一共93间，1800多人。90%说着满口的四川话，清一色，全是从内地到深圳的打工者；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一个床位同时睡两个人，上白班和夜班的轮流使用；个人隐私，是一张隔着的透明玻璃，巴掌大的房间像一个个灰暗的纸箱挤满了上下床，挂起的塑料帘子，是各自虚拟的围墙，过夫妻生活就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1990年的东莞，10平方米，10户人家，二十几个人的呼吸，这狭窄的人生，狭窄的呼吸，我们把自己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中蜷曲着，我们把自己折叠、折叠、再折叠，直到像一张小小的邮票。（许强：《打工生存白皮书》）

即使后来一对夫妻能够单独租上一间房子，其私密性也是很差的。唐以洪一首《含着泪水的乐园》，写尽了打工夫妻在出租屋裏憋屈、窘迫、隐忍、压抑、卑微的性生活，导致了多少男女的阳痿和阴冷：所谓的异乡，有一个含着泪水的乐园/那裏，我住了半年。他们的那些事儿，了如指掌/包括难以启齿的。都是一些打工夫妻/属生肖鸡的命。刨食于工地，车站和码头，垃圾场/或者流水线上，用血汗奉养父母，养育孩子，吃饭/穿衣，交水电，办暂住，和你一样，要过性生活/只是，当你在自己，别人的床上，或者娱乐场所/幸福得呼天叫地，快要死去，他们还在抽劣质的烟/使用最便宜的卫生巾，在最简易的出租房裏/当哑巴夫妻。那裏，一个被扒光了衣物的地方/无数个肉体和灵魂。无数个房间三合板隔成，纸皮隔成/无数张床摇摇晃晃。无数张被单和蛇皮袋连成的遮羞布/由风撩起来被月亮的光斑偷看。白天被生活抽打/晚上才能逃回那裏，用火焰疗伤/他们需要在身体裏寻找人间剩下的一点快乐/和幸福。他们的身体，含着泪水的乐园//那裏，我从来没听到歌声，只在夜晚听到/纸皮那边的床板嘎吱嘎吱试探性地响着/彷佛得到一种暗示，其余的床板跟着响起来，先是一张/二张。后来就很多张了，响着，小心翼翼地/像一曲没有尽力的合唱。我相信，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白天叫不出苦，连夜晚的/一点点幸福也不敢叫出来。不敢叫出来。/无数个肉体和灵魂，小偷一样躲藏在夜的深处//但他们常常被从夜的深处，那点点快乐，和幸福裏/揪出来。袒胸露肩，一排一排地蜷缩在/屋檐下接受盘查。盘来查去的他们的身份，依然是/打工夫妻，打工的夫妻/那裏。汙水沟。垃圾场。阴暗，潮湿。游医的广告。/阳痿性冷淡，冰凉的字，铺天盖地，让人错觉他们/那样了。他们当中肯定有人那样了。我常常听到/张三家在吵架，李四家，也在吵。一半为钱/另一半难以启齿。

湿树叶闪烁生活的光它突然折进/浑浊的眼出租屋晾晒的光斑/苦寒的春天雨水般颤栗的情欲/六对夫妻租住的狭小房间/苦清晰地走动渐渐变暗的生活/散落的纸箱木板昏暗的灯光/压抑的性欲 苦闷的黑夜/凌乱的房间湿漉漉的春天/肉体的冲动潮湿而黏稠/在压抑中她摸到阴冷的生活/混凝土的身体一颗颗灼热的心灵/跳动在她忍住叫喊的快感中/她感觉湿树叶背后有十双眼睛/它们像昏暗的命运本身 她克製体内的/激情将一座座年青的火山吞进肉体/她回忆十年前六对夫妻合租的出租房/彼此欲望间的默契尽管她一直感觉/有十双眼睛在盯着做爱中的丈夫与她/汗水连同生活的阴影压垮了丈夫/高耸的阳具四年了丈夫的暗疾/压抑着她三十六岁的年龄（郑小琼：《叶慧》）。

就是这样像偷情一样的、有一茬没一茬的性爱，也给女孩们和女人们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每天都有一批打工妹/经过化验确诊后/进行痛苦的人流术//刚刚发育的子宫胚胎/被机器粗暴地捣碎//当盲目的爱情结下苦果/一摊血水比落日更辉煌/这便是一个女人成熟的代价//我早己离开化验师的岗位/但我仍可化验出/这个时代所怀有的怪胎（薛广明：《化验师日记》）。

两年裏她没有回家了/两年裏故乡的雨水一直落在梦中//两年裏她做过保姆、清洁员、工厂女工/两年裏她经历过欠薪、民工跳楼、工伤事故//两年裏她流产两次、大病三回/两年裏男朋友对她又打又骂，最后弃之不顾//这就是我的堂妹：她，熊菊荣/二十岁，一株来自乡下的植物/在这个城市找不到扎根的水土/她三年前辍学，两年前离家打工/被城市这浮躁之火、欲望之风/一次次将她单薄的身子掏空（熊焱：《低处的乡愁》）。

就在普遍存在打工夫妻分居、未婚成年打工男女没有正常的性爱生活的同时，又有数不清的穷人家的女儿被迫或者被诱惑做了「性工作者」、「厂妹」或者「二奶」：不清楚城市规则的妹妹/就要在城市裏迷失自己/那些腰包胀鼓起的富翁/那些扭动着城市转盘的男人/那个孔方兄张开着大口/就要把纯洁的妹妹吞噬/那些狰狞的面孔和手掌/就要死掉没门最后的衣裳（祁人：《乡下来的妹妹》）。

别墅小桥车手机工薪阶层以上的消费/为了梦想在付出贞洁之前/她并没有想到这些权力的衍生物/她也更没有想到她二十二岁的青春/就这样成了一群官僚的殖民地/现在她被麻木的捆绑着/在T形臺上的抚首弄姿/并没有使她的血管扩张到/心肌梗塞的程度/无所不能的权力己使她的生活变得苍白/失去了应有的新鲜内容/与她曲线丰呈的肢体恰好相反/她胸前的两座教堂曾经举行过多少次/不属于她的婚礼而哪一个新郎/在市场经济的输精管裏射过来的/不是印着伟人头像的人民币/乐此不彼的社交小有计谋的撒娇/以及权力臂腕裏的性交/使她像泡沫一样膨胀着/像厕所一样时常被人记起一一/仅仅是因为每天要去（简单：《交际花胡美丽》）。

总之，打工者流离失所与别人的城市，在这裏，他们不是被看成人，而只是被当成剥削和压榨的工具，被管製和敲骨吸髓的牛马，最多只是城市食物链条底端的被动的消费者：在我活着的大部分时间裏/我是金钱餵养的一条益虫/情感游戏中的某种道具/电脑网络的一页程序/上司推过河的一粒棋子/同事眼裏的一道手续/合同上的一枚印章/竞争对手脚下的一道沟坎/订餐公司的一份鱼香茄子/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等待争抢的座位/沿地铁奔跑的一只疲惫的老鼠/手机呼叫座机裏的一串号码/警察完成罚款任务的一个名额/三陪小姐盼望中的一单生意/乞丐眼裏会走动的一尊石像/壮阳药的第一千零一个实验品/某新兴产业的第一万个潜在消费者/车祸沉船空难中的第n具尸体/广告轰炸下的难民/商品包围圈裏的俘虏/红绿灯指挥的弱智/工业大机器上一颗扭曲的钉子（卢卫平：《被看成人的时候越来越少》）。

打工文学中，除了诗歌和小说有大量的「身体写作」、「身体在场的写作」外，打工散文也把打工者身体的遭遇当作非常重要的主题。打工散文「唤醒身体意识復苏，是为了使如草芥般的个体生命得到肯定、尊重和承载，是个体精神凸显出区别于集体精神的支撑和独立自由。生命虽如瓷器脆弱，却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我们的肉体必须要经历无数的疾病、疼痛和伤痕，最终给我们心灵或精神以慰藉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真实的身体，鲜活的生命。总之，身体的在场，使个体精神获得扎实的根基和土壤而无处不在的生活在场，使个体精神避免孤芳自赏式的自我沉醉，使向上延展的个性理念获得向下的重量和质量，推己及人地抵达底层情怀的无限领域……郑小琼的《铁》是『身体写作』的优秀文本，书写了肉体与铁的坚硬碰撞……在书写当中，她能够很好地把握现场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景象，以身

体为中心，也以铁为重心，不放过任何细节并使得恰如其分的细节发挥了提高和证实现场的作用。这是身体来自生活现场的第一手感觉，也是第一手的文本。」®王十月在《关卡》一文中写道：「印刷车间裏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的特有气味。苯己深入到我的身体裏，融入了血液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裏，别人都能从我身体裏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一年后，我的身体裏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当人的情感与身体被剥离，当工厂裏需要的是一个个没有思想的人肉机器，当这些机器被一组工卡上的数字代表着，当我是谁要用一张卡来证明时，我们依然选择了习惯、麻木、沉默，我们也渐渐认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种情感与身体的剥离。彷佛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很少有人去想过这种生活背后的不合理。然而依然是有痛的，只是这种痛被隐忍，被压抑。这样想来，我们真的是那沉默的大多数。」（王十月：《关卡》）。

与唐以洪的诗作《含着泪水的乐园》不同，塞壬的散文《声嚣》则不顾一切地、赤裸裸地描写了一对出租屋裏的打工男女不顾一切的疯狂做爱，不管他们发出的声音会让隔壁的人们多么难以忍受，第二天又有多少人会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那对年轻的夫妇跟我一墙之隔，我的床头大概也抵着他们的床，我时常被床头笃笃笃的声音惊醒。他们在做爱，剧烈地动作，木架子床摇动起来，有节奏地撞击着墙壁。我醒了。我清晰地听见疯狂的喘息和娇柔的呻吟，他们更猛了，那笃笃笃的声音急促地、一下一下地撞击到我心裏，我感到墙壁晃动起来，地板也跟着晃动起来，我的背嵴冰凉冰凉的，口干舌燥，我想喝水，但躺在那裏一动也不敢动。我甚至听到他们弄垮了木架子床，男人大吼一声，女的发出细弱的喊叫，一声一声，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象这些声音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控製着不去想象，却饱受想象的折磨。但这些声音向我施暴，这两个人旁若无人的狂欢在向我施暴。它打扰了我这个安静的人，不，它伤害了我，让我感到孤独伶仃，硕大无朋，被遗忘，被丢弃，在角落裏，阴暗，并自生自灭。那样的夜晚被忧伤浸透。我知道，对于贫穷的夫妻来说，性爱是最丰盛的晚餐……」然而有一次，塞壬本人也终于以一种悲伤和绝望的心情沉入到凶猛的性爱之中：「一辆摩托车突然从身边疾驰而过，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抢走了我的皮包，我被拽倒在地上，被车拖了几米远，手肘铲得都是血。钱没了，手机没了，身份证没了，一种强烈的悲伤笼罩着我，就像笼罩着我的命运。我的爱人在灯光下细致地给我擦洗，他忍不住悲伤把我紧紧地抱在怀裏。是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要连在一起，要变成一个人。他紧紧地贴着我，凶狠地、痛苦地进入我的身体，在黑夜裏，我们狠狠地连在一起，沉下去，沉到更深的夜裏。」（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

打工作家、苏州工友家园的创始人全桂荣写了一本《闲话出租屋》的散文集（未出版的手稿），全方位地描述了出租屋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多处涉及到打工男女尴尬的性生活：

「在苏州几年，我住过集宿区、农民安置房、农村民房，每次搬家都很HAPPY，心想终于可以逃离这鬼地方另换个住处了，可是往往换了没多久，遇到这样那样的不便，就怀念起以前的地方来，于是憎恶起现在住的地方来。

开始住集宿区时，感觉挺新鲜的，七八个人一间房，大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能交些朋友，多好！但绚丽多姿的新鲜感很快被当代人居集中营的愤怒和屈辱所替代。七八个人不同的作息时间、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工厂、不同的性格，也就意味着谁也别想安心休息、学习、相处，且规定不允许不住在集宿区裏面的朋友老乡来访，不允许抽烟、做饭、使用大功率设备。

我逃离了这恐怖的『集中营』，搬进贫民窟式的农村民房，可是民房裏一二十户人共用一个厕所、水龙头，极其不便也汙秽不堪。况且这边工作和生活相分离，除了上班能接触同事外，下班就是孤零零一个人，孤寂扼杀了愤怒和屈辱，我有些怀念『集中营』的哥们了。

搬进农民安置小区，一套房裏住了五六户人，狭小的空间裏也常常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发生，且房租又高得吓人，于是又搬回农村民房。住进一个小阁楼，小阁楼冬冷夏热，能要人命；搬到一个与隔壁房间用黑布蒙上小窗户的黑屋子裏，不料后来住进一对小情侣，夜深人静时，两人的『夜战』声声入耳，他们小心翼翼的快活着，我也饱受摧残、身心俱疲，一段时间后不得不搬。」

「今年过年后，楼梯口的房间入住了一个女孩，平常很少打照面，只有蓬松的头发、穿黑色打底裤和短棉裙的印象。某个深夜，她和一个男孩回来，女孩关门之后，男孩待在门外还不愿回去。女孩似乎纠结着要不要男孩进去，僵持了一段时间，男孩『嘭』的一下径直把门踹开，接下来整个楼层都听到女孩的哀求：『求求你、不要……求求你，不要……好痛 』

后半夜都时断时续听到女孩不知是痛苦还是愉悦的呻吟，想必其他租户的睡眠之门也都被打开了吧，男孩女孩也打开了另一扇人生之门……」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睡得死死的我忽然听到开始细若柔丝、后来越来越大的『音乐』，梦中的我本能的抵製着，因为睡得深沉是多么的幸福呀！但『音乐』倔强的持续着，像是黑暗深处伸出的细小的手，一定要把我从睡梦中抓醒。

我有些恼火，同时又有些疑惑：难道天亮了么？但好像我才睡着没多久哇！三更半夜的什么东西的响呢？我听到类似拍巴掌的声音，同时又伴随着压抑的女人的呻吟，还有『好痒』、『好舒服』的低声娇嗔……这是隔壁房间传来的『音乐』。

原来，昨天在我上班的时候，隔壁的空房间住进了一对小情侣，由于我下班晚，竟然还浑然不知。」

纵观塞壬、郑小琼、王十月、全桂荣的散文写作，他们的声音都是在场的，他们的感官都是在场的，他们的写作都是一种有声音的写作，从而让散文成为可以匹配于復杂现实的文学样式，一种高度综合的、深入到生活的微细结构中去、并且勇于承担的文学样式 这样写出来的散文，己经成为打工作家表述自己对文学和世界认知的另一种声音，借用斯坦因的话就是「诗歌的特殊天赋是命名，散文则现实过程、运动和时间」，也就是说，诗歌直接展示事物的本质，散文则叙述事物之所以称为事物的历史。他们的散文打开了一个通向原生态和现场写作的缺口。他们对生活现场和事物的平等姿态，在很大程度纠正了当前「精英作家」对「底层」的书斋式书写®。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们曾经并且还在继续经历底层的生活。他们是底层中的精英。

4、乡愁：回不去的农村、回不去的故乡

不幸的是，悲催的是，城市是呆不下的异乡，农村又回不去了（主要是因为小农经济早就己经破产了），即使回去了，也逐渐失去了故乡的意义，以至于在农村呆上一段日子，又不得不继续到异乡去流浪。许多农民工辛苦多少年，攒下一笔钱，回老家盖起几层的楼房，或者在镇上买下一处房子，却惊奇地发现，他们实际上一年住不了几天，他们实际上也不希望老了以后再回来住。他们成了既不能安居在城裏又不能安居在农村的流浪者，始终「生活在别处」，始终生活在不可预知更无法把握的未来。

王十月的《寻根团》获得2011年度茅臺杯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授奖词写道：「王十月的《寻根团》直面苍生，忧思深广。作家深谙内幕、刨根问底，在返乡寻根的集体行动中，让众多人物所代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纠葛与復杂环境昭然若揭，真实而深刻地呈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社会图景和精神病相，以及漂泊者无法还乡、无根可寻而又无法从精神上融入

城市的疼痛和迷惘。」®主人公王六一在外打工二十年，并且成了一名作家和记者。虽然己经获得城市户籍，但总觉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家，于是他参与了一队由打工仔出身的富豪组成的寻根团，试图回到家乡找到自己的灵魂之根。搭顺风车的还有王六一的发小马有贵，他得了尘肺病，在王六一的帮助下获得了 20万元的赔偿。王六一回到家乡后，原来的家己经完全破败了，连父母的坟头都找不到了。紧接着马有贵陷入到与他父亲对20万元的保管权的争执之中，一气之下喝药自杀了。王六一的堂哥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他带头反对在村裏建化工厂。《寻根团》的巨大反讽是，在寻根的途中讲述了一个失根的故事，直指时代的病根和历史的病根；烟村是王六一的故乡，是楚州最美的村庄，是他一生逃不掉的牵挂，是他的根，但它无法逃避被工业汙染的命运，生活在这裏的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寻根至此，王六一感到，根没有找到，倒把对根的情感斩断了，他己经完全丧失了现实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变成了飘荡在城乡之间的孤魂野鬼。

在城裏，打工者没有公民身份，没有户口，需要花钱办暂住证才能获得临时的居住权和出卖劳动力的资格，否则就会成为遭到收容遣送的盲流；他们建造高楼大厦，却只能花费工资的好大一部分才能租住一间单薄简陋的屋子；他们不能在这裏安家落户、安居乐业；他们寄居在别人的城市裏，遭受别人的白眼。当然，他们自然而然地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个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裏有他们的双亲，那裏有他们的童年，那裏是他们生命的来源，无论如何，那裏曾经是他们的家，那裏现在还是他们梦魂萦绕的地方……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春节来临，上演一出空城计/那个凄惶的早晨/炮竹屑在小巷裏盘旋/那么多的门都紧闭着/这是年初一，我步行在十九岁/姐姐在她的宿舍用小煤油炉做好了鱼/她的等待是寒风中唯一的温暖/我和宿舍中熟悉的几张面孔打了招呼/和姐姐坐下来享受鱼的热气//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中国的节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谢湘南：《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年关近了而梦中的家园/却在寒风中越走越远/工业区的上空飘着/乡愁的颜色/像绵绵阴雨中的雾/久久不肯散去/隔着山隔着水/隔着拥挤的车票/隔着加班加点的订单/但是很多人都想回去//年关近了很多人都想/回去看看/回去走走亲戚/工业区没有亲戚/有的只是不近人情的机器/它们被钢筋水泥团团围困/变得麻木不仁/仅仅供工业的手操纵//他们真的很想回去/回去看看炊烟/回去亲亲土地/回去闻一闻故乡村裏/新年的气味（张守刚：《年关了，很多人都想回家》）；别人的屋檐你必须低着头进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篱下的诗人的呐喊……/我的血液裏註定排斥着这座城市/我的血液裏还盛装着北方那个村庄/虽然它贫穷而荒凉虽然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它像一座山的重量（郑小琼：《居住》）。

乡愁是一条铁轨，大半个祖国/那么长，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乡愁是一滴泪水，大半个祖国/那么大，母亲在眼睛裏，我在下巴上/乡愁是一根骨头，被大半个祖国/那么多人养的狗啃过/没有啃干净，狗不啃了/从垃圾堆裏，我捡起来/接着啃，就是乡愁这根狗啃过的骨头上/沾着的一丁点儿血和肉使我活着/乡愁是一缕月光，被大半个祖国的/黑夜笼罩着，而我害了相思病/看见月光，和其他一切/洁白柔软的东西，都忍不住灵魂出窍/乡愁是一粒米，被大半个祖国/那么多的蚂蚁搬运着/每天都餵养我的身体/我中了乡愁的毒：乡愁要我痛/我不得不痛，乡愁要我死，我不得不死（白连春：《乡愁是一条铁轨，大半个祖国》）。

母亲是故乡的核心，也是打工游子们浓浓的乡愁的核心：母亲站在/内陆乡村的边缘/随着冬季到来/她的白发/被风吹成摇摆的柳枝/彷佛柔弱而坚韧的思念/正召唤女儿的归期//母亲永远是女儿/远方的守护神/而此时，女儿在南方/在一个又一个崛起的/海边城市裏/有她们用血和汗/竖起的纪念碑/有时她们也唱/故乡的歌谣/在夜深人静时/也悄悄落泪眼泪滴落的重量/使内陆乡村的边缘/高高翘起/母亲的形象就愈加清晰完美（杨雪：《母亲》）；最先看见母亲是在外省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时我十六岁/巨大的天空差点儿压断了我的背/最先听见母亲是在外省的黄昏/那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不想哭/却怎么也止不住泪水，我听见母亲很轻很轻地/叫我的小名，在老家门前那棵歪脖槐树下/最先爱上母亲是在外省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非常害怕，不敢睡，甚至忘记了如何呼吸/我才发现我真的是一步也离不开母亲/最先喊母亲是在一座外省的楼裏/那楼还没有完成，一个和我一样的民工/不小心掉下去/我的心一下子高高揪起/妈妈，脱口而出/我喊了一声（白连春：《母亲》）。

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上亿农民工像潮水一样涌进回家的火车、汽车，还有一些买不上车票的人，组团开摩托车，浩浩荡荡地从广东开往湖南、江西，再从湖南、江西开往四川、贵州、湖北、河南……腊月将近/我整好行装，踏上旅程/乘闷罐车回家/跟随一支溃败的大军//平日裏我也曾自言自语/这一会终于住进/铁皮屋顶/一米高处开着小窗/是小孩办急事的地方/女孩呢，就只好发挥/忍耐的天性/男男女女挤满一地/就好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位沙皇/就好像/他们正开往西伯利亚腹地//夜裏，一百个/梦境挤满货舱/向上升腾/列车也彷佛轻快了许多/向雪国飞奔/我无法入睡/独自在窗前/把冬夜的星空和大地/仔细辨认/我知道，不久以前/一颗牛头也曾在此处/张望过，说不出的苦闷/刺客，它躺在谁家的厩栏裏/把一生所见咀嚼回想？//寒冷的日子/在我们的祖国/人民更加善良/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连哭也哭的没有声响（宋晓贤：《乘闷罐车回家》）。

回到家乡，他们愕然发现，家乡一年比一年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家乡了，它们正在日趋破败凋零，成了一个又一个「空心村」，那裏只有一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一些破败的老房子和一些空无一人的新房子……门前的路被杂草掩盖/我只能在记忆中分辨出来/一些亲切的门己不存在/剩下的门一直关着/锈迹斑斑的锁/等待偶尔的打开和最终的离去/钥匙锈在千裏之外的背包裏/藤蔓卷起衰老的身子/从灰黄的土墙上泛起新绿/稻草在房坡上一天天烂下去/几只麻雀啄食着稀薄的阳光/和自己的词语/跳跃的技艺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而显得怪异孤立//背着无处不在的绿色屏障故乡的村庄/像我的血液摇晃不定/我自己早己是瞬间的一瞥/就像这些沉默的树叶/在沉默的小路上，眨眼之间长出/更多沉默的树叶/风轻轻托起枝头的寂静/熟悉的人越来越少/陌生的狗越来越多/我望它们一眼/它们也望我一眼/我真想像狗一样对着村庄狂吠几声/让沉睡的鸟儿一只只苏醒(柳冬妩：《空心的村庄》）。

大风吹过。流动的青春正一点点/消逝在命定奔走的路途/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搂住故乡小憩片刻/想象庄稼们的叶子激动得一身青翠/许多灵魂的雪花/仍趴在童年的窗棂张望//……我藏起回家的冲动/好多年了我没有回家/每次回家都有许多人不见了/他们曾经那么疼爱我/也是我深爱的人/故乡正在沉默中荒芜、消逝/和青春的消逝一样令我/徒増嗟叹//我梦中的故乡宄竟去了哪裏/杂草齐腰深的乡间小径/我终于看见故乡/躲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下/放声大哭（罗德远：《逐渐消失的故乡》）。

要把多少异乡运回村庄，/才能把村庄拼得像以前一样完美？ /可惜再也拼不出一个圆满的村庄。//村庄以外到处皆为异乡，/不同的异乡做成不同的吸铁石，/把村庄变成碎片一片片吸走。//回故乡村庄都变成一件难事，/迟迟定不下来。两三年，五年回去一次己经变得很常见。/一年回一次，过年回村庄，/也只在村裏呆几天就逃也似地逃到异乡。//我们己经习惯生活在异乡……异乡以苦味收留我们，/故乡以苦味抛弃我们。//几年不回故乡的年轻人回到村庄，/村裏年迈的父母视力一年比一年差，/模煳的目光竟看不准，/迎面走过来的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年轻人在异乡生下自己的儿女，/几岁了才回村庄，爷爷奶奶更不认识/……孩子在异乡出生，户口依然甩在遥远的故乡……//故乡村庄一一/只等于一张张行囊外出的车票。/异乡等于什么？/只等于一一用血汗用命换来的

钞票。（张绍民：《异乡故乡》）

贫瘠的家乡，像一座清冷的坟场，贫瘠的家乡像一个废弃的战场，/留不下青壮，容不下姑娘。要想找出路，就得满世界闯。//我是泥瓦匠，祖国也是一个泥瓦匠，他咣咣当当，拆得我家乡遍体鳞伤。/失血的家乡，成了滋补大城市的营养；失血的家乡成就了大城市的富丽堂皇。（郑怀生：《泥瓦匠一一送给在外漂泊的兄弟姐妹》）

在几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这个国家和民族付出的最为沉重的代价，可能就是数亿农民工家庭的破碎，他们真正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和形单影只的流浪者：你把家安在信封般大小租来的房子裏。/小房子的窗口真的只有邮票那么大。/在这个时代你把家撒网一样撒向四面八方一一/一家几口分成几个省。/你租来的房子不像你的家，/充其量一个容身之所而己。/你家裏其他人在其他城市打工，租的房子也不算家，/充其量把家撕成几片，到处扔一点，/把你的家扔成几个省那么大。/只有过年时回到村庄，在村庄自己的旧房子裏，/把东西南北拼成自己的家。/可这个家只有过年才拼成几天，/过完年把旧的家变成几张车票各奔东西。/每个人摇身一变成一张车票去远方。/平时你的家在村庄裏空着（张绍民：《一个家到处丢一点》）。这样一种家庭破碎状态，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后一代的健康成长、对于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正常维系、对于现代社会联系和现代社会文化的重建，必将产生并且己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五、打工文学的基本思想和感情

在30年左右的时间裏，几亿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并且以他们的劳动贡献、代价和牺牲，成就了中国每年GDP増速高达平均8%左右的持续的经济増长，快速地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迁徙，农民工的思想感情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打工文学对这种变化做了比较忠实的记录和表现。可以用几个词组来简略概括新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不同面向(横轴）和演化趋势（纵轴）：孤独、迷茫和无助；追求成功和向上流动；疼痛、压抑和嚎叫；屈辱、怨恨和愤怒；自豪、荣耀和乐观；理性反思和阶级认同。这六种思想感情是同时态存在的，形成农民工思想感情、心灵世界的基本结构，但在不同时期，它们各自所占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己经或者将会依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感情，因而又形成一种历时态的发展趋向。

1、孤独、迷茫和无助

除了少数农民是积极主动地到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的（他们大都成为所谓农民企业家），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被动地卷入工业化进程的，一是因为农村、农业容不下那么多劳动力了，二是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了，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客观上也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并且为他们提供比务农收入更高的收入。不能否认，这裏面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择业自由，有相对于农业领域更高的收入，有成为城市建设者或工人的兴奋，有自己对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产生的光荣与自豪……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城裏人利用的劳动工具和剥削压榨的对象而己，他们很快由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的纵向对比，进入到极为严酷的自己与城裏人的横向对比之中，并且在现实的无奈中反过来对自己过去的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产生一种温情脉脉的怀想，最重要的是，他们来到城市以后，不得不抛弃了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自己从小到大成长于其中的社会联系和文化氛围，而成为城市工业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孤零零的原子。从宏观上讲，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进程并没有清醒的认知，从微观上讲，他们随着民工潮进了城市，然后就一个一个地被分割在不同的工厂和企业之中了，成了流水线上和工厂专製管理下的一个孤独的、消极被动的环节，客观上不允许他们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建立新的、工业社会劳动者团结合作的社会联系，于是普遍处于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孤独、迷茫和无助之中。

被剪裁的草木，整齐地站在电子厂间/白色工衣裹着她们的青春，姓名，美貌/被流水剪裁过的动作，神态，眼神/这是她们留给我的印象••••••/啊，活着，小人物，弱小者，我

们/活着的，不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活在我的诗句，纸间，他们/庞大却孱弱，这些句子中细小的声音/这颗颗脆弱的心，无法触及庞大的事物/啊，对于这些在无声中活着的人/我们保持着古老的悲悯，却无法改变/时代对他们无声的冷漠和嘲讽（郑小琼：《在电子厂》）。

她软弱的哭泣和悲伤有些陈旧，内心/有着一团团黑暗，机臺上的微光照亮/怯弱的心，瘦弱的身体饱含着苦涩的力量/从深渊似的眼神裏测量着孱弱的命运/韶华将逝，她无法分清自己是幸是不幸/卑微的生命对万物默默关心，她遥望着/远处的大海，越过梦境，微弱的希望被/点亮，她独自重復自己伤感的命运/五金厂的炉火，照亮她的孱弱/她身体裏藏着清晰而自卑的乡村（郑小琼：《木棉》）。

生命中绚丽的繁星，它己腐朽在/凤凰大道的霓虹间，剩下五金厂/切割机的淬火花，照着苍白的脸庞/远处荔枝林幽蓝的天空，它来自/永久的寂静，午夜的机臺上低垂的/困倦，如那颗倏忽闪亮的星/易碎的光芒，也必将被着工业时代的汙染/也没有谁，会註意机臺女工的月经/那股潮水在体内涌动，她颤抖的肩膀下/无声的疼痛，被切割机切断，捣碎/她的无奈，惊慌的眼神，悄悄的叹息/都被工业时代淹没，工业孕育的一切/必将吞没她的整个，将她的身体，灵魂/思想，梦想剪裁，组合，成为货架上/等待出售的件件散发光泽的商品（郑小琼：《午夜女工》）。

时间张开巨大的啄，明月在机臺上/生锈，它疲倦，发暗，浑浊，内心的凶险/汨汨流动，身体的峭壁在崩溃，泥土与碎石/时间的碎片，塞满了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混乱的潮水也不跟随季节涨落，她坐在卡座/流动的製品与时间交错着，吞噬着，这么快/老了，十年像水一样流动……巨大的厌倦/在脑海中漂浮着……多年来，她守着/这些螺丝，一颗，两颗，转动，向左，向右/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製品，看着/那些苍白的青春，一路奔跑，从内陆到乡村/到沿海的工厂，一直到美国的某个货架/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着/那些暗示：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猛烈的咳嗽，她看见工厂远处的开发区中/有绿色的荔枝树正在被砍伐，身边的机器在/颤抖……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製品间（郑小琼：《她》）。

天那水/开油水/洗面水/这些工业时代的化工产品/表面看上去/都像是纯净的清水/这工业时代的假象/其实它们是/隐伏在我们打工生涯裏/无处不在的咒语/它们侵蚀我们的皮肤/嘶哑我们的呼吸/汙染我们的血液/我们在低处的人生/面对这暗处的咒语/在我们内心魔鬼一样狰狞/我们是这样的无能为力/除了学会保护好自己/我们无从回避/软伤害/硬伤害/无处不在（何建生：《暗处的咒语》）。

……那些高高的旧家具上，落满光阴的灰尘/他们低下头，一步一叩首，拉着别人的家具/在人群中不停地拐弯，躲闪……/像一头年迈的驴子，吞咽着内心的沉默/……城东到城西，他们是无线的织布梭/有一天他们累了，搬不动了/会不会也像一件旧家具那样，靠在斑驳的土墙，静静/地/等着别人，把他们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干脆扔掉（刘三石：《老搬运工》）。

还没回过神，还没把梦/捂暖，房东的胃口又张大了 /张大得想把整个世界吞噬/所有的苦求和商量，在她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显得多余//城市永远是别人的城市/打工者没有任何发言权/稍不留意，就会被当作皮球/踢出生活的主题之外/接受所谓安良除暴法官的审判//城市的欲望，在不停地/涨，涨，涨，涨，涨/老板的算盘，在不停地/减，减，减，减，减/打工者只有干瞪眼的分儿//窗外的阳光一片明媚/但对屋内的阴暗和潮湿，他始终/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或许他早己被金钱收买/或许他嫌屋内的人太穷酸//夜深的无法去丈量，睡意/被搁浅在城市的岸边/双眼一次次闭起，又一次次/睁开，担心黎明还没有来/生命就被黑色的巨浪卷走（何永飞：《又涨房租》）。

与孤独、迷茫和无助相吻合的一定是消极被动、逆来顺受、自卑无奈、苟延残喘：连续60个小时/搅拌混凝土的老张/换下来后顾不上睡觉/就匆匆跑来把我推醒/「起床了！起床了！ /带我去卖点血！ 」 /老张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半月前他才卖过血/怎么又要去卖？/「娃儿们就要上学了……」/这个倔强的老头/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今生就这样了/娃儿们的路还长着呢！ 」（李长空：《建筑工老张》）还没有玩遍村寨/就让父母掏空书包/像白菜一样/被陌生叔叔批发//穿着粗气的日子/己经习惯接受鞭打/像浮萍一样/漂浮着不想回家（李长空：《凉山童工》）。

2、追求成功和向上流动

在最初的孤独和迷茫、惊愕和彷徨之后，一部分有雄心的而且细心的打工者，开始在城市市场经济中寻找和抓住个人发展的机会。从客观的经济结构方面说，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权力经济、小农经济而言，的确给普通底层劳动者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历史上，许多资本家和百万富翁都是白手起家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市场经济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常见的现象，而频繁的阶层流动甚至导致工业社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基本阶级的相互渗透，以至出现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从主观的意识形态方面说，市场经济社会占主流的思想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的通俗版就是成功学和个人奋斗叙事，这两者在9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都涌现出来了，这些充斥书店和书摊的大众文化读物，自然也影响到了打工群体，一时间，相当多的打工者也接受了这种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倡导的思想意识形态。

在深圳，更是得风气之先，最早出现了打工文学中弘扬「主旋律」、激励「正能量」的作品，主要代表作就是曾经在全国刮起一股打工文学热的安子的作品《青春驿站》，以及她后来接着发表的《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超越巅峰》、《边缘档案一一深圳保姆写真》等，故事的模式大体上是这样的：丑小鸭似的女主人公来到深圳打工，当然会遇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但总是能够在老乡、朋友、领导的帮助下渡过难关，然后在工作中积累和表现出一定的管理才能，受到领导赏识并获得升职，最后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这些故事传达出来的主要思想就是，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安子写给打工者的书信的名字就是这样取的：《自立者强》、《公道自在人心》、《有路善走，无路善开》、《人生从来无坦途，羌笛何须怨杨柳》……一时之间。安子获得「打工皇后」、「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改革开放20年20个历史风云人物」等美誉。受到安子成功的鼓励，《深圳打工妹》、《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等一列纪实文学作品随之涌现，这些书中的打工妹，有的成为企业家、国家干部、银行行长、金融投资专家，有的成为全国和省市级劳模、人大代表、杰出青年，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家乡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安子本人就创立了自己的家政公司，并且成了深圳家政服务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家政服务业协会副会长。

在各种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中，都有一部分工人抱有一个个人发展目标，就是打工几年攒一笔钱，然后开店做一个小老板；或者顺着工厂等级製度一级一级往上爬，从普工升到低管，从低管升到中管，最终升到高管或利用手中积累的资源另立门户；或者通过自学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成为自由职业者，甚至成为公务员等等。

像这一首诗，就比较典型地表现出崇尚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两手空空，/走出家中，/我要自己去打工，/我不能老是呆在家中，/父母己经老态龙钟，/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牵挂心中。//岁月如风，/我不能徘徊在虚无缥淼的电脑游戏梦幻中。/我要去打工，/自食其力的计划己在胸中，/无论多么难也要干一场，/无论多么苦也要赌一赌，/我不能再呆在温暖的家中，/我要面对自谋生路的暴风。//我己经在路中，/千辛万苦早己在意料中，/虽然我很穷，/但是我不会疯，/我早己把脱贫的命运撑握的自己的手中。//虽然我很贫困，/但是我决不在到处乱混，/虽然他人认为我是穷鬼，/但是我决不会因为打工挣钱而后悔，/虽然没钱他人看不起，/但我己开始提醒自己，/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首先就了不起，/能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就会创造奇迹，//明明白白打工去，/合合理理挣工钱，/为自己脱贫吐气，/为家人争光争气，//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穷人，/我不希望他人把我定格在贫困线，/我要用自己的双手换取生活的空间，/我要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的品德再现，/我要让活下去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念，//我己经在打工中，/虽然是早上5点钟，/但我己经在起床中，/在打工中，/也在努力的学习中，/我梦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我己经在努力奋斗中，/我的理想不会落空，/我要把虚度光阴的恶习抛到空中，/我要把吃喝玩乐的时间排除在计划中，/我要战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刘荣成：《打工有风》）

王卫斌的《农民工之歌》则混合了利润意识形态和权力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撂掉砍柴刀/我们卸下耕田犁/我们走出深山老林/我们告别荒村野地/我们在企业的旗帜下汇聚/融合为一个坚强的整体//我们身上还残留着泥土气息/一下子就成了准工人阶级/我们开始拿腔捏调说起了普通话/大老粗也满嘴「你好」、「谢谢」、「对不起」/我们早己解决了温饱问题/渐渐地便有了精神文明的意思//虽然人多了难免有些矛盾分歧/但是我们都能够互相理解和克製/因为我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大伙儿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虽然底子薄弱确实有点别扭不适/但是我们都愿意自我调整和彼此鼓励/因为正是靠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管理方式/我们的主观愿望才得以转变为客观现实//啊，企业/你是一个重回报的经济实体/我们在这裏积累着起步的投资/啊，企业/你是一个不收费的教育基地/我们在这裏锤炼着腾飞的双翼/啊，企业/你是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大家庭/我们从内心裏深深地爱着你」。在这首诗中，应该说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劳动者特有的价值观，没有意识到劳工阶级的地位和权利与权力和资本结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朱应召的长篇小说《下广东》，就完全接受了流行的意识形态，小说人物朱小山、卓小农、卓小玲、张春莲、贾本伟、王小燕、孙宏伟、黑子都是下广东的青年农民工，但在小说的叙事假设和叙事框架裏，他们与官二代李贤桂、富二代郑靓丽都是某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体，这裏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甚至没有阶层差距和阶层分化，有的只有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奋斗，只不过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使用了正当诚信的手段，有的人使用了不正当不诚信的手段一一朱小山仗义正直，最后凭着在黑社会的一段卧底经历而成为畅销作家和影视明星，并与富二代郑靓丽成了一对，而郑靓丽在朱小山创作和拍戏最紧张的时候远赴偏远贫穷的村庄照顾他的父母；张春莲和贾本伟夫妻同心，白手起家，诚信经营，成了连锁饭店的大老板；王小燕和孙宏伟从特色烧鸡开始做，一度风生水起，终因孙宏伟的好大喜功和不正当竞争而破产，两人离婚；卓小农不择手段追求成功，最终失败，妹妹卓小玲攀附官二代不成，老老实实从公司职员重新起步，而官二代李贤桂在父亲倒臺后失去税务局的肥缺，转身成了一位勤奋努力、精明强干的房地产公司业务经理；学武出身的黑子小本经营，架不住黑社会的盘剥，愤而召集同门师兄弟成立商户自卫团，结果取代当地黑社会而成为势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最终改邪归正。

3、疼痛、压抑和嚎叫

然而依靠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打工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继续自己严酷的打工生涯：机械、繁重、沉闷、单调、无聊的劳动过程，工头、主管的严密和严厉的监管，经理和老板的高傲和冷漠，充斥噪音、粉尘的恶劣的工作环境，突然而来的工伤和形同慢性自杀的职业病，长时间的加班加点和难以忍受的疲劳，低廉的工资以及雪上加霜的克扣和拖欠，毫不留情的处罚和开除，漫长而很少人帮助的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下班后极为简陋的休息环境和极为贫乏的生活内容，性的匮乏和苦闷，一家人四分五裂的思念和牵挂，城裏人的白眼和嫌弃，背着行囊回家过年时的拥挤、窘迫和狼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漂泊异乡的打工者必然产生如影随形的痛苦和压抑，打工文学就成为他们喊痛和发泄压抑和苦闷的重要出口和通道。

大地在疼痛和颤抖，打粧机将钢管/插进它的心脏，敲打的轰鸣声空旷，决绝/空旷的天空恍惚地飞过被剐削的山坡/它裸露出来黄土，雨后，被洗涤过的天空/湿漉的草叶，等待砍伐的荔枝树/跟随打粧机的节奏战栗，我经过工地/大地把疼痛和颤抖传给我，从脚到头/从肉体到灵魂，我颤抖不停（郑小琼：《颤抖》）。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年，我十八了/家乡的姐妹，在父母的操持下/谈着/女儿的嫁妆、嫁衣/当然、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不想太早离开父母亲/谈婚、论嫁，成为贤妻良母//听说/南方搞开发/我也想闯荡天下/挣钱、做我体面的嫁妆、嫁衣/经过父母的同意下/随着滚滚人流南下/来到陌生而向往的地方/流浪、努力寻找工作/向着圆梦体面嫁衣的梦想努力//终于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心中窃喜，我有工作了/我也变成了城市达人/能煳口养我自己了//一年、二年、三年……/转眼间过了六个年头/省吃俭用下/体面嫁衣的梦想/也渐渐美梦成真/车间尘土飞舞/怎比得上家乡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每天12小时/烦琐的工作/让我心力交痒/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呼吸困难、胸口沉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做着我的本职工作/忽然我晕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醒来时/满目白色/几位白衣天使围在床前/我想，她们在做什么/是为我准备、美丽的嫁衣/白色的婚妙吗？ //不、那不是/她们告诉我，你生病了/病因正在检测中/如果再晚点送来/就将没有醒来的机会//三天后，医生告诉我/你的肺部己成网状/全部模煳、漆黑/经诊断你己是三期尘肺/要好好休息//为什么！为什么？？ ？/我还那么年轻/我有自己的梦想/我想拥有自己的家/我只想挣一点钱//做我体面的嫁衣/为什么、这几年的辛劳/挣来的那点薪水/却成了我苍白的病衣……（刘永武：《嫁衣》）。

朝阳从黑夜走来/染就一身的血腥/春天从寒冬走来/铐着一层坚冰/现代从远古走来/背负着沉重的兽性/生命从死亡走来/却仅是赤裸裸地降临//赤条条的生命一来/就带着遍身的罪刑/前世的罪过一赎/就是长长的生/空空洞洞的老布鞋/如何行走我/岁月沦落的苦旅/轮椅沉重的吟唱/总让别人听见/老调重弹的疲惫/在伤残中服刑/在轮椅中流放/上帝背后/无垠的黑影裏/是谁的法典荒唐地处决了/我所有脱逃的方向/赤裸裸地来并不能/赤裸裸地去/我挣不脱今生今世/无期的刑具(刘永武:《赎罪》）。

人生还没有怎么开始，就己经结束了，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和疼痛，然而却只能无奈地忍受和压抑，自怨和自怜：你总是双手撑着腰/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给工友们留下的印象/却彷佛一个怀胎十月的女人/饱尝了打工生活的艰辛后/说起往事，你总是微微笑着/尽管这笑藏不住辛酸，苦涩/七年前你独自一人/踏上深圳这片热土/意气风发，信心十足/迎接你的却是冰雪/黑夜，暂住证，收容所……/几经波折，你进了这家世界头号代工厂/从此站立，打螺丝，加班，熬夜/烤漆，成型，打磨，抛光/包装机臺，搬运成品/每天一千多次地弯腰直腰/拉着山一般的货物满车间跑/病根悄然种下而你一无所知/直到身体的疼痛拉着你奔向医院/你才第一次听到了/「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新鲜的词组/每当你笑着说起这些病痛和往事/我们总被你的乐观感动着直到年底聚餐，醉醺醺的你/右手握着酒瓶，左手竖起三根手指/哽咽着说：/ 「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没交过女朋友/还没成家立业/这辈子，就算完了」（许立誌：《我的工友们之「发哥」》）。

忍受和压抑不了痛苦时，终于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在这样一座巨大的炉火间，虽然不断会有一种尖锐的疼痛从内心间涌起，蠕动在日子裏它不断在肉体与灵魂间痉挛着，像兽一样奔跑……」；「当一块原本嚎叫的铁在这个周身喧嚣的南方工业都市裏，它的嚎叫不再具有乡村嚎叫那样的触目惊心，它的叫声让世间的繁华吞没，剩下的是叹息与钢铁一样平静的沉思，它们不断地淤血肿胀，无声息的病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轻若白纸的思想」；「栂指盖的伤痕像一块铁样重量的黑点扎根在我内心深处，它像有着强大穿透力的乡村修理铺或者乡间医院一样，正从那个黑点出发，扩散，充满了我的学业和内心，她在嚎叫着……」®

梦的世界裏她站在码头上/却没有船只或者考试尚未完成/时间己到更多时候是次品空旷而荒凉/半夜山中剩下孤独的她无所依靠/她跟我说尖叫时梦的场景灯光/照亮她尖叫过后的脸放松而舒展/没有白天的沉默和紧张在梦中/她遇到旷野需要叫喊她害怕/她叫喊……醒来面对十二人/局促的宿舍工友们莫名的诧异/她向她们表示歉意她说她身体裏/潜藏一个魔鬼白天安静地蜷伏/夜晚跑出来折磨她她身体还不习惯/电子厂每天十二小时的劳动累/成为她唯一表达的词流水线上/她的身体生硬而笨拙关节在疼痛/剩下手指像机械一样重復背部/腿部腰部她己无法控製莫名的痛像石头压着她的身体她需要从身体/抽出一片旷野让她叫喊有一头野兽/从她的睡眠中跑出整个十七岁的湖南女孩/尖叫像石头一样压着她睡眠中/流动的血管深处的尖叫会迸发/打破整个宿舍在她喘息与尖叫间/失眠的我感受一个沉默的女工/身体饱含的压抑她的尖叫穿越/这个局促的工业时代像一声呐喊/也像在血管涌动的被潜伏的物质/我们还在抱怨她的尖叫打破了我们的/美梦她单纯的身体与茫然的眼裏/她梦裏的尖叫成为工业时代的身体裏/缓慢的痛楚正在积聚迸发（郑小琼：《周阳春》）。

4、屈辱、怨恨和愤怒

一些人就在长期间的痛苦和压抑之下变得麻木不仁了，忍受着无尽的剥削和压迫，聊以维持着苟延残喘的生存，正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每天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製针头或挫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么，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强製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们没有一点空档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 」®但更多的人则本能地感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屈辱、怨恨和愤怒，就像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些被当作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既然工作不是出于喜欢创造、不是出于本能的活动，而是使人动物化的强製劳动，因此工人愈感觉到自己是人，他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既然「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性了」⑤；一旦工人不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成物件、商品，一旦他肯定自己不仅是「劳动力」，而且是具有意誌的人并且为争取做人地位而斗争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
打工者产生屈辱、怨恨和愤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单纯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力商品；他们也具有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而平等的人性权利和尊严，而那些疯狂剥夺打工者的权利和尊严的老板、官员、企业管理者，就己经失去人性了，就己经像野兽和魔鬼一样了，理所应当成为打工者诅咒、唾弃和反抗的对象。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臺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许立誌：《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把丈夫还给妻子把妻子还给给丈夫/把父母还给留守的孩子/把儿女还给年迈的父母/把逃出故乡的人还给荒芜的土地/把劳动法还给得不到公正的受害者/把断指还给劳动者的手/把汗水还给尊重/把付出还给贊赏/把无边的落寞孤独还给夜晚望月的人/把疲惫还给一场充足的睡眠/把走在路上的迷惘还给一双信念的翅膀/把年復一年的贫穷啊/还给一场梦中的不再奔走的流浪/沉默太久不是我们不想发泄表达/忍耐太久不是我们真的形如木呆/我们也有血肉感情/在世界的边缘我知道我们卑微/但我们不卑贱/走在城市的广场上，亲爱的朋友啊/我们有我们的愿望和梦想（罗占勇：《表达》）。

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愤怒，从对象方面而言，最初针对的只是具体的有权有势者以及他们施加于工人头上的剥削和压迫行为，只是针对一些具体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还没有针对产生这一切的社会製度，没有达到对整个经济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愤怒，从主体方面而言，最初只是处于个人感觉和思考的层面，他们的反抗也是个体性的，这很自然，因为最先遭受到剥削和压迫并最先感觉到痛苦和压抑，一定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阶级」这个实体和概念还没有出场。

由这样一种层次的屈辱、怨恨和愤怒，引发和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个体性的反抗，大体上包括跳槽、一对一的抗辩、在工作场所举牌示威、逐级向上级申诉、向劳动部门举报和投诉、寻求上级工会和媒体的帮助、自媒体爆料、申请劳动仲裁、提起劳动诉讼、对不履职或袒护资方的劳动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自残和自杀、跳楼（塔、桥）讨薪、暴力报復（伤害或杀死）老板和管理人员等等，基本上循着自下而上、自民到官、自内而外、自温和到激烈的路径进行。

为屈辱的灵魂保持纯洁/黑色有你的句子沿着黄昏潜行/在良知喘息的皱折处闪光的词/受难者燃烧的肋骨照亮的黑暗/啊，不幸的诗歌等待确认身份/它们己无法安慰尖锐时代的伤口/在不幸的幻影中，她用良心的焦油/这有些苦涩的汁液，比鲜血更黏稠//为屈辱的灵魂保持纯洁/我在诗歌中撕去艺术这张伪善的薄膜/生活，这个被用滥了的隐喻还在滥用着/头顶上陡直峭立的湖泊，积蓄着太多的/痛苦，我陷入忏悔与怯懦的泥淖/这颗被折磨的心，朝着大地更低处/在更低处，站着一群贫困的人群/他们的怨恨，让无用的诗句充满了愧疚……（郑小琼：《为……》）。

我一直在跳，我又不得不跳/像一只职场蚂蚱，从中山跳到东莞，或许/后面还得打包无奈，从东莞跳回中山/调到广州、深圳、珠海……//生活啊，还请你不要误解我/我跳的那么辛苦，其实我何尝不想停下来/跳着跳着，我宝贵的青春/就在这些工厂，被接二连三地消耗尽了/如果不跳，我的青春也一样哗哗流逝了/我想在哪一天实在跳不动了/就只好乖乖地滚回故乡//啊，回顾在南方打工的这些年/所有的奔波忙碌/都像是在眼睁睁虚掷光阴年华……（郝小峰：《我一直在跳》）。

刘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厂流水线/为命运加班的你/超负荷劳作日復一日/在那个/让你23岁亮丽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那个黑色的7月13日/……你，摇摇晃晃/离开了无限眷恋的土地//消化道出血呼吸系统衰竭/生命己快走到终极/昏迷后醒来的你却说：『别拦我，我要打卡/迟到了要罚款……』/哦兄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 /……3万元就换取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裏饱含多少悲怆与叹息/多少个打工姐妹兄弟/还在流水线上工作超时/栖居皆危房面容呈菜色/薪水难到手劳保无人识/……让我用微弱却不屈的笔/向刘晃祺一样的姐妹兄弟/发出心底茁壮的呼吁（罗德远：《刘晃祺，我苦难的打工兄弟》）。

刘汉黄男26岁土家族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人/身高1.7米瘦小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东莞市大朗镇展明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操作工人/ 2008年9月22日入职9月28日下午/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冲床机器砸碎/因伤情过重，整个右手掌做了切除手术/工伤鉴定为「伤残五级」、「系未参保人员」/起初提出的索赔约10万元，未果，提请劳动仲裁/仲裁庭裁决厂方赔偿共计约为5万元人民币/刘汉黄不服，依法诉诸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09年5月底，一审法院判决赔偿款共计177293元/对此结果，刘汉黄表示：「可以了，不上诉了。」/厂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认为赔偿底线是9万元/ 一直拿不到工伤赔款的刘汉黄慢慢心灰意冷/ 6月14日爬上工厂五楼欲自杀，后被警察劝下/ 6月15日中午，刘汉黄与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争吵中，用仅剩的左手/当场捅死副总经理邵正吉/总经理林裕腾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重伤/刘汉黄被捕后一一/有知情人透露，刘汉黄在行凶前曾受到工厂不法对待/有消息说，年老的父亲想去东莞看儿子筹不够买车票的钱（蒋明：《杀人犯刘汉黄》）。

他们都说/我是个话很少的孩子/对此我并不否认/实际上/我说与不说/都会跟这个社会/发生冲突（许立誌：《冲突》）。

2013年新工人杯文艺大赛小说类一等奖获奖作品《死无对证》（作者曾继强），讲了一个工人刘老汉报復杀害何经理的故事。刘老汉有13年的厂龄，因工伤失去了一只手，他找过厂裏几次，要求工伤赔偿，厂裏硬是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说什么是他没按要求操作，违反了操作流程。我（刘老汉的当了主管的大学生徒弟）为他说情，遭到何经理痛骂。何经理只愿意出三万块钱私了，从此以后刘老汉与工厂之间就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了。刘老汉认为这是把人手当成了猪手。贺经理叫来保安把刘老汉从办公室拖了出去，并且通知有关部门消去了刘老汉的人事档案。刘老汉最后一次找何经理要赔偿时，何经理还是只答应赔刘老汉三万块钱。当他把三万块钱甩到刘老汉面前，并且准备打电话叫保安来把刘老汉拉出去时，刘老汉从裤管裏抽出了一柄西瓜刀，刺向了他的心脏，何经理被一刀毙命。刘老汉爬上办公楼顶层，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来。老汉在楼顶大笑起来，那种笑声裏包含极大的不满和真正的愤怒。他突然停止了笑，对着下面喊：「你们把警车都叫来了！我知道你们是想要我死。我杀了人，我知道我犯了法！会被枪毙！我不用政府枪毙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枪毙自己！」说完，他把双手抬了抬，像一只准备飞翔的鸟，扇了扇自己的翅膀，身躯往前倾去。我看着一个生命在空中做自由落体的运动，心被紧紧地拉了一下。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我亲眼看见刘老汉的头先着地，脑髓在地上派出花朵。他是面朝大地而死的，死的时候连挣扎都没有。警察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何经理和刘老汉都己经没气了。

5、自豪、荣耀和乐观

尽管打工者遭遇到剥削和压迫，并深深地除在孤独、迷茫、无助、疼痛、压抑、嚎叫、屈辱、怨恨、愤怒等等心理、情感、意识、思想状态，但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多次强调指出的，劳动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追求自由的过程，是展示人类本质力量的过程，即使是在不堪忍受的异化劳动过程中，仍然包含着对象化的环节，仍然在酝酿、积聚、生成、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正是亿万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自然而然会产生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伟大、奉献，并涌现出骄傲、自豪、荣耀的感受，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三十二层的高楼/我站在了顶端/俯视了全城的繁荣/这一刻/我没有感到卑微/甚至看到梦想在向我招手/这一刻/我为曾经的付出与血汗感到值得/因为城市有了我们的劳动/便又多了一座繁荣的高峰（冉乔峰：《俯望》）。

像坚实的掘冰船/划开了晨光的幕布/听！劳动号子响起来/震荡着我的耳鼓/猛然间那份力度直冲心弦/奔流的激情在我的眼眶间回旋//我熟悉这凝重的节拍/ 「一……二！」「一……二！」/那是工友们在凝聚/绷紧在每一道肌理间的气血/超重的负荷几乎压扁了每一粒汗珠/来兄弟们，我们吆喝一声吧/让劳动号子/把每一发心跳都捆扎起来//这简单而粗糙的音符/却象一吊桶钢水翻腾着热浪/这红红的劳动号子响起来/往往照射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这纤细而浩荡的洪流/冲击着坎坷崎岖的劳动史/这充满血与汗的劳作/却像美酒一样透射纯正的醇香/骄阳似火从天空洒下/听！劳动号子响起来/我知道它微不足道的民间价值/我又深知它蕴含着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亘古以来它就在山野和流水间传唱/就像生我养我的大地血脉/它铸就了我钢铁的嵴梁（林文钦：《劳动号子响起来》）。

七月无云太阳用其最美的方式/燃烧在瓦蓝的天空/七月无云太阳是一场烧不完的火/它烧红了远方的河芦苇/烧红了归巢的鸟/挺立的树//七月无云太阳烧红了停在河岸/的记忆/父亲的背影/太阳烧红了西边的天空/大雁朝那飞去我怀揣的故乡和往事/也朝那飞去//七月无云太阳在瓦蓝的天空/燃烧/铁和骨骼裏最倔强的部分/也在瓦蓝的天空/燃烧//太阳那么远任凭一生/我也无法将其揽入怀中/太阳又是那么近/西边那片被天火燃烧过的云彩/只要挥挥手/就来到眼前//我忘不了父亲的背影/忘不了故乡/被太阳烧透的天空忘不了那些不曾说起/的离愁离愁只是一转身的距离/从盛唐到楼兰/从长安到西凉//有多少豪情就有多少悲欢/看那高远的被火烧透的天空/故乡的河流/那是父亲的是我的也是祖国的河流（张俊：《七月，太阳是辽阔的火焰》）

一一时代对我们说：/孤独……/迷茫……/徘徊……/挣扎……/绝望……/煎熬……//许多躺在南中国这块砧板上的虚弱词语/被一个时代的笔捉住/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从青春的体内提取无形的核能/用几千万颗漂泊的头颅在南方大地上一擦/一锅打工生活顿时沸腾起来/被剥了皮的打工故事在锅中/翻滚呻吟/在别人的城市中/为什么我们的心灵/只能戴着脚镣手铐/在砧板上和热锅中/一点点耗尽自己的青春……/一双双筷箸决定了多少打工人的命运//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凋塑/只打雷不下雨/几千万人悄悄流逝的青春冲击成了/珠江三角洲/灯火辉煌的现代文明/为什么南方常常暴雨/那是我们内心越积/越多的乌云/在碰撞呐喊/又有谁伸出过手来抚摸过/我们内心的伤口/走在坚硬的粤语中我们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我们被冻僵的表情只有靠依偎的乡音取暖//南方啊，/我们多想敞开真诚的胸怀把你拥抱/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如复薄冰/若踩针尖/苍白的脸庞面黄肌瘦布满忧愁/我们是一群群侯鸟/被一个个城市不住驱赶无处栖身/疲惫是我们迁移的行囊中唯一的财富/人流涌动的漩涡中有多少溺水而亡的灵魂呵/亡者呵亡者……/让我们为你立一座碑吧/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中心/让每天南来北往的打工者/都能用目光轻轻抚摸/你沉睡的脸庞/亡者呵亡者……/我的兄弟或姐妹/ 一个时代的苦或痛/有谁能够言喻/(几千万人心心点灯默然无声）……//一声忧愤我的口中喷射出/大口大口满含鲜血的文字/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己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兄弟或姐妹/我们己沉默太久/内心的鼓声震天动地/让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舞臺/筑起一座精神的炬臺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内心的千孔百疮/不管你是在汗流浃背的车间或是在无处栖身的街头/有一种声音在为你们的生存有力的鼓掌/有无数握着笔的文字在为你们撞击着生命的洪钟/漫长的黑夜短暂的黎明一切都会过去/不管徘徊，挣扎不管绝望，煎熬……/我的兄弟姐妹/只有信念才是不竭的骏马/带你脱离黑暗奔向无尽的前方/南方不相信眼泪/那就让我们像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样长出叶刺/刺向现实这个无情的对手吧//一路上要经过多少风雨/和肩担多少如山的屈辱/我又想起了那个让打工者集体下跪/把打工者的尊严和脸踩在脚下/被无数报刊狠狠煸过耳光的那个韩国老板/一滴一滴的酸涩/像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在南方天空中/滴滴嗒嗒……/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被汗水磨得褪化的眼睛/眼前的视觉一片麻木/那些羔羊般的眼神像刀/割破了我握笔的手/快意呵，快意……/许多

的文字像血一样从一个时代的伤口/破闸而出/我的笔尖舔着浓重的腥气兴奋无比/……//从深圳地王大厦飘下的一滴泪水/带来的飓风使我摇晃不止/站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还能心如止水吗/……(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这是打工文学为打工者、农民工所建立的宏大历史叙事审美，另一方面，打工文学也建立了底层劳动者的微小日常生活审美。人总是追求快乐的动物，总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痛并且快乐着也构成了打工者的另一种精神面向。打工作家全桂荣在《闲话出租屋》裏有过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在其中的《不亦乐乎》一文中，他列举了 33种打工者卑微而又珍贵的日常生活乐趣，令人莞尔一笑并掩卷深思，由衷地为打工者的生活勇气和智慧而贊叹：

打工路上，无论日子怎么样，总是在过着，与其觉得是苦逼的熬煎，不如阿Q些或者用实际行动去改变。每个人都有很多痛苦与迷茫，同样，也都有着很多令人高兴与快慰的点滴小事，来说说身边让人「不亦快哉」的人和事吧！

苦寻多家小饭馆，终于找到一家合口味、价格适中且似乎不是用地沟油炒菜的饭馆，不亦快哉！
早晨起床上厕所居然不用排队，窃喜，不亦快哉！
恰好赶上接送厂车，还占了个好位置，可以好好在车上睡一觉，不亦快哉！
炎热的夏日突然下了场大雨，气温骤降，可以舒心的睡觉了，不亦快哉！
抠门的房东阿姨来收房租，敲门，半天不应，她无奈离去，不亦快哉！
炎炎夏日，三天没有洗澡，用搓澡巾把浑身搓得通红，冷水一冲，神清气爽，不亦快哉！
忙于工作，很久没有锻炼身体，某天跑步和做俯卧撑，满身大汗，累得半死，不亦快哉！
偶尔用电锅煮菜，水一开，洗干净的菜一放，就能饱饱的舒服吃上一顿，不亦快哉！
某月话费账单居然没超八十，没给移动做太多贡献，不亦快哉！
路遇绝色女子，灵感迸发，不亦快哉！
听一工友讲述人生，感慨良多，不亦快哉！
刚看完一本好书，又看了一本好书，收获颇多，不亦快哉！
搬家时一个人来回三次就搞定，纯粹无产阶级，无有不舍无有牵绊，不亦快哉！
公司拖欠工资，投诉至劳动仲裁委，坚决不调解，不亦快哉！
多年未见老友来访，相视一笑，聊聊生活聊聊人生，多有感叹，不亦快哉！
每每被走街串巷收旧货、废品的叫嚷声叫醒，不用闹钟自然醒，不亦快哉！
某夜仰望星空，感悟每人皆可独享星光、凭风揽月，有东坡遗风，虽赤条条一无所有来去无牵挂，岂不正是无产者本色，不亦快哉！
线长又被主管臭骂，转而把怒火发到我们头上，气急败坏之窘状，令人庆贺，不亦快哉！
看到某些人时时摆弄手机，聊QQ发微博摇微信玩游戏看新闻、电子书，我的手机只能接电话发短信，可节约时间多探讨人生，不亦快哉！
房间裏唯一床两桌一椅一堆旧书，十天半月不用打扫，不亦快哉！
岁月有痕，头发渐少，转眼打工十多年，细细想来，年华没有虚度，不亦快哉！
租的小民房只有七个平方，却可静心看书写字，自封「一人堂」，不亦快哉！
沉家村虽小，却是急遽变迁中国之缩影，而每天身处其中，感受其脉搏，不亦
快哉！

—品牌运动鞋，穿了三年，当时只花一百多块钱，尚无破损，不用担心要去买次品，不亦快哉！
微风轻拂，皓月当空，对着繁华的沉家村商业街高歌一曲，不管有无吓着路人，胸中块垒一扫而净，不亦快哉！
工作甚忙，每天都难有时间留一点时间休闲，某天终有两三个小时自由利用，想看些书，没有心情，遂专心看一部己看过两遍的哲理片，再次有所感悟，不亦快哉！
每天晚上十一二点洗漱，三楼的水龙头不再因水压低而半天憋不出半杯水，常一扭，水就喷薄而出，不用等水，不亦快哉！
半个月未洗衣物，投三块钱硬币到自动洗衣机裏，半小时后即可取出脱好水的干净衣物，省时又不多费钱，不亦快哉！
在沉家村街上闲逛，偶遇数月不见之老友，互问境况，相聊甚欢，不亦快哉！
这一个月来公司几乎天天加班，今天终于休息，可以去网吧玩通宵，不亦快哉！
打工之路不知还有多长，反正还是得在城市间不停的流浪，在流浪中寻找真我、追求人生，纵然痛苦，又何足惧哉，不亦快哉！
(33)许久未曾动笔，一写居然好几千字，不用理会是垃圾还是珠玑，自我感觉良好，不亦快哉！

(33)为上述种种「不亦快哉」正面反面之不合理而争取，虽九死而不悔，不亦快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自豪、荣耀和乐观的思想感情与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意识，构成了一个铜板的两面®，这与传统的政治化洗脑教育下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劳动神圣」意识、奉献精神、对社会现实的奴性的歌颂与对劳动者生存状况无条件的肯定，是有本质不同的。应该说，在当代打工文学中，还有一部分作者没有摆脱那种传统意识形态的控製，比如这首诗：「我是一个农民工/怀揣着勤劳致富的美梦/携带着改变生活的憧憬/从广袤的乡村/来到拥挤的城市打工//我把行李安顿在/简陋的出租屋、潮湿的工棚/不去理会它是否会生虫/我把梦想置放在头顶//就像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公公//我用梦想把自己照亮四处奔波着找工//投入到火热的打工生活/我才发现一一/打工的日子虽然累/却很光荣//我把城市的天空擦亮/我将城市的街道扫明/我把城市的高楼矗起/我为城市的明天绘景/在城市的角落裏/我默默无闻而又举世闻名//我用汗水换回的报酬/让父母安度晚年/父母的生命/因为我的打工/而变得更加丰盈/充满着温馨的宁静/和凝固的感动//我用汗水换回的报酬/娶回了青梅竹马的爱情/妻子的眸①这种对比和双重结构在陆瑞民的《建筑工人之歌》组诗裏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一切的一切/都起源于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起源于脚手架上的/建设者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现代化的交通网络/是他们搏动的血脉/耸立伟岸的大厦/是他们骄傲的锦冠//但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属于城市/城市也不属于他们/然而/正因为有了城市/他们才得以自豪地/向世人表白：/最美丽动人的地方/就在建设者的心灵裏/他们永远/在崛起的城市裏/飘泊……」；「没有语言，/无需衬托，/在喧闹的城市中/保持着一种沉默。/沉默是信念，/沉默是一种精神，/根植于坚实的大地上，/由此擎起了城市中的/千万座大厦。//我们要为建筑工人/树一座丰碑。/一方青石：/正面是大写的人生，/背后是那段艰辛的征程……」子/因为我的打工/而变得更加水灵/像一汪盈盈的秋水/出发时为我送行/归来时为我接风//我用汗水换回的钞票/把孩子送进学校/孩子的心灵/因为我的打工/而变得郁郁葱葱一一 /文化，在那裏萌芽/知识，在那裏长成风景/孩子的一生/将因此变得不同//我是一个农民工/农闲的日子/我来到城市裏播种/城市因为我的到来/变得更靓更美更温情/我因为城市的包容/变成了一个一一/左手支起祖国建设/右手撑起家庭天空的英雄」（朱应召：《农民工之歌》）。

工人诗人刘荣成写了很多这样豪迈、励誌、主旋律、正能量的诗：有一双翅膀可以在蓝天飞翔/有一双浆可以在大海中荡漾/有一种幸福是歌唱/有一种期盼是把钢铁轻轻切断/有一条细丝我们就能在钢铁上凋刻美丽的辉煌/我们是新时代的数控电火花工人/我们的希望在钼丝上/我们撑握着人类智慧和最新科技力量/在钢铁面前我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我们不需要大声呼唤/我们没有大声歌唱/但是那一束美丽的火花己经是最自豪的歌唱/那一条细细的曲线凝聚着无穷智慧力量/多么寂静多么沉着/多么认真多么细心/这不是虚幻这是和钢铁较量/这不是诗歌这是把钢铁轻轻切断/虽然它不是高歌欢唱，但它是工业战线上最渴望最迫切音响/虽然它不是高亢吟诗，但它是振兴中华民族工业希望曙光/为钢铁梳妆为钢铁打扮/为生活改变模样/为幸福忙又忙/为了奔向小康！（刘荣成：《在希望的钼丝上》）。

我怀着青春的热情走进工厂/我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进入车间/宽敞的车间巨大的机器给我无数的好奇/这裏是真正改变世界创造人间奇迹的地方/这裏是创造生活和梦想起飞的地方/这裏生产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齿轮螺丝/可以让汽车在大地奔跑/可以让飞机在蓝天翱翔/这裏生产的每一个产品可以让人们生活改变模样/从这裏走出去的钢铁巨人/它那无穷的力量让人们的生活从此走向灿烂辉煌/中华千年的飞天梦想将在这裏诞生/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将在这裏开始/我们的希望在工厂车间机器上/我们为它工作为它辛苦为为它流泪为它流汗/我们的理想在工厂车间机器上/镰刀可以割掉贫穷，铁锤一定能锻打出小康/我们曾经有过徬徨有过悲伤/我们曾经有过哭泣有过失望/我们曾经有过挣扎有过逃荒/但是希望的阳光又给我们奋斗的气息和力量/我们是新时代的工人/我们的双手可以翻天复地/我们的智慧可以创造美丽/我们要在工厂车间创造未来的壮丽/工厂车间给我们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勇气/这裏是劳动的源泉，这裏是创造世界的故乡圣地/人类的幸福寄托在这裏/这裏永远闪烁着生活希望的光芒和创造奇迹的动力！（刘荣成：《工厂车间》）。

还有一首可以说是津津贊美异化劳动的诗：「党中央发号令，建设城市和农村。/拿着废墟来建房，建筑搭起新桥梁。/各个项目都跟上，全部职工是农民。/凭着技术保质量，添砖献瓦喜洋洋。/抢晴天战雨场，攻坚克苦斗誌昂。/建设祖国流血汗，高楼大厦栋栋连。/农民工誌气大，建起房子就是家。/今天不是把农民亏，汗水浇开幸福花。/有钱人们来享受，农民工背包提褥路上走。/献给全国农民工，苦难日子自己留。」（王元华：《汗水浇开幸福花一一献给全国农民工》。不过，这样的作品在劳工文学总量中，是微乎其微的。

6、理性反思和阶级认同

无数次的个体抗争，面对高度组织和结合起来的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无异于以卵击石，有个别侥幸获得胜利的，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另一方面，个别工人通过努力奋斗从社会底层跃升到小老板、企业管理者，甚至成为大老板，那也只是个别人的成功，无助于改变整体性的阶级差距、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无助于改变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个体性抗争或者个人奋斗的失败，把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愤怒引向更高级的层次，也即是理性认识和冷静思考的层面：从客体方面来说，工人们开始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改变资本剥削劳动、权力压迫民众的製度，工人的境遇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另一方面，从主体方面来说，对製度的改造，是数量众多但一盘散沙般的孤立个体根本无法完成的，必须形成工人、劳工、劳动者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形成整个阶级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出发、从自身的共同利益出发的较大规模的联合和团结，才能与资本和权力的联盟进行势均力敌的抗争，才能建立和形成公平公正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关系。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意识己经出现和形成，并且通过自媒体而得到传播。新浪微博@红别民工，本名吕延武，甘肃古浪人，打工十余年，现在从事劳工维权公益，帮农民工打官司，同时开展工人社区的文化服务。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麻木绝望到权利意识觉醒，从个体权利意识到集体权利意识的过程。在他的散文集《我写工人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记述：

在雪灾面前，我不低头，决心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回去家裏了，我高兴的很了。但年一过完，我却还要出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外面，依旧流浪，在城裏混混了。纵使城市，离我很遥远，我也很厌烦城市，可是我不得不走进城市，不出门怎么能行呢？

我又来南方了，且又是落脚到广东，广东啊广东。然而，我也是真不料，我这次的出来，竟不激情浪漫，竟不豪言壮语了，单是心裏的阵阵难过，好难过，酸酸的，十分不好了。一一我知道，这是我不想再出门了。真的，我不想再出门了，也许出够了吧，可也没几年呀？我很矛盾的，使我很痛苦的了。

是，我忽而明白原来我也是不小的人了，不是娃娃，是大人了啊。娶妻生子，种地养猪，发财致富，才是正路啊。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总归是一种生活。看看，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当爹的当爹，当妈的当妈，该干啥的干啥了。而我呢，人见人说，很大的人了，怎么还能在外面胡混呢？可真正愁坏了爱我的人了，总来好心给我说好话，做「思想工作」，希望我走上正规之路了。

这是血淋淋的事实，我必须直面了，我是要醒了，该现实了，再不能胡作非为，不自量力，捣什么蛋，开什么玩笑了，否则总要后悔的吧。抱负不过是无知，梦想不过是虚伪，孤高不过是自欺，一切化做了文字不过是狗屎而己嘛。哈哈，也许看来，我是走错了路了吧，这哪裏是我的路呢？我本无路，只是还要活着，可不知道活着怎么出气？——我还拿笔吗？–一没啥用的！我不想干了！

我的心，冰冷瓦凉的让人异常可怕，灵魂是那么的摇摇欲坠，血肉身体裏己满上了虚空与无聊，甚至绝望，任倒腾折磨着人，时而大悲哀生，时而大寂寞生，时而大凄凉生。这一

切后，是我的可怜与可笑，我觉得我好可怜，还好可笑了。 我不甘心！（吕延武：《热血冷了》）

工作累了之余，拿出了刚买的龙应臺的《野火集》，看上几页，算是一种休息了。先前我知道的很，龙应臺牛，够牛，写过一篇非常着名的文章叫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让人丝毫忘不掉。所以，我这第一眼，就是找这篇文章出来看，但没看几段，我己想到：我，红别民工，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是中国人。我又是一个活生生不生气的人。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无所谓。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讲宽容。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在乎无用。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拉不下脸。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不怕吃亏。

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我怕得罪人。

我无所谓，我讲宽容，我在乎无用，我拉不下脸，我不怕吃亏，我怕得罪人，活生生的一副大傻逼的嘴脸，笑一笑，屁股一扭，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了。

我的不生气，是什么东西？说深裏去，是一种最下等的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从来不把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去激活，没有作为人这个个体观念，一心只甘当牛做马，苟且偷生去了。

我常常为自己的这种不生气的性格大心痛，大悲哀，长这么大，我有过一次对不公不义不平不当的事，直面发过火吗？没有，没有。我同事说，对人对事，该硬的时候硬不起来，在这个世上，不行啊。我着实一想：是啊，我他妈的真阳痿。在工作上，我是如此；在生活上，我是如此。我是害人害己了。

这种人最卑下的性格，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命运往往从这不生气中悲惨收场。我直有一种感觉，有人按住我的头，要将它砍下来，我却是一副笑呵呵的狗模样，抻出己洗的干净狗脖子，让他好生去砍了。砍了脖子，大不了，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响当当的狗奴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呜呼哀哉！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中，我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公民，却是一个十足优秀的狗奴才。这是不容置疑的了，进步的中国不需要我这样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几千年来，为什么至今原地踏步，从我身上看起，大半那是由于多了我这样的不生气的人，多了我这样没有灵魂的狗奴才。我们的窝囊，让得势得利者，更加猖狂，更加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了。

够了，不生气的狗奴才，你好好得瑟吧，做了这么多年的大男人，太窝囊。（吕延武：《不生气》）

由于思想上的觉悟，吕延武认识了网上线下不少劳工维权人士，并且加入到他们之中了，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老爸，叫我回家修猪圈，说是修好猪圈政府给钱；老妈，叫我回家来养猪，说是猪价还不错。然而，我想：政府给再多的钱，猪圈我不修，我在世界工厂修人间正道；猪价涨的再高，我不养猪，我为中国製造修公平正义。（吕延武：《我不能走》）

刘汉黄是同路人，王旭东（工伤工友，获赔8万后回老家了一一引者註）是同路人，我是同路人，所有中国农民工是同路人。同样的平凡追求，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情感认同；同样的血色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从来没有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像刘汉黄、王旭东这样的人，谁来救他们？只有我们自己！个个劳工NGO的发起，便是我们自救的开始。自尊自强、互助关怀，依法维权、公平公正，从行动上完成我们的自救，从精神上完成我们的使命。

然而，却有一些有头有脸的高尚者们，口 口汙蔑我们这些劳工NGO人为「黑律师」。

我们开展普法活动，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说我们欺骗工人，坑害工人。

我们施以法律援助，倡导依法维权；他们说我们恶意诉讼，煽动工人。

我们担当公民责任，寻求公平公正，他们说我们图谋不轨，伤天害理。

没有人管我们，我们自己管自己，没有人救我们，我们自己救自己，他们却看不惯了，他们以其自认为是高尚者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嘴脸，惯用他们撒谎不收费的伎俩，仍妄想将我们压在他们屁股下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

哈哈哈哈。黑律师就黑律师吧，是啊，我的确是黑律师嘛，还是天下第一黑，看我，长的多黑，黑不熘秋，跟黑包公似的，一块黑炭。但我正用我这黑色的眼睛穿透黑暗的墙壁捕捉光明，但我正用我这黑色的皮肤磨光黑色的石头投掷自由。我以为，无论如何，我这黑律师总比那些红律师唱红歌白律师做小白脸来得更有意义些了。（吕延武：《在自救》）

有几个工友在吕延武团队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并且拿到了钱，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使我知道，我们为我们农民工服务，实实在在的见钱了。见了钱，就在铁的说明，我们做的事，是没有白做的，是成功了的，我们帮助工友是帮对了，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力量，还是挺大的，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可以完全做的出来的了。从头到尾的细细想想，这使我更加为我们农民工坚信：权益，还是要夺取的；尊严，还是要斗争的。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做人的资格。因而，我也加强了『握笔为民工说话，依法替工友维权』的信心，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了。」（吕延武：《保卫民工做人》）

进而，吕延武逐渐看破了，所谓依法维权，对工人来说其实也是个陷阱：

我们工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復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庭是怎么做的呢？逾期后拒绝开未作出裁决的证明，它完全可以将一件案件拖延一年后才予以裁决。

我们工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劳动争议案件一般适用简易程序。那么，我们的一审法院是怎么做的呢？不再做任何转换程序通知，它完全可以将一件案件拖延半年之后才予以判决。

我们工人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那么，我们的中级法院是怎么做的呢？未给当事人任何需要延期的书面通知，它完全可以将一件案件拖延半年之后才予以判决。

……劳工与资方发生劳动争议，资方就利用漫长的诉讼程序陪着你打持久战，论持久战。

程序上尚且如此不正义，怎么能让实体正义？程序不正义比实体不正义危害更大，因为程序的不正义消磨的是理性的坚忍。

我们工人们，还有什么能说的呢？生在这样幸福的人间天堂中，我们只能立誌：红旗插四海，解放全人类。让外国人也赶着来享受咱们的「红福」—-红色幸福。

人民法院为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笑破天下人肚皮，屎尿横流，显畜生本色嘛。（吕延武：《法啊法》）

这种理性反思和阶级认同的诗歌表达就是：「我们是新一代的农民工/我们和农民是一个整体/我们穿着一样的工作服/我们拥有超长的工作时间/却无法拥有好的社会保障/我们打工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我们忍受枯燥无味的三点一线/我们彼此来自五湖四海/却在同一座城市中奉献/我们靠劳动生存/我们以劳动为荣/因为我们用双手创造了美好的明天//我们不怕酷暑严寒/我们不怕苦和累/我们即使这样/也无力换回我们的尊严//我们努力打工是为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我们拥有了家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我们曾多少次在寒风雨雪之夜醒来/用睡意朦胧的双眼凝视着窗外的雪花发呆/我们是多么想当面对久别的爸爸妈妈说：/爸妈您二老身体还好吗？孩子想您了！ /我们有时会突然沉默/儿女的哭泣让我们心如刀割/此时，我们多么想当面对儿女说：/好孩子，爸妈很快就回家陪你/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们是国家工业化发展中的新生力量/我们穿着一样的工作服/我们在相同的时间裏拿着不同的工资/我们的每一分工资都是来自我们的双手你呢？ /我们的父辈和我们付出了青春及血汗/才创造了今天的美好/我们不求什么/我们只希望能得到人应有的尊严//当我们看到国家日益富强生活日益美好时/我们会时常自问作为新生力量的我们/作为城市化建设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贡献者生活好了吗？/我们不是高干子弟/我们的爸爸也不是李刚/我们只是来自农村的求生者/我们不求能得到多大的回报/我们更不求能够像一些学者代表那样/为国家政策及製度提交可能有用的提案/我们只求我们劳动者的权益不再被剥夺/我们只求我们劳动者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我们只求我们劳动者的生命能得到重视/我们只求我们劳动者的劳动能得到体面/我们只求我们劳动者能得到人的尊严/我们共同奋斗、共同争取！ /在新时代、开创新纪元！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 /劳动者最光荣！ 」（栗艺涛：《我们是新生代》）

清晨，我们把雄鸡惊醒，/夜幕，月色与我们同行，/这就是我们的超时工作量，/这就是老板赚取利润的「独具匠心」。/管吃，我们的饭菜油滴无影，/刷卡，我们的伙食贵得揪心，/这就是我们被盘剥的事实，/这就是老板「雁过拔毛」的陷阱。/虽然老板日进斗金，/但是赖账，欠薪却是他们的人品。/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豪取，/剥削是他们生存的本领，/盘剥，摘取，欠薪，/所有的伎俩都刀刀见血，令人心惊。/我们生活非常艰辛，/我们所得不是丰厚回报，/留下最多的是不堪回首的伤心，/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社会的不公与无情。/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过，/我们不相信神灵，更不能听天由命，/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抗争，/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团结一心。/《国际歌》荡漾在我们的心灵，/无产者联合起来时我们发出的是最强音，/前进，前进，勇敢前进，/挑战社会，实现公平己成为我们的共性，/只有这种信念，我们的步伐才能坚定，/只有这种信念，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谢仲成：《团结就是力量》）

工人代表蓝先连的《工人抱团来取暖，集体谈判争权益》一文，获得2013年新工人文艺作品大赛口述类作品一等奖，该文表明，打工者、农民工、新工人的思想觉悟己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工人权益的维护和改善，需要工人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去和资方抗争和谈判，要对现存的劳动关系进行製度性的改造：

2012年8月11日，高雅首饰厂维权工人，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工人大会召开，49名工人、番禺打工族的5位工作人员和其他厂的工人代表参加。工友们的主要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员工入职都有交押金，大部分都还有押金单，只有少部分丢掉了；女员工生育期厂方就会要求辞职，生育回来后工龄被清零；好多员工都与厂方签署自愿不购买社保协议，担心因此追不到社保。有的工也想把这几年的住房公积金一起追回来；这几个月工厂有货很少发给计件的做，大多外发给外厂做，工资严重降低。现在害怕厂方把计时製全改为计件製，万一因为追缴社保的事被公司解雇怎么办？

针对这些问题，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海哥一一作出回答，明确指出了工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和公司的非法行为，如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员工押金；怀孕期、哺乳期，公司不能解雇女工；厂方要求员工签署的那份自愿不购买社保协议是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企业必须给员工购买社保;合同期满厂方不跟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的，厂方要赔偿给员工经济赔偿金;厂方有货却不给工友们做，则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同时可以向市总工会投诉，请求工会支持工人的合法诉求；公司要求员工由计时工改为计件工，属于更改劳动用工行为，应得到劳动者本人的同意，可以在原工资收入保底的基础上协商。经过整理，形成了7项共同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确保保底最低工资，补回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女工产假待遇，年终奖，补回法定节假日工资差额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接下来恒宝公司第一批追缴社保的工人代表蒙案分享了自己维权的经验。蒙案分享说，恒宝第一批130多人追缴社保时，老板诱惑或者打击工友，逼其放弃，但工友们团结一致，选出了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与政府交涉。工人代表是工友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可以信任的人，我们要相信、支持、维护他们。代表要对工人负责，要多与工友们联系、沟通。当厂方对我们的工友进行打压时，我们的代表要保护好工友，反之，当代表被厂方打压时，工友也要保护好工人代表。有什么事先和代表商量，不要擅自做决定。

最后，在自愿的前提下，全体工人推选出了9位工人代表，其中女性7位，男性2位。九位代表现场签名按手模，工人也签署了授权书给工人代表。

工厂老板收到工人的诉求书之后，召集工厂的高层领导开了几次工作会议。此后，车间主管对维权工人们的打压就变本加厉了。一个星期后，工人代表将投诉信分别寄给了劳监大队和社保局。8月20日，9位工人代表一起去了广州市总工会上访，寻求工会的支持。市总工会答復，会将工人的相关诉求发回至番禺区总工会，指派专员出面解决。之后，工人代表跟老板开始了第二次面对面的谈判。工厂老板要求维权工人在追缴社保上做出让步，即相对减少追缴社保的年数。如果工人在这方面退步，其他诉求可以商议，否则其他诉求都没得谈。老板让我们回去商议。工人方面表示不能减少。经过几轮谈判，工厂老板最后妥协了。半个月之后，劳监大队和社保局都对维权工人给出了回復，社保局通知工人们，老板愿意帮工人购买社保。9月18日，全部维权工人分批前往劳监大队，上交追讨社保的资料。随着第一批54位维权工人的社保追缴有了眉目，未参加行动的工人也看到了希望。于是，第二批39位维权工人追讨社保的历程又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工人赢了。

2012年10月16日，公司发给工人一份《无固定期限合同书》，这说明公司实质上己经接受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诉求。不过，工人们看到合同范文后觉得有很大问题，针对这份合同中不合理的内容，工人代表们与海哥一起讨论，在咨询律师意见后，形成了一份文书，对合同进行逐条辩驳。工人代表带着这份法律意见书找老板谈判，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重新製定了合同条款。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工人又赢了。

2013年前后，有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但是还有一些没有得到满足，如2004年以前的社保未能补缴，计件工的保底工资太低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工人们决定再发起一次集体谈判。在集体谈判之前，我们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了 3位谈判代表，商议了谈判事项，包括补缴部分员工2004年以前的社会保险，享受2011至2012年的带薪年假待遇，计件工的保底工资不低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时工的工资増长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十，明确计件工请假不扣工资，要求为员工体检一年一次，要求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工人代表向公司发出《谈判邀约书》，由公司确定谈判时间和地点。3月19日，工人代表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海哥代表工人参与协调和处理与用工单位、工会及政府劳动部门的交涉，参与集体谈判，接受咨询，撰写法律文书，提供意见；向公司发出《谈判代表确认函》，确认陈辉海的谈判代表身份；准备了《集体谈判法律意见书》，包括相关诉求的法律分析和谈判对策；向工会发出《请求书》，邀请工会派员参加集体谈判。

2013年3月19日，集体谈判在公司办公室进行。参与者有资方的老板、厂长、主管及其他管理人员，资方法律顾问及助理，3位谈判代表、陈辉海、赖胜奇律师、番禺区总工会的4位工作人员、沙头维稳中心的3位工作人员，所有参与维权的工人旁观了谈判的过程。在谈判过程中，资方律师先是质疑陈辉海的身份，又以「维稳比维权更重要」为由质疑谈判，接下来以「工厂的效益和存活」为由压製工人的诉求，「公司给工人涨工资要在工厂赚钱之后」，最后提出另约时间找到平衡点后再谈。资方律师和老板始终不就工人提出的诉求进行直接讨论，总是回避问题或者避重就轻，使得谈判过程难以进行。

虽然我方律师和谈判代表一一反驳资方律师的刁蛮和无理取闹，但是实际上并未在谈判中达成实质性协议。这次谈判的意义在于让资方见识了工人的意识和力量。在随后的几次谈判中，工人代表与老板的直接沟通更加通畅，一些诉求，如带薪年假以及体检的诉求，很快得到了满足。

从2012年8月11日第一次工人大会开始到2013年7月20日的庆功大会，345个日日

夜夜，在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陪伴之下，高雅首饰厂的兄弟姐妹们团结一致，走过了一条艰难但是却充满激情的维权之路。回想一下，当工人们第一次走进打工族服务部的办公室时，是多么的无助沮丧。面对老板的残酷压迫和主管的卑鄙轻视，工人们心中充满了愤怒、不甘、无奈，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经过这一年的集体行动，在海哥的帮助之下，兄弟姐妹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逐渐意识到工人的权益所在，也意识到了工人如果不团结起来就没有力量，工人也是有尊严的。在这次维权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验到「强资本、弱劳工」、「大政府、小社会」的维权环境，更深刻地醒悟到，工人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这种强大只有在团结起来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高雅工人们的胜利，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力

量的胜利!

六、打工文学的典型意象

打工文学塑造了一系列相当具有独特性的叙事和抒情的典型意象，以此来表达打工者特殊的生命存在状态和社会历史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一状态和困境的体验和思考，这些意象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类：无机物意象、植物意象、动物意象。意象，是文学作品的主要结构性、构成性、建构性要素和表现形式，是通过对具体事物存在形态和运动过程的描写，表达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形象（通常指人物形象）的区别是，形象更侧重客观的方面，意象更侧重主观的方面；形象所包含的主观方面要通过想象、联想从客观事物中引申、演绎、推理出来，意象所包含的客观方面，自始就是某种主观思想感情的对象化和物化，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本节不论及打工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只涉及打工文学的典型意象塑造，理由是，迄今为止打工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倒是在意象塑造方面可圈可点，令人拍案称奇。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异化、物化、物对人的统治相当严重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无论是客观的工业资本管理体系的人性化程度，还是劳动者主观的人性意识觉醒程度，都还比较低，因此，打工文学所广泛塑造的物象即拟人化的物的意象，反而比直接的人物形象，更能够真实地、发人深省地表现出现阶段劳工的异化、物化的生存状况和主体发育程度。

1、无机物意象

无机物又可分为自然无机物和人造无机物，前者如土地、灰尘、石头、水等等，后者如工厂、车间、机器、流水线、原料、产品等等。打工文学选取了那些与打工者的生活最切近或者与打工者的生活具有某种外观和性质上的相似性、可比性的无机物，构建了相应的文学

意象。

最不起眼的就是灰尘了：灰尘扑扑/多少人东奔西走/像灰尘那样漂浮/粘在尘世的玻璃水泥墙上/他们是打扫的对象/但是没有清洁工能够将他们打扫/只有灰尘理解灰尘/灰尘落在水果上/想抓住水果做自己水灵榈男�/但往往被抹布抹掉/灰尘落在桌子上/可以用它浑身碎骨的身子作为一张纸/写上一个爱字/但很快桌子要擦干净/广大的灰尘疲惫地落在大地上/抱着种子做梦/种子以死为生/在灰尘形成的泥土裏发芽长出/发出的芽看到到处都是谋生的灰尘（张绍民：《像灰尘一样活着》）

他们因淼小，而卑微，而轻/没有份量，被人忽视/彷若根本不存在/飘泊是他们的宿命/沉稳、安定，是一种奢望/他们渴望融入生活，却总是被人/轻轻，就拂拭得杳无踪影/似乎他们生来就是美好生活的天敌/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方容身之地/而这些卑微的尘埃，不会就此沉沦/只要有阳光，他们就在生活中舞蹈/在风中与命运作不屈地抗争……/如果这些还不足以感动高傲的人们/岁月也会给他们以奖赏：尘埃的卑微/最终可以掩没人类高傲的一切（蒋明：《卑微的尘埃》）。

然后是铺路的、作为建筑材料的石子和石头：肩并肩挤在一起的碎石子，有些/一生也没有离开故乡，有些/是离了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这些碎石子，颜色就是它的乡音/菱角就是它的脾性/还有它的位置，偏左或偏右/都是在马路上/一条马路的坚实和延伸/承接了它的力量和奉献/一粒粒卑微的碎石子，捡起来看/这些都是明显的/但当混入一群石子中/它就消失了/它们好像都相同或相似/这些孤单的碎石子/它和五米外的另一粒石子一生不曾相识/但它们多么坚毅啊，卡车驰过时/它们咬紧牙，挺直肩，脚往地底下/深深踩进去/它们就是这样在一寸寸/掩埋自己/有一天它们会消失在路基中/它们的位置就会被另外的碎石子/补上，它们什么也没留下，就好像/这条马路上从来没有过它们一样(王更登加：《碎石子》）。

陀螺是下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我在异乡做陀螺/飞快地旋转着。流水线，生活和命运/是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我/其实不抽打，我也要转动/我也是一条鞭子，在抽打着自己/为生活而旋，命运而转/从一年旋到另一年。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我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一一我的底盘很小/只能触摸小指头大的一个地盘/停下来，我就站不稳/在异乡，我只有飞快地旋转着/用旋转的速度和力量，把深处的苦/一次，又一次，甩远（唐以洪：《我在异乡做陀螺》）。

蛇皮袋：来不及和地裏的庄稼商量/就被别井离乡的风飘进了城市/这些装过稻谷，小麦的/蛇皮袋，此刻/塞满心间的是/浓浓的乡思，沉沉的愁绪/房租费，水电，暂住证/没有技术和文凭/冷眼和歧视/希望和失落/如影随形纠缠不清/离家乡越远心裏越空虚/离开了熟悉的土地和庄稼/你越感到寂寞空虚/灵魂像蛇一样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张国良：《蛇皮袋》）。

机器和流水线：「人生被拆成流水线螺丝钉/她觉得自己像机臺转动衰老露出一截/油腻的未来」；「生活没有悲哀也没有喜悦逐渐沦为/生存的本身或者只是螺孔/螺丝一个单调的工序数年来/她被这个动作囚禁她的眼神沉默/平静雪白的工衣把她与世界隔开/生活己变成没有值得或者不值得/她在QQ裏留下『生无所恋/苟延残喘』的签名她用螺丝刀/拧黑色的螺丝生活就如螺丝钉/螺旋朝上或朝下对于她己无关紧要/她只知拧紧拧了三年螺丝让她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插入工业的黑洞/不断被拧紧在进入或者抽出/她看到锈将她光亮的青春吞噬/剩下疼像锈斑遍布她的内心」®。

气压机长长的叹息剖开生锈的生活/靠近油腻的灯盏，黑黝的机臺，螺纹/扳手，黑黝的面孔，他弯曲的身躯倾斜/……他肉体也如这臺衰老的机臺/松散，浸满了迟钝的油腻和漆黑/他跟随他的影子移动，黑色的影子/也浸满油腻，他生锈的微笑/像锈迹斑斑的链条，

带不动他想表达的事物//在油腻阴暗昏浊的灯下 /他站立的躯体与弯曲的机臺贴近

/无言的手指与无言的机臺相互触及/沉默的生活与沉默的铁骑彼此照亮（郑小琼：《厂房角落的男员工》）。

那些明亮的日子与青春，那些凝视的美与忧伤/那些欢乐的时辰与幻景，在炉火中熔化变成凝重的水，铁质的水与铁质的生活//那些激情，情欲，梦，红唇，灯，黑暗的矿井/坚硬的肉体，飘逸的长发，那些眺望，未来/灵魂的光芒……在三千摄氏度的炉火间/通红灼亮的绝望，辛劳，尘世，内心的荣耀/像水滴样的爱，纯洁，沉重/在模具中凝结，冷却，成为一个曾经设构的/形象，灰白锂亮的铁製品，饱含我的欲望/青春，幸福，温度……在诗句的火焰中/在三千摄氏度的光亮间，在那些明亮或者黑暗的/日子裏，在我疲倦的肉体和灼热的灵魂间/我们相遇，秘密地熔化，凝固，成为一件永不分离的/製品……《郑小琼:《製品》》。

「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意象，是她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这与她多年在五金厂工作的经历有关。在她的工作中，观察「铁」被焚烧、穿孔、切割、打磨、折断的过程，她感受「铁」的剪影、尖锐、冷漠、脆弱。「铁在机臺断裂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反抗，也没有了挣扎。可以想象，一块铁面对一臺完整的具有巨大的摧残力的机器，它是多么的脆弱。我看见铁被切，拉，压，刨，剪，磨，它们断裂，被打磨成各种形状，安地滴躺在塑料框中。我感觉一个坚硬的生命就是这样被强大的外力所改变，修饰，它不再具有它以前的形状，角度，外观，秉性……它被外力彻底的改变了，变成强大的外力所需要的那种大小，外形，功能，特征。」®这正是打工者的劳动、生命和生活的触目惊心的象征:

「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抬头看见，铁，在肉体裏生长/彷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模煳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这些人，将要去哪裏，这些她，这些你/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在车站，工业区，她们清晰的面孔/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沉默者//她们头顶，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留下低鸣，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向南的窗口，我看见她们/在走着，不由自主地，朝着广阔的工业区/她们弯曲的身体，让我想起多少年前/或者多少年后，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郑小琼：《铁》）。
打工者与铁有着惊人相似的命运，铁是机器塑造的对象，打工者则不仅是工厂劳动製度塑造的对象，而且也是包括铁在内的机器运转体系塑造的对象，打工者在操作机器，捶打着铁，但一不小心，机器和铁还会对打工者的身体构成致命的伤害：「铁。十匹马力冲撞的铁。巨大的热量的/青春/顶着全部孤独的铁，亚热带的棕榈，南方的湿热//纸上的铁，图片的铁，机臺的铁，它们交错的声响/打工/它轰然倒下一根骨头裏的铁，在巴士与车间，汗水/与回忆中/停/顿/的铁。弯曲的铁/一只出口美国的产品//沉默的铁。说话的铁。在加班的工卡生锈的铁/风吹/明月，路灯，工业区，门卫，暂住证，和胶布捆绑的/铁架床，巨大的铁，紧挨着她的目光/她的思念。她的眺望，她铁样的打工人生」（郑小琼：《铁》）。「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窗外是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紧关闭着的工厂，一片歌舞升平，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在意有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他们疼痛的呻吟没有谁听，也不会有谁去听，他们像我控製的那臺自动车床加工的铁一样，在无声地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因为强大的外力己经吞没了它们的叫喊。」①

从来没有关註过一块铁的存在/一块喑哑的，孤寂的铁/我的手触摸到它的时候/它的冷瞬间抵达我的内心/它的身体在机器上/沉陷在痛苦和艰辛之中/并有一种无奈的忧郁，像我一样/我想象过它屈辱的命运/在炉火裏被融化，骨头和关节分解/身体疼痛地流动，奔涌在热和冷之间/青春与年华无奈地固定在机臺上，接受命运/肉体被敲碎，打磨，切削，钻孔/嘶鸣的声音刺痛每一根神经/坚硬的躯体在战栗的命运中生成孤寂的形状/梦在黑暗中星火一般易逝/身体断裂的碎片在惶惑着以后的命运/这是我见到的一块铁/它的内心是悲凉的/喑哑的外表/冷涩的光是它唯一的语言（千金虎：《我也要写到铁》）。

到头来，打工者自己也变成了一颗被钉在时代墙壁上的铁钉：在炉中，她把自己融铸成一颗铁钉/在墙上安置好她有些孤独与冷清的/下半生……时光在她身上生锈，光泽的年华/变成枯黄，暗红，她不说话，即使/回忆不断把她带进曾经火热的往昔/……她己甘于日常的平静，半截/隐身于墙间，时间一点一点积蓄着/锈一点一点吞噬着，每天，还接受锂亮的铁器嘲笑，伟大的上苍把她/锻造成一枚铁钉，人生己是失败/现在她被固定在墙上，这更是不幸/但她从不怨恨，她满怀宽恕地接受/命运，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静（郑小琼：《铁钉》）。

一根根铁钉千万根铁钉汇成了大海/汇成了大海一样多的民工/其实每一个民工，就是一个铁钉/他们把这个祖国的山河牢牢地钉在了一起/他们自己却永远被挤压在看不见阳光的夹缝中//一根铁钉能走多远一根根铁钉用民工的汗水和血解渴/铁钉是天生的哑巴。有泪往心裏流/ 一根根铁钉在监工似的铁锤的重拳下/咚，咚咚，咚咚咚……/向木头或生活的深处挺进/谁也不会听到它们的无奈和叹息……（许强：《铁钉》）。

螺旋而上/或螺旋而下/日子就像是一颗颗/螺丝钉/那些起子或扳手/一一把它们旋进五金工业庞大的躯体裏/在风裏雨裏的打工岁月/有多少人/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打成一颗颗/他乡的螺丝钉/旋进工业深深的黑洞/无论深入/还是浅出/都是锈迹斑斑的痛（何剑声：《螺丝钉》）。

最悲哀的事，不仅是在比喻和联想的意义上，而且是在实际和实体意义上，铁元素变成了人体的一部分，而人则因为得了一种叫做「铁症」的职业病，而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人铁」或「铁人」了：铁的大门，铁的声音，铁的空气……/层层组合/这裏是批量生产/铁的财富，铁的梦想，铁的身躯……/集贸的工厂//我的兄、弟、姐、妹/当初因为，命运潜入/体内。缺铁太多/带着贫血的身体，进入这个补铁的场所//一切啊，都是因为铁/因为财富与贫困的交织/因为呼吸，因为补入……因为/消化太多/我的兄、弟、姐、妹/与一起日夜守护的身躯/如今，一个一个/都纷纷患上了铁症//我的兄、弟、姐、妹/与我一脉血统的兄弟姐妹，个个/都是/因为铁，贫血/因为铁，病症/因为铁，贫穷/因为铁……/铁啊，因为呼吸与消化太多/如今牢固地生长在我的/兄、弟、姐、妹体内/聚成了体内的重金属/成为了身体生命/最后的替代（姚继军：《铁症》）。

棺材：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我在这裏吃饭，睡觉，拉屎，思考/咳嗽，偏头痛，生老，病不死/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许立誌：《出租屋》）；我走了进去/一副站起来的棺材/随着棺材盖缓缓合上/我与这个世界/从此隔绝（许立誌：《电梯》）。

路上的那些大巴/多像一口 口奔跑的棺材/ 一边奔跑，一边对人们呼喊/ 一一来吧！来吧/俺送你回家，送你回家/好心的家伙！可恶的家伙！/从不知道自己的徒劳/把那么多的人葬在了天涯/把那么多的人葬在了路上/那么多的人不知道葬在何处/可恶的家伙!好心的家伙！ /从来都不知道在世上/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找到/自己的家（唐以洪：《大地上的棺材》）。

球：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踢不好足球，「然而，却难料，我们泱泱大国的踢人球，那是要谓世界一等，惟我独尊的了。何谓『踢人球』呢？且无论别处，单看这裏来。曾有一个民工，发生工伤了，住院时候的医疗资料，被奸猾可恶的老板与医院私通，偷偷拿走不给这个民工了。千万别小看这医疗资料，很是命根子啊，工伤民工，要想拿到合法的工伤赔偿，就需要它作证据，去申请工伤认定，是不可少的了。若是没有了它，就意味没有了命，认定不了工伤，也就拿不到合法的赔偿了，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活？

这如何弄？求爷爷，告奶奶，向老板索要，老板心太狠，就是死活不给，大言有本事，去告嘛，索性赶出厂去了。无奈，到社保局投诉，社保局答復说，不关他们的事，又去找劳动局，向劳动局投诉老板的行为，劳动局却答復说，他们管不了，这个事归社保局管。再到医院要求重写，答復是：必须让社保局开个工伤患者需要医疗资料的证明，医院才可以为患者本人重写医疗资料。为此再到社保局，又得到答復说，社保局从来不开这种证明。再去信访办，答復说，工伤的属于社保管，去找社保局吧。天哪！

看吧，把这个民工，踢成个什么样子了，一个男子汉，不哭也要被踢哭了。而他们踢的多好看，多默契，多流畅，多精彩，多有意思。何国之有，敢问？但是，如此踢人球，对于一个农民工，一个工伤患者，一个流浪者，还能做成人吗？人啊人。」（吕延武：《人球，是这样踢的》）

针尖：像一棵针/锐利，只露出一个小小的针尖/没了我安放喘息和魂魄的地方/我只能如一股颤栗的风/一张惊慌的影子/把骨头支在苍茫的岁月/四处打听它的针孔/整整十五年粗粝的时光啊/爱或者恨，甚至死亡/太多的碎片，己无法言说/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我就选择降生在十冬腊月/天将明未明的那个时刻/让我一生下来就知道什么叫寒冷/什么叫蹉跎/什么叫势单力薄/什么叫苦苦挣扎/如果给我权利选择/做儿子的孝道，做父亲的榜样/做丈夫的相伴到老的诺言/我就决绝地跟这活不起的异乡/一刀两断(吴开

展：《异乡》）。

星星：跳入千米的星星，在另一个银河浩淼无垠/眨巴着黑色的眼睛，目光疲惫而炯炯有神/黑色的呼吸，有着岩石一样坚硬的质地/他的嵴梁也是黑色的，挺着一种吓人的力度/还有他的思想，给一点火光就可以燎原/他是黑色的火，照亮了另一个黑洞/在阳光下，一并照亮残酷的世界（张富海：《矿工•黑星星》）。

2、植物意象

甘蔗：那些女孩子总爱站在那裏/用一块钱买一根一尺长的甘蔗/她们看着卖甘蔗的人将甘蔗批削掉/(那动作麻利得很）/她们将一枚镍币或两张皱巴巴的五毛/递过去/她们接过甘蔗嚼起来/她们就站在那裏/说起闲话/将嚼过的甘蔗沫吐在身边……/在南方/可爱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吐在路边（谢湘南：《吃甘蔗》）。

庄稼:这遍地都是高楼大厦、车辆人流/这遍地都是坚硬的钢筋和混凝土 /进城的庄稼，该上哪裏找一片扎根的水域//最终在街道的角落裏，在大楼的缝隙中/进城的庄稼，艰难地向着阳光和雨露/只是城市也有冰雹，也有旱灾和水涝/很多时候，进城的庄稼在秋天裏颗粒无数//夜深深，进城的庄稼想家了/进城的庄稼想着乡下的瓦屋、炊烟和水流/但是乡下的土太瘦，乡下的光阴也太瘦/乡下的庄稼结不出丰硕的花朵、果实和金秋/乡下的庄稼迷茫了，只好在无眠中疗养孤独/在孤独中抚摸乡愁，在乡愁中抱紧命运和骨头//很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城市越来越新/进城的庄稼却越来越旧。每天他们穿过暮晚/工地、满街霓虹。穿过城裏人嘲弄的语调和眼眸/就像一片片的尘埃，他们不知飘归何处/这异乡不是故土，那故土却像异乡（李琼：《进城的庄稼》）。

土豆：成千上亿的土豆，都在滚动/想要滚出贫瘠与封闭纠缠不休的/乡村，想要滚出个人模人样。它们在异乡不停地/滚动。滚动一下，就遇见了风/在滚动一下又遇见的雨……它们不停地/滚动、滚动、滚动，从一年滚到另一年/一代滚到另一代，而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加工淀粉的机器。而明天的阳光那样遥远/滚动，滚动，将灵魂、手脚和一生缩成一团/滚动。泪水和汗水洗去了乡下的泥土，却洗不去/疼痛，和隐藏在身体深处的乡下味道/伤疤重復着伤疤，宿命重復着宿命/直到滚不动了才发现，滚到了一个最低的地方/人生掉了很多层皮，异乡是一只手掌/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滚不出它参差不齐的指缝/ 一一那就滚回故乡吧！和我一样躲在记忆裏/慢慢修补/被撕扯得漏风的人格和尊严（唐以洪：《乡下的滚动的土豆》）。

红薯：去皮，洗净，这多像一次献身/这两位是幸运的，被我选中//多少红薯堆积菜场一角，像那些/蹲在马路边等待雇佣的民工/他们的渴望，其实很简单/被选中，被使用//金黄，喷香，蒸红薯顷刻成为我/腹中之物，在这城市消失，而我却心生怜悯，想起/那些困守乡下的兄弟//何其不幸，他们终其一生，连/上桌子的机会都没有（铁舟：《蒸红薯》）。

苹果：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它们不像榴莲臭不可闻/还长出一身恶刺防着别人/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等我走近它们的脸就红了/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不像草莓红得有一股子腥气/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它们是善良的水果/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接受城市的挑选/它们是苹果中的幸运者骄傲者/有多少苹果一生不曾进城/快过年了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带回老家让它们去看看/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卢卫平：《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

野草：它们站在路边，总是低垂着头。/风来，向风低头；/雨来，向雨低头。/尘埃落在身上，它们也把头使劲地低下。/脚踩在身上，更是把头埋进了泥土。/无风无雨的日子裏，还是习惯性地低着头……彷佛与生俱来就抽掉了身体裏的骨头，/只留下了卑微，卑贱。/它们在路边，或者瓦砾堆裏，悄悄地生根，发芽，开细碎的小花。/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生生，一世世，/低着头，把刀刃一样的叶片/垂下，用脚死命地抓住泥土。/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割草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天真地想，如果它们直起了腰身，/肯定都是一柄柄锋利的匕首！（蒋明：《一生都在低头的野草》）

蒲公英：爱不是无法停留的，当真的有一天/天边的云彩停止了走动/大地上的风息于土壤，你就会在疲惫中/独自卸下沉沉的梦和轻轻的行囊//哪裏才能将你的芳心安放？ /锦绣的山川，雉鸡鸣叫着掠过松林/游子们还在遥遥无期的旅途中辗转彷徨/你降落在他们的出生地/开始一生的等候，最恋是春天的山岗/最高贵是举过头顶的种子，被泥土/重新赐予了洁白的羽毛之后/在起风的时辰，又各自投向宿命的磁场//就这样轻声地告别吧，说好了/在风中各自放下牵挂，说好了各奔天涯/说好了爱是可以停留的/却还要随风，飘到遥远的新奇的地方//漫长的一生可以这样描述:爱从胚芽开始/根紧紧地固守在大地/枯荣无悔。苦短的一生也可这样描述：/生命的尽头即是开始/天才的飞行者，为了征服广袤的大地/为了情迷无穷无尽的天空/离别也不会伤感，爱能够抵达地老天荒（尤克利：《行者：蒲公英》）。

迎春花:是谁顶风冒雪不畏严寒/第一个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哪怕扎根在寂寞的贫瘠地/无人喝彩也毫不在意//是谁顶风冒雪不畏严寒/第一个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即使开在孤独的角落裏/无人怜惜也满怀情意//你执着地笑在春风裏/没有人知道你的传奇故事/你没有其它花那样娇艳美丽/可你处处透着朴实无华的品质//啊，迎春花/你无论开到哪裏/都不跟奇花争艳丽/就算零落成泥/也化作一片赤心/默默奉献给绿色大地//啊，迎春花/你无论走到哪裏/都不跟奇花争艳丽/就算零落成泥/也甘愿一腔热血/和祖国母亲相偎相依（张立玉：《迎春花一一献给平凡而又普通的劳动者们》）。

玫瑰：选煤楼的玫瑰，毛孔渗着黑色的油/淌成黑浪滚滚的油田/抓一把空气也是黑色的/黑是一种室息后的眉开眼笑/她们是老玫瑰，无论年轻或者衰老/开成一朵又一朵黑色的精神/一切语言在她们的一举一动裏暗哑失色/她们筛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像亲生的一样，格外心疼/她们也是孩子，是年迈的黑色玫瑰的孩子/在煤黑色的海裏挤着煤黑色的乳汁/在干瘪或者丰满的乳房上/滚圆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的乳头（张富海：《选煤女工•黑色的玫瑰》）。

落叶：又到了落叶的季节/清洁工把落叶扫走/叶子落了，就是城市的垃圾//候车厅裏，我的几个老乡/就要回家了。他们四五十岁的年纪/黑手的脸膛，长长的胡须茬儿/额上纵横交错的皱痕就像一条条绞索/把心与城市绞成了一个死死的结/在这座城市，他们打了二十年工/洒了二十年的血汗，他们老了/就像几条老迈的黄牛，再也跟不上城市的节奏/他们得走，走。不能再到广东来。他们扛着蛇皮袋，像几枚破败的落叶/被瑟瑟的寒风扫进公汽这只无情的垃圾斗（陈子寒：《落叶》）。

所谓的异乡，就是和故乡一样/常常吹风的地方。风不大不小/刚好把地上的叶子吹起来。这些叶子/刚刚着陆，才平静，才把身体打开/又被风吹起来了。从这裏吹到那裏/或者从那裏吹到这裏。它们，有的/被吹得在地上奔跑，脚不沾地，有的/在空中盘旋，打转，鸣叫，用一生的力气/把自己往下沉，哪怕沉到深渊。/在所谓的异乡，我感受了一场又一场风/目睹了一些叶子又一些叶子被风追赶/抽打着回不到故乡，哦，风吹叶子，也吹我啊/一一我薄薄的生活，薄薄的命运，薄薄的今天/和未来。如果它不把我放下来/我将永远颠沛和流离（唐以洪：《所谓的异乡》）。

3、动物意象

王十月的小说有一个总的意象，就是「城市丛林中的食草动物」，他回忆自己产生这个意象的经过：有一天他看电视中的动物节目，看到那些食草动物提防猛兽的神情时，突然感到，我们这些打工者，其实就是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动物啊！

蚂蚁是打工诗人们最常用的意象了，因为蚂蚁的生存状态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在一条公路边上/我遇上一窝蚂蚁/我蹲下来，同她们/ 一起拌匀这个春天/她们的胃是那么/的小/她们的愿望是那么小//这些蚂蚁，多么像我乡下的兄弟/她们执着地把忙碌搬到城裏/把简单的生活搬到城裏/把未来搬到城裏//瞧，这些蚂蚁/以她们的小，她们的轻/以她们的坚韧，爬在/命运的脉络上//世界很小，与一窝蚂蚁相遇/是有福的。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是一只蚂蚁/卑微地活着，并深深地/爱着(郁金:《公路边上的蚂蚁》）。

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没错是蚂蚁窝/可以感受到它在风中不断摇晃/你看那么多又黑又大的头颅/彼此参差着，攒动着/像黑夜中，我掩饰不住的心乱/一刻都不肯安静，它们多么忙碌呀/我知道，母蚁留在家裏，靠着墙生育/公蚁外出奔波，梦想着大骨头或昆虫的尸体/这些真正的男子汉，一刻都不肯安静/有时，在异地他乡，遇到同样的漂泊者/它们碰了碰触须/交换着远方幸福或苦难的信息（游离：《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

一只蚂蚁来到城市，走在街上/怀裏紧紧地抱着一粒草籽/巨大的幸福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小/蚂蚁的时间没有宽恕和安慰/没有怨和恨，只有爱，全心全意的爱/一只蚂蚁就这样爱着/看见满街漂浮的尘埃/都是他的亲人，过往的和将来的/ 一只蚂蚁来到城市，走在街上/灿烂辉煌的城市，允许一只蚂蚁走在街上/允许一只蚂蚁做一个小小的/前进的动词。这一定是/一只正在做梦的蚂蚁/一只吃童话和诗歌长大的蚂蚁/一只蚂蚁来到城市，走在街上/在钢铁、水泥和汽车尾气之间穿行/没有菊花，没有泉水/现在，这只蚂蚁还有足够的/爱心，怀裏紧紧地抱着一粒草籽（白连春：《一只蚂蚁来到城市，走在街上》）。

习惯了寂寞地看太阳/从远古天空照下来/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一切/我把微弱触须/伸向感知岁月/希翼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无法脱去悲伤/沉重的黑色（罗德远：《黑蚂蚁》）

它们总是在大地上，不停地/爬来爬去！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向南，有的向北

/有的向上面爬，有的向下面爬/有的向前面爬，有的向后面爬 /有路的地方，它们爬；

没路的地方/它们（就爬出一条路）也在爬/像一臺臺不知疲倦的机器，在大地上/不停地爬来爬去……它们/有的成双结对，像相互扶携的夫妻/有的三五成群，像拖家带口的人们/有时也排成长长的队伍，像我出远门的/乡亲。也有的只是孤零零的一只/向我沉默寡言的兄弟。它们有时候/举着一粒碎米，或是一只瘦小的青虫/就兴高采烈地，在大地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有些头晕，有些/迷失方向，但更多时候，他们依旧两手空空……这是深冬的一个下午在南方的工业园区裏，我所看到的一个景象/儿子在这时打来电话：「爸，我们/要交下学期的学费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眼睛裏还噙着一滴泪水（蒋明：《蚂蚁总是在大地上不停地爬来爬去》）。

蚂蚁的腿很黑很黑/黑得数不清宄竟有多少条/蚂蚁的腿很细很细/细得看不见哪一条在爬坡/哪一条在下坎，哪一条/在趟水，哪一条在转弯/那一条在拭汗，哪一条/在擦泪，哪一条到过北京/哪一条到过深圳，哪一条/到过温州……为了一颗大米/它们在大地上奔跑，匆忙/忙得恨不得长出一对/会飞会折叠的翅膀/忙得常常恨自己的腿长得太少了/忙得不知道自己的/哪一条腿跑弯了，哪一条腿/受伤了，哪一条腿/活生生地跑断了（唐以洪：《蚂蚁的腿太少了》）。

最后，一种人与蚂蚁混合为一体的意象出现了，这就是「人蚁」或者「蚁人」：

人蚁住在XX街道XX路XX号，/人蚁住在XX镇XX村XX胡同，/人蚁有许多名字许多长相我怎么也记不清。/人蚁笔画简单，人是人民的人，蚁是蚂蚁的蚁，每次写下这两个字我的胃都会痉挛。//……人蚁是大海中的一滴咸，人蚁是山楂树上的那颗酸，人蚁是苦瓜裏的苦，葫芦裏的煳涂，人蚁是漏雨的工棚裏做爱享受到的五分零三秒的甜。/人蚁背着一个冤枉抱住一个愤怒长跪在良知和道德面前，/她眼泪汪汪，横竖不说一句话，他在碗沿儿和锅盖上没白没黑地爬来爬去，/人蚁啊，你的背上驮着一百斤希望一千吨心酸。/人蚁啊我爱你，就像人民爱人民。/人蚁啊我爱你，就像蚂蚁爱蚂蚁。/你是我歌声裏的骨头一一我爱你！/你是我心脏中的血肉一一我爱你！//……阳光用巨大的阴影罩住了我亲爱的人蚁，/我亲爱的人蚁直愣愣钉在那儿横竖不说一句话。/人，人民的人；蚁，蚂蚁的蚁。/人民啊人民从来不会哭泣和咒骂，/蚂蚁啊蚂蚁只相信勤劳的汗水，隐忍的地瓜花（徐俊国：《人蚁》）。

第二个动物意象是老鼠：因血统低下出身卑微/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男女均衡人口众多/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偷偷摸摸活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跑到城市/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除了地下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因为证件问题我们/从没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熘达过/不小心断胳膊断腿/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高兴时磨磨牙用方言打个电话/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还得东张西望/唯一的欣慰是猫们每餐都吃上鱼虾/忙碌在小康迈向大康的路上/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愧疚/猫不再用杀头来吓唬我们/碰到发了奖金中了彩票/儿子结婚闺女出嫁/还默默地向我们表示友好/看样子我们的地位正在提高（卢卫平：《老鼠家史》）。

我们是一群有故乡却没有家的人，异乡的/喧嚣，富裕，让我们更加孤单。偶尔听到一声鼠叫/也会突増一丝伤感。/你听，一些老鼠在这裏吱吱地/叫着（当然它们知道，那些街道不是自己的/粮食不是自己的，白天不是自己的，苦心经营的/这间屋子也不是自己的……）它们叫得那样小/那样轻，彷佛吱吱的叫声也不是它们自己的/听着老鼠这样偷偷地，偷偷地叫着/你也一定会觉得一一自己就是一只老鼠（唐以洪：《所谓的异乡》）。

下一首诗中，蚂蚁和老鼠同时出现了：己经整整十年/我有些惭愧的无从写起（略去若干地址一一引者註）//也许我能完整写出的，其实只有故乡异乡/两个沧桑的词语/蚂蚁搬家绕着墙角的草根/草根之下的一个老鼠洞口/我也捂着脸/「嗖」的闪电般钻了进去(凹汉：《关于地址》）。

第三个动物意象是青蛙：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裏/带着镣铐跳舞//水泥地楼宇森林城市/站起在土地的沦陷之上/站起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怀念之上/那微波荡漾的水呢/那草地稻谷/和梦中的家园呢//从乡村到城市/如果註定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一只青蛙千万只青蛙/情愿奉献一切/让热爱者的欢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九月的黄昏/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看见一只青蛙/无家可归（刘洪希：《一只青蛙在城市裏跳跃》）。

饥饿的肠胃让我在鼎沸的都市/听到你亲切的叫声/我童年的难兄难弟啊我乡下的/挚友亲朋这些年你怎样活着/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相守过的/那些时光父亲让我向你学习/只有你始终如一地与乡土为伴/运足生命的底气唱出丰收的歌谣/天空虽小却依然宁静湛蓝/看见你的同类沦为城裏人的盘中美味/一闻到酒香我就暗暗为你庆幸/祈祷你千万要守在/故乡的老井裏不要像我一样/盲目的跳出来回家的路/比童年还遥远我只有在你的呼唤裏/让一种心绪蝌蚪一样沿河游走（卢卫平：《老井裏的青蛙》）。

自从第一只青蛙坚守不了凉山的贫瘠/跳进城市后侥幸获得一点可口的/面包屑，在故乡的农村之夜/山泉边、池塘裏、河沟旁、田埂上/草丛中再也没有听见青蛙的春音//童谣裏，神话中，彝经上/智慧的青蛙进了城/变成别人餐桌上的一道道野味/而年轻的青蛙前赴后继地进城着/再也没有听见青蛙智娶美貌新娘的歌谣//偶尔有一只青蛙在城市唱出自己的悲凉/那是雨后的楼宇森森中找不到一块青绿的/草原，城裏没有昆虫的尸体/只有冷冰冰的水泥塑造的面孔/更不用说悠悠的牧笛吹奏的暮色//青蛙是进了城的，但进了别人的口/从这个工厂跳到那个工厂的过程/不是被吃，也会掉了几层皮，春天来临时/再也不可能「啊，啊」地歌唱生活的舒适/而是「亡，亡」地冻结了自己的生命或命运//一只青蛙掉进了城市的河/己被工业偷排的汙水毒死/一只青蛙抬头丈量城市蓝天的/瞬间，呼吸了汽车排放的尾气而中毒/只剩温顺的青蛙在厂房苟延残存//其实，当第一只青蛙进城后/工厂就发现了那是一味美餐/列在城市菜单的头条/老的、小的、瘦的、肥的、公的、母的/—被流水线炖成一锅青蛙大杂烩（阿优：《进城的青蛙》）。

第四个动物意象是跳蚤和蚱蜢:世界那么干燥/思想无处可逃/我们是跳蚤/我们飞不起来/能证明我们存在的只有跳跃//我们是跳蚤/不是吸血的蚊子更不是苍蝇/哪裏脏往哪裏跑/我们是跳蚤/孤独的跳蚤/每次我都用尽全力的向上跳/想跳出这个地球/每次都落下来/活到老跳到老（老了：《我们是跳蚤》）。

跳一次，掉下一只胳膊/跳一次，掉下一只翅膀//没有什么可掉的了/我就要从半空掉下来/落进故乡褐色的泥土裏/比一小粒泥土/还要安静（唐以洪：《我最像一只蚱蜢了》）。

第五个动物意象是蜗牛:背负自己/沉重的生命和梦想/在大地上行走/我艰难的脚步/比一只黑蚂蚁更慢/更踏实/敏锐的触角试探着/季节环境和世事/坚硬的背壳却抵挡不了/内心的伤痛（刘洪希：《蜗牛》）。

第六个动物意象是蚯蚓：你不会流泪吧蚯蚓兄弟/为乡音缥淼为命运多舛/透过季节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匍匐前进/失去了手你索性用头颅耕耘（罗德远：《蚯蚓兄弟》）。

一截流着血/从我左边的身体爬出来/另一截，也流着血/从我右边的身体爬出来/它们是怎样断裂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年，我缝合了/很多件破旧的外衣/却没有针线和办法将它们/缝合在一起/我只能装成一个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分别在故乡和异乡/蠕动着（唐以洪：《蚯蚓》）。

第七个动物意象是鱼:是一条鱼/脸的鳞片/在时间的水裏游来浮去/蹿出水面捕食阳光/但生命的鳍叶/毕竟长不出鸟的羽翼/鸟类也不怎么知道它的心情//是一条鱼/它总是小心翼翼在水中乞讨自由/用鳃呼吸/却无法溶入一片水域/玻璃缸裏/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水就是网/网就是水//是一条鱼/挣扎在最后的浪花和泡沫裏/目光盯着天空/是一种反抗/一种叹息/它的天涯/只是别人的咫尺/它的拼命挣扎/不敌别人的吹灰之力（柳冬妩：《命运是条被炒的鱼》）。

所谓的异乡，就是小河裏的鱼不顾一切/游去的地方，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了好好地冒一串泡泡，青春交给了时间/身体交给了机器，而精神的心肝被鞋厂，製衣厂/五金厂一一这些刀子，筷子们放到了流汗流泪的/流程上爆炒。工业的池子裏漂浮着绿藻，冒着黑烟的/烟囱常常飘出鱿鱼的味道。它们在流水线上游来游去/厂规与订单间，游来游去，乡愁裏游来游去/白天与黑夜裏，甲苯与灰尘裏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地寻找生存的空间。失去了鳞甲/失去了翼，腮裏塞满了忧伤。呵，塞满了泥沙一样的/忧伤。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常常看到忧伤的/只剩下骨头的鱼，举着自己最后的一根骨头/在大块大块的疼痛裏，挑着幸福（唐以洪：《所谓的异乡》）。

第八种动物意象是鸟：麻雀惊飞，将爪下的枝条/高高弹起。她警惕的眼神/与我们保持着命中的距离//在这没有庄稼，没有蛙鸣/没有森林的城裏，她的飞翔/显得单调、孤寂//这群来自乡下的麻雀/曾与我亲如兄弟。如今在城裏/乡音不再是她们的通行证/她们进化，演变，渐渐有了/一副金嗓子//客居城裏的麻雀，如果你愿意/就跟我回到乡下/我将以淳朴的民风餵你/让我们在打谷场上，一起/守护我们的丰收和别离（郁金：《城裏的麻雀》）。

我多次在诗中写到过这些灰不熘漱的小家伙，/写到过它们的小，它们/漂泊无依的命运。/我的文字有着怜悯的味道，/但它们不理会我的悲悯。依旧/该飞的时候就尽情地/飞；该歇息的时候，/就择枝而栖。//很多时候，/我自作多情地把自己当作了它们中的一员，/在尘世中飘来荡去，在别人的屋檐下/嘶鸣，心怀怨恨，诅咒/现实的生活。/一一这些被我视为命运的同类，/却不愿意接纳我：我向它们靠近，/它们总是用乌黑的小眼睛，/警惕地看看我，然后/一哄而散，在天空/悠然地飞翔、歌唱，看不到一点点的忧伤。（蒋明：《麻雀》）。

不是我在模彷麻雀/而是麻雀模彷我，在这个城市盘旋/它的胃装着孤独、疲惫/无奈、和忧伤，胀鼓鼓的/却没有几颗粮食/它需要在这裏停留/更需要奋力地飞回乡下/把胃裏的粮食一粒一粒地吐出来/餵养那些飞不动的小麻雀/那些小家伙，刚刚学会唱歌/还不懂得什么是悲鸣/在阳光下张着鹅黄的小嘴（唐以洪：《麻雀在模彷我》）。

把房租到这裏/夜裏我总是听到鸟叫/一只鸟有理由在夜裏鸣叫/因为孤单。几只鸟有理由/在夜裏鸣叫，因为吵醒了彼此/但我听到的是两只鸟叫/就两只。天稍一晚就哀哀地叫/无告地叫，夜夜如此/夜不代表绝对安静/恍惚的蛙声，代表童年/反復的呻吟，代表腰疼/隆隆的轰响，代表加班/此刻，在这个灯火寥落的城郊/两只鸟为什么鸣叫，就像/我在马路边随便碰见的/一对来自乡下的夫妻（刘大程：《夜鸟》）。

而当鸟这种形象直接加入了人的特征，或者人这种形象直接加入了鸟的特征时，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意象，这就是鸟人：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献汗水，挥洒青春/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我们这些中间人/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腊月底的火车站臺上/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春意浓浓的正月裏/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

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 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裏

的人/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 「鸟」人（辛酉：《我们这些鸟人》）。

第九种动物意象是鸡：从褐色的泥土裏/我跳到了城市，从製衣厂裏/我跳到了製鞋厂/从一个工地跳到了/另一个工地。//一些黑发跳成了/白发，我还在跳//就像一只跳窝的下蛋鸡/可我下的每一只蛋/全留在了别人的窝裏（唐以洪：《哥们说我像一只下蛋鸡》）。

第十种动物意象是颍阂蝗貉�/涌向城市/让所有疾驰的时间停顿/这些羊/眼中只有一种白色/我在城市的黑暗处轻轻回首/黑暗正悄悄抄袭它们（许玲琴：《一群羊经过城市》）。

第十一种动物意象是狗：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动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从汽车车身锂亮的油漆反光裏/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从查暂住证的吆喝声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话的语境裏/方言显得多么无力//此刻，在别人的花园裏/我写着这首让人费解的诗/这美丽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这一刻，有一个句子/出现在我的诗裏/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的/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一一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郁金：《狗一样生活》）。

此外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都可以取其某一方面的特征来象征、表现、讽喻、类比农民工、民工、劳工：我看见老虎他像我蹲了多年监狱的朋友/走近他看见两颗大虎牙我才认出他/嘴还是那么大但吼叫己没有回声……/我看见孔雀她还是那么骄傲/像我刚进城时见到的市长的女儿/依然美丽中隐约可见一丝岁月的沧桑/我看见野猪很瘦不停地吵闹/很明显他不适应城市生活/和他只剩下骨头的胖兄弟比起来他是幸运的/我看见猴子他是我在城裏的远房亲戚……/我看见蛇蛇是我的属相/但我怕蛇正像我怕一声不吭的人/我在梦中被蛇咬死过很多回/我经过他时脚步很轻/我看见狐狸他那张尖嘴/多像出卖我的同事/我很同情他那条祖传的尾巴/註定了他悲凉的结局……/我看见羊来自澳大利亚/他一直低着头像我第一次约会的初恋情人/羞涩这种几千年的传统美己在城裏日渐消失/这只羊让我感动我抚摸他/像抚摸初恋情人从千裏外寄来的手织的毛衣(卢卫平：《动物园》）

下面这首诗同时用上了无机物（星星）、植物（种子）和动物（候鸟）三种意象：「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我们总是怀揣坚强这种货币/用它来对付我们对生活的渴望和梦想//我们是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找不到归宿的候鸟/无法把自己的巢筑在城市的枝丫上/我们是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种子/无法把我们的根/扎在城市坚硬的地面上//我们是这个城市裏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的霓虹不属于我们/在城市华彩的灯光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抬头仰望星空/那闪烁的星星/是故乡亲人温柔的眼神/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坎坷和磨难（孙善鸿：《只要星星还在天空闪烁》）」。

纵观上述打工文学中的无机物、植物、动物意象，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选取的对象，大都是自然界和社会界中某些卑微弱小而又不可或缺的、数量众多而又分散无序的、消极被动而又坚忍顽强的事物，它们与打工者、农民工之间有着惊人的外形特征和某些性质上的相似性，可以很恰当地用来生动地形容和象征打工者、农民工的存在形态和生活过程，这比直接描写打工者和农民工能够取得更为震撼性的、令人产生痛感的文学效果，这种震撼性效果不仅来自于两者之间的逼真和一致，而且来自于两者之间潜在而强烈的对立和背反：人就是人，怎么能沦为这些事物的存在状态呢？进而引起人们深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对人的贬低和羞辱呢？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呢？

第二，通过调动和运用潜意识、意向、明喻、隐喻、联想、象征等种种创作力量和方法，塑造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释怀的人与物相混同的意象：「人灰」或者「灰人」、「人石」或者「石人」、「人陀螺」或者「陀螺人」、「人铁」或者「铁人」、「人钉」或者「钉人」、「人球」或者「球人」、「人土豆」或者「土豆人」、「人草」或者「草人」、「人蚁」或者「蚁人」、「人蜘蛛」或者「蜘蛛人」（特指高空保洁员），「人鼠」或者「鼠人」、「人蛙」或者「蛙人」、「人鸟」或者「鸟人」、「人羊」或者「羊人」、「人狗」或者「狗人」……这些半物半人的形象显然不应该是人的真正的和完整的形象，是人性的畸形、残缺和异化状态。

第三，上述意象是劳动文学家们本能地、下意识地或自觉地、有意识地攫取和创造出来的，与当代劳工阶级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也反映了权力和资本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的客观社会状况，随着劳工阶级主体力量的成长壮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客观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劳动文学的意象也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到时候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界和社会界中那些与人性健康发展状态相一致的意象，那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优美的和崇高的、阴柔的和阳刚的事物，就会进入劳动文学，成为劳动者的象征和礼贊，就像哈姆莱特所歌颂的那样：「人啊，你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七、劳动文学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前文从30余年来涌现出来的比较有名的打工文学作品出发，在体裁、主题、主要思想和感情、典型意象等几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的劳工文学做了一个初步的扫描、梳理、分析和研宄。但是应该说，得到发表并且获得社会承认的这部分打工文学作品，只是广义的打工文学大海裏浮现出来的冰山一角，数亿打工者、农民工、新工人中，还有更多的人创作过自己的作品，但未能得到发表和社会承认，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没有动笔写过，但本身也需要、喜欢和热爱文学，有相当的文学消费能力，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正是这后两种人，才构成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打工文学的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也构成打工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强大而长久的动力。下面根据2013年的劳工文化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做一些分析。

1、当代新工人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学潜能和兴趣

您是晋喜欢文学创作

喜欢程度人数百分比（％)
非常喜欢9011.98
一般喜欢33244.21
无所谓18023.97
不喜欢14919.84
合计751100.00
从对751人的问卷调查可知，有高达11.98%的工人表示非常喜欢文学创作，高达44.21%的工人表示比较喜欢，两项相加之和为56.19%。

您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创作原因人数百分比（％)
内心有情绪和想法，需要通过创作抒发或发泄16942. 78
心中有一个文学梦，希望成为作家6015.19
借此赚点稿费，改善生活174.30
随便写着玩玩13935.19
其他102.53
合计395 .100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机，42.78%是为了自我表达和自我表现，15.19%是为了圆一个文学梦，这都属于非常正确的行为动机，即使是回答赚稿费或写着玩也算是正常的。

您写作时最喜欢使用的体裁类型

体裁类型人数百分比（％)
小说9726.80
诗歌4813.26
散文18450.83
戏剧339.12
合计362100.00
超过半数的人选择是用散文体裁，26.8%的人选择小说体裁，13.26%的人选择诗歌体裁，不到10%的人选择剧本，这是切合工人生活和文化水平实际情况的，的确，从散文，到小说，到诗歌，再到戏剧，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

您的作品最经常写的内容是

写作内容人数百分比（％)
记叙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9930.28
记叙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感16751.07
跟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写一些其他的事情6118.65
合计327100. 00
从写作内容和题材来看，30.28%侧重个人生活，51.07%侧重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都契合了文学表现自我、表现生活的本质特征。

您有没有向报纸、期刊、出版社投稿的经历

投稿经历人数百分比（％)
有8925.94
没有25474.05
合计343100.00
在有过写作经历的人中，25.94%有过投稿经历，希望得到发表和社会认可的愿望比较强烈，但大多数并没有投过稿，写作只是自我抒发和自我排遣。

您的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刊物的级别

刊物级别人数百分比（％)
自己所在企业办的报纸和杂誌4615.92
乡镇级报刊4114.19
区县级报刊103.46
市地级报刊103.46
省级报刊93.11
全国级报刊155.19
自己出版着作或自己在网上发表3010.38
从没有发表过12844.29
合计289100.00
在289名被调查的写作者中，54.67%的人从没有发表过t或只在自媒体上发表过作品，
有30.1%的人在企事业、乡镇和街道一级媒体上发表过作品，只有15.22%的人在较高级别(区县、市地、省、全国）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可能因为工人的作品水平不够高，也可能是工人文学作品的发表遇到了困难。

形容一下自己的作品发表时的心情

发表作品时的心情人数百分比（％)
兴奋、快乐、自豪、幸福12950.39
无所谓，很平淡12046.88
其他72.73
合计256100.00
一半多一点的人对于自己的作品得到发表表示很兴奋，将近一半的人表示无所谓，表明他们搞文学创作主要不是为了发表或者因此而出名，而是为了创作、表达本身。

从上述调查可知，在751人中，有422人喜欢文学创作，其中又有161人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发表过作品，这个比例是十分高的，放大到3.5亿新工人阶级，大概有将近2亿的文学爱好者，有将近7千万人发表过作品，无论扣除多少水分，这个队伍也是十分庞大的，是这些年打工文学、劳工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群众基础。

2、当代新工人阶级具有很强的文学消费需求

您是否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喜欢程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喜欢15323.65
一般喜欢34853.79
无所谓9714.99
不喜欢497.57
合计647100.00
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工人高达被调查对象的77.42%，表明在新工人群体中，对文学的需求是巨大的。

您阅读文学作品（包括网络文学）的频率

阅读频率人数百分比（％)
每天都读一点11415.12
每周都读一点9813.00
经常，但不固定22129.31
偶尔，很少29238.73
从不293.85
合计754100.00
能够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工人高达被调查对象的57.43%，他们是把「喜欢」这个主观态度进一步变成了阅读行动的人。

您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原因

阅读原因人数百分比（％)
放松、休闲33945.44
酷爱、喜欢456.03
了解世道人心12116.22
提高修养、陶冶性情20727.75
为自己创作做准备222.95
其他121.61
合计746100.00
45.44%的人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放松、休闲」，另有52.95%则是为了满足更高一点的精神需求，表明文学的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在新工人群体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您阅读文学的主要途径是

阅读途径人数百分比（％)
报纸9812.96
期刊8010.58
书籍28838.10
网络28838.10
其他20.26
合计756100.00
传统的书籍阅读和新兴的网络阅读各站38.1%，其次是通过报纸和期刊阅读文学作品，分别占 12.96% 和 10.58%。

您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类型

喜欢的文学类型人数百分比（％)
经典名着17524.20
历史故事18325.31
民间传奇12016.60
武侠小说或故事8511.76
侦探小说或故事638.71
现代爱情故事8211.34
其他152.07
合计723100.00
从阅读内容来看，工人最喜欢的文学作品类型分别为历史故事、经典名着、民间传奇、武侠小说、现代爱情故事和侦探小说。

有279人分别选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欢的第一名作家，其中鲁迅得票最高，之后依次为金庸、莫言、冰心、路遥。

有234人分别选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欢的第二名作家，其中鲁迅和老舍得票多高，之后依次为莫言、冰心、古龙。

有192人分别选出了自己熟悉和喜欢的第三位作家，鲁迅居首位，莫言、三毛次之，再次是老舍和冰心。

有154人选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欢的第四名作家，他们依次是鲁迅、老舍、张爱玲、韩寒、金庸、毛泽东、莫言、朱自清。

有133人选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欢的第五名作家，他们依次是鲁迅、冰心、朱自清、巴金、韩寒、张爱玲。在对上述前五名数据做一个统计，鲁迅总得票115,莫言49,冰心40，以后依次为老舍33、金庸26、朱自清12、路遥和张爱玲各11、三毛和韩寒各10、古龙8、巴金5、毛泽东5;现代作家有7位、当代作家有6位入选；外国作家没有入选的。

您最喜欢或熟悉的文学作品：四大名着仍然是工人的最爱，依次为《红楼梦》（总得票58)、《三国演义》（总得票56)、《西游记》（总得票40)、《水浒传》（总得票35);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爱》入选；其他入选的有《平凡的世界》、《骆驼祥子》、《围城》、《文化苦旅》、《倾城之恋》。

您是否关註和喜欢专门描写工人或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

喜欢程度人数百分比（％)
非常关註和喜欢12817.44
一般性关註和喜欢30241.14
不怎么关註，也谈不上喜欢28138.28
很关註，但是不喜欢223.00
其他10.14
合计734100.00
58.58%的被调查这是非常或比较关註和喜欢工人文学、打工文学的，但也有41.28%表示不关註，或者虽然关註但是不喜欢。

如果您关註和喜欢打工文学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喜欢的原因人数百分比（％)
与自己的生活相关，有亲近感18235.83
很真实，觉得作者是在替自己说话17133.66
想看看别的工人或打工者是怎么生活的14829.13
其他71.38
合计508100.00
69.49%的被调查者表示之所以关註和喜欢工人文学、打工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贴近自己生活，甚至是替自己代言，29.13%是出于好奇，想了解其他工人的生活。

您关註但不喜欢打工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不喜欢的原因人数百分比（％)
写得太虚假了，胡编乱造，看了就来气26853.39
作者写作水平太低，没有美感18035.86
其他5410.75
合计502100.00
不喜欢工人文学、打工文学的原因，一是内容不真实（53.39%)，二是没有可读性(35.86%)。

总结性评述：调查表明，劳工文学的群众基础还是非常广阔和雄厚的，一则表现在具有文学创作潜能和兴趣的工人很多，二则表现在具有文学消费需求的工人更多。分析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劳动文学蓬勃兴起的原因，大体上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文明相比农业文明，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这就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学潜能和文学需求。

二是工业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社会，其中也包括了文化消费和文学消费，形成了一个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和大众文学消费市场，刺激了劳动者的文学消费欲望，也刺激了劳动者的文学创作潜能。

三是工业市场经济社会或多或少地带来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即使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还不允许公开的、合法的多元化，但消极形态的多元化实际上己经存在了，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暗流，本质上作为不同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要求的顽强表达，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这就为劳工阶级独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需求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政治思想条件。

四是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发展，为当代劳工阶级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创造了以往历史上所有时代的劳动者不可能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解决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消费依赖于纸质媒体的瓶颈製约问题，使得经济上处于贫困状况的劳工阶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消费获得了低门槛、低成本的便利条件，文学不再成为「有闲阶级」垄断、独有、专享的高档奢侈物，每一个具有一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入文学的「殿堂」，这就使劳动文学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八、当代中国劳动文学的发展趋势

本章最后部分对劳动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分析和预测。

1、当代中国劳动文学还有很大的不足和发展空间

就本课题研宄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当代中国劳动文学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实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很大的缺憾和不足，因而也存在很大的上升和发展空间。

第一，就主题和内容而言，绝大部分作品还停留在对农民工尴尬、困窘、看不到出路的生存现实的描写上，前面所归纳的四大主题：（1)农民+工人、主人+流民、强势称号+弱势群体的分裂和撕扯；（2)资本剥削、工厂专製、政府管控、城市排斥，农民工陷入孤零零的原子化生存状态；（3)身体的悲剧：在工厂、流水线与宿舍、出租屋之间；（4)乡愁：回不去的农村、回不去的故乡一一都只表现了当代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个方面，哪怕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并且正在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还基本没有进入前期劳动文学的视野范围之内，与上述四大主题相对应的另外四大主题，还没有引起劳动文学家门的重视，那就是：（1)农民工的工人化、市民化和公民化；（2)新工人正在努力建立新型的社会联系，工人开始了联合和团结的进程；（3)工人在精神与灵魂层面的探索和追求；（4)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这些主题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还不能在劳动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上升到主导的地位。

第二，就主要的思想感情而言，绝大多数作品还停留在消极被动的、否定性的、控诉性的阶段，停留在孤独、迷茫、无助、疼痛、压抑、嚎叫、屈辱、怨恨和愤怒的阶段，还很少有人达到了基于工人作为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所产生的自豪、荣耀和乐观之上的理性反思和阶级认同阶段，也就是说，从主观意识层面，新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当然，揭示和描写苦难、牺牲、不公平、非正义，以及表达对这种状况的不满、怨恨和愤怒，这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成和工人解放的第一步，是完全必要的，但停留在这一步就不行了，而且对苦难的描述本身，也不能停留在现象的层面，应该引导人们思考产生这些苦难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寻找消除这些原因的道路。己有的劳工文学作品，很多只是简单地描写苦难，而未能提供足够富有深度的情节和场景，引导人们思考苦难的原因，甚至可能由于描写的深度不够，而误导人们把苦难的原因归结为某些个人的品行和素质等浅层次的原因，而放弃对人性和製度的深层追问。这样，看了太多悲苦的描写和诉说以后，人们找不到走出苦难的道路，从而陷入更加悲观乃至绝望的思想和情感状态。

第三，就主要意象的塑造和建构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对消极被动、软弱无力的劳工的物化、譬喻和象征，在自然界和社会界中处于弱势状态的无机物、植物和动物意象，几乎没有为争取人权、公民权利、劳动权利而奋斗的工人战士和工人英雄人物，以及作为这些人物的拟人化符号和象征的，在自然界和社会界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坚强有力、生机勃勃的无机物、植物和动物意象，这与英国的宪章派文学、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和德国、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应该说，劳工文学意象的塑造的这种转换，与前述劳工文学主题和题材的转换以及劳工文学观念、理念、思想、感情的转换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不得不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来自劳工文学外部的强製性的硬约束，也就是遇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瓶颈製约，劳工文学由原子化生存主题转向建构新型社会联系的主题，由自在自发、消极被动的个体意识转向自觉自为、积极主动的阶级意识，由矮化、畸形化和病态化的意象转向健美有力、崇高伟大的意象，对于现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言，是不利的，因而是一定会极力阻挠和打压的。

2、劳工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劳动文学具有刚性的和必须得到满足的强烈需求

工人阶级、劳工阶级，是工业市场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之一，而且在人数上相对于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阶级占有绝对的优势，只是由于其人均掌握的经济资源最低、由于在其早期发展阶段自身未能建立必要而有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因而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命中註定和固定不变的，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较多经济资源，形成了密切的社会联系、政治联合和文化意识，这种情况是可以被改变的。

第一，劳工阶级的壮大和劳工运动的兴起内在地需要劳动文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更能比10所大学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科学的发展是如此，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工阶级具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叫做结构的力量，也就是说劳动是经济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没有这种要素，其他一切生产要素就都是死的和无用的；第二种叫做结社的力量，就是工人通过团结和联合，把分散的、个体性的、无序的结构性力量转化为一种集中的、集体性的、有序的力量；第三种叫做文化的力量，这是结社活动和集体行动的主观条件，为结社活动和集体行动提供理念、纲领、目标、计划、策略、宣传、舆论、动员、技术等等精神资源，劳动文学就属于劳动文化力量的组成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维权和争权，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和幸福，那是一种内生的、基于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需求，是必须要得到满足的，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这种需求就强烈召唤和推动劳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维权、争权和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幸福的斗争还刚刚开始，对劳动文化和劳动文学的需求是巨大的，必将使劳动文化和劳动文学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劳工结社、劳工的团结和组织内在地需要劳动文学的转型升级。劳工运动是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劳工结社是劳工运动的第一步，劳工结社权或团结组织权在「劳工三权」中名列首位，目的是把分散无序的、像成千上万的马铃薯一样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个体工人，组织成为一个集体，一个阶级，然后才能去与资产阶级、其他阶级和政府展开集体博弈，这就需要大多数工人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社会主体意识、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由消极被动、听天由命的精神状态转变为积极主动、奋发有为、自主自治、自强自立的精神状态，这种转变既需要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的引导和推动，其实，更需要为一般工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的启迪、感动和渲染。就目前我国劳动文学所达到的水平而言，是不能够胜任的，悲哀、无奈，喊痛、叫苦，屈辱、愤怒，或者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精神状态，或者只是一种与剥削者和压迫者抽象对立的状态，根本上还没有进入与对方的具体的、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状态。劳动文学应该以生动形象的、动人心弦的描写和表现，让工人们感觉到团结和组织起来的绝对必要性，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团结和组织起来，相信这种团结和组织会成倍地増强工人的力量，从而从心底裏激发起广大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愿望和热情。

第三，劳工集体行动过程中内在地需要劳动文学的鼓舞和催化。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能够进行三类集体行动，第一类是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第二类是进行罢工、怠工等产业行动，第三类是通过集会、游行、示威向社会和政府集体表达诉求。从各国劳工运动经验来看，文学元素都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鼓舞人心的标语口号、声明文告、演说、诗朗诵、歌曲中的歌词、戏剧中的剧本等等，这些现场的或正在进行时的劳动文学，能够起到凝聚和放大工人集体力量的作用，也能够感染对手和旁观者。随着我国劳工集体行动的逐渐増多，劳动文学就有义务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而这是目前阶段的劳动文学远远做不到的。

第四，在中国未来整个文学领域和文学市场上，劳动文学的总量和影响力都会成倍増长。仅从前面所作的问卷调查可知，劳动文学的供给潜力和市场需求都是很庞大的，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劳动文学市场规模将会大幅度扩张，至少能够与目前由权力和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学和商业化大众文学分庭抗礼：首先，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増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消费能力还将有大幅度的提高，能够加入文学创作队伍和文学消费者行列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多，使劳动文学的基础更加宽广和深化；其次，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会把劳动文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会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劳动文学作品；再次，政治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会为劳动文学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使许多被压抑的文学创造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最后，网络和自媒体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为普通劳工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传播、阅读等等，提供更为便捷的平臺和技术支持，极大地缩小普通劳工与知识分子在文学生产和消费上的差距。

劳动伦理

一、何谓劳动伦理

1、 狭义的劳动伦理与广义的劳动伦理

所谓劳动伦理，主要指劳工道德意识，即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对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这是狭义的劳动伦理，其主体是劳动者。广义的劳动伦理则指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于劳动、劳动者、劳动关系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其主体是社会。狭义的劳动伦理不一定成为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伦理，但广义的劳动伦理应该并且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和包含了狭义的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学或劳动伦理研宄在中国刚刚开始，对劳动伦理这个基本概念的定义也不尽一致。学界通常自觉不自觉地从社会主体的视角、学者以社会代表者的身分来界定劳动伦理:「劳动伦理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劳动关系的行为规范。劳动伦理以平衡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要特点，贯穿于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①「劳动伦理是对劳动关系中道德现象的概括，主要指在劳动中人与其他诸要素之间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劳动伦理是对劳动者各种道德关系的反映，如对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劳动集体之间、劳动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等各种利益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②

这些定义大体上都是广义的劳动伦理，虽然也提到了「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要特点」，但显然是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视角，而没有自下而上的视角，没有强调「劳工道德意识」这个原点和内核，没有突出劳工基于其道德正当性和道德权利对社会提出的批评和要求。但是，广义的劳动伦理或一个社会中形成的一般劳动伦理，如果不是基于狭义的劳动伦理即劳工道德意识的话，那很可能只是其他阶级阶层强加于劳动者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训。所以，对劳动伦理的全面理解，必须理顺狭义的劳动伦理与广义的劳动伦理之间的关系。

2、 劳动伦理研宄的主要内容

一些学者从其广义的劳动伦理定义出发，归纳出劳动伦理研宄的主要内容：「一是在劳动过程中的基本伦理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与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关系问题；二是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道德问题；三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集体的道德问题；四是对劳动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伦理学思考；五是职业道德，即人们在从事其特点工作是的行为规范。」③「总的来看，对目前国内劳动伦理问题的研宄基本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理解：一是理论层面，主要探讨劳动伦理问题的实质、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关系，劳动道德的职能和道德意义以及对劳动道德合理性的论证，体面劳动的保障及其实现等。二是实践层面，主要探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道德关系问题。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状态、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环境、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可接受性，劳动者之间的道德关系、经济效益和道德效益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对劳动的热爱和忠诚程度、劳动后的获益、休息等製度保障等，都属于劳动伦理实践层面的研宄内容。」①
当然，一个学者主观上可以站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立场、以近乎全景的视角、力图全面地研宄劳动伦理问题，建立一门「科学的」、「客观的」劳动伦理学，不管他实际上可能受到何种潜在的价值判断、无意识心理动机、「先天图式」、「前见」、「成见」的影响，不管他所达到的客观效果如何。本书不准备从这样的设定出发，而是直接了当地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劳工的立场和视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出发来研宄劳动伦理，始终立足于狭义的劳动伦理即劳工的道德意识，如果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广义的劳动伦理的话，那也是从劳工出发、自下而上、由点到面地向全社会发出劳工的道德抗议、呼吁、要求和建议。理由很简单，劳工、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主体和承担者，却在经济、政治、文化（包括道德）诸方面都缺失话语权，他们理应成为劳动伦理和劳动伦理学的第一主体。

正如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学者未必都是劳工学者（也有为资本说话的资方学者），劳动法律师未必都是劳工律师（也有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方律师），同样，劳动伦理学者也未必都是劳工伦理学者，资方以及社会其他阶级阶层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也可以并且一定会提出他们的劳动伦理学说，把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带到劳动领域之中，极力用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乃至控製劳动者。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有誌于为劳工说话的劳动伦理学者，首先必须声张劳动伦理和劳动伦理学的劳工主体性，尽力表达劳工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誌、道德要求、道德观念、道德规则和道德理想，通过与其他劳动伦理学说的论战和交流，扩大从劳工出发的劳动伦理学说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使之变成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可忽视的乃至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伦理。

二、劳工文化视野中的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是劳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从伦理学角度出发论证劳动和劳动者的道德地位、道德价值和道德权利，对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社会製度进行道德谴责和道德批判，从劳动伦理出发提出改变社会的方案和劳动者的社会理想。这种论证与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美学、文艺学等学科出发对劳动的价值、地位和发展前途进行的论证，共同构成劳动文化、劳工文化的思想体系。由此可以提炼出劳动伦理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原则。

1、劳动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本身蕴含着丰厚的道德宝藏

伦理学的主要价值是善，自利利人、己他两利是个体的善，自由、平等以及作为二者之统一的公正是社会的善，而仁爱和慈悲是最高的善，这些伦理道德价值最初就己经蕴含在劳动过程之中了，如同真和美等文化价值也都蕴含在劳动这一文化母体之中一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力声张了劳动的这一伦理价值：劳动生成和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方式，是人性形成和发展的本体论、存在论依据，人就是靠劳动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被赋予的、被规定的存在，这就奠定了人类生存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尊严与崇高。劳动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社会、人与自己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其中就包含了三种重要的伦理价值：

劳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过程，人在与自然的对立中逐步确立了人的勤劳、勇敢、信心和尊严，而在与自然的统一过程中形成对自然的热爱、珍惜、尊重和节约的态度，这些都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打交道时极为宝贵的伦理资源。人类要在自然界中获得长期的生存
夏明月：《劳动伦理研宄一一和谐劳动关于和谐社会构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和发展，乃至成为宇宙的永恒的见证人和看护者，就必须对这两方面的伦理学资源发扬光大。因为劳动具有这样的历史本体论地位和伦理学地位，历史上才响彻了「劳动神圣』』、「劳工神圣」的激越呼声。
劳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过程，人在与他人、社会的对立过程中，形成了自主、自立、自尊、竞争、自强不息、自我负责等个性伦理品质，又在与他人、社会的统一过程中形成了团结、协作、守信、利他、宽容、互助、互爱、慷慨、仁慈等社会性伦理品质。整个人类社会要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有赖于这些伦理资源的积累和増长，否则就会长期沦陷在奴性、依赖性与攻击性、破坏性轮替互补的恶性循环状态。
劳动是人与自己对立统一的过程，在潜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物质的、功利的自我相对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我挑战、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等伦理品质，而在潜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物质的、功利的自我相统一的过程中，形成了诚实质朴、谦虚审慎、自我约束、自我满足、自我保护、接受自己、肯定自己等伦理品质，没有后者的平衡，前者就会把人导向虚妄、幻想、狂妄自大、走火入魔的状态。
2、劳动伦理和劳动道德是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基础

劳动是社会的母体，后来出现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最初是投资经营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者共同构成我们称之为「经济」的领域，在经济基础上又分化出政治（社会管理），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由分化出文化，再加上人们日常的休养生息，社会生活大体上分化为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四大领域。劳动作为经济领域的核心部分，成为这四大领域的底盘、母体和发源地，不仅给整个社会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而且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其中就包括伦理道德资源。

可以说，劳动伦理是社会伦理的模本，为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提供了一个最原初的和基本的参照系，上述劳动过程中形成和锻造出来的伦理品质，原则上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但是，要看到劳动伦理与其他社会伦理之间有一定的区别、矛盾乃至对立：

在投资经营管理、社会管理和文化活动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伦理道德要素，它们是劳动伦理不能够完全包括的，投资经营管理伦理、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的确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劳动伦理，比如说，企业家必须协调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劳动者、消费者、政府、社区各方的关系，客观上要求更有弹性和张度的伦理道德；政治家要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政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等更为復杂的关系，对它们有更高的伦理道德要求；知识分子从事精神文化创造，也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特殊要求。
投资经营管理者、社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从劳动者中逐次分化出去以后，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和优越的地位，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是对立的，在历史上存在着对劳动者严重的剥削、奴役和压迫，因此他们的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的伦理道德是矛盾和对立的，他们经常利用、改造、扭曲、包装、夸大劳动伦理来训导和蒙骗劳动者，而自己却明裏暗裏奉行另一套伦理道德，这是劳动者必须认真识别并加以坚决批判的。
虽然投资经营管理、社会管理和文化活动一度从劳动中分化出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相对立，但社会的发展却一定需要这种专门的分工，因此，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领域，而在于消灭这些领域与劳动的对立，重新实现劳动与这些领域的结合，这就要求劳动者拓展自己的伦理道德边界，吸收这些阶级阶层有价值的伦理道德要素，提高自己的伦理道德品质。反过来说，这些阶级阶层也有减少和消除对劳动者的剥削、奴役和压迫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回顾历史，劳动者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经济製度和政治製度的创新、科学技术和

文学艺术的发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不如其他阶级阶层(尽管他们在这些方面所製造的灾难和痛苦也远远赶不上其他阶级阶层），但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劳动者所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他们替全人类保留和保护了最基本的道德资源，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底线不被洞穿，保证了社会基本盘没有崩溃，相比之下，其他阶级阶层在道德上虽然也有新的贡献，但基本道德水平是远远低于劳动者的，尤其是道德上的问题乃至罪过比劳动者要严重得多。

3、 劳动的道德价值和劳动者的道德权利的优先性

由于劳动长期以来默默地支撑着整个社会结构以及历史的发展，同时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此劳动的道德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劳动者对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人类伦理道德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同时又在历史上蒙受了最大的不公、承受了最多的痛苦、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因此劳动者也就获得了优先的道德权利。伦理道德本质上是要从公平正义出发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既然劳动和劳动者受到了不公平不正义的对待（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那么，从劳动和劳动者出发对社会历史所做的道德评价，就应该提高到社会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高度；伦理道德不能再是历史发展的旁观者或可有可无的、被经济政治力量所决定的要素，而应该成为一个内在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

从劳动的道德价值的优先性和劳动者的道德权利的优先性出发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和主观的层面上，不能仅仅是一种愤怒的谴责和批判，不能仅仅以「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李泽厚语）轻飘飘地一笔带过，指望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会抹平两者之间的鸿沟，而是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重构社会历史的原则和方法：贬低劳动价值和亏待劳动者的普遍情形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劳动和劳动者必须得到公正的对待，否则受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就拥有打断历史进程、颠复社会结构的历史权利，造反与暴力革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其他阶级和阶层受到无情的清算就是罪有应得。

4、 劳动伦理的核心价值

勤劳与节约
所谓勤劳，就是人类要不断地劳作、不断地改造自然界、不断地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这样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是由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基础这一历史本体论事实和原理所决定和派生出来的伦理要求。勤劳的反面是懒惰、好逸恶劳、坐享其成、坐吃山空，一个社会有少量的人不勤劳，这个社会还能存在和发展，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勤劳，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崩溃，有些热带民族为什么一直不能发展起来，重要原因是那裏的人们缺乏勤劳的美德，相比之下，温带地区的民族处在更高的文明水平，因为那裏的人们普遍比较勤奋、进取、刻苦耐劳，这就反证了勤劳的伦理价值，而且是社会的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围绕着勤劳这一核心伦理价值，形成了一簇相关的伦理品质：积极进取、富于创造、发愤图强、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等等。

所谓节约，或者节製、节俭、俭朴，就是人类要爱护和珍惜自然资源，把自己的需要控製在合理的程度上，而不能无休止、无限製地向自然界掠夺，因为这种过度的索取一定会导致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汙染，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节约的反面是贪婪、纵欲、奢侈、浪费，一个社会有少量的人不节约，这个社会还能存在和发展，如果大部分人不节约，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枯竭，就像古罗马帝国，曾经富有四海，终因骄奢淫逸而分崩离析。当然，节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并不矛盾，但后者并不意味着无限地占有和消耗物质财富，而是指为身心的和谐健康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即使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条件下，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节约资源仍然是一种永恒的美德，浪费永远是可耻的。围绕着节约这一核心伦理价值，形成了一簇相关的伦理品质：对自然的热爱、尊重、感恩和敬畏，对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顺应和服从等等。

独立自主与团结互助
劳动过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没有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劳动当然不可能发生，但没有个人之间最低限度的团结、协作、联合、互助，劳动也不可能发生，因此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同时向人发出两种伦理要求或者道德命令：独立自主和团结互助。一般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由于个体劳动能力很弱，故劳动具有更多团结互助的特征，靠着团结互助，人类战胜了个体能力比人更强的动物而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随着个体劳动能力的不断増强，劳动也就越来越具有独立自主的特征，当然，不管任何时候，这两方面的特征始终是互为条件和前提、缺一不可的。同样，围绕着独立自主和团结互助这两项核心伦理，也形成了一簇相关的伦理品质。

自我创造与自我保存
人在劳动过程中还要处理好潜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物质的、功利的自我之间的关系，由此也提出了两项伦理要求或道德原则，既要不断地超越旧我实现新我，又要抛弃幻想、脚踏实地、量力而行、自我保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达成平衡。

传统伦理学大都把伦理道德仅仅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规范、道德舆论和道德感情，现代伦理学则同时向外和向内拓展了伦理道德的范围：向外拓展为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向内拓展为自我伦理学。从自我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处理同时态的自我结构各要素的关系与处理历时态的自我过程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问题：「个人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然本性，并且按照客观条件改造自己的本性，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且是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个人不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然本性，并且听凭客观环境塑造自己的本性或者一味地放纵自己的反主体性，则不仅放弃了做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且放弃了做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就成了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卢梭曾经很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一弃权是不合乎人性的：放弃自由，也就是取消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①

应该说，自我创造和自我保存都具有伦理性，都是每个人对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这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如果一定要做出选择和排序的话，两者的平衡是最好的，其次是为了自我创造而放弃自我保存，再次是为了自我保存而放弃自我创造。劳动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凡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合理性。

追求公平正义
劳动者具有上述三类核心伦理价值，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按理说应当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处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地位，然而，由于人类本性、社会结构、历史运动的復杂性和曲折性，他们却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状态之中，与此就产生了一项虽然是派生的但却是更为重要的劳动伦理，那就是对剥削、奴役和压迫的反抗，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前三项劳动伦理虽然保持和提高了劳动者阶级内部的道德和文明水平，却不足以直接改变整个社会的不道德和野蛮状态，只有对自由、平等以及作为两者统一的公平正义的追求，才是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追求公平正义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勤劳与节约、独立自主与团结互助、自我创造与自我保存，固然都是不可否定和放弃的劳动伦理，但如果整个社会结构处在一种不公平的、倾斜的状态，劳动者就始终只能在一种被规定、被控製的状态中得到一种可怜的生存和有限的发展，只有批判、否定和颠复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劳动者才能在获得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把勤劳与节约、独立自主与团结互助、自我创造与自我保存这些劳动伦理向全社会发扬光大。

5、劳动伦理与资本伦理、权力伦理、知识伦理

强调劳动伦理的特殊性和优先性，并不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劳动崇拜」，并不是要确立劳动伦理的唯一性或垄断性，鉴于劳动伦理本身也具有的某些局限性®以及其他阶级阶层的伦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进一步阐明劳动伦理与资本伦理、权力伦理和知识伦理的关系。限于篇幅，这裏只论及劳动伦理与资本伦理之间的关系。

劳动伦理和资本伦理，也可以叫做雇员伦理与雇主伦理，二者共同构成劳资关系伦理，或劳动关系伦理。这裏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劳动与资本固然是两类不同的生产要素，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固然利益矛盾以至对立，但在工业市场经济体系中，实际上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具有共同的利益。为了维护工业共同体的存在和长期发展，要求双方达成某些一致的伦理契约或道德原则，有学者总结说：确立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双方在各自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为了各自利益，追求各自利益，自我选择、理性思考的行为；同时，确立劳动关系也是平等协商、一致同意的行为，是合意行为。确立劳动关系，一方面是追求各自利益，双方有着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存在着共同利益而力求和谐、互惠，并在此基础上协商、谈判、讨价还价以确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一过程中，并且以此为基础延伸至劳动关系的运行过程中，贯穿、体现着以下几种道德范畴：平等、公平；互相尊重，尊重各自人格，尊重双方独立、自由、平等行为；荣誉来自自尊、自爱、自我奋斗（比如劳动、工作、参与管理等等）；自尊心、自爱心、知耻心，自我奋斗，个人的尊严、前途、命运均来自个人自己的努力、奋斗，自我追求，自我实现不屈从于人，不出卖自己的利益；自由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比如，在劳动中创造、发明，在参与管理中提出意见和改进措施，并使之实施、落实，从而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竞争力，等等②。

具体到双方来说，劳动伦理或雇员伦理的要点是：热爱工作、尽职尽力，具有敬业、乐业、荣业、永业的精神；重视工作效率，维护和谐秩序；严守职业纪律，不见异思迁，不随意跳槽；勤奋劳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技术，提高质量；同心协力，互相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发扬团队精神；努力维护企业形象与荣誉③。

资本伦理或雇主伦理的要点是：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合理的工作待遇与劳动条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运用恰当、合适的升迁奖励，増进劳动者成就感；増强劳动者参与范围，増进劳动者的使命感、归属感、参与感；关怀、尊重劳动者，营造企业感情、企业文化范围；等等®。

如果双方都遵守了上述伦理要求，那么良好的企业文化就形成了，并且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在劳动关系的运行过程中，坚守义务、责任、良心这些道德范畴，就可以大大减少劳动关系运行中所需要的支出费用。一方面，双方严格履行合同，自觉、自愿凭良心办事，不损人利己，这就増加了未预见的收入，减少了监督、管理、检查的费用，减少了毁约带来的製裁费用；另一方面，由此増加了双方的可信性，増进相互信赖，不必时时、处处防「小人』』、「盗贼』』，减少了这方面的预防性费用。由此，双方都有了信誉，有了行为的可预测性、可预见性，减少了进一步相互考察、相互「捉摸」的费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劳动伦理、资本伦理与劳动关系伦理是在较为理想状态和高级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形成，相反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主要由于资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的不道德行为，激起了工人的绝地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的劳动伦理和社会伦理，这种伦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劳动创造全部价值，资本只能转移而不能増加价值，资本的全部利润都来自于剥削即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侵占，因而是不道德并应当被剥夺的；应当以公有製、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取代私有製、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只有通过这种劳动伦理引导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才出现后来劳资之间相对的力量均衡，才出现上述温和的劳动伦理和比较合理的资本伦理。

三、改革开放以来劳工道德意识的演变

1、老工人劳动伦理意识的变化

公有製和计划经济时期，一种高大上的劳动伦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构成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其要点可概括如下：（1)基于职工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这一经济和政治製度的基本原理，在伦理道德上自然强调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2)在职工与职工的关系问题上，倡导团结一致、先人后己、有困难就上、有好处就让的利他主义道德；（3)在职工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上，倡导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大河无水小河干的共产主义道德；（4)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倡导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甘当齿轮和螺丝钉、甘当砖和瓦的集体主义道德。在这样一种劳动伦理的倡导下，的确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和道德模范，他们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表彰，有的甚至被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如陈永贵、吴桂贤、倪誌福、李瑞环等等）。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计划经济时期的上述劳动伦理虽然在人们的表层意识和社会的宣传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具体的行为选择中，几千年来私有製社会留下来的传统伦理道德仍然在顽强地起作用，尤其是到了计划经济的晚期，这些长期被压抑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又冒出来了。由于高大上的劳动伦理严格抑製正常的个人需要的满足，就导致了紧紧地绷了几十年的高大上伦理道德的松弛，出现了与上述伦理原则同时存在的磨洋工、消极怠工、上班时间干私活、小偷小摸等现象。到了 8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国有企业进行两权分离、推行厂长负责製的时期，绝对的计划经济体製发生了松动，传统的伦理道德就得到了公开的表现。日本学者、日本青少年研宄所所长千保石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宄所的学者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并写了一篇长篇论文：《中国的劳动伦理——日中青年工人意识调查》。该文基本内容可简要介绍如下

本调查着眼点之一在于探索刺激劳动热情的因素是什么。为达此目的，本调查问卷设计了被认为与刺激因素有关的42个问题。分析采用了顺位相关的分析方法，探索了 42个项目与劳动热情高的工人之间的关系。
调查表明，中国工人并不勤劳，尽管中国人有勤劳的传统和精神素质。有44.4%的工人肯定地回答「车间裏有没有迟到、偷懒的人」（日本为24.1%)，只有8%的工人肯定地回答「认真从事日常工作的人多吗」（日本达40%以上）。甩下顾客急于下班的百货商店售货员；「饱经风雨」而无人认领、用宝贵的外汇换来的进口设备；车间裏聊大天的散漫气氛；迟到、缺勤、缓慢的劳动动作……展现在眼前的如此种种，毕竟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①同上书，第152页。
造成工人懒惰和怠工的原因，一是国家主义的企业体製，「大锅饭「、依赖国家的体製使工人丧失了劳动热情，虽然厂长负责製赋予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体製，厂长并没有解雇工人的权利，在这种体製下，比他人工作差很多，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解雇，不用担心奖金少拿，即使公司出现赤字，也不用担心失业，自己也不会少拿钱。二是在车间裏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不良的群体规范，理由很多：大人物们搞了那么多不正之风，我们迟到5分钟、10分钟算什么；拼命干又怎么样，干与不干工资一样；人多活少，悠悠荡荡、熘熘达达也是不得己。「正不压邪』』，好好干活的人反而受到谴责，终于同流合汙。
意识形态的激励失去作用。虽然回答工作是为了给社会做贡献的工人高达83.5%，在各国青年中高居榜首，是日本的两倍以上，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因为从更科学的顺位分析法来看，在45个项目中，与有高度的劳动热情并被评价为有能力的人正相关的动力，不是「为社会服务」（排序在第34位，在美国反而排在第15位），而是「你在厂裏被认为是非常起作用的、效率高的人」，而与劳动热情负相关的因素，排名在前的也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二是平均主义的用工和分配政策。几乎所有的职工都回答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嘴上念空佛，真正与劳动热情相关的，其实还是跟其他国家一样的因素即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是人类共通的、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什么差别的个人欲望。
正因为中国的体製抑製自由竞争，中国青年反而表现出对于自由竞争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渴望，70%的中国青年工人渴望竞争，而希望平等者仅占30%，这与日本青年工人的57%对43%形成强烈的对比。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製和年功序列製，企业裏的竞争不是很激烈，但因为企业之间存在极为激烈的竞争，并没有使员工产生依赖感，反而激发了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和劳动热情。在没有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中国，青年工人贊成「同一行业间应该进行竞争」的，高达89.2%，而在日本只有45.7%。但是工人有了这种向往，还是一种抽象的激情，因为在回答如何才能改变现状时，很高比例（65%以上）的工人认为取决于有一个行为正派、积极努力自主经营、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关坏、照顾员工的厂长®。
80年代己经开始的这种劳动伦理的变化，在市场化全面推进的最近20多年来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和体现。

随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大面积转製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瞬间塌陷，数千万职工下岗自谋生路，80年代还停留在他们表层意识的主人翁责任感，以及建立在这种责任感基础上的利他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道德，也终于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种他们不能驾驭、难以抗拒的历史变迁的强烈的道德愤慨、道德质疑和道德批判：几代职工数十年的劳动积累朝夕之间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这公平合理吗？

另一方面，公有製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那种偷懒取巧、磨洋工、依赖、搭便车、平均主义的劳动伦理，也由于遭遇到生存危机的强大挑战而得到了改变，下岗后的国有企业职工，一部分转移到私营企业，一部分变为个体户，一部分以打零工的方式获得非正规就业，还有一部分不愿或不能就业，只能依赖微薄的失业保险或低保收入勉强生存，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适应早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弱肉强食的生存伦理。剩下的国有企业，为了做大做强，也在彷照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产权製度、经营管理製度和劳动用工製度，职工在分享国企垄断地位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逐步打破了吃大锅饭的习惯，接受了差别对待，甚至接受了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达数十倍的残酷现实。

总之，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路走过来的老工人，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诸方面的翻天复地的变化，计划经济劳动伦理被彻底解构，但新型的、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伦理又没有形成起来，他们或者接受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生存伦理，或者只能依靠更遥远和古老时代留下来的基本的劳动伦理资源如勤劳、坚韧、节俭、互助等等，勉强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风险的、前途未蔔的世界上。

2、新工人劳动伦理意识的形成

新工人在年龄上属于70后、80后、90后，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与老工人相比，他们的伦理道德意识具有如下特征：

他们只是在学校接受过计划经济劳动伦理的相关教育，而从来没有像老工人一样在工作场所和职业生活中接受这种伦理的规训，因此，一当他们就业进入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学校裏受的那些伦理教育就迅速瓦解了，由于他们没有经历一个从主人翁到雇员和下岗失业者的坠落，也就不会产生对这种坠落的强烈的愤慨和道德谴责。
经过十多年农村经济体製改革，农村基本恢復了数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农民比城市工人率先破除了人民公社时期被强製灌输的计划经济劳动伦理，恢復了历史悠久的以勤劳、坚韧、节俭、互助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劳动伦理，这种乡村伦理传统对进入城市打工的新工人有直接的影响，而打工相对务农在经济上的比较收益，也使得农民能够忍受非常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普遍表现出刻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劳动伦理。
新工人经过20多年全面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和洗礼，逐渐接受了人权、尊严、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普世价值，面对市场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和原始积累时期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生存伦理，劳动者不再是以古老的劳动伦理去被动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是开始以积极的、新型的劳动伦理去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
四、劳工道德意识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一般道德观念

您比较相信哪一种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人数百分比（％)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394.89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8811.03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55569.55
说不清楚11614.5 4
合计798100.00
在一般道德观念上，主张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最少，主张与之相反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也不多，仅占总数的11%，可见毛泽东时代崇尚的那一套高调的伦理道德己经被绝大部分工人抛弃了。除了 14.5%的工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处于道德上困惑、失落、茫然、彷徨、无所适从、不能明确作出选择的状态外，高达69.5%的工人毅然决然、清醒果断地选择了「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应该说，这是中国工人在道德观念上的一次伟大的进步！他们所选择的，正是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流的道德观念。下面是从企业类型、年龄、户口类型、学历、岗位和地位、收入等变量和角度分别得到的统计数据，总的来说，各种群体的工人在一般道德观念上差别不大，对这些差别也不太好加以解释：

不同年龄职工相信的道德观念

 年龄
道德观念90后80后70后60后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9.2%6.0%7.3%6.9%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17.0%9.7%3.9%9.2%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68.8%73.2%78.2%77.1%
说不清楚5.0%11.1%10.6%6.9%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户口职工最信奉的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户口类型
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9.8%4.2%3.5%20.0%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11.1%6.9%9.9%20.0%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69.9%77.8%77.3%60.0%
说不清楚9.2%11.1%9.3%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学历职工相信的道德观念

相信哪一种道德观念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10.5%6.3%4.0%2.4%11.1%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15.0%8.0%8.5%5.9%22.2%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66.4%75.7%77.4%81.2%55.6%
说不清楚8.2%10.1%10.2%10.6%11.1%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不同岗位的职工比较相信的道德观念

 普通工 初中级技术人车间科室负责
道德观念人班组长员人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7.5%3.1%8.8%5.9%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10.4%3.1%11.9%7.8%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71.0%81.3%73.8%80.4%
说不清楚11.2%12.5%5.6%5.9%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相信的道德观念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道德观念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利己主义、个人主义25.0%7.9%9.0%4.1%0.0%0.0%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15.0%13.3%9.6%7.0%20.8%8.3%
己他两利、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60.0%69.7%68.6%80.6%70.8%91.7%
说不清楚0.0%9.1%12.8%8.3%8.3%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2、劳动的价值感和荣誉感

您觉得「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说法过时了吗

」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说法人数百分比（％)
是正确的和必要的17722.
是虚假和骗人的10312
虽然劳动遭到一些人的蔑视和否定，劳动者仍然要坚信自己的价值，努力去争取正当的劳动权益43554.
说不清楚789
合计793100
依然相信「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占22%，认为这个说法和口号是虚假骗人的占12%，除了这两种态度外，超过半数的人既看到了在目前劳资关系（资强劳弱）下劳动和劳动者被贬低、蔑视和否定的事实，而不再沉溺在计划经济劳动伦理灌输给劳动者的那种神圣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感动之中，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走向自卑自贱，而是坚信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并决心去争取正当的劳动权益，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道德态度。其中，国企工人依然相信「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比民企工人多一些，不相信的少一些，而持第三种态度的民企工人比国企工人多出4个百分点，尤显难得和珍贵: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认为「劳动光荣，劳动神圣」是否过时

对」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看法企业类型
国企民企
是正确的和必要的24.5%14.7%
是虚假和骗人的14.8%16.2%
虽然劳动遭到一些人的蔑视和否定，劳动者仍然要坚信自己的价值，52.3%56.6%
说不清楚8.4%12.5%
合计100.0%100.0%

是虚假和骗人的15.8%13.1%16.9%11.8%
虽然劳动遭到一些人的蔑视和否定，劳动者仍然要坚信自己的价值，52.4%67.2%61.3%51.0%
说不清楚11.9%6.6%8.1%9.8%
合计100.0%100.0%100.0%100.0%
收入居中的工人比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工人有更为积极的劳动价值观: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认为「劳动光荣，劳动神圣」是否过时

对」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看法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是正确的和必要的21.1%17.4%16.4%19.3%21.7%58.3%
是虚假和骗人的21.1%19.2%13.5%15.5%21.7%8.3%
虽然劳动遭到一些人的蔑视和否定，劳动者仍然要坚信自己的价值，47.4%52.7%59.2%54.2%43.5%25.0%
说不清楚10.5%10.8%10.9%10.9%13.0%8.3%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数据显示，民企工人、农民工比国企工人、非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虽然劳动遭到一些人的蔑视和否定，劳动者仍然要坚信自己的价值，努力去争取正当的劳动权益」这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劳动伦理观念，年纪较轻、学历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比年纪较大、学历地位收入处于两个极端的工人有更为积极的劳动价值观。需要说明的是，学历在研宄生及以上者、车间科室负责人、收入在8001元以上者，其实己经超出工人的边界之外了，他们对劳动的评价不能够代表大多数工人对劳动的评价。

3、劳动动机和目的

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动机人数百分比（％)
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42152.43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12715.82
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24630.64
其他91.12
合计803100.00
超过半数的工人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这是一种真实的表达，表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工人的劳动基本上还处在谋生劳动的阶段。但主要的动机不等于全部动机，超过15%的工人选择了「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甚至有超过30%的工人选择了「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这表明，对于当代中国工人来说，不能说给我一份活命工资我就满足了并且干什么都行，就可以无休止地忍受剥削压迫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如果劳动不能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果劳动过程中体会不到任何自我实现和快乐，那么至少工人会感受到痛苦和不满，而不是麻木不仁、听天由命，像牛马和机器一样充当纯粹的生产工具。有意思的是，民企工人相比国企工人，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要低14个百分比（％)，而选择「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的（两者相加超过60%)要高18个百分比（％)，甚至民企工人选择「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要超过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这种悬殊的对比有待于解释：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企业类型
主要动机国企民企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57.1%33.3%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9.0%24.5%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32.9%35.9%
其他1.0%6.2%
合计100.0%100.0%
明显的对比是，年龄较小的工人选择「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的多于年龄大的工人，而年龄大的工人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多于年龄小的工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年龄大的工人生活压力和负担重于年龄小的工人，二是年龄小的工人受教育和社会文化新潮影响的程度高于年龄大的工人：

不同年龄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年龄
主要动机90后80后70后60后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35.5%37.0%48.6%55.1%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23.4%22.1%11.9%12.6%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34.8%37.6%34.6%29.9%
其他6.4%3.3%4.9%2.4%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农民工回答「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的反而多于非农民工、回答「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反而少于非农民工：

不同户口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户口类型
主要动机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35.5%52.1%45.6%60.0%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23.3%12.9%14.6%40.0%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35.8%32.3%38.0%0.0%
其他5.3%2.8%1.8%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除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回答出人意料之外，具有其他学历的工人的回答基本上呈正态分布：随着学历由高中到大专到本科到研宄生的递进，回答「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依次减少，而回答「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两项之和的依次増多：

不同学历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学历
主要动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35.7%47.4%44.6%39.5%22.2%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26.3%17.1%15.4%10.5%22.2%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30.8%32.1%38.9%44.2%44.4%
其他7.1%3.4%1.1%5.8%11.1%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下面一组数据又呈正态分布：随着岗位和地位的提高，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由多到少，而选择「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的由少到多：

不同岗位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主要动机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45.9%46.0%34.4%39.2%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18.4%22.2%19.0%11.8%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31.4%31.7%41.1%49.0%
其他4.3%0.0%5.5%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下面一组数据与上面一组数据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岗位和地位的高低通常与收入的高低是成正比的：随着收入的増高，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由多到少，而选择「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的由少到多：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从事劳动活动的主要动机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1001 至2001 至3001 至5001 至8001 元
主要动机及以下2000 元3000 元5000 元8000 元及以上
谋生，争一份工资养家煳口65.0%39.9%41.7%47.8%21.7%25.0%
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5.0%20.2%16.7%19.4%34.8%16.7%
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  
得快乐20.0%32.7%37.2%31.2%43.5%50.0%
其他10.0%7.1%4.5%1.6%0.0%8.3%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1)在劳动的动机和目的上，有三组数据具有相关性，那就是国企工人、非农民工选择「谋生，挣一份工资养家煳口」的多于民企工人、农民工，而选择「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和「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快乐」则少于民企工人、农民工，这是否表明，国企工人、非农民工在受到国与民、城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体製和社会体製的某种保护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劳动和工作的动机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相反，民企工人、农民工、由于本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更低、不受二元分割体製的保护，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改变自己状况的愿望、他们的自尊心和自我实现的动力就更强一些。（2)在上述大的背景下，年轻而且学历、地位、收入较高的工人在劳动动机中有更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成分，年纪大而且学历、地位、收入较低的工人有更强烈的谋生动机。

4、工作伦理或职业道德

是否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人数百分比（％)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9812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12415
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51864
说不清楚597
合计801100.00
在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下，「勤劳敬业、努力创新」应该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职业道德，但在不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下，的确，工人越是勤劳敬业、努力创新，被剥削的程度就越高，从眼前利益来考虑，怠工、消极工作的人就越多，另外许多人则会为了保住饭碗或者按照资本的规则往上升迁而勤劳敬业、努力创新。令人意外的是，选择这两种态度的工人分别只占12%和15%。这是因为出现了第三种选项：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假定劳动与资本本质上只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且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永远无法改变，的确就只能出现前面两个选项：要么屈服，要么消极反抗。但如果假定劳动与资本是一种正和博弈，通过工人积极的抗争可以实现劳资双赢，那么第三种选项就出现了：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该争取权利就奋力争取权利！ 64%的中国工人做出了这个选择，这不能不说大大出乎一般学者和公众意料之外。

国企工人选择「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大大高于民企工人，民企工人除了选择「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和「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多于国企工人外，还有23.8%的人表示「说不清楚」，这是否表明，民企工人由于受到显性的、更加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于国企工人，对自己宄竟应该怎么办还不是很清楚：

不同岗位的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16.0%15.9%12.9%7.8%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4.3%11.1%14.1%7.8%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53.4%58.7%54.0%68.6%
说不清楚16.4%14.3%19.0%15.7%
合计100.0%100.0%100.0%100.0%
80后、90后的工人相比60后、70后的工人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一些:

不同年龄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年龄
90后80后70后60后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21.0%19.6%9.3%6.2%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4.0%13.0%10.4%14.6%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51.0%49.5%62.3%63.1%
说不清楚14.0%17.9%18.0%16.2%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农民工比非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一些：

不同户口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户口类型
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18.7%9.6%11.8%40.0%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5.6%10.1%13.0%0.0%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46.2%61.5%64.5%40.0%
说不清楚19.5%18.8%10.7%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学历低的工人比学历高的工人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一些：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学历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20.3%13.9%10.7%12.8%0.0%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3.1%13.9%12.4%15.1%0.0%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46.8%56.9%59.3%52.3%77.8%
说不清楚19.8%15.3%17.5%19.8%22.2%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地位低的工人比地位高的工人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一些：
不同岗位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16.0%15.9%12.9%7.8%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4.3%11.1%14.1%7.8%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53.4%58.7%54.0%68.6%
说不清楚16.4%14.3%19.0%15.7%
合计100.0%100.0%100.0%100.0%
收入低的工人（尤其是收入最低的工人）比收入高的工人对企业的认同度低一些: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认为是否应该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

对「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看法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就没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剥削的程度25.0%15.2%16.5%13.7%9.1%0.0%
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仍然应该遵守15.0%15.8%13.9%10.9%18.2%8.3%
在遵守这项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40.0%53.9%51.9%57.7%59.1%66.7%
说不清楚20.0%15.2%17.7%17.7%13.6%25.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总的来说，国企工人、大龄工人、非农民工和学历、地位、收入较高的工人更倾向于在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的职业伦理的同时奋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民企工人、低龄工人、农民工和学历、地位、收入较低的工人，选择不遵守或被动遵守「勤劳敬业、努力创新」这项职业伦理的要多一些。这说明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对于工人培养和发展先进的职业伦理是不利的。当然，即使是上述工人，选择积极的职业伦理的仍然占多数。需要指出的是，国企工人情况较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企获得了垄断收益，给工人的待遇相对来说比民企要高一些，一旦这种垄断优势没有了，国企工人的职业伦理应该就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5、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同一企业和行业的劳动者之间有没有必要进行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

对劳动者之间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人数百分比（％)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30838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486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33742
说不清楚10112
合计796100.00
劳动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过程和体系，由此产生两项伦理要求：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在没有出现「他者」对劳动过程和结果的剥削、压迫和控製的情况下，这两项伦理是简单明了的，但在资本控製劳动的情况下，事情就变得復杂了，可能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资本大获其利的前提下，劳动收入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工资増长的速度可能会远远低于利润増长的速度，反过来加重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于是就会出现部分劳动者否定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想法和做法。但在上述问卷调查结果中，这部分工人只占6%，80%的工人肯定了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其中一部分工人（38%)是根据直观和对眼前利益的考量做出肯定的，另一部分工人（42%)则有更加深远的考虑：虽然劳动者之间的积极的分工合作暂时让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在工人们之间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内在的本质力量积累和増强了，工人的个体力量和集体力量发展壮大了，这就为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博弈准备了主体条件，从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中国工人己经形成的一种非常可贵的伦理品质和道德意识。

可能是因为国企对工人的剥削和控製比民企要隐性一些、工人的待遇要高一些的缘故，

国企工人选择工人之间有必要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要多于民企工人: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对劳动者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认识

对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企业类型
国企民企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48.3%33.9%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3.3%12.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34.1%31.7%
说不清楚14.2%22.4%
合计100.0%100.0%
各年龄段的工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明显的差距：

不同年龄职工对劳动者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认识

对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年龄
90后80后70后60后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36.2%33.4%45.1%49.6%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7.8%8.7%5.4%10.1%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39.0%38.1%30.4%19.4%
说不清楚17.0%19.7%19.0%20.9%
合计100.0%100.0%100.0%100.0%
非农民工出于争取更高收入的考虑，贊成「劳动者之间平等竞争、互助合作」的多一些，而农民工出于提高自己的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的考虑贊成「劳动者之间平等竞争、互助合作」的多一些：

不同户口职工对劳动者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认识

对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户口类型
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35.1%39.9%46.7%40.0%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9.9%9.2%5.3%2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34.3%32.1%31.4%0.0%
说不清楚20.6%18.8%16.6%4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不管是出于争取更高收入的考虑还是出于提高自己的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的考虑，学历较高的工人贊成「劳动者之间平等竞争、互助合作」的多于学历较低的工人：

不同学历职工对劳动者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认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39.2%41.8%35.6%43.0%44.4%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12.2%10.3%2.9%4.7%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30.2%28.8%40.2%33.7%44.4%
说不清楚18.5%19.2%21.3%18.6%11.1%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班组长和车间科室负责人为争取更高收入而贊成「劳动者之间平等竞争、互助合作」的高于普通工人和初中级技术人员，相反，认为这种竞争与合作会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的少于普通工人和初中级技术人员，表明他们作为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对于企业有更多的认同，车间科室负责人选择第三项的最少，表明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工人通过平等竞争与互助合作提高了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加强了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増加他们作为中层管理者执行资本意誌的难度：

不同岗位的职工对劳动者之间公平与合作的认识

对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37.8%41.3%38.9%54.9%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9.8%7.9%8.9%3.9%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32.7%38.1%32.5%23.5%
说不清楚19.6%12.7%19.7%17.6%
合计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工人相对其他工人，贊成劳动者之间平等竞争与互助合作的最少: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对劳动者之间公平与合作的认识

对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的认识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有必要，以提高劳动效率，争取更高收入20.0%40.2%36.0%42.9%52.2%50.0%
没必要，这只会让资本得到更多好处，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20.0%12.8%9.6%5.7%0.0%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力量，从而加强与资本讨价15.0%29.9%35.7%32.2%30.4%25.0%
说不清楚45.0%17.1%18.8%19.2%17.4%25.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数据显示，学历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从加强工人自身的个体力量和集体力量的考虑出发，对劳动者之间的平等竞争与互助合作有最为积极的态度，学历地位收入最高的工人则更多地是从増加眼前收入的角度出发贊成劳动者之间的平等竞争与互助合作，学历、地位、收入最低的工人则持相对消极的态度。

6、劳资关系

(1)面对不公正的态度

当确信自己受到企业方面不公正的对待时，您会怎么处理

处理方式人数百分比（％)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3812.27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637.88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45757.20
离开，另谋出路12916.15
其他121.50
合计799100.00
劳动伦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面对剥削和压迫等不公正的待遇时，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如果劳动者勤劳敬业、努力工作、竞争和合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却消极顺从、忍受「他者」的掠夺，那就是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只有当他们奋力追求自己的权利、反抗不公正的剥削和压迫时，他们才具有尼采所说的「主人道德」一这裏取其做自己的主人的意思，并非是反过来成为别的奴隶的主人。上述调查结果表明，80%以上的工人选择了抗争，其中少部分（24%)选择消极的抗争（「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离开，另谋出路」），大部分（57%)选择积极的抗争（「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只有17%的人选择忍受和认命，其中国企工人选择此项的比例大大高于民企工人：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企业类型
处理方式国企民企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27.8%9.6%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4.0%21.4%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55.6%55.5%
离开，另谋出路10.3%13.2%
其他2.3%0.2%
合计100.0%100.0%
60后工人消极认命的比其他年龄的工人多得多:

不同年龄职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年龄
处理方式90后80后70后60后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5.2%13.3%13.6%27.3%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20.7%16.3%12.5%7.8%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51.0%57.5%59.2%50.8%
离开，另谋出路12.4%12.3%13.6%12.5%
其他0.7%0.7%1.1%1.6%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农民工反对消极认命、主张积极抗争的比非农民工多:

不同户口职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户口类型
处理方式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1.2%20.4%21.7%20.0%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17.6%12.7%12.0%40.0%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56.9%53.4%54.8%40.0%
离开，另谋出路14.1%11.8%10.2%0.0%
其他0.3%1.8%1.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学历较低的和学历最高的更倾向于反对消极认命、主张积极抗争:

不同学历职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2.9%16.3%22.2%16.9%11.1%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15.6%16.9%9.1%13.3%33.3%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60.4%55.6%54.0%45.8%55.6%
离开，另谋出路11.1%10.2%13.1%21.7%0.0%
其他0.0%1.0%1.7%2.4%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在不同地位的劳动者中，班组长选择消极认命的最少，而选择积极抗争的最多:

不同岗位的职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7.0%11.3%17.4%18.4%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14.4%9.7%16.8%12.2%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55.3%72.6%53.4%51.0%
离开，另谋出路12.3%6.5%11.8%18.4%
其他1.0%0.0%0.6%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和收入最高的，选择消极认命的都比较多，而选择积极抗争的相应地比较少，收入居中的选择消极认命的比较少，而选择积极抗争的比较多，这个数据可能与学历那一项的数据有冲突：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待遇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 I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1001 至2001 至3001 至5001 至8001 元
 及以下2000 元3000 元5000 元8000 元及以上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30.0%17.6%13.5%18.2%26.1%18.2%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15.0%18.2%14.5%13.6%13.0%18.2%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  
抗争50.0%52.4%55.7%58.7%43.5%36.4%
离开，另谋出路5.0%11.2%15.4%8.3%17.4%27.3%
其他0.0%0.6%0.9%1.2%0.0%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各子项或组别的数据比较混乱，不好做出有效的分析，但不影响总体数据的有效性。

(2)反抗不公正的方法

您觉得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径是什么

方法和途径人数百分比（％)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526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权益34644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18924
找熟人帮忙425
司法途径14518
其他111
合计785100
具体到反抗不公、争取合法权益的方法，选择最多的是「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权益」（44%),其次是「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24%),这表明更多的工人习惯于通过个人或少数人与企业管理者的疏通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意识还没有普遍发展起来，不懂得通过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通过罢工等集体行动来迫使资方让步和妥协，无数事实表明，没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博弈机製和压力机製，仅仅通过与管理层的疏通，效果是偶然的和微小的。工人的团结和共同抗争这种最高的劳动伦理还有待于形成和发展。相对来讲，国企工人更倾向于通过与企业管理者积极疏通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民企工人在团结和组织方面的意识高于国企工人：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企业类型
方法和途径国企民企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7.3%8.5%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55.8%49.5%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15.0%26.9%
找熟人帮忙3.7%3.5%
司法途径16.6%11.2%
其他1.7%0.4%
合计100.0%100.0%
从年龄看，60后、90后诉诸于个别努力的倾向略高于70后、80后，而诉诸于自组织的倾向略高于70后、80后：

不同年龄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年龄
方法和途径90后80后70后60后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7.1%6.1%9.3%11.2%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58.2%52.6%45.9%54.4%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17.7%24.6%25.7%16.0%
找熟人帮忙3.5%3.4%2.7%4.8%
司法途径13.5%12.6%15.3%11.2%
其他0.0%0.7%1.1%2.4%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农民工诉诸于自组织的比例略高于非农民工:

不同户口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方法和途径户口类型
农业非农居民户口（不分城乡）其他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8.2%8.6%6.6%20.0%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51.6%49.5%54.2%60.0%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25.0%21.8%18.1%0.0%
找熟人帮忙3.3%2.7%5.4%20.0%
司法途径11.3%15.9%14.5%0.0%
其他0.5%1.4%1.2%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学历最低和学历最高的诉诸于个别争取的较少而诉诸于集体抗争的较多: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方法和途径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您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认了12.9%16.3%22.2%16.9%11.1%
您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进行抗争15.6%16.9%9.1%13.3%33.3%
您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进行积极的抗争60.4%55.6%54.0%45.8%55.6%
离开，另谋出路11.1%10.2%13.1%21.7%0.0%
其他0.0%1.0%1.7%2.4%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
地位较低的工人倾向于向管理者个别争取的比地位较高的工人少，而倾向于集体抗争的比地位较高的工人多：

不同岗位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方法和途径您在企业裏的岗位
普通工人班组长初中级技术人员车间科室负责人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7.9%1.6%10.7%6.0%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49.7%50.0%59.1%56.0%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23.7%25.8%16.4%20.0%
找熟人帮忙4.0%0.0%3.8%4.0%
司法途径14.3%22.6%8.2%14.0%
其他0.4%0.0%1.9%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选择个别争取的最少而选择集体抗争的最多: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认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径

方法和途径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用脚投票，随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10.5%8.1%9.6%5.3%13.6%8.3%
与企业管理人员积极疏通以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31.6%50.3%51.1%55.1%45.5%50.0%
与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36.8%27.3%23.8%17.3%22.7%25.0%
找熟人帮忙5.3%4.3%3.5%3.3%4.5%0.0%
司法途径15.8%9.3%11.9%17.3%13.6%16.7%
其他0.0%0.6%0.0%1.6%0.0%0.0%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综合分析：从各子项或组别的数据来看，大体上说，国企工人、60后90后、非农民工、学历最低和学历最高者、地位较高者、收入最低和最高者，选择向企业管理者个别争取的，比民企工人、70后80后、农民工、学历居中者、地位较低者、收入居中者要多一些，而选择组织起来集体抗争的要少一些。

五、劳工道德意识发展趋势预测

以上的问卷调查数据之间的确存在若干不能自洽和彼此印证之处，不过，大体或总体上，工人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具有明显的逻辑一致性：国企工人、大龄工人、非农民工、正式工、学历地位收入最低的和最高的工人，其劳动伦理取向中保留有较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伦理遗留下来的影响，民企工人、年轻工人、农民工、非正式工尤其是合同工、学历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则较多地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劳动伦理。

国企工人、大龄工人、非农民工、正式工与民企工人、年轻工人、农民工、非正式工在劳动伦理或劳动道德意识上的差别不用多加解释，应该说，随着国企的进一步减少和市场化，随着城乡二元分割体製的破除，前者的劳动伦理取向会融入到后者的劳动伦理取向之中去，这应该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这裏需要解释的是，学历、地位、收入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学历最低、地位最低、收入最低的工人，尤其是临时工和1000元及以下收入者，之所以较多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劳动伦理的影响，是因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上升的空间，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市场经济劳动伦理，反而对计划经济时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留恋，有些人甚至会产生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狂热想法。

学历最高、地位最高、收入最高的工人，尤其是那些担任中层管理职位的车间科室负责人，其实己经不能归入严格的工人范畴之中了，他们承上启下地履行资本的管理职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资本伦理的要求和规则，他们可能也对资本的霸权感到不满，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尊严受到伤害，他们甚至会同情工人们的境况和要求，但相比工人，他们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在答卷时所做的一系列伦理道德上的选择。

学历、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是工人的主体部分，他们既不像最弱者那么绝望和无助，也不像学历、地位、收入比他们更高一点的职员可以沿着资本允许和需要的管道升迁。他们最容易产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伦理思想。

新型劳动伦理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抛弃了计划经济时期倡导的那种极端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伦理，承认了劳动者追求个人利益、个性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和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偷懒取巧的、隐性的机会主义伦理，勤劳、敬业、诚信、负责等古老的劳动伦理再度得到恢復。
在继承和发展勤劳、敬业、诚信、负责、节俭、团结、互助、谨慎、务实等古老的内向型劳动伦理遗产的同时，着重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追求个人权益和个性发展、勇于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外向型现代劳动伦理，这种新型伦理是市场经济得到正常、健康、长远发展的宝贵道德资源。
由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普遍出现了种种不公平、无公正、非伦理、反道德的现象，由于权力和资本及其联盟试图垄断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由于大众文化和人们的曰常生活深受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乃至暴力崇拜和阴谋崇拜的侵蚀，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伦理崩溃以后，古老的纯朴的劳动伦理并没有得到完全恢復，而新兴的市场经济劳动伦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一些工人还受到奴隶道德的毒害，一些工人效彷有权有势者的丛林法则，还有一些工人在伦理道德上迷茫徘徊、无所适从。尽管如此，让我们感到振奋和惊喜的是，超过半数的工人至少在主观上选择了，或者愿意奉行健康、正确的劳动伦理，他们彷佛对社会发展的前景有着惊人的直觉，拒绝回到计划经济时期那种表面平等实际上既无自由又无平等因而也是不公正的社会状况，他们愿意积极地加入到市场经济之中，通过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通过争取和实现自由而平等的权利，通过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使市场经济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工人将进一步抛弃和清除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显性伦理和隐性伦理，进一步清洗自己身上的奴隶道德，弘扬和发展一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而又反过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公平、长远发展的劳动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