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二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四年

中国：武汉12位访民在北京集体自杀

2013年12月11日，武汉江岸区12位拆迁户10日在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抗议当局暴力拆迁。事后，他们在被紧急转移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进行急救后，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们原是武汉江岸区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来居民。2010年10月，当地政府以所谓城中村改造为由，拆迁江岸区新春村村民住房，他们认为拆迁的补偿标准过低——他们买的房子的市价在每平方米一万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迁赔偿只有每平米450元，他们没有和村委会达成协议，但房屋却遭到了政府的强拆。四年以来，他们不停地去北京上访。在上访的四年中，他们耗光了他们的积蓄。参与这次集体自杀行动的梅翠英说：「把我的房子拆之后，我住的也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只有觉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点。」参与这次行动的成员都有同样的遭遇。在政府违法强拆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被迫地选择了自杀。

在事后，中国政府迅速封锁了一切有关此事的报导。南都网在事后刊登了题为《12名访民北京喝农药集体自杀》的报导，但很快，该报导就遭到了删除。其他有关此事的报导，也同样遭到了被封杀的命运。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参与此次自杀行动的人员的控製。他们被送医急救后，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据悉，他们随时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与自杀访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进入医院看望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但在医院的门口遭到了警察与保安的阻拦。

政府的强拆一直以来为许多中国民众所诟病。这次集体自杀行动，是近几年以来最极端的抗议强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未来的时间中，中国劳工论坛将会进一步关註这次事件的进展。

中国：「社会保障性住房计划」令群众得益吗？

如今房价日益超出底层群众的承受能力。随着市场自由化改革进一步加深，「市场规律」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将会日趋严重。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会在住房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中共可以在社会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让，平息群众的愤怒从而维稳。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计划真正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吗？

腐败官员私吞公产

2013年郑州市首批经适房均价2700元，但还是超出了申请者的购买能力。当地相关规定要求，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四倍（目前为1360元），可以说是「越够格者越买不起」。相比于中产阶层，低收入者也更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结果相当数量的经适房不仅没能进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私产。同年1月，郑州市某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拥有29套房产，其中至少11套是经济适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内曾帮助亲属的公司先后获得3个经适房项目，藉机倒卖数百套经适房，获利数千万。

相比于房子，官员和开发商们有更快捷的发财门路。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说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起因正是，郑州市某村原本划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盖上了别墅和楼中楼。2013年审计署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房专项资金，高达57.99亿元，这些钱被用来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房项目支出。同样是在2009年，国家拨付1,800万元建设陕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沟棚户区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项目」，其中包括3万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购合同中却缩水为1万平方米200套，最终实际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后开发商临时将24套商品房改为72套廉租房充数）。在这个神奇的「魔术」中，1,600万元廉租房专项资金不翼而飞。

百姓不获公平分配

经适房往往滋生权钱交易，廉价的租赁房较能满足底层群众的需要。但在目前的体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样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户郭春平告诉胡锦涛，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们称为「77嫂」。不久后，她却被告知要退还廉租房。因为在她女儿工作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请标准。官僚们玩弄烦琐的条文拖垮群众，而自己却享受着灰色收入和权力优待，因此才会出现4岁宝宝领取廉租房补贴的闹剧。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导致10.84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3.89万套、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依附于官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以中科院为例，中科院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项目工资，工资条上一般只显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资。但中科院大部分员工的实际收入在8.8万元以上。这为他们违规获取保障房创造了便利条件。

住房承诺　一纸空文

「十二五」规划（2011-2015）要求建设3,600万套（户）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复盖面达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动内需，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确实达到这目标的机会十分少。再者，建造后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长公开表示，2013年保障房资金需求超过2万亿，融资缺口至少1万亿；今年的资金需求更胜于去年。由于地价便宜，许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远的位置。再加上质量和配套设施问题，很少人会去申请这些房子。

去年8月，《财经》杂誌报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个别地区空置率一度超过50%。过高的保障房空置率进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困难。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标。官方媒体报道说，已经完成十二五目标近七成，但这只是开工数量，实际建成量不到目标的一半。

如何确保住房保障？

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计划之外，尽管一些地区已经逐渐放宽对农民工的限製。可以预见，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调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经济适用房），甚至会牺牲一部分不听话的官员和开发商。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官僚与资本家相勾结的体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义。

地方政府债臺高筑，加上愈来愈违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计划的指标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数字。此外，高官在这些房屋项目中贪汙腐败，「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终是劳苦大众。即使真的建设了这些房屋，与中共官僚有裙带关系者必然优先获得质素较高的单位，相反平民百姓则只能拿到「次货」。银行和开发公司要交由群众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权的控製；规划和建设要在群众的有效监督（不只是名义的）下进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绝官僚和开发商从中牟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层群众。

昆明大屠杀引起新一轮镇压与暴力的风险

3月1日，昆明火车站外发生了被称为「31事件」的大屠杀，必然是最令人震惊的恐怖行动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长刀和短刀的男女进行了半小时的疯狂屠杀。一名16岁的目击者表示：「他们边跑边砍人，见人就砍。」另一名目击表示，空气中都是血腥味。总共29人被杀，另外143人受伤。媒体称之为「中国911」，而显然事件会引起巨大的政治后果。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对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国劳动者的恐惧和悲伤深表同感。我们反对中共独裁者的政策和镇压手法，这在打压西藏和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民族的国家恐怖行动中尤其显着。我们亦反对宗教和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性手段。这些手段不但无法加速暴虐的政权倒臺，反而让政权伺机分化受压迫者，令建立统一而有组织的群众反抗的任务更为復杂，最后巩固了独裁统治。

官方声明指，「新疆分离分子」背后策动屠杀，将矛头指向聚居于新疆西北部「自治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云南省有25个族群和语言群体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则是其首府，与新疆距离万丈。昆明是旅游热点，也是少数民族的大熔炉，不同民族之间整体上关系良好。因此，昆明成为屠杀目标，作为表面上是反对中共政策与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愤怒与不信。一名伤者的妻子赵德秀向《华尔街日报》说：「干嘛袭击老百姓？我们做什么了？」

「政治强人」习近平

昆明屠杀正好发生于本周开幕的人大政协两会。这类似于去年10月北京天安门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当时正值中共三中全会举行的前夕。

这次血腥事件可以对中国意味深远，特别是受压迫的维吾尔少数族裔可能会面对暴力的反弹。习近平在掌权的首年，加大国家镇压，并将权力集中化。面对如此大胆凶残的袭击，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显然比起5个月前的天安门袭击更大。习近平为了支撑其「强人」形象，受到压力要去强硬表态，就如他声言要「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会被利用来将权力集中于习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会时新成立、为战争和革命作准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可预计未来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地区会进一步军事化。昆明邻近的大树营作为大量维吾尔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经见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队，由此可见这一情况。正如「911」袭击后，穆斯林世界的穷人受到美国及西方支持的多次军事入侵、战争和内战，沦为最大的输家；「31」屠杀的最大输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维吾尔族人。从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留言可见，是次屠杀会激起反维吾尔族的种族主义反弹，至少在短期来说，这会令政权更容易在新疆加强其铁腕政策。

「这起事件会对中国民众的心理造成很大冲击。」新加坡政治学家单伟指出：「这会让中国政府有很强理由升高对新疆或维吾尔族议题的强硬政策。」

正如中国劳工论坛在天安门袭击时警告，当局假汝「维稳」之名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镇压，造成反弹的效果。在2009年，汉族人与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冲突，造成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200人身亡。此后，中共政权大力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布防。过去两年，当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户突击搜查，甚至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令维吾尔族的人口进一步异化。自去年4月以来，该省有100人在冲突中被杀。

昆明屠杀响起了不祥的惊号，是持续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规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国的另一地区。瑞典反恐专家Magnus Ranstorp向《卫报》表示：「无疑这是升级了。」

市场经济，更为独裁

中共独裁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药桶。对于1991年时苏联崩解时，民族冲突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权感忧心。而在俄国和乌克兰在克裏米亚军事摊牌之际，这种恐惧将会再次復燃。习近平尤其毫不掩饰地表示，前苏联领袖哥尔巴桥夫进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造成苏联倒臺。

中共政权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独裁统治，从最近政治审判「新公民运动」的反贪腐领袖，以至实行「GDP主义」的政策去安抚少数民族，都可见一斑。新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3年的GDP增长达到11.1%，超出全国7.7%增长的数字。问题是，所有种族的穷人都不能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模式的GDP增长下获益，少数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维吾尔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职位的13%。在劳动市场、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视，加上丧失语言权利和收紧宗教控製，令不满加剧。

被逮捕并面临审判的北京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场。土赫提是一个温和派，不反对中共统治新疆，但曾就语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评。他被指控「煽动分裂罪」，将面临严厉审判。当所有异见者被标签为「叛国」时，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传递了什么信号？

随着中共政权的立场愈加强硬，当局将会面临社会的抽搐。社会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种族主义，以至任何形式针对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检控。我们主张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权利，包括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或独立权，如果这是他们民主的选择。这场斗争必须连系至反对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议程 － 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之一，还有重大经济震荡将至的威胁。

广东茂名爆发反PX项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广东茂名民众抗议市政府兴建PX化工厂，爆发大规模示威运动，群众高举「PX项目滚出茂名」、「反对PX　还我健康家园」等口号。警方多次暴力镇压示威者，有报导称造成十多人死亡，约300人受伤。尽在示威爆前的一天，习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侃侃而谈，指中国是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

示威的导火线是，茂名政府与茂名石化合资兴建「二甲苯化工」PX项目，群众不满化工厂会带来食水与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国劳工论坛表示：「这些化工厂一早就有，在公馆站（火车站）外可闻到异味，有传言之前有5名学生喝了化学毒水身亡。」

PX项目固然是示威的爆发点，但茂名人对于政府腐败的不满积怨多时，才会爆出今次抗争。董先生说：「茂名政府是全国最腐败的，早年已有书记贪腐落马。」

警察暴力镇压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争行动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拦阻，并殴打及逮捕，导致2人死亡。此后，民众开始焚烧并掀翻警车，并向警亭掷石且纵火。政府的唯一回应是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戒备，加强镇压。董先生表示：「现在在茂名市区出街十分危险，好像戒严状态。」当局连日来封锁茂名，曾经勒令广州东站至茂名双向列车停运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广州的巴士车票，严禁民众出城。

警察走进人群用长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围殴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观群众哄动。不但是成年人，有学生亦被打至头破血流。此外，网上亦有片段见到警察投掷催激弹、烟雾弹，并且向天开枪驱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长周沛洲说，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处了44名涉及这次抗议活动的人员，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处罚26人，主要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舆论

有企业迫使员工签署「支持PX项目」的承诺书，否则不能发放工资，甚至会被解除合约。而学生亦被迫签署「支持推进石化芳烃炼化专案，不参与任何反对活动」承诺书，否则不能获发毕业证书。有校方禁止学生离开校园，这激发很多学生不满，有学生焚烧承诺书，也有学生告病假旷课。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茂名高级技工学校在示威爆发后，全体3千多名学生不准离开校园。学生于是校园聚集起来，自製标语反对PX，更重要的是有学生号召罢课行动，将抗争升级。

而当地网络更被封锁，除了手机外其他设备都不能上网，而且民众被当街截查手机，并强行删除相关反PX抗议的资讯。各大网上论坛不断删贴，加强删除有关PX项目的文字、图片、短片等相关资讯，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及《明报》记者分别在茂名采访时与在酒店裏被驱逐带走，并被迫签悔过书。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体到来采访。董先生说：「我觉得生活在中国就像在猪圈一样，外界的事什么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权利…」

市政府一方面强硬镇压，另一方面装出软性姿态拖延时间，表示：「绝大部份群众反对建化工厂，会重新论证，决不违背民意做决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却举行新闻发布会，坚称执法中没有任何人身亡，进一步激起群众的怨愤。数千市民再包围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项目，又抗议政府发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长落臺！」的口号。

广东省声援行动

政府封城并不能阻止抗争蔓延开去，在广东省各地都有声援行动。广东省政府极度害怕声援行动会演变成连锁反应，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时，一批深圳民众响应网上的号召，在罗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议茂名PX项目。此外，有传网民酝酿周末在深圳发起更大规模示威。

4月1日，在广洲工作的茂名民众，不满政府封锁茂名，手持「PX项目滚出茂名」等横额，沿着中山纪念堂，游行到广东省政府门外。大批警察在场驱赶游行民众，抢走他们手中标语，有游行人士被警察以没有带身份证为由强行带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声援行动，在邓小平像前集合，将抗议声音蔓延开去。大批公安戒备，示威者准备拉横额时，即时被公安送上警车带走。

全国反PX运动四起

茂名的PX项目由当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资。芳烃是可以用来生产化学纤维和塑料瓶的产品，在全国已传有很多引发癌症村和毒死的个案。受访的茂名人董先生说：「根本大家宁愿信谣言，也不会听官方的话。」

在2007年厦门反PX运动后，近年全国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连、什邡、南通、宁波及昆明都曾有抗争的往绩，当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七年厦门透过示威踢走PX项目，开了公众「非理性拒绝重化工项目的坏头」，吁要停止这恶性循环。明显的是，今次政府强硬对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会作为示范效应，在全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应停止项目后，又违背承诺暗地裏復产，令群众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连市有过万人示威反对福佳大化PX项目，虽然群众一度迫使政府承诺停产，但后来该公司的PX项目又再復产。因此，在广东江门反核抗争时，群众要求市政府签署红头文件，承诺不兴建核电厂后，才愿意停止抗争。可见群众在斗争中学习到重要的经验。

上海石化董事长王治卿在记者会上，反指「群众认可度不高，因认识不足」，而他所关心的是PX「是否有市场占有能力」，即能捞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亿人民币盈利，这就是资本家与政府所关心的。

茂名市这场抗争，不单单是反对PX项目，也是对抗资本主义疯狂发展，以及一党专製独裁政府的抗争。

中国劳工论坛会密切关註事件，并尽量开发一手资料的来源。我们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项目
全茂名市罢课一天，并以全市总罢工一天作为开始，将罢工行动蔓延至广东省
停止限製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锁资讯
停止暴力镇压，严惩茂名公安局高级官员
打倒中共一党专政！打倒疯狂发展的资本主义！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去世，事件触发了天安门运动，是为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中共专製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为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裏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高喊着「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几星期后，这些口号获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响。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学生占领北京天安门，很大程度上是「占领运动」的先行者，与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与臺湾「太阳花运动」有很多共通之处。八九年的血腥屠杀裏，重要教训是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与阶级斗争纲领的战略。同时，运动也提出很多关于由学生领导运动的问题。除非学运以有意识的战略武装起来，与工人阶级连结，超越中产阶级，否则学运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无数群众前赴后继，加入北京的示威裏，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国110个城市。当局诬陷运动为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但运动由开始至被镇压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国际歌」。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殡当天，20万人违反政府禁令，占据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号召罢课，并成立了「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以协调运动。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为独立工运奠下基础。上述事件的发展就如一场「波兰恐惧」（大规模的独立工运发展起来），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

托洛茨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当时的形势：「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邓小平因为将资本主义带回中国，受到西方政府贊赏，但统治集团和军方深陷分裂，正如历史学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邓小平政权「似乎陷入混乱而无能」。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所说：「…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邓小平及其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终于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收復了统治权力。邓小平动用了20万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国际特赦的数据，在北京的风暴点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至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面临最严峻后果的工人，而不是学生。在运动尾声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曾经号召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最后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对抗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资料都被中共当局视为「煽动性的宣传」。25年来，当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关报道。同时，政府不停撒谎，指「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济迅速增长，彷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与中共领导所宣称的相反，镇压1989年运动并未能防止资本主义重返中国。相反，中共领导人执行愈加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强化专製统治。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製度是形影不离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 — 而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受跨国资本财团欢迎。资产阶级评论员以专製手段作为解决方案，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裏公开表达出来：「一党专製当然有其短处。但当它是由一撮合理开明的人领导时，例如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好处。」

今天， 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胡锦涛与习近平的警察机关无比的扩大，维稳费高于军费。中共习近平被迫高调大搞反腐运动，以平息民愤，同时亦加强镇压，连「新公民运动」领袖许誌永等「温和派」的独立分子也不放过。许誌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跃分子也被投狱。中共政权的警察统治变得更为强硬，又拒绝「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规模增大的关键原因。近年，每年晚会有约20万人参加，当中数千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习近平巩固一党专製、全力打压独立政治活动的战略，反映出深陷的社会及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运动。

综合以上原因，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经製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的学运分子计划走上街头抗议，目标是令抗议一直持续到5月15日，即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苏共内（斯大林主义）各国中的「民主改革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忧，认为本应该跟随着「市场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东欧与苏联，民主化进程似似乎在向前迈进。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令学运分子根据把握「悼念死者，谴责活人」的机会，推进他们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动。

胡耀邦为中共党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臺，起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运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政局不稳，更担心群众会挑战执政当局，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受压下，只好牺牲其盟友。胡耀邦与邓小平一样，是自1978年开始推进「改革开放」亲资政策的先锋。但是，他下臺后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更为公开亲资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阵营和激进学生更为担忧，害怕胡耀邦的失势会令「政製改革」被搁置。从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采取行动」挑乱反正。

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后者主张「具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诸多领域中亮起警号。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示威。这场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无情镇压，其方法与镇压北京民运一样。然而，胡锦涛后来升官至党领导与国家主席作为回报。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实行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的失业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裏，政府高层内部就价格改革的辩论而互怀敌意。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推动价格全面自由化。当时有一套「价格双轨製」，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市场的价格。这让一部分官僚将国家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造成了绝佳的致富机会。正如作为北京学者与「新左派」代表汪晖所指：「仅1988年一年裏，在价格双轨製下，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2]

赵紫阳提倡价格改革，理由是消灭利用「双轨製」下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令价格改革的撤回了。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由于群众示威的威胁被「解除」，价格改革计划就彻底推行。讽刺的是，赵紫阳从当时被软禁至2005年过世，而其继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经济政策。

斯大林主义製度的危机

澳洲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他的第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当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这场斗争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论断有些夸大，但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等东欧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统治危机。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本已开始猛攻工人，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进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有经济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在建国初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统治令其窒息，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地民主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斯大林政权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残酷镇压的本性，加上民众渴望民主，而且官僚体製逐步破坏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由于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统治，因此部分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取态尤其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毛派打为「坏分子」，令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毛派「四人帮」被逮捕并打倒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当时并没有復辟资本主义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 如给予管理层「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政治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上层的变化造成重大的经济转变。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资金过去一直依赖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同时，政府还推行「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几个地区建立，并随后扩展至更大范围。习近平父亲习仲Ｘ就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成立了经济特区，因而被认定为经济特区的先驱。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国企工人的职安与福利，同时国家以「刺激经济」的舆论宣传去合理化社会的不平等，并指责国企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企的终身雇佣製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復辟资本主义，但无疑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并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写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誌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3]

该如何定性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封锁讯息与讨论自由，外界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辩护士仍然将八九六四视作「颜色革命」，并将之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政变。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示威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这一想法也为中国部分新毛派运动者所接纳，矛头直指八九运动中很多领袖今天的亲资立场，但这并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是，重要的是，愈来愈多受毛派影响的青年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并开始将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

与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运动是极其復杂和多样的。尤其在一党专政下，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等受压迫层的政治组织，这情况不可避免的。由于长期处于专製的黑暗之下，这场运动的内部的政治光谱，就如彩虹一样百花齐放。最初，八九运动中的一些势力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倾心于「臺湾模式」，这思潮虽然在整场运动中具一定影响力，但绝非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恢復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并有捍卫国有资产（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种思潮的共同点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满现政权，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无疑，运动最初发起于知识分子和其学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当时词汇还未被使用）。他们接近党内赵紫阳一派势力，政治面貌不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製度。但是，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么直接表达支持资本主义。不少学运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宁愿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一翼控製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毫无实际权力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势力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碍，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冲击独裁製度。学生的抗议就像是一块巨大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打开了运动的闸门，一些的社会力量虽然与学生领袖的利益与目标并非完全共同，但也涌上街头。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较年长、较享有特权的亲赵紫阳阶层，以及较年轻、较激进的多数派，视赵与其他中央官僚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从群众以「太子党」为称呼就可见这点。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恶名昭彰的「太子党」，遭到无数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熘：「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运动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着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官僚领导「极为清贫」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都厌恶毛泽东，认为他原比其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裏，所采用的口号及运动手段也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个具争议性的场面，就是当时一些学运领袖指「绝食」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却成为运动的转折点，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跨过藩篱」，毅然加入运动。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改变了运动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发展得愈来愈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是整个斯大林政权阵营中一个较奇特的现象。汪晖作为六四最后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提到，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时是几乎可以实现的，即是保留国有经济下无价的社会成果，但同时将新政权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不自觉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东莞裕元鞋厂大规模罢工

过去三日，臺资企业裕元在东莞有10间鞋厂中，有6间爆发罢工，事由工人揭发资方没有按法例缴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

「资方欺骗了我们10年。」一名女工告诉《路透社》说：「高埗（地方）政府、劳动部、社保机构和公司都在欺骗我们。」

「我们很多人都发现，资方为我们的社保供款每个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将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华早报》说道。

罢工数字飙升

这场罢工象征着新一波的工人斗争浪潮，尤其在广东以至中国其他已发展地区。最近，三星、联想、诺基亚和沃尔玛等企业都受到波及。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显示，在2014年首季，罢工次数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该组织的报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见「地方当局更强硬回应」。最近，不少工运分子受到法院审讯，也证实了这个趋势。

东莞名为「世界工厂」，拥有约1,000万劳动人口，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传统出口市场放缓，近年经济受到重创。过去该市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罢工，抗议拖欠遣散费、工资或周边保障。当中包括，裕元鞋厂上次于2011年爆发罢工，当时有7,000工人抗议裁员和削减工资。

引用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所指，今次裕元罢工「规模巨大」，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参与。由于官方审查造成资讯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体所报导的参与人数均不同，从1万人到更多不等。罢工在中国当然是非法的。有与罢工工人联络的NGO分子张誌如（译音）称，4月14日（星期一）有超过3万人罢工，然后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应掌握国安机关情报的《环球时报》报导，罢工工人高达4万人。

「违法行为」

臺资企业宝成国际集团旗下的裕元鞋厂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为电子产品代工一样。裕元网站宣称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产三亿对鞋。没错，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开始缩小在中国的业务，将生产线转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资更低的地区。由于企业纷纷撤离，搬到工资更低的内陆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议次数急升，以反对拖欠遣散费或削减成本。

根据中国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为工人全数缴交强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意外保险。最近的法律改革令农民工在迁出城市时，可以连带这些保险转移，令到工人们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责任。设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调查了400所企业，当中竟然没有一所是有全数缴交应付的社保费用。因此，裕元鞋厂工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製造业的问题。

「我有同事估计，裕元几年来拖欠工资高达10亿元。」一名中层管理职员告诉「中国劳工观察」。

4月5日，裕元鞋厂开始罢工，数百工人抗议，堵塞了附近的天桥。公司回应会保证解决事件，但后来没有满足工人要求，引发工人于4月14日再次罢工。数以千计的工人参与抗议游行，带同横额，写上「还我社保，还我住房公积金！东莞宝成（裕元）违法可耻！」

政府从广州和珠海动员了大约2,000名警员，根据目击者透露，有20名罢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横额的工人被殴打。一名工人向「自由电臺亚洲」表示，有罢工工人在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被送往医院。重要的是，警察镇压反而强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罢工，与其他地方的现象相似。未来数天将会是关键，裕元已经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果员工在三天内不肯返回工作，就会将其解职。

工人们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建立罢工的重要工具，这趋势在中国罢工和群众抗争中经常发生。根据一名裕元工人所说，过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议的前几天加入了一个网上QQ群组。这个群组已经被当局查禁，但工人们也建立了新的群组并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镇压加剧

正当裕元罢工在爆发之际，广州法院判决11名保安去年在广州中医大学医院进行长期罢工为「纠众滋事」。《金融时报》正确地将判决描述为「反映出当局对最近冒起的工运的不容忍取态。」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个月的徒刑，因此会在这个星期获释。而另外三人则判处九个月徒刑。「纠众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监禁，广州法院的判决出奇地相对轻微。此罪名也于1月用以判决反贪腐运动份子许誌永监禁4年，另外十名许誌永带领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也受到同样指控。

另一重要判决，吴贵军的案件，也快将有结果。吴贵军为41岁的工人领袖，因为在深圳的港资企业迪威信家庭用品厂组织了一场罢工，而遭受「聚众扰乱秩序」的类似指控。这次代表政府更强硬判决工运为非法，因而引发了全球的示威行动。去年，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与中国劳工论坛组织了全球同步声援吴贵军的行动，在印度、柏林、圣保罗、悉尼等九个城市的到中国领事馆裏抗议。

「如果还有一丝正义尚存的话，吴贵军的罪名将不会成立。」他的律师在4月4日的审讯日中说道。吴贵军已经被关押了超过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带领堵塞马路的行动，但有出庭作证的工人指出，吴贵军本人其实是反对这个行动。要求释放吴贵军的运动将会继续。《中国劳工通讯》报导，吴贵军的儿子和支持者发起网上连署，得到了超过12,000次转载。

建立真正的工会

即使政权试图加剧镇压，罢工浪潮迭起不仅展示出中国工人的斗争意誌，也反映出越来越精密的组织与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罢工工人的网上帖子批评了公司的官方工会的角色，并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工人们为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而斗争，以对抗资本剥削和专製警察国家 － 这进程欲罢不能。对于「世界工厂」裏面的斗争，全世界的工人和工会分子都应给予最大支持！

中国：运动鞋具厂五万工人大罢工

这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并吸引了国际关註。裕元工业集团在东莞高埗厂房的罢工，已经写入历史。广东省东莞的生产占全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对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及其所引发的涟漪效应都相当忧虑。罢工人数一度高达5万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缴付的钜额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称，罢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6千万美元，这足以证明工人的经济力量。全体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贴合共为3,100万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国企业可以合法逃避付款，从而欺骗工人。一个月前，工人发现裕元缴付的社保是基于他们的基本工资，而不是总工资，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资在内，违反了法例。工人发现裕元的工作合约并不符合法律，于是要求拨乱反正，同时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且不要追究罢工工人。

裕元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国际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数量的运动鞋。在现今中国的政治製度下，罢工是违法而往往被镇压的，如此规模的罢工可以维持超过两星期之久，是罕见非凡的。

软硬兼施

根据工人报告，裕元老板运用了强硬的策略，在数百名特警与防暴警察的协助下阻止罢工。过去数十年来，中共政府炼成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众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当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让，同时结合了威吓暴力的战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报导：「在当局下令裕元『整顿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让后，工人指大量罢工者被警方拘留，而关键诉求仍然未达到，而他们只是在胁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我们不会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层，因此我们要等到钱汇到我们帐户后，才会復工。」工人控诉他们的社保帐户不透明，这正是过往让裕元欺诈他们的原因。

虽然面临镇压，目前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仍有数以千计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罢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层宣布厂房正在「全面正常运作」，但是《法新社》报导，据数名工人的报告，指「大约八成」工人已经復工。有报告指，有罢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劳动节前继续罢工。

虽然工人沿用负责任而和平的抗争策略，但从一开始就面临镇压，因此工人极为愤怒。在4月5日罢工开始，在首几日警察已经逮捕了数名工人，而估计有数十名工人在冲突中受伤。因为管理层给予的復工条件远远低于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规模的罢工再度爆发。

在整场斗争裏，特警与防暴警察都严阵戒备。

「厂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号的被抬走。」上星期，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我们甚至不敢製作横额。」在4月15日的游行裏，有工人因为持有横额而被警察殴打及逮捕。

在这场游行后，警察在厂房设置了警戒线，防止罢工者将斗争带上街头。上星期，当公司将破坏罢工的手段升级时，工人报导被困在厂房裏（在其他国家，雇主通常锁上厂房不让工人进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来威胁解雇罢工工人时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责任。公司发出三日的最后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会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厂房内，逮捕继续罢工的工人。一名罢工者向《中国劳工通讯》（4月25日）表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回去工作。一个拿着盾牌警棍、戴着头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样？」

「警察逮捕在厂房内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过60人被拘留。这时工厂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报復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国安机关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两名为罢工提供意见的民间组织者，从而增加復工的压力。来自深圳民间劳工组织的张誌儒及其同事林东，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几日。张誌儒在4月25日被释放后，指警察告诉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厂復工」，他就会重获自由。

两面的回应

独裁中共面对挑战，尤其是群众运动时，总会展现出「两张脸孔」。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裕元「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机关长年与公司勾结，因此对公司的压榨视而不见，从而换取税收及贿款，是中国的常态。裕元执行董事刘鸿誌表示，在整场纷争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给予劳方的条件。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在这场纷争裏站在哪一方是无佣置疑的。虽然裕元被发现违反法律，但领导层没有一人被逮捕。

在尽快结束罢工以达「维稳」的目的，以及恐惧更多工厂会因工资提升而迁出中国（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资经济国）之间，当局政权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组织独立工会

裕元罢工成为中国近代劳工斗争史的标誌。4月5日，罢工以约1,000名工人开始，然后在下一个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线工人及部分管理层人员。在4月18日，罢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厂。

裕元工人与2010年浪潮横扫汽车製造业的罢工有一点共通处，就是拒绝中共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要求组织自己的工会。《经济学人》有相关报道，指在厂房闸口的工人撕毁官方工会的信件，该信件要求工人结束罢工，并理解公司释出的「诚意」。

「工会应该有自己的工会。」一名姓雷的罢工者表示：「因为（官方）工会没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发动罢工，没有计划」

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加上习近平上任后加大镇压，意味着罢工不会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已争取到工会权与民主权利）这样发展。没有真正的工会，没有工会会议，没有投票通过决议，没有有架构地讨论去诉求，就如今次东莞的工人斗争，大体上是自发式的即兴行动。

因为中共政权或公司会派出间谍，很容易会阻挠或粉碎有组织的行动，工人斗争倾向于自发爆发。但是，在开始后，罢工会开始有组织的，但在非法与不停的镇压下，很难维持组织的模式。

「罢工是自发而没有好好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工人没有计划过（罢工），但只是发动了罢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教师兼劳工议题评论员紫晓明解释：「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战斗性的。」他向《TRNN新闻》表示。

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的罢工与群众斗争所见，例如反汙染和反征地的抗争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网路群祖去讨论罢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动。有些群组的人数高达400名工人。这些网上平臺经常被国安势力入侵并关闭，但新一个群众又再展开。在独裁製度下，手机和社交媒体为工人和活动分子的会议讨论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选举代表

工人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在纸面上，在国家控製的工会的框架下，有保障这一权力，但实际上很少被认可。广东常常被「改革」倡议者炫耀为进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开始实行集体谈判合法化。但在独裁製度下，这一「法例」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今次数十年来最大的罢工裏，可清楚见到只有警棍下实行的「集体谈判」。

因此，牵涉在罢工行动的工人对于选举派出代表会见管理层，愈来愈谨慎小心。在「开明」的广东，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着名的有深圳家具厂工人代表吴贵军，他被控在去年一场抗议「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监五年。裕元工人也不愿意公开拣出领袖，害怕公司和国家会对这些人恐惧。

目前，裕元斗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罢工对工人意识与未来的斗争有巨大影响。「不论我们是不是成功，也会纪录在历史裏。」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显，即使现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会完全履行他们对工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这场罢工，工人什么也赢不到。在面对镇压下，工人成功组织强大的罢工，瘫痪跨国企业的生产线，为中国工人斗争立下了新一个裏程碑，并给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来的日子裏，对独立民主工人的诉求会如河水般涌现，势不可挡。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背后是由什么驱动的？

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势头增强，中共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明显进入了危险区。在中国，政权交替时都必然有反腐运动。因为腐败无穷无尽，正在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习近平及中共现任领导受到巨大压力，要表现的像是「来真格的」，但这其实都是政治为先的，以作为权斗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临着一连串威胁，习近平在新成立的国安委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将目前形势描述为中共政权「最復杂的历史时期」。中共独裁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从大规模经济放缓、痛苦的信贷紧缩（去杠杆化），到罢工等群众抗议兴起。这背景解释了为何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比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但这会有可能激起政权内部的重大危机。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陈云曾说：「反腐不力会损害国家，反腐太过会损害党」。

外国媒体普遍预计，官方很快会发表声明，宣布如何处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从去年年底以来一直被软禁着。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带往审讯，会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级的卸任领导被审。《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国官员说：「在过去4个月中，周永康的亲属、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属总共超过300人，也已经被拘捕和审问。」

这些只是周永康从前建立起的关系网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业和国安机构。自从1990年代中共拥护资本主义以来，这些围绕在高官及其家属周围的关系网，就在中共内部大量扩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业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周永康有超过10名亲属已经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儿子和媳妇。在此次打贪过程中，调查人员追查到了900亿元的骇人巨款。

据《金融时报》所说，周永康「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报章又将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国副总统）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中国混合版，因为周事实上掌控着石油业和国安部队。2012年11月，当周永康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后，紧接着其所谓「石油帮」的党羽就开始被清洗，当时也是习近平刚接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间，国内维稳费用（法院、监狱、调查人员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过了军费开支，等同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情况表明了中共政权内忧甚于外患。今年开始，维稳费用成了敏感话题，中共不再对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党领袖薄熙来的主要支持者，现在薄已因贪汙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认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来「看起来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预言，周永康一案将是「涉及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最丑陋的和最耸动的丑闻。」问题在于，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担负得起揭露家丑的风险吗？还是会控製事情以减轻破坏？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所解释过：「罪行惊人得令中共高层面对两难局面。因为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审判中，可能把整个政权拉入政治丑闻的泥潭。」

周永康不仅涉嫌贪汙，而且还被怀疑参与其他一连串犯罪活动，包括谋杀和勾结犯罪团伙。据推测，他和薄熙来密谋反对习近平，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习的举动打破了党内「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定。然而，从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见习近平权衡事件的潜在危险，因为上层斗争激化可能引发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

《华尔街日报》（2014年4月22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以清理党内腐败的名义向国家上层宣战，可为政局稳定带来坟墓。」

三分之一官员是腐败的

大规模贪腐遍布中共党国。官员及其后代利用自身职位，聚敛财富，且攫取关键经济资产的所有权。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发现，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入贪腐。

尽管许多中国人会觉得这数字太低，但该报告仍让我们了解到官员腐败的规模。习近平的清洗行动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目标一直是局限的、有针对性的运动。一位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习近平逮捕所有贪腐官员，那政府就会瘫痪。」

习近平在多次场合警告说，腐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到目前为止，「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运动已经调查了20名部长级官员，其中有一半与周永康及「石油帮」相关。

此外，习近平的禁止奢华铺张的仪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费，缩窄了名牌与名酒的市场。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贿赂，根据一项国际调查，禁止奢华令中国GDP消失了1.5%（8,450亿元）。在二月，在中国「性都」东莞的扫黄行动中，有数百名人被捕，包括贪腐的警官。黄色事业占当地GDP的10-12%。这次扫黄令公众意见两极化，有很多人反对检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钱的嫖客通常没无脱身。另外一些人将东莞扫黄贬为闹剧，指很多酒店和夜总会在扫黄前预先收到警察警告。

为什么是周永康？

习近平希望反腐运动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标：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透过加强控製愈来愈自把自为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令政权重新集中权力。清洗延续至解放军，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对这个中共统治利器的控製。邓小平曾经利用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解放军在这战争中惨败）去清洗毛泽东的死忠，从而清除抵抗邓小平与走资「改革」的势力。习近平下令逮捕将领徐才厚与谷俊山被逮捕，后者被指受贿而出卖军队中的晋升机会。谷俊山被指控售卖了上百个官位，并从出售军地中获利。「如果一个上校想成为少将，要掏大约3千万元人民币。」一个军队中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调查员从谷家中搜到四车财物，当中包括一尊纯金毛泽东。

周永康从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习近平将他扳倒，可以自己树立成一个「强势领导人」，并向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发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党内的许多关系网。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使中下层政府摆脱今天这种以债务驱动而不能持续的增长模式。这模式不仅是贪汙的温床，更重要的是会令中国走向经济崩溃。

有报道称，浙江省作为习近平从前的权力基地，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的据点，他计划从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员，安排到党、政、军内的关键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路透社》说：「反腐行动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员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从而推进改革。

「红色贵族」的财富

周永康家族及党羽被围捕的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中国「红色精英」所聚敛的巨额财富。检察官和反腐人员所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存款370亿元，所查获的债券、股票、珠宝和金条总价值达510亿元。

《纽约客》评论说：「关于这批资产，有很多事我们还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为企业所持有的，又有哪些与周氏家族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一群中国公务员及其助手所积累的财富比阿尔巴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一些。」

《纽约时报》有一份深入报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亲属的财富细节。周永康41岁的儿子通过出售设备予国有油田和全国数千个加油站，赚到了数百万美元。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职盈利的典型。《纽约时报》报告发现，周永康的三个亲属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业、房地产和其他领域。周氏家族已记录在案的财富至少有10亿元。《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资产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财富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根据「记录在案的财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币亿万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两个分别是温家宝和习近平自己。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中共领导高层及其家族手中还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财富」。

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有的私人财富令英国的「百万富翁内阁」相形见绌。英国议会中最富有的上院领袖斯特拉斯克莱德勛爵有1,600万美元的财富，但周氏家族超过其10倍。据报导，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是3.7亿美元，是莱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惊人财富也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习近平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缓和」反腐运动。在中共上层中，就谁是下一个目标，以及大规模内部冲突的风险，响起了愈来愈大的警号。上个月，87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力劝习近平放慢行动。《金融时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这篇报道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了类似的顾虑。在这两个例子中，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恐惧可见，他们担心反腐行动会使政权发生动荡。在政权裏，一个保证互相破坏的体製要抑製各派别与财阀的权斗。

「中国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失控。在习近平感到完全巩固权力之后，就必须唤走他的狗。」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说到。

但是，对习近平来说，讲比做容易得多。反腐运动可以有自己的逻辑发展，第一，面对公众反腐的舆论压力，中共需要缓和愤怒，第二，为了在权斗中取得优势，这两点也会迫使中共领导拉开新的反腐战线。最近，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条战线，而有传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贺国强被怀疑包庇宋林。华润集团控製2,400间公司，雇用50万人，被指控以过高价格收购山西的煤矿业，损失了数十亿人民币。宋林的女友为一名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她被指控为宋洗黑钱，聚敛超过10亿人民币的财富。

由于周永康被审判的话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怀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检控，或者被无限期软禁，就如前党总书记赵紫阳一样。习近平打破了周的权力根基，但会因此而满足而放手吗？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为需要炮製一个纯粹关于经济腐败的案件，并让当局政权掩盖爆炸性的议题，包括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如果周永康现在被免罪的话，会削弱反腐运动及习近平领导层的诚信。

《学习时报》前副总编辑邓聿文提出这一意见：「如果你不能处理周永康，如果说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现在突然停下来？这不是证明你做不到吗？这意味着你没有权力。如果你没有权力，又如何改革？这是徒劳无功的。」

巩固一党专政

在四月，「新公民运动」再有四名成员上庭受审，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当中最高被判监三年半。加上许誌永在一月被判监四年，该团体共有十人因为要求公开官员财产而坐监。这些活动分子主张体製内改革，连他们都被检控，可见习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製，但却加强中共的政治垄断。

美国人权监察在2014年的全球报告裏指出：「当习近平大谈对付腐败，并且有很多高调的逮捕，政府却苛刻地打压那些揭露政府及党高层腐败的人。」

在习近平统治下，政府加强媒体审查、网路控製，并镇压工人代表、维权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学校要求「七不讲」，禁止教师谈论民主、人权，以及意味深远的「权贵资产阶级」。

中共领导深知道社会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习近平相信，透过加强国家的镇压，重新集中权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权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1930年代斯大林独裁的批评裏，讲述了习近平想法的错误：

「但历史会破坏对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样。当政权与国家发展面临不可调和的社会或政治矛盾时，镇压肯定可以为延长一定筹命，但长期来说，镇压机器自己会开始崩坏、趋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机关正进入这阶段。雅果达和叶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脑）的命运不仅预言着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但也预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领的命运。」（大清洗的结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对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远。

习近平的访欧之旅－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从索契到欧洲，习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时已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6个年头。欧洲仍在经历着削支政策和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打击，不仅没有走出经济低谷，反而陷入常态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虽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製度，但无疑在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掉入资本主义困境。加上来自西方的震荡和冲击，中共统治者被迫在狭小的资本主义圈子裏寻找出路：对外「合作」、对内「改革」。

经济之旅

《BBC》报道称，习近平来到欧洲时带着一个200人的商业代表团，出访的核心目的显而易见。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难以维持原来的发展速度。而且在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之下，中国加工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沿海地区工厂老板跑路潮引发了激烈的工人斗争，使人联想起臺湾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抗争事件。罢工代表吴贵军被捕就是因资本家跑路赖帐而起。

面对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习近平访欧期间一直没有离开的话题就是「开放市场」。 11天内，中国和欧洲四国签署了120多项合作协议，价值700多亿美元，并且提出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资本和商品将在亚欧大陆上更顺畅地流通，而工人却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规律，中欧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将会加速寡头垄断的形成。在国内外资本家的联合进攻下，工人群众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剥削。

中欧战略

2012年，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令中美在亚太区局势大为紧张，直接间接引发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发生一系列领土冲突。内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须借助欧洲大陆的力量，才能製衡来自东方海上的压力。 《BBC》发表文章称，「利用（欧洲）这张地缘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国，牵製俄国，还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来，欧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中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习近平说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扬「中华民族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保证「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这一切无不是要打消欧洲统治者的顾虑。

为了拉拢欧洲，习近平需要「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但资本家的友谊也是有价格的。各国资产阶级都想占据资源、扩张市场、牟取利润。联盟只会是暂时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经济冷淡成为常态，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合作」无法扭转这个局面。最终在有限的资源和市场面前，中欧资产阶级将会扯下面纱，抛开虚情假意的承诺。甚至在必要关头时，以赤裸裸的经济乃至军事冲突作为最后手段。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帝製、君主立宪製、议会製、多党製、总统製相并列，希望证明它只不过是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这决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在欧洲的每次会谈都要提到「改革」这个词，以此向欧洲资产阶级表示「诚意」。 1978年后，中国由官僚计划经济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去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看作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换句话说，就是新一轮经济自由化的启动。建设亚欧开放市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外部表现。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共统治者加入世界市场，寻求资本「更有效率的」运作和更多的利润。

习近平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意味着希望从现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体製松缚，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化。但在经济与政治上，这都是难以实现的。习近平访欧以及随后的中欧合作，预示着中国阶级斗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激化。

在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框架内裏不可能解决中国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压迫与剥削。相反，中共的资本家与西方资产阶级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打击世界工人群众斗争。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罢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样。但同时，中西方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会让中国工人阶级看清民族主义宣传乃至整个中共政府的恶劣本质。工人群众要解放自己，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共同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草根左翼的復苏

是什么使毛泽东主义等左翼思想得到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尽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压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者，但中国还是出现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评论员称，是习近平自己令毛泽东主义復兴了。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访问了一直紧跟最新动态的红马（笔名）。

今天的中国青年越来越认同毛泽东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

大体上说，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广泛的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别，如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

198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復辟，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对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残酷现实间的出现巨大差距。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热血青年们去质疑当代社会，并寻找一个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来，这一趋势开始加速发展。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949年革命和及后的毛泽东红色中国，在早期取得了巨大进步， 所以尽管后来造成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并成为资本主义復辟的温床，但一些激进群体还是选择了毛泽东主义作为武器，以质疑、挑战和反抗现政权及其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可理解的。

同时，为了维护其统治与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泽东的形象和「社会主义」一词用作「红色遮羞布」，为其资本主义统治地位与合法性护航。

习近平也在其统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风格」—这是向左转吗？ 左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习近平的「毛泽东主义」？

尽管习近平在演讲时，用到一些毛派措辞，甚至「马克思主义」言论，但人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转的具体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实际上，习近平和政府正在进一步实施所谓的「改革」政策，包括国有财产私有化，例如铁路和石油业、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市场，等等。

有人相信，习近平正在復製所谓的重庆模式，只是抛开了身陷囹圄的薄熙来。 这是因为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全国运动，打击腐败高级官员、非法黑帮和色情行业。这些运动可以赢得一些公众支持，在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这和左翼政治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正如许多媒体所观察到，习近平在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以此取代之前「集体寡头」的党内体系。

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时代的联系，也强调了民族主义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的关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种实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进行统治。

薄熙来被定性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监狱中服无期徒刑。薄有没有社会的支持？ 他和年轻的新毛派有着怎样的关系？

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庆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再加上一些民粹宣传。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一点。

由于政府在薄熙来贪汙案中没有向公众出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薄熙来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丑闻，反倒帮助他赢得了一些左翼群体（毛派），甚至群众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他的支持度实际上相对更大。 所谓的「中国至宪党」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在薄熙来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时，网上出现了一些受欢迎文章和视频，对他表示贊颂。

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关于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讨论，背后是什么？

现在，中共官僚与资本家互相勾结，剥削劳动者，并享受着巨大的财富和特权。 这一局面似乎证实了毛泽东和造反派关于「资本主义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来说，中国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左派，也会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为一场从下发起的左翼民粹运动。

同时，政府和（中共党内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众运动会造成混乱。 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尤其在其初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在薄熙来被捕时，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文革可能重演。 许多自由派和主流媒体认为，一个坏秩序，例如中共独裁，总比没秩序好得多，所以他们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真正公开过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间，局势接近半内战状态。中共官僚的敌对派系明争暗斗，但也有官僚镇压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变之后，数百万平民造反派遭到严厉的清洗、镇压和监禁，结果邓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团夺取政治权力，为復辟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共政权不分左右，打压两派的异见人士。在批评中共政权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场」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点吗？

在大多数问题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一方面，即便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自由派仍对西方资本主义存有极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体强烈反对任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反对「放任资本主义」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国只是少数。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毛派盲目地、无条件地保卫毛泽东及其在1949-1976年间的统治。 他们深深地怀疑着「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而且，温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软毛派（所谓的「救党派」）有着不同的立场，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线，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当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设想的改良是相互对立的。

之前我们曾听说，有一群规模小的青年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毛泽东主义。在今天，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有多大，这兴趣是否在增长？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还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群由数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轻人，通过百度（baidu.com）讨论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径，在网络上下定期讨论和学习托洛茨基主义。

他们大多数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之前，都对毛泽东主义、所谓的「官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等政治主张感兴趣。 他们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国际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一些人为各种国际托派网站撰稿、翻译文章和杂誌，如工人国际委员会（socialistworld.net）与马克思主义文库（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参与到工人斗争之中（加入非政府组织、为工人製作小册子/杂誌）。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感兴趣并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说，在现阶段的中国，毛派和托派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有「80%的共同点」。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当然同时仍坚持一些关键性的原则。

杭州反焚化炉示威冲击中共政权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大张旗鼓，承诺要「向雾霾宣战」。但看到这周末杭州市余杭区的血腥镇压场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雾霾的示威者宣战」。于5月10日，大批民众发起抗争运动，反对当地政府兴建垃圾焚化炉，但遭受到数百名防暴公安强行镇压，酿成流血冲突。期间民众堵塞高速大道，人数有近5千，有传更达至3万人。

近几星期，在距离省会杭州市中心约20公裏的余杭区，群众每天都有发起和平的示威游行。由于焚化炉释出致癌物质，增加当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个城市的民众对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反对声音不断。根据一个官方来源的数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针对环境问题的「群体性事件」次数，平均每年上升29%。正于一个月前，广东省茂名市亦爆发千人示威，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化工厂，最终迫使政府「重新检视」计划。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发了暴力事件，发展的模式似曾相识。事由于原本当地官员在群众压力下，搁置兴建焚化炉，但浙江省省长李强到访余杭，推翻了这个决定。于是，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并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暂停计划。

一如既往，警方严厉镇压，成为了问题的祸根。警察与防暴公安封锁道路，并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伤，包括29名公安。但网上流传多张相片，发现受伤示威人数更高，很多都头破血流，而相片其后即被网络审查迅速删除。而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大约30辆汽车，包括6部警车，被翻倒或摧毁。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冲突显示了，在中国镇压式的独裁製度下，人民对于中共加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聚积着爆炸性的极大不满。

《每日电讯报》的驻上海记者，汤姆．菲利普斯报导：「在星期六，发生冲突的初期，据报导一名示威者受伤及被送往医院。这引发更多的暴力冲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电视播放的却只有数名男子用拳头袭击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队逃离一群用玻璃瓶掷向他们的暴民。」冲突之后，余杭进入变相戒严状态，警方已封锁示威地区中心中泰乡，并通缉照片被公开的疑犯。官方媒体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镇压与威胁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从没有知会他们关于的兴建焚化炉的计划，亦没有进行环境评估。一群独立的环保人士自己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公布了结果，令当地居民警觉起来。《郑州晚报》报导，今年四月，民众收集了约二万个联署，反对兴建焚烧炉。

由四月底起，数百名群众每天聚集于余杭政府的办公室外示威。于5月10日的骚乱之前，已有中泰乡当地居民投诉被公安威胁、恐吓及殴打。而前中泰乡的村长亦因反对焚化炉工程计划，而被高层官员迫使他辞职。随着抗议行动的开始，所有被发现的参与者都被当地政府恐吓。教师和学生都收到由当局发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签署请愿书。当地居民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如果你参加的话，他们会打电话恐吓你。如果你是父母，他们会发短信给你，威吓你和孩子不要参与。」

正如在其他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裏，包工人罢工，线上聊天室在协调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线上工具也被网络审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规模镇压群众，一群中学生仍然勇于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继续游行。

环境荒废

近年，反汙染抗争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余杭的抗争就是其中一例。由于中共独裁面临环境的崩溃，严重的空气、水质和土壤汙染。有「空气末日」之称的巨大烟雾云现象，瘫痪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于中国北方。科学家警告，如此极端的空气汙染问题，就像一个核冬天，减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过程，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国耕地被重金属及其他工业废渣汙染，证实了人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

若然余杭的焚化炉建成，将会是全亚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炉，每年可处理超过100万吨的废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划「垃圾焚烧大跃进」，未来数年内将会有大约300个焚化炉，兴建于全国各个地方，处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众担心若然没有加置合适的过泸器，以过泸焚化炉释放出有毒物质，如汞和二恶英，会引致癌症。但政府贪腐情况严重，加上安全和环保标准一向疏忽得恶名昭彰，只会令公众更为焦虑。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华早报》表示：「我们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话。他们说会按欧洲环境标准来兴建焚烧炉，但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

由于政府以往只会于示威行动的压力下「假撤回」，其后秘密重新推行，民众对于中共政权已变得不再信任。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余杭抗争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运动依然升温。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没有人民支持下进行项目。可是很明显地，一个独裁国家只会强硬打压人民表达反对的意见，因此这句话根本没有意思。

余杭示威运动亦是对于中国社会爆发将至的另一个警示。虽然暂时还没有官方的数据，但相信每年约有十万宗「群体性事件」爆发，包括环保抗议、农村抗争，以及工人罢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发反对兴建化工厂的示威，之前宁波、昆明、大连等地出现类似的抗争行动。几星期前，东莞的大型鞋厂工人亦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大大冲击了中共政权。这次罢工可能正正预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工人对于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及扣缴社保等不公情况的不满已达到沸点。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强调，需要将工人斗争以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与正在觉醒的环保运动连系起来。有需要发起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独立调查余杭的镇压情况。这与要求释放被判监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维权人士的情况一样。这些运动都需要与争取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取代漠视环境破坏的资本主义「市场」。

中国：「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

今年4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国已经成为汙染大国》中说，中国各类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极限。近三十年来，中国依靠「三高」企业（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其代价是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空气、水源、土壤遭受着空前的破坏。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群众的担忧。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当前中共专製统治和阶级压迫导致国内矛盾愈演愈烈，群众的每次团结行动，都可能成为爆发全面反抗的导火索。为了平息群众的怒火，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突出的环境问题。根据《大气汙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将在2013-2017年间投入1.7万亿元治理大气汙染。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监督，这些资金具体怎样使用很难为公众所了解。

汙染西进

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今年将清除300家高汙染企业，其中一部分将前往河北、天津和内蒙古。尽管政府声称不会转嫁汙染，但企业的改造缺乏充足资金，政府给出的承诺也没有任何现实保证。首钢集团将钢铁产业搬迁到河北唐山，就是一个转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国东部地区「治理」环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停止燃煤发电项目后，为保证充足的电力供应，煤电只能向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东部一线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洁」的电力，而将废气和灰尘留在电力输出地。

2012年，被称作「中国蓄电池产业基地」的江西省宜丰县爆发血铅风波。起因是当地多家蓄电池厂排放的铅尘导致大量儿童血铅超标。宜丰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业到当地建厂。在国内外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愿彻底清理高汙染行业。因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企业。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经济的脚步，隐藏在光鲜表面下的烂疮就会曝露出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其后果远比环境问题严重的多。

世界工厂的汙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担忧中国的环境汙染，例如试图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却难掩其伪善面目。196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外转移高汙染企业，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接收地。据统计，中国引进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汙染行业。《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06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来自与产品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如果将中美贸易中相关的汙染排放物计算在内，2006年美国对这四种汙染物的排放量将要比当前数据高出6-19%。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增加的产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汙染非常严重。可以将这些行业放在国外进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会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汙染企业搬到更落后、更缺乏环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见，与中国国内的汙染转移相似，掌握着金融霸权的欧美资本主义自己享受着清洁的环境，却将落后地区的人民投入废水与废气之中。随着中国国内环保措施的加强，高汙染企业为了寻求宽松的环境，很可能将生产搬到东南亚等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地区。

治理环境汙染亟需社会主义方案

在资本主义製度之下，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无序的、过度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同时排放有害物质。等到当地群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又会将汙染转移到落后地区。资产阶级仍旧大肆敛财，受愚弄的却是人民。另外资产阶级政府会将环境治理外包给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为了清除他们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钱。环保行业的资本家借此装满了自己的钱包，而该行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剥削。可见资产阶级并非关心人类的共同家园，而是视之为另一个可以增值其资本的行业。

为了解决环境汙染，我们必须提出并坚持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各地组织居民委员会审查当地企业生产状况，关停高汙染企业，只有各地居民都组织起来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区转移。只有将行业和银行国有化，并将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众的需求而非资本家的贪欲进行生产，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并且打破石油业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洁净能源。只有国际上实行民主监督的计划经济，才能避免将落后国家变成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避难所」。

如履薄冰的中国经济

中国内地的经济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国所关註的焦点，房地产价格下跌、大量工业产能过盛，以及银行危机的存在风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色相当重要，因此这状况已令各地政府和资本家感到恐惧和戒备。

经济危机有多远？

零八年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中共推出四万亿救市方案以图刺激经济。这政策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脱逃。但是，这不免只是饮鸩止渴式的「解决方案」，而这为经济所带来的缺陷恶化，特别是刺激方案鼓励金融投机的浪潮，造成了庞大债务。

最为明显的，就是由于这种依靠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今天中国内地的经济严重过热，亦即是产能过盛。比如兴建了过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铁路、机场等，这些基建建成后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基建都变成了「过盛」产能的一部份。不仅如此，在兴建时所需的各种跟进工程和配套设备，钢铁、水泥、机械等亦会随之而过盛。综合各方数据，具体来说，全中国各产业的产能过盛超过50%。而引发日本长时间经济萧条的产能过产程度亦不过30%。

另一个引人关註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关于这个问题，内地不少经济学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过分析和估算，指中国可能有330个地级市负债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国底特律（已宣告破产）。根据中国自行公布的官方资料，13年6月审计处针对36个地级市进行审查后，指出其总负债3.85万亿，其中16个市(包括9个省会)负债率超过100%，即已处于技术性破产阶段。

根据内地的经济学者计算，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68万亿，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国GDP总额为52万亿，亦即是说中国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例为130%。反观即便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平均负债比例亦不过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发行地方债券和理财产品等，借以筹措资金偿还债务。连前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亦将之称为「庞氏骗局」（简单而言就是指以新债抵旧债，而每一次举债的数额和利息成本都愈来愈大，直至失去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存在巨大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将可能会由两种不同的脸貌所呈现。

滞涨还是崩溃

既然中共选择了走上资本主义復辟的道路，言则意味着其亦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体育的内在逻辑，中国即使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辅以宏观调控的所谓「中国模式」，过去曾被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所称颂，但时至今日最终也摆脱不了马克思的「诅咒」－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体系，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

零八年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阔绰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乱投医之举，使得热钱在国内市场全面泛滥，淹没了几乎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板块。如太阳能产业就因其利润高，投产所需准备时间短等因素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使得现时全国太阳能产能过盛高达92%。

即使指假如全国太阳产业从此停止增长，而同时市场对太阳能设备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么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现时过盛的产能，亦即是说整个产业将可能面临2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萧条！而产能过盛绝不仅仅出现在太阳能产业，数据指出，中国造船业现时过盛91%、风能70%、不锈钢60%、煤化工50%、机械和汽车卡车约50%、钢铁水泥超过30 %，几乎函盖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领域。

而在地产市场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现时已出现危机的端倪。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一线省会城市的地产市场已开始走到下坡路。这是由于过去十多年来近乎疯狂的地产建设，造成大量房屋空置，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城。如内蒙乌兰包托的情况甚至达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满空置量的情况。

正如习近平提及增长减速会成为「新常态」，高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会面临两个选择－ 软着陆或硬着陆。

但事实上所谓的软着陆也不见得有多「软」。因为在消化产能的同时意味着全国重工业的大萧条，意味着更多工人失业，同时地产房价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产阶级各下流动，加上严重的通涨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着经济萧条而集中爆发，因此所谓的「软着陆」对中共政权而言就如同走进地雷阵一样。虽然现在习李不想动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临严重的放缓或崩溃，他们不免会使用更多「国家资本主义」的调控手段，特别是要求银行投放更多信贷。这些手段只能换取时间，但未来要付出更大代价。经济危机只会进一步重挫中共独裁政权，令其命悬一线。

中共自其资本主义復辟以来，一直企图以经济的「高增长」缓和和掩盖在其专製下底层人民的巨大不满。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输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时如履薄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製，故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重挫全球资本主义体製。让我们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才能从廿一世纪资本主义下的大规模失业与一潭经济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国：庞大监控的维稳工程

中国政府为了维持集权统治，一直牢牢地控製着传统三大媒体 － 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和新兴手机技术在中国极速普及，令当局必须严阵以待，加强监控。中国的监控工程庞大，从每年的「维稳」费上已能反映出来。中共的「维稳」经费已经高得不再公布，但过去4年都超越军费，可见中共最惧怕的不是其他帝国势力的来犯，反而是中国国内每年超过25万宗的群众运动。中共每每动用媒体的监控、网上言论的封杀，将群众运动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范围以内，但这只会令社会的积怨矛盾不断累积，为专製独裁政权争取多一天苟延残存的机会而已。

习近平上臺后的监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就曾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压言论自由的谈话内容，其中的「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言论，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位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讯、微信、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对网络监控的重视，钳製言论、新闻自由、阻截讯息流通正是中共的当前首要任务。最近，多位网络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铭等被以「网路造谣」的罪名被捕，显示习近平上臺后对网络言论禁製从未有一刻松绑。

如今的世界局势，除了网络监控外，网络战争也是令国际局势不断升温的一个战线，当中周边国家如印度、北韩、南韩、日本都已在建构网络战部队的同时，美国则在2009年宣布成立网路战司令部，拥有属于自己的 「网军」，但现时为止中国官方仍对中国是否拥有 「网络军队」 矢口否认，声称中国网络空间基本不设防状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网络的监控

在中国，曾经被广泛报导的「金盾工程」，又称为「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为极权暴政下产生出的一个庞大网络监控项目。这项目名义上是打击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实际上用于干扰、监控、审查和封锁中国大陆境内的公民电话、互联网等信息传送活动，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局拘捕维权异见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访户、迫迁户、独立作家等。

中国无国界记者形容中国网络监控为「目前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就至少有70人因为网路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收押，而且被监禁的30名记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国家网际网路信息办公室（国信办）副主任王秀军称现时中共的网际网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层面，当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网络监控时有遇到反对声音，可是当局却又是不断将监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国爆发的反对PX化工厂的斗争裏，主流媒体普遍失声之下，厦门巿民就是利用手机短信传播讯息，显示科技的进步为言论窒息的民众打出一丝的缺口，可是中国政府部门也推出 「手机实名製」以加强控製，强迫手机用户以真名登记，配合与中国三大网络营运商的协助，以关键字、限製点对点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资讯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发安装了75个监控镜头，因而引起大量民众反对，最后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监控镜头。而据《新唐人电视》报导，上海公共安全产品国际展览会（上海安博展）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花费1,000亿人民币购买2万个监控摄像系统用于所谓维稳。

《华尔街日报》亦指出，在中国的公共场所总共约有近一亿个监控摄像头，而当中只有1千万个为民间所用，其余的都用于监控公共场所，这些摄像镜头不只是安装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装在计程车和餐馆等。中国的监控市场在未来5年内，仍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无国界记者更揭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万 「网络检察员」 和 「网路警察」的国家。中国各省、巿公安系统都建立了网络监控特殊部队。 「网路警察」在过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几百名网上作家和网络上的异见者。

哈佛大学政治学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尝试研究中国网络审查製度，他赫然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针对集体性行动而非批评性言论的，这表示中国政府更惧怕人们组织行动起来，就像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时候一样，当人们走上街头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权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联网可以快速动员群众走上街头，所以网络的监控就是维护政权的重要一环。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

资本主义就是代表国与国之间必须维系资本家利益而不断军事化扩张，故此，网络战争、网络监控、加强镇压机器是理所当然地会发生，损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稳、言论自由和被拉扯入无情的战争之内。从斯诺登事件中，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国的网路监控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以反对「煽动颠复国家势力」甚至是「反恐」为名，不断侵害平民的言论自由及私隐权。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

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

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监视行动

打倒私营媒体和科技企业的垄断，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学费高、质素低、难找工，全国学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达3,325万人，从规模来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毛入学率仅有30%（世界平均水平为36.06%）。 在不断增加的高校学生人数下，隐藏着学费负担加重、高校教育质量下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学生对教育体製的不满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来越难掌控期待变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学费

在走向资本主义后，中国政府将高等教育也交给了市场。 1989年高等学校开始收取学费，原来的「免费上大学」政策逐渐取消。从最初的200元（人民币，下同）到现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间大学学费总共上涨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费和住宿费，一名大学生4年要花掉大约6万元。但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7万元（平均数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说学费已经超过了一个双职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结果就是全国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学。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甘肃省因教返贫的人口高达返贫总数的50%，学费高昂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首要因素。在中国，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层群众改变生活境况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在考上大学不仅没能使贫困学生「跃过龙门」，反而给他们的家庭套上枷锁。富裕学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国留学；而贫困生如果不愿承担高昂的学费，大多就只能像父辈一样从事低薪、劳苦的体力工作。政府虽然设立了贫困生补助体系，但存在极大弊病。许多时候申请补助金实际上是一场「比惨大赛」。只要申请书写得够惨，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装的富裕学生也可以领到助学金，真正的贫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额。目前，多个省份正在酝酿或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学费涨价，涨幅最高的院校可达50%。连普通家庭的学生家长都叫苦不迭，势必将更多的贫困学生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

教育质量堪忧

尽管学费一路上涨，但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却难以与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跃进」更多是为市场提供了高学历的剩余劳动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方面远不如预期。扩招增加了学校和国家的收入，暂时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师资力量的提升却没能跟得上学生人数的增加。在大学裏，职称和奖励的评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论文数量，所以不少教师忙于课题、经费、会议、评审，对于教学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干脆让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来代课。同时，科研成果关系到高校的排名、声誉和竞争力，因此单纯通过命令来增加教学投入根本不切实际。在僵化的教育体製之下，教师和学生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一方面是老师照本宣科，讲课内容枯燥乏味，无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另一方面，学生读书更多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因此看重分数甚于知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上课时总是自顾自地玩手机，最后在考试前突击復习。不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也在流水线上生产着它的大学生。

紧张的就业状况

2013年有699万人从大学毕业，因为庞大的毕业人数和冷淡的经济环境，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但是官方发布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高达91.4%，甚至比2012年还略有上升。这就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4.1%的失业率一样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就业率关系到大学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高校评估、经费核拨、新增学位点审核。为了提高就业率，许多学校不惜造假。 2009年网络上有人发帖称，学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与某公司签署了就业协议（证明学生已经找到了工作）。此后曝光越来越多，人们才知道不少学校为了让学生签署就业协议，甚至以毕业证书相要挟。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不为人知。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毕业生人数却有增无减（今年毕业生人数将增加到727万）。据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20%，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饰太平，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可言，最终只会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开支占中国生产总值约4%，与大部分国家相比都极低。只有将教育重新全面公营化，并以学生及教职员民主决策教育课程及方针，并大大增加教育开支，以今天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是足以让全民免费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

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5%，令全球金融市场集体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一数字（北京经常伪造GDP数据，令其声名狼藉）并不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稳定下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说，这是「纸面上的復苏」（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报道所指出的，「独立的全国企业调查表明，各行业的销售量和信心仍在恶化。」

统计数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轮「微刺激」来实现的。就像去年类似的措施一样，本轮刺激也是由总理李克强及其经济团队暗中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线。李克强的最新举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铁路建设上的额外支出，六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减税和放宽信贷政策（降低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催谷小企业的发展。

债务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积的债务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2011年底，中国债务总额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达到206.3%。过去五年内，中国债务增加的速度超过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东南亚和2000年代的美国——所有这些都曾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日本，债务占GDP比重从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约45%。而中国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壮举」。

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危机期，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大爆发。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于加强国家安全、进一步压製任何有组织表达异见的措施，等同于在进入惊涛骇浪前「封上舱门」。中共独裁者面对着一个「三难抉择」：解除债务炸弹（去杠杆化）会带来扼杀投资和增长的危险；任由房地产泡沫爆炸会引发银行危机；约束开支过多的地方政府，但它们又是大部分投资的来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压，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这与它去杠杆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投诉，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同样，他们慨叹承诺过的增加消费支出、降低投资占GDP比率（去年创下54%的新纪录）的「经济再平衡」没有发生。与过去一样，对北京来说达到再平衡是说易难行的。即使是最轻微的投资减慢都可以转化为更痛苦的经济放缓，而这会激起与房产相关的经济危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为「单车经济」，即如果减速太多就会倒下。

楼市低迷

今年7月，《CNN》财经频道进行了一项调查，10位经济学家中有8个说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野村银行（Nomura）的另一篇报道警告说：「这不再是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会有『多剧烈』的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住房销售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0%。在全国范围内，本季度新住房开供工量下降了25%，销售量下降7.7%。在中国最大的27个城市中，21个城市的住房库存无法在12个月内消化掉。 9个城市的积压住房要两年多才能卖完。

因为价格高昂而无法买房的大多数人乐于看到市场的不景气。以上海为例，房价在过去7年内已经猛涨了273%。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人民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3%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放松2011年实施的冷却措施来「拯救房地产市场」。 《金融时报》（2014年5月12日）报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住宅房产。香港金融集团裏昂证券（CLSA）的另一篇报道指，中国53%的住房交易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些房产大多都空置着，等着卖出最高价。

腐败的中共官员在住房市场中非常活跃。在相当多的案例中，他们坐拥百余套住房，以此处理自己的非法财产。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因抑製了官员对房地产的胃口，而对市场低迷起了作用。习近平的行动超过了以往的反腐规模，反映出国内的严重危机与激烈权斗。

在2008年中国政府希望抵挡全球危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中，一场世上前所未见的建筑狂潮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包含着一些令人惊愕的数字。 「从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生产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生产的还要多。」《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报道（2014年5月1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说，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楼有一半在中国。据估计，过去5到6年全国共建造了2亿间住房，比美国总住房量（1.3亿间）的1.5倍还多。

此等规模的建设远超过市场「需求」，它并不是由近14亿中国人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伴随着过去30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所决定的。低工资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便是中产阶级也越来越难承担今天的房价。

资产阶级评论员和中国的多头投资者（投资者对股市看好，预计股价将会看涨，于是趁低价时买进股票，待股票上涨至某一价位时再卖出，以获取差额收益）不去理会大规模住房供应过剩的证据，包括不计其数的「鬼城」，声称「这不是泡沫」。他们说因为数千万人正在涌入城市，很快就会填满那些空荡荡的住宅区。这一论调是18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同等低劣的口号的现代版。他们梦想着：「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他的衬衣下摆加长4英吋，那么兰开夏郡（Lancashire）纺织厂的好生意就会延续几代人。」

事实上，中国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达到顶峰。据野村银行所说，中国每年从农村来的新移民数量已经从2010年的1250万减到630万。野村银行预计，到2016年会出现城市人口的净外流。更重要的一点是，买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国的建设热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刺激时代，是由极端的金融投机驱动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贪腐官员、国有银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谋抬高土地价格、大规模增加信贷，并为GDP数据「涂脂抹粉」。这为少数精英带来巨额财富，同时让大多数人承受着经济困境。 《南华早报》（2014年2月26日）报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产亿万富翁中有7个是中国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胀的房地产价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银行贷款浪潮。但现在这股浪潮却可能令金融体系瘫痪。旅居中国的经济学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房地产本质上是承保所有信贷的资产」。

全球信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30万亿美元，中国占了一半。据摩根大通（JPMorgan）所说，自2010年以来，光是影子银行就从2.4万亿美元激增至7.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4%。这些数字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

日本化？

这些现象与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惊人地相似，它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辉煌崛起，并使之经受了20年的停滞。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国，大约80%的贷款直接或间接地捆绑在房地产行业。 1989年，房地产价格开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海啸席卷而来（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债务集中于这样一种集合体：地方政府及其投资工具、开支过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旨在绕过政府控製的影子银行，甚至是非金融国有企业。

将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在今天的经济讨论中很常见，这并不奇怪。万科集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副总裁毛大庆的一份发言稿泄漏出来，它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发言人想要隐瞒的惨淡现实：

他说：「1990年，东京的土地总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达到66.3%。现在，北京的土地总价值是美国GDP的61.6%，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 」（《电讯报》，2014年5月2日）

「总的来说，我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建设新住宅项目的容量上限……我没有看到任何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尤其在拥有大量房屋库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几万亿（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经被列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

这位业内高层人士的坦白无疑说明了，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且正在走向极限。尽管不能肯定地预测爆发时间，但很明显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而不长久的东西终将在某一时刻结束。正如在日本和较近期的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引发价格下跌的连锁反应，即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恶化今天的债务问题。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着国有银行系统的中国独裁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正被瞒报或少报。在一个几乎完全控製媒体的专製体製内，为避免坏消息引发市场恐慌，被隐瞒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政府正准备，在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最终爆发时，再一次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像15年前那样建立所谓的「坏帐银行」。那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会像有毒废物一样被埋进坏帐银行。于是，这像魔术似的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银行资产负债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后，银行在政府註钱之下重新集资。然而，这一次操作的规模会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坏帐银行」，而不是进行国家援助，这样就可以由地方进行纾困工作，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上一轮银行救助（1999-2000年）花费了中国40%的GDP。这些钱被用来「清理」四大银行，准备让它们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转入四家「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坏帐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规模重復这一花招不会那么容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政府试图选择性地处理首次的违约，包括企业违约，以及经由影子银行卖出的高度投机性「证券」的违约。这是试图约束更加鲁莽的投机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选择允许救助和避免违约，因为他们多么害怕，即便某些隐蔽的影子金融产品的破产，也会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李克强将中国银行业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市低迷已经开始令投资减少（GDP的主要驱动力），拖累经济增长。它也加剧了债臺高筑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困境，因为它们依靠卖地获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楼市泡沫极其严重的省份，形势更为严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让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的70%。天津也不会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带影响

瑞银集团（UBS）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金融时报》说：「中国房地产业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部门」。这说明了高风险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根据官方数据，去年房地产为中国的GDP贡献了16%，而美国在其楼市泡沫顶峰时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认为，2013年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3%。

中国的建设热潮从全世界吸收资源，製造了全球商品价格的「超循环」——从化石燃料到铁矿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GDP增长率。因此这场热潮的终结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个坏消息。

中国：习近平反腐风暴

自十八大后，习近平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动，瓦解多年来阻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利益集团，并获得民众对一党专政和改革的支持。在党政军商各界拥有强大势力的江泽民集团一直是阻挠胡温自由化政策的幕后力量，自然成为反腐行动的打击对象，激烈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会议的悄然结束似乎宣告了双方抗衡已接近定局，习近平将在「太子党」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见在中共独裁下，反贪腐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国一部分的劳动者可能暂时对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但中共与资本家的联手镇压将会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蝇

7月29日，官方媒体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审查。此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经被移送军法机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据传也被逮捕。 2013年初，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如今副国级「老虎」的落马标誌着反腐行动进入高潮。除政府官员外，企业高管也是被调查的目标。据《金融时报》所说，国有企业受到的反腐冲击最为严重，而跨国企业也受到影响。 《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报道称，当前的反腐行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周期性发生的普通的权力争夺，而是一场清洗」，而且是「数十年来最彻底的一次党内清洗」。仅今年上半年，就有8.4万人受到纪委监察部门的处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内就公布了10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于贪腐官员的总量（根据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及贪腐），8.4万人连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国内某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权力租金（利用公共权力所获得的非法收益）总额占GDP的20%-30%，说明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不可能也不准备打掉所有的贪官。

新自由主义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为习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以及邓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领导人的亲属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借此隐藏巨额财富。自由派批评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从本世纪初开始，改革就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在当前体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资和行政管理控製着绝大部分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实际操纵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对债务危机和工业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又抗拒下放审批权等自由化政策，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发财的机会，结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个反对改革的势力就是国有企业。 4月22日，参考消息网引述外媒报道称：「国有企业，这一精英权力基地一直以来是进步改革的主要障碍。」伴随着一众国企高官的落马，混合所有製改革、规范国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缴红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资本开放市场均得到媒体的大肆宣扬。通过反腐瓦解地方和企业的反抗力量，在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习近平为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展「大督察」行动，以应对广泛的官员怠工。

权力洗牌

20多年来，江泽民在党政军商各界培养起巨大的势力网，构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从周永康等人被抄没的家产中可见一斑。习李新政旨在「放开市场」，必然触及「江派」的垄断利益，并迫使感到威胁的权贵向江泽民靠拢。因此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几年前在「江派」的阻挠下，胡温所推出的众多「改革」政策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层领导与退休「元老」会聚于秦皇岛北戴河畔，就党内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实际是各派之间的秘密交锋）结束后，习近平迅速确定「7年路线图」，国务院也连续推出多项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领域原来都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这表明习江斗争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个反腐行动中，没有一个「太子党」落马，他们可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党政干部的主体「受西化思想观念的影响比较深，容易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并警告「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滥的状况」。这是执掌中宣部的「江派」刘云山在与习近平唱对臺戏。此前央视20多人被调查可能就是对他的一次「惩戒」。中共正在经历一次权力大洗牌，党内斗争还并未结束。

中共党内的激烈斗争与党外的社会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执政党的分裂造成统治的不稳定，群众的反抗力度将会更大。

伊春西钢集团工人发起罢工

6月30日凌晨3点开始，三千多名西钢集团（西林钢铁集团）的工人集体罢工，要求公司补发所拖欠的五个月工资，并退还集资款（西钢改製时压住未发的工资）。部分工人顶着35度高温，阻塞了哈尔滨至伊春铁路与钢城大桥交叉口，禁止火车通行。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据悉有数名罢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带走。据一名网友表示，示威的人数超过三千多人，政府出动大批武警、特警到现场戒备，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车等在维持秩序。期间武警试图用盾牌警棍驱逐群众，被工人掷水瓶击退。至晚上8点，仍有大批工人在现场与警方对峙。受事件的影响，伊春市境内的火车全部停运。

据悉，西钢集团是黑龙江省最大钢铁生产企业，原为国有企业，2005年后转为民营企业，共有一万多名员工。在过去几年中，西钢集团一直在扩大生产。据报道，「2013年西钢的产量预计达到黑龙江省总产量的60%，2013年的计划产量是517万吨，争取实现530万吨，2013年计划的销售收入是262亿元，争取实现270亿元。」但漂亮数据的背后是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事实。由于销路不畅，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负债总额已达190亿，负债率将近80%（最高时为99.78%）。去年，银行进一步收紧对钢铁企业的信贷政策，部分银行「甚至在贷款未到期的情况下，强製划转西钢资金」。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公司开始停发工资，引起该企业员工严重不满，部分工人甚至因为公司欠缴养老保险而办不了退休手续。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尽积蓄及贷款购买回迁房，现在近半年不给工资，有房贷、有老人、有孩子的员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网友表示：「半年没开工资，不是没钱，钱都被领导拿走了，工人没钱生活……工人索要工资，领导不但不出面，还用武警来威胁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网友讽刺地说道：「这是工人在用罢工来庆祝党的生日。」因为罢工事件造成重大影响，受到政府压力的西钢集团承诺在7月10日前补发一个半月的工资，并分期偿还剩余工资和集资款，罢工行动随之平息。

由于西钢集团实际上已经大部分停产，部分工人打算讨要工资后便离职。在这场「自卫性」的罢工行动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胁西钢资本家的手段，也缺乏进一步扩大罢工的动力，是此次罢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罢工结束后，工人受到多重打击：司法部门开始审判所谓的「触犯法律人员」，而公众对审判过程一无所知；公司在各基层单位建立维稳小组，试图压製任何可能的反弹行动；主流媒体也抹黑罢工运动，声称其受到「社会人员的推波助澜」。

这次的工人罢工绝非偶然现象，进来中国类似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这正是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资本对工人压榨已经使工人难以忍受，不得不进行反抗。这次事件中中共参与了对工人的镇压，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为资本家服务。西钢集团是中国经济虚假增长的一个缩影。在世界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竭力维持「良好局面」，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只会使炸药桶越积越高（因为今年6月东北开始启动大型项目，西钢集团计划8月实现满负荷生产）。随着「坏疽」的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罢工会发生在在重工业和国有企业之中，这将意味着整体经济局势的恶化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质性发展。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支持西钢工人以及全国罢工工人工人的经济诉求
反对中共专製政府对罢工行动的镇压，要求释放被捕的西林集团罢工工人
支持工人争取独立民主工会权力、集体交涉权力和集体行动权力的斗争。

访问病人A：腐败医疗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对医院、医学会、法院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愤怒！」病人A（化名）对中国大陆的医疗体製感到愤愤不平。

几年前，病人A 于上海某一国家医院进行了一个微创手术，以治疗痛症。可是自始以后，恶梦便一直缠扰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经瘫痪长达几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这宗医疗事故，几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和工作能力。手术后身体的痛楚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严重，发现身体更出现严重的细菌感染，病人A说:「我差点连命也保不了！」

后来他找区级医学会进行医学鉴定报告，发现手术出现不同程度的违规操作，如一次性的手术器具被多次使用、手术前的判断不足等。而这份由区级医学会亦只判断他的伤势等同在伤残等级中最低等的第10级。

病人A感到，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体所受的伤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级医学会投诉。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级医学会和医院伙同一起拒绝跟据法律程序以法医陪同鉴定，及后更联同法院一起互推责任。病人A被拖了几个月后，最后终于批准作多一次医学鉴定，可是在这几个月的苦等期间，却原来是让医学会把握充足时间与鉴定专家「打好关系」。

在 鉴定过程中，那些专家们明显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当事人没有回去医院就诊所以引发细菌感染。病人A意气阑珊地说：「我亲身感受到当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后几年裏不断写信至不同部门投诉都不得要领。也曾尝试以法律手段反对巿级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可是法庭仍然视受害者的诉求为无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国医疗体製的千疮百孔，司法、医院、医学会等互相包庇勾结的腐败。医疗质数参差、守则缺乏监管、滥收费用、意外事故频繁、而医疗官司费用昂贵往往令穷人却步。穷乡僻壤的村落医疗落后，病人为了求医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权益却乏善足陈。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保守估计中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人高达20万人。中国的户藉製更是牢牢地缚绑着农民对医疗的需求。

医疗病例与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满治疗效果和收费，持刀捅死了医生。在中国，医院裏出现病人袭击医生的事件时有听闻。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数据，内地医院平均每年发生27宗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医生因医患纠纷被杀，28名医生受伤。协会更指有78%的会员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与病人产生出敌意和不信任，这是製度造成的恶果。即使医生愿意悬壶济世，也逃不过医院管理层的压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钱。去年11月，在浙江省温岭市，因为主治医师王云杰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医务人员罢工，要求改革医疗製度。

公共资源的削减

这一趋势源自公共资源被削减，令医院工作量提升，导致医院医生出现错误变得频繁，城乡的巨大差距令农村病人走向城巿求医，但债臺高筑的地方政府却无法承受更高的医疗开支。医护人员的工资偏低导致他们向外寻找兼职帮补家计。所以医院的待处理病例堆积如山，服务质素下降。加上医院收费过高及收取药物处方回扣等有违职业操守的腐败行为，令情况雪上加霜。随着中国大陆更多的巿场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药厂走入巿场，令医疗变成谋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医疗的费用，成为有钱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务。

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表明鼓励允许民办（私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并竭力打击医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这是鼓励民间自己兴办医疗机构，免去作为政府应付担起的医疗责任，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公帑，而最后更是优惠医保企业，作为榨取劳 动人民金钱的手法。而打击医院的暴力，造成医院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情景。显然，这并不是针对整个医疗体製的腐败和巿场化造成的严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针对 绝望的医疗受害者作出严厉的打压，只会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国富裕得多，但大众医疗体製却比上世纪60-70年代更为倒退。病人A的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变，更多受害人会出现。

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组织协同工作；而医务人员大规模斗争已变成趋势，运动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

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医务者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着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以及给予官员的贿赂。唯有将医院和药剂厂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医务人员与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

四中全会底下的「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借此巩固反腐与「改革」的成果，并为今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铺平道路。尽管官方声称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但是对「党的领导」的着重强调意味着中共独裁体製不会改变。法治改革可能会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只要资本主义製度继续存在，「法」就会成为压製工人反抗的枷锁。

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贪腐与滥权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内部威胁。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说道：「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该报告所调查的涉及220多万人的871起群体性事件中，44%是针对政府或官员的抗议活动。另外，一篇名为《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的报告指出，在其所调查的谣言中，63.6%的内容涉及仇官。广泛的谣言反映出群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运动，习近平无力再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负责。在去年昆明反对PX项目事件期间，《人民日报》微博曾发文批评「口罩实名製」等高压政策。光明网（5月27日）则指出，用这种方式维稳是黔驴技穷的表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更是几乎对全党进行了清洗。现在习近平需要用法律来巩固成果，通过行政和司法改革来限製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行动。因此政府今后可能会向群众做出让步，从而缓和官民冲突。但这个让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所说，「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共将继续用自己专製地位保护「红色贵族」与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

「为改革护航」

《金融时报》（10月29日）在评论四中全会时引用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哈耶克的话：「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依法治国」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拢资本家，以此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习近平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说，中国经济每年因诈骗、回扣和其他腐败行为而付出的直接代价比他五年前预计的860亿美元高出数倍。不难想像，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贪腐行为将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障碍。通过立法约束那些不顺从的官员，其干涉市场的权力受到极大限製，将给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订关于产权的法律法规将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转製度改革铺平道路，这能令资本家更愿意参与到「改革」中来。可见资本家以及想与之合作的「红色贵族」才是这场法治改革的最大赢家，劳动群众则要承担「自由化」带来的沉重剥削与压迫。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反对赋予工人集体协商权时曾说，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驰」（应註意该联合会同样反对香港立法规管工时）。这种「精神」会在「依法治国」中得到保障。

合法压迫

相比于西方国家通过繁杂的司法程序压製工人运动，中国政府利用法律镇压工人的手段可能会更加露骨。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在名义上赋予了工人集体协商权，实际却通过延长协商期、提高协商门槛、禁止协商期罢工等手段来限製劳工权利、将罢工变相刑事化。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提出工资不增长或减少（条例把这叫做「负增长」）的要求。这也许就是未来「合法」镇压罢工的先声。今年10月广州市宣布製定《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尽管官方声称这个工作细则主要是针对内部工作，但仍不免让人怀疑政府是否准备打压活跃在这裏的众多维权、劳工组织（广东省是中国群体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新网11月3日则发布报道称，深圳社会组织将面临史上最严监管。「依法镇压」的情况同样可能出现在香港。在此次「雨伞革命」中，中共对占领者大加诽谤，声称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并得到资助。「反占中大联盟」的发起人周融直接将「占中」称作「侵略」。因此在抗争结束后，港府可能会趁民主势力疲惫之时通过廿三条法案，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与民主运动。而这一切都将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进行。

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只是中央政府巩固权力的手段，实质上司法及执法机关继续由党控製，腐败情况不绝。这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谈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装专製资本主义，从而令政权进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实质的法治改革对于工人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抗争空间，其法律意识也会转化为更有力的斗争精神，但绝不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应利用政府的让步进行抗争，争取组织和参加工会权、集体协商权、集体行动权以及更多的民主权利，最终推翻「红色贵族」与资本家的剥削统治。这些只有在工人阶级团结行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就会落入统治阶级所编织的圈套。

中国：2015年年经济硬着陆？

「在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数字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BBC经济版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宣佈。连串数据证实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社会愈来愈担忧，中国不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驱动器，反而将会拖累其发展。过去十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增长的火车头，但现在摇摇欲坠，商业投资和工厂产能也是如。中国政府不仅陷入25年来最缓慢的GDP增长，同时努力加快新自由主义重组，从而刺激私人投资和国内消费。这是其战略的一部分，以戒绝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中国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0%，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许多评论家现在预计，今年GDP增长将低于政府7.5%的目标，这在16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即使7.5%也是中国24年来的最低增长数字。十二月中，中共领导人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宣称「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比较大」，现在普遍预计2015年GDP目标将下调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态」一词，在官媒上也大肆宣传，强调GDP增速降低。习近平声称已将「新常态」发展成一门理论，但事实上这一词是从西方媒体抄袭过来的，本来用来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时期。《环球时报》大肆宣扬，习近平申述的「新常态」理论将会是历史上其中一个标记。中共试图蒙蔽群众，让人以为经济放缓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预料之内的政策。的确，有些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主张较慢的「优质」增长（这意味着更少的国家控製，减少借贷投资）。但是，今天有无数的经济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引发对经济动盪。

中国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份备受激烈争论的报告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是正确的，这代表美国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当任总统的142年以来的第一地位结束了。通过衡量购买力平价（利用当地而非全球价格的方法），中国经济体目前价值176,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74,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体还会比美国大20%。各界因不同的计算方法，对此是否已经实际发生未有定论。一些学者推测，这将在未来几年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比单单GDP增长率放缓深远得多，因此愈来愈受到关註。

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生动盪，当中最触目的是原油价格的暴跌，这是全球供大于求的结果。从世界第一市场 － 中国 － 也可明显看到这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页岩革命」大大增加了该国的燃油产量。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产能过剩，由钢铁至太阳能电板皆是如此，最触目的就是房产市场。据房产专家艾经纬所言，2014年全国房屋销售下降了10%，现在未售出的房地产大约有七年的库存。一份北京商业报刊刊登了「鬼城指数」，说明至少在50个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国的建筑业消耗了全世界约一半的钢铁和水泥，僱用3,700万工人，这比英国整个的劳动人口多23%。因此，过去十年的建设热潮中是全球能源价格的驱动力，中国建筑业的活动佔了全球超过一半，而建筑业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场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诱因。上海市场也经历2009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令许多经济评论员再次质疑，中国官方的GDP数字是否能反映实况。正如《彭博》专栏写手William Pesek评论道：「对于任何人认为中国正处于近乎这数字（即7.5%增长），我有两个字要说 － 『铁矿』。关键的矿石价格下跌了一半，同时油价下跌44%，煤价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将会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场不景气，令许多出口商陷于萧条及收支平衡危机。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已经陷入衰退，其国际债务（主要来自是中国的国家银行）更可能违约。有传言讲，委国的马杜罗政府希望北京会延长信用额度，也就是说紧急财政援助。「中国人是精明的，他们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换取奥裡诺科地区的油田作为回报。」一名《中国日报》的评论员说。即使是俄罗斯，在货币危机（2014年卢布的价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溃以及西方製裁情况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国求援。

贊比亚政府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吸血鬼来「拯救」国家财政，意味着贊比亚人民将再面临紧缩措施。它的铜矿大多是归中国人所控製。「幸运国家」澳洲由于得益于蓬勃的中国贸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全球危机。但即使如此，据报道，澳洲的贸易遭遇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进口成本上升）。澳洲乘着中国的建筑热潮，採矿公司大大获益，但代价是国内製造业进一步下滑。但是，根据嘉能可的报告，今天澳洲煤矿产业中，一年裡有一季是无利可图的。中国经济放缓令大宗商品市场急跌，意味着这些国家将面临艰难时期。因此，中国将以更公开的帝国主义模式，对依赖其经济力的市场和政府加强控製。

产能过剩

由于地产和基建的投机，中国钢铁产能疯狂膨涨。即产能过剩已达到荒谬的高水平，还是持续膨胀。中国当局已承诺加以控製，但这绝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资本土义危机以来，信贷前所未有的膨涨19万亿美元。因此，同样的过度投资也已经在水泥业、玻璃业、採矿业、铝业和造船业等其他众多行业发生。

两个政府的经济学家在11月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过去五年的投资中多达一半（总值42万亿人民币）是浪费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以及宏观经济研究的王元）。他们指，过去两年习近平上臺以来，问题持续恶化。

现时中国钢铁的产量大于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仅闲置的钢铁产能就已经超过美国钢铁业的两倍。过度生产导致一些地区的钢材价格跌至白菜价格。在2012年，中国的水泥产能达29亿吨，但实际需求仅为21亿吨。中国最大的200个机场有三季度都是亏损的，但还在计划建造多100个。

类似现象在其他行业重複，各城市和地区之间彼此竞争，鲜少考虑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市场商品泛滥，利润受到挤压，信贷成本则会飙升，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会极为迅速的积累，有可能会爆发一波波的企业倒闭和银行危机。

影子银行业增长至世界第三大，这突显了北京的困难，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银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让国有银行规避政府监管，从而保持信贷流动到陷入困境的企业借贷人手中。

过去一段时期，很多投资项目都规划差劣，甚至纯粹是投机炒炸，但工人阶级不免此付出代价。其中一个指标是，建筑业工人罢工上升，从7月至9月有55次。这行业有着多层的外判製度，依靠无保障、不受保、低工资的农民工，因而恶名昭着。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项目暂缓和变相违约，个案数字上升，「中国工人是最后拿到钱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罢工是由于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业方面情况更糟，中国煤矿业有70%处于亏损状态，是由于全球煤炭的价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产能过剩，还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席王显正讲，超过一半以上的煤矿企业难以支付员工工资。因此，山西省等一线产煤区的财政压力最让人担忧，有报道指当地的影子银行即将违约。

通货紧缩

在12月21日，中国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调基准利率。可见，经济基础远差于政府想我们相信的情况。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发生通缩。中国政府来年想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涨数字是1.4%，为五年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厂的价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连续33个月价格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誌指出，中国经济的诸多领域正濒临价格全面下跌的边缘。

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货紧缩，而今天的中国也会因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造成同一恶果。当通缩波及整个经济体时，由于人人都期望市场价格继续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欲减低，企业推迟投资，价格下跌会抑製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通缩会令债务实际成本上升，令企业和政府债务负担恶化。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偿债费已经达到了中国GDP的17%，而2011年时只有7.5%。央行的降息举动，以及之后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资本金（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因为违约将至，所以要舒缓解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偿债成本。违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透过将坏帐从银行系统中的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掩饰了这一事实。由于通涨回落，借贷的实际成本已经从2011年的零飙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时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综合指数在四星期内急升超过25%。大量资金透过「孖展」涌入（2012年才在中国合法化），这是高风险的手法，因为投机者用借贷而非自己的资本在作股票交易。过去几星期，名副其实的淘金热正在发生，有数千万计的新交易户口开设，银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贷平臺去满足「孖展热」。北京面对严峻的两难局面，其反通缩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轮的金融泡沫，恶化债务危机。

现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实行类似的政策，就是不择手段来製造通涨。无论对习近平及其经济团队，以至对全球资产阶级，通缩危机的失控现象是最大的担忧。

在下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被普遍定义为增长5%以下）是尚未有定论。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长期着陆」是最有可能的情况。这与我们的预言相似，中国正在进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货紧宿、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阶级斗争和政治不稳正在到来。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惨剧　报道被严重审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约30万人聚集在上海外滩等待观看元旦灯光秀，其中不少是无力承担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今年灯光秀场地已经转移到了几百米外的「外滩源」。23时35分左右，在连接外滩观景臺和陈毅广场的楼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对冲，引发踩踏事件，官方数字指，今次惨剧酿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为灯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游客，但由于地点由「外滩」更改为「外滩源」，许多人因不知道这一字之差而产生误会，结果造成挤拥。尽管如此，公安部门仍然自以为是地削减了警力，先后仅派出1,200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发生后临时调集的），同时取消了外滩以及附近的地铁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与30万游客形成了滑稽的对比。更荒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仅仅为了镇压京东青浦仓库200多名工人的罢工，上海当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协警及治安人员共400多人。据媒体报道，能够支付巨额维稳费的中共政府居然没有为警察配备扩音器，结果他们的声音完全被人群的嘈杂声掩盖。可见在中共官员的眼中，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远比群众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后上海当局对媒体进行了严苛的审查，以遏製公众的不满情绪。上海市委宣传部在翌日向传媒发出紧急通知，禁止报章网站以这事件作头条，禁止任何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性报道，媒体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闻单位的权威稿源。《南华早报》1月4日报导，当局审讯了几十名在网上留言批评当局的市民。

政府为了封锁消息，阻止媒体接触死者家属。有死者家属向媒体表示，他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从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机构驻地，并禁止记者入内。《南华早报》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访问死者家属期间，被几名自称「誌愿者」的陪同人员打断。对于中共独裁者来说，维持製度稳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为重要，难怪百姓现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时往往谣言满天。

我们在为遇难者哀悼的同时，也应记住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往往被资本家视为草芥。就在12月31日当天，广东佛山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导致18人死亡、32人受伤。《新京报》报道称，该工厂设施简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给工人进行消防培训。30日，安监总局公布了昆山中荣金属公司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这起发生于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导致146人死亡、95人受伤。爆炸原因是公司长期未按规定清理除尘系统，引发铝粉尘爆炸。而且该公司的厂房设计和生产布局都违反了相关规定，生产管理混乱，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据官方数字，2013年全年中国仅死于煤矿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当于每个月都会发生两起上海惨剧。

为了平息民愤，上海当局会抓出几个官员来承担责任，但这无助于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惨剧。中国劳工论坛反对中共政府的媒体审查，必须由群众由下而上组成独立委员会，捍卫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权利，抵抗警员的审讯和威吓，彻查并公开事件真相。此委员会有权彻查公安高层和政府人员。群众须要自下而上地组织社区委员会，帮助居民学习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组织技能，管理大型群众活动、维持现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工人要通过与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斗争获取工会权、参与企业管理，组织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教育、要求资本家改善工作环境和安全防护设施、进行安全生产监督。

中国经济增长跌至1990年来最低

本周公布的国内生产毛额（GDP）证实，中国经济创下了二十四年来最低的增长。大部分的预测指出，中国的经济在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债臺高筑，加上过度投资的经济领域（例如房地产业──过去十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尸经济」正在扩大，将使未来几年成长再创新低。

预料未来几个月内，中国会推行放宽货币政策的措施，透过对正在挣扎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宽信贷流动，从而刺激经济及对抗紧缩的压力（与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手法相似）。但这样的话，政府债务现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如果他们不想令债务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难的平衡手段。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度GDP成长率为7.4%，低于预期的7.5%目标。虽然差距很小，但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首次没有达标。

以上数字表示，「经济奇迹」在过去五年裏已经减缓了30%。自2010年最后一次双位数（10.4%）增长，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华尔街日报》对最新数据得到了总结：高速增长的全盛期已经结束。中国的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也同意这个观点，说到「高速奇迹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让我们熬过他吧。」

坏消息是好消息？

中国的GDP成长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没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会对现况感到放心。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被质疑操控了GDP统计数字。甚至连总理李克强几年前就说过一广为人知的话：中国的GPD资料是「人造」的。其它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遭遇比官方数字更剧烈的减缓。中国的总发电量普遍被视为更精确的经济成长指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4年这数字只成长了3.2%，16年来最低。钢铁是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表现指标。虽然钢铁消耗量的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很可能也会是自1995年来首次下跌。

中国政府发出的讯息是，经济放缓是正面讯息，是经过周全考量后的政策走向。在媒体上，「新常态」这一词不断被提起。在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表会议上，「新常态」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时报》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国专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坏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话，就是其实是好消息。」

在揭露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对中国经济更趋悲观，最新的GDP数字被视为长期放缓的先兆，这对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有着严重的影响。

惠誉国际的一份研究中谈到：「我们预期2015年的成长率会从6%作为起点，2015预期增长6.8%， 2016减缓到 6.5%。」过往看好中国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IMF）也调降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测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奥立佛布兰查坦承：「房地产热潮消退比我们之前预期的严重。」他们预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长率会比中国高。

通货紧缩阴影

中国像世界经济中的许多其他区域一样，现正遭遇到通货紧缩。就中国的状况来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产能过剩。「在很多行业裏，生产与产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钢材、平面玻璃、建筑材料、化学品、化学肥料、铝、造船，以及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去年大约70-72%，而看来未来还会进一步探底。」（金融时报，2014/12/24）

建设的急进脚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后，造就了多处的「鬼城」和大量债务。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从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产者物价指数则连续34个月不断下跌，自2011年来已下跌了10%。通货紧缩使得债务还款的实际价值更高昂，现被视为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风险。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宽松」。欧洲中央银行模彷美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将在未来两年，每个月电子印製600亿欧元。这政策的目的是令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这现时困扰着欧元区19个成员国之中的9个。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减息也是依从着类似的逻辑，但却带来了反效果。减息不单未能够为挣扎求存的企业放松信贷条件，更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泡沫，令股价在减息后八个星期内急升了36%。房屋市场过去严重地受着投机炒卖影响，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国的三分之一的市区房屋。如今，随着楼市变得低迷，部分投几资本则转进了股市。

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人大会议所承诺的，政府正试图「拆除债务风险的炸弹」。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尝试勒住影子银行中最高风险的项目，尤其是增长迅速的信托业。纵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调控，影子银行业的资产价值继续飙升了14%，达到了九万亿美元（来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银行过去一般被认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中，影子银行的增长与最具投机性的项目（如房地产业）紧密相连，而这些项目现正受到产能过剩和破产风险提高的困扰。

根据摩根大通的资料，地方政府的债务自2008年的5.6万亿人民币，飙升到了2004年的21万亿元，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华丽的GDP数字，并且超越毗邻地区，与私人开发商和投资者联手投资了大量以债务驱动的建筑项目。这个基建狂潮也加剧了贪汙腐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亦曾公开承认，贪腐问题可以令中共「亡党」。去年楼市放缓，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卖地成绩也下滑了10%，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土地售卖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北京的两难是，进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会激发新的信贷泡沫，增加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减少信贷的流量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放缓，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减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长期以来警告中国的潜在银行危机，并称：「中国通缩风险正在加速累积，很可能会引发衰退，并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顺其自然。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失去信心，当我们将整个房地产市场供给链算进去，就包括铁矿、建筑、相关金融服务和用品销售等，就占了GDP大约20%。假如银行系统贷款破产涌现，并超出政府调控机构控製信贷危机、恢復市场信心的能力的话，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后会变成灾难性的硬着陆。」

拆除债务炸弹

政府至今仍极度小心地尝试拆除债务的计时炸弹。去年经历了几度有关企业破产的「有惊无险」，最后都能仅仅地避免掉。市场恐慌会擦枪走火，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预料北京将会在未来数月内宣布一项银行存款保障计划，与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提供一道「防火墙」，以在个别破产或债务违约的事件发生时，避免出现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时间，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义」自己的债务责任，来解除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企、投资机构的默认担保，与它们相关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认承保也变相解除。一旦落实了这些措施，相信北京会选择性地允许破产事件发生，来「整顿」信贷市场，并保护核心的银行系统，以免受到影子银行业的过分行为影响。政府显然预料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银行危机，但会希望能够控製住它，并不让其扩散。不过，这会冒上巨大的风险，接续的发展随时会脱离政府及其调控机构的控製。

因此，中国的经济在2015年将会进入一个未知领域。中共专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资本主义改革（市场主导），以及增加国家打压和政治控製。这正在使社会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工人阶级因此需要寻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组织和国际社会主义取代这个破产政权。

山西建筑女工讨薪被杀

2014年底，建筑女工周秀云因为讨薪在工地门口被警察打死，事后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踪监视。由于30年来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机后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国家机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工人斗争。层层分包的建筑业为中共官僚和资本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建筑工人却遭遇着讨薪和工伤维权的困境。

山西惨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龙瑞苑」工地，周秀云的儿子和工友因为讨要劳务公司拖欠的8万元工资，与保安发生冲突。周秀云夫妇闻讯赶到，此时冲突已经平息。警察来到现场后，未做调查就将讨薪工人称作「犯罪分子」，打算强行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周秀云在阻拦时被警察扭断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则在派出所裏被打断了六根肋骨。随后警方为封锁消息而对周秀云的家人进行了跟踪监视，试图和他们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事件曝光后，太原当局匆匆发布道歉声明，声称会调查真相。但调查结果却否认此事因讨薪而起，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辩白，结果引起当事人和舆论的谴责。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经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会被判处故意伤害罪，罪名明显过轻。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纠」无法让群众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讨薪工人及其家属和事件目击者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才能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中央电视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发指，报道将事件渲染为「警民冲突纠纷」，鼓励民众「奉公守法避免悲剧发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于新闻自由被全面打压，事实真相只能透过网路短片及文章传播。

建筑业的资本霸权

太原当局的表面工作无助于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尽管四年前政府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但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1月，建筑业工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资本霸权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薪行动。2014年《当代建筑业欠薪机製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指出，住房市场化「造就了中国亿万房奴、亿万富翁和亿万欠薪三大奇迹」，令6,000万（亦有报道称4,000万）建筑工人经受着劳务分包製度的压迫。为了逃避用工责任，总包建筑公司向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公司提供资质挂靠，收取挂靠费，并不参与实际的建筑工作；或者通过内部人员成立劳务公司，玩起「左手换右手」的把戏。这些劳务公司也没有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向包工头提供资质挂靠。在资质挂靠和层层分包的霸权体製之下，95%的建筑工人没有劳动合同，很多时候被迫签假合同。再加上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袒护资本家，工人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筑工地危机四伏，工作受伤乃家常便饭，但工人要从合法途径追讨赔偿，起码要等3年9个月。如果资方和政府有心阻挠，甚至要等6年9个月才能有赔偿，而金额往往少得可怜。

值得註意的是，地产开发商往往不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只能由总包公司垫付部分工程款。这种垫付关系经过劳务公司和包工头，将负担最终转嫁到工人头上——工人不仅无法按时拿到工资，甚至要向包工头借取生活费，当然更不可能得到社会保障。实际上，周秀云所在的「龙瑞苑」总投资17.8亿元，但负责该项目的国有开发公司的自有资金仅有2,000万元；国有总包公司也将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体或私企大包工头。可见，要想改善建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必须取消劳务分包製度，禁止资质挂靠，让工人和建筑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建筑公司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实行八小时工作製 ；工人监督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的日常运作和各项收支，降低房屋价格，阻止资本家利用住房谋取暴利。为此工人须要自下而上组建独立民主工会，与建筑业和金融业的资本霸权进行斗争。但是社会改良不可能彻底改变工人作为受剥削者的地位，而且统治者会想尽办法夺回工人的斗争成果。只有将银行资本和地产资本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合理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使住房建设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劳工斗争四起　警察镇压加剧

在山西惨案中，周秀云的儿子曾相信警察会帮助他们讨要工资。但实际上，警察往往勾结资本家和黑恶势力，一同打压工人的维权行动。在山西惨案前不久，深圳庆盛服饰皮具厂的900多名工人发动罢工，阻拦厂方出货，要求企业主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罢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厂进行任何示威游行或堵路行动的情况下，数百名警察包围了工厂，殴打、逮捕罢工工人，强迫復工，乃至进入车间监视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庆盛工人遭到镇压的当天，安徽省铜陵县的300多名教师在市政府广场上静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师待遇，补发被克扣的奖金。随后政府派出特警镇压，3人被捕，另有数人被打伤，引发全县教师罢课。今年2月5日，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与该厂1,000多名工人解除劳动合同。谈判未果后，工人前往当地政府请愿，却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被迫接受厂方的赔偿方案。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剥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劳动者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须要组织自卫委员会抵抗警察镇压，并由工人及居民选举产生的独立委员会民主控製警队，令其不再成为镇压群众的机器。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筑工人的处境，甚至连改良性的让步也值得怀疑。组织起来，集体斗争是改变的唯一出路。

中国劳工论坛的诉求：

由讨薪工人及相关人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周秀云死因，严惩杀人警察
反对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体控製，公布事实真相
工人有权组织独立民主工会
取消劳务分包製度，禁止资质挂靠，让工人和建筑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由建筑公司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落实八小时工作製
国有化所有银行及地产资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国新年凸显极端阶级分化

中国2.7亿农民工离乡别井到城市打工，当中大部分人于农曆新年回乡探亲，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迁徙。恰逢中国庆贺新年，迎接羊年的到来，根据官方数据，春运期间内预估有28亿乘车人次。但在家庭团聚和普天同庆的节日裡，却又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问题。

对于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经济动盪，今天却是最好的时候。过去六週，中国排名前25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增长了213亿美元，令人震惊。而据《彭博社》报道，这只是他们1月1日以来储蓄金额增长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联合国预估每年只要额外投入300亿美元就能保证全球饮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约有6千人因饮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国农村地区也广泛受严重水汙染之苦。

中国钜富拥有的财富飙升，是源于中共专製者放宽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条例，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土壤，策划了牛市。农曆马年期间，上证指数增长了60%。春节期间，证券市场收市一週，然而，由于「热钱」的涌入，证券市场的泡沫必定会进一步膨胀，然后不免出现市场修正。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自2015开年以来，证券市场起飞，加上一连串的首次公开发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亿万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这些金融新贵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电子游戏开发商以及连锁药店的持有人。

罢工潮迭起

由于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加剧，中国广大的工人过去几周过得尤为艰难。由于经济放缓，此前的繁荣行业如矿产和建筑如今不景气。据独立机构的估算，相较去年同期，示威和罢工的工人数量增长了三倍。拖欠工资是触发冲突的最常见因素之一。

庞大的建筑部门有4千万劳动力中，大部分为农民工，员工受雇于一层层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资，发薪日刚好在农曆新年前。建筑部门尤其成了导火索，佔目前中国罢工数字的近三分之一。据社交媒体报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筑工人堵断了主干道，拉起横幅，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支付血汗钱。类似的示威近几周内发生了数十起。据报道，近期在广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资引起的冲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全国关註。去年十二月讨薪行动中，一名建筑女工人的母亲周秀云被警方杀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的一则研究发现，8%的农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资。该研究发现，受访的一半工人，或全体农民工的4.3%，称曾为了追讨欠薪而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即罢工和集会的官方统称）。将这些数字放到全中国的话，那就分别涉及到2,160万和1,160万名工人。

建筑股成为市场上的新星，去年最后一个月跃升了63%，但建筑工人却有时被迫採用绝望的手法来讨薪，可见中国穷人与富人之间隔着一道万裏长城。

「留守儿童」

中国7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曆新年的处境令人揪心。由于贫穷和歧视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被迫与外来工的父母分离。《金融时报》评论道，节日开始了，意味着「无数的民工子女准备与父母相聚一週，然后又要告别一年。中国梦就是一个严厉的包工头。」

户口体系把人口划分为享有特权的「城市」居民和没有特权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儿童无法就读大部分的城区学校。他们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生活，有些则寄宿学校。寄宿学校最近受到广泛媒体的批评。「学生常常被长期锁在教室裡自习。」《财新网》报道一所学校的状况。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几乎50%的留守儿童都患有忧鬱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龄人有这种问题。「留守儿童通常有着自卑情结，自尊心更容易受伤，自信心更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官方数只揭示了局部状况。因此，在羊年工人阶级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体斗争、创建独立的工人组织才是出路。

中国：资本主义令女权倒退

据报道，2月18日中央电视臺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世上最多人观看的电视节目，演出四个半小时，由189个国家电视频道现场直播。观众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过6亿。不过，演出内容带着无耻的性别歧视色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女权活动家等人对今年春晚的评价再创新低。

「春晚无耻地歧视女性，拿她们取乐。导演要把我们带回封建缠足时代吗？」今年春晚结束后，大量网民在微博上表达愤怒，这只是其中一之。女权主义者发起一份倡议书，抨击春晚「有毒」，指出节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称单身女性为「剩女」；描写女性公务员是依靠美色上位，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发生性关係。从此可见，新一代女性活动家正在中国冒起，反对家庭暴力和就业歧视。她们在多个城市佔领男厕抗议，令公众关註女厕缺乏，被迫在门前排起长队。要知道，她们是在强硬的独裁统治之下行动，在这裡任何抗议都会迅速遭到打压。

春晚引发的怒火揭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倒退。这是中国整个社会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资本主义取代了国家计划，并再次猖獗的製造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工资差距扩大

「自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作家张丽佳说道（中参馆，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反映出这一现象。国际上，工资差别儘管仍不利于女性，但已经缩小，但中国逆国际潮流而走。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67.3%，低于1990年的78%。在农村地区，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领工作者面临着性别主义观念和公开歧视所筑起的高牆。就连《纽约时报》（2015年2月20日）也承认，「在办公室裡，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已为公开的性别主义所代替，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法律的支持。」该报援引了中国女权主义者冯媛的话：「女性的地位并未提高，在某方面还倒退了。」

以下事实说明了这种负面趋势：

一份2010年的调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员工时设定了性别条件，儘管这样做是违法的。招聘广告经常指定「申请者仅限男性」或者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与世界水平相比，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但城市女性就业率已经从20年前的77%强下降到现在的61%。
农村土地使用证书主要在男性手裡，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写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离婚的话，女性只能淨身出户。
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人次接受整容手术。现有5万多家整容机构，另外每年还有一百万人前往韩国接受整容手术。在北京，高中和大学女生佔全体整容者的80%多，这无疑与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有关，因为招聘广告普遍对应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现在很普遍，并且十分公开，儘管这样是违法的。僱主对发佈公然含有性别歧视信息的招聘广告习以为常，因为社会已经接受了这种反动观念。人民大学去年做了一个实验式调查，向求职网站递交两份同样的履历，但一份性别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结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试机会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试的机会高 53% ，在每个社会中，这些「规则」都来自上层的统治阶层，就像《中央电视臺》的春晚那样。

《人民网》甚至特别发佈了一个名为「十八大上的风景线」的图集，其中出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务员。这无疑发放一种信息：女人提供装饰，男人做出决策。社会主义博客写手王林宇指出，资本主义製度利用「剩女」观念向单身女性的散播恐惧，施加家庭压力，从中榨取利润。在中国有超过一百个婚姻交友网站，根据《彭博通讯社》的资料，交友网站的市场在2014年首季就总值4亿9千万人民币。李先生说：「他们尝试汙名化及边缘化所谓『剩女』去赚钱。」此外，女德学堂在全国涌现，散播封建道德观去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服务。

革命与反革命

在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这种公然的歧视会受到国家的製衡。儘管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其弊端，但国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缩小了男女之间在工作、工资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国家管理，当时社会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来自女性以及激进化群众的，要求废除旧式的男权封建製度。这反映当时中国左翼中重要的女权主义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办婚姻和纳妾製度，并让男女双方都能更容易地离婚。这是有史以来在婚姻关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这些变革并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称的那么「社会主义」。但是，儘管毛泽东实施独裁统治——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诅咒——国有计划经济仍然打开了通向妇女解放的大门。随后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直在设法把门关上。

相比于办公室，工厂裡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一个涉及一百多万份网络招聘广告的调查发现，儘管从整体上看超过10%的招聘广告表现出性别偏好，但对于不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这数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女性都会迫于无形的压力签署「不怀孕」条款，接受妊娠试验，甚至要保证不结婚。如果一个女工怀孕了，老闆就会把她分配到不便、费力的工作岗位，迫使她辞职。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相比于白领员工，工厂女工所受的性骚扰更加严重。向阳花女工中心于2013年发佈调查结果称，70%的广州女工说她们曾经遭到性骚扰，32%报告了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25%收到过猥亵电话或短信。

但是过去几年的罢工运动表明，工厂女工绝不是僱主所认为的那么软弱。2014年的罢工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许多斗争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罢工。这是中国30年来最大的罢工，製鞋女工佔罢工人数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坚决」的想法。这些事态发展是我们乐观的基础，缺乏经验的中国女性运动能够与正在开展的工人阶级斗争联合起来，并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现有製度，彻底摧毁压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级富豪成为人大会议的焦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周四在北京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会议。在越来越多的负债问题和产业过剩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因此全球媒体都将深度报道今次会议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示。全国人大及政协只是橡皮图章，中共独裁者事先拍板的决策将会一一通过。

尽管如此，如之前几年一样，大量註意力将会投向中国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润百富榜报道，在中国1,271名最有钱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国人大及政协委员。中国首十名亿万富豪中有五名就是两会代表。《日本时报》指出，他们在两会中亮相，突出了「超级富豪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

使美国政府「看起来像是乞丐」

五大传奇财富钜头分别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排名第五的腾讯主席马化腾，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上述人士均为人大代表。太阳能厂商汉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协委员，今年他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彦宏则是互联网公司百度的首席执行官。

将这情况套到美国，就如比尔．盖茨、拉裏．埃裏森、沃尔顿家族和迈克尔．彭博都在美国国会中拥有席位。在老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资产阶级倾向躲在被收编和「游说」的民选代表背后，以较谨慎的手法统治，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选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令他们的美国同行 「看起来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协代表总资产约为5,658亿元。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三大权力机构中全体660名高官的总资产额只有75亿美元，实在相形见绌。

财富增长一倍多

今年两会前夕，吉林省《新文化报》报道中国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协委员。这36位人士的总资产约有1.2万亿人民币（下同），超过了越南的生产总值。比较一下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资产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国的亿万富豪是如何从习近平的亲资政策中获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协委员总资产达5,658亿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协委员总资产达1.2万亿元。
「资本家和地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泽民领导下的90年代，企业家才被允许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时报评论道。

今天，中共由亿万富豪统领，其统治下的社会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极端的贫富差距成为了人民不满的主因，在今后将造成政治动荡。

出租车罢运反剥削

今年1月份，中国多个省会城市相继爆发了出租车罢运事件，出租车司机所受的严重剥削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註。政府和媒体纷纷指责高昂的「份子钱」及其背后的经营权垄断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进而把市场化改革看做解决手段。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只会加重对底层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让出租车司机成为该行业新一轮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1月4日，辽宁渖阳的数千臺出租车罢运，游行队伍遭到警察拦截。但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在短短两周内，罢运行动蔓延到南京、南昌、长春、济南、成都等多个省会城市。媒体将之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罢运司机将矛头一致指向了份子钱和「专车」。所谓份子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承包费用。中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製度，国有出租车公司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具有垄断地位（《中国产经新闻报》，2月4日）。公司通过竞标取得营运证（出租车牌照），然后转租给司机并收取份子钱。由于政府管控着出租车的数量，牌照价格一路高涨。最后，高昂的牌照价格通过份子钱被转嫁给了处在行业最底端的出租车司机。目前北京单班车每月的淨承包金将近4000元，但司机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这意味着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基本没有休假日，却要将一大部分收入上缴给出租车公司。上涨的物价和油价更是加重了司机们的负担。因此就产生了」上午给公司干，下午给中石油干，到半夜才是给自己干「的说法。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拒载、绕道、拼客等现象的屡禁不绝，引发了乘客的严重不满。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出租车行业矛盾的不断激化，官方媒体甚至开始使用「剥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关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时候了」。当然，它们绝不是真心站在受剥削的出租车司机这一边，也未打算推翻资本主义製度。在同一篇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说道：「市场的事，应该由市场说了算」。1月27日《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要「约束住基层政府之手，把权利还给市场」。可见，各个资产阶级媒体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鼓吹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减少政府的干预。这将是出租车行业内一场资本扩张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强生控股」发佈消息称，要抓住政府对出租车扩容的机会，抢佔市场份额，保持车辆的规模的领先优势。因此中共党刊《南方日报》提出让社会参与监督出租车公司成本，只不过是利用群众的怒火来为市场化铺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监督将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将在「自由市场」上参与资本竞争的另一支势力是专车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确表示支持专车公司利用租赁汽车和劳务派遣司机提供叫车服务。在过去两年间，专车公司利用私家车便捷优质的服务以及各种优惠补贴，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车司机的处境更加艰难。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对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已经达到24亿元。但数据显示，两大公司停止现金补贴之后，仅有28.5%的调查对像愿意继续使用。专车公司将不得不降低价格以留住顾客。因此僱佣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务派遣司机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体试图把专车公司描绘成挑战「邪恶垄断」的英雄，让群众相信市场化改革能够使乘客和司机获利，但实际上在这场资本竞争中，逃不过大鱼吃小鱼的逻辑，最后专车公司也会发展成垄断产业。劳动者永远是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一方。

争取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

政府未来可能会取消份子钱，全面推行公车公司化经营（所谓「公车公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个人出租车牌照。这短暂内会得到一部分出租车司机的支持，但无助于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公车公营製度之下，出租车公司僱员的司机要向公司上缴营运承包费，如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受到资本的剥削，更不用说那些可能会大量出现劳务派遣司机。个体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受限于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水平，并承受着高油价以及来自大型出租车公司的竞争。出租车牌照将会成为另一个投机工具，在以个体出租车为主的臺湾，司机平均月薪仅有20,048元新臺币，而且许多司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只能休息两三天（环球网，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生活水平，必须组织独立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反抗剥削，提高工资水平，反对劳务派遣製度；出租车公司应该全面国营化，由司机和居民民主管理，确定出租车收费标准和牌照发放数量。保障司机的优良待遇。同时，有规划地大规模建设廉价舒适的公共交通，以服务全体人民为目的，而不是兴建票价高昂的大白象铁路。这只有在民主计划经济下才可彻底实现，也指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虚假数字下的中国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当地的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立案被拒绝。该男子的律师对记者讲每逢年底法院为了当年案件的结案率会停止接受当事人的立案申请。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倾向媒体《南方都市报》在2014年12月29日报道，深圳市两级法院系统为了保证该年案件结案率在当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该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后，在法院门前排队申请立案的人群「宛如春运」。

官僚主义管理体製的中国法院

按照中共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国的法院属于司法机关。各级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汇报工作。中国法院的审判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不仅如此，中国的法院具有司法独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共宪法第126条）。

可事实绝非如此。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无处不在的共产党党组织，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控製了全国所有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甚至大型企业。大陆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绝对控製之下，成为专製集权统治的工具。各级党委产生法院及其审判人员，法院通过上级法院对上级党委负责、汇报工作；与此同时，法院还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就意味着中共的法院系统仅仅在口头上宣称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而实际上沦为中共官僚体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烦製造者

我们知道不顾实际情况取悦上级，製造虚假的数据突出政绩是官僚主义的特征之一。不断的製造虚假的政绩成了为中共法院系统的日常工作。案件结案率，正确率，信访平息率成了各级法院主要的业务考核指标。为了追求更高的结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统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为了降低积压案件，提高结案率的主要手段。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网》报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该年度内受理案件92,015件，结案88,569件，结案率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网报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结案超过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统不断製造司法大跃进欺骗上级和人民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断，普通人民很少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纠纷，反而被司法腐败所累。中共法院系统从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身份毫不犹豫转变成社会麻烦製造者的角色。这将更加激化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使大陆人民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共政权由商贾钜富统治的独裁本质，促进人民不断反抗中共政权的统治。

无论是中共官僚操控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法治，都将劳苦大众的基本权利排除在外。我们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选举各级法官，由人民直接监督，并确保法官只领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经济特权。结束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独立。

要求释放被捕女权活动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妇女节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年度会议，当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权活动人士。

事件引起国际强烈愤怒。逮捕行动令人见到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镇压愈趋猛烈，也突显了现时中国女权受到高度压製。

中国警方的逮捕行动跨越不同省分，几位女权活动者分别于北京、杭州、广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释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李婷婷及郑楚然分别在北京及广洲的住所被带走，武嵘嵘则于杭州被捕。

这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准备于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在不同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包括在北京一个公园内游行，并在公交车上张贴文宣，表达反对车厢裏的性骚扰行为。

近年来，这些女权活动者是妇女平权组织的成员，因其「行为艺术」而闻名，引起了公众关註中国的女权问题。她们曾发起「占领男厕」，要求改变男女公厕比例不公平的状况，又身着染有血色的白婚纱以抗议家庭暴力。

「寻衅滋事」

《时代杂誌》于三月十九日报道，这五名女权活动者「并没有发动推翻中共政权，亦非组织政治集会，而是透过行为艺术挑战社会观念。」就如对待揭发贪汙及捍卫小数族裔的维权人士般，习近平以极之强硬的手段打击体製内温和的批判声音。

三月十二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控她们。中共经常以此罪名打压和监禁异见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张「政製改革」的活动者，一经裁决，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在当局决定是否正式检控五人之前，当局有权拘留她们三十七天。

内地声援行动被阻　寻求国际声援

自从这五位女权活动者被捕后，在中国各地都有联署活动，要求释放她们。但在中学及大学被製止，校方更威胁会对有关学生秋后算帐。相关的网站及社交网络平臺亦被当局封锁。

当务之急是组织国际声援行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过往一直反对性别歧视及政治打压。我们将连系全球超过四十个国家的支部，共同发起声援行动。中国劳工论坛及社会主义行动在此呼吁各位去信中国当局并组织示威行动，要求释放这五位女权活动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顶吗？

毫无疑问，前中国中央电视臺（CCTV）记者柴静最近所发表的《穹顶之下》对中国空气汙染问题最为深入和客观的一套纪录片。

这套纪录片在发佈当日立即受到内地多家大型媒体网站，甚至官方平臺热捧而迅速散播开去。一时间内地微博网站放眼望去尽是关于《穹顶之下》的消息与讨论。在不到几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闸」下架，「不得再借此进行炒作」。从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之端倪，一方试图利用群众关註的雾霾问题引导舆论，为打击国企石油帮、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则只求稳定现况，提出的环保方案都符合体製内的框架。亦有评论指这是中共试探群众水温的手法，当发现水温比想像中要热的时间就马上把手缩回。

然而，不论中共官方在背后打甚么算盘，都不影响这纪录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柴静在片中她驳斥了环保工作不利于经济发展一说，指出了过去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产业，当中现在不少是依赖政府补贴输血渡日，根本谈不上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是纸老虎，毫无监管权力，甚至连燃油标准都只能根据石油企业而非政府部门来製定。总括而言，她点出了雾霾背后很多不为群众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决方案？

在中共一党专製的资本主义下，雾霾和汙染等环保议题牵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领域，加上近年内地因汙染问题而爆发的群众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势，谈论环保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

但柴静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寄望于个人的自发运动外（少驾车，举报汙染问题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业的国家垄断，通过「市场化」引入私人资本竞争，从而提升使用天然气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严重空气汙染问题，并寄望私人的「环保产业」开发环保技术改善环境之馀拉动经济增长。

基本上，这是内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药方。但客观的经验和严谨的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些看似头头是道方案只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中国本身是一个石油输入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这意味着即便100%开採，亦远远未能支撑全国的能源需求，甚至连过渡方案都无法胜任。那么要填补剩下的缺口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回头路用煤炭填补，那么雾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要么向前走，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补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导能源系统，非要绕个大圈跑到油气工业上去呢？

此外，柴静在片中以英国煤矿业为例子，轻描淡写地将产业转型的过程一笔带过，彷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实际上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导下对英国煤矿业的动作触发了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庞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和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资本家当时有意识打煤矿工业，削弱矿工工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们在去年一篇关于中国汙染问题的文章《「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中指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改革开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规划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环保工作」往往意味着的只不过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掌握着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力的时候，环保法规只会如今天一样不过是件摆设。

中国贫穷的内陆区和少数族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又有严重的缺水问题。但中共现时的环保战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这些地区，例如将煤电站迁移到这些地区，而向富裕地区及政治敏感的东部城市承诺减少汙染。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体一样，将汙染工业移到亚洲及中国，让自己国家可以实行「绿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环境，离不开全盘的民主规划，合理地按照自然条件分配产业分佈，善用地理条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这些却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绝对无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管理银行和大型企业，以民众的需求而非利润去製定生产计划，才能彻底地抹清穹顶下的雾霾。从这个角度而言，雾霾的源头，正是资本主义本身。

女权主义不是罪！

五名妇运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分别是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她们向来以「行为艺术」见称，旨在令公众关註女权问题，现在有可能会被控「寻衅滋事罪」。这条罪行定义模煳，向来用于政治打压，最高可判监五年。

习近平最近疯狂打压工运人士、人权律师、反贪汙人士，而这五位妇运人士是镇压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国有超过一千名异见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习近平摆出强硬姿态，就算是不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温和异见者也不会容忍。

这五名中国妇运人士被打压，等同全球的女权被打压。在中国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对着受歧视、低薪、接受教育机会较低。

全球贫穷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仅是男性的7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过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个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权禁製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现在似乎连女性运动也不放过。我们不能依赖世上各国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独裁者施压。只有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国际声援行动，为言论自由及女权发声，才能施加真正的压力。这场斗争是属于全世界的，以反对压迫妇女的父权製度和剥削製度。

声援中国女权分子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四月十一日，「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众民间团体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集会行动，声援一个多月前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权分子。集会参与者高呼「女权主义不是罪」、「释放女权五人组」等口号。该五名女权分子以不同的快闪行为艺术来推动公众意识，却遭中国政府严厉打压。

这次的集会是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从美国到澳洲都会在周末期间举行声援行动。而香港的集会亦同样带有浓厚的国际特色，有着不同国籍的妇女来到参与示威行动。

五名女权分子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一个月，有报导称至少两人在羁留期间健康恶化（武嵘嵘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则患有心脏疾病）。事件使人关註中国当局以严刑拷问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来套取认罪口供。郑楚然患有视力障碍，却据报被没收眼镜。中国的法院很依赖口供，因此执法部门正设法打破该几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们屈服。

经过一个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寻衅滋事」的控罪。两个控罪的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习近平为一展强人本色，指使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去年有超过一千名异见分子被当局抓捕。当局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的监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调的审判中，异见分子被控以寻衅滋事罪并判以长久的监禁刑期。新公民运动的许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该批女生的代表律师的报告暗示她们被严刑拷问，而审问的焦点从原本的「罪行」（三八妇女节当天派传单宣传反抗性暴力）转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协助她们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武嵘嵘被审问关于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抗议商场与公共场所男女设施分配不公的运动）。其他的女生则被问及在2013到2014年抗议家暴的「血新娘」运动。

显然，国家的维稳机器正试图以这个案件来杀一儆百，以高调的审判和严重的判刑来展示其对任何示威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现在经济正步向政府认为的「安全底线」，未来更有恶化的风险，专製政府恐惧数以百万计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国发生类似香港的雨伞占领运动。因此，这五名女权分子虽然尝试在体製内进行活动，并未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的口号，她们依然被当局严刑打压。这些女权分子所带出来的讯息──反对性暴力与性骚扰──也挑战着习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发言中充斥着所谓的「家庭价值、家庭教育和家庭传统」。

女性平权的斗争是一个需要耐力与以致的道路，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本周末的行动只是未来更多行动的前奏。

在时代广场的集会中，来自菲律宾、代表难民联会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着的性暴问题。妇女和儿童就占了全球难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亦要求当局释放该五名女权分子，并声援中国的言论自由。社会主义行动代表邓美晶斥中国政府在将女权斗争非法化，并指出中国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国女权人士被释放　全球声援获得胜利

中国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声援运动，超过一个月后，她们终于在4月13日（一）被释放。这代表了中国当局在全球的抗议声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让。《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令人惊讶的举行」，而很多人的确作出过最坏打算，预计这几位女权人士会受到严厉镇压。习近平上任以来，打压言论及示威自 由已经变成标誌。《中国劳工论坛》的编辑Vincent Kolo表示：「习近平发动大规模的国家镇压，这次退让可说是高墙上的第一道裂痕。」

这几名女权人士分别是，武嵘嵘丶郑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韦婷婷，原本计划派发传单反对性骚扰，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她们起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监五年。在4月11日，当局将罪名改为「非法集会」，可见当局在受到压力下要炮製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去打压五名女权人士。

中国各地的学生发起联署行动，声援五名妇权人士，但受到校方严厉的打压。在全球多个国家，女权组织和同誌平权组织都有发起运动。在香港也有几场抗议，例如在4月11日当局正式检控五名女权人士前，「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丶社会主义行动（CWI）以及其他团体举行抗议。

「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权今次明显让步的重要性。国际特赦组织形容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权监察的王松莲说道：「（五名女权人士）被释放是因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五名女权人士的辩护律师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回潮》的作者洪理达对这些抗议行动以及群众的义愤表示贊扬， 说道：「中国市民无论男女所施加的压力，也是极为重要。」

同时，有忧虑指这五名人士的控罪并未被撤回。她们只是取保候审，因此有可能会再被捕，特别是如果声援的情绪消散后。中共政权向来经常运用软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击示威，包括罢工。它会先作出承诺，然后将之撤回，或者承诺根本毫无价值。五名女权人士将会被紧密监视，并被禁止出境。

「这次释放还未是胜利，她们被取保候审，而不是被无罪释放。」武嵘嵘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向英国《卫报》表示：「即使被释放，她们的活动仍受到限製，她们仍未完全重获自由。」

五名女权人士被拘留，令中国的国家镇压受到全球触目。外国政府向来为了与中国营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镇压恶行。这股义愤的情绪由下而上来，由活动人士丶年轻人及工人运动，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没有发起运动，只是乘势支持。

连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为五名女权人士发声，包括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裏指她们被拘留是「不可宽恕的」，可见事件触发了巨大愤怒。希拉裏于2009 年作为国务卿首次到访中国，但对人权问题采取了低调路线，令一众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活动分子失望。而当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贊扬了希拉裏：「这种务实的态度可以让其他西方领导人跟随。」

中共政权每次都表示外国政府不应干预中国事务，但今次批评声音来自草根基层，令这说法更难服众。相对来说，美国政府自己多次打压民主权利（斯诺登事件丶警察射杀美国黑人），其批评是更容易贬低的。

习近平到访美国

很多人在猜测中共释放五名女权人士的背后原因。由于习近平计划九月到访美国，这事件很可能会一触即发。习近平准备到纽约于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发表演讲。如果到时引发了抗议浪潮，对于希望加强全球影响力丶宣传自己是「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将是在政治上有破坏效果。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事件对中国国内正在政治化的年轻女性的影响。几名女权人士只是温和的批评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参与帮助当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们却被严厉对待，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製造了震惊。「这一代人在过去二三十年成长，大部分都不热衷于政治，但却被今次事件政治化。」于美国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网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国劳工论坛》对五位女权人士被释放感到鼓舞，并向全球所有声援者深表谢意。今次的局部胜利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斗争造成重要影响。这些斗争反对独 裁丶反对压迫女性丶反对令女权倒退的资本主义。这不单单是中国事务，也依靠全球声援和国际主义，作为全球斗争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权而不民主的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

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2015年是一个危险的一年。经过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加上依靠债务推动的全球最大建筑潮，今天中国经济面对多方面的严重问题。产能过剩、通缩、房价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债臺高筑等因素都拖累着经济增长，而有几种算法都显示，增长已经减到龟速。

对任何政府来说，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中共政权尤甚。中国政府依靠恐怖的国家镇压，混合持续而急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统治。从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长达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长率为7.4%，而今年的目标更下调至「7%左右」，李克强甚至说要达到「并不容易」。更大的问题是，这些GDP数据几乎都是假的，而真实的增长率要更低很多。硬着陆的定义一般指「增长由双位数跌至低下的单位数」，而经济学者们也警告，中国正处于或濒临硬着陆。

这就是为何最近有一连串货币松绑政策、减税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紧货币政策来「去槓杆化」，即减轻经济对债务的依赖，现在似乎逆转了。四月末，从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可见，虽然中共大力宣传经济重组和改革，但现在短期内会180度退却，而会实行刺激措施，即使会令现已严重的债务水平进一步恶化。《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场会议，指政府似乎会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债务出资投资，并进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产市场。

自11月以来，政府两度调低息率，并两度减少所谓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即银行必需持有的现金数量），这是为了在银行系统内註入新的资金。未来还预计会有更多的松绑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来愈紧张。「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这段时间，中共统治者令经济放缓相对乐观，并告诉我们这是刻意设计而并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这局面可以帮助经济由严重依赖投资的情况，转至依赖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但是，现在经济的「控製内的放缓」和「再平冲」似乎脱轨了。

在2月和4月的两次降低储备金比率，代表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被投入了银行系统，希望能够流进并带动投资和房屋销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这显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因由。建屋量及工业产能已经饱和，利润下滑，即使信贷变得更廉价，主要公司也不愿意投资。早前股市颁布新规则，激起了在美国及海外市场的中国股票期货急速下跌，刚好在及后48小时后，即4月19日（日），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银行存款储备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国及深圳在星期一开市前支撑市场。「北京可能没有按下紧急掣，但他们似乎想确保它能正常运作。」金融网站《寻找阿尔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这是已知范围内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疯狂

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虽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却拒绝将新的资金投放到政府属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资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场，令股市市值在过去六个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涌入市场，仅在四月最后一星期就有超过400万个新帐户开启。约40%的股票现在是通过信贷购买的，人们卖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战。根据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过去六个月有超过2.5万亿贷款进入股市。中国政府早年推行大规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兴建起来，造成了今天的债务危机，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带来生产，只在股市製造数字上的财富。

政府利用新的调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宽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请一个股市户口的限製），加上强大的媒体宣传来鼓励炒风。但现在「孖展」交易数字急升，显然令其十分恐惧，但又害怕禁止炒卖会造成市场崩溃，因为这会令现时脆弱的经济走向全面萧条。

对中共来说，股市上涨虽然有其风险，但也是利好消息，因为可以缓冲房地产泡沫爆包的冲击，而且可以将股市发展为渴求信贷的公司提供另一个信贷来源，尤其是私人企业。这些公司现时依赖影子银行业，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银行业，遏止其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但政府政策境况愈来愈糟，由于股民从银行储蓄提款加入股市赌局，因此股市吸纳了银行的流动资金，迫使央行进一步放宽政策而催谷信贷，避免流动性危机。

根据《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国拥有超过十亿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从去年10月的242个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个。平均来说，过去半年每个月中国就有25个人加入其行列中，这是由于过不断飙升的股票价格。于此同时，今年的预测工资上升幅度是十年来最低的，而罢工事件亦越加频繁。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本质如同世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保护企业的利益，而将危机的重担强行加诸工人阶级身上。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最公开的自由主义者高官之一，他于4月24日公开发表了一段不寻常的演说，指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有一半机会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呼吁更彻底打破劳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于世界银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发展至一定水平然后停滞，例如南非及巴西。楼继伟的演说于网上被广泛讨论，因这可见政府打击工农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图。

股市价格的飙升显然脱离经济「实体」的状况，到某个点就一定会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集团的股票在过去六个月就上升了67%。现时中国创业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国dotcom崩溃前纳斯达克的两倍。一些评论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现，对由信贷驱动的经济来说，往往是景气不再的最后阶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国。

法国巴黎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股市上涨与宏观经济没什么关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给自足式、槓杆刺激式、零售购买式的狂热。」该报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调整的规模似乎会愈大。由孖展债务催谷起来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续膨涨，但中国当局愈来愈难以承担让其爆破的后果。」

真的有7%吗？

政府採用「新常态」来形容如今的经济放缓。这个词的关键是「常态」──用来突显一切正常，经济没有脱离北京的控製。当然，这个控製的程度是可以争论，但更准确的说，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冲击面对作出反应，因而被迫着推行左行右转的政策。而经济却不断深陷通缩危机，这是由于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水平，使得刺激无效果。

对中共政权来说，每年的GDP目标是其权威来说，因此最重要的数字。但官方GDP数字常被视为造假。「有怀疑缺陷是因为伪造数字而不是数据搜集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个传言愈来愈广泛流传，政府有两本数本，一本是公开的，用来瞒上欺下；另一本是纯粹内部使用的，后者是真实的纪录，让政府可以更准确决策。

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驻港办公室经济学家赖誌文向《路透社》评论：「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数据，出口不景、工业生产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大大减缓、零售软弱，那么实际GDP又怎能仍会是7%呢？」

克强指数是李克强依靠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及银行借贷作为经济指标的依据，他认为这比官方GDP数字更准确。如果採用「克强指数」，中国的实际增长远远低于7%。例如首季用电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国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以来最弱的增长。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减低工业汙染，但也不能解释用电量停滞，可见经济急速放缓。更夸长的是，铁路货运量在首季减少了9%。

位于伦敦的顾问公司Fathom利用克强指数分析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指中国经济现时较接近3%多于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国卫报》表示：「中国正处于硬着陆。」（2015年4月13日）

房价下滑

过去七至八年，中国房屋市场及物业投资曾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产投资开始急速放缓，不只令钢领、水泥及建筑设备的需求下跌，也令过度槓杆化的房产开发商及与之关连的影子银行「投资产品」面临违约风险。 中国有一半的债务连繫至房产业。即使楼价在跌价后稳定下来（这已是政府最近减息及刺激方案下最乐观的结果），但仍会令工业产能过剩恶化，造成金融系统的压力。

中国房价下滑，已经为全球经济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别是对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国家等矿产输出国。在2000年，中国消耗全球金属产量的12%，过去几年升至50%。房产投资自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国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开市场以来，现时中国房产下滑的程度是最严重的。去年平均房价下跌6%，此前都是双位数增长。房屋销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跌幅更厉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产开发商却步，有些开发商承担的存货量可以是未来几年也卖不完。根据陈誌武在《外交政策》杂誌（2015年4月30日）写到：「在2014年末，中国正在建筑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总面积达到约750亿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处于平稳，也要五年才可卖出这些面积的房屋。」

土地销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偿还能力的重要支撑，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价下滑会带来连串公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现已严重，但这会带来新一输危机。根据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总债务达到17.9万亿人民币。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迟完成，因为北京感到有些报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计算。报告的信誉较高的《财新》杂誌指，地方政府现时真正的债务水平达到40万亿人民币。

《金融时报》（2015年1月12日）报道，地方政府通过他们控製的投资工具，从中自己买自己的地，从而拿取更多债务去弥补预算下降。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维持地价的危急手段，因为地价下跌会产生连锁效应，地方政府会更难还债，而且更难再次借贷。

这令北京政策面对两难，因为它一方面去槓杆化，另一方面想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去避免债务违约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触发金融危机。国企银行现在愈来愈按自己本子办事，不理政府。根据《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主要银行中没有一间通过北京最近支撑楼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宽购买第二间房屋的限製。各大银行显然没有信心楼市短期内会復甦。「银行寻找高回报的投资，因此宁愿在股市投资。」一名深圳房产开发商向《路透社》表示。

债务陷阱

《社会主义者》杂誌及工国委（CWI）中国支持者长期警告，现时经济危机不只是经济放缓或者週期性调整，而是一连串难以解决的危机，而中国与日本在90年代初房产及金融泡沫崩溃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机令其陷入数十年的低迷、通缩（令债务偿还问题恶化）及「僵尸企业」（因为其债务成本很高，令经济总值减低）。这情况在中国经济的一些地区及一些行业现已存在。

中国最初表面上避开了2008年全球的萧条，通过以债务支付庞大的刺激方案，令经济双位数增长，从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萧条。但是，从2009-12年积累起来的债务，其后果成为中国经济今天的梦魇。

根据麦肯锡公司于2015年2月的报告，中国债务在过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万亿美元。这令中国的债务佔GDP比率上升处于282%的高位，比美国及德国更严重。中共政策的辩护者说，中国开发了新城市、新铁路和子弹火车，增长的数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08年后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机。虽然社会主义者明确支持必须的基建、房屋及城市发展，但中国的实况远远不同于中共所美化的画面。一项由中国政府研究员去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有总值6.8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浪费的，佔2009年以来中国所有投资的37%。

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连串好大喜功的建设项目出现赂贿和侵吞公款、抬高价格或计划差劣，令其远远超出预算。长江三峡大坝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铁路超支139%。从2005年-10年，中国的铁路网络的长度扩建了21%，而乘客数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资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揽大多数建筑项目，当中抬高价格的行为猖獗。《财新》网上版报道，高铁从供应商以每张3万人民币购买椅子，向中国子弹火车供应椅子的上海企业「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价格」。可见为何前铁路部累积了2.2万亿人民币的债务，比希腊的债务总量更多。

产能过剩

今天经济正面对刺激方案遗留下来的债务问题。产能过剩充斥于每个领域。中国製造全球一半的钢铁（2014年为8.22亿吨），但闲置产能超过2亿吨，相当于美国每年产量的两倍。中国的汽车业全球最大，也面对类似状况。今年，中国汽车厂的製造量将超出其销售量1,080万架。闲置产能相当于两个日本（日本于2014年卖出550万架汽车）。

产能过剩导致通缩，出厂价格过去三年不断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国官方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于三月下跌4.6%。通缩及「低通胀」令全球经济饱受折磨，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如果中国决定将人民币贬值，加入货币战争（即将国内的通缩输出至其他国家），全球的通缩压力将会加强。

货币贬值增加商品进口的成本，製造国内通胀，但由于中国货品价格在全球市场下跌，这将通缩压力输移至其他国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这做法，因为中国希望将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挑战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维持稳定的货币。但是，危机正在恶化，这可迫使中国无视这些因素而推行贬值。这会令欧美等国走向保护主义。但即使这政策也会充满困难。

如果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会加快中国的资金外流（过去两季已达到纪录新）。根据巴克莱银行显示，中国去年资金外流是俄罗斯的两倍，而俄罗斯受到美国为首的製裁。巴克莱银行估计，过去12个月中国有3千亿美元的资金外流（超过官方数字的三倍），主要是因为美元价格攀升，且预期美元加息。人民币贬值会加大资金外流，这会迫使政府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製，也就是与现时有计划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这会引起财政恐慌及银行失控，令中国及全球资本家在恐惧中退缩。

历史性的危机

从中国的两难局面可见现时经济製度的疯狂之处，因为生产和投资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求利润。中国市场不能吸收自己的生产及建筑，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能负担高昂的价格。260万的外劳只是迫在临时房屋，而他们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盘或工厂棚屋。同时，中国估计有4,900万间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国家干预、贷款和合约去控製资本主义，为小收党官产生钜额利润，同时避免过度生产所造成的危机。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视为「奇蹟」，但这令经济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领导总结──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了。由于他们拒绝社会主义，因为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敌，所以中共没有选择馀地，只能推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市场政策，同时对专製统治不会松手。

北京准备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以金融业最为彻底。这也是为何中共鼓励炒风，同时准备计划扩大债券市场，让银行业向私人资本开大门。以腾信及阿裏巴巴为首的网上银行兴起，加上李克强最近宣佈在近来成立的四大自由贸易区（广东、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过银行从国外借款的限製，也是这过程的另一现象。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同时将人民币帐户自由化，是为了增加国企银行的竞争压力，令资本分配更依循市场并能产生更大利润。这也为很多太子党家族提供机会，他们很多已在高级金融世界中稳固下来，现在可以进一步暴发，并将其不义之财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险计划生效。这会復盖50万人民币，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国，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会拯救违约的金融机构（因为这始终会由国家的某一单位拥有，或与其有连繫）。计划生效后，预计北京会更大规模地让一些金融违约发生，只要是处于经济週边范围的违约是可接受的，同时继续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银行和企业。但显然，这涉及巨大风险，尤其是不见得光的影子银行的贷款佔整体经济三分之一，未来有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更多出乎意料的坏事可以发生。

同时间，习近平正推行着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区与全球计画，来展现中国的金融力量，并不断挑战着后退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过剩的水泥、铝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提供新的市场。这就是为甚么有所谓的「一带一路」计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为了建设贯通亚非欧的大型基建项目。这计画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输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玛峰下兴建隧道，并将主要由中国企业建造，由中国的资金和货款出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解除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元叩头的束缚。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佔全球政府储备的65%，美国有独有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将政策强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其内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恶梦，以及经济若再衰退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动盪，都迫使中国政府採取｢大跃进」。这必然地会导致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与冲突。过去全球资本主义促进了中国的急速经济增长，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崩溃后的特别的因素，以及亚洲资本主义急速（虽然自身不稳）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大饼不再扩大，反而正逐渐萎缩，而对于不同统治集团之间争夺大饼的战况只会越演越烈。资本主义正准备面临新一轮危机及国际灾难，只有中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结束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

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

中共面对经济独裁体製正面对经济放缓，党高层权斗尖锐化，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八九民运裡，中共于六月四日横蛮屠杀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绪不宁的一天，而今年比过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债臺高筑，房产泡沫爆破，工人及贫农愈来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运经历了七星期，数百万学生和及后的工人投入政治斗争，示威遍及400个城市，把中共独裁者推向倒臺的边缘。六月三日晚上，军事镇压开始，根据官方数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数字估计死亡人数数以千计。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开始，当中工人比学生受到更苛刻的惩罚。大部分的「罪名」是组织罢工和企图成立独立工会──当时这些行动令原本的学生运动提升到另一层次，开始对政府的存亡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的中共领导应该会特别留意到一点：八九民运是在经济急促恶化，通涨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厂关闭，激起全国工人的不满。加上中共最狂热的市场派（特别是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当时他受到邓小平支持）推动强硬的经济改革，令经济动盪进一步恶化。赵紫阳比他自己主张走资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后，新的领导人继续并深化这样政策。

八九会重临吗？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有大规模集会（去年就有18万人参加），愈来愈多人问另一场类似的群众运动会在今天的中国爆发吗？

过去廿六年来，中共独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镇压工具，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示威者。当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立即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施严谨的媒体管製，有效隔离「被感染地区」。过去几星期裡，在四川邻水县有群众抗议将铁路改道（5月16-17日），在广东浅水镇，有群众示威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5月20日）。这些运动都聚合了数万人，并受到严厉镇压。最近几月，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些一定规模的抗议。大部分个案裡，当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让，但都不是重要的让步，很多时候都是空口承诺令示威者散去，然后再违反承诺。

GDP快速增长（软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实际上受惠）加上愈来愈高科技的镇压手段，是自天安门屠杀后阻止全国或跨地区示威运动爆发的主因。当局政权的维稳手法成功将示威维持在地区性并短暂性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没有领导层，或者没有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软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将不能解散或镇压群众运动？

去年我们看到中国週边地区爆发了群众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比八九天安门运动持续更久，还有本来作为「稳定」模范的澳门，都出现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臺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震盪，当中发生过臺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共50万人参加。太阳花运动改写了臺湾的政治版图，亲中共的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选受到重挫。这些运动都预兆着中国正等着发生的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怨气的潜在爆发性会更大。

危机的讯号

中国最少有三个主要的讯号表示危机正在加深，这危机最终可以招致一党专政倒臺。第一是经济表现是三十年来最差，令全球很多评论员指出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矿产业有七成的矿产企业报告亏本，正面对严重的萧条，已经感受到经济正在放缓。製造业也是如此，这行业的就业数字连续19个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造假，真正的数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据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国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萎缩。他向《金融时报》表示：「经济下滑在贫困省分的感受最严重──出现最大的财政赤字，并最依赖投资推动增长。」政府连番减息，并多次放宽货币措施，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年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长，增加了资本外流去其他国家。

危机的第二讯号是党高层之间的权斗。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讯被延迟，可见事情并不如习近平及统治集团计划般发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证供，而周永康作为党高层，手上一定有很多打击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资料，因此他可能威胁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会如此），就会上庭公佈这些资料。

目前并不可能肯定幕后发生的事，但明显的是，周永康被审判和铲除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对习近平巩固独裁体製，令其更集中化和个人化，脱离邓小平时期以来的集体专製模式。如果周永康违背早前的协议（在党高层贪腐案中这种协议很普遍），那么就要问这是他个人的举动，还是背后有其他未背习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领导的阻力。经济危机出现，加上有一种愈来愈普遍的观念认为北京失去以前「点石成金」的决策，令政权内部分裂更尖锐。正如《金融时报》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习先生很完美地控製着政製，令他可以针对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北京一些与高官有来往的人现在估计，有可能有人企图踢走国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发生群众动盪（例如1989年）都刚巧遇到中共党高层的分裂。

第三点很受首两个因素影响，是愈来愈多的群众反抗。邻水县的运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发生在依赖耕种和矿业的贫困区。这是一个警告，如果经济下滑至萧条状态，会有更多同类的抗议。在当局决定高铁由经过邻水县改道至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后，大批群众出来示威，（有些报道指达10万人），喊着「还我城际铁路」的口号。广安已经有一条铁路及机场，邻水县的当地人认为铁路绕道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严重挫败。中共统治者不会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后清朝出现士兵譁变。

根据目击者表示，邻水县的激烈冲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小规模版本。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论男女，也有目击者指被徵召到当地的镇暴警察坐车装甲车，并一度使用催泪弹。可见武装齐备的警察不仅用于非汉族区（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现在正处于变相的军事统治）。今年首季的罢工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样也面对愈来愈大的镇压。同时，政府正加强对非政府劳工组织的打压，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帮助工人组织工业行动。

虽然硬的镇压会在短期内帮助政府驱散示威，但代价是大大累积愤怒和不安，将无数镇压的受害人（伤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权人士）推向寻求替代现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经济高举债务的计时炸弹，镇压手段会製造一个政治计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当爆炸的时候，中国会出现比八九民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群众斗争浪潮。

周永康会否成为习近平最后的「老虎」？

习近平虽然终于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现年七十二岁，身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一反早前将会公开审讯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闭门审讯，而且审判后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决和罪名。

周永康最后于五月二十二日于天津受审，裁定受贿、滥用职权及洩露国家机密三罪，判处无期徒刑，并于六月十一日公开报道。从新闻片段可见，曾为最权倾中共且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现在满头白发且显得憔悴。他于片段中承认自己的罪名，并表示不会上诉。

这做法跟对付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的差距甚大：薄熙来在2013年的审讯是半公开的，而且广受传媒关註。儘管周永康是习近平打贪运动中最大的「老虎」，当局却选择低调行事。这些打贪行动实为中共内部权斗及改组的举动，而非真正为抑製猖獗的贪汙风气。就成效来看，这个运动并没有成功，亦无法成功。根据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资料显示，中国于去年在国际贪汙状况列表的175个国家中，从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内部报告却显示，从2014年起，每三个官员就有一个涉贪，当然这数字也是低估的。换句话说，要真正打击贪汙问题，就需要拘捕上万无数官员，而习近平显然没有这种意图。

周永康案被以低调手法处理，甚至没有成为官媒的头条新闻。这处理手法引起许多对习近平下一步的揣测。他打击传统势力集团的行动是否遭到了愈来愈大的阻碍呢？而这样是否代表习近平将减缓甚至暂停「打老虎」行动？伴随着外贸下跌和近月的财政压力，经济衰退的警号是否逼使习近平需要首先将焦点放在维护党国机器的稳定？这些状况都不可排除。

Ｂ计划

英国诺汀罕大学的中国政治学者曾锐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显示许多人高估了习近平的控製能力，「习仍然强势和自信，但并不如我们所认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闭门审讯是习近平的「Ｂ计划」，否则他应倾向于更为公开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对党内潜在异己发挥杀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释，是次闭门审讯是因为周永康案因牵涉国家机密，所以不能公开受审，有别于许多评论者原本推则，审讯将分为半公开（只限指定国内媒体）及闭门两部分。有鑑于上次薄熙来审判过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权似乎另作考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虽权力比周永康小，却比较受民众欢迎。在审判期间，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强硬的辩护。此举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当然如其他国内的审判一般，最后裁决早已内定。

根据媒体报导，周永康所犯的是严重贪汙，但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与薄熙来等人，例如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谋反对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一职。他们四人被称为「新四人帮」。而且，周永康作为前政治局委员，这头「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个警告：没有人可以越过习近平镇压的范围。

这次反贪腐运动是中共史上牵涉范围最广的，将最少100名副部长级或以上人员，以及超过40万名低级「苍蝇」拉下马。这运动被习近平视之为在党国机关内的利器，藉以消灭现时或潜在的政敌，并宣示自己为「强人」。情况彷如十年前俄罗斯普京总统发动「反寡头财阀的战争」去巩固自己的控製权，并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俄国国家手中。凑巧的是，习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于种种原因，习近平至少在现时似乎后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经过了两年时间，很多评论员都很惊讶为什么他不用接受公开「拷问」，而他只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外间预计的死刑或死缓。明显的是，当局与周永康达成交易，以换取他认罪。在这种高调的反贪案裏，这非常普遍。问题是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她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年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为「叛徒」，而中国高级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名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习近平「政治化」其反腐运动，公开承认在这个「团结」的中共内部存在派系权斗。不过以上这些指控（派系主义──薄熙来打击习近平的阴谋）也没有被放到判词之上。这些指控是用来向周永康施压，令他接受交易去换取自己的性命和减轻家人的刑罚（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与之前的案件一样，周永康的经济犯罪在审判中被低估。这是刻意误导公众，令人低估官员贪汙的规模。另一方面，轻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运动作为重整党内权力平衡的工具，却又恐惧运动会曝露党内领导的犯罪记录。根据最近《新华社》报导，周永康的党羽前中石油董事蒋洁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纪李春城被裁定贪汙，揭露出他们裙带下累积的贪汙总额高达21亿4,200万人民币，然而周永康的贪汙金额却只有73万1千人民币。

另一方面，一个关键的证人──亿万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这名气功师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讲述周永康曾给予他六份文件，当中的五份是绝密文件。曹永正这电影航的角色显示了更深远的现象──正当腐败激增，富有的菁英与多数的穷人的鸿沟愈来愈大，中共高官愈来愈靠占蔔通灵「指点迷津」。正如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所说：「通常职务越高，官员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贪汙入狱的前铁路部部长刘誌军，曾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谘询风水师，这事是广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湾的途中被拘捕──似乎这是他始料不及吧！

习近平被迫后退？

围绕着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个问题──习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经济危机加剧和党高层内部紧张的局势下，迫使习近平将减慢清洗的步伐，缩窄清洗的规模。统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可从上星期陈云长女陈伟力的公开讲话中看出。陈云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纪委监察部主任，长女陈伟力最近高调力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她说：「习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习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陈伟力这些太子党人物去反腐运动护航，可见反腐运动正面对强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测，几名前领导将会成为被清洗对象，当中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的总资产令周永康看起来不值一屑）、前总理李鹏（六四屠杀的懀子手）及其后裔，甚至前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嫡系人马，而他们亦是中共内最大派系—上海帮。清洗他们如同在党内发动「内战」一样。只有时间验证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后，反腐运动在短期内会降温。短期内的清洗对象有可能是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虽然现时有报导说令计划在狱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传他癌症病情严重。因此，两人都可能不能受审。这因素增加了习近平的压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这适当时机终结周永康案，然后开始让反腐运动冷却下来。

一名美国教授Andrew Wedeman 专研究中国贪腐。在6月21日，他向《纽约时报》说：「你必须寻找方法去维持平衡。」「当党达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调整它的规模，不可以不断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时不影响整个党的团结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贪腐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党内「老臣子」的势力。这势力一直困扰着前总书纪胡锦涛，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区势力）如同以前的军伐割据一样，令中央施政陷于瘫痪。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例如是在中南海的冲突和其他纠纷），尝试製造个人化的独裁体製。这样做他摒弃了邓小平时代互相製衡的集体独裁模式。邓小平当时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如毛泽东后期执政时纷乱的局面。因此，显然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极端措施去防止政权倒臺，避免革命爆发，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造成强烈反弹，伤及他自己。

一名中国的长期观察者，美国人David Shambaugh指出这些危机。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上执笔，激起热烈讨论。他推翻自己一直对于中国独裁製的乐观前景，并表明现时习近平的「专政是严重威胁中国的製度和社会，并将会走近爆发点。」Shambaugh 曾是一名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为有以下预测而被中国官媒攻击：「中共已开始步向末日，而且这过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远」。

现时中共发现自已站于一个长期不安的领域。经济放缓，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冲突日增，加上社会底层的动盪所引发起的罢工和大型抗议，对政权构成压力。过去两三年中共党内高层「有反腐特色的权斗」是源于自这些压力。资产阶级评论家除了提出中共要从上而下实行「政治改革」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但实际情况是中共领导层惧怕一丝的变革也会如洪水块堤一样，引致革命爆发。Shambaugh 所勾划出的末日预警并非空想出来的。我们现时正在亲历中国严重的危机，但只有工人阶级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纲领行动，才可以带来真正出路。

中国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吗？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四倍，全仓中车〔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集团〕，没有埋怨谁。」六月上旬，湖南长沙一名32岁股民在两天内输掉毕生资产后跳楼身亡，他自杀前在网上发放了以上讯息。他深信政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定能成功，所以从「黑巿」用四倍的融资杠杆去作赌註，并将一切押註在这所中央国家企业铁路公司。

所谓的杠杆融资是在上年开始爆发，中国主要银行推出一大堆「投资产品」去养肥这只巨兽。就是这个原因令股巿在过去12个月内前所未有地暴涨起来，当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对杠杆债务的程度显得非常不安，也担忧有潜在可能会造成更广层面的巿场崩溃。政府最近的打击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场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国的股票巿场在最近几星期都十分波动，动荡程度仅此于希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股巿「蒸发了1.25兆美元的巿场总额，等于整个墨西哥经济体的规模。」

准备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国股巿的上海证劵交易所综合股价指（简称上证综指）曾经冲上7年来最高价位，是自2008年1月以来第一次超越5000点。外间对这历来最大的「牛市」热烈欢迎，上海股巿一年内升了150%，深圳股市则差不多升了两倍。上海与深圳的上市公司总值暴升至超过10兆美元，仅次于华尔街。《华盛顿邮报》报道：「没有任何股巿曾经在12个月内如此巨额增长。」

很多评论者（包括《社会主义者》杂誌）都预计泡沫将面临爆破。股巿与实体经济（如生产、投资和消耗）的情况对比来说是不相乎的，后者正在急速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团）认为第二季的GDP增长将会是6.9%，比政府的目标为低。而更多的独立评论员相信实际增长是更低的。

根据最近几月数据显示，通缩（即价格下跌）持续地束缚着中国的经济，这会对未来愿景带来负面影响，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费下降和加重债务负担。虽然中央银行在七个月内连续三次减息（正当本文刊登时第四度减息），又推动不同纾缓措施去为负债公司减压，但由于通缩借贷成本继续上升。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的还利息成本已经相等于GDP 的15%比率。而国家债务是GDP的280%，这数字是希腊是两倍。

这庞大的债务负担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涨，去为过渡杠杆的公司提供资金，也减少银行承受更庞大债务的压力。过去一年，中国透过学习其他国家政府的经验，大规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刺激股巿，从政府的养老基金调动1兆美元到东京股巿。在1998年，当时数月内下跌了50%的股市，几乎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托市。北京就曾经为了製造股巿暴涨，改变金融规管措施（例如2012让杠杆融资合化法），又动用官方媒体大肆唱好托巿。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规模刺激投机。

绝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涨的股巿提供资金，从而为负债累累的国企融资，可见政府越来越陷入绝望中寻找拯救中国经济的方案。国有银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资本，不能再承受这些负担。为了这个原因，股巿必须继续吸引新的「投资」来源，尤其是从私人资本上。这也是为何北京加快对外资开放股票和债劵巿场，进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个对外国投机者开放泡沫股市的会增加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使用率，藉以帮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币储备上的优势，更可以减低对美元的依赖。

可是，政府打击杠杆贷款，反映它恐惧狂热的股巿投机正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动资产，却不能刺激投资或房屋销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来。国企海通国际证劵集团最近发表报告，指出「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而进入虚假（的金融资产）。」

北京正处于两面的危险，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场崩溃（市场崩溃会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因此政府的行动就如一个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机。这就是为何人民银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减息0.25%，令利率降至历来最低水平，并将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降低50点子，明显是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经济学家沉建光向《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他们不作出行动，星期一股市会出现恐慌。」

影子银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为影子银行业开拓了可图利的领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银行，避免它促发更广泛的银行体系崩溃。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杀的案例裏，影子银行提供的杠杆债务水平超过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于借贷人资本的100%），满足了高风险股市赌博的需求。据官方数字，杠杆债务由今天初的4,030亿人民币，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币。虽然即使这翻了五倍的情况是值得关註，但据《金融时报》指出，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杆赌博是源于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由银行及信托公司以「结构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华尔街「财务巫医」的标准来说，这做法是相当惊险的。过往中国的债务危机是由不可靠的理财产品来驱动，这些产品连系到基建等建筑项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于高估的地价，但新一系列的理财产品是完全是建基于即将爆破的股市的赌註。

北京股市赌场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反弹。官媒报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国新开设了3,300万个新帐户。在媒体大肆宣传下，无数中国平民投入市场。有些业主售卖自己的房屋，兑现投入股市，甚至农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调查指出，十个大学生中有三个有炒股票。这是传销的典型现象，市场会逐渐虚耗并内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沦为最大输家。大企业玩家已经从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钱，他们有能力玩得更谨慎。他们也能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国股市狂热是经济灾难的先兆。这场灾难是由钜富云集的一党专製政权造成的。只有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政策才能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来重组经济。

「中国股巿暴跌可引发政治危机」

问：股巿暴跌的情况有多严重，政府如何反应？

Vincent Kolo：积累了多年庞大的（经济）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将降临，但中国政府之前未没有预计过，现在方寸大乱。外国媒体经常使用「恐慌性」这三个字来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这描述是准确的。

在六月份时，股巿价值攀升至10万亿美元（总巿场额），一年内升幅达6.7万亿美元。对于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场来说，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这升幅等同整个日本东京股票巿场总额。东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仅次于纽约和沪深。在今年初数月，在股票暴涨下，每星期产生出4名亿万富翁（以美元计）。但在过去三星期内，股巿下跌了3万亿美元，是自6月15日以来第三大跌幅。这次下跌的总和已经相等于希腊国债的六倍，或希腊11年的经济产量。深圳的《证劵时报》报导760家公司已经在上周停牌，超过上海和深圳总公司量的1/4。这犹如在不知不觉下股票巿场「停业」一样，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坏事。

投资小户数量达到9千万，是首次超越中共党员人数。自今年初开始，大约4千万人涌入股票巿场，而大部分人都是损失惨重。他们投诉不能斩仓，因为很多股票下泻超过每日最大限额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杆交易而债务缠身的人士，大致上都会破产。这批人在社会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城巿的中产阶级，是中共政权赖以稳定生存的基石。这些中产阶级曾经历房地产巿场崩溃，中共为了拯救他们，所以刺激股巿暴涨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维持消费和避免社会不稳。这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但过去三星期却化成了习近平的「梦魇」。

问：你认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吗？

Vincent Kolo：这还需要时间观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显完全失效，他们已经被沽货潮踩在脚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发布底下，我们可估计每日都会有更多措施推出。自从6月27日开始，北京政府已经降低利率、向银行註资、中止招股上巿活动、指令经纪业、社保基金和国企购买股票，更开展「市场平准基金」。北京已经铸造了干预市场的机器，就如他们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样。北京已经动用国有金融系统去作大规模註资，在今个星期（7月5日）达到最高点，更宣布中央银行会「包底」，以防股巿继续下跌。一些金融评论员将之形容为「中国式量化宽松措施」。过去五年，中国银行体系积累庞大的债务，对于现时这境况，已经不是在谈论用银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时拯救这两个体系了。

当政府发现这些政策没有效果时，当然会变得惊惶失措的。如果较早前实施这些政策会有更大效果。不过这正反映出整体的经济不景，包括25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实际GDP增长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国省份处于经济萧条，工厂正在裁减岗位。人们都知道股巿暴涨是脱离常轨的，但亦同时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涨就会上涨。因为过去几星期的救巿彻底失败，这个信念开始被撼动了。这将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冲击了过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随意「指令」经济的迷思。

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震动「强人」政府的形象。《纽约时报》报导，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习近平的 「不可战胜的味道」。曾有一名欧洲分析员警告这将会引致「对国家机器的信心危机」。《经济学人》形容这次事件为「习李团队的第一次重大伤痕」。这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害怕的地方──中国政局的潜在危机，因为即使各国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实际上他们一直支持一当专政的中国，为的是带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连《新华社》都形容为前所未见的，不过无疑它是占满了绝望的恶臭。它的确是有可能阻止跌势的，但就算这样，股巿将会维持相当的不稳。虽然一个独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将大量註资入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传媒报导坏消息。媒体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灾」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报导因股灾而自杀的事件。警察也已经开始拘捕「散布谣言」的人士。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风雨之后见彩虹」。这些保证没有一项能兑现，尤其是当经济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范围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稳住股市，泡沫只会再次膨胀，而且将会是更巨大的，因为在政府承诺支持之下，投机者将会更放肆购买高风险产品，这就会造成自由派评论员所说的「道德灾难」。上涨的股巿完全与中国实质经济情况脱勾，这不免会造成更大的动荡。

问：为何中共会如此着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现阶段，这关乎到政权的面子──假若他们未能救市的话，会被视作一次公开的严重失败。而这也会带来政治后果。愤怒的投资者发起抗议的事件，已经在各媒体上广泛流传，中共当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见效的话，中共的政治权威就会受到质疑，而其来说是致命的。同时，本来受到重创的经济亦再次深陷危机。中共决定人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换届的时候，当时习近平的改革策略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担当「决定性的角色」──这在今天听起来非常讽刺。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债务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疲惫不堪，并进入一轮通缩危机，当局希望利用一个强势的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续命丹，来减轻受坏帐困扰的银行体系的压力。这特别是要救援严重负债的企业，让他们招股，利用集得的资金还债。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率是大约280%，几乎是希腊的两倍，而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这个策略却出现反效果──银行与国企们应该在股市的崩溃中亏大本。最近一轮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标：让这些公司在市场再重创前有空间卸下他们的「不健康投资」。这是一个可能性，当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个更真实的景象、比公众所能认知的更丑陋的景象。

《华尔街日报》将北京的紧急措施与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并论。有一点重要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干预股票市场。另一样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进行干预，而且规模更大，正如他们製造了股市的炽热，但最终股市依然失控，并令政府自食其果，无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这个程度的混乱持续下去的话。

根据花旗集团的资料，在过去三个星期中只解决了三分之一的杠杆贷款，也就是说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贷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离。这代表这次的波动还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个「正常」的股票市场就好像一个繁华的赌场，但中国股市中的巨额的杠杆债务（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场「俄罗斯轮盘」游戏，正如杨思安所形容的。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打击，政府面对市场崩溃的威胁下全面投降。当局放弃了此前的收紧政策，并更加放宽了孖展贷款的交易限製。他们更允许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产来获得贷款，这明显不会有好结果。

问：这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

中共沦落推出力挽狂澜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诉我们事情的实际发展比其表象还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还要糟糕）。企业的股份一般会用作银行借贷的抵押，因此企业们面对信用紧缩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各银行都曝露在股市中，这会使金融危机蔓延，尤其是透过影子银行的部分。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实际上是国有银行的附属部分。他们都积极参与进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并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财产品来满足炽热的市场。所以，过去数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察觉到体系性的隐忧，一个对整个体系的隐忧，并因此才会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严重的市场内爆。

许多国际评论员都在说希腊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中国的问题更深，并且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影响。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场正在萎缩──现在一度稳定下来，但最近铜矿、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再一次下滑──这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的恐慌以及需求的减少。中国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国内的危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因此不单单是我们社会主义者，许多人都警告着中国的股灾只是危机的一个表象，而一旦危机继续加剧，这会继2008年华尔街危机和现今的欧元区危机后，引发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动荡。

股市崩盘成中国的转折点

「这裏的大新闻并非关于中国经济，而是关于中国的领导人。忘记你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智慧与远见的话。从目前的慌乱举措来看，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中国股灾和中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所做的直率评论。自6月中旬以来，沪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4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美元）——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经常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金。

这场股灾惊醒了全球资本主义，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长机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16%——美国为19%（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消耗着全球一半左右的矿产资源，所以它一打喷嚏，从澳大利亚到巴西的出口商都会感染上经济流感。

动摇对政府的信心

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都认为中共独裁政权是「杰出的」经济管理者。它通过巧妙利用国家干涉和看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总能为经济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过去几周的事件彻底动摇了人们对中共的信心。当股市继续背离「党的命令」时，中共领导人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卡纽特国王（King Canute）——这个北欧国王曾命令潮水后退，结果溅了一身水。

据路透社报道，政府目前已经投入8000亿美元进行股票收购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溃的股市。这就像炸弹一样震撼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去年被哄进股市的6000多万小股民。

「我父亲损失了90%的积蓄」，工国委中国成员于先生如此说道。「他在一家汽车零件厂工作，今年3月决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讨论股市。官方操控的媒体都在鼓励人们投资于股票，并预言股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会升到10000点。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损失惨重，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国家牛市」

沪指从去年7月的2000点飙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点，上涨了150%。但是现在它已经跌到3500点。这场由国家操纵的「牛市」或者说金融繁荣，其动力不仅来自狂热的媒体宣传，还来自借债。它被称作「国家牛市」，或者「习近平的牛市」。

近几年，政府放任「保证金交易」等金融活动——这些活动在纽约和伦敦等「成熟」市场上都受到更加严格的控製。保证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华尔街股灾恶化的因素之一。根据官方数据，10%的中国股票都是赊购的（只交付保证金）。但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水平，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也就是处在受监管的银行系统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间借贷，经济学家相信「保证金借款」的实际规模已达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盘前的美国也才12%。

尽管受到许多警告，中国的统治者却似乎看不到这项政策所隐含的风险。今年上半年，金融业以17%的增长率飞速前进。《金融时报》报道说，在1月至5月间，中国新成立的对冲基金多达4000家。

当製造业、建筑业乃至服务业（除了金融部门）都已经减速或者萎缩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能保持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对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长率有所怀疑。

六月股灾成了转折点，经济现实重新梦醒于金融投机的纸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独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摇摆反復的政策，连国家垄断的媒体也无法完全掩盖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稳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达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强弥补了一些损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沪指又下挫8.5%，创历史第二大单日跌幅。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政府以巨额投入换来的暂时成果都消失殆尽。7月份沪指共下跌14%，是6年来最糟糕的月度结果。许多人都在问政府承诺的「稳定」为什么没有实现——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当初政府为什么做出这么不现实的承诺。于的父亲的例子说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

政府催涨股市泡沫一部分是为了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富余阶层中激发「财富效应」，吸引这些阶层支持独裁政府，并促进受经济急速放缓拖累的消费支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利用股市的繁荣帮助经济减少对借债的依赖——经济增长正因此而受到威胁。然而，股价大跌意味着股市不仅未能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反而加重了债务负担。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实施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来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中国因此在建筑、投资、影子银行以及股票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由债务驱动的资产泡沫。现在这些泡沫都开始破裂。政府没像正统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放任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问题恶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为救市而打出的「爱国牌」。政府最近的举动令国际评论员出现分歧：克鲁格曼等人预言中共政府会遭遇惨败；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则为北京当局的举措辩护，称它和美国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宽松」——没什么不同。

但是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正给政府带来难题，因为堆积如山的债务限製了财政刺激的规模。现在中国债务规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债务占GDP比例为282%，超过了希腊的160%。

随着经济增长率降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债务的「定时炸弹」为政府摆下诸多难题。首先，债务在以两倍于经济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债务就要增加2元。其次，价格下跌（通货紧缩）挤压着企业利润，使还债更加困难。政府在8个月内四次下调银行利率，还有人要求政府进一步降低利率以稳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通货紧缩仍令实际贷款成本继续上升，逐渐加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中国发现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处在相似的困境之中。当时日本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的相当一部分陷入「僵尸化」——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和银行靠着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现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滞危机，而中国——一个从人均角度来看贫穷得多的国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旷日持久的危机。

中国的普京

中共政权有许多理由为事件动态担心。它凭借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镇压才得以保持权力。自习近平于2012年末上臺以来，逮捕、审查和高科技监控显着增加，随之而来的还有逐渐激化的民族主义和习近平在国际舞臺上的「强人」形象。习近平一部分是模彷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控製了军队、警察以及党国机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职权范围内经济政策。

习近平一方面强化了中共的独裁机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策来使太子党的经济权力「正常化」并加以巩固。但是偏离以往的「集体专製」模式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因为习近平必须为每一次失败承担个人责任——正如现在这场股市危机所显示的。

中国经济危机引起全球市场镇痛

8月24日中国股市大泻8.5%，连官媒《新华社》也感叹当日是「黑色星期一」。由于全球恐慌中国经济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来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急速的下滑。

从前美国银行在2008年崩溃时，华尔街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但今次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加上国家领导人明显失去控製能力，轮到中国成为全球危机的促发点。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会有办法」去应对经济放缓的问题，但8月11日人民币「轻微贬值」令他们如梦初醒。人民币贬值后，超过5万亿美元从全球股市蒸发。在短短数天内财富被大量销毁，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疯狂垂死的经济製度。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路透社》于黑色星期一报道：「今天欧洲三百间最大企业的市值减低了4,000亿欧罗。」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发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严重危机的初阶段。」即使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迈向萧条。白高敦时期的前英国经济顾问麦克布莱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现在的危机可以「比2008年的严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数经历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来大泻超过20%，正式进入熊市。印尼及臺湾的股市也处于熊市区。同样，已发展经济体的股市经过了过去两周的镇痛后，于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市值自四月以来下跌了18%，德国Dax指数也自4月以来损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历来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相连。

全球经济崩溃蔓延至石油、铜矿、铝矿及镍矿，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油价，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进一步下跌至低于每桶43美元，为由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等燃油生产国造成压力，这些国家本已处于衰退状态。彭博大宗商品指数是22种原材料的价格指标，这指数跌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过去三年下跌了40%。

过去几年中国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也只带动了17%。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属，也主导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包括农业产品）。这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阻碍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令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虽然价格下跌可以短暂刺激各国经济去输入大宗商品，但如果这演变成长期的通缩，将会严重压垮经济增长，也会恶化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以至全球都愈来愈严重。1990年进入通缩危机的日本就是如此，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债臺高筑，到现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国以至全球经济今天都表现了很多与1990年代日本类似的特质。

人民币贬值的震动

过去中国一直都不想将人民币贬值，并视之为「秘密武器」，但两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这决定， 震惊了全球资本主义製度。一方面这证实了外间一直的揣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情比北京所承认的更为严重，而官方数据往往是被做过手脚、误导公众的。人民币贬值至今已促发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所谓「货币战争」），这倒过来会引起全球经济的「通缩浪潮」，正如法国兴业银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国政府实行人民币贬值的方式相当混乱，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摸不着头脑。正如克鲁曼于《纽约时报》（8月14日）写道：「他们（北京）对于市场可预期的反应似乎十分惊讶…投资者开始逃离中国，决策者突然由推动人民币贬值变成全力推高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至今只贬值了3%，这么小的幅度对刺激中国出口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此外，中共政权与央行已经加强介入以支持人民币，否则会出现更大的资本外逃危机。过去五季中国已经有8,000亿美元外逃，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公司及投机者都将人民币转变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货币。

人民币贬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后一刻才被接受，但贬值后却得到预想中最坏的后果。贬值的决定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慌乱，引发各国货币贬值的连锁效应，但对中国刺激出口并无真正帮助。事实上，过去两星期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大幅贬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转了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亚洲货币整体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视为「安全天堂」的货币），马来西亚的令吉和印尼货币都跌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低的水平。俄罗斯的卢布、南非兰特币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历来最低的水平。货币贬值带来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令本来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国联储局很可能将计划延迟。这令美国政府的状况更为復杂，也令中美的局势更为紧张。

难以置信的失误

中共政权在处理股灾中作出了难以置信的失误，在过去十个星期裏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来试图救市，但最终却什么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抛售是八年来最恶劣的状况，导致股价比政府出手干预的7月8日还要低。无疑，今天的损失抵销了这个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来的升幅。

这些事件成为了政权的转捩点。工国委及其中国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谓中共独裁政权的「不败」神话，也否认其控製经济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国的领导人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们视作「模范技术官僚」。

过去数月的误政──首先是引发了一个不可能维持的股市泡沫，然后在泡沫爆破后试图去继续支撑，最后犹豫不决并含着泪实行货币贬值，将北京的经济权威名誉扫地。政府没有公开宣布最近将货币贬值的背后原因，其实是由于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中以新一轮的救市措施来稳定市场。北京显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间支撑着股市及货币，于是决定集中处理后者。这些措施代表着世上少有的无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无能力控製经济发展，而全球的资产阶级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

「夏季所发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当你看到入市干预、几个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币贬值失误、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个无能力控製局势的政府。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所带出的讯息是中国领导层的无能。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习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评论来自《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这是今天典型的资产阶级分析。很多这些评论员此前还是中国领导人的粉丝，现在却像孩童长大时惊觉到耶诞老人原来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股市崩盘是完全意料之内，股票价格早就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再一次确定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工厂的产出量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处于六年来的新低。过去一直在增长的行业，例如手机和汽车──中国是两者的最大市场──也都在萎缩。虽然近期楼价「稳定」下来，但是新的建筑项目的数量在今年头七个月下跌了16.8%。在过去数年，中国就占了全球建筑项目的一半，因此这样的年度跌幅就等于全球的建筑项目就减少了8%。这解释了为什么商品市场──从石油到黄豆──都在过去几个礼拜受到打击。同时，一些最大型的美国公司也因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导致他们的股份市值蒸发了数以十亿计美元。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汽车等，他们在中国所卖的东西比在美国还要多。

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

今天的金融动荡突显了资本主义的盲目，只会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中国支部过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会是「中国製造」──这展望似乎愈来愈会成真。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以及其严重的债务负担（这是政府过去数月实施政策时左摇右摆的根源）都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当全球危机险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萧条时，中共政府通过前所未有的信贷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中国GDP增长加速，似乎抵挡了全球萧条的地心吸力。上海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师Stephen King当时指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国反而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震央。这是因为2008年后由刺激方案带来的增长是建基于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令全国债务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万亿美元。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令中共政权更难进一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币的信贷可以带来0.8元人民币的GDP增长，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币。

中国的问题是全球债臺高筑的一面境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债务自2007年底以来增加了57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经济会进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结构会比上次危机更坏。在过去几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不稳定的「復苏」，但都是依赖政府和央行在财政上的赎命汤──尤其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至今整个经济体都未能摆脱这一政策。如果利率继续维持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这意味着资本家会有更少武器去应对新一轮的衰退。同时，工人阶级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面对不断的紧缩政策，在多个国家的生活水准都大幅下降，意味着新一轮的衰退会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并挑战资本菁英。正是这种恐慌驱使了全球市场的动荡。

江苏船厂工人罢工抗议欠薪

江苏扬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团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罢工进入第三天，该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参加这次行动。在9月16日（星期三），这间私营造船厂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个月工资。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监视。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臺》的采访：「保安有10几个保安吧，保安…保安不会动手的，期间没发生过任何暴力行为，我本人也肯定不会参与任何武力行动。我们只是想要回工资。」

唐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臺》这个工厂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江苏作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业及一些重工业都是经济急速放缓的重灾区，今次罢工是这些行业的罢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县造船厂也爆发了罢工，这间公司由于财务问题从9月1日开始停产，引发这场抗议。

造船厂是面临经济寒冬的几个行业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造船厂的订单下降了77%。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扬子江船业集团老板任元林警告说，目前在全国100多家造船厂中，三年后只有30家可以运营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团称自己的订单情况良好，主要的问题来自中国银行的「信贷紧缩」，迫使他们寻求其他替代融资来源。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资料，根据社交媒体报道的罢工和抗议的纪录，今年以来在中国至少有1,622起罢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资引发的。随着经济放缓和信贷问题成倍增加后，厂房关闭数字激增，引发这些基本上都是防御的斗争，以获得工资或补偿。

当公司宣布倒闭或者搬迁时，许多产业工人（大多是移民工）会继续寻找工作。在过去经济还是繁荣的时候，总会有招工的需求。但这情况改变了，因为中国的工业产量放缓，中国政府选择了更为市场化的道路，在有「系统性」风险的地方之外都允许破产和违约。

工人斗争可能会变得更长，更復杂，而且需要转向更有组织的形式。因此，创建独立工会和地下工人组织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极受压迫的中国同誌

10月31日，将近两千名中国「同誌」参加了臺湾同誌大游行——在中国，类似的活动会被政府冠以非法集会或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来迫害同性恋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恋一直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儘管近年来社会态度趋向缓和，但是众多性小众人士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据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口在1300万至6500万之间，其中仅有30%选择「出柜」，而大部分同性恋会和异性结婚从而隐藏真实的性取向，因为同性恋的身份会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辞退），但是这种「形式婚姻」会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伴侣带来巨大伤害。2013年，四川大学的一名女教师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而跳楼自杀。许多同性恋人士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寻求所谓的「矫正治疗」，但是这些治疗不仅无法改变性取向，而且会给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带来严重伤害。

今年年初，社会学家李银河第四次试图向人大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获得足够的联名人数。几乎在同一时间，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家庭建设」称为「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将「家庭」视为重要的统治工具。男权资本主义利用家庭中的等级和威权来压迫女性、规训下一代，同时借此在社会中树立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当然也包括男性劳动者——的权威，而对脱离传统家庭的性小众无疑是一种威胁。李麦子是今年妇女节前被捕的五名女权主义者中的一员，同时她也是一个公开的「同誌」。在被捕期间，李麦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击，儘管这与她的被捕毫无关係。

性小众与女性以及整个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有着相同的根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性小众平权运动联繫至反抗资本主义製度的社会主义斗争。同时性小众运动所体现的群众力量也让专製政府感到恐惧——特别是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期。一名性小众平权运动者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採访时说：「当局的目标不只是同性恋团体。他们越来越担心各种人权团体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支持同性婚姻权，支持性小众获得与异性恋平权。但是局限在单一议题上的社会运动是不足以动摇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和同样受到资本主义製度压迫的妇女以及整个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性小众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运动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让底层性小众群众将为平权运动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国气候恶梦

正值12月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正步入尾声，中国受到新一轮的雾霾来袭，多个城市首次启动「红色警告」，令中国资本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车没有开动，学校被下令停课，建筑工地和一些工厂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专家批评政府反应缓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时更高，但当局的相应措施却更少。

中国传媒报道，毒雾侵袭超过3亿人，东北部另外27个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报。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会的焦点。虽然不时侵袭北京等城市的雾霾虽然并不同于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来自同一源头：煤炭和石化燃料。虽然中国经济衰退，煤占中国能源输出超过六成，而中国严重依赖煤的趋势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除非发生基进──革命性──的方向改变。

北京的空气质量（AQI）指数发出红色警报，是基于有毒的空气微粒（PM2.5）超过600，毒性接近机场的吸烟室。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水平是25，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接近这个水平。去年，74个主要城市中只有3个达到较宽松的官方AQI目标，但全部都超过世卫的安全标准。在2008-15年期间，北京平均每日的AQI达到100，是世卫标准的4倍。北京市长早前说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这城市却不入全中国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电动车

三周以来雾霾侵袭三次，交通和经济被中断，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居民对电动车的兴趣大增。过去五年，中国在绿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国家更多，包括为深圳比亚迪汽车製造商提供宽减税硕和政府资助等优惠措施。但这些投资对环境带来的好处却被经济製度和「市场方案」的现实所抵消。即使充电设施和电池容量不足等问题得以解决，电动车的电力还是主要由烧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几十年来爆炸性的经济增长造成大量浪费和破坏环境，意味着自2000年以来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最近政府修正中国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数字，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纪录的数字多出10亿吨。

气候威胁

由于依赖石化燃料来驱动经济，中国成为停止全球走向气候灾难的一大阻碍。所谓气候灾难是指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两度。以下一些事实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产量和耗量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半。
在200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去年中国的排放量比欧盟和美国加起上更多。
但中国也是最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在巴黎峰会开始前，官方专家发表了一份900页的报告，突显了这一点。报告指出环绕中国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对作为经济重镇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铁等大型基建项目都因为降雨量增加冻土溶解而受到威胁。

中国已经面临缺水危机，全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却只获得全球7%的淡水供应。报告也警告，气候变化会令中国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纪中前萎缩5%。在旱季干旱的日子会延长，在雨季臺风会更猛烈。

中国的一党专政政府正面临巨大的群众压力，因为要求停止空气汙染的呼声愈来愈大，超过500条村落确认为「癌症村」和食水供应有毒。根据环保部的资料显示，中国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适合人类接触的。

环保抗议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权的战略家响起警号，担忧这些抗议会演化成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过去三年，与汙染有关的抗议数字上升超过一倍。

今年六月，超过五万人在上海工业区金山游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厂，撼动了当区。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镇也有类似的抗议，总共有约四千名居民参加，一名发言人说道：「现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么办这个事情？钢厂离我们居民区太近……」在四月，内蒙古也有另一场反对化工厂的抗议，主要是由蒙古族农民参与，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胶子弹、催泪弹和水炮暴力镇压。在内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数族裔地区，环保抗议正在显着上升，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而升温，对北京来说这两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国对气候问题的立场

中共政权也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被迫尝试加快转型至高科技工业以及扩大服务业规模。因此，经过了近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在巴黎峰会的代表正急于达成一份全球协议，而《经济学人》指一份国际协议（像中国在2001年加入的世贸那样的）可以「帮助政府打击本国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场并无改变，但愈来愈感觉到全球和本国的压力，因此在谈「环保」时要振振有辞。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问题上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这也影响到中共的气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这种气候会谈上的外交姿态，其他国家当然也想这样，但北京会更想。

一如既往，中国只同意减低每元经济增长的碳排放量，即只愿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愿意减排。中国也承诺碳排放在2030年会到顶。这承诺太小、太迟也太空泛，没有如很多中国及国际气候专家所要求的将排放量绝对封顶。北京也拒绝任何独立的监察和製衡机製。虽然如此，为了帮助资本建製在气候问题上粉饰太平，予人气候问题正得以解决的假象，全球很多传媒还是称颂中国的「新气候政策」。

绿色投资

虽然中共宣布了几个似乎很大胆的环保措施，但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国家大规模投资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设施，令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力功率领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国（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数据）

但由于停电和浪费等问题，大部分的发电量都没有被运用。原因包括地方的电网宁愿连接煤电站，也不连接至太阳能电场或风电场。因为能源业内部的裙带关系，也因为地区煤电站的保护主义，也因为中国中国电力供应网的技术落后，使其不能发挥风力和太阳能供电的潜力。2015年的电力浪费率增加，以风力发电来说的浪费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价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来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是全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在全球则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宾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资，在中国也是最大煤电站的拥有者之一，当然会亲疏有别了。

煤电泡沫

与其他问题一样，不同的机关表面上都由党国控製，但实际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时，省政府却下令提高煤电量。根据中国多间大学及绿色和平的一份报告对「煤电泡沫」作出警告，指单单今天已有155个新建的煤电站。

如果这些煤电站以正常的水平发电（中国的煤电站现时以低于总电量的水平发电），将会排放5.6亿吨二氧化碳。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相当于巴西的总能源排放量」。这些投资总值740亿美元，代表着对气候以至中国金融体系的威胁。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会长张博庭表示：「今后数年，我们将看到这些工厂造成的浪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中共政权固执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也被亿万富豪的裙带利益所製肘，并不能根本性地摆脱破坏环境与债务问题。现在需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将能源业及主要企业置于民主公有下，全面实现民主权利，结束镇压与政治审查，并组成工人阶级占多数的政府。

中共政权镇压工运分子

最近广东省多名劳工及非政府组织者被逮捕。事件是一个不祥的警号。面对着显着上升的罢工和关厂数字，中共政权为了令工人噤若寒蝉而作出今次行动。事件该会引发起响亮的抗议声音和联署行动，在中国驻各国的办事处外展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声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习近平对异见的镇压进入了新阶段。这是最近超过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镇压，被打压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丶女权人士和反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独立工运。

警察突击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运份子在家中或办公室被逮捕，4个非政府组织似乎都被锁定为搜查目标。警方的做法与以往近似，搜查办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电子器材以进行拘查。广东省当局显然有部署进行搜查，针对非政府劳工组织人士。由于中共禁製独立工会，这些组织在工人斗争中提供意见和参照，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虽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释放，但仍有五名维权人士被关押，另外有两名下落不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与劳工维权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场成功的劳工斗争中表现突出，曾活跃于广州大学环卫工人反外判的斗争，最近又参与了臺资立德鞋厂的罢工斗争，成功迫使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缴付被克扣的加班费及其他款项。她的一岁幼儿有健康问题，但现时仍被拒绝保释。

被关押的还有佛山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何晓波丶番禺劳动者互助小组的彭家勇，以及社会活跃分子邓小明。

「扰乱社会秩序」

何晓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邓则被指控触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内地这些都是针对工运分子和工人代表时极为常见的指控。律师在12月7日至9日期间试图与被拘留者会面，但当局以相当官僚的理由拒绝。

「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权滥用，以对付工运人士及其他镇压对象。2014年4月，4万名裕元鞋厂工人发起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事后林东和深圳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项。林东最后获释，并在30天后撤诉。另一个着名的例子是家俱厂职工代表吴贵军，同样被指控「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留了九个月，最后在2014年6月于庭审期间撤诉。

时代变化

从这些案例可见，新生的工人运动信心不断增强，特别在罢工人数最多的广东。这些工运突显了当局对于罢工的态度反复不一，在采取怀柔还是强硬态度之间摇摆不定。而最近的镇压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预示着当局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也符合习近平加强镇压的整体格局。维权律师声援被捕工运分子的公开信中指，「这次如此规模的来自政府的重拳打击，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尚属第一次。」

「经济寒冬」

由于工人急于进入备战状态，当局今次的逮捕行动明显是为了阻吓工人。今年首十一个月已经发生超过2,350宗罢工，几乎是2014年全年的两倍。经济急遽放缓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在这情况下各地已出现了一波工厂倒闭以及资本家欠薪潜逃潮。即使是跨国公司搬厂到中国落后地区或周边国家时，试图以开出低于法定水平的赔偿来欺骗工人。

去年广东GDP官方数据增长了7.8%，高于全国水平，但这些数字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夸大的。但无可置疑的是，广东正经历快速的去工业化，各种製造业正经历「经济寒冬」。据广州臺资企业协会会长吴振昌指，过去几年有至少30%臺资企业离开广东，当中不少转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资的经济体。大品牌如微软丶诺基亚和星辰手表已关闭了工厂，并在过去几个月解雇了数千人。

《华尔街日报》12月14日报导：「在中国经济放缓早期，经济体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徘徊于低迷，裁员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绝望的工人正在寻找爆发的机会──官方与劳工专家都指这趋势正在凝聚动力。」该报导引述自一名曾在东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经济持续低迷，我们在未来一两年将要面对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前工人斗争升温的背后是日趋艰难的环境。中国在11月爆发了301宗罢工，属今年以来的最高峰，其中广东所占的宗数最多。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指，全省在11月爆发了56宗罢工和抗议活动，相当于7月期间的两倍。大多数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和补偿。

当局最近镇压劳工组织，明显是为了尝试将新兴的工运扼杀于萌芽之中。从当局的观点来看，他们合埋地担心经济低迷和残酷的所谓「结构调整」会令新兴的工运取得强劲的势头。这会使罢工和抗议可以跨越个别工厂，连系全区甚至全城发起运动。

习近平的镇压

考虑到中国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者过去都非常谨慎，力图避免公开批评政权，并将工人的斗争限製在经济主张上，当下事态的发展可谓相当讽刺。但广东的大规模搜捕与习近平近来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习近平更大范围地镇压温和的异见者以及体製内的批评声音。过去这些对异见都可以有局限地发声，作为对独裁政权不满的一个渲泄出口和安全阀，但现在习近平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出口堵死。

广东劳工活动者被镇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严格控製非政府组织，而更严厉的法规已在草拟之中。这很可能也会伴随着政权的「外国势力的颜色革命」等国族主义宣传浪潮，渲染劳工组织受外国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应该站出来声援，并团结一致支持广东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过签署网上请愿书，并发出抗议信（见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国家中的中国驻外使馆组织抗议行动。

立即释放曾飞阳丶朱小梅丶何晓波丶彭家勇和邓小明！
停止迫害中国劳动维权人士！停止镇压罢工工人！
支持组织独立民主工会的权利，以争取就业丶工资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条件！
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反对紧缩与镇压！

浦誌强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众喊着「浦誌强无罪」。公安戴着虚伪的笑脸，对着聚集在浦誌强受审处几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记者，甚至11名外国外交官的其中几人动手动脚。

这场12月14日喧嚣场面受到海外媒体广泛报导。浦誌强是中国维权律师中最为人知的代表，他因为在微博上发布7条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权，面临高达8年的监禁。尽管浦誌强的帐户多次被网管封锁，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万8千名追踪者，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气。

他现年50岁，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个月，因而病痛缠身。审判只持续了3小时——在中国法院这类案件普遍被快速审理——而浦誌强免于入狱的机会可说非常淼茫。

「煽动民族仇恨」

「寻衅滋事」与「煽动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许多评论者以为，当局在浦誌强漫长的拘留期间会想方设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财经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轻罪——去合理化对他的压迫更可信。结果他们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证。原本法院举证了27条浦誌强2011至2014年间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几个月前被裁减到只剩7条可用，这就是检方判决的全部素材。

「煽动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针对一条关于2014年维吾尔恐怖份子发动昆明屠杀案的帖子。浦誌强敢言的写道：「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他指国家对新疆穆斯林地区进行镇压，引发部份维吾尔青年误入歧途，采取吓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报復，造成恶性循环。

其他构成浦誌强非法的，还包括一条揶揄毛泽东之孙丶太子将军毛新宇的帖子；尽管中共政权已尽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仍是一个笑柄。另外还有一条则是针对2011年温州动车命案批判政府官员的帖子。

浦誌强在八九民运时也是示威学生之一，他后来成为律师，并处理过数个备受瞩目丶足以惊动当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视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税案裏出庭辩护。2004年，浦誌强则为地下热门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们担任辩护律师，负责他们在安徽省的诽谤罪审判。

去年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纪念六四屠杀的私人聚会后不久，浦誌强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强提出了一个令许多评论家甚至参与者们都没有察觉的区别：八九屠杀的受难的所谓「暴徒」（根据中共的说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与青年所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导的那些「学生」。

政治审判

这场毋庸置疑是政治审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审判的影响力远超过浦誌强个人的命运。当局决定用理据最薄弱的「罪证」追杀他，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丶更高级的镇压行动之一环。习近平政权把维权律师的运动视若芒刺在背，无论这场运动的目的为何，它也可能成为在未来集结群众示威的焦点。因此，中共全力打击该运动，并按同样的道理打压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这种「焦土政策」意味着对任何潜在反抗流派须加以抹灭，不管其批评的力道多么温和。

浦誌强的审判被人权监察组织形容为「煤矿坑裏的金丝雀」。不只是因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维权律师与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为浦誌强案标举着中共竭力将网路批评罪名化的新阶段：「如果浦誌强被判很长的刑期，这对中国网路的寒蝉效应将会很恐怖。」美国学者暨浦誌强友人林培瑞如是说。

北京的审判也呼应了当局对广东省劳权人士的进一步镇压。正在工厂倒闭潮令工人一无所有，两者之间正持续酝酿一场工业风暴，因此中共对此深恐，因此试图将示威扼杀于萌牙之中。但历史证明，压迫不会永远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级的残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规模社会爆发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三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六年

解放军改革的背后代表什么？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内部改革解放军的呼声不绝。经过了反腐运动作为权斗手段以巩固权力后，习近平开始大张旗鼓推动解放军改革及现代化。去年十一月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下达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军令状。自1985年解放军裁军100万、将十一大军区改编为七大军区以来，这次是最大规模的变革。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高调倡议军事改革，但改革受到军队内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开始有行动。经过一轮打老虎的反腐运动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暂时得以佔上风，反腐运动似乎暂时偃旗息鼓，因此开始将焦点投放于军队之中。

中国挤身为世界列强之一，随着资本扩张全球而来的自然是军备扩充，以保护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概念，需要发展远洋海军保护在海上航线及扩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等政局不稳及出现战乱的各国，更要保护其交通、军事及能源设备。正如在香港军情观察员梁国樑说：「目前解放军以大陆军为主的指挥系统，绝对达不到这个要求。」

习近平在军改过程中动用大量毛泽东时代的演说措辞，又强调解放军的「革命传统」，而他利用宣传民族主义的工程之一，以强化统治意识形态，向国内人民展示强人作风以巩固权威。

解散总部　党指挥枪

解放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以大陆军为中心的解放军改为西方联合指挥模式，让海陆空三军平起平坐。

过往解放军体製主要以陆军为主，应对别国侵略边境，保护领土、领空和领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针对目标是苏联。 到了今天，中美在亚太区的冲突日趋激烈，中共要增强在南海的海军实力，因此近年中国在这地区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设施，大规模填人工岛等。现时解放军拥有众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开始建设第二首航空母舰，但却因为过时的指令和控製系统，而无法有效运用这些设备。此外，中共还计划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都须有新的管理和指挥系统匹配。

从中国国防部发佈的国防白皮书中的资料中，在230万的军队总人数中，海军23.5万人、空军39.8万，但陆军仅是机动作战部队就有85万人。可见中国陆军与海军空军人数相差悬殊，而且地位一直无法对等，七大军区司令员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陆军将领。这应付不了现代化军事任务的需要。因此，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战七十週年阅兵大典上，宣佈裁军三十万人，陆军自然首当其冲。改革方案还规定了三军的兵员人数，其中陆军缩减，空军和海军将会扩编。

军委机关由原来的总部製改为多部门製。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四个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多部门製是为了在中央军委之下分散军权，突显各部门与中央军委的从属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势力割剧而挑战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战区在平时无权管理部队，所有军队平时都由海、陆、空三个总部指挥。这才确保党指挥枪，将军权集于习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挥军队。中共军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军改遇到的阻力

单从习近平宣佈的计划来看，军改的确是大刀阔斧，几乎是将现有军队体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没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国今天政局纷乱和《汉和防务评论》的主编平可夫表示：「中国要在五年内达到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实在太急速了，因为俄罗斯和美国要用上三十年来执行相应的军事改革，而且至今还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军改首先引起党内军内的巨大阻力。机关改组必然带来人事调动和部门人落马，牵涉众多将领的实际利益，他们除了害怕饭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马后自己在位时的贪腐会被追究。习近平上任三年多以来，他为了铺平军改的道路，以反腐作为武器打「军老虎」，清除阻碍军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两位军中最具实权的人物──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马；截至去年年底，副军级以上军官也有48人落马。此举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温在军中的亲信。这反映军改的残酷激烈的权斗，会为中共党本身带来不稳。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三十万被裁人员中高达一七万人是军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职。在会议之前，《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由两名国防大学军官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如果军方不解决好薪酬和养老金的问题，改革可能会引发军队乃至社会的不稳定。许多官媒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但之后又撤稿了。

习近平及整个党一直以苏共改革历史引以为鑑，上任时就公开表示要避免步其后尘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领导的军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销陆军司令部，结果成为他失去苏军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军队国家化，却加速了苏共倒臺的进程。因此，习近平汲取这些教训，不能让军改过程出现任何不稳定局面而危及政权，故此改革是极为困难而缓慢的。

解放军军改的政治意味

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纲线上扮演着波拿巴主义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个居住不同阶级之上的强有力国家机关，为了维护独裁政党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掌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改革领导小组，还是外交事务领导小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机製－监控公安、监察与司法系统。

中国年度军费居于全球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美军实力相比仍然极大距离。然而，比起十多年前乔治布殊统治的年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列强填补这个真空。因此，帝国主义的冲突会走向多方向和不稳定的局面。因此，中共军改是亚太区军事竞赛的标誌，而亚太区军事竞赛则是帝国主义冲突激烈化的标誌。社会主义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化和帝国主义冲突，只有反战运动和社会主义纲领才能停止这个局面。

中国：人为灾难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最少七人死亡，为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结。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滩发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节庆活动中未能维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刚过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阴霾之下庆祝新年来临。

在六月，「东方之星」客轮受突如其来的风暴所袭，在长江沉没，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货仓发生一连串的化学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无家可归。这些灾难都有着相似的特点：重度媒体审查，确保官方报导的版本不受质疑，生还者及灾民家属受到当局压力，被阻止向媒体喊话或独立调查。这些公众安全被忽视的个案都有相同的特点：企业追求利润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员纵容违法行为。

深圳最近发生的灾难使人更关註公共安全的问题，很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担忧自己的城市是下一个灾场。《英文虎报》在深圳山泥倾斜事件之后报道：「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对公众安全及国民对现行体製的信心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迈向二零一六年之际，中国的空气汙染危机亦越发严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东部有十个城市，过亿居民在红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尽可能留在室内，学校和不少工作场所关门。烧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来的有毒雾霾，每日约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发出红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黄色提升至橙色，然后提升至红色，被一些网路评论员讽刺为「颜色革命」。

深圳塌泥灾难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规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区工业园的楼房。深圳，这人口超过一千二百万人的城市，被称颂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换言之，塌泥事件象征着中国高速崛起成经济大国的根基是如此不稳的。尽管煤矿灾难死亡人数有所减少（这只是由于煤矿业的大幅负增长，危险的小型矿场被关闭），中国在二零一四年依然发生了68,061宗致命工业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时，于美国每日只发生13宗同类事件（美国人口为中国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个大型废置石矿场被非法用作废物处理场所，于十个月前因安全考虑而被斥令关闭。在事故发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发出警告，但石矿场依然无视警告，继续运作，废物堆积如山，高度相当于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业园区的二十层高大楼。结果这「人造垃圾山」倒下来，工程废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楼房，包括住宅、工厂、饭堂和三个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过七十人依然失踪。山泥倾泻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机拍下来，影片见证民众为求保命逃离住所，并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离。市政府指事故影响38万平方米地区，相当于两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面积。

山泥倾泻在矿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缅甸的两个玉石矿场意外中，超过一百个工人被活堆。《英国卫报》一个报道指出，每年中国有近4,617 人因山泥倾泻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发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筑废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则非常少见。「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发生地竟是一线城市的深圳。」《新京报》评论道：「……深圳按理说不在此列，其现代化水平在中国城市中位居前列……」

实际情况是，死难者亲属及其他居民投诉被拒进入灾区。部分人指他们了解当地，可帮助搜救行动，但依然被拒诸门外。官方媒体指五千个工人参与搜救和善后工作，但当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体和灾民家属的国安人员和警察，则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还者周素琴（音译）向香港《南华早报》指：「没有人关顾我们，更没有人通知我们救援状况。（政府人员）只希望把我们隔离，阻止我们在媒体上出现。」

有报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队负责「照顾」失踪者家属的救援队，每队有五名中共官员，实际上是阻止媒体接触他们。这情况与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属后来投诉指，他们被官方「绑架」，强逼他们接受赔款，并必须终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网上评论员指：「哀悼也是犯罪。」

无视公众安全

深圳的灾难和四个月前天津化学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两城都是现代化城市，也是政府亲资本主义改革的指标城市。两个案都涉及民居和工业区附近放置危险品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不力，地方政府纵容两个企业（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牌照过期后继续储存危险品。

还有其他因素令这些灾难恶化，都是植根于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深圳，不少被破坏的楼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没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请的消防队缺乏训练，加上指示混乱，他们和后来到场的政府消防队并无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错误。

深圳的灾难无疑是人为的。中央的研究团队指这是一场「工业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质灾难。深圳益相龙——灾区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获由地区政府聘请的监督机构的停工指示。担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机的说法早在居民间传播。他们指直到事故当天，大量的货车依照如常运送垃圾到场。

《新华社》报道指益相龙在其牌照于年初过期后，继续运作废置场长达十个月，并赚取七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现已被捕，一名负责管理该区的官员在事故发生后不久自杀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员的刑罚按照中共极权政府的常规剧本进行——更多工作在于重建「秩序」，以给予民众果断行动的印象，处理问题根本的措施则欠奉。长久以来，他们重复使用这些手段来卸除社会对政权的批评，这纵容了更多为求短期利益的地区性犯罪行为。灾难后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而下一场灾难只是时间的问题。

民主控製企业和工业区

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极权政府会保护公共安全，它靠媒体审查、政治打压和惩罚勇敢说真相的人，躲在高场之后。《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开放独立查深圳的灾难、八月十二日在天津发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为灾难。我们要求停止媒体审查和网络管製，容许真正讨论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所有政府官员的权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众监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条件。同样地，需要独立的工会为工人充权，让他们在工作场所和社区就公布和处理职安健问题。深圳的灾难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业和工业区的需要，抵抗杀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国经济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声巨响中开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后，中国股市混乱和暴跌重演，再次触发世界各地恐慌性抛售股票、商品和货币。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场在首六个交易日下跌了15%，相当于蒸发了一万亿美元的市场总值。全球担忧中国经济，令美国市场蒸发了四万亿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纽约，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年初开局。

这是否就已为2016年的世界经济定调？资本家索罗斯是预测另一场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出现的其中一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两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已使那些依赖中国商品贸易的几个国家深陷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巴西，它正面临自1930年以来最深远的衰退。资本家们越来越关註人民币贬值会否触发货币战争，以及其庞大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债务。

去年夏天，中国股市下跌了创纪录的45%。在股市暴跌几个月前，中共政权还在吹嘘股市上涨，并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时，中共却被外界视为无能为力。他们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抛售的禁令，现在反过来伤到他们了。当禁令限期将届时，忧心的公司高层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股份，造成了年初开市的跌市浪潮。现时当局已经延长了抛售禁令。如果中国股市再下跌3%，它就会触及去年八月的最低点。

虽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现实体经济进程的画面，且中国的股票市场被广泛地贬称为「赌场」（当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这一称号），但金融恐慌爆发，背后的确是有着真实的问题。世界经济自2008年深刻的危机以来，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极端的失衡。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最不稳定的中心，正经历一个比其领导人公开承认的更複杂而急速的经济衰退。

货币战争？

中国经济面临最直接的风险，是资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币汇率下跌。随着经济的放缓，为了通过不同的外汇机製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抵消了北京试图通过降息降准对市场註入更多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资金的流失与央行的註入速度几乎一样快。当局现时进退维谷：货币汇率愈下跌愈加速资本外流；然而央行为了勉力支撑人民币汇价却不得不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外汇储备。

去年八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已经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几天内下跌的。许多评论员都相信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因为美元汇价持续上升，人民币现时的水平对美元仍不能持续。中共想要实现逐步贬值，但市场的力量正在破坏这一计划。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将人民币贬值，甚至失去对货币的控製。

讽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贬值后不久，人民币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货币价值将保持稳定。

北京为了防止人民币急速下跌，已经花费了大量外汇储备。十二月出现了最大月度外汇流出纪录，是过往最高纪录的两倍，相当于1300-1400亿美元。原因大多是由于央行维护其货币，小部分则是由于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资产贬值。自2014年中期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4万亿美元缩水至3.3万亿美元，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万亿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币的贬值将不免使其他国家跟随，尤其是亚洲大多数将中国作为其头号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其货币将跟随贬值以免与中国相比失去竞争力，但是货币贬值也将增加还债成本。

债臺高筑

中共政权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缓解了2008-09年世界经济危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贊，但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产能过剩和债务的快速积累。官方估计去年中国的总债务从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负债都相应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联储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国、欧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笔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的一部分中，有些变成南韩、印尼和印度等国的债务。据估计，中国、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城市和省份，通过发行债券而承担了相当国债水平的债务。

当美联储于十二月九年来首次上调美国基准利率，意味着全球资本流动会回流美国。这对中美货币和债务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联储局没有一早实施这政策。今次美国的小幅度加息已经造成负面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

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是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监测的46项商品中42项的价格是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仍持续走低，而上週开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数人预测油价将在2016年持续下跌，摩根士丹利预期会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价已经令很多石油输出国陷入衰退，从沙特阿拉伯到委内瑞拉都出现政治不稳。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为4%左右，而不是习近平说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国政府具影响力的「发展研究中心」主席李伟，在上週末一次演讲中表示他认为6.5%难以实现。官方《新华社》的一篇社论警告，2016年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将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华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物警告说，经济衰退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是L形增长期」，而非「V形」，即没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将一直持续且没有结束的迹象。

习近平的经济议程

现在中国的债务负担──尤其是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几乎消耗所有在经济中的新增信贷，只为延续债务。因此，中国正成为一个更大、更不稳定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中国经济的一大部分已经「殭尸化」，只能产生更多的债务，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也解释了为何权贵菁英们何以急急抽走他们的资金。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公佈，中国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资本达到1万亿美元的惊人水平。

习近平正在尝试通过关闭「殭尸」公司，并进一步削减工人阶级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来恢復利润和「信心」。官方媒体报道，350万个就业岗位将分别于今年重工业工厂中被裁减。与此同时，中共政权谈到建立一个以消费驱动的经济新增长动力，但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上层，而不是让低工资的群众维持「消费」。

但是，习近平的转型议程一直被卡住，因为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措施必然会加剧短期内的经济衰退，甚至可能令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虽然中国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着头皮接受经济「阵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犹豫不决：不仅因为这条路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动盪，而且这一过程可能会使政权失去控製。

目前已经有失控的明显迹象，这是全球市场另外一个严重的因素。我们在去年夏季看到了这个彷如闹剧的错误：粗暴的贬值和哑火的贬值政策。而现在我们又看到相同的事情：为了减轻股市波动幅度的「熔断」机製在实施后短短四天即被放弃。

对于索罗斯关于金融危机在短期内爆发的预言会否实现？虽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过后这风险无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资本家──包括北京独裁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危机都没有答案。

中国：工人下岗 罢工数字暴升

中国去年工人斗争事件的数字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数月间。

全年总共有2,774次罢工或工人抗议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透过综合网络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所计算出来的。

抗争发生最多的行业乃建筑业，占了全数的36%。这是有好多计划被放弃，全国新建造项目下跌了25%。至于製造业则占全体罢工和抗议事件的32%。

明显地，经济下滑与工人斗争增加的关系无疑非常紧密。「中国劳工通讯」指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币贬值后所触发的股灾后发生，并延续到了去年的最后一季。」

欠薪问题

大部分的罢工（超过75%）乃关于拖欠工资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关于要求提升工资。正如「中国劳工通讯」报道：「许多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减薪而引发的。」在2012年当经济还在兴旺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罢工是为了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反映了工人抗争从过去的「进攻性」变得更「防御性」。

同样地，大部分的罢工事件发生在众省中最大经济体的广东。在去年886次製造业抗争事件中，有267件就是发生在广东省，占了该行业的30%。

广东也在打压工人抗议方面手屈全国，四分之一因参与工运被捕的人就是在广东。总共，中国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运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维稳」之名再一次进行镇压，广东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劳工维权组织的活跃分子。

钢煤业工作岗位大减

一月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计划减少中国的钢材产能，减幅达1到1.5亿吨。政府并没有公布任何时间表，以防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

研究机构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称，产能的缩减将会减少40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缩减钢铁、煤矿、铝和玻璃生产的计划将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间减少300万个工作职位。

钢铁和其他重工业的工人们已经受到工资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击。产能过剩令市场充斥商品，导致去年钢铁价格下跌了37%。盲目而无计划的夸张与投机就是罪魁祸首，老板们捞取所有财富而丢下工人去承受负担。

报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国会出现一段「不满之寒冬」，在一段有关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议报导中写道：「在十二月一个寒冬早上，大约一千名兴隆钢铁有限公司的员工游行到了唐山市政府办公室。数天前，该公司突然宣布将其中一个煤矿关闭。那些工人事前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并已经七个月没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经济步入深远危机

正当猴年将至，中国正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刊登自《社会主义者》杂誌第36期社论，电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订购

政府的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6.9%，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即使这数字也代表着25年来最疲弱的增长，但有几间独立机构将经济增长定为3-4%。

经济阵痛在中国不同地区裏程度有所不同，在东北部的工业重镇接近全面萧条（负经济增长），但在最富有的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情况则会较好。

北京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龙洲经讯）的分析师Ernan Cui表示，煤矿业在过去两年削减了89万个岗位。这代表全体煤矿业劳动人口的15%。同时，在钢铁业有55万工人下岗。一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关闭4,600个煤矿场。虽然现在有紧急需要转用洁净能源，但这些政策完全没有保证工人的就业，也没有创造绿色行业的新岗位。需要社会主义计划──而不是市场混乱──解决这些矛盾。

製造业也处于停滞，这行业的就业人口连续24个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厂东莞的情况映出製造业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东莞市长袁宝成说50家外资企业在2015年从中国撤资。根据《新京报》资料，去年东莞关厂的数目超过4千家，主要是电子製造业。去行业化令相应的店铺和餐厅也关店，造成数以百万计人离开城市。据手机供应商的资料显示，东莞手机用户人数从2007年的1,200万下跌至去年的800万。

罢工浪潮

工人被迫发起抗议和罢工。由于当局愈来愈专製和镇压性，工人面对愈加严重的惩罚（被殴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业去年12月的罢工数字创下了纪录，但这情况不仅发生在这一行业。

最近数月，护士和医护人员也发起了罢工浪潮，主要是关于不平等的短期合约。在一月，安徽省重庆市和淮北市的护士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及平等的雇佣合约。

即使《新华社》也警告，2016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在年初中国及全球股灾让我们对这点毫无悬念。继去年夏季下跌43%后，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国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现急泻，可见这不单纯是中国现像。油价和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引发恐慌、货币骚动，以及全球债务上升──这些都是引致金融动荡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遗留下来的影响，而危机并未有得到舒解。

中国债臺高筑是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紧张的因素之一。这是一月份举行的达佛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全球菁英讨论的焦点。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但债务仍在增长──速度比经GDP快三倍！据荷兰合作银行的亚太区金融市场研究主管迈克尔．艾弗利（Michael每一个），中国总体债务在2014年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这可把金融体系推到爆破点，迫使政府付出沉重代价来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极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以及舒缓工人及中产阶级经济阵痛的资金。

政府为了避免金融崩盘，推出了「隐性救市计划」，由银行推出借贷来复盖负债企业的旧债务。这是降低了信贷的效率──经济体需要愈来愈多的信贷来达到同样、甚至更低的增速。而这是中国债务持续上升的原因。

来年中共政权可以是数十年来最喧嚣的一年。镇压加剧，包括愈来愈频繁地出现被逮捕、被失踪、被绑架以及被「认罪」，同时当局用愈来愈严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终身监禁的「颠复国家政权」，这些都是政权准备面对社会和政治紧急状态的先兆。

短期内这种「震慑效果」可能会成功吓怕工人阶级，而误以为经济阵痛只是「暂时」的想法也可能防碍工人投入斗争。但随着经济问题愈来愈严重，我们社会主义者相信，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将会来临，这是不可以避免的。

经济危机引发广东关厂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一系列工业资本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令众多沿海省市出现关厂潮，当中以广东尤甚。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关闭逾五十间厂房，当中不少属「恶性关厂」，即资方拖欠工人工资并关闭厂房卷款潜逃，造成工人失业之馀还即时面对严峻的生活经济困难。

工厂倒闭 工人维权

去年日本钟表企业西铁城（Citizen）在广州关闭生产基地，解雇千多位员工，而美国微软计画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准备迁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计画把工厂迁回日本。优衣库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团也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准备陆续撤离中国。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东莞经营多年，全球十大鞋业製造商之一的臺资鞋厂兴昂鞋业宣布结业关厂，被解雇的工人多达数万人。东莞臺商协会会长翟所领承认，目前东莞仍在正常营运中的臺商企业只馀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时期的6000多家减少了20%-30%。

紧随外资撤走而来的，是大量代加工厂失去订单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关厂。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去年1-11月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下跌1.6%，其中化学纤维製造业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处于50以下的萎缩水平， 9月PMI终值更是降到47.2，这就是意味着订单减少，工业产量和价格下降以及加速裁减工人。当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厂关厂后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费。过去车水马龙的工业园区一片哀鸿，地方政府还故作镇定轻描淡写地将之称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阵痛」。珠三角地区单单在去年第三季因关厂欠薪而引发工人维权抗争就多达49宗。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厂的工人因恶性关厂欠薪问题而游行或堵路抗争，甚至有工人顿失经济来源而集体跳楼，而在清远更发生武警武力镇压游行工人的情况，数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争运动中有超过160宗遭到暴力镇压。

维权誌愿组织成眼中钉

中共政权一时之间无法挽回製造业颓势，更惶论起死回生。面对山雨欲来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的工人维权运动，只能拿起镇压大棒。除了用暴力机器直接到工厂或街头镇压工人外，政权当局还针对协助工人维权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广东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举搜捕四个当地工人NGO的主要负责人和职员甚至誌愿者，指控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收受境外资金等罪名。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几无任何独立工会组织，只有对政权俯首听命的全国总工会，但于工人抗争维权的运动中全国总工会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对立面，协助资方和政权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相对而言，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起了组织工人力量和协助维权的角色，帮助工人追讨欠薪或在工运中支持工人的诉求等等。但同时，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经济诉求（当然经济诉求也很重要），但没有把斗争连结到挑战作为一个剥削製度的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意识将各工作场所的斗争连结起来。虽然如此，政权还是视NGO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欲除之而后快。

但正如我们过去的文章指出，这些机构对政权而言同样是某种疏导工人不满的安全阀，现时习近平用国安系统对NGO和维权律师痛下杀手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堵上安全阀或许能换来一时三刻的清静，但长远而言却是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发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准备面对「最困难的2016年」，或许他们自己也已经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或许他们已经隐约听到了丧钟，无论如何，过去数十年镇压劳动群众的总帐也差不多该清算了。中国工人随着从斗争中累积的经验，独立工会组织的意识开始萌芽，也愈来愈有组织力，斗争手段愈见高明。工人需要联结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独立工会，由下而上民主织起来，将民主权利与经济诉求连结为一。中共的镇压愈暴烈，连倡议「劳资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时，愈来愈多工人会认清敌人的全部不在于个别的老板和政府官员，而是整个独裁资本主义製度，而革命斗争是唯一出路。

反对延迟退休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迟退休年龄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是习近平和中国资产阶级对普通劳动者展开的另一轮新自由主义攻势，其目的在于减轻官僚政府和私有企业的负担，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挽救已经陷入泥沼的经济。要想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们必须组织战斗性的独立工会，要求政府建立全民养老保障，保证每个工人在退休后都能过着体面的生活。为此必须向拥有数十万亿资产的中国富豪们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公营。

对工人的再次掠夺

「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僚与新兴资产阶级合谋瓜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但却不再承担工人的养老开支，转而建立养老保险製度——这意味着上一代工人的养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来承担。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养老基金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根据社科院发佈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额已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政府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只不过是通过掠夺新一代工人来解决他们自己製造的问题。早在习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研究製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习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着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表示，具体执行方案将于2017年推出，而且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也会延长。

中共官僚声称延迟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们没有说也不敢说的是，各国工人已经为此进行了多次斗争。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350万法国人举行了罢工罢课游行，反对萨科奇政府的延迟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国200万公营部门工作人员举行24小时总罢工，反对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金改革计划。此后英国消防员和医生又分别为此进行了罢工。2013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工会联盟和工会论坛组织了超过10万人的抗议游行，反对劳动法改革和推迟退休年龄。2014年11月，11万比利时工人和学生走上布鲁塞尔街头，抗议政府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政策同样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不满，只有团结抗争才能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攻势。

资本家榨取工人的未来

今年1月9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在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之后，人社部将下调养老保险费率。中共政府不断鼓吹「为企业减负」，实际是将这些负担转嫁给普通工人。他们和资本家不仅要搾取工人的现在，还要搾取他们的未来。同时我们应註意到中国仍有大量工人无法获得养老保障——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没有依法为工人缴纳社保。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到2014年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16.7%。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多达4658万人。这些人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年老后无人赡养，因此不得不继续工作。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关厂潮」中，工人的处境日益艰难。因此在2013-2015年间，中国爆发了以广东工人为主的追讨社保和其他历史欠账的斗争潮，其中包括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的四万人大罢工。

向富人征重税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社科院发佈的201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去年胡润研究院发佈的一份报告则显示，资产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豪们的总资产高达31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到38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基本养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创造了巨额财富供资本家享受，自己却要忍受贫困的退休生活！解决养老金问题所应採取的方法不是强迫工人延迟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管理，从而使每个退休者都能过着体面的生活。此外，户籍製度应该取消，以免因为不同省份令领取的退休金额不平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工人们必须组织起独立的、战斗性的工会，同中共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同盟展开斗争。

楼继伟公开打压工人的纲领

在3月7日的答记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开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纲领：对企业减负、减负再减负；对工人加压、加压再加压；公众应该对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两点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最后一点更多是官方套话，无法让人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现状。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对「西方价值」，但现在打压工人的政策都是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抄袭过来的，包括德国默克尔、英国卡梅伦以及法国奥朗德，还有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会对希腊强加的政策，足见其虚伪。

「改革开放」后，工人待遇大幅削减，同时大量农民进入私人企业，形成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所出卖的廉价劳动力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2003-2009年间，仅中国私人企业利用低工资和超时劳动攫取的额外利润就高达4.1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有和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足GDP的20%。上亿贫穷的底层工人与上千万下岗工人对专製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僭取了工人国家遗产并转向资本主义方面的中共官僚当然明白这一点。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许让步，更何况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完全实施。所谓保护工人的法律，如马克思所说，只不过是为了「节製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製地进行限製……同样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劳动合同法》实施过早，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长期高强度剥削带来的危险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犹豫时间。

低工资与它所造成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口萎缩造成中国经济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楼继伟及其背后的资本家集团却将其归咎于「工资增长过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物价上涨造成的——尽管上涨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人此前被夺去的劳动成果，也不足以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楼继伟还将中国缺乏技术工人归咎于「工人流动性过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护而独立的工人组织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换工作」是工人逃避资本剥削的一种消极方式。而缺乏技术工人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此前能够依靠廉价劳动力（官方称为人口红利）赚取巨额利润，也就无心投入资金和时间培养技术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等都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社会舆论将职业教育与低收入工作联系起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在事实上也沦为低收入工人的输送渠道——从而为资本剥削提供借口，导致工人汙名化。当中国製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时，政府一开始幻想自己喊出一声口号，一支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就会迅速出现；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是空想时，就反过来责怪工人流动性过高导致企业不愿进行职业培训。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类重大工程项目投入5万亿资金，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小之又小，却进一步推升总体负债率（2015年初时已超过300%）。在广大底层劳动群众工资收入低、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依靠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难以成功。所谓「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另一个从新自由主义「英雄」裏根和柴契尔戴卓尔借用过来的概念。政府通过增加债务和打压工人来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只会让经济如日本一样陷入长期停滞。今天中共高层提供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出路，这说明在资本主义製度之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民主公营的社会主义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

中共政权加剧性别歧视

就在去年的三八妇女节，「谷歌」（Google）将其网站标誌转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职业上的成就；而中国的「百度」将其标誌改为一个在音乐首饰箱裏的公主，身旁放着珠宝丶鲜花；「优酷」的一群女性设计师设计了一幅名为「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的她」的插画，但被公司高层拿下，最后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这激起了网上非常多的争议，指百度和优酷反映了中国这样父权的社会将女性标签。

就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五名女权分子被捕及羁留一个月。其中数名女性由于其行为艺术而为人知晓，她们一向以行为艺术引起公众对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骚扰等议题，计划在妇女节当日发起行动。她们起初被起诉「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狱五年监禁。虽然她们最后被释放，但仍受到当局监视。这是习近平统治下的大规模国家镇压行动。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过往严重，亚洲区尤其如是。中国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韩，女性工资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劳动市场，但高级职位依然由男性担任。女性在企业担任管理层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韩，这个数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职场歧视

对比二十年前，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变得更严重。一份调查指出，超过七成中国女性表示因为她的性别而受到歧视。

去年的另一份调查指出，男性毕业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机会得到工作面试机会。在众多工作招聘会中，女性应试者经常会被问到「你会不会申请产假」丶「你结婚了没」丶「有没有打算结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没有计划生小孩？（现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会被问到会不会计划生第二胎）

中国法定产假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员工提供这项保障，于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从工作和家庭之间二选一。如果女性想将更多时间花在她的事业上，就必须得放弃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业不会让她有晋升的机会。

2009年一项调查发现，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签署工作合约时规定在工作期间不能结婚或怀孕；超过两成女员工在怀孕期间被扣减薪金；超过一成因为生育而被辞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机构都在入职条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为入职条件之一，这导致很多女大学毕业生花钱做整容手术，而这给美容产业的大企业带来数以百亿的利润。在北京，超过八成的整容手术顾容是中学生。

资本主义令女性权利倒退

在中国革命期间，即使革命被官僚阶层所扭曲，但女性的权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资差距缩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将离婚程序变得更容易。资本主义復僻引致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打击。而现在，中共的独裁政权已再无法隐藏于「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口号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权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专製统治。

中国女性被传统的教育去告诉她们需要文静丶服从丶有礼丶友善，找个好男人然后结婚丶生子，拥有一个美好家庭，她们被告知这样才是一个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进取」丶不要太有主见。

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认同传统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内」，这对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七点七及四点四个百分比。显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识的宣传。

日益加强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极端贫穷丶微薄工资令农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出现。超过六千万儿童被遗留在农村地区，他们几乎没有和父母会面的机会。

在阶级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加上性别不平等意味着女性在教育丶就业丶遗产权等都没有平等的机会。因此呈现了一个现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会宁可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丶或被包养，这样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拥有」很多女人，但贫困的男性则无法找到伴侣，同时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业学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个男性在金钱上无法负担与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与几位男性朋友「夹钱」，「分享」一名女性——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评，认为反映了社会视女性纯粹为满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维稳

婚姻也被中国政府用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及阻止群众上街威胁政权的工具：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创造「没有女人愿意嫁没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励年轻人在毕业后便努力工作，赚钱买房，然后娶一个女人回家组织家庭。女性被医生建议她们若果不在三十岁前生育，她们就无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资本主义核心家庭概念将男性定义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女性即是依赖丈夫的妻子，这种想法被政权用作为社会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罢工或社会反抗，因为男性需要考虑家庭的负担。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过往经已回落，但这是由于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会上重男轻女所导致的选择性流产或堕胎。这悲剧深深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作为女性很难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规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权利有第二名小孩，单身的女性并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权利！换言之，「改革」不会认可单身女性，只会认可有夫之妇。

中国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约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这加上公共庇护所的缺乏，导致女性在面对家暴时的无能为力，因为她们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数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侣暴力对待，而这是被远远低估的数字。中国也没有婚内强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课程，向妇女灌输「如何做一个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咨询，但实际上教导女性当她们遇到家暴时，不需举报或报警，而是需要学习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为，因为「他打你是他爱妳的表现」。这种洗脑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对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约一年前，女权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议，令政府少有地让步。这表明女性不愿意接受专製资本主义的珈锁，准备起来反抗。多不论是近年的群众抗争丶大型罢工中，我们都见到女性的身影，并站在最前线。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工人阶级的权利共同一致，要真正达致女性的解放，未来的女性运动需要与整体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私有製度。

矿工上街抗争　撼动中共政权

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数千名矿工的罢工持续至第六日，要求「共产党还我们钱」。

正值中共在北京举行人大会议之际，矿工的抗争行动撼动了政权。在人大会议的其中一个讨论重点，就是国营企业将会大幅裁员500-600万个多余职位，相当于全部国企职位的1/6。黑龙江省工人深受关厂与裁员问题所苦，当地的矿工罢工对裁员计划作出了勇敢且铿锵有力的回应。

自3月9日礼拜三，双鸭山市的矿工开始上街。龙煤集团是黑龙江暨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国营矿业公司，旗下有40多个矿区，其中10个位于双鸭山市。去年9月，龙煤集团宣布裁员10万人，占总员工的40%。该公司自2014年以降总共积欠了8亿人民币的工资。在黑龙江的不同城市，龙煤的员工先前已发动过数次讨工资的抗争行动。换言之，双鸭山市的罢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双鸭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积欠工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黑龙江的一位维权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中国，工人并没有自己的工会。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是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往往总是站在管理层那边对抗工人。在今次龙煤事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消失无踪，完全没有支援抗议的工人。

省长发言激怒工人

陆昊在人大的发言成为罢工的导火线。在3月6日一场电视转播的会议上，黑龙江省长陆昊声称，龙煤没有欠薪，并称贊该公司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成功案例。他还提到龙煤每年的人事费用是100亿人民币，相当于省政府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龙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负担。「（井下职工）没有减一分收入。」陆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腾。

在龙煤经营三个矿场的双鸭市东荣区，示威首先爆发，后来快速扩展至全双鸭山市。根据当地消息，双鸭山市10个矿井裏的8个都只有间竭运作，矿工被拖欠数个月的薪资。井下职工以前能赚到6000人民币月薪，但现在大多只能赚到一半——如果有发薪的话。地面工人的月薪则被删减到仅仅800人民币。

矿工及其家属游行到双鸭山矿务局，手持写着「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并且斥责陆昊省长是个骗子。到了礼拜五，多达一万人参与双鸭山市的示威，封锁了该市的联外铁路干线：「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抗议……警察开始把人带走。」一名目击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们在讨回自己的钱，却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诉《纽约时报》：「难道要讨回自己的工资是违法的吗？」《法新社》报导，抗议现场一名老妇向政府官员求情：「我给你跪了，我的家人没东西吃了。」

微博流传的一张横幅标语写着「共产党还我们钱！」这印证了这个一党专政政权最深的恐惧：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会将矛头指向政权，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国家镇压

工人坚决的行动迫使陆昊省长发布声明，承认他先前的资讯有误。陆昊表示会对龙煤的企业重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说政府不能永远扶持该公司，言论前后矛盾。至于对欠薪问题，他并没有提供具体承诺。陆昊未提及他让步是因为工人上街。由于当局害怕双鸭山市的工人会启发更多人上街，中国的媒体当然没有报导抗议事件。尽管媒体封锁消息，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登上热门话题之首。

与此同时，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省当局派出大批武警强硬驱赶示威者。双鸭市政府在官方网站的声明警告，双鸭山政府会坚决打击「堵塞铁路、破坏生产、串联、挑事」。可见，中共政权是多么害怕工人的罢工和「串联行动」。

如同《法新社》在报导中：「黑龙江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官方所面对的两难，他们说他们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又试图避免政治动荡。」香港《南华早报》形容双鸭市罢工为「在国家进行经济重组底下将会再次发生的场景」。

政府计划要在未来2至3年让煤矿减产5亿吨、钢材减产1.5亿吨，伴随着的是这两个产业180万个职位的消失。媒体大幅报道「僵尸企业」以及需要处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然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毕竟不能归咎于工人阶级：他们薪水太低了，无法负担更多消费。

习近平：「面向市场」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钢业荣景中，大批资本家与贪官透过这些部门投机发财，但无计划与投机性的产业扩张，留下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12年至今，煤价已经下跌超过50%。据报导，去年中国有90%的煤矿都有亏损，导致龙煤等公司债臺高筑。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工人，而不是投机客。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升级，改用对气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摆脱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扩大对绿色替代能源的投资。

中共专製政权所服务的，是在过去30年的资本主义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亿万富翁们的利益，如今它却要我们相信，大规模关厂与消灭「僵尸企业」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礼拜一的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谈到龙煤必须「面向市场」时表明了他的态度。该公司的网站也引用了这番言论。

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工人不应为此危机付出代价。就在去年11月，龙煤在鸡西市的一个矿坑发生地底火灾，夺走21名矿工的性命。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煤矿工为了造就「经济神话」而作出了千千万万的牺牲。中国煤矿业的安全纪录是全球最差的。

社会主义者主张，转型至替代能源的过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须透过由雇员及工人社区民主计划与管理大企业、银行及天然资源。只要在新领域创造大量工作职位，就可确保转型过程中保障工作职位与薪酬水平。新领域包括太阳能、风力与波浪发电，以及绿能科技、大众运输系统的发展，还有（以兼顾环境与社会考量为原则的）都市规划与建设的崭新路线等等。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路线要彻底改变，应该以环境和社会需要为基础。

救市不救人

过去一年，中共政权持续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过1兆人民币，以避免金融投机客与银行遭逢更巨大的损失。但是在面对黑龙江的矿工时，中共官方却说政府「没有钱」。

双鸭山市的罢工对中国的现况而言是一个重大征兆。工人抗争数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劳资冲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缴民生必要开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关。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所述，中国去年有2,774次罢工，乃2014年之两倍。然而，《中国劳工通讯》的罢工数据只列入有被社群媒体报导以及极少数有被官媒报导的罢工——据信中国罢工事件的实际数字可能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龙江在内，整个东北已成为不久以前的大规模工运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万来自煤矿业、石油业与金属产业的工人上街抗议裁员，甚至暂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那场运动遭到中共残暴地镇压，工人领袖则被监禁。当时，中共政权在前总理朱镕基领导下，对国企进行大规模瘦身与私有化。1997至2002年间，一场受到全球资本家欢迎、并被中国现任的领导者们视为典范的改革，造成了大约4,000万名国企员工失业。

现在，习近平政府正在准备新一波对「僵尸企业」的瘦身与裁员，他们说这场改革会很「渐进」，并且强调不会造成朱镕基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在人大会议中，政府开出1,000亿人民币的「专项奖补基金」支票，用以补偿予被裁减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员规模、以及裁员对黑龙江与东北等区域造成的毁灭性冲击相比，这些基金形同杯水车薪。

东北地区已经成了一座火药库。失业率与犯罪率都在飙升。有些城市因为年轻人外移寻找工作的关系而面临人口衰竭。对聚首人大的中共领导人而言，双鸭山市的罢工无疑是一记警钟。那些怒吼声警告着：不只是在国企改革灾情严重的东北地区，各地的工人阶级都会奋起对抗严峻的撙节。由于贫富差距跟90年代后半期相比已经进一步扩张，而全球经济也不再为经济提供新市场与成长来源，反抗的情绪可望比90年代当时更加坚定。2002年群众抗争时，在中国粗略实现过的独立工会运动，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復苏，并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中国两会：大规模裁员与失败的经济改革

从北京两会中得到什么的结论？

文森：两会只是一个传声筒，所有决定都是中共高层预先铺排好的。最近几年，两会因为成为全球富豪的俱乐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过100名亿万富豪的代表出席。有报导指，在人大会议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总资产是1,840亿美元，是美国最富有的10位国会议员的财产的100倍。

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利用今年的两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中国经济并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样差。可是现实上，中国经济气氛可谓极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资本家都非常担忧。很多中国的地区都是面对严重的压力，经济陷入困境，而对于如何执行北京製订的政策，大家都一筹莫展。中共最近进一步收紧媒体的控製，封锁经济的坏消息。这是另一个严重的警号。

仁：从两会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对工人阶级的打击将会到来。政府在宣布裁减500万至600万国企职位。在全国人大上，政府承诺会为下岗工人发放1,000亿人民币的「安置基金」。但当地政府频临破产边缘时，这笔基金对于缓冲受影响的工人和地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在受影响工业裏，工人连薪金也被拖欠，谁能保证这笔「安置基金」能到他们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国会议上表现团结，不要想争议曝露于公众面前。但自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发言在坊间广坊流传，他大力打击《劳动合同法》，指这法律对工人「过度保护」，令资本家身负重担。楼继伟是资本家的代言人，统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义的一翼。这堆人将中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工资上涨太急速」。事实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升，工资上升的速度只是仅仅能追上。楼继伟的言论与整体趋势符合：中国将会发生大幅裁员、工作岗位被削减、工资被降低，工人权利被打击。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听到李克强等高官指出，中国并没有 「硬着陆」的出现，你们有什么看法？

文森：中共已进入损害控製模式。习近平、李克强、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国经济，以挽回社会信心。在上海G20财政部长会议裏，中共官员很明显这样做，所以在两会裏这些言论得以延续。

中共在年初时面对历来最恶劣的股灾后，现在尝试收復失地。中国政府于两会註资支撑股巿，以免新一轮的波动会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国股巿仍是自希腊之后第二表现差的。还有其他几个更严重的问题。资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为担忧。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报告指，2015年已经有1兆美元从中国逃去，可见资本家对中国经济信心崩溃，企图在其他地方寻找价值。

王林宇：中共政权正在尝试隐瞒经济问题的整个画面，他们利用堂皇的计划去抑製着危机的氛围。举例来说，两会上他们确认住房去库存（全中国数千万间）为2016年优先的任务。第三四线城巿是房产爆破最严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决方法是，将移民工迁入这些城巿，以去库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这方法是徒劳无功，因为随着经济放缓，移民工的工资也会不断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经迁出城巿，因为当地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

资本家和前房地产大亨任誌强可能反而更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毁卖不出的房屋。事实上在部分城巿这情况已在发生。可见政府的改革计划充满内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购买力，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不能解决，也不能将中国推向内销经济。相反，政府维持增加债务以防止经济爆破，但这只会令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就像日本一样。

左仁：从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灾，已可见政府全无能力驾驭经济。他们尝试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贷和货币宽松措施──以避免硬着陆。这令中国更可能步入日本经济危机的后尘：高债务、增长缓慢、没有利润的僵尸企、民众因不想花费而令购买力下降。但在中国的政治製度下，这种经济危机会带来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可以造成革命动荡的局势。

政府正计划在钢铁和煤矿业等重工业进行大规模裁员。短期内会有何影响？工人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左仁：近两年，工人抗争的数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罢工的数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两倍。差不多九成的抗争都是与欠薪、欠交社保有关。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减500-600万工人的话，失业率攀升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中共并没有资源为大量失业人士创造新职位。

然而，就在全国人大期间，黑龙江省有超过一万名矿工及其家属上街抗议。超过8万名工人半年没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镇压。有工人手持「共产党还我们钱」的横额上街，可见工人意识正在提高，并不像以往纯痉炊愿霰鹄习寤虻胤焦僭保�而是愈来愈倾向针对党和中央政府。这批矿工来自该区最大的国有企业龙煤矿业有限公司。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10万个矿工职位，矿工们过去数月一直持续抗争。

文森： 现时全国国有企业雇员总数为3,700万。中共宣布未来两三年内，国企将会裁减5-6百万人，占整体的15%。大斧已经率先向着钢铁业和煤矿业挥下去，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直指这两个行业准备削减180万个职位，此外裁员的行业包括玻璃製造业、水泥和造船业。

为了防止社会动荡不稳，政府想间断地裁员和关厂，「循序渐进」地将产能过剩的企业合并。但这场在双鸭山市发生的矿工抗争，显示出矿产和钢铁业等重工业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对欠薪。

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上公然撒谎，指工人「没有减一分收入」，招致矿工抗议，迫使他承认欠薪的事实。这场抗争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会议悉心营造出的梦幻世界。

资本家们现在越来越担心习近平所承诺的改革会暂缓甚至倒退。这个担心合理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左仁： 是的，所谓的改革已经暂缓了，其实这结果几乎是必然的。中共现在根本承受不了进一步的经济放缓，因为这会带来社会与政治动荡。他们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长目标，应该会不大可能达到。但他们被迫走回旧路，註入信贷来刺激经济，让企业可以新贷抵旧债。这做法会使债务继续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经债臺高筑的国企。因此，中共正面临两难局面，经济改革的加速会增加硬着陆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为营，以防触发连锁效应，导致企业和金融的崩溃。

王林宇：简单来说，政府继续试图推动改革来克服现在的困局，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会随着状况（包括生产过度和经济疲弱的问题）而改变。他们仍旧使用「稳定增长、深化改革」的口号，但两者却越来越矛盾。中共政权内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改革能够跨过这些困难，但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困局其实是源自于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资本家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中国经济如是，在世界经济也如是。从他们的资本主义製度之立场来看，他们需要习近平推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中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而这个危机一旦爆发亦会对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灾难。但有时候这「药方」可能比原本的「病」还令人难受。将大量「僵尸企业」关闭，随时会触发中国的经济的衰退或硬着陆。

我们经已看到了中国放缓对国际所带来的震荡，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国出现衰退的话，那影响会怎么样。官方宣称中国经济增长为近7%，但已经将其经济危机输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现过「经济奇迹」的非洲国家。

我不认为中共政权有什么大计划，他们只是见步行步，几乎隔一个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来试图应对各个相互矛盾的压力。中共正在借来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增加企业税务优惠、为国有产业引入私人资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过是将旧有的改革承诺从新包装。北京想藉此来说服资本家们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将会贯彻始终。

中国的媒体审查与打压正在加剧吗？

左仁： 没错，去年七月的时候，政府进行了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打压，将超过300名维权律师拘捕。另外，中共将镇压「全球化」，将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拘捕。他们在香港和泰国绑架了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并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中共亦将被捕的异见人士控以「颠复国家政权罪」，这比起他们过去使用的「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更为严重，最高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

文森：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进入了空前的专製控製。在两会之前，习近平巡视了国营媒体的办公室，并向他们训示要「爱党姓党」。现在连经济新闻和资料都需要经过北京的严密审查，而结果只会令更少人会相信官方数据。因此，过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业杂誌《财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议官方审查，表达对政府限製经济报导的不满。经济新闻过去算是个「安全区」，相对能够容纳较开放的辩论和异见，因为如果连这个都封锁的话，中共将会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习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强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进行的高级别清党，对律师与NGO的打压，显示对政局不稳的畏惧。来年将会举行中共十九大，而各个派别经已为政治分赃作出准备，习近平当然希望巩固自己的支持来避免敌对派别的反扑。

中共为什么要加大镇压？

王：      因为中正面对着急速的经济下滑，而工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数字则不断攀升。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强烈的仇富情绪。中共需要增加打压来防止工人和群众组织起独立势力。政治上来说，这个政权十分不稳，内部严重分裂。当统治菁英公开分裂的话，群众就会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习近平也透过镇压来将军权、警权和监控部门权力集于一身。他要加强对这些党国机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的不满，他们指控那些维权律师和NGO为「西方势力」，企图在对抗西方国家的名义下让人民「团结」起来。

文森： 打压加剧的主因是国家内出现潜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对群众抗争爆发的畏惧。政权害怕一旦一块细小的砖石掉下来，整座高墙就会倒塌。整个社会的各阶层都充满了压力，甚至包括菁英阶层之中，这些压力随时会失控爆炸。当然，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镇压，未来的社会爆炸的威力则越大。与中共的经济政策一样，其政治路线只会使到及后的问题更严重。但对于他们来说，危机晚来要比早来好。

访问山东工人：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中国亦不能幸免，各类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统集团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化解危机，但仍不能实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阶级斗争水平逐步提高。在这此背景下中国劳工论坛采访了居住在山东省中部城市的一个工人P先生。

访问员：余夏（中国劳工论坛）
受访者：P先生（山东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统工作的工人，他用亲身体验讲述了他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以及当地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觉到经济强劲还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

P先生：我们这裏是内陆，经济整体水平比不上胶东沿海地区，而且早就开始衰败。第一，给我感觉最明显的是烂尾楼开始多了，很多住宅项目停工，形成烂尾；第二，失业率上升，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资水平在不断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于三千元；第四，通货膨胀严重，价格飞涨。我们这裏芹菜，小油菜的价格大约八元每公斤，西红柿的价格大约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猪肉价格超过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约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发布消息要削减钢铁煤炭等产业的产能，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的工人失业，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担心失业，或者未来工作不稳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业在裁员，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没有着落。
余夏：年轻人就业情况怎么样？在传统製造业衰退的情况下，服务业是否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P先生：没有社会背景家庭的孩子就业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就业工资水平也很低。我有一个工友，他的儿子07年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化工厂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么生活？住房、结婚都没有着落，普通人孩子大学毕业大多这样。

服务业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年轻人只能去一些饭店打工，月薪一两千元，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仅如此，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

余夏：中国的整体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内增长很快，但通货膨胀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对于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资是否可以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活吗？

P先生：不能。刚才我讲过工资是增长了，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对于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资尚能维持温饱。这不是因为我在经济效益相对好的企业工作，而是我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这个原因，我才避免成为房奴，生活才相对好一些，其他买房还贷款的工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余夏：中国工人不断抗争，2015年在建筑业和製造业的工人有很多罢工行动。你身边的工友是否有人讨论这些事件？你认为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更多的罢工吗？

P先生：我去我们这边的煤矿，也下过矿井。矿井裏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个人，就这样井下作业工人月薪也仅仅四千元。如果煤矿被关闭，工人失去饭碗，罢工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前些年我们这边的牵引电机厂、水泵厂等企业裁员，下岗工人就上街抗议游行，很多工友议论这些事情。我想随着工业企业不断倒闭，工人逐渐失去工作，罢工、抗议等抗争会越来越多。

中国：记者贾葭被捕　传媒气候暗无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登上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失踪和被拘留同一份流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有关。一封署名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于《参与网》发表。发表日期同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相吻合。

中共政权正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困境，准备裁减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同时继续对异见进行打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习近平向官媒发出「姓党丶爱党丶护党丶为党」的指示，连中共内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满。由于经济正在脱离正确轨道，中共党国机器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比起经济事务，当前的最高领导层似乎更加擅长将镇压不断升级。

菁英阶层抗议审查

地产大亨任誌强的微博拥有三千七百万粉丝，在他发帖批评习近平打压媒体后其微博被封锁。任誌强是中共党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因暗示需要一点点媒体独立，而被当局指控「鼓吹推墙」和「主张推翻党领导」。

作为中共新自由主义派别代言人的《财新网》，在采访广东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时也陷入了新闻审查的麻烦。蒋洪委员抱怨道，即使在政权内部，言论空间都已被掐死。蒋洪向《财新网》记者说道，「某些事件」给两会头上阴影，令与会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但是采访稿件被打为「非法」，被审查人员移除，引发了《财新网》编辑人员罕见的抗议。

「伴随着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数，中共高层的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进入领导位置，以巩固他的控製。中国劳工论坛的文森特·科洛解释道：「我们正在看到统治菁英分裂的迹象，而且在下一阶段分裂会加剧。无论习近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于事无补。」

习近平发动了近几十年来最风雷厉行的反腐运动，借此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权力。但经济不断恶化，无疑会鼓励他的敌对派系给他製造阻力。当局计划将「僵尸企业」关闭，将涉及六百万人失业，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

在官媒《无界传媒》重新刊登一封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后，贾葭试图提醒该报担任编辑的前同事。及后贾就被捕。这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的能力和方式，并指出越来越多的党内派系反对他收紧党内言论，并指责习近平纵容「个人崇拜」和搞「一言党」。

贾葭的律师燕薪告诉《路透社》记者：「贾葭已经告诉我他同那封信没有任何联系」。最初的报道称《无界传媒》的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尽管后来又否认。

据贾的朋友表示，贾葭的妻子称周二晚间（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机场打电话说他要飞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飞机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贾葭的律师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贾葭有可能同那封公开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局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料，例如谁涉及那封信件。这样的话，当局很可能会进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国国安机关再次镇压异见者的新案例。在过去的六个月裏，习近平的镇压范围超出了中国的管辖权而波及到国外，甚至波及到外国公民。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领导人私生活书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踪。他们居于香港，其中两人拥有外国国籍。不久，他们在电视画面前「认罪」。强迫受害者认罪是当局日趋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国法律规定警方在执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权力滥用每天都发生在中国。

贾葭被拘留事件是习近平专製统治阴霾下的新篇章。这些反民主的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消除一切阻碍他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失业和降薪，承担经济危机及中共盲目亲资政策的后果。但是，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工人抗争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通知其客户自3月29日起该公司北生产区全面停产。与此同时，该公司单方面宣布解除与四千名工人的劳动合同，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

资方突然宣布解除劳动合同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自4月5日起数千工人聚集连续三天在该公司办公楼前抗议裁员计划，当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线禁止工人进入公司的办公区域，工人数度堵塞交通表达对资方和警方的愤怒。至今为止工人们的诉求仍然没有结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区开始实施一项消减1,500万吨钢铁产能的计划，这将导致数万钢铁工人失业。随着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原有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欠交养老保险等矛盾随之爆发，该地区的阶级斗争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坏时期了吗？

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进入危险区」。他向《南华早报》表示，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出（中共）软弱与焦虑的迹象」。我们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罢工像一道闪电划破全国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机正在来临，这成为习近平上臺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并不像媒体所讲一般是稳如泰山的「强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战。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局势， 并削弱了习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上， 曾短暂地出现一封要求习近平下臺的公开信，署名为「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员」；随后中共展开疯狂的逮捕和镇压。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习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将会替换政治局七个现任常委中的五个，届时党内权斗很可能会浮现出来。

无可避免的衰退

尽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政府合力发放好消息，宣扬首季6.7%的经济增长是「好开始」，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经济数据是历来最不可信赖的。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经受着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潜在危机。只是因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国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钞，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大萧条的噩梦还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间，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倍。这是一个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倒映。而随着全球增长速度降低到零，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

信贷膨胀创下纪录

中共当局无法摆脱它自己製造的经济困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中国必须进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弹一样的产业重组，否则庞大的债务不可避免会引爆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本期杂誌中解释道，人们还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出路。但是，这个替代方案是无法为中共当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于增加债务，从而避免GDP骤跌。这不过是为未来製造更大的问题。

復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将政府的政策比喻为「抽吸鸦片以看起来健康」。今年首季银行扩张了4.61万亿人民币信贷， 超过了2009年首季时政府刺激方案的4.58万亿。

「北京当局正在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争取时间，令危险与月具增。」英国《每日邮报》的国际商业版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写道：「连中国也不能在金融危机中免疫，即便银行系统是共产党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陷入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感染慢性病毒。就算这样想也还是太乐观了。」

香港：北京的计时炸弹

中国的经济动荡会对香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令政治意识改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声音将反抗力量团结起来。

梁振英时代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北京当局可能决定让他在2017年下臺。雨伞运动由于欠缺领导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实现变革。这场斗争的经验令人沮丧，但同时群众还是对政府怀有强烈敌意。

梁振英「胜利」后，动摇了从前相对稳固的泛民建製两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选的亲中共集团更难统治香港。港独思想（不只是「本土主义」）不再被边缘化，而变成北京的定时炸弹。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建立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迫切需求，我们改变了《社会主义者》杂誌的格式，为增加投稿人和扩大议题提供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增加。不要袖手旁观了！

减薪裁员不会扩大需求，经济陷于两难

3月10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在人民网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国有控股企业将裁员4-5万人，相当于现有人数的一半。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钢集团已经辞退了大量劳务派遣工。武钢工人的悲剧只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的一个缩影。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裁减约600万国企员工，这些人集中于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一向被视为「重中之重」的维稳需要，说明中共官僚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他们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

经济困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政府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9年间，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作用为11.7%，而在接下来的10年裏，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在GDP比重则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许多国家都经历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减少，但没有那个地方像中国下降的幅度那么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更加严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国内市场上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经济的立即崩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这的确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因为世界经济迟迟无法復苏，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工人——身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去年亏损了645.35亿元人民币，亏损企业占总数的一半。而煤炭行业的亏损面则高达95%，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较2014年下降了91%。为了应付日渐临界点的经济紧张局势，中共官僚试图将危机转嫁给基层工人。尽管他们宣布会拨款1000亿用来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下岗工人，但是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下，工人所能获得的实际补偿只会少之又少。

供给侧改革

通过刺激传统行业——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扩大总需求」——来挽救经济已经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案，意即将经济增长动力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了给这个方案提供依据，他们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已经復辟的事实，自欺欺人地声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观察者网，2016年3月）。与官方宣传相反，凯度（Kantar）消费者指数表明，今年年初中国50大零售商的销售额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则指出，「富裕的中产家庭从高档产品转向更平价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些都说明问题不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而在于被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的底层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很明显，疲软的国内市场无法支撑起大到足够挽救中国经济和中共政府的新兴产业，更何况楼继伟在3月7日的讲话表明工资的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製——此前广东省已经率先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冻结两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会使新兴产业沦为房地产和股票那样的金融投机场所，加剧经济泡沫化，而无助于解决工人群众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金融资本

尽管受到坏账的拖累，2015年中国金融业经济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国《财富》杂誌于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全球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中国，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工商银行的利润也是这500家企业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单中有12家来自中国，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业银行。另外，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名单的41家银行的利润占500家企业总利润的67.62%——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真相。随着负债率的飙升，全国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机构不断从本就虚弱的实体经济中抽取大量资金，并通过正规和非正规（例如影子银行）渠道进行疯狂投机。据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各银行投入股市的资金总量高达4万亿；银行将巨额超发货币通过贷款投入房地产市场，引发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在政府支持下兴起的P2P金融工具沦为庞式骗局，仅e租宝非法集资案就涉及500亿元人民币。泛滥的金融投机在帮助中共政府营造了经济依然繁荣的假象，但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大的经济压力下无法持续很久——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榨取来说，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体经济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什么是「供给侧经济学」？

政府用「供给经济学」的口号将经济改革重新包装。此一口号的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在美国的识形态盟友裏根。

私有化、减少政府管製、增加失业、替大企业减税，都是西方供给侧经济学的特色。中国的领导班子可能不会照抄所有政策细节。撒切尔与裏根打击并箝製工会，但这项工作在中国早已完成了，独立的民主工会在中国早已被禁止。

撒切尔与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视为不妥协、不退缩的「改革者」。财政部经济学家贾康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观点：「撒切尔和裏根获得好很高的评价，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中共政权以「传播西方价值」为由大量逮捕异议者，这在去年特别严重。然而，北京财政部那些撒切尔主义、裏根主义的经济学家，才是「西方价值」的最大粉丝。在撒切尔与裏根的故乡，他们反而因为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恶。

各地满目疮痍

在1980、90年代期间，西方国家诸多地区受到供给侧经济所摧残，重工业大规模倒闭，至今仍深受其后续效应所影响。「甚至连已开发国家，也很难在20、30年前因矿业与製造业倒闭而大量失业的地方，增加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伦敦国王学院的东亚经济专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说道。

如同工国委（CWI）支持者与《社会主义者》杂誌所警告过，习近平与中共领导层的走资改革政策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如果完全实施这些政策，带来的可能是一场经济萧条与硬着陆。

「毒学校」灾难遍怖全国

据央视报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国语学校搬入新址后，该校大量学生出现不良反应。经过体检，641名学生中有493人被发现患有皮炎丶湿疹丶支气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检验发现该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严重超标，而且建设学校时也使用了受到严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厂工作的工人称，这些有毒物质很可能是来自化工厂搬迁时掩埋的废物。随后不久江苏海安也曝出类似的「毒学校」事件。家长的抗议和公众的关註迫使中共政府展开新一轮全国土壤汙染调查，而上次的调查已是在5年前——调查报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次调查报告永远不会公布，因为它很可能引发大范围恐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清理这样的有毒土地要耗费7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危机以来，中共政府实施了规模数万亿的刺激方案，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向钱看」的官僚们并不愿意将这些资金用来保护人民的健康。

由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问题的加重，公众日益关註环境问题。自2012年以来，环保抗议数量激增。政府一直声称环境治理已经取得进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要求改善环境的群众抗议大多受到严厉镇压。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区数千名居民在区政府外抗议，反对在本区建设PX化工厂。有报道称，当时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议者。社会主义者支持反汙染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也认为目前要求转移汙染企业的邻避运动不足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在常州「毒学校」事件中已经很明显。《金融时报》亦指出，尽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转移。社会主义者支持灾区居民丶化工厂工人以及相关人士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真相丶惩罚相关企业及地方政府，赔偿予受灾居民及其家属。我们支持实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绿色生产，才能消灭为追逐利润而带来的疯狂汙染。这必须以民主计划经济的製度来实现。

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製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製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製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着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製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復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复着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製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紧社会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禁止外国NGO在华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旨在打击人权及宗教等组织——此前已有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因被控「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驱逐。根据该法，警察有权搜查外国NGO的住所和活动场所；询问相关单位和个人；查阅和没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场所丶设施及财物。根据以往经验可知，中共政府一贯对包括劳工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内的反对力量冠以「危害国家安全」或「颠复国家政权」等罪名。因此该法声称是为了「保护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实则是为了更加便利地打击反对力量，无异于中共政府试图在香港通过的廿三条法案。有报道称，该部法律将迫使大量境外NGO撤离中国。

目前已有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共政府撤销该部法律，但显然是徒劳。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统治基础被削弱，习近平政府担心活跃的民间力量将鼓励群众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动，因而竭力收紧社会控製。在效彷俄罗斯立法限製外国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经开始镇压包括劳工维权组织在内的国内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飞洋丶朱小梅丶何晓波在内的多名劳工维权人士被捕，并遭到官方媒体的恶意诽谤。尽管NGO的斗争手法并不能带来重大的改变，而仅仅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能够使劳动群众获得真正的公平正义。但我们支持一切的结社权，才能让劳动者有更大的组织空间。我们主张群众组织的活动资金应由工人会议民主分配。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团结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以及资本主义製度。

一带一路——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根据《环球时报》于5月12日的的消息，发改委可能将于本月13日后从《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删除「投资额20亿美元以上敏感项目需国务院核准」这一条规定。根据同一篇报道，中国公司今年已经在全球达成了1108亿美元的收购协议，超过去年全年的规模。在经济危机中上臺习近平竭力推动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的外输。尽管官方一直声称此举将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但从中得利的不过是中共政府以及顺从它的各国资产阶级。面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扩张企图，全世界工人阶级只有团结反抗资本主义製度，才能摆脱贫穷和战争的威胁。

从「韬光养晦」到「海外扩张」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市场被削弱，而被长久压抑的国内消费能力无力满足庞大资本的逐利需要。习近平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来扩大内需，但这已经遭到资产阶级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对。此时经济增长放缓并非因为投资不足，而是资产阶级找不到可以获利的投资领域——当然，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会愿意用这些资金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急于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场註入大量流动性，以避免经济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荡。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令资本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并使之转化为过剩产能丶巨额债务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宏观调控神话」已经逐渐破灭。更重要的是，随着政府应对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场小规模震荡都可能引发经济全面崩溃，进而威胁中共政府的统治。习近平接手中共政权后立即提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方案，其目的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以输出过剩的产能和资本。正如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狂热分子塞西尔·罗德斯所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也是转向资本主义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从的历史规律，无论它用怎样巧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目的。

铁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闻网》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资丶经营，就不可能避开中国修的公路丶电站和会展中心」。这番论述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海外基建规模及其影响，其中铁路建设值得特别关註。2014年7月，习近平在访问拉美时表示，中国丶巴西和秘鲁将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洋铁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该铁路总长约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属于新建线路，项目预算高达600亿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国公司修建的东非铁路全长2700公裏，造价250亿美元。建成后，该铁路将连接沿海和内陆地区，成为非洲的「经济大动脉」。这些项目大多从中国（政策银行丶部分商业银行和私募基金）获取贷款，修建铁路并出口相关的设备和技术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大笔利润，但中国政府努力推动铁路外交的目的显然不止于此。列宁在20世纪初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将修建铁路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製联系起来，并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进行压迫的工具。尽管现代高速公路的发展已经使铁路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不那么重要，但在中亚丶东南亚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对落后地区，中国资本仍在沿着新建铁路扩展自己的「新领土」。《亚洲财经》于去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在承建铁路的同时，将获取铁路沿线周边的土地开发丶资源勘探丶港口建设等高附加值的业务。」更重要的是，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便利中国资本家在这裏开办工厂丶采掘矿石丶运送大宗货物，而且他们将凭借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而获得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同时建设本身也带动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进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全球金融网络

据《财新网》报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发房地产贷款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推动房价飙升。大量资金短期内在房地产和股市之间游走，一次次导致市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说明受过剩产能拖累的中国已经缺乏现实的投资领域。标普分析师预计，随着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中国大型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将下跌至0.6%-0.8%。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已经上升到11年来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银行的不良拨备复盖率（衡量银行财务风险的指标）逼近警戒线——此前标普和穆迪已经下调了四家银行的评级展望。随着更多的不良贷款浮出水面，银行业的违约风险将会更加明显。对于重病缠身的中国经济来说，债务违约很可能是引发全面崩溃的导火索。因此金融资本与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抵消不良贷款的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计划就是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国商业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仅增长了0.5%——但是它们的境外机构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银行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设立了123个分支机构——此前它已经通过控股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渗透入20个非洲国家。凭借不断增加的海外分支机构，工商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2208亿美元，超过了亚投行的初始资金。此外有报道称，该行在拉美发放的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工商银行的扩张行动只是中国过剩资本涌向全球市场的一个缩影。金融资本积极向外发放贷款并涉足当地资本市场，不仅帮助中国企业从海外攫取利润和股权，而且利用涌向世界的资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币网络。相比于基础建设，金融集团以及国际化的人民币更能保证中共以隐蔽的方式对当地资产阶级政府施加长期的影响和控製。

中国秩序

在危机中启航的中华帝国主义正在向美日欧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索取与自己经济规模相当的海外势力范围。尽管英国等欧洲国家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由于它们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和对美国的失望与敌意——但逐渐激化的南海问题说明中共政府的扩张计划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挠，中共政府未来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新领地」的社会局势。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和政坛动荡。这些都威胁到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运作。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臺后，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曾一度被搁置;本月巴西亲华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据估计中国的投资计划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日益受到中国控製，群众怒火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指向与本国政府相勾结的中国资产阶级——正如将大规模投资的经济模式带向世界，中共政府也会试图在势力范围内削弱他所厌恶的福利製度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建立起本国那样反工人的专製统治。2015年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向军队提出了「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表明习近平正在试图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证扩张计划的顺利实施。尽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军队，但是它会采取间接的方式压製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例如操纵当地政府或者进行经济威胁。中国的扩张并非如一些民族主义者所说，能够使世界人民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掌控。相反，这只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

乌坎2.0：抗议再在农村爆发

广东省乌坎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将近五年前，这个村子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製统治，并似乎从中国当局那裏赢得了些许让步。在本文撰稿之时，乌坎已经再次爆发抗议。虽然结局如何还是言之尚早，但我们仍能从本次和上次的斗争中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为了在中国组织成功的群众斗争，我们需要加以讨论和运用这些经验。

6月17日当局展开镇压，乌坎村村民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陆丰市当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间逮捕了72岁的民选村委主任林祖恋。在逮捕过程中，他68岁的妻子杨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现在林祖恋面临受贿罪指控，但当地村民斥之为谎言。一名微博用户质疑，为什么官方派出强大警力去逮捕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林祖恋被捕后，三千多名村民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局加紧镇压，在村内形成国家紧急状态，使用无人机监视村内局势，逮捕其他被怀疑为「团伙头目」的人，林祖恋的孙子林立义亦被补，乌坎随之而来爆发了更多的游行。中共官员指责《苹果日报》等境外媒体煽动抗议。国家宣传机关一贯用「境外干涉」的说辞来搪塞「群体性事件」，而不愿承认抗议者有合理诉求——反对镇压构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媒体揭露，有学生被迫签字指证林祖恋贪汙受贿。学校甚至延长上课时间来阻止学生参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记者被命令离开乌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恋家人聘用的两名律师则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与他联络。其中一名律师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吓电话。

电视认罪 

被捕两天后，林祖恋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收取贿赂。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换取释放孙子。习近平当局强迫「电视认罪」的，诬陷批评政权的人，包括人权律师和被绑架的香港书商。但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乌坎村民告诉《悉尼先驱晨报》：「我们一点也不相信，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视频中，林祖恋语速缓慢，似乎是在背诵臺词，而且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在林祖恋「认罪」后，又有一千多名村民举着为他喊冤的横额幅街头。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庄数不胜数，乌坎只是其中之一。据估计，中国每年新增失地农民多达400万名。从1990年代以来被卖给开发商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英国大小，这让大量官员暴发成百万富翁。为了阻止不正当的土地交易，乌坎居民在2011年时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通过村理事会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直到当年12月，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双方的对峙才宣告结束。当时中共省级领导越过当地官员，亲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让步。

这个协议被誉为突破，并作为「乌坎模式」广为人知——它表明冲突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时社会主义行动警告说，尽管乌坎运动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结果不应被过度解读。《金融时报》就是后者的典型。作为一份全球资本主义的报纸，它在头条中宣称：「乌坎为中国提供了民主典范」。

2011年协议达成后不久，我们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实上，官方的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乌坎抗争及其教训》，中国劳工论坛，2012年2月26日]

假让步

作为2011年协议的一个註脚，我们应当註意到，当时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朱明国已经因为收取1.4亿元贿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领导、广东前省长汪洋——与乌坎事件的解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后来升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汪洋「温和」的亲改革路线没有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前进方向，相反，它已经在中国的政坛中消失了。

2012年3月，乌坎获准进行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自由」。村民普遍抱怨，当局为了阻止更加「激进」的人竞选职务，遂派出警察威胁恐吓核心活动者。同时腐败土地交易的实际问题未能解决，而且现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示威。

在林祖恋和其他抗议领导人被选入村委会之后，上级政府更是双管齐下，一边迫害乌坎运动中最激进的斗争者，另一边在财政和行政上封杀民选领导人，使他们没有可能解决土地问题。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隐藏从非法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还要抹黑乌坎村的「民主」实验。最终结果就是，在抗议结束将近五年后，乌坎斗争的诉求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为瓦解群众抗议而作出的承诺时，一名村民说：「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林祖恋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员，却因为支持抗议而正在遭受地方当局的严厉迫害，可谓相当讽刺。自2011年同当局达成协议以来，林祖恋一直是中共最忠实的辩护者。他劝说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进行抗议。他也强调，乌坎是一个个案，不是其他地区所能效彷的典范。乌坎运动中想要重启群众斗争的人对他做出批评，导致原来的抗议领导层发生数次分裂。这也被陆丰当局利用，迫使乌坎就范。

看来林祖恋的耐心最终还是耗尽了。就在被捕前几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重启抗议的事情。这才是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有传闻说，在林祖恋和其他村领导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败的土地交易发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恋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动。

「共产党万岁？」

乌坎和整个中国能从这段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很明显，许多勇敢的抗议者，尤其是老一辈，希望中共国家领导人介入事件，调查并惩罚陆丰官员的强盗行为。有些人将此作为示威的诉求。不管是2011年还是现在，都有人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口号有很多含义，有些抗议者以为向党表示忠心可以减少镇压的危险，但这没能起作用。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即便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也不是所有参加斗争的乌坎村民都同意这种做法。一些村民的见解更有眼光，正如《经济学人》引述一名居民：「我们有一个黑政府，全都是腐败。他们不能再用『乌坎模式』来欺骗我们。我们要拿回土地。」

没有迹象表明国家领导人会出手解救乌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利用民粹主义，用作党内权斗，而非真正根除贪腐，而且在这个官僚权力不受製约、资本投机猖獗的製度下，贪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习近平决不想让人们觉得像乌坎那样的有组织的群众行动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根据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披露，国家宣传机关已经发动了全面封锁，要求新闻媒体「删除关于抗议的报道、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在海外宣传方面，狂热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警告说：「如果全国各地的矛盾都用乌坎村民的激进方式表达的话，中国基层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和骚动。」

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向着更具压迫性的方向偏转。习近平治下的一个特征就是，连体製内的「温和」声音——包括NGO活动者和律师——也在被逮捕并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恋就是其中之一。在担心严重危机和群众骚乱将临的情况下，加紧镇压是独裁政权本能的防御反应。

建立独立基层组织

乌坎以及其他农村斗争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众组织、在各个斗争社区间建立联系（有些只相隔几公裏）并联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运动。尽管在任何斗争中，谈判乃至暂定的协议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错误在于解散了独立的村理事会，而没有把它当作群众的发声平臺加以保持和壮大。

根据协议参加选举没有问题，只要村民明白这些选举对于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只是争取些许改革也必须依靠独立的基层组织和持续的群众动员。在官方村委会争取议席，本可以作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斗争中发挥作用。

人们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动性，以及它同腐败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也需要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乌坎所遭受的镇压和中共想要扼杀「民主实验明」的企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现实。

乌坎抗争与农民运动

2012年乌坎村爆发抗争时，村民一度果敢驱逐了当地政府。但当局为了避免选举和民选村委会失控，事先将乌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更容易操纵的党总支部，并任命林祖恋为总支部书记。随后，林祖恋和其他6名经过当局挑选的温和派领袖被选入村委会。可惜，由于斗争没有走得更彻底，土地迟迟未能收回。发觉自己被欺骗的村民开始向村委会施压——这是导致林祖恋最后转变方向的重要原因。

据《新京报》报道，民选领导人在当选一年后已经不敢召集村民大会，担心村民在大会上提出激进诉求。有些村民甚至开始怀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群众支持而获得权力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为了保证相比之下更加温和的林祖恋能够顺利连任，从而阻止民选村委会从「防火墙」变成「纵火者」，当局在2014年选举前夕以受贿罪为由逮捕了试图争夺村主任职位的杨色茂和洪锐潮。林祖恋被捕后不久，《环球时报》——更多像是讥讽当初主张和平路线的乌坎领袖——说道：「财产权的纠纷仅靠选举显然解决不了」。当然，想要夺回被盗卖的土地就必须将「未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利用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向中共独裁政权发起不妥协的斗争！

被夺走的土地

与其他爆发斗争的村庄相同，乌坎事件也起因于被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联手侵占的土地。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短暂繁荣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在这10年裏，农业收入从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兴盛的小规模乡镇企业也逐渐萎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谋求生路。201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约为农村户籍人口的30%。同时据估计，到今年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50%。生产方式倒退和青年劳动力外流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乌坎的例子中，村集体几乎沦为薛昌和陈舜意的私有财产；戏剧性地，返乡青年成了斗争的发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泽东时期，底层农民正是通过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体组织——尽管是官僚化的——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而现在，这些去组织化的农民，面对急于从土地中攫取财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资产阶级（例如金融机构、地产商和工厂主）和新兴农村权贵组成的联盟，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者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崩溃已经使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在事实上转变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结的势力）所有」。这解释了为什么农地和宅基地会不断受到强征、强拆、侵占和盗卖的威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失地农民1.12亿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世界银行官员英卓华指出，在1990-2010年间，中国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2万亿元人民币。更严重的是，有中共官员估计，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剥削联盟自「改革」以来利用征地从农村榨取资金多达15万亿元人民币，但是给农民的补偿不到5%。

在如果说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还只是蚕食土地的话，正在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将把整个农村社会置于统治集团的刀俎之下——大地产的形成会大规模压缩农业劳动人口并导致大量小农破产。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没有社会保障的无产化农民最终将沦为城市贫民。正是惮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习近平政府不敢贸然推进私有化。但是只有学习乌坎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村群众组织，并且联系各地农民斗争，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彻底扭转土地私有化的趋势。

彻底完成革命

时至今日，第一次乌坎事件后选出的村主任和两名副主任（杨色茂和洪锐潮）已经全遭镇压，委员庄烈宏于2014年逃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说明妥协立场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发猛烈的高压政策。乌坎内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这个方向前进，其结果只会是底层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剥削。

农民中间有着復杂的利益阶层。这种分化在毛泽东集体化时期曾得到遏製（但没有完全消除），但随着小农经济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时，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农民又总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不能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独立的角色，而只会跟随在主要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背后。值得註意的是，乌坎村民并不打算将收回的土地用于小农生产，而是希望在满足住房需求之后通过与城市或本地资产阶级合作获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领导集团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农民会对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误以为法律会保护私人财产而免于被中共官员掠夺。但这等同跳出油锅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员及其富豪党羽会在私有化过程中抢走一切财富，而小农只会沦为输家。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公平分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总是试图剥削下层的贫穷成员，特别是在他们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帮助之后——前任村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许多村庄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资本主义的再集体化或者对未被分割的集体资产进行资本主义化运作。华西村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尽管许多毛派称贊华西村挡住了改革开放的「分田风」，但实际上这和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更多的外来劳动者被迫承受着不平等待遇（剥削）。「红色的」华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样用欺骗的手段侵占别村土地。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导致农民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压迫时往往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终究陷入妥协、退却与失败。

因此农民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须加入城市工人阶级，推翻中共政权和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製度，然后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独立的、民主的群众组织，加上政府充分资助农业机械及发展新耕种技术，在自愿的前题下开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

社会主义者表达对乌坎人民的声援，反对土地侵占。但我们认为，无论是乌坎村还是其他社会斗争，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专製资本主义的旧製度。在乌坎的经验裏，再次证明无论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会被独裁者阻挠。因为他们害怕任何独立运动都会威胁其控製力。在这前题之下，革命爆发是迟早的事。

中国经济回光返照？

中国经济已经转危为安了吗？总理李克强和中国政府当然希望我们这么想。但事实是，尽管北京当局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刺激方案，经济增长依然疲软。此种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债务膨胀，增加金融崩溃的危险。即使不会全面崩溃，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像日本那样的经济停滞。对此连中国的高官也做出了公开警告。

《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头版社论（2016年5月9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层分裂迹象。在这篇社论中，一名匿名「权威人士」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政策。他说经济并没有復苏，而是沿着L型轨迹运行。

他警告说：「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这位神秘人士明显是政府要员，否则中共党报不会如此突出的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他说「树不能长到天上」，通过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试图打消人们对危机的预期，但《人民日报》社论却揭穿了它所营造的经济增长的假象。

驻北京经济学家杨思安认为中国经济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评论道：「在看似復苏的中国经济背后，是新註入的巨额流动性，以及高层对经济态势的卖力宣传。」

美联储大转向

今年年初，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双双跳水，造成继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盘之后的第二场金融震荡。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国和全球市场又趋于平稳。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变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准贷款利率被证明不合时宜之后，美联储搁置了再次加息的计划。

美国九年来首次加息，表现出美联储结束了量化宽松政策，结果随着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大量投机资本撤离以中国为首的所谓新兴市场，导致房地产、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泡沫破裂。「新兴市场危机」的爆发可能会扼杀了全球经济仅余的疲软復苏。

通过推迟加息，美联储暂时稳定了局势，并给四面楚歌的中国金融主管部门以喘息之机。美元对其他货币展现弱势，缓解了中国央行的压力。央行此前花费大笔资金支撑人民币汇率，以遏製大规模资本外逃。据《彭博社》估计，中国去年净流出资金多达1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10%。这意味着多年来资本净输入的时代历史性地逆转。不过，英国退欧之后，美元又骤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国央行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外汇储备从两年前的4万亿美元减少到今年五月的3.19万亿美元。为了遏製「资金外流」，北京当局开始收紧漏洞百出的资本管製。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严格的资本管製不利于中国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热扩张。

走向债务危机

资本外逃可能会引爆银行业危机或者——更即时的是——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这几乎一定会导致竞争性贬值（所谓的「货币战争」），特别是在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评论人士将之比作1997年亚洲危机，因为后者的起因同样是大规模资本外逃击垮该地区货币，并造成从首尔到雅加达的经济严重衰退。

国有银行体系确实赋予中国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国有部门实际上是一群在相互竞争、盘踞一方的经济山头，各自会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国当局的危机应对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一味增加债务，妄图借此蒙混过关。这种政策一方面逐渐失去效力（新增债务越来越多，但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为未来积累起更大的麻烦。`

北京当局在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官方目标：从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长6.5%。「这可能要求到2021年时总债务增加到GDP的360%-540%，」驻北京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道：「委婉地说，这是难以置信的。」[《金融时报》阿尔法城专栏，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说，中国对债务的依赖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影子银行的爆炸性增长与当时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照定义，这一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国家管控。

相关专家朱夏莲（Charlene Chu）认为，中国银行业很快就会需要「积极救助」。她估计，不良贷款实际约为银行总资产的22%，远高于官方估计的1.75%。这与香港经纪公司裏昂证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报告中所做的推测相差不远。该报告认为中国不良贷款处于19%的「危机水平」。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亦即贷款）为28万亿美元，意味着不良贷款多达5-6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点，可能远低于北京当局去年宣布的6.9%，债务大山也在继续增长。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国债务水平「挤身为世界现代史上最高的2%」。根据这份报告，只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佩蒂斯说：「我个人认为，在两到三年之后——最多四年，如果国际形势十分有利的话——中国债务就会升高到足以使经济停止增长的水平。」

影子银行：价值8万亿美元的产业

糟糕的数字不止于此。在担任总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强的政策似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影子银行的增长。影子银行涉及更加严重的金融风险，因为它不受政府监管，而且以连业内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触手。

但是，影子银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调利率的结果，也因为资金从不景气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银行业。影子金融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事实上，正是在国有银行支配着影子银行的增长。按朱夏莲的话说，国有银行把影子银行当作「隐藏的第二张资产负债表」，隐瞒真实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如果把中国现在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比喻为一种金融「兴奋剂」，那么影子银行和它们如庞式骗局一般的「投资产品」，就是能够致死的危险「兴奋剂」。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在将来的危机中，影子银行可能会成为资本外逃的通道。

据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加了30%，达到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80%）。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理财产品。被作为「投资品」出售的理财产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债」，并许以高于平均水平的红利。不可思议的是，汇丰银行（2016年6月30日）报告称，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现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国股票市场还要大24%。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理财产品与2008年美国金融崩溃前泛滥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没什么区别。

中国版「担保债务凭证」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银行愈来愈是理财产品大买家，去年由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被其他理财产品收购，意味着同一标的「资产」被多次打包出售，与摧毁美国银行业的做法如出一辙。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一名银行家的话说，这不过是「包在猫屎裏的狗屎」。

朱夏莲把理财产品叫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财产品规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会达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摧毁西方银行业的结构性投资工具（渠道）的两倍规模。」[《巴伦周刊》，2016年4月15日]

与此同时，许多因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而积累起来的公司债务正在变成坏账。我们已经看到，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关于不良贷款（亦即违约或近于违约的贷款）的官方数据。目前官方称不良贷款仅占总贷款的1.75%，但最近的几份报告认为实际水平比这高出10到20倍。

在习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贷款率的官方数字是2.39%，但《金融时报》（2016年5月30日）发现：「据当地银行业人士估计，浙江省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间。」

第一季度的信贷膨胀

北京当局试图去杠杆（降低债务水平），但是失败了，或者说被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规避措施抵消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经济增速大幅下跌的话，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分别是银行危机和群众骚乱。

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暴涨并刷新历史记录。社会融资总额（TSF）——广义新增信贷——比去年同期增长41%，达到6.59万亿元人民币（1万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扩张规模甚至超过了2009年同期，当时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经济急剧恶化而做出的恐慌反应。这也解释了中共高层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尖锐且反常的公开分裂。

最近这场放贷热潮吹胀了新的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但局限于第一、二线城市）——以及商品市场虚幻的繁荣。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会像去年股市一样破裂。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掌控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权力极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银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北京当局的意愿。这是债务膨胀、以及政府没能有效去杠杆的重要原因。

银行业的做法：展期和掩饰

国有银行采取「展期和掩饰」的政策──一面掩盖堆积如山的坏账，另一面向大客户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贷款，从而保证它们照常运转。同时经济增速仍在放缓。最新数据表明製造业仍在萎缩，其就业人数在过去两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个月，作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的私有部门，投资增速锐减至3.9%，远低于去年的10%。

「中国不可能已经见底。应该从中国的词典裏删掉见底这个词，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长期放缓的过程。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能够掌控这一过程，还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于调查中国私有企业状况的中国褐皮书国际（CBB international）总裁利兰．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评论。

大多数国际银行都下调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期至6.2%到6.6%之间。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数据如何，尽管政府在年初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下行压力明显仍然存在。当然，当局可以编造任何他们想要的数据，而且作为一个令人畏惧的独裁政权，没人敢于公开指责它造假。

畅销书《红色资本主义》的作者之一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转述了一位欧洲大型保险公司老板的见闻。这位老板说，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同他会谈时，嘲笑了官方所报道的6%增长率。

这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大规模裁员、减薪和经济不稳定。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中国沃尔玛员工示范抗争

中国沃尔玛超市员工在至少四个城市发起野猫式罢工。在中国警察国家裏，罢工往往局限于一个工作场所或一个城市，而今次罢工透过社交媒体跨省市串连组织，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先例。

由于沃尔玛强製推行新的工时製度，类似在美国一些没有工会的超市裏，以每小时计算工资的製度。新的工时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随意更改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且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有些工人超时工作达到每月174小时也是如此。而沃尔玛员工为通常要轮班连续工作11、12个小时，才能拿到生活工资。有工人抱怨道，他们从2009年开始工资从没增长过。七月初，沃尔玛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时製度，取代现时全日製员工的8小时工作天，并强迫工人重新签订合同。

沃尔玛从1996年进入中国，如今全国拥有433间店铺，相当于美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该企业一直都欺压并解雇工人，过往几年有过百名受害者，而他们都有站出来发声，力求组织起来对抗高压政策。在今次斗争中，工人指控企业用违法和欺骗手段强迫他们签署新合同。几份报告表明，在与管理层的会面中，工人若果不签署就不被允许离开。

沃尔玛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为法定工会。由于是首个外资跨国企业的合法工会，因此备受瞩目。但工人对全总工会的信任度几乎是零，因为它与管理层的关系比员工更靠近。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不是一个真正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而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左膀右臂，其内部运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尔玛地方工会代表都是由资方委派的，工人民选工会代表的合法权利被无视。

网路串连 

沃尔玛发起跨省串连罢工，其意义在于沃尔玛的员工从去年开始，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创建一个潜力强大的基层网络「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作为官僚全总工会的替代。自5月份该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时製度以来，加入这一网络的员工人数从去年的几百人发展到超过2万人，相当于全国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联谊会采用微信建立了超过40个微信群，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间沃尔玛商店的员工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据报道，南昌市至少超过半数的工人加入了这次罢工。紧跟着，成都市和哈尔滨市也分别在7月3日和4日举行了罢工。其中，成都罢工的照片被社交媒体广泛引用。联谊会的发言人说，除非公司方放弃新的工时製度，否则将持续举行更多的罢工。

中共政权的恐惧 

沃尔玛罢工令中共政府非常头疼。杨缘在《金融时报》这样写道：「正当中国为应对工业增长放缓，而准备裁员数百万人，中共政府恐惧工人跨省抗争，而今次罢工实现了这点。 」

经济放缓令工资被削减、工厂被关闭，在此情况下罢工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不断涌动。今年，在国有重工业强製去产能、并将裁减五至六百万工人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尤其担心工人动荡事件会发生。今年三月，在黑龙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资，引发大型抗议活动，而领头人物被大规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局启动了对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WCWA）的调查，看他们是否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异见组织的一贯技俩。可见在中国当前体製下，没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径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使用社交媒体联络和沟通的方式对中国的工人团体益处颇多，这裏有距离原因，还因为政府对工人独立运动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展组织活动非常危险等原因。但是，「虚拟」的组织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合法」使用的渠道与「非法」的真正组织结合起来。

由于中国地大，加上当局不会容许任何独立运动，组织起来会极为危险，社交媒体令中国很多工人团体获益。但是，虚拟虽然有其价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一定要将「合法」与「非法」的实地组织手段结合起来。

国际声援 

出于以上原因，现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上展示对中国沃尔玛工人的团结。国际压力和曝光对美国总公司和中国政府会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面对政府右翼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国沃尔玛员工仍展示出自身优良的国际主义工人传统。他们表达了对美国沃尔玛员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罢工中有标语牌这样写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及反对不公平工时製度而斗争）

联谊会博客发布了一封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的公开信，上面写道，有理由相信，你们的今天将会是我们的明天。显然，中国工人从美国员工学到了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斗争的范例，并为之受到鼓舞。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其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国15元工资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夺中华全国总工会 ？

面对全国各地工人抗争的压力，市级全总工会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联谊会提出重选工会代表的诉求是正确的，但被沃尔玛拒绝了。深圳的员工为了这项要求今年发起了一场重要的斗争，迫使市级工会不得不支持（这诉求实际上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几从来未被实行）。

但是，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那些NGO人士所说，工人可以「重夺」官方工会机器。中华全国总工会（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当出现社会大动荡时，有时会出面施压资方，令其做出让步以缓和局势。几个星期前，南昌沃尔玛工人准备罢工时，市级官方工会正正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市级工会出面干预，且似乎与沃尔玛达成了交易，以换取员工取消罢工。但罢工现在还是进行了，并且绕开了全总工会，因为这项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独立于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组织，工人也要利用资方和政府（全总工会）之间出现的裂痕，以争取机会推进他们的诉求，同时不要有一刻忘记这两者都不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中国劳工论坛主张： 

支持沃尔玛中国工人的罢工，谴责沃尔玛的强製手段！
废除沃尔玛的综合工时製度，采用每周40小时工作製、大幅涨薪、落实工人集体谈判权！
禁止对罢工工人和代表采取报復手段，维护工人建立网络和独立组织的权利。
建立独立民主的工会

取消新闻封锁 彻查洪灾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袭击了中国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踪，受灾人口多达904万。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场洪灾还让该省邢臺市一个名叫大贤的村子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7月20日下午，邢臺经济开发区官员在大贤村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当地没有人员伤亡。赤裸裸的谎言激怒了村民。在新闻和言论封锁的情况下，村民被迫于7月22日围堵107国道和326省道，引发全社会关註。政府不得不于当晚公布死亡和失踪人数。根据官方数字，大贤村在洪灾中死亡8人，失踪1人。尽管官方数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没有大贤村民的抗争，一定会有更多的真相被隐瞒。邢臺官员的谎言让我们想起不久前黑龙江省长谎称龙煤集团没有发生欠薪，导致上万愤怒工人上街抗议。

加紧舆论箝製

嗅到危机气息的习近平正在疯狂地加紧社会控製，试图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据《金融时报》7月25日的报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机构采编新闻为由关停了一些大型门户网站的新闻栏目，只允许它们转发官方媒体的报道。这场继习近平视察党媒后进一步限製新闻自由的举措就发生在河北洪灾之后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为了阻挠群众了解洪灾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轮的镇压行动。即便发生了重大灾难，官方媒体也一向遮遮掩掩，只会为政府的救援行为歌功颂德，让应当为灾难负责的失职官员逍遥法外。在习近平加紧控製的局面，恢復新闻和言论自由意味着挑战中共的统治。

占用河道的村干部

根据媒体报道，七裏河大贤村段河道被违建建筑占用，是流通不畅的河水在此处漫出并淹没周围村庄的重要原因。这些占用河道的工厂和房屋很少为底层村民所有，它们大多属于村干部或者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称，在洪灾之后，大贤村村干部带人拦截丶私吞救援物资，导致其他村民陷于困境。

被忽视的农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贤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干部一伙人为祸底层群众，失职官员也难逃其咎！洪灾后，邢臺市水务局官员表示事前知道大贤村河段存在隐患，但是没钱治理。在过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区为整治河道投入几十亿资金，使市区河段能够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于新区边缘之外的大贤村河段只能抵挡「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别，是因为按照政府规划，市区河段将被改造成景观河，成为官员的「生态建设」政绩并带动周围地价上升；沿岸整理出来的土地将被用于商业经营，吸引地产商到此投资，增加政府收入（当然也会增加贪腐官员的个人财富）。大贤村无法为当地官员带来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上级政府包庇与之勾结的村干部或者至少不愿和他们发生冲突，大贤村的防洪建设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视了。有官员说洪灾前发布了群众撤离通知，可是按照《财经网》7月24日的报道，这个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的另一个谎言！中共官僚只考虑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不顾群众的生命安全，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们呼吁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检查全国防洪设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众伤亡的隐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设都要在群众监督下进行。

社会主义者呼吁：

由灾民丶底层农民及劳动者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将所有责任人绳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彻查全国防洪状况，消除隐患；
取消新闻封锁和言论箝製，让群众得以了解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谣言；
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按照自愿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实行有计划的农村建设和生产。

连云港过万人上街阻挡核废料厂

江苏省连云港市爆发过万人的抗议，反对政府兴建核废料处理厂。游行队伍高呼「反对核废料」丶「为了下一代，拒绝核废料厂建设」等口号。《金融时报》中文网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对这个项目进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听说该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感到担心。」近年发生，福建的PX项目爆炸以及天津港仓库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饰太平，导致人心徨徨。

连云港群众殊死斗争！

自8月6日民众开始抗议。连云港警方当日发出通告，要求民众不要参与反核废示威，当局也要求中共党员与公职人员不可参与丶围观示威活动，甚至不得在网路上讨论，否则将予以严惩。8月7日晚与10日晚，当局调动大批武警分别两次进入城市暴力镇压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民众，抓捕带头打横幅丶喊口号的民众，曾传有一名民众被警方打死。媒体也全面噤声，网路上的讨论也遭删除与封锁。连云港民众曾号召8月15日发动罢工罢市，据媒体报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但市政府通过警告和恐吓手段将其压了下来。连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暂停项目。然而，中共一向惯于向群众开空头支票，等待群众运动消散后迅即打破承诺。

今次的项目是内地首座大型核循环工厂，由法国的核电集团阿海珐和中国大陆的核工业集团在去年达成协议，价值100至150亿欧元。中共扩展能源帝国的计划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及资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后，西方政府在群众压力下暂缓核电厂计划，但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却成为了阿海珐这家濒临破产的企业的重要市场。只要有机会牟利的话，他们是不会介意对人命造成的威胁的。

「核电大跃进」的危机

石化燃料发电行业连年亏损，核电被政府和资本家视为取代石化燃料业的「高增值行业」。中共为了开辟新的能源市场，在「经济转型」的名义下大力推动核电计划，其疯狂程度被谑称为「核电大跃进」。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增至90馀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核电大国。当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应堆都在中国，当中犹以广东省最密集。据香港《明报》于三月的报道：「继大亚湾核电厂，岭澳一丶二期核电厂及阳江核电厂后，广东省境内第4座核电厂，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陆丰核电厂，香港势被5座核电厂包围。」连中国最早提倡发展核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说道：「那个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规划，更是太危险太疯狂了，那是吃子孙饭啊！」

而且由于经济进入衰退，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数字的增长，不惜一切争夺基建工程落户。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山东丶福建丶江苏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对10多个站点进行选址。因为核废料厂剩下的选址是广东湛江，意味全国各地核电站乏燃料都要运往广东，到2020年每年会产生1450吨。湛江群众在网路上已经开始发出反对声音，即使湛江官方称不会发展这个核项目，但由于中共过去经常背弃承诺，民众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

「核电大跃进」将会比5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规模及深远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计划经济才能阻止这种疯狂发展！

社会主义者主张：

立即停止所有核电计划
反对镇压及逮捕示威者
向财团课，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业全面民主公营，通过民主的经济计划创造就业

绿色中国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消耗量连续两年下降。作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凶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减少。据报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在2015年有所增长，风能和太阳能分别上升34%和74%。

这些报告的数据令人触目，掀起了中国走向绿化的舆论。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绿化，全球变暖问题理应得到了改善。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中国表面已经走上了正轨，到2030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自风能，同时中国现在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风力发电的领导者，拥有供电量145GW的装机，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我们要审慎看待来国的统计数据，因为政府官僚们为了私利经常人为地操纵数据。然而，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似乎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断中国变成绿色能源国之前，这些数据要从长远的时期去看待，并放在国内和国际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证据公布不久后，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中国煤炭工业报告。这份报告称，在2015年中国批出了210张煤炭发电电厂的许可证，平均每星期四张。单单这批电厂的装机供电量就超过了现时全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

这210个新落成的煤炭发电设施，以其超过24年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将会排放的温室气体将是现时中国总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将造成22万人死亡。

绿色和平指出，煤电领域早就产能过剩，因此新煤电项目根本毫无必要。该报告预测，因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国际减排承诺，新的火力发电厂将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将会承担更多电力需求。

但事实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资本家和中共官僚们把这些项目视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视而不见，特别是那些长期盘踞在商业领域的家族，诸如与煤炭工业有关系的家族。

当经济持续景气时，中国政府由于面对能源紧缺，加上为了令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工业主导国际市场，奉行一个非常危险能源领域全面快速增长的政策。事实表明，中国迅速进入世界风能市场，在占据可再生能源领域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才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增长的主因，关註环保只是次要。

国家未来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资本家的利益倾斜，而不是以解决全球变暖为优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由统治精英和资本家的所谓市场选择，会在有利改善环境。

煤炭仍然占国家能源消耗量的75%，尽管在一个时期，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令煤炭发电量有所降低，但论其规模及速度，也不足够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

过去三年全球统计数据表明，气温可能已经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于1°C加速了。北极冰川和永久冻土地带融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气候科学家的担忧。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气候升至预测的临界点，永久性冻土地带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温室效应和对环境的危害远远大于二氧化碳。

现在应该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个紧急情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和紧急把资本主义世界从逐利的统治者之手中解放出来，以一个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会主义体製取而代之。

中国当局把乌坎村推向「战争地带」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闯入位于广东省的乌坎村，在夜裏进入民宅搜捕了十几个村民。他们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对付抗议者，中国所谓的「民主村」俨然成了一个「战争地带」。

这次镇压的命令尽管来自较低级别的政府当局，但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进入全面镇压「冰河时期」的最新信号。习近平在忙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同时，仍然指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加强对网络和媒体的审查。

「大部分人都被吓坏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记者James Pomfret表示，「这段时间发生了野蛮的镇压，他们追逐每一个人，追到家裏殴打村民」。

乌坎村在五年前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要求政府当局停止强製征用土地丶惩治腐败的政府官员。此后乌坎村被世界称作中国「民主村」。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广东省地方当局在和乌坎村民对峙中作出了罕见的让步，很多媒体评论员在此刻推断乌坎将成为中国民主改革的一个模范。

面对一场坚定而良好组织的群众运动，加上运动有迹象会蔓延至其他面对不公义的村庄，中共当局在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协，释放了抗议群众领袖，承诺让本地村民举行选举。选举在2011年3月进行了。林祖恋，一名中共资深的村委会官员，成为了首为民选村领导。乌坎前任村干部被村民指责利用职权丶同开发商勾结出卖村民土地谋私，因此被撤职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标誌性的2011年协议达成后，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村民的挫败感增加起来。随着两名民选的村委会成员逃亡海外寻求政治庇护，镇压力度也加强。民选的村委会发现，他们在当局的资金封锁和破坏面前无能为力，不能实现其对村民的承诺。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残酷地幻灭了。七十二岁高龄的林祖恋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约八万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贿赂，九月八日当局以贪腐为由判处他三年一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诬陷诡计，几乎没有乌坎村民相信。林祖恋在庭审之前的「电视认罪」是一个当前被反复使用的招数，被人称为「央视审判」。林祖恋实际做了什么对抗中共高层？他愈来愈反映出乌坎村民的挫败情绪，并有意图重启五年前的抗议运动。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来打算在当地村民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讨论该问题。

在林受审之后，乌坎村民的抗议行动升级。上周渔民发动罢工，人民组织「总罢市」，商店全面关闭。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释放林祖恋。

六四回声

全世界都在见证着野蛮的公安镇压，乌坎镇压是六四屠城的缩小版。从村民内部发出的报告说，受伤的村民害怕被当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疗。现在有未经证实的村民死亡报告。多数媒体都被封锁消息。当局威胁要对「散布虚假消息」的网民处以严厉处罚。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议领袖的照片，并且悬赏十万元，呼吁村民举报，其中一人是林祖恋妻子的侄儿杨绍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凌晨进入乌坎村阻止抗议，他们破门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议者。这激起了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对抗警方。激战在黎明后爆发，警方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当地村民报告说，警方占据了屋顶向人群投掷催泪瓦斯罐，驱散在街头抗议的村民。

中国国外流传的照片显示，村民们看似被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打伤。乌坎村的上级行政单位陆丰市发表了一个声明，把社会动荡的责任嫁祸给所谓的「不合法因素」。现在通往村庄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设置了路障，用水和电力供应已经被切断，因此村内存在一种恐惧，就是乌坎会出现大规模全面镇压。

所有的见证者都描述这是他们见过最糟糕的情况－－比2011年那次失败的镇压还要糟糕。有报道指警察殴打被捕人士，似乎已进入復仇状态。当地村民告诉《南华早报》的记者，警方目前的行动像「收获时间」。这种警察暴行类似广东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蛮镇压。

「乌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经死亡」，《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南中国的记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进行抗议，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民声援乌坎斗争。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建立起遍布中国的运动，挑战和打倒高压的一党专製政权。中国劳工论坛一直跟进乌坎事件，我们的文章为重建运动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声援乌坎民主抗争，立即释放林祖恋！

九月九日，社会主义行动联同社会民主连线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到中联办抗议，声援乌坎村村民。

广东陆丰市乌坎村前村委书记林祖恋，早前在电视上「被认罪」后，昨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入狱三年一个月。他被控受贿、串通投标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三项罪名。林祖恋被禁止聘用辩护律师，只准由当局委派律师。他在庭上认罪不上诉，明显是被迫认罪。

五年前曾经轰动国际的乌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製统治，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后来，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作出了表面的让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选产生村委书记林祖恋。但五年后，至今年，腐败土地交易问题未能解决，林祖恋在6月17日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上访追讨被盗卖土地。当局随即展开镇压，在会议前逮捕了72岁的林祖恋，其后林在电视上认罪。自此，乌坎村村民再次上街声援林祖恋。村民连日在村内游行声援林祖恋，公安警告会追究村民刑事责任，但村民坚持不会妥协，并将抗争行动升级，自九月八日起连续四日罢工罢市。

对抗白色恐怖

乌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声援林祖恋，但遭到当局大批军警阻止而无法前往。中共最恐惧的就是抗争将蔓延至其他地区，威胁其铁腕管治。

习近平的统治下，镇压越趋严重，越来越多政治犯在电视上被认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和林荣基便是一例。要结束这种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运动唯有透过中港两地的群众团结抗争，打倒中共的一党专政。

我们在此声援乌坎村村民的民主抗争，若果抗争蔓延至更多地区，将更有力迫使当局妥协。

立即释放林祖恋，撤销所有控罪
停止镇压乌坎村民
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维权律师、工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假审讯
中港群众团结抗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

中国经济没有让工人看到一丝希望

八月底，中国甘肃省发生了一宗人间悲剧。一名年仅二十八岁的妇女在杀死她的四个孩子后自杀。一周后，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发现中毒身亡。这个家庭被当地政府取消困难补助，因为年收入为5,226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当地政府规定的2,300元。

这事件令社会震撼，使人关註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为5,226元，也就是每个月435元！世界银行製订的「绝对贫困线」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据一名政府发展官郑文凯的研究，中国有超过两亿人低于这个标准。

GDP数字背后

过去两个季度中国官方公布经济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长。官方数据广受怀疑，且数字背后隐藏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辽宁省与重庆及贵州地区之间，前者是被经济危机重创的重工业基地，上半年GDP缩减1%，后者尚处于「繁荣」阶段。

在2014年高峰的时候，中国巨大的煤炭和钢铁部门分别占世界产能的40%和50%。无数工人失业，还被拖欠工资数个月，并且失去了社会保险。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万名前钢铁和煤炭工人雇员的薪水。

这是从製造业转型至服务业、被称颂为「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真实面。

但是，所谓的「服务业」隐藏了高技术部门和低技术部门一概而论，后者的工作职位是低工资、低技术，以及没有保障。即使在服务业领域，工作岗位也被大幅削减。银行业已经裁员超过3万人。白领工作岗位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而第一季度的数字是26人。（消息来源，招聘网）

与此同时，製造业部门继续下挫。与很多报告相反，製造业仍然占有中国经济中最大的份额。《财新》杂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务业被误指取代製造业成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基于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在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后，2015年中国製造业对GDP的贡献是49.8%，高于服务业的43.4%。

中国的製造业仍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製造业经历了两年下滑后，在八月份情况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转，但就业岗位仍减少了14,000个。这是持续34个月的工厂劳动人口萎缩。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衰退，来自东南亚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加剧，诸如在製鞋业、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业。中国的很多工厂已经迁移或关闭。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家开始迅速转向自动化生产。从2013年起，中国购买的工业机器人数目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2016年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家。

资本主义的本性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惜牺牲人类的发展，「机器人革命」标誌着工作岗位消失，蓝领工人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用机器取代无产阶级的话，长远而言利润不可避免地进入资产阶级的口袋。当然机器人不会消费，不会实现政府「消费驱动型经济」改革的梦想。

失业率上升

城市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数字的真确性值得怀疑）。伦敦发藤咨询公司对此数字深表怀疑，并估计2016年中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率将达到12.9%，达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会主义者》杂誌的其他文章裏，我们已经指出了中国巨大面对巨大的债务问题、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的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的危机。在我们的网站中国劳工论坛（需要翻墙浏览），载有大量以左派观点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剖析经济现象中的復杂趋势，拨开官方数据的迷雾，揭穿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当中包括中共领导人）的面具，预先向工人打警号，为工人起来进行更有效地斗争作出准备，以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

十九大前习近平加紧集权

近几个月，中共权斗正在加剧。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为明年的十九大是习近平巩固权斗成果的关键时刻。经济问题持续严重、僵尸企业负债累累、产能过剩未有解决，而政府又无能力有效处理这堆问题，这些因素都是习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别发动攻击的因素。今年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和对共青团的打压既是为此做准备，也说明习近平并未如他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已经取得对党政军的全面控製。中共党争或者以习近平顺利集权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轻松地镇压群众斗争；或者跃出党的界线，引发社会和党的危机。政权上层的震动是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先兆，而统治集团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人事大调整

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个省部级职位发生人事变动，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个省级主要党政负责人被调整，比2013年全年仅少5个。在武装力量方面，8月前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省级武警总队主官被调整；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军将领的职务发生变化。另外有消息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泽民的军中代表贾廷安不久将被清理。这场将持续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堪比「反腐」高峰期。这是习近平为十九大——中共领导层的换届会议——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届政治局乃至常委会中有尽可能多的听命于自己的官员。

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很可能因为党内关于领导人年龄的不成文规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惯例，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将成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光环。因此，十九大的结果关乎习近平前五年的集权努力是再进一步，还是前功尽弃。有评论人士认为，他为达目的，可能会在事实上废除邓小平定下的「一任两届」和寻求连任。尽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帮」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极大减少了习近平的危险，但这远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全面控製权。不仅敌对派系仍在发出声音，而且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共官僚「升官快车道」的共青团妨碍着习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压团派

去年习近平已经表示出对共青团的不满。南海仲裁案后，团派不顾习近平低调处理的想法，大肆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被视为党团的公开对抗。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将作为一个派系的共青团逐出权力中心。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判无期徒刑的令计划、一直被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均出身于团派。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习近平与已被边缘化的李克强发生公开分裂。而且，为自己树立起「强人」形像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愿意接受前任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这不是因为所谓的「独夫性格」，而是由于现实风险。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无界新闻网发表了反习公开信。信中说：「这种加剧党内权力斗争的做法，也可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人身安全上的隐患」。这是反对派对习近平的人身威胁。因此如果说上任之初的集权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方案，那下一个五年则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的个人安全。如果卸任后失去了党内主导权，他很可能遭到政敌的反扑。这意味着，即便不能打破党内规则成功连任，他也至少会试图安排一个傀儡接任自己的职位，就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安排傀儡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同时把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难以掌控的下层官僚

另一方面，习近平身边的高级官僚可能还不是他最难对付的敌人。如果回顾一下文革，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压製了对手，但是下层反对派官僚却始终（除了极短的时期）把控着基层社会，并在他死后成为资本主义復辟的执行者。在放权政策下，地方官僚们获得了更大的实际权力。反腐运动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满。这些人虽然不敢同党中央发生正面冲突，但也一直在消极抵抗习近平的意誌，令习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议中央」和强化党内纪律。可是，他又必须依靠这些真正的政策执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临的问题。自2014年起，习李就放言要消灭官员对「改革」的消极怠工，并已开展三次「大督查」行动，但其效果尚不可见。实际上，只要专製製度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继续存在——当然它们的毁灭也意味着习近平自己的垮臺——习近平就很难驾驭这些远离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层官僚。经济危机发展至一个阶段，很可能会摧毁习近平的「威信」，此后这些人会给高层反对派以积极或消极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给习近平致命一击。讽刺的是，经济危机威胁着中共统治，但也促成了这场激烈党争和习近平的「权威」，同时它又将借上下反对派官僚的手再把「权威」夺走。

马克思和列宁都解释过，革命往往由上层的统治集团严重分裂开始。中国正走向此一关头。但无论是「集体领导製」还是「个人独裁製」都不能挽救这个腐败病态的製度。唯有为真正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而斗争，才能为社会开拓前路。

退役军人包围军委大楼 鼓舞劳动群众发起抗争

今年10月11日，数千名退役军人包围了中央军委「八一大楼」，要求中共当局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来自九个省分的退役军人举行了大型而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中央政府面对北京街道示威者人头涌涌的画面，明显受到动摇，于是派了各省领导访京，装作要处理示威者的愤怒情绪。

在和当局达成（不可靠的）协议之后，抗议者于第二日上午被带离现场。根据媒体报道，类似的抗议事件从2014年以来愈演愈烈，仅今年就已经发生了超过50起。事实上，退役军人因为「更爱闹事」，而且「更爱串联」，经常成为中共政府的重点维稳对象。这显然和官方媒体为宣扬爱国主义而塑造的军人形象——（等级製和严格控製下的）服从与「忠诚」——大相径庭。

中国军人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家庭。他们尽管曾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许多人参加过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或1989年北京屠杀——并带有更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但在离开军队之后仍难免被牺牲于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军人遭遇了下岗潮，像当时的失业工人一样陷于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规就业的退役军人毫无社会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贫困而自杀。去年12月，江苏省一名65岁的退役军人因打死两名闯入家中施暴的强拆人员而被捕（因为相当多的军人来自农村，类似的强拆事件时有发生，亦有现役军人家中被强拆的报道）。今年7月，就职于河南省联通公司的大批转业军人发起抗议，谴责该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他们从「派遣工」转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化的种种后果毫无例外地发生在退役军人身上。令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由于中央拨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贪汙腐败，政府承诺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没有兑现。据估计，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军人可能超过104万。

为了避免引发现役部队的不满——当时在场维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员大多对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响未来一年的30万人裁军计划，中共政府没有对10月11日的抗议者进行公开镇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事件的解决抱以乐观态度。像之前历次抗议一样，所有抗议者都会被遣回原籍，交由当地政府处理，但也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在过去几年、乃至十几年中一直对他们加以打压和迫害。所以等待他们的不只是又一张空头支票，还有严厉的报復。但是不管结果如何，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役军人抗议行动都将鼓舞更多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去产能」计划中失去工作的工人——发起抗争。只有和这些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退役军人以及不满于现状的现役武装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诉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厢情愿

为了缓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提振消费，一年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中共当局宣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没有被取消，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仍将受到各种处罚。社会主义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资产阶级承诺的其他自由一样，生育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医疗资源不足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披露，中国孕妇死亡率在经过连续11年下降之后，于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无关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儿超过40%是二孩；超过60%的二孩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而且有着广泛的剖宫产史（一孩时期，医院为了提高收费，经常鼓动产妇进行不必要的剖宫产）。收入不足、工作时间过长和医疗资源短缺使这些「高危」产妇很难得到充分的医疗护理。

处在医疗困境中的不仅是孕妇。新华社旗下的《暸望》杂誌在一个多月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5至14岁的儿童因为缺少适合他们的药物而死于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另外，由于儿科利润较低，儿科医生尽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对更加紧张的医患关系，但工资一般比其他医生少30%，导致大量人员离职。目前中国儿科医生缺口达20万人。去年年底以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儿科诊室因医护人员不足而瘫痪。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儿科诊室甚至因为唯一一名医生生病而停诊数月。新生儿的增加势必恶化医疗人员和患者的处境。中共官员贪腐成风，政府逐年增加军费，资产阶级一年之内新增80位亿万富豪，孕妇和儿童的医疗需要却被忽视。

新三座大山

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作中国的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劳动者的肩头。即便中产家庭也已为抚养一个孩子倾尽全力，但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过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层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大多数劳动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质量较差但十分廉价的私立幼儿园——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话——，也正是这些幼儿园被接连曝出虐童事件。对于移民工来说，他们的孩子经常因为户籍製度无法在工作地入学。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难以企及的。尽管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资本投机依然推动房价节节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为了消化库存，甚至开始停建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时间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万被称作「製度性孤儿」的留守儿童，相当于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贵州毕节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农药自杀，引发社会关註。2012年在同一地区，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时被闷死。实际上，为了不让家庭的生存境况更加糟糕，大部分劳动者不愿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便如此，医疗资源也已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上层家庭才享有特权般的生育自由。

妇女权利

再次生育意味着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更长。在就业市场性别歧视和缺乏公共育儿服务的情况下，更多的女性会选择留在家中成为全职主妇。《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说明，资本主义復辟令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则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更多女性不仅在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后更加依赖等级製的男权家庭。同时，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她们不仅要照顾双方长辈，而且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大多数底层女性仍要工作，因为一个人的工资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为了争取生育自由、体面生活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妇女群众需要团结起来，建立战斗性的组织，反击性别歧视和要求政府建设充裕而免费的公立日托机构、免费公共医疗、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费教育、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可以创造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这在中共专製统治和资本主义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必须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习近平成「习核心」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召开六中全会，并在会议中宣布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同时通过了两份文件加强对党内高层的限製。 「习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统治菁英权力斗争的发展，尤其是有关来年领导层换届的安排。

「核心领导」

「核心领导」的概念源自于邓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这一词汇来形容江泽民，来强化江的权威，当时正值1989天安门屠杀后政权极度不稳和前景不确定的时期。

《人民日报》在有关习近平加冕的报导中宣布：「党中央丶全党必须要有个核心。」另一个中共喉舌，极度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在头条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专家」，称现在「非常需要强大的领导」。

自从于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已经对多名党内高层进行清洗，并利用反贪运动来攻击其他派别，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党内如此大规模的洗牌使得习近平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袖。

今天的中共专政与毛时代有着天壤之别，习近平领导的独裁製度代替着中国富豪菁英们统治。近年来，这些富豪的财富暴增，而权力欲亦变得越来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国有594个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比美国的535人还要多。中国大多数的新生寡头都是来自或依附着共产党的。

习近平比起他的前任们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于自己手中，并将过往的「集体领导」模式扫之一旁──中共及其媒体将讹称为「民主集中製」。这个模式是为了在后毛时代的党国专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机製来防止一人独大。党内高层，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为了各派别分享权力的地方，他们都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和地方「王国」。

政权自身深陷危机

习近平决定取消这个模式，反映了政权自身已经深陷危机，他认为必须要「大动手术」来解决政策决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即地方及下层政府无视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实不至那样）。

「党的很多政策贯彻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单位丶部门及地区搞『独立王国』。」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巡视员邓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个强支弱干的问题缠绕着中国每一项的政策，从债务的迅速累积丶产能严重过剩到军事政策。这亦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地镇压异见分子，无论是律师丶记者还是罢工工人。总部设于美国的NGO人权观察指「这是自1989天安门屠杀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

正如《社会主义者》杂誌过往解释过那样，习近平所推动的中央集权和加大个人权力并不是首要基于他的个性（当然这可能是个额外因素），而是客观的危机──如果不将权力集中，中共体製可能会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个部门

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已经满身的官方职衔。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个部门的工作，包括经济丶军事丶网络安全和资讯科技等。那么加冕「核心领导」又所为何事？

实际上，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后，习近平还没有在这场自1989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中获得关键胜利。亲中的美国商人库纳（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习近平遇到了阻碍，否则的话就不会需要核心领导了。」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显然在党中央试图高呼团结的同时，内部的团结正是他们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习核心」的确立并不代表习近平的胜利，反而是揭示了习派正于明年中共党大会之前，为党内的权力斗争加剧而做准备。

中共十九大将会在2017年末召开，现时25名政治局成员中的13人将会因年龄原因退下来，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据以往惯例，这就代表只有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留任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常委。现有传习近平有意废除「七上八下」（满68岁的官员需要退下来，而67岁以下的则可以连任）的惯例。

有关「七上八下」的传言主要是联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习近平一样是个太子党，并且也是习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后主使了习的「反腐运动」，用来增加中央控製及打击敌对派别，并在党国机关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驾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在过去四年间不断扩张，并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门来「执行」习近平的统治。最近，中纪委抨击中宣部在媒体中执行领导者路线时不够坚定。

看来习近平希望尽一切可能地让王岐山留任，不过这会打破「七上八下」的惯例（王岐山将会于明年满68岁）。邓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间说法，党内没有严格规定。」这更让人们猜疑改例已在进行中。

有传言甚至认为王岐山将会在党大会后取代李克强成为总理，并主导经济政策。李克强基本上已经在领导层中失势，之后可能会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职位，譬如是全国人大主席。

王岐山过去被外界视为经济「改革派」，现在更成为了显赫的「反腐沙皇」，假若当上总理后他将会更强硬地迫使别扭的地方政府就范。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后者于1990年代末出任总理时，曾大力改组中国的经济，削减了4千万个国企工作岗位及将房地产私有化，来让中国加入世贸。

六中全会所製订的措施，包括确立「习核心」，都是为了加强习近平挑选自己领导班底的筹码，让习派人马有利，打击敌对派系。习近平已经开始整顿省政府，并委任了数个跟习丶王关系密切的人物成为地方领导。

清洗江派「大老虎」

习近平掌权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后去年共青团派则成为了他权斗的打击目标。

共青团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义」，预算被削减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员。总理李克强是团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团派似乎是来年领导层换届中最大的输家。

另外，外界亦盛传习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长自己的统治，打破只能连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规定。他可能会彷效其「榜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后解除一些官方职衔，但继续掌握实权在幕后垂帘听政，就像普京于再度担任总统之前曾钦点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总统」那样。

中国国家主席一职明文规定只能连任一届，但中共党总书记的位置则没有此限製，况且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让王岐山留任可以说是为打破旧规矩试试水温，并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铺路。

分别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任人都是来自另一派别的。中共内部本来就有这种「监督製衡」的机製来避免个人权力独大。习近平拆除这些保护机製，有可能将他所想挽救的体製引爆。

中国国家机器内部　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样，习近平时代标誌着中国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习近平的手段紧迫而焦急，显然是由于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全球资本主义喉舌《金融时报》的莱切曼（Gideon Rachman）指习「正带领国家走向极端而高风险的新方向」。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他手上，并加强镇压机器来防止出现社会爆炸──群众斗争或系统性经济危机，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可能反而会成为触发革命的因素。

中国毒气笼罩的冬天

自从冬季开始以来，中国广泛地区受到雾霾的强烈侵袭。随着冬季煤用量急剧增加，对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北部地区。雾霾波及到超过60个城市，4.6亿人受害，被西方媒体称为「空气末日」。

在过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个中国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是2014年首次出现的4级警报系统中的最高警戒状态。在「红色警报」下，市政当局关闭学校、交通和工厂，并命令公众尽可能避免多的到户外。这些地区的雾霾水平高达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指标的20倍。

在过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区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尘粒数值）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公众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极端的汙染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大量民众因呼吸困难入院，高速公路已经关闭，数百个航班被取消。北京机场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据报道，大量人「空汙难民」逃离至一些空气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云南。口罩、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其他防烟雾小工具的销售在过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严重雾霾与科学家所发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据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说，空气汙染可能是中国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时代杂誌》（2016年12月23日）说：「在该国的一些地区，日常呼吸与抽烟一样程度致命。在74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研究发现，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与雾霾有关。」

「战争汙染」

对于中国的独裁统治，雾霾危机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国家，当数千万人（特别是儿童）受到相当于吸烟程度的毒气汙染，当局解决问题的能力备受很大的怀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网上将雾霾问题归类为「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当局另一个逃避灾难责任的企图令很多人感到愤怒。

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向汙染宣战」的方案，但几乎没有明显的效果。从那时起，汙染纪录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历来最多的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政府最新的解决方案是在雾霾城市部署水雾炮，但效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媒体也控製和压製对那些在线发表关于政府处理雾霾危机的批评或笑话。

2014年，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如果2017年空气汙染危机没有解决，他会「提头来见领导」。无数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官方承诺，他们只想安抚公众，但只会越来越糟糕。

自我失败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计划将耗资2.5万亿人民币（3,600亿美元），比2011-15年期间增长了39%。 目标是在2020年27%的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对这些投资缺乏任何协调和民主监督──资源和投资决策被与官商勾结共同体所劫持──意味着中国的绿色投资往往是自我毁灭的。雾霾打击了许多中国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场的产能。科学家们警告说，在一些北部地区，巨大的风电场减少空气流通，令雾霾问题更为严重。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今年的杭州G20峰会等活动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气汙染的临时措施，实际上对空气造成了更大的长期破坏。这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厂只是暂时关闭，但之后产量会急剧反弹。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治蓝天』很容易实现短期修復，但它带来了严重的汙染代价，并不能真正解决雾霾问题。」该研究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郭锋向《南华早报》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雾霾爆发背后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剧增加：在发电站、重工业工场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来源。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结果，大城市形成疯狂的房地产泡沫而令市场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九个月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业部门，造成北京的严重汙染。」绿色和平的全球煤炭运营高级副总裁Lauri Myllyvirta说。

在高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今年前十个月，煤炭产量从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价格上涨了80%。煤价反弹促使政府取消生产限製，从而导致11月比10月煤炭产量增长9%。

与其关心对抗汙染问题，中共独裁政府倒不如更关心打压反汙染抗议。在成都整个城市被雾霾笼罩，12月8当局对青年人抗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当地人将汙染恶化归咎于彭州市的化工厂产生过量的二甲（PX）。2013年民众就是针对PX而进行大规模抗议，但当时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厂发展。

有八名艺术家在成都被捕，他们在当地举行了一场非常简短的街头表演，表达反对汙染。还有些活跃分子在市中心的凋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号召抗议，成都市的大广场因此被警方封锁了三天。「成都的空气汙染真的很严重，我一直感觉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应该站起来。」被捕的艺术家之一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西安市同时爆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标誌着一个「异常巧合的小规模抗议」。在中国各城市爆发过规模大得多的抗议活动，有些是数以万计人参加，反对建设高汙染化工厂。在6月份，湖北省钱江市的一家俄罗斯农药製造厂，就发生过万人抗议。社交媒体上流传当中的抗议照片，显示大量人群举起雨伞──香港民主斗争的象征。根据一些官方调查，高达三分之一的中国「群众性事件」与汙染问题有关。

在最近几个星期，一个网上贴图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改为「为人民服雾」，受到网民广传！愈来愈多人面对「呼吸权」受到侵犯，透过政治反讽和幽默对「呼吸权」表达不满。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强调要将反汙染斗争与建立中国独立工运联合起来。这两者都是对独裁统治的挑战，也挑战到资本家追逐短利的经济模式。汙染危机只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结束。这製度不是由企业支配的「民主体製」那样。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只能通过全球团结和打倒资本主义的行动来解决。

中国劳工论坛争取组织自由及全面民主权利，也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奋斗，创建社会主义计划体製来保护地球。

二零一七年

经济危机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习近平就要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在这5年内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陷入更危机，令中共当局如履薄冰。虽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钢铁价格迅速上涨，只是房产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没有人认为这会对整体形势造成积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会继续向劳动者发动攻击。

降低社保缴费

今年4月，国务院决定为期两年下调部分地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以期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养老保险部分涉及20个省级行政区。10月末，国务院又宣布准备降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有学者估计社保缴费基数降幅约为10%。对于中国劳动者来说，社会保险是一个矛盾的话题。面对低工资和高生活成本，缴纳社保无疑是另一笔支出，这就是为什么青年工人较少参加追讨社保的斗争。的确，少部分劳动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愿」放弃社保；也有雇主威胁员工说，如果他们要求缴纳社保，工资就会减少。但更普遍的是，与地方官员勾结的资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欠缴社保。《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3.3%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约2.3亿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刚刚超过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区发生追讨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厂万人大罢工和被警察严酷打压的庆盛服装厂罢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虽然中共宣称退休职工的待遇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个承诺很可能只对特权阶层有效。根据财政部的决算报告，从2013年开始，在扣除财政补贴后，社保基金已经亏损。2015年亏损2913亿，其中养老金亏损1731亿。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攫取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国家财富，造成前一代劳动者只能依靠后一代劳动者的社保费，也是因为享受较高退休待遇的公务员只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纳社保费。老龄化将加速社保基金的亏损，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诺会让这个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压力。所以中共很可能会像渐进延迟退休那样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削减劳动者福利。社会主义者支持向所有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同时保证他们拥有体面的收入，但欧洲福利国家的崩溃证明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和它的民族壁垒限製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窃取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却让他们自己为社保系统的破产买单。

工资增速下降

相比于社会保险，工资问题对劳动者有更直接的影响。目前已公布工资指导线的20个地区全部降低了预期涨薪幅度，其他12个地区可能对此持悲观态度，例如黑龙江、辽宁、广东和江苏。另外人社部决定放缓最低工资调整频率。2015年全国有28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但2016年只有9个，平均涨幅从14%降到10.7%，只有习近平上臺时的一半。与此同时，劳动者工资增速也在逐渐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人均工资同比只增长6%，而2013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是9.4%，采矿、製造、建筑、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底层工人集中的行业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计2017年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会降到4.7%。虽然这个数字仍然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应当註意中国青年的负债率也是亚洲同龄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年轻人的债务（包括房贷）平均是他们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费贷款占家庭债务的比例从去年的4.6%上升到15%。资本家、经济学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员不断抱怨劳动者工资增长太快，但马萨诸塞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在2003-2008年间通过低工资、克扣工资和超时劳动少支付给劳动者4.6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从219.16万人增加到277.47万人，被拖欠工资总额增加到271.59亿。换句话说，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资本家太贪婪！

「中国劳工通讯」统计的今年上半年全国罢工和抗议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内陆地区蔓延。同时政府的暴力打压也变本加厉。工人群众保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组织起来，反抗统治阶级转嫁危机的企图。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建设独立民主工运，挑战极权中共的资本剥削。

中国：乌坎抗议者遭严厉判决

九名抗议者被判，最高十年监禁

乌坎模式，曾经的集权主义国家地方民主灯塔已经被中共独裁者谋杀。2016年12月26日，中国南方海丰法院对九名被告宣判，惩罚非常严厉。这无疑是向试图挑战中共统治发放政治讯号。相反，乌坎抗议者的命运将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议者自九月份发起抗争就被当局逮捕，被判从两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们是魏永汉丶洪永忠丶杨锦贞丶吴芳丶蔡加磷丶庄松坤丶李楚卢丶陈素转和张炳钗。根据海丰法院网站的公布的消息，他们被指控举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散布谣言的非法集会。但是判决的细节没有公布。这个案例让我们窥探到「习核心」对中国正进行廿五年来最悪劣的镇压。

2011年在乌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反对村委会的土地掠夺和腐败，自此这条村被推到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被视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试金石。2011年12月，在残酷压製了村民要求丶抗争领袖在警方看守所内死亡之后，抗争代表和广东省当局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使村委会被允许选出七个席位。林祖恋，一个当时支持抗议的中共官员，是整个进程的关键人物。

镇压

此后，林祖恋被选为村委会领导超过五个年头。实际上民选的乌坎村委会毫无权力，村委会试图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决2011以来的问题，但被上级政府当局阻扰而失败。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发抗议，随后村民被逮，七十二岁的林组恋被法庭以「腐败」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恋被判处入狱三十七个月，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当局实施更残酷的镇压。林真正的所谓罪行在于支持再发起群众示威。他提出了上诉，并收回他对「收取贿赂」的承认。但上诉法院不出所料维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数被政治犯一样，林也做了一次「电视认罪」。这显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局胁持着他的孙子，并威胁要向他孙子提告。他的家属指出，当局开了一个条件，如果林祖恋认罪他将换得缓刑。但这交易被揭发只是当局另一招伎俩而已。

当局为了打击乌坎运动，以及消灭乌坎作为抗争象徵，因而政治审判乌坎九名被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命令残酷镇压，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领导层改组时占据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条件与今天非常不同，当时胡的前任与村民达成协议，现时胡的强硬态度也与习近平对反对派「零容忍」的教条一脉相承。非政府组织丶人权律师和劳权人士被广泛打压，甚至中共当局派人越境绑架政治异议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范畴。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一直密切关註乌坎的斗争，因为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激动人心的基层组织和抵抗，但也要对任何与中共妥协的意图作出警告。乌坎事例表明，林祖恋主张在中共体製内有限改革的实务派，也落得悲惨下场，证明独裁政权不会「改良」到民主的体製，而必然会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大规模群众行动所推翻。

大庆市民举行反汙染抗议

2月14日，约一千名大庆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对在上风口和居民区与水库附近建设可能造成汙染的铝工厂。第二天，市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暂停施工，但有媒体称工程仍在继续。根据官方审批通过的环境评价报告，该工厂预计每天将排放二氧化硫19-20吨丶氟化物0.65吨，这些都是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厂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由于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业，东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发地区。从去年年底，大庆市民就开始怀疑工厂选址是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节省成本而无视环境和群众健康。随后市政府同市民三次会谈，但不仅没有解决市民的疑问，反而被发现环评报告的民意调查作假（大庆市环保局已经从网站上删除了这份报告），同时市民代表和抗议活动也受到打压，导致反对情绪激化，最终发生2月14日事件。

与此前各地的邻避运动一样，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者将大庆抗议者描绘成「无知愚民」。特别是对于大庆这样正在衰落的重工业城市，「要么毒死，要么饿死」最清楚地说明了抗议者的两难处境，但社会主义者支持通过群众抗争迫使企业增加环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资发展低汙染的工业技术，否则这些所谓经济发展「成果」只会毒害工人。但问题在于，官商勾结作假成风丶汙染丑闻层出不穷丶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大庆市民完全有理由怀疑环评结果是否真实丶「不会出问题」的保证是否可靠丶企业能否一直遵守环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员能否严格监管，其实大庆乃至全国都不乏「环评合格」的非法排汙企业。建设铝工厂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官僚和资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现环境危机，却要普通群众买单，而且往往投诉无门反遭打压。所以我们支持大庆市民要求更改工厂选址或者完全取消项目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全国在反汙染运动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员会，审核丶监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业，没收所有非法排汙企业，交由工人民主运营；通过抗议和罢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改善医疗服务丶发展绿色技术和设备，而不是把财政支出浪费在维稳和军备竞赛上。

中国妇女地位持续下降

性别差距仍在扩大

从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从经济、教育、医疗和政治四个方面评估世界各国的性别差距状况。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性别差距指数从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从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须说明的是，妇女参政度的上升缓冲了下降势头，但是很显然，女性官员和人大政协代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别忘了在国际媒体面前为逮捕「女权五姐妹」辩护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读生和专业技术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经反超男性。考虑到中国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万，这也就意味着女性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别收入差距并未因此缩小，相反，在劳动参与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女男平均工资比率从2009年的65%降到了现在的62%，尽管经济危机前曾有所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专业技术领域的差距小于整体水平，但是女性晋升难度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在恶化，另一方面平均数会掩盖底层劳动妇女更恶劣的处境。

《报告》也指出，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总劳动时间每周平均多5个小时），而家务劳动是不会被算在资本家的工资表裏的。推动妇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别比。中国目前的数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还要低2个百分点，而正常应该是0.93-0.97，所以中国在这一项上稳居榜末。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粗略地说也就是一年之内选择性流产杀害了超过58万名女婴。

夫权与厌女潮

在当局打压女权主义者时，中国也兴起一股厌女症热潮。媒体和舆论愈发将女性描绘成追求物质享受的形象，性别主义者借此否定女权运动的合理性，但其实不过是从侧面证明了男权製度对女性的可耻奴役。资本主义迫使绝大部分劳动群众除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就无法生存，而受到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卖身体（婚姻或是卖淫）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中共政府和资产阶级或明或暗地宣传说，女性的价值在于美貌、生育能力和「妇德」，她们的理想生活应该是及早委身于一个优秀的丈夫——这反过来又和性别壁垒一起削弱了她们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竞争的动力。去年的女大学生「裸贷」事件曾引发广泛关註。性别主义者表面上指责当事学生「虚荣挥霍」，但其实无非是批评她们因为失去了「贞洁」而「贬值」，也就是对夫权的不忠。资本主义已经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须出售的商品，可又通过媒体和舆论谴责她们「过于功利或者过于自由地」出卖自己。这是何等的虚伪！性别主义者经常把女性贬低成依靠丈夫养活的宠物，但是大多数男性在择偶时不希望未来妻子的收入超过自己，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强人」经常被解释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讽刺说过于强势会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别主义者的抹黑以及整个男权和夫权统治，妇女群众必须奋起反抗。

劳动群众团结抗争

上个月底，「女权之声」微博因为翻译和发布了一篇号召三八妇女节全球妇女大罢工的文章而被禁言。这篇文章呼吁女权运动和劳工诉求相结合，因为后者是所有妇女所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支持这种立场。指望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报告》的说法，亚太地区消除两性经济差距还需要100年，而中国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群众团结抗争，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斗争，通过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廉价且优质的幼托、养老、餐厅和家政等公共服务投资帮助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战资本主义对女权的压迫，通过工人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有效实施上述政策，彻底消除性别经济差距，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这不仅能够解放女性，也能够让男性劳动者摆脱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

「灵活就业」与「慢就业」的虚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大陆的大学大规模扩招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从大学校园中步入社会。但是面对就业形式，他们恐怕不会再有在大学中的好心情。虽然根据共青团喉舌《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就业率来看，目前大学生总体──90%以上的大学生在官方统计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可信吗？

我们当然有理由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高校伪造就业率的新闻早已不止一次被媒体报道过。更何况，单单就业率也不能说明问题。而实际的就业情况，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大学所发布的就业报告中一探究竟。

「灵活就业」就是没有保障

天津师范大学所发布的2015年毕业生就业报告中，本科生的就业率高达88%以上。这算得上一个相当高的数字。然而看就业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本科生有半数选择了所谓的「灵活就业」而非签约就业亦或者升学。对应的，选择「灵活就业」的专科生高达68%。而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根本就是兼职性质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工作的稳定性没有任何保证，身为劳动者的权益更是极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稳定的就业，其工作性质也颇值得怀疑。在天津工业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中，仅有62%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大学中所学的专业相关。而该校理学院的专业相关度居然仅29%——这也就是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该院学生从事着与他们大学四年中所学习的知识毫不相关的工作。经济放缓令很多行业的就职机会大减，很多毕业生都不能选择自己合适的工种。

而即使侥幸获得了稳定且相关的工作，其薪资待遇又如何呢？根据天津城建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反映，其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仅3407元。虽然在未来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会一成不变。而根据媒体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约在两千多元——请註意，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问题可以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打算买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资如果不靠父母接济，恐怕根本无法生活。

「慢就业」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处境只会更加艰难。根据河北工程大学的就业报告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毕业生薪资低于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毕业生的话，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两千元，这种薪资水平甚至低于工厂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资，他们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就业报告显示，有接近80%的毕业生月薪低于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话，有超过16%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1500元。鉴于该校超过90%的学生都来自河南本省，绝大多数毕业生也应该是在河南就业。然而应该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资也达到了1600元每月，这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毕业生，难道正常合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局当然已经意识到了就业形势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中共机关报《光明日报》在2016年头版刊文《「慢就业」不失为一种选择》。随后，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喉舌开始争相鼓吹所谓的「慢就业」。然而一部分媒体与相当多的网友并不买账，其中一部分更是揭开所谓「慢就业」的画皮——这无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变种说法。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然而当局不但不敢于直面并且加以解决，反而是开始鼓吹年轻人选择所谓的「慢就业」。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廉价的劳动力。想要改变这一切，中国劳工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反对资本主义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劳动合同保障。

中国：腾讯对用户 通讯进行审查

腾讯旗下的QQ和微信已经成为中国抗议者的重要组织工具。但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报告称，不管是私人通讯、微信群还是朋友圈都会受到腾讯的审查。

今年两会前后，至少有几十个微信群、QQ群和上千个私人帐号被强行关闭。公民实验室发现，微信不仅仍在屏蔽那些触怒当局的敏感关键词，例如「709镇压」，而且开始将包含敏感内容的图片列为屏蔽对像——由于技术原因，图片曾是躲避封锁的一个途径。

亦有证据证明腾讯会将敏感信息发布者的个人资料报告给政府。责任经常被归咎于当局的高压政策，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在滴滴（腾讯旗下的网约车公司）并购优步（中国）之前，优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锁了他们的帐号和关于优步的正面新闻。

最近，腾讯以2781亿美元的市值超过工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并进入全球前十。指望资本和市场能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础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压迫群众掌控媒体企业才能确保言论及新闻自由。

中国的黑心私营医院

早前，中国医疗私有化问题因网络上爆出「魏则西事件」而备受关註，随后进一步的消息更揭发被称为「莆田系」的全国性庞大私人医疗资本渗入公营医疗系统内以及其他种种恶行，一时间，「莆田系」在中国被视为黑心私人医院的代名词。

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放了私人资本渗入医疗领域。最初，这种所谓「承包责任製」是指将公立医疗部门中一些长期亏蚀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资本蚕蚀公立医院

此后二十年间，私人资本逐步蚕蚀公立医疗领域，当中包括利用地方卫计委无权管理军队医院的漏洞，在军队医院体系内大肆扩张。军队医院中对外承包所得的利润又归入军队自身，因此可谓完全放任，听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国的私人医疗机构水准极其参差，当中有大量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和俭财手段，以致于一时间民众对整个医疗系体信心尽失，人心惶惶，医患对立的情况极其严重。在2006-16年间，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 次。

魏则西本为一名西安的大学生，2014年被发现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种正规疗法后，他们通过百度搜寻引擎版推荐到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中心，其机构推销所谓斯丹福大学研发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魏则西及其家人考虑到这是由中国官方许可的国内最大网络搜寻器所推荐，而且是一家军队的最高一级医院，因而对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花费了二十多万后，肿瘤不但没有被治愈更转移到肺部。

其后魏则西多番调查后得知「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在临床实验阶段已被淘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医院会采用这种技术，纯粹是医院用作招遥撞骗。他在2016年2月于网上发表了自身遭遇后立即引起广泛关註，可惜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魏则西于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惊讶的是，这家打着「武警总队医院」招牌的背后，竟是一家由私人资本所承包的「医院」。而该资本就是掌握中国80%私人医疗份额，被人称为「莆田系」的私人医疗体系。

「莆田系」自80年代开始以福建莆田县市为起点，最初以游医的形式，到处张贴街头广告宣传，后来乘「改开」之潮承包医院科室，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走向合法，之后大举扩张，包括行贿公营医院领导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并亏损的公营医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医疗资源。

其「行医」的方式却与街头骗局一脉相承，包括夸大求诊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据调查所指，相当一部份的「莆田系医生」根本未受过任何正式的医学教育！

此外莆田系还会生产劣质的药品和医疗仪器等，在其医院内以远高于平均水准的价格售予病患以俭财。在魏则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上当被骗延误治疗而死。

公院病人数是私院的七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接近2千间新私营医院落成。公私营总数字达29,000间，其中16,000间为私营医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营医院数目减少一千间，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营医院负担的病人人数去年是私营医院的七倍，多达25亿人次。

从2012年开始，一级医院中的私立机构占比首次超过了公立机构。同时由于公立医疗资源投放严重不足，中国的医生与护理人员比例只有1:0.8，远低于国际上1:4的平均水准。

在行业与中共政府的腐败及其无所作为官僚作风下，医疗与教育及房屋称为现时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主义者反对医疗私有化，主张在民主监督之下全体公营化医院及药剂企业，从而在民主计划底下推行人人免费享用的优质医疗。

中国：消费金融突显坏账风险

4月5日上海陆家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银消费金融公司201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68.5%，为该行业第一。中银消费金融是中国第一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国还有上千家机构正在从事消费贷款或分期业务，例如涉入校园贷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不包括住房贷款）约有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同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费金融不仅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重要盈利点，也支撑着习近平的「消费救国」计划。不过群众收入增速（6.3%）不及消费（6.8%）给尚未解决的债务问题增加了新风险。

根据《财新网》近日发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费金融公司平均坏账率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时广发证券告诉财新，小额贷款公司和网络贷款平臺的坏账率可能分别达到5%和10%。中共当局鼓励经济和金融泡沫化以掩盖真实的经济状况，最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爆炸。所有银行需要立即被国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

中国：山东辱母杀人案

3月底，中国《南方周末》一则被称为「辱母杀人案」的报导在内地网络成为舆论关註热点。案件发生于去年四月中，山东聊城苏银霞与于欢母子于其经营的公司内被高利贷上门追债，其间被追债者羞辱及禁锢。警方到场后只扔下一句「讨债可以，但别动手」就离开案发地点，最后双方冲突，于欢护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伤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审判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处以无期徒刑。判决引发舆论哗然与强烈不满，而貌似并不復杂的案情背后却折射出众多内地的社会问题，有内地网民指：

「山东辱母杀人案，难得有这样一个案子，囊括了当下中国几乎全部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大，民营企业融资难，县市非法集资多，高利贷猖獗，土生土长的房产商多涉黑，基层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景，不独存在于山东冠县，而是很多地方的县乡皆如此。」

这一评论直击了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所在：拨开表层的法律技术迷雾，案件要深究的并非「于欢是否构成故意杀人／伤害／防卫过当」，而是背后深层的社会现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关註的，除了当地警察到场后不予控製场面，反而听之任之，最后酿成命案。进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债者为当地土皇帝吴学占黑社会成员，于2015年驾车撞死一名14岁少女后不顾而去，事后当地警方只说无法抓获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杀人案」案发时这一通缉犯就大摇大摆的在警察面前上窜下跳，于欢母子请求警察带她们出去也竟不得要领。

这次「辱母杀人案」则坐实了当地「官黑勾结」的事实，在过去出了事，往往是当地黑帮头目交钱行贿，政府官僚则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维稳。最后法院更是直接对于欢处以无期徒刑，丝毫不去考虑背后的案情，更似与黑帮有所默契。基层民众没有任何监督製约的权力和渠道，多年来地方政治腐败不堪。

民众都相信，于欢并非是身陷此种困境的第一人，只不过是次正好被全国性媒体曝光而受到关註，而过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狱之灾的更不知凡几。

同时正如民众所担心的那样，「官黑勾结」这种情况并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几乎是全国性的现象！无论是征地、拆迁这些涉及巨大潜在利益的范畴，还是那怕仅仅住宅物业的车位管理，全国上下的基层吏治的腐败无能，乃至有意放纵黑势力坐大从中分一杯羹，都是这次事件激起全国民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权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纵容资本与黑帮鱼肉民众、公检法包庇侵害者逍遥法外、民众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却被政权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见，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运动」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贻笑大方。

民众现在除了表达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点，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要求还于欢一个公正的判决，而且认识到案件发生背后的社会土壤，并在政治上夺回自身的民主权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群众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严惩涉事黑帮及警员。警队必须受到民选的群众委员会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队腐败，打破财团与黑道的勾结。

中国：河南濮阳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就曾报道过，河北顺平县的一所小学由于人数过多，课间禁止学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发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说明连如此严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够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在上厕所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伤，其中有5人重伤。这些学生一般不超过12岁，死者只有7岁。

该校有1704名学生和67名教职工，但只有男厕两间、女厕三间总共39个蹲位；通向二楼厕所的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惨剧就发生在这裏。在当天考试前，学校只留下10分钟活动时间，大量学生急忙上厕所，不发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学平均每个班级不超过45人，一所学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学生，事发学校远远超过了标准，蹲位数量更是不到标准的一半。

学校超负苛

当地官员告诉媒体，城区学校像这样超负荷运行是普遍现象。另外也有媒体指出，该小学连操场都没有，只有教学楼前一片狭小空地供学生课间活动。可以想见，这次事件之后，该校学生可能也要面临课间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据目前的数据，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但小学教育城镇化率达到了69.4%，初中则高达83.71%。学生向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资源捉襟见肘，在中西部尤为严重。

在去年7月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官员说，全国超过56人的中小学班级有四分之三位于中西部城镇。根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去年夏天开学时，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学因新生过多，不得不临时修建简易教室。

城乡教育差距是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村小学教师要教授两门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农村小学能够开设英语、科学和体育等科目。农村学校的低收入导致优秀教师流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曾抱怨说：「农村没有好教师，好教师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长为了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们送出农村。同时，地方政府盲目关停、合并农村学校的政策正在加剧这一过程。2013-2015年间，虽然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增加了200万，但学校却减少了2.3万所。被关闭的大多是乡村学校，学生如果不转到城区或者较为发达的乡镇读书就只能辍学。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将许多学生带入城市。

拥挤的校园潜伏着隐患，同时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发生踩踏事件的小学师生比为1：26，而上海的平均数字是1：12。学生过多、教师不足势必影响教育质量。有些学校应顾不暇，只能求助于家长，例如让他们在孩子的每份作业上签字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对于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六分之一的农村寄宿生来说，生活指导的缺失更加严重，或者说根本没有。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规训体製只会导致和加剧学生的厌学情绪与不当行为。

如何避免悲剧再生？

社会主义者支持家长和教师以抗议和罢课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投资，而不是把资金和土地投入只会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设、普通劳动者买不起的昂贵商品房以及军备竞赛和维稳。学校应通过独立、民主的教师和家长民主机製下决策与监督下，根据需要增加教职工和教室、宿舍、操场、图书馆等设施，为教师提供定期培训，让学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优质、全面的学业教育和生活指导。为了向扩充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税，乃至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辉山乳业崩盘 债务恐慌加剧

中国的公司债务目前是GDP的165%。辽宁辉山乳业股价的暴跌震撼了中国金融业。

3月24日，辉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钟内骤降85%——蒸发了约280亿元人民币。这家过去的国有公司——中国最大的奶牛牧场经营者——已经被曝出是一个靠巨额债务撑起来的空壳。辉山还成了不断借债的中国企业的代名词。

辉山董事长杨凯在201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和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条件，借取了数十亿元贷款。

至少有23家银行借款给辉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银行。据报道，该公司对汇丰银行违约了一笔100亿元的贷款。

在杨凯的控製下，辉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据《南华早报》所指，花费了30亿港币）来推升股价。这笔资金来自金额更大的贷款，而股票则被用作担保。

该公司也涉入影子银行式的活动，把自己的债务当作「投资产品」出售给散户。为了筹措资金，它想出了一个点子，把5万头奶牛出售给广东的一家租赁公司，然后再把它们租回来。

在中国的泡沫经济裏，辉山这样的公司变得「大而不倒」，因为它破产的话，可能会通过那些借钱给辉山的银行和公司造成连锁反应。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实施救助，该公司总部已经被警方封锁。

习近平空前的网路控製

习近平执政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网络的控製在这几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级。无论是控製还是控製范围，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体现在近两年。

中国经济近年急速下滑，产生极多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网路除了是平民讽刺时弊、渲泄不满的平臺，也愈来愈成为群众运动及工人斗争的组织工具。中共必须严加操控每一吋的新闻自由。中共连一些与体製和政府无关的暗讽和嘲笑也不容许，这明显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可见政权的。习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中正式升级为所谓的「习核心」，而在这前后，围绕他本人的网络控製已经明显出现。2016年9月，习近平在G20会议上公然将「通商宽农」念为「通商宽衣」。在其犯下如此错误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网络管控。任何出言质疑此事的人都会招来封禁帐号的惩罚。而更为可笑的是，封禁帐户的理由多半是所谓的「政治敏感」。在新华网所放送的习近平演讲全文中，含有该词的整句话都被删去。

网络控製开始进一步收紧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开始封锁通过网络获得实体出版物的途径。2017年3月，大陆最大的购物网站淘宝网推出一项规定，规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购海外出版物的服务。这个出版物并不仅局限于书籍，也包括了光盘等介质。通过网络获取外部信息，已经愈发艰难。

在这二十年来当局始终在坚持对网络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进行删除，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网民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并且扩散关于六四事件的消息。因为这种彻底封锁的效果并不好，在如今，当局的举措已经不限于此。以双鸭山事件为例，大陆并没有彻底封锁该事件，而是承认了矿工抗争的事实。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称该起事件中「没有发生过激行为」，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历史的做法。

废除国安监控

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国营媒体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习近平将利润凌驾于环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环保部的大气汙染督查组检查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一万多家企业，发现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问题。在接受检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标准，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也不到60%。此次行动的起因是当局担心因为无法实现三年前做出的一个承诺而成为笑柄。环境汙染的问题已令人民对当局失去信心，愈来愈多人反思到这是经济和政治製度的问题，中共的统治权威因而受到破坏。

根据2013年国务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应该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远高于世卫组织的最低标准。当时的数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过后只减少了一半。上月底环保部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全国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只占44.9%。在重点监督的地区之外，空气与水质的改善乏善可陈，甚至有所恶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剧。

无视环境的新区

下面的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当局对于环境问题的真实态度：据《南华早报》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区事先没有经过环境评估，而且环保部门几乎是最后一个得知新区即将成立的。雄安新区境内有着被称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面积超过新区的十分之一。白洋淀附近有上百座汙水处理厂，但绝大多数早已停止运转。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条流入白洋淀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淀的水质属于劣V类，亦即毫无用处的脏水。中科院的一位学者告诉媒体，雄安新区的建设会令水质进一步恶化，可这并未阻止习近平的决定。对于这位政治强人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是他继续掌控权力的首要条件，而群众对汙染的不满尚可通过镇压来解决。

抗议与镇压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东汪镇——正是在环保部的督查范围之内——一家化工厂因火灾泄漏了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附近村民出现咳嗽、呕吐和昏迷等症状，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几天之后，化工厂附近仍弥漫着刺激性气味。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长久以来的不满与担忧。十年来当地化工园区一直在违法排放废水和废气，5公裏内的居民均受其害。不仅农作物中毒死亡，癌症患者也日渐增多。更加惊人的是，《财新网》报道称接触废水足以让皮肤在几分钟内开始溃烂。村民投诉多年毫无结果。他们向记者抱怨说，相比于群众的健康，政府更关心经济利益。泄漏当天，几百名村民走上街头，要求迁走所有化工厂。随后通向化工园区的道路被占领，车辆无法出入，迫使园内的10多家工厂停工。由于政府迟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愤怒的抗议者增加到数千人。经过多日对峙，当局于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警棍和盾牌驱逐、殴打和逮捕占领者和抗议者。讽刺的是，三天后沧州市再次发生毒气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疗。

就在东汪镇抗议者被镇压的当天，广东飞来峡镇的反汙染抗议——经过与警察的多次冲突——终于取得胜利。当地居民得知政府准备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该项目既未征求公众意见，也没有通过环保评估。此前该项目已因群众反对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声称反对者是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结果激起5月7日数千人抗议游行。警察封锁了市政府外的道路，并切断互联网以防消息扩散。由于政府始终不愿出面对话而且暴力打压，5月9日全镇商店和出租车几乎全部停业，约2万人聚集在街头和政府门前示威，当局也从广州、深圳等地调来警力支援。当晚再次有上万抗议者游行，与警察的冲突持续到深夜。由于担心局势进一步升级，市政府于次日宣布取消项目，但抗议者怀疑政府不会彻底放弃。因为中国民众已经见惯政府软硬兼施，结合镇压与欺骗的手段平息运动。长久下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只会不断减低。

社会主义绿色经济

由于在独裁体製底下群众极难组织，加上消息被封锁，目前中国各地的环保抗议都未能跨区连结起来，很多时抗议很快结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绝对知道这些为了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群众不会害怕镇压，若果蔓延为多区运动将会威胁中共统治。

在资本主义之下，特别是在贫穷地区，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这也被当作反对和镇压反汙染运动的借口。这种困境是因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视一切的环保规范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斗争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终结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将所有企业和银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并由公帑提供资金扩大绿色经济的投资，让劳动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健康和生命。

中国：一汽大众车厂工人斗争持续

吉林长春的一汽大众汽车合资企业发生工人抗争。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最高刑罚为监禁五年。这是中国当局再一次在全国加强打压工人的集体抗争。

在3,000名外判工的斗争中，被捕三人过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线。该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资只是正式员工的一半。中国现时有6,000万名外判工人面对类似的待遇。很多时候这些企业都违反中国的劳动法，似乎大众汽车也不例外。中国近来这类的抗争很类似于南韩等亚洲国家的斗争浪潮，都是反对资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来压低工资和削减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为符天博、王帅及艾振宇，皆于5月26日被捕。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消息，王帅及艾振宇早前已获释，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过王、艾二人仍可能会遭刑事起诉。中共专製对于任何试图组织起来的工人疯狂打压。

长春工厂是大众汽车与国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合资的四间厂房之一。中国是这间世界最大的德国汽车公司一个重要的市场与生产基地。中国占大众汽车去年全球销量的40%（398万辆），几乎相当于其欧洲的总销量。

去年，长春工厂的外判工人发起行动要求同工同酬，包括游行、网上组织以及透过法律途径挑战资方，而资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谈判，另一方面警察对工人的恫吓正在增加。为避免工人抗争对公司造成负面形象，大众汽车今年年初发表声明指，中国业务部会认真处理员工的要求。不过公司没有兑现承诺。

同工同酬

2月，超过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长春劳动仲裁委员会门外发起示威，并打出「同工同酬」的口号。此前，该委员会拒绝受理他们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经寻求全国唯一合法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但同样被拒诸门外。

根据中国2012年修订的劳动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请外判工人不多于六个月，之后就需要以全职合约聘请。根据法规，短期合约（外判工）只能是「持续不多于六个月」的职位。一汽大众的工人指许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过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约工。他们称一汽大众欠每人高达20万欧元的未支工资。

「拒绝支付同等工资是违反了中国法规与（大众汽车的）短期工作宣言。」居于汉堡的律师Rolf Geffken对德国报章《德国之声》说。

工人运动的榜样

一汽－大众的工人明显手握法律理据，他们组织了几次示威，试图接触政府不同的有关部门。但他们换来的只是空洞的承诺，还有资方和警察不断升级的恫吓。纵使如此，工人还是继续抗争，令这场运动成为工运的模范。

警察加强对工人的监视，而工人代表亦被资方针对，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长春举行马拉松再次发起游行，而这很可能是警察决定拘捕三人的导火线。当局显然希望这样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动。

这次抗争是席卷全中国的众多斗争之一。去年全国有2万宗罢工，大部分没有被纪录下来。企业在不断无视仅有的劳动保护法规。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违法，尤其是在工人权利、公共安全、环境汙染等方面。现在经济陷入困境，国家将更难以容忍工人抗争，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时都依旧会对其打压。社会主义者和工运分子将不会被吓倒。我们将会更大力揭露并反抗任何的不义，并会以任何手段支持斗争中的工人。

广东珠海二千公交司机罢工

广东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机发起罢工，抗议长期被剥削工资，要求当局清查公司帐目。工人一连两天集体罢工，并到市政府抗议。资方于20日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司机月收入增加人民币1200元，罢工行动宣告结束。

前线司机基本工资每小时仅4.6元人民币，在人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工资还被扣减，因此激起司机的愤怒。罢工后司机每月月薪调整为5300元，接近他们要求的5600元，总体上罢工是获得胜利。

据《自由亚洲电臺》报道，其中一名参与罢工的胡姓司机说，几乎95%公交司机都参加了罢工。他媒体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职多年，于5、6年来一直没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数千元，根本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另一名司机表示：「一个司机除了社保、医保和公积金，得到的工资只有3千多元。像我这些后勤人员，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说怎样生活？」

公交司机的《告员工书》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与私人企业合作改组，大量国有资产遭贱卖，大肆聘用腐败无能的管理人员，公司资产被「贪光」，领导及管理人员巧立名目，私吞公款，与前线员工收入相差数十倍。

近年交通系统受到私有化影响，2015年出租车司机爆发罢工浪潮，波及最少六个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东省济、吉林省长春市等，共计数万出租车罢工。运输业罢工数字这两年不断上升，2016年半年的数字为205起，前年同期数字为127起。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罢工比起製造业罢工对社会运作造成更即时的影响，更为受到广大公众关註。

今次珠海司机罢工导致当地逾20条公交车路线大受影响，且正好碰上学校考试日子，影响不少学生和家长，但网上舆论整体上支持罢工。据媒体引述，网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虽然影响出行，但还是支持，希望能给公交司机一个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机罢工也毋须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镇压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响全市并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运输业工人受尽剥削，这场抗争将为工人抗争造成示范效应。

中国千万富翁坐拥165万亿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怖的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去年内地有158 万名「千万富翁」，资产总值有165 万亿人民币，是去年全年国民总收入的两倍。 过去两年，千万富翁的资产总值每年增长21%，远高于经济增速，可见财富急速地涌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国资产总值1千万元的人士从2006年的18万人跃升至2016年的158万人，在十年间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个新人跻身千万级以上财富人群。虽然中国并没有官方的贫富差距数字，但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从何方而来的呢？他们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带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官方的一份研究报告承认，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90%以上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

但是中国正处于政治风暴的前夕，群众抗议和罢工浪潮四起，富豪们一定是感受到的，并且正在为自己寻找逃生门。胡润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国大陆64%的富人（财富超过160万美元）要么移民到其它国家，要么正在打算这样做。他们知道一场革命正在迎头而来！

中国经济危机持续　劳资冲突激烈化

最近中国劳工通讯引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指自2011年开始，中国劳资纠纷个案的数字不断攀升，2015年的数字已经超越了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时的数字。 从地方政府的数据可见，工人对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上升。劳方对资方的不满愈来愈多方面，过去欠交社会保险占劳资纠纷的40%。女工抗争占整体案件的比例愈来愈高，她们行动起来反对不平等待遇、因怀孕或放产假而被减薪或不公平解雇，还有性别歧视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6年政府处理的劳资纠纷个案达到177万宗。近年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企业利润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资现象严重。一些工厂倒闭和老板跑路后，工人社会保险等没有着落。

虽然製造业抗争事件有所减少，但工人抗争开始扩散到其它行业。比如零售业抗争事件，比过去增长一倍，交通物流业增长四分之一，服务业则增长五分之一。他们加在一起，总数首次超过製造业。这也解释了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时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虽然最近在数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个大趋势见到经济问题相当严重。中共已经视工人反抗为一个威胁政府的重大危机，因此连那些要求温和改革、往往在工人斗争中主张妥协的劳权分子也大力打压和逮捕。但这只会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意识的工人阶级斗争，发展至挑战中共政权和整个资本主义体製。

江苏幼儿园恐袭案背后的精神病危机

中国江苏徐洲丰县创新幼儿园发生恐怖袭击案。网上视频显示，在幼儿园门前有数十人被炸死、炸伤，血肉模煳的人躺倒一片，惊叫、呻吟、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民众惊慌失措。官方报道8死65伤，但很多网民相信当场死亡至少10人。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凶手为一名22岁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装置，并在家中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迹。他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学校休学。警方宣称凶徒当场被炸身亡，不过大量的网民对警方的说辞表示怀疑。

江苏惨剧是愈来愈猖獗的校园血案的一例，近年这个数字已在不断上升，揭露了中国精神病患和社会压力的严重问题。根据调查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报告，中国现时有超过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几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大约是美国的1/20。

在医疗资源匮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阶层才能享用私营精神科服务。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疯狂社会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极端不平等，对底层人民的无视和排挤，造成了精神病患的问题。 「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资本主义独裁体製度的未来是如何？也许这句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娱乐新闻成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锁娱乐帐号，「全民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等娱乐八卦媒体平臺帐号被关闭，至少25个平臺被封锁。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经济的负面消息被传播，连花边新闻也要压製，只会令更多民众感受到言论空间的窒息而惹起愤怒。

对中共来说，低质素的娱乐八卦新闻本来是转移视线、麻醉群众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权极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传播。尤其近年这些娱乐新闻平臺发展所谓「调查式报道」，鼓励读者及网民自行追踪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员可能害怕这些调查会烧到自己的头上，例如很多官员都涉及在娱乐圈内的情色丑闻。

此外，中国一个专为女同性恋者约会而设的应用程式「热拉」（Rela）亦被封锁。 「热拉」公司市值现时估计达数亿人民币。五月于上海举行相亲活动期间派发「教育传单」，令人怀疑中国政府因此强製关闭程式。较早前，中国男同性恋专用约会应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当局强製关闭，指用户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内容。

中共以反对色情和不良资讯为名打压新闻自由，但这不但不会提高新闻质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话题变成禁忌，例如变相打压同誌权利和性知识的讨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将受到更大打压。

北京收紧外来学生入学机会

为了减缓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习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户籍学生的入学条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旨在将大量外来人口赶出北京。这加剧了户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产阶层抱怨纷纷，底层家庭的困难更是深重。习近平上臺时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户籍壁垒，但在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紧绌的情况下，此一改革反而在开倒车了。在目前的经济及社会背景下，中共政府极难自愿取消户籍製度，反而会将现在的做法应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纳了大量被迫离开北京的学生之后，也开始增加限製条件。在要想打破户籍壁垒，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群众斗争。

严苛的入学条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并允许下级政府自行製定更加严苛的规定，意图通过减少外地学生的入学机会来迫使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家长须要提供28种证件才能让子女得到学习机会。同时，除了极少数特殊身份的学生（例如来自臺湾或者军人家庭），外地户籍的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学生因为无法参加中考而起诉北京教育考试院，但受政府操纵的法院显然不可能支持他们的要求。今年，当局进一步收紧限製，例如增加缴税、缴纳社会保险和房屋租约的时长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学生家长在市政府外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他们子女的学习权利，但并未有官员出面回应，只是派出警察加紧戒严。在办理入学手续的5、6月份，类似抗议时有发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长在昌平区政府外自焚抗议。他连日奔波于各个部门，并缴纳了5000元的租房税，最终却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歧视性政策使一些学生不得不离开父母，回到家乡。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回流儿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和心理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被拆除

相比于中产阶层，底层家庭更难达到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而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学的必要条件。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质量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但是政府连这一渠道也在压缩。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动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学校即将被拆除，这可能会导致今年秋天数千人失学。其中一所学校虽然有政府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动从多年前就已开始。到2016年时，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学校和6.5万名学生，比2014年减少2.8万人。拆除学校会令许多学生过早地结束学业。一份关于此类初中生的报告指出，在学校被关闭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北京寻找工作或者失业。有评论谴责称，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万吨的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家长们也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同一场整治行动中，经常雇佣外地劳动者的小商户被大量关闭，底层劳动者聚居的许多住宅区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个村庄为了完成赶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个外来居住者收取每月两千元的费用（相当于他们的大半工资）。

全面公立教育

中国政府每年向国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支出）投入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它实行的「营改增」一年就为资本家减税6,993亿元（联合国计算实现全球基础教育每年也不过花费2424亿人民币）。政府完全有能力让所有学生在居住地得到优质且廉价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内地的158万名「千万富豪」坐拥16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40倍于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在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下，这些资金不会用来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只有劳动群众的团结抗争，特别是工人运动，才能打破这种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结果。解决所谓的「城市病」需要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发达而免费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绿色生产和促进内陆经济发展，而不是依靠户籍製度和驱逐政策。但由于财富被资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银行和其他经济部门全面公共化，置于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计划地将财富投资于社会建设。

中国：国家镇压以及工人斗争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国委2017年暑期学校中国部分的开场报告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习近平是否真如许多人所说是毛泽东之后最强大的领导人？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标誌性的「一带一路」经济计画）会走向何处？它会势头更猛，还是会遭遇挫折？

国家镇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还是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最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罢工增加

2016年，中国发生了2663次罢工。这是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汇总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报导得出的资料，但是它认为实际数位还要高出8倍。这个数位是2014年的两倍，而且交通丶服务和零售业的罢工总数首次超过了製造业。

中国政府说中国经济正在从製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且服务业的增长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相比于製造业，服务业的工作工资更低丶更不稳定，而且通常都没有劳动合同，所以这其实是非正规部门的增长。

相比于製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的罢工能吸引到更多的关註，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影响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广东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机罢工，争取到涨薪40%。他们的胜利得益于罢工对整个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公众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公司以智慧手机作为营业平臺，例如用手机叫出租或者外卖。这些公司的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只显示在手机软体裏，公司可以随时修改。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用来联合罢工。

去年，中国东部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发起罢工，随后行动蔓延至一个西北城市。2016年快递业罢工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们看到现在服务业的罢工和跨地区的罢工正在增加。

贫富鸿沟

在製造业，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是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移民工有277万人（占移民工总人数的1%），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72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移民工是建筑业和製造业工作力的主要来源。

按美元计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594人）。中国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名亿万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议会。

但同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275元人民币。大约有2.8亿名移民工离开家乡，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下，工厂倒闭潮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许多移民工因为负担不起生活开支而放弃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一趋势会让工人更有信心去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得到更多支援。由于没有文化和语言障碍，再加上更坚固的社区基础，工人更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

债务危机

《外交政策》杂誌称，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系统性威胁」。

国际金融协会（一个全球性金融组织）认为，2017年中国的债务占GDP的304%。这是一个极高的数位，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到现在的10年裏增长非常快。去年，所有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万亿。

2008年，中国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为经济註入巨额廉价信贷。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了大量廉价贷款来扩大投资。但是这也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积累。

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认为即便债务增加到如此规模，中国还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这些主要是内部债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不像希腊的债主是德国和其他外国银行。但是各个欧洲国家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银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有点像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利用银行来援助快要破产的企业从而避免了经济暴跌。这让中国得以积累起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没有发生金融崩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从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他的经济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丶让负债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国企违约。这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丶提高资本效率（减少低效投资）并且清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经济增速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济改革，继续向经济註入更多信贷。2015年时，当局担心经济正在陷入衰退（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矛盾，这会引发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结果过去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这导致今天的中国需要6美元的债务才能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GDP），而在2008年时只要1美元债务就能创造1美元GDP。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来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效果会弱得多。所以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

在过去7年裏，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翻，二线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众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平方米的均价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纽约和东京等城市也只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收入。

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价与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说，要花70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得起一间平均价格的公寓。

因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股市的风险太大，所以投机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说：「中国贷款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还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破裂了。」

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爆炸，给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甚至会比1990年代的日本还要大。前总理朱熔基的儿子朱云来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空置问题。他说中国空置的住房多达30%，足够3亿人居住。

中国政府声称自己已经製定了清理住房库存的计画。但是即便没有新增住房，如果销售速度能维持在2016年的水准，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库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来，房地产企业举借更多的债务，在建住房面积止跌回升，所以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较低的家庭消费水准（受到低工资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丶高储蓄率和高房价的拖累）丶巨额债务和通货紧缩，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低增长或者停滞。这会造成比日本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相比于日本，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丶社会保障体系更不完善。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局势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习近平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群众对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现在的国际局势（全球化逆转丶保护主义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从中美政府的关系丶地缘政治和中国急切推进「一带一路」中看出这一进程。

在南海冲突上，中国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上风。美国战略家私下承认，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在为了控製争议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只有战争才能做到）。过去几年裏，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丶泰国丶甚至美国重要的传统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为了贸易和投资而脱离美国阵营，转而靠拢中国。特朗普上臺后，这一进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且国内和华尔街都要求他不要与中国发生严重对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考虑发动公开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摩擦。中国则利用这种局面，在国内丶亚洲和全球炫耀习近平是能够製约特朗普的「强人」。

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画打算连结65个国家，构成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带。这些国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给。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重建欧洲和对抗苏联而实施了「马歇尔计画」。从财政上来说，一带一路的规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这种「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復製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投资模式，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也让这些政府陷入对中国的债务依赖。中国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它们独立于美国控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将自己的债务负担输出给其他国家。

习近平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这是谎言。中国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带一路复盖的国家丶社会阶级和少数民族中将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另外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无用的投资丶贪腐的增长丶国家镇压和环境破坏。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正面临着军事和安全危机丶恐怖主义和内战，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缅甸和中亚国家。这些因素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计画。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计画带有军事内容：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有一些国家已经因为土地掠夺丶汙染丶贪腐和民族压迫而发生了群众抵抗，这也可能导致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增强。而且未来当地统治精英的亲华派和反华派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变局，例如政变丶选举斗争和群众运动。再加上如此庞大的专案带来的经济风险（不可控的债务），一带一路可能会造成「过度扩张」的问题，不仅无法挽救中国当局，反而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债务输出

中国当局之所以需要一带一路，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太多的钢铁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兰卡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岛国背负着总额64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收入的95%都用于还债。中国在那裏建造了无用的国际机场，每周只有5架班机起飞；新建的海港也是几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来99年裏，这个港口和周边土地将完全由中国控製。

在老挝，中国正在建设一条造价60亿美元的高铁，可这个国家一年的GDP只有120亿美元。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只是中国计画的从本国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的中间一环。有10万名中国工人正在修建这条铁路，所有建设材料都来自中国，而且技术也归中国所有。对于老挝群众来说，这条铁路意味着掠夺土地丶压迫贫农丶强拆迫迁和巨额债务。

国家镇压

中国政治打压的一个标誌是刘晓波之死。刘晓波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有限的改革纲领丶试图劝说中国独裁者进行政治改革而于2009年被捕。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获释，最终于今年7月死于癌症。当局不允许他在最后的日子裏出国接受治疗。习近平当局不介意负面的公众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强硬且不可动摇。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包括在最近几场打压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员和人权律师。性小众的公开活动也被禁止。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援推翻专製政权。他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倡议（例如自由选举丶解除党禁和允许组建独立工会），而只是局限于非常温和的诉求（例如减少媒体和网路管製丶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控製）。正面临越来越多打压的劳工NGO活动者也只是着眼于法律建议和劳资谈判。

权力斗争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意味着五年一度的中共领导层改组。统治精英正在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打破了过去的集体独裁模式（高层领导人共同分享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变成一人独裁。习近平还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测认为，他会竭力改变党内规则，将剩下的任期延长到10年。他的学习榜样就是俄国总统普京。

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纲领没有一点关系。各个派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区或者本经济部门内的权力和利益。尽管习近平在这场内部权斗中占了上风，但这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许多评论员说的那么强大。有迹像表明，习近平正面临各个敌对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对金融行业的打压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一些私人资本家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力丶变得过于独立于政权，所以当局需要把他们重新置于自己的控製之下。

过去五年，习近平把反腐运动当作权斗的工具，用它来清除异己丶警告敌对派系不要与自己作对。反腐运动从来都不是真的与贪腐有关，因为所有派系都腐败，但是媒体对它大肆吹捧，从而利用公众对贪腐的愤怒并改善政府形像。而且运动也不像当局自己说的那么严厉。在习近平上臺之后受到反腐部门调查的多达120万名官员中，只有4.8%被起诉。

镇压的新特徵

面对工人罢工和群众抗议的增加，国家镇压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严厉的程度。例如在媒体管製方面，现在所有报纸（大概2000家）都必须服从中央宣传部门关于报导政治新闻的规定。用词必须完全一致。当局甚至还打压文化和娱乐新闻，以封锁关于明星的流言蜚语。他们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卷入其中。涉及黑帮丶吸烟丶性丶性小众和巫术的电视剧以及面向性小众人群的手机交友软体也被禁止。

国家镇压也在向海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支援中国打压香港和臺湾的民主权利。在2016年香港书商被绑架之后，今年有一名臺湾劳工活动者在中国被捕并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当局想通过力量展示来增加对香港和臺湾的控製并遏製港独和臺独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过只有1200名精英选民的小圈子选举钦点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郑月娥曾是上届政府的二号人物。自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梁振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已大大升级。现在林郑政府正在继续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议员（包括激进左翼议员「长毛」）被法庭取消资格。这是一场议会政变，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权利最严重的攻击。这意味着香港的资产阶级半民主机关（例如伪议会和法庭）现在几乎完全受中国独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习近平不得不想方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因为它对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服从北京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度脆弱，因为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与当局紧密相连（超过90%的超级富豪是政府或者军队官员的亲属）。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极度有限，而且远不民主。

除非爆发群众革命运动，习近平当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让步，就连缅甸那样的伪议会民主也不会有。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习近平当局在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时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徵是，中国当局担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发群众革命浪潮，进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更担心如果允许有限的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开始分成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担心中国会随之分裂，而且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在反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变得更为切实，因为资产阶级极度依赖现在的政府；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民主选举丶解决民族问题）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工人阶级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而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退伍士兵抗议愈发频繁 中共政府加紧镇压

7月30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建军节阅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强人形象与核心地位。同时中国和印度军队已在洞朗地区（印度称为都克兰地区）对峙近两个月，双方都不断发出激烈声明和战争威胁。而且中国也已经开始向它在东非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派兵。当习近平政府在帝国主义和专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它需要军队的高调亮相来配合民族主义煽动，但在愈发严格的新闻审查背后是抗议的退伍士兵遭到监视丶监禁和殴打。这是当局不断加强镇压力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士兵抗议会削弱习近平的强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艰难处境是底层劳动群众的缩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压迫者的联合抗争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镇压与反抗并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为避免突发抗议事件，连纪念性的聚会也要禁止。这说明中共当局越来越担心群众的不满与行动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去年10月，在北京军委大楼外发生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伍士兵抗议示威，要求政府满足他们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诉求，震撼了中共高层。为了平息事件，当局许下种种承诺，但不仅至今仍未兑现，而且对许多抗议者采取了报復行动。在那之后，当局加强了「维稳」措施，但各地类似的抗议活动仍然越来越频繁。今年2月，再次有数百人前往中纪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并惩处之前殴打抗议者的警察。随后国防部发言人无耻地回应说，等到「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保障机製不断健全，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退伍士兵生活困难的问题就会逐渐解决。这不仅将解决时间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也是另一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底层群众的缩影

退伍士兵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在臺湾，反工人丶亲资本的蔡英文政府试图推行年金改革（多缴丶少领丶延迟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类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对保守的军公教阶层也开始激进化。这说明退伍士兵与普通劳动群众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许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种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去年人社部发布消息说，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从钢铁和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裁减约500万名国企雇员。在工人斗争的威胁下（例如双鸭山上万名煤矿工人示威），这个计划似乎被暂时推迟。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庞大的债务炸弹如果继续增长最终一定会摧毁经济和自己的统治，所以几个月前习近平再次要求处理「僵尸企业」。这不仅将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内的大批劳动者失业，也会令最新裁撤的30万军人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另外户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发抗议的一个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东的200多名农村户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与城市相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

团结抗争

中共政府将抗议的退伍士兵视为最敏感的团体之一，因为它会影响现役武装力量的忠诚度，与习近平大力宣传的民族主义产生冲突，甚至令公众看到爱国士兵的下场而感到当局的荒谬与虚伪，而军队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重要战场。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会轻易满足抗议者的诉求，既是因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资金，也是因为追求政绩的官员宁可把资金用于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也不愿意满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国劳工论坛支持退伍士兵的抗争，支持成立独立的退休士兵组织，并让现役士兵共同参与捍卫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而这场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斗争击退官僚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就业机会丶体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

《战狼2》影评：一支民族主义兴奋剂

这部动作电影讲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国退役士兵从一个内战中的非洲国家拯救了数十名中国工人和他们的非洲同事。它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票房最高的电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莱坞製作而进入全球总票房前100的电影。

这部电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保护政策，因为它上映时正值每年电影院被禁止放映进口影片的时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当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说利用了近年来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主义煽动，在疯狂的爱国宣传攻势中呐喊助威。主演兼导演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

民族主义

吴京扮演的主角冷锋可以说是一个「全能战士」，他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对战整支雇佣军，但最后却是一面中国国旗拯救了他：他举起的中国国旗令交战双方停火，他才得以带着工人顺利穿过战区前往联合国难民营，而且守卫难民营的是中国军队。鼓动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样，在电影结尾，在一本中国护照的封底上出现这样一段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样简单的一个片段之所以成为吴京最满意的镜头，是因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这部影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官方媒体对这部电影大加贊赏，因为当社会抗争日渐加剧时，在十九大前激烈权斗时，习近平当局需要这样的爱国宣传来麻痹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

新殖民者

选择非洲作为舞臺，显然与中国正努力扩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有关，包括大量投资和新的军事基地。同时电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后的一些国家，比如利比亚，试图抹黑革命为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元凶、为专製製度辩护。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国群众抗争说成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

《环球时报》在评论这部电影时说到：「西方只会带来破坏与战争，中国则带来建设与贸易」。但是在西非的纳米比亚，群众抱怨说中国的投资无助于缓解该国30%的失业率，反而带来了大笔债务。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矿产，会巩固非洲作为资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国家那样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下崩溃。所以很可能正是来自中国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准备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会矛盾的浮现

但是就算在这样一部被《人民日报》高度称贊的电影裏，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冷锋已故战友的家面临强拆，冷锋因为打伤拆迁队长而被开除军籍并被判入狱。近年来，强拆成为了中国的热点话题。

不乏有走投无路的居民（特别是在农村）使用砖头、木棍或燃烧瓶与拆迁队和警察对峙，甚至自杀。这个片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製政府正在放松媒体管製。不久前广电总局刚刚发出命令，禁止省级电视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娱乐性的电视剧。

但是这说明即便像中共这样专製的政权同样会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 容许媒体透露一些社会现实以释放一部分不满，也证明民族主义的鼓动宣传不可能真正帮助独裁政府摆脱群众革命的威胁。

十九大：中共权斗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日召开。除了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孙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员中有11人已到达退休年龄，包括5名常委。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既是对习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权成果的检验，也将影响未来五年中共权斗的力量对比。

尽管官僚专製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习近平的集权与镇压同样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统治阶级反动攻势的一部分。习近平上臺时正值中国经济急剧减速丶债务危机和产能过剩恶化。为了对经济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债务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风险并且更严厉地镇压愈发高涨的群众反抗行动，中共独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

持续不断的清洗

经历了五年来的反腐运动以及最近对金融业巨头的打击，习近平表面上在过去五年的权斗中占了上风。但种种迹象显示，他的权力不是表面上那么稳固。9月29日，《新华社》发出通告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两个月前，他被免去重庆市党委书记的职务并接受调查。孙政才曾被视为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随着他的落马，重庆已经选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级高官，而且预计会有更多官员将被逮捕或者至少丧失政治前途。孙政才的继任者陈敏尔习──近平的亲信，有望在十九大上「连跳两级」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超越另一个预定接班人胡春华的地位。这是自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领导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结束时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怀疑习近平会打破过去几十年的惯例，连任超过两届总书记。军队的清洗也在继续。经过年初以来的人事变动，现在除了习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军委成员中只有两人仍担任实际的军队职务。两名没有出现在十九大代表名单中的军委委员，据信正在接受调查。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正打算改组军委，将军队的最高指挥中枢置于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这将在十九大上得到确认。群众革命经常以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为开始，因为经济和社会危机令统治阶级不同派别在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政策上出现分歧，而这正是习近平清洗党派别丶作为一个「强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现在习近平只有继续集权和镇压，否则不仅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会遭受反冲。这意味着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府还远未到达安全地带。

模煳的前景

习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尽可能大的权威，以便更容易摆布会议进程，但他也并非没有遇到抵抗。《南华早报》文章指出，就算考虑到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关于高层变动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寻常。其中最受关註的人物是已到达退休年龄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贵的攻击和与特朗普的前任顾问史蒂芬·班农的秘密会议等一系列事件令媒体对于王岐山的去留众说纷纭。

海外媒体没有像过去那样事先得到可靠的领导层新名单，可能是因为这份名单并不存在。BBC报道称，其他派系不满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迟迟未能确定。以往各派系经过激烈争夺和交易，会提前谈妥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从而维持团结的假象。但这次的结果可能要等会议召开之后才能确定。郭文贵事件就是正在进行的激烈权斗的产物。无论他所说的那些官员丑闻是否真实，郭文贵显然是利用中共派系斗争的夹缝争取安全空间。而他现在所做的会令习近平丶乃至整个中共当局更加失去信誉。

「稳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会议之前，中共政府都会严密监控和打压维权者和异见人士，特别是在习近平将镇压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后，以免他们在国际媒体前戳穿「和谐」的假象。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天网工程），监控镜头多达2000万个，而且精确到可以识别行人的年龄。但是在被质疑为何拥有如此庞大且先进的监控系统却仍未能消灭拐卖儿童丶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时，就连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天网工程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预防「群体性事件」。

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现在处境更加恶劣。秋收时西藏各地惯常会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却被取消，而且藏族群众也被禁止离开所居住的地区。西藏政府已经停止向外国人发放「入藏许可证」，当地的旅行社与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国人。新疆当局在规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开放之后，最近又开始强製没收个人持有的《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贫穷且最敌视中共统治的和田地区，学校从9月开始全面禁止维吾尔语教学，禁止教师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对汉族教师进行维吾尔语培训。

消灭贫困

「消除贫困」将是中共官僚们在十九大上要讨论的内容之一。两年前习近平曾承诺，会在2020前消灭绝对贫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标准（相当于每月仅192元），中国现在有超过43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但这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7年前当政府将贫困线从1274元提高到现在的标准时，贫困人口增加到原来的5倍多。为了完成减贫指标，地方官员製定严苛的审核标准或者伪造数据，务求在纸面上减少贫困人口，被讽刺为「数字脱贫」。习近平集权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亲资产阶级政策，包括减税丶延迟退休年龄丶放宽对私有资本的管製。虽然他现在以稳定而非「改革」为首要目标，甚至重新强调党对于国企的控製权，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在经济放缓和进展缓慢但并未停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受到打击的是底层劳动群众。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数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两年的减速幅度明显大于平均数，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自习近平上臺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个人财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除非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群众的集体抗争消灭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资本主义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务于群众需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否则就不可能消灭贫困。就算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也将大量群众重新投入贫困之中。习近平极力营造自己权力已经巩固的表象，但派系权斗明显仍在进行且具很多变数。他向敌对派别和群众发动猛烈的攻势，加剧了派系斗争和群众愤怒，令高压政策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不会帮助中共当局走出危机，反而会在某个时刻令危机加速。

中共政府在与印度对峙中失利

6月中，由于中国开始在与不丹的争议地区修筑公路，印度以不丹保护国的名义派遣军队与中国发生对峙。如果建成，这条公路将使连接印度东部与西部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之下。印度东部活跃着多个分离主义组织，而且中印争议领土也在这裏。在之后的两个月裏，双方口水战不断升级，甚至以开战相威胁。印度在边境附近驻军18万，中国也部署了1.2万人。但是就在战争看似一触即发时，8月28日，也就是金砖国家峰会前不到一周，双方突然宣布达成撤军协议。

中共政府将这一结果描述成自己的胜利。但实际上，以中国停止在争议地区修筑公路作为印度撤军的条件，显然是中国的失败。印度执政党官员说这是莫迪政府在金砖国家峰会前的巨大外交胜利。印度《经济时报》则评论说：「这次较小的国家都知道了，中国会发出威胁，但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习近平担心中印冲突会影响金砖峰会（印度是成员国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习近平现在最关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共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另一个危险。在最近的朝鲜核试验之后，有东北群众发起抗议，要求政府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习近平政府将民族主义煽动作为挽救统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严厉镇压民族主义抗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其他与中国存在冲突的国家可能借此机会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让步。而且这可能已经发生了，例如中国同意製裁朝鲜并向特朗普的知识产权调查妥协。这无疑会削弱他的强人形象，给他未来的高压统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中共政权试图控製一切舆论

9月初，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臺新规定，如果即时通讯群组中有用户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传播关于抗议或警察暴力的视频以及非官方媒体发布的港澳臺新闻，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将会收到处罚。这项规定被网民愤怒地称为「连坐製」。由于担心受到处罚，大量群组自行解散，也有群组将管理权交给海外人士。当局出臺这项规定，是因为以腾讯旗下的微信和QQ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越来越成为群众表达不满、甚至组织抗议或罢工的联络工具。市值近4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此前就已被曝光协助当局进行通讯审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员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维稳政策而被撤职拘留。

电视节目也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管控。 9月12日，亲中共的凤凰卫视一档谈话节目被停播，重播节目也从各大视频网站下架，虽然这档节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评中共当局。媒体报道称，停播的命令来自广电总局，而且未来会有更多节目被整肃。此前广电总局曾批评凤凰卫视「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视听类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尽管它过去被视为中共的宣传喉舌。这再一次说明，中共就连建製内部较温和的势力也无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与打压。

另外，8月18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其中国网站上删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问题的文章，以免中国政府关闭整个网站，虽然学术期刊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比社交平臺和新闻媒体小得多。不过几天之后，在国际学术界的压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决定。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多家外国出版商向媒体承认自己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审查。

中共不顾一切地收紧言论管控，说明专製政权愈发感受到危机和群众革命的前景，但是镇压只会加剧群众的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统治基础，加速革命的到来。

高墙之内的网路世界

笔者是一名学生，在记忆中，以前还可以使用谷歌搜索，浏览外国网站。但想浏览境外网站，大陆网民把浏览境外网站生动地称为「翻墙」。而今年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个人VPN服务， 「翻墙」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个人的VPN服务，而用于商业与学术的VPN则可以照常使用。对于这种禁止，则是以「非法」的名义，因为现在的个人VPN服务供应商都没有拿到工信部的经营许可。但截止目前没有一个供应商得到批准。国外的服务也不能用。自苹果商店下架所有VPN应用后，所有可从明面上获取「翻墙」工具的渠道都被锁死了。现在只能依靠一些通过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墙」工具以及较小的或基于海外服务器的服务供应商进行「翻墙」活动了。

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网站，只要使用了国内供应商的主机等服务，都需要到工信部备案，备案完成后，就标誌着你正式进入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监管范围。如果违反了敏感词製度，发表了敏感言论，轻则删帖封号，重则封锁网站，接受起诉。所有这些限製，实际上都是为中共的独裁政权服务的。他们在各大自媒体派驻各种官方帐号，可笑的是这些帐号大多数时候都禁止评论；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们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墙，把人们的视线挡住。

这堵墙又成为许多国内网络公司的避风港，使他们独占中国这个大市场。官僚们培育出的网络公司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最臭名昭着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来的对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医院了。这些网络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显示了资本的愈加增长的力量与肮脏。大陆网民只能忍受着视频网站无休止的广告，看着阉割过的新闻，还要担惊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会被删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过滤的新闻。

社会主义者要求网络访问与网络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要独裁製度审查，也必须要破除私营网络服务的垄断与资讯控製。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业工人抗争

8月18日，陕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数十名员工围堵酒店入口并拉起横幅，抗议酒店克扣工资。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 的信息，酒店住宿业（中国工资最低的行业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们所面对的恶劣处境。截至八月底，酒店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抗议）占了今年服务业工人抗争的15%。相比于其他服务业部门，酒店业在同一工作场所有更多的工人，这让他们拥有更大的斗争力量。

另一个NGO在深圳调查发现，不管酒店星级如何不同，工人都面临着类似的境况。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资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其中受剥削最严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数的学生工和派遣工，他们的实际工资甚至可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时），而且通常没有社会保险。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规定的威胁。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员工在受到骚扰或者暴力时必须忍耐，否则可能会被开除。

以巨额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中共当局试图转向以服务业和消费为支持的「新经济」。但是服务业工人的一般工资明显低于製造业，而且工作条件也经常十分恶劣。这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人奋起反抗，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会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对抗资本剥削。

营养餐出现腐肉 引发家长抗议

9月5日，贵州省安龙县上千名家长上街抗议一家食品商向当地学校供应腐肉作为营养餐食材。今年开学后不久，安龙县多家学校大量学生陆续出现呕吐和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学生家长在检查食材之后，发现有一些肉类已经腐烂、甚至生虫。于是9月5日一些家长拦截了送餐车，并带着腐肉游行至县政府外抗议。随后多名抗议者被警察打伤或者逮捕。

根据政府的安排，这家食品商为当地三十多家中小学、两万多名学生供应营养餐。在抗议爆发前，曾有学生家长投诉营养餐肉类发臭、饭菜中经常有异物。学校推诿说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无权干预，但政府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家长们认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在去年9月，该食品商就被家长指责「营养餐没有营养学生，而是营养了黑心商人和腐败官员」。虽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学生已经选择回家吃饭，但仍有许多留守儿童不得不在学校用餐。

将学生营养餐（即由国务院製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外包给私人企业，无异于用公共财政补贴私人资本，让他们得到稳赚不赔的盈利机会。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受害者及家长组成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委员会有权惩治相关财团及官员。为了让所有学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餐，我们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长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产， 而不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以次充好、并得到贪腐官员庇护的私人承包商。

中国央行就金融危机发出警告

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多「庞氏骗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是如此。打算将60多个国家丶45亿人口纳入中国经济霸权之下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习近平思想一起被写入党章。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体的外交政策被写入党章。在「大胆」的背后是冒险和浮夸。其目的一方面是维持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骗群众。

仅11月就有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取消了部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它们说北京要求建成的设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这个条件对它们来说太苛刻了。现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坝项目造价140亿美元，相当于一带一路在这个旗舰国家总投资计划的三分之一。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带一路计划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长篇大论的开幕报告中，习近平26次说到中国是「大国」或「强国」，86次提到「军队」（是胡锦涛在上一次大会时的两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阶级」。

连任15年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金融风险，以及「明斯基时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东南亚和2007年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暴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发出了许多警告，但是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国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却很不寻常。周小川的评论与习近平政府「强而稳」的说法相矛盾。《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奥瑟兹写道，像周小川这种地位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满是观众的剧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论显然得到了习近平的批准。这意味着一年来对影子银行的打击以及对过度扩张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将会继续，而且可能会升级。这会令北京与举债成瘾的地方政府发生冲突。银行业总额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时是中国GDP的240%，现在已310%，是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超过这个数字。周小川指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中央政府坚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加重了金融风险。

过去10年裏，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驱动的。影子银行贷款不受监管，现在已达到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贷註入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使住房价格暴升，通过房产渠道给劳动群众和穷人加上沉重负担。

这些因素令当局难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让经济摆脱现在对债务和投资的过度依赖。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有越来越多被住房市场吸走。前所未有的疯狂投机令中国的平均房价在过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相当。就连习近平也在大会报告裏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习近平：中国强人有多强？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会。它证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人独裁。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世界，它都会为未来带来重大影响。习近平利用这场大会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泽东一样主宰党国机器，并让中共政权重新全面掌控「党政军民学丶东西南北中」（引自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共党章修订案）。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场大会也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中国正势不可当地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考虑到各国物价的差异），中国的GDP已经比美国多15%；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23年时将比美国多50%。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6%的英国人和41%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分别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认为美国是第一。津巴布韦军队推翻总统穆加贝和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尔曼发动政变丶逮捕与他竞争的王子，都体现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因为这两件事明显是受到习近平清洗运动的启发和鼓舞。

就在大会结束两周后，川普这个几十年最无能的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更是突显了中国的强大形象。缓和下来的特朗普不断提到他和习近平之间的「默契关系」，一点也看不出他在竞选时强硬的反中立场。中国评论员把川普的访问形容为「朝觐」。戴维·罗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矶时报》上说道，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见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

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伪论与他的名字一起被写入党章，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这一「理论」捍卫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它对于中华帝国主义（当然它并没有用这个词）的预言和辩护背后是不断膨胀的自信心。按照习近平所说，随着美国领导的旧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中华帝国主义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而言，大会的结果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但是这个政权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样，在四十多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让这个独裁国家日益强大，无情地横扫国内外所有反对者？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和全球的现实情况要復杂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来临：日趋尖锐的国际紧张局势丶中国危险的不平等现象和经济大动荡。

尽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代表大会，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习近平加冕仪式。据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说法，他现在可能成为「终身皇帝」。这次会议纯粹是个装饰，而且对于中共和其他拥有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政权来说，这当然也不是甚么新现象，但十九大或许创下了新记录。

所谓的代表，只不过是一场大型演出中的临时演员而已。那些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毫无例外地对习近平给予了称贊和肯定，全国的小学生则被迫在电视上观看习近平三小时二十分钟的演讲。会议开幕当天，社交媒体上的「十九大」标签被浏览了11.9亿次。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严密操控媒体和网络的政权来说，这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江泽民和胡锦涛曾推行「党内民主」（尽管很不充分），以图在中共内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现在这已被习近平抛弃了。就算在党国高层内部，他也在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压迫和控製。习近平也没有像前两次大会那样进行谘询性的第一轮投票，以了解代表们对于最高领导层人选的意见。这次的代表大会比以往都还要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经在前几个月通过非正式的管道与退休元老和高级将领等重要人物一同解决了。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习近平在「当选前」与57个高层人物协商过。

没有继任人

带有习近平名字的「理论」写入了党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继任规则，令自己的权力更不受约束。这些都说明他的地位得到巩固。在新领导层中没有指定的接班人，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过的情况。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届满之后，习近平有可能继续连任或者垂帘听政。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在「党团结」的名义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间取得平衡，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削弱了常委会的权力。

在过去的领导层安排中，指定继承人来自与现任领导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泽民属于上海帮，而他的继承人胡锦涛则属于团派。这也是邓小平为了控製派系斗争丶同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集团手裏而植入一种「共识架构」。在这种製度下，继任人可以抵销上任的权力。这是「一党」专政，而不是「一派」专政。但是习近平废弃了这和其他大多数内部製约。与上海帮关系密切的前重庆党委书记孙政才和团派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被认为将在2022年继任总书记和总理，但现在他们已经失势。孙政才于今年七月被反腐运动赶下臺，现在被指控严重罪名。2012年前他担任吉林省党委书记时的同僚们现在告诉媒体，他「不顾吉林事业发展，一心只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显这并没有妨碍他在5年前被这些人一致「选」为第18届政治局委员。

拯救党

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裏，便把中国独裁统治带上了一个危险的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容忍习近平打破过去三十年的集体领导模式，暴露出他们在表面的必胜信心之下有着怎样的绝望与危机感。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一群统治精英将希望寄于强人，期望他带领他们度过重大的经济丶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经济学人》在10月14日写道：「习近平受命拯救党。共产党需要拯救，这听上去很奇怪。」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密切关註中国的人来说，这听上去并没什么奇怪。

过去那种「常委独裁製」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为的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竞争和选举）这种「安全阀」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最高领导层的内部稳定和平衡。尽管阶级压力的高涨令资产阶级民主也陷入了危机和功能失调，但它同中国独裁资本主义的一个区别是（除了民主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政治理念并扩大影响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而这是僵硬的独裁製度所没有的。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能够替换执政党，并通过选举来释放一部份阶级压力。所以尽管它们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除非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则旧秩序并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非常害怕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明白，这会像1989年那样向整个製度发起直接挑战。

为了将国家权利从地方集中到北京丶从其他领导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习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经取消了邓小平设下的内部安全机製。但是在削减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权力之后，所有压力都会集中到习近平这个「核心」身上。投资银行家蔔若柏说：「如果党是围绕着一个人建立起来的，那么等他垮臺时，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树立起的习近平强人形象也得到资产阶级「自由媒体」的广泛吹捧。美国的《新闻周刊》报导：「习近平再度当选，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这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主动迎合中共政权的一个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习近平选举）的结果有860万条，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习近平独裁者）的20倍（395,000条）。

自习近平上臺后，中共政权践踏人权和镇压反抗者的行为有增无减，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一直没有发声谴责，正反映了这种政治谄媚。刘晓波是纳粹时代过后第一个死在监狱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西方领导人对于刘晓波之死及其遗孀刘霞持续受到残酷迫害保持沉默，就是一个例子。过去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处理签订经济协议这种正事之前，经常会向中国领导人提起某位异见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对民主问题作最低程度的关註。在惯例上是双方事先谈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访中国时，连这种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抛弃了。他的立场体现出国际资产阶级在当今这个严重危机的时代对于专製统治的广泛认同。

长期受到迫害而且现已失踪的中国律师高智晟曾尖锐谴责西方政客的双重标准。他写道：「全世界都学会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国内人民基本人权现实面前的装聋作哑，以换得中共给予的带血的利益回报……利益牵引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屠伯们得到所愿得的」。

我们建议读者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这种说法。习近平只是在上层派系斗争和政军官僚机构中获得胜利，而且他也会继续受到约束和挑战。习近平的权力是通过媒体管控和强力部门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十九大刚刚结束之后，习近平当局像西方国家大选过后那样，享受着「蜜月期」。但是这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习近平的胜利不是基于真正的群众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数评论家所想的要不稳定得多。过去五年裏通过前所未有的镇压丶媒体煽动的个人崇拜和用来威吓中共官员的反腐运动，习近平的统治比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更加巩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获得群众支持，尽管毛邓的群众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所得到的支持是基于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带来这些变革的社会革命是极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规模无与伦比。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在于1960-70年代毛主义政权令群众疲惫丶失望，而且农村市场化改革（去集体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经济成果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习近平统治集团的权力尚未经历群众斗争和重大国际冲突的真正考验。习近平上升到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权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统治精英就察觉到，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和过去的路线，那么危机将不可避免。特别是要打破经济对于债务的依赖。

过去中央政府一直无力让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执行它的命令。这是问题的症结，也是习近平通过强力再集权想要解决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群相互冲突的省级经济体。有些省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广东丶江苏和山东如果是独立的国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就GDP来说，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远超过G20成员印度尼西亚丶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

习近平以强硬立场对待香港和臺湾，而且执着于打压港独团体，也是为了压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当他在十九大开幕报告中说道：「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丶任何组织丶任何政党丶在任何时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此时会场上的掌声是最热烈的。北京加重对香港的政治打压部分是为了控製各省及其经济而杀鸡儆猴。

习近平得以巩固他的专製统治，得益于国际局势近来的顺境，但国际局势未来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尽管特朗普的亚洲之行采取了一种低调丶非对抗性的路线，但他底下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尝试与澳大利亚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联盟，以图对抗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在出访亚洲五国期间，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员反复提到「印太地区」，而非一般所说的「亚太地区」。新的术语体现了美国政治战略的改变。

10年前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众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随之陷入政治混乱。最突出的就是美国，但英国脱欧之后的欧洲也是如此。这自然有利于习近平的计划。特朗普的笨拙与反复无常让习近平得以将自己装扮成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支柱」，至今极大有利于了中国当局全球扩张的计划。尤其是在亚洲，但对于更广泛的地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CNN称2017年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获胜。习近平当局利用国际地位的提升帮助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尽管它自夸有8800万党员（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执政党「人民党」号称有1.1亿党员）。在中国，党和国家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独裁组织。「党」控製着政府丶军队丶法院丶安全部门丶媒体和网络，并通过国有企业控製着关键的经济领域。如果将党政分离，那么它们几乎一定会崩溃。这就解释了，为甚么中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拥护现在的中共政权。除了少数狂热分子之外，全球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对于它们在全球的利润和经济前景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按美元计算，中国现在有647个亿万富豪，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有563个）。根据《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占全世界的36%。2012年习近平上臺之后，亿万富豪人数上升了超过原来（251人）的两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吴少勛，以及潘刚──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贫穷的25%家庭（约有3.42亿人）只拥有全国1%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约1300万人，大部分都与中共有联系）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

这真实反映了中共政策残酷的阶级性，虽然中国与西方那种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彷西方模式。过去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衰退让中国统治者更加确信他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比西方好。这就是「习近平思想」的真实含义。

与中共独裁者关系密切的中国精英，想要继续独占政治控製权，拒绝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样分享权力。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坚持要对关键的经济杠杆保持控製。习近平的统治强化了中共政权的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强了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斗争。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常委正体现了这一点。作为中共的资深「理论家」，王沪宁相当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都鼓吹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王沪宁和其他新常委人选体现出，习近平将中共领导层人选从技术官僚转向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裴敏欣表示，「没错，习近平是世上几十年来最大一党国体下的最强大的领袖，但他影响中国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观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增强，镇压与专製措施加剧，是一种全球趋势。

市场改革计划

海外媒体都揣测，习近平现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会努力推动市场改革。但这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2013年，当全球资产阶级为习近平的一长串经济改革计划鼓掌时，我们就警告道，无论中共领导层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也好，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架构内存在强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这些改革都可能不会实现。归根究底，这是因为党国体製中地方与中央的内斗。部分中国经济学者甚至将之与欧盟内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的斗争作比较。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主调似乎会保持现状，以优化和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国资本。但随着外资越来越对中国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缓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会试图在经济政策上软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时期习近平可能会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为对外资压力的退让。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需要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债券和股票市场，以纾缓国内银行的债务负担。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

反腐

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反腐运动主要是习近平用来巩固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滥的贪腐问题。这场运动是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据报导，有140万大小官员（也就是所谓的老虎和苍蝇）被调查，约170名高级政府官员和60名将领落马。但是大部分官员只是受到轻微处罚，例如撤职或降级，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来之外，反腐运动没有波及其他的太子党。而且薄熙来是在胡锦涛在位时被捕的。这当然说明习近平与太子党达成了幕后协议，否则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战到底的派系斗争。

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离开领导层，在风平浪静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涟漪。他因为已经到了69岁而不得不退休。长期以来有猜测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让王岐山留任。如果习近平真的做到的话，那就创下了一个先例，让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后开始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由于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业，我们难以确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么。可能是习近平为了「党内团结」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标而牺牲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贵反中共运动的重要攻击目标。郭文贵称他是一个巨贪，指控他把大笔资金转移到了海外。现在有人猜测，郭文贵说的可能是事实。或许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无情反腐遭到了精英们的反攻。《日经亚洲评论》的一份报告说，甚至在中纪委内部也有人反对王岐山留任。其他报道提到，在十九大召开前数星期，习近平与党元老举行了一场会议，决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许，由于习近平试图弥合精英间的一部份裂隙，反腐运动也会降温。中纪委将会被改革成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但是它仍然是习近平用来在党国机器内施加控製丶镇压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风险的赌註

习近平地位的上升并没有消除中国政权和精英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社会基层的巨大矛盾），而是开启了一个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专製政府来说充满风险的新时代。其统治基础是一连串即将爆发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和金融投机丶日益恶化的警察社会和白色恐怖丶逐渐升温的民族主义。

下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中国8亿工人的庞大队伍崛起，并「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争取群众支持，并以此改变中国和全世界。

中国输出国家镇压

发达的网络技术帮助了习近平，而且这些技术经常是西方「民主国家」开发和出售给中国的。中国正在投入大笔资金开发先进技术，这一部分是为了经济，另一部分是出于加强镇压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亿个监控摄像头有超过一半在中国（1.76亿），而且中国在人脸和声音识别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长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说，未来1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会超过美国。《时代》杂誌将人工智能称为「21世纪的太空竞赛」。中共当局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维稳」工程，这并不是甚么秘密。

中国因此成了「数字威权主义」的榜样，受到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专製政权的效彷，例如俄罗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多的政府像中国那样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涉及65个国家的「网路自由报告」最近警告说：「迅速广传的技术可能会摧毁民主和公民运动」。有报导称，菲律宾政府招募了超过一万名网军，旨在淹没反对总统杜特蒂的声音。但这根本比不上中国超过1000万的「五毛」。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大量有利于中共当局的「新闻」和评论，以此作为收入来源。

小熊维尼

而且在网络上屏蔽与习近平体型相似的小熊维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高度敏感。年轻人将习近平称为「习特勒」也是反抗独裁的萌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政权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最严重的程度。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打算将镇压行动扩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绑架批评中共政权的人，或者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压製对自己不利的宣传和政治辩论。在最近的此类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于北京的压力取消出版一本名为《无声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书藉。作者为大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据称在着作中讲述了中国政府如何渗透澳洲政局。

但是尽管资产阶级建製会放任中国当局的专製行动，全球群众的反对却会愈发激烈。我们反对中国和香港政治打压的国际运动就是以此为方向。我们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将希望寄予工人阶级。

以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权最严酷的打压。按照《卫报》所说，那裏几乎已经变成「100%的警察国家」。首府乌鲁木齐（人口350万）有949个警察局，而伦敦（人口870万）也不过180个，纽约（人口850万）只有76个。最近，新疆当局逮捕了约500名哈萨克族人。现在哈萨克族也开始像维吾尔族那样成为镇压的目标。残酷镇压终将激起爆炸性的反弹，并给北京在中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扩张计划製造新的障碍。

最近有两个例子，突显出中共当局的极端敏感，以及其无限高的高科技国安预算。今年早些时候，山东网民王江峰因为将习近平称为「习包子」被判入狱两年。除了判决的严重程度之外，让人惊讶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组中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在公开的网络上。

郭文贵事件

更近些时候，有人因为穿着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T恤而被拘留。这句话是流亡富豪郭文贵的口头禅。他指控中共高层领导人贪汙，其内容引起轰动但扑朔迷离，而让他得到了巨大的名声和数千万人的关註。

郭文贵可能是十九大前敌对派系用来打击习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对中共作出攻击，只是为了获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国政府迁返。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大批关註者都体现出了人们对于中共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北京的猛烈反击，例如向美国法庭起诉丶监禁郭文贵的亲人和助手丶寻求国际刑警和Facebook的帮助（后者关闭了郭文贵的帐号），已经让数百万人产生疑问，为甚么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想让郭文贵噤声？

尽管还不能确定郭文贵的动机和他所说的那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夺巨额财富的强盗集团）并不会令人吃惊。过去几天有报导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习近平的外甥女）大笔投资香港房地产。这当然并不是甚么新闻。

湖南一中学隐瞒肺结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学多名学生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但直到不久前媒体介入调查之后，政府才开始公布患病人数。随后有媒体发现，早在去年7月就有学生患病，校方和当局长期隐瞒疫情，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传染。直到家长们发现许多学生都有类似症状，纷纷向学校提出疑虑，校方和医院才开始对所有学生进行体检。

校方和当局为了尽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学生復学，医院甚至故意将一些学生的病情诊断得较轻。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继续蔓延，却遭到拒绝。有报导称，校长为了不影响学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许学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时，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学校。有家长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访，抗议这些荒唐举措并要求政府支付医疗费用，却被警方逮捕或恐吓、监视。

即便事件曝光后，当局仍试图掩盖真相。官方最初通报称确诊病例有29人，但随着媒体质疑数字造假，不到10天之后官方给出的确诊人数迅速增加到89人。有报导披露，现在已有第三所学校的学生患病，但当局没收了病历，称这名学生只是患有肺炎。这些官员不顾学生生命安危，只顾遮掩事实，以求少受惩罚。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真相，公开所有调查结果，阻止疾病继续扩散，并惩处所有有罪官员和校方人员，为所有受害学生提供免费医治。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红门镇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北京市政府将这场悲剧作为藉口，大规模驱逐生活在郊区廉价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说的「低端人口」。实际上清查违章建筑和安全隐患只是名义，迫迁计划是早已製定好的。有报导称，被驱逐者多达十万，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过10年。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宿，直接将他们赶到寒冬的街头上。

这当然并不是像政府所说，是为了解决安全隐患。北京政府为了控製人口，从几年前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驱离非京籍人口。但这次行动最为严厉和野蛮，而且公然将移民工蔑称为「低端人口」，引发广泛谴责。有批评者讽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排华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诉媒体，警察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离开住处，而且只有10分钟收拾行李。不愿离开的人则被断水断电。200多名学者丶律师和艺术家联署抗议，指责当局践踏人权，结果一些联署者受到警方骚扰。一些NGO想要为被驱逐者提供住宿，则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府驱逐移民工和打压反对者的专製政策。我们主张废除户籍壁垒，同时为所有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优质且廉价的住房丶教育丶医疗等公共服务。北京和全国各个城市有不计其数的空置房屋。习近平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在十九大上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会没收这些闲置房屋，把它们变成公共房屋。要想实现这些诉求，需要劳动者积极的团结抗争，将整个经济体归于民主公有，才能反抗这个打压低层群众的独裁贪腐政权。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四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农村贫穷问题

来自云南一个贫穷山村的小学生王福满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王福满每天往返学校要走九公裡，网上几张照片拍到他到达学校时脸颊通红、头发上结满了冰，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冰花男孩」。在老师拍下这几张照片的当天，室外气温是零下九度。

王福满的贫苦并不是个案。他的照片立即引发了关于中国贫穷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的激烈讨论。中国的政权及其庞大的媒体控製机製竭力扭曲这个故事，甚至说从王福满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政府说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克服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的亲资产阶级政策製造了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令广大的农村地区陷于贫穷与落后。

在2000-2015年间，政府关闭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过30万所）农村小学。地方政府负担着60%的教育开支，但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地产交易和基建计划，因为这能够推涨当地的GDP，同时也填满当地资产阶级精英和贪腐官员的钱包。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仅仅归咎给地方政府的腐败（尽管这无疑是真实的）。

大规模关闭学校

由于村庄裡的学校被关闭，许多学生每天上学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或者要上寄宿学校。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校车超载，高昂的费用导致辍学率上升，以及农村寄宿学校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根据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报告，这些寄宿学校经常是肮髒、拥挤的，有如贫民窟一般。报告称:「飢饿和孤独很常见。」农村寄宿製学校的学生平均比非寄宿学校的学生矮3釐米。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许多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结束前就辍学了。完成高中教育的农村学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则达到90%。

在过去4-5年裡，中国各地的教师发起了数百次抗议，要求政府提高他们的工资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金。低到令人震惊的工资和退休金以及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组织最好、最坚定的工人抗议活动都是由教师发起的。」当然，就像中国的其他群体一样，法律不允许教师组织真正的工会。

令人震惊的微薄工资和养老金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这也是推动过去15年大规模学校关闭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很多情况下，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有太多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老师和资源。

因此，以利润为导向的紧缩政策和资金不足使得农村教育陷入了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将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许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留守儿童

「冰花男孩」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时甚至是数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些孩子是由亲戚、邻居或寄宿学校抚养长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成年人来照顾他们。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留守儿童」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这一比例为30%。一些非政府组织在陝西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肠寄生虫和贫血等疾病。它们认为许多农村儿童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学习。这些疾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会对儿童的大脑和认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许多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留下;他们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来承担农业的负担。王福满的老师贴出的其它照片显示，王福满因为帮助祖母种地，手上佈满了老茧。

留守儿童的艰难处境与中国巨富精英和「共产党」高官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尖锐地攻击「西方价值观」 ，但这些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很可能会被送到国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国外。美国《外交政策》杂誌的报道说（2017年2月6日），中国处级或以上的官员有超过80%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上学。

2.8亿农民工

王福满等农村儿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残酷一面。中国所谓「经济奇迹」是靠疯狂压榨超过2.8亿农民工才实现的。农民工占中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利用户籍製度分化劳动群众，并令农民工受到最野蛮的剥削。

移民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几十年，也几乎没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们没有权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学校，没有资格买房，而且他们的低工资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占16.4%和18.2%。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差距。今天，中国的亿万富豪（按美元计）占全球36%，甚至比美国还多。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最贫穷的25%的家庭(超过3.4亿人)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

贫困在农村尤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设的城镇之中。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1亿人口转移出农村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化进程让贫穷的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新城市的物价要比农村高得多，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等待这些搬迁家庭的往往是失业或不稳定的就业。政府只不过改变了贫穷的形式。

政府推动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穷人生活，而是为了把居民吸引到过去十年疯狂建设的数十座鬼城，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减贫」是他未来五年任期和「中国梦」的关键工作。他承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时，消灭贫困。根据官方数据，现在只有4300万中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但是这个贫困线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时才会被视为「贫困」。

所以一些批评者嘲讽这是「数字扶贫」。设置很低的贫困线当然可以获得令人惊叹的宣传效果，但却无法改变数千万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驱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个农民工聚居的地区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伤，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为名，开始大规模驱逐和拆除农民工居住区。成千上万的人被要求离开北京，在寒冷的天气裡，他们没有住宿、补偿或其他援助。许多人在这次驱逐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和誌愿者组织为被驱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清洗」运动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批评。政府和媒体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评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与其他城市的规模较小的行动类似，是为了清理旧平民区，然后重新建设高档住宅，从而让房地产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这样房价高昂的城市中，农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拥挤、不安全、狭小的房屋裡。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揭露了当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贪婪，对穷人充满了阶级蔑视。

中国政府承诺将改革户籍製度，但他们并没有废除户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户口2.0」 。虽然有一些小修小补，但仍然限製穷人迁移。较不发达和吸引力较低的「三线」和「四线」城市将放宽户籍限製，以吸收来自农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将会收紧政策，从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满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共当局竭力控製舆论，官方媒体将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满一家以及他的学校和同学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个商人甚至给了王福满的父亲（一个建筑农民工）提供了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国有企业和共青团捐赠了资金、冬季服装和供暖设备，并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王福满的故事感动了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捐出了超过220万元。

「慈善」捐款

这些慈善捐助或许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并不能消灭贫穷。贫穷时现在这个社会製度的一部分，而这个社会製度只能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满一家手裡或者被用来减轻贫困。

政府部门和企业迅速搭上这股慈善潮，为自己树立良好形像。对于像共青团这样富裕的官方组织来说，这点捐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资金是公共资金，应该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务中，而不是用展现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盖自己製定反工人阶级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这些措施包括将大笔公共资金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基建项目上，而且这些项目往往有利于裙带资本家。

政府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提供「慈善」，但与中国的大规模贫困相比，这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劳动群众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开支、提高教师工资、停止关闭学校、以及在群众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民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留守儿童的苦难必须终止。这需要立即取消户籍製度，大幅增加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从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现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也需要向富豪们征收重税，并没收中国数百万间空置住房以供大众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压

自习近平上臺之后，中共独裁政府大肆打压异见人士和各种政治讨论。虽然大多数国际媒体关註的主要是中国的自由派异见人士，但实际上左翼人士同样是政府的打击目标。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广东工业大学举行的一场左翼读书会突然被警方搜捕，两名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张云帆和叶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开始指控他们「非法经营」，随后又改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只不过政治迫害的借口。半个月之后，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读书会的两名组织者（郑永明和孙婷婷），而且还有其他四名参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黄理平丶韩鹏和顾佳悦）。除了孙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开承认自己是毛派。在那场读书会上，参加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进行舆论审查丶打压言论自由，而且还谈到了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根本这才是他们被针对的原因。

广州的这场政治打压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因为习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开始自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镇压。但此次的事件更为復杂。习近平比他的几个前任更热衷于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而且刚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场党内高层会议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他推崇毛泽东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内的一些人以为中国正在「向左转」。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利用毛泽东在一部分群众中仍有的威信，巩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统治。

「反华势力」

在打压亲西方自由派异见人士的时候，中共可以谎称这些人「勾结西方反华势力」，以图「颠复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製度」。这种伪造的罪名的确能使当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是现在警方声称这些毛派青年的读书会是「反党反社会」，无疑是令习近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今天的政策是亲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甚至是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也完全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年轻草根左翼当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数。他们虽然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復辟，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束缚，在许多问题上经常站在中共政府那边，例如反对民主和民族自决权。

警方打压广州读书会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人斗争的发展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惧。而且当局尚未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经济状况如果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引爆群众长久以来的愤怒，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可能威胁中共专製乃至资本主义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着中国群众正在激进化。他们尝试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带有许多毛主义思想），被中共统治者和镇压机器视为一个危险因素，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上。2014年，广东工业大学所在的广州大学城有200多名清洁工人罢工，要求政府在更换外判物业公司的时候给他们合理安置。当时几所大学的学生曾向罢工工人提供声援和帮助。

网络抗议潮

在广州读书会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数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学生和少数警察）和自由派学者签署了联名倡议书，谴责这场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斗争的打压。这也鼓舞了其他曾经受到类似打压的左翼青年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被当局迫害的经历。这股反对声浪迫使警方允许张云帆等四人取保候审。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警方监视和骚扰，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与此同时，许多发出抗议和声援的左翼团体被当局禁声，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很可能也会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的残酷镇压。我们支持中国和全世界的群众争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权利。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在中国，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罢工工人会被逮捕并定罪；近三亿农民工受到残酷压榨，而且还被当作「低端人口」赶出大城市，为地产开发商让路。这一系列事实都说明，中共的独裁统治其实是在保护资产阶级的利润。

一带一路：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

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强人」政权来说，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越来越重要。据《卫报》所说，一带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将超过65个国家连入中国经济圈。这些国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陆，总人口45亿，是中国的三倍。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设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铁路丶跨国电网乃至光缆系统构成的大型「经济合作走廊」。

「冰上丝绸之路」

中共独裁政府将一带一路宣传为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地理跨度还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的复盖范盖，包括冰岛丶格陵兰丶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极地区。北极是所剩不多的尚未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的地区之一，而且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盖融化也带来了新的海上航线。

超过130个国家派出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承诺要「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他说一带一路将带来全球化的新「黄金时代」。但实际上一带一路所展现的是，中国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帝国主义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争夺经济势力范围。

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容纳中国经济。当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仍未摆脱危机，各资产阶级政府竭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令「去全球化」趋势逐渐壮大时，中国当局担心自己被关在主要市场之外。

仍处在较低水平的工资，和飙升的住房丶医疗丶教育价格，压製了国内需求。尽管政府声称经济动力正在顺利地从投资转向消费，但在2016年消费支出仍然只占中国GDP的39.2%。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于中国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着陆」

产能过剩危机是中国当局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企业没有销售市场，通过不断大肆举债苟延残喘，因而变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利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避免了经济增速的骤降，也就是「硬着陆」。它担心硬着陆会引发群众骚动。但是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基建项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给本就不稳的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因此中共当局将一带一路视为救星，用它来为本国的大型基建公司开辟新市场，而这些新市场又通过债务连结到中国经济。所以中共才会在十九大上，异乎寻常地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一带一路是不可撤销的。除此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党章的具体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帝国主义

一个世纪前，列宁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丶争夺资本输出丶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让丶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亚洲，印度与中国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着印度帝国主义利益的《经济时报》，简洁地描述了由国家资助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中国从较小丶较落后的国家攫取土地和资产的方法很简单：它向这些国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贷款，得到这些工程的股权，然后当债务国无法偿还贷款时，中国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权。」

印度政府顾问Brahma Chellaney准确地称中国是「债权帝国主义」。不久前中国租借斯裏兰卡汉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用中国贷款建设的港口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南部顶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的公司通过借贷在斯裏兰卡建造了太多有问题的基础设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汉班托塔机场，以至于旅游公司有专门的路线是去观赏当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这裏中国的类似行为成了军方和政府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不久前巴基斯坦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揭露，在未来40年裏，位于俾路支地区的瓜达尔深水港91%的收入将归中国所有。这座位于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国的公司和国家贷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汉班托塔港一样，瓜达尔不仅是一个贸易枢纽，未来一旦发生地区冲突，它也会成为中国的军事战略资源。从巴基斯坦当局残暴统治的俾路支地区到缅甸到印尼，一带一路工程正在加剧民族和种族冲突，导致当地环境被破坏，居民被迫迁走。

中国在南亚的投资和基建合约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使印度成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势力扩张的主要障碍。而且美国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启了美国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旨在抵挡中国的扩张。

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虚伪地相互谴责对方的帝国主义阴谋。工人组织和左翼不应该支持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纲领。只有国际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才能为群众提供前进的道路。

冲突愈发尖锐

从一带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国帝国主义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规模。一带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实现，那么它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其次，它将中国国内的独特发展模式，也就是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復製到其他国家。这种模式令中国得以迅速工业化并升级基础设施，但也造成了庞大的债务问题。北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相关贷款将自己的债务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中国的金融精英认为这可以减轻负债累累的国内僵尸企业对银行业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一带一路的辅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包括英国丶德国和法国在内，目前已有61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国家的金融「专长」，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贷款业务更符合西方资产阶级的传统做法（就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所做的那样）。它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债务违约的风险。

他们希望借助一带一路，用政府担保的外国主权债务替换掉国内的不良债务。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最终只会将中国的「僵尸病」传染到其他大陆上，同时也加剧民族冲突和帝国主义冲突。

习近平能否拆除中国的债务炸弹？

已被阿裏巴巴收购的《南华早报》在最近一篇社论中列出了2018年习近平政府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债臺高筑丶住房危机和越来越敌对的美国。

长期以来，全球媒体已经就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做了许多评论和争论。债务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谓的社会融资总量来计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银行借贷量），那么这个数字会达到304%。尽管政府一直在说「去杠杆」（也就是减少债务），但中国债务的增长速度仍然比GDP还要快。

「严重扭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警告说，中国可能很快就要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去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国的债务增长「与高可能性的财政困难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连串讲话改变了以往的镇定口气，更突显出局势的严重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1月于北京举行一场经济论坛上说，中国金融系统目前的风险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前的美国还要高。他说中国的金融系统「严重扭曲」，而且「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做过类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必须要「拆解」影子银行（据估计相当于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说中国可能会遭遇「明斯基时刻」，亦即投机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将防控金融风险称为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中的「首要战役」，可见它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场战役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然后在十九大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统治之后进一步升级。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这次「要来真格的」。

土拨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果还未可知。过去10年裏，中共政府经常发布虚张声势的声明，宣称自己要加快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收紧货币政策，从而让经济「更有效率」，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註入大规模的信贷「刺激」，以防经济衰退。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统治精英对经济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经济衰退将会点燃群众普遍的愤怒情绪。所以北京的经济政策不断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主导的信贷刺激之间摇摆。一位评论人士曾将这种反复的循环比作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讲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拨鼠日不断重復的科幻电影）。

随着2018年的到来，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风险的计划给地方政府丶国有企业以及那些收购了大笔海外资产的公司带来了压力，因为它们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全国各地的报道都证明，信贷紧缩政策正在导致各地的地铁丶工业园区等基建项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连万达和最近刚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险等海外并购巨头，现在正在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

但是中共政府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机和债务风险，但稍有不慎则反而会引爆违约潮和金融崩盘。首先崩溃的会是处在边缘的小型地区银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机构，然后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

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子银行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产品」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交易和「产品」会如何影响更广泛的经济运作。影子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復杂的系统，大批復製西方金融业者创造的各种「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时，人们才知道危险在哪裏。

中药处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会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一些经济评论人士很正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削减债务的决心有多大？

英国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莲告诉《彭博新闻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对于打击金融风险措词严厉，实际上处理方式却温和，因为当局害怕，若采取更强硬行动可能会危及经济。」她将这种政策叫做「中药处方」。

她指出，尽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强硬措施减缓了理财产品的增长速度（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的重要元素），但随后又出现反弹。总的来说，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尝付的理财产品创下了30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朱夏莲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去杠杆。尽管市场普遍认为2016年的信贷流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但就新增信贷流量来说，2017年其实与2016年相差无几。政府在某些领域收紧信贷，但在其他领域放宽政策，最后两者相互抵消了。多年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彭博新闻社，2018年2月12日]

復苏？

表面上看来，去年中国经济有所復苏，GDP增速达到6.9%，是6年来首次上升。但这只是暂时的稳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规模的信贷刺激（2016年新增银行贷款创下历史记录）和比较有利的国际局势（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同中国发生冲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元贬值10%，也减轻了中国经济的压力。

美元走弱，为中共政府遏製资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间。在2015-16年间，中国资本外流曾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导致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在18个月内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他政府「操纵汇率」，而它自己却故意让美元回软，不过这也令中国央行不必每月花费数百亿元资金去支撑人民币汇率。

同时这也帮助北京当局自199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资本管控政策取得更显着的效果。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经济和商品市场的些许回暖，帮助习近平当局暂时稳定了中国经济。但是全球局势，特别是美国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稳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荡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表面上的復苏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中共政府不断说要拉动内需，但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去年，中国的智能手机销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销量下跌，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市场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

去年的一手汽车销量只增加了3%，是6年来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车公司中，有8家销量下降。价格虚高的房地产市场令新购房者背上高昂债务，严重限製了消费支出。

贸易战是否正在逼近？

经济和地缘政局可能会导致今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华盛顿政府已经决定对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且现在它正在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进行反倾销调查。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年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升高，创下3,7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2016年为3470亿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国资产阶级的攻击。

而中国也采取了报復行动，对来自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美国高粱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最大买家，所以美国农作物成为中国报復行动的关键目标。中国也已经开始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转向巴西。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进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于生产猪饲料，所以从美国之外的地区进口价格更高的农作物会导致中国猪肉价格上涨，进而加重群众的不满情绪。

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侵犯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未来他可能也会对此采取行动。製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击。

大规模贸易战的阴影笼罩着依赖出口的东亚地区，可能会加速更广泛的地区性贸易阵营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阻碍，特别是因为中国丶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与它竞争。中国在反击特朗普的贸易措施时，也会提升自己对其他亚洲政府的影响力。

虽然资产阶级政府在口头上一贯反对「去全球化」，但其实它们自己也在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据世贸组织所说，G20集团在2008至2016间实施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项。

美国资产阶级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当选总统，而且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有许多「小特朗普」涌现出来。这让人们担心可能会爆发1930年代那样贸易战。去年，特朗普选择改善同习近平的关系，中国似乎躲过一劫。

但今年的局势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且他提出要继续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特朗普的演讲反映出「冷战」思维，但其实中美紧张关系的恶化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

低薪工作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所指出的，「只是创造了更多不稳定的低薪工作，特别是在服务业。工厂仍在裁员，被辞退的工人经常得不到任何补偿。」

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转为派遣工，导致工作条件恶化，许多福利被取消，就连国有部门也是如此。

尽管中国早在10年前就实行了《劳动合同法》，而且政府声称製定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稳定性，但现在「新兴」服务业部门的数百万雇员在名义上被视为「个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我们在《劳动合同法》出臺时就曾警告过，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稳定，原因很明显：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会，工人自由组织的权利也一直受到打压。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则下降到35.1%。尽管独裁政府严厉打压群众抗议，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发起抗争。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是因为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国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由于股市猛涨，中国女首富杨惠妍（同时也是中国第四大富豪）的财富在2018年的头4天裏增加了21亿美元。35岁的杨惠妍是中国销售额第一的地产巨头碧桂园集团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亲是碧桂园的大股东和董事局主席。几乎与此同时，云南一个8岁小男孩王福满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王福满要在零下的严寒中走过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学，当他到达学校时，头发上满是冰霜。这个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存在着何等残酷的阶级差距。

尽管政府严厉地控製着媒体，但「冰花男孩」王福满还是成为了全国的讨论热点。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区工作，但是由于腐朽的户籍製度，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交给亲戚或者邻居照顾。现在中国农民工（包括王福满的父亲）一年的工资只有大约35,000元，而杨惠妍凭藉飞速上升的股价每秒钟赚的钱都要比这多。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

中国#MeToo运动为政府敲响警钟

今年元旦，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一名中国女学者罗茜茜在网络上揭发，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时一名导师曾企图强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关註和讨论。不久之后校方调查证实了罗茜茜的指控，并将这名大学教授停职，而且中国教育部也剥夺了他的荣誉头衔。

中国的#MeToo运动

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70%的中国大学生曾遭遇过性骚扰，在女大学生中这个数字是75%。但是由于存在「责备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会向警方或学校报案。罗茜茜显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举动也促使更多的中国学生站出来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罗茜茜站出来之后，更多的年轻女性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示声援，或者说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经历。许多大学也收到了大量关于性暴力的举报。数十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签署网络请愿书，要求学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运动蔓延至中国，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慌。尽管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表示对性暴力「必须零容忍」，并且鼓励其他受害者站出来发声，但与此同时，反对性暴力的街头抗议被禁止，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请愿书和评论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话题标签被删除。虽然中国的#Metoo参与者还很少，而且她们的活动主要局限在网络上，但政府担心中国女权主义者会学习国际妇女运动的斗争经验，甚至同她们建立直接的联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动者，他们如果继续试图发起公开行动，会被指控「勾结境外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内的群众自发行动会推动中国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进化。

性别差距不断扩大

在中国性侵害变得越来越普遍，性别歧视则变得更公开而露骨，都与过去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有关。在走资过程中，经济剥削变得越来越残酷，令女性从婴孩出世到劳动市场中的地位都出现倒退。

根据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的总体性别平等指数排名已经连续9年下降，现在在144个国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实际的性别差距也已经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续恶化，女性工资只有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始终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说大量女婴被选择性流产或者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杀死。尽管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中国是性别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大学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依然严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温儒敏在一场写作比赛开幕式上称，高考改革后更復杂的语文试题会让女性学生处于劣势，因为她们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学生。他的言论立即引起广泛的批评。这也并不是一个个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时曾在微博上写道「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而且面对激烈的谴责，他声称自己没有做错，所以绝对不会道歉。

这些贬低女性的言论反映了整个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今年1月，云南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多个岗位的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后，院方同样声称自己并没有做错，而且找出多个借口为自己辩解。共青团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公开为这家医院的性别歧视做法站臺，尽管它也承认「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该医院此举确实涉嫌性别歧视」。

显然，要改变这些状况，就要男女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Metoo运动已经表明，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存在泛滥的工作场所性侵事件，这是因为父权压迫和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当劳动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组社会时，才能够消灭性别以及其他各种压迫。

珠海伟创力罢工遭官方工会破坏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的官方伪工会，也是唯一合法的工会）再次扮演资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争。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伟创力（Flex）工人长达三个星期的大规模罢工。伟创力五间工厂的6000名工人进行罢工，而且组织化程度引人瞩目。这可能是两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罢工。

从3月29日开始，伟创力旗下的跨国印刷电路板製造商Multek发生罢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伟创力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代工企业。工人得知Multek将被出售给一家中资公司。他们担心新雇主会降低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丶或者通过逼迫工人「自愿辞职」的方式进行裁员。

在中国许多类似的企业并购之后，工龄较长丶工资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为裁员的目标。Multek虽然宣称未来工人的工资丶福利和工龄等各方面的待遇不会改变，但却拒绝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作为保证，更加深了工人们的怀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的补偿，然后由工人自己决定是否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绝。

在一份声明中，罢工工人指责伟创力将工人像厂房和机器一样随意出售。而资方则以强硬手段回应罢工。资方恐吓说，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并给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为「奖励」。

警察的角色

从4月8日开始，资方雇用保安人员殴打工人，这显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许。有工人抱怨说，警察只保护有钱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员没收了员工证，并被禁止进入工厂。

近年来因企业并购而发生的类似罢工事件时有发生，而今次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尤其体现出工人的斗誌，同时也说明习近平的专製统治和中共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并非像表面上那么稳固。它仍然面临着群众抗议，而且在2018年的头三个月，工人罢工次数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国资本正在强大起来，并收购愈来愈多的外资，但很多例子证明由中资接管后企业的劳动条件更加倒退，证明所谓「民族强大」会令人民幸福是多么荒谬的理论。实际上正因为中国资本更受中共国家机关直接保护，其剥削可以更为恶劣。

当地政府和作为中共统治工具的官方工会无疑不愿得罪这个「对珠海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罢工的头两个星期，官方工会一直没有露面。而当他们开始介入事件时，他们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伟创力公司。最终工人被迫结束了罢工，但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令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

「煽动者」

当地工会官员为自己破坏罢工的作法辩护说：「地方党委要求我们维护社会稳定」。被中共及其伪工会视为「不稳定因素」的，不是像伟创力这样使用威胁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过罢工反抗公司剥削的工人。伟创力的工会官员一方面贊扬公司，另一面将罢工怪在」煽动者」的头上——中共一贯用这个词语来称呼任何敢于挑战它的人。

珠海罢工的惨痛经验再一次证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和专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紧网络管控   引发广泛抗议

不久前，当局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关同性恋的内容，以及「内涵段子」等娱乐性的手机软件被关停。但是这些措施激起了当局意想不到的反冲。广泛的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我是同性恋#

4月13日，新浪微博发出公告称，将根据《网络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恋的内容。随后不久，一个旨在促进性小众权益的微博帐号「同誌之声」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视立即激起了性小众和支持性小众平权者的强烈的抗议。仅仅一天时间，17万微博用户使用了#我是同性恋#等话题标签表达愤怒，相关文章浏览量高达2.4亿次。尽管新浪微博很快删除了这些话题标签以及15万条相关评论，但是抗议的声音依然不断出现。同誌之声的负责人说：「大家很愤怒，很多人选择不再依靠同誌之声去发声，而是自己发声」。中共全面压製言论空间，只会令更多原本没有「颠复思想」的性小众和女权运动也会被政治化，走向反对专製独裁的道路。这也是习近平加强独裁会自招危险的原因。

中共当局对性小众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歧视。2017年6月，广电总局下属机构禁止节目中出现有关同性恋的内容，称同性恋属于「非正常的性关系丶性行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据同誌小说改编的电影，被删减到几乎看不出同性爱情的程度。另外有两部同誌电影突然被北京国际电影节撤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刚刚接管电影审查权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据联合国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只有15%的性小众人群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开出柜的只有5%。在歧视之下，许多性小众人士被迫和异性结婚，甚至被强迫接受残酷的「性倾向扭转治疗」。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视性小众并试图将他们灭声，无疑是在煽动公众对性小众的歧视和恐惧，将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

强烈的抗议迫使当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让步。禁令公布仅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新浪微博的做法，这显然只是安抚抗议者。随后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动将不再针对同性恋。大规模的网络抗议在短短几天内就迫使当局撤销命令，说明中共和习近平政权并不如表面上那样不可战胜。而且这只是近期一连串令当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网络抗议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驱逐「低端人口」时，以及不久前习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后，网络上均出现普遍的反对声浪。这表明，群众的团结抗争有潜力去挑战这个独裁政权和它所维护的种种歧视与不公。

内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动是中共当局新一轮网络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个网站因为对网站内容审查不力而被当局要求整改，成为这次清理行动的先声。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等三个社交平臺也曾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当局指控违反《网络安全法》，并被立案调查。全球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一名分析师指出，这部法律写得十分模煳，以至于政府可以肆意妄为。

就在微博发布公告前三天，广电总局以内容低俗为由关闭了一个名为「内涵段子」的娱乐性手机软件。一方面当局希望更加强力地控製社会舆论，从而巩固统治秩序，所以即便对政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娱乐新闻也频频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当局担心这个用户多达2亿人的手机软件会成为传播异见讯息和组织集体行动的平臺。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有大批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集体鸣笛，亦有抗议者指责中共当局是「流氓政府」，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面对正在逼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网络和舆论的管控，并且严厉打压异见人士丶寻求变革的受压迫群体以及任何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专製高压措施反而激起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推动青年和受压迫群体逐渐政治化和激进化，挑战中共政权的专製统治。

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的斗争

似乎习近平最近加强的集权和独裁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和谐与稳定。3月26日，上海市长宁区的环卫工人们发动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控诉他们遭遇的剥削与不公。

让工人们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洁环卫公司的《调整清道作业的通知》。按照这个通知和工人们透露的消息，环卫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时间调整为5点30分到12点30分和12点30分到21点30分（含早晚饭时间和加班一个小时）。而因为「晚于5：00上班，早于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贴被取消，同时工资待遇也要减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资。考虑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环卫工人们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环卫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工作环境之差，生活条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环卫公司却不考虑如何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反而还想着能否加大压榨的程度，这毫无疑问将环卫工人们逼上了绝路。

参与罢工的不止高洁公司的工人，工潮随后蔓延至整个长宁区的环卫公司，参与人数多达两三千人。与此同时，勇敢的网民们通过微博丶知乎等多种渠道，将环卫工人们的斗争和维权情况传播开来，得到许多人的关註和声援，这也使得这场斗争成为了近年来中国环卫工人规模最大丶关註度最高的罢工。3月26日，工人们试图到区政府申诉，但遭到暴力机关的阻拦，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没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们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罢工斗争一直在继续。

在当局对网络上的消息进行大规模删帖后，4月2日，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出公告，声称要「依法维护环卫工人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锁，似乎当局又成功地息事宁人，将其不了了之了，但是这只不过是现在中国社会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个缩影而已。14年前后，广州番禺大学城丶长沙嶽麓区的环卫工人罢工维权；而近日西安也传来了环卫工人罢工维权的零星消息……如此种种，难以穷举。

只要经济问题继续恶化，无论习近平如何实行专製，中国的工人阶级都必然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而起来斗争。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抵抗外包製度和资本剥削。

中国：塔吊司机发动大规模罢工

中国数十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发起罢工，其协调一致的行动令人叹为观止。经过一个星期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之后，工人们在五一劳动节号召全国罢工。尽管在中国劳动节是法定假日，但许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没有加班费。

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而且群众自发的组织和抗议也是违法的。现在还不清楚五一罢工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工人们遭到警察大力镇压，被官方舆论攻击，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结外国势力」。尽管如此，这场波及大约20个省份的罢工浪潮无疑令人吃惊。工人们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主要只能通过网络组织起来。

据媒体报导称，自4月25日以来，重庆丶福建丶甘肃丶广西丶贵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苏丶江西丶山东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发生了罢工。在本文撰稿之时，也有媒体报导多个地区的工人遭到警察镇压，包括殴打和逮捕。《大纪元时报》报导指，在重庆有10名抗议工人被捕。自由亚洲电臺也提到郑州有20人被捕。

农民工

就像绝大多数建筑工人一样，中国的塔吊司机主要也是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而且就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这些塔吊司机也不是正式雇员，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且塔吊司机的工作压力极大，工时很长，甚至没有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建筑工地经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个塔吊司机告诉自由亚洲电臺：「比如我们那个规定八个小时至九个小时嘛，然后晚上加班的话没有补助费。你晚上加班到两点钟，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继续上班。」

根据中国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的报导，另外一名塔吊司机说：「每天最少12个小时……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主管机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2.8亿农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劳动合同，而且工人实际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经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别。

尽管2008年出臺的《劳动合同法》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和它们的工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在过去10年裏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却在下降。2006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曾被拖欠工资。拖欠工资（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是中国劳资纠纷最主要的原因。

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建筑业处在野蛮丶混乱的状态（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如此）。尽管许多工程是国有企业主持的，但实际的建设工作却被分包给了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农民工。层层分包是中国建筑业的常态，以至于有时甚至不清楚是哪间公司负责发工资。

塔吊司机要求将工资从现在的每月大约5500元人民币（有些地区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来，塔吊司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着称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称：「劳动节期间，全国各地的塔吊司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时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罢工工人对《环球时报》说：「成都至少有一万名塔吊司机要求加薪。」

工人正组织起来

就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工人那样，塔吊司机也是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他们在QQ等即时通讯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组。在这些群组遭到网络警察的攻击和屏蔽之后，工人们又建立起新的群组保持联络。

尽管罢工工人只提出了经济诉求，并未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当局的权力，但对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来说，塔吊司机的罢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正在觉醒。建筑业是中国GDP的主要来源。全球半数建筑工地都在中国，中国建筑工人更是多达约6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尽管有报导说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强力镇压罢工，当局的审查机器也在封锁抗议的消息，但是今后塔吊司机的行动将会成为其他工人长期的榜样。

今次塔吊司机的抗争是多年来中国工人最引人瞩目丶最有组织和最勇敢的行动。尽管近年来不同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丶沃尔玛工人和快递/外卖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体组织起来发起抗争，但今次塔吊司机抗争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的。

读书会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

事件在国内激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不仅仅是一直以来就长期关註言论自由的自由派和各类左翼社团，一直被认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组织也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之中。1月20日，在当地毛派组织下，在西安大量群众走向街头抗议番禺警方针对读书会成员的政治迫害和打压。

而在郑州，当地的毛派人士尽管面对当地警方「不准挂标语，不准演讲，不准录像上网」的威胁和问话阻挠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举行了五次集会公开声援了读书会成员。

而在各个网上媒体，尽管面临着习政府的网上封锁，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仍坚持着对这件事的报道和关註，甚至通过这些媒体来组织起「关註团」来集体向政府签署联名信以及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帮助，而小谷围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网民的声讨。

抗议运动的局部胜利

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非法追捕后，终于于3月13日，警方在压力下放弃了对读书会成员的网上追捕，这可以说是广大群众和各左翼人士的坚定的抗议取得局部胜利。习政府对于言论的打击愈发愈严，从近日对于女权之声的打击以及对于微博异议的打击就很明显的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次抗议运动中，面对着保卫言论自由的需求，群众斗争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对将来国内工人运动有着重要启发意义，证明习近平的政权也不完全是为所欲为的。而习政权对于毛派的打压，也证明他根本不是亲工人阶级，也不只是反对拥抱所谓「西方价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镇压一切独立于政权以外的反对声音。只有打倒中共专政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世门手袋厂大罢工   抗议资本家压榨工人

这场罢工是为了追讨被拖欠的社会保险丶并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资方从未依法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丶住房公积金，从未给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罢工自二月起已开始酝酿。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该厂在去年起已开始收缩，原来五千名工人现在已被裁减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临停产，但被裁员的工人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起初工人选举出代表，要求与资方谈判，但资方态度恶劣，称工人受「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并开除工人代表，更恐吓说公安部门会抓捕工人。工人最终在三月四日正式发起罢工行动，要求资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补纳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此前一直对工人诉求毫无回应的官方工会迫于维稳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会律师进入工厂，试图平息罢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会一心只为维稳，不会真正为工人发声，因此罢工仍在继续。

斗争传统

事实上该厂工人一直富有斗争传统，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长辱骂工人，不许工人工作期间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长还闯入女厕称检查是否有人偷懒，最终激起数千人大罢工，随后被当地警察和武警镇压。但之后仍不时爆发罢工，次年的又一次罢工更让一家跨国品牌终止了代工合同。是次当局没有向过去那样出动警力打压罢工，可能是忌惮该厂工人的斗争传统，担心一旦强硬镇压会让他们与周边工厂串联令工潮爆发性地扩大。

罢工进入第九天时，资方最终答应了工人两项主要诉求，即补纳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工人随即结束罢工。但其余十条诉求仍在谈判，资方可能想使缓兵之计先作出些许让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须警剔资方今后会采取打击报復行动外，更应进一步组织民主的丶战斗性的工会，以集体的行动和压力要求资方在限期内答应要求，并随时准备好再次发起行动，对抗资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击行动。

妇女节「女权之声」被封号   中共当局继续打压女权运动

201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宣传平臺丶拥有18万关註量的「女权之声」微博帐号被永久关闭。新浪微博回应称，这是因为女权之声发布了「违规敏感信息」。但这显然只是当局和社交媒体公司为了打压女权主义和言论自由而编造的罪名。两天后，女权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临时开设的新微博帐号也被关闭。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权主义社交媒体帐号也因公开声援女权之声而遭到封杀。但仍有不满言论审查与打压的女权之声支持者在网络上进行名为「#我是女权之声本人#」的声援抗议。

女权主义遭遇打压

女权之声几乎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被封杀，表明这是一场由当局指挥的行动。中共当局对女权主义者的打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同样是在今年妇女节，女权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的话题标签#三八反骚扰#也被删除，其他许多与女权主义和反对性骚扰有关的文章受到严厉审查。早在2015年两会召开时，就有五名女权主义者因为计划抗议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也在2016年被封禁过，文章也多次被删除。女权之声，乃至中国的女权运动，始终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因为中共独裁政权害怕任何的群众集体抗争。

当局对女权主义的打压鼓舞了厌女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之声帐号被关闭后不久，网络上出现两篇文章，诬蔑女权主义者组织卖淫，并凭空指控女权之声受西方势力操控丶试图「分裂国家」。这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丶分化群众的做法也一定会被中共用来镇压更广泛的群众抗争。

工人与左翼的声援

广州读书会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时间对女权之声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骆冰兰丶曾参加罢工反对综合工时製的沃尔玛女工游天玉丶以及因争取工人权益而被沃尔玛违法解雇的女工王亚芳也进行了公开声援。这说明中共的专製打压正促使各方面的抗争者，特别是底层工人，团结起来。而女权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尤其是面对当局愈发严厉的监控与打压，也必须联系到工人抗争，反对独裁的父权资本主义。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财团为本的发展

2018年刚过去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再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计划，推进广东大珠三角地区共十一个城市的融合。计划涵盖的面积达5.6万平方公裏，人口6700万人，GDP超过15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国家。

北京更宣布会在五月中公布政策。虽然政策详情仍未出臺，但根据现时各地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建设一个资本经济融合的平臺，促使当区发展基础建设和金融等等。估计政府会推出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并提供税务优惠，让中港资本可以更容易往来。

大湾区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经济项目还是未知之数，中港政府需要创造一些品牌名字来提高资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众面前显示中国经济如何强大。就像中共不断向全世界吹嘘一带一路如何伟大一样。这种融合必定模煳区内的边界划分，并包含增加人口流动。对于两地的企业来说，这代表放宽更多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换取利润。与此同时，中国的红色资本则更易进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场。整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反对资本融合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製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当下的大湾区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强行推行，并是以资本利益为本的。

香港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民主参与的空间，更遑说大陆的工人阶级。可以预见，未来中港两地的公帑必会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项目上。港珠澳大桥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工程花费了超过1,200亿公帑兴建，不断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岛更出现工程危机。而更多医疗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润，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中共政权一向专製蛮横，近年来更大幅收窄中港两地的自由空间，可以理解计划会让大多数香港人担忧边界融合后，中央会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令自身仅余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会被侵蚀。

随着更多运输机建落成，当局宣传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民建联李慧琼更提出在珠海建设「香港村」，让香港人入住当地的公屋。究竟有没有公屋还是未知之数，但这肯定是地产商炒卖房产的机会。再者，香港人搬迁到更为腐败专製的中国大陆居住，变相剥夺市民的民主及言论自由，岂不是大开倒车？

大湾区计划只会是为了财团及资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众生活根本无从谈起。打倒中国政府需中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唇齿相依，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斗争反对这种财团为本的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下各地劳动者的民主自愿联合。

多地司机罢工抗议　反对啦啦快送降低运费

自四月底以来，在中国内地叫做「货拉拉」的啦啦快送违反合同丶单方面降低司机的运费，导致至少内地五个城市的司机举行抗议和罢工。此次降低运费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司机直到早上开始接货时才突然发现运费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辆货车悬挂着「反对霸王条款」的横幅，在公路上慢驶抗议。长沙则有大批司机罢工近一个星期，亦有司机打出「油价上涨，运费下跌，我们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

以运费最低的小型面包车为例，每一单五公裏起步价最初为38元，后来减至30元，今次又继续下降到28元，超过五公裏后每公裏的附加费则从3元减至2.8元。今次降低运费将令司机每月收入减少约1000元。司机们不仅需要自己支付不断上涨的油费和维修费，还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数百元的所谓「会员费」，而且亦有司机提到啦啦快送不会清楚告知他们客户的要求，导致他们经常和客户发生冲突，进而受到投诉和处罚。罢工司机要求根据车型将起步价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费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强硬回应称，就算是恢復到原来的运费也没有可能。

今次并非司机第一次发起抗议。今年年初时，啦啦快送武汉分公司疑似因资金问题关闭大量司机的帐号，借此没收司机的押金和会员费。

5月15日下午，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丶压榨司机，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也谴责中共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网络上的抗争讯息丶打压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的抗争行动，支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丶八小时工作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有可能阻止银行业崩溃吗？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共为免经济增长减慢而造成危机，因此通过国有银行向经济註入大量信货。据IMF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国流动的信贷上升四倍至超过GDP的200%。现在已远远超越一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是所谓「新兴市场国」所无法比拟。中共自己也认知到金融危机最终会为政权存亡带来威胁。

整顿金融业

习近平力图整顿金融业，动用国家机器，刑事清查高风险的企业丶逮捕「违规」 的资本巨头。一来习近平要控製这些企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二来避免私人资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础丶从而拥有巨大的权力去挑战中共政府的经济政策。去年七月，中共开始清查万达集团丶海航集团丶安邦保险集团和復星国际通过高举债务而进行的大量海外并购。这次是习近平打击金融大鳄的开始。最近中共当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总吴小晖被控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最近被判入狱18年，没收财产105亿（人民币， 下同）。

但整顿行动反而曝露了这些企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在整顿金融业时面对的两难，因为如果打击过于严厉的话，会因为全面的信贷紧缩而令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而且当局的整顿行动本身也可能会触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债务炸弹不仅庞大，而且极其復杂。各处的巨额坏帐通过不受监管、而且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银行和「表外」 活动交织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强企业盾安控股集团爆450亿债务危机，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发债失败成为这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顿金融业引发的危机。201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市场资金迅速抽紧，导致盾安集团出现严重的流动性困难。这种危机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发全面危机的爆发。

债务炸弹

中国的债务炸弹愈来愈严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债务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来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单单中国私人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的增长已经占全球私人债务增长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地方政府，因为它们是债务增长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额的官方数字16.5万亿（人民币，下同）被远远低估，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将债务包装为公司债务。

现在债务问题开始转移至家庭债务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很高。银行增加向普通家庭发债，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放贷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为这个债务炸弹是普通民众直接背起的，对社会稳定有更直接和深远的影响。除了因为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房价高企。一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价过去两年上升了25%，令中国的房贷不断增加。房贷负担令家庭消费力下降，令中国经济难以减少依赖贸易丶增加内需。

权力斗争

在习近平上任的首五年，当局推行「反腐败」运动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业界的前大佬和军方高层，但构成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所谓「红二代」很少成为所谓的反腐败的目标。因为他害怕一旦打击红二代的话会撼动整个经济和党的基础，权力斗争将会不可收拾。习近平因此将权力集中于一身，希望可以凌驾在中共党内的各派系之上进行统治。然而这样也代表着整顿金融业会冲着红二代的整个利益，长远来说中共的权斗会更猛烈丶更公开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已经降低了债务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银行和庞氏骗局的空前扩张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中美贸易冲突逐渐升级，加上经济增速重新放缓等问题，可能会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弃「去风险」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继续增加债务）。在资本主义底下，即便能够更有效地控製金融业也不会彻底避免经济危机，因为危机根植在全球经济和私人生产以及民族国家的矛盾之中。这危机已经为中共统治响起严重的警号。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才能带来出路。

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能走多远？

4月10日，习近平在于中国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共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业和汽车丶飞机和船舶製造业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而且他强调这些政策会「尽快」落实。习近平演讲后不久，新上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立即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落实新政策，允许外资持有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证券丶基金丶期货和人身保险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后将彻底取消限製）。

开放金融市场

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向国际资产阶级做出改革的承诺，一部分显然是为了安抚特朗普政府，缓和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开放金融市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共的两个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国资本提高某些行业的竞争程度，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指望这样能够减少无用的投资和国企的庞大债务。

国内与国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冷却，导致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5个月下降，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再次放缓。

彭博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开放汽车行业将吸引国际电动汽车厂商到中国投资， 让中国更有希望在全球新兴电动交通领域的竞争中获胜；而且面对金融业的大笔坏帐和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中共也乐于吸收来自国外的新资本。同样是在博鳌论坛上，易纲提到中共政府将争取在今年年内开通「沪伦通」，让上海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对方的股票。而且从5月1日开始，连接香港和沪深股市的沪港通与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额提高到原来的4倍（南下香港的资金限额从10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420亿，北上限额从130亿增加到520亿）。

同时，中国的11个自由贸易区，正在打算进一步建设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更加「 自由」的自由贸易港。按照当局的计划， 自贸港内的跨境资本和商品流动会被免除关税和许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内企业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港外更低。这无疑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乐见的。

「改革」空间有限

但是许多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对于习近平当局是否会真的执行这些政策表示怀疑。习近平此次承诺的种种政策在过去就已提出过，但并未履行。现在贸易战和新的全球经济危机向习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来满足外国资产阶级。但是自今次博鳌论坛以来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怀疑，因为他们想要的比这更多。习近平当局必须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现出改革的意愿，另一面将只做出有限的改变。中共不愿向私人资本做出更深远的让步，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会失去对经济的控製，在未来某个时刻威胁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够进行改革的空间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中国商务部长曾提到，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开放速度，需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去管理自贸区和未来的自贸港，但这也意味着地方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会取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去抗衡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这当然与「习皇帝」的整体计划相矛盾，因为他认为更强力地极权是维护中共统治的关键。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经济」，因为它只会带来逐底竞争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但中共政权对于经济的掌控也并不会有利于工人群众。西方的「 自由市场」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製度的不同变种，不管哪一个都通过剥削工人来填满资产阶级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国内资本家们提出7000亿元人民币的减税计划，超过中国官方认定的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一年总收入的7倍。自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共已经为资本家们免去了3万亿的税金，但与此同时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和反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斗争却遭到严厉打压。习近平当局的亲资本质表露无遗。

女性专用车厢真的有助于性别平等吗？

今年3月6日——国际妇女节的前两天，《纽约时报》对广州地铁的「女性车厢」进行了报导。报导中提到的这个概念，目的在于防范针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提升女性乘车安全，但也引发不少的争议。

在官媒《中国青年报》2015年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们在中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内遭到过「不当触摸」。女性专用车厢受到许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专用车厢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广州为例，大量男乘客走进女性专用车厢，而且铁路职员也没有权力阻止此一情况。一来是因为社会上的性别意识低落，男乘客走进女性车厢也完全没有受到压力。二来是因为公共交通资源匮乏，女性专用车厢往往只占所有车厢的少数，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湾臺铁也曾于2006年也试办类似计划，结果情况也类似，最后计划取消。此外，不少女权分子都担忧，专用车厢可以变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强化责备受害者的观念──如果一个女性没有走进专用车厢而被性骚扰，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

性骚扰和性侵犯在校园丶职场丶家庭等场合都无处不在。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表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骚扰。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学生举报在校园受到教师性侵。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调查结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将近七成受访者受过性别骚扰。

政府一方面打压宣扬性别平等的女权分子，包括逮捕她们及关闭她们的微博，一方面却虚伪地表示会促进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女权不断倒退，女性在经济和权力相对男性更为弱势，因而强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体的观念。

我们需要治本的方案。社会主义者主张男女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性骚扰和性暴力，以及庇护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设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斗争，争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儿丶安老服务，让女性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并提高经济独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过挑战父权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实现。

微信公众号取消评论功能　当局害怕网路舆论压力

中国大陆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册的公众账号将会没有评论功能。许多网友对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满，而这其实是中共当局对网络平臺的再次收紧，是为了控製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从而维护其占领的舆论阵地製高点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实上腾讯官方就已经对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种「精选评论」的製度，这种製度会使所有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言论被审核，只有通过审核的「精选评论」才会被公开。而这种製度其实也一直受人诟病，因为它不仅会加大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还会被一些商家的公关利用，创造「好评如潮」的幻象。当然，不仅是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功能，微信的通讯功能也会遭到当局的打压，一些包含了敏感词的文字甚至图片，无论内容如何，在发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陆网友将这些称之为当代版的「苏联笑话」。

在中国网路几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径」让民众讨论政治。而社会事件触发民众在微信上评论时事，可以构成一股舆论压力。在2016年的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法院本来判决于欢无期徒刑，但由于全国各大网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现估计上亿条评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后法院在二审时改判于欢五年。山东省委书记在两会上谈到于欢案，自曝二审时当局很紧张，「上面给予了指导」。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发表网路自由报告，指称全球网路自由已连续七年下跌，中国更是连续三年被评为操纵网路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造成局势不稳及群众反抗浪潮，各国资本主义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网路。可见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加强网路审查的国家。而事实上，这样的封锁不仅无法压製住日益上升的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从长远来看，中共的封锁政策只会起到反效果。社会主义者反对政治审查，也反对财团通过资本去操控舆论。我们支持独立于政府以外民主公营的网路。

山雨欲来：中国卡车司机全国罢工

中国卡车司机发起抗议及罢工，反对油价及路费上涨，并反对一个新的手机程式迫使司机通过压低运费的方式互相竞逐订单。这场前所未有的罢工分别于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庆市开始，然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网上有匿名人士号召「全国三千万卡车司机」加入罢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议方式，有些地区的司机发起堵路。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卡车车队在路上慢驶，部分卡车上挂着横幅，也有司机按喇叭及喊口号。

虽然今次罢工并非直接由国际事件所启发，但刚巧最近几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国卡车司机罢工。抗议原因都大致相近，油价大幅上涨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活下去而斗争」

中国八成以上的货物都是由卡车运送的，六月罢工可能只是庞大的司机队伍的第一次行动。多名评论员都警告，如果油价继续上升，罢工可能再次爆发。

一位山东司机向《南华早报》说道：「我们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斗争」，并表示今年年底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抗议。除了油价上涨，罢工司机对于高昂路费丶被警察和黑社会滋扰也感愤怒。警员向运货量超重的司机征收罚款中牟利，而黑社会也会向司机苛索费用。

一名姓沉的司机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我们到哪裏都要付路费，例如高速公路和国家公路。现在连一些小地方也征费。」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形容罢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国极高压的警察机关统治下这根本不足为奇。单单从十多个地区的司机发起抗议，从西部的重庆至东部的上海，抗议的规模已经极为令人印象深刻。当然，由于中国媒体受到全面封锁，难以清楚了解实际的罢工人数。

因此尽管司机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这场罢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在2018一波跨省罢工的浪潮之下，政府还是会感到震惊。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机和餐饮送递员也发起罢工。这些罢工不免是来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开了中国工人斗争的新趋势。最事态映了工人意识的重要转变，而在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下工人能够组织跨地区行动，可见工人组织力也愈来愈高。「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刊登了一份发布于6月11日的网络审查命令，说明了政府的惊慌：

「各地各网站，有关多省货运卡车司机的信息发现立即删除，不留死角。加强监管，严格防范境外媒体相关报道和煽动性评论。」

有海外媒体误报有罢工司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经验证后发现司机喊的口号是「打倒货车帮。」货车帮是一个像Uber那样连结司机和顾客的网上程式。

「零工经济」

货车帮app的所有人满帮集团是一间最近合并而成的公司，实际上垄断了卡车运输行业。中国九成货车司机都是车主，他们投诉这个程式迫使他们为了抢订单而压低价格。运费不断被削减，而成本却在上升。

这是西方所谓的「零工经济」在中国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经济」的意思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而公司倾向聘用所谓的「独立承包商」而非全职雇员。

的士司机和餐饮送递员的罢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见在逐利的资本主义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减轻劳动负担。

虽然中国大部分卡车司机名义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资奴隶的新变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四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卡车司机每天工时超过12小时，平均月入大约8千元人民币。《南华早报》报道，司机「经常睡在泊在路边上的货车裏，有时几个月不能与家人见面。」

由于司机需要借贷购买卡车，所以因为还债压力而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工作量。

担忧民族主义反冲 中共封禁乌有之乡公众号

5月20日，中国左翼宣传媒体「乌有之乡」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媒体打压左翼言论的文章，随后这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乌有之乡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左翼团体之一，有十数万人订阅它的公众号。

乌有之乡一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别是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被封后重新开始运作的乌有之乡进一步转向支持中共独裁统治的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基层群众所受的剥削和政治打压，通常归咎于资本阶级联合「党内腐化分子」的阴谋暴行，而这次公众号的被封禁，他们认为，这是「卖国买办资本家」越过政府操纵媒体的专断决定。在乌有之乡活跃的独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张以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解读这场公众号封禁风波。

事实上，从习近平上臺以来，对左翼言论的压製从未停止，并日趋增强（包括广州毛派读书会事件，以及近期因参与大规模工人罢工而受到打压的左翼力量），而这次对于乌有之乡公众号的封禁，同样是其中一环。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的态度重新变得强硬之前，习近平已经准备好向美国做出让步。但是中共长期以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独裁统治，所以它担心向美国示弱会令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权威受损。而乌有之乡在贸易战期间，强烈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包括主张「与美帝国主义开战」。所以习近平担心乌有之乡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的渠道。

习近平尽管表面上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但实际上是在强化个人独裁的权力和他统治下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可能对其不利的言论，无论是来自于政府自己所宣称的毛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予打压。面对这样的政治打压，通过民族主义来转移註意力，提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博取政府的宽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阶级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反对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区抗争   2018年最重要的标誌

中国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人斗争浪潮，为将来的工人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说这些抗争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

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今年1-6月中国的工人罢工、抗议数量是去年同期的近两倍，同时这也是自2011年「中国劳工通讯」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除了2015-16两年）最高的数字。河南、江苏以及其他一些内陆省份的罢工数量，也在逐渐赶上传统上工人抗争最激烈的广东。越来越多地区的工人逐渐激进化，服务业和新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场工人跨地区抗争的重要原因。与2016年沃尔玛工人反对综合工时製的全国抗争不同，这些抗争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组织能力和意识。

外卖员罢工

除了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的空前行动之外，从五月一日至今，云南、江苏、山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外卖工人也举行了约20场罢工和抗议。而且一些地区的抗争仍在进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达一百名外卖工人因降薪而发动罢工。5月16-17日在重庆进行罢工的美团外卖员说到，美团公司最近除了降低运费之外，还开始向他们强製派发订单，哪怕价格太低或者外卖员不熟悉路线。如果外卖员一天内拒绝超过三次，就会受到处罚。另外美团不仅减少了每单的递送时间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图上少报路程或者提示距离较短但不符合交通规则的路线。美团的这些做法导致外卖员不得不经常超速、闯红灯、逆行，令他们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今年农历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发现了一万多宗外卖电动车违反交通法规的事件。由于外卖员在名义上是「承包商」，所以在发生事故时他们无法得到工伤保险的补偿。虽然美团每天会从外卖员的帐户中扣除三元钱作为保险费，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那些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而受伤或者没有合法驾驶证件的外卖员。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各地罢工的外卖员像塔吊司机和货车司机那样有事先的联络和协调，但这些抗争无疑是在相互鼓舞。

这些事实驳斥了政府的宣传。政府声称服务业的发展代表着经济升级，会创造新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过往经验都与此相反。服务业工人经常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工作不稳定，工时更长，而实际收入却更低。现在数百万中国工人被迫从事着这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变得难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罢工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未来必然还会爆发更多的斗争。

教师抗议

另外，近年来中国教师的斗争也骤然高涨，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发起挑战。今年1月29日，来自黑龙江、河北、江苏等11个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岗的农村「民办教师」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访，要求政府补偿他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这是自2015年以来，各地教师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办教师」游行至市政府，追讨被拖欠的三万六千元绩效工资，结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镇压。十多名教师被捕，亦有教师被打伤住院，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批评。随后不久，六安市其他学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师前往市政府上访以示声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县300名教师也同样发起追讨该绩效工资的抗议，显然是受到其他地区教师斗争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来，内地多个省市相继发生退伍军人抗议事件，主要是追讨退休金，而且引发不同地区互相声援。最近一次是中国各地老兵云集江苏省镇江市，声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楼前维权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的老兵。当局调动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国各地到来声援的退伍军人越来越多，许多当地民众不顾政府和警察的阻挠，设法将食物和水送到现场。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区联合抗争。尽管面临着恐吓与镇压，各地、各行业的工人仍不断发起大规模行动，一次次震撼着习近平当局，证明工人阶级如果能组织起来，是有能力打败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

许多工人斗争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性诉求，而且有一些工人还打出支持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不过这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镇压，不一定是真的拥护中共政权。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号和诉求局限于经济或者说「劳资」问题，工人斗争及其组织水平的大幅前进还是带有深刻的政治影响。抗争工人遭到警察的殴打、逮捕、以及媒体审查；而官方工会则扮演着「第二警察」的角色，帮助雇主打压工人。中共政权的系统性镇压会影响新兴工人运动对未来的展望，工人运动的崛起必然会挑战威权统治。与中国劳工通讯等许多NGO不同（或者说与它们恰恰相反），我们社会主义者毫不认为独裁政府打算进行政治改革、给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组织起来。我们不相信官方工会是像中国劳工通讯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误解」了自己的任务才去破坏罢工。官方工会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破坏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会在已经开始的罢工斗争中明白这些道理。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继续打压性小众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两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进入园区。两人的徽章来自一个声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该活动原本计划在园区内举行，但也受到保安驱赶。即便在两人取下徽章之后，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发生冲突，并遭到殴打。据《环球时报》的报导，「798艺术区」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说，他认为配戴彩虹徽章是违法行为，而且「同性恋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击者称，事发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没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将被打者带回警察局。之后不久，网络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视频、评论和抗议信也被删除。虽然涉案保安已经被开除，而且也已经做出赔偿，但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性小众的处境在中共当局的打压下越来越恶劣。

无独有偶，在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广州和上海的纪念与声援活动在当局的压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众权益团体成员被警方拘禁。武汉大学校方更是将此类活动称为「非法集会」，除了说同性性行为会传播爱滋病，还警告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具有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连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电视臺旗下的芒果TV视频网站在转播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时，删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为他的伴舞是在讲述一个同性爱情故事。此外赛场上观众手举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马赛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后的转播权。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说明，习近平当局对性小众的打压越来越猛烈，因为他担心性小众平权会动摇家庭作为社会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担心受压迫群体的集体行动会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当局的打压乃至暴力行动不仅会直接使性小众的反歧视和平权活动更加困难，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这一系列打压也会使越来越多的性小众和其他受压迫群体抛弃对于中共的幻想，让他们看到，要想摆脱所受的歧视和压迫，必须要打倒中共独裁政权。

《英烈保护法》打压言论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当局开始施行《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权力。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网络脱口秀节目《暴走大事件》因为改编英雄故事，讽刺植入广告泛滥的现象，被当局指控是「侮辱英烈」并全网下架。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暴走大事件》经常以调侃的形式谴责一些社会丑闻，例如毒奶粉、莆田系医院、校园暴力等等。对于严厉管控新闻和舆论的习近平当局来说，它当然会成为一个打击目标。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评「豫章书院」网瘾治疗中心的体罚、囚禁和暴力训练而被停播。这次不过是利用《英烈保护法》再次打压。可见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

中共政府经常通过掩盖和扭曲历史来证明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与「官方历史」不符的言论，都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迫害。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有历史学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对1949年以来中共的的执政历史做任何批评，否则他们及其家人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养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军人。但尽管《英雄烈士保护法》看似保障了军人的「荣誉」，在现实裏中国退伍军人的利益却迟迟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然而这个机构并不可以真正的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

从四月底开始，大量的退伍军人陆续前往事务部进行进行静坐抗议，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五月八号，数百名曾在国有银行工作、因为被买断工龄而失去社保的退伍军人集体组织前往事务部前抗议，但事务部却报警抓捕抗议者。一名组织者被警方带走，其余的人都被带往久敬庄访民收容中心（一个早已臭名昭着的访民看守所）。

近年来有一些中国年轻人身穿二战时的日军军服，在中国的战争纪念遗址拍照，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得到更多支持。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和言论，但我们同时也反对中共此为借口来加强言论管控、进而打压群众反抗。

中国再爆疫苗丑闻　腐败製度危害群众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关註和谴责。这是2007年以来至少第四次出现大规模疫苗丑闻，而且让人回忆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当时受到处罚的国家食药监局官员孙咸泽不久便升任副局长，直到今年2月刚刚退休），因而严重撼动了群众对中国食药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压维权家长，严控媒体报导和社交媒体讨论，亦引起普遍不满。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国家食药监局发现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这两家公司销往山东丶河北丶重庆的65万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伤风）疫苗「效价」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无效。这种疫苗用于保护新生儿，因此劣质疫苗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生命风险。虽然政府声称劣质疫苗不会直接损害健康，但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关生产数据。

尽管当时政府已发出召回通知，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绝大部分已经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药监局发出通告称，根据公司员工举报发现长生伪造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数据。通告称涉事疫苗尚未出厂，但两天后长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内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药监局才对2017年的案件做出处罚决定，仅没收了长生186支库存疫苗，罚款34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2017年净利润高达5.7亿，除此之外还得到了4830万政府补贴，因此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质疫苗的武汉生物的处罚决定至今尚未公开，令人怀疑这是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处罚甚至比长生更轻，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紧接着，一篇介绍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长生发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让众多家长陷入担忧和愤怒，也令事件急剧升级。直到此时李克强和出访非洲的习近平才宣布彻查，不久之后包括董事长高俊芳在内长生15人被刑拘，但同时中共宣传部门也禁止媒体擅自报导相关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评论也被从网络上删除。讽刺的是，在两年前发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时李克强曾做过几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报导所用的照片也是当时的旧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称要彻底改善食药安全，但这更多只是应付民愤的一贯伎俩，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履行诺言。

私有化与贪腐

2003年，身为长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伟民伙同长生第三大股东韩刚君以低价将这家前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之后几年裏，杜伟民和韩刚君又收购了其他几家疫苗企业。包括长生在内，这几家公司过去也曾涉入劣质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儿接种长生的水痘疫苗后死亡，当时其父母要求检验疫苗，但吊诡的是医院却宣称该批次疫苗已经销毁。今次丑闻爆出之后，警方和政府官员也警告他们不要上访。

这些公司通过大肆行贿迅速控製了中国疫苗市场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产商（长春长生）。2017长生的「销售费用」高达5.8亿元，将近其研发费用的5倍。《南华早报》一篇文章指出，整个疫苗行业从审批到销售均存在贪腐，可见今次曝光的劣质疫苗以及长生和武汉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长表示对于中国药物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相关省份的家长前往当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门抗议，亦有过去子女接种疫苗之后遭致伤残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补偿的家长参加。重庆约60名受害者家长集体维权，不久后组织者被警方带走。警方警告他不得进行抗议，而且维权只可以针对企业，不可以针对政府。但家长们很清楚，政府缺乏监管和官商勾结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国食药检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员承认，监管部门无力确保药物质量，很大程度依靠企业「自律」！

全世界众多惨剧已经证明，让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企业「约束自己」根本是个神话。美国银行业的「自我约束」最后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化石燃料行业则带来了气候恶化。

假疫苗事件显然是医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戕害群众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证。没有真正的工会和新闻自由令情况更加严重。武汉生物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关心的是利润而非群众健康。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疫苗质量，并且有权惩处所有所有有罪资本家和官员；将所有製药企业和医疗单位公有化，交给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会由选举产生而且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廉价的医药服务。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须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製度和包庇黑心药企丶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共独裁统治。

声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 组织独立工会无罪

从7月中开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违法且苛刻的罚款製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同时这场斗争也在得到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声援。佳士工人无惧打压，坚持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发起挑战，成为中国工人斗争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斗争是一个开始，未来将有更多工人发起组织独立工会的抗争，这是近几个月来跨省罢工抗议和中国工人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主要生产焊割设备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且不久前刚被美国《福布斯》杂誌列为中国最具潜力的企业之一。但同时它通过「综合工时製」每月变相克扣工人数百元工资；每年少为工人缴纳上千元的住房公积金；以「建设企业文化」为由强製工人在休息时间集体「郊游」，实际上是将工人当作免费的宣传工具（有工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而被殴打）；另外还非法设置诸多苛刻的罚款规定。工人们说自己所受的待遇简直像奴隶一样。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报导称郭丽群的丈夫是当地政府官员。中共贪腐政权勾结和保护资本家的行径可见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当地坪山区官方工会投诉，工会官员称工人可以组织工会，但佳士资方抢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会。7月12日，工人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获得约90人联署，可资方和当地工会官员却指控这是违法行为。几天之后几名活跃工人被调职丶开除甚至殴打。被开除的工人试图进入工厂继续工作，却被警方攻击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议，要求惩处打人的黑警并赔偿医药费。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开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工人建立工会，不能破坏我们的团结！任何蛮横无理的行为都不会把我们吓倒！反而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厂外抗议丶要求復工和组建工会的工人及家属再次受到警方的攻击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当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驻工厂，以恐吓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严酷打压抗争工人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愤怒。29日开始，有外地学生和左翼人士前往当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议，高喊「组建工会无罪」丶「工友无罪」丶「严惩黑警丶黑社会」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时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尔滨丶宁夏等地一些大学生发出声明声援佳士工人，这令当局大为担忧，因为害怕各地学生的声援运动会演变为政治运动，造成连锁效应激起各地工人都起来罢工。8月1日，香港职工盟在中联办外举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中国劳工论坛在香港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加。

社会主义者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和反抗官商打压的抗争，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议者。我们支持罢工丶示威丶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谓的「工会改革」，而坪山区工会正是「改革试点」之一，可见官方工会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为真正维护工人的工具，而只不过是另一个「维稳」工具，是资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独立工会，组织更大的力量对抗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虽然中共当局会使用暴力镇压，但这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工人提出组建独立工会的诉求。同时习近平在国内外正面临着重重危机，使他难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镇压，以免引发更严重的愤怒和反抗，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以往主要集中于经济诉求的工人斗争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惩处黑警与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独裁发起挑战，又一次证明中国工人斗争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而且专製打压也在推动不同的受压迫和反抗群体团结起来。中共极为害怕这些运动会政治化并串联起来，成为一场大规模甚至是全国性的斗争运动。北京大学声援发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为要求公开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压与威胁。工人斗争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丶反专製的纲领将所有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一同对抗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贫穷丶歧视丶劣质食药以及其他种种不公。

中国#MeToo运动再度兴起

自7月底以来，众多教师、NGO人士、记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视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骚扰。虽然在年初的网络举报和请愿浪潮之后，中共政府大力打压敢于发声的学生和女权人士，并采取了严厉的媒体管控，但仍无法阻挡中国#MeToo运动的再次兴起。这既是因为中国男权统治和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为今年群众的激进化和公开抗争的增长。中共的打压令越来越多本没有「颠复意识」的年轻人政治化。反对性暴力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会是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消灭性别压迫和保护它的专製製度，#MeToo等女权运动需要集体行动，并同中国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支持一个反对男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于大学的中国#MeToo运动正开始向更大范围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揭露，她在参加乙肝患者维权NGO「亿友公益」举行的公益活动时被该组织创办人雷闯性侵。雷闯一开始回应说举报属实，他正考虑向警方自首，但随后又改口称两人当时是恋爱关系（在中国男权体製下，恋人或者婚内强奸往往不被视为犯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对雷闯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后也被揭发性侵丑闻的贫困学童「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并大肆指责受害者，试图将这次事件描绘成一场骗局和阴谋。类似的指责受害者或者「荡妇羞辱」的言论屡见不鲜，这也是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不愿报警和公开自身经历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章文声称，举报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给他「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并说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时做出「搂、亲、抱」等亲密动作是正常现象。

无论在校园还是职场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来自于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而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性暴力和性剥削最为严重，而且隐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视主持人朱军猥亵的女性披露，在她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她不要将事件曝光，以免破坏朱军和央视（当然还有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并以她担任公职的父母相要胁。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的这篇帖文以及许多相关评论也已被删除。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MeToo运动发展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中共政权打压受害者和女权人士，封锁相关的社交媒体文章和新闻报导，这实际上正是在保护犯罪者和整个男权体製。7月27日央视调查记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说到，政府已经发出管控相关新闻的命令，令狼狈不堪的被指控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轻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明白，尽管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对性暴力「零容忍」，但实际上它并不愿做出真正改变。今年年初罗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陈小武强奸，掀起了中国第一次#MeToo浪潮，全国70多所大学8000多名在读或毕业学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製，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实际进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愿看到公开、集体的抗议或请愿，担心这会发展成挑战独裁统治的行动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同时正如中国女权主义者张累累所说，「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要想消灭性暴力和性别压迫，需要集体的行动挑战当今的权力结构，而在中国也需要挑战拒绝做出任何实际该变的独裁统治，并终结与男权和等级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製度。#MeToo运动是一场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组织成受其参加者民主控製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女性经受着最恶劣的压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需要反击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联系起来。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资方和官方工会建立工厂反性骚扰製度，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女工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工人的集体抗争拥有更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社会。

立即释放沉梦雨 反对国家镇压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沉梦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绑架，至今没有音讯。这应该与她近期积极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反抗警察和资方打压的斗争有关。据一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者所说，沉梦雨近日来已经受到跟踪和骚扰，而且绑架发生后警方显然有意拖延调查。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组织真正的工会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强烈谴责中共政权暴力打压抗争工人和左翼活动者。我们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沉梦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对国家镇压

工人争取独立工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继续战斗！」

沉梦雨从位于深圳被软禁的地点秘密送出一封信，号召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左翼青年继续斗争。各位读者，言犹在耳，务必行动！

在3个月来，佳士工人和左翼声援者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沉梦雨是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最近几周，他们斗争的焦点是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声援者。这些被捕者可能会遭受严厉处罚。

8月11日，沉梦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绑架。当地警方在微博上声称，这只是一起「家庭纠纷」，因而拒绝调查。而且警方说绑架地点的4个监控镜头全部故障，所以没有调查线索和证据。

近日佳士工人声援团得知，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中共政府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无限期非法拘押反对者，禁止他们联系律师、家人或媒体。8名国保全天24小时监视沉梦雨，就连她洗澡或上厕所时也不例外。

深圳的声援团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会到他们的聚集点清场。最近几天政府加强打压，派出警察骚扰声援者，加强网络审查，封锁了他们的社交媒体帐号和聊天群组。「佳士」、「沉梦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个区）全都成了敏感词。

工人斗争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斗争是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会，组织独立工会会受到严厉惩罚。但尽管存在这些威胁和阻碍，今年中国工人斗争还是骤然发展起来。最引人註目的是爆发了数场「跨省罢工」，10多个省份的工人同步举行罢工和抗议。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机罢工。随后几个月裏，斗争蔓延到其他行业，爆发了卡车司机和外卖工人罢工。所有这些斗争隐含着建立独立于官方工会、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会的诉求。实际上，许多中国工人把全国总工会叫做「黑色工会」，也就是说它是政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工具，比黄色工会还要恶劣。最近这些大规模罢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独立工会在网络上组织的。

虽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恶劣（苛刻的罚款规定、工时过长、少缴社保等等），但这场斗争不只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从5月份开始，佳士工人将建立独立工会作为核心诉求，所以这场斗争十分重要，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参照点。

法律程序

一开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会，亦即全国总工会在厂内的下属分会。由政府控製的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工会」。尽管资方抢先建立了一个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谓「职工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压製工人，但工人还是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并在短短几天内获得约90人联署。

佳士管理层指控组建工会是非法行为，而官方工会干部也完全站在资方那一边。佳士资方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有两名高层人员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领袖米久平和刘鹏华先是被不明人士殴打（可能是资方雇用的打手），然后于7月20日被开除。官方工会丝毫没有保护两人，反而于7月23日与佳士资方一同发表声明称，双方正「合作」组建工会。组建这种受资方操控的假工会，正符合官方工会的一贯做法。

国家暴力

工人抗议资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继续争取真工会。7月27日，警察袭击了在工厂外抗议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刘鹏华在内的约30人。国际特赦组织等多个团体要求释放被捕人士，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当局羁押工人及其声援者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在本文写作时，米久平和刘鹏华等14人仍未被释放。同时亦有沉梦雨等声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沉梦雨等左翼青年无惧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最庞大的镇压机器，英勇捍卫工人权利，建设中国工人运动。警方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并以他们的家人朋友相威胁，以图让他们「认罪」并「指证」其他人。据《路透社》记者黄淑琳在推特上所说，佳士工人告诉她，警方为强迫工人签署认罪书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性骚扰。被关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寻衅滋事罪」，最多可入狱5年。

佳士抗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被视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年轻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一些「传统」的劳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体。

工运「政治化」令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讽刺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样如此。许多劳工NGO严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径」，并因此有意识地限製工人阶级斗争（哪怕只是争取局部的经济诉求的斗争），但还是受到了国家的残酷镇压。

《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不认为工运「太政治化」令佳士斗争添加困难，或者令它受到更严重的镇压。工人和声援者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们主动寻求国际声援的做法对于中国工运来说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尽管中国利用民族主义舆论宣传，指控声援者是受「外国势力操控」，但跨国的工人声援还是应该成为「新常态」。

全球声援佳士工人斗争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和反对镇压的抗争正在进入关键时期，所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已从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那裏受到了大量声援报告和照片。而且特别要感谢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果断、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国组织了抗议行动。

因为未来几日国家镇压可能大幅升级，我们紧急呼吁读者加快、加大行动，前往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抗议！联络工会联署下面这份声援声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国、法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工厂。我们希望海外的佳士工会声援他们的中国工友。

以下为爱尔兰国会议员的声明：

「我们—爱尔兰国会议员和社会主义党成员完全支持中国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历史性抗争，支持他们建立民主工会。我们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们的年轻抗议者，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他们挺身捍卫工人的权利，完全是正义的。让我们尤为震惊的是，抗议者沉梦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绑架，而深圳警察拒绝调查。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对警察和黑帮的殴打、虐待和性威胁，我们向他们致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中国：释放所有佳士声援团成员和被捕工人 撤销所有检控

8月24日清晨5时，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声援团在惠州的聚合点。与此同时，亦有工人和声援团成员在北京被捕，表明这是一场全国行动，而不只是广东地方政府的行动。在深圳，约10名工友和50名声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审的工人兰誌伟、余凯龙和虞炜烨。被捕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嶽昕、北京大学后勤工友调研报告发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贫困协会前会长冯歌、以及多位发起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声援联名信的同学。同时，曾会见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妇联的两位声援团在京代表及广州读书会事件被追逃的学生顾佳悦也失去联系。

目前总共有超过70名佳士工人和声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绑架的沉梦雨。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隐受到严重侵犯，不仅不能走出房门，上厕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紧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苛刻的罚款製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声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会殴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间受警察以酷刑对待。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声援者和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我们支持佳士工人抗争的诉求，支持组建民主工会的权利，支持示威和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

反对封锁毛派网站　立即释放编辑员、佳士工人和声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声援团被捕的同时，警方查抄了位于北京的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誌编辑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红色参考》的尚恺，以及「时代先锋网」核心成员之一顾佳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报导和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这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工人斗争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广东国保对《红色参考》编辑部及人员，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动。同时也再次证明逮捕声援团是中共政权有组织的全国镇压行动，而不是个别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国工人串联起来，特别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会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体被捕，证明了中国劳工论坛过去所说的，中共独裁政权不仅镇压自由派律师和少数民族，而且愈发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们的支持者。特别是中共政权现在奉行亲富人政策，保护着中国的富豪阶级，而工人收入则已经停滞，所以它不能容许任何独立于政府路线以外的声音。中国劳工论坛谴责习近平当局暴力镇压抗争工人和左翼声援者，谴责独裁政府打压言论、示威和结社自由。我们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网路封锁，释放所有被捕者，撤销所有控罪。组织独立工会无罪！抗议无罪！

中共封锁毛派工运网站

8月24日，中共独裁政权采取全国行动，镇压争取工会权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声援者。警察破门闯入声援团在惠州的住宅单位，逮捕了数十人。据报导，一些仍被关押在的声援者正在绝食抗议。《社会主义者》杂誌完全支持他们。现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个可耻的、反工会的血汗工厂。

这场镇压行动不是出自广东地方政府的手笔，而是一场全国搜捕。除了广东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区亦有人被捕。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誌编辑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网站一度停止运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动，目的是消灭支持佳士工人的声音，同时也是要让镇压行动激起的怒火没有表达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历史性斗争将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政局造成重大影响。争取真正工会的斗争现在已明确地摆上了议程。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共的铁腕镇压保护自己的利润和权力。只有通过真正的工会，中国工人才能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进化

同时佳士工人斗争也表明，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正在愈发政治激进化。近两年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来到广东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英勇青年对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压深感震惊。一部分声援者原本认为打压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终会出面保护工人和声援者，但8月24日的镇压行动深深打击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中共政权采取严酷手段，并且重点打压几个左翼网站和团体，说明这场镇压行动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佳士工人斗争表明，工人斗争正在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中共想要将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它不会得逞。年轻人和工人会重新振作起来、组织起来，发起新的抗争。

那些没有被捕的声援者，甚至还有一些名义上已经「释放」、但仍受到警方监视的声援者，正在以极大的勇气努力揭露镇压行动的残酷真相，驳斥官媒抹黑他们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说法。现在必须继续不懈地进行声援行动，支持那些被诬陷、而且可能遭受严厉刑罚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须从这场重要的斗争中得出一个必要的结论：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和全世界的现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组织，也需要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

习近平：内外受敌的「强人」

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说：「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强人」习近平现在面临诸多难题，突然之间他已不像过去那么强大。包括裴敏欣在内，海外的一众中国观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战和危机已经削弱了习近平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

有迹象表明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经公开显露出来。自6年前习近平上臺之后这是很罕见的。最重要的分歧是关于，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预想的一样，习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来越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全国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时，习近平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现在，尽管习近平已经贬黜了大部分竞争对手，瓦解了所有敌对派系，他却面临着上臺6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虽然在政权内部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他，但是他也变得更加孤立。现在已没有过去那么多地方势力为他唱贊歌。统治精英们小心翼翼地和这位「核心领导人」保持着距离。

群众抗议

从数万P2P网络信贷受害者抗议，到宁夏回族穆斯林反对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静坐抗议，再到波及90万名儿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众抗议彼伏此起，这也与习近平刚上臺时相对平静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国的公共医疗丑闻层出不穷，假疫苗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让人们看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善普通群众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罢工的兴起。跨省联合罢工的出现表明工人的组织水平上了一个新臺阶。过去4个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轮左翼学生行动结合起来，踏出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关键一步。

这些事件开始动摇习近平政权的统治基础。自由派专栏作家邓聿文在《南华早报》上说：「大众对当局的信任降到了冰点」。他还说道：「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躁动，大众正急切要求改变现在的製度。」（《南华早报》，2018年8月15日）

而该报的前主编王向伟则像是为了安抚中共领导层，说道：「说中国不稳定是言过其实，但不满是普遍存在的。」

贸易战

清华大学的自由派学者许章润对中国局势的估计也是同样黯淡。他在一封大胆批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写道：「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製度软肋暴露无遗」，「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许章润还在公开信裏要求恢復国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这场贸易战实际上不仅仅关乎贸易，而且标誌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它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政治局势。

习近平政权显然没有准备好应对特朗普的攻势。这令中国的政商精英感到怀疑和不安并互相指责。政权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击，在当前其后果远超过美国关税在短期内有限的经济影响。不过贸易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如果爆发更大的冲突，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而且这场冲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它可能会长期以不同形式持续下去，间中或有一些暂时的协议缓和局势，接着又爆发新的对抗。

这些事件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永远正确」的形象。过去个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经降低了调门，似乎证实了公众情绪的深刻转变。许多城市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歌颂习近平的文章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中共宣传部门察觉到群众的不满正在增长，所以想要降低人们对「核心领导人」的关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来群众的不满就在增长，现在贸易战爆发，加上国内经济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汇率）更是火上浇油。习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众发泄不满的焦点。我们当时就解释过，取消任期限製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场豪赌。它未能达到习近平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政治不稳定。

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尽管在贸易战爆发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经在加深，但贸易战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习近平的权威。习近平政权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现出力量和决心，反而显得迟钝、犹豫不决。《经济学人》杂誌说：「在特朗普的贸易攻势面前，中国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可靠消息称，习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估错了特朗普的意图，以为这次也只要多进口一些美国商品就能平息冲突。中国社科院的顶尖经济学家余永定承认，7月6日美国开征第一批关税之前，没有多人认为真会爆发贸易战。

可见中共严重低估了华府的意图。不过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几乎也没什么办法避开这场冲突，因为这场冲突根植于饱受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危机时代，帝国主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中共政权内部有许多人责怪习近平当局太过自大，结果作茧自缚，招致贸易战和其他国际冲突。就像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习近平用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復兴」来维持国内的支持。他大肆煽动民族主义，采取「一带一路」等强硬的外交政策，并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说：「我们应该保持低调……贸易战已使中国变得更谦逊。」王义桅告诉彭博社，他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考虑」一带一路计划。官方媒体现在重新开始广泛宣传「韬光养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警告媒体不要「浮夸自大」，不要夸大中国崛起和技术进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国已超越美国。

中美贸易战是习近平上臺以来第一场重大国际危机。《彭博社》评论说，这场贸易战最清晰地揭露了习近平的失误和困局。

刺激，还是紧缩？

但是贸易战不会是习近平的最后一个难题。首先，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中国将会在全球经济中遭遇更大的阻力，这不单单是指与特朗普的贸易争端。10年前爆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尚未过去，仍继续着动摇着各国政治製度，加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现在「一带一路」全面受挫。不仅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欧盟各国政府因担心失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大力阻挠，而且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的群众和反对派也表示反对。

其次，在贸易战正式启动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急剧放缓。自2017年开始，习近平为了打击「金融风险」、打击失控的影子银行而收紧信贷，而拉低了经济增长。这暴露了中国经济对债务的严重依赖。

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经济刺激策略，向银行註入更多资金，推动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为新的基建项目融资。不过其规模远不如过去的刺激方案。《南华早报》的汤姆·霍伦德（Tom Holland）评论说：「政府没有踩油门，它只是稍微松开了煞车器」。

同时采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经济刺激和金融紧缩）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还是关乎习近平的权威。霍伦德说到，如果现在采取180度的转弯，会让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颜面无存。部分官员支持更坚决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则担心完全放弃去杠杆（金融紧缩）政策会加剧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两派正为实行何种政策展开政治斗争。

不过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回升无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伟等经济学家不认为中共政府现在的政策能避免未来一年GDP增速更严重地放缓，特别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

习近平政权现在在经济政策方面也表现出内部分歧和犹豫不决。中国今年的确是进入了「新时代」，不过并不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样。习近平称帝和他的「宏伟计划」都是为了解决中共政权和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反而令危机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斗争与中国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工会权的斗争开启了中国工运的新篇章。这场斗争吸引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激进青年以及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钦佩。

佳士抗争工人和青年声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资方的残酷打压、官方工会的欺诈、政权的全力镇压、伪造的罪名和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抹黑。有一些声援佳士斗争的学生还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压，突显出国家将父权资本主义家庭单位作为控製社会的工具。

抗争工人和「毛派」青年声援者均受到全面镇压。这是中共政权对待群众斗争的一贯方式。尽管一些青年声援者曾认为镇压他们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显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时有几个左翼网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运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后尚未被释放的工人和声援者，总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监禁。据报导，4名抗争工人被控「寻衅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狱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目前还没有学生被控罪，不过网上有传言称，声援团的一名重要成员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独」。尽管这项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会让她遭受严厉处罚。

显然政府对待这些青年声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年轻人自称「毛派」，给政权的打压製造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说辞谋取一部份民众的支持，并以此抵挡群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日益增长的怒火。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担心如果过于严厉地惩处这些声援者，会在年轻人当中造成政治反冲。但被捕工人则会遭受更严重的刑罚。所以下一步的声援行动应该以要求撤销对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为重点。

我们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积极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并呼吁和发起了全球声援行动。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一些「毛派」青年声援者的政治观点。不过在中国「毛派」这个词语的涵义很广泛，涵盖许多不同的左翼观点。

我们和一部分青年声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们不认为1950-70年代中国的毛泽东政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国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已经资产阶级化，是一种由国家控製的特殊资本主义体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谈「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其他国家早已投身资本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党」政客那样。我们一直都主张建设独立工会，不久前我们刚和一些毛派辩论过独立工会的问题（参见我们和《红色中国网》辩论的文章）。

我们也一直都愿意和其他左翼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不会预先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对所有斗争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佳士斗争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杰出榜样。社会主义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努力帮助工人在实务和政治上建设自己的组织，明确表达出工人的诉求，提出下一步具体的斗争行动，并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胜利所必须的。在中国，在国家镇压工人阶级、并将真正的工会和工人自我组织视为非法的情况下，斗争会是长期的、艰巨的。

我们不同意中国一些与NGO相关的人和一些所谓左翼对佳士斗争的批评。他们批评毛派「骑劫」了工人斗争，令斗争「太政治化」，还说学生「寻求对抗」，破坏了工人纯粹的维权行动。几乎在所有斗争中都会有人提出类似的批评，因为这些人拒绝直视实际情况，害怕斗争，也害怕斗争令群众激进化。这些「大师」毫无根据地宣称佳士声援团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说他们忽视了工厂裏的斗争，而且更容易招致严厉镇压。

我们强烈反对这些批评。倾向自由派的NGO主张使用低调的、「非政治」的策略去从事工运，但他们还是受到严厉镇压。一些劳工NGO已经被关闭，还有一些在当局的逮捕和恐吓之下已经停止运作了。显然，这种「非政治」的策略也无法抵挡国家镇压，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诉求和掩盖实际问题而削弱了工人斗争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声援团在惠州的聚集点，逮捕了在场的所有工友和学生，共50多人，我决定去事件的源头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门时，遇到附近另一家厂的一个职工。他听说过佳士发生了点事，但说到具体，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这时，一批佳士工人骑着单车或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大道上，我们离开了他，想找他们中的一两位说话。

一个没穿厂服的年轻小伙走出大门，往我们这边来。没错，他是佳士员工，但他不知道前阵子厂裏出了什么事。

我们悻悻地被甩开，意外看到一个佳士男职工坐在一个花圃那裏看手机。他刚进厂，什么也没听说。运气不佳，我们只好离开。

多少是出于弥补的心理，我恢復了由于时间太晚原已打消的后续计划，去燕子岭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们想像的大。一熘防爆盾倚靠在外墙上，门口空地泊着一辆装甲车一样结实而阴森的囚车，红蓝光闪烁不止。

我们商量要不要直接进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况。然而，快到值班室门口时，我却先止步了。

我知道进去问了就算没被当作到场支持者抓起来，也得不到就事论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从这次事件以及从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结论，深信这个系统将威慑丶打压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当作常规。

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威权集团。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仅这一点，便足以体现那些工人和学生的无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对于正身陷牢狱亲尝磨难的工人和学生，我没资格说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与他们休戚与共，我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我相信他们不会无端地站出来，相信正义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一己私利出卖良心的官方喉舌无法抹黑他们分毫。我或许不能像他们那样抗争，但我站在他们这边，为他们发声。

新一轮P2P倒闭潮引发群众抗议

8月6日，数千名P2P（个人对个人）网贷平臺倒闭潮受害者计划前往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所在的北京金融街举行抗议。由于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无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围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区，火车丶地铁丶公交站点和旅馆亦有警察检查身份证，截查抗议者。据称有数百人被带往久敬庄访民关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许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纹和血液，并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习近平统治下，此类镇压已成为「正常现象」。这次倒闭潮涉及的P2P网贷平臺，背后多有社会名流与政府官员支持，令许多人认为这其实就是权贵阶层与高官的联手诈骗。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议同样遭到警方暴力驱逐。其中一人于两周后被发现在公园裏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察比维权的人都多，果然权势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股东甩锅的理直气壮，办案人员拖拖拉拉，维权上访百受阻挠」。警方扣押了该名受害者的遗体，并于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闭潮涉及数千亿元人民币，造成几百万「金融难民」，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2014-15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场，现有贷款总额达1.49万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它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最危险丶受监管最少的部分。官方从2016年起收紧监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规定完成整改，但最后期限变成了关门跑路的信号。截止2018上半年，中国P2P网贷平臺已有4,334家崩盘。例如因背负巨额债务和涉入中共权斗而闻名的海航集团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产品，作为信贷紧缩下新的融资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关闭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还未公开违约金额。与此同时海航的另一个P2P平臺也已开始出现违约。

网贷平臺承诺的投资回报率经常是银行存款利率的数倍，因而吸引了许多投资者。但从网贷平臺借款的个人或公司往往是因为还款能力弱或者没有抵押资产而难以从银行贷款，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银行，网贷平臺面临着更高的违约率，最后甚至可能变成庞氏骗局。当中共政府试图收紧流动性和去杠杆，并导致经济重新开始放缓时，P2P便成了中国债务问题中首先破裂的一环。P2P实际上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困境的缩影和预示。

八月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命令四大「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处理网贷平臺留下的债务。同时一些地区也已停止註册新的P2P公司。尽管P2P倒闭潮本身不太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危及整个金融系统，但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政府现在首先担心的是会有更多受害者参加抗议。

中共政府很可能会出臺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风险。但政府难以真正减轻整个金融系统和债务问题的危险。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的去杠杆运动并未有效改善中国金融状况，但已经成为经济再次放缓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经济刺激策略。政权内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去杠杆力度进行着权力斗争。习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继续减少债务，因此犹豫不决丶难以取舍。他註定会失败。这可能也意味着未来P2P或者类似金融工具的復兴，以及下一轮或者更加严重的金融灾难。比起2015年「习近平牛市」，群众在今次P2P危机裏更清楚见到中央政府有责任为金融灾难负责，因此工人阶级以至中产阶级会激进化起来，更有意识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机关的地点来行动。经过其他一系列政治挫败之后，P2P危机再次打击了习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访这趋势令各种维权运动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泼墨事件后各地撤下习近平画像

7月4日清晨，董琼瑶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控诉习近平和中共一党独裁，然后对街头的习近平肖像泼墨。董琼瑶随即被失踪，及后被当局以攻击领袖罪名抓捕，直播这一事态的华涌和董建彪也已被当局半夜抓走。其后等到7月22日传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当媒体打电话到该精神病院询问时，院方称董琼瑶是政治犯，并说她是受「境外势力」指使。

董琼瑶父亲董建彪和异见艺术家华涌也因要求当局释放董琼瑶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矿将他解雇，并拖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警方也曾建议董建彪製作假病历，来「证明」董琼瑶患有精神疾病，从而为董琼瑶换取较轻的处罚。有消息称，三人均被指控「攻击国家领导人」。

尽管宣传部门大肆歌颂习近平，竖立个人崇拜，但社会上存在广泛不满，习近平政权的群众支持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稳固。董琼瑶在街头公开谴责中共专製暴政，表达对庞大镇压机器的蔑视，也表达了群众愤怒情绪，得到了网民的广泛回响，令当局害怕会因很多人效彷。董琼瑶的行动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彷。在当前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愈发激进化丶而独裁政权加强镇压反抗行动的情况下，遍布街头的习近平海报可能会成为群众公开发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担心这成为一种潮流。独裁政权害怕任何公开的反对行动，哪怕只是向领导人的画像上泼墨水。因为一旦这种公开挑衅独裁政权的行动蔓延起来，很可能开启群众运动的闸门。特别是在习近平建立起个人独裁之后，加强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宣传，但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他个人权威的削弱将对整个中共政权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泼墨事件发生后，中国100多个城市迅速撤下习近平海报。

泼墨事件以及近几个月的大规模罢工丶抗议表明中国社会局势正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专製镇压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年轻人推向政权的对立面。实际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为了给女儿缴学费而盗取铜线，虽然仅卖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狱9年。要想终结政治迫害和争取言论自由，需要群众集体斗争，打倒中共专製政权及其后的资本主义统治。

谷歌向中共妥协 试图重返中国市场

据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一个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进而重回中国市场。这个「清洁版」搜索引擎可能于6-9个月内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单上的网站，以及六四屠杀和其他政治异议内容。而且回到中国后，谷歌随时可能将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这个有近9万名员工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几百人知道该项目。谷歌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在工作场所施行专製！事件曝光后，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反对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并要求公司提高决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并以此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作恶」的美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从2006年直到退出中国，谷歌中国（google.cn）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共封锁政治敏感资讯。当时中国异见人士郭泉批评说：「Google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冲突中，谷歌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建製的攻击目标。最后由于中共试图进一步收紧对谷歌的控製，并指使黑客盗取谷歌邮箱用户的资料，才导致谷歌不情愿地退出中国。

但谷歌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开发被中共用于社会监控的人工智能）。现在中国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于谷歌的诱惑愈发变大。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于利益的追求远大于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如果谷歌最终以服从审查製度为条件重返中国，中共政府会是另一个受益者。这会被宣传为中国网络审查製度的「重大胜利」，而其他跨国公司也可以以此为藉口，为自己顺从中共政权或者其他政府的专製措施辩护。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于政治异议的打压，支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权利。要实现这些，依靠的不是跨国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虚伪言辞，因为它们将利润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众性运动。只有终结专製的资本主义製度，将互联网公司民主公营，才能实现真正的丶彻底的网络和言论自由。

湖南家长抗议 反对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阳市政府强迫全市8000馀名五丶六年级学生转读私立学校，激起家长抗议以及与警方的严重冲突。该私立学校远离市区，学生必须住校。尽管政府曾承诺费用会和公立学校一样，但等到开学时家长们发现私立学校的收费超过公立学校的10倍（公立每学期200元，私立每学期2800元）。而当地平均月收入仅有2085元。除了教学质量比公立学校差之外，更令家长们更为愤怒的是，该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刚刚经过翻修，充满甲醛气味，可能严重危害学生健康。

9月1日家长先在学校丶政府大楼和公路上抗议。抗议横幅上写着：「抵製民办学校，还我九年义务教育，坚决不住有毒宿舍，不进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们的敛财工具」。5名抗议者被捕。随后其他抗议者前往当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后，冲突剧烈升级，约600人包围了公安局和警方对峙并发生严重冲突，演变为一场骚乱。愤怒的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丶砖头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终警方暴力镇压，逮捕了46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警方曾向抗议者开枪。

尽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诺，称转读私立学校的费用不会超过公立学校。但在没有一个民主丶独立的群众委员会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再次食言。政府或许想拖延时间，待打压了反对声音之后再伺机调涨费用。事实上就在抗议之后几天裏，一些家长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举行抗议就去坐牢。

耒阳政府的「分流」政策实际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超大班额在中国受诟病已久，不仅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而且亦有学校曾因学生人数过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根据政府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耒阳有20%的班级超过66人，38%超过56人，而正常班额上限为45人。「撤点并校」政策和学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现超大班额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资严重不足。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从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低于新兴经济体，尽管中国政府仍在花费大笔资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进帝国主义「一带一路」计划。

巨额债务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资金兴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选择将学生送去私立学校。亦有网民揭露称，当地官员已暗中入股该私立学校。如果算上融资平臺（即地方政府专门为贷款而设立的公司），耒阳政府负债占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560%。今年5月，耒阳发生了中国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阳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义推行教育私有化，从而减少政府的公共教育开支，缓解债务问题。不过就在家长抗议爆发前一周，耒阳刚刚为湖南省运动会落成一座耗资5亿的体育馆。当地居民谴责说，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钱修建形象工程，却对最基本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

耒阳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公共服务短缺的一个缩影。有消息称，在耒阳抗议被镇压之后，湖南其他一些地区也因为类似原因发生小规模抗议。面对沉重债务和重新开始放缓的经济，各地政府可能试图更广泛地采取紧缩和私有化政策作为「解决办法」，不惜以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耒阳事件表明，这会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抗，反而加剧中共独裁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者要求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免费的教育丶医疗丶幼托丶长照等公共服务。这需要终结现在这个无视群众需要的独裁资本主义，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民主的群众委员会决定资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员将资金浪费在对群众无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紧缩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经成为世界现象。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斗争，一同反抗这个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製度。

刘霞离开中国 但政治迫害仍在继续

7月10日刘霞离开北京前往德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软禁生活。所有反对国家镇压的人都欢迎这个可喜的结果，但这只是个案。刘霞并不是异见活动者，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为不愿与丈夫刘晓波「划清界线」。同时中共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仍在继续。就在刘霞离开的次日，「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创办人秦永敏因「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3年，这是近年来被判处该项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长的，同时这也是中共发出的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

德国政府的安排和刘霞抵德之后的活动非常秘密丶低调，这是中共释放她的条件。刘霞的两个兄弟仍作为人质留在中国。她的弟弟刘晖5年前因「诈骗罪」被判入狱11年，现处在保释之中。这被普遍视为政治迫害。如果刘霞在德国批评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满的言行，刘晖可能随时被关进监狱。也因如此，刘霞没有参加当地纪念刘晓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动。所以就算在德国，她仍像受到政治软禁。

不过中共释放刘霞说明它现在面临更大的压力。德国前驻华大使说，一年前刘晓波去世时中国政府正春风得意，不理会国内外要求释放刘霞的声音，但现在它处于逆境。中共将刘霞当作礼物拉拢德国和欧盟联手对抗特朗普贸易攻势。默克尔政府在国内面临着政治危机，联合政府严重不稳，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权议题」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权威。

不过中共未能如愿与德国结盟一同对抗特朗普的贸易战。德国和欧洲资产阶级希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而欧盟的虚弱与分裂令他们害怕和特朗普发生冲突。同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海外影响了欧洲的商业利益也令他们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冲突升温的形势下，欧美国家会利用各种「人权民主」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可能会作出小让步，例如西方自由派关註的个别议题上，但不会改变整体猛烈镇压的路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想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要在中国和全世界结束政治迫害和实现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众抗争，以及反对富豪专政的社会主义纲领。

黑龙江养老金问题引发担忧

7月底，黑龙江社保厅发布文件称要推迟发放养老金。人们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出现养老金危机，因而引发众多关註和担忧。政府公告否认推迟，说这是「工作失误、错发信息」，但显然没有人会相信。同时又有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称因为养老金上涨导致延迟，不过当地居民表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的情况。政府含煳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显然无法打消群众对黑龙江乃至全国养老金亏空问题的担忧。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黑龙江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赤字高达232亿元。此外其他多个省份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同一报告，全国10个省份以及新疆兵团的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不足10个月。更有清华大学及人社部的报告分别指出，全国养老金个人帐户的「空帐」总计已达4.7万亿元（即只有帐面数字，实际并没有资金），空帐率超九成。据估计，中国的养老基金将在30年后耗尽。

中国「改革开放」后，官僚权贵掠夺了计划经济累积的公共财富，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以年轻人交的钱支付老人的养老金（类似于庞氏骗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龄化，能够支持养老金体系的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成为亏空问题的重要原因。

贪腐和挪用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在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经济刺激和狂热的基建投资之后。养老金挪用金额从2003年的84亿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亿元。同时巨额债务也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拿出资金填补养老金缺口。

如其他实行紧缩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迟退休政策，通过进一步压榨劳动者来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养老金体系苟延残喘。由于普遍不满和谴责，中共已经推迟了出臺具体计划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未有哪个国家的「改革」可以实现养老金永续。

资本主义无法给与劳动群众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工人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资本家夺走。解决养老金危机需要社会主义纲领：向富人征收重税，将银行和大公司民主公营。这样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资金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养老和社会保障製度，同时保证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而这一目标又要和战斗性、反对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独立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辽宁爆发大规模反汙染抗议

8月初，辽宁省朝阳市、盖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议，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氧化铝工厂。群众担心工厂会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众的反对行动下，朝阳、盖州两地及辽宁其他3个城市在短短几天内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铝项目。以往的种种事件表明，由于官商勾结，兴建项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估」经常只是「走形式」，环保要求形同虚设。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铝工厂汙染事件仍让群众心有馀悸。今次投资辽宁氧化铝项目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和中国铝业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诸多反汙染抗议体现出群众对亲资的中共独裁政府严重不信任。

朝阳的工厂计划年产量1000万吨。财新网采访的一名铝业资深人士说，建设这么庞大的项目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它既无法处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难以找到足够的销售市场。赤泥是生产氧化铝时产生的汙染性废渣，可能造成严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阳工厂选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险。支持兴建工厂者称，这些项目能够帮助拉动东北地区衰颓的经济，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实际上群众难以从这些项目中获益。2017年中国全国氧化铝产量约6500万吨，而今次辽宁因抗议取消的几个工厂计划总年产量高达2450万吨，显然将严重恶化产能过剩问题。这意味着，工人不仅会被压低收入，同时还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众抗议取得了胜利，甚至对未发生抗议的地区造成压力，因为其他地方政府担心抗议行动会蔓延到本地，变成更大规模的联合抗争。但按照以往经验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这些大企业会试图将项目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反汙染抗争不能局限于邻避运动，必须要有跨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并联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恶果的工人运动，这在空气汙染、水汙染和气候变化等区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环境保护中尤为重要。因此，想要彻底终结环境汙染，使人类的生存环境真正宜居，必须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纲领，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由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製度。

退伍军人抗争挑战中共政权

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抗议没有停止的迹象。据报导，仅9月初就有至少7个城市发生老兵抗议。抗议者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问题。尽管江苏老兵抗议被镇压，但抗争仍然不断发生，因而习近平当局加强对老兵的维稳，试图避免重演大规模退伍军人抗议的事件。

7月24日，山东烟臺三百名老兵计画进北京上访，当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车站围堵。三天后，徐州两名上访老兵在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发生车祸身亡。人们怀疑这其实是谋杀，在上访期间始终有车辆跟踪他们。

退伍士兵拥有广泛且紧密的网络，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而且他们的抗争可能会影响到现役士兵丶警察对官方的信任，同时挑战民族主义的宣传，给予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习近平政府更大的压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联署信上表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

就像中国裔学者杨海英所说，退伍军人最后可能将枪口指向习近平。在镇压了镇江抗议之后，中共高官举行紧急会议，试图平息抗议浪潮。「八一」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补助资金。但是许多人只能多得数百元甚至只有几十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贪汙与债务问题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济南抗议老兵说：「各省市还在弄虚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亏欠我们的，需要他们拿出部分资金来，他们肯定不会往外掏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庞大的债务，并造成各地的地产泡沫，令与政府勾结的一小群精英发了大财。债务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定支付退伍军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抚方案只不过是用来欺骗抗议者的空话而已。

许多退伍士兵没有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权利的抗争经常受到独裁政权的暴力镇压，这也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恶劣处境。我们主张退伍军人和正在迅速激进化的工人阶级联合抗争，透过群众斗争国有化银行和大企业，并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资本家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才能让所有人获得体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会服务和保障。

中共正加强打压左翼学生社团

自佳士工人斗争以来，特别是8月24日全国抓捕行动之后，中国多所大学的左翼学生社团受到打压，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山西中北大学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声援团青年被警方绑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学生！佳士工人声援团在声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许警方绑架，这是高校打压进步学生和左翼社团的又一罪状。」

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事件。在中国青年和工人广泛的激进化下，部份毛左学生和年轻人在工人待遇、性骚扰和国家镇压等议题上，与中共当局变得比以前对立。因此，年轻人过去未被政权视为威胁，但现在受到猛烈打压。

镇压大学左翼社团显然是针对佳士工人斗争，受打压的社团往往有成员曾前往深圳声援。中共政权试图全面打击中国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转发了佳士斗争消息便受到校方处分的学生所说：「校方真正的企图绝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要通过整人的方式向所有关註和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同学们以震慑！」校方暗中禁止老师担任社团「指导老师」，试图以此取缔这些社团（强製学生社团必须有「指导老师」也是监控学生活动的措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揭露这些事件的学生也受到威胁警告。西安理工大学称该校的一个左翼社团「思涌学社」是「非法社团」，要求它交出成员名单、活动资料和资金来源，并在学生的讨论群组中抹黑它是一个诈骗组织。

更恶劣的是，有社团成员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袭击。9月27日，北科大「齐民学社」社长张德旺因在网络上抗议校方打压该社团，被勒令休学并被跟踪。张德旺和闻讯而来的10多名声援学生遭到保安的围堵、辱骂和殴打。张德旺报警后反被警方掳走，并被没收了手机。该社团有成员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无法拿到奖学金。自10月底开始，南大「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成员接连数日在学校行政楼外抗议，要求与校党委书记见面。

11月1日，6名抗议学生在数名校方领导的面前被学校保安和黑社会围攻，抗议横幅和传单被撕毁，而且一名学生在被拖入行政楼会议室后仍然继续受到殴打。这一切都说明这是校方高层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学一致采取类似的打压措施，说明这是继8月24日之后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国镇压。正如社会主义者过去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政府不仅镇压自由派，也会镇压左翼力量，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主义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富豪集团。自由派对现行製度的攻击非常「温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则有可能鼓动工人阶级发起严重得多的挑战，彻底改变中国。

显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之下，学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谬的措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在8月前往广东打工时被克扣工资。他向工厂资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称「与老板对抗」是「犯罪」，要求他放弃工资立即离开，并要求他每日汇报所在位置。后来他又因转发佳士斗争的资讯被校方列入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仅该学生所在学院的黑名单就有12人。在黑名单上不仅有曾声援佳士工人的学生，亦有年初公开反对性骚扰的学生。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即便是普通的兴趣团体也未能幸免），要求它们在3日内提交详细的成员名单、主要成员履历和活动报告，否则可能会被取缔，结果造成更广泛的不满。可见佳士斗争和年轻人的激进化令独裁政权和听命于它的学校官僚成了惊弓之鸟，疯狂地扩大打击范围。中共害怕未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学生和青年运动，因此想先发製人。但如社会主义者过去所说，这只会推动更多年轻人政治化和激进化。

学生在网络上和校园裏的抗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经暂停了取缔左翼社团的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打压和斗争的结束，南大就是一个例子。从去年年底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以来，可以看出习近平打压左翼青年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即便现在获准继续运作的社团也很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控製和监视。要想抵挡习近平的专製镇压攻势，争取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围绕一系列能够指明当前斗争出路的清晰诉求，采取团结协调的行动。

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
释放佳士斗争所有被捕！强烈谴责暴力镇压！
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组织国际声援，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左翼学生遭受新一轮打压

新一轮政治打压正横扫中国的大学校园。自11月初以来，当局已经拘捕了10多名学生，他们均曾声援过争取独立工会的深圳佳士工人斗争。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世界各地成员也曾发起声援抗议。现在中共政府继续镇压佳士工人抗争，并将声援团定性为非法组织。

佳士工人斗争于7月份遭到残酷镇压，工人领袖被解雇、殴打、逮捕。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领袖被捕已超过百日。他们被控「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于中国的法院完全处在独裁政权的控製之下，审判结果往往早就拟定好了。

佳士声援团

在7月的镇压之后，一些自称为「毛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组建了佳士工人声援团。他们动员了许多学生和年轻人前往深圳抗议警察镇压、支持佳士工人斗争。中国劳工论坛和CWI的中国支持者欢迎他们的做法，而这也表明正在兴起的中国独立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8月24日，警方突击搜查了佳士声援团的聚集点。部分声援团成员被押送回家。但是还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释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两名女性成员沉梦雨和嶽昕。她们分别毕业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精英学府。嶽昕也是中国#MeToo运动中的主要人物，这说明中国的各种抗争运动正在相互联系起来，也说明「毛派」这个标签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新一代左翼活动分子。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国际主义视角。他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女权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鼓舞。

在受到镇压之后，这些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对国家镇压发起反击，发起进一步的声援运动、发放传单、在校园裏举行抗议，并在网络上广泛呼吁，吸引人们关註失踪的声援者。例如，他们发起「寻月行动」，呼吁人们一同要求当局释放嶽昕和其他声援者。在中国20多年来最严酷的政治镇压之下，这些无畏的年轻人树立起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打压进入新阶段

不过最近大学左翼学生社团被打压的事件表明，习近平政权的镇压行动已经猛烈升级。这些事件明显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全国行动，目的是压製中国年轻人和工人当中正在增长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国的CWI成员胡旭方说：「这不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第一次打压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但是这表明打压进入了新阶段。」胡旭方参与组织了声援被捕学生和工人的行动。

他告诉中国劳工论坛：「当局已经宣布佳士声援团为『非法组织』。这意味着参加声援的年轻人可能会遭到严厉打压。」

当局在中国地位最高的大学裏公然绑架、殴打左翼学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帮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刚从北大毕业的声援团成员张圣业在北大校园内被10多名黑衣人绑架。一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张圣业遭到暴打，然后被他们带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机拍下事件的学生也遭到殴打，并被警告不要继续拍照。当时一名过路学生也无缘无故遭到殴打，而且他在网络上披露自己的经历以示抗议之后便「被失踪」，足见当局何其残暴和疯狂。

「非法活动」

北大校方指控张圣业和佳士声援团从事「非法活动」（北大新任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曾任中共国安高层），并警告北大学生如果不退出声援运动就会被警察找上门。

一名学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现在整个北大校园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刚好在维权人士曾经发传单的地方，保安也会来找你问话。」

北大的事件不是个别事件。在张圣业被绑架之后，上海、广州、深圳和武汉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绑架。

一名北大学生对路透社说：「政府想把佳士工人声援团一网打尽，否则为什么突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下逮捕这么多人？」

中国许多大学开始试图取缔「毛派」和「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过去政府容许这些社团的存在，只要它们只是在学术上研究毛泽东或者马克思的着作，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还是受到政府监控。11月初，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的学生发起抗议，反对校方取缔该社团，数名抗议学生被殴打和逮捕。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则强製检查学生和教师的手机、电脑和外部存储装置裏是否有「违法」影音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将那些参加佳士声援团的学生列入黑名单，导致美国康乃尔大学取消了与人大的两个交流项目。

工人和学生的声援运动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左翼人士。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以往的经验表明，能给独裁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是基层年轻人和工人的国际声援运动。外国的学生会以及社会主义/左翼学生若在自己的大学裏发动声援抗议，要求审视与中国大学的官方来往，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释说：「最近的镇压也表明，习近平政权正面临严重危机。中国经济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镇压行动正将许多自称『毛派』的左翼学生推到独裁政权的对立面上，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中国劳工论坛紧急呼吁我们在国际上的所有同誌继续扩大声援行动，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大学裏举行抗议，声援受到迫害的中国工人、学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压中国左翼学生！
停止大学校园的政治打压！
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声援团成员！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

中国经济：习近平的180度改变

正当中美关系陷入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中国经济也在继续放缓。不过，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

纵使面对特朗普自七月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在九月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中国的对外出口（包括对美国）实际上仍然在增长。由于许多订单赶在关税实行之前运送到埠以及美元强势等各种原因，中国的出口在2018年头9个月增长了12%。据报，美国第三季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1060亿美元（去年同期是920亿）。

其实中国的主要问题乃是出在国内方面，尤其是习近平在过去18个月来的去杠杆运动和整顿影子银行，导致了严重的信贷紧缩，进而拖累了消费、投资以及许多高负债企业的财务状况。今年10月部分主要经济行业（包括汽车业、房产业和电子业）销售额下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10月份汽车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虽然经济放缓在春季已经开始，但习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决定放弃去杠杆政策。他们明了当下严重的债务水平是个计时炸弹，未来将会威胁到整个银行系统，乃至中共政权本身。

10年来的最低增速

不过，信贷紧缩主要是打击了私人企业，导致私企债务违约事件大幅上升，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国第三季度总体经济增长率为6.5%（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而私营部门的情况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许多经济学者怀疑官方数据，认为真正的增长率只有3-4%。也就是说受惠于特朗普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已超过中国。

「现在是非常时期」，《南华早报》的王向伟称，「中国私营部门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职位，而其商业信心正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师丁安华说：「有证据显示中国的私营部门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改革40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困境。」

质押股票危机

这也是中国股市大泻的重要原因。沪深300指数自1月以来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为止今年股市蒸发了21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金额的10倍。

今年全球「新兴市场」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开始抛售潮亦蔓延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是资本家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国股灾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因为许多私人企业质押其股份以获得贷款。由于政府打击金融风险，收紧融资渠道，押股借贷变得更加广泛。沪深3,491间上市企业当中，只有13间没有这么做。

10月股灾继续恶化，。政府资料显示，至10月12日中国35%的质押股票（市值达8.9亿人民币）已跌穿止损线，将会被银行抛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质押股票危机」正触发一个恶性循环。上海的一名投资经理告诉《南华早报》：「股票下跌导致平仓，而平仓则令股票进一步下跌。」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试图托底股市。

政府透过国有证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资金，支撑最危险的企业。政府亦修改规则，让企业更容易买回自己的股份（这是华尔街常见的伎俩，能够暂时抬高股票价格）。短期内，这些措施能够防止中国股市继续下滑。但问题是这能够维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继续恶化的话。

「国进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干预股市并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时，习近平亦正推动大型政治宣传来安抚资本家。同时这也是为了安抚美国和其他外资，因为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到其他低薪、无工会的国家。

11月，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宣布将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贷款划定给私人企业，而且这个比例会在未来３年内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发出声明，要求金融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将更多资金註入到实体经济之中。在此之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8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自2003年以来最低的。

习近平承诺「毫不动摇」地支持私营部门，更将其形容为「我们自己人」。习近平在11月的私营企业座谈会当中，「前所未见」地对着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等约50名大资本家再次重申这个立场。根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会上称：「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为了平息资本家对于「国进民退」的普遍担忧。

「国进民退」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回到旧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私有经济需要政府援助。

根据《日经亚洲》报导，中国上市公司的总债务在过去5年间翻了一倍，达到近33万亿人民币。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许多负债的上市企业将无法偿还债务。

搁置去杠杆计划

地方政府已经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资金」。一系列纾困方案实际上已将至少30家上市企业「国有化」。但是，政府官员大力强调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他们也不会「干预」这些公司的日常运作，而且「当市场状况改善」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售其股权（《南华早报》11月17日）。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刘鹤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政府的纾困方案展现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轮的国家干预自然意味着停止去杠杆计划。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债务去拯救出问题的私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这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问题。

所有这些措施反映了习近平政权自10月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政策改变。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去杠杆计划已经被搁置。在过去一个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总值至少1300亿人民币的基建项目。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这些政策说明中国基本上已经叫停了去杠杆计划。」

隐藏债务

这裏有两点需要註意。首先，刘鹤和习近平都把自己的个人权威押在去杠杆计划上。因此现在的政策大逆转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严峻处境，而且习近平的「强人」形象必定受到打击。这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当局能够操控经济的空间已经大大萎缩。

第二，中国未来的债务危机将会更加严重。「我对于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杆不感乐观，债务水平很可能会维持现状，甚至可能会上升，而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香港智库东方资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迟早会出现广泛的债务违约。」

2004-08年间，中国的总债务维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总债务从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现在的数据可能也低估了真实状况。标普全球评级在10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隐瞒了部分债务，总额可能达到40万亿人民币。这个金额是地方政府债务官方数字（2018年1月数字为16.6万亿人民币）的三倍。

标准普尔的报告警告：「这是一座债务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贷风险。」

国际冲突、全球经济再次进入经济危机的阴霾以及中国工人阶级越加有组织、有协调的斗争，都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压力。当局一贯以镇压作为回应，但现在这已经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我们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以取代习近平的独裁製度与中国债臺高筑的国家资本主义。

习近平推动的「国进民退」代表什么？

9月初，财经作家吴小平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私有经济应「逐渐离场」，引发热议。政府很快从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官方媒体更是表示，这种「蛊惑人心」的观点可能是「别有用心」。不久之后，习近平视察辽阳和深圳时也再次说到，政府会毫不动摇地保护私有经济。但政府的解释没有减轻资本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担忧和不满。

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访问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感到「恐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即扩大国有企业的角色）的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谘询公司的董事长说：「我们现在无力和国企竞争。现在更多的工程都给了他们」。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习近平的做法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护这个服务于少数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

到10月为止，国有资本已经收购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权。这尽管只占中国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广泛视为「国进民退」的新信号。如上海的一位投资公司经理所说，中共这么做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些被收购的公司背负着非常高的债务，面临破产，令投资者丶银行丶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都处在危险之中。中国私有企业总共将价值4.5万亿元人民币的股票（相当于沪深股市总市值的10%）抵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现在其中35%已经跌破止损线，可能随时会被银行抛售，进而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资本家一直抱怨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廉价贷款和纾困措施。近两年来的去杠杆丶去产能以及反汙染运动，以及现在的贸易战，令大量私有企业破产或停业，或者收紧它们的融资渠道。今年前7个月，中国私企利润同比暴跌27.9%，而国企则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来，中共政府强製万达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资产以减少负债。安邦保险和华信能源更是分别被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国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团宣布它将获得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贷款。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写到：「导致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并不是去杠杆，而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大幅上升，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政府部门，而民企获得资金较少」。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张（即通过私有化等方式削减国有经济），我们认为只有由工人阶级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计划经济才能解决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两方面的问题，但这些自由派评论家正确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对严重的经济风险和国际冲突，习近平政权试图加强对经济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设立党支部），从而让自己的经济政策得到更忠实的执行。关键问题在于政权的控製力，而非意识形态。习近平政权支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它不想资本家太过独立以至于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时贸易冲突和保护主义政策令中共政权收购美欧高科技企业的计划受到重挫。这可能使「中国製造2025」计划不可能以现在的方式实现。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国企业註入更多资源，开发本土技术，以避免再次发生像中兴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那样足以打击中国科技发展和削弱政权权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资金的当然会是在红色贵族掌控下的国有企业。

习近平当局的做法激起了亲自由派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批评。在9月一场经济论坛上，前财经部门高官杨伟民指责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假改革」。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要求政府落实「供给侧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减税和削减工人待遇）。有消息称，出席这场论坛的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也认同这些自由派主张，但是他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严重震荡，习近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个人独裁已经开始成为党内权斗的焦点和导火索。最近几周，习近平被迫转变口风，发表了一些关于「保护私有经济」的演讲，并出臺了一些安抚私人资本家的新政策。这是因为私有部门的经济危机正在恶化，投资锐减。所以这只不过是政权平衡各方面经济压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变了政治方向。

习近平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绝不是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中国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加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趋势，例如美国政府收购重组通用汽车丶保险业巨头AIG和其他公司。当时德国和英国政府也被迫将一些银行国有化。现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场」，加强政府管製。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试图保护资本主义製度，以免它毁于自己的毁灭性力量。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已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如资本家一样通过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义伎俩剥削着基层工人，将工人创造的财富送入中共统治精英丶贪腐官员和股东（包括外国资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反对将国企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将进一步打击工人权益，令富豪们聚敛更多财富。要求改革的楼继伟曾荒谬地批评中国工人工资增长「过快」！唯一能够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和恶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将大公司和银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收归民主公营，使之受到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监督，而不是为独裁者拥有和挪用的党产，真正服务于创造了这些财富的工人群众。

中共将新疆拘留营「合法化」

10月初，新疆当局修改了《去极端化条例》，将用于种族主义迫害的拘留营「合法化」。据估计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拘留营中，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萨克族和回族。近年来中共疯狂加强对新疆的监控和镇压，要求地方官员「尽最大努力拘留所有应该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烟或者收看外国宗教电视节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营。被拘留人数暴增，有时甚至超过地方政府的预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门支出30亿元人民币，将近预算的6倍，其中大多数资金都是用于兴建拘留营。有曾经被关入拘留营的受害者告诉媒体，他们当时被要求放弃伊斯兰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权，否则会受到处罚，例如关禁闭丶殴打丶禁食等等。

在当前的贸易战和帝国主义冲突下，原本不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欧政府试图利用新疆等人权和民主议题向中共政权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它在贸易和开放市场等方面作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党议员曾提出应就新疆问题对中国采取製裁。在11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问题时，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对中国做出谴责。在过去几个月裏，中国官方媒体和新疆当局大肆美化宣传所谓的「培训中心」，并突然将它变成「合法」部门，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为了应对西方政府的压力。

不过中共不会因此停止对于新疆的镇压，因为这不但会点燃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而且很可能会在西藏丶内蒙甚至汉族地区引起连锁的群众运动，威胁到整个独裁政权甚至资本主义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会支持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因为它们和中国仍有着巨大的商业往来。它们想要的是将独裁政权「改良」，使之更顺从西方的要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权理事会在中国的压力下最终没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内蒙丶香港的6个异见团体的意见书，而中国官方的人权报道则获得通过。各个寄望于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压的自由派政党或人权组织，包括香港众誌，又再次换来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设一个全面的洗脑系统。将来这些手段很可能会被用于打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实际上，中共已经将打压打压伊斯兰教的行动扩大至宁夏等较为温顺的回族地区，引起回族群众的担忧和恐惧，并在今年8月引发一场保护清真寺的抗议。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权利，这需要以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团结所有民族的工人群众，终结专製统治。

退伍士兵武力对抗当局镇压

10月初，山东平度约40名退伍士兵准备前往北京上访，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拦截和殴打。很快全国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赶赴平度声援。近年来类似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变得更为有效，使他们能够迅速动员大批人前去声援被当局暴力打压的同僚。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议者携带了木棍和灭火器以对抗警察镇压。这种情况是中国近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再一次表明中国群众斗争正在激进化，对中共独裁政权做出愈发严重的挑战。

平度抗议者做此准备，很可能与4个月前江苏镇江退伍士兵抗议有关。当时数千名抗议者遭到约万名警力的暴力镇压，500多人被打伤，而且有消息称可能有3人被打死。镇江事件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汉族地区最大丶最严重的一次镇压行动。但今次平度抗议表明，镇压未能吓倒抗争群众，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虽然平度抗议最终仍被镇压，但可以想见，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议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各地政府大肆举债投资无用基建，不仅缺少资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们应有的补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恶劣的生活状况也反映出中国整体的贫穷问题，养老丶医疗等社会保障匮乏，以及越多来多人从事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这也是退伍士兵抗议获得大量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共政府承诺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并为此建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但是接连发生的抗议表明这并没有实际效果，抗议者已对这些承诺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议可以鼓舞其他群众斗争，但是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孤军奋战。退伍士兵须要和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群众抗议联合起来，一同对抗这个不顾群众福祉的贪腐独裁政权。

范冰冰逃税被查 揭露中国税收黑洞

今年5月，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着名演员范冰冰逃税。范冰冰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演员。去年她的收入为3亿元人民币。不久之后，范冰冰便被秘密关押和调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现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认逃税，并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处罚决定。随后新华社报导称，由于范冰冰属于「初犯」，只要她缴纳近9亿元欠税及罚款，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一场交易。同时税务部门表示，其他演艺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内缴清欠税，可以免于罚款和起诉。

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逃税在中国资本家和上层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税务部门为了吸引投资和收取贿赂，经常视而不见。有匿名电影人告诉媒体，在范冰冰事件爆发之后，明星们赶忙补税，税务部门在「四个月内把一年的税收任务都完成了」。中国经济一再发出警号，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中共当局可能希望通过徵收欠税来强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实力，同时减少资本外逃至美国等国家，以便应对未来的危机。范冰冰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许多人对范冰冰抱着「愉快的蔑视」，因为仅仅是她欠的税就已经超过任何普通劳动者乃至中产阶级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愤怒地说，「普通人只赚很少钱，但还是需要诚实缴税」。不过政府并不会把这些税收用于建设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而是继续兴建无用的大白象工程，令这些钱流入中共统治精英和贪腐官员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问题专家魏伊（Roderic Wye）认为，中共调查和处罚范冰冰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政府之上，没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监管」。近年来，中共一直在打压娱乐节目和娱乐新闻，禁製任何党路线之外的讯息。除了在政治及经济新闻作出严格审查外，独裁政权也在文化生活上进行家长式管製，越来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爱甚至是娱乐八卦的话题。

在过去江泽民时期中共喜欢利用这些花边话题和消费主义来麻醉群众，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对这些讯息也感到不安。这也与政权越来越宣传传统家庭观念、儒家伪道德。另外，娱乐圈是富豪权贵的后花园，明星的八卦话题自然牵涉不少官员，中共对这些讯息传播自然感到不悦。中共通过惩罚范冰冰强化对娱乐圈的控製。

「习近平思想」入电视节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电视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意即学习习近平），于湖南卫视等电视臺和人民网等网站播出。该节目以问答竞赛的方式进行，参赛者均是大学生，并邀请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担任嘉宾，试图吸引中国青年学习「习近平思想」，并继续煽动对习皇帝的个人崇拜。佳士工人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规模网络抗议表明中国年轻人正在明显激进化。中共试图通过此类电视节目加强思想箝製，但势必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新时代学习大会》明显在为习近平及其「思想」做宣传：该节目每一集的标题均以于十九大被加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头；节目内容几乎都与习思想和习近平的个人经历相关，包括背诵「习语录」；最后的演讲环节即使声称是参赛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当然不会真的让选手自由言论的空间，他们只会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唱贊歌。

像在背诵课本一样

习近平采取空前的镇压和社会/媒体管製、建立一人独裁、树立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令民间已有很大不满，即使用一些虚伪的「爱民」言论也压不住。画像遭泼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维权、佳士工人斗争等事件也迫使习近平势力考虑用新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而电视问答秀的形式则被认为「年轻有趣」，因而被用于这次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

但现实情况却不如策划者所想。尽管光明网称「收视率一路飘红」、「关註度仍在持续升温」，该节目实际上并未在中国引爆明显的关註和支持，年轻人的评论也大多是在嘲讽。节目内容和参赛者显然是排练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诵课本一样」。当恶劣的生活处境、贫富差距和镇压推动越来越多年轻人转向政权的对立面、甚至参加抗争时，中共企图控製思想的把戏只会引来更多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和它的个人崇拜及民族主义宣传，反对它通过这些手段所维护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求终结独裁资本主义製度，主张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将媒体民主公营，成为基层群众的发声渠道，而不是独裁者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国：释放女权工运分子嶽昕

去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嶽昕，在8月24日与佳士声援团的另外约50位学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现在。现在网路上发起了「寻月行动」，要求释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争以前，嶽昕已经因#Metoo运动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学学生要求校方公开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网民在社交媒体指出，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在1996年强奸了她的同学，还汙蔑她的同学是疯子，最后她的同学自杀了。这起事件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学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处分文件，遭到大众的广泛质疑。该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恋爱关系」，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性侵和性关系的事情。该教授只是受到「不当行为」的处分。

胁迫和施压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的几天，嶽昕和其他同学向校方申请公布与该案相关的所有文件。从那之后校方不断骚扰和威胁这些学生，指控她们「与境外势力勾结」，还威胁不让她们毕业，企图迫使她们撤回申请书。4月20日校方发布了一则没有具体内容的回应。在两天之后的午夜，辅导员带嶽昕的妈妈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删除所有申请资料，并保证不再行动。之后嶽昕就被带回家裏。

嶽昕在网络上发出抗议，说校方扭曲事实并且使她的妈妈精神崩溃，引发北大内外许多人表示声援。有人在北大校园裏张贴声援海报，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嶽昕的名字也变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词」。

后来嶽昕参加了佳士工人斗争，并成为佳士声援团的领头人物。这表明，在中国青年与工人阶级显着激进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别的群众运动正在融合。

另一位声援团女成员沉梦雨在深圳绑架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在沉被绑架后，嶽昕发挥了突出作用。她发表公开演讲，撰写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声援试图建立独立工会而受到警察打压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于清晨突袭声援团的聚集点，逮捕了大批声援团成员。此后不久，在被集体关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虽然嶽昕给习近平的公开信留表现出对于中共政权的「忠诚」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护声援团免被国家镇压），但是她在斗争中的勇气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左翼采取有协调、有组织的抗议，反对政府不断镇压左翼青年和群众斗争。像是最近对于中国各地大学左翼学生社团受到镇压，超过10位和佳士抗争有关的学生和工人被捕。在团结对抗国家镇压的同时，我们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辩论左翼内部关于纲领、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独立工会

嶽昕和沉孟雨、顾佳悦，以及其他许多佳士声援团成员，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后还会有更严重的迫害。顾佳悦在8月24日于北京被广东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当时有许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缉。顾佳悦此次被捕，部分是广东当局为了先前读书会事件而进行的「报復」。同时，四位佳士斗争工人正在等待审判：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李展。政府将他们的罪名从「寻衅滋事」变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最高刑期从5年增加到7年。

我们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佳士斗争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权利，包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与示威的自由。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建立独立民主工会与政治组织的权利。我们主张中国的左翼围绕着这些诉求建设一个协调的、有组织的运动，反对独裁政权，并反对中共所保护和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

二零一九年

广东万人游行 反高危废物处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广东顺德杏坛镇爆发万人游行，反对于当地兴建高危化学废品处理厂。甚至有部分警员也加入游行。该处理厂选址200米范围内便有密集居民区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胁周边多个城市百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坛镇居民，亦有周边地区的居民表示坚决反对。在逾万名群众的反对声浪及抗议行动下，当局于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称将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会对周边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类似事件已经让很多群众无法相信官方说辞。抗议爆发后，政府公告称该项目尚未审批，亦未开始建设，但当地居民见到已有许多机器进驻准备动工。因此该项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么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也只不过会是走过场。

「死亡通知」

据当地居民透露，杏坛镇已经饱受多家工厂汙染。因此居民对于这个新的废品处理厂的担忧显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说，在听到建设这个废品处理厂的消息之后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坛镇居民收集6万人联名要求政府取消该项目，但被政府无视，因此自发上街抗议。

尽管官方依旧试图封锁消息，但此次抗议并为遭到暴力镇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习近平考察广东的敏感时间点，当地政府害怕暴力镇压可能会促使抗议者尝试围堵习近平，令习近平和中共大失颜面。

当地居民指出，当局只是说停止项目，并非终止或取消，这意味着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还是会找机会重启此工程，或者将项目转移到其它地区。

今次杏坛镇的反汙染抗争再次表明，习近平政府的反汙染运动并未解决汙染问题。波及范围甚广的空气和水汙染也说明「邻避运动」是不够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斗争——全省、全国甚至全球——串联起来，建设一场有组织的、协调的基层环保运动。大企业、大财团汙染环境的种种做法，也要归咎于将追逐利润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孟宏伟被捕 中共权斗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首位中国籍主席孟宏伟在从法国裏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返回中国之后失踪。一周后，他在法国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国警方报案，引起轩然大波，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註。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孟宏伟的处境。迫于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宣布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几小时后，公安部的一场紧急会议提到孟宏伟涉嫌贪汙。

权力斗争

Grace Meng否认孟宏伟涉入贪腐，并说他是受到「政治迫害」。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消息称，Grace Meng通过孟宏伟担任多家公司的「挂名高管」，年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但同时一系列迹象表明孟宏伟被捕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而非贪腐。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敌。在公安部的紧急会议上，部长赵克誌提到要「彻底肃清周永康遗毒」，并要求公安部门「绝对忠诚」于习近平。而去年中纪委已承认周永康等高官落马是因为「搞阴谋活动」。而且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大笔资金以换取孟宏伟担任主席，从而便于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敌、异见人士和逃犯，也难以让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伟只是因为贪腐问题。

Grace Meng在这场事件中角色也尤为突出。以往落马高官的家属通常会保持沉默，以免遭到当局更严厉的报復，但今次Grace Meng却主动踢爆事件，并积极寻求国际关註。她已雇用了两家欧洲法律公司追寻孟宏伟的下落并游说外国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压力。美欧政府可能也乐于以此作为向中共施压、谋取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借口。无论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对中共造成更大压力，亦可能反过来被反习官僚用作武器，加剧权斗。

中美冲突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和一人独裁，曾暂时减弱的权力斗争正在重新点燃。独裁政权内无论哪个派系都无法给贫穷、受到打压的工人和年轻人提供出路，但是统治集团的分裂会曝露出政权内的更多丑闻，同时也会打破「稳定」的假象，鼓舞群众斗争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团受到打压

中国公众对同誌的越来越包容。2015年年末联合国调查显示，85%的异性恋受访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尤其反映出年轻人对待同誌平权的态度。美国《外交》杂誌报导说，今年中国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庆祝活动规模空前巨大。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派发支持同誌团体的传单、彩虹勛章等物品。但与此同时政府和高校校方对同誌社团严防死堵，习近平上臺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机器参与打压，甚至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实际上正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禁止同誌社团活动

2017年国际不再恐同日，广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团体原本计划在这一天举办扬旗、彩虹拥抱等活动。然而就在两天前，社团负责人纷纷受到了辅导员的「喝茶」邀请。这些被校方禁止的学生同誌团体多年来一直处在地下状态，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获知社团成员名单的，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怎么洞悉到尚未公布实施的活动计划的。据猜测，这是因为警方窃听了社团成员的通讯。

有了解内情的学生告诉社团成员，他们的手机号已经出现在了国保的名单裏，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因此活动被迫暂停。然而即使这样，校方还不罢休，下达命令要求各位同学在当日不允许转发任何与这些社团有关的内容，更不允许参与他们的活动，甚至是不允许更改社交媒体的头像（以防学生通过头像图片声援同誌活动）。

像这样的「恐怖措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内地高校以及社会网络之中了。但在习近平加强控製和打压学生和年轻人的情况下，这已经逐渐成为了常态。校方打压同誌社团的方式经常包括向其成员的家长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有学生因此被父母强製送去接受「矫正治疗」。这再一次说明传统的家庭结构是独裁政权的统治工具，而性小众权利和团体受到打压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挑战了这种一男一女的父权家庭模式。

中共独裁政权是争取性小众权益和对抗恐同歧视的严重阻碍。它害怕同誌运动的抗争行动和成果将鼓舞更广泛的群众斗争，甚至发展成直接挑战独裁统治的力量。因此中国的同誌运动不仅需要通过「庆祝」和「教育」活动去改变公众对于性小众的态度，更需要明确反对独裁、父权和它们所依赖的资本主义。

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停止打压马克思主义学会?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期间，得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和青年声援，及后8月24日广东警方逮捕50多名声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声援的学生很多来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因为认知中共与资本家一同剥削工人、贪汙腐败的的恶行，而对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同情，继而挺身行动声援佳士工人。中共为了作出报復，大力禁製各间大学的马思主义学会，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逮捕组织成员，甚至动用保安和黑社会暴力攻击学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学毕业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要求学生提交成员名单，否则可能会被取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学，学会亦被校方接管。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工人的团体「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本月2日也遭暂停活动并限期整改。

习近平越来越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现实上却完全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现在更要禁止学生组织讨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对自己党史的一大嘲讽。我们反对中共镇压学生，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强烈谴责暴力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剥削！

反对政治迫害！反对强迫佳士青年「认罪」！

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校方接管之后，北大等学校的一些佳士声援团成员在被国安部门「约谈」时看到了嶽昕、顾佳悦、郑永明和沉梦雨等四名抗争青年的「认罪视频」。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后一直下落不明。所谓认罪显然是在中共当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过该视频的学生回忆说，顾佳悦和沉梦雨「脸色苍白、眼上带着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滞、口齿不清，在自述说出自己的认罪声明时如同背稿子一般，还经常停顿，频繁地眨眼，似乎记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好像需要努力地回忆。」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国电视上认罪的瑞典籍人权活动者）接受外媒访问时说：「被关押者会受到非常多的恶劣对待，直到他们被迫认罪。几乎一定会有酷刑。」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着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贊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复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着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贊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复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是中共镇压的一贯伎俩，它想用这种方法恐吓仍在坚持抗争的左翼青年。但是该视频并未像过去镇压自由派律师和人权活动者时那样在媒体上公开播放。有学生说，国安曾表示该视频是国家机密。中共可能担心，至少是现在佳士声援团仍在斗争的时候，如果公开播放该视频，可能引发广泛的学生和工人对运动的同情。中共的担忧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问题下，左翼思想对年轻人很大的潜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规模逮捕之后，中共曾试图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受境外势力操控，并为此逮捕了深圳两个劳工NGO的成员作为替罪羊（但这两个NGO其实并未参加佳士斗争）。现在政府的指控从「境外势力」变为「激进组织」，很可能正是因为看出前者无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吓。

面对未来更猛烈的国家镇压，所有支持工运的人士迫切需要围绕着一系列能够指引斗争方向的诉求采取协调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国劳工论坛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斗争工人和青年；
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
打倒中共专政！打倒极权资本主义。

一带一路接连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一场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奇怪的是参加年会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理王岐山）竟然没有出席这场会议。而且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高官已很少谈到一带一路，尽管一年前一带一路才刚刚被写入宪法，成为除了「改革开放」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中国宪法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中美冲突和一带一路国家愈发强烈的反对声音及债务问题令一带一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势必打击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因为它是习近平的标誌性政策。

计划受挫

一带一路帝国主义扩张计划威胁到美欧帝国主义的市场和影响力，成为当前中美冲突的战场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资战略，以抗衡一带一路，尽管目前只计划投资1.13亿美元，远少于一带一路；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于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战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降低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宣传调门，来缓和美国资产阶级建製的敌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本身也进展缓慢，而且在沿线国家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11个月一带一路新签合同的价值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20.4%。一带一路起初计划的6个经济走廊中，有3个至今尚无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于，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限製资本外流，导致一带一路可以得到的资金减少（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工程资金都来自中国贷款）；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高涨。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项目为其他腐败的专製政府提供资金，暂时延续他们的生命，以此换取商业和贷款合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援助、贷款和合作强化了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保住自己权力的能力。」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开始担任总统一直到现在，残酷镇压和屠杀抗议者。但一带一路对威权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暂的。由于群众对于一带一路、中国新殖民主义和本国经济状况的恶化，攻击一带一路成为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斯裏兰卡等国反对派赢得大选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搁置拉兴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发电厂的兴建计划，同时也取消了400个被认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再度受挫。在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区，俾路支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将一带一路工程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谴责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残酷镇压反抗力量和掠夺俾路支的资源，该地居民无法得益。同样在今年1月，马来西亚正式取消了东海岸铁路项目。去年马哈蒂尔打败亲中的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新总理后，宣布暂停该项目和另外3项工程，希望和中国谈判，达成对马来西亚更有利的新合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早已被广泛视为「债务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国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预计巴基斯坦等8国家将因一带一路工程贷款而出现财政危机。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国际评级机构列为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国家。继斯裏兰卡因无力偿还对华贷款而将中资兴建的汉班托塔港口租给中国99年之后，去年12月底有消息传出，肯尼亚政府可能因为无法偿还一带一路贷款而将蒙巴萨港的控製权交给中国，引起国内强烈抗议。蒙巴萨港是肯尼亚最大且最发达的港口，而且具有战略重要性。中国在肯尼亚建造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实际运量只有预期的一半。自2017年开通以来，该铁路一年之内就亏损了100亿肯尼亚先令（约9900万美元）。按照合约，如果肯尼亚政府无法偿还债务，该国任何资产都不受主权保护。

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调查马来西亚国有一马公司（1MDB）贪腐弊案的发现势必引发一带一路国家群众更猛烈的担忧乃至怒火。一马公司于2013-2015年被爆出负债421亿令吉（约102亿美元），引发了贪汙丑闻和争议。《华尔街日报》揭露了纳吉布政府和中国的一系列会议纪录。纪录显示，中国官员承诺：设法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调查一马公司弊案；窃听《华尔街日报》在香港的记者，查出泄密者并告诉马来西亚政府。作为回报，马来西亚政府将批准一系列一带一路工程。在会议之后几个月裏，纳吉布批准了总价34亿美元的铁路、油气管道等工程。同时按照会议纪录，马来西亚官员建议中国提出的工程造价应该高出市价，多出来的资金会被用于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补一马公司的亏空）。根据马来西亚一家咨询公司早前的估计，刚刚被取消的东海岸铁路实际只需73亿美元，但中国报价为128亿美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贷款，最终将由马来西亚国家财政偿还。

由于接连受挫，加上美欧政府的攻击，中国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带一路的宣传调门。但是习近平无法放弃这个计划，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个人权威将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且美国加强了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大企业和银行需要开拓国外市场。亦有许多中国群众指责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而不是用来改善本国人民恶劣的生活水平。中国群众和年轻人明显激进化，已爆发多场大规模网路抗议、跨省罢工抗议以及历史性的佳士工人斗争，中国政府正准备进一步升级镇压。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和中共权威受损，可能给其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带一路将造成气候灾难

尽管习近平和中共宣称一带一路会是「绿色发展」，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全球基建计划将严重恶化气候危机。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电投资者。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于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电厂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中国出资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过时技术。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带一路国家。「中巴经济走廊」半数能源生产项目是煤电厂。部分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煤电占巴基斯坦能源供应的比例将从现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于去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在2014-2017年间，中国的6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丶进出口银行及最大的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业提供了1430亿美元贷款，将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气行业；他们其中超过一半（140亿）用于建造化石燃料发电厂，而且有100亿是用于建造煤电厂。化石燃料行业占「丝路基金」能源业贷款的比例更是高达93%。

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说，如果一带一路国家采取中国式的高碳排放发展模式，那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是控製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2℃（相比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时完全停止使用煤炭发电，也就相当于每天要关闭一座煤电厂。一带一路的大规模煤电和化石燃料投资与此显然是背道而驰。而且巴黎协定製定的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各资产阶级政府受到巨大的公众压力下製定这样一个无力的协定。即便全球气温只上升2℃，也会导致严重的气候灾难。科学家说必须将全球气温升幅控製在1.5℃以内才能避免灾难，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会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数陆地生物会遭受负面影响；严重热浪会更加频繁──而且这还算是好的情况！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大量煤电厂，为国内发电丶煤炭丶建筑业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同时也试图将国内汙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缓和严重的空气汙染和日渐增多的环保抗议。煤电厂不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根据英国气候研究组织「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预测，到2021年时，建造新的风电厂会比继续使用现有的煤电厂更加便宜；到2025年时，太阳能发电也会比煤电更加便宜。但是煤电厂通常可以使用约40年，而且耗费巨额建设投资，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批煤电厂会将这些国家「锁入」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长达几十年，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和灾难。

向较落后国家转嫁汙染是帝国主义（包括美欧国家）长久以来使用的伎俩，因此为了对抗气候破坏与汙染丶以大规模的绿色科技取代破坏气候的产业，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对抗盲目逐利的资本主义。

再现毒跑道 贪腐官僚戕害学生健康

从2018年9月开始，浙江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及家长多次反应校园内弥漫着刺鼻异味，先后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咳嗽、腹痛、头晕等症状，甚至出现脱发和抽搐。最多的一个班，45人有42人产生不良反应，并被送往医院就诊，且有部分学生在之后出现復发的现像。全校1000多名学生有近600人体检异常。

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多所中小学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家长怀疑该校存在相同问题。2018年9月底当家长带着检测人员去学校检测时，校方却称家长们是「无理取闹」，并出示了一家省级质检机构的合格证明。当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监工方也信誓旦旦说跑道不存在安全问题。

有毒物质严重超标

10月，在家长抗议之下，校方被迫允许家长们聘请的另一家质检机构重新检测。新的检测结果显示，该校跑道散发的两种有毒物质（甲醛和邻苯二甲酸酯）分别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检测发现另外一种有毒物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为安全标准的3倍。这几种有毒物质会伤害人体的内分泌、生殖、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癌症，对儿童的伤害当然尤为严重。

但是校方却不承认新的检测结果。当家长在校外抗议或者不让孩子上学时，当地教育局官员竟荒唐地警告家长不要试图製造「轰动效应」、不要「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彻底拆除跑道，但并没有兑现拆除跑道后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诺。目前5名学校和教育局官员及工程人员，以及涉事的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校方、教育部门和官方质检机构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关公司，显然涉及贪腐。近年来中国毒跑道层出不穷，10多个省份曝出此类事件。同样在去年9月，武汉和济南的两所小学也出现毒跑道，百余名学生身体不适，校方同样声称跑道质量合格。毒跑道横行是製度性腐败、教育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逐利的恶果。

民主管理

学生及家长对于学校运作并没有足够的知情权和控製权，直到抗议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经常是曝出一起才查处一起。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群众往往也难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应有的处罚，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处罚。习近平当局正在继续加大网络和媒体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隐瞒。

只有采取教育资源的民主监督，民主分配，才能实质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种种类似案例，保证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由学生、家长、教师和工人组成独立、民主的学校委员会，调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问题；学校委员会应有权惩处有罪的官员和资本家，并有权民主监督和控製学校运作（包括校舍建设和课程安排）。同时我们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优质、安全的免费教育。

页岩气开采引发地震 四川数千人抗议

2月24-25日，四川荣县数千人抗议，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并冲击了当地政府大楼。在24-25日，荣县接连发生三场4.3-4.9级地震，官方通告称地震造成2死13伤，超过2万间房屋损毁，共损失8000余万元人民币。亦有媒体报导死亡至少4人。当地群众认为是附近的页岩气开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议。政府已禁止媒体报导地震或抗议情况。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议者，而且有多名参加抗议的10多岁学生遭到警察殴打。但之后抗议者仍在继续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暂停开采。

开采页岩气主要采用「水力压裂法」，即将水、砂和化学物的混合液体通过高压註入地下，将岩石层压裂，从而释放出岩层中的天然气。但是水力压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发现，页岩气开采确实造成近几年四川地震增多。

开采页岩气导致地震增加

荣县居民说，通常在每次压裂开始后的两三个小时裏就会发生地震，尽管过去的地震没有今次这么严重。自从去年9月开始开采页岩气以来，荣县发生了9次3级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级以下地震。而且当地的地震在今年农历假期期间曾短暂停止，假期结束后重新出现，更说明2月24-25日的地震与开采页岩气有关。有居民说：「现在白天也摇、晚上也摇……大家都有恐惧感，随时都有威胁，人心惶惶。」

此前当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但政府无动于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议之后，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开采。但群众怀疑这只是缓兵之计。香港《星岛日报》也报导说，其实页岩气公司只关闭了一个矿井和减慢了开采速度。

2017年四川页岩气开采量是全中国的三分之一，荣县的页岩气储量是全国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区，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数字将近9万人（亦有估计为30万）。

中共政府试图通过开发页岩气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但却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严重的汙染事件和工业灾难亦屡见不鲜。中国劳工论坛要求永久停止开采页岩气，并由居民民主组成的委员会独立调查环境损害以及对居民的影响，惩治有罪的官员和老板，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要想真正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须真正发展及应用绿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众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会生产才能实现这点。

火烧「女生节」横幅　女权斗争新行动

有着妇女争取政治与经济平权的激进起源的国际妇女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沦为各大商家极力促销的商机。在资本主义復辟数十年的中国，3月7日还被另外冠上「女生节」丶 「女神节」丶 「女王节」这些父权视角的名称，许多「庆祝」活动亦不乏将女性视为男性玩物的标语，诸如「春风十裏，不如睡你」等。这些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性骚扰的横幅得到校方容许。为对抗这种庸俗化趋势，中国政法大学有女学生于3月8日当天放火烧掉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她在社交媒体上说道：「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问与反思，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丶离婚权丶堕胎权的斗争……」尽管该女生事后称感觉做法欠缺安全考虑，该行动仍然受到网民广泛称贊。去年3月7日，山东大学也有学生抗议「女生节」横幅，批评这是性骚扰。

普遍的性别歧视

中国女性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与压迫。女性经常在个人发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认为不需要读到很高学历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应该早点结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学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和性侵外，女性还经常被说成「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而父权製度和谴责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扬「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观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场。在社会舆论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为例，一名遇难中国籍女大学生被认为年轻貌美，于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网友以「千裏送炮」等评论羞辱。

各种歧视与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间的经济不平等，而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正是资本主义製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规范财产继承丶维护私有製和等级製，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为经济基本单位，而女性被强加生理上的「再生产者」丶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的属性，在职场上处处收到歧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够就业，无论公共还是私营部门，许多单位将年龄丶外貌等作为招聘女性的条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洁丶收银等不稳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国女性平均收入与男性的比例从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类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从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让步

近年影响到中国的#MeToo运动丶P2P受害者上访丶佳士工人斗争等一系列行动，着实给中共政权造成不小压力。因此，为了缓和群众愤怒，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已经开始的人口危机，中共及其操控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在女性问题上作出表面让步。2月21日，一份关于落实现有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网上公布。今年两会期间，有提案建议结束对非婚生子女的经济处罚，亦有提案要令父亲也陪产假。而李克强也声称政府将「加快」发展托儿服务和早期教育。

我们很难相信声称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实现并消除性别歧视。习近平上臺之后显着加强国家镇压，女权运动成为攻击目标之一。习近平政权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扬回归「中国传统」和儒家文化，呼吁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令女性从事更多无偿家务劳动，以便削减公共服务，同时进一步强化职场性别歧视，将使资本家和中共贪腐官员攫取更多财富。中国政府大学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无法真正消灭中国的女权斗争，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和青年采取行动挑战性别压迫。

相比以往的国际妇女节，在2019年的这一天，许多人开始学习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实含义，不再满足于资本主义下商业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约一半的女性对工人阶级斗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实表明女性工人经常率先发起抗争丶并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替代，诉求将生产资料民主公有化，将民众的需要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因而能够实现同工同酬丶永续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从而令性平斗争与工人阶级斗争联合，合力击败亲资父权的中共政权，令性别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经济方面实现，最终打造一个真正性别平权的社会。

响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结

2019年3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一家名为「天嘉宜」农药厂发生爆炸。据中国地震臺网测定，此次爆炸相当于2.2级左右的地震，发生爆炸的化工厂被炸出一个大坑，整个园区成了一片废墟，周边房屋严重损坏，居民区和学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伤。爆炸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汙染：事件发生后，当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浓度，曾一度超标57倍和248倍；园区内河流不同程度的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事发园区为江苏化工企业主要集聚地之一，当地此前已发生多起化工企业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园区内另一家农药厂发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数十人受伤；2010年11月23日，园区内一家氯碱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下风向的另一家化工厂30多名员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农药厂发生重大火灾；7月26号该厂又发生爆炸。

严重隐患

据今次爆炸的调查人员所说，这个园区从2007年开始运营，当时为了承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重汙染工厂匆匆上马，没有做好充分的计画。各个工厂自行铺设管道向河流排汙。更严重的是，该园区没有处理废弃物的设施，各工厂自行建设焚化炉，有些焚化炉甚至紧邻天然气罐，天嘉宜就是如此。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该园区使用卡车而非管道运输天然气，但没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发爆炸。工人和当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据报园区的安全隐患和汙染问题，但政府一面向工厂收取罚款，一面纵容工厂照常运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指出存在多项安全问题，包括主要负责人及特殊作业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丶生产装置操作规程不完善丶动火作业管理不规范等等。爆炸的发生说明，这些问题很可能仍没有纠正。该厂在2017年和2018年，该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处罚和环保处罚，其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大气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违反固体废物管理製度丶违反环境影响评价製度。该厂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天嘉宜周边10公裏内有80多家化工厂有环境违法纪录，而且很可能仍在继续汙染。

响水经验

当地政府过去也曾阻挠记者调查发生事故的工厂。2007年11月27日爆炸后，众多媒体记者赶赴响水采访。当地宣传部门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采用武力威胁丶软禁记者，重金收买丶色相利诱等方式收买记者丶阻挠采访，并且总结发布了《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称「响水经验」。12年过去了，「响水经验」并没有被抛弃；在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依然部署了无人机干扰设备干扰丶击落媒体的航拍无人机。3月25日，在响水调查环境汙染问题的民间环保誌愿者张文斌因「寻衅滋事」被警方带走。

「天嘉宜」爆炸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云南大理丶山东烟臺丶山东青州丶江苏昆山丶云南昭通丶安徽马鞍山又接连发生6起爆炸，总共造成18死丶16伤丶5人失踪。同样是在江苏昆山，5年前一场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伤。在资本主义製度下，资本家和政府官僚为了利润与政绩，置无数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在明知存在安全隐患丶甚至多次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终酿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祸。资本主义製度是一个完全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驱动这个製度运转的燃料。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推翻资产阶级专製，建立社会主义製度，确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对生产的民主控製，才能防范此类事故的发生。

国家镇压继续 6 名北大学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学6名左翼学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而处在监禁下的工人、学生、青年有约50人。而协助打压左翼学生的学生干部则被北大评为「共青团标兵」。中共政权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纪念日发起新的抗议，更害怕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群众抗争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镇压。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王瀚枢等5名北大学生前往北京郊区工厂打工，但于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沉雨轩在校内被捕。没有消息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抗议活动。随后佳士声援团公布了他们在被捕前录製的视频和通讯纪录，揭露出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马会前会长邱占萱在视频中说，他曾连续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长时间审问、打耳光、脱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听习近平长达三个小时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性骚扰。北大马会于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沉雨轩及另外一名学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审问。当时沉雨轩正在上厕所，警方踹开厕所门，将她按倒在地强行带走。两人在审问期间受到殴打辱骂。沉雨轩于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声援团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恶劣行径。例如一个学院团委书记借调查原马会女性成员的机会进行言语的性骚扰。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对学生说：「不愚民维稳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学生将自己受到的监视、骚扰、恐吓、辱骂、殴打称为现实版的1984。中共政权对于反对力量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敏感，是因为统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众在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下积压起来的各种怒火、工人阶级的潜力、以及当前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政经局势。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尽管学生们现在面临着巨大困难，但政府仍然害怕他们的运动会壮大起来。」由于担心反过来鼓舞青年抗议，特别是因为佳士工人和青年斗争，今年政府的五四纪念活动远比预期低调。

从去年8月的全国大抓捕以来可以看出，接连的打压令原本对中共还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学生开始看清，中共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且向习近平表忠也无法避免打压。一名学生在谈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时说：「习近平的五四演讲充满了关于国家荣耀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猛烈打压、更严厉的管控和全面审查。」

而且，国家镇压已经从激进左翼青年蔓延到温和NGO。5月8日，北京、广州、深圳的3个劳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带走（李大君、周丽娟、梁自存、李长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于过去被打压的NGO和自由派劳工活动者，这3家NGO更加「温和」，主要为
底层工人提供生活和职业援助，没有参与工人抗议。李大君和周丽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区」更是由共青团中央下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这3个NGO都曾与当地政府有过合作。

镇压蔓延

它们被警方查抄，说明习近平政权对于基层工人活动越来越紧张，哪怕他们并不打算挑战中共政权。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参加佳士抗议的学生对《金融时报》说：「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对骤然恶化的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黯淡的国内经济、以及从去年以来左翼青年和工人发起的挑战，中共统治精英非常担忧。它将会采取更多的镇压行动。

面对国家镇压，中国左翼青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勇气。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权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支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政治结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权利，终结独裁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替代方案。

中国：南应镇压牵涉中共贪腐

4月26日，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学生和家长因校方虚假招生举行抗议，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当晚抗议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于维稳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镇压。有消息称警方使用了麻醉弹。多名学生被警方带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动闹事」。该事件揭露出私立职业学校泛滥、混乱的虚假招生问题，并因警方的残酷镇压、官商勾结以及学校的军方背景受到大量关註和谴责。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有6000名在读学生。它自称是大专职校，但实际只是中职，。该校的护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学费高达1.6万元，但实际却是「家政服务系」，无法为学生提供护理专业资格证和医院实习。已就读多年的学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学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称，学生要想拿到大专文凭，必须转考另外一间学校，但不保证录取，而且新的学校也没有护理系。

学生家长前来学校理论，校方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殴打家长和学生。为了封锁消息，学校使用强製手段，将学生们锁在宿舍中，锁校，并要求没收手机。学生们通过网络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锁，相关微博贴文都被立即删除。在当晚午夜至凌晨，有的学生砸破了门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师为了学生打开了大门，学生们终于冲出来了。

但这却只是开始，蜂拥而至的特勤进入学校，开始殴打镇压学生，也殴打帮助学生的老师。这样对学生的残暴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报称事件是因「社会闲散人员和被开除学生煽动」，而对该校和警方罪大恶极的行为只字未提。

军方背景

事后媒体调查发现，这场骗局牵涉到江苏一家可能拥有军方背景的大型教育业公司──中宁教育集团。该集团董事长王中平为解放军预备役中校，而且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办公室主任」是解放军一个训练基地的前政委。中宁集团旗下的南京东方文理专修学院院长曾是江苏省政府官员。这正解释了抗议学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发指的镇压。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借用南应的名义招生，逃避监管。南应被曝出以每个学生6000-7000元的价格委托他人替学校招生，这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两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应就已被揭出虚假招生问题。当时南京政府曾说要「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却没有下文。南应甚至厚颜无耻地指责媒体「收受贿赂对我校进行不实报导」。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也曾卷入学生卖淫案件。两年前，该校保卫科勾结校内KTV逼迫学生卖淫。中宁集团屡次被曝出丑闻，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说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军方庇护，甚至干脆就是中共官僚的产业。

民主调查

南应抗议和镇压直接中共政权的贪腐行径，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乱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们要求成立由学生、家长和独立工人组织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查清、公开南应和中宁集团背后的官方联系和所有违法行径。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权惩处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员。

同时需要将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民主工会民主管理学校和课程，并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且优质的教育。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996 点燃大规模网络抗议

程序员发起的反996网络抗议打破了资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奋斗神话。程序员作为现代白领工人，相比于底层劳动群众，享受着较为优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发起斗争的群体之一，所以反996抗议更突出地表明中国劳动群众的激进化进程。当局宣传或暗示：那些在罢工与示威中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都是不愿工作的懒汉或者是「受境外势力操控」，而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需求只有埋头苦干。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这不过是中共政权用来抹黑工人斗争和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谎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出现了一个叫996.icu的项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后就得进 ICU 了。

996在科技业是普遍状况，而且许多程序员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工时甚至比996更长。据估计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IT业是重灾区之一。有程序员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换钱」。

996.icu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的关註，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份还在不断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业名单，和用于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许可证下的软件或代码的「反996许可证」等等。抗议的程序员表示：「从闭源到开源是一次伟大的进步，从开源到同时强调保护劳工权益也将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主张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这场网络维权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而且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许多加入网络抗议的程序员不仅谴责996的超长工时和政府的口惠而实不至，而且直接谴责资本主义。也有程序员说到，佳士斗争已经说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运动也无法避免政府打压。这些讨论在过去的其他网络抗议中是罕见的。工人的网络抗议拥有更大的潜力。当劳动群众的怒火从网络抗议升级为现实的罢工抗议和工人运动时，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和整个资本主义製度。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下，资本家的反应更令抗议的程序员和广大群众感到愤怒。4月11日，马云公开声称，996是「福报」 ，更戏剧性的是马云在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垄断资本家的同时，还是个中共党员。这揭露出中共独裁统治正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剥削和利润。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侠气式的形象被他们自己的「诚实」打得粉碎，各大视频网站上恶搞和讽刺诸位大资产阶级和996等的剥削方式的视频成功爆火。「那我用劳动法起诉公司996，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那你大概是在监狱裏跪着。」戏谑中处处都是劳动者对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剥削积压已久的不满。

政府不得不对沸腾的民怨有所表态。人民日报说「崇尚奋斗，不等于强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因为工时过长而受到处罚。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会上高调宣布施行996受到广泛关註，正在接受调查，但当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时间，想要等到抗议声浪过去之后让案件不了了之。因为如果真的做出处罚，一定会有大批程序员和群众要求处罚其他公司，而亲资的中共政府不可能这么做。

8小时工作製

996不过只是中国劳动群众恶劣处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达出中国工人群众积压的怒火，也部分展现了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网络抗议可以鼓舞更多工人发起现实的斗争，而工人运动最能够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製，同时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们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独立工会，这是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关键武器。同时也必须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彻底终结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尘肺工人声援被捕工运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发起网络声援和请愿行动，要求政府释放3名工运人士并向尘肺工人提供足够的补偿。

2019年3月20日，关註工人权益的「新生代」网站的编辑危立誌被警察抓捕，并遭到警察入室搜索，电脑手机等被没收。而在这之前数个小时另一位编辑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编辑杨郑君也遭受到同样对待。

该3人被控「寻衅滋事」，于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网站曾帮助尘肺工人维权，但深层原因在于佳士工人斗争之后习近平政权对左翼学生和工运人士的大肆镇压。

特别是在当前继续升级的国家镇压之下，工人的声援行动更具重要意义。在网络声援前几天，湖南尘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议，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拦截和恐吓。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编辑现在被关押的地方，也是这些工人过去工作并染上尘肺病的地方。

工人对于当局的镇压感到愤怒。工人的一封联署信写道：「帮助我们这些绝望的工人，为什么是有罪的呢？」

关押3名编辑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对工人说，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运人士和支持工人斗争的年轻人、查封劳工NGO和左翼学生社团，是害怕工人斗争挑战自己的独裁统治。

尘肺是职业病，而且被称为「穷人病」，因为只有穷人才会从事容易患上尘肺病的职业。尘肺患者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到晚期时甚至连感冒都可能致命。现在中国尘肺工人仅官方认可数据就有70万之多。

抗议不断

由于大批底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资本家，有不计其数的尘肺工人无法得到官方确诊，因此才出现2009年「开胸验肺」事件。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尘肺工人维权抗议接连不断，政府却采取拖延战术，和他们「斗长命」。

去年11月，300名尘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进行谈判，官方原本答应派出市委秘书长协商，但最后却毁诺，出动警察强製驱离，甚至进行殴打并使用辣椒水。尘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规模的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发起今次的声援行动。这是工人意识的重要进步。

社会主义者要求政府立即满足尘肺工人的诉求并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的工运人士和政治犯。尘肺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需要独立的民主工会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彻底摆脱现在的贫穷和悲惨处境。

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和工人政党 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因要求建立独立工会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争工人仍在监狱裏等待审判。自去年7月政府开始镇压佳士工人抗议来，大批工人、支持工人斗争的学生、以及劳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过50人仍处在监禁之中。从去年8月24日针对佳士工人斗争的全国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国劳工通讯」网站共纪录了1000起工人抗议、罢工，比5年前习近平刚刚上臺时（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劳工通讯」纪录的工人斗争主要来自社交媒体，只占实际工人斗争的一小部分，而且考虑到5年来国家镇压和媒体审查大幅升级，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比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更加重大。随着贸易战升级和经济急速放缓，中国工人斗争将会继续增加。

工人生活恶化

近几年来，中国劳动者收入增速持续放缓。2018年，占劳动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别是是在建筑业，拖欠工资的严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甚至可能在恶化，政府则干脆不再公布欠薪数据。为了拉动消费（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中共开始放宽对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整体匮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无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过就连白领工人也开始面临困境。求职网站智联招聘报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领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在整体低迷的经济状况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联网+」新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腾讯、京东、滴滴、美团等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传出大批裁员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至少有30起快递/外卖工人罢工抗议，原因大多为降薪。4月初，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京东物流被曝出将取消快递员底薪、增加收件任务、并减少为快递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工作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依然十分恶劣。不久前，许多程序员发起大规模网络抗议，反对996工作製，得到广泛关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约60个小时，可能已经超过香港，成为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
中国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窦姓建筑工人在网络上发布一段影片，备受关註。窦姓工人将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员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员的安全帽很结实，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广传后激起强烈谴责。窦师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删除影片。

中国建筑与化工行业事故数量持续增加。仅在今年3月底，全国各地就发生多起爆炸与火灾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经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这也酿成许多伤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驱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红门镇大火。

这些事故多是人祸，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伤的江苏响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资本家、纵容危险运作的结果。响水的工业园区过去已发生多起工业事故，当地政府则只顾阻挠媒体报导，隐瞒真相，甚至总结出一套用于封锁媒体报导的「响水经验」。响水惨剧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之下，官商勾结、为了利润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缩影而已。

为了挑战资本家越来越严酷的剥削，中国工人需要独立于中共政权的民主工会，这是建设强大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武器。社会主义者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人士，撤销所有控罪。我们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製；废除户籍限製，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建设一个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中国「专项整治」对准女同性恋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国政府对性小众展开新一波的打压，今次主要攻击目标是网络上有关女同性恋的内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杀了拥有近5亿阅读量的话题群组#les#。这是继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内容之后的又一轮攻击。

有25万组员的豆瓣小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仅原组员及组员邀请才能进组。微信用户无法在个性签名中加入彩虹旗符号。4年前庆祝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宝也大范围下架同誌相关产品。

清除女同性恋内容的做法极可能与中国网信办启动不久的「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有关。从列举的清除内容看，女同性恋显然被视为违背所谓「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

对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压正在激起对整个网络审查和压迫製度的愤怒。有抗议者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发声不单单是为了这一个群体，也是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视线裏的无数个群体」。同誌平等权益促进会在一篇抗议文章中也谈到，基于不公正环境受难的人还有很多。

面对这一波打压，很多性小众权利支持者并未屈服，不分性别与性向参与声援。可见许多民众也逐渐认知到各受压迫群体需要团结斗争对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别针对女同性恋，而且新浪微博没有公开宣布清理行动，想要分化削弱反对声音，但反对打压的#我是les#的话题阅读量仍然达到至少有3.6亿。豆瓣、微信和淘宝在压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没有重新开放被封的话题社区，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样让步。习近平政权对性小众的打压正愈发强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压行动相信与中国出现的人口危机相关。由于女同性恋同时冲击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产者」的角色，她们于今天成为网信办的特别「关切」对象。这揭露出女同性恋在父权资本主义所受的性别和性向双重压迫。而工人阶级的女同更是还要遭受资本家的剥削。

社会主义者反对封锁网路和言论自由，支持性小众的表达权利。我们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对在任何地方的歧视。尤其是在学校和职场裏，底层同誌需要组织起来抵抗压迫。

为了实现性向平权，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愿景，将性小众、女性等所有受压迫者的斗争联系到工人运动，以打倒父权资本主义和中共独裁政权。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计划经济下，大幅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国：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贸易战骤然升级，国内经济急遽放缓，工人群众斗争的彼伏此起，让中共统治精英担忧不已。尽管习近平政权继续升级镇压，但中国存在着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普遍「焦虑」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采访了杭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动揭示出中国群众在经济放缓、巨大贫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滞、公共服务短缺下的不安情绪。这篇采访多次用到「焦虑」这个词。受访女士工作于网易公司，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过因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销了决定。她的哺乳期将在3个月后结束，到时她很可能仍然会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会因刚刚生育而受到更加严重的职场歧视，令她难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国政府曾宣称新兴互联网经济将代替传统製造业推动中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互联网行业同样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多间大型互联网公司传出大规模裁员消息。京东可能裁员12,000人，占其雇员总数近一成。阿裏巴巴则已经冻结了招聘人数，有分析指出冻结招聘人数往往是裁员的前奏。对于被解雇的员工来说，马云所说的「996是福报」带有更加残酷的意味。

令受访女士特别不安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孩子入学困难和购房困难。从去年开始，中共政府开始尝试大力遏製房价高涨。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遥不可及的房价长期以来是群众怒火的焦点之一。但是遏製房价上涨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着拥有足够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购房更加困难。可见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不可能让劳动群众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于这个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属于前10%）的受访家庭，基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劣。底层工人早已经历了中国接连的工厂倒闭潮，普通女工会因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说他们没有钱为子女购买相对安全的进口食品和优质教育。当中产阶级担忧阶层/阶级固化正在来临时，广大工人阶级早已陷入世代贫穷。

扣除通货膨胀之后，2018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5.6%，连续第6年低于官方的GDP增速。近3亿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怜。收入增长放缓转变为家庭债务激增。从去年开始，家庭债务突然成为中国新增债务的最大贡献者，占比将近一半。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也已超过50%。生活水平的停滞令中共难以用「经济发展」来维稳，令群众愈发难以忍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匮乏和独裁统治，推动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产阶级发起斗争。

贸易战升级

这种情况将因中美贸易战和广泛冲突的升级而进一步加深。中国政府宣布将从6月1日开始，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报復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没有立即加征关税，是为继续谈判留下空间，但是谈判前景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

特朗普政府从5月10日加征的关税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预计降使中国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个百分点。但比起对GDP的直接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新关税导致成本骤增而令中国厂商迁移至臺湾或东南亚国家，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许多工厂已经不再接受新的美国订单。

湖南一家国有水果罐头公司负责人说，25%的关税对于对美水果出口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上海一家港口仓储公司总经理则说，同业竞争将变得非常激烈，甚至「肮脏」。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威胁，对其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共政府可能无法保住6%的GDP增长目标，这从不同方面来说，对中共都会是一个灾难。

如果无法「保6」，不仅中共的统治威信和国内外资本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大大受损，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业潮，进而点燃激烈的群众斗争。今年中共对于就业问题格外担忧。

在5月13日的一场全国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各级官员将创造就业岗位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要保证大学毕业生、退伍士兵和农民工就业近年来。退伍士兵因为就业和生活保障等问题发起多场大规模抗议。如果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将强力加速中国工人与青年的激进化进程，类似于佳士事件的斗争将陆续发生。

经济再次放缓

中国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当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民主运动，几乎要推翻中共政权。经历过资本主义復辟、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和令人发指的国家镇压，今天的中国群众已经积累起更加强烈的怒火。

失业潮和群众斗争的升级将反过来削弱中共在贸易战中的力量。对于中共来说，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在贸易战中做出太多让步，中共会反过来成为它自己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攻击目标。英国《经济学人》杂誌引述匿名中国政府顾问的话说，中国的左翼[实际是指民族主义]学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间「任何」协议都说成是「民族耻辱」。

为了维护面临多重危机的独裁统治，中共官方媒体接连发出强硬的民族主义言论。5月13日，中央电视臺新闻联播发出罕见的尖锐评论：「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义煽动受到许多嘲讽。例如当官方媒体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时，许多网民说自己就是被牺牲的「代价」。

贸易战并非中国经济面临的唯一难题。在特朗普加征新关税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急速放缓，然后由于贸易战升级而进一步恶化。4月，中国多项经济指标低于预期。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仅7.2%，为16年来同期最低。汽车销量继续下跌，同比减少15%。这说明「以消费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共指望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本就是天方夜谭。同时，製造业投资增速也将到15年来最低。

在今年1-2月惨淡的经济状况之后，中共在3月份向市场註入大笔新增贷款，数额是10年来同期最高，将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随后政府再次减弱刺激政策。习近平政权担心债务大山崩塌，摧毁整个经济，因此始终不敢恢復过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统计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已经何其依赖信贷刺激。

由于贸易战重新升级，中共政府接下来很可能会大幅强化刺激政策，向市场註入大笔的资金/债务。习进平的走钢丝游戏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共失去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统治支柱。虽然习进平不断升级镇压，但新的群众抗争仍在继续爆发。互联网行业反对「996」工作製的大规模网络抗议吸引了许多关註。这场罕见的白领工人抗议公开挑战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家用来压榨工人的所谓「加班文化」，并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政府在工时问题上的口惠而实不至让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独裁政权正是保护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面对正在沸腾的群众怒火和接连而至的国家镇压，需要建设一支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力量和工人政党，以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对抗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分化，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製和计划经济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所滋生的专製统治。

中国：天安门大屠杀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0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復「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製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製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网上商店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裏裏，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个表面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活动者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裏一直将市场为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之后的几个月裏，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对那些想要加强专製统治的强硬派。改革派支持渐进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赵主张非常有限地放松媒体管製和废除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实际上是确保对政权忠诚度的监控部门），而强硬派认为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共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製强硬的「元老」，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权力斗争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权。」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0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復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残暴的资本主义復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製，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彷英国撒切尔将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製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製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製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臺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这些是国家控製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纪念晚会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公开纪念六四屠杀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创下破纪录的人数。今年的纪念会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订逃犯条例，激起了大规模群众反抗。这项法律将让香港异议份子和政治活动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国受审。在专製的司法体系下，他们会完全丧失基本人权，受到酷刑，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製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去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尽管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冷战」

伴随着六四30周年的另一个政治焦点是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製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製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谴责，因为这些谴责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随着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组织起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汙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製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武汉：反汙染抗议遭警察镇压

在香港举行规模空前的反送中游行之时，武汉阳逻接连一周发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当地政府兴建一座垃圾焚烧炉（「陈家冲循环经济产业园」）。

当地居民普遍担心焚烧炉的废气汙染危害健康（阳逻人口超过30万），因此6月28日约1万人上街游行。

游行者高喊「还我青山绿水，垃圾焚烧厂滚出阳逻」。就像今年全球反气候变化抗议一样，阳逻抗议也以年轻人为主。有抗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个男青年用扩音器带领抗议群众喊口号。

有毒废气

这座焚烧炉选址于人口密集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800米。按照中国的安全标准，此类项目离居民区不得少于1.5公裏，但在中国安全标准经常只是一纸空文。在焚烧炉方圆几公裏内有30万居民和两所大学。焚烧炉的有毒废气可以导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症。中国的焚烧炉运作经常不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危害更加严重。

武汉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烧炉。2015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汉现有的焚烧炉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和居民区的距离低于法定要求、缺少公众咨询、武汉市政府坐视废气排放违反相关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武汉现有的这些焚烧炉无一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中国：北师珠学生游行 抗议违法停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已持续两个月的维权事件演变成大规模抗议。6月10日丶11日，数千名家长与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绕圈游行，抗议学校停办和校方的虚假宣传。学生和家长打开手机灯光，高呼「保衞学校 反对停办」，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学校附近的旅社给从外地赶来的学生家长提供免费住宿，可见抗议得到群众同情。尽管遭到镇压，最后校方承诺做出让步，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师大和珠海市政府合办的独立学校，在读学生2.3万人，虽然有北师大的名字，但其实是一所公立独立院校。两年前，广东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协议，决定对珠海分校的进行「升级」，建造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方也发出了「北师大学珠海分校正式更名为北师大珠海校区」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虚假宣传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却说，珠海分校将于2024年终止办学。这意味着，新的「校区」和旧的「分校」事实上将毫无关系，「分校」将被废除，而之前的「升级」消息则是虚假宣传。有消息称，分校招生人员甚至至今仍在欺瞒新生。

另外，分校学生认为北师大的目的是「圈地」，因为北师大校园面积相对较小，北京新校区的建设因为徵地和地价问题迟迟未能完成。分校的学费远高于北师大，每年2万多元，学生认为以自己的学费建设起来的学校不应该被无理侵占。实际上，在后来校方与学生和家长的协商会议上，副校长承认学校停办没有得到审核，实际是违法行为。

而且在抗议发生前，分校已经开始向北师大移交部分教学楼和宿舍，而且由于学校停办牵涉到教师的职位，已经有一部分教师离职，导致教学质量已经无法保证。同时，在一些学校信息查询网站已经没有办法查到北师大珠海分校，所以学生担心，在学校停办后，自己的学历将不被认可。学生家长接连两个月四处维权，要求教育部撤销停校的决定或者北师大给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终没有得到可靠回应。

据报道，6月10日晚上，有超过2000名家长与学生从各地赶到学校，虽然校方试图半路拦截，但是没有成功。由于校方没有出面回应，11日数千家长与学生们在雨中继续抗议，但被校方调来的保安和警察包围丶攻击，并有校方或警方人员混入抗议人群中煽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从而给警方镇压的藉口。亦有学生家长被国安警告。有学生谴责说：「我们交的学费，学校拿来镇压我们自己！」

12日校方与学生丶家长代表开会，但会议前校方告知学生代表必须减半；会议中还发现在现场的记者「没有带」记者证，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学生们自发的网络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后校方没有做出任何正面回应就离开了。但当日，显然是由于学生抗议的压力，北师大发表声明，承诺负责原分校学生升学丶出国丶报考公务员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承诺和分校分享资源，确保教育质量不会降低。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抗议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和混乱。北师大学校官员为了扩大校区，无视学生和家长反对违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骗学生。这些恶行都得到中共独裁政府的庇护。社会主义者谴责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压学生抗议，主张成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和独立法律人士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停校事件，惩处所有涉入虚假宣传的学校官员以及其它违法官员。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免费优质的教育，需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公有製和计画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丶以及独立工人组织民主规划和管理教育事业和学校运作。

中国高考与教育真的公平吗？

2019年高考于6月7-9日进行，报名人数达1031万。高考被视为大多数学子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最可行途径。为激励高三学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学校园也不乏「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视死如归」等极端标语。

高考这一基本只考察学校课业知识丶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筛选机製，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丶最利于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所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熊轩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资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内的日常教育和补习班，进而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升学机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就读北大丶清华和人大的学生中，有30%自我评价来自中上或上层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学该比例不到18%。在建基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试製度。教育紧缩（特别是农村过去的撤点并校）丶户籍製度和各地区经济不平衡令问题更加復杂丶严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过高考。中国目前有逾800所国际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躲避高考丶进入国际顶尖名校，而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读大学的学生亦有数十万，但是入读国际学校与出国读大学的费用仅少数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长製药集团董事长赵涛被揭发花了650万美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更是引发热议。

由于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为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其实甚至不能说是选择）。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死记硬背语文丶数学丶外语等「主要科目」的知识，牺牲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考「指挥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体育丶音乐丶美术等课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大部分中学生还须在校晚自习，在周末与寒暑假还被迫到校补课。如此处境下的学生，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或关心时政，而完全沦为考试机器。越来越多年轻人批评中国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满足就业需要！中共政权哀叹中国「人才匮乏」，这其实是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

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祈福」产品市场，这些商品本质上只是普通的笔丶蜡烛等物件，仅因为和高考扯上关系而价格涨上数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务也在高考期间受到部分考生家长追捧。更有部分家长给孩子服用「聪明药」，期望提升学习能力。然而这类「聪明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并不会真的提高服用者记忆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断增加剂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药后会出现显着副作用。诉诸迷信或「聪明药」是学生与家长面对「一考定终身」极度焦虑的表现。

前景黯淡

尽管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学，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越来越黯淡，特别是那些不是毕业于「精英大学」的学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面对持续上涨的衣食住行成本显得捉襟见肘。该报告还指出，部分专业毕业生连续三年存在失业率高丶薪资和就业满意度低落的问题。

此外，随着职场对学历的要求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深造，希望获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读硕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及推迟就业丶较晚开始得到收入所带来的压力。

从「改革开放」恢復高考一开始，基层家庭的学生就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高考已成为筛选出「中间阶层打工者」的机器。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只是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更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全面公有化，由教职工丶学生与家长民主製订课程与政策，让每一名学生不论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费丶优质丶全面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计画经济，让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平等丶优质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十一国庆揭示政权进入恐慌状态

十月一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阅兵。这场庆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中国的「繁荣稳定」，但其实反映出中共统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国进入「临战状态」，多省当局发出文件要求防范群众抗议。北京更是遭遇空前严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贯的多重交通安检和搜捕访民之外，天安门周边地区从9月30日开始停止供应煤气，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饭。周边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门集合，直到庆典结束后才可以回家。

大型医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紧急情况不得进行手术。大批商铺、饭店和娱乐场所也被关闭。甚至连上公厕也需要出示身分证、如厕种类、预计时间，如果没有在预计时间内结束，则要写两百字的说明。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赫海威被要求离开他在天安门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驻守了四天。赫海威说：「过去4年来，作为一名驻京美国记者，我习惯了繁琐的签证规定、机场的麻烦以及在农村的随意扣留，但我还从未遇到过警察霸佔我家的情况」。

即便在习近平已大大强化国家镇压的情况下，这些安保措施仍然显得十分疯狂。法国国际广播电臺说：「不像在准备一个盛大的节日，倒像是要预防一场大难」。这显示出中共政权的真实心态。经济严重放缓、香港空前的反威权群众运动以及不会在短期内解决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令习近平政权面临重重危机。

中共权斗继续

习近平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形象」已经开始动摇。就在十一庆典次日，中共党刊《求是》杂誌刊登了习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讲，谈到要防止「祸起萧牆」。在多重危机的压力下，曾经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权斗已经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习近平视察甘肃时，央视播出一段「路边群众」高呼「总书记万岁」的视频，随后《新华社》之后的报导将其改为「祖国万岁」和「共产党万岁」。随着中国经济和外交局势的恶化，中共的权力斗争也将继续升温。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危机。按照官方数据，到今年九月份，中国製造业已连续五个月萎缩，而三、四月份的短暂增长也只不过是因为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而且至少约三年以来，製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几乎一直在减少。今年由于中美冲突和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可能在加速恶化。

猪肉危机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的飙升也令中共政权备感担忧。由于非洲猪瘟从去年以来持续扩散，大批病猪和生猪被屠宰，猪肉供应短缺，价格一路上涨。今年八月，中国猪肉价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据估计，猪肉价格上涨将持续到农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猪肉是中国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猪肉价格的疯狂上涨不仅会直接加重基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也会拉升其他商品的价格。《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八月下半月「涨价」这个词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为学术性的术语 「通货膨胀」的使用量几乎没有变，这可能表明大多数关于涨价的抱怨来自基层群众，因为猪肉和蔬菜等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为了缓和群众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不满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各地政府採用猪肉补贴、使用冷冻猪肉库存等措施，但都不过是杯水车薪。经济增速低迷和物价上涨使中国正在走向「滞胀」，这将意味着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难继续容忍中共独裁统治。

「重大的」贸易协议？

几乎肯定中美贸易冲突将继续升级。这样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压力。虽然中美在10月11日于华府达成了暂时性的贸易协议，但这不代表这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就此平息。美国愿意暂缓将关税提升至30%，以换取中国向美国购买更多农产品。这远远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重大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内容在一年前就可达成，双方根本毋须蒙受惩罚性的经济损失。现时双方的关税维持在25%，但特朗普威胁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战协议中没有提及的关税。

讽刺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製下，特朗普现在变成了对华的「温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帖向习近平道贺，但没有提及香港警察当天首次向抗议的青年开枪，因而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反华鹰派大力攻击。

在华府达成的极为有限的停火协议，可能会舒缓股市的紧张神经，但中美冲突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走向升温。我们也要明白，中美政权之前在达成暂时性休战协定的几天后就将其打破，而在6月大坂G20峰会的协议也是如此。冲突降温的机会越来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中剔除。虽然还未实施，但这只是华府考虑抵製中国抵资及限製其进入美国市场的做法之一。而长远来说对全球经济影响更为深远的科技战也继续升级。美国方面正在扩大製裁中国科技企业的「黑名单」。

双方都渴望降温

10月7日，即华府会谈的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将28家中国公安部门及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残暴对待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数民族。这做法对习近平政权来说极具挑衅性，但却没有破坏华府的会议。从这点可见，双方都极为渴望冲突得到至少暂时性和局部的降温，以免造成更大经济破坏。

即使美方威胁进一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惩罚措施，中共政权还是如此希望达成有限的协议，可见当局在国内面对极大的压力。习近平一方的谈判员提出在农产品方面的让步本身并不显着。但中方当同意了这一让步，代表着他们放弃了一直用来向美方施压的武器（针对农产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与臺湾的冲突中针对水果，在与菲律宾的冲突中针对香蕉，在与挪威的冲突中针对三文鱼）。

特朗普曾吹嘘自己进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调整中美贸易，但现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贸易协议他也表示欢迎，以免空手而来地参与2020的总统选举。

推翻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这一事情发展。他的反华立场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内裡充斥着强大而互相矛盾的势力。这就是帝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这製度裡，一场争夺成为世界霸主的中美竞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阶级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在夺权后在多个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为国际社会主义及民主规划全球资源铺路。

世界进程发展得如此快速和多变，以至连特朗普也可能会被民主、共和两党批击为「对华软弱」。就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的问题上，特朗普愿意作出让步，但却受到国会及军工业的联合势力製肘。这股势力也向他施压，要求他对香港的问题採取更强硬的路线，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民主权利，而是因为他们视香港为对抗中国有用的棋子。

《社会主义者》杂誌及工人国际委员会解释及作出警告，工人运动及所有受压迫者的运动，例如香港民主运动，应该维持完全的独立性，独立于现时权斗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精英。

贸易战只是一帮资本家强盗对抗另一帮资本家强盗以保护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时资本家继续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民生倒退，并且将环境破坏至几近被毁灭的程度。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实现民主、并且将大企业民主公有化，以国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不论是美国反对特朗普及亿万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斗争，还是中国受压迫群众反对中共富豪独裁政权的斗争，社会主义纲领都是唯一出路。

中国：非洲猪瘟肆虐中国 严重影响群众生活

由于非洲猪瘟，农历猪年的中国可谓「猪事不顺」。自2018年8月1日于沉阳爆发起，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持续蔓延，并于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国31个省市。受疫情影响的猪只死亡与大规模扑杀，以及很多养殖户退出养猪业，造成中国猪 肉价格飙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价格更达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币。对此，中国老百姓纷纷感叹吃不起猪肉，网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块生猪肉挂颈的「炫富新方式」图片进行嘲讽。许多民众和部分餐饮业商家转向寻求替代品，也带动其他肉类等食品的价格上涨。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很多养猪户和摊贩亦遭受巨额损失。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位养猪户声称，自6月他的农场内10000头猪感染非洲猪瘟后，除了埋葬死猪以外，他还不得不贱卖上万头活猪。再加上疫情被认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无法从保险公司或当地政府得到赔偿。总共算起来，他的经济损失已超过500万元人民币。而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令许多猪肉摊位的销量受到直接影响。有摊贩已经不再指望赚钱，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摊贩则决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亏钱卖。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为主不同，中国的养猪业由散户和小型养猪场主导。相对大型养猪场，小型生产者资金缺乏，因此技术落后，应对极端天气、防治疫病和处理汙染的能力较差。养猪业产业集中度低也令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严重、疫情开始后猪肉价格飙升，与中国的普遍养猪模式也有一定关系。

除了本国遭遇的猪瘟疫情，国际情势 或多或少影响中国的猪肉供应情况。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猪肉征收的关税已高达72％，而中国早早已在8月购买了超过1万吨美国产猪肉，不免令对美国展示强硬姿态的中共政权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令越来越多的中国群众意识到自己绝不会是贸易战中的赢家。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寻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兴市场的养猪户来填补供应缺口，然而并没有足够的猪肉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因为中国的猪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前10个月全球猪肉总出口将为880万吨。如果中国要进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猪肉并用尽其所有冷冻储藏量，那么供应仍然会短缺约600万吨。

对于中国，2019可谓极度敏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习近平政权正想借由庆祝的机会彰显自身威力，为了製造和谐盛世景象，不惜升级监控程度、压抑娱乐生活； 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该事件的诱因之一正是严重通货膨胀。考虑到猪肉在中国民间饮食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生猪储备的国家），猪肉价格问题对习近平政权的严重程度甚至已经超过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贸易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更表示：「保障猪肉供应是党中央的军令状。」 福建、贵州、广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购廉价猪肉的措施，由政府进行补贴。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媒体人把这种做法比做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肉票，或称其为习近平治下政治左转的体现，然而在哪怕是国有企业也早已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当今中国，这一点补贴也不过是习近平政权试图维持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手段而已，与社会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

「猪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猪瘟已蔓延到中国多个省市时，有网民便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声称「猪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严重到再也瞒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政权及其喉舌才终于承认问题存在。与面对近年众多的食安问题一样，中共在今次猪肉问题上再次显得无能，无办法避免食安和公众健康的危机。政权在每次危机中的首要任务是维稳，将民众的批评声音消灭。中国此次遭遇的非洲猪瘟疫情源头来自海外，且在中国爆发后也波及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多国，影响当地群众生活，所以应对疫情需要国际方案。然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基于民族国家，也将追逐利润凌驾于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寻求解方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框架。

中国：村医集体辞职揭医疗製度腐败

贵州22名村医因待遇问题集体辞职一事引发热议。一名村医称，他们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资，实在是无法生活。

此类村医集体辞职一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后有36名和28名村医集体提出辞职。理由称：但由于我们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现在我们村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对此我们村医深感遗憾。

另外根据媒体的曝光，7月14日黑龙江省依兰县的个乡镇的63名村医又联名提供辞呈。村民称，2018年村医给村民垫付的医保资金至今未拨付到位，「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几万。」全县村医多次到县医保局、县政府讨要无果，导致村医资金严重短缺，无钱购药，甚至有的村医债臺高筑，没办法给村民服务，家庭生计难以维持。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乡村医生数从2017年年底的90.1万减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万，一年减少了5.6万人。

待遇极低

总体来看，村医集体辞职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于村医工资低，工作繁重，国家补贴迟迟发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县卫健局通报称，对定额补助、绩效考核等进行了整改，从原每月发300元、考核517元纠正为每月发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两乡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医的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都已发放到位。然而，工资发放不到位是製度腐败所造成，县政府至今只承认工资有拖延、但否认有克扣，其承诺是否能落实还是很大疑问。

另外，针对黑龙江4乡村医反应问的问题，县裏成立的专项工作组及纪委监委将对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腐败且欠缺独立工会的监督，很可能变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标不治本的结论。

村医集体辞职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根源是村医製度问题。因为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公共医疗资源被不断削减。村医群体一直游走在国家编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令村医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击，再加上药物被变成牟利工具，价格成倍上升，加重医师的负担。广大乡村医生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独立的民主工会，并且要求增加公共医疗资源，要求将国家医疗归于民主监督，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中国：中共利用打击「精日」分子维稳

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又称精日分子，中国内地政治和社会议题中的一个负面指涉用语，本意指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视同军国主义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来，随着中共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宣传，在中国国内的持有官方立场的传媒机构（如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等），会以揭发「精日」为名义，对反对中共甚至仅仅只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实施汙名化，并对其实施以官方带头施行的网络暴力行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狱扩大

而这种情况在2018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的出臺，这种文字狱行径的范围和影响都开始不断扩大和深化，甚至演变成了中国警方对异见者的迫害和滥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过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并以警方微博挂出，颇有「杀鸡儆猴」的意味。虽说中共一直在为国内言论环境施以高压，且调动民族主义来转移矛盾与迫害异见者也是中共屡见不鲜的操作，但在互联网时代以来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确且大规模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对异见者进行舆论审判，并以刑事拘捕落实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这种行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变为仇恨狂热，在煽动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狂
热情绪的同时，也将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进行合理化，甚至伪造成一种「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内持有反对或异见思想者不敢在网络和现实中轻易发声，从而巩固了中共实施白色恐怖统治的政权。不仅是「精日」这一项罪名，诸如中共也会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为「港独」，以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来转移国内舆论矛盾，分隔港中两地群众斗争。

今天中国民族主义只是统治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义反而証明其统治的不稳定。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越来越利用民族主义来维稳，逮捕异见人士和进行言论审查。

中国：对抗公共交通性骚扰 需要战斗性行动

在中国，发生于公共交通的性骚扰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并受到公众关註。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两份民调：2015年对1899人的调查显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2012年近万人参与的民调更显示，81.9%的人认为地铁上存在性骚扰，其中21.6%感到地铁性骚扰多发。

性骚扰的深层原因在于权力不对等，父权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的各层面，包括家庭内、劳动市场以及政治体系，因此女性远比男性易于遭受性骚扰。2017年12月，在深圳进行、对433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42%，而男性仅为6%。受此状况影响，深圳地铁于全网陆续开设女性优先车厢。然而该设置并非法律层面的强製措施，地铁工作人员无权强製驱离进入该车厢的男性；并且深圳地铁客流量极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否挤上列车。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会无视相关标誌，进入女性优先车厢，令该车厢的设置流于形式。

指责受害人

女性乘客时常面临指责受害人言论。2012年，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于微博发布一张穿「透视装」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等文字评论，引发舆论譁然。尽管上千名网民对此抨击，支持检讨女性衣着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为地铁公司所转发。为反击上海地铁的父权态度，有两名女性携带具有反抗意识的标语乘车，引发媒体争相报导。

女权运动的发展令中共统治集团感到压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变，例如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人大代表徐锦庚提出对抗性骚扰的一系列方案。但由于父权製依赖于资本主义製度继续存在，亲资官方的宣传与立法的效果极为有限。战胜公共交通性骚扰，需要对抗亲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业化。需要组织独立民主工会，让公共交通员工组织起来，实施改善职场和公众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组织不免要挑战中共独裁政权，并寻求经济上解放女性的社会主义替代。

中国：新疆民族清洗和镇压的扩大化

中共独裁政权以所谓的「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通过所谓「再教育营」使得上百万新疆各族劳动者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临监禁和虐待，已有数年之久；在新疆，对于所谓「极端主义」的定义十分广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较特别（例如留较长的胡子），或者与海外的亲友一直保持联系，那就会成为中共所说的「极端主义者」。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高压政策将各族人民当作囚犯一般监视和虐待，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宣扬极端主义罪」

新疆再教育营的条件十分恶劣，时有丑闻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一名中国伊犁巩留县哈萨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个月后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营」内遭到强暴并怀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经常往返于伊犁和哈萨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间，由于手机没电关机，当地警察通知其母亲让她去公安局接受问话，结果她到公安局后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哄骗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群众骗入再教育营。自今年五月以后，为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掩人耳目，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许多穆斯林被判刑后移送监狱羁押，他们以「宣扬极端主义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数被释放者由于酷刑或药物、食物迫害，不是内脏损伤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摧残已经不再仅仅限于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扩散。从北京到宁夏，政府已经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文字，数个省不再向食品生产商和饭店发放清真证书，有圆顶、宣礼塔和其他中亚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筑被拆除。中国各地的回民聚居区和清真饭店都发生了政府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河北邯郸黄粱梦镇的官方微信曾主动宣称对该镇的兰州牛肉拉面馆等清真饭店的检查和对阿拉伯语及广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后该内容又被删除；海南省三亚市委宣称其自去年11月以来在回新和回辉等回族社区不断推进所谓检查行动，检查「违规个案」。这两个社区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区，有1万多名回族人。中共独裁政权对外宣称这些只不过是要遏製「泛伊斯兰化趋势」而已，包括沙特在内已经有三十多个伊斯兰国家表态支持中共的所谓「去极端化」行动，哈萨克斯坦外长于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萨克人已经获释」，而美帝国主义则只是关心能否利用这一
舆论在中美冲突中获得某种道德优势，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悲惨压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要么由于和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联而无视，要么就只关系如何借此机会投机。

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独裁政权的所谓「去极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兰教传统的民族推广无神论（中共扭曲「无神论」的政治观点），也不可能消除「分离主义」，这只是对少数民族
劳动者及穷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残，只会使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残和上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大小宗族论」如出一辙：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宗族」，在文化上则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小宗」，未来应当「同化」到作为「大宗」的汉族中去，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新疆的统治。中共这种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源于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崛起的阶级立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及其欧亚心脏地带的跳板，在地缘政治上相当重要。这点驱使中共要通过国家恐怖主义来「解决」新疆问题，并利用「同化」理论及反伊斯兰宣传来合理化其残暴的政策。中共独裁政权以监狱般残酷的手段迫害各个少数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劳动者的奋起抗争，中共的民族压迫越是严厉，就会暴露其统治基础越不稳固，必然被各族劳动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在内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并不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亚后不久，秕邻中亚的伊犁和塔城两地就有俄侨教师、学生等参加的示威游行，以祝贺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提出八小时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宁女子学校的师生员工在校长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组织下，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进行示威游行，他们用俄文和塔塔尔文打出「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工人万岁」的标语、红旗，并且散发传单；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举行了由教师、学生、工人两千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压迫、反对杨增新政府。

杨增新在致大总统的电报中不安地说：「查此项过激派以平等自由为宗旨，以不分官民阶级为政策，以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为标说。当此民穷财尽、人心思乱之际，最易被煽惑。吾恐过激主义始则浸淫于边地，继则蔓延于内省，终且普及于全国。」

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来说要比中国内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后三区武装起义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军阀政府，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三区政权相信当时的中共，怀着「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希望加入了中共，与今天的现实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反而要面对中共统治下各民族的监狱般的中国的事实。

民族自决

我们对此的回应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坚决同中共统治下的各个被压迫民族一起与中共独裁统治作斗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为被压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劳动者必须为实现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压迫者作坚决的斗争。

这需要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来创造一场团结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的诉求包括所有人享有优质住房和工作岗位、立即在不扣减工资的前题下实现每周工时40小时、组织和建立独立工会的自由、在就学製度和就业製度方面结束歧视，所有语言享有平权。唯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打倒种族主义和各种宗教及民族沙文主义，同时捍卫文化及宗教自由、结束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通过民选的委员会对警队实施民主控製，要求军队及武警撤离，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阶级维安队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历史和现实中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新疆各族劳动者必将取得胜利！

茂名抗争赢得重大让步

11月底，数千人在广东省茂名化州市文楼镇示威，反对兴建火葬场。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当地镇压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学生。因为地方政府本来宣布兴建生态公园，后来被发现向居民隐瞒兴建火葬场的计划。居民害怕火场的汙染物会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碍该地区的发展。

警察镇压造成暴力冲突，过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设围栏及砸砖头的手法对抗催泪气体和水炮车。维权人士范一平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茂名抗争者从一开始就对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当局）就好像挖了他们的祖坟那样。而香港运动对茂名示威很明显造成政治影响，有媒体报道有茂名抗争者喊出「时代革命」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强硬回应，然后迅即改变立场，在四天内宣布永不兴建火葬场。有报道指所有被捕者会被释放，而伤者会得到医疗赔偿。中共政权明显害怕香港运动会像「病毒」般传播到内地。《南华早报》总编辑谭卫儿指：「他们（广东当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态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矿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一处煤矿于11月18日发生瓦斯爆炸。官方证实，共有15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该事件被定性为一宗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的引起安全事故，据报导，初步分析，该矿违规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开采区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风机通风，放炮导通采空区，导致采空区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瓦斯爆炸。官方强调了煤矿所属企业平遥峰岩煤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红线「和种种具体安全问题。根据该企业网站信息，现有员工5000多人，资产50多亿元，是当地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中国煤矿事故数量虽然有了不小的减少，但是总量依然不容忽视。而且还有许多没有上报，不列入统计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陕西渭南白水县的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该事故没有上报，所以很久之后才被发现。有评论称，中国每年矿难的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矿安全依然是中国的大问题。

无视生产安全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煤矿的生产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矿企业经营日久，有深厚的政商关系，可以轻易的钻空子。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内陆省份政府，煤矿也是极其重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对保住GDP增长率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业几乎全都与煤炭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地方政府很难下定决心彻底整改。

单单靠政令法规来敦促安全，最终都会流于官僚形式，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工人始终只是工具，资本家只会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安全问题。没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单个工人在矿主面前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帮忙掩盖会危害自己的安全问题。而没有民主参与的安全政策，始终只是为了官僚资本的利益，需要并购小矿私矿时强调安全措施，需要加大产能时这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无论是为了工人的安全，还是为了大规模转用再生能源，我们呼吁首先建立独立的工人团体，并扩大斗争至对煤矿企业全面实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实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争取职业安全和绿色能源的斗争是连系着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斗争。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左翼工人政党，来团结人民，组织工人斗争。

从网路舆论看中共爱国宣传逐渐失效

六个月以来，香港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争，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註，其就好似煽动一场风暴的蝴蝶，让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然而，当香港的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中国内地年轻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场运动的呢？

惊醒

事实上，在「反送中」运动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时香港示威者进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内地的社交媒体中对这场运动的报导非常之少，就算是极个别报导或谈论了香港示威的内地媒体和个人网络言论，因为内地普遍实施的网络言论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删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数通过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大多也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小波浪。

可随着运动的发展，直到六月的后期到七月份的时间，中共政府终于意识到香港的抗争将会长期且猛烈地持续下去，直到此时，中国内地的媒体，才陆续开始对香港的示威情况开始进行报导。而在这时，内地的大部分民众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香港人正与政府做着抗争。

就和往常一样，他们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思想裹挟着内地的言论氛围。他们将香港民众的抗议汙蔑为「港独」，而那些参与示威的年轻民众，则被中共的喉舌汙蔑为无所事事的「废青」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徒」，并製作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片段以作为香港示威者们「恶行」的证据，宣扬香港警察「严正执法」的正当性。

几乎所有的「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们，都被官方引导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影响。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视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先锋队」的李毅吧「出征」声援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虽最后因为「恶俗系」人员的阻击而铩羽而归），又比如因为「怼港独」而得到了官方贊许的「饭圈女孩」群体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孙笑川258」群体等。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义宣传而出现，并对香港抗争者采取敌对行动的中国年轻人群体。

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矛盾、美中贸易战以及非洲猪瘟、鼠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下，中国内地的物价快速增长，民众的经济压力日渐增加。而对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惧怕美国製裁，频频向美总统特朗普眉来眼去，另一方面却需要加强民族主义宣传，来掩盖国家内部的矛盾，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造成的是社会矛盾的堆积，并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而中共本身，也遭到来自己所一直宣扬的民族主义的反噬。

从中共政府试图收买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优惠性政策开始，中共喉舌媒体微博下的评论区就开始不断「翻车」。不少内地民众对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满，以至于到了管理员删不过来的地步。这让许多内地群众意识到，自己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轻人被「铁拳」砸醒，不再跟随中共的舆论引导。

另一方面，华为「251」事件，也让很多的内地年轻人认清了自己是被资本家和中共剥削的「韭菜」这一事实。讽刺的是，华为这一企业一直都在贩卖民族主义情绪，也被中共当局作为「爱国企业」的标杆宣传。

暗流

不过，仍有一些年轻人敢于去了解、关註和支持香港的抗争。他们虽然在目前的条件下不敢和体製进行正面对抗，但他们依然会去保持自己的思想，并运用网络技术建设起自己的团体。他们或许将会成为与香港民众及所有受压迫者联合抗争的重要力量，并连系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的内地工人阶级，结束中共暴政。

华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华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师李洪元从华为离职。在离职前公司与他商谈同意发放30万元的离职补偿。随后华为以敲诈为由，让深圳公安于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随后经过侦查、补充侦查等阶段，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于2019年8月23日将李洪元释放，并且发放了10万元的补偿金。李洪元被无辜羁押的时间251天。根据当事人的供述，他被释放的决定性证据是一段他用录音笔录下的当时与公司商谈离职补偿的录音，这段录音被他復製到多个设备中保管，在他的电子设备都被没收的情况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电脑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于被判刑。

11月28日，检察院的裁决书在网络上曝光，引起了舆论的极大讨论。网民批评华为诬告离职员工的行为，要求华为对李洪元公开道歉。但是对事件的相关讨论和对华为的批评随后遭到大量删除，许多网民的帐号被封禁，这反而引起了网民更大的不满和抗议。12月2日，华为迟迟做出回应，不但没有进行道歉，反而说：「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收到了损害，网民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将网民的愤怒推向极点。

民族主义「洗地」

华为作为中国的招牌高科技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常常被中国官媒用来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乎被宣传成为了民族利益受外国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发表一份公开信，「感谢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对她的支持和鼓励」。但是相关新闻下很快便充斥着网民对华为诬告员工的声讨。网民表示，孟晚舟能够成为华为的首席财政官只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可以获得保释住在加拿大的豪华别墅中，还能频繁获得媒体曝光和国内民众的支持鼓励；而李洪元这样的工程师，华为一切成就的真正创造者，不仅在案件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获得保
释，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裏度过251天，他的遭遇还得不到任何媒体的报道，支持他的言论也要遭到删除封禁。人们意识到：资本家不会因为劳动者同是中国人就不去剥削劳动者。中共编织的民族主义幻梦在现实面前一触即溃。

华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国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继续觉醒。IT行业一直都是高薪行业，其从业者往往更喜欢资本主义秩序，阶级意识薄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愈发困难，他们也无法独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员的大规模网络抗议，随后又是网易、华为等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残酷做法，越来越多的高薪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过去意识形态的遗存和中国当前官方意识形态的外衣，也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在网络上对李洪元事件的讨论中不乏见到对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着作、言论的引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復杂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由于中国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保留，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容易发生。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将会带来怎样的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