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在編輯人員改寫後發表在了《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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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因一位違反伊朗宗教法律規定的着裝規範，而被逮捕的女性的死亡事件，引發了包括首都德黑蘭在內的伊朗全國各地示威遊行，參與示威者高呼“反對獨裁者”、“抗議從庫爾德區到德黑蘭對女性的壓迫”、“哈梅內伊（伊朗最高領袖）去死”等口號，且抗議示威中逐漸出現暴力事件，示威民眾與軍警發生激烈衝突。近半個月以來，雖然伊朗官方派遣了更多軍警彈壓，還採取了切斷部分地區互聯網通訊等措施，但抗議未有平息，衝突仍在持續，死於抗議的人數繼續上升。

    本次示威浪潮並非偶然的孤例，而是近年來伊朗民間抗議運動的又一次高潮，也反映着伊朗這個伊斯蘭共和國宗教與世俗、專制與民主、保守與變革的長期鬥爭，以及外部環境變化對伊朗的深刻影響。要想了解本次示威的是非曲直和影響，就要追溯到伊朗繁複又曲折的歷史變遷。

    不同於中東大多數國家主體民族為阿拉伯人的人口構成，從古至今，伊朗國民的主體是波斯人（占伊朗總人口的61%），而阿塞拜疆人（16%）和庫爾德人（10%）則是重要的少數民族（阿拉伯人僅占2%），共同構成了今日的伊朗人。波斯人及其他與之關繫緊密的族群，在兩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在中東盛極一時的波斯帝國（“波斯”即“伊朗”的拉丁語音譯）。7世紀後，經歷阿拉伯人等穆斯林族群的入侵後，伊朗逐漸伊斯蘭化，伊斯蘭化後的伊朗人雖成為穆斯林，但絕大多數（89%）都屬於與主流派別遜尼派對立的什葉派。正因為伊朗人與中東主流群體的歷史淵源、民族身份、教派認同皆是相異，所以形成了獨特的波斯文明。相較於宗教信仰大於民族認同、更加遵循宗教傳統的阿拉伯穆斯林，伊朗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比宗教信仰更熱烈，偏世俗的波斯文化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大於宗教，從國王到平民的伊朗人對現代化的制度、人文、科技也樂於接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曾經有過非常世俗化的近現代歷史經驗。1925-1941年，伊朗王國“沙阿（君主）”禮薩·巴列維（禮薩汗）在位期間，在伊朗推動了一系列西化改革，發展現代教育和交通事業，並革除舊風俗，禁止婦女帶面紗和頭巾，削弱宗教對國家和民眾的影響；1951-1953年，伊朗左翼政治家摩薩台出任首相，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發展普惠平民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婦女解放自然也在議程並有所進展，直到被英美勢力策劃和國內反對派參與的政變推翻；1941-1979年，禮薩汗之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巴列維國王）在位期間，同樣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尤其在1963年後推行“白色革命”，進行土地改革、資源國有化、提高婦女地位並給予其政治權利和受教育權、普及教育、培育基層民主、推行全民基本保障等，並強化世俗政府權力。在以上這些時期，伊朗都是高度世俗化的，宗教的影響力頗為有限。

    但宗教勢力一直試圖奪取伊朗政治權力、在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伊斯蘭教什葉派思想家、政治家霍梅尼，即是伊朗宗教勢力的代表人物。1960-1970年代，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雖然讓伊朗變得富有和強大，但也帶來了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資源浪費、社會上享樂和奢靡之風盛行、部分人道德墮落等問題，巴列維本人的生活也可謂窮奢極欲。當時流亡國外的霍梅尼即利用這些問題，鼓吹推翻巴列維的統治，復興伊斯蘭主義，通過伊斯蘭教中關於平等、團結、廉潔、節慾的思想來洗滌人心、改造社會，將伊朗建設為一個伊斯蘭教法主導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前，霍梅尼還以一個寬容和藹的宗教學者的面目示人，並聲稱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將尊重人權、包容不同信仰的群體和個人，因此博得了伊朗反巴列維的各派別、西方世界、伊斯蘭世界的好感與支持。

    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合作發動了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但伊斯蘭主義者並未與其他兩派共享革命成果，而是在短暫的過渡期後，經過數年的暴力清洗與輿論控制，將所有非伊斯蘭主義者鎮壓，建立了政教相合、政大於教的伊斯蘭共和國，宗教勢力壟斷了政治權力，霍梅尼擔任同時掌管宗教、政治、軍事權力的“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沒有履行革命前尊重人權和包容不同信仰的承諾，而是開始實行嚴厲的伊斯蘭教法，一切國家政策與國民行為，全都要遵循伊斯蘭教教義及律條。

    而伊朗國家宗教化的最主要受害群體，即是女性。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婦女是伊斯蘭國家中權利保障相對最好的，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受教育權，也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由和着裝自由。而且，在巴列維時代，伊朗婦女經常通過示威遊行等方式呼籲和伸張婦女權利，無論是宗教保守派婦女還是世俗激進派婦女，都能一定程度公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提出自己的訴求。而巴列維政權的倒台、革命的成功，本身就有伊朗婦女的參與與功勞。

    但伊斯蘭革命勝利後，宗教政權即迅速限縮女性權利、打壓女權運動。他們根據對伊斯蘭教義的原教旨化理解，認為女性地位低於男性、從屬於男性，不能享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還需要遵守作為女性特有的一些言行規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要求，即是婦女需要穿戴符合伊斯蘭教法要求的服飾，如身着黑色罩袍、頭戴特定頭巾。不止着裝的限制，婦女的政治權利、受教育權利、就業權利、家庭民事權利等，也都遭到了壓縮。婦女被要求做好“家庭主婦”的角色，減少參與公共事務。伊朗裔法國漫畫家瑪嘉·沙塔碧的漫畫《我在伊朗長大》及根據該漫畫改編的動畫電影《茉莉人生》，即講述了霍梅尼時代伊朗婦女被壓迫和禁錮的情形和她們身心的苦楚。

    1989年，霍梅尼去世。霍梅尼的門徒、時任總統哈梅內伊轉任“伊朗最高領袖”，而總統一職由拉夫桑賈尼接任（根據伊朗的政治體制，“最高領袖”略相當於其他總統制國家的總統，而伊朗總統則略相當於其他國家的總理）。繼承了霍梅尼的衣缽的哈梅內伊，立場與霍梅尼很接近，但威望遠不如霍梅尼。而總統拉夫桑賈尼則是一個相對開明的政治家，較為溫和和務實。而此時的伊朗，因為國內的政治與宗教清洗、經濟僵化停滯，對外又因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兩伊戰爭導致的破壞和遜尼派各國對伊朗的孤立，導致伊朗內外交困。

   因此，在哈梅內伊的默許下，拉夫桑賈尼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放棄霍梅尼時期的國有化和偏向計劃經濟的政策，轉而推進私有化和發展市場經濟，以改善惡化的伊朗經濟民生。而在宗教相關的問題上，雖大體繼承了霍梅尼的理念和政策，但在具體執行上有很大程度放鬆。伊朗女性在被原教旨主義禁錮的黑暗籠罩十年後，終於重新見到了一些光明。而又一任總統哈塔米，同樣是開明的改革派，女性的處境也有了進一步改善。女性不僅仍然擁有受教育權和參與大多數工作的權利，在着裝方面也得到了寬鬆的對待。

     但到了內賈德擔任總統時期，伊朗的政治風氣又變得保守。在突出的着裝問題上，又開始要求女性規範着裝，遵守宗教的清規戒律。而下一任總統魯哈尼，其政治立場與哈塔米類似，女性的處境也又重新得到改善。

  其實，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至今，除了霍梅尼掌權的十年，伊朗女性的權利和自由雖然受限，但仍然好於其他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這當然不止是因為有幾任開明的總統，而是伊朗有着異於各阿拉伯國家的體制與文化。

   伊朗實行的是特殊的“二元政治”，即神權統治與世俗政治的結合。一方面，伊朗的最高權力掌握在代表伊朗伊斯蘭教權主義的“最高領袖”手中，宗教勢力對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皆有控制、滲透、參與；另一方面，伊朗又同時有一套基於世俗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廣義的政府機構，由這些世俗化的機構及法條管理國家和人民。在這樣的體制下，宗教勢力雖然掌握着根本大權並影響國家和國民方方面面，但世俗化的國家機器下的人民，仍然可以部分依照基於現世主義性質的民權（而非教權的）規約而生活，並擁有很大的自由度。這就讓伊朗女性在被宗教束縛同時也受世俗制度和法律的保護、擁有個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像沙特瓦哈比主義政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治下女性那樣必須接受全套“沙里亞法（伊斯蘭教法）”的規訓。

    而且，不同於沙特、阿聯酋等君主專制的政權，也不同於埃及、敘利亞等軍人掌控權力的國家，伊朗有着雖不完全但頗為真實有力的民主。伊朗的總統、國會議員，均為全民普選產生。雖然總統和議員候選人皆需要經過有神職人員組成的“憲法監護委員會”的資格審查才可參選，當選後還要最高領袖的批准方可上任，但普選是真實的，且往往是差額選舉和存在競爭的。拉夫桑賈尼、哈塔米、魯哈尼三位開明派能夠當選總統（且擊敗了保守派推選的候選人），也說明了選舉的真實性和競爭性。

    在這樣的前提下，伊朗民眾起碼可以部分的影響國家權力和決策。而伊朗的女性是擁有投票權的，伊朗政府當然需要考慮她們的利益和關切。而伊朗國會還曾經選入過一些女權主義者，並聯合溫和派議員推進過一些增進婦女權益的政策，這在其他伊斯蘭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包括女性在內的伊朗民眾，是有言論、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哪怕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經常會有各種政治集會活動，各種民間組織和自媒體也很活躍，這同樣是在其他專制國家很難見到的。

    伊朗的女性不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份量，在藝術領域也頗有成就。伊朗的女性導演和演員，就占據了伊朗影壇的半壁江山，如納吉斯·阿貝耶、洛珊·班尼蒂瑪是蜚聲伊朗內外的女性導演，而如主演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次別離》的蕾拉·哈塔米這樣的伊朗女演員也讓世界為之矚目。雖然這些女性不會直接批評宗教政權，但其成就和其作品對女性的關注關懷，足以有力促進伊朗女性的地位提高和權利改善。

    在文化教育方面，伊朗女性也頗有成就。在伊朗的各大學，六成學生為女性，比例高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女性獲得的良好教育，也讓她們在自然理工和人文社科領域都頗有成就，獲得世界數學最高獎“菲爾茨獎”的伊朗數學家瑪利亞姆·米爾扎哈尼即是典型。更多獲得高等教育的女性很多成為了醫生、法官、律師、企業家，在社會上地位頗高受人尊敬。

    以上這些，在大多數伊斯蘭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在原教旨程度極高的沙特，女性不僅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接受完整教育和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大多數沙特婦女一生都只能作為家庭主婦相夫教子。而其他伊斯蘭國家如阿聯酋、巴林、埃及等國制度與社會環境雖較為寬鬆，但女性的權利自由也很少能達到伊朗的水平，女性在文化、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成就更難與伊朗女性相比。

    顯然，伊朗女性擁有比其他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專制國家女性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權利、更多的自由度。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伊朗女性能夠為自身權利和自由而抗爭。而同時，伊朗政權本身仍然是宗教神權至上、國家有各種基於宗教的律法與政策。這就意味着，伊朗女性既面臨壓迫，又有反抗能力，這就導致了伊朗女性與政權衝突的激烈。

    2017年，保守派的易卜拉欣·萊希當選伊朗總統。他改變了前任總統魯哈尼的開明政策，強化了對宗教律令的執行。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更嚴格的要求伊朗婦女遵守宗教着裝規範。

    在伊朗婦女權利問題上，政治權利、受教育權、婚姻與財產權、就業權等方面的爭議都非常重要。但相對最為顯性的，是關於婦女着裝問題的要求。根據伊斯蘭教法，女性需要穿着遮蓋身體絕大多數部位的罩袍，頭部需戴頭巾/面紗。但在具體服裝形式、遮蓋多少等細節上，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權要求不同。一般來說，較為溫和開明的教派或政權會放寬管制、允許婦女只象徵性的遮蓋頭部和手腳。而保守派則要求幾乎全身都要遮蓋，面紗要完全遮住臉部。因為着裝問題最日常也最顯眼、執法最直接和頻繁，也就成了伊朗女性維權運動中與政權衝突最多最激烈的領域。

    因此，萊希政權推行更嚴格的着裝法令、加大執行力度後，引發了伊朗女性的激烈反抗。幾年來，不少伊朗婦女因着裝問題被逮捕甚至判刑。終於，因9月的阿米尼死亡事件，激起了如今極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其實，這次抗議浪潮的爆發，不僅是由於女性着裝爭議和阿米尼之死，也是伊朗女性反抗教權壓迫、伊朗人民在內外交困下發出的尖利嘶吼。

   如前所述，伊朗女性既有受教權束縛而不能充分伸張權利和自由發展的一面，又有相對其他許多伊斯蘭國家和專制國家有較多權利自由和較大成就的另一面。但歸根結底，伊朗婦女還是深受教權、教法、政權的壓迫，不能和男性享有等同的權利自由和發展機會。而着裝/頭巾問題只是一個導火索，伊朗女性真正要反抗的，是整個教權文化與秩序、爭取基於世俗的、男女平等的女性權利。

   而這次上街抗議的，並不是只有婦女；女性參與抗議，也不止因為女權問題。伊斯蘭革命後數十年來，伊朗政治僵化、經濟不振、意識形態保守、外交相對孤立，以及最近幾年在美英等國制裁下經濟急劇惡化、外部環境更加險惡，才是本次抗議尤其其中暴力活動頻繁的最根本原因。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經濟狀況就非常糟糕。相對於巴列維時期的經濟蓬勃發展，革命後40多年的伊朗經濟萎靡不振。即便有拉夫桑賈尼、哈塔米這樣的改革派推動經濟自由化，也無法真正改變經濟衰敗的狀況。而其經濟衰敗的根源，就在於革命後的政治體制、經濟政策、分配模式，皆是僵化保守，無法激發經濟活力。即便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資源收益大多數歸於宗教人士和隸屬宗教政權的軍警力量（如“伊朗革命衛隊”）所有，人民則普遍貧困。

   在政治上，伊朗雖然有一定的民主、法治、自由，但畢竟是有限的。代表宗教神權的“最高領袖”權力遠大於總統，其他各部門各地方也都是“神”高於“政”、“教”大於“法”。而宗教勢力在伊朗一直扮演着保守角色，拒絕變革甚至讓國家倒退。霍梅尼時代如此，哈梅內伊掌權後也未有根本改變。伊朗民眾三次選出溫和的、改革派的總統，顯示出人民心向開放和自由。可總統及世俗政府無力與“最高領袖”及宗教勢力抗衡，許多改革只能半途而廢，一些改良措施想要哈梅內伊首肯，也需做出很大妥協。

    更為糟糕的是外交/外部環境。伊斯蘭革命後，旋即發生了導致美國與伊朗斷交並長期交惡的“伊朗人質危機（伊朗軍民闖入美國大使館並毆打和綁架美國外交人員，危機長達444天）”事件。而霍梅尼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反美主張，將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視為腐朽的世俗資本主義的象徵和伊斯蘭文明的大敵。同時，霍梅尼也堅決反對另一大陣營即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伊朗及霍梅尼政權又是什葉派主導、以波斯人為主體，這讓它與周邊以遜尼派為主的各阿拉伯國家也處於敵對狀態，尤其與遜尼派領軍國家、王權專制國沙特水火不容。1980-1988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入侵伊朗，兩國交戰長達八年，雙方共計近百萬人死亡和傷殘（伊朗一方死傷超過50萬），經濟和基礎設施遭到極大破壞。而在戰爭中，除敘利亞等少數國家外，中東各國皆支持伊拉克而敵視伊朗，讓伊朗外部環境更加惡化。

    而伊朗還有一個無論從宗教信仰還是國家利益上都極為敵對的國家，即以色列。霍梅尼及其追隨者公開將反猶太復國主義、消滅以色列當成其教義及現實目標。霍梅尼和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朗，通過支持以色列的敵人如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組織，對以色列形成威脅和滋擾。而以色列也視伊朗為頭號敵人，通過暗殺、破壞等方式攻擊伊朗軍方人士和科學家，以及聯合伊朗的遜尼派敵人圍堵伊朗。

    伊斯蘭政權建立以來，伊朗在國際上長期處於高度孤立的狀態，孤立程度不亞於1960年代同時與西方、蘇聯與東歐、第三世界同時交惡的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這極大的影響了它正常的對外經貿、文化、科技交流，也自然對其國內經濟民生造成嚴重傷害。雖然伊朗在1990年代以來逐漸與西方緩和了關係，還與俄羅斯、中國建立了長期友好合作關係，但總體上仍然是相對孤立的。即便和相對友好的俄中，也更多是利益之交而非真正的親密同盟。而1995年後，隨着伊朗核問題的凸出，伊朗又陷入了新一輪的國際制裁與孤立。

     直到2013年，溫和派人士魯哈尼擔任總統，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釋放善意，並願意和平解決伊核問題。而此時正值主張和平外交、對待美國對手國家相對友好的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美國當時也試圖重塑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擺脫對沙特和以色列的過度依賴。因此，美伊雙方關係得以很快改善，還成功於2015年簽署了《伊朗核協議》，伊朗承諾放棄核武開發，以換取解除制裁、獲得民用核能幫助、恢復與西方各國的經貿往來。這時的伊朗外交才算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伊朗也逐漸由相對閉關鎖國轉向更多的對外開放。而伊朗國內的經濟民生形勢也因此得以好轉，魯哈尼政府得到了伊朗國內廣泛支持，連保守的哈梅內伊都支持魯哈尼政府及其簽署伊核協議、改善美伊關係等舉措。而伊朗國內的經濟社會改革也在進行中。

   但天有不測風雲，2016年底，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而支持特朗普競選的勢力，就包括主張對伊朗強硬的右翼鷹派（如約翰·博爾頓），以及伊朗的敵手沙特和以色列。特朗普當選後，合同一眾鷹派人物，全盤推翻奧巴馬政府對伊政策，不顧國際規則和契約，廢除了《伊朗核協議》，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並聯合伊朗的敵手沙特與以色列，通過各種手段打壓伊朗。雖然法國、德國、中國等其他參與伊核談判的國家均反對特朗普政府的行徑，但條約還是被廢除、制裁重啟。

    這對伊朗不啻是晴天霹靂。對於伊朗溫和派而言，簽訂伊核協議、改善對美關係，不僅是為了在外交上打開局面，也是為了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革新。如果協議中的條款逐步落實、對美關係改善，就可以極大減少外部壓力，擺脫被孤立的惡劣狀態，促進伊朗對外經貿發展和技術資金等的引進。溫和派得到這些成果後，也能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壓倒主張對美敵對的強硬派（大多數屬於宗教勢力）。如果這樣，伊朗國內的社會變革包括政治改革都可以推行，伊朗政權的宗教色彩也會退化，而世俗勢力將相對得勢，而女性也會因此受益。

   而特朗普政府撕毀協議恢復制裁，讓這一切都成為泡影。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其對伊外交政策不僅決定自身行為，還影響世界各國對伊朗的態度和立場。美國重啟對伊制裁後，伊朗重新陷入國際孤立之中，對外經貿交流大幅減少，地緣政治處境再趨惡化。更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伊朗“革命衛隊”總指揮官蘇萊曼尼遭美軍殺害，並險些釀成戰爭（其實特朗普政府就是試圖以此誘發戰爭，伊朗選擇了忍耐）。這一系列來自美國及其他外部敵人的打擊，讓伊朗國內的溫和派逐漸消沉和失勢，以宗教保守勢力為主體的強硬派重新奪取大權，2021年總統選舉中萊希的勝選就是例證。這樣的結果也導致了伊朗國內改革的中止乃至倒退，伊朗女性的權利也重新被限縮。

    外交的挫折及外部制裁，也嚴重激化了伊朗國內矛盾。此前長期處於困境的伊朗，各階層都指望改善對美關係打開外交局面，讓貧困的伊朗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但協議被毀後，伊朗人又要排長隊購物、面對從食品醫藥品到工業品的普遍短缺，以及從首都德黑蘭到邊遠的呼羅珊省鄉間失業青年的驟增。人民對政府外交失敗、經濟失敗、民生失敗的不滿不斷爆發，各種抗議此起彼伏。

   面對這樣的局勢，宗教勢力和世俗政府都對解決經濟民生束手無策，於是加強了社會管制，出台了更多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法令，以圖利用伊斯蘭教法和傳統穩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這一方面博得了持保守立場的那部分民眾的好感、平息了一部分動盪，但也導致了世俗主義者更大的不滿、激發了更多暴力反抗。從2018年至今，伊朗已爆發十多次大規模抗議，內容包括抗議油價上漲、糧食補貼取消、經濟疲軟等。而女性也廣泛參與其中。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伊朗女性尤其中下階層女性，是弱勢中的弱勢，是受霸權主義和國家民族衝突、教權、政權、階級、性別五重壓迫的受害者。其受害愈深，反抗愈烈。而伊朗又不像沙特、朝鮮那樣是密不透風的完全專制體制，其一定的自由度更讓各種壓迫有強烈反彈，女性也藉助各種條件奮力抗爭。

   而今年9月因阿米尼之死引發的抗議及暴力，則是這一系列抗議和暴力中的最新一則。它既有強調捍衛女性權利與自由的女權訴求，更蘊有與其他抗議一樣的對經濟衰退、物價上漲、失業和貧困加劇的共同不滿，以及更深層次的對政治專權、思維僵化、內政外交失敗的政府及宗教勢力的憤怒與痛恨。

    雖然本次抗議及衝突仍在進行中，但根據以前類似事件的過程和結果，本次抗議大抵也會在不久後被鎮壓下去。但即便政權將之鎮壓，也只是暫時平息了動盪，而不會讓政權長久的穩固。面對長期的貧困、教權的禁錮、專制的高壓、無望的未來，再回想古代波斯的輝煌、巴列維時期的強盛，伊朗人民的憤怒不會因軍警的暴力而止息，反而會越燃越旺。教權不終結、專制不結束、民生不改善，人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

   那麼，伊朗、伊朗人民、伊朗女性，究竟如何才能獲得新生呢？

    伊朗內部最大的弊症，在於教權的強大和對世俗的凌駕。對伊朗而言，其宗教與世俗的“二元政治”，既避免了宗教對一切教務俗務的壟斷，也成為壓制世俗力量的枷鎖。根據這些年民主選舉的結果和政府機構的運作，以及社會文化環境、國民價值觀念，可以看到伊朗有着非常強烈的世俗民主基礎，人民都嚮往自由。而凌駕於世俗政府之上的教權力量，則讓民主不能完善、世俗不得不服從宗教，人民也沒有充分的自由。而對於女性，宗教保守主義勢力掌權並施行沙里亞法，更是終身的夢魘。即便伊朗婦女處境較為寬鬆，尤其德黑蘭等大城市婦女權利自由得到很好保障，但宗教法令和意識形態壓力，仍然讓女性如在達摩克利斯劍下般不安的生活。

    宗教勢力不僅在政治上凌駕於世俗，還壟斷了國家的能源開發和外貿等經濟命脈，從國家資源中大發其財。“伊朗革命衛隊”和下屬的“巴斯基民兵”在保衛國家的同時，也是巧取豪奪的能手。伊朗的保守宗教勢力就如寄生於國家的瘤子，讓這個國家一直不能正常化，經濟政治皆被其拖累，女性更是遭受更多束縛。想要伊朗經濟發展、人民自由，尤其伸張婦女權利，必須去除宗教勢力在政治上的寄生和對世俗政府的凌駕。

     而外部環境對伊朗同樣重要。事實上，伊朗在對外方面一直是相對謹慎克制、遵守國際規則的。除了霍梅尼時期曾試圖“輸出革命”，近三十年的伊朗在對外問題上都更多採取防禦姿態。相對於其對手沙特到處傳播極端的瓦哈比教義、和世界上各獨裁政權眉來眼去，伊朗則僅僅為了生存才和部分國家不得不維持外交，並不熱衷傳教。伊朗在中東構建“什葉派新月”，也是針對遜尼派聯盟及以色列咄咄逼人行徑的一種反制。而在爭取簽署伊核協議時，伊朗表現出了極大誠意。更重要的，是伊朗民間普遍的親西方、親世俗世界的情緒非常強烈。有些人根據中美兩國部分新聞信息以為伊朗是一個強烈反美的國家，這只是政治宣傳而已。現實里大多數伊朗民眾對美國並無強烈惡感甚至有好感，只是需要配合官方的反美宣傳罷了。伊朗人普遍渴望融入世界，尤其對西方世界非常艷羨，這讓國際社會促成伊朗變革的擁有很好的“群眾基礎”。

   但國際社會並未足夠的釋放善意，甚至以惡還善。最惡劣的，即是特朗普政府撕毀伊核協定、重新制裁伊朗，還拒絕向伊朗公民發放簽證、阻止美伊乃至伊朗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合作，並聯合沙特和以色列在中東和世界處處為難伊朗。這直接導致了伊朗國內溫和派的失勢和宗教保守勢力的重新掌權。而殺害蘇萊曼尼也激化了美伊矛盾，讓伊朗宗教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用以煽動反美情緒。有的人認為這些制裁和打擊可以加劇伊朗國內矛盾並激發革命，而其實這只會導致伊朗國內極端勢力得勢、貧困和暴力增加，最終受害的還是伊朗人民。尤其對於伊朗女性，將成為國際博弈和內部衝突的棋子與犧牲品。

    真正對伊朗及伊朗人民有益的國際行為，絕不是激化矛盾增加仇恨，而是在尊重伊朗國家主權與保障其合理利益基礎上，向當權者和人民釋放善意、敞開開放與對話的大門、與其積極談判修約並履行協定，促進伊朗融入世界和實現中東和平。在這樣的基礎上，有理有節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和平抗爭，幫助包括女性在內各弱勢群體爭取正當利益，為這些抗爭和維權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幫助、輿論聲援、組織與信息支持。即便對伊朗制裁，也應該是出於人權而非地緣政治，制裁對象應是侵犯人權的罪犯而非整個國家和平民大眾。如果國際社會能做到這些，伊朗的政治革命、社會革新、女權事業，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當然，以上這些設想只是一種理想。現實里，伊朗的宗教勢力已根深蒂固，與國家、政權、軍隊、司法、教育、傳媒等各領域各方面緊緊捆綁在一起甚至成為其中一部分，各種利益連接盤根錯節，幾乎不可能完全去除。而國際形勢尤其中東局勢更是嚴峻複雜，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千年恩怨、波斯人/伊朗人與阿拉伯人的兩雄爭霸、伊朗與以色列基於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死仇關係，以及伊朗與沙特、以色列、阿聯酋、土耳其等國在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也門的代理人戰爭，都讓伊朗深深困於地緣政治博弈之中而難以脫身。而域外各國也都各懷心事，對伊朗及中東的態度也取決於自身利益，而不可能將道理和道義作為最優先考量。在如此的內外條件下，伊朗的變革遙遙無期。

    但對於伊朗的國家命運、伊朗人民尤其女性的未來，也不須完全喪失希望。如前所述，伊朗有着獨特的民族文化與歷史傳統，有過相對世俗開放的歷史經驗，人文底蘊深厚、自主科研能力強。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伊朗包括女性在內的國民受教育水平高、國民素養和權利尊嚴意識強烈，還在藝術、教育、科學等各領域誕生過不少傑出人物，且其中許多人物關心時事、熱衷於民權和女權運動。無論是歷史遺產，還是現實基礎，以上這些條件都讓伊朗有着極大的變革潛力。

    而在國際上，隨着特朗普的敗選、極右翼反伊（伊朗）親沙（沙特）親以（以色列）鷹派的失勢和民主黨政府的上台，美國開始修正此前幾年在極右翼勢力把持下扭曲化的中東政策、對伊朗政策，伊核談判也得以重啟。包括美國在內世界許多國家的進步力量也都在想方設法為伊朗女性發聲，而非像其他一些勢力那樣，只有出於利益和教派立場的對伊朗女性的利用和對伊朗國家的破壞。雖然這些改變暫時還沒有多少成效，但起碼不至於像特朗普時期那樣讓伊朗國家和人民陷入更大困境。

     因此，伊朗的民主事業與女性解放，在短期的無望下，蘊藏着長期的希望。1979年的伊朗人民，曾經以極大的熱情，將卓有成就但腐敗專權的巴列維推下王位，結束了伊朗兩千多年的王權時代，建立了共和國。雖然革命成果被宗教保守勢力竊取和獨占，但也展示了伊朗人民無畏的勇氣和強大的力量。而如今的教權勢力雖比巴列維的專制王權更加樹大根深，但其與現代文明及民主人權脫節的表現，也反映了其落後與腐朽。在一波波的抗議浪潮衝擊下，它不可能江山永固。如果國際社會既不要損害伊朗主權和國家利益，又能夠助人民一臂之力，那伊朗民主的勝利、女權的伸張，是一定會到來的。

    對於包括哈梅內伊在內伊朗的宗教保守勢力，其體面退出歷史舞台、將權力移交給世俗政府，然後以宗教領袖身份擔任諮詢性職務，是其最好的選擇。相對於其他一些完全不相信其信仰、自身從不遵守清規戒律、對內鐵腕極權、對外播撒極端思想和模式的政權（如沙特、阿聯酋、卡塔爾這些宗教王國，還有冷戰結束前的蘇聯和東歐、現在的中國和越南等名義上是共產主義、實質上是專制極權的一黨專政國家），從霍梅尼到哈梅內伊的伊朗什葉派高層，其實還是比較真誠的尊奉神明與先知、有着虔誠信仰和自律精神的，其也是真心希望伊朗人民得到幸福。

    在伊斯蘭革命前，他們都曾承諾伊斯蘭共和國將保障基本人權與尊重不同的信仰。不僅如前述的霍梅尼曾以溫和面目示人，他的弟子哈梅內伊亦曾有過類似承諾。流亡海外的伊朗共產主義者胡山·阿薩迪，曾對自由歐洲電台講過一段往事。巴列維時代，他與哈梅內伊都因反抗王權專制而被捕，還是同室獄友，二人無話不談。雖然信仰有別，但惺惺相惜。後來二人分別，哈梅內伊衣衫單薄、冷的發抖，胡山將自己的毛衣脫下送給哈梅內伊，兩人緊緊擁抱。哈梅內伊感動的哭泣着說，“當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沒有人會再流下一滴眼淚”。

    這樣的故事令人感動，而革命後宗教勢力清洗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的行徑，則令人明白政治的殘酷無情。可革命的理想真的應該忘卻嗎？如果霍梅尼時代許多伊朗革命者還試圖通過這樣的殘酷手段，建立一個基於伊斯蘭教義、“人人皆兄弟”、扶弱救貧、清廉公正、德行美好的人間天堂，那這幾十年政治經濟的失敗，包括許多宗教分子的貪污腐敗、驕奢淫逸，還不能反映這樣的“烏托邦”其實已經失敗且未來也不可能成功嗎？如果還真誠的信仰這些而非被利益所誘，難道不更應該改弦更張、彌補舊過、全身而退嗎？

    哈梅內伊和他的同志們如果能認清現實、回望初心，就應在保留一定權力和利益的同時，逐漸將伊朗過渡為世俗的民主政體，然後功成身退。而他們尊奉的什葉派版本的伊斯蘭價值觀，完全可以像西方國家基督教乃至俄羅斯東正教現狀那樣，在政教分離前提下發揚宗教的有益成分，讓宗教成為維繫社會公序良俗的道德參考和國民的精神慰藉，而非依靠暴力與強權令人民屈服。關於女性問題，伊斯蘭傳統教義曾在千年前的舊時代有利於女性權利保障，在古代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也是值得遵守的。但任何宗教和文化都不能拘泥於舊日陳規，而要與時俱進。曾經的教條已然落伍，伊斯蘭教也需要尊重和捍衛現代社會下女性的權利自由。尤其對伊斯蘭教什葉派而言，其建立與發展及與主流遜尼派的大相徑庭，本來就是一種對伊斯蘭傳統的揚棄與革新，而非因循守舊。其實，相較於其他許多伊斯蘭國家和宗教勢力，乃至許多專制的世俗政權，伊朗教權力量已經做的相對不差了。如果其能夠利用自身威望和能力，讓國家走向更加文明和現代，那功績足抵其罪，也算一種圓滿了。

     可現實里，無論因為對權力的眷戀，還是出於偏執保守的意識形態立場，都讓他們幾乎一定不會放棄權力或改變現狀，而是得過且過、擊鼓傳花，甚至還要更加倒退以遏製革命浪潮、維繫教權專制。但逆歷史潮流而行、與現代文明脫節、罔顧人民利益，終將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只爭來早與來遲”。

     伊朗的歷史與現實，不止是伊朗的歷史與現實；伊朗女性的命運與抗爭，也不止是伊朗女性的命運與抗爭。世界為一整體，全球同此涼熱。民主和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與福祉；女性的自由與解放，無論男女都應追求與捍衛。但願伊朗人民、各國人民，尤其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都能推翻各色專制勢力和強權壓迫，解除有形無形的枷鎖，“去除一切昏迷與強暴”，都得正當的幸福。

                                                              王慶民

                                                       2022年10月2日

                                               共和曆231年霞月馬鈴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