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2021年7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周年慶典。在長達一小時的講話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奮鬥、犧牲、創造，並在消除絕對貧困和改善14億中國人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眾多成就。他指出，中國“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而就在慶典前夕，各類嚴重侵害工人權益的事件也在全國各地同步發生着。就像外賣騎手們，關心的並非奮鬥、小康這些宏大的敘事，他們更關心為什麼在“美團”和“餓了麼”的惡性競爭中，自己每個月的收入至少減少了一千塊。由於沒有其它途徑表達不滿及提出訴求，外賣員只能選擇罷工抗議。中共慶典前一周，上海、廣州、成都和合肥等地連續發生外賣騎手的集體罷工，表達對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不滿。當然，官方媒體對這些罷工行動並沒有進行報道，但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大量顧客發帖抱怨點餐後等待送餐時間過長，有些地方甚至沒有外賣員接單。外界只能從這些蛛絲馬跡中尋找到外賣騎手微弱的抗議聲。




同一個星期，在四川、河南和江蘇的建築工地上，建築工人們不約而同以集體行動抗議拖欠工資；在湖北省，出租車司機集體聚集，要求當地政府退稅；在深圳，一家電動車製造廠的工人們因被拖欠工資和欠繳社保而發起集體抗議。




2021年6月是中國第20個安全生產月。但在2021年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里，全國各地的工傷和生產事故則並不因為是安全生產月而減少。在河南省，一家體育俱樂部發生火災，造成至少18人死亡、16人受傷。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家食品加工廠發生火災，4名工人死亡。在山東省，一家工廠發生火災，所幸沒有人員傷亡。在湖北省，一個建築工地發生塔吊倒塌事故；在浙江省寧波市，一個建築工地打樁機倒塌，兩名建築工人遇難。




這些工人權益侵害事件與中共成立百周年慶典同步發生，兩者既非相互否定，亦非相互佐證，而是構成着中國政治與民生平行發生的日常。其實，上述工人集體行動事件和安全生產事故，也只是2021年6月份最後一個星期里，發生在中國各地諸多事件和事故中的冰山一角而已。這些事件和事故，都被記錄在中國勞工通訊(CLB)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和安全事故地圖裡。過去十年，CLB持續關注中國工人的集體抗議行動、安全生產事故、工人個人維權求助等事件和個案，並分別通過在線地圖數據庫把這些事件和工人的聲音，儘量收錄保存下來。




十年來所追蹤的工人個案 




中國勞工通訊成立於1994年，28年來我們一直關注、記錄和報導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並發表了一系列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十年前，隨着網絡地圖的發展和社交媒體日益普及，我們的記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2011年開始，我們建立了一個在線地圖數據庫，從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開始，分門別類地記錄發生在全國各地的行動個案。我們希望通過此地圖數據庫，令政府決策者、企業老闆以及各級工會組織能夠更全面也更真實地看清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實際狀況。




最初，我們在網絡上每月只能搜集到幾件可確認的工人行動事件。隨着搜索能力的提高，以及越來越多工人和公民記者開始使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參與的或記錄的工人維權抗議活動，網絡平台上可搜錄到的這類事件，數量逐漸增加。到2015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全年工人集體行動事件多達2775起。基於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曾經公開過的各類群體性事件年度官方數據（2009年後再未見公布），工人權益相關的集體行動事件約占三分之一左右。據此，中國勞工通訊估計，我們所搜錄到並呈現在地圖上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數量，大約是全年實際發生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數量的10%左右。




不過，中國勞工通訊關注的重點，從來不在於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相對於在數量上儘可能呈現發生在全國的工人群體事件全貌，我們更希望透過這些案例，讓讀者看到中國工人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需求，以及可以提供哪些解決方案。因此，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從未打算要搜錄到所有或者大多數發生過的工人罷工或抗議行動。我們認為，能夠收集到的每一個事件都具有一定代表性，透過這些樣本，可以比較直觀地看到工人集體行動的趨勢與發展變化，既有利於政府決策者制定更加合理的勞工權益相關政策，也有利於工人行動組織者改善行動策略。當然，除此之外，我們的地圖所呈現的樣本也許還可以幫大家解答以下問題：哪些地區是工人集體抗議罷工的高發地？哪些行業是工人集體抗議罷工的高發行業？工人們在這些集體行動中所提出的具體訴求是什麼？以及，工人們集體行動的具體方式和規模如何？同時，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還呈現了勞動法與勞動政策的具體落實情況，以及政府如何回應工人的訴求。




遵循同一思路，中國勞工通訊在2014年建立了中國安全事故地圖。每年中國政府都會公布當年發生的安全生產事故統計數據。但是，一方面，這些數據的採集方式並不透明，各級政府官員為保政績是否據實公布實際數據也無法確定。另一方面，政府公布安全生產事故數據例行公事，除了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數據和人員傷亡數字，便是被重複了無數次並將繼續重複下去的空洞口號。這些乾巴巴的數據，以及被重複得失去了語言本意的空口號，淹沒了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溫度的工傷、工亡工人及其背後一個個家庭，使中國的安全生產實際上不再關乎人的生命和福祉。




CLB的中國安全事故地圖，試圖對上述缺失和錯誤做出補救。我們會對常見的事故類型、危險的行業和職業進行更細緻的觀察記錄。透過這些細緻的觀察記錄所獲取的數據，我們看到，因明目張胆的違法所構成的安全隱患，已經成為工作場所日常運行的“常態”，正是這一常態，幾乎是在現行體制下宿命式地循環相似的悲劇：工作場所沒有具原動力的、日常的對違法作業的監督及阻止機制；事故發生後，政府出面調查並要求停產整改——政府發布事故調查報告、處罰企業管理者和政府工作人員及列出整改事項——企業通過整改驗收合格恢復生產、並回到“常態性”事故——工作場所常態化的監督、阻止機制仍舊缺乏——同類事故再次發生——重複前述事故調查、處罰整改、驗收、復產……。正是這一周而復始的常態，使得類似的事故會在同一行業、甚至同一地點和同一設施內重複發生。




自上而下的政策難解系統性問題




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將“共同富裕”定性為中國發展的新方向，重點是解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其根本原則是在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高速路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等的問題。這一政策的良好初衷無需置疑，然而其自上而下運動式的行政命令，仍舊令外界置疑這一口號的成效和可持續性。




政令一下，一呼百應。阿里巴巴和騰訊這些大型科技巨頭紛紛擺出姿態，承諾要捐出數百億元人民幣用於“共同富裕”的建設工作。之後大量私營企業、名人和富豪也紛紛效彷，一夜之間忽然都支持起了社會公平。拋開這些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的宣誓不提，這些老闆手下真正在耕耘着的廣大工人，難道不才是距離這些企業最近的“共同富裕”的標的嗎？其實，比起信誓旦旦的投資捐款承諾，如果這些企業富豪能夠踏踏實實遵守現有的勞動法、給予工人更公平的待遇，才能夠更實際地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更進一步說，真正令中國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是政府能否尊重和保護契約精神，能讓企業和工人之間可以就工作條件和待遇問題平等地展開談判。要保護工人的權利，其先決條件是尊重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平等關係，確保勞資雙方都會受到合同的約束，而且雙方都參與制定合同的過程——也就是從開始協商到進行談判，再到簽訂合約並保護雙方合約不受侵犯。可惜時至今日，中國政府仍然沒有鼓勵社會形成良好的契約精神，而這一問題也導致政府後續一個個勞工政策難以落地。




中國期望以共同富裕來開啟社會改革新階段。但過去四十年改革的經驗也提醒我們，在以結果為指向的改革中絕不能忽略那些權利被有意無意犧牲的人群。當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加速改革開放時，“發展才是硬道理”便在操作中被理解為——經濟發展優先於工人福利。因此，在中國宏大的改革進程中，中國工人被物化為需要計算的“成本”和事故中的“代價”。而工人自始至終都像沉默的工具一般忍受着，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發言權，更是受益於改革開放最少的群體。




儘管官方當下仍然在讚頌着共同富裕，但對大部分中國工人來說，處境並沒有什麼大變化。工人們每天仍然為了掙一筆體面的工資而艱苦勞作，很多人為了拿到應得而被無故拖欠的工錢而苦苦抗議，還有許多人的工作每天都在侵蝕他們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




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國社會制定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第二個一百年，是指到2049年即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共對實現這一目標充滿信心，近年“共同富裕”的目標也展示出了這一雄心。但是，當我們回望中國工人過去十年的遭遇和掙扎，其中暴露出的嚴重系統性問題一直在提醒決策者們，在狂飆突進的奮鬥之時，不妨停下來認真審視思考一下那些既存的巨大矛盾應該怎樣儘快解決，而不是越積越多並在可見的將來爆發。




短視的政策和躺平的工人




風物長宜放遠量。中國在高速發展中，長期積累了大量社會經濟問題，必須有更加有遠見的長期政策來化解。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就可見一斑。中國目前人口達到14.1億，但是在過去十年，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降到建國以來最低點，只有5.38%的增長；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跌至1.3。可預測的是，十年內隨着老齡化加劇，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將進一步減少。




中國政府當然注意到了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也嘗試尋求解決方案。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將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許多年輕人對此政策就可有可無，對他們來說，眼前家庭中的經濟負擔才是現實，婚都結不起更遑論生更多孩子。新華社的微博賬號當時曾發起一個“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31000名投票網友里，有大約29000人選擇了“完全不考慮”。約一小時後該微博悄然被刪除。




中國從當初“引下來、流下來，就是不准生下來”、“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的強硬計生政策到如今的開放三胎的“恩賜”政策，政府期待的是老百姓如開閘放水一般大生特生，但結果很可能讓決策者們大失所望。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這些想當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根本與現實脫節；在現實的另一端，普通民眾之所以不想生育，背後原因更是與工作的壓力和不安全感緊密相關，從城市白領到進城的農民工都是如此。




由此可見，單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方式存在必然的缺陷。民眾有了穩定而可期的未來，才能夠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決策者只有從人民現實出發，增強民眾自下而上的參與，才能彌補政府政策盲點，也能以最低的成本系統性地解決社會問題。




再進一步講，中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和醫療系統已經岌岌可危，而人口結構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帶來更多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報告預測，到2028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餘會首次出現負數，此後養老保險基金儲備將迅速下降，並可能在2035年前後耗盡累計結餘。對此，政府提出延遲退休年齡，並考慮將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從15年延長至30年。這些措施可以短期緩解養老保險基金的部分壓力，但實際上只是將危機推給了未來。中國當前平台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普通工人卻很少有社保，因為雇主普遍不與勞動者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這種情況持續，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危機仍將持續，並且耗損可能更加嚴重。其實，如果工人有一份體面的工資，公司也主動繳納社保的話，誰不願意為了家庭做更長遠的儲蓄計劃呢？




那些年輕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產白領也發現，他們的發展前景被嚴重限制了。科技行業的工人向來收入相對較高，但他們不得不忍受超長工時，更多時候是以犧牲生命健康為代價的。然而，中國科技公司一直無視工人對工作生活平衡和基本健康權利的訴求，導致越來越多人離開這日益“內卷”的競爭。2021年，中國的流行詞彙是“躺平”。選擇“躺平”的人滿足於較少的收入，拒絕加班，而將更多的時間留給自己。




對於將工人視為生產力的中共，“躺平”的趨勢令決策者們感到震驚，因為它挑戰了中共長期以來所鼓吹的工作應無私奉獻的價值觀，而那些被當作典型樹立起來宣傳的“勞動模範”也早已走下神壇。另一方面，躺平也違背了近年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方向：刺激國內消費。如果成千上萬的人選擇了躺平，消費會降級，經濟會停滯。




隨着經濟向服務業轉型，不穩定和缺乏保障的零工經濟成為潮流，工人集體行動抗議的空間也在縮小。然而，中國勞工通訊在2020年新推出的工人求助地圖顯示，工人仍然遭受着很多不公的對待，積蓄着大量不滿的情緒，這些沒有改變，也沒有渠道解決。就算那些發生在2010年代的大型集體抗議罷工不復存在了，工人們最少還可以用“躺平”來進行某種消極抗議。這也是政府政策扶不起來的，因為“躺平”本質上源於對未來失去預期的絕望。政府如果仍在持續其居高臨下的傲慢政策，哪怕工人集體抗議從中國大地絕跡，無數絕望的“躺平者”也不能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有任何貢獻。




安全生產問題層出不窮




要實現共同富裕，政府必須確保工人在掙一份體面的工資之餘，知道自己所在的工作場所是安全的，不存在受嚴重工傷或罹患職業病的潛在風險。實際上，在過去十年間，中國工作場所的安全問題無疑得到了改善。官方統計顯示，安全生產事故數目和死亡人數都持續下降，新增職業病患者人數也保持在較低水平。




但統計數據背後仍然掩蓋了系統性問題。例如，新增職業病病例的數量降低，其直接原因之一是由於勞動者仍然難以獲得官方對職業病的認定。同時，安全事故的數量降低和死亡率下降一方面涉及經濟和就業模式的轉變，另一方面諸如煤礦等危險的工作場所正逐步減少。




至今為止，一個無止境惡性循環的安全事故處理模式仍籠罩着這個國家，這主要是因為行政力量仍主導着安全事故的處理。如果企業工會不能有效運作，普通工人的需求就不會是安全生產系統的重點。其實，如果允許工人參與進來，並在企業安全生產制度中有更多主導權，那麼事故不斷循環的悲劇是可能終止的。




科技發展不可能解決勞資問題




技術進步和自動化某程度上可以減少一些安全隱患。例如，中國建築業中有一小部分建築材料能夠異地預製，生產的環境相對安全，肯定會減少建築業許多致命的事故。不過，絕大部分的建築工作仍需要在工地現場完成，如今願意在建築工地幹活的工人越來越少，導致有越來越多缺乏培訓的工人在工地上操作着缺少維護的機器。在製造業、交通運輸和物流行業當中，新技術的引入也可以減少工人們的長工時，令他們不必長期重複單調的工作，或改由機器來承擔如送貨等高壓和危險的工作。然而，技術進步也可能是把雙刃劍，比如失業率攀升，或是令就業市場充斥讓人麻木的工作——在自動化成為主流的崗位，工人的唯一職能就是重複性的監控和協助技術。




技術本身做不到也不可能會改善工作安全或是工作質量。要做到安全生產，必須要從根本上改變以減少成本和追求利潤至上的工作文化，必須要讓“安全第一”落實於工作生產的各個方面。政府應當認識到，私企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必然的，外界不能指望老闆“良心發現”來保障工人利益；真正需要站出來制衡勞資不平衡問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如果繼續和企業保持睜一眼閉一眼的“友好”關係，也對安全問題坐視不理，那中國工人的生命安全就永遠不可能得到保障。




當前政府意圖對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內的公司進行更多管控，意味着中共清楚意識到早期的政策傾斜令財富過度向少數人集中，並產生了極大的貧富懸殊。目前，科技公司可以用共同富裕的名義向慈善部門捐出數十億巨款，但在那些被科技平台常年壓榨的底層工人看來，企業大出血只是活該。大家都知道，科技公司這巨額的利潤當中摻雜着被系統性壓榨和系統性忽視的工人的血汗。但是，通過讓企業出血而後政府自上而下地“施捨性再分配”，無法實現我們所呼籲的，有工人參與的共同富裕。我們想再次提醒大家，本報告的關鍵論點之一是：為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必須尋找一條可持續的有更多工人參與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依賴自上而下的命令進行一次次的運動式治理。




中國官方工會應解開束縛行動起來




多年以來，中華全國總工會——理應承擔最大和最重要角色的官方工會，在職業安全健康和重要的工人議題上一直缺席。中國勞工通訊跟進了許多工傷事故並採訪了地方總工會的工會工作者，很多工會幹部經常否認工會對事故、後續調查以及工傷工人有任何責任。當北京外賣員韓某2020年12月在送餐過程中猝死並被媒體廣泛報道之後，北京的一位工會工作人員甚至聲稱這些都是“假新聞”。這位工作人員表示，即使新聞是真的，事故相關的賠償撫恤問題也不歸其所在的工會管。




工會幹部日常都在幹什麼呢？我們了解到，工會工作人員較少親自到生產一線去為了工人的利益做工作，而是把大量的工作時間花在辦公室。他們要應付上級的工作指標並撰寫大量報告，也要參加各種會議，特別是那些對黨忠誠的學習宣誓會議。但這些都與改善勞資關係、提升工人待遇、減少工傷沒有任何關係。這些年他們經常扔下主業，外出做一些與職責無關的工作，比如象徵性參與那些大而無當的扶貧工作，或是疫情防控的“志願者”工作。在與中國勞工通訊的訪談中，工會工作人員也會抱怨他們沒有“執法權”，因此無法幫助工人維權。其實，在許多情況下，工會人員之所以表現得無能，很多時候根源在於動輒得咎的官僚體系。




中華全國總工會聲稱擁有超過3億名工人會員。但它目前既沒有動員和組織會員的意願，也沒有這種動員組織能力。其實，工人會員們本可以自己通過集體力量改變工作場所的勞資不平衡，並通過集體談判來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如果在工作場所保護和遵循契約精神，中國所有的工人都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在我們與工會幹部的接觸中，只有極少數人願意主動代表工人、站出來為工人爭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條件。




企業工會也有一些能夠有效組織工人，並贏得雇主的妥協退讓。在湖南常德市的沃爾瑪第2024號店，企業工會通過團結工人，迫使世界上最強大且最反工會的零售公司沃爾瑪做出讓步。雖然最終沒能實現工人的全部訴求，但這個案例已表明，如果能夠組織動員起工作場所的工人，基層工會是存在無窮潛力的。（此案例將在本報告第十一章詳述）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政府針對大企業的行動。最明顯的例子是對螞蟻金服集團上市進行干預，以及對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實施反壟斷調查。不過，類似這樣的行動僅僅揭開了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係轉變，並沒有進一步改變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壓力也並不會讓企業更尊重工人。這些企業的工人有份參與創造財富，企業大出血的這筆錢本可以用來提高職工收入、增加就業容量、減少工人工時，然而如今卻統歸國庫，最終用在哪裡外界不得而知。換句話說，如果職工在企業一次分配中不能獲得合理收入的話，這種畸形的二次分配就更不可能達致共同富裕。




其實，如果工會能組織工人、挑戰企業奉行利潤至上而壓榨剝削工人的狀況，可能帶來的改變是數百萬工薪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愈加嚴重的貧富差距也能得以縮小。最終，工會用實際行動而非口號協助中共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當然這意味着政府要合理地放鬆控制，讓普通工人在工作場所能發聲、對自己的命運也有更大的發言權。我們認為這是中共和中國工會在下一個十年應當去處理的問題。




而無論是否有黨或工會的支持，中國工人的抗爭都將會繼續。過去的十年我們看到，即使面臨絕路，工人也總會毫不退讓地站出來捍衛他們自己的權益。工人們越是持續地抗爭，越是持續地提出對體面工作、體面報酬、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的訴求，越是暴露這個國家在高速發展中對工人的巨大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