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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在人口問題上的對話(1)
送交者: 水寒 2006年04月16日17:06: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在人口問題上的對話(1)
--評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關於穩定低生育率的網談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6年3月21日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應邀在中國政府網線談人口問題(http://www.gov.cn/zwhd/ft/rkwt/wz.htm)。以下就訪談錄請教張主任。

張維慶:舉報是公民的權利,你違反了,人家監督你、舉報你,包括我張維慶,也要接受大家的監督,有什麼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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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非常同意張主任的說法!也正是本着同樣的理念,我近年一直在檢舉國家計生委,監督張主任。雖然我的預言一次次“不幸言中”(比如2005年人口沒有增加預期的1167萬,只增加了758萬),但從來沒有得到計生委的反饋。張主任是人民公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的一員,我相信張主任對我的觀點不會見怪,我希望國家計生委能夠嚴肅對待我的觀點。計劃生育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大的一項國家工程,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攸關國家和民族的持續發展,沒有反對意見是不正常的,封殺反對意見是不應該的。要是我的觀點有不妥之處,請張主任海涵,並請計生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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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根據人口專家計算,到1998年底少生了三億多人。如果算到2005年底,少生了4億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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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中國要是沒有計劃生育,會增加多少人”這個問題,由於是事後評估,而生育率隨着社會發展而動態下降,因此只能借鑑一些間接手段。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鑑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我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各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和多項社會發展指標,發現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TFR相關性最高,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最好的診斷指標。

中國計劃生育理論上始於1971年,但實際上1973年才在全國城鄉展開,但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低到1972年的4.98,這幾年本身就可以看出社會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比較各國(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相近的日本、韓國、泰國等國,以及印度)TFR與HDI的關係,我粗略推算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的中國生育率數據:1972-1979年:4.5;1980-1989年:2.75;1990-2005年:2.1。根據這些生育率資料,我計算出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2.3億人口(詳細推算請參看我的文章《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麼樣?》),其中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到1980年的時候共少生六千多萬;198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少生1.3億人口。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中發[1982]11號1982年2月9號)》也認為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累計少生六千多萬人,與我用4.5的TFR推算的結果一致,就是說我與張主任的差異是在1980年之後的生育率的估算。以下是我的推算理由:


圖片:HDI與生育率的關係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313542716094.jpg

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台灣、泰國、越南等)的TFR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TFR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TFR比其他國家低。

中國1980年代的HDI相當於日本1950年代水平(日本在1950年代平均TFR只有2.4)。印度1997年到2003年HDI剛好相當於中國1980年到1986年水平,印度1997、1998、1999年TFR分別為3.3、3.2、3.1,印度2000-2005年TFR只有2.85(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結果http://w3.whosea.org/LinkFiles/Family_Planning_Fact_Sheets_india.pdf),今後兩年預計還難以達到2.8。何況,在同等HDI的條件下,由於文化和民族心理因素,印度人的生育率明顯要比中國人高。

新加坡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和各種族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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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HDI--全國生育率--華人生育率--馬來人生育率--印度人生育率
1980--0.761----1.82--------1.73--------2.19----------2.03
1990—0.822----1.83--------1.65--------2.69----------1.89
2000—0.886----1.60--------1.43--------2.54----------1.58
2001—0.890----1.41--------1.21--------2.45----------1.50
------------------------------------------------------------

由於華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同樣的制度下,上表還只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別對中印TFR的影響,而沒有反映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TFR的負面影響。考慮到中印的文化、民族心理、制度因素,當然也考慮到印度的後發因素(在同樣文化、制度、民族心理的條件下,後發國家達到同樣HDI時候TFR比先發國家低),因此我將中國1980年代生育率估算為2.75是合理的。

即使1980-1989年TFR為3.0,1990-2005年TFR為2.5,那麼到2005年底,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也只累積少生3.2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只少生2.2億人口。而依照張主任“少生4億”的結論,那麼1980-1989年TFR當為3.5,1990-2005年TFR當為2.7才行(那麼到2005年底,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少生3億人口)。從TFR與HDI的相關圖,即使不考慮中國的文化和制度的獨特性,當年中國的TFR都不能有那麼高。

就是說,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國的TFR只能在上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上限。也就是說張主任的“少生4億”的估算是不準確的。

總結:以我的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2.3億(不可能超過3.2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少生1.3億(不可能超過2.2億)人口。以張主任的生育率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共少生4億人口;1980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少生3億人口。如果說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還有爭議的必要的話,那麼無論哪種方案,1980年代的計劃生育都是錯誤的。

我不知道張主任是採納什麼指標來“診斷”生育率,從而得出“少生4億多”的結論?這個指標與TFR的相關係數只有比0.916高才能說明張主任的診斷比我的要準確。請張主任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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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您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真的與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係嗎?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有一些國家沒有實行這樣的政策,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程度卻仍然很快? 

張維慶:這個問題回答是非常肯定的。為什麼中國的計劃生育成就功不可沒或者叫功德無量呢?少生4億多人。如果這4億多人加進去,我們總體小康水平能實現嗎?我看是實現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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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人類發展指數(HDI)是聯合國最近用來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異數,很好地反映了人類生活質量。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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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國--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

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HDI在1950年時候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1975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而印度的經濟改革始於1991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會矛盾比中國複雜。中國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國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來說,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國1975年的HDI,中國從1975年到1990年這15年增加0.102,印度從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增加0.106(從2000年到2003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而近兩年更是增長快速,2005年應該至少為0.619)。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HDI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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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60--1981--199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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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
  
在1970-1975年時候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比韓國短5.4歲。

人才方面,中國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僅占總人口的1.5%,印度為6%(FT中文網2006年4月11日刊發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的評論文章)。

可見相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沒有進步也沒有大的退步,而印度的年輕人口結構賦予印度巨大潛力。要是說計劃生育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的話,豈不是改革開放阻礙了社會發展?張主任豈不是否定改革開放?

依照我的估算,等於中國計劃生育白白損失2.3億子孫;依照張主任的估算,等於中國計劃生育白白損失4億子孫!

可見計劃生育並沒有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通過比較中印人口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也得出相同結論。

可見,無論從HDI角度還是人均GDP角度,都說明計劃生育沒有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張主任說中國的計劃生育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我不知道張主任採用什麼指標?由於聯合國的HDI已經解釋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88%的一般化變異數,張主任的指標難道比HDI更能反映社會發展水平?建議將這些指標推薦給聯合國以取代HDI。要是計劃生育真能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那麼世界其他國家真是太無知了。應該推廣計劃生育到全世界,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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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十一五”時期面臨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這1億人70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1980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 

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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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2005年11月14日新華社報道“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已累計出生9000萬獨生子女”,現在才過去四個月(要知道這4個月總出生人口500萬都還難說),獨生子女怎麼就變成“將近1億人”了?我上次已經分析過,獨生子女9000萬的話,就已經說明1990年以來生育率平均只有1.5(《從中國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http://www.chinare????.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8&ID=81980);要是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的話,那麼生育率就更低了。張主任想說明一個問題,豈不是又暴露另外一個問題?

看來張主任認為的生育高峰是由兩方面組成:一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後農村允許生育1.5個,這些孩子今後幾年到生育年齡。我分析一下張主任的理由是否存在:

“近1億獨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並且1990年以後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對於近5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麼每年只有400萬獨生子女,由於這25年出生性別比為112:100,那麼每年女孩只有189萬;而1980年到1990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面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189萬女孩中只有三十多萬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要是考慮到“近1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獨生子女在1990年後才增多,那麼19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萬,女孩就不到189萬。因此張主任擔心因為獨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站不住腳。

要是不調整生育政策的話,還因為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調整人口政策的話,就是全部可以允許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麼張主任用“近一億獨生子女”來反對人口政策調整本身就沒有意義,調整人口政策後影響生育高峰的是全體育齡婦女人數而不是獨生子女人數。

即使在1984年後農村實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為2.54,1984年到1990年只有2.36, 1990年之後更是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可見張主任這個擔心純粹只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理論上1984年後生育率應該增加,但是事實上反而下降) ,可見張主任擔心因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也站不住腳。

可見張主任的所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在1980年代達到生育年齡,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麼大的一個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況下,1980年代那個高峰就已經明顯降低,那麼現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願下能夠引發“第四次生育高峰”嗎?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2005年又只增加758萬人口,遠沒有計生委預期的1167萬。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為什麼不立即恢復常態—停止計劃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萬女孩,現在這些人正/將成為生育主體,扣除15%不生育人口,還剩下921萬婦女,這些人平均生育2個(還有相當部分人只願意生一個,就必須允許生育三個)的話,每年也只有1843萬,減去每年死亡870萬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萬,達不到“十一五規劃”要求的1049萬。可見現在需要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停止計劃生育後,會因為生育積壓而有一個生育峰,但從目前的生育願望來看,這個高峰不會太大,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應該趕搶這個生育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生育高峰,給一些近40歲的人有補生的機會(但同時要做好產前檢查,防止畸形胎兒出生)。比如說現在35歲到40歲這一群體,目前只有少部分人還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等再生育的小孩30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候,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哥哥或者姐姐的贍養壓力。中國1963年左右那個峰那麼大,一樣過來了。今後是老年化嚴重、勞動力短缺,這個高峰越大,就越有雪中送炭的效果。這個高峰即使會帶來一定的問題,但是相對於今後老年化和民族可持續發展來說,根本不算什麼。現在幼兒園、學校合併,但人員還在、校舍還在,並沒有太多流失。等人員流失後就麻煩了。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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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位網友引了一篇文章。懷疑“十一五”期末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7億(“十一五”規劃為13.6億)的目標過高,認為按照目前每年的淨增人口數,2010年全國總人口不可能超過13.7億,建議將生育政策調整為普遍生二胎。 

張維慶:這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13.7億這個概念是我們國家人口計生委提出的。為什麼提13.7億呢?因為它面臨着“十一五”時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是現在中央“十一五”規劃做了一個修正,把它改為13.6億,就是把約束性的目標控制在13.6億,我認為是一種從緊的要求,就是對計劃生育工作,人口要控製得更好一點兒。我說這位網友不簡單,他動腦子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形勢。第二,生育政策因為面臨高峰不能調整,必須穩定,毫不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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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原來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是國家計生委提出的!計生委憑什麼擅自修改江澤民總書記1996年提出的2010年14億人口目標?如果說完不成中央1996年定下的人口目標是瀆職,修改生育率資料是職業犯罪的話,那麼修改最高領導人的人口目標就是公然對抗中央了(在古代的話,是大逆不道的)。達不到目標就可以修改目標? 那麼計生委主任太好當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一件趣事:隔壁家猛子叔教我們打彈弓,他說他百發百中,他每開一弓,然後對我們說:你們看,正中目標,我們佩服得不得了。後面我發現有點不對,因為發現他總是打完後才告訴我們他的目標,當然是百發百中了;或者是開始手一揚,指着前面,說:“你們看,我打那裡”,然後開弓,由於他開始指的只是一個大概方向,結果只要不偏離大方向我們就看不出他的錯。經過我的指出,猛子叔在我們孩子中的地位一下子降低,結果是我那一年偷生產隊的西瓜(猛子叔是看管瓜的)一次也沒有得手。現在中國的人口政策目標也跟猛子叔當年的伎倆差不多:定一個大目標,加上一個“之內”,結果是中國人口政策永遠在目標之內,計生委每次都“成功地”將人口“控制在xx億之內”。要是這樣的話,我建議計生委乾脆永久性地將中國人口目標設為“100億之內”,99億也在“100億之內”,一千萬也在“100億之內”。

看來計生委提出13.7億這個概念,是因為它面臨着“十一五”時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事實如何?依照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2005年需要增加至少1167萬人口(因為今後每年死亡人口會增加),但事實上2005年只增加758萬人口,再次說明所謂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只是幻覺,沒有現實意義。

張主任認為生育政策不能調整的理由是因為面臨高峰,但是我上面已經說明張主任所說的導致生育高峰的兩大理由都不存在。既然張主任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站不住腳,就應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

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2.1;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2.23;2000年提出的2005年13.3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1.9;2005年提出的2010年13.7億人口目標,生育率是需要穩定在2.0以上。可見1990年以來中央的人口政策都是要求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可見中央的人口目標是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一致的。但是計生委卻沒有“穩定生育率”的能力,只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原因是在目前生育意願下要“穩定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的話,計生委根本沒有事情做,也就沒有油水撈,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有油水撈。這也就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

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2010年人口目標卻從1996年的14億降低到2005年的13.7億,2006年的13.6億。生育率穩定的話,人口目標怎麼一再降低? 套用一句法律用語:沒有程序正義,何來實質正義?沒有人口目標的穩定,何來生育率的穩定?

這次國家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為13.0756億(本來2月初公布的數字,等到3月16日兩會結束會才敢公布,這個數字是多化了一個多月“修正”來的),考慮到以目前的生育意願,即使停止計劃生育都難以在2010年達到13.7億人口目標,為了避免人口目標再次落空,這次十一五規劃將2010年人口目標降低到13.6億。也意味着這五年每年需要增加1049萬,假設今後幾年每年死亡人口為870萬(由於老年人口不斷增加,死亡人口也不斷增加,2004年死亡人口830萬,2005年增加到849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1909萬。而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光不孕人口就已經高達12.5%,還有單身和丁克,不生育人口應該介於15-20%之間;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0.7左右),都響應政策的話,現實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1100多萬人口);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萬人口),遠遠達不到1909萬,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萬。比如2005年只增加758萬,計生委已經是瀆職了。中央對計生委已經夠寬宏大量了,計生委要銘記在心,要謹防2010年13.6億人口目標再次落空。

由於死亡人數在逐年增加,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不到1049萬的話,今後幾年就更加難以達到目標,因此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少於1049萬,就應該以瀆職罪嚴懲國家計生委領導、並撤銷計生委了。

在目前這種這種生育意願下,為了不要再次讓中央的人口目標落空,延緩中央撤銷計生委的時間到2008年下屆政府組成,在這裡,我給張主任支一招:
1、給全國計生委系統買一些撲克、麻將等娛樂器具,要他們將精力放在打牌等方面,對人口政策採取無為而治,這樣解除計生委對人口的壓制,轉變城市的1.5、農村1.8的生育意願(甚至還稍有提高)為現實生育率。
2、由於目前生育意願不到1.8了,計生委系統還應該撥出至少30%的工資用來鼓勵生育,這點錢在城市估計難以起作用,但在農村還有一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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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現在因為調整生育政策在專家學者中間,在網民中間,在一部分官員中間,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議論。最典型的說法就是“獎一放二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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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所謂的“獎一放二禁三”不過是計生委系統和人口學界想出的緩兵計以防止撤銷計生委而已。什麼事情都有“時機性”,尤其是生育方面更是有“季節性”。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穫。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有高度前瞻性。對於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來說,1980年代是春天(生育意願還比較高),1990年代是夏天,現在已經秋季了。現在種點秋天的作物(蘿蔔、白菜、秋小麥、秋蕎麥等)還行,要是還是播種春天的作物,肯定是顆粒無收。現在在老年化已經出現、結構性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時候才想到人口政策的調整,秋天來的時候才想起播種,並且準備的種子竟然是不一定發得芽出來的成年老種子(“獎一放二禁三”)。“獎一放二禁三”如果在1970年代可能還有一定意義。但是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應該做的是“罰零(單身、丁克)獎三”,要是實在不放心的話,加上“禁六”。

人口學家是春天不播種(早期不提出人口政策的調政方案),但是卻又指望秋天的收穫(現在才提出陳舊的方案,但是還指望今後以人口政策調整的功臣自居)。

並且播種的作物還得考慮區域性,我老家是湖南雪峰山區,氣候不適合種雙季稻,但文革時候上面規定全縣都種雙季稻,結果我們這裡早稻歉收、晚稻絕收,兩季的勞動量換不來一季的產量。生育政策的調整也得考慮區域性。現在農村適當宣傳可能還能提高生育意願,在城市必須採取財稅、幼兒教育改革等配套措施才能提高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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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 人口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的關係,都體現了一個可持續性。人口問題解決了,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關鍵和首要的因素。

現在資源約束性我們看得很明顯,石油、能源、水、耕地等壓力,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但是還有環境的壓力,現在我們的環境是總體惡化、局部改善,如果人沒有一個好的生態環境,一切都化為烏有。

人口安全概念是國家人口計生委提出的。我們冷靜清晰地分析我國的人口形勢,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簡單地說,人口安全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區域、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由於人口問題可能引發的危機,能夠得到避免或者化解,這就叫人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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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相對於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水、耕地和礦產資源還占有優勢。中國目前的水危機和環境惡化等是因為粗放式發展模式。中國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為0.7美元,韓國為1.8美元,日本為6.1美元。要是繼續這種發展模式的話,人口減少一半,環境問題仍然嚴重。而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也要到2050年左右等1972年之前的人都去世後中國人口才能減半,而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喪失生育能力了,中華民族將滅絕了。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需要轉型的關鍵時刻,需要快速工業化,現在近三億青壯農民工只是序曲,就已經比兩百年歐洲移民美洲總和還多,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20年後中國城市人口將占60%以上。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意味着現在中國城市的污染是國際轉嫁的:中污染中國城市的環境,輸出乾淨的產品),這個過程必然伴隨城市環境的惡化(現代科技確保中國可以將環境惡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光將目前人口城市化,問題同樣嚴重。

只要以人為本,人在發展過程中會逐漸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比如,中國總體環境污染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現在森林面積持續增長、森林蓄積穩步增加,森林質量也有所改善。1990年代末我國荒漠化和沙化整體擴展的趨勢得到初步遏制,“破壞大於治理”的狀況轉變為“治理大於破壞”,重點治理區生態狀況明顯改善,絕大部分省區治理面積大於破壞面積,全國沙化土地由上世紀末每年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為每年反而減少1283平方公里。

哥倫布發現美洲,美洲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紅薯等陸續引入歐亞大陸,經過兩百年左右的試種,世界人口才快速增加。在20世紀之前,氮肥的有限限制糧食產量和人口增長,當時農業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來自人和畜的糞便等,1913年氨的合成(將空氣中取之不盡的氮氣轉變為氮肥)開創了人類科學史的重要篇章,當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氮氣合成的,大大促進了糧食增產。近兩百年全球人口激增,但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糧食價格反而下降了高達90%。

今後限制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是能源問題,而能源問題預計在最近50年左右將得到根本解決(水中氫的同位素用來核聚變可足夠人類使用幾十億年;我前幾天還向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一位核聚變專家請教這個問題,他很樂觀,他說能源今後根本不是問題)。能源問題一旦解決,其他問題如水資源問題(水的回收、淨化、循環,水的轉移等)、糧食問題(能源低廉後,人工光源可以使得今後耕地完全在高層大廈室內,大大減少耕地需要的土地面積;能源低廉後,氮肥等肥料也不是問題)、環境問題等也就能輕易得到解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主要取決於人力資源本身而不是自然資源,人才資源將成為第一資源。人口資源需要教育才能轉變為人才資源,但是隨着教育的普及(解除權貴階層對教育的壟斷),今後人才資源的又取決人口資源本身。隨着生育意願和生育能力的下降,各國生育率都在下降,發達國家生育率都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發展中國家也只高於世代更替水平不遠),今後哪個國家能成功建立起鼓勵生育的制度,就將在今後的競爭中占有優勢。

人口問題歷來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問題,“以人為本”是人類文明幾千年的主線,是中西方古代哲人(如周公、管子、孔子、亞里斯多德)的共識。西方近代文明轉向“以物為本”,這種發展觀暴露了很多弊端,各國有識之士意識的這一點,建議回歸到“以人為本”。

胡錦濤主席要求的是“以人為本”,只要做到“以人為本”,人類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都將逐一得到解決,才能“可持續發展”。正如胡主席所說“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人口增加對現有資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非資源”(如氮氣)變為新資源(如氮肥),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人類生活質量數千年沒有質的變化,近兩百年由於美洲高產作物所引起的人口爆炸才導致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30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強調:“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更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

但張主任整個人口思想是“以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計生委的“人口安全”是通過控制人口來延長資源消耗時間、降低環境污染、被動利用現有經濟成就,完全是削足適履。比如能源問題,要是僅僅靠減少人口來“節流”的話,石油、煤炭不過多用上幾十年、上百年,但今後怎麼辦?回到原始社會社會去(那麼中國只能承載數千萬人口)?現在“國際熱核實驗反應堆計劃”已經啟動,其目的是從海水中提取氫的同位素用於核聚變反應,從而產生巨大能量,這一過程的原理與太陽產生能量的原理相似,今後將一勞永逸地解決能源問題。中國政府在這項國際科技合作中將投入上百億元的經費。這項科技計劃成功的關鍵也是人才資源而不是減少人口。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首先人口本身需要可持續發展,但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口本身無法做到可持續展。對目前來說,“人口安全”主要是人口結構畸形。但計生委卻歪解“以人為本”和“人口安全”,將“人口安全”理解成人口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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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網友質疑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8過高,認為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1.3左右,並以日本為例,對目前過低的生育水平對未來的影響表示擔憂。 

張維慶:我不知道這位網民是不是對人口方面有特別的研究。我們確定總和生育率的數據是中國的人口學家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和有關人口專家提供的數據,多種數據綜合比較的結果。國家人口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對這個數字是非常謹慎的,沒有科學性我們是不能隨便確定的。根據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我們國家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7—1.8之間,這是經過科學測算的數據,不是哪個人說的,更不是我個人說了算的數據。當然有個別專家認為中國生育率不是1.7—1.8,是1.5,當然這畢竟是個別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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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我不是人口學科班出身,就像測量一個燈泡的體積,人口學家是用測量的參數算出體積來;我是直接將燈泡放在水裡面量出大概的容積。我更偏重於戰略層面,而主流人口學家更偏向於戰術層面。人口學家需要一大堆參數,但目前中國人口的參數卻不齊全,任何一個參數都可能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就導致主流人口學家(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的預測一次次落空,直接體現在中國2010年人口目標從1996年的14億降低到2006年的13.6億。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甚至預測中國放開二胎後人口將達到17、18億,最近聽到網上謠傳說中國現在人口15億,他竟然信以為真!我早幾年的一些預測現在被證明“不幸言中”(而國家計生委的預測卻一次次落空)。古哲人接受的教育並不長,但他們的理論經得住數千年研究。現在所謂的精英自以為壟斷一門學科,不容其他人插足。其實只要具有高中知識,現在資訊這麼發達,只要肯下功夫,要是能夠鑽研進去,不一定比科班出身的專家水平低。沒讀過大學的華羅庚成為一代數學家;小學沒畢業的愛迪生成為大發明家;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對論時只不過是瑞士專利局一名26歲的小專利員;我們湖南黔陽縣(現洪江市)的農業中專老師袁隆平育種成功雜交水稻(我小時候還幫袁隆平找過野生稻)。

我已經多次質疑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如果計生委有客觀調查資料顯示有1.8的生育率,那麼十多年來為什麼從來沒有公布過客觀原始資料,只公布“修正”的資料?最客觀的生育率資料只能是調查出來的,而用不着“參照”其他間接資料來“確定”,而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所有客觀資料都顯示沒有1.5的生育率。至於張主任說“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就有點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了,難道聯合國到中國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大規模的抽樣調查?那豈不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2005年11月1日開始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個結果本來應該在2006年2月初出來,但是竟然被推遲一個多月,到3月16日才出來。這段時間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幹了些什麼?從《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看,總人口以及0-14歲的人口有明顯的“刀工斧痕”(這些刀斧手今後難逃歷史責任)。即便根據公布的“修正後”資料,全國人口中,0-14歲的人口為26478萬人, 就是說1991年到2005年共出生26478萬人, 以偏正態人口結構回顧性計算,就是說1991年到2005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59。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假設每個婦女都在25歲生孩子,那麼0-14歲26478萬孩子的母親都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婦女,這段時間出生的婦女共有16596萬,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595個孩子,與上面用偏正態人口結構回顧性計算的生育率基本一致,重要原因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000萬左右(而199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只出生600萬左右的女孩),沒有太大的波動。

考慮到1990年初期生育率比較高,那麼2000年後能有多少生育率?

城市政策生育率1.0左右,農村在1.5左右(各地有差異)。這次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3人,農村每戶3.27人,比城市每戶2.97人才多出0.3人,城鎮生育率是低於1.0,那麼農村生育率能有多少?

2005年,北京市家庭戶平均每戶2.7人,比2000年的2.9人減少0.2人。北京市2000年常住人口總和生育率只有0.686 (戶籍人口0.72)。北京2000年每戶2.9人的時候生育率只有0.686,那麼現在全國平均每戶3.13人,生育率能有1.8?

“修正後”資料顯示今年每年也只出生1600萬,難道每年出生1600萬能有1.8的生育率?依目前中國育齡婦女構成,每年出生1800-1900萬人口才能有1.8的生育率,計生委2003年預測數據也是認為這個數據的。

根據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都響應政策的話,現實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1200萬左右),像北京本來政策生育率稍微高於1.0,但2000年生育率只有0.686 (說明不生育人口超過31%,而不是15%);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萬)。要達到1.8的生育率,意味着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超生的。近年計生委表面上放鬆,但是實際上反而加嚴了,湖南懷化地區、山東臨沂市都出現1980年代那種極端執法手段。現在每年出生1400萬就不錯了,怎麼可能出生1600萬?

現在生育率要有1.8的話,那麼生育意願需要在2.6左右(扣除15%不生育人口後生育率只有2.3,再被生育政策壓低到1.8)。但所有資料都顯示生育意願不到1.8,張主任自己也認同這個數據的。

張計生委說:“根據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平均初育年齡有所推遲,符合政策生育率不斷提高,主動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 既然均初育年齡不斷推遲,領取獨生子女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那麼為什麼生育率還一直“穩定在1.8”?

張主任說:“現在城市裡至少有六七百萬大齡女青年不結婚的。還有不生孩子的家庭,現在在城市裡,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要孩子,認為我要瀟灑走一回,我要自由地生活,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和負擔”。既然如此,那麼生育率還能穩定在1.8?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是不是光考慮到生育孩子的家庭而沒有考慮單身、丁克、不孕家庭,那豈不是與“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為2.0,生育三個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為3.0”、“70歲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齡是70歲”一樣的道理?

2003年國家計生委用1.8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到2005年中國人口達到13.24億。但實際上2005年底只有13.0758億人口,平均每年只增加750萬,兩年多的預測就相差1700萬,再次說明中國現在遠沒有1.8的生育率!

1989年全國婦女總和生育率2.25,上海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51。2002年上海生育率降低到0.77,難道全國生育率還能有1.8?

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1.38(每個婦女生育1.38個孩子),扣除15%不生育家庭(12.5%不孕加上單身等),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城市超生的彌補不了增加的丁克和單身,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是1.0以上, 扣除15%不生育家庭,那麼現實政策生育率應該是0.85以上,但北京2000年常住人口實際總和生育率只有0.686 (戶籍人口0.72), 上海2002年實際生育率只有0.77,小城市生育率要高一點。因此超生主要是農村人口。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7.01%。1000個育齡婦女(農村占570個)的話,政策允許生育1175個孩子,1.8的生育率是1800個孩子,那麼625個孩子是農村484.5個婦女(570個婦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100%超生一胎的話(加上政策允許的1.5個孩子,共有2.5個孩子),還剩下140.5個孩子,還需要29%的婦女超生兩胎(加上政策允許的1.5個孩子,共有3.5個孩子)。換句話說,要達到1.8的生育率,農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69%的家庭超生1胎,29%的家庭超生2胎。就算以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 要達到1.8的生育率,農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85%的家庭超生1胎,15%的家庭超生2胎。在目前的生育意願和政策強度下,可能嗎?而計生委數據顯示不到 6%的人超生,不自相矛盾嗎?

中國大陸2006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3年、香港1978年、新加坡1983年、台灣1984年、韓國1985年的水平。這些地區當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95,中國在避孕條件更好,離婚率、性病發病率更高,婦女勞動參與率更高的情況下,並且在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下,能夠達到1.8的生育率?

其他國家沒有計生委,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取準確的生育率資料;中國有一個專門管理人口的部委,竟然得不到真實的生育率資料?只要有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專家”插手,人口永遠是迷霧。建議下次人口調查,完全避開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國家統計局送一批年輕人到國外培訓人口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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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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