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設計的漢族聚居區是不同於少數民族及港澳台的單一制中央集權結構，但我也認為應該給各地方以分離獨立的權利。“強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國的統一、漢族聚居區的團結，應該是建立在對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共同認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對一致基礎上的。如果某些區域的眾多人士離心離德，製造種種事端，那不如一拍兩散。

      例如中共中國對首都北京市的獨尊和賦予北京戶籍市民的特權，在民主中國就不能再存在，這必然導致北京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彈（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讓他們保留更高起點）。北京在建國以來之所以一直保持繁榮、北京戶籍居民得到遠超其他任何地區的種種福利配給和特權，幾乎完全依賴於中央政策的高度傾斜和其他區域的資源輸入。反過來，北京卻沒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對全國有反哺和助益。而未來民主中國，無論北京是否還是首都（我傾向於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漢、南京、西安、杭州、鄭州、洛陽、長沙，都可作為民主中國首都備選地，個人認為武漢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這樣的“輸血”強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統治下有北京戶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種地域特權。即便還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起碼在制度層面也與全國各地相同。

    而北京為代表的北方保守頑固、充滿封建皇權等級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種文化和制度影響下塑造的“潛規則”和人的言行習慣，也嚴重阻礙中國的發展進步與人民權利的伸張，民主後必須削弱乃至清除這類思想文化並摧毀其根基。而對於各種通過公然的或潛規則作惡獲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權貴階層，也需要進行揭露、批判、審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摧毀舊的醜惡的思想、行為模式、社會結構，重塑各階層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即便廢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種醜惡亦會以各種相對隱蔽的形式存在，蟄伏待機、勾連內外反動勢力，並會在民主法治不彰、正義力量虛弱時捲土重來。

   中共統治下中國重現明清尤其滿清時期的專制體制、等級制度、閉關自守、潛規則、各種醜惡的思想和文化、對個人自由和社會輿論的鉗制，尤其“紅衛兵”和“白衛兵（防疫人員）”再現“義和團”的反智愚昧狂熱，各種醜惡百年未變，都是民國時未深刻反思和批判舊人舊物，導致的血淋淋的前車之鑑、正在發生的歷史悲劇再現。假如早幾十年充分省思歷史悲劇、挖掘歷史根源，從結構與根底上改變傳統，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劇與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來民主中國仍然姑息敷衍，不審判舊日的既得利益者，不釐清是非曲直，不剷除根基，一時半會可能得到寧定和平，但作惡者實力猶在，也不會真心悔改。即便一時沉寂和邊緣化，但其舊日積累的資源人脈仍在，內心也期盼覆辟和重作惡行，早晚會趁民主進步勢力虛弱時捲土重來（乃至在民主進步勢力強盛時，他們也會或明或暗的製造事端，通過“耳語”和“潛規則”繼續荼毒國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滲入民主進步政權，讓政權蛻變為和明清、中共一樣的貨色）。對於沒有廉恥和自省精神的人，進步勢力的寬容大度只會被當成軟弱和容易欺騙。而他們強大乃至掌權後，卻不會同樣程度的寬容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而是對前者批傷批殘、對後者冠以“低端人口”驅逐。

    這樣的情形不改變，會讓未來的北京和全中國持久腐爛，乃至發生更大的禍亂，不斷重演歷史上的種種悲劇。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多次且現在還正在發生，難道未來還要不斷重複循環嗎？如果民主之後“算了”，那說不定過幾十年又會重蹈覆轍，甚至這些勢力就會成為顛覆民主、扼殺自由、破壞進步的關鍵力量。因此，“轉型正義”必須進行，舊制度、舊勢力、舊思想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過程中也必然伴有許多懲罰與破壞。

   當然，不僅北京，全中國都要“轉型正義”，但專制和醜惡的中心當然需要加倍重視和改造。不過，我並不是說要大肆殺戮，甚至一個都不殺，但要充分回溯歷史、挖掘機密、扒開內幕，充分釐清各種人與事的真相併完全公開，然後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納粹德國的“去納粹化”過程、南非韓國台灣地區的轉型過程、美國的“扒糞運動”和民權運動那樣，從本質上瓦解醜惡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輕輕放過，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種種行為是作惡，如戶籍特權、無人道政策、暴力執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階級/地域/性別歧視、欺壓老弱、各種潛規則與私相授受……他們把當成理所當然，認知不到這些是錯的、是損害他者利益的、違背現代文明的，甚至許多人還以擁有各種特權和“關係”為榮，以“根正苗紅”自居。包括口口聲聲自由民主法治的許多北京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異見人士，也並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迴避戶籍特權和階級特權問題，拒絕談論是否應廢棄，更不談自身願不願意放棄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視這些醜惡和不公，徹徹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讓加害者、受害者、社會各界各方，都從心底拋棄醜惡，重新做人。

    對北京的既得利益者們，對這些改變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國不可能繼續讓這些人寄生於其他地區及“北漂”人士的勞動成果之上，不可能讓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後還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剝削壓迫的痛苦。民主中國也不能再容忍皇權專制、等級觀念、陰損潛規則的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北京市民無法接受失去各種特權、北京變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現實，他們也有權通過公投等方式離開民主中國。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國，北京市民同樣要放棄一切特權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與他地他人平等相處。（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後將併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權）（其實，即便廢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種特權，原京津戶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舊有既得利益擁有遠好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資源和機遇）

    還有，如前所述，雖然北京市民尤其戶籍居民享有各種福利和優越性，但內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領導人外其他人同樣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僕（最高領導人其實也難安枕），沒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對受益者，也在這樣的環境中喪失了純潔、扭曲了心靈，還因參與醜惡而承受各種壓力與負擔。如許多“做題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戶口，甚至進入“體制內”，卻仍然只是為權貴打下手的“工作機器”，看着各種醜惡只能沉默和屈從，自身也飽受壓榨，甚至成為他人罪過的“背鍋俠”。雖然相對大多數國人富足，但是也近距離感受到更多不公不義。這些人難道不希望換一種人人平等、社會自由、有起碼尊嚴的生活嗎？

    而對於那些沒有取得或暫時沒有取得北京戶口乃至居住證的“北漂”，身在北京並對北京發展建設有着巨大貢獻（甚至遠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權貴更有貢獻，付出的勞動和血汗則更是多了許多倍）卻不能享有權利和福利，難道他們的利益、情感、尊嚴、人權，就不如北京戶籍居民尤其權貴“金貴”嗎？這樣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經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碼占到三分之二。難道這些人不配稱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與訴求嗎？

     如果說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碼暫時還樂於留在中國，而中國東北則長期都有一定的離心傾向。如前所述，東北地區有着相對關內而言特殊的歷史沿革、族群認同、文化風貌。不同於中國關內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運，東北的興衰與關內不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關內繁榮時東北悽苦、東北興盛時關內凋敝，且並非偶合而是相關。東北地區的許多居民，雖然大多數是漢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利益訴求、立場，與關內各地頗有差別乃至相互衝突。即便他們在中共建政這數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國最為偏愛的政策傾斜和資源輸入，卻反而認為自己吃了虧。其經常提及“支援全國”，可這本來就是建立在一開始資源配置就嚴重不公的基礎上的。例如建國初期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一半以上都安置在了東三省，全國其餘地方得到的蘇援和其他投入還不如東北這一隅。這對全國其他地區顯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東北人從不考慮這點，甚至認為這種不公平分配天經地義。這就是只要權利和利益，卻不考慮作為中國一部分、漢族大家庭成員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還有他們聲稱向全國供給了多少糧食和礦產資源，可這些並不是白送給其他地區的，其他地區是通過金錢購買或資源置換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收購的。而且，東北各種礦產資源如石油、煤炭，並非東北居民勞動創造所得，僅僅是其居住地區恰巧有相關資源罷了。就像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憑藉石油賺的盆滿缽滿，但根本上說是不勞而獲，其擁有的石油資源和其自身勞動創造毫無關係（不僅與現在的住民無關，和其祖輩祖先也沒有關係），無助於現代工業文明的鋪展（甚至還助力了封建保守頑固、形成能源依賴（“荷蘭病”）），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當然，東北還好一些，畢竟當地居民參與勞動了，沙特等國則是僱傭外國勞動力做苦工，本國人只當高管或者乾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額福利）？當地居民真正有資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為開採者付出的勞動所應得的報酬、資源開採對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環境污染的補償，其他收益其實都是非合理所得。何況，其他地區包括南方同樣向東北輸送了各種有形資源和無形財富，如中部的農產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屬礦產、上海江浙的高校師資。東北所獲的“輸血”，無論從量還是質，都超過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於90年代的大下崗，的確是巨大的悲劇。但東北及全國各地低效和負擔沉重的國企，是必須要改革的，否則國家經濟就會崩潰，受害的是包括東北平民大眾在內的全國大多數人民（國家經濟崩潰，東北也會被波及）。東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極大的偏愛，那當然也應該要有所付出。下崗工人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種補償款被侵吞，其實很多也是東北籍的官員和權貴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親、前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張明傑，就是侵占下崗工人補償款的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崗中的國企下崗工人的確悲慘，但當時中國的農民和沒有編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慘。國企下崗工人是從天堂墜落地獄，而農民和無編制的城市居民則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獄裡，前者的悲慘從落差上看更大，而後者的悲慘在總量上更多。

    面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許多東北人仍然視而不見。還有現實中一些東北人也與其他地區的漢族有矛盾衝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東北人也懷念當年“滿洲國”的“輝煌”，覺得東北工業發達、自然資源稟賦優越，認為獨立就能發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們心願。如果他們希望與日本或俄國合併，或建立某種特殊關係，那也聽憑其願。中國的確難以管束他們，或許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歷史好像也的確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想複製歷史上對關內的入侵，那中國內地當然也可以複製二戰中聯合歐美各國對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圍圈”，以及如今烏克蘭依靠北約和歐盟對抗烏克蘭的模式，捍衛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東北的社會風氣和部分人的價值觀乃至言語思路，都與其他國人極不相同。具體差異很多，在此僅舉一例。例如部分東北人一方面總是以自己幾十年來在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對優勢自豪，並通過嘲笑關內的貧窮和苦難炫耀優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關於轉移支付、各種政策傾斜問題上，又不斷提及自身的條件不足、貧窮落後，以及南方如何發達富裕、理應讓利給東北。他們可以在不同場合同時使用這兩種邏輯和話術，並且一點不覺得矛盾和愧疚，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僅這一點，部分關內人和部分東北人就很難能正常溝通。其他類似的價值觀和言行想必許多人也都有所領會。當然，這也並不是部分東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種客觀環境所致，且其在與中國其他地區民眾打交道時，同樣感覺不適，認為對方傷害了自身感情、觸犯了自己尊嚴，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真實的，好像根據他們邏輯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說並非完全一方對一方錯。而是形成“文化衝突”，並導致各種現實衝突，冤冤相報何時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並不是說關內其他地方的人都沒有雙重標準和虛偽撒謊，但是要論缺乏羞恥自省、以之為榮，那部分東北人的確令他者望塵莫及）

   如果大多數東北居民還是願意留在民主中國，那也需要放棄各種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權，遵守法紀和公序良俗，以及解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其他地域同樣實行“轉型正義”且要更加深徹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後和其他地區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國領土。

     如果北京、天津、東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國，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棄種種特權，還在民主中國內部使用各種手段專橫跋扈、巧取豪奪，破壞國家團結與安寧，那民主中國其餘地區應進行集體公投，將此三地從民主中國強行分離出去。否則，對於全國其他多數地區，尤其河北、河南、江蘇、浙江、山西、山東等地，等於是延續中共治下中國地域不平等的損害，是對數億國人權利與利益的破壞。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對國土問題有過論述：“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而中華民國沒有放棄周邊而是貪圖領土，於是造成了後來百年的各種民族和地域問題及連帶的更大問題。假如民國乾脆捨棄包括東北、內蒙、熱河、北京等與漢族文明離心離德或異化中華的地區，與維藏等西部民族達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協議，守住燕趙之南、陝甘以東的漢族中國本體，其餘地區甚至可以作為和緩與俄日關係的手段附贈予之，或許就能讓一個真正的漢民族主義國家屹立，然後再軟硬兼施的文明滲化和武力防守反擊，徐圖故土，得到真正心悅誠服的舊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後來幾十年的禍亂。

    就像美國早年只據有東部十三州，主體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數量的法裔、德裔、愛爾蘭裔、意大利裔移民，這些移民文化和價值觀較接近，且英裔占壓倒性多數），然後隨着繁榮發展逐步開拓，反而愈發繁榮。如果一開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對落後之地、族群及文化頗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難以發達，甚至會有更多次類似於南北戰爭的內戰或對峙。而美國發達、文明、強大之後，德克薩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動要求併入，波多黎各則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許多人也都希望成為美國公民。這時強大自信的美國，也能相對從容包容不同族群（雖然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族群差異問題，拉美裔的族群問題雖不如非裔嚴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國會如何）。

    而土耳其的凱末爾，果斷放棄土耳其本土外原奧斯曼帝國所有非土耳其人為主體的領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敘利亞），但對土耳其人為主的小亞細亞半島及首都伊斯坦布爾寸步不讓，成功斬斷各種內外麻煩、實現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族振興。而在凱末爾去世後數十年的今天，與其意識形態大異但都熱愛土耳其國家民族的埃爾多安，就在凱末爾保有的國力基礎上試圖復興奧斯曼帝國榮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區擴充影響，並有所成就。如果不談是非對錯、只論利弊得失，美國和土耳其“舍外固內”、“先棄後取”的決定顯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國，國內民族/族群和地域問題並沒有好於民國，幾十年來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愈演愈烈，並成為阻礙國家民主轉型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因此，面對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與其他區域有明顯差異、所獲遠大於貢獻的東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為專制體制頑固據點、充滿各種權貴既得利益者、向全國吸血卻缺乏貢獻的北京，人文差劣且價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漢族區域人民不僅未因這三地是中國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淺，放棄未必是壞事，甚至利遠大於弊。

    其他地區也應該基於自願決定留在中國還是分離獨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個相對獨特的地理區域，也有相對鮮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歷史上既被外來的漢族政治人物利用，導致“功成功敗萬骨枯”，但也得到漢族思想文化的浸潤，實現了文明開化並融合於泱泱中華，在近現代更是與中國其他地區同抗爭共患難。“天府之國”既在許多短暫時期受害於中州入侵，但長遠而言更受益於中華文明。無論是武侯祠，還是杜甫草堂，都象徵着漢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記錄着華夏英傑在川渝的輝光。對四川來說，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國且作為漢族聚居區一部分、繼續作為中華文明一份子，在經濟社會上與周邊漢地連為一體，還是分離獨立並構建特色的文明形態，哪個更利於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廣東也是類似。廣東的一些本土主義思潮可以理解，但細究起來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廣東在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財政上繳款項最多的省份。但廣東的發達，一方面是憑藉區位優勢，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價勞動力，以及背靠全國的資源和市場，並非廣東一省的功勞。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廣東普遍貧窮，更反應了廣東自身的乏力。廣州和深圳的高度發達，其實和香港類似，都更多是藉助天時地利，連通中外，才得以發達。僅靠廣東自身，其恐怕並不會比其隔壁的廣西和北鄰的湖南發達多少。

   廣東的粵文化的確獨具特色，但粵文化更多是在漢文化的浸潤下才更加文明和豐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系列小說及改編的各種作品，成為粵文化和香港文藝的標杆，但這些故事從情節來源到道德價值，皆出自漢地與漢文化。這些作品最廣為傳誦的地方，也是中國大陸大江南北，因為只有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內涵和意蘊。而其他廣東和香港的藝術與人文作品，從武俠小說到言情劇，從紀實文學到政治研究，無不與中國、中華、漢民族和漢文化有關。如果比喻，在一盤菜中，粵文化就像香料與麻油，而漢文化則是菜本身，只有後者沒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沒有後者，就等於釜底抽薪而直接無用。

   顯然，廣東和中國內地更多是互補互利，而非一方的施捨恩賜。那麼，廣東究竟是要獨立成國以弘揚粵地本土文化和捍衛當地利益，還是作為中華文明一部分、捍衛漢民族的南部陸海之疆，和民主中國其餘地區優勢互補、一起發展壯大？這當然應由廣東人民來決定，並同時考慮中國其他地區的利益與情感。

    而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國仍然會是直轄市，但不應再對外地人有各種歧視性政策壁壘，本地居民也喪失戶籍特權（不過可以暫時保留部分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優惠，但會逐步取消，最終會完全廢止制度和政策層面的特權和優先權。但原來所獲的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奪。這樣原上海戶籍居民仍然在起點上優於後來者），上海居民願不願意接受？上海的繁榮發展，同樣是全國人民共同付出的結果，而地理區位的得天獨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獲上海戶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奮鬥只是占到貢獻的一小部分。上海以開放進取包容和國際化自居，那麼在制度上難道應該和印度的種姓制度看齊嗎？與上海地位、性質、規模類似的城市，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孟買、里約熱內盧，皆無戶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權，上海人民難道真的非要厚着臉皮保留這些專制與等級社會的殘渣？如果那樣，上海也可以選擇公投獨立。

    關於中國大陸之外香港、澳門、台灣的離合，也應以民意為基礎。在以前，我認為港澳台回歸祖國，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當然值得驕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獨台獨分子則罪該萬死。但是經過多年的了解觀察接觸，越來越明白是非黑白並非這樣簡單。國家統一的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全體國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數的權貴階層，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實權貴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也是受壓迫者，最高領袖也是處於終身不安中）。這樣的國家體制和社會狀態，為什麼非要更多人來受苦呢？

   而“一國兩制”同樣並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設計。且不說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已打了巨大折扣（雖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會形態），即便真的履行“一國兩制”，不談對港台人的影響，僅看對大陸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赴港都是免簽入境，而中國大陸居民卻需要額外辦理“港澳通行證”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遊僅允許停留7天（大陸人持中國護照過境香港，可免簽停留7天，但僅限於過境中轉），而與中國大陸人口接近、經濟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國民來港，則可以免簽證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種權利與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學、工作、旅行的大陸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碼無法完全享有。而香港從官方制度到民間社會，也普遍對大陸人施以歧視。

    顯然，大陸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歐美日韓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這樣的“一國兩制”，對大陸人無異於赤裸裸的歧視、剝削、傷害。回歸後的香港，對大陸人儼然如外國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現實中公然凌駕於大陸人之上，大陸人值得驕傲嗎？而具體到大陸人個體，只有權貴精英和一部分與香港關繫緊密的民眾得益，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歸有了一些虛幻的自豪感，沒有任何實際受益。如對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區”某位農民、雲南某位少數民族山民，香港的繁華和陸港的一統，與他/她們在實質上有一分錢的關係嗎？（即便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頒布後日益“內地化”的香港，整體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灣回歸，同樣如此甚至更甚。由於台灣相對香港更大的“統戰價值”，大陸對台灣的優惠和許諾更豐厚，特權也更多。如台灣人可以直接申請北京戶口並基本100%成功，這就是90%以上中國大陸人夢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門居民也有類似於港台的特權，僅118平方公里的面積、65萬人口的規模，其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份量卻超過全國大多數省份。

    此外，根據“一國兩制”的設計細則，無論香港、澳門、台灣，其都不需要上繳中央財政一分錢，也不需要承擔任何經濟社會方面的國家義務（僅需承擔保持統一和政治穩定的義務，甚至這個義務都不需要完全承擔），哪怕其財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國最前列（而人均GDP低於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廣東，均要拿出巨額財政收入轉移給其他省份）。相反，大陸需要不斷出台各種“惠港/惠台”政策，許多政策紅利反而需要大陸居民付出代價、讓渡權利和利益。統一祖國難道只是讓大陸人頭上多這麼一些“大爺”嗎？

   而這一切，即便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之後，也不會有迅速和根本的改變。香港和台灣已和大陸隔離太久，無論利益、文化和價值觀、生活習慣，都與大陸相異乃至衝突，並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軌的（何況民主制度也分許多種類）。澳門雖然親近中國大陸，但也不願意和大陸完全並軌。尤其如果在社會保障和財政收支方面與大陸合併同一，即便循序漸進，他們也很可能會激烈反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後三地與大陸的離合，最好還是遵從三地民眾的意願，而非強制統一。而且，如果統一，也必須像北京、上海那樣，逐步廢止各種“特權”。即便仍然作為自治區、異於漢族聚居區的另外聯邦主體，可以擁有一些特別的權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凌駕於中央政府和大陸人民的特權（但舊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奪），並且承擔與其他地方相同的義務。這樣的統一才是真正讓兩岸四地皆平等的統一，而非為了名義的大一統和被虛化的民族尊嚴。這也是對大陸人民而言最好的統一方式。

    總之，中國的統一與分離，要尊重全國各地人民的意願。

但各地自決獨立，需要滿足一定的面積和人口規模，如需同時滿足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域內人口超過3000萬且連接成片的區域，才有權進行集體自決獨立（如整個區域是完整的省級行政區劃，或少數民族自治區中的漢族聚居區、漢族聚居區中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則不滿足這些條件亦可公投獨立，或併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區或國家）。否則，每個市縣乃至鄉鎮村莊都進行“獨立公投”，國家安定將不復存在、社會秩序也將陷入混亂。此外，與各聯邦主體的“公投冷卻期”相同，如漢族聚居區中一地獨立公投未能通過，則20年內不能再進行獨立公投，這同樣是基於國家安定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於真心誠意的國家公民與民族身份認同、同大於異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民主中國各地尤其各漢族聚居區才能真正團結一心、共謀發展。前述的楊度對統一與分離的看法，不僅可以評價不同民族的離合，對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群體也適用，對統獨問題應順勢而為而非強求統一。而且，對於只是吸血卻乏建設、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皆無積極貢獻甚至是“負貢獻”、破壞國家團結和內部安寧的勢力，與其強留導致鳩占鵲巢、內訌不斷、如鯁在喉，不如去除以強固本體、擺脫掣肘。尤其對於漢文明的兩大核心地帶中原和江南而言（還有受壓榨更殘酷的華北（河北、山西），與壓榨和束縛自身的地區分離，是有利無害的事。

    （我內心深處，是非常希望實現全中國包括港澳台在內所有漢族聚居區的完全統一，實現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國民享有權利自由和社會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認同和內政外交步調的一致、全境內經濟社會的完全一體，整個民族和國家如一人，一元一體。但這不應該依靠強迫實現，起碼不應該依靠完全強迫，而應該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與價值觀念的先進、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學進步、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殷實安定，產生難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誠認同的向心力、強固不破的凝聚力，並完全同化異質族群，讓以漢族為主體的民主中國達至真正的統一，並江山永固、長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權的戶籍制度、特區制度、兩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種或明或暗的基於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視性制度和規則、對不同國人的分割與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閡與矛盾，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漢族聚居區在內的整個中國，讓國民人心離散、相互仇視，想真正讓兩岸四地和全國數十個行政區的民眾，捨棄既得利益和各種優越性，並發自內心的走向統一，已是難上加難。當然，無論現在還是未來，無論是否民主，我們都應該竭盡全力促成中國的統一與團結，但如果仍然無法阻止分離，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