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直播主：“雙十一”過勞、被欠薪大軍的新成員

2022年11月10日

“雙十一”創辦以來，2022年購物節的商品成交額增長率將會再創新低。

電商消費的減緩並不令人意外。自疫情後中國經濟陷入衰退，科技行業持續裁員及壓縮生產成本，電子、製衣等製造業的訂單下滑，加上服務業持續收縮，愈來愈多工人要在平台經濟打零工幫補收入。由此便引發了一系列的惡性循環。

自媒體《驛站》的文章指出，2021年雙十一全網交易額定格在9651.2億元，較去年同比增長12.22%，創歷史新低。為了讓交易額的數據更好看，電商平台開始調整統計口徑。結果，用戶感覺雙11越來越長，業界則更難分析銷量數字。阿里巴巴在今年618消費節一反常態，不僅沒有發布淘寶天貓的交易額，甚至連一些細分行業榜單、排名也沒有公布。今年雙十一，平台進一步淡化時間軸戰報，不欲外界清楚消費數字。

雙十一銷情轉弱，但快遞員工作量未有減低

據微信號《快遞觀察家》了解，受整體經濟下行影響，今年不少快遞網點的人手尚算充裕。 《快遞觀察家》同時指出，“雙十一的期望值普遍被看低，網點在積累了不少應對高峰經驗的情況下，應付起來會相對從容”。

不過，快遞網點工人的勞動時間和強度並沒有因此而減低。 《快》表示，雙十一高峰期間，網點的常態是工人每天工作“超過18小時”，“從早上5點忙到晚上10點甚至半夜”，這樣的勞動時長已經超過2016年阿里研究院的調查數字：該報告當時顯示，快遞人員的工作時長在8-12小時的約有62%，超過12小時的則達到25%。

在網絡上，一則快遞工人日薪300元，一月能賺2萬元的招聘廣告近期引起熱議。事實是，考慮到工人要完成的勞動量，300元對網點管理人來說並不高，而2萬元的月薪則純粹是一個概念上的數字。 《時代周報》的報導指出，快遞員的長工時，而且在搬運過程有時要拎着幾十斤麻袋爬樓，需要能吃苦，體力強，“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的”。很多工人一過雙十一就會離職，根本做不足一個月。而且，11月20日雙十一結束後，購物量會出現回落，網點完全可能再度壓低工人的日薪。

招聘廣告沒有提到的還有：除了工作量，快遞員還需要承擔罰款的壓力。當發生快遞延時和被投訴的情況時，快遞員會被公司罰款。發生丟件的情況，快遞員則需照價賠償。對臨時快遞員來說，他們由於不熟悉操作流程，十分容易因犯錯被罰。這些快遞員尤其反感的規條，並不會在雙十一奇蹟地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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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血拼直播，主播成全天候複讀機

為了在銷情疫弱的環境下競爭，直播帶貨成為電商平台新的比拼點，直播主因此變成平台積極爭奪的勞動力。

財經媒體《深燃》的文章引述一篇招聘廣告，上面寫上︰“高薪招聘女裝主播，直播5-6小時，不坐班，全職月薪15K-40K，兼職150元-300元/小時”、“招帶貨主播，穩定收入1萬+，日播四小時不坐班，上手就會”。但文章接着提到，在直播的血拼中，雙十一期間帶貨主播的直播時間早已從日播四小時變成了一日三場，時薪大幅度飆升至1000元/小時，但商家和運營機構手上的主播依舊緊缺。

《深燃》訪問的直播運營機構指，自從雙十一開始，直播“基本上是連軸轉，一天兩到三場，上午下午還要在不同的直播間串場，這種情況在之前沒有出現過”。由於全職主播的排期爆滿，公司通過公會、院校，還有自有行業資源，一次招了50名兼職主播。

文章採訪的店播主管表示，直播的經營基本上相當低配置︰“中小商家最基本的配置包括1-2名普通主播、一個上鏈接配合主播的助理、一個運營，加起來一個月大概要5萬元的人力成本”，就算是對畫面有更高要求，花費也可能只在10萬元左右。

在這種相對簡陋的環境下，直播主的工作“類似於複讀機”，不停地在重複各種商品促銷的台詞。受訪的主管表示，這樣的工作“對人的磨損很厲害”，“想不停學習的主播很難長久留在店播這個職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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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行業野蠻生長，屢見拖欠工資、跑路、威脅員工

雖然美名為“直播主”，但是這些在鏡頭前吐沫橫飛的“帶貨員”們在平台的面前絕大部分對自己的勞動內容和勞動關係，並沒有什麼主動權。這種新業態的勞動情況現時所受的關註明顯不足。中國勞工通訊八月曾經報導，一名在浙江省杭州市從事直播運營工作的22歲女生，因連續加班突發疾病去世。據澎湃新聞當時報道，直播員的每日工作時間少則4小時，多則10小時，遇上“雙十一”“6·18”這些購物節，則要24小時不間斷進行直播。有時因為排班的原因，主播夜裡12點才下播，又被公司通知要在早上6點到9點加一次直播。

新形態就業常見的勞動爭議同樣在主播行業出現，例如勞動者與平台、文化公司之間缺乏勞動合同，勞動者與公司之間到底是勞動關係還是合作關係，主播賬號中內容的歸屬權等：

今年7月，呼和浩特的一名主播向媒體爆料自己被欠薪的經歷，她稱自己不但工資沒着落，還得陪公司主管應酬，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第一個月發工資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應聘的公司叫什麼名字。

9月，同類的事情也發生在陝西省西安市。在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的領導留言版上，工人表示一家名為星嶼瀚傳媒公司的文化公司“誘騙涉世未深的各種年輕女孩甚至未成年人為其工作，拖欠工資不給，並以各種理由扣錢”。

10月22日，《社會與法》節目則報導重慶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資，女主播上訴提出解約，但公司竟以主播“違約解約“為由，要索賠11.8萬元。

類似這樣的事件，反映由電商行業的競爭發展出來的許多新服務業部門，完全處於野蠻的成長階段。而這種野蠻生長的背後邏輯仍然沒有跳脫平台經濟下，工人缺乏勞動關係保障的基本問題，對於長期關注勞工議題的人們來說不過還是舊瓶裝新酒。然而對此，無論是地方的勞動部門和工會都仍然未有作出勞動狀況的調查，以及有力的規管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