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個人、內閣成員、國會議員集體發生意外時的繼承順序和“指定倖存者”身份；國家機構和首都的“備份”安排；國家中樞“備份”的必要性重要性及中外相關慘痛教訓的前車之鑑

    對民主中國政權而言，由於它對中國命運和世界格局的極大影響，牽涉到國內國際無數團體和個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政權的核心成員如總統、總理為首的內閣成員（各部部長）、國會各院成員，必然會面臨利益受損的內外敵人的仇視，如不能循和平途徑解決，就很可能發生暴力。而足夠強大的反政權力量，如圖謀復辟的舊政權（中共）權貴精英、拒絕服從中央制度政策的民族/族群/地域/行業勢力、各種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軍警特憲等暴力機構的野心人物、政治鬥爭失敗後破罐破摔的反對派……都有能力發起暴力行動，包括殺死民選的總統和國會議員、軟禁內閣成員等。

    在國際上，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中國與諸多國家尤其周邊大國的國家利益衝突並不會止息，甚至會因民主中國更加在乎國民利益（不像中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導致衝突更趨惡化。印度、俄羅斯皆是核大國，也擁有生化武器；同樣擁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且必然敵視民主中國的朝鮮金家政權（如果中國民主化後金家政權還沒推翻），也是巨大威脅；日本雖暫時不擁核，但完全有短時間製造核武器的能力，至於生化武器更是早就在中國實際使用過，重操舊業也是易如反掌。韓國、印尼的軍事實力和潛力也不容小覷，在未來新武器研發應用上不會落後。而美國雖然更多可能是民主中國的友邦，但時勢變遷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確可能轉化為熱戰。一旦中國和這些國家矛盾關係激化，總統、內閣、國會這些中國的權力中樞，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連環的、全方位的暴力襲擊、“斬首行動”。

    而軍事科技的極速發展，讓“以小搏大”的、遠程的、突然的、極具威力的襲擊手段越來越多，相關手段使用起來越來越方便。一百多年前槍支和炸藥的普及，就讓刺殺包括帝王/總統/重臣變得相對容易；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製和使用，使得單次攻擊就可將目標範圍內的成千上萬甚至十萬百萬人殺死；導彈等精確制導武器的出現和普及，也可以將千里之外開會的恐怖分子/政治組織成員一舉殲滅。而未來的中國和世界，科技包括軍事技術必然“更上一層樓”，更加強大、靈巧、隱蔽的武器只會越來越多，使用門檻和成本也會越來越低，不僅主權國家能擁有，國內利益集團、極端分子、黑惡勢力乃至個體公民，都可能擁有和使用。在未來，一個個體獨立操作一套某種類型武器、遠程的一次性擊殺數十萬人，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中國的政治核心成員，就有被“一鍋端”的可能。不僅總統可能遇刺，正在集體開會的國會議員、工作地相距不遠的內閣各部首長，都可能在一瞬間被襲擊而集體身亡。如果發生這種情形，對民主中國的打擊將是致命的（尤其在我設計的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機構和人員如遭遇打擊，會極大的影響全國）。對於試圖破壞民主中國政權及國家秩序的內外敵人，這種“斬首行動”顯然一種“性價比”很高的毀傷手段。

    因此，民主中國必須做好預防和應對類似情形的準備。而應對方式之一，即是安排好國家政治核心成員的職位繼承人、確定“指定倖存者”，保證核心成員死亡後國家體制可以繼續運轉。冷戰中的美國和蘇聯，即有類似安排，迄今美國和俄羅斯仍然有相關預案。民主中國也要效仿前例，並加以創新。

   首先是總統發生意外後的繼承人順序。民主中國應設副總統一人（與總統候選人捆綁參選，但不一定要和總統候選人同一政黨），其為總統發生意外後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第二順位繼承人為“人民議會”議長；第三為國務總理；第四為“聯合院”主席；第五為“專家院”主席；第六為軍隊總參謀長；第七為外交部長。若以上七人皆無法接任，則根據一定順序依次由各部部長接任。如果以上所有人皆死亡或因特殊處境（如被軟禁、控制、隔絕、失聯）無法接任，乃至中國全境發生極大災難，那就由中國駐外大使接任。中國駐各大國大使資歷較深能力較強，但如果是敵國或潛在敵國則有被控制可能。因此，接任總統的中國駐外大使應排除駐日、駐印、駐俄、駐美大使（駐英、駐澳大使也不適宜，這兩國都比較親美疏華），首選駐法國大使，次選駐德國大使，再次選擇駐加拿大大使，第四選擇駐巴西大使，第五選擇駐意大利大使，然後以此類推直到有人可以接任。

    如果總理在內的全體內閣成員皆死於襲擊或意外，則副總理和各部副部長接任之。若副總理或某些部副部長也死亡或無法就任，以及中國國內處於特殊事態，同樣仿總統繼承例，由駐外使館高級官員（如公使、武官、參贊等）兼任總理及各部部長，並由倖存的相關部委或下屬機構的成員協助處理專業領域事務。

     如果“人民議會”、“專家院”、“聯合院”這國會三院成員集體死亡，則由各地方選區、各政黨、各專業領域、各身份群體選舉或舉薦人員遞補之，並在安全和合適地點重新召開國會會議、復行運作。而其他國家機構及成員，如軍事中樞機構及成員、最高法院和法官、監察和考試機構及成員等，也照此安排。除了國家機構，中國最為精華的高校、科研機構、新聞媒體及其人員，也需要有類似的“備份”安排。以上各機構和人員也都應有海外的“備份”，如留學生和中國國籍或外籍的華人學者就應擔起中國發生極大意外後重建中國教育和科研的重任。

     除了以上措施，為避免國家政治核心成員集中在一個城市被“一鍋端”，還要設立若干“陪都”和“預備首都”，並做好國家政治中樞的“備份”。民主中國應有一個首都（如前所述，武漢最宜）、三個“陪都”（可為昆明/貴陽、太原/濟南、南昌/合肥）。之所以不選擇南京、西安、成都、廣州等區域大城，是為了防止政權的區域偏向和地域勢力坐大，以及導致的各種地域矛盾），以及至少十個“預備首都”（相對均勻分布於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港澳台之外的全國各地，且相對易守難攻）。在平時，部分國家機構及成員在“陪都”辦公，副總統、副總理每年各超過180天都不在首都，其中至少90天在“陪都”，並工作和居住於可以防備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殺傷工具攻擊的安保設施中。而位於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政治核心成員、高級學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師生、其他重要人士乃至平民大眾，也應經常進行疏散演練、隨時做好疏散到全國各地的準備。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是國家的精華，這些人得以倖存，就保留了民族的元氣、埋下了復興的希望。在首都遇襲且不能正常發揮首都職能情況下，經過倖存的政權成員協商，可於若干“預備首都（不包括‘陪都’）”中選擇一處作為“臨時首都”，發揮統領國家的地位和職能。

    如果中國境內各地都處於極端惡劣和危險的狀態下，甚至發生極大的災難（如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更具威力的武器大規模襲擊，疫病和氣候災變全面爆發），那逃離陷入災難的中國領土的國人，可在國外建立“臨時首都”（仿日本殖民時代韓國民族解放人士在上海和重慶建立的流亡政府、波蘭反侵略者們在倫敦建立的流亡政府），地點可選擇巴黎、柏林、羅馬等城市。而倖存的國人也應該盡全力重整旗鼓，再造中華。只要中國人、漢民族還有一個人存活，民族就不會亡，也一定要撥亂反正、讓中華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對於以上這些預防政權核心成員集體死亡乃至更大危難的預案設計，會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是過于謹慎乃至受害妄想。但對政治鬥爭的殘酷略有了解的，就知道這些預案一點也不多餘。

   在歷史上，由於統治集團被“一鍋端”，導致政權覆滅、國家淪亡的例子，中外皆有不少。如北宋“靖康之難”，金軍突襲北宋首都汴梁（開封），北宋徽欽二帝在內整個皇室和中央百官幾乎全部被俘或死難，只有正在出使金國半途中的康王趙構倖免。汴梁淪陷後，宋朝在北方的統治迅速瓦解、勤王軍隊四散。若沒有趙構在岳飛、宗澤等人扶植下繼位、重建朝廷，淮河以南也會迅速淪陷。而北方尤其都城汴梁被金軍蹂躪，及後來一百多年的混戰，讓中原地區十室九空，經濟崩潰文化毀壞，此後的黃河流域再不復從前繁榮。而如果徽欽二帝在都城陷落時有一人在外，部分百官也提前離開，或其他城池另有一套可靠官員班底，北宋很可能就不會滅亡，金軍的突襲也可能像與遼國締結“澶淵之盟”那樣化解。如果這樣，東京汴梁的繁華就不會一去不返，“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華夏文化或許也能免去後來的劫難。

   而明代燕王朱棣反叛建文帝朱允炆的“靖難之役”，又是國家中樞被搗毀後政權滅亡的前例。燕王朱棣在燕京（北京）反叛後，率燕軍一路南下，路途並不順利，多次被迫繞開難啃的城池。燕軍即便奪取城池，也因兵少而棄地不占，只一路向都城金陵（南京）前進。一般而言，這種孤軍深入幾乎不可能一直勝利，即便連續勝利，也不可能將占有廣闊領土的對方政權消滅。但由於朱允炆及大臣的各種錯誤決策，尤其是在燕軍逼近金陵時未有預備，結果燕軍由叛徒引入金陵城中，朱允炆自殺身亡（一說失蹤），朝臣百官非降即死，政權更易，全國各地則在中央政權更替後歸順朱棣。而直到金陵城破時，全國除燕京等少數地方被燕軍控制外，絕大多數地方包括戰略要地皆在效忠皇帝朱允炆的官員和軍人手中。如果朱允炆及時離開金陵，或者讓親近自己的弟弟帶着自己年幼的孩子離京，再讓一部分朝臣跟隨，足以割據一方甚至反攻金陵，“靖難之役”的最終結局完全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而在外國歷史上，因首都被突襲或攻占導致政權覆亡乃至國家民族沉淪滅亡的例子也有許多。如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其繁榮和實力曾於羅馬相當。但羅馬通過三次布匿戰爭，尤其第三次布匿戰爭中使用詐術攻克迦太基都城，最終讓這個實力一度不亞於羅馬的強國從歷史上完全消失。而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率100餘士兵生擒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滅亡印加帝國的過程，更展現了“斬首行動”可以極小代價和極高效率征服整個國家和民族。

   以上幾例還是在科技不發達乃至基本沒什麼科技的古代發生的。而進入近現代，隨着科技發展，軍事、交通、通訊的形式皆有了質的改變。“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在古代只是誇張的文學加工，而19世紀後半葉以來已成為寫實。亞歷山大二世、斯托雷平、宋教仁、斐迪南大公、犬養毅、聖雄甘地、肯尼迪、馬丁路德金、英迪拉·甘地、拉賓等人的遇刺，都對所在國乃至周邊地區和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反映了熱兵器時代刺殺政要的相對容易。

     而“斬首行動”除了對個體政要的刺殺，還有對一國領導層的整體消滅或拘捕。例如蘇軍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是通過派遣特種部隊空降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及其他改革派人士，終結了“布拉格之春”。而蘇聯在1979年發動的另一場入侵戰爭--入侵阿富汗，同樣使用了類似戰術，特種部隊攻入首都喀布爾的總統府，殺死了阿總統哈菲佐拉·阿明及其家人和親信（而阿明此前也曾主導政變、殺害前國王和總統達烏德一家、清洗了前政權的右翼高官，後又殺害政變另一主導者塔拉基及其親信，且同樣均採取了“斬首”式手段），開始了蘇聯對阿富汗長達十年的占領和戰爭。1980年代的美國，也通過類似方式迅速控制了格林納達和巴拿馬。而以色列使用過成百上千次的對敵方控制區的“定點清除”行動、多次突襲外國防備森嚴的軍事重地（如突襲烏干達恩德培機場解救人質的“恩德培行動”、突襲伊拉克核設施的“巴比倫行動”），都展示了現代科技加持下“斬首行動”的威力。民主中國雖是大國，但時代發展下科技越是發達，小國越是有“以小搏大”的能力，其他大國也有“斬首”民主中國領導團隊的動機和手段。

    除了內外敵人和潛在敵人的侵害，意外災難/事故也可能沉重打擊民主中國政治核心成員、動搖國本乃至改變國家命運。古希臘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雅典與斯巴達對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關鍵時期，感染瘟疫死去，而後繼者改變了其政策，成為雅典在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之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通過一系列東征西討，建立了世界最龐大的帝國之一，但其病死後帝國旋即土崩瓦解；而近現代，1945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之死，也被認為對後來美國對華政策、中國歷史走向、美蘇關係、遠東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2010年，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帶領一眾軍政高官乘飛機參加“卡廷事件”紀念儀式，途中飛機墜機，數十名政府部長、國會議員、軍隊將領遇難，對波蘭政壇產生了強烈衝擊。

     根據這些慘痛或震撼的歷史教訓，民主中國必須保證政權的生存、權力相繼的穩定、政治傳承的連續，避免發生因暴力襲擊或意外災禍導致“人亡政息”乃至政權覆亡的悲劇。保衛民主中國政治核心成員（總統、國會議員、內閣總理和部長）的存活（或發生意外後有後繼者），就是保衛民主政權，就是保衛國家利益和人民幸福。保衛政治核心成員的安全，也是杜絕政治暴力的手段。對於政治核心成員的罷免，只能採取正當的、非暴力的手段，而不能變成如中東、南亞、非洲那樣依靠暴力如政變和暗殺進行政權更迭。

    因此，我才設計了前述的那些對總統等人遇刺的應急預案，以及對國家機構的“備份”安排。生存是第一位的，一切發展都要建立在生存的前提下。我們當然不應為政權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但是也不應該輕忽政治核心成員被害或被控制對國家的極大衝擊、對中國民主事業的破壞、對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危害。妥善安排好政治核心成員繼承者，確保權力在緊急狀態下也能有序交接，讓民主中國的國家機器在絕境中也能保持運轉，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也才有所依靠，民族才能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屹立永存。否則，在暴力或意外的毀滅性打擊下，民主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再精妙、實際運轉起來再順利、人民生活再幸福，都會迅速灰飛煙滅，曾經的美好就像被巨石砸中後的瓷器碎片那樣，成為悲劇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