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也

——關於易中天老師“為什麼說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的商榷

羅廣英

易中天老師在講故事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又再接再厲地提出了中華文明史只有三千七百年的新理論，再一次博得了社會上相當一部分對中國文化問題關心之人的眼球。在這樣一個唯利是圖思想理念橫行猖獗的歷史時期至少還能夠把一部分人的思考引向關注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上來，顯然易老師是做了一件很值得讚揚的事情。不僅如此，易老師並沒有把大家的關注停留在一個靜止的狀態上，而是激活了至少是希望激活人們沉睡的思維這就更有意義了。

對於中國文化的解釋和評判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於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的橫向比較確實近兩百年來的課題。因為西方文化的影響來的太快，太猛，太強，我們確實有些措手不及，也總是接應不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人們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思考甚至出現大規模的反覆折騰就都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鴉片戰爭之後，腐朽落後的清政府被打懵了之後，國人上下開始進行文化的思考和反省，從嚴復翻譯《天演論》開始，中國人開始較為系統地引進和研究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從此，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就是在不斷的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進行着，到現在為止時間過去了將近兩百年，中國的世俗文化已經基本上被全面西化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在西方文化中尋找解決自己社會問題的做法，文化的問題早已不是一個理論問題和學術問題了。在這個時候對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文明歷史做一下冷靜的思考是極有意義極為重要的事情。

文化問題從來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一個民族和整個世界需要考慮自己的命運和前途的時候，總是會做出對自己文化追根溯源的回顧，用自己已有的傳統與當下現實進行對接和比較，從中找出能夠實現持續影響穩定發展和積極進化的主要因素，避開那些浮華和會使人們經理災難的消極因素，就成了身在浮躁環境中有良心有思想知識分子的一種責任。易老師在取得傳播中國文化的成功之後，轉向了對於文化的深入思考，這無疑是向積極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但是易老師在過於依賴邏輯推理的情況下對於中華文明的歷史源起時間和中國文化道德信仰這樣的基本問題過早地、作出系統地結論未免顯得有些倉促。

因為本人不是研究歷史也不是學文科出身，下面只能從中國自然文化的角度和自己研究成果對易老師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易老師進行探討。

“在野蠻時代，有文化無文明。野蠻時代的社會組織是‘原始群’。原始群是人類的‘文化點’，天女散花般地在世界各地自生自滅，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裡。原始群被稱為‘夏娃的時代’。那時，人類發明了第一條三角褲，可以把自己跟動物區別開來。如果這種文化能夠存活並得到發展，就會壯大為‘文化面’。這就是‘氏族’。

在氏族社會，人們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在險惡的環境中求生存。氏族社會是‘女媧和伏羲的時代’，女媧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這樣的文化面，由於自身的裂變和擴散，以及相互的影響和交融，又會連成‘文化片’。這就是‘部落’。

部落是‘炎黃的時代’。每個部落，都由若干氏族組成，所以是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於遷徙、聯合、兼並、戰爭，則會形成‘文化圈’。這就是‘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是不同部落的血緣共同體或利益共同體，在歷史上是‘堯舜的時代’。堯聯盟和舜聯盟，都是大聯盟。大聯盟下面有小聯盟，這就是所謂‘四岳’。小聯盟下面是部落，這就是‘十二牧’。部落又由氏族組成，這就是‘百姓’。大聯盟實行‘雙首長制’。在堯聯盟時代，堯和舜是大聯盟的CEO（一個企業集團、財閥或行政單位中的最高行政負責人）和COO（公司團體里負責監督管理每日活動的高階官員）。到舜聯盟時代，則換成舜和禹。

這時，人類的族群已經很大。新族群財富更多，關系更復雜，事務也更繁忙。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認同，群居的人類開始把聚落變成城市，把部落變成國家，並發明了文字和公權力。

野蠻時代結束後是文明時代的開始。這個過程簡單地說，就叫點、面、片、圈、國。分水嶺，是國家的誕生。以此為界，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後叫‘文明史’。”（文章摘自︰《北京日報》2013年06月17日第19版，作者︰易中天（ 廈門大學教授），原標題︰我為什麼說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

從易老師的這段論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眼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和嚴重的通病，那就是主觀形式邏輯思維的過度運用。在文化自然生成的歷史事實面前學者們過度依賴形式邏輯推理的思維總是會導致犯下一連串低級錯誤的誤人誤己的結果。在這裡我們就易老師堅持的兩個主要觀點做一下分析就會明白：

1、否定文化自然生成過程的連續性，用形式邏輯思維任意界定歷史源起的時間點，並用某一時間點的歷史狀態來界定歷史的詮釋，進而有形式邏輯思維取代堅持自然生成過程和自然生成邏輯的思維。

莊子云：“為是而有畛”，這是強調要想實事求是就要過程完整，過程完整和完整過程是真實的基礎支持。老子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也”，就是指出新生事物是影響所有後續發展的根本和源起，是不可戰勝的自然真實，在分析事物本質的時候要始終。老子對於“朴”的概念還有“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鎮之以無名之朴，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見素抱撲，少私寡慾”，“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的論述，說明在追根溯源問題上存在着諸多的自然生成關係和自然規律。老莊的這些論述都在告訴我們，在追根問底的時候一定要找到那些對於人類進化最早最有用的發展元素，切忌任意地中斷過程的完整，切忌過度發揮主觀形式邏輯思維的推理作用過早地做結論。

而我們的正在研究中華歷史，研究中華文明史的易老師卻在這個根本的問題上出了問題。不知什麼原因，易老師會做出無視老莊的基本論述的思考，只是用一個歷史年紀就可以將文化和文明做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劃分得出“在野蠻時代，有文化無文明”和“點、線、面、片、圈、國”的文化和文明的劃分，並最終得出“分水嶺，是國家的誕生。以此為界，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後叫‘文明史’”的結論用二里頭的考古證據顯示出的文化規模形質來確定“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這無疑衝擊和分割了中華文化發展和中華文明演進過程的完整，甚至切割了文明對於文化的依賴，暫且不說考古的事實證據已經證明，在二里頭之前僅僅二里頭的南方就已經有了河姆渡遺址（8000年前），良渚文化遺址（5300年前），凌家灘遺址（5600年前），同緯度的大汶口文化遺址（6000年前）和北方紅山文化遺址（5000年前）等具有了相當規模的中華先祖的聚居和相當高水平玉石和陶器文明的存在，只是從易老師所提到的“點、線、面、圈”之間數學關係的同一拓撲性質連續性本身無法切割以及“點、線、面、圈”與“國”之間的性質屬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這一點來看，易老師的“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的說法就欠妥當。就文化的內容與文明的形態而言涉及的內容就更加不能用“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的理念來加以認知和評斷，就人類的文化內容而言，有許多二里頭之前的文化內容，比如凌家灘玉版所承載的“天人合一”的中醫理論內容至今仍屬於人類領先的科學文化思考，不僅談不上“野蠻”還“將決定將來科學的發展”。

2、我們這樣寫，易老師是一定不會相信的，因為按照形式邏輯推論，野蠻時代根本就不可能有文明，更不可能存在能夠“將決定將來科學發展”的文明。但是，從自然生成邏輯來認識歷史已經存在的“中醫是前科學”的事實我們不得不信服古人的智慧並不比今人差，在認識自然的能量本質方面甚至還要比今人更勝一籌。於是我們又進入到了易老師思考的另一個重要領域——中國的信仰問題。

我們同意易老師中國沒有宗教信仰的論斷，因為除了中國的道教是本土產生的宗教之外，所有的宗教都是外來的，而中國的道教本身並不是文化進化的產物，東漢末期道教的產生比老子《道德經》的成書的春秋時期大約要晚600年的時間。其中文明形質和社會制度的變遷已經是翻天覆地的了。中國道教的生成與其說是文化延伸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專制社會制度和政治鬥爭的結果，這樣一來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宗教信仰根本不是一種文化的必然，而只是專制制度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總之，中國的宗教缺乏文化的必然性而具有社會政治的依附性，與西方宗教的文化性質是有很大區別的。作為三國問題的專家，易老師一定非常清楚張道陵五斗米教的免費醫療和曹操封張天師的歷史，並能從其中分辨出什麼是經營活動和什麼是政治活動，而難以找到真正宗教痕跡。所以，易老師會得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的論斷。

中國沒有宗教信仰並不等於沒有文化的信任，相對與宗教信仰的外在，文化的信任屬於人類思想的內在。中國文化存在深厚內在的文化信任——道德，這種文化信任深深植根於民族靈魂之中的對於道德的尊崇和堅守導致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任何時候都實行着對於整個民族完整和健康的“無為而治”，從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最基礎內容。

老子《道德經》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萬物生之於有，有生於無”，“為無為則無不治”，“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我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這是老子構建的中國依託認識自然規律一個完整的道德信任體系的簡單歸納描述，是中國文字前數千年形成的文化成果。中華民族就是在這個完整的文化體系中建立了非宗教和非主觀形式邏輯的自然生成的文化信任。在中國的文化信任從來就是主客觀互動“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是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通，道乃久，歿身不殆”的真實理性。這就是易老師所崇尚的“大聯盟實行‘雙首長制’”和曹操極為欣賞和嚮往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社會文明的文化信任和文化基礎。這個文化基礎甚至在文字形成之前就已經自成體系而實施着對於中華文明深入完善的堅實的文化支撐，至今這個文化基礎因為其能量第一性的自然科學性質被錢學森先生定義為“將決定將來科學發展”的前科學體系。被稱為“人類良心”的俄羅斯文學大師托爾斯泰在看了《道德經》之後評價道：“老子學說的本質就是基督教學說的實質所在。”基督教是宗教信仰，但《道德經》從來也沒有被視為宗教，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秦始皇形式邏輯思維為基礎的專制統治不能容忍自然生成的天道文明凌駕於他的權威之上，所以這個文化基礎在秦始皇時期被秦始皇深惡痛絕，以致秦始皇採取焚書坑儒的極端政策造成整個社會的嚴重內傷，進而導致了秦朝的頃刻瓦解。經過專制制度的秦漢的反覆摧殘之後，中國的天道文化基礎實際上已經轉入地下，而儒釋道的宗教信仰實際上是填補中國文化信任空缺的一種扭曲的文明現象，在秦始皇以後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雖然被易老師定為“文明史”的階段，但是文化的糾結，梁啓超批判的“只知朝廷而不知國家”儒家文明在實際上扭曲着中華民族的信任，讓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現在我們要解決的不是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要恢復中華文化從玉石文化時期已經建立起來的文化信任問題，也就是老子所說的“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的“反樸歸真”的問題。

信任被扭曲，宗教信仰被強姦，文明形態浮華虛偽，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處於“江湖之遠”，中醫被屢遭否定，西方文化輪流坐莊已經把中華文化分割成無數的“期”、“段”、“學”和“主義”，現在又受到易中天老師和湯一介國學大師等著名學者的不斷地作“源起”和“分水嶺”的界定，更使得曾經連續自然生成的中華文化（cultural）被所謂的專制統治的人為選擇過的中華文明（civilization）再一次受到當今學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百般折磨。

是金子總會發光，“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也”，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道家思想在全世界關注的形勢下已經還其自然科學的真實並實現了與現代科學對接，已經避開了中國本土上各種權貴利益的形式邏輯思維的干擾，完成了至少從玉石時代開始的5000年以上的無鏈條恢復。

因為這篇文章是在《中醫啟示錄》和《破解東方神秘主義·‹道德經›真注》出版之後寫的所以在寫作時只是做一些結論性的論述而不作具體論證的展開。要想得到相關的進一步的具體論證讀者可以閱讀筆者所寫的《中醫啟示錄》和《破解東方神秘主義·‹道德經›真注》書籍和《在自然能量的聚焦點實現全人類思想文化的終極和諧》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