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夜至今，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活動為主焦點，南京、武漢、成都、北京、廣州等中國諸多城市均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包括南京傳媒學院、清華大學、四川大學等至少數十所高校也發生了集體抗爭。這些遊行和抗爭的口號，既有反對“動態清零”原則下高強度封城隔離政策的內容，更有呼喚中國民主、追求社會自由、伸張公民權利的聲音。迄今，全國大多數城市和高校皆發生了集體性權利運動，至少數百萬人參與，且已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

    這次中國全國範圍權利運動的發生，既頗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說是意外，是因為中國有着剛性的政治制度與政黨制度，還有着嚴密的社會控制能力，政治反對力量和公民社會幾乎不存在，按說很難形成如此規模的反政策反體制的運動。

    但如果看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狀況，就明白如此的抗爭其實是遲早會發生的必然結果。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今，中國在全國各地推行了各種極端化的防疫政策，包括高強度封城與隔離，乃至將人們鎖在家中，經濟和生活基本停滯，包括民生的基礎內容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也無法正常運轉。在這樣的情形下，國民不僅喪失自由與權利，一部分人連收入都失去、生計無法維持。這些措施和影響，還極大的傷害了中國國民的精神領域，造成了普遍和嚴重的心理創傷。

    而更深層的問題是，最近數年的中國，社會環境日益嚴酷，政治上的非民主傾向越發明顯，權力高度集中，法治在形式上傾向完善同時內質卻愈發腐爛；經濟上改革停滯，市場活力下降，國民實際收入降低，階層固化已難以撼動，分配不公程度更是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根據“基尼係數”等數據和信息）；輿論方面一方面控制嚴密、禁忌眾多，主流媒體噤若寒蟬、自媒體紛紛的禁言封號，另一方面卻放任對同階層及更弱勢者的歧視乃至貶損與仇恨言論，對各種謠言與陰謀論也不予打擊，輿論環境極度惡劣；在對外方面有重新閉關自守之勢，對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明確表達拒斥之態，對外關係經常前倨後恭、先硬後軟，經常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

   在這樣的情勢下，尤其國人連基本生計都難以維持，人民自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即便高壓控制再嚴密強橫，人民也不再畏懼。相反，由於此前的高壓和過分的侵犯，人民的反彈更為劇烈和無所顧忌。正是對這種高壓的“反彈”，讓善於忍耐的中國人民，在最近兩天爆發出令中國官方、各路政治觀察家、全世界，乃至其自身都無法想象的勇氣，並在幾乎毫無全局組織力量情況下，利用互聯網和“翻牆”技術等手段，以及更本質的共同受難，使得人們心靈相通、默契配合，自發的形成聯動、自覺的集體行動和互助，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抗“清零”政策、呼喚自由民主的權利運動。

    這兩日中國的權利運動，起碼到如今，當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讚譽的，因為它是人民在權利自由受損、生計艱難、社會不公下的吶喊與反抗，象徵着中國人民的奮起，代表着普羅大眾的呼聲。他們的訴求也是正當的、必要的，應該得到實現的。而運動的性質，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都是明顯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應被潑污與責難。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運動的激進化暴力化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本次運動迄今整體是和平的，即便有暴力，也是暴力機構的壓迫和首先暴力引起的反彈。但如今再進一步，就可能發生相對缺乏必要性和正向價值的暴力。

    2019-2020年發生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即是前車之鑑。本來，提出不贊同修改《逃犯條例》的意見，以及對香港地區權利自由收緊趨勢表達不滿，是合理正當的。但是隨着抗議中少數暴力分子破壞公私財務、毆打他人的行為愈演愈烈，以及警察執法中的過度暴力，讓整個運動都暴力化，且導致對立雙方陣營大量未參與暴力者及第三方無辜者受害。

   而運動的訴求從反修例、“五大訴求”，起碼在一部分參與者中，逐漸變成揚舉香港本土主義/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仇視全體（或大部分）大陸人、鼓吹“香港獨立”、讚揚殖民主義等的立場和訴求。這導致了暴力的惡性循環、大陸與香港人整體的對立、香港人內部的撕裂，讓運動的光環蒙塵乃至變得醜陋。

    最終，在多種原因影響下，反修例運動結束，而以上這些極端和走入歧途的言行，顯然是失敗的一個重大而關鍵的原因。最終，其各種訴求不僅未能實現，香港的各種自由及公民權利也更不容樂觀。

   這樣的“前車之鑑”，足以為本次中國大陸的抗議運動的“後事之師”。高壓下的激烈反彈情有可原，精緻利己和麻木的人民也需要激進的活力，昏沉的社會更需要進步運動的衝擊。但“過猶不及”，如果集體和個人在衝突中失控，就很容易超出必要的界限，在程度上極端，在方向上走上歧路。這也會讓官方更有理由和手段制壓運動，最終讓運動以失敗收場。若論暴力和險惡，那官方的暴力能力和滋擾破壞技巧都遠在民眾之上。

   而且，一旦大規模暴力的閘門打開，各種醜惡都會湧出，謊言、背信、陷阱、騷擾、酷刑、家破人亡，都會到處出現。在人處於激烈衝突、高度恐懼狀態下，就會喪失理智和良知，不計後果不擇手段，然後雙方惡性循環。

   如果兩敗俱傷或官方勝利，民眾悲慘自不必說。即便民眾勝利，經過仇恨和暴力及各種醜惡洗禮的國人，有多大可能建設一個和諧美好的國度呢？而在衝突中受傷害的雙方人士（尤其失敗一方），其背負的身心創傷，對人生、家庭、社會的負面影響，將以各種或明顯或隱蔽的方式作用於自己和他人，並持續很久，甚至終身受到困擾。

   因此，理性、有節、據理力爭，既有激情又能冷靜，才能最大限度爭取權利自由。中國人民有着樸素的正義感、堅韌而務實的品質、深諳“中庸之道”的運用，應不負期望。

    但根本上，平息動盪、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苛求人民的克制，而是要官方的改變。“動態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對經濟民生、自由人權的損害，已遠超防疫的價值，早已應停止。中國應改用類似於日韓台新等地的政策，適當約束國民不進行不必要聚集，但日常工作生活皆不受影響，教育醫療更要如常。此外，對於在疫情中失業、破產、遭受暴力侵害的人們，政府應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和生活幫扶，以人道關懷而非暴力手段化解戾氣、恢復民生。

   而更根本的，中國應該重新的、實際的回到“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去。在經濟上，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尊重合法所得，保持經濟活力。而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更要極度重視和做出重大改變，縮小貧富差距，以收入分配公平促進社會公平和國民平等，並逐步實現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障的普惠化和均等化。

   而政治改革也需重啟。無論是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公民教育的推行、公民自組織的發育，都不能再處於“凍結”狀態，反而要重啟和加快進行，彌補歷史欠賬，強化民權約束公權，並保障司法獨立、透明、公正，將中國建設為一個基於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在輿論方面，所做的應與現在恰恰相反。一方面，應廣開言路，尤其促進主流媒體的批判性報道、保障專業人士的自主客觀評析，並在藝術和學術上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另一方面，對於各種對弱勢群體的貶斥乃至仇恨（但不包括對壓迫者的憤怒）、加劇社會不必要撕裂的言論（但不包括對事實的陳述），以及各種謠言、誹謗、假新聞，侵害民眾權利和隱私的行徑，應堅決打擊，包括判處相關人士實刑等方式震懾犯罪。

    而在對外方面，應破除一切不必要的壁壘，繼續擁抱世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融合，讓中國因世界而繁榮，世界也因中國而受益。無論經貿、技術、思想文化、傳媒的交流，還是人際往來，中國官方都應積極促成而非阻礙。

   而對外關繫上，則應以理行事，遵守國際法和各憲章與公約，並將中國國家利益與世界共同利益相結合。對涉外糾紛及國際爭端的對待，應兼顧是非、道義、實力，而非助長孤立化和叢林化的逆流，也不應撿起已被以前的“列強”所拋棄的陳規舊物，而是順應時代潮流。在國際上的理直氣壯，也可理順本國事務的是非曲直，實現內政與外務的和諧一致。

   當然，做到這些並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和持頑固價值觀者更不願意如此行事。但從理性上，這樣做對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內的各方，都是最好選擇。如各方皆堅持己見，尤其擁有權力的一方拒絕妥協，那只會製造更多的動盪與衝突，為未來更大的禍亂埋下禍根。即便本次抗爭被軟硬兼施的平息，未來也必將有更多後繼者發起一次次權利運動。而那些“始作俑者”，也不可能江山永固，自身惶恐不安，身後和親族也難安寧。而中國國家和全體人民，都將繼續在歷史的惡性循環中痛苦掙扎。

   因此，各方需拿出勇氣、敢於犧牲、運用智慧、善於溝通、願做妥協、持久堅定，從速結束直接困境即疫情防控災難的同時，對更深層次的改變則從長計議，但又持之以恆，並在解決各種爭議問題中兼顧各方的得失與關切，讓中國得以從痛苦和困境中重生，實現基於人道、民主、理性、包容的民族復興。

                                                                   王慶民

                                                           2022年11月28日

                                                     共和曆231年霜月蜂蜜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