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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桑蒂斯：清零是藉口

中共要全面控制人

（2022年12月1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11月29日（周二）嚴厲批評中共的“病毒清零”政策，指其不僅“完全不科學”，更是中共為全面控制人口的藉口。湯姆．科頓（Tom Cotton）參議員敦促拜登為中國人民發聲，以防止再次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兩人都指責蘋果（Apple）公司向中共屈服、限制抗議者們使用AirDrop共享功能。

德桑蒂斯：清零是藉口 中共要全面控制人

在拜登的白宮於11月28日（周一）發表了一份表示支持中國人民和平抗議的溫和聲明的一天后，德桑蒂斯帶領共和黨人向中國共產黨的“病毒清零”與封鎖的苛刻防疫措施及中共對抗議者們的暴力鎮壓發出了猛烈的抨擊之聲。

周二（29日）在宣布為傑克遜維爾市提供550萬美元用於擴建基礎設施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德桑蒂斯首先提到了中國最近幾天發生的大規模反對中共“病毒清零”政策的抗議潮。

他說：“我只想對我們看到的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發表評論。這種病毒清零政策是苛刻的的，侵犯了人們的自由，它是完全不科學的。”

接着，德桑蒂斯州長表示中國人民對中共胡作非為的抗議是正確的，並強調“病毒清零”政策實際上是中共要全面控制人民的一個藉口。他說：“中國人民能夠發聲抗議中國共產黨（CCP）的所作所為，這是正確的。這個中共有一種對其人口要進行全面控制的瘋狂願望。‘病毒清零’實際上只是它們為所欲為的藉口，這不是一個可以長期有效的模式。”

德桑蒂斯還稱讚中國人民面對這些嚴苛的防疫規定終於發出了反對的聲音，並表示“病毒清零”政策需要被掃入垃圾堆，他說：“中國人民終於發出了反對它的聲音。我認為我們需要讓這些嚴苛的病毒防疫政策進入歷史垃圾堆，它屬於那裡。”

之後，就蘋果（Apple）公司不允許中國抗議者使用AirDrop功能進行共享和交流的報導，德桑蒂斯批評蘋果公司此舉“顯然”是在為“中共提供幫助和安慰”，並認為這“非常令人擔憂”。

據報導，在蘋果向中共屈服之前，AirDrop是在中國被嚴密監控的網際網絡上為數不多的能夠安全和私密共享文件的現成方法之一。該共享方式很難被審查者監控到或封鎖住，因為它不通過遠程在線服務器運行，而是允許iPhone和其它Apple設備直接使用WiFi和藍牙信號相互發送文件。這些設備只要彼此距離接近，AirDrop就可以工作，非常適合抗議者們互相傳遞消息，或向周圍人群發送“違禁”材料。

科頓議員敦促拜登為中國抗議者發聲 防止再次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事件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姆．科頓在周二（29日）播出的福克斯新聞節目中敦促美國總統拜登應該為中國的抗議活動大聲疾呼，以防止再次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但是也要準備好，萬一又發生大屠殺的話，那就誓言要制裁中共領導人並讓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

科頓議員說：“拜登應該在鏡頭前用他自己的聲音支持這些勇敢的中國人抗議他們的共產黨政府，一個原因是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但是也要說，如果再發生這樣的大屠殺，如果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人民使用武力，那將會產生巨大的後果，不僅僅是制裁中國政府的負責人或撤銷他們家人的（美國）簽證，還要採取具體行動，比如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科頓議員也表示，這不是在干涉中國內政，這是支持共產中國內部的自由聲音，支持中國人對自由的深切嚮往。

他繼續說到：“我們應該支持頭號對手內部的這些自由聲音。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沒有干涉。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是中國人民的有機抗議，不僅針對病毒防疫政策，還針對他們對自由的嚮往。他們渴望聽到美國的聲音，聽到我們支持他們最深切的願望。”

科頓參議員也批評了“在中國深度投資”的蘋果公司在中國限制AirDrop文件共享服務等功能，他呼籲美國政府盡其所能幫助中國的抗議者們能夠互相交流、表達他們對自由的渴望。

他說道：“美國企業可以採取措施幫助中國——幫助這些中國公民相互交流。蘋果公司當然在中國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其iPhone的市場滲透率很高，它可能會啟用某些功能，讓他們能夠相互交流，從而組織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我們應該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幫助這些中國人表達他們對自由最深切的渴望。這正是羅納德．里根總統在冷戰時期所做的。這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正如我在《只有強者》（Only the Strong）一書中所寫，這並沒有導致對抗性戰爭。這帶來了和平、成功和勝利。” 

上周末，中國烏魯木齊、上海、北京、廣州等多個城市爆發被稱為“白紙革命”的反封控爭自由的運動以來，

當局加強了打壓行動。據從各地陸續傳來的消息，已經多名抗議者遭到當局抓捕。一名目擊者表示，警察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抓走抗議者，也有被警察盯上的抗議者奮力掙脫逃離了抓捕。與此同時，十餘名中國律師表示願意為被捕抗議人士免費提供法律援助。一名被封控在家的北京維權律師表示絕不接受當局以反人類的防疫清零政策為由實施非法拘禁。有評論指，民眾上街對中共當局把疫情爆發近三年以來的各種反科學做法表達不滿，就是為了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

維權賬戶公布部分被捕者信息

自從上海烏魯木齊中路上周日凌晨響起要求共產黨和習近平下台的口號聲，一個叫作“中國大陸良心犯資料庫”的推特賬戶陸續發布一些關於各地被捕抗議人士的信息。

——2022年11月27日，成都，望平街，維族人，一身黑色黑色手套、短、捲髮、很瘦，目前無更多消息。

——2022年11月27日，晚上，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被拘捕。姓名，金嘉偉 。已經超過24小時無法取得聯繫。沒有現場照片。

——上海，微信號：Linrimbaud(林懟懟）於北京時間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之間，在上海市的家中與記者語音通話時被門口的警察打斷，要求查驗手機，之後失去聯繫。

——武漢景雪琴（網名李笑笑），因參與遊行失蹤，家住武漢恆大御景灣。 11月28日晚11：30，被不知名警察帶走，給朋友最後發的消息是，人在古田武漢市公安局礄口區長豐派出所，電話：02783848288。最新消息為其被行政拘留5天。

——11月30日，上海南京西路附近，李康夢可能已被捕，目前失聯。

美國之音目前無法核實這些信息的準確性。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接電話工作人員拒絕答覆美國之音的諮詢提問。

【抗議者：參與抗議是公民責任】

11月26日晚上，許多年輕人聚集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舉行守夜活動，對日前在新疆首府死於火災的遇難者表示哀悼，活動後來發展成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行動。

11月27日凌晨，有消息說，上海當局出動大批警力在烏魯木齊中路大約十餘名抗議者抓上兩輛警務車。

美國之音採訪了一名當時在現場的抗議者。出於安全考慮，他要求匿名引述他提供的資訊。

這位抗議者告訴美國之音，“警察當着我的面抓人的，因為我一直在人群的第一排。我一直沒成為他們的目標，只是運氣好而已。”

他還表示，“被盯上基本上不可能逃開抓捕。我只見到一個人，趁警察手一滑，加速跑走了。”

被問及為何參加這次悼念活動抗議行動，他表示，“也是心血來潮吧，碰巧看到了。然後覺得我有必要選擇‘參與’。因為這是我作為公民的責任。”

他稱自己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員，白紙運動爆發後，他參加了兩次街頭抗議活動。他說：“我知道中共有多強大。但這兩次都是去中心化的、自發的行動，所以也是有可能繼續發展出令人意外的事態的。”

這位碰巧參加了街頭抗議活動的上海市民表示，他將把這幾天的經歷和感受寫出來分享給廣大網友。

維權律師發聲

中國警方對抗議極端封控並表達民主自由訴求的人士展開抓捕後，十餘名中國律師在網上發表聲明，表示感謝並致敬每一位表達者，願意為每一位因表達而失聯/被抓的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經驗分享。必須是全面免費的。

在這份聲明上署名者中有多位知名維權律師。

有其中律師日前發推表示，上述聲明發表後，有人撥打聲明提供的律師手機號碼，辱罵並威脅他們，疑是擁護當局的五毛所為。

11月30 日，在北京的維權律師、馬丁·恩納斯人權獎獲得者余文生在推特上發布並宣讀致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等世界領導人公開信。

信中說，“米歇爾先生，您明天 (12 月 1日）即將訪華，我卻因此被非法拘禁封控在家. 中國現在經歷的一些問題，如動態清零等政策，不僅僅是人權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反人類問題，它們己經背離世界文明，它們是對中國人的犯罪，是對人類的犯罪。我希望您這次訪華，能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儘快結束這場反人類浩劫。也希望各文明世界領導人對中國問題重視。”

這封公開信也發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美國總統拜登、德國總理朔爾茨 、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蘇納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公開信發布之前，余文生和夫人許艷之前曾拒絕接受封控，走出有身穿白色防護服人員把守的小區大門。最近一次，他們在小區門口遭遇阻攔，雙方發生肢體衝突，余文生被撞到在地。

事後余文生說：“他們把我困在家，實際上就是非法拘禁。他們沒有拿出任何法律方面的手續和文件，實際上我非常明白他們為什麼這個時候把我們封控在家，原因就是明天12月1號，歐盟理事會主席的米歇爾要訪華。這在這個敏感期內，他們要把一些認為敏感的人士要封控在家裡頭，不讓他們出去。學校就非法拘禁。對於咱們這種反人類的一種措施，我是不能接受的，他們借所謂的動態清零政策，這種反人類政策把我封在家裡，我更不能接受。”

2018年1月，余文生公開建議修憲將國家主席產生方式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隨後被警察從家門口抓走。他遭羈押三年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他在獄中期間獲頒2021年度的素有“諾貝爾人權獎”之稱的的“馬丁·恩納斯人權獎”。

黨媒批核酸亂象文章遭全網屏蔽

這場擴展到中國數十城市的抗議浪潮對頑固堅持清零政策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構成空前挑戰。抗議事件持續發生並在世界各地引起廣泛關注之際，北京當局的官方宣傳仍然堅稱動態清零不動搖，但國際媒體和觀察家們注意到，烏魯木齊、廣州等一些地方的封控開始鬆動，甚至宣布解封。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11月29日發表一篇似乎在回應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運動的該報評論員文章，題目是《核酸亂象不止，疫情永無寧日》

文章承認北京、上海、安徽、河北等一些地方存在核酸檢測公司造假問題。不過，這篇黨媒評論員文章目前已在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刪了個精光，都被404。

評論：核酸亂象當政者難辭其咎

北京資深媒體人、獨立專欄作家高瑜表示，中共當局在這個時候把核酸亂象拋出來，顯然是為了轉移目標，丟卒保帥。

她說：“目標明確，就是中共中央不承擔責任。任何一級的共產黨領導也不會承擔責任。主要目標，現在不是已經出來了嘛，核酸亂象。那核酸亂象不是你黨抓的？你這個政策就不是你定的？核酸公司，甚至散布病毒的公司就不是你們批準的？所以我覺得這個（甩鍋）作用也有限。”

評論：擁護普世價值的街頭抗爭

高瑜認為，這場反封控爭自由的白紙運動打破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追求的就是習近平當局不准傳播的普世價值。

她說：“疫情三年來，武漢那麼慘烈的疫情，甚至從外省調火化車來，都那種狀況了，也沒大規模的抗議。有敲鑼的，敲臉盆的，但那都是在社區里，也沒看見走上大街抗議的。我認為，他們喊出的口號，都是擁護普世價值的。”

高瑜曾在官方媒體工作，1989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遭軍隊鎮壓前夕被捕，後多次坐牢。她認為，這次白紙運動顯示，中國民眾不堪繼續忍受極端防疫政策和各種荒謬嚴酷的限制公民自由權利和基本生存權的措施，有人已經不畏懼暴政鎮壓，如四通橋抗議者彭立發。

她還指出，鑑於民眾的力量還沒有充分發揮，沒有組織，也沒有很好的聯絡方式，抗爭不可能一蹴而就，爭取權利的路程將是漫長的。當務之急，就是呼籲當局立即釋放被捕的抗爭者。

《中共的“超限戰”》

中國共產黨正在與美國交戰，儘管我們的大部分政治和軍事領導都沒有看到這一點。根據美國退役准將羅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的說法，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培訓，無法理解中共如何結合其經濟、軍事、外交、技術和通信能力，對我們這個主要敵人發動“超限戰”。

為什麼美國很難理解中共威脅的性質和程度。

“我必須訓練自己去觀察這些模式，因為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我們（美國人）的大腦無法理解中共和中國軍隊的政治戰爭的水平。他們就是這樣被教導的。我學到的是這是一種不同類型的戰爭。”這位曾駕駛過B-2隱形轟炸機的退役空軍軍官說。

斯伯丁說，研究中共政治戰爭需要“理解戰爭的新背景，這種背景實際上更多地與情感和心理、以及對宣傳的控制有關。”

斯伯丁在唐納德‧川普總統任期開始時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武官。他後來轉到白宮，在那裡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任。在2018年離開政府後，他決心幫助美國人了解中共對西方的戰爭，並揭露“中共努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者的主要藍圖”。

根據斯伯丁的說法，1999年由兩名人民解放軍上校喬良和王湘穗撰寫的一本名為“超限戰”的小冊子中概述了這一關鍵理論。在斯伯丁最近出版的《沒有規則的戰爭》（War Without Rules）一書中，他解讀了這本艱澀、冗繁，且晦澀的中共文本。這些文本講述了北京政權對美國無所不用其極的鬥爭手段。

斯伯丁解釋說，作者們制定的戰略是為了應對19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

“那段時間（比爾‧克林頓總統）向台灣海峽派遣了兩艘航空母艦，因為中共正在向海峽發射導彈，克林頓希望他們打消這個念頭。”斯伯丁在採訪中說。

由於中共面臨着“一台不可思議的戰爭機器”，喬良和王湘穗“的任務是提出一個對付一個非常強大的美國的理論”。

他們得出的關鍵結論是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相反，中共利用了美國和其它西方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工具，如貿易和經濟關係，以及他們可以利用的國際機構，為他們帶來好處。作者們認為，全球化和互聯網提供的龐大信息平台將進一步推動中共的戰爭工具。

正如斯伯丁在《沒有規則的戰爭》中所寫的那樣，超限戰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或非武力、軍事和非軍事手段，以及致命和非致命手段，迫使敵人接受符合自己利益的條件。”斯伯丁寫道，在超限戰中，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迄今為止，中共最成功的戰役是利用COVID-19病毒。在《沒有規則的戰爭》一書中，斯伯丁區分了“中共在實驗室里設計了COVID-19作為生物武器”的猜測和“不那麼極端但被證實的情況：中共利用一場突發危機來推進自己的利益並傷害其對手”。

“如果你了解超限戰的本質”，斯伯丁在接受“越過目標直播”採訪時說，“你可以看到他們在用冠狀病毒做什麼。病毒不是關鍵，關鍵是中共能夠利用病毒來產生恐懼，……由於中共與西方的聯繫，他們能夠利用這些聯繫來向（西方社會）輸出恐懼。”

為了傳播恐懼，中共利用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等機構。據報導，該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受到中共的影響。斯伯丁說，當中共首次實施疫情封鎖時，世界衛生組織“說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不是我們大流行協議的一部分”。

然後，該組織改了口風，這似乎是由它與中共的關系所引導的。斯伯丁說，世界衛生組織後來聲稱“封鎖阻止了病毒的散播”，因此，這鼓勵了自由世界的其它國家也基本上接受了封鎖政策。

斯伯丁談到了倫敦帝國理工學院開發的疫情預測模型。該模型從根本上誇大了COVID-19的危險，之後又引發了一系列讚揚中共封鎖的研究。斯伯丁說，通過各種中共機構，北京“一直在向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支付數千萬美元，習近平本人於2015年曾訪問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利用西方機構作為政治戰爭的工具來傳播恐懼，中共塑造了最終會摧毀經濟、社區、家庭和生活的決策。此外，西方官員採用的策略，比如封鎖、對挑戰COVID官方說法的醫學觀點進行廣泛的新聞和社交媒體審查，以及強制注射疫苗，這些都侵犯了作為西方社會基石的自由。

而這正是中共政治戰爭運動的重點——破壞西方作為自由捍衛者的地位。根據斯伯丁的說法，北京“正在與民主原則交戰”。

“他們看到……自由的理念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威脅”，他說，“他們一直擔心他們的人民可能會被這些自由原則喚醒。因此，他們盡一切努力使人民與西方隔絕。但確保他們長期生存的真正方法是確保西方不再是民主國家。”

美國和其它西方民主國家如何保護自己的原則和人民，使其免受極權主義政權的侵害？這個政權如何利用其掌握的任何工具——包括我們為和平目的而開發的工具——對我們進行圍攻？

這個問題由於以下事實而變得更加複雜：西方統治階級的大部分人已經被中共對我們的超限戰所影響，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們自願在這場戰爭中與中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