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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幸福”生活
送交者: 湮滅之城 2022年12月03日12:04:3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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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長達三年的新冠大疫情漸至尾聲,後疫情時代(Post-COVID,Post-Epidemic Era)開始向人們招手了。

當然,標題中的“幸福”是帶引號的。

可後疫情時代的典型特徵概括為:

人傻錢少世亂!

疫情帶給這個世界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有些是直接因病毒感染引起,表現為人們常說的漫長新冠(Long COVID)後遺症;有些則是由疫情期間的必要防控造成的人們內心的次生創傷,雖與感染沒有直接關係,但卻是比前者影響更深的另類後遺症;而比前兩類更甚的,要算是愚蠢的防疫封控亂象給百姓帶來的人道災難和次生災害。

無論哪種原因,都導致一個結果:人更傻了,錢更少了,生活更加不易了,社會內部更加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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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過“腦霧”嗎?

它不是一般醫學意義上的物理性疾病,而是由疾病所表現出的某類症狀。當一個人的清醒程度或意識比普通人低時,就表現為意識混濁(Clouding of consciousness),因此人們又稱它為腦霧(brain fog)。

出現腦霧的人,常常對時間或周圍環境的認知較為模糊,不易集中注意力。這種主觀感覺猶如頭腦處於一片迷霧之中。

十分形象且生動的稱謂。

最近遇到的幾件事,表明不少人都遇到了程度不同的“腦霧”問題:

去銀行轉賬,向業務人員交待得清清楚楚,是從自己的賬戶里轉出。可一轉眼回到家中,卻發現兒子的賬戶中少了錢,而自己賬戶里的錢卻紋絲未動!電話打過去詢問,對方才發現自己錯了,旋即改正過來。這在以往是很少遇到的。

黑色星期五,去商店買了兩件衣服,付款時並未留意,可回到家中正待試穿時,卻發現本該在收銀台就應取下的防盜組件赫然留在衣服上,而且兩件都忘了取下!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收銀員是位年輕人。無奈,只好轉天駕車回到那家店鋪……

去簽證處辦簽證,等待中發現,來來往往的人群中,犯下低級錯誤的不在少數,比如:自己以為已經提交了材料,回家後卻發現沒有回執,於是驅車數十公里返回向業務人員討要回執,卻被人家告知:你根本就沒有提交材料呀!還有,眼見有人複印後將原件忘在複印機里的就有好幾樁,結果不時地有後面複印的人高聲問:這是誰的護照呀?……

有記者提到:疫情期間她在與朋友互發短信中發現,朋友無法理解她所發的信息。事後才知道這位朋友因患新冠之後出現了“腦霧”。她曾經在人工智能領域工作,可以毫不費力地分析複雜的系統,可如今在面對像填寫表格這樣簡單的工作時,卻像是“撞上了一堵精神的牆”。她的記憶力曾經很好,但現在感覺很模糊,才發生的事轉瞬即逝。日常處理起來遊刃有餘的家庭瑣事,像買菜、做飯、打掃衛生等,現在都成了令人痛苦的困難。她坦誠:“這種霧包羅萬象,無所不在,幾乎影響到我生活的每個領域。”

可能還有不少類似的情形。

而我,也經歷了身邊的人出現腦霧的全過程——從症狀顯現到逐漸消失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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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會這樣嗎?

儘管人們經常會犯錯,而且有時一個接着一個,可密度如此之大、錯誤如此地不可思議,還是令我震驚。

是偶然?還是後疫情時代的人都變傻了?

腦霧,並非新冠所獨有,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通常可能因壓力、睡眠不良、藥物和其它因素所引起。疫情初起時,人們並沒有足夠重視它,甚至都沒有將其列入可能的新冠感染症狀列表中,但它卻是新冠後遺症中最具破壞性的。統計表明,有高達20%30%的新冠病人在初次感染3個月後出現了腦霧。

用專業的術語說,腦霧是一種執行功能的紊亂(disorder of executive function),它不是多動症,不是抑鬱症,不是老年痴呆。其典型的認知功能障礙表現為:短期記憶喪失;頭腦混亂、不清晰;難以集中注意力;情緒不穩定,而且常常伴隨着挫敗感。症狀嚴重的,可能導致無法開車,無法閱讀!

當然,絕大部分腦霧患者的症狀並不嚴重,時好時壞,隨着時間的延長,情形也會逐漸改善並最終恢復。但卻應該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不幸的是,出現腦霧的人中,女性所占比例遠遠高於男性。不少人雖已表現出腦霧症狀,卻不知腦霧為何物。更多的女性長期以來被醫療機構貼上情緒化或歇斯底里的標籤。人們常常會忽略或質疑她們所敘述的煩惱,但醫生最終發現,每個腦霧患者都會告訴我完全相同的執行功能紊亂的故事。如果她們是在編造,那麼臨床敘述不會是這樣的。

腦霧真的存在!

由此看來,引起腦霧的因素複雜多樣,病毒感染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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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腦霧,美國疾控中心(CDC)還列出了新冠後遺症,即漫長新冠的種種表現: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的疲倦與乏力、發燒、工作強度稍大引發的不適、咳嗽、呼吸困難、胸痛、心悸、頭暈頭痛、睡眠問題、嗅覺與味覺的改變、抑鬱或焦慮、腹瀉、胃痛、關節或肌肉疼痛、皮疹以及女性月經周期改變等等。

更糟糕的是,科學家至今仍無法通過檢測來解釋和管理上述症狀!常常是,臨床評估和常規血液檢查、胸部透視和心電圖的結果可能都正常,可症狀卻在那,揮之不去。

當然,所有這些後遺症是否出現、嚴重與否,與每個人自身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比如免疫力、基礎性疾病等等。

那麼,出現後遺症的概率究竟有多大?目前獲得的統計數據十分不完整,想要弄清猶如拼圖一般,但概略看,在感染過病毒的人群中, 13個月出現後遺症的比例為13.3%,超過3個月的比例為2.5%

後疫情時代並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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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冠後遺症影響更大的是,持續三年之久的大疫情,同時給沒有被病毒感染過的更廣泛的人群造成了持久的精神傷害。

無數人因全球性的交通熔斷而無法與親人相聚;無數人因疫情洶湧期間的隔離要求而無法探視病重的父母家人,以致陰陽兩隔,終生抱憾;無數人精心規劃的個人計劃、家庭計劃、朋友計劃不得已而擱淺;無數人的生活因此而徹底改變。

一個人有限的一生中,活生生地被減去了三年!

有清華學者向媒體提及,疫情的不確定性、大規模的社會活動停擺以及對經濟的衝擊,造成了每個人心情的不愉快以及“中產階級的不開心”。

法國的一項縱向研究顯示,隔離會導致民眾心理壓力增高,進而出現知覺障礙、亞臨床精神病症狀和對偽科學信任的激增。

據統計,2022年全球精神疾病患者已超過10億人,包括抑鬱症、焦慮症、失眠障礙等,高居全球疾病榜首。其中新增的5000多萬抑鬱障礙患者和7000多萬焦慮障礙患者,全都發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

成人的不健康很容易折射到孩子身上。特別是在封閉的家庭環境下,家長情緒的波動會直接導致孩子的變化。上海的一項調查表明: 202020223年間,在1600余個青少年家庭中,發現久居家中致使親子關係的不和諧加劇。

疫情對孩子本身成長的影響更是致命的,由此形成的次生災害往往一生都無法挽回。統計數據顯示:新冠期間嬰幼兒在大動作、精細動作和溝通技巧上的平均得分均低於疫情前。家長們頻頻抱怨:關在家裡,不運動,不社交,我都傻了,何況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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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還有社會環境。不能上學,缺少同伴交流和必要的社交,沒有了體育活動與戶外活動。甚至有些青少年因為疫情在家時間太長,回到學校反而無法適應。

有研究指出,童年與青春期的孤獨感,與生命中後期高水平的C反應蛋白顯著相關,而這些功能失調已被廣泛證明會損害神經發育過程並導致認知與情緒障礙。

還有恐懼。有研究稱:疫情期間孩子普遍存在恐懼感,而青春期是調解恐懼壓力敏感發育的窗口期,一旦錯過,後患無窮。

青少年階段原本是對社會環境高度敏感的時期,其良好的社交接觸對於發展認知、情感、依戀和人際關係至關重要。一旦缺乏了起碼的社交,自然會導致種種問題的出現。

另外,有英國學者針對近萬人進行的對比實證研究遺憾地發現:智商較高的人在新冠疫情期間更容易對生活產生不滿意和不開心的負面情緒。也就是說,面對前所未見的重大不確定性事件,首先受到傷害的是智商較高的、有覺醒意識的人,這更加令人感到不安。

難道人傻一點才會更有效地抵禦疫情影響?由此形成的“逆淘汰”機制豈不是讓整個社會普遍變傻?

而傻,才是生活幸福的源泉!

當然這是調侃,有自覺意識的人同時更會自我反思,加上積極的心態,當會比其他人更能勇敢地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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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疫情給國人帶來的、更令人無法接受的傷害則是:打着“防疫”的旗號,不尊重科學,不顧民眾的實際困難,進行無休止的封控以及種種過度的防疫,繼而形成全國性荒謬的防疫政策與執行亂象,並因此給數以億計的百姓帶來了歷史與現實中少見的人道災難和次生災害。

疫情期間,網上頻繁給出的悲劇性報道與來自無數家庭、無數個人的無數視頻,常常讓人不忍卒讀!

足不出戶、吃不飽飯、看不上病的現象屢屢上演,社會對過度防疫的反抗情緒日益增長。防疫,原本是社會公共管理和醫療防疫部門的事,需要專業的人,專業的態度。可如今防疫卻成了政治,因而也就無法避免地成了人禍!例如:

極端防疫,使兒童被迫與父母分開隔離,即使是患病的兒童及嬰兒也不能例外。隔離期間父母更是無法及時獲知孩子的情況。由此產生的心理創傷不只需要多少次心理輔導才能撫平。

停診和僵化的核酸政策,使重病者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死亡,使諸如尿毒症患者這樣的不可間斷的定期透析無法繼續。一位母親去世的市民在網上敘述:“化療引起的嘔吐反應,醫生說正常情況下是切管上呼吸機,但醫院有陽性病例,設備封起來不能用。到醫院了也不讓進病房,只能在走廊里通過視頻看母親最後一面。”

社會邊緣與弱勢群體,像老年人、殘疾人、貧困人口、長期病患者,他們在疫情封控的極端環境中被進一步擠壓,又因平時的救助方式猝然中斷,使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老年人本來就沒有年輕人消息靈通,也不懂得網購和團購,家裡儲存的食物原本就少,而封控後志願者們在微信群里組織團購時,他們又因為手機使用不熟練而錯過機會。還有那些從外地到大城市就醫的人,因為封控無法就醫,只能流落街頭,睡在路邊。

全國各地因長期封控所造成的經濟停擺比比皆是。企業停產、服務業關門、日常生活失去支撐、大量人員失業等等,使得無數家庭生計堪憂,這些已不是個別現象。

被感染者受到社會歧視也很常見。有新冠患者生前向路人哭訴:自己感染,擔心傳給家人,不敢住家裡,醫院又沒床位,只能住出租房,又因交通停運只能步行去醫院治療……直至最終體力不支,精神絕望,跳橋自殺。

還有深夜轉運大巴車的翻車悲劇;

還有震災、火災下,因封控將消防通道堵死、將一樓人鎖在其中無法逃生的悲劇;

還有無休止的核酸檢測造成的疲憊與莫名其妙遭遇“彈窗”所形成的戰兢心理……

以上種種,不勝枚舉。

最新報告評估,截止到10月底,中國28個城市正在實施不同程度的封城和分區封控,受疫情波及的地區涵蓋2.077億人,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人民幣25.6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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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正是帶着上述種種“後遺症”進入後疫情時代的。而這些“後遺症”所形成的心理餘震將在後疫情時代不斷顯現。病痛的折磨,情緒的焦慮,心理上的陰影,伴隨着經濟衰退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所有這些都需要每一個人去認真面對,沒有選擇,無法迴避,更無法逃脫。

還有經濟。有學者預測,未來我們可能面臨一個明顯的經濟收縮期,其突出表現為以下四點:

1)全球大拆解過程中因產業鏈或供應鏈某些環節中斷所造成的短缺;

2)因資源全球化配置優勢不再所導致的高成本;

3)因主動或被動脫鈎所表現出的貿易萎縮;

4)因通脹所造成的經濟衰退。

圍繞上述問題所產生的,是國與國之間的複雜關係,是社會內部的進一步撕裂。

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後疫情時代。

如何得以順利度過這繞不過去的後疫情時代,又如何能夠在其中“幸福地”生活,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既嚴峻又實際的大問題。

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並隨時準備為此付出進一步的代價。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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