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暉 寫於 二零一八年
“規則”與“主義”
十月革命後孟什維克領導唐恩就指出：“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章第一條出現的分歧，明顯產生出分裂當今世界工人運動的無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派別”，它產生的影響將是後人難以估量的。
布黨取得政權，其發展道路與它脫胎的第二國際形成巨大的差異，曾經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分為二，從而奠定了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格局。蘇東劇變以後東歐絕大多數LN式的黨通過“解散——改名——重建”，又回歸到社會黨國際的隊伍中。
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多年來存在着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我算那場爭論的當事人，扮演了一個不算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那麼“空話”背後的真實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社會民主模式的思想基礎：它與馬克思主義或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有無關係？
中國讀者常常會這樣提問，並且還會為此爭論。過去通常都說現代社會民主黨乃至1919年後不參加第三國際而參加了後來的社會黨國際的歐洲左派諸黨，包括工黨、社會黨等 是從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發展來的。
改革時期很多人對瑞典社民黨發生興趣並且有了好感，又強調該黨對馬克思的尊崇。其實，這些觀點都可以找到根據。因為社會民主黨就像第一國際、第二國際以來的歐洲工人運動歷來那樣，是一個相當包容的團體，其中可以容納各種各樣的左翼流派。
瑞典社民黨最著名的人物、開創該黨執政歷程的領袖亞爾馬. 布蘭廷的確對伯恩斯坦十分推崇，但他也很推崇馬克思。布蘭廷對列寧倒是批評得很嚴厲，但這也不妨礙後來社民黨左派領導人澤特. 赫格倫德（他曾因贊成列寧而不滿布蘭廷，退出社民黨而創建了瑞典共產黨並成為共產國際執委，列寧死後他不滿其蘇俄後繼者，又於1926年回到瑞典社民黨）至死都自稱“列寧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這樣的人在社民黨執政下居然還作為該黨推出的候選人當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長，並在這個關鍵職位上一連幹了十年（1940-1950）。但如果你從這位社民黨市長的話中判斷該黨尊奉“列寧主義”，那你就傻了。
其他社民黨也是如此。過去在蘇聯式的社會民主黨研究中，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被溯源於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這個概念來自19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主流派批判伯恩斯坦時給後者戴的帽子。換言之，社會民主黨的主流派當時是拒絕“修正主義”的。但這一主流在思想理論方面的代表是誰？
並非我們後來高度評價的“左派”如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等，而是考茨基（考茨基曾在很長時期內被列寧視為導師和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國際領袖，只是在1917年，由於他反對列寧的“專政”，才被罵為“叛徒”）。因此如果說，“國際共運”史上第一個“反修英雄”不是列寧更不是馬克思，而是後來列寧所咒罵的“叛徒考茨基”的話，這應該不算奇談怪論吧。
但是沿襲馬恩以來工人運動的“政教分離”傳統，考茨基這個理論權威和馬、恩一樣不管黨務，也並不是德國社民黨的政治領袖。而後來該黨在實際政治運動中的代表則是出身草根、沒有讀過多少書的職業工會活動家謝德曼、艾伯特等人。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右派”並非因為他們在國內與社會問題上同情伯恩斯坦，而是因為他們在外交上傾向民族主義，支持“保衛祖國”，是所謂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但是在這一問題上，伯恩斯坦恰恰更像個“左派”——他是反戰、反民族主義的，甚至為此還一度離開了社民黨。
所以，謝德曼、艾伯特之類的“右派”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問題上都並不親伯恩斯坦。到了德國社民黨人與列寧們分道揚鑣、“社會主義”（socialism，即社會黨人的主張，與蘇聯人所說的理論即“科學社會主義”和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回事）與“共產主義”（communism，即共產黨人的主張）正式分離時，列寧重點強調的又是社會問題，包括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與“專政”等，並以伯恩斯坦與考茨基、尤其是後者作為抨擊對象。
然而，此時這兩位反戰的書生在德國黨內早已被邊緣化。所以列寧與考茨基的“筆戰”，與以布爾什維克為代表的第三國際和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的分裂，其實是沒有多少關係的。
真正主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謝德曼、艾伯特等人倒都是正牌無產階級出身，早年當過工人，從工會中起家，後來在代議制下也最能得到工人階級的選票。但與通常出身上層的黨內知識分子比如左派的盧森堡，或是右派的伯恩斯坦不同，他們是不怎麼談理論的務實政客。儘管他們後來的許多做法比伯恩斯坦當年說的還要溫和，但他們並沒有尊崇伯恩斯坦；作為當年主流派的後繼者，他們也沒有取消那時譴責伯恩斯坦的決議並且給伯恩斯坦做出過什麼“平反”。
不過實際上，只要進入議*會政治軌道，恐怕不管什麼“主義者”都得遵守規則。後來搞議*會政治的共產黨，如意大利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乃至號稱“極左”的、“斯大林主義”、“毛主義”的印共（馬）、尼共（毛）等等其實也是如此。
所以後來社會民主黨的思想與“修正主義”，尤其是與伯恩斯坦其實也沒有直接關係。毋寧說，社會民-主-黨此後的主張實際上是在憲*政舞台上“摸着石頭過河”的產物。
這裡要強調的是當年歐洲工人運動的“政教分離”傳統：思想家的意識形態理論建構與工人運動的政治實踐始終是兩回事。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恩格斯在第二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都處於思想領袖地位，但並沒有特殊的組織權力，更無權隨意排斥不同政見者。
而這些組織的日常黨務工作負責人（如第一國際主席奧哲爾、書記克里默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等人）被視為辦事人員，名聲地位較低，但並無服從思想領袖的義務。
馬、恩不僅對一般事務，甚至對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如著名的哥達綱領與愛爾福特綱領）都可以發表激烈批評。但這並不影響綱領生效，也不影響黨繼續尊敬其思想領袖。這種黨務工作者與理論家各自獨立的體制形成了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種類似“政教分離”的傳統。
“教主”沒有組織-政治權力，“黨魁”也不干涉理論創新，它與黨內有派的多元化傳統相表里，使社會主義運動得以在公民政治的軌道上進行。
第一國際正式名稱是“國際工人協會”，實際就是個跨國的工會組織，後來的西歐、北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也都是在工人爭取民主權利（普選權）的過程中與工會相表里而形成的。晚清的中國人曾如此記載工人和“工黨”的關係：
“工黨聚眾至二十餘萬人赴議院要求選舉之權，是日卯刻工黨會集各分行業，申明此次聚眾宗旨，預推有名工黨十人為眾代表。是役也，工人以爭准舉工黨為議紳之例，聚眾至二十餘萬人之多……”。
可見那時所謂的“工黨”其實就是以工會為紐帶聯合起來的工人推舉的“代議士”。至少在議會政治的早期，這些“工黨”的選民確實主要就是工人—工會會員，而且這些工人主要就是“產業工人”——馬克思理論中最典型的“無產階級”。所以這樣的黨雖然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但作為馬克思定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作為當時公認的為工人運動立言的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乃至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對這些黨很有影響，但並不直接參與黨的政治運作。他們對這些運作常有不同意見，但對這種“政教分離”體制是從無異議的。
在這種背景下，按我們習慣的思維去爭論這類政黨是以“馬克思主義”還是以“修正主義”為指導其實無從談起。這些黨內可能既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也有“修正主義”的信徒，但政黨的政治運作並不是由“主義”，而是由工人-工會成員們的現實利益認知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的。
例如：德國社民黨由馬恩的信徒和拉薩爾的信徒合併成立後，黨魁倍倍爾等人大都是馬克思的信徒，但黨的主要現實訴求基本還是“拉薩爾派”的那一套——因為德國的工會——全德工人聯合會是拉薩爾那些人建立的，倍倍爾等人無法改變。在“主義”和工會之間，黨魁只能代表後者的意志。
平心而論，社會民主黨的實踐倒確實是如此。我們通常認為“馬克思主義黨”就等於“無產階級政黨”，但現實中“主義”與“社會基礎”往往並不重合。無論“主義”對社會民主黨的影響有多大，“政教分離”的機制使得他們在“馬克思主義黨”和“工人階級黨”兩者不可兼得時，只能更傾向後者。
從那以來的一個多世紀中，總的來說各國社會民主黨的“主義”色彩越來越多元、越來越淡漠，而由於選舉政治的“趨同”效應（能夠贏得多數選民支持的各種主張，說到底差別不可能太大），它們的社會基礎也越來越擴大，在“後工業化”時代製造業衰落的今天，西方各國的社會黨已經不可能只代表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和工會的利益。但應該承認，至今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類型政黨仍然是與工人階級、工會聯繫最密切的政治力量。
社民主義不是甘地主義
社會民主黨反對“暴力革命”，只主張“改良”嗎？
當然不是這麼回事。其實，看好議會民主不等於放棄反抗暴權，甚至是以暴抗暴；反過來說，承認反抗暴權更不意味着否認議會民主，這本來屬於常識。
馬克思、恩格斯贊成暴力革命，因為那時歐洲國家（不同於美國）的民-主不同於美國確實是“資產階級民-主”：它把民主制下“無代表，不納稅”的定理變成了逆定理——“不納稅，無代表”。而納稅是根據財產標準的。
所以那時歐洲各國的代議制基本上都實行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制，選民非常有限。例如法國“七月王朝”時期1846年國會選舉時選民不到20萬人，用恩格斯的話說這些人“多少都是屬於資本家階級”。“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人即資產者，才有選舉權。這些資產者選民選出議員，而他們的議員可以運用拒絕納稅的權利，選出資產階級的政府。”把這樣的代議制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是名副其實的。
這樣的民主也確實無從表達無產者的意願。無產者的運動在這種體制下常常受到統治者暴力鎮壓，1848年的卡芬雅克專政與1871年的梯也爾專政就是例子。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對工人們說：為了改變現存條件和使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15年、20年、50年的內戰”。
但馬恩從未把當時各國工人運動正在爭取的普選制民主、即窮人富人都是一人一票競選的民主稱為“資產階級民-主”，從未把“暴力革*命”絕對化，更從來沒有主張用暴力去推翻這樣的民主。
恰恰相反，他們曾經宣稱普選制就意味着工人階級統治：當英國工人運動“憲章派”提出六條“人民憲章”（主要就是要求廢除財產資格制，實行普選制——幾十年後這已完全實現。值得注意的是6條中並無公有制之類經濟制度方面的內容）時他們指出：“工人階級的戰鬥口號是：‘根據人民憲章對憲法實行民主修改’，如果這一點實現了，工人階級就會成為英國的統治階級。”
1872年馬克思就曾設想在英國、美國以及荷蘭這類民主政治比較完善的國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實現變革。恩格斯在世的最後幾年，在德國廢除“反社會黨人法”、實現普選制、社會民主黨競選取得重大進展後更是發表了如今經常被提到的那些支持無產階級黨派通過民主程序執政的所謂“晚年”言論，尤其在逝世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再版導言中他甚至開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會主義事業。
筆者曾經指出這種邏輯其實並非他“晚年”才有，早在1847年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所寫的綱領草案（即後來的《共產黨宣言》最初一稿）中，就批評了“製造革命”的主張，然後說：“但我們也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有產階級的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因此最終被推向革命，那麼我們將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無產階級的事業，就像現在用語言來捍衛它一樣”。
這裡講的很清楚：無產階級搞暴力革命並非必然，而是“如果”統治者堅持“暴力壓制”、剝奪無產者的民主權利，他們才會“被推向”暴力革命。請看：這個說法與後來鮑威爾等社會民主黨人的“防禦性暴力”主張有何不同？
當然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那時的工人運動是“政教分離”的。社會黨人搞議會民主並非根據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絕非甘地那樣的“非暴力主義者”。曾有人在大批判文章中力稱晚年恩格斯並未放棄“革命權”。
其實何止恩格斯，自從美國獨立宣言以來凡是承認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則上堅持對統治權力的不信任和對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認人民有權反抗暴政（即有權“革命”，包括有權以暴抗暴）。
像甘地那樣把非暴力原則絕對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為那時當局的反對派，他在日益看好議會民主前景的同時保持對統治者的警惕，不放棄公民的抗暴權利，這有什麼可怪的？
這其實也是公民社會的一種普遍傾向，而不僅為特定“主義”所有。例如美國從《獨立宣言》起就承認人民有革命權（如果政府損害人民，“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除它”），從當年抗英革命時的民兵傳統延續而來的公民自衛權承認民間有權持槍，就是基於這種邏輯。
儘管濫用持槍權確有大弊，筆者並不贊成這樣的安排，但是，難道美國人會因肯定持槍權而否定議會民主、會因肯定革命權而推翻憲政、會因承認公民自衛原則而擁護“迪克推多”式的統治嗎？
聖雄甘地的絕對“非暴力”思想也許很偉大，但應當承認，無論在社會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史上它都不是主流。恩格斯不是甘地，後來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嗎？同樣不是。在憲政條件下他們與對手共同承諾遵守民主規則，但從未承諾碰到暴政也不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說他們“沒有放棄暴力革命”也並不錯。不僅恩格斯沒有放棄，社民黨也沒有放棄。
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思想家如鮑威爾等人都主張“防禦性暴力”，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必須視對手而定，即以民主對付民主，以暴力對付暴力。
後來希特勒在德國剛上台，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今天社會黨國際的前身）立即於1933年8月召開巴黎代表會議，並通過決議全力反對法西斯，“直至武裝無產階級，用革命暴力抗擊法西斯主義暴力”。
而共產國際倒是在近兩年後的“七大”上才通過類似決議的。戰前歐洲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裝起義——1934年維也納二月起義就是社會民主黨人發動的。更著名的是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戰爭中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都投身於抵抗弗朗哥獨裁軍，而且社會黨人還是主角。直到二戰以後的社會黨國際，也仍然是一方面支持議會民主，另一方面肯定（如在拉丁美洲）以暴力反抗獨裁的合理性。
顯然，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後來搞議會民主的社會黨人雖然毫無疑問有很大的思想變化，但在“暴力革命”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的主要還是形勢和歷史背景的變化。馬克思時代無產者缺乏民主權利，因此他重視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政治發達了，他轉而重視議會鬥爭。但如果萬一專制復歸，無產階級仍有權以暴抗暴。
所以，說後來的社會民主黨人沿襲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張都是誇大其詞。應該說自恩格斯以後隨着憲政民主國家民權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鬥爭採取文明的議會民主形式逐漸成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漸沒人提了。實際上正如前面所言，只要進入議會政治軌道，恐怕不管什麼“主義者”都得遵守規則。辯論他們在理論上是否放棄了“暴力革命”其實沒有多少意義。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發生了暴力革命，它與革命後在和平時期搞“專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以暴抗暴”並不必然會“以暴易暴”。
英、美、法等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都經歷了暴力與戰爭，但和平恢復後他們都建立了憲政民主和法治秩序，“無產階級”就做不到、或者不想這樣做嗎？就一定要在和平時期無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嗎？和平時期的獨裁就不是“專政”，而是真正的專制了，馬克思、恩格斯設想過“無產階級專制”嗎？
顯然，馬、恩所謂的“專政”無論多麼激進，它從來只意味着以無產階級的暴力反抗統治階級暴力，而從不意味着“無產階級”會以暴力取締民主，哪怕是取締“資產階級民主”——如果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享有言論、結社、競選等權利而無產階級卻沒有（應當說許多國家歷史上確實有過這種情況）的話，那麼馬、恩的主張顯然只能是把這些權利擴展到無產階級中（假如這個過程遇到暴力鎮壓而無產階級以暴抗暴，那就是“專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資產階級也失去這些權利，同時又把所謂“無產階級的權利”集中於“先鋒隊”乃至領袖之手，民眾只能服從。
因此如果說後來民主國家社會黨人擯棄暴力而從事議會鬥爭還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對馬、恩的政治預期有所“修正”的話，他們執政後遵循憲政民主規則就完全是順理成章的。而普選制的憲政民主恰恰是歐洲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運動付出艱苦努力爭取到的寶貴成果，捍衛它恰恰就是忠於工人運動傳統的體現。
國營企業，還是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模式屬於與“生產社會主義”區別的“分配社會主義”嗎？
在批評“瑞典模式”的人中，通常都會提到這一模式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國家只搞分配，不搞生產，生產領域90%以上還是私人資本。所以它仍然是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黨這麼幹，也證明他們還是代表資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政黨”，只是有點“改良主義”而已。
僅就當代瑞典而言，確實它的“社會主義”主要就體現在“高稅收高福利”的強化二次分配、增加分配平等上。除了某些特殊領域（如北部的基律納富鐵礦區）外，瑞典的生產企業幾乎沒有國營企業。
但是，即便不談分配而僅就產權結構而言，瑞典所謂的“私營企業”是不是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還值得商榷。瑞典社民黨執政時期對工會持股、雇員持股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這對“資本家”的產權壟斷難道不是一種改變嗎？
現在瑞典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自然人控股者或家族控股者，而控股法人本身的股權結構也極為複雜和“社會化”，因此在瑞典誰是“資本家”其實真是很不好說。
舉個中國人應該熟悉的例子：“李書福收購沃爾沃”（其實只是收購其部分股份）似乎是一件很“長國人志氣”的新聞。誰都知道李書福是吉利的老闆，然而誰能搞清楚瑞典沃爾沃的老闆是何人？是哪個“資本家”把沃爾沃這個“資本主義企業”部分股權賣給了中國老闆？
其實，無論是多年前福特收購沃爾沃，還是後來福特吃不消又由李書福來接盤，他們主要的談判對手都是沃爾沃的工會！平心而論，沃爾沃的經營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瑞典模式”的局限性，人們不必對這種模式過於迷信。但是老闆明確的中國吉利和沒有真正的資本家、很大程度上是工會說了算的瑞典沃爾沃究竟哪個更像“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清楚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大範圍長時段看，說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就更站不住腳。
不管是最早開始掌權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還是英國工黨，甚至第三世界國家中這種模式曾經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實本來都是想搞“生產社會主義”的。但不是他們不想搞，而是發現國營企業很難經營，其中最大的困難還不是“資本家”的反對。而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搞生產型國有制，難就難在民*主條件下搞“紅色血汗工廠”不太可能。
不要說民*主國家，就連歷史上有過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工會運動傳統的東歐也面臨這個問題。東德剛剛建立沒幾年就發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運動，提出的主張就是“反對紅色血汗工廠”。
既然搞社會主義，怎麼能允許血汗工廠比資本家都搞得厲害？資本家都不能讓我們干那麼多，掙那麼少，“社會主義”就意味着我們有權比資本主義工人幹的時間要短，工資要高，福利要多。你現在相反，居然要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產，後生活”、“小車不倒只管推”？資本家都不敢這麼要求我們，是不是？
經濟學家通常講國有企業是“預算軟約束”，其實在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最典型的。在專*制條件下這個問題倒不一定很突出，因為專*制條件下官僚唯上是從，完全可以對勞動者進行“硬約束”，把國有經濟搞成“紅色血汗工廠”，要勞動者幹得更多，掙得更少。
例如列寧就對泰羅制很着迷，他認為蘇維埃經濟的優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強制普及泰羅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對付資本家，也包含“對工人階級自身的超經濟強制”！他列舉的強制方式包括：禁止罷工、“勞動軍”制度、強制無償勞動、變勞動權利為勞動義務、取消“勞動自由”（“勞動自由與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不相容”）等。
但社會民主主義這麼幹就不行。當初瑞典社會民主黨掌權以後，是國有化了一批企業，之後就發現經營很困難。1924年後，經過黨內、工會內乃至社會上的討論。社民黨就基本放棄了發展國營企業的打算，轉向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了。
為什麼？因為民*主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往往工會就很強大，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有些國家的國企幹部那樣，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國家政府官員，政務官靠選舉，事務官靠“科舉”（專業考核）。沒有“廠長受上面賞識就可以提部長”這種升遷渠道。既沒有升遷激勵，又沒有資本積累激勵，所以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是非常難解決的。
東歐國家劇變初期之所以急於處理國有企業，主要並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而是因為民主化以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變得更厲害。講得簡單點，既然民主化了，廠長就不能只討好上面，而要討好工人，工廠又不是他廠長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國家，國家受得了嗎？包括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企業，後來也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民主國家不僅企業內部難以搞“紅色血汗工廠”，外部也難以搞“官與民爭利”。民主條件下很難用鐵腕權力為國企創造“競爭優勢”。漢代的《鹽鐵論》就指出當時官辦鐵業生產的犁鋤價格又貴、質量又差，但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封禁了民間鐵業，官營鐵業就可以為朝廷大賺壟斷之利，而主持鹽鐵官營的桑弘羊也成了著名的“理財家”。
民主國家的國企能有這種條件嗎？有人說“與民爭利”只是與富人爭利，此說不值一駁。強制農民付更貴的錢買官家提供的劣質農具，這欺負的難道只是富人？
倒是民主國家的國企確實可能有“節制私人資本”的作用，因為在多數決定的民主體制下國營部門的公益職能是可以被民眾問責的，至少在直接的分配意義上（資源配置效率意義上另當別論）它很難坑了民眾而為官僚創收，但確有可能為公益而損害某些私人投資者利益（這也帶來了國企在資源配置上是否合理的爭議）。
不過，也正因為國營部門在民主體制下受到更多的公益問責，它自身的資本積累也更困難——用中國人的話講，民主國家的國營部門更可能“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其利潤處置、投資取向、環保和社會責任等等更易受到民主政治的影響。而專*制條件下的國營部門反而更可能讓桑弘羊這類“理財家”（貶義的說法叫“聚斂之臣”）大顯身手——當然，那是為皇上為朝廷理財，不是為百姓理財。
專*制國企當然也會“政治（宮廷政治）掛帥”影響“理財”——典型的就是桑弘羊這位傑出的“理財家”最後卻因宮廷政治掉了腦袋。不過這種專*制性質的“政治賬”是否比民*主國家的“政治賬”更影響國企的“聚斂”效果卻不一定。至少在經驗上，民*主化以後國企更難經營不是什麼罕見的現象。
這就可以理解民主左派上台後的國有經濟夢為什麼容易破滅。從生產社會主義角度講，有一個時期很多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國工黨，有人說它比瑞典社會民主黨“右”，其實那是在政治上英國人更加溫和，“告別革命”比瑞典人更徹底，但在經濟上要講國有化，工黨卻比瑞典人更熱衷。當然有些國家的社會黨，像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比英國工黨還積極，經濟國有化一度比英國的比重還要大。
但是後來到1970年代，就普遍認為國有企業很難辦。還有一個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謂的馬哈拉納比斯社會主義，就是“政治學英國，經濟學蘇聯（不是學瑞典）”。
印度國有企業辦得怎麼樣？記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國體改部門有個代表團訪問印度，回來後做了個報告，我印象深的一點是說印度的國有企業辦得不如我們，但是印度的私營企業辦得比我們好。請注意，1980年的時候中國沒有私營企業，所謂不如我們和比我們好，都是與我們的國有企業比。
簡單地說就是印度民營企業的狀況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好，但是印度國有企業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業內部，變成企業民主化、“工會治廠”，資本積累激勵和政治升遷激勵都沒有了以後，搞國有企業的確是難度很大。
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時期，印度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比中國晚了十多年。總之要麼是專制國家的國有企業我不說好不好吧，至少還可以正常經營，要麼是民主國家的民營經濟經營得也不錯。
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經營困難，逐漸就主要轉向“社會主義分配”了。有人說這是社會黨“變質”了，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民主體制下的存量國有化一般也是贖買而非沒收，增量國有化就和資本家的偏好更難相關。國家投資新辦企業，既沒有沒收也沒有贖買民企，只要議會同意就行，資本家管得着嗎？
像印度獨立前只有一個民營的塔塔鋼鐵廠，獨立後學習蘇聯，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搞了六個國營鋼鐵聯合企業——波卡羅、比萊、魯爾克拉、維沙卡帕特南……唯一的民營塔塔鋼廠仍然存在，但全國鋼產量90%以上已是國營企業生產遺憾的是大部分國營鋼廠虧損，還就是塔塔盈利。
即便就是存量國有化，國家是把資本家的企業贖買下來由政府自己經營，還是搞累進的高稅收、讓資本家主要是給國民、而沒法給自己掙錢？資本家對哪個的牴觸更強烈？這根本是不一定的。
道理很簡單：贖買也好，徵稅也好，兩者都有條件是否優惠的問題。對資本家來說，企業要是可以賣個大價錢，這錢還是我的嘛，我怎麼一定會更願意交那麼高的稅讓你把我賺的錢幾乎全拿走？
所以瑞典左派放棄大辦國企而轉向“分配社會主義”，與資本家的偏好無關，那就是絕大多數選民（主要當然是勞動者）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可行性的緣故。
這個體製發展到現在，已經在發達國家中成為普遍的形態，即使在美國，我們知道美國幾乎是不辦國企的，連軍事工業都是私營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國家財富中公共財政所占比重也是相當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財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於“社會”、取向於社會平等的，不可能用於皇家或官家，那還不是“社會主義”？過去古代專制皇帝的“鹽鐵官營”倒是管生產的，難道那才是社會主義？
有人說，國企很少的經濟即便分配再平等，也不能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叫“社會市場經濟”。其實人家也不想跟你搶這個名詞。從社會平等這個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講，在本質上這有什麼區別呢？
抹紅”羅斯福“與“毛巴馬”現象
社會民主模式的淵源問題：“福利國家”是“學習蘇聯”的結果嗎？
為什麼會出現福利國家？長期以來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解說。
如“民主社會主義”說強調本國工農運動的壓力與社會民主黨思想的演變；李普塞特的“托利社會主義”說指出統治者（迪斯累利、俾斯麥等）的“父權制保障”創造了最早的福利制度；坎特伯雷大主教W. 坦普爾認為基督教價值觀是福利國家的源泉；西方歷史傳統說指出福利制度與市場制度一樣源遠流長，古雅典的國家贖俘、觀劇津貼、古羅馬的國家保障“麵包與馬戲”、17世紀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等，都是福利國家的源流，甚至有些福利國家的批評者認為古羅馬的滅亡就是因為“國家福利”搞得太多了……等等。
而在我們這裡，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學習蘇聯”說。據說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是不管勞動人民死活的。但是蘇聯出現後，那裡的社會平等與福利保障就產生了強大的感召力，使得統治者不得不有限度的“學習蘇聯”搞些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在蘇東劇變後，這種說法甚至成為一種為蘇聯體制辯護的主流見解，如日本左派學者鹽川伸明自嘲的：似乎東方人搞社會主義不是為自己謀福利，而是為西方人謀福利？
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什麼根據。例如有人說羅斯福新政是學蘇聯。羅斯福上台時蘇聯正經歷類似我們“三年人禍”那樣的體制性大饑荒，烏克蘭農民餓死十分之一，政府不僅不救濟，把人禁錮起來不許逃荒，還從餓殍口中奪糧用於出口！說羅斯福搞社會福利是學蘇聯，未免太異想天開了吧。
當年美國是有羅斯福學蘇聯這種說法，那是右派為了攻擊羅斯福，把他說成赤化分子。嚴肅的學者怎能當真呢？在羅斯福時代，想學蘇聯的美國共產黨根據那時共產國際的指令，是罵新政的（二戰時代因為美蘇結盟，蘇聯對新政一度比較肯定，但二戰結束就又罵了，不願罵的美共名人如洛夫斯通、白勞德都被共產國際授意開除）。
而罵新政的人有斥責它想學蘇聯的，實際是給羅斯福背黑鍋——請注意，在這種語境中的蘇聯不是“榜樣”，而是“黑鍋”。而支持新政的人從來沒有講學蘇聯。羅斯福提到的新政思想淵源有古羅馬，有傑佛遜等等，但對把新政與蘇聯相聯繫的說法他只有駁斥。
支持新政的是什麼人？他們是追求公正的“自由主義”——直到今天，“自由主義者”在美國語境中仍被視為“偏左”，這就是新政時代形成的傳統，今天反對新政傳統的右派，則要被說成是“新自由主義者”和普羅大眾，包括工會。而眾所周知，美國的工會比商會更反共，經常譴責老闆們為了與蘇聯做生意而不顧人權，說他們支持羅斯福搞新政是想學斯大林，不滑天下之大稽嗎？
其實把他們的社會福利與蘇聯模式拉到一起，是那裡“反福利政策”的“右派”抹黑或者說是“抹紅”對手的慣用手法。直到近年來的美國“選戰”中，仍然有美國“右派”支持者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醜化為“毛巴馬（MAOBAMA）”、“奧巴毛（AOBAMAO）”的鬧劇。
有趣的是他們穿的那種奧巴毛身着毛式軍裝擺出wg姿態的漫畫T恤衫（網售時被稱為“反奧巴馬T恤（Anti-AobamaTshirt）”）基本是進口中國勞動密集型工廠產品。我們這邊也居然有人說奧巴馬的進步是因為學了毛主席。我想奧巴馬聽了這種“恭維”不知作何感了。
當然，他們的“左派”也會還以顏色。“右派”罵羅斯福“學習斯大林”，罵奧巴馬“學習毛澤東”，“左派”則罵特朗普“學習希特勒”。其實這恰恰說明各種極*權主義在那裡的聲名狼藉，豈能真的成為羨慕、學習的對象？
不過，近年來隨着我國國民福利問責意識的覺醒，我國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即不是把“福利國家”當成“他們學我們”的一種好事，而是當成“他們影響我們”的一件壞事。
《環球時報》2010年曾刊出整版文章，出動七名官方頂級學者集體發聲，抨擊“西方自羅斯福新政以後，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西方現在的問題說白了就是(福利國家使)人變懶了。……中國人比你勤勞肯干，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有什麼不對？這些人認為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優越，擔心西方的“福利病”傳染到中國，這樣的說法近年來越來越盛行。
福利國家的確也有不少問題，全面評價福利國家之利弊並非本文的任務。不過，以上說法倒確實指出了一個事實：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不可能是那種要求勞動者比人家“勤勞肯干，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的體制傳播過去的。相反，這些年的改革中我們不僅在向人家學習市場經濟，實際上也向人家學了不少“社會主義”。諸如廉租房、最低工資、全民醫保這類東西，都是我們過去沒有而在改革時代從他們那裡學來的。
就蘇聯而言，在蘇聯晚期的確社會保障比較發達。但是正如1920年代的蘇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坦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固然有社會平等、福利保障方面的訴求，然而這是未來“社會主義積累規律”的事。
現在的“蘇維埃經濟”遵循的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猶如“資本主義”的自由交換之前必須有個暴力掠奪消滅小農的“原始積累”階段一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任務不是平等對待占當時蘇俄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而是掠奪農民“比資本家拿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集體農莊就是為此而設，它考慮的不會是什麼社會保障，而是怎樣從農民那裡“比資本家拿得更多”。無怪乎會發生大量餓死農民的慘劇了。
蘇聯集體農莊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現在還剛起步。今天我們不僅從西方學市場競爭，也在學如何搞社會保障。政策導向曾趨向於學美國，現在有人說美國的不行，應該學歐洲。但總不會是歐美學中國吧？
西方的民權進步的確不僅應當歸功於自由主義，也應當歸功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但豈能歸功於斯大林主義？！如今我們不僅要向西方學習自由主義，也要向西方學習“社會主義”。但這種“社會主義”對於我們基本是新東西，而不是原來有過、現在“恢復”的東西。
西方的福利國家當然可以說是“逼出來的”，但那是在他們的憲政民主體制下、被他們本國的民眾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被民主國家的勞工運動即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逼出來的。然而那與專制主義（即便是打“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主義）何干？19世紀歐洲迪斯累里、俾斯麥在英、德勞工運動壓力下開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時，世界上哪裡去找斯大林式國家？
“福利國家”源遠流長
民主制度下天然有公眾福利要求，而且有福利問責的機制，是這樣嗎？
確實如此。
其實早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就講過民主制導致“窮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過從債務豁免到“觀劇津貼”、從“麵包與馬戲”到兒童補助之類的“古代福利國家”制度，從來沒人說那是從波斯帝國學來的吧？
今天香港的張五常、李嘉誠諸先生也成天擔心“民主化會導致福利社會”，但他們從不擔心我黨治港會導致福利社會！
古代的事情就不說了。從現代“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看出“學習蘇聯”說之謬。平心而論，在負面信息被封鎖的條件下，蘇聯在一定時期也確實對部分西方民眾有相當感召力。
除了對少數共產黨人外，蘇聯對西方一般公眾的價值吸引力，主要是在1929-1956年間。在此以前西方經濟高度繁榮，而蘇聯那時還談不上什麼經濟成就，媒體上報道的是她經濟貧困、時有饑荒、政治專制、缺少自由，一般西方公眾對此難有好印象。
1929年以後情況大變：西方出現大危機與大蕭條，公眾怨聲載道，而蘇聯經濟卻高速增長，實現了工業化，令人刮目相看。加上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打敗納粹德國，更使當時與之結盟的西方公眾產生好感。西方各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時隊伍明顯擴大。因此要說“學習蘇聯”，也就是這時了。
而到1956年，赫魯曉夫開始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黑暗，匈牙利事件的血腥一幕更在西方公眾中引起極大震動，這個體制的聲譽便一落千丈，西方各國共產黨幾乎都出現了退黨狂潮，影響劇降，如英國共產黨就損失了90%以上的成員，這個黨可以說基本垮掉。其他西方各國共產黨也基本都遭重挫。可以說，這時蘇聯對西方一般公眾已經成了“反面教材”了。
換言之，如果說蘇聯的影響對西方福利國家的形成確實有重要作用。那麼西方福利制度就主要應該是這一時期建立的。但事實恰恰並非如此。
我們知道西方各國的社會保障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古希臘羅馬且不論，僅近代就從17世紀的濟貧法、19世紀的“托利社會主義”到20世紀的福利國家。其中1929—1956年蘇聯有道義影響的時期只是一小段，而除美國的“新政”出現在這個時期（但如前所述也很難說是“學蘇聯”）外，其他西方國家公共福利制度形成的關鍵進展幾乎都不在這一時期。
英國主要社會保障制度立法一般認為主要有63項。其中：19世紀出台7項，1900年代7項，1910年代8項，1920年代11項，1930年代4項，1940年代7項，1950年代3項，1960年代1項，1970年代8項，1980年代2項，1990年代5項。也就是說只有14項形成於上述時期。
通常認為，英國福利制度從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開始至今400多年有三次大改革，即1834年新濟貧法、1870－1914年福利改革（以1908年養老金法和1911年國民保險法為標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政府的改革（這次改革使1948年工黨宣布英國建成了“福利國家”）。
但是，我國學者丁建定認為只有1870－1914年的那一輪才是“根本性轉變”，1834年濟貧法只是“舊濟貧法”的調整，而戰後的工黨改革只是“對1870－1914年建立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兩者都不是根本性的。
聯邦德國的福利制度雖然起源於俾斯麥時代，高度發達於二戰之後的“社會市場經濟”時代，但關鍵性的進展是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實現的。
1918年魏瑪共和國成立不久，就頒布了工人保護令、失業救濟令、勞動時間法、團體協約法。1919年魏瑪憲法公布，其第165條規定建立工廠委員會制度，從而開始了後來所說的“工業民主制”。1920年又推出工廠會議法，1922年推出工作介紹法、工業法院法、勞動擴張法、勞動仲裁法、兒童保護法。1923年推出殘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失業救濟法。1926年：勞動法院法；1929年：職業介紹與失業保險法；1930年：經濟代表組織法；等等。顯然，這些關鍵步驟也都與蘇聯影響無關。
至於瑞典社會民主黨，她上台前就極力鼓吹民主社會主義，1920年上台後便付諸實踐。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一樣，他們都是老牌社會主義政黨，甚至還是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老大哥”。說他們是學了蘇聯才要搞福利國家，就更莫明其妙了。
有關北歐社會民主模式的問答
問：社會民主模式屬於與“生產社會主義”區別的“分配社會主義”嗎?
答：在批評“瑞典模式”的人中，通常都會提到這一模式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國家只搞分配，不搞生產，生產領域90%以上還是私人資本。所以它仍然是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黨這麼幹，也證明它們還是代表資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政黨”，只是有點“改良主義”而已。
僅就當代瑞典而言，確實它的“社會主義”主要就體現在“高稅收高福利”的強化二次分配、增加分配平等上。除了某些特殊領域(如北部的富鐵礦區)外，瑞典的生產企業幾乎沒有國營企業。但是，即便不談分配而僅就產權結構而言，瑞典所謂的“私營企業”是不是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還值得商榷。瑞典社民黨執政時期對工會持股、雇員持股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這對“資本家”的產權壟斷難道不是一種改變嗎?
現在瑞典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自然人控股者或家族控股者，而控股法人本身的股權結構也極為複雜和“社會化”，因此在瑞典誰是“資本家”其實真是很不好說。舉個中國人可能熟悉的例子：“李書福收購沃爾沃”(其實只是收購其部分股份)似乎是一件很“長國人志氣”的新聞。誰都知道李書福是吉利的老闆，然而誰能搞清楚瑞典沃爾沃的老闆是何人?是哪個“資本家”把沃爾沃這個“資本主義企業”部分股權賣給了中國老闆?其實，無論是多年前福特收購沃爾沃，還是後來福特吃不消又由李書福來接盤，他們主要的談判對手都是沃爾沃的工會!平心而論，沃爾沃的經營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瑞典模式”的局限性，人們不必對這種模式過於迷信。但是老闆明確的中國吉利和沒有真正的資本家、很大程度上是工會說了算的瑞典沃爾沃究竟哪個更像“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清楚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大範圍長時段看，說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分配社會主義”就更站不住腳。不管是最早開始掌權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還是英國工黨，甚至第三世界國家中這種模式曾經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實本來都是想搞“生產社會主義”的。但不是它們不想搞，而是後來發現國營企業很難經營，而且最大的困難還不是“資本家”的反對。在民主體制下搞生產型國有制，的確相當難，難就難在民主條件下搞“紅色血汗工廠”不太可能。
不要說民主國家，就連歷史上有過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工會運動傳統的東歐也面臨這個問題。東德剛剛建立沒幾年就發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運動，提出的主張就是“反對紅色血汗工廠”。既然搞社會主義，怎麼能允許血汗工廠比資本家都搞得厲害?資本家都不能讓我們干那麼多，掙那麼少，“社會主義”就意味着我們有權比資本主義工人幹的時間要短，工資要高，福利要多。你現在相反，居然要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產，後生活”“小車不倒只管推”?資本家都不敢這麼要求我們，是不是?
經濟學家通常講國有企業是“預算軟約束”，其實民主條件下的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是最典型的。在專制條件下這個問題倒不一定很突出，因為專制條件下官僚唯上是從，完全可以對勞動者進行“硬約束”，把國有經濟搞成“紅色血汗工廠”，要勞動者幹得更多，掙得更少。例如列寧就對泰羅制很着迷，他認為蘇維埃經濟的優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強制普及泰羅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對付資本家，也包含“對工人階級自身的超經濟強制”!他列舉的強制方式包括：禁止罷工、“勞動軍”制度、強制無償勞動、變勞動權利為勞動義務、取消“勞動自由”(“勞動自由與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不相容”)等。(見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52、126頁。)
但社會民主主義這麼幹就不行。當初瑞典社會民主黨掌權以後，是國有化了一批企業，之後就發現經營很困難。1924年後，經過黨內、工會內乃至社會上的討論。社民黨就基本放棄了發展國營企業的打算，轉向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了。
為什麼?因為民主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往往工會就很強大，民主條件下國有企業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有些國家的國企幹部那樣，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國家政府官員，政務官靠選舉，事務官靠“科舉”(專業考核)。沒有“廠長受上面賞識就可以提部長”這種升遷渠道。既沒有升遷激勵，又沒有資本積累激勵，所以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是非常難解決的。東歐國家劇變初期之所以急於處理國有企業，主要並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而是因為民主化以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變得更厲害。講得簡單點，既然民主化了，廠長就不是討好上面，而是要討好工人，工廠又不是廠長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國家。包括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企業，後來也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從生產社會主義角度講，有一個時期很多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國工黨，有人說它比瑞典社會民主黨“右”，其實那是在政治上英國人更加溫和，“告別革命”比瑞典人更徹底，但要講經濟上的國有化，工黨卻比瑞典人更熱衷。當然有些國家的社會黨，像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比英國工黨還積極，經濟國有化一度比英國的比重還要大。但是後來到1970年代，就普遍認為國有企業很難辦。還有一個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謂的馬哈拉諾比斯社會主義，就是“政治學英國，經濟學蘇聯(不是學瑞典)”。印度國有企業辦得怎麼樣?記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國體改部門有個代表團訪問印度，回來後做了個報告，我印象深的一點是說印度的國有企業辦得不如我們，但是印度的私營企業辦得比我們好。請注意，1980年的時候中國沒有私營企業，所謂不如我們和比我們好，都是與我們的國有企業比。簡單地說就是印度民營企業的狀況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好，但是印度國有企業比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業內部，變成企業民主化、“工會治廠”，資本積累激勵和政治升遷激勵都沒有了以後，搞國有企業的確是難度很大。結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時，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比中國晚了十多年。 民營經濟經營得也不錯。
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經營困難，逐漸就主要轉向“社會主義分配”了。有人說這是社會黨“變質”了，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民主體制下的存量國有化一般也是贖買而非沒收，增量國有化就和資本家的偏好更難相關。國家是把資本家的企業贖買下來由政府自己經營，還是搞累進的高稅收、讓資本家主要是給國民而基本上沒法給自己掙錢?資本家對哪個的牴觸更強烈?這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簡單：贖買也好，徵稅也好，兩者都有條件是否優惠的問題。對資本家來說，企業要是可以賣個大價錢，這錢還是我的嘛，我怎麼一定會更願意交那麼高的稅讓你把我賺的錢幾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棄大辦國企而轉向“分配社會主義”，與資本家的偏好無關，而是絕大多數選民(主要當然是勞動者)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可行性的緣故。這個體製發展到現在，已經在發達國家中成為普遍的形態，即使在美國，我們知道美國幾乎是不辦國企的，連軍事工業都是私營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國家財富中公共財政所占比重也是相當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財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不可能用於皇家或官家，是用於“社會”、取向於社會平等的，那還不是“社會主義”?過去古代專制皇帝的“鹽鐵官營”倒是管生產的，難道那才是社會主義?
有人說，國企比重很小的經濟即便分配再平等，也不能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叫“社會市場經濟”。其實人家也不想跟你搶這個名詞。從社會平等這個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講，在本質上這有什麼區別呢?
問：社會民主模式的淵源問題：“福利國家”是“學習蘇聯”的結果嗎?
答：為什麼會出現福利國家?長期以來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解說。如“民主社會主義”說強調本國工農運動的壓力與社會民主黨思想的演變;李普塞特的“托利社會主義”說指出統治者(迪斯累利、俾斯麥等)的“父權制保障”創造了最早的福利制度;坎特伯雷大主教W•坦普爾認為基督教價值觀是福利國家的源泉;西方歷史傳統說指出福利制度與市場制度一樣源遠流長，古雅典的國家贖俘、觀劇津貼，古羅馬的國家保障“麵包與馬戲”，17世紀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等，都是福利國家的源流，甚至有些福利國家的批評者認為古羅馬的滅亡就是因為“國家福利”搞得太多了……
而在我們這裡，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學習蘇聯”說。據說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是不管勞動人民死活的。但是蘇聯出現後，那裡的社會平等與福利保障就產生了強大的感召力，使得統治者不得不有限度的“學習蘇聯”搞些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在蘇東劇變後，這種說法甚至成為一種為蘇聯體制辯護的主流見解，對此，日本左派學者鹽川伸明自嘲道：似乎東方人搞社會主義不是為自己謀福利，而是為西方人謀福利?
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什麼根據。例如有人說羅斯福新政是學蘇聯。羅斯福上台時蘇聯正經歷類似我們“三年人禍”那樣的體制性大饑荒，烏克蘭農民餓死十分之一，政府不僅不救濟，把人禁錮起來不許逃荒，還從餓殍口中奪糧用於出口!說羅斯福搞社會福利是學蘇聯，未免太異想天開了吧。
當年美國是有羅斯福學蘇聯這種說法，那是右派為了攻擊羅斯福，把他說成赤化分子。嚴肅的學者怎能當真呢?在羅斯福時代，想學蘇聯的美國共產黨根據那時共產國際的指令，是罵新政的(二戰時代因為美蘇結盟，蘇聯對新政一度比較肯定，但二戰結束就又罵了，不願罵的美共名人如洛夫斯通、白勞德都被共產國際授意開除)。而另外斥責說新政想學蘇聯的，實際是讓羅斯福背黑鍋——請注意，在這種語境中的蘇聯不是“榜樣”，而是“黑鍋”。而支持新政的人沒有講學蘇聯。羅斯福提到的新政思想淵源有古羅馬，有傑斐遜等，但對把新政與蘇聯相聯繫的說法他只有駁斥。支持新政的是什麼人?他們是追求公正的“自由主義者”(直到今天，“自由主義者”在美國語境中仍被視為“左派”，這就是新政時代形成的傳統，今天反對新政傳統的右派，則要被說成是“新自由主義者”)和普羅大眾，包括工會。而眾所周知，美國的工會比商會更反共，經常譴責老闆們為了與蘇聯做生意而不顧人權，說他們支持羅斯福搞新政是在於羅斯福想學斯大林，不滑天下之大稽嗎?
其實把他們的社會福利與蘇聯模式拉到一起，是那裡“反福利政策”的“右派”抹黑(也可以說是“抹紅”)對手的慣用手法，直到近年來的美國“選戰”中，仍然有美國“右派”支持者把民主黨(通常被視為“左派”)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稱為“毛巴馬(MAOBAMA)”、“奧巴毛(OBAMAO)”的鬧劇。有趣的是，他們穿的那種奧巴馬身着毛式軍裝擺出文革姿態的漫畫T恤衫(網售時被稱為“反奧巴馬T恤(Anti-Obama T-shirt)”)基本是進口自中國勞動密集型工廠的產品。我們這邊也居然有人說奧巴馬的進步是因為學了毛主席。我想奧巴馬聽了這種“恭維”不知作何感了。
不過，近年來隨着我國國民福利問責意識的覺醒，我國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即不是把“福利國家”當成“他們學我們”的一種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