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參加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

全球華人聯合抗爭大行動所作的

演講辭

高瞻

首先，我要向在場的所有的年輕人深深的鞠躬和道歉：因為三十三年前我的一個行為，使你們不得不在三十三年後的今夜犧牲了自己學習、娛樂、休息的時間，在嚴寒下和朔風中，冒着極大的風險聚集到這裡，點燃燭光、沉重肅立、振臂吶喊。

三十三年前，我和此刻的你們一樣，青春勃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當時的我，也像你們現在這樣沉重肅立着，凝神聆聽前面講台上的人在講話。只不過，那時我是站在萬里之遙、大洋彼岸，站在中國北京的一所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的三角地，同樣心潮澎拜、激情洶湧、思緒萬丈。

但是，當年的我最終還是依次選擇了靜默、觀望和跟隨。那時，我有着太多的猶豫、彷徨、顧慮、膽怯和懦弱。

因為猶豫、彷徨、顧慮、膽怯和懦弱，我沒有挺身而出、舍安取義、犯險赴難、為眾人先，結果中國的天持續黑暗了三十三年，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絲一毫晨曦到來的兆象。

當然，我這樣說你們會覺得誇張。但我仍然堅定的相信，只有、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報有這樣的信念：“只要自己能夠和敢於義無反顧、‘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會令天光大亮，就會將人性復歸，就會使民主誕生，就會讓自由降臨”，中國才能、定能山河變色、日月重暉。

我還要代表三十三年前不計其數的像我一樣靜默、觀望和跟隨的人們，向你們說聲對不起：我們當年沒有盡到、盡完自己應盡的責任，沒有完成理應由我們去完成的事業，沒有實現理應由我們去實現的使命，卻把責任留給了你們，結果讓你們又承擔了本來不應承擔的重負，讓你們還要再一次背負起這副沉重、冰冷的十字架。

三十三年來，人世變換、滄海桑田，我經歷了很多，也留下了諸多遺憾。但我最大的遺憾，就是當年的猶豫、彷徨、顧慮、膽怯和懦弱。我的女兒還很小，你們大多數還沒有孩子；今天，我再也不想再也不願把這副十字架繼續、又一次留給我的女兒、留給你們的孩子，讓他們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後還要再次在嚴寒下和朔風中冒着風險站在這裡。我的女兒、你們的孩子應該去做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崇高、更有益全世界和造福全人類的事情——即便沒有那麼宏大的願望，他們也該去享受生命、擁抱生活、追求愛情、尋歡作樂、秉燭夜遊，而絕不該再像現在這樣，不得不為“免於恐懼”和“生活在文明國家”這樣一個可憐的目標而奮爭、掙扎、奔波、沉重、煎熬、焦灼、苦痛、愴楚和受難。

一周以來，看着中國各地一處處奮起抗爭的影像，聽着中華大地一聲聲憤怒呼喊的音響，我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情難自控、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三十三年裡，我魂牽魄繞，千百回的夢見逼真的這一幕。我數不清曾經做過多少次夢，夢見自己在三角地、在中關村、在天安門、在長安街、在南池子、在北太平莊……夢見滿牆的標語、檄文、大字報……夢見廣場上的旗幟、隊列、遊行、呼喊、奔跑……夢見軍車、士兵、硝煙……午夜夢回，我久久望着漆黑一片、濃得化不開的夜幕，絕望入骨髓，壓抑到窒息，孤寂至淒涼。我清楚那一切永遠只能重現於夢寐里和幻境中，我知道自己的今世餘生將不復有機會再次親眼目睹那一切了。如果讓我能重來一遍那五十六天，我願意用剩下的全部生命來交換。可是今天，鐵木開花、江水倒流，夢境竟然成真，我怎麼能不感情恣肆、泣淚橫流？

一百零七年之前，袁世凱決心復辟帝制，蔡鍔回到雲南起兵護國討袁。記者來採訪他，問：你發動此次運動的目的是什麼？蔡鍔沒有說捍衛共和、順應世界大勢和歷史潮流、普世價值等等豪言壯語，而僅僅回答了十個字：“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蔡鍔當然明白，他的護國軍力量有限，很可能在袁世凱的北洋軍兵鋒下歸於失敗；但是他心裡更知道：哪怕不堪一擊，哪怕註定失敗，也必須戰鬥一次、失敗一次、被擊垮一次！否則，我們成了什麼了？四萬萬人成了什麼了？你想要共和就共和、你想要復辟就復辟，你想當總統就當總統、你想做皇帝就做皇帝，如果我們四萬萬人無動於衷、萬馬齊喑、鴉雀無聲、任人宰割，讓你隨心所欲、隨性胡來，我們還是人嗎？我們還有人格嗎？我們還有面目苟活在世界上嗎？

從那時至今，一百零七年過去了。當年蔡鍔口中的“四萬萬人”早就變成了“十四萬萬人”。可是，我們的人格不但仍然沒有爭到，反而更加蕩然無存。一百零七年來，中國的人口增加了近四倍，可中國人的人格現在還剩下當年的四分之一嗎？當年的袁世凱政府可以剝奪四萬萬的人格，而今天的政府卻能夠多剝奪了十萬萬人的人格！這一切，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墮落又是什麼? 一百零七年前的一個軍人，一個武夫，尚且知道起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的我們，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大道之行的今天，難道還不更應該為自己爭人格嗎？

烏魯木齊中路上的幾千個上海民眾一遍遍齊聲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振聾發聵的口號，但，這可能實現嗎？說實話，我根本不期望、不幻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這一天——當然，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不是你們的有生之年：我堅信在你們的有生之年裡一定會看到這一天。中國國內的這次抗爭，在全世界上被稱為“白紙革命”，我還給它又起了另一個名字：“七日革命”。在中國政府的嚴酷高壓下，它沒有懸念的不可能超過一個星期，然後就會煙消雲散、化於無形。但即便如此，這個“七日革命”依然有着劃時代、歷史性的巨大意義：

第一，它是三十三年來第一次、又一次中國人民偉大的啟蒙運動。你們的父母可能告訴過你們：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共僭政以來唯一像點模樣的十年，是改革開放的十年，是思想解放的十年，是激情澎拜的十年，是崢嶸火熱的十年，是狂飆突進的十年，是高歌猛進的十年，是精神衝破牢籠、掙脫枷鎖的十年。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長達三十三年共產黨的奴化、愚化、毒化統治，再次把中國人的靈魂囚禁入死牢、思想禁錮於刑房、精神蒙蔽在坑道、心靈打壓進地獄。三十三年裡黑白顛倒、善惡混肴、是非錯亂、人妖不分，大多數中國人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猶如行屍走肉，一片亡天下的末世景象。對一場時代革命和社會進步來說，甦醒與覺悟，比膽量、勇氣和犧牲精神更加重要、更加首要。如果沒有甦醒與覺悟，膽量、勇氣和犧牲精神就可能化為邪惡、就可以變成窮凶極惡的力量、就能夠成為暴政的幫凶，正像當年的義和拳、文革的紅衛兵、最近幾十年的左派五毛，以及這次疫情和“七日革命”中那些助紂為虐的捕快、衙役、暴徒、打手們所表現出來的一樣。這次“七日革命”，像一道光芒四射的耀眼閃電，如一聲震耳欲聾的驚天巨雷，劃破了黑沉沉的夜空，震撼了死寂寂的荒原，再次開啟了中國人的蒙昧，重新照亮了中國人的心智，又一回驚醒了中國人的酣夢——而只要夢醒，這個民族就有着無限的希望。

第二，它在短短一、兩天之內，就利索的、強悍的、痛快的、無情的、徹底的、直截了當的、淋漓盡致的戳破和揭穿了中共花費了無數個年頭，挖空心思、耗盡金錢才編織、構制和偽造出的滔天謊言和無恥讕言。就在一個月前，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的時候，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天空中，鋪天蓋地的充滿了“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人心所向、民心所向、黨心所向、軍心所向“ 的詛咒發誓和指天符地——十四億中國人相不相信不知道，反正他們自己應該是相信了；就在半個月前，掃平宇內、完定乾坤、君臨天下、位登極頂的習近平，王者歸來般的重返二十國集團和APEC峰會，志得意滿、不可一世的快樂、享受、張狂着在國際舞台上的飛揚跋扈，讓拜登一路小跑、讓特魯多落寞而去、讓各國領袖列隊朝賀覲見，為全人類指出方向、為全世界規劃未來、為全宇宙重塑秩序。而“七日革命”一剎那就讓這些剛才發生、還沒有過足癮的迷狂頓成泡影、瞬間烏有、碎如齏粉、前功盡棄、俱付東流，不但狠狠的使他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噁心出醜、丟人顯眼，不光狠狠的令他在自己的團伙成員和鷹犬走卒面前名聲狼藉、威風掃地，而且讓一直迷醉沉淪於“黨心所向，民心所盼，眾望所歸”、“天下歸心、萬眾仰望”的夢囈中的他本人也終於意識到：在失去所有、不再恐懼的人們的口中和心裡，真實的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貨色——他又怎麼能不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咬牙切齒、喪心病狂呢？

不過，對最後這一點我倒還有些存疑。這幾天推特上有很多人百思不解：怎麼中國發生了這麼生死攸關的大事，也不見習近平出個聲？有人甚至懷疑他人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其實，你們真的是多慮了，也的確錯怪習近平了：以我的認識，沒準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幾天的火山噴發、根本就不明白今天的世界已經和他幾天前還在幻覺的那個世界不一樣了。你想呀，當今滿朝中的那些奸佞、奴才、馬屁精們，誰敢、誰又有必要主動跑過去對他說：“老大呀，大事不好了：滿城老百姓哪哪兒到處都在喊，讓你趕快下台呢！”他們最多只會告訴他：“這兩天，有極少數極少數、極個別極個別的敵對分子和精神病人，在境外勢力的陰謀、操縱和指使下，混在全國各地自發上街去表達對黨中央和您核心英明的“清零政策”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的群眾隊伍里，藉機呼喊‘共產黨，下台’的反動口號，企圖滲透破壞、擾亂穩定、煽動動亂、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對他們的罪惡企圖，在場廣大群眾無不表現出強烈憤慨並當場將他們扭送公安人員“。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規矩和政治文化，而這種制度規矩和政治文化，正在不知不覺和無知無覺中，“潤物細無聲”的一點點把他們引向潰敗與毀滅。

第三，它讓跪了、匍匐了無窮無盡歲月的中國人，三十三年來第一次在朋友和敵人的面前漂漂亮亮、堂堂正正、揚眉吐氣、挺直腰杆，讓中國人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使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了中國人隱忍在心底的意志、骨氣和人格，又一次聽到了中國人在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被迫發出的最後吼聲。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若干日子，是有史以來中國人在世界上最為驕傲、最被尊敬的一段時光。那時的中國人，走到哪裡都昂首挺胸，走到哪裡周圍人都肅然起敬。之後的三十三年裡，中國人的尊嚴陷進泥沼，中國人的人格墜入塵埃。“七日革命”像一百零七年前的護國運動一樣，讓中國人重新贏得了尊嚴，使中國人重新撿起了人格。如果你想要改革開放就改革開放、你想要二次文革就二次文革，你想要限制幹部任期就限制幹部任期、你想要恢復終身制就恢復終身制，你想要集體領導就集體領導、你想要個人專斷就個人專斷，你想要清零就清零、你想要封城就封城、你想要破門就破門、你想要綁人就綁人、你想要人死就得死、你想要人活必須活，而我們十四萬萬人都無動於衷、萬馬齊喑、鴉雀無聲、任人宰割，讓你隨心所欲、隨性胡來、隨意處置、隨興玩弄，那我們還是人嗎？我們還有人格嗎？我們還有面目苟活在世界上嗎？要真是那樣，不但文明國家的人看不起我們，美國人看不起我們，就連伊朗人都會看不起我們；不但伊朗人看不起我們，就連我們自己都會看不起我們；不但我們自己看不起我們，就連我們的敵人都會看不起我們。你們知道嗎？那個熱衷用動物屬性來比喻治國理政的鄧小平，除了“黑貓白貓”理論之外，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底談到學生抗議示威時，還有過另一句名言：“泥鰍掀不起大浪，臭蟲拱不起被窩”。他的意思是，中國的老百姓想鬧事？就他們那點泥鰍、臭蟲一樣的德性，能鬧出個屁來啊！看看吧，在口口聲聲“人民就是江山”的他們的眼裡和心裡，我們別說什麼人格了，連人都算不上，只是一群泥鰍、一窩臭蟲。

第四，它讓統治集團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徹底暴露了自己的虛弱膽寒和低效無能。極權專制制度的本質，決定了其一方面殘忍嚴酷、一方面腐敗無能，一方面密不透風、一方面老大遲滯。一旦發生人民的抗爭行動，中國政府的反應幾十年裡始終一貫、如出一轍、毫無變化：或者是歇斯底里、暴跳如雷、胡思亂猜、想入非非、譫言囈語、妄念臆斷、受虐狂大發作，或者是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矢口否認、掩耳盜鈴、鴕鳥埋頭、假扮死狗、悶聲大發財。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變態和錯亂行為，從兩個極端不約而同、殊途同歸的表現出它們的怯懦、虛弱、恐懼和極度缺乏安全感——這種極度不安全感從習近平的歷次講話都特別突出強調“我國安全形勢處於嚴峻挑戰中，所以一定要立足鬥爭”能完全清楚的看出，這其實源自他們也知道自己幹了太多的壞事——。“七日革命”後中國政府輪到了後一種間歇性精神病發作，所以不但最高層至今對外不發一聲、不置一詞，而且就連昨天來訪的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直截了當的當面向習近平提及“白紙革命”，本以為他再也無法遁形、無處逃避後，習近平居然仍能充耳不聞、視若罔聞。等而下之的外交部發言人就更低級了：趙立堅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外媒問到中國各地的抗議事件時，竟然假裝失聰和失智，張口結舌、目光茫然、神智渙散、低頭木僵，活像個僥倖長大成人的唐氏兒；在記者重複追問下，聾啞人扮不了了，能想起來的只剩下乾脆否認事情存在“你們說的都不是事實”。舉凡世界所有國家的新聞發言人，舉凡中國所有曾經的新聞發言人，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有本事能把臉丟到了全世界的草包。找這麼一個白痴充當對外的臉面，共產黨的臉不掉進糞坑也真不可得呢！

看看人家當年伊拉克薩達姆的新聞發言人薩哈夫，本身是巴格達大學新聞學和英國文學碩士，英語好的自稱勝過美國總統。在地毯轟炸、導彈傾瀉之下，連薩達姆和幾個兒子都逃匿的無影無蹤，他卻每天出現在全世界的電視機里，口若懸河、嬉笑怒罵、鐵嘴鋼牙、金句迭出。一直到了伊拉克軍隊灰飛煙滅、巴格達全城陷落、美國坦克幾乎開到身邊，薩哈夫仍在激情魅惑、滿懷信心的向世界宣布：薩達姆總統還在戰鬥、美軍已被打得潰不成軍、美國必將而且即將必敗。如此一個人用一張嘴和整個美英聯軍戰鬥到最後、對整個美英聯軍抵抗到最後，如此表演精彩勝過喜劇大師、嘴比煮熟的鴨子還硬、泰山崩於前依然照舊、當眾打臉卻臉不變色心不跳，薩哈夫理所當然成了萬眾矚目、舉世追捧的世界級明星，連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小布什都逢其出鏡必要看，還嘖嘖讚嘆：“他很棒，是一個經典！”後來薩哈夫去自首，美軍不但當天放他回家，而且迅速同意他出走阿聯酋，讓他在當地電視台繼續大罵美國來賺錢養家。

再看看人家當初利比亞卡扎菲的發言人易卜拉欣，本人早年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和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攻讀媒體藝術博士，長居英國十多年，自稱對倫敦每一條街道瞭如指掌。在炮火連天、兵臨城下之時，連卡扎菲和幾個兒子都或是不知所蹤、或是葬身火海，他卻每天出現在全世界的電視機里，儀表端莊、形象儒雅、態度從容、敏捷沉穩、針鋒相對、步步力爭，被稱為“一個人打了一場戰爭”。直到二零一一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反政府武裝已經攻進首都，他還孤身一人召開新聞會，呼籲各方“立即停火、和平談判、實現和解”。

與薩哈夫和易卜拉欣相比，那個一臉傲慢、渾身顢頇、滿肚子草料的趙立堅，讓我總是想起王朔小說里的話：“這也太擠兌人了吧？你就找不到一個體面一點的流氓來對付我嗎？”我又在想，這些駐中國的外媒記者和外國好多政客、資本家一樣，也真的是賤的很啊，巴巴的主動送上門天天讓幾個弱智來捉弄玩耍，難怪共產黨目空一切、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滿口雙贏的鄙視和看不起他們。他們幹嘛就不能溝通一氣、全體撤出中國，或者至少聯合起來一律不再參加外交部的狗屁發布會——反正在中國也沒有任何新事可聞——，來噁心中國，剩下趙立堅華春瑩之流和《人民日版》、《中央電視台》、《環球時報》記者大眼對小眼的互相詐騙；當然，最好是外交部讓新華社代辦通稿，新聞發布會乾脆關門了事——大家一拍兩散都省心，多好呀！

中國政府沒有膽量、沒有骨頭、沒有勇氣承認的，又豈止是一個“白紙革命”。當年的毛澤東主動“引蛇出洞”，現在如果蛇躲在洞裡不出來，當今的共產黨寧願把它們想象成是一群鱔魚。就在前幾天，另一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外國記者對中國民眾群起反抗封控清零、中國政府何時改變政策的追問時，擰着眉頭說：“中國政府已經公開聲明過多少次了，我們從來就沒有任何強制封控的行動和要求。所有社區的封控，都是當地居民們主動自發進行的”。一個對自己已經施行了整整三年的政策都遮掩和否認、都不敢理直氣壯、都沒種敢做敢當的狗盜鼠竊式的當今政府，一個對早已轟動全球天下盡知的全民抗議運動都裝瘋賣傻、推聾做啞和乾脆否認、更不敢像前輩土匪流氓們那樣肆無忌憚的公開對着全中國全世界宣布：“你想讓共產黨下台，先還我幾百萬人頭！”、“誰想讓共產黨下台，拿命來換呀！“的怯懦自餒型的當今政府，又怎麼膽敢如這些日子裡很多人擔心的出動公然軍隊坦克、直接開槍鎮壓呢？他們只敢單獨逮捕，只敢秘密入室，只敢偷偷綁架，只敢暗地搜查，只敢鉗口禁言，只敢斷信廢網，只敢監控通訊，只敢築堤建牆，只敢阻絕交通，只敢封鎖街區，只敢封門閉戶，只敢截查手機，只敢翻包查紙，只敢炫耀武力、只敢巡邏威懾，只敢威脅恫嚇，只敢釜底抽薪，只敢把反抗扼殺在萌芽，只敢把烈焰消滅在星火，只敢把仇恨化解於未然；一旦像許章潤說的那樣“憤怒的人們不再恐懼”，一旦不再恐懼的人們失去一切、一無所有，一旦失去一切、一無所有的人們像“白紙革命”那樣聯合、聚集起來，他們立即就手足無措、進退失序、顧此失彼、進退維谷。

“白紙革命”的後續結果清楚的證明了這一點。本來自十一月起，中國疫情空前洶湧、確診迭創新高，中國政府更加殘苛酷烈的封控方案、措施和手段密謀已畢，正待餓虎撲食一樣吞噬荼毒億萬生靈。可惜，事與願違、物極必反、盛至而衰、好景不再，不可一世的共產黨萬萬也沒能想到，已經被整整三年的國家版斯德哥爾摩強化實驗徹底馴服了的可以任意凌辱、無限摧殘和隨時屠宰的一國羊群，在已入絕境死地的時刻，居然會因為富士康的衝擊、因為世界盃的震撼、因為新疆大火的悲憤、因為上海的黑暗記憶、因為即將而來的恐怖歲月，突然意識、醒悟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繼而揭竿而起、振臂一呼、萬眾風動、天下響應。於是，對囚犯加刑成了給自己掘墓，即將和正在出籠的惡法瞬間土崩瓦解，遙遙無期、無法撼動的牢籠囚禁瞬間壽終正寢。對習近平來說，挑戰和反抗、特別是暴力挑戰和反抗他“清零政策”和防疫惡政的行為，比起象徵性的呼喊讓共產黨和自己下台，具有更加直接的破壞效果和強烈的現實危險；他之所以對後者秋後算賬、懲盡罰絕，而對前者認慫讓步、示軟服輸，僅僅是因為他和共產黨欺軟怕硬、畏強凌弱、怯大壓小的劣根性和醜陋本質。如果喊出讓共產黨和習近平下台的民眾與砸爛門磁、圍板、鐵欄、路禁、隔離設備和核酸亭的民眾有着同樣巨大的人數與規模，那現實的結果和中國的前途，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北京亮馬橋和四通橋等示威現場警察的鎮壓、毆打和抓捕舉動，不是中央自上而下的快速反應，而是地方各自為政的常規操作。而就連這種常規操作，也會被極權專制制度與生俱來的致命缺陷所弱化、鈍化、異化和遲滯化。無數經驗證明，共產黨的維穩看似無孔不入、無所不能，其實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官僚體制的腐朽、僵化、臃腫、低效、拖延、敷衍、推諉、粗陋，今日中國尤甚的官僚隊伍的腐敗、不作為、貪婪懶惰、顢頇無能、疏忽草率、偏執傲慢、無利不起早、睜一眼閉一眼、不關己事不開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110巡警的潛規則是：如果沒接到出警命令，哪怕看見路邊發生兇案也視而不見、絕不停下警車；十幾年前，我曾做過一個測試，我打電話給110、說我要報案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接電話的女警說對不起我們不受理這種報案，我問哪裡管，她說不清楚，我說我知道公安局都有一個政保部門管這種事、請你把他們的電話給我，她說這是保密電話不可能告訴你，我弄假成真的生了氣、提高嗓門質問她：這樣報案無門，那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如果看見一個反動集會正在進行，難道就聽之任之嗎？她不假思索的回答：你就聽之任之好了！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上萬退伍老兵從全國各地分散潛入北京，一舉包圍中央軍委辦公地八一大樓，通宵達旦靜坐示威；在“細緻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阱塞路“、有數以億計攝像頭和無所不在的大數據監控的共產黨中國，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聯合行動，有關部門居然沒有提前偵知一絲信息和一點跡象，毫無預警，難怪習近平盛怒之下要求徹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就出現的武漢肺炎，足足折騰、糾纏、耽擱、瞻前顧後、輾轉反側、纏綿悱惻了將近一個月，中國政府才決定採取應對措施，而此時事態早已糜爛到不可收拾。幾個月前，微信群里流傳一個視頻，一個衣衫粗鄙的中年男子在中關村南大街的黃莊路口，把路旁停放的自行車舉起來一輛一輛往馬路中間扔，行駛的汽車無不驚恐的左右躲閃，而旁觀的行人們則噤若寒蟬、遠遠圍觀；在社會控制最嚴密舉、“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手機人手一部的北京，此人的瘋狂行為自由自在、從容不迫的至少持續了半個小時、自行車已經堆了幾十兩，仍然不見任何執法人員趕到：如果這是一個恐怖分子，恐怕數不清的人已然送命。在上述這些現象發生的制度特點和背景下，“白紙革命”在中共毫無覺察和準備的情況下一擊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國體制唯一能雷厲風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只存在於最高統治者雷霆震怒、下了性命攸關的死令之後；但這之前各個官僚機構的疊床架屋、繁複僵硬、上達不暢、層層阻滯，各級官員本身的腐敗、私利和被既渙散又嚴苛的極權專制制度塑造出的欺上瞞下、搪塞推卸、投上所好、唯唯諾諾、唯恐擔責的政治慣性和官場規矩，早已使信息變樣、事實錯亂、真相扭曲、時機喪失、決策延誤。另一方面，那些揮舞警棍、手持盾牌、頭戴鋼盔、全身披掛、發射着催淚彈的警察們好似窮凶極惡、無堅不摧，其實，他們比我們和我們想象的要虛弱、狼狽的多：每逢想象中的敏感日子，更別說大事真實發生的日子，他們的力量簡直捉襟見肘的可憐，連派出所戶籍警、各級局機關幹部、研究所技術人員和法醫都不得不上崗出警外勤，就這樣還日夜連軸轉的疲於奔命、勞困不堪。他們唯一可以憑藉、利用和依賴的，就是群眾的束手束腳，然後集中自己優勢的人數各個擊破。如果一旦群眾像廣東那樣忍無可忍、逼上梁山、無所畏懼，用人民的海洋把他們分割包圍，他們就會變成汪洋大海、疾風暴雨中的一葉爛木舟。

即將結束時，我說說自己的幾個建議，希望能從這裡轉達給國內抗爭的人們。

一、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群眾悼念和抗議現場的視頻，讓我想起了去年六月六日南京師大中北學院數千學生集合抗議當局將學院與另一所職業學校合併轉設政策的好多類似情節。那次當地政府同樣以“暴動”、“顛覆國家”、“勾結境外勢力”的罪名進行暴力鎮壓，出動大批特警衝進南師大中北學院，把年輕單純、和平請願、表達訴求的大學生們團團圍住，揮舞警棍痛毆、死命拳打腳踢、噴射辣椒水、揪住頭髮拖進警車逮捕；視頻裡同樣傳來少女們青春好聽但卻驚恐、悲憤、令人心碎的聲音：“他們真的打人了！”、”往頭上打呀，流了那麼多血！“、“警察怎麼能打人呢？”、“他們抓住女生頭髮在地上拖呢！“、“我們做了什麼呀？為什麼要這麼對待我們？”同樣傳來一聲聲年輕、整齊的呼喊：“不許暴力執法！“、“不許打人！” 看到、聽到這些，我不禁感嘆：這些零零後的孩子們，從前一直生活在一個基本上平安無事、波瀾不驚的歲月和物質與消費的時代裡，沒有風浪的經歷、更不去關注遠近的惡流險礁；特別是城市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和乖乖女，或者沉淪在“厲害國”鴉片致幻出來的粉紅迷霧，或者沉溺於“歲月靜好”心靈雞湯滋養出來的綠茶人生，或者夢寐以求浪漫、精緻、高雅、奢華和凡爾賽的生活，或者炫耀美顏、吃貨、“說走就走”式週遊世界，或者追逐和標榜名媛、花樣男、高質量男，或者求佛、仁波切、心靈寧靜和一塵不染，或者郭美美、只剩下約炮和乾脆徹底躺平……總之，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境、今夕何夕？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叢林裡和荒漠中歷險、正在與狼共舞和與食人生番擦肩，隨時可能頭破血流、生死不明、粉身碎體、屍骨無存。他們不像我們的父母是從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沐浴活下、是從大饑荒和大屠殺的死人堆里僥倖逃出，不像我們是從“六四”的血泊里爬起來、然後目睹和經歷了權貴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人吃人年代。他們把警察當成保護神，被不小心碰了一下屁股就要打電話報警；他們沒有聽到過習近平的少年密友、當年比他有名多的另一個太子黨林炎志的鏗鏘名言：“警察就是打人的，不打人要警察幹什麼？”他們更不像我，深刻理解警察是反動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暴力工具，所以幾十年裡不論何事我或者忍辱負重、或者自力救濟，從不去麻煩公安。可是，三年疫情，也許還有鎖鏈女事件，徹底打碎了他們所有的粉紅迷幻和歲月靜好。如今，寶貝們又終於直接體會了被毆打、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感覺，這種屈辱、恥辱的感受是很挫敗、很痛苦的，而且會相伴一生。不過這種侮辱、屈辱和恥辱並非毫無意義，因為沒有它，他們就不可能覺醒，而覺醒就是人生最關鍵、最重要的一步。今後他們的路很長，也很艱難，比這個更加屈辱的經歷還會很多，要做好心理準備：不幸投胎、生活在這麼一個國家你別無選擇。但同樣，他們的生命意義也會更多、起來鬥爭的機會也會更多、揚眉吐氣的時候也會更多。只要他們不忘記他們沒有看過的樣板戲《紅燈記》裡李鐵梅的唱詞：“咬住牙、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就總有一天能洗雪恥辱。要保持一個好的心態，不要想不通、不理解，不要那麼憤懣、憤慨，以致難以自持。要牢記這就是中國的常態、中國政府的常態，要銘記殘忍就是共產黨的特點和本質。這是一場長期的鬥爭，要氣死敵人，而不是被敵人氣壞，就像李敖說的，要笑嘻嘻的去搞死敵人；要保護自己，像魯迅說的“打壕塹戰”。

二、中國政府本身就是一個顛三倒四、七葷八素、內詭外譎、逆天違理、行為做事迥異常人的金庸筆下魔教一樣的四不像。把它當人、和它講理、與它較真、因它生氣，真的是與狼共舞、對牛彈琴、與虎謀皮、論道於癲、上了胡攪蠻纏的當了。比如前面寫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一副得理不讓人的不耐煩樣子說“中國政府已經公開聲明過多少次了，我們從來就沒有任何強制封控的行動和要求。所有社區的封控，都是當地居民們主動、自發進行的”，如果你怒火中燒，想：一個大國的政府，怎麼能這樣向全世界信誓旦旦的宣示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然後像網上好多人一樣罵他無恥、卑鄙，那他不但無動於衷、坦然處之，而且還會洋洋自得、沾沾自喜、“我是流氓我怕誰？”你收拾他的最好方法就是：沒問題、沒問題，你說的千真萬確，當初封控都是我們主動、自發決定的，現在我們所有業主和住戶又主動、自願決定解除封控；然後準備好超過半數業主和住戶的簽名書，接下來就可以公開把所有門磁、圍板、鐵欄、路禁、隔離設備全部砸爛；如果有人膽敢干涉，就告訴他，中央政府可以證明，所有封控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全部封控設備當然也是我們自己的、屬於我們自己所有，我們砸自己的東西合理合法，誰敢阻攔？

三，要學會借力打力。推特上有人把在上海抗議現場毆打、綁架示威民眾的姚遠等人的警號、住址、家庭成員等所有信息都人肉出來公布，號召人們用一切手段予以制裁。但是，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不擇手段，不能以暴易暴、以惡制惡；我們要學會借力打力，用他們自己的手去懲罰他們、利用他們自己去打倒他們自己。武長順也好，傅政華也好，孫立軍也好，劉彥平也好，哪一個不是血債纍纍、壞事做盡、惡貫滿盈？但是，如果要等到光明和正義降臨的那天，由人民的法庭以反人類罪判處他們死刑，恐怕只能在他們壽終正寢以後不知多久去鞭屍了；可誰也都沒有想到，就像斯大林替尼古拉二世報了血海深仇、讓他的仇人一個不剩的一一慘死、成了他最好的復仇者一樣，習近平也為我們立了一功，替全國人民省了無數辛苦和心力，輕鬆及時的就把他們統統送進了死牢。要知道，收拾和毀掉一個警察非常容易，因為他們絕大部分一屁股髒東西，比如行賄受賄、收黑錢、敲詐勒索、做黑惡勢力保護傘、嫖娼等等。去人肉、收集、獲取、偵知他們這些黑材料，然後利用各種渠道，特別是通過他們本單位的同僚舉報、申訴，就像二零一三年上海市民陳某花了一年多時間不懈跟蹤上海高院民一廳副廳長趙明華、終於獲得了趙等四名高級法官嫖娼的錄像證據，並在送交上海紀委的同時在網上大舉公布，最後致使趙等四人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不要四處去控訴他們侵犯人權、暴力執法、違規辦案，這些是他們的光榮和功勳。也用不着擔心他們互相包庇、徇私偏袒、一手遮天：“官官相護”是中國傳統官場的規則，早已成為昨日黃花的老黃曆，被“史無前例”、“開天闢地”的共產黨“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了。2007年6月，我好朋友的親戚、原中央政法委書記陳偉達的兒子、時任中石化董事長的陳同海事發被抓，陳的愛人哭着去見住在亞運村北部長公寓自己家樓下的中紀委書記何勇，平時熟的像親兄弟的何勇先則閉門不見，繼而冷若冰霜、一口回絕。共產黨的哲學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你死我活，習近平鬥爭新時代的政治文化是兔死狗烹、卸磨屠驢、殺人滅口、丟卒保車、專門利己、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今天共產黨的內部、特別是公檢法的內部，每一個單位都在鬥爭，每一個單位都在杯弓蛇影，每一個單位都在同室操戈，用《紅樓夢》裡探春的話就是“一個個不象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每一個單位里的同級都在互相提防、互相踩踏、互相傾軋，因為只有而且必須把別人踩在腳下自己才有機會“進步”；每一個單位里的同級都希望他人倒霉失手、折戟沉沙，一旦有機可乘不但幸災樂禍、而且立即添柴加薪、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絕不會為他掩蓋洗白——所以離間計屢屢功成的原因，不僅在於敵營主帥的猜忌多疑，更要歸功於對方同袍的蓄意助攻和加瓦添磚。每一個單位里的上級都在臨淵履冰、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他們尚存的奢求就是明哲保身、死裡逃生，絕不可能為了袒護部下斷送掉自己的身家性命。戚本禹在回憶錄里寫過：文革中軍隊被打倒的各級領導，沒有一個是中央文革主動提出和授意，全部是由他們自己同級的對立面出面揭發、檢舉和控告的，而軍隊幾乎每一級的每一個人都有對立面。所以，即便真的太陽從西邊升起的出了一個敢為本幫眾“有肩膀、敢擔當”的鄧力群式人物挺身而出、官官相護他的“帶病”和問題下屬，那麼自然會有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直虎視眈眈在一旁、時刻祈禱他一朝出事死無葬身之地的對手、政敵和潛在競爭者幫我們把他們連下帶上的一同除掉。同時，要利用這種示例和事實，去分化與瓦解每一處示威抗議現場面對的敵人，大聲、清楚的告訴他們：

當年的傅政華、孫立軍、劉彥平比你們可威風多了，他們也是站在這裡，也曾像你們一樣警告我們會付出代價。可是，首先付出、付出最慘重代價的卻恰恰是他們自己。在我們希望改變的這種體制和環境下，你們和我們一樣，沒有一個人會免於恐懼：“危巢之下、豈有完卵？”中國古人說：“積善之家，必有餘善，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請你們把槍口抬高一寸，為自己、也為子孫萬代留一條後路吧！

最後，我想用蔡鍔同時代的另一個古人的一段話來作為結束。這個古人就是梁啓超，他曾做過蔡鍔的老師，正是在他的策劃、協調和總籌下，護國運動才得以功成。一九一六年三月，在護國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梁啓超發表了《在軍中敬告國人書》，其中說：“處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權譎殘刻之政，外襲眾建之名，內蹈專欲之實，黜全國之智，箝全國之力，涸全國之資財，摧全國之廉恥，而以資一時便安之計，成一姓篡竊之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取子毀室，率獸食人。循此遷流，更閱年載，則人道且將滅絕於中國，而中國更何自由存於世界者”，為中國免於淪入這一萬劫不復的絕境，所以自己“不得不毅然決然揮淚瀝血，從諸賢之後，以與袁公相見於疆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