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行為規範,其目的不僅是維護某種價值觀念下的公平,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強制性懲罰以警效尤,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法律對社會行為、乃至對社會秩序都具有導向意義。在具體的國情約束下,什麼樣的法律,就會造成什麼樣的的社會心理預期,從而導致什麼樣的行為、形成現實中的秩序格局。
美國政府在余振東一案中要求中國當局所作的承諾,導致貪污、挪用公款高達4.82億美元的余振東在引渡回國後被輕判12年有期徒刑。這一法律示範改變了中國國內各類違法犯罪分子尤其是貪官們的心理預期,也必然會導出新的行為範式。凡違法犯罪者,必然懷有僥倖心理,希望能夠逃脫懲罰;但同時他們也心懷恐懼,害怕東窗事發,因此他們在事前事後都會想方設法減小風險。此前,貪官們的基本思路是:有權時儘量撈足,同時通過編織關係網、增強隱蔽性等方式迴避即時風險;風險過大或喪失權力後即想方設法避往國外。即使這樣,他們仍然會恐懼不安:雖然象美國這樣的國家與中國沒有引渡協議,但他們也知道**絕不會善罷甘休;一旦這層國界屏障被突破,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他們心中沒有底。
現在不同了,一切後果都清楚了:既然連高達4.82億美元的貪污、挪用也只被輕判12年,相信絕大多數貪官都不可能打破此一記錄。如此貪官所需面對的風險一目了然:不管如何貪婪,只要能及時避往美國,最壞結果也不過是被判12年而已;如果沒被發現或引渡不回,那就賺翻了。這種交易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都有誘惑力。按照中國國情,在這種風險有限、收益無限的既定利害格局面前,願意選擇鋌而走險的大有人在――冒12年刑罰的風險,可以享樂一輩子,幸福全家人,甚至還能澤被子孫後世。法律因此已對許多人、許多行為喪失基本的威懾力和約束性,可以預期:自余振東一案後,鋌而走險的貪官會越來越多,避往海外的也將越來越多。
不僅如此,雖然已有不少“專家學者”鸚鵡學舌,但中國至今仍拒絕廢除經濟犯罪中的死刑處罰,這一點也一直令某些西方“先進國家”及一些普世價值論者憤憤不已。中國為什麼不廢除死刑?在當下司法腐敗的現狀下,死刑是唯一能夠如實懲罰罪犯、並對其構成強大威懾的手段。尤其是在經濟犯罪領域,罪犯都是些手眼通天的人物,不是貪官即是“能人”,都有着強大的資源依託和龐大關係網。由於監督與被監督雙方的力量和信息不對稱,這些人縱然東窗事發,只要不被判處死刑,哪怕被判死緩,他們可能也有辦法將死緩“運作”成無期,再到有期,然後“保外就醫”,最終逃脫處罰。今天死緩、無期,過幾年現身鬧市的遮攔人物公眾屢有所聞,還有更多人於默默無聞中逃脫了懲罰,然後利用犯罪所得快樂逍遙。在這種情境下,保持死刑是對違法犯罪的唯一真正有力震懾,也是維繫老百姓心中對法律公正的最後信仰的基本憑據。
站在中國當局的立場上,為早日將罪犯繩之以法,與美國政府進行交易並作出相關承諾無可厚非,這對中國而言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不得已。但美國僅從自身國情及其所謂的普世價值出發所提的要求,對中國司法的影響將遺禍深遠。國情不同,人們的生存狀態不一樣,同樣的原則可能導致南轅北轍的後果。如果一個國家政權一心一意討好其國內民眾而無須對國際社會負責,同時它又擁有左右國際局勢、干涉其它國家內政的強大實力,那麼它在國際社會不僅將製造出許多鬧劇,而且可能頻頻引發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