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習天下
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束標誌着中共從“黨天下時代”正式邁入“習天下時代”。習近平掌握了絕對的權力，從而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開啟了權力的絕對黑化。
“黨天下”是極權主義的典型標誌，但並非中國獨有。蘇共，朝共，越共，古共，羅共，……，但凡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無不如此，一黨天下，它不容政治反對勢力存在，甚至不容第二政治勢力存在。即便如希特勒，解散國會，取締社會民主黨，但也沒有完全剿滅所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可見“黨天下”比之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更為黑暗。
“習天下”是“黨天下”走向極致的產品，是邁向權力絕對化的一個標誌。它不僅具有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新時代”下的中國特色：權力黑化。阿倫特所描述的極權主義的所有特徵，“習天下”都具有：（一）以意識形態控制民眾的思想，以謊言製造愚昧；（二）以警察國家對民眾施以威懾，以暴力製造政治恐怖；（三）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此外，“習天下”還具有阿倫特所沒有描述到的獨到的中國特色：（四）全過程專制，即專制不僅發生在權力高層，同時也發生在權力的其它層面，包括權力的底層；（五）權力黑化，權力的來源、權力的構成、權力的運作全盤複製黑社會。權力黑化不僅發生在權力的底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高層。
“習天下”徹底關閉了黨內民主，結束了集體領導，從今後一切由習說了算。這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一言以蔽之，“習天下”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和黑化。權力的專制化從國家機器的頂端向國家機器的底層發展，即從上向下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過程專制化；同時權力黑化從國家機器的基層向高層發展，即從下向上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面黑化。
黑社會權力化
權力與黑社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一方面黑社會權力化，另一方面權力黑社會化。黑社會權力化呈現於“黨天下“的初級階段，權力黑社會化則呈現於“黨天下”的高級階段，即“習天下”階段。“習天下”站在權力黑化的頂端。
黑社會權力化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到了20世紀，黑社會已經基本滲透了基層政府。歷史學者何清蓮對此有過描述：
“黑社會組織除了與警界及司法界建立關係網之外，不少政府官員（工商、稅收等部門）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與官員結盟所涉及的領域要寬廣得多，而且中國的黑社會組織並不滿足於依靠官員的庇護獲得金錢，它們更喜歡在民間使用權力並炫耀權力，一些黑社會頭目除了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榮譽性政治銜頭之外，還為自己謀求官職，以至不少黑社會組織在當地被稱為‘第二政府’”。
黑社會成了“第二政府”，說明黑社會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已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會已經政府化。黑社會並不僅僅滿足於求得政府庇護，而是滲透到政府內部，掌握一部分權力，取而代之。黑社會占領着國家政府機構的基層，黑社會老大就是黨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就是黑社會老大。黑社會在政府中的勢力有着上升的趨勢，不僅控制着某個鄉，某個縣，甚至是某個地區，某個城市。
黑社會原本就劣跡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層權力，則更是囂張。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挾國家公器而行黑道。
公民“被無辜活摘器官”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劣跡之一。近期屢屢發生12-18歲少年失蹤案件，無不與國家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有關。活摘器官的背後都有政府縱容的影子，因為活摘器官需要手術環境，尚諾沒有政府支持，手術很難秘密進行，並且需要器官者中不少是年邁的中共高級幹部。只有政府默許，這樣的黑市器官移植交易才可能得手，才可能殺人取器，牟取暴利。
一下是近兩個月來（2022年最後兩個月）的青少年失蹤報道:
2022年10月14日江西上饒鉛山縣致遠中學15歲高一學生胡鑫宇在校離奇失蹤，
2022年10月23日廣州番禺大石街道大興村17歲女孩張益林失蹤；
2022年10月31日江西贛州12歲女孩失蹤；
2022年11月2日陝西咸陽市秦都區17歲男孩宴嘉慶失蹤，
2022年11月4日吉林18歲高三女生鄭春梅失蹤，曾遭一男子尾隨；
2022年11月5日廣東茂名市15歲女孩蘇柏丹失蹤；
2022年11月5日廣東汕頭市金平區15歲男孩李奎源失蹤；
2022年11月7日貴州畢節市12歲女孩宋亞琴失蹤；
2022年11月12日武漢市黃陂區武湖正街光明路14歲中學生劉奧成離奇失蹤；
2022年11月16日太原富力城13歲小女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5日南京市男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7日四川南充17歲男生唐豪失蹤……；（以上資料來源：RFA）
2022年12月9日廣西柳州柳南區14歲男孩唐志鵬失蹤；
2022年12月10日江西上饒鉛山縣13歲女孩劉依娜失蹤；
16歲男孩王善承失蹤；
14歲女孩 張鈺琪失蹤；……；（以上資料來自網絡尋人啟事）
案情還在發展中，令人奇怪的是中共可以通過健康碼追蹤每一個公民，但卻無法找到一個失蹤的青年。唯一的解釋是政府的確知道失蹤的年輕人在那裡，只因他們自己捲入了案中，所以無辜的年輕人們不得不當了祭品。大量青少年頻繁失蹤，造成社會性恐慌。
國家不僅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而且還建立了器官移植基金會，並在各地建立器官移植醫師培訓體系。但是政府卻對防止社會上青少年失蹤案件一發再發無所作為。黑社會政府化，政府黑社會化，雙向而行，相互依存，方能使黑市器官移植交易變為現實。何況強迫失蹤製造社會恐懼，有利於維護極權統治。
公民“被無辜注射假疫苗”和無效疫苗，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又一劣跡。自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疫苗亂象就不斷，並在二十一世紀初大規模爆發，多年連續發生疫苗注射大規模致傷致死事件。中國的疫苗研發事業受到政治運動的連續衝擊，而經常處於停滯狀態。由於有關法規的不完善，存在巨大的監管漏洞，為黑社會製造假疫苗提供了契機。
遠有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康泰生物乙肝疫苗造假事件，近有新冠疫苗造假事件。這些假疫苗之所以可以流入市場，危及百姓生命，應是腐敗的地方政府支撐下的黑社會行為。政府官員被黑勢力收買，為假疫苗發放通行證，是假疫苗猖獗的根本原因；黑勢力勾結政府對公眾隱瞞真相，是造成危害繼續蔓延的根源。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遭到解職，或調離，造成寒蟬效應，有正義感的記者群體迅速衰落，從而使得假疫苗製造更為猖狂。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買通政府有關審批部門，健康的疫苗上市受到刁難，造成疫苗政策性斷供，或冷鏈失效（運輸和冷凍鏈失效）。
2004年江蘇宿遷假疫苗案，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盲目推銷；
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異常案，造成一人死亡，20人重傷，121人異常反映；
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發生大批兒童中毒致傷致死案例，該案件被政府長期隱瞞，直到2010年方被揭露；
2009年大連狂犬疫苗案，違規添加不明成分，造成疫苗無效；
2009年廣西來賓假狂犬疫苗事件，無效疫苗，導致5歲孩童死亡；
2010年江蘇延申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劣質狂犬病疫苗和造假疫苗事件；
2012年山東濰坊非法假疫苗事件，涉及全國，價值過億，包括流感疫苗，乙肝疫苗，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
2013年乙肝疫苗造成嬰兒系列死亡事件，涉及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漢信和北京天壇生物；
2016年山東疫苗案，在經營和運輸過程中違反冷鏈標準，大量提供無效的過期疫苗和變質疫苗，涉及18個省市，涉案金額高達5.7億；
2018年長春長生生物和武漢生物研製、生產和銷售無效狂犬病疫苗，批發量達國內第二，篡改生產記錄和產品檢驗記錄，隨意變更工藝參數，在國家資產私有化過程中，侵吞國家資產，以行賄作為推銷手段；引發吉林省副省級官員被免職，長春市長被免職，以及三十多位國家、省級和市級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被免職。
2019年江蘇金湖縣過期疫苗事件，大約兩萬多受種嬰兒有不良反應，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武警介入，實行武力清場，多人受傷；
2019年石家莊疫苗錯種事件，接種工作不規範，管理混亂，使用替代品接種，尚在立案中；
2020年發生以生理鹽水及礦泉水製造並銷售假新冠疫苗事件，並走私到海外。
公民“被強制接受假核酸檢測”，是官黑勾結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最新劣跡。從近期揭發出來的案件看，核酸檢測造假現象與疫苗造假現象一樣十分普遍，亂象叢生。近3年來，隨着清零政策的推行，新成立的核酸檢測公司大約有一萬兩千多家。僅僅據山東教育電視台報道，其中就有超過11家核酸檢測機構涉嫌造假，包括濟南華曦醫學檢驗公司、鄭州金域臨床檢驗中心、合肥和合醫學檢驗室、合肥諾為爾醫學檢測實驗室、上海中科潤達精準醫學檢測公司、北京朴石醫學檢驗實驗室、北京金准醫學檢驗公司、北京中同藍博醫學檢驗實驗室、河北石家莊和合醫學檢測實驗室、昆明寰基醫學檢驗所、內蒙古賽斯基因公司等等。地方黑勢力與政府勾結，以假核酸檢測牟取暴利，核酸檢測的規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被嚴重忽視。
深圳核子基因和蘭州核子華曦的核酸業務在新冠疫情期間呈現爆發性增長，涉及較為突出的核酸檢測造假案例，創始人張核子，監事張珊珊，竟然兼任數十家核酸機構主管，其建立的核酸帝國遍布於深圳、長沙、武漢、和北京。張珊珊在全國布局了38家核酸公司，僅在2022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新成立了16家核酸公司，通吃核酸紅利。“哪裡有張珊珊，那裡就有疫情”，“哪裡有張珊珊的核酸檢測，那裡陽性案例就明顯增多”，假核酸檢測，造成無辜的人們一會兒陰，一會兒陽，無所適從，檢測局面一片混亂。很多被抓去方艙醫院的人，健康碼顯示是陰性；而陰性人員中，卻顯示核酸檢測結果異常。張珊珊的公司與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係，以利潤分成為誘餌，拉地方政府作點背。在假核酸背後明顯存在着惡劣的制度性根源，張珊珊之所以能夠能推廣假核酸檢驗，乃是因為她持有各省司法廳和衛計委頒發的執業許可，其中醫學檢驗所牌照11塊，司法鑑定所牌照20塊，是國內持有相關業務牌照最多的企業。從張珊珊經營合法公司銷售假核酸檢驗劑的罪惡中，可以看到官黑利益鏈是如何傷害民眾生命的。
女性公民和年輕婦女被拐賣，被脅迫從事性交易或捲入性剝削行業，包括被迫賣淫，強制婚姻，色情事業等，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地遭受強逼賣淫的婦女的重要來源地。雲南、貴州和四川等罕見貧窮地區是人口販賣的主要輸出省份，而福建、廣東和山東等較為富裕而婦女嚴重短缺地區則是人口販賣的主要目的地。人口販賣是中國政府長期實行一胎化所造成的男女性別嚴重失衡所致，暴露出的一整套黑社會操作機制，反映出黑社會的猖獗和政府的瀆職和無能。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陝西佳縣鐵籠女事件，河北保定郜艷敏被拐賣事件，湖南岳陽逼童為娼事件，貴州習水嫖宿幼女事件，上海小紅樓趙富強拘禁多名女性對官員進行性賄賂事件，這一件件人口販賣事件的背後隱藏着一條拐賣婦女的黑線。這些事件曝光後，政府或保持沉默，無實質作為，或輕描淡寫通報一番，民眾看到的是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的默契，看不到政府根除這一惡瘤的措施，蓋因地方政府與黑社會有利益重疊，蓋因權力黑社會化。
活摘器官，假疫苗，假核酸，拐賣婦女這些黑社會行為之所以具有強迫性和欺詐性，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它已經滲透到了政府行為中，不僅僅是官員被賄賂和收買，也不僅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護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不僅僅是黑社會企業化公司化，而是政府權力代理人化，私人化了，政府權力黑化了。政府不僅僅為黑社會提供行業准入資格，市場准入資格，提供開發權和經營權，而且協助黑社會壟斷資源和市場，欺壓受眾。黑社會政府化，為政府黑社會化構建了社會基礎。
權力黑社會化
阿克頓說：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他在說完這句話後，緊接着就說：偉人幾乎總是壞人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習近平太想成為一個“偉人”了，在他的任期內完成了權力的黑化，權力的黑社會化：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如果說他的前任們還把法制，民主和自由當遮羞布，那麽他是徹底全裸了。權力有個特點，使掌握它的壞人變得更壞。習近平無疑是變得更壞的那個，他使得權力無人膽敢妄議，他使得中國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中國黑社會有着這樣一些特點： 通過秘密結社凝聚組織力量；以親密的人際關繫結誼成為社團中堅；以利益最相關者構成權力的核心；效忠幫主，幫主一人操縱着整個幫派團體的運作；黑幫運作與資本結合，掌握着一方金融勢力。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完全具備了上述黑社會的特點：政治局常委清一色靠人際結幫，人馬全部由來自習近平在福建幫和浙江幫的舊部以及陝西幫的親信們組成；但凡能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人，無一不是向習近平多次表達效忠並肉麻吹捧的人，“效忠”成為入幫的必要儀式，通過效忠將個人的政治前途綁在了習近平的戰車上；整個政治局常委都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外之徒，他們不受法律約束，但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法律和閹割法律，像蔡奇在北京，李強在上海，趙樂際在陝西的胡作非為，無不如此；在全國實行恐怖主義，在黨內也是如此，像胡錦濤那樣被綁架出黨的代表大會所製造的黨內恐怖起到了殺雞儆猴的效用，相當徹底地打擊了黨內的反對聲音，而黨內反對派則恪守緘默法則，如李克強，汪洋，韓正為個人青名，對習的倒行逆施保持緘默；黑幫團體內部只排位次，不設接班，實行幫主終身制。黑社會如此，中共政治局亦如此。習近平操縱黨務和政治局運作，獨斷專行，順習者昌，逆習者亡；習近平操縱着政府運作，使總理一職形同虛設；習近平操縱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掌控國家金融體系和經濟命脈，扶植國企，打擊民營，以國家資本主義霸占國家資源。
習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驅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為是典型的黑社會行為模式。被清理和被驅離的北京低端人口主要指向外來流動性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事生產服務型行業和社會服務型行業的人口，諸如建築工人、外賣、快遞、街道清潔、廢物處理、家庭服務、保姆；這些工種多為體力勞動，從事骯髒且不體面的工作，被視為有礙觀瞻，有損北京大都市形象。蔡奇動用政府權力和國際機器，利用警察和城管將其一一驅逐，下手粗暴、狠毒、無情，令幾十萬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是一場無情地清洗低端收入人口的階級滅絕行動。
中共依靠低端人口奪取了政權，進了北京，享受到了榮華富貴；現在又把低端人口驅逐出京，全然不顧人民疾苦，徹底撕去了其為貧苦勞動大眾謀幸福的虛假面具，這是對勞苦大眾赤裸裸的背叛。將底層人民，弱勢群體定義為低端人口，人為地製造社會撕裂，更是人格侮辱。通過群體隔離、限制流動，剝奪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勞動和生存的空間，這種粗暴的驅趕行為，猶如納粹驅趕猶太人，是非人道的、踐踏人權的黑社會行為。蔡奇以這樣一個黑社會老大的作派，以一個類似納粹黨衛軍的殘忍無情，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一事件成為國家層面政府黑社會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習近平近臣李強在上海“清零”過程中，置市民於生死邊緣，在封城中將黑社會的手法使用得淋漓至盡。閔行區、浦東區、嘉定區頻頻傳出跳樓事件。小提琴家陳順平患急性胰腺炎，由於醫院拒診而跳樓自殺身亡。閔行區紅旗三村碧江路402巷患有癌症的老人因居委會不讓他外出取藥而跳樓；浦東區康橋鎮有一位14歲的小姑娘確診後，因被歧視而跳樓身亡；浦東市民董先生的父親是尿毒症患者，醫院拒絕對來自封控小區的病人給予透析，求助無門，只好在家等死；閔行區古美街道大量市民由於作核酸而被已經感染了病毒的醫務人員感染，而成為密接和次密接，從而成為政府黑社會化操作的犧牲品。
上海清零封控缺乏科學性，在盲目中造成極度的混亂，乃至民怨沸騰。搞什麽“人海戰術”，“人人過關”，人為製造攜帶病毒者和健康人群之間更多更密切的接觸機會，人為擴散疫情；上海清零具有“創意”地提出“網絡化篩查”，把各區再度切分為小塊，分塊封城，百姓稱“全封閉九宮格”，令人窒息；上海還提出分階段封控，實質就是把無意結束的前一階段封控用所謂後一階段封控來延續，“堅持清零不動搖”，將第一階段的封控延續至第二階段，乃至延續到第三段階段、第四段階段。“清零”停止公交，限行車輛，嚴禁出戶，不僅剝奪公民正常的生活空間、醫療空間、乃至生存空間，而且對依賴於消費和商品流動性的企業以及服務性行業造成嚴重打擊性，不惜以經濟下行和市場萎縮為代價，以粗暴的政治管控，演習着對全社會的恐怖統治。
上海清零是一場控制全民行動的政府操練，用黃碼即可輕易地將人們控制在指定區域，畫地為牢，它更像是戰時的社會控制操練，全然忽視沸騰的民怨。
趙樂際與習近平兩人的父輩有着上下級的密切關係，習上台後，按照中共的政治生態邏輯，原屬江澤民門下的趙樂際改換門庭，賣身投靠了習近平。趙樂際主政的青海是勞改和監獄大省，他深度參與了活摘器官的罪惡，他是青海省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第一負責人，他深陷秦嶺龍脈別墅案和千億礦權案，難辭其咎。趙樂際的部下和副手都因貪贓枉法而被繩之以法，唯有他逍遙法外，他難逃枉法之嫌。
公民“被精神病”是權力黑化的主要劣跡之一。“被精神病”特指權力部門，也就是政府部門，將無精神疾病者，或無需送往精神病院的人，強行送往精神病院，以此打擊持不同政見者，打擊異議人士，打擊上訪公民，打擊維權人士。這是政府犯罪行為，司法為權力驅使，成為迫害公民的工具。
董瑤瓊直言對中共專制的不滿，批評中共暴政，揭露中共對民眾實行腦控，並向習近平頭像潑墨。董以“政治犯”身份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精神折磨。出院後，神情呆滯，沉默寡言，判若兩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殘。此案乃上海滬警所為，顯然滬警已經黑化。
南京人權捍衛者丁燕因發表公開信批評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批評上海的防疫方式，“把我們打回到舊社會”，“傷害人民”，結果被南京警方送入六合怡寧精神病院後失聯。可見寧警也黑化了。
因質疑南京大屠殺的數據，湖南湘西教師李田田被地方政府送往精神病院，微信公眾號被封號刪除。湘西政府黑了。
湖北訪民李小燕因上訪被關押到房縣精神病院。湖北房縣政府黑了。
因到王府井散發政治傳單被關入山東臨沂第四神經病院的豐曉燕，在院期間精神受到極大摧殘，出院後，說話大舌頭，行動僵硬，頭腦發木，思維木訥。山東臨沂政府黑了。
四川成都工程師朱爽因與當地警察發生語言衝突，由此而被精神病，關了四十天。在精神病院他受到電刑、注射不明液體、性虐待、激素藥物迫害、毆打，留下了怕光怕響聲的後遺症。朱爽當時的妻子被警察脅迫打胎和離婚。此案反映出成都黑社會滲入警察系統，抑或成都警察系統黑化了。
公民被定為“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顛復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是政府黑化的重大劣跡。學運領袖，人權捍衛者，族群利益捍衛者，上訪人員，維權律師，報導真實疫情的記者等等被一一戴上“顛復國家政權罪”的罪名而被抓捕入獄。他們/她們被失蹤、被拘留、被酷刑和被無罪監禁。
1989年，中共發布六四通緝令，緝捕21位學生領袖，王丹先後兩次被捕入獄共6年；
1989年，李貴仁案，因在西安地區組織遊行示威，撰寫批判文章，而被判處“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期5年；
2001年，李秦華案，因瀏覽、下載和徵集有關六四屠殺的照片和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2年，王炳章案，在越南廣寧省遭大陸國安綁架，因間諜罪和領導恐怖組織罪被判無期徒刑；
2006年，張建紅（力虹）案，因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李長青案，因向海外博訊網站投稿揭露當地爆發登革熱，政府不作為，而被判處“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
2006年，楊天水案，因參與天鵝絨行動，組建民主黨蘇皖黨部，接受海外資金和寫文攻擊政府等罪，被判處“顛復國家政權罪”，刑期12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高志晟案，因發動維權絕食接力，反對國家機關行使權力黑社會化，而反覆遭受暴力綁架，抓捕和酷刑。反覆經歷失蹤，再失蹤，直至今日仍然不知去向。
2006年，郭飛雄（楊茂東）案，郭是中國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的領導者，分別於2006，2015，2022年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三次入獄。
2009年，劉曉波案，因參與起草和傳播《零八憲章》而被判處“顛復國家政權罪”，刑期11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14年，許志永、丁家喜案，因推行新公民運動，提倡非暴力方式維權，呼籲官員財產公示，並嚴懲腐敗，而被判“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許獲刑4年，丁獲刑3年半；
2015年-2016年，709維權律師案，公安當局在23個省份同時發動大規模逮捕、傳喚、監視居住超過上百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涉嫌“顛復國家政權罪”，起因是中國刑法修正草案企圖剝奪維權律師在刑事辯護上的豁免權，而遭到維權律師們的普遍反對；
2018年，覃德富案，因秋雨聖約教會拒絕加入“三自教會”，被判“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刑期4年；
2018年，艾爾肯.吐爾遜案，因涉嫌“恐怖主義”和“煽動民族仇恨”而被捕，刑期19年10個月，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18年，賽里克.木海案，因傳播伊斯蘭教獲罪，刑期20年；
2019年，丁家喜再次被捕，受到坐老虎凳的酷刑。
2020年，張展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追蹤報導新冠疫情發展，而被判處“尋釁滋事罪”，獲刑4年；
2020年，方斌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曝光武漢疫情而被失蹤至今；
2020年，陳秋實案，因實地探訪武漢疫情發展現狀而被失蹤600多天；
2022年，彭立發案，因在北京四通橋上呼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而被失蹤；
2022年，白紙革命，因悼念和聲援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南京，上海和北京多名學生被失蹤……;
以上案件只是九牛一毛，只能選幾件主要案件列出。據維權網信息中心統計，2022年10月31日發布的最近一期報道：當前在押良心犯和政治犯共1442人，其中死緩11人，無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2年到25年不等共1197人。
打開網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人間慘劇一幕幕躍入眼帘：
廣州海珠區將兩個沒帶口罩的年輕姑娘反綁示眾；
各地建立的方艙醫院，實質是“病人集中營”，給予非人待遇；鄭州由於疫情失控，一個年僅四個月大的女嬰李思雨在方艙醫院因病拒診而死亡，激起天怨人怒；
鄭州一女性的姐姐跳樓了，自己要出小區，被告知“出去就回不來了”；
蘭州三歲男孩子需要急救，被防疫人員以防控為由阻撓去醫院，結果死亡；
西安孕婦臨產去到高新醫院，由於核算檢驗超過4小時已經無效，沒有綠卡而被拒入，結果在醫院門口大流血，導致流產；
陝西一工程師回老家漢中市洋縣探望未成年子女，剛下高鐵就被拉去集中營隔離，十幾個小時沒吃東西，糖尿病併發症，腎衰竭，不治而亡；
庫爾勒一位老人被測核酸異常，被帶至隔離點，病情嚴重，數度昏迷，疏於醫護，無人救治，七日後死亡；
內蒙呼和浩特一家女子全家被抓入方艙醫院隔離，陽轉陰後回到家中，發現家中空無一物，家裡的東西都被防疫中心扔了，該女子隨即跳樓；
西藏拉薩封城50多天，市民說：“把我從夏天短袖關到冬天穿羽絨衣”，民眾在方艙隔離期間墜樓身亡，“四條人命，都是跳樓”；“人一旦被抓進去，出來後，人就不正常了”，你懂；
深圳大學餐廳員工不堪封校所帶來的惡劣的工作和住宿環境而跳樓自殺；
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恆利用權力性侵女生並導致其懷孕流產，女生不從，便以休學相威脅；
鄭州數萬富士康員工逃離……
公民被失蹤，公民被刑拘，公民被定“顛復政府罪”，公民被定“尋釁滋事罪”，公民被精神病，公民被清零，公民被封門，公民被核酸，公民被方艙，公民被自殺，公民被跳樓，公民被流產，……；無奈的公民，任人宰割的公民，沒有基本的尊嚴和人權的公民，沒有基本的正義，這是政府黑社會化的惡果。這些政府行為：狠毒，決絕，無恥，卑劣，毫無人性，逼人致命，警匪一家，如同黑社會。這個政府的確黑化了，公權力的確黑化了。
恐怖是極權主義時代特徵，謊言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特徵。但是，隨着習時代的到來，人們發現恐怖並沒有走遠，又重新回來了，並且以更為恐怖的方式瀰漫於人們的生存空間。忽然間謊言不再需要了，只要能令人們恐懼，這就夠了。人們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恐懼中求生。這意味着，在一個更為專制和獨裁的層面，極權主義又回來了，這意味着全社會由後極權主義向着極權主義回歸，不僅具有了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了諸多中國特色，權力黑化就是其中之一。
當權力將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之時，我們將這樣的權力狀態稱之“權力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