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廣東工廠工人的抗爭和起落

2014年，東莞台資“裕元鞋廠”工人崔天剛在工作時受傷。他所在的裕元鞋廠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製造商之一。崔天剛本以為他有社保可以解決他的工傷問題。但崔天剛馬上發現，裕元鞋廠從十幾年前開始就沒有交足工人的社保。

因緣際會，他因此就站在中國2010年代最大型的工廠罷工前線。裕元鞋廠工人的罷工為期兩周，涉及多達4萬名工人，是十年來有記錄的唯一一次大規模工廠抗議活動。罷工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是裕元鞋廠十幾年來未為員工繳納足額社保及住房公積金；同時，員工也擔心，隨着工廠將生產逐步轉移到內陸及海外，東莞的工廠很快會被關閉。

毫不意外的，罷工當中當地官方工會完全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當官方工會站在工人對立面時，崔天剛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工人領袖。崔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只是期望一個解釋，一個答案。如果沒有人理會，我們會一直罷工。”

法律漏洞的填補

為了填補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所造成的社會福利缺口。2011年7月1日，中國新的《社會保險法》正式生效，雖然步伐較小，但這部法律至少在文本上首次構建了較為全面的保障框架，保證所有勞工處於社會福利安全網內，其中包括針對女性勞工的養老金、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等權益。

然而，當時新出台的社會保險制度明顯缺陷是，它幾乎完全依賴私人資本供款，其成敗完全在雇主的供款意願和地方政府的執法力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經濟增長，一直都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產生的經濟紅利驅動，雇主在壓縮成本的考量下，自然不願拿出逾三成的勞動力工資用以給員工提供社會福利；地方政府經常為了鼓勵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縱容那些逃避法律義務的企業。

社保制度的第二大缺陷是，沒有充分考慮中國上億農民工的社保轉移接續問題。農民工的強流動性導致他們生活、打工和退休養老地點完全不固定。早期農民工並不能將養老金轉移回他們戶口所在地的農村老家，後來他們可以選擇離職時一次過提取所有社保，但也困難重重。儘管農民工理應被納入《社會保險法》的覆蓋範圍，但自該法生效以來的幾十年裡，實際覆蓋率一直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7年發布的最新官方數據顯示，只有22%的農民工擁有基本養老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擁有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擁有失業保險。

尤其是近十年傳統製造業中心的廣東出現關門和搬遷潮。這讓許多農民工被迫下崗或搬離原址。而雇主欠繳社保的問題就凸顯了出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行動地圖的數據顯示，有關拖欠及少繳社會保險的勞資糾紛在社會上一直存在。比如2020年9月，珠海市一家民營企業員工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公司繳付已從工資中扣除但未支付的六個月社保。員工表示，公司以新冠肺炎疫情為藉口，讓部分人停薪留職。他們在微博發帖質問：“這種企業方法能適合以疫情為由放假和不發任何工資嗎？企業是要生存，但是作為我們社會最低層的勞動者也要生存啊！”地圖當月還記錄了兩起四川、一起福建的類似案例。

威信掃地的工會

裕元事件中，廣東省總工會直接站在鞋廠和當地政府一方協助鎮壓罷工。儘管從結果看上去是工人罷工失敗，但是事實上卻是三敗俱傷：員工被打壓，資方需付出幾十億的補償和罰款，政府和官方工會的威信掃地。

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後，廣東省總工會決心把東莞作為新一輪組織工作的重點區域，希望建立新的、更加民主的工會代表制度，以此改善工會形象。但在那時，工人普遍認為裕元鞋廠的企業工會與所有同類型的工會一樣，根本是代表公司利益，不可能代表工人。這導致廠內4萬名員工中，只有1,500人選擇加入工會。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對其直屬管理的刊物《南方工報》表示，“在裕元發展更具代表性和民主的工會，對於建立和諧的勞資關係、減少勞資糾紛、以及提供穩定的管理環境至關重要。”黃業斌表示，目標應該是允許工人通過工會提出要求，工會再代表工人與公司進行談判。

儘管廣東省總工會以往在保護工人權利方面劣跡斑斑，但口頭上，總工會仍然表示將組織工人加入工會，從而確保民主選舉順利舉行，並建立解決勞資衝突及談判加薪的穩定機制。一旦實現了這一目標，機制將逐漸推廣到省內其他地區。

令人遺憾的是，總工會關於工會代表的新措施，揭示了它與該地工廠工人、及勞資糾紛發展趨勢相脫節。廣東省總工會不僅忽視了全省雇主數十年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也讓已存在的不良做法更加根深蒂固，而且忘記了省內工廠正被陸續關閉及搬遷。當務之急，總工會的主要關切應該是充分保護下崗工人的權益。

由於官方省工會遲遲未解決工會代表問題，2000年代在廣東民間成立的部分社會勞工組織，開始幫助工人處理他們正面臨的最緊迫問題：當地區內的公司關閉或轉移到其他地區時，保障他們取得應得的社保。

利得鞋廠工人的抗爭

2014年8月，在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近四個月後，番禺為Coach等奢侈品公司生產產品的台資利得鞋廠同樣有了搬遷計劃，而工廠內的近3000工人卻一直被蒙在鼓裡。

利得鞋廠多年來一直在番禺經營，當時工人聽到傳言，說利得管理層計劃將整個工廠遷至南沙。由於公司已經拖欠工人們加班費、公積金、社保等多年，工人們擔心未能隨鞋廠搬離原址的員工，可能得不到應有的補償。

在長達九個月的糾紛過程中，利得鞋廠約20名工運積極分子，向基層勞工組織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求助。在與服務部的工作人員會面後，維權人士制定了與公司談判的策略，重點在於廠方應依法為無法隨遷的工人繳納住房公積金、社保等欠款，但公司經理拒絕與工人代表們談判。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服務部協助利得工人召開五次工人代表座談會，一次工人大會，向工人宣講法律。

然而到了11月，利得鞋廠不僅依舊拒絕與工人談判，而且拒絕為工人補繳任何社保費用。11月26日，鞋廠經理更強迫工人簽訂不合理的勞動變更合同，縮短部分員工的服務年限，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欠繳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費用，逃避責任。在鞋廠的逼迫下，利得的工人決定開始罷工抗爭。

2014年12月6日，數百名工人開始罷工，人潮淹沒了番禺工廠外的街道。最開始鞋廠似乎有所妥協，工人代表能夠與人力資源部門合作，核對每位員工的準確工齡以便補繳福利。然而，12月13日，管理層卻突然單方面召開各部門員工大會，將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加班費三項打包，一次性補償員工，上限為每人2500元，這令員工感到無法接受。

工人代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表示無法接受條款，並決定立即恢復罷工行動。四天后工廠管理層同意恢復談判。工廠表示，將把每位員工的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和加班費的上限提升至12,000元。2015年4月，隨着搬廠期限日漸逼近，管理層仍未公布廠房最終搬遷計劃，也未就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及工齡補償事宜，與工人代表進行談判。對此，工人們於4月20日再次罷工，希望繼續向鞋廠施壓。當公司管理層最終同意坐下與工人代表談判時，代表要求及時解決此前所有未盡事宜——包括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以及關廠工齡補償金的拖欠。當地政府官員也出席了會議，承諾以後會促進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對話。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罷工一直持續，工人們連續施壓三天后，利得鞋廠和當地政府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承諾會滿足工人們提出的所有要求。2015年4月25日，公司向職工支付了拖欠已久的關廠工齡補償金和住房公積金，同月支付了部分社會保險欠款，並承諾在6月底前將所有工人的社保繳清。在番禺打工族和CLB的協助之下，經過多月的行動與談判之後，約2750名利得鞋廠工人取回約1.2億社保金額。

圖片：利德鞋廠工潮結束後，曾飛洋獲工人送贈“工運之星”牌匾。

被妖魔化的工人運動

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由農民工廖曉峰於1998年創辦，其後熟諳勞工糾紛的律師曾飛洋接任負責人一職。這個中心最初的工作重點是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權利諮詢服務，並在個別工傷案件中提供援助。其後它更多地集中在處理廣州南郊工業區工人的集體訴求方面。

服務部曾經在2013年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幫助護理和保安人員追回了拖欠已久的社保。而其中一名保安人員孟晗，因為這次成功爭取社保的經驗也成為一個勞工權益工作者，併到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全職工作。

後來，服務部重點幫助了番禺許多珠寶工廠中被欠薪的工人。然而利得鞋廠的維權事件令服務部成為了地方政府的眼中釘。2015年12月，在中央的授意下，番禺當局對服務部發起了大規模的打壓行動，不僅直接突襲服務部以及關係較近的幾家機構，還拘押了約30名與之相關的勞工維權人士，服務部主任曾飛洋和三名主要工作人員朱小梅、湯歡興和孟晗更被正式逮捕並起訴。

朱小梅和孟晗一樣，都是因工廠維權的經驗而加入工運。2013年，她在廣州的日立金屬工廠擔任管理層，並組織工人一起要求公司繳納社保費用。公司很快發現她立場不對，就在2014年1月解僱了她。之後，她加入了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為工人維權。

最終，曾飛洋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朱小梅、湯歡興被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緩刑兩年。孟晗在裕元事件中是工人委任的代表，孟晗始終拒不認罪，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21個月。即便已在2017年第二次坐牢，孟晗依然堅持為工人維權的初心。他出獄後在博客寫道：“我的態度非常堅決，我堅信我們推動的勞資集體談判是正確的。如果這樣的行為都有罪，我寧願再次冒着這樣的風險去幫助工人解決問題！”

12月的打壓行動沒過多久，央視和新華社就對曾飛洋及同事們進行了輿論抹黑。新華社的報道將曾飛洋描繪成一個詐騙分子，他在利得鞋廠罷工期間“煽動和威脅”工人，以阻止他們“恢復正常工作”。報道還指出，曾飛洋曾邀請國際社會關注這次罷工：“罷工剛開始，一些境外媒體、網站第一時間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圖片報道，持續進行惡意炒作，矛頭直指地方政府。”

另外，《人民日報》在報道中特別提到，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與《中國勞工通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對此，中國勞工通訊主任韓東方親自致信該報總編輯李寶善，解釋了勞工通訊與中國大陸勞工維權人士合作的理由，並強調了通過這種合作對各方有何有益成果。韓東方特別指出，勞工通訊與曾飛洋和及番禺服務部五年中合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幫助工人討回1.2億社保費用），從一開始就是公開的，廣州安全部門也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默許和包容。韓東方質疑了《人民日報》的對抗性思維，並呼籲其從公平、共同理念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

“難道，貴報從總編輯到記者們的眼裡，這個世界，我們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真的已經晦暗到了只剩下‘拉攏’和被拉攏的關係，只有騙子、傻子、袖手旁觀者和落井下石者這幾種人嗎？難道，在你們的內心世界，早已不再有志同道合者嗎？不再有為了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合作奮鬥這回事嗎？不再有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這種東西嗎？更不再有基於這種階級情懷，對中國工人階級所受苦難不忍冷眼旁觀，不齒於瀰漫於街頭巷尾和辦公大樓里心口不一的假衛道士，從而願意坐言起行改變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嗎？”

2015年12月的對服務部的打壓，標誌着針對民間社會勞工團體持續打壓的開始，當局更於2018年在深圳逮捕了佳士工人運動的支持者，並在次年於深圳和中國其他地區逮捕了幾名知名勞工維權人士。

與此同時，媒體對勞工新聞的處理方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廣州當地的媒體在2014年報道大學城環衛工人的集體抗議時，一度相當活躍；但在2018年，從7月27日勞資糾紛開始，國內都沒有媒體報道佳士工人抗議的新聞。直到近一個月後的8月24日，官方媒體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極負面的批判性報道，不但抹黑工人行動，也暗示他們是收取了海外資金資助。

在新華社的報道面世後，8月25日，中國內地僅出現三篇關於佳士的報道，其中兩篇重複了新華社的措辭，曾經相對開放的《南方都市報》同樣照搬新華社的報道。第三篇是中宣部《光明日報》的評論，內容類似於領導層對這一事件的最終定論，結論是“隨着公安機關的深入，發現此事並不是單純的職工維權，背後有着境外勢力的介入，是一次背景不透明、訴求不純粹、手段不合法的事件。”但事實上，深圳和廣州的當地記者仍然期望採訪佳士事件，有記者明知道報道無法刊載出來，也期望能去採訪工人和學生的真實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