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這對於一個在1950年代末就基本消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同時該國還在隨後的十年裡進行了一些二十世紀最激進的政治實驗。

儘管生產關係在過去四十年中進行了一些深刻的重組，但是共產黨仍然保持着對權力的壟斷，仍然是被標榜的 “社會主義”，儘管現在共產黨的修辭是具有所謂的 “中國特色”。

中國從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導致了左翼人士（包括中國國內的和全球範圍內的左翼人士）對如何定性現狀產生了嚴重的困惑。

澄清這個問題對於反資本主義實踐來說至關重要，而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強大的實力更使得這個問題變得尤其重要。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關於我們是否相信中國政府及其對美國主導的秩序的抵制戰略體現了一種解放政治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中國理解為不是試圖超越資本主義，而是被鎖定在與美國爭奪對這個體系的控制權上，這就會導致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結論：我們必須制定自己的激進解放路線，獨立於並反對所有現有的國家勢力。

資本主義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複雜概念，本文只能談談其中某些核心問題。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是將一個人的需求從屬於價值生產的制度。這種關係通過市場依賴性的普遍化被制度化，與此同時商品形式被來調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種資本邏輯不僅表現在對勞動力的經濟剝削和隨之而來的階級社會關係中，而且，還表現在工作場所、國家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統治模式中。儘管與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有着重要的區別，但是，我們將看到，中國在所有方面都已成為資本主義屬性的。

中國資本主義屬性的標誌比比皆是。在中國的大都市，到處都被法拉利和古馳商店所裝飾，外國和中國國內公司的名牌商標印滿了天際線，每一個主要的城市核心區到處都有高層的豪華住宅。

中國從世界上曾經貧富最均等的國家之一迅速演變成了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暗示着重大的結構性轉變。

我們也可以把中國加入WTO、政府繼續堅持其是市場經濟，或者習近平在達沃斯為全球化辯護，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 “決定性作用” 等等現狀，看作是這個國家正在擁抱資本主義的標誌。

同樣，人們可以發現，普遍的文化表達方式也暗示着潛在的資本主義取向，包括倡導拼命工作（神經症式競爭）、粗暴的消費主義（剁手族的興起）、以及對從喬布斯到馬雲等一眾企業大佬的獨特天才的崇拜（“成功學”）。

然而，如果把資本主義的這些效應與資本主義本身混為一談，那就錯了。為了更全面地認識資本如何成為中國國家和經濟的指導原則，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究。

推薦 《“21世紀的資本”：一部講述我們如何陷入困境的紀錄片》

經濟、勞工、社會再生產
在提出對資本的徹底批判時，我們可以從商品入手。商品是指對某人有用的、含有交換價值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交換價值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決定生產的是利潤而不是有用性。

如果我們審視當代中國，毫無疑問，商品生產已經普遍化。這一點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龐大跨國供應鏈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中國，從手機、汽車到醫療設備、服裝、家具等各種產品的工廠里，對中國工人的剝削讓國內外的企業都富得流油，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榮。

推薦這本書《茶杯里的風暴：殖民貿易及印度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起源》

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字節跳動 …… 等等中國科技巨頭在某些重要方面與硅谷企業有點不同，但是，他們在生產技術方面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 中美巨頭共享監視資本主義體制，首先就是將信息商品化為導向。

同樣，反覆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和大筆盈利的開發商表明，住房的生產只是為了應對市場機會。在各種部門中，很明顯，生產首先是為了創造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

雖然對商品生產的分析具有啟發性，但從另一個方向來處理這個問題，將更具有政治效力：與其問資本為了確保自身的不斷擴張而需要些什麼，不如問人們如何生存。

那麼，中國的無產階級 —— 一個以自己的勞動能力為唯一生產性財產的群體 —— 如何確保自己的社會再生產呢？

答案是，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無產階級要想活下去，就必須想辦法讓自己依附於資本。食物、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等等基本需求，以及休閒和社交的時間，並不是理所當然地得到保障；相反，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只有首先能夠使自己對資本有用，這些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當然，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異質的社會，社會經濟差異也導致生存策略的多樣化。要闡明當前的論點，最具有人口統計學和政治相關性的群體類別是農民工。

農民工群體由近三億人組成，他們生活在正式戶口所在地之外，是一支龐大的勞動力，也是中國產業轉型的中堅力量。農民工一旦離開戶籍所在地，就放棄了任何國家補貼的再生產權利，實際上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內淪為了二等公民。

也許顯而易見的是，數億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們無法在自己出身的貧困農村地區生存下去，在市場力量的驅使下，他們不得不到城市尋找工作。

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在1970年代末首次在中國剛出現時，在政治上是有爭議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內的許多人仍然支持毛澤東主義的 “鐵飯碗” 終身僱傭制。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爭論已經平息，1994年的《勞動法》為僱傭勞動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這是最明確的標誌。

請注意，新政策並沒有如許多改革者所希望的那樣迎來一個高度規範的社會民主模式的勞動力市場，而是被商品化了，但仍然高度非正式性。即使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後（該法特別注重提高合法勞動合同的普及率）但在2010年代初，簽訂合同的農民工數量不僅沒上升，甚至還下降了，截至2016年，只有35.1%的農民工有合同。

沒有合同的工人不享有法律保護，因此極難解決侵犯勞動權利的問題。此外，社會保險 —— 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 “生育保險” —— 是雇主繳納的。淪為非正式的勞動力對生活在戶籍所在地以外的人來說，還會產生其他形式的排斥和市場依賴。

例如，如果一個外來務工者想讓自己的孩子入讀該城市的公立學校，首先要出具當地的勞動合同 —— 僅這一條規定就將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排除在公立學校教育之外了。

雖然教育等名義上的公共產品的分配機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徑庭，但是總的邏輯是讓那些國家認定的對提升當地經濟有用的人獲得優待。很多大城市都有 “積分制” 計劃，申請人必須根據一系列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指標（如最高學歷、技能認證、”勞動模範” 獎）積累積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務。其他所有人都要任憑市場的擺布。

城市無產者在戶口所在地工作的情況有些不同，從物質角度上看當然更好。他們將能夠獲得公立學校的教育，可能還有一些住房補貼，更有可能簽訂有法律約束力的勞動合同。中國的福利待遇並不優厚，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遠低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但城市居民獲得福利的機會更大。

深刻的階級和地區不平等以及財政問題都困擾着中國整個體系。因此，毫無疑問，即使是那些相對優越的群體，也必須讓自己對資本有用，才能確保足夠的醫療、體面的住房或退休後的保障。所謂的 “低保” 不足以、也不打算支持在社會可接受的水平上進行再生產。

政治權力
中國的經濟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而且現在的國家也是以資本的總體利益來進行統治的。

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國家也有自己相對的自主權，當然可以爭論哪個國家的自主權更大；但足夠明顯的是，中國已經搭上了資本主義價值驅動的馬車，這已經造成了治理的深刻轉變。

這種以資本為中心的邏輯在車間政治中非常明顯。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的工人暴動呈現直線上升，中國是全球野貓式罷工的量冠。當工人們採用歷史悠久的傳統，拒絕向資本提供勞動時，國家該如何應對？

雖然罷工不可避免地各有特色，但是警察的介入幾乎都是代表老闆的 —— 他們為國內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提供服務。

警察或國家支持的暴徒用強制手段破壞罷工的例子不勝枚舉。但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是警察暴力鎮壓台資企業裕元鞋廠4萬工人的罷工 —— 工人們並沒有忘記防暴警察代表台灣資本家介入的歷史性諷刺。

如果說這次罷工優雅地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站在哪一邊？” 中國政府的選擇已經足夠明顯。

在對城市公共空間中的非正規工人進行維穩時，也使用了國家暴力。1997年為執行非刑事法規而成立的准警察部隊  — — 令人憎惡的 “城管”  — — 無數次使用令人震驚的強制手段清除街頭小販和其他非正規工人。

常態化的警察暴行在中國的非正規勞動者中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憤怒，反城管的暴動非常普遍。2011年，廣東增城的農民工集體走上街頭，可能是最壯觀的一個例子，當時有傳言說，一名孕婦在一次城管行動中被毆打後流產。經過幾天的大規模暴動，解放軍使用了暴力鎮壓。

如果我們認為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基於剝削的經濟關係，而是一種勞動者處於從屬地位的政治關係，那麼，中國政府的行動還有其他重要的方式符合資本的邏輯。

就在中國開始資本主義轉型的時候，鄧小平在1982年決定從憲法中取消罷工權條款。與這種對勞工權利的限制相配套的，是一直以來對工人自組織的持續禁止。

在中國，唯一合法的工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組織在職場內明面上隸屬於中共，暗地裡隸屬於資本。企業人力資源經理被任命為企業級工會主席是標準做法，連擺擺樣子讓工人進行民主參與都免了。毋庸置疑，工人並不認為這些工會能有意義地代表他們的利益，建立自治組織的努力也遭到了嚴厲的打壓。

對無產階級的政治奴役也延伸到正式的國家機構中。和所有公民一樣，工人們沒有能力在公民社會中自我組織、沒有能力組建政黨，也沒有能力行使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權，所以他們只能完全祈禱中共的善意來代表他們。

中共已經不再聲稱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來對抗他們的階級敵人 —— 自從接納了資本家入黨，並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推進了 “三個代表” 的概念以來，中共的目標已經變成了代表 “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加上國家有效地禁止承認階級對立，顯然，一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反革命。

即使是粗略評估中國政府的社會構成，也會發現，資本不僅能很好地獲得了國家權力，而且，從根本上說，它與國家權力是密不可分的。

2003～2008 第10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線工人” 代表的數量下降到只有2.89%，比上世紀70年代大幅下降。財閥在人大和政協中的驚人集中度，最能體現資本政治權力的正規化：截至2018年，這兩個中央政府機構中最富有的153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約為6500億美元。

立法機構曾試圖吸納那些在私營部門賺取數十億美元的人，比如互聯網巨頭騰訊的負責人馬化騰。但是經濟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轉換也在另一個方向上起作用：溫家寶（前總理）的家族利用其政治關係積累了約27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在21世紀的中國，資本產生政治權力，正如政治權力產生資本一樣。

執政黨說中國是 “社會主義國家”，這根本沒有得到現實的證實。不過，2020年的經濟有幾個特點與當前的資本主義國家範式有相當大的不同，因此值得多加注意。

國家干預經濟
毫無疑問，中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更為廣泛。但如果我們關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相對新穎的新自由主義形式，中國就並不是那麼特殊了。

中國的國有企業貢獻占GDP的 23–28% —— 對於當今世界來說，這無疑是很高的。但是，對資本主義來說，統制主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僅出現在它的誕生地法國，還出現在各種法西斯國家、獨立後的印度，甚至是國民黨控制的台灣 —— 在台灣，國有企業在80年代末就貢獻了該國近四分之一的GDP。以提高效率、利潤率和可預測性為導向的國家干預並不是與資本主義對立的，而是後者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

再次回到勞動者的角度，我們會發現，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差別微乎其微。作為國家 “打破鐵飯碗” 運動的一部分，數千萬國營部門的工人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被下崗。這種私有化運動把他們扔進了一個他們完全沒有準備的勞動力市場，造成了這些 “前國家主人翁” 的生存危機和大規模的抵抗。

在這一波裁員和竊取工人養老金及其他公共財產的浪潮之後，剩下的國有企業都受到了 “硬預算” 和市場力量的制約，包括在勞動制度上。正如社會學家 Joel Andreas 廣泛記錄的那樣，毛澤東時代公認的不完善的工作場所民主實驗已經被市場化所淘汰，國企工人現在和同等的私營企業工人一樣，從屬於管理層。這些公司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公共財產 —— 它們屬於一個不用負責任的國家，並受其控制。

土地問題與此相關，但又有所不同。事實上，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歸國家所有，而所有的農村土地則歸當地居民集體所有。但正如大量研究表明的那樣，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對土地的使用具有了明確的資本主義性質。

在城市，這意味着商品房建設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如前所述，商品房建設完全以市場信號為導向。城市政府在財政上高度依賴土地拍賣的利潤，導致其利益與開發商的利益緊密結合。

持農村戶口的人有權獲得一塊土地，不過正如農村向城市大規模遷移所表明的那樣，這塊土地很少有面積或足夠的質量來維持社會再生產。

城市的向外擴張導致了農民的土地的大規模被剝奪。與國有企業的工人一樣，農民幾乎沒有能力對其（名義上的）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任何監督或控制，村幹部代表集體說話。

其結果就是無休止的土地剝奪循環，農民一般只得到其土地市場價值的一小部分，而村幹部和開發商則從中撈取大量的好處。

最後，對於那些確實保有農村土地的人來說，中國的農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資本主義變革，土地使用權被農業綜合企業所掌握，同時各種投入也被商品化。土地僅僅形式上由集體正式持有，對這一進程幾乎沒有什麼抵製作用。

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邏輯已經深入到經濟和國家之中，極大地改造了中國的社會結構。

但理解當代中國的階級關係只是第一步。更全面地評估階級和其他形式的基於種族、性別、地域和公民身份的社會等級的複雜的共同構成，對於制定足以應對當前深刻危機的政治對策來說是必要的。

一系列緊迫的現實問題，不能僅僅基於階級分析來解決，更不能基於主導的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框架來解決。我們應該如何解讀中國國家在香港政治上扼殺社會反抗的努力、吞併台灣的承諾、以及新疆和西藏的漢人殖民項目？一帶一路倡議下全球投資的巨大增長，是否是新興資本主義帝國的表現？對中美衝突加劇的正確的、激進的、反民族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回應如何才能最恰當？

這些都是變革推動者今天面臨的一些最緊迫的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國家單方面引導世界進入社會主義未來的 *虛假承諾*，必須遭到反資本主義抗議者的全面抵制。

儘管相信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會建立我們想要的世界會讓人感到欣慰，但是，那只是一種幻想。我們必須親自建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