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資本主義勞動關係在中國是存在的。它們的重新引入是當年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戰略的基石，即所謂的允許 “少數人先富起來”。他們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賺取的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但是同期，最底層50%的人口的收入份額從曾經的50%下降到現在的27%。

中國採用資本主義使數百萬人擺脫了絕對貧困。但是，這種轉型在環境惡化和社會不平等方面的巨大代價，必須成為國際勞工和工會運動的核心關注點。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告訴我們，團結並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業，因為資本和意識形態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尋找新的市場和積累的機會。

反抗者也需要這樣做 —— 跨國聯合。例如，世界各地的工會會員和活動家可以從2010年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非凡的罷工浪潮中得到學習，這次罷工使工資上漲了20%-30%。

民粹主義威權主義及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使得全球性抵抗變得更加重要。在中國，在習的領導下，專制統治呈現出更加危險的色彩，勞工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少數族裔和人權維護者以及其他人士，都為專制主義付出了代價。

勞工
在中國，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受法律的約束，這些法律在紙面上看起來很合理，而且確實是在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趨勢下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但是，這些法律卻被廣泛忽視。缺少核心的工會權利，如結社自由和以保護罷工權為後盾的集體談判權，是中國工人階級被剝奪的集體權利。罷工權的概念被刪除了。

1982年的中國憲法，正是在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

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勞資關係並不是允許掠奪性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隨意操作的。來自不同學科和角度的勞工學者都承認，中國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包括一支人數高達2.5億的城鄉流民後備軍，是中國資本主義剝削逐漸緩和的核心。

資本主義剝削已經制度化了。這個過程中的一個分水嶺是2008年通過的三部重要的勞動相關法律，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為這三部法律是對不斷上升的罷工和勞工抗議的回應：《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就業促進法》既證明了資本主義勞動關係在中國的普遍化，也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反抗力度和社會動盪可能發展成為對其一黨統治的威脅的擔憂。

換句話說，2008年的法律是急劇擴大的工人階級越來越有能力發出自己聲音的結果。

中國唯一合法的工會，即 國家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並沒有能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發揮其存在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於其傳統的角色，即 在改組後的國有部門中作為國家的福利部門，善於為勞動模範聚餐和過生日，而不善於集體談判和組織反抗。

難怪工人們常常不顧風險，自己動手爭取權利。事實上，正如深圳市總工會（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位進步官員在2009年所言，“經濟罷工是常態” 。事實上是如此的常態，以至於廣東省的一些勞工非政府組織和勞工律師試圖通過為罷工工人提供支持來減少中華全國總工會留下的組織空白：比如集體談判和糾紛解決的培訓、再比如在供應鏈上建立跨國聯合。

然而，此後出現了一種令人討厭的新常態。2015年，一場針對勞工活動家和勞工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的拘留和逮捕的協調性浪潮預示着這一點。

隨之而來的是監禁和判決  — — 由於工會成員的國際支持，判決比許多人預期的要輕一些。此後，新常態將注意力轉向了大學中出現的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行動主義的趨勢。當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為爭取組織工會打擊非法工作場所行為的權利而罷工時，來自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的學生們租下了附近的一個公寓，協調團結。

防暴警察拘留了幾十名學生，罷工者被逮捕和起訴，此後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要麼重新組織，要麼被大學當局關閉。

“恐怖資本主義”
習在新疆的鎮壓政策是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根據目擊者的證詞，維吾爾人在 “中國化” 的幌子下，受到監視，拘留在特建的營地里，受到包括酷刑和性暴力在內的虐待。超過一百萬維吾爾人被監禁。壓迫就是壓迫，中國國家正在進行一系列侵犯人權的行為。

Darren Byler 和 Carolina Sanchez Boe 使用 “恐怖資本主義” 一詞來描述為資本主義公司創造更多利潤的鎮壓技術。Byler 和 Boe 總結了這一過程：國家將建造監控設備的合同招標給私人公司，並部署到目標群體，在這裡是維吾爾人。

收集到的數據為新疆的鎮壓提供了便利，而這些技術也被進一步完善，以銷往其他國家。在我們的列表-4 “作惡者：中國在幫誰” 中看到具體內容匯總。

類似於不自由的勞動力，維吾爾人被釋放後經常被分配到中國各地的資本主義企業工作。有證據表明，一些 “僱傭” 維吾爾族勞工的工廠就是國際大品牌供應鏈的一部分。

就像國際勞工運動一直站在抵抗美國反恐戰爭的最前線一樣，我們也需要投入同樣的精力來譴責新疆的 “人民反恐戰爭“。

我們有能力揭露那些受益於不自由勞工的國際品牌，以及參與開發用於中國和其他地方的侵入性監控技術的科技公司。警惕 Shoshana Zuboff 所稱的 “監視資本主義時代” 及其在新疆的可怕表現。

香港的民主抗爭
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標誌着英國殖民統治的結束。英國人本質上是一個裝備精良的毒梟，他們在19世紀決心在中國銷售鴉片，從而獲得了香港的 “租借權” 。英國人很少考慮民主，直到1989年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大陸遭到殘酷鎮壓，促使英國當局開始謹慎地走上部分民選治理的道路。

香港人提取了一些民主的功能，如新聞自由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但是，完全的民主在英國統治下並沒有實現。

中國的主權是以 ‘一國兩制’ 為前提，保證香港50年的生活方式。《基本法》用含糊的語言說明了一條通向普選的道路。但普選並沒有實現。

此後的民主運動包括2003年的反23條運動（反對新《國家安全法》）；2014年的雨傘運動（爭取普選）；以及2019–20年為期十個月的反引渡法運動，反對與中國大陸的引渡安排。後者導致香港警察部隊軍事化，在與示威者經常發生暴力衝突的過程中，有超過8000人被捕。2020年7月，北京繞過香港立法會  — — 一個部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  — — 實施了那個《國家安全法》。

反引渡法運動迅速演變成一場全面的民主運動。它包括創新的抗議形式，從商場裡的群眾唱歌到公民與人權陣線組織的大規模遊行。2019年6月16日，CRHF的一次遊行可以說吸引了多達200萬人。

香港的民主運動是由許多政治成分組成的。他們的範圍從尋求香港獨立的少數人到左翼團體，如 Lausan Collective，他們認同其他地方的社會運動，如BLM，以及所有介於兩者之間的點。

有組織的勞工對運動的生存和進步目標至關重要。這既包括傳統的工會，如香港工會聯合會，也包括最近組織起來的無數行業級工會。

有組織的勞工是很重要的，因為英國太古公司旗下的國泰航空等公司已經解僱了支持民主運動的員工，如客艙服務員工會領袖。2019年8月5日，一場涉及工人、學生和小企業的 “三合一罷工”，出動了60多萬人。

最近，焦點是要求獲得組織政治罷工的權利，而目前從英國殖民者那裡繼承下來的香港法律是禁止政治罷工的。政治罷工可以回應 ‘大資本’ 政治，英國註冊銀行滙豐銀行對嚴苛的新國安法的歡迎就是明證。為了政治目標而採取工業行動的權利，以及取消對罷工權利的限制，也是英國本土工會和其他工會的反抗者們提出的要求。

我們認為，不要用兩派的眼光來看待壓迫，對一切形式的專制主義的抵抗無論在哪裡發生，都應該得到工運的支持。有組織的勞工和工會一直在抵制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我們也必須對基於中國的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伊斯蘭恐懼症作出同樣的承諾。

工會是香港人爭取普選權鬥爭的核心，他們需要我們與他們站在一起。這些鬥爭與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是不可分割的  — — 爭取結社自由、保護罷工權和充分的民主參與以及控制自己的生存生活。

團結工人不能有盲點，團結工人應該是無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