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安徽蚌埠外賣騎手意外身亡案仍陷勞動關係爭拗 工會集體協商須觸及根本問題

2023年01月30日

安徽省蚌埠餓了嗎騎手李卓然在公司團建期間意外死亡案，經過一年多後，最終以騎手和公司勞動關係被認定而告終。但是從中折射出的平台在與騎手簽約時系統性的規避確認勞動關係的行為持續存在，中國勞工通訊就此採訪了安徽省總工會機關黨委發現，雖然包括全國總工會等國家多部門已經持續就相關問題發出意見，但是省級工會面對當下平台經濟中最重要的工人問題，仍然處於蜻蜓點水的狀態，“集體合同”僅僅討論細枝末節、“勞動協商競賽”也淪為形式主義，在實質問題上少有觸及。

中國的平台外送員在以前往往因為無法確認勞動關係而得不到保障，甚至在勞動裁決中敗訴。不過官方近年注意到平台經濟的掘起和它所帶來的勞工問題，在2021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多個部委先後發布《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強交通運輸新業態從業人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尤其訂明要規範用工、明確勞動動者權益保障責任，指出企業應依法向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更指出即使平台企業採取勞務派遣方式用工，在勞動者權益受損害時，企業亦須承擔責任。

不過即便“指導意見”已經三令五申，企業仍然會以平台員工為自僱人士、或不承認其勞動關係為由，不願意承擔雇主責任。 2021年5月，餓了麼騎手李卓然在參與公司團建時失蹤，及後發現意外身亡，事後公司就以李為個體戶為由拒絕承認勞動責任。雖然最後法院裁定企業敗訴，但過程卻反映到當前仍有不少騎手、外賣員仍然被企業強迫簽訂個體戶合約，勞動權益不受保障。

在法律未介入前，工會理應是保衛工人權益的第一道防線，但觀乎安徽省總工會的工作，卻並沒有舉措針對目前畸形的勞動形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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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台以個體戶為由拒絕賠償 法院以“事實勞動關係”駁回物流公司請求

事緣於2020年12月，李卓然入職餓了嗎，具體在公司下設的站點從事全職送外賣公職。他是透過簽訂《個人工作室註冊協議》入職，亦即是說在形式上，他已經是“個體工商戶”——這是近年外賣員和平台簽約的常態性關係。

當然在入職後，李卓然還是要穿着公司給與他的制服上班，也要接受公司的培訓和勞動安排。在2021年5月10日下午，本來在跑單送外賣的李卓然收到公司電話，說他要參與一場團建活動，因為公司領導沒有事前提醒李卓然這場是爬山活動，所以他就只穿着一雙黑色布鞋參與。在當日的3點47分，他用手機在工作群組發出一條視頻，表示手機快沒電了，同時穿着布鞋爬山十分不方便。到了5點的時候，李卓然曾經打電話與公司領導，但無人接聽，之後李卓然就失聯了。

直到晚上八點，李卓然的太太發現無法聯繫丈夫，因此便聯絡餓了麼的站點人員，一起到山上尋找，在5月11號凌晨一點多，大家在塗山一處山坡低谷處，發現了新穿工作服的李卓然，他們馬上撥打120急救電話，但當救援人員到達時，李卓然已經失去了生命反應，李卓然離世時僅27歲，遺下了一個九個月大的孩子。

事後公司馬上將李卓然移離工作群組， 李卓然的太太希望與公司負責人會面，但負責人一直拒絕見面，更向家屬表明“見面沒有意義”。李卓然太太質疑，站點安排的團建活動，你應事前向員工交代活動性質，並提供安全防範措施，她不明白為何站點未能及時組織搜救李卓然，站點事後的處理態度也令她難以接受。最終，李卓然的死亡以意外事件告結。

為申請工傷，李卓然的家屬向法院申請了勞動仲裁，仲裁裁定物流公司與李卓然存在事實勞動關係。物流公司不服到法院上訴，經審理後，法院認為勞動關係的成立，取決於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是否有建立勞動關係的合意，以及勞動者是否實際接受用人單位的管理、指揮或監視等。法院指，李雖希有簽訂《個人工作室註冊協議》，但實際上卻是聽從物流公司安排的流程，更重要是，在入職後李還需要接受物流公司的培訓、管理，從事工作亦是物流公司業務組成部分，故此裁定李與物流公司存在勞動關係。

法官當時在結案時指，外賣騎手作為新的用工關係，時有被企業包裝成“個體工商戶的”情況，當事人可以以實際狀況訂明合約，但不應以虛假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以規避法律責任，更強調外送員每日的勞動，平台商理應負責。

假個體真僱傭仍然泛濫 工會的“勞動協商競賽”淪形式主義

法院的裁決看似為李卓然及其家屬討回公道，但終究這是“遲來的正義”——但是從過往案例來看，公司仍然有繼續上訴甚至反敗為勝的可能。而從李卓然離世到判決，已經長達一年多，那麼為何外送員一開始會被企業要求籤訂《個人工作室註冊協議》，這種以“假個體、真僱傭”的關係，仍然廣泛存在？

中國勞工通訊查看了當地餐飲業工會的狀況，發現早在2019年，蚌埠市網約送餐行業工會聯合會曾和與萬捷、儒鑫、銳研三家網約送餐配送公司簽訂了網約送餐行業集體合同。但合約的具體內容都是圍繞工時、不能因為用家給予差評而拒發工資、極端天氣津貼等工作細節問題。但李卓然案所反映的“假個體戶”這樣的根本性合同問題，卻未有在集體合同得到處理。

中國勞工通訊訪問到安徽省總工會機關黨委，問及是否知道李卓然案件存在、有沒有介入案件等問題。安徽省總工會的代表表示，工會並沒有介入相關案件，同時工會不會主動要求介入案子，除非工人或家屬主動求助。中國勞工通訊更問到，雖然法院判定餓了麼和李卓然存在勞動關係，但如果公司上訴，工會會否主動安排協助，他們則說部門不能主動安排，要由權益保障部安排。

由安徽省總工會和安徽財經大學合辦的集體協商競賽於2022年舉行。圖片來源﹕今日頭條

雖然集體協商難以觸及實質性問題，但是工會方面對於把“集體協商”這一概念的形式主義化，倒是頗為熱衷，比如什麼“勞動協商競賽”。2022年年7月6-7日，安徽第二屆城市工會集體協商技能競賽在蚌埠市舉行，比賽的形式是問答比賽，內容圈繞職工權益維護、福利待遇、最後回合更是在模擬場景中集體協商。最終蚌埠市代表隊得到第一名。遺憾的是，問答比賽作為向工人宣傳手段固然合理，但如果這些模擬協商、職工權益知識無法化為工會實質行動，可以說對推進工人權益難有幫助。

工會應先於法庭出發 從工人角度出發解決假個體戶、真僱傭的問題

儘管中國政府已很努力在法規、行政層面上要求平台商履行他們的雇主責任、打擊假個體戶問題，甚至早在2021年推出如《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但個體戶的問題仍然存在。一篇研究就指出，在2020年開始，法院就根據平台公司是否要求員工有統一制服、受公司管理考核約束、公司是否安排發放報酬、工作長期性和穩定性等作標準決定外賣員和平台是否存在勞動關係。但不是每間平台和外賣員也能得到法院承認，2020年，三快公司下騎手提出勞動訴訟，結果法院以“三快公司不負責管理、也未能證明其負責薪酬發放”為由拒絕了騎手的申請。

李卓然案子所反映的是，即使法律已經因應新的勞動關係起變化，但仍然有公司心存僥倖，以簽訂如個人合作協議等逃避責任。固然法院是工人其中一個權益受侵犯的武器，但不能不察的是，法律程序對工人時間成本、金錢成本極為巨大。以李卓然的案子為例，明顯地平台在法律是吃虧的，但由李的逝世到判決下達，已經超過一年，而這不過是李和平台的勞動關係得以認定，要拿到工傷賠償，仍然有一系列後續程序處理。

而根據中國勞工通訊長期對中國工會的觀察，工會對於工人的幫扶往往會止步於法律援助：覺得法律上贏不了的就愛莫能助、進入司法程序的就等待結果。不得不說，工會在這方面仍然是存在以往疆化的官僚的行動方式所致，工會代表工人的工作完全可以先於法律去協助工人、外於法律去爭取政策。勞動競爭、集體協商競賽、簽訂集體合同固然是工會工作一部分，但如果考察不到當前中國外賣騎手正面對“假個體戶”問題，在勞同合同上出發要求企業承認應該的責任，否則再多的競賽、送暖，也不能解決他們權益受侵害的問題，相反不過是官僚地完成上級的硬性指標和要求。

工會作為工人的後盾，當法院都針對新的勞動形態改變，工會的工作理應比法院、行政部門有更多的前贍性。中國勞工通訊建議，一方面針對當前的“假個體戶”問題，要求當地企業停止和工人再簽訂“個人工作室註冊協議”一類的爭議性協議，要求企業確切承認與騎手間的勞動關係，令騎手不需要在面對爭議時又要花大量時間、心力與企業對簿公堂。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安徽省總工會針對當前情況，可以作以下安排﹕

一. 公開網約送餐行業工會等行業工會與企業所簽訂的集體勞動協議，並加以宣傳（甚至仍然可以用問答競賽的模式），確保工人了解自身權益。

二. 將企業不得以假個體戶方式的僱傭手段，列作下一輪集體談判訴求，禁絕企業以勞工是個體戶以由拒絕承認勞動責任。

三. 工會應對當外送平台作行業普查，了解有多少勞動者以類似個體戶形式工作，平台又如何規避法律責任，以便向國家提送建議，及因應當前勞動形態提出最合適組織工作。